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30日星期一

二大爷|睁不开的眼睛:一个战俘的传奇

女儿从小粗放型生养,斗鸡走马,不喜学习,尤恶作文。为了培养她对落笔思考的兴趣,我经常在给她上通识课的时候讲一些历史上的传奇故事,她听过最喜欢的是杜环的故事。
杜环这个名字可能只有某些研究唐朝历史的人熟悉,即便如此,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记载达到非洲的人,他甚至连生卒年月都没有留下。他留在人世间的只有几段文字——1511个字。但就是因为这几段文字,不仅让他名垂青史,连同好几个小人物也永久的定格在中国人的海外交流史上。
公元751年,大唐势力向西的扩张遇到了正在向东突进的阿拉伯帝国。两个帝国在中亚的怛逻斯进行了一场恶战,唐军惨败。这场战役在历史上并不出名,但它却改变了很多普通人的命运。
在唐军中可能担任军官的杜环即是其中之一。他不幸被阿拉伯人俘虏了。他出身于名门望族京兆杜氏,宰相杜佑、大诗人杜牧都是他的族亲。所以尽管史书没有记载他的确切身世,但从被俘后没有被杀反而受到优待、而且还能文擅记这些特点来看,他应该有一定职级,且受过良好的教育。
杜环被俘后,被编入了阿拉伯人的军队充当了雇佣军。当时阿拉伯人四处征战,麾下有各种族的雇佣军,杜环所在的是由波斯人组成的"呼罗珊"军团。但杜环的特长显然不是冲锋陷阵,所以他后来被安排到各种使团中,为阿拉伯帝国担任出使任务——这个时候他可能已经掌握了一定的阿拉伯语和文字。这成为为他能够游历亚、欧、非三大洲的契机。
在11年的时间中,杜环先后游历有具体国名可查的13国,向北达到了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向西进入非洲,过亚历山大港,最远到了如今的摩洛哥。直到公元762年的夏天,杜环被赦免了俘虏身份,获得自由。他立即从埃塞俄比亚的马萨瓦港起航,返回波斯湾,再从波斯湾搭乘商船,从海路万里迢迢返回广州。
我们今天能得知杜环的传奇人生,全赖他回国后写了一本书——《经行记》,详细记载了自己11年的世界之旅。但不幸的是,这本记载传奇经历的书,在盛唐万邦来朝、以自我为中心的氛围中,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所以根本没有流传下来。但万幸的又在于,他还有个当宰相的亲戚杜佑。杜佑看过《经行记》,在奉命编辑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工具书——《通典》的时候,顺便在介绍海外诸国情况的《西戎总序》、《大食传》、《边防典》等章节中,把杜环的《经行记》节选了1511字。这个无心插柳的举动,使得这本奇书总算留了片鳞半爪。
杜环的传奇极有可能在盛唐不是个例——所以才没有引发轰动。为什么呢?在《经行记》中,杜环记载自己参与营建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的时候,不期而遇四位同样来自中国的工匠,而且有具体的籍贯和姓名——河东织匠吕礼、乐还;京兆画匠樊淑、刘泚。
可以肯定,这些工匠并不是在两军交战中被俘的。那种怛逻斯战役后唐军中被俘工匠向阿拉伯人传入造纸术之类的说法,纯属臆测——千里征战,谁打仗没事带着织匠和画匠甚至造纸工人?
这些人能够在巴格达出现,说明当时除了无数的外国人奔向大唐之外,也有无数的唐人,顺着别人来的路径,奔向了远方交流谋生,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中原技术得以流传至西方。这才符合常理。
这四个历史上完全没有留下足迹的小人物,能够留下姓名,印证我们对于东西文化交流的猜测,完全归功于杜环的记述。《经行记》之所以被宰相杜佑引用,并不是因为沾亲带故,而是确实写得可靠。
杜环的文字带有强烈的实录风格——简明扼要,客观描述,绝无半点个人情绪和猜测。比如他描述穆斯林的"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和今天的伊斯兰教没有任何区别,可以印证其记载的严谨可靠。他对于当时基督教和拜火教的描述也极为准确,甚至记载了基督教医生当时最为先进的开颅手术和对疾病的未治先防。
最难得的是,杜环出身盛唐,却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华夷观去看世界,他对所见所闻的多有赞誉,甚至有"不异中华"的评价。正因为他文字的客观、细致、可靠,一代大师王国维对《经行记》极为推崇,专门从《通典》中摘录出来,写了一本《经行记校录》。
当然,今天我并不是要从学术上来讨论《经行记》的意义,而是想说,不管杜环当初是秉着什么样的目的和心情来记载自己的故事,我们都要感谢他。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战俘的身份不是光彩的事情,而且他的游历是为敌国出使。但他不惧非议,落笔记载,不仅仅是为千年之后的我们诉说了一段传奇,更重要的是,对诸多国家的历史,特别是陆上、海上两条丝绸之路的交流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例证。这是杜环和他记载的那四个中国工匠青史留名的最大意义,也是他们不经意所彰显的生命价值。
这种价值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举个反例。就在唐之后的宋,相隔并不久,在北宋初期的《太平御览》中对阿拉伯地区是这么记载的:"拂菻海中有岛,岛西北有坑,以肉投之,有鸟衔宝出,大者五斤……"完全演变成《山海经》一类的神话拼凑、主观臆测,极为可笑。作者如果看过《经行记》,断不会如此荒诞。宋代是中国海外贸易最鼎盛的时代,其见识如此,更让人错愕。
如果延伸一下,从常理推断,在唐宋的商贸交流中,到达欧洲、非洲的中国人应该远远不止他们几人。百万人口的长安城、汴梁城,熙熙攘攘的各国商旅,繁盛千年的贸易之路,这样的故事怎么可能会少?但很可惜,华夏文明在乎的只是万邦来朝,对于万邦到底是什么样却兴趣寥寥。
中国人不是没有睁开眼睛看过世界,只是看过世界的那些人,不是迫于生计就是变故使然。所以要么没有回来,要么没有说话。仅有的几个说了的,且还能流传下来的,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农耕文明骨子里固有的内敛和自大,极大的妨碍了对世界的认知。开放如盛唐,史籍所记载大食(即阿拉伯)使者访唐多达36次,唐朝却从来没有一次派出使者访问大食。唯一留下记忆的杜环却是以一个俘虏的身份完成了游历。所以盛唐的开放,严格的说,只有开,而没有放。
再往前追溯,官方对于眼界的拓展,也只有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两次没有达到目标的出使,都是带有军事目的出使。再往后中国人对于世界的兴趣就一退再退,最后干脆闭关锁国了事。史上最大的海外移民潮——下南洋,也都是社会底层迫不得已的逃亡,而非拓展。所以华夏一直面对着广阔的海洋,却从来没有产生海洋文明。
杜环能从埃塞俄比亚搭船启程,从海路辗转回国,足以说明当时的海路运输已成规模,已有成熟路线。往前350年,法显从天竺回国也是同一条海路。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海洋的认识,还要等到六百年后的郑和下西洋这种劳民伤财、目的不明的行动来彰显?自己人那么早就发现了世界,为什么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看不见世界?明、清两代的封关禁海是朝代的偶然,还是文化基因的必然?
所以我不仅仅用这个故事来教育女儿,鼓励她多多落笔,多多思考。其实也会用来自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描述的很多东西,惊鸿一瞥,稀松如常识,但却不一定人人都知道。也许很多年后,在文明的变迁中,它会成为特别重要特别闪光的遗存。
不信看看我们周围,很多人而今看世界,可能还不如杜环。
2020/11/25

——作者脸书

苏晓康: “免疫力”的中国式隐喻(附伊娃:一点心意)

【按:若非依娃寫她的高媽媽,我不會知道12月1日是艾滋日,雖然我也寫過“血漿經濟”,更是熟悉敬重高醫生。今春以來不知哪兒放毒,全世界跌進毒窟窿裡,未知何時脫身?九十年代河南爆發艾滋病時,高醫生奮不顧身撲上去防堵,因此而得罪當時兩個政治局常委,她只好懷揣毒藥,逃亡海外,而且她不肯政治避難,還念著囘去救人,我知道她此生回不去,却不忍说破。中国老太太流亡,以前有一位戈扬,打七十岁开始,后来又来了一位高耀洁,打八十岁开始,这是什么世道!不过高医生流亡捡了一个闺女,那是一个西北大饥荒幸存者的女儿,她俩认亲,没有再合适的了。接依娃的茬儿,贴我那篇河南癌症旧文。


中共政权受腐败细菌病毒侵蚀,得了无药可治的脏病,服用权力抗生素也无非是政治安乐死。
“亡国灭种”乃是一个虚言吗?晚清士大夫误读西典而迷信“天演”观与弱肉强食,也是过度紧张?恐怕当年严复他们并不确知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的细节呢,新大陆土著因免疫力不足而亡于瘟疫,乃是现代生物学揭示的真相,而最早的抗生素要到一九○一年才出现,免疫控制的整套理论构架迟至一九七四年才完备。
丛林深处的印第安“幽闭部落”
爱达昆(Itaquai)河蜿蜒蛇形深入邈远的丛林处女地,是未被掠夺过的,不像亚马逊盆地上的许多便易接近之处,其黄金、石油、橡胶、木材、奴隶、灵魂,撩拨起五百年的征服、瘟疫、摧毁,巴西上百万的印第安人口锐减至三十五万,丛林深处就藏着一些幽闭(uncontacted)部落。当时的土著死于暴力冲突者并不多,大多数死于流行病,甚至是很普通的感冒,他们对此没有生物机能上的免疫力。北美“新大陆”环境相对隔绝,不似欧亚非三大洲之间频繁的贸易、交通以及连带的细菌病毒交换,西班牙殖民者(对旧大陆已经具有免疫力)把剧烈的新病毒传播到新大陆,没人知道一四九二年哥伦布抵达今海地、多明尼加一带时,那里的人口有多少,保守的估计也超过十万人,但到一五二○年,那里只剩下一千个印第安人,和单一的一个世代,在这个岛上辉煌了上千年的文明及其肉体和灵魂,统统被摧毁。
没有免疫力,一个凄凉的隐喻︰无论是生物机能上的,还是文化制度上的。曾废除私有制度和市场半个世纪的“新中国”,很像当年环境相对隔绝的美洲“新大陆”,马克思把金钱视为“罪恶”的观念,恰好造就了对商品制度的“细菌”没有防御机制的一个社会,河南等地一旦将血液当作商品来买卖,对艾滋病毒没有免疫力的系统,首先不是人体而是制度,而所谓“科学”若不是随同整个西方系统来引进,则“赛先生”是引不进来的形同虚设,这才是“五四”精神的大笑话。
骇人听闻的河南“血浆经济”
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医生,在她新近出炉的自传《后记》的末尾,发出《离骚》似的浩叹︰“我已经年逾八十,自知来日无多。这场惨烈的‘血浆灾难’我怕是看不到尽头了……我敢断言︰用不了五十年人们就会看到,艾滋病带来的灾难恐怕比人口灾难要更加惨烈,后果更加严重!……请记住我这个老人的呼喊吧!”
中国现有一百万人HIV显示阳性,联合国估计很容易在十年后增至一千万,并且不难超过非洲(有三千万艾滋感染者)。艾滋病在中国的迅速扩散借助了政府的力量,万延海介绍河南省九十年代兴隆的血液买卖市场,惊心动魄︰“河南地方政府在九十年代初把组织农民卖血当成了第三产业。一九九二年他们提出,河南有将近一亿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其中百分之一的人卖血,他们一年就可以有几亿元的利润。事实上,河南卖血的规模大概不止一百万人,整个九十年代参与过卖血的可能有将近一千万人。政府办血站、政府的各个医院办血站。有的县,光政府办的血站就有四、五家,就是一个简易的小房子,或者一台拖拉机,人就躺在血站里,变成了一台台造血机器,像一根根的管子一样。对,他们把这些卖血的人就叫‘管子’”。
驻马店悲歌
二○○一年五月三十日,河南一个“艾滋村”的七名村民在北京举行记者会揭露惨烈真相。这个村子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流行卖血赚钱,做法简陋,“血头”把几个人的血液混杂在一起,分离取走其中的血浆,然后把剩下的红细胞分成几份再输回卖血者体内,以减少卖血者的失血量,为艾滋病毒提供了蔓延机会,只要一人带菌,就会迅速蔓延。驻马店地区的新蔡,就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去采写《洪荒启示录》的地方,当时虽也耳闻卖血这档子事,尚属极个别,未及深问,后来竟弄到人人卖血的境地,乃我想像力不逮之处。有个东湖村,四千五百人,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成人是艾滋病带菌者,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艾滋感染者,十四、五岁以上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至少卖过一次血,纽约时报称该村的发病率乃世界之最。驻马店位处淮河支流洪汝河流域,是个自古洪水泛滥、逃荒要饭的地界,三四十年代有所谓“水旱黄(皇军)汤(恩伯)”;五九/六○年之交更遭遇“新社会”的大饥荒,因人口锐减,北部十个县从信阳地区划出,另立一个专署,叫驻马店,再后来的“改革开放”,竟又给这个穷窝带来“血祸”“艾魔”。
“血浆经济”的这些细节,具有从政治学到社会卫生学的丰富解读含义︰从共产制度脱胎而来的这个政权,其市场概念之懵懂(“摸着石头过河”),与文盲占有率极高的农民阶层卫生概念之欠缺,正好匹配;社会整体的“艾滋”盲,与体制关于发展的迷狂错乱、不择手段(“黑猫白猫”),又两相呼应;农民赤贫到了除去自己体内血液便再无别的商品可以出卖,与政府贪婪到了犹如巨兽吞食生灵从肉体、血液到灵魂之全部,恰成正比……概言之,这个社会不止是无知,更无人性。邓小平“六四”杀了学生娃娃之后说︰只要共产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就会忘掉过去,此后二十年的这场“经济改革”,就是被他“设计”在这样一个冷血、功利的前提下,从一开始就剔除了公义、恻隐、善良等有关人性的一切。所以认为经济搞上去中国就会进步,基本上是一种弱智。
“二茬罪”、脏病、权力强暴
中原的农民,曾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拿粮食跟苏联交换核技术,而饿死了数百万人,这个惨痛代价,他们被告知是为了“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而付出的;后来共产主义进不去,又要他们“反修防修”,以免“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农民们觉得无非还是饿肚子吧?却做梦也想不到暴戾贫穷的共产极权社会,不会具有关于资本主义的想像力这“二茬罪”竟跟饥饿无关,而是要你染上那只有在万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脏病”,那比饿死还要惨!
艾滋病在赤贫的农村蔓延,伴随着深重的伦理折磨,一个权力强暴的浅显直白的隐喻“脏病”跟性乱相关,乃是下贱行为,人们莫名罹难,到死都背着一个“丑病”的恶名,此一层冤屈;农民以“血浆”浇灌的经济繁荣,供养了官员干部们的炽热淫风,却叫老百姓因染“脏病”而担着这乱性的名声,此另一层冤屈,都是“跳进黄河洗不清”;更甚者,政府文件和媒体大肆宣传“艾滋病流传的主要管道是吸毒与性”,将责任全部推到民间,用农民的话来说,这叫着“吃鸡连骨头都不吐”。这就是“资本主义”?以农民的政治常识不会比其卫生常识更高,他们便觉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顶帽子,当初毛主席并没有搞错呀,搞“开放”放出来个艾滋病,还不资本主义吗?连封建社会那么“漫长”,也没叫庄稼人受过这种罪!
此江山怎一个脏字了得
“脏”的含义,只跟资本主义粘连,原是一个陈旧观念,却因为“血浆经济”和艾滋病,再加上诸如批条、吃喝、二奶等等,而注入了新义,搅动着左右思潮。邓小平拍板︰“姓社姓资不争论”,那意思其实是说︰“脏就脏呗,你能拿我怎样?”江泽民的秘笈功夫,就是面对国内国际指责中共之“脏”,充耳不闻,岿然不动;轮到胡锦涛便有些微妙,他似乎怕“脏”,总想去舀一勺延河水来当洗洁精,大概他的“清洁观”还维持在一九四二年老毛界定的那个“延安定义”,即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比工人农民脏,可胡锦涛能还给“工人农民”那份所谓的“干净”吗?而他使唤的一伙知识份子便真有老毛说的那个“脏”,他却一点也不嫌弃,纯属“瞎折腾”;他坐的这座江山,无论在什么含义上,政治的、道德的、环境的、美学的,都没有丝毫干净可言,能说的只有“怎一个脏字了得”!
细菌/病毒/腐败的猖狂进攻,使“免疫系统”(immune system)成为极活跃的话语,从医学渗透到政治学、甚至中共的官方理论体系。有一篇党校教材作如下阐述︰“‘免疫’本来是一个医学用语,指的是由于具有抵抗力而不患某种传染病。免疫力有天然免疫力(或称为先天性免疫)与获得性免疫力两种。对腐败这种具有很强传染性、危害性的‘细菌’和‘病毒’来说,每一位党员干部都不具有天然免疫力,而只能具有获得性免疫力。”
中共的理论家们,从生物学获得了极大的灵感。本来嘛,人类饲养禽畜而获得免疫力,是发展出了农业的地域种族才有的一种幸免,富饶的美洲和干旱的澳洲,就驯养不了大型哺乳动物,按理说是更干净的地方,却敌不过肮脏大陆。欧亚大陆的免疫力,几千年里大概也是靠瘟疫一场场地爆发、人畜相厮培养起来的,但是只有这种肮脏大陆才到近代发现细菌,研制出疫苗,有医学手段应对瘟疫。所以,“党员干部”们怎可能“先天廉洁”呢?自然是要靠吃喝嫖赌“厮混”一阵子,一次次地“腐败”下去,才锤炼得出“防腐”免疫力,这就是科学,大概马克思对生物学不熟,当年并没发现它。
贪婪人性无疫苗可防
是的,人类虽然干净起来,禽畜们却依然肮脏,滋生新的病毒。欧美闹牛瘟、猪瘟,偏偏只有亚洲才闹鸡瘟,瘟出被称为H5N1的禽流感病毒。人类已经先进到试管婴儿、干细胞研究,却还是对农耕社会的瘟疫没辙,大概也永无止境。在人性这一端,则是根本谈不上“免疫”二字的,用生物学定理解释社会、人性,便无疑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性利字当先、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权力即春药等等,是不会有疫苗的,若退而求抗生素的话,唯有制衡权力一途。但是,对独霸江山的一个利益集团来说,“权力抗生素”无疑就是安乐死,因为其制度安排乃是细菌源/病毒源,抗生素便要灭杀它,只在这一点上,政治学跟生物学是相通的。最后,我们自然是在面对一个“亡党亡国”的前景,不要说对这个奇异连体婴儿的分离手术尚未发明,得以诱使它服用的抗生素也没找到呢。于是走笔至此,思路又咬回文首︰“亡国灭种”乃是一个虚言吗?



一点心意
作者:依娃
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十月,我已经整整一年没有去纽约看望高耀洁老妈妈了。我真的很想念她老人家,可谓牵肠挂肚。

正常情况下, 我会三个月左右去一次,带点新鲜蔬菜,在她所住居的大楼对面超市里买两只小鸡,几盒鸡蛋带给她。小住两天,和她说话,看书稿,一起吃饭。早晚她做吸氧的时候,我就到附近的河边公园转一转,看看公园里的树木花草,看看河边的风景。时间差不多了,就赶紧回去,不想让高妈妈着急。 本来,我是打算今年三月去纽约看望她的,但是那时,中国的病毒已经以山火之势跨洋蔓延传播,“熊熊燃烧”起来。纽约每天都有上万人感染,数百人死亡。令人痛心的是警察、医护、地铁工人这些公共服务人员感染死亡人数巨大。这让我非常担心居住在纽约曼哈顿一座大楼上的高耀洁妈妈,一方面她年纪大,有这样那样的病,抵抗力差。另外一个方面,她有三个轮流值班的看护,她们需要搭乘地铁或者汽车来上班,接触陌生人比较多,是一个危险的来源。特别是居住在华盛顿地区的著名作家余梨华女士因为看护感染而受传染,最后不幸离世的消息,让我更加担心高妈妈的处境。我在心里一直默默祈祷:“高妈妈,一定多多保重,我们要挺过去,我还要去看望你。”
我也多次叮嘱和我比较熟悉的看护小熊多注意,她说要上班也没有办法,只有戴口罩,戴手套防范。她照顾高妈妈多年,令人比较放心。
去不了纽约,就经常给高妈妈写信,表达我的想念,解除她的寂寞。我一而在再而三的告诉她:“谢绝来客,不要让任何人来看望你,不要接触任何人。”在这个风声鹤唳的时候,任何人都可能是传染源,是“嫌疑犯”,特别是重灾区纽约。我知道,老人喜欢有客人来,喜欢和人说说话。可是这个时候,“与世隔绝”是自我保护的唯一办法。 我给高妈妈的信总是零零碎碎,说我家门口发现一个鸟巢了,里面有五个蛋了,母鸟开始孵蛋了,小鸟出来了。高妈妈也经常回信询问鸟的新情况,并告诉我鸟的一些知识,说她小时候养过鸟。高妈妈去年给我的喜拉莉女士所赠送的花,春天我给它换了大些的盆子,不想它长势凶猛,到秋天已经很大个头了。左思右想,终于决定把它种在花园里。我很舍不得,因为如果有一天搬家搬不走花。但是这种花需要扎根土地需要雨露浇灌才能蓬勃生长,我将种花的情况“汇报”给高妈妈,她叮嘱我剪下几枝扦插,下次来纽约带给她……,我家中院子里的各种花卉盛开的时候,我都拍了照片给她寄去,让她看看。最近枫叶红了,赶紧拍了几张寄去。不知道,看护还推她下楼看看不?出入大楼又是否安全?我知道,这一年,因为疫情,她的儿女都不能够来纽约看望她陪伴她。就是多少年每个月来看望她的黎安友教授也不能够来吧?一个九十三岁的老人,孤孤单单的,唯一能够解闷的就是电脑。 令人惊讶的是,前两个月高妈妈寄来几篇稿子,是她以前看病的一些特殊病例记录。我看了赶紧回信说:“如果你身体允许,就多写点,写多少算多少 ,够十来万字了,我们就能够出版一本书。”我这样“煽风点火”,因为我知道写作对高妈妈身体好,让她精神上有所寄托,不那么寂寞,也会总操心写作的事情。另外我说:“你的这些工作经验非常重要,让人们看看,中国有这样的医生,一心为病人,救病人的命。不像现在的医生,不见钱不动弹,见钱眼开。病人上了手术台,手术做到一半,让病人加钱。这哪里是医生,简直就是白衣魔鬼!” 唉!其实我也很悲哀,高妈妈的书写出来了,出版了,也运不回国内。艾滋病她呼吁了这么多年了,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又给了个什么说法?他们忙着一带一路,忙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忙着全国奔向小康。这个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一个医生应尽责任的高耀洁老妈妈,无可奈何地在异国它乡煎熬地度着多病孤独的晚年。那么多高官贵人来纽约国事访问,没有见那一位来看望她。倒是一些学者、还有年轻的慕名者、她过去患者的后代来纽约后来看望她。给她送来布鞋和一些河南小吃。(鞋子太小我穿不上,高妈妈给我一些小吃让我尝尝。) 三十多年前,高妈妈挽救过一位难产的妇女和她早产儿的生命,这一家子人一直记得救命恩人高大夫,说没有高大夫,就没有咱家的今天。总是托人带来问候和小礼物。老百姓做人的道理很简单,谁对我真心好,我就对谁真心好。谁管你什么反华势力。 昨天,我太想念高妈妈了,拨通了看护小熊的微信视频。看到高妈妈精神很好,我委屈的眼泪要出来了,因为我拥抱不到她,握不住她的手,闻不到她头上洗发水的味道。我做了一个拥抱的动作,就好像把老妈妈拥抱在怀里。她这么大岁数了,我真的害怕,再拥抱不到她。 这些年,每次见到高妈妈,都让我激动不已,总有所收获,回来总是“奋笔疾书”,记录下她所说过的小故事、一些有趣的经历,同时记录下她晚年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文字,是我对高妈妈的观察和感受,我总是寄给高妈妈的老朋友《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先生发表,随后许多网刊都会转载。我的老师高伐林先生特别将《君子之交淡如花 ……我和高耀洁老妈妈的花缘》推荐在他博客里给他的粉丝们。他说:“这篇写高耀洁的散文让我莫名感动,推荐给好几位朋友们看,他们也觉得很感动。”人都是喜欢听好话的,听到老师的夸赞,真得让我洋洋得意。我觉得我的文字不是那么好,贵在真,怎么想怎么感受就怎么写。 回头看看,我写高妈妈的文字有六、七篇,四万多字,出本书不够。我就一直想着整理出来,形成一个小册子送给高妈妈,也可以送给喜欢关心她的朋友。这里只是我眼中的高妈妈,不是那个传奇的英雄,勇敢的战士,不顾家庭儿女的强人。她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爱说话爱写作,有时笔划着骂坏人,有时悲伤流泪,有时无奈摇头的老母亲。我只希望,能够看到这些文字的人,认识一个单纯的、急脾气的、爱小孩爱花爱鸟、内心丰富、孤独多病的高耀洁老妈妈。 我知道,高妈妈最喜欢的是文字文章。她不在乎物质,不在乎金钱,不在乎吃穿。温即可,饱即可。她的一生,救助病患无数,写作出版著作三十一部,足可以让一些吃着皇粮的作家们无地自容。疫情中她又加紧写作自己的病例书,她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写作不止。 是的,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算是我用文字插成的一束鲜花,献给她。算是我用文字的形式拥抱,表达我对她的仰慕和爱。我只是想让老妈妈高兴,我喜欢看到她满脸笑容。 (以下链接是我以往所写的有关高妈妈的文字,五万字左右,已请谭松教授编辑成了PDF文档,点击即可阅读文章与图片。谢谢谭教授。) http://chinainperspective.com/EditBackyard/Uploads/Guest/%E6%88%91%E7%9A%84%E9%AB%98%E8%80%80%E6%B4%81%E5%A6%88%E5%A6%881.pdf 小宋(高妈妈总是这样称呼我) 依娃 ——《纵览中国》首发

顏純鈎 | 獨婦民賊:林鄭死雞撐飯蓋

林鄭接受南華早報訪問,這是她在國安法之後,與左派傳媒一唱一和,向香港人作自我平反的一次拙劣表演。
國安法加上疫情,香港人的抗爭受到種種限制,市面相對平靜,林鄭月娥覺得自己番生了,可以再站出來,自我感覺良好地對外表白。但她說那麼多,都只暴露她死雞撐飯蓋﹑不知醜字點寫的偏執性格。
林鄭自稱,反送中運動後已恢復信心,對社會動盪不感內疚,更反問:我做錯了什麼?
你做錯了什麼?到今日你還不知道錯?你有沒有錯誤推出送中條例?如果送中條例沒有做錯,那你又何必撤銷,何必「壽終正寢」?
當初一百萬人和平示威,如果你知錯,即刻撤銷條例,就不會有二百萬人示威,不會有後來的警民衝突,就不會死傷那麼多香港人。你還有臉說你沒有做錯?你沒有做錯,那是誰做錯?是習近平做錯了嗎?
本來是香港人的和平示威,是基本法賦予我們的權利,你驅使黑警上街施暴,又勾結黑社會無差別攻擊市民,你一手製造了香港的紅色恐怖,至今有多少香港人死亡受傷被捕被囚,你有沒有算過這筆帳?香港人就因為你的一條惡法,因為你的殘暴,遭遇有史以來最大的災禍,很多冤案未昭雪,很多冤獄未平反,這些普通香港人承受的痛苦,不都是你一手造成的嗎?你不內疚,誰應該內疚?莫非是香港人?
大量黑警施暴事件,無數視頻每日播放,你卻認為不需要作出調查,這又是導致市民提出「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原因。調查警方不是要特別針對警方,而是給警方和市民一個公道,誰錯了,錯在哪裡,誰應該對造成如此災難後果的暴力衝突負責,這都是一個負責任政府應該要做的事。就因你一個人阻住,所以調查不能進行,衝突不斷蔓延,你說你沒有錯?
僅僅因為你的偏執和無能,不但造成香港史上最大災難,而且導致中共的外交﹑內政﹑經濟﹑科技﹑國防等方面,全方位陷入有史以來最大的困境,給習近平帶來他執政以來最艱難的處境,即使你不承認對香港的責任,你至少也應該為替中共的獨裁統治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而內疚吧?
在中共體制內,本應該對你撤職查辦以儆效尤的,可惜數遍香港官場,再也找不到一個比你更無恥的人來坐這個以殘害香港人為己任的特首之位,你就可以繼續作惡下去。你竟然因為這樣而自我感覺良好,證明你就是毫無自知之明﹑又毫無羞恥心的人。
你要有多狠毒的心腸,才能對自己親手造成的他人的痛苦無動於衷?你要有多偏執的性格,才能對自己造成的香港的淪落毫無感覺。以前有一個詞用來形容專制暴君,叫做「獨夫民賊」,只要改成「獨婦民賊」,就可以送給你作永生紀念了。
林鄭月娥自稱她沒有個人娛樂時間,也從不花時間和她老公聊天,一個不知道如何買廁紙,也不懂得用八達通的人,這一點都不奇怪。她那個數學家老公,只是她放在家裡的一個擺設,兩個兒子大概也只是名義上的親人而已。她為個人權慾,置家人的處境與感受於不顧,她真懂得捨人為已,連自己的丈夫和兒子都置之度外。
所有的獨裁者都有一個共同點,便是他們都喪失人性。一般人有起碼人性,表現在同理心﹑同情心,表現在親情﹑愛情﹑友情,從這方面看來,林鄭確實是符合所有毒婦的標準。好像江青這個共產中國著名的毒婦,一樣心腸刻毒,一樣只有權慾﹑沒有親情。
一個執政者沒有人性,這是最恐怖的事情,因為她不會有憐憫之心,不會自我反省,不會受良知的約束和遣責,這種人不但能幹最無情的事,而且能幹最無恥的事。
如果林鄭在接受訪問中,還多少流露自己對家庭和親人的愛惜和深情,那她這個人還有救,但看她說起老公那種不屑的口氣,那種刻薄寡情的冷漠,那就證明,她已經連起碼的人倫觀念,起碼為人的情感都已喪失殆盡。她在政治那個黑血之鄉浸淫太久,已經人格泯滅,被異化成一個專政體制下的人型機器了。
香港人命中有難,遭遇這麼一個獨婦,實在沒話好說。她還會猖狂一段時間,我們還得每天看她厚臉皮揚長出入,但有一句老話說:眾人口毒,香港幾百萬人每天詛咒她,她會有什麼下場,不問可知。

——作者脸书

刘瑜演讲: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成功学,但是却没有“失败学”

  刘瑜 印象笔记

大象按:11月1日,由印象识堂打造的「识堂开讲」内容分享栏目在线下开讲,邀请刘瑜,刘胜军,王赛,吴晨光,郭婷婷5位嘉宾共同探讨如何在不确定的时代把危机变成机遇。大象整理了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刘瑜老师的现场演讲全文,与大家分享《不确定的时代,教育的价值》。

刘瑜:不确定性本身不一定是坏事。某种意义上,它是现代社会的特征,是社会进步的代价。自西汉到1949年,中国人均GDP基本保持不变。此时,生活没有不确定性。未来就是对过去的不断复制。你爷爷是铁匠,你爸爸是铁匠,你也是铁匠。但是,在过去200年间,各个国家经济曲线直线上涨,人类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洽洽是不确定性,为我们带来更多机会,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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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确定性,进步的代价
不确定性在带给我们自由和机会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焦虑。在现代社会,我们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也因此有了失业的自由;我们有了受教育的自由,也因此有了考试可能不及格的风险。自由,好处是无限的可能性,坏处是无限的竞争。
自由,好处是无限的可能性,坏处是无限的竞争。
于是,为了应对这种风险和竞争,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保障机制,比如社会保障,金融和保险,慈善等等。大众教育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种保障机制之一,因为我们需要通过大众教育来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技能,以帮助我们应对各种风险。

但是问题来了,在知识储备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恶性竞争,这也是我们教育的现状,即“军备竞赛”模式,它包含两个策略——学历越高越好,技能越多越好。具体体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上大学、读研、读博,国内读完、国外读,拿了第一学位、拿第二学位,拿了学位、还想拿各种各样的证书。家长也要求孩子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从小就参加各种兴趣班等等。无限的恶性竞争,很多家长号召搞素质教育。于是乎,教育部积极响应,用应试教育的方式搞素质教育,搞得我们家长现在一听到“素质教育”这四个字,就闻风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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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军备竞赛”的后果

教育的这种“军备竞赛”模式,后果是什么?所有人都疲惫不堪。你的孩子10点睡,我的孩子11点睡,他的孩子12点睡。你上两个补习班,他上四个补习班。前一段时间我在一个妈妈群里,看到一个转发的新闻,讲的是一位文科出身妈妈,为了辅导孩子考大学,硬是把自己锻造成一个理工科的学霸。


我当时看完这个新闻后,就在妈妈群表态,我说我已经想好了:我们家孩子以后就让她开个奶茶店得了。结果其他的妈妈纷纷表示,他们的孩子也要开奶茶店。我就意识到,看来这个奶茶店竞争也非常激烈,我们家的孩子还是开煎饼店算了。

这种恶性竞争在我看来,它有几个后果。第一,它是对女权运动的伤害。无数的职业女性本可以在事业上绽放,结果却因为被卷入这种恶性竞争,不得不把大多数的精力放在孩子教育的“军备竞赛”中,放弃自己的事业。第二,它是对家庭关系的伤害。本来非常和谐的家庭关系,因为你要逼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导致家庭关系鸡飞狗跳。第三,它是对教育公平的伤害。到最后你会发现,教育很大程度上,拼的是父母的财力。如果你能上得起最好的私立学校、国际学校,那么你的孩子就有前途。

在这样的恶性竞争里成长,也很容易长成一个“空心人”。虽然习得了十八般武艺,但完全不知道到底该做什么。

但是,这一切最大的伤害是孩子本身。青少年抑郁症、焦虑症很普遍,自杀的低龄化趋势非常严重,每5位中学生就有1位曾经考虑过自杀。一个孩子,怀着对世界的无限憧憬长大,结果,我们所有的大人合谋起来告诉他:你的前半生存在的目的,就是考试,完全了无生趣啊。就算不抑郁、不自杀,在这样的恶性竞争里成长,也很容易长成一个“空心人”。虽然习得了十八般武艺,但完全不知道到底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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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缓解军备竞赛压力?
军备竞赛不可能完全逃离,却可能减速。

01 认识你自己

首先,认识你自己。这可能比你认识世界,获取各种各样的知识技能更加重要。我们的教育,目标是让孩子获得越多技能越好。但是很少鼓励孩子去思考——我是谁?我最适合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最喜欢干什么?很少鼓励孩子去探索自我、发现自我。

人生是否真的是——爬的越高越好,跑的越快越好,得到的越多越好?我很怀疑这一点。我觉得,人生的目的并不是越高、越快、越多,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一个人如果因为高密集的补习或者昂贵的咨询服务上了一流大学,大学四年、八年都在凤凰群当中当个凤尾,未必有利于他的成长。假如,你身边某个男生因为运气,交了一个他配不上的女孩,他会过得很快乐吗?未必。他可能活得很累。一个自由散漫的人,因为听父母的话考了公务员,无论升到处级或者厅级,他可能每天都会觉得自己在穿一双不适合自己脚的鞋。
人生的目的并不是越高、越快、越多,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为什么现在青少年这么多抑郁,这么多焦虑?就是因为这种错配。很多人根本不是从自己的兴趣、性格、特点出发去选择专业、去找工作,而是学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干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所以,我们的教育不是鼓励年轻人发现自我,而是逃避自我。从独特的自我逃向平均的他者,个性逃向潮流,从冒险逃向安全。如果你问家长为什么给孩子报兴趣班?是因为“别人都报了”。如果你问大学生为什么选这个专业?是因为“好找工作”。如果你问职场人为什么干这个工作?是因为“稳定、收入高、让父母放心”。哪怕你换一个工作,也不是因为你喜欢这个新的工作,而是因为你太讨厌上一个工作了。所以,你的人生就是无穷无尽地逃跑。
要从竞争中胜出,你要做1,不要去做10001。
但是,这种随波逐流带来的安全感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因为你往人最多的地方扎,怎么可能安全?那肯定是踩踏式的竞争。硅谷的投资家彼得·蒂尔写过一本书,《从0到1》,就是说这个投资原理。教育也是一样的道理。要从竞争中胜出,你要做1,不要去做10001。你去做10001,肯定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因为你前面已经有10000人了。我先生曾经跟我商量,要不要让孩子学弹钢琴。我就说,不要,你想想看,北京可能有300多万孩子在学钢琴,咱们楼上楼下就有四五家,在这种情况下学钢琴,要想出类拔萃,这不是自取灭亡吗?咱们还不如让孩子学习古希腊罗马史呢。当然其实我就是懒,属于那种不战而降的妈妈。

彼得·蒂尔有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人们都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引自列夫·托尔斯泰)但是事实恰好相反。不幸的人都是一样的,而幸福的人各有各的幸福。为什么?因为不幸的人都在走别人的路,而幸福的人都在另辟蹊径。人人都在做金融的时候,他去做互联网;人人都在做互联网的时候,他去拍电影;人人都在拍电影的时候,他去搞教育;人人都搞教育的时候,他又回来做金融。这就是独辟蹊径。找到自己的独特性,才能获得竞争优势。
不幸的人都在走别人的路,而幸福的人都在另辟蹊径。
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来说,也是这样。很多人都发现了中美教育的一个悖论:就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好,相比之下,美国很多中小学生连基本的加减乘除都不好。但是,到了大学尤其是研究生阶段,美国的优势开始出现了,最后各种诺贝尔奖,他们拿的最多,而中国本土培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少而又少。这种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悖论,我觉得就和是否鼓励“自我探索、自我发现”有关。当每个人都被鼓励去寻找自己最大的亮点,施展自己最大的优势,一个社会的创造力就会被发挥到极致。而当大多数孩子都在同一个标准面前踩踏式竞争,忙得根本没有时间探索自己的兴趣,他就很难出彩。他可能因为强大的外在压力而做到及格,甚至良好,但是因为缺乏内在的热情,他很难做到优秀、做到极致。

可能有些年轻人会说,我不是没有勇气去尝试,但是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也想跟随内心,但是我的内心里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不奇怪,你从小都在流水线上长大,你真的不知道下了流水线应该干什么。在成长的过程中,社会、父母、老师给为你指明各种前进的路标,前进,左拐,右拐,突然有一天方向盘交给你自己了,你不知道怎么办、迷茫很正常。

自由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它是一个习得的能力。每个人的自我,都是不断探索、试错中试出来的。你不可能坐在房间里冥思苦想、绞尽脑汁,突然就顿悟了,啊,我应该去干这个。没有一个人的“自我”在十几岁,二十几岁时就是一个成品,它不是草丛中的一块宝玉。你最初找到的仅仅是一块石头,你得把这个石头雕刻成你自己,这才是发现自我的过程。

02 失败的勇气

既然是试错,肯定就会犯错,结果可能就会失败。很多家长,教师,年轻人之所以不敢去试错,就是怕失败。

现在,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成功学,但是却没有“失败学”。社会、老师,家长不停地引导孩子“有志者事竟成”,但其实,成功有实力、运气、关系、出身、情商等多重因素,不是空有一腔热血,就能成功。

最近,大连理工男自杀的事震惊全国,大家觉得匪夷所思。临死前他写了一封遗书,因为做实验失败,他觉得自己是个废物,然后就自杀了。这个当然非常让人痛心,人们想不通:为什么他宁愿自杀,也不选择退学休学?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社会有太多错误的失败观。
失败是一个信号机制,提醒我们该拐弯的时候拐弯,而不是一条路走到黑。

这种失败观首先就体现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但失败其实是认识自我的一条必经之路,因为失败,让我们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度,兴趣的限度。失败是一个信号机制,提醒我们该拐弯的时候拐弯,而不是一条路走到黑。但是我们的教育鄙视放弃、鄙视失败,还发明了很多褒义词鼓励这种极其痛苦的坚持:坚韧不拔、坚定不移、决不放弃、战胜自我……你说你方向都错了,为什么一定要坚定不移?都走到死胡同了,为什么要决不放弃?很多时候,放弃是一种止损机制。

李雪琴,目前中国最好的脱口秀演员之一。她去纽约留学之前都是一个标准的北大人,但是因为抑郁或者个人原因,没拿到学位就回老家了,开始网络卖货。用世俗的标准来看,她失败了。但是,这种失败对她来说,恰恰是一个转机,她转型为网红、成为脱口秀演员。在我看来,中国损失一个这么优秀的脱口秀女演员,比纽约某投行里损失一个女白领,前者损失要大多了。所以,认识自我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没有失败的勇气,就没有发现的惊喜。

那么,如果转机迟迟不来怎么办?冒险当然就有可能失败,而且可能是从一个失败到另一个失败。但是,再失败也比自杀或者慢性自杀要好吧?而且,作为一个勇敢的失败者,总比作为一个懦弱的失败者要好。最后哪怕你一事无成,你也成了一个勇敢诚实的人。

03 何谓成功?

另一个可怕的“失败观”就是成功标准的单一化。成功是什么?成功就是出人头地,挣更多的钱,当更大的官,有更多的粉丝……总之,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那你就失败了。

一个社会哪有那么多成功人士?那么多马云、那么多朗朗,那么多姚明?大部分人就是普通人。我一个朋友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她说:要坚信自己的孩子会长成一个普通人。这句话就是我作为一个母亲的座右铭,所以我一开始就把自己从虎妈的战车上解绑了,获得了做母亲的自由。

可能有人会说,刘老师您别假谦虚了,你们全家都是清华北大的,你也上过藤校,你家孩子肯定很优秀啊。我告诉你们,我孩子在清华附小上学,孩子家长都是学霸,清华满大街藤校毕业的老师,那又怎么样呢?一个班里还是只有一个第一啊。整个北京,清华北大的录取率是千分之五左右,能上美国藤校的更是凤毛麟角,你凭什么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抓到彩票的那一个?这不科学。所以,这不是谦虚,这是一个理性人对概率学的尊重。当然了,万一我女儿是个旷世奇才,我肯定也会偷着乐,但是到目前为止,我那个朋友是对的,我女儿正在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
我作为一个家长的使命就是:沿着孩子的这种独特性,帮他找到他所欢喜的事。

接受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这一点之后,正确的教育观是什么?不是非要把一棵小草培养成苍天大树,而是要把一颗小草培养成一棵美好的小草,一棵健康的小草。大部分人可能天赋都很普通,但是她/他的兴趣爱好个性,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我作为一个家长的使命就是:沿着孩子的这种独特性,帮他找到他所欢喜的事。

可能有的家长会说,我们家孩子没有任何比较优势,怎么办?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所谓的比较优势,不是说你一件事情干的比所有人都好,而是在你自己能干的所有事情中,哪件事情能够干的最好。哪怕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比如做饭、化妆,你把它做到极致,也可以成为你的亮点。日本有个工作叫做“收纳咨询师”,你看,收纳都可以成为一个工作,甚至事业。你家孩子可能不是天才,但在一个小小的天地里过上怡然自得的生活,这就够了,这就是成功。

还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非常懒,我怎么去改造他?一个办法是帮他找到自己的亮点,让他形成成长的内在驱动力。但是,确实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些人天性懒散,“干什么都不努力”。即使是这种孩子,我觉得也不能去“失败羞辱”,最多是帮助他理解,性格即命运,他将来要为现在的一切人生态度承担后果。

可能因为我从小是个很“要强”的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假定别人也应该如此。虽然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盖茨马云,但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都应该追求卓越。但是,随着成长,我的这个想法也开始动摇了。为什么?因为我慢慢意识到,所谓成功,往往和巨大的责任和压力相对应。每个人的价值排序不同,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用舒适、用从容、用轻松去交换成功,而追求舒适、从容、轻松也未必是什么罪过。如果一个人选择“自在”放弃“成功”,这也未必是坏事。

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以前说起吃福利的人,我们都觉得是社会的负担,尤其是其中的懒汉,多多少少有点瞧不起。但其实,懒汉对社会也有很大贡献,福利实际上是对这份贡献的嘉奖。懒汉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一句话,他们大大降低了社会竞争的烈度。大家想想,我们现在已经活得气喘吁吁了,如果每个人都是拼命三郎,我们得累成什么样?所以,在一个高度竞争性时代,社会需要懒汉、社会感谢懒汉。他们牺牲了自己,把无数人从崩溃的边缘挽救了回来。

所以,我的教育观是什么?说起来就是两句话:认识自我、接纳自我。这不仅仅是为了让孩子们更轻松,我相信这种因势利导的教育,对教育本身的产出,对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以及千家万户的和平稳定来说,都利大于弊。只有每个人都各美其美,一个社会才会生机勃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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