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演藝界可謂新聞不斷，寧財神、房祖名、柯震東先後因吸毒被拘，黃海波因為嫖娼被收容教育，最新，則是郭美美因為開設賭場被批捕，可謂是黃賭毒俱全，同時，這些明星大多享受了到CCTV認罪頻道出鏡的待遇，顯示出對明星違法行為的打壓，帶有相當的政治目的。有朋友戲稱，對明星如此之狠，一點不亞於針對普世價值的打壓。在筆者看來，此語雖口出於無心，卻可能無意中得之，對演藝明星的這一輪清掃，確實與針對普世價值的打壓一樣，有濃厚的意識形態意味。
中共作為革命政黨，在獲取政權後，並未立刻失去意識形態狂熱，整個前30年，在共產意識形態以及毛澤東個人意志的驅使下，對社會展開了一輪又一輪的運動，帶來了無數災難性的後果。在對前30年反思總結的基礎上，統治者轉變了執政思路，嘗試通過有限市場化和對外開放來發展經濟，穩固政權，並在事實上拋棄了正統意識形態，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固然支持了執政者的新思路，同時也帶來了正統信仰的破滅。體制越來越需要新的意識形態內容，填補信仰破滅的空白，作為繼續執政的基礎。
隨著市場化的開展，新的利益訴求不斷湧現，新興社會階層不斷壯大，給予體制越來越大的衝擊，從外部帶來了新的意識形態方面的需求。同時，市場化帶來了豐厚的經濟成果，體制及其相關群體從中獲得了最大份額，也越來越具有保守化的心態，這就從內部帶來了新的意識形態方面的需求。正如有關論者所指出的，如果說革命黨的基本任務是社會動員，那麼執政黨的目的就是維護已有的體制，讓社會在體制下正常運作。在此情形下，中共面臨著意識形態更新或者說觀念轉化的現實需求。
2001年，朱學勤先生一篇《簡論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觀念轉化》引來很多的關注，如《南方周末》也在2002年11月，推出相關討論。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觀念轉化這一議題的廣受關注，反映了執政者意識形態轉變的迫切性。不過，在朱學勤先生和《南方周末》等偏自由化的表達中，這一觀念轉化有其特定指向，即試圖將執政黨的觀念轉化更多地與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相聯繫，與進一步的改革相聯繫，期待更多的與市場經濟、法治社會乃至憲政民主相適應的內容。更為直白地說，是期待執政者的意識形態轉變，錨定在所謂普世價值這一邊。相對於體制既有的意識形態內容和統治手段而言，這當然是一種根本性的轉變。
直觀而言，執政者既然選擇了市場化改革，且市場化改革離不開對外開放，離不開進一步的融入全球社會，新興社會階層的壯大也在提出越來越強勁的利益和權利訴求，上述期待並非毫無寄託。三個代表理論和大力建設法治社會等口號的提出，似乎也表明執政者對此並非沒有意識。然而，在今天看來，這一期待並未實現，相反，針對普世價值的反擊正在展開，這表明，上述期待或許從一開始就是一廂情願。
在筆者的理解，上述期待的落空並非無因。首先，有限市場化改革從邊緣、增量起步，而逐漸擴大，換言之，有限市場化改革更多是體制出於存續考慮的應變之舉，體制從一開始就無意作出根本性的變化。其次，既有體制與有限市場化的結合所獲得的成果，給予體制的不是進一步改革的動力，而是延續既有體制的信心。而正如上面所講到的，體制及其相關群體分享了有限市場化改革的最大成果，也因此催生出了維持既有體制與有限市場化的結合的保守心態，對於根本性的改變持反對立場。
最後，有限市場化改革儘管帶來了相應的變化，在這一過程中，既有體制並未有根本性的改變，體制依舊維持著對政治領域的高度壟斷，壓制乃至全面凍結了社會參與的擴大，且通過抓大放小、事業體制市場化等方式，繼續維持著對於經濟核心資源和社會關鍵部門的直接控制。也因此，根本性的轉變對於體制而言，更多的是風險而不是機會，體制更傾向於對既有體制加以改進，而不是根本性轉變。具體到意識形態領域，體制所更願意採用的策略，也就不可能是朝向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普世主義的根本性改變，而是試圖採用某種更親和於專政體制和既有意識形態內涵的新內容，既填補意識形態的空白，同時能夠抵禦自由化的衝擊。
首先被選擇的，是愛國主義，或者說民族主義，199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印發《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即可以看作此一努力的一部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內容得以確立。對外開放所帶來的交流增加，本身就會刺激民族認同，加之以官方的宣導，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迅速放大。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一書風行一時，一種粗鄙的民族主義也隨之開始流行，在此後十餘年中，隨著南聯盟使館被炸事件、中美撞擊事件、日本入常事件等，民族主義情緒也一次又一次地得以宣洩，對於官方而言，民族主義情緒既是可資利用的資源，放之於對外開放的大背景下，又是需要限制的對象，換言之，儘管民族主義已經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但在實踐中卻是一柄雙刃劍，而需要加以謹慎運用。
近年來，隨著新興社會階層的壯大，社交平台等網絡應用的普及，自由化的或者普世價值的觀念傳播越來越迅猛，具有了越來越大的話語能量。對此，不欲作出根本性回應和改變體制越來越不能容忍，而必欲奪回意識形態話語的主導權。一方面，通過「七不講」的宣示，以及針對網絡大V的「清網行動」，採取了對於自由化話語的正面打壓，以遏止其勢頭。而在另一方面，官方也就越來越需要在民族主義之外，尋找到新的意識形態話語，以便與自由化話語加以抗衡。倫理議題的頻繁操作，從這一角度可以得到更充分的解釋。
相比民族主義這柄雙刃劍，倫理議題的運用對於體制更為得心應手。首先，倫理議題並不會帶來類似民族主義情緒宣洩的動員，在剛性維穩體制的大背景下，更易於把控操作，其次，相對於權力體制，自由化話語以權利為基礎，強調私域自主和個人選擇，倫理議題的操作，則強化了政府對於公眾生活的強勢地位，對自由化話語形成了某種對沖和抵消，有利於體制掌控話語主導權，壓制自由化話語。最後，當下中國顯著的貧富懸殊，以及劇烈變動帶來的道德失範，使得部分民眾有著強烈的失落感，倫理議題的操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相關群體的焦慮，贏得其對於體制的好感乃至支持。也因此，倫理議題繼民族主義之後，也被納入到了新的體制意識形態之中，且越來越成為頻繁操作的主題。
倫理議題的日益主流化正在深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可以看作是正面宣傳的展開，如今，在街頭隨處都可以看到相關的宣傳標語。而從東莞掃黃到近期針對演藝明星的一系列高規格處置，則表明體制正不斷操作道德倫理議題，試圖以此佔據意識形態形態的設置和主導權。當然，民族主義議題也並不會就此退場，而依舊會不時展開，如最近針對變態辣椒的批判，就依舊採用了民族主義話語的內容。而只要還需要繼續對沖和壓制自由化話語，以民族、倫理、傳統為核心內容的新體制意識形態的宣傳，以及相關的議題操作，就將一直進行下去。在這個意義上，演藝明星們因行為不檢而被高規格處置，其實是在為新體制意識形態的推廣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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