川普為什麼下令禁了「剔托」、又禁「微信」。
「剔托」是心智未成熟之少年兒童的精神鴉片，川普只是想拯救西方文明世界下一代的靈魂。川普聽了華裔反共智囊上課，知道原來清國有個虎門銷煙的民族英雄林則徐，於是也想學。
至於驅逐「微信」，則由生意金錢着眼。「微信」可以電子支付，接通中國的支付寶。美國有中國人多達五百萬，只「留學生」已三十七萬。中國人在美國，有自己的唐人街式消費圈：餐館和雜貨店，同文同種同氣連枝的自己抱團埋堆。在中國人開設的餐館商店，看見「自己人」上門幫襯，就叫他們用「微信」支付寶網絡付款，人民幣交收。該中國人老闆，在深圳北京什麼的另有家屬，看管大陸的銀行人民幣帳戶，交收雙方，人都在美國，應該履行公民義務、向美國政府和州政府納消費稅，卻分文全部不必繳交。
在美國人眼中，這是一種民族式的集體欺騙。但中國人覺得，這是靈活和聰明。連新加坡的李顯龍也大讚：他去了上海，發現中國人網絡支付結帳，十分發達，他遭到中國人嘲笑為何還用鈔票結帳？李顯龍聽了，覺得自卑，認為自己變成了鄉下佬。
Well，現在美國的鄉下佬政府，要依法向精明的人收稅，「文化差異」了許多年，生意人川普做了總統，金錢優先，當然也美國優先，依法掃蕩，亦合情合理。
類比錯誤的「修昔底德陷阱」
近年，「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經常被人掛在嘴邊，作為當下美中對抗的詮釋。今天部分引用「修昔底德陷阱」的人，按圖索驥，認為責任全在美方、美國恐懼中國變得強大云云。2012 年提倡此術語的國際關係專家、哈佛大學教授 Graham Allison 當時以「雅典的崛起及斯巴達的對此的恐懼，令戰爭無可避免」，來描述美（斯巴達）中（雅典）的衝突。然而，研究中國史的賓夕凡尼亞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林霨（Arthur Waldron），在 2017 年曾批評，根本沒有「修昔底德陷阱」這回事。
Allison 在 2017 年推出著作「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上述 Allison 引用的句子，出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林霨同年曾作書評，指出多個世紀以來的歷史學家一直思考固有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注定一戰」的問題，當代古典學權威 Ernst Badian 和 Donald Kagan 教授，都曾有著述推翻「修昔底德陷阱」的史觀。
林霨表示，儘管修昔底德認為斯巴達擔心雅典崛起而發動戰爭。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亦明確指出，其時的雅典已成帝國，並希望通過煽動戰爭，消除斯巴達人的威脅，令對方明白自己再無勝出可能。林霨闡述 Kagan 的看法：不論先發制人或任何形式，居住在南部深處，備戰時期外都以簡樸農村生活為主的斯巴達人，並不希望爆發戰爭。
事實上，戰爭的啟端，是雅典另一對手城邦哥林多（Corinth），出於自身目的不斷挑釁斯巴達人，令他們陷入狂熱的戰爭狀態，甚至不理會國王阿希達穆斯二世（Archidamus II）阻止。而在戰爭一開始，阿希達穆斯二世要求雅典作出小讓步但被拒。隨後瘟疫侵襲雅典，雅典人的重要領袖伯里克里（Pericles）死於瘟疫。
林霨又表示，Kagan 及 Badian 二人均指出，雅典及斯巴達在內的希臘城邦國家之所以能和平共處，原因在於各城邦的領袖，構成了共同管理事務的友好網絡。當瘟疫帶走維持和平機制的關鍵人物伯里克里，民粹便接過戰爭的指揮，令伯羅奔尼撒戰爭變得熾熱，最終摧毀剛崛起的雅典。至於斯巴達人，根本不理解「先發制人」（preemption）這種行為對其他人來說，有甚麼背後動機。對他們來說，一切都是雅典人迫得他們不得不群起攻之，最終取得勝利。按照以上描述，林霨認為「修昔底德陷阱」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術語，因為它最主要的例子 —— 伯羅奔尼撒戰（Peloponnesian War）—— 根本沒有反映相關情況。
上月底，彭博社專欄作家 Andreas Kluth 則指，比起伯羅奔尼撒戰爭及「修昔底德陷阱」，1871 年德意志帝國統一並崛起，與大英帝國的相處、對抗，更能切合描述今天的美中關係。一方面，昔日的大英帝國與美國相似：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中，大英帝國管理國際貿易及金融秩序，同時監督所謂的大不列顛。另一方面，德意志帝國是中國的寫照：一個怨恨自身工業化姍姍來遲的專制國家，以國家主導及民族主義推行經濟政策。同時，Kluth 認為今天的中國與德意志帝國一樣，一部分乃通過竊取和抄襲專利技術，積極生產達到其競爭對手水平的替代品，與之抗衡。
比起「修昔底德陷阱」主張固有大國的恐懼，Kluth 認為，英德、美中這兩個彼此對抗的時代，反而是新興的挑戰者，害怕自己在地理上遭到包圍。因此，他們出於地緣政治動機，試圖通過大規模基礎建設項目來突圍。昔日的德國在東方，嘗試建造「柏林-巴格達鐵路」（Berlin-Baghdad railway），繞過由英軍扼守的印度洋。今天的中國則向西發展，制訂了「一帶一路」倡議，意圖連接遍佈歐亞大陸及非洲的港口、海上通道及鐵路。
戰爭的爆發，有時在新興大國威脅老牌大國的階段開始，但林霨質疑，爆發是否與「老牌大國對新興大國的恐懼」而挑起戰爭有關。他列舉不同例子，包括 1904 年日俄戰爭時，日本正值崛起，而沙俄帝國早已建立，但這場戰爭並非因為俄國試圖侵佔日本而起，相反，日本對俄國發動突襲，摧毀了沙俄的艦隊。1930 年代從戰敗中崛起的德國，明顯日漸威脅英、法、蘇聯等大國，但三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沒有阻止德國的擴張，蘇聯更一度與德國合作。1941 年珍珠港事件中，對日本保持警惕的美國沒有率先出擊，以消除日本的威脅，反而是日本偷襲珍珠港。
林霨進一步指，Allison 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背後的綏靖想法，實際上卻會導致戰爭爆發。假如新興大國有侵略野心，綏靖往往比制訂計劃與之對抗更為危險。林霨又相信，中國如此強硬，更有可能由奧巴馬政府年代對中國的妥協養成，而非今天美國在南海問題上採取預警行動，令其變得更具侵略性。他認為，談及中國時，人們更應注意是否陷入了「張伯倫陷阱」（Chamberlain Trap）—— 1938 年愛好和平的英國首相張伯倫，為世人帶來災難性的「慕尼黑協定」。即使該協議出發點，在於通過讓步以避免戰爭，但實際上卻向希特拉釋出了「英國人容易上當受騙」的訊息。
延伸專題：
【陶傑：中國瘟疫之外的中美博弈】
【陶傑：中美關係的本質】
【何謂流氓國家？】
——CUP新闻回带
——转自陶傑脸书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