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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接受联合国国际法庭审讯的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 |
8月7日，前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农谢（Noun Chea）和乔森潘（Khieu Samphan）因为在执政时期犯下谋杀、灭绝罪和其他罪行被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判处最高刑罚──无期徒刑。我有幸亲眼目睹历史，并担任受害人代理律师之一，希望记录下来自己的一些感受给更多人分享。
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当地华人称为审红庭。这是一个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联合成立的国际法庭，目的是审判红色高棉前领导人在其统治时期（1975-1979）犯下的罪行。基于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签订的协议，审判由柬埔寨本国法官和国际法官共同主持。在联合国设立的众多法庭中──包括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红色高棉特别法庭是唯一设在亚洲的国际刑事法庭。
而002 号案件是红色高棉特别法庭的"代表性案件"，它涉及的范围几乎包括了整个前红色高棉的罪行，比如影响了全部柬埔寨人口的强制金边撤离等行为。审理对象是前红色高棉现存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时任前红色高棉二号人物农谢以及前国家主席乔森潘，前外交部长英萨利和前社会事务部部长英蒂迪。上述几人被控于在红高执政时期犯下种族灭绝罪、战争罪以及危害人类罪。此后英萨利因病去世，而英蒂迪因为患有老年痴呆症而无法再参与庭审，002号案件因此只剩下两名被告农谢和乔森潘。
最终判决离罪行的发生之日已经相距35年，绝大部分存活下来的柬埔寨人已经选择了忘却。或许出于无奈，毕竟审判的聚焦几度缩小，与大部分人的生活已经没有直接联系。审判红高的前领导人对大多数柬埔寨人来说更像是一个碰巧发生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事件：大家都有听说，但是并不清楚审判能够对自己依旧贫穷和落后的国家，或者个人生活的挣扎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10年进行柬埔寨全国范围内调查显示，只有10%的柬埔寨人能够说出法庭里面的被告是谁。柬埔寨文献记录中心在判决之后全国12个省份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人对判决结果表示赞同，但认为想要获得的正义并不止于此。
艰难到来的一天
法庭开庭时充满了"文明"的气息。法庭十分明亮，摆满了显示屏、电脑、话筒，穿着各式律师袍的律师们就坐之前还不免寒暄。在法庭里我与农谢和乔森潘的距离不过十多米，常常仔细观察这两个历史人物。他们都是静静的坐在自己的律师团队后面。他们已经没有经济能力支付高额的律师费，联合国为其请来辩护律师。
乔森潘看起来确实很像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自己出版了多本书籍论述自己并不属于前红色高棉决策层，因此对红色高棉的决策并没有参与。在庭审辩护中他的律师也执行这一思路。早年留学法国的他，至今仍然可以用流利法语与自己的法国律师交流，对审判的进程也很清楚。听乔森潘的律师后来讲，我第一次出庭的那天主审法官的介绍里面是用了Chinese这个词，乔森潘专门问了他的律师我是从大陆来的还是从台湾来的。
而农谢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模样。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他大可像绝大多数在国际法庭受审的被告一样保持沉默，避免节外生枝。但是已经88岁的他不止一次慷慨激昂的就红高的政策进行辩护。在庭审的结案陈词中，他承认对国家所遭遇的惨痛经历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但否认自己应当据此承担法律政策。他的辩护律师所采取的策略更加"技术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律师致力于证明审红庭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给予被告一个公正的审判，这只是一个没有保障被告权利的样板审判（Show Trial），因此法庭必须将被告无罪释放。
因为案件巨大而又复杂，002号案件仅起诉书就有1000多页，加之法庭有三种工作语言，审判旷日持久。审判后来将这一案件分割为更小的案件进行审理。审理范围缩小，检察官和审判分庭意见相左，上诉耗费了两年之久（此间审判并未中断）。
即使是分割成更小的案件进行审理也未必是一件更加轻松的事情。光是开庭就有222天，共有92人出庭，其中包括3名专家、53名事实证人、5名品格证人和31 名受害人。此外，两名医生和两名医疗专家也就被告健康状况出庭接受了问询。
宣判两名前领导人终身监禁的同时，审红庭首席法官聂农（Nil Nonn）亦宣布，法庭认定发生或"针对柬埔寨平民的，广泛和系统性的伤害。"红色高棉罪行的受害人Chum Met在参加完庭审走出法庭以后，向在场记者大声说这是一个公正的审判，他终于等到这一天。他曾经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S-21集中营。那里最早是金边市中心一个中学，红色高棉后来将它改成监狱，而现在已经被改成屠杀纪念馆。
绝大多跟Chum Met一样曾经被关押在这里的人，在惨遭各种酷刑而"招供"自己是越南或者美国间谍之后，被送往了钟屋杀人场（killing fields）杀害。法庭上的证据表明这个集中营直接向农谢和其他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汇报，而这些报告让红高的领导人坚信自己必须要采取极端的措施进行清洗和"教育"。这些极端措施导致了柬埔寨和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暴行，这个国家大约至少170万人（当时柬埔寨人口共约800万人）在红高的统治下因为屠杀、饥饿和疾病而消逝。像Chum Met这样侥幸活下来的人，终身都生活在那段时期的阴影中。 看到红色高棉前领导人终于受刑，他和另外一名受害人在走出法庭以后抱头痛哭。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补偿他们的损失，可以抚平内心中的伤痛。他们只是要个"说法"，换言之，就是历史承认对是对，错是错。
审红的意义
很多国内的人听说我在审判红色高棉的国际法庭做律师，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当年那么支持红色高棉，你的工作是不是很敏感？其实并没有什么敏感问题，因为法庭审判的只有红色高棉的前领导人和他们在柬埔寨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涉及支持国家。若听庭审，似乎应该是美国觉得敏感，因为很多证人出庭作证都是讲美国人支持的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法庭的判决也承认了这点），他们才进入森林跟着红色高棉打游击。但如今，美国其实是审红庭的最有力支持方之一。
细细研究红色高棉往事与教训对地区大国──中国而言格外重要。红色高棉执政的时期是柬埔寨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一段时期。在柬埔寨几乎没有任何一家人能够在这段时间幸免，不少家庭全家遭遇灭门。这样极端的政权在国际上没有几个朋友，而它与中国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几个星期前，专门研究中国和柬埔寨近代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莫塔发布新书，他在书里说："中国提供的援助比其他几个国家加起来都还多。民柬（红色高棉执政时期柬埔寨的官方名称）领导人那时把中国当作一个与众不同的类型来对待。"这样的特殊关系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西哈努克当年在中国的政治避难、中国当年的革命输出政策、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地缘政治等等。
中国今日再一次成为了柬埔寨最大的援助和投资国，但是对柬埔寨政府激起民怨的一些问题依然不闻不问、甚至有所袒护。柬埔寨的现首相洪森从红色高棉倒台以后一直当权，至今已经在位30多年。因为这样的"成绩"他已经成了全世界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领导人。在过去几年间，柬埔寨已经悄然"荣登"了全东亚最腐败的国家。在透明国际的指数中，全世界177国家里柬埔寨位列160位。与腐败伴生的是社会发展的迟缓。就在今年的早些时候，金边才在外国援助之下有了第一辆公交车，而大街上随处都是军政大官们的豪华雷克萨斯。每当这些豪车停在路口，一堆乞丐小孩走上去敲着玻璃要钱的时候，看到的人心里都难免是一阵酸楚。
中国有很多理由给洪森的政府以援助和支持，在地缘政治上洪森总是制造自己是坚定的站在中国一边的印象，尤其是在南海和东盟事务上。但是因为有这些理由而忽视柬埔寨的对内问题将是不明智的。几十年前支持同一个国家当权者的问题政策成了我们难揭的伤疤。况且因为中国是最大的援助国和投资国，当地腐败同样会损害中国投资者和移民的利益。
此外，中国今天对朝鲜的支援和袒护就像是一个与红色高棉交往的翻版。因为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的原因结交的兄弟最终成了耍不掉又改不了的负担。国际社会对于在朝鲜发生的暴行一致声讨，而朝鲜政权仍然靠着中国的援助在存活。继续支持劣迹斑斑的金氏朝鲜，最终只会让中国陷入更大的被动和难堪。这点我们应该可以从曾经支持红色高棉的教训中学到很多。
（本文作者是红色高棉国际特别法庭被害人代理律师、国际法促进中心（国际刑法青年学者联盟）秘书长、柬埔寨金边皇家法律经济大学讲师。）
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当地华人称为审红庭。这是一个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联合成立的国际法庭，目的是审判红色高棉前领导人在其统治时期（1975-1979）犯下的罪行。基于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签订的协议，审判由柬埔寨本国法官和国际法官共同主持。在联合国设立的众多法庭中──包括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红色高棉特别法庭是唯一设在亚洲的国际刑事法庭。
而002 号案件是红色高棉特别法庭的"代表性案件"，它涉及的范围几乎包括了整个前红色高棉的罪行，比如影响了全部柬埔寨人口的强制金边撤离等行为。审理对象是前红色高棉现存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时任前红色高棉二号人物农谢以及前国家主席乔森潘，前外交部长英萨利和前社会事务部部长英蒂迪。上述几人被控于在红高执政时期犯下种族灭绝罪、战争罪以及危害人类罪。此后英萨利因病去世，而英蒂迪因为患有老年痴呆症而无法再参与庭审，002号案件因此只剩下两名被告农谢和乔森潘。
最终判决离罪行的发生之日已经相距35年，绝大部分存活下来的柬埔寨人已经选择了忘却。或许出于无奈，毕竟审判的聚焦几度缩小，与大部分人的生活已经没有直接联系。审判红高的前领导人对大多数柬埔寨人来说更像是一个碰巧发生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事件：大家都有听说，但是并不清楚审判能够对自己依旧贫穷和落后的国家，或者个人生活的挣扎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10年进行柬埔寨全国范围内调查显示，只有10%的柬埔寨人能够说出法庭里面的被告是谁。柬埔寨文献记录中心在判决之后全国12个省份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人对判决结果表示赞同，但认为想要获得的正义并不止于此。
艰难到来的一天
法庭开庭时充满了"文明"的气息。法庭十分明亮，摆满了显示屏、电脑、话筒，穿着各式律师袍的律师们就坐之前还不免寒暄。在法庭里我与农谢和乔森潘的距离不过十多米，常常仔细观察这两个历史人物。他们都是静静的坐在自己的律师团队后面。他们已经没有经济能力支付高额的律师费，联合国为其请来辩护律师。
乔森潘看起来确实很像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自己出版了多本书籍论述自己并不属于前红色高棉决策层，因此对红色高棉的决策并没有参与。在庭审辩护中他的律师也执行这一思路。早年留学法国的他，至今仍然可以用流利法语与自己的法国律师交流，对审判的进程也很清楚。听乔森潘的律师后来讲，我第一次出庭的那天主审法官的介绍里面是用了Chinese这个词，乔森潘专门问了他的律师我是从大陆来的还是从台湾来的。
而农谢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模样。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他大可像绝大多数在国际法庭受审的被告一样保持沉默，避免节外生枝。但是已经88岁的他不止一次慷慨激昂的就红高的政策进行辩护。在庭审的结案陈词中，他承认对国家所遭遇的惨痛经历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但否认自己应当据此承担法律政策。他的辩护律师所采取的策略更加"技术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律师致力于证明审红庭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给予被告一个公正的审判，这只是一个没有保障被告权利的样板审判（Show Trial），因此法庭必须将被告无罪释放。
因为案件巨大而又复杂，002号案件仅起诉书就有1000多页，加之法庭有三种工作语言，审判旷日持久。审判后来将这一案件分割为更小的案件进行审理。审理范围缩小，检察官和审判分庭意见相左，上诉耗费了两年之久（此间审判并未中断）。
即使是分割成更小的案件进行审理也未必是一件更加轻松的事情。光是开庭就有222天，共有92人出庭，其中包括3名专家、53名事实证人、5名品格证人和31 名受害人。此外，两名医生和两名医疗专家也就被告健康状况出庭接受了问询。
宣判两名前领导人终身监禁的同时，审红庭首席法官聂农（Nil Nonn）亦宣布，法庭认定发生或"针对柬埔寨平民的，广泛和系统性的伤害。"红色高棉罪行的受害人Chum Met在参加完庭审走出法庭以后，向在场记者大声说这是一个公正的审判，他终于等到这一天。他曾经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S-21集中营。那里最早是金边市中心一个中学，红色高棉后来将它改成监狱，而现在已经被改成屠杀纪念馆。
绝大多跟Chum Met一样曾经被关押在这里的人，在惨遭各种酷刑而"招供"自己是越南或者美国间谍之后，被送往了钟屋杀人场（killing fields）杀害。法庭上的证据表明这个集中营直接向农谢和其他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汇报，而这些报告让红高的领导人坚信自己必须要采取极端的措施进行清洗和"教育"。这些极端措施导致了柬埔寨和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暴行，这个国家大约至少170万人（当时柬埔寨人口共约800万人）在红高的统治下因为屠杀、饥饿和疾病而消逝。像Chum Met这样侥幸活下来的人，终身都生活在那段时期的阴影中。 看到红色高棉前领导人终于受刑，他和另外一名受害人在走出法庭以后抱头痛哭。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补偿他们的损失，可以抚平内心中的伤痛。他们只是要个"说法"，换言之，就是历史承认对是对，错是错。
审红的意义
很多国内的人听说我在审判红色高棉的国际法庭做律师，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当年那么支持红色高棉，你的工作是不是很敏感？其实并没有什么敏感问题，因为法庭审判的只有红色高棉的前领导人和他们在柬埔寨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涉及支持国家。若听庭审，似乎应该是美国觉得敏感，因为很多证人出庭作证都是讲美国人支持的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法庭的判决也承认了这点），他们才进入森林跟着红色高棉打游击。但如今，美国其实是审红庭的最有力支持方之一。
细细研究红色高棉往事与教训对地区大国──中国而言格外重要。红色高棉执政的时期是柬埔寨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一段时期。在柬埔寨几乎没有任何一家人能够在这段时间幸免，不少家庭全家遭遇灭门。这样极端的政权在国际上没有几个朋友，而它与中国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几个星期前，专门研究中国和柬埔寨近代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莫塔发布新书，他在书里说："中国提供的援助比其他几个国家加起来都还多。民柬（红色高棉执政时期柬埔寨的官方名称）领导人那时把中国当作一个与众不同的类型来对待。"这样的特殊关系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西哈努克当年在中国的政治避难、中国当年的革命输出政策、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地缘政治等等。
中国今日再一次成为了柬埔寨最大的援助和投资国，但是对柬埔寨政府激起民怨的一些问题依然不闻不问、甚至有所袒护。柬埔寨的现首相洪森从红色高棉倒台以后一直当权，至今已经在位30多年。因为这样的"成绩"他已经成了全世界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领导人。在过去几年间，柬埔寨已经悄然"荣登"了全东亚最腐败的国家。在透明国际的指数中，全世界177国家里柬埔寨位列160位。与腐败伴生的是社会发展的迟缓。就在今年的早些时候，金边才在外国援助之下有了第一辆公交车，而大街上随处都是军政大官们的豪华雷克萨斯。每当这些豪车停在路口，一堆乞丐小孩走上去敲着玻璃要钱的时候，看到的人心里都难免是一阵酸楚。
中国有很多理由给洪森的政府以援助和支持，在地缘政治上洪森总是制造自己是坚定的站在中国一边的印象，尤其是在南海和东盟事务上。但是因为有这些理由而忽视柬埔寨的对内问题将是不明智的。几十年前支持同一个国家当权者的问题政策成了我们难揭的伤疤。况且因为中国是最大的援助国和投资国，当地腐败同样会损害中国投资者和移民的利益。
此外，中国今天对朝鲜的支援和袒护就像是一个与红色高棉交往的翻版。因为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的原因结交的兄弟最终成了耍不掉又改不了的负担。国际社会对于在朝鲜发生的暴行一致声讨，而朝鲜政权仍然靠着中国的援助在存活。继续支持劣迹斑斑的金氏朝鲜，最终只会让中国陷入更大的被动和难堪。这点我们应该可以从曾经支持红色高棉的教训中学到很多。
（本文作者是红色高棉国际特别法庭被害人代理律师、国际法促进中心（国际刑法青年学者联盟）秘书长、柬埔寨金边皇家法律经济大学讲师。）
——华尔街日报，网友推荐
别让红色高棉历史文献湮没无闻
克雷格·艾奇逊 2014年08月28日
Sjoberg/Scanpix Sweden, via Agence France Presse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游击队进入金边，强行清空了该城的200万居民。
柬埔寨金边——本月早些时候，联合国在柬埔寨协助设立的一家法庭，对农谢(Nuon Chea)和乔森潘(Khieu Samphan)做出了迟到已久的判决，基于的是他们在红色高棉(Khmer Rouge)政权1975年至1979年的浩劫中所扮演的角色。农谢当时是共产党中央副书记，乔森潘则是红色高棉政权的国家主席，两人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处终身监禁。
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这个判决似乎太轻、太迟，代价也太高了。自从八年前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开始运行以来，已经花费了逾2亿美元（约合12.3亿元人民币），但是在所有起诉的案件中，这个官方称作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的机构，只对其中的一小部分作出了判决。然而判决的拖延是因为在程序上给予了被告应有的广泛保障，也是因为案件的复杂性——案情是纽伦堡审判以来最为复杂的一次。而且等待是值得的，尤其是因为特别法庭已经搜集了大量非同寻常的档案和证词。
这个数据库对红色高棉时代的现有学术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现在有理由担心，特别法庭的使命完成之后，这些资料不会对研究人员开放。鉴于柬埔寨政府对于自己与波尔布特(Pol Pot)政权的联系感到不安，这些异常重要的档案可能会遭到删减，或者被近乎永久地封存。
从红色高棉政权1979年倒台，到特别法庭设立，历史学者搜集了翔实的证据呈现当时的灾祸。1995年之后，最初由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建立的独立研究机构柬埔寨文献中心(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搜罗了数万份红色过去不为人知的红色高棉政权内部文件，此外还有与受害者和红色高棉干部进行的数千次访谈。（我本人曾是柬埔寨文献中心的主任。）
随后这些资料被提供给了特别法庭。世界各地的学者也分享了笔记和采访。之后，法庭本身也向柬埔寨各地派出了调查人员，努力查清现有记录中存在混淆的细节，从而搜集了超过1000份访谈。另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是将近3900名受害者的证词，他们作为民事当事人参与了案件的审理。红色高棉特别法庭的这种安排，使它在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国内合作的刑事法院中独树一帜。此外，其他受害者也提交了数千份诉状。
所有这些证据都集中到了一个复杂的电子数据库里。数据库中现在包含了超过100万页信息、数千张照片，以及数百段影像和录音。这些资料便于检索，有利于参与案件审理的各方将相关的史实联系起来，克服此前研究人员在这方面遭遇的困难，这样一来就可以对红色高棉政权有更细致的了解。
从2006年到2012年，我曾担任检方调查人员。我们的办公室使用了所有这些信息，对红色高棉异常隐秘的组织结构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模型，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到区域再到公社。我们编制了逾1000份组织结构图，展示政治、军事和政府机关的人员安排。这些成果让我们前所未有地深入了解到了，整个国家的组织结构里，各个层级之间的指令链条，而且也形象地显示出，一轮轮内部清洗席卷整个红色高棉的过程。
这样的交叉对照帮助证实了农谢和乔森潘遭到的指控，比如红色高棉在1975年4月17日占领首都金边，随后强行清空了该城的200万居民时犯下的一些罪行。红色高棉在主要出城道路上设置了盘查点，大批经过那里的民众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根据数以百计的这种叙述，审判法官在最近的裁决中得出结论：红色高棉1975年推翻了前政权后，该政权官员遭到的杀戮并非一些不守纪律的士兵做出的孤立行为，而是根据红色高棉的中央部署，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行动。
从特别法庭的档案中，可以得出更多的联系，其中一些直接关系到在下阶段的审判中，可以考虑对红色高棉领导人提起哪些罪名的指控。在这部分内容中，包括了强迫婚姻等指控。在搜集红色高棉政权时期的性犯罪证据方面，几家非政府组织已经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然而，正是特别法庭搜罗的民事当事人诉状和受害者控诉，清楚显示了红色高棉的强迫结婚和圆房政策导致了多么频繁的强奸犯罪。
此外还有一些资料，虽然与这些领导人的审判没有直接联系，但对于理解红色高棉政权和柬埔寨当代状况而言，却具有很高的价值。例如，红色高棉最高决策机构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以及军方领导层和部门指挥官之间的电报，揭示了中国在军事物资、后勤和人员上，为红色高棉提供了规模惊人的援助。特别法庭档案中还包含大量信息，显示了在红色高棉政权的领导下，人们所说的"东区"(Eastern Zone)是如何运作的。柬埔寨现政府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就来自东区。
但是，这些问题存在争议。自从1979年年初红色高棉垮台以来，柬埔寨就一直是现任首相洪森(Hun Sen)所在的执政党在掌权。对于它和波尔布特政权的确切联系，该党一直很敏感。一些资深党员出版自传，声称自己直至1970年才投身红色高棉运动，而且只是为了响应前国王的号召，团结起来对抗刚刚推翻他的军事独裁者——这和特别法庭档案的内容相矛盾。而且，在2009年，该党的一些领导人——当时的国民议会主席、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对特别法庭在调查中进行的传讯不予理睬。
由于执政党对这类问题很敏感，所以特别法庭的档案面临被篡改或者在工作完成后遭到封存的风险。而且联合国、法院的捐助方和柬埔寨政府已经达成协议，审判结束后，特别法庭的数据库应该留在柬埔寨，由该国政府控制，因此这样的风险更是大大增加。
联合国和捐助方必须说服柬埔寨政府，确保特别法庭的档案毫无保留地对历史学者开放。否则不仅会浪费特别法庭的心血，而且也会给这些历史文献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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