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2日星期三

譚慎格:州長與委員長

◎譚慎格(John J. Tkacik)

自由時報-星期専論 20230319

我並不想暗示目前拜登政府和習近平政權之間,可能有什麼秘密承諾。我只是想提醒讀者,秘密諒解和私下保證是對美國外交原則的詛咒。

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提出的「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要求「公開和平條約,以公開的方式締結,外交必須始終在眾目睽睽之下坦誠進行。」

秘密諒解和私下保證 美國外交原則詛咒

如果美國外交想要樹立合法性,並約束未來的總統和政府,就不能容忍某位總統一方面對外國領袖做出秘密保證,另一方面卻又向未來的總統和美國人民做出完全相反的承諾。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告訴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他的第二屆任期內,他將從台灣撤出美軍,並與台北斷交。然而,他卻沒有把他的計畫告訴他的「私人特使」雷根(Ronald Reagan)。這是一個很糟糕的舉動。

一九七一年八月,尼克森委託加州州長雷根擔任他的私人特使,交付給他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至十一日訪問台北的任務,並向他提示談話要點。

當時,雷根是美國第二大最有影響力的共和黨政治人物。做為一位堅定的保守派,雷根在一九六八年的總統選戰中,是尼克森在共和黨內的主要競爭對手,外界普遍認為,雷根將成為未來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尼克森很清楚,他的保守派支持者—包括雷根在內—對共產中國的鄙視程度,僅次於他們對蘇聯的恐懼。重要的是,根據雷根傳記作者孟捷慕(James Mann)的說法,「雷根(對台北)的訪問表明,美國最孚眾望的保守派政治人物正在與尼克森合作,幫助尼克森安撫他在國內的政治側翼,不會反對他轉向中國的新政策。」可是,雷根並不樂見美國與台灣斷交,他在共和黨內的支持者對此了然於心。雷根是基於地緣戰略的考量,才會支持尼克森的中國政策。一九七一年八月,白宮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一份情報簡報指出,中國正在牽制「蘇聯的一四○個師」(140 Soviet divisions),否則這些部隊將被用來對付歐洲。

儘管中國在牽制「一四○個」蘇聯紅軍師方面具有戰略重要性,但雷根支持尼克森在一九七一年與中國接觸,不是沒有條件的。雷根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向他的保守派同僚說,尼克森「斬釘截鐵地宣告,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拋棄老朋友和盟邦…不會做出任何讓步,或是違背我們信譽。如果我錯了,結果真的變成那樣,那時候就該義憤填膺、群起而攻之了。」

在尼克森的請託下,雷根飛往台北,向心存疑慮的蔣介石解釋尼克森的中國政策轉向。十月十一日上午十點,雷根州長(在美國大使陪同下)會見蔣總統,並且「代表總統確認我們對中華民國的防禦承諾,以及恆久不變的利益。」

雷根「特使」往事

凸顯總統秘密陰謀沒約束力

雷根的訪台任務結束幾天後,我們從白宮的秘密錄音系統得知,尼克森總統對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說(對話編號289-018,四十五分十秒開始):「我認為,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我們必須記住,沒有什麼事情是瞞得住的!我認為如果我們出賣台灣,我們就不可能達成秘密交易,你明白嗎?」季辛吉試圖轉移話題,但尼克森向他強調,美國將保留在台灣的軍事力量,直到兩岸關係出現「和平解決」(peaceful resolution)的時候。這次談話結束後不久,季辛吉第二次前往北京,針對如今已成為明日黃花的「上海公報」的措辭進行談判。季辛吉對中國總理周恩來做出的讓步,應該會讓雷根感到震驚—如果當時他知道的話。

一個月後的十一月十七日,雷根前往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拜會尼克森總統,親自報告他在台北會談的內容。這位州長向尼克森解釋道:「由於(美國的)中國政策轉向,台灣的情勢不穩定是可以理解的,但歸根結柢,他(雷根)認為台灣人民理解總統訪問北京的原因。」「尼克森錄音帶」(對話編號620-12;四分廿三秒開始)透露:

「雷根:我(對蔣介石)說,如果您冷靜下來想一想,蘇聯在中國邊境部署了一四○個師…您必須思考一下,如果蘇聯突然關閉後門,他們不再需要在中國邊境部署這些軍隊,俄國在中東或西歐會變得多麼挑釁好戰,但他(蔣介石)不太確定情況是否真是如此。…」

雷根州長可能已經聽取國家安全會議關於「俄軍一四○個師被牽制在中國邊境」(實際數字接近四十個師)的簡報,這是尼克森轉向中國的最主要因素。雷根告訴尼克森:

「…很明顯,他們(台北)的疑慮是基於一種認知:您可能會去北京,設法與他們談判緩和關係(détente,低盪)之類的事情,然後您可能會試圖向台灣施壓,要他們以某種方式達成協議,也就是說,與中國大陸合併的協議,他(蔣介石)說,這種協議將會血流成河(bloodbath),他說,「我們會被殺光」。他還說「我們絕對不會坐以待斃,這會死很多人…」

尼克森同意雷根看法。雷根說,他設法安撫蔣介石;他坦率地為蔣總統分析美國的國內政局、民主黨參議員的「厭戰情緒」,以及他們「可能問鼎白宮的野心」。雷根向委員長暗示,尼克森轉向中國有國內政治因素的考量:「我對蔣介石提到這個的時候,他突然轉頭看我,臉上露出很和藹的笑容,然後用中文說了一句話,翻譯開懷大笑說,『總統說他非常能夠理解』,一瞬之間,整整一個小時的談話變得非常不同,變得非常親切。」雷根向尼克森娓娓道來:「我告訴他們…」

「我認為我獲得授權向他們保證,這個國家絕對無意以任何方式改變其條約關係。我說,首先,我從來沒有聽說這次訪問是為了進行談判,而只是為了展開溝通,我也不相信美國想要強迫台灣向中國大陸屈服。而且,就像我說的,整場談話始終維持良好的氣氛。」

在此之後的好幾年裡,雷根一直認為他獲得尼克森的直接「授權」,可以向台灣保證,美國絲毫無意改變與台灣的關係,也不會向台北施壓,迫使其與北京談判。一九八○年,雷根決定與民主黨候選人卡特(Jimmy Carter)競逐白宮寶座,部分原因就是他認為卡特背棄了這項承諾;在一九八○年的選戰中,雷根曾一度表示,他在當選總統後將「恢復與台灣的官方關係」。

雷根對台「六項保證」

美國對台對中政策根本要素

一九八二年六月廿五日,已經成為總統的雷根,解除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的職務,因為海格企圖終止美國對台軍售,違反《台灣關係法》。後來,雷根私下向台灣保證—一個月後,國務院在國會的公開聽證會中證實此事—美國不會設定終止對台軍售的時間,也不會就軍售議題徵詢中國的意見,美國不會在台北和北京之間斡旋,也不會向台灣施加壓力,要求台灣與中國談判。還有,美國不會改變對台灣主權問題的立場。正如國務院到了二○二三年仍然堅持的主張,雷根的「六項保證」是「美國對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策的根本要素」。 但是,雷根擔任「特使」的往事凸顯了一個現實,就是一位總統的秘密陰謀,對他的繼任者、國會或美國人民都沒有約束力。

星期專論 譚慎格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退休外交官,曾分別在臺北和北京任職,現任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2023年3月21日星期二

蘇暁康:中國鴉片倒灌美國

【按:像盧比奧這麼清醒的美國議員,實在少之又少,這跟他是共產國家古巴移民之子有關嗎?他的深刻,是指出這個變種資本主義(權貴主義)中國,今天用「鴉片」倒灌美國,並令其上癮,欲罷不能,這鴉片不是別的,就是廉價勞力,讽刺的是,当年英国用鸦片敲开清朝的大门,今天则是「鸦片」来自東方,情何以堪!而中共即便為了勞動力價格不升,也必須維持專制集權,否則它不能生存;廉價勞力形同奴工,所以中國億萬農民工和青年,即便為了不當奴隸,也必須推翻這個制度。這個的邏輯,是一個美國議員解構出來,並告訴中國人的。】

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且在一个马列政党的封闭控制下高速增长,便预示了全球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尚未出现过的一个新种。这是资本主义或曰市场经济,与权力、廉价、贪渎等等的一次可耻的媾合。这次运作的操作者,应以西方财团(助以西方民选政府)为主,而附以穷途末路的中共体制,由此制造了一次牺牲中国所有资源的高增长,也以低价劣质产品以及沃尔玛(Walmart)方式,喂养了西方普罗大众,并连同喂养了他们封闭自私的全球意识,这无疑是西方旧有消费文化的又一次沉沦,日用消耗的"海外制造"依赖,消解了六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民权价值观的普世性,而牺牲全球消费者的利益,也戕害市场本身,只是肥了国际跨国公司,这个新种,就叫"全球化"。明眼人一望而知,"全球化"的本质,或者简略版,其实就是美国加中国而已。

世界暴力在1990年左右达到顶峰之后,便暴跌至历史最低点。蓬勃的发展和繁荣已蔓延到发展中国家。中国离弃"苏联模式"后,经济每八年翻一番;印度则依然在混乱、效率低下的民主制中,也同样繁荣昌盛,并将维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到2040年。过去五百年全球有两次权力大转变,第一次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现在第三次大转变来临,就是"群雄崛起",一个"后美国世界"出现了——这是"全球化"的经典定义,来自法理德•札卡瑞亚(Fareed Zakaria),CNN节目主持人、《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国际知名政论家,其新作《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称,世界新的组织原则是反美主义或泛美主义;对美国而言,随着伊拉克的混乱和中国的崛起,后冷战时代的更大故事是: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世界越来越非美国。在这个非美国的世界里,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可能为时已晚。这是个最坏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

康乃尔大学法学院出身的章家敦(Gordon G. Chang),过去二十年居住上海,在一家著名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做事,同时又常为《远东经济评论》、《国际前锋论坛报》、《亚洲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撰写中国评论,他得以亲身在现场从内部观察中国的各种"猫儿腻",尖锐地指出,中国内在的各种问题和疑难杂症,将在获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五年后,像山洪暴发一样溃决,完全不可收拾,而使中共像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终趋瓦解。WTO就是一个"打开潘朵拉的盒子"。章氏的《中国即将崩溃》(2001),其预言短期之内并未应验,却揭开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共在入世以后,是如何规避和违反WTO规则,自身既从经济灾难中逃脱,又坑害了全世界,这引发了日后的中美贸易战。2006年那瓦罗(Pater Navarro)的《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出版,更系统地作出结论,中美贸易的巨大逆差,根源在于两国贸易规则的不对称性,中国以违反WTO规则之术,吸引美国企业迁厂至中国,造成美国自身制造业"空心化";与此同时,中国又"窃取"美国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和出口替代,再将"中国制造"的产品返销美国。

八十年代我们在"黄土地"上向往"蓝色文明"的时候,何曾想象到这样的未来?

美国经济衰退了,不是说明西方这个制度也是病入膏肓了吗?西方极乐世界会跟着东方的专制一道完蛋吗?眼下这种金融危机,假若不向中国或其他地方转嫁危机的话,美国自己渡得过去吗?美国财长保尔森一次次跑北京,逼迫中南海买单,而他知道这个共产党政府,其实就是一个"洋人的买办"而已,无论怎样它都会俯首帖耳的,它买"稳定"所花的钱,恰好是华尔街胡闹捅出的窟窿,而你让它当了这样的冤大头,又怎能不让它纵容中国人闹一闹"仇外"呢?可怜只在于,洋人得了实惠,而中国人只图了一时的痛快——发泄、出气、过把瘾,都是用外贸去支付的"精神胜利"药丸。上个世纪末中国的"爱国主义"迷狂,实在不需做更多的"思想史"剖析,它也就那么一点点历史渊源可以说道:近代中国的耻辱,就是源于"鸦片"那么一种"不平等贸易",而今日中国委实不再是"东亚病夫"了,因为终于办了奥运会,却是由一个纵容"爱国主义"的、跟西方有极好默契的买办政府举办的,它的意识形态底线,是必须把批判"西化"放在第一位,再把"尊孔"放在第二位,体育则是一个笑话。

这样的意识形态于是便会孕育在野的、草根的"左倾"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去把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再演义一遍。由此看来,这个世界,尤其是西方跟中国的关系,跟一百多年前相比并无太大的改变,那些所谓"进步",诸如资本主义处理劳资矛盾、福利主义、新价值观(民权意识等)的觉醒、南北(贫富、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缓和等等,在中国的国际范畴内效用微弱,中国人依然面对着一个并不仁慈、甚至是贪婪冷酷的西方,则中国的土壤,对于皇权或强人政治,便一点也不贫脊;精英对权力、政府的不妥协,也找不到着力点;权利意识远远没有诸如国家意识、平等欲望来得实际和有效。这是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中国所遭遇的世道,它怎么会不让邓小平式的实用主义大行其道呢?中国的主题依然是如何应对西方,不论是抵抗、反击,还是贸易、赎买,不论是枪炮还是集装箱,总之不是中国自己说了算,而是要到西方的账面上找齐,则中国人便很难有自己的价值立足点,以及心平气和。

假如不是言之过早,如西方媒体所称这次"全球化"乃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新经济时代的来临,那么中国这次不仅没有错过"历史机遇"(八十年代话语),甚至还是领先者,其对后世影响剧烈,尤其在思想史意义上,创造了专制、集权下的现代化转型成功范例,近二百年的"现代化"目标可说达成,而"现代化"的含义只限于经济增长和外汇储备,也将作为范例而被接受。在近现代史上,尤其是在欧洲,其实不难发现由经济发展而引起的所谓"霸权"争夺,常常很容易将"民族国家"导向极权怪胎,德国纳粹和苏俄布尔什维克,皆为显例。经济导向没有"政治民主"的必然趋势,"经济发展可以导出民主",先前是一种宣传,后来是一个失败的假说,而所谓"全球化"也会导向"普世价值"传播的说法,恐怕亦然。西方的现实主义,也不会以"先起者"(第一世界或发达国家)的标准,去衡量后来者,而会新创"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新标准,此是后话。但是,"现代化"吊诡却并未因此而取消,追赶者(后起者)所付出的代价,在二十世纪可定义为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斯大林暴政,那么,往后或许也可以拿中国作一新范例,其定义势必越出政治、思想范畴,而以环境、资源为新的衡量元素,解析一种"全球化"的负面形态。

附:

顏純鈎:馬英九借祭祖舔共,國民黨等施捨助選

(作者臉書)

中共兩會後,外交動作頻繁,一改過去三年來的沉悶局面,習近平匆匆去見普京,回國後又要接待巴西總統。馬英九趁此機會也去大陸,一則靜極思動,吸引內外眼球,二則也替中共營造一種開新局的氣象。馬英九此舉,在習近平看來,果然「深得我心」。
說是去祭祖,卻又帶了一個學生代表團,學生與祭祖風馬牛不相及,因此祭祖是假,開展中共新統戰方略的兩岸民間來往才是真。
中共在一國兩制破產後,以香港垂範台灣﹑拉攏台灣人接受中共統戰的政治企圖無以為繼,中共的對台工作這一兩年基本處於停滯狀態。直至二十大後,國台辦才推出了一個所謂的「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架子搭得很大,其實內涵空洞。
這個「總體方略」除了重彈統戰老調之外,只剩下「粉碎台獨陰謀﹑爭取台灣民心」兩個重心,這也是老調,但反對台獨是言論攻勢,爭取民心卻是實際工作。馬英九此行,便是配合中共爭取民心的「方略」,借兩岸學生的交流,幫助中共做「爭取台灣民心」的實際工作。
中共對台「總體方略」,不再談和統武統,將重心放在爭取台灣民心,因為文統失去「一國兩制」的論述,已經不知從何「統」起,而武統在面對美歐日等西方國家的深度介入面前,也根本施展不開。因此,對台工作只能期之以長遠,期之以島內民情的改變,針對政治現實,收買台灣民心變成是長遠宏觀的目標。
國民黨為托中共大腳,長久以來善體聖意。馬英九總統任上,先與中共達成服貿條約,招惹一場風起雲湧的太陽花運動,又與習近平在新加坡會談,談出一個「九二共識」。可惜國民黨聲稱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根本未得中共認可,至今「九二共識」仍在「各自表述」階段——既然各自表述,等於沒有「共識」。
自美中交惡以來,美國以台灣問題為中共軟肋,不斷加碼提升台灣國際地位,又輸送最新武器裝備以抵禦中共入侵。民進黨政府借反共東風,積極開拓台灣國際活動空間,這一兩年進展神速,令人刮目相看。國民黨的親中抗美,與民進黨的親美抗中,形成尖銳對立,而台灣民心顯然傾向於民進黨,這使國民黨近年來一直處於捱打的被動局面。
中共早已失去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動權,要解困唯有另起爐灶,可惜囊中可用的策略所剩無幾。要拉攏台灣人,尤其是年輕人,一個中國論述已經不中用,經濟上誘因也很有限,馬英九此去,借與中共溝通之機,彼此討論一下困境與出路,以抵擋明年總統大選中民進黨的攻勢。
馬英九匆匆此行,目的也在於替國民黨解困,只有在與中共合作上有一些突破,國民黨才能打破眼前的僵局,重奪兩岸和平統一的話語權,並爭取政治上的主動權。明年即是台灣新一屆總統大選,國民黨急於尋找政治上的突破,馬英九此行,表面上是祭祖與交流,但如果能帶回一點兩岸交往的實質成果,那對國民黨明年的選戰,多少也是一劑強心針。
最近兩黨為總統大選打前哨戰,民進黨候選人已基本確定是賴清德,而國民黨幾派人馬還在混戰之中,越是接近大選日子,國民黨可以迴旋的餘地越少,馬英九此行,也帶有與中共溝通交底,以換取中共明裡暗裡支持的用心。
中共通過馬英九來收拾國民黨的內閧局面,讓馬英九帶回一點經貿甜頭,替國民黨爭回一點基層民心,這是「一家便宜兩家著」,到此地步,中共對台的總體方略,只有寄托在國民黨身上了。
台灣的命運不取決於中共,取決於二千三百萬台灣人,取決於台灣選民在明年總統大選中的選票。票投國民黨,未來十年美台交惡,兩岸媾和,台灣危矣;票投民進黨,未來十年美台更親,兩岸分治,台灣不但安全,而且會有更長足發展。若民進黨勝選,大有機會再執政十年,十年間世道大變,十年後還有沒有中共就沒有人知道了。
馬英九此行,朝拜中共為虛,謀劃大選為實,拍馬屁為因,出風頭為果。一個過氣總統,在任時無政聲,退任後無影響,至今不甘寂寞,表演拙劣,只顯得此人精神境界很低,能力也很不濟。

林保華:馬太上皇已成台灣禍根

2023/03/22 05:30
自由時報

與蔡總統出訪路經美國會晤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同時,馬英九前總統也突然宣佈訪問中國。如果蔡總統是國民黨的總統,這個佈局符合國民黨的「親美和中」路線,然而蔡總統此行是要鞏固台灣與盟邦盟友的關係,捍衛台灣主權。而馬英九一反「外交休兵」的出擊,以祭祖為名自認與中共一家;不是和中而是舔共,就與蔡英文的親美路線分庭抗禮。

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還表示:「對日抗戰的一些相關遺跡,不可以忘記當時戰爭的慘烈。」所以此行包括南京(南京大屠殺)、武漢(保衛大武漢)、長沙(祭祖加長沙會戰)、重慶(重慶大轟炸)、上海(淞滬會戰)。馬英九為何不去孟良崮、濟南悼念剿匪壯烈殉國的張靈甫與被俘的猛將王耀武?可見馬英九反日不反共。祭祖不帶周美青,那是黨祭不是家祭。馬幫還表示客隨主便,臨時還可加舔共活動。

馬英九此行還配合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習近平在營造和平假象,以「停戰」來確認俄羅斯佔領的烏克蘭土地。如果烏克蘭拒絕,則可以套上「好戰」的罪名。正如台灣的馬屁學者,故意迴避共軍的騷擾入侵與共諜滲透,把台灣人的備戰誣為好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訪問烏克蘭,除了反制習近平,也可反制馬英九。

可見馬英九此行與國民黨所聲稱的「親美友日」相反,是國民黨欺騙美日與台灣人,還是馬英九背叛國民黨路線?後者應可否定,因為國民黨大老沒有對此行表達異議。果然兩蔣時代的「反共抗俄」被國民黨徹底拋棄,還意味著國民黨已經悖離民主國家為主體的印太聯盟,站在極權國家一邊。兩蔣的黨國基因被國民黨繼承,兩蔣在國際事務上站在自由世界一邊則被馬英九拋棄。這次普廷在人民日報發文,稱呼習「達瓦利是」(同志),國共也很快互稱「同志」?普廷出身克格勃,馬英九出身特務家庭,他們成習近平左右哼哈二將。

國民黨在路線上的爭執,江啟臣力圖改革被阻,朱立倫的親美友日兩次被馬英九愛將夏立言的訪中所否決,就是因為馬英九是中國國民黨的太上皇,他不但是國民黨的禍根,也是台灣的禍根。我清楚記得馬英九到高雄與余光中見面時,認為民進黨執政台灣就「披髮左衽」;正是這種種族優越感,馬習一拍就合,不但是對台灣人的侮辱,也是要霸凌全球的中華大帝國種族意識。

就像普廷擄走烏克蘭兒童到俄羅斯洗腦,使他們自小接受俄羅斯是他們「祖國」,馬英九此行也帶了一批學生對他們洗腦;他要把特務老爸的「化獨漸統」衣缽傳給這些年輕人,不愧是共產黨的孝子賢孫。

中研院學者吳叡人最近在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紀念講座上的講演《帝國夾縫下的台灣民主》,以全球民主化的倒退為大背景論述台灣的民主危機,呼喚台灣人的責任。前國大代表、國軍退役政戰上校黃澎孝則在臉書指出馬英九此行是「返祖」現象。台灣必須向前行,不能回到石器時代。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https://lingfengcomment.pixnet.net/blog/post/36333113

Where ex-generals' loyalties lie
https://lingfengcomment.pixnet.net/blog/post/36332948


梁京 | 習近平訪俄:和平之旅?戰爭之旅?還是冷戰之旅?

梁京 RFA 20230321

有朋友認為,習近平此次訪俄,有促成和平的誠意,也有促成和平的機會。他的主要依據,就是習近平促成和平會得到歐洲的支持,而對美國不利。當然,前提是習近平提出的和平條件會被俄烏兩國接受,而目前的現實是,俄烏兩國似乎都打不下去了,中國則有實力讓俄烏都從停戰得到實惠,因此,習近平訪俄成為和平之旅,有相當的勝算。我認為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現在有太多人都不願意俄烏繼續打下去,因為害怕增加第三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的風險。

我的看法是,如果習近平確實能壓普京從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全面撤軍,而把克裡米亞問題擱置起來,則有可能實現停戰,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訪俄成為和平之旅的機會是存在的,因為中國有實力對普京施壓,俄國的處境也非常困難。但普京會走這麼遠嗎?我相信多數人會像我一樣,對此高度質疑。根據我對習近平的理解,他此番訪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救普京,同時也救自己。

因此,真正的問題是,習近平為了救普京和救自己,有沒有可能利用烏克蘭和歐洲的困境,施壓成功,從而實現事實上的停戰呢?這是當下世界上所有國家都高度關注的問題,因為澤連斯基確實給習近平留下了對話的空間,讓人不得不想到,為了減少戰爭給烏克蘭人民帶來的生命損失和苦難,也為了減少歐洲支持烏克蘭自衛的政治領袖們面對的國內壓力,澤連斯基在多大程度上會抓住習近平訪俄的機會,做出一個困難的決定,從而導致事實上的停戰呢?

很自然地,當下的格局會讓很多人想到當年朝鮮戰爭的僵局最後帶來了長期的冷戰。從習近平和普京的角度看,這是他們現在最希望實現的格局,而美國顯然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局面。我們現在不清楚的是,澤連斯基正在面對來自歐洲國家多大的壓力,敦促他接受習近平和普京的條件。

從美國明確表態反對就地停火的習近平方案來看,習近平此番獲得戲劇性成功的概率不大,但這並不意味著習近平會放棄努力。有兩個重大的不確定因素將會最後決定習近平未來在俄烏戰爭結局中扮演的角色。一個就是即將發生的春季大戰,如果烏克蘭大勝,並導致普京倒台,那習近平就沒有多大戲唱了,反之,則很可能出現某種新冷戰的局面。另一個大變數就是中國經濟,如果中國經濟陷入嚴重困境,則習近平的調停籌碼就不多了,因為烏克蘭不能指望中國在戰後重建中有重大貢獻。

因此,此次習近平訪俄,與普京共謀的核心大計,應該是如何構建一個比較能持久的新冷戰格局,這是兩人、而不是俄中兩國真正的利益之所在。那麼,這個新冷戰格局會成為一個像老冷戰那樣持久的格局嗎?我並不這樣看,因為整個世界都與那個時代大不相同了。

新冷戰的最大輸家將會是中國,因為中國不僅將為救普京失去大量資源,而且會錯過重大機會。在舊冷戰中,台灣非常幸運地躲過一劫,而在新冷戰中,台灣會不會還有這樣的好運氣,是一個非常大的未知數。這是因為,新冷戰不大可能像舊冷戰那樣漫長,其終結的方式則可能非常慘烈,其中就包括,習近平為了「兌現」他解決台灣問題的承諾,對台灣進行「特別軍事行動」。

2023年3月20日星期一

蘇暁康:台灣的認祖歸宗

(作者臉書)

【按:「祭祖」,從來是政治行為;1994 年中國举行黃帝陵公祭,有中央、地方、台、港、澳代表、海外侨胞代表参加,這是把民俗升級到民族主義兼大一統的政治行為,因為中共的舊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破產了,需要乞靈祖先。馬英九是湖南人,跑回大陸「祭祖」,因為他的「政治根」仍在那裡,需要乞靈省籍意識,假如中共允許,他可能也會去拜黃帝陵,在深層次,更是一種背向大海、回歸大陸的政治宣示;但是作为台湾的政治人物,他一定很掙扎,本应向台灣本土包括原住民的認同乞靈、認祖歸宗,可是他摒棄不了大陸,覺得那才是棄祖背宗。這種海洋與黃土的分裂,至今仍是這個海島上的一種政治:祖先在哪裡?重貼舊文《大洋、南島與漢化——海洋文明的史前史與當代史》】

《河殤》曾有「蔚藍色文明」一說,當年頗為標新立異,而我們身陷「黃土高原」,受困於知識的貧瘠和內陸型的封閉,以為那「蔚藍色」獨屬歐羅巴,卻不知近在東方的婆娑之洋上,便有一個龐大民族群體,存活在無數的島嶼上,其領域東西橫跨地球一多半的經度,擁有人口一億五千萬,乃是史前便興起的一個「海洋文明」,人稱「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假說台灣乃南島語族的原鄉
  從非洲東部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到南美洲西岸外海的復活節島,再逶迤北上掠過印尼群島、菲律賓,直達台灣,在這浩瀚洋面上,六千年前曾發生過大規模的人類遷徙,稱為「南島語族擴張」,這個神秘的航海族群,是從哪裡來的呢?
  大洋上早已渺無痕跡,只留下「語言化石」。「南島語族」共有九百五十九個語言,卻含有相同的關於海洋、水族、熱帶植物的詞彙,由此也引起關於它起源的種種探索和假說。一個驚人的假說,便論證台灣乃是龐大「南島語族」的原鄉,並為國際學界所接受。此說認為南島民族由亞洲大陸而來,可能與侗傣(Kam-Tai)語族或南亞語族(Austroasiatic)原是一家,大約在六千年前分家後,到台灣來,又大約在五千年前,開始從台灣南下擴散到菲律賓群島,主要是北部呂宋一帶;再到婆羅洲、印尼東部,然後往東、西兩方擴散,東至馬利安那群島(關島、塞班島一帶)以及南太平洋,往西則到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直至加洛林群島、波里尼西亞、新西蘭。
  接下來,關於來自亞洲大陸何處,又延伸出「西來說」和「南來說」兩種遷移路線。「西來說」指南島語族直接由福建、廣東來到台灣,「南來說」則指此族群從南中國先去了東南亞,經由越南、菲律賓到台灣。到此,這項人類學探源開始摻進現代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西來說」指台灣土著人直接來自大陸,而滿足了「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欲念,「南來說」因為繞了一個彎子,便「撇開了大陸」,則支撐了「去中國化」的意願。其實,「南島語族」究竟來自何處,有那麼要緊嗎?
南島語族被華北漢人逐進大洋
  在生理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看來,這個「南島語族」,可能是被說漢語的華北人,從亞洲大陸驅趕到太平洋上來的,他們甚至可能就是當年華南人的孑遺。如此壯闊的史前大波瀾,也被戴蒙建構成一種簡略的「語言代換」過程(language replacements),可參見其名著《槍炮、細菌與鋼鐵》。此說基本脈絡是,華北的漢語族群向南擴張,驅趕或同化了華南土著,即那裡的苗瑤語系、傣/佧岱語系的族群,而後者迫於來自北方的壓力,則從華南掃過熱帶東南亞,包括泰國、緬甸、越南、馬來半島,掀起另一波更為徹底的語言劇變,把先前曾在那裡的語言統統消滅。於是,殘存於大陸漢語海洋中的苗瑤語系,成為語言孤島;南島語系則飲恨大陸,存活於整個太平洋上。(見王道還、廖月娟的中譯本,台北《中時出版》,一九九八年初版)。
  這本書的理論框架,有點像是把「物競天擇」的達爾文主義,擺進生物、地理、環境等新學科中,做了嶄新的綜合和闡述,要旨無非是,地理環境、氣候、物種等先天優勢,注定了誰能獲得農業的先機,便可獨領風騷於史前,而滯留於狩獵/採集階段的族群,只剩下滅族的份兒,其斷言「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之決絕,比天演論有過之而無不及,卻都是言之成理的。「語言代換」寫來輕鬆,卻涉及戰爭、謀殺、傳染病、移民殺戮土著的血腥過程,最後迫使降族採用新語言;而華夏正宗從來蔑視未開化的夷蠻戎狄,漢文明的擴張,一向也是征伐驅趕、招降納叛、改土歸流。神州自古東有九夷,南有百越,相傳楚滅越,而越之子孫流落波濤大海;百越之族則遭北方華夏人擠壓,亦避遁南亞,此皆為上古歷史,恐怕還不是新石器時代那邈遠的一萬年前的波瀾呢。
戴蒙以演化生物學等多學科重建史前史,也困惑於中國無數其他語言消失而只剩漢語獨霸的反常。一般而言,人類學研究中,遺傳的證據最有信服力,文化證據次之,語言證據則最弱,但是在中國文明的個案裡,恐怕需要倒置這個順序才行——關於中國,離了漢語和漢字,便什麼歷史、文明都免談,倒也佐證了戴蒙之「語言代換」說的睿見。
史前史:蒸汽壓路機式的「漢化」
戴蒙此大作,劈出第十六章專講中國,標題設為「中國是怎麼變成中國的」,從頭到尾都在困惑和質疑這個龐然大物,彷彿是我們星球上一個不自然的孤例,以致於說「連問一句『中國是怎麼變成中國的?』都覺得有點荒謬。因為中國有史以來,就是中國」。
他的這些質疑,乃是今天中國人徹底失去的一種想像、思考的維度,我將其歸納為六點:
1、"百代皆行秦政制",從公元前221年到今天,一直是中央集權制;
2、自從文字在中國地區出現以後,數千年來一直維持單一的書寫系統,而歐洲的拼音書寫系統雖然同出一源,今天卻出現成打的現代系統,互不相同;
3、中國從來不是一個「民族大熔爐」,因為十二億中國人裡,有八億說「普通話」,這是世界上用語人數最多的一種語言;另外三億人說七種方言,不過都是跟「普通話」極相近的方言;然而一個「正常」國家,如美國和俄國,都是近代才完成統一,國民中應包括許多說不同語言的族裔;
4、中國維持如此長久的統一,亦即其維持語言和文化的一致與一貫,有悖於人種遺傳學。華北人與華南人,顯然因所處環境、氣候差異極大,而遺傳差異也很大。華北人與西藏人、尼泊爾人極相近,而華南人更接近於越南人、菲律賓人。
5、戴蒙所謂的"語言代換"過程,就是"華化"(漢化),始之六千年前"新石器時代","南島語族"的形成脈絡如下:
華北漢語族群→華南土著
華南土著→熱帶東南亞土著→台灣
台灣→整個南太平洋
6、他總結:中國至少形成了兩個「獨立發生農業的中心」(independent centers of origins of food production),一北一南,但是只有在華北孕育出來的一種文字書寫系統,所向披靡,翦滅了任何其他的可能性,此乃漢文明一統天下的靈通寶玉。總之,中國的"不自然"概因"統一"得太早,也即"華化"得太徹底。
中國對亞洲三國的漢化
  地理生物學所描述的這種史前史的「語言代換」風雲,曾是文明史裡未著一字的。所謂「漢化」,sinification,即中國文化的同化(assimilation)和擴張,西方漢學領域早有的一個說法,也譯為「中國化」,對應的詞是disinificaion,脫漢。漢唐兩朝,中國文明強盛而遠播四周,但並非無遠弗屆,其間自有其限制。華夏文明覆被四海,無非是漢代的武功,唐代的文治,其中有一半還歸功於佛教的法力。漢化的歷史積澱,即「漢字文化圈」/「中國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三國:韓國、越南、日本。
  漢化第一波的興起,應是漢武帝在西元前一百年征服高麗,佛教被立為國教,中文書寫也被引進,國王還設館教授儒學。但是中國的文官制度卻在高麗無法戰勝當地豪強,也使中國不能徹底控制韓國,到唐朝依然。唐朝改採朝貢制度,接受高麗的藩屬地位,此宗主關係反而使漢化在韓國達到高峰,中國的技術創新、時尚、禮儀皆在韓國落地,上層社會習儒為榮,而平民階層信佛成風。
  南亞的越南,卻在文化上更獨立一些。漢唐之間,中國征服越南,並引進其稻米種植,北方的農業和人口增長甚為受益,越南則從中原學來灌溉技術,其農業也受益匪淺。越南對漢化,沒有韓國順遂,其區別在越南人的忠孝觀和婦女地位,跟中國有明顯差異,儒家的父權制(patriarchy)在此沒有適宜的土壤,反而是佛教更受歡迎。中越之間的交換互利,似乎可以歸結為兩件大事:大米與佛教。
  漢化在日本,愈加偏向佛教一端,是有意識的(intentionally)選擇性吸收。西元六四六年的大化改新,模仿中國的中央集權制,日本文人皆苦練中國書法和儒家經典。奈良時期佛教更是盛極,有五大寺,後來唐朝鑒真東渡,於奈良又建唐招提寺,以及西大寺,於是有了奈良七大寺。日本直接、間接從中國傳入六個佛教宗派或學派,晚唐以後自然還有禪宗傳入。
  綜上所述,華夏澤被,皆朝東南:一個島國、兩個半島。漢文明背後的亞洲腹地,則是遊牧人的跑馬場,於是「漁陽鼙鼓動地來」,盛唐嘎然而止。農耕族群與遊牧族群的爭奪生存空間,即胡漢之爭,充填中華兩千年史,戴蒙教授的遊戲規則到此失靈,農耕人並不佔便宜,毋寧是幾番夷狄入主,明末顧炎武所謂「亡天下」是也,更不消說十三世紀的「蒙古風暴」洗劫歐亞,萬里荊棘銅駝。野蠻人有時候也「創造歷史」。漢文明在血泊裡依舊有「同化」的韌力,不覺自己也被野蠻「同化」了幾分,卻是無人深究的。
近代化與亞洲的脫漢
東南方瀕臨大洋的「漢字文化圈」,到近代民族主義興起,便面臨瓦解,因為近代化過程總是伴隨著語言運動,連中國本土都有「五四新文化」。漢字書寫系統的正統地位受到挑戰,稱為「脫漢」,在東南「三國」又大異其趣,緩急分殊。
如越南,十七世紀法國傳教士帶來羅馬拼音字母,起初也不能與漢字相抗,直到越南獨立,特別是胡志明得手政權後,羅馬化越南文由國策扶植,遂將漢字驅逐。在朝鮮半島,北韓情形類似北越,即共產體制於一九四九年全面廢除漢字,改行十五世紀韓人自創的「訓民正音」;南韓則廢止不徹底,夾雜使用漢字不絕如縷,後來政府又頒佈「新訂通用漢字」千餘字。日本又類似南韓,其文字改革初頗激進,有以假名全面取代漢字、羅馬字化、限制漢字三種方案,後因混亂而終止,改由政府不斷頒佈「標準漢字表」,終使千餘字穩定在日文裡。
  這種「脫漢」的情勢,也是近代一股潮流,所謂「中心衰落,邊緣崛起」,歐洲亦然。頗可玩味者,不只是民族主義者/共產黨人在文化變遷中的操弄角色,更是文化認同抗拒的逐級遞升——越邊緣抗拒越激烈;而且,在一個反西方、反傳統、反漢化的鏈條中,中國只是一個次中心,位置尷尬,卻也暫時被冷戰的新格局掩蓋著。有一個所謂「共產主義陣營」關係,臨時替代了中國與韓、越(皆為北半部)的歷史關係,而且是舊式宗主關係的復辟;而在冷戰的另一側,即「工業東亞」,三十年前的「亞洲四小龍」,也是一個神話,此四地的經濟發達或因緣於冷戰超強博弈之偶然(如韓戰),亦不過是國際資本運作的殘羹剩飯,卻過度解釋為「儒家文明現代化」,繼而又作「民主轉型」的延伸敍述,其實台韓兩地只具跛足民主制,而港新兩地從未有過。冷戰外殼褪盡,中國大陸的帝國舊姿態必然再現,當它面對破碎的「漢字文化圈」,也只能望洋興嘆,卻惟有一個台灣,因為跟它的文化關係更加曖昧,而逃脫不了。
台灣文化的認宗歸祖
  在漢文明的地緣文化上,東亞的台灣離北京最近,政治分離殊為不易,若某種機緣湊巧,或能走掉,但它稍縱即逝,一旦錯過,便只剩徒勞,其中是否也包括文化認同的抗拒呢?這是本文所感興趣的。在這一路向的話語中,南島語族的再發掘,自然提供了遼闊的想像空間。
  一九六四年在台灣發現的「大坌坑」,一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距今七千至五千年,絕對是文化認同的強大原初資源。哈佛考古學家張光直詮釋:「在中國有兩群早期農業文化平行發展:一為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另為東南沿海的大坌坑文化。」前述戴蒙教授已指出,一個農業發生的中心,便意味著一脈文明,台灣島與整個華夏文明,竟平起平坐了,令對岸的「統一」話語霸權大打折扣;設若一個龐大的海洋文明在台灣找到了「祖庭」,這個島上的總統再去「遙祭」遠在陝西的黃帝陵,就有點勉強了。
  但是,關於台灣文化上的「認祖歸宗」,又有時間上的另一種「遙遠」:調頭轉向認同那萬頃碧波裡的南島語族,自然是台灣原住民的歸宿,可對於無論四百年前,還是六十年前來到此島的兩撥大陸族群來說,也似乎有點勉強。這遙遠,是四百年與七千年的距離;或許,把南島族群趕出大陸的,恰是四百年前過來的那個族群的祖先,即華南人呢?而七千年前就分叉了的兩個文明,是不能由你任選一個的。
  「去中國化」,是否即指台灣人要去走一趟「脫漢」,即「漢字文化圈」那三國曾走過的路?能走得通嗎?把文化認同當作政治分離的鋪路石,是一件斬筋拆骨的事情,末了也只能構築一座海市蜃樓;將漢字書寫系統,當作中國「大統一」的替罪羊去攻擊,純屬幼稚思維。還不要去說,一個族群拋棄它唯一擁有的一個書寫系統,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即使看一看韓、越、日三國的前轍,便知輕率拆卸文字書寫系統(「文字改革」)的後果是什麼,如韓國人的後代,已經無法閱讀他們祖先的典籍。「脫漢」後的韓國,還生成一種「黑色幽默」,近年來不斷跟中國人爭奪漢文化「祖宗品牌」的專利權,聲稱諸如活字印刷術、針灸、圍棋、粽子,甚至漢字,都是他們發明的,而引起被民族主義充分餵養的中國憤青們暴跳如雷,唯有令人噴飯而已。
  連雅堂曾有「美麗之島,婆娑之洋」一語,真乃畫龍點睛。這個島嶼,面對一座大陸,背靠一片大洋,夾在中間,這個位置就是痛苦。一個是她無法拋棄的根柢,一個是被她遺忘了幾千年的起源,兩廂都由不得她。然而,不偏倚一側,取兩廂之利,方為上策,如何運用中華文明滋潤的智慧,拆解大陸的欺凌,回首親昵那無言的大洋,即善用「南島關聯性」,重構「南島共同體」,她才美麗得起來。

附:

馬英九赴中祭祖 王丹:習近平最需要的登基賀禮


20230320

〔自由時報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前總統馬英九將於3月27日至4月7日赴中國祭祖,預計將訪問中國多座城市。民運人士王丹指出,馬英九要「奉召北上」了,從副主席到前總統,國民黨組團北上覲見習團隊的熱潮達到新高度,這也是習近平最需要的「登基賀禮」。

王丹表示,馬英九是中華民國前總統,但現在已成為中共朋友和統戰對象,朝拜一個舉世公認的流氓政權、討好一個不允許談論人權與自由的政府,這對曾經標榜人權自由的馬英九來說,已是個蓋棺論定的晚年悲劇。

王丹指出,馬英九「北上」具有重要意義,代表中共對台灣的企圖心已進一步強化,對台野心已迫不及待,已經開始做一些很具體的安排和面試了。王丹呼籲,台灣人應該要有危機感,絕不能讓香港的悲劇在台重演。


陶傑:全球化之下人類只有兩大政黨

BY 陶傑   *CUP媒體   2023年3月21日 


美國政府準備禁制抖音,據民調顯示,遭到美國青少年反對。 

美國青少年沉迷此一社交媒體工具,因為可以令他們快速成名,滿足自我展覽的慾望,爭相變成網紅,為此提供一條捷徑。 

過去五年以來,緬甸發生示威,遭到鎮壓,泰國也爆發反新泰王的群眾運動,伊朗的抗爭更是此起彼伏。彼此有何共通特點?許多人都說,是手機網絡連結了民間的反政府訴求。 

然而,手機網絡媒體連結的是年輕人。 

因此,五年來全球此起彼伏的反政府抗爭行為,深層的真正共通點,就是抗爭階層,無論國家和種族,一概都是年輕人。 

將鏡頭拉闊,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雖然 200 萬示威人士中有許多中年人和老人,但領在前端、將運動引向訴求高峰的,卻又是年輕人。 

香港的泛民被指摘為落後於形勢,傾向與中國妥協,擁有大中華情緒。這一切都是老一代的思想包袱。 

香港以北的鄰近地區,爆發「白紙革命」,反對動態清零,也是大學生年輕人。紛紛標榜躺平,拒絕參與社會事務,不找工作,拒絕生育,也是年輕人。 

明眼人一定看得到:在全球化發酵之下,全世界人類不分富貧、不分種族,只有兩個政黨:「青年黨」和「廢老黨」。 

西方國家雖然各自有不同政黨: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法國的社會黨和戴高樂派,這一切政黨對立,都是手機網絡之前兩百年來逐漸形成的結構。 

此一結構,在 21 世紀之後,紛紛重組。美國的共和黨被視為老人黨,民主黨則是年輕人匯聚之地。年輕人擁戴的富豪與科技英雄,由朱克伯格開始,泰半都是年輕人。華爾街的投資基金經理,一般工作生涯,不超過 35 歲,可以累積足夠資金退休買遊艇。 

高科技的矽谷,也就是明日世界的耶路撒冷,有很多個伯利恆,有無數個明日領袖的聖嬰 ,正在默默孵化,準備破繭而出。 

這是代溝的衝突。幾十年來,早不是新鮮事,由 70 年代反越戰開始,尼克遜基辛格與美國大學生的對峙,在美國,年輕人等待了近半世紀,終於奪權。 

而網絡世紀的降臨,則標榜著年輕人不但奪了權,還要鞏固全球化的政權,還要跨國界與全世界的年輕人聯手,建立一個全球化的青年新秩序。 

伊朗的年輕一代反對原教旨主義政權。烏克蘭的年輕一代反俄而親歐美。此一趨勢,取代了 19 世紀馬克思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而變成了「全世界年輕人聯合起來」。 

當然,年輕人也因為第三世界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分野,財富分配不均。

 以香港為例,「深黃」固然以年輕人為主,但是碎屍案的女主角蔡天鳳,背景深厚,28 歲已經生了四胎,是香港名媛,也是年輕人。所不同者,是前者赤手空拳,屬於馬克思所說的無產者,而且在全球化之下,遭到剝削,是邊緣化的一大群。而後者在香港與中國,通過特定的環境,雖然年輕,也成為暴富。 

香港的蔡天鳳謀殺案,預示了全球化的明天:即使年輕人能通過網絡和高科技全面奪權,「廢老」變成被審判的「被告」階級,但「年輕人」集團一樣會內鬥,國際化的「青年黨」,成為全球化的跨國政權,始終會爆發彼此的戰爭。 

何況青年黨人有一天自己也會年老,他們的思想也會轉變,而且盤踞財富日久,他們將來也會受到新的年輕人崛起而挑戰。 

但無論如何,全球分化為跨國界的兩大政黨,這是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衝突。 

19 世紀在亞非第三世界,是英法殖民主義和傳教士與原住民的衝突。在歐洲,是無產者與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在中國,40 年代,是城市為代表的國民黨與農村地區的共產黨你死我活的衝突。 

以後此一舊的結構版圖將不復再見,全世界人類,只有一種衝突,就是老人和年輕人,年齡與世代。

王丹:矛头对准美国,中共在全球开展冷战布局

王丹 RFA 20230320

中国"两会"结束,习近平的新的任期开始了。虽然不是什么"新官"了,但是连任之后的习近平势必要有一些新的举措作为他的"三把火",以显示他的连任的必要性。从"两会"期间他在发言中罕见地直接点名美国,说美国遏制了中国发展,以及他的亲信外交部长秦刚发表的针对美国的一系列强硬言论来看,正面对抗美国,与美国争夺世界霸主地位,将很有可能是习近平下一阶段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或许也是他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落实的既定步骤之一。

前不久中国开始介入中东地区事务,促成了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恢复关系,试图重塑国际社会政治秩序;习近平还发表了所谓的"全球文明倡议"。这种种迹象,都可以看出习近平要成为世界领袖,要进一步进行全球扩张的心态。如果说这些都是表面上就可以看到的动向的话,更值得外界关注的,也是更足以作为习近平将把他念念不忘的"伟大斗争"的矛头对准美国的,是中国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的一些暗中的部署。

其中之一就是扩大在全球的军售。美国负责中东和中亚地区军事行动指挥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利拉3月16日向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过去十0年中国对该地区的军售大增80%,他表示,中国提供快速到货及融资,又不会要求最终用户协议,流程比美国快上许多。华府智库"大西洋"本月稍早发布一份分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全球军售数据的报告,指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已经取得相当大的优势。北京在2010年至2021年间,在该地区的军售额超过二十亿美元,仅次于俄国;在2017年至2020年间,中国在该地区武器出口已超过美国,两者比例接近三比一。美军司令向国会表示,中国在军售方面进展愈顺利,美国就愈难与那些原本会选择与华府合作的国家合作。显然,中国正在试图利用军售,逐渐形成针对美国的军事联盟网络。

这从军售的路线图可以看出端倪。以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为例,根据美国媒体取得贸易与海关资料披露,俄方企业去年底收到12批中方交付的无人机零件、超过12吨的中製防弹衣,这些货品并不是直接在边境交给俄罗,而是途经土耳其后转赴俄国。早在去年的11-12月份之间,中国的大疆公司运交无人机零件给一家小型俄国供应商,也是绕道经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进行交易。这些动作固然是中国规避国际社会的监督和制裁的部署,但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愿意积极配合,也反映出中国在美国传统的势力范围内已经深度布局,积极拉拢同盟者,大挖美国的牆角。

这些新的发展不仅对美国,对全世界都是非常危险的讯号。如果习近平已经下了决心,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为了中国的全球扩张,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在台湾问题上来自美国的牵制,而不惜结合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力量,与美国进行正面的对抗和冲撞,甚至不惜把冷战升级为热战,对世界和平来说将是严重的挑战。历史上,这种独裁者出于个人野心的膨胀,出于对自身实力和国际局势的错误判断,而贸然发动战争,导致天下大乱的例子,所在多有。习近平如果这样做,其实一点也不会令人意外。如何阻止习近平对人类社会的伤害,将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


2023年3月19日星期日

齐迈可:驻华记者的共同挑战,在不信任外界的中国,如何报道真相

前CNN北京分社社长,《报导中国》一书作者齐迈可(Mike Chinoy)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林枫视频采访。(视频截图,2023年3月14日)

曾在1987年至1995年担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首任北京分社社长的齐迈可(Mike Chinoy)日前出版新书《报导中国:在人民共和国的美国记者口述历史》 (Assignment China: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该书通过对100多位曾报道过中国的美国新闻记者的采访,讲述自1945年中国国共内战直到当下这70多年来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变迁。

齐迈可在担任CNN北京分社社长期间全程报道了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6月4日凌晨北京当局对示威学生和民众的血腥镇压,并因此获得了CableACE、杜邦和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s)。他目前是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齐迈可在《报导中国》一书中说,几乎所有曾经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共同的挑战—在一个庞大而复杂、历史悠久且对外界不信任的国家里寻找真相。他写道,"这个国家长期以来不信任外来者,有着一个秘密且专制的政治制度,对新闻记者深度怀疑,而且毫无顾忌地故意撒谎或扭曲现实以适应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需要。"

齐迈可也表示,如何应对中国一直是美国一个重要且争议不断的问题,美中关系从二战中的盟友到冷战时的敌人,从联手应对苏联到拥抱市场的"可爱共产主义者",再到崛起的经济超级大国和战略竞争对手。在这些起起伏伏当中,美国的新闻记者深刻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历届美国政府的政策。此外,由于美国新闻机构的全球影响力,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塑造了整个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报导中国》(Assignment China)一书封面。
《报导中国》(Assignment China)一书封面。

美国之音就这本书专访了齐迈可。他表示,他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观众和读者了解美国的新闻记者是如何在面临巨大困难和艰巨挑战下发掘中国的新闻线索,并最终将其呈现出来。他说,讲述出这些幕后的故事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的理解,而且有助于他们在看到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时思考评估其所读到的和所看到的内容。

齐迈可说,随着近年来美中关系的恶化,美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困难,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当局驱逐了一批美国主流大报的记者,并通过官媒不断抹黑外国记者,将他们形容为间谍、敌人或反华分子。

由于习近平主政的十年里中国政治环境的恶化,很多美国新闻机构不得不将记者撤离,他们只能从台北、首尔甚至是纽约报道中国。这与1949年中共赢得内战夺取在大陆政权后的情形何其相似,当时很多美国记者撤离中国大陆,只能从外部观察中国。齐迈可认为,这种状况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记者无法与民众交谈,对中国的报道将更多地聚焦在高层政治和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对中国的报道中人性色彩的缺失。但他否认美国记者是带着反华议程来到中国的,他们并非带有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偏见,有的仅仅是作为记者的天性对事物抱有怀疑的态度,不屈服权威,这与共产党的新闻观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他说,新闻记者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给黑暗之处带去光明,追究强权的责任,公开强大利益集团不希望被公开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政府不喜欢新闻媒体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维护新闻自由是一场持久的斗争。

齐迈可也否认美国记者对中国高层的报道是得益于中共内斗或者是有人向外媒泄露了一些机密内部文件。他说,《纽约时报》记者张大卫(David Barboza)对温家宝家族隐秘财富的报道和前彭博社记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对习近平家人财富的报道都是源自于记者对公开信息的发掘,而非政治对手的爆料。

以下是本次专访的主要内容。

记者:请您首先介绍一下您写这本书的初衷?

齐迈可:《报导中国》是根据我对100多位为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的人士的采访写成的,从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国共内战期间开始,一直到今天。这本书的前提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许多人对中国的了解大都来自于他们从媒体上看到的。几十年来,美国媒体在塑造对中国的看法方面,其影响非常大。但大多数新闻消费者并不真正了解他们正在阅读或观看的新闻是怎么来的。正如任何记者会告诉你的那样,我做了30年的驻外记者,新闻的采集过程,人们决定报道什么,与谁交谈,去哪里,他们在传输他们的报道时所面临的挑战,往往是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们面临的来自不同政府、官方机构以及老板的压力,都会影响你这个新闻消费者看到什么。因此,我认为这将是非常有趣的,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是多么重要,试图有效地讲述那些讲中国故事的人的故事。他们是谁?他们是如何开始报道中国的?如果你是1948年美联社驻南京的记者,当共军开进南京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当你无法进入中国大陆时,试图从香港报道文化大革命又是什么感受?开设第一家美国媒体驻中国分社去报道天安门广场镇压的感受是什么?报道中国的崛起,试图弄懂习近平的发迹,报道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所有这些背后的、幕后的叙述,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的理解,也有助于他们在看到有关中国的新闻时思考他们所读到的和看到的。

一名警察挡住记者的镜头阻止拍摄审讯公民记者张展的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外景。(2021年12月28日)
一名警察挡住记者的镜头阻止拍摄审讯公民记者张展的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外景。(2021年12月28日)

记者:您能否给我们讲一些您担任CNN北京分社社长时鲜为人知的故事?

齐迈可:1987年,我为CNN开设了北京分社。当时,我认为,特别是对美国人来说,中国还是一个未知的地方。对我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整个(驻华)经历中最有意思和最令人满意的部分不是那些高层政治,而是试图向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电视观众传达一种感受,因为在所有其他竞争对手到来之前,CNN作为全球电视网络的领先者,越来越多地在世界各地提供服务,就是在这么多年的冷战敌对之后,普通中国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让中国更人性化。也就是日常生活,大家都做些什么,他们如何处理那些世界各地人们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当然后来爆发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由于历史的偶然,CNN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偶然的背景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获邀来北京与邓小平举行首脑峰会,从而结束中苏冲突。这是件大事,中国当局希望国际媒体广泛给予报道。因此,他们允许CNN和其他国际广播公司携带卫星天线和各种非常花哨、昂贵的大型设备进行转播,目的是报道戈尔巴乔夫的访问,但后来示威者者占据了天安门广场本应为中苏峰会搭建的舞台。

正因为我们能够把这些设备带进来,这使得提供现场报道成为可能。今天,你可以用iPhone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直播。因此,人们往往很容易忘记,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中心地带进行电视直播是多么大的突破,对许多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来说,这个国家似乎仍然非常遥远,是神秘的未知领地。因此,这的确是一个里程碑,不仅是在中国历史上,因为我们所知道的这场危机、镇压和随后产生的政治变化。

但就新闻界、新闻史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在今天,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你可以看到来自任何地方的现场视频。但当时并非如此。在报道方面,这确实是一种开拓性的突破。作为CNN北京分社的社长,我很幸运地见证了这一切。

资料照片:1989年6月5日在中国当局镇压民主运动一天后,集结在北京的部队和坦克(美联社)
资料照片:1989年6月5日在中国当局镇压民主运动一天后,集结在北京的部队和坦克(美联社)

记者:报道中国一直是困难且有挑战性的。但正像您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在过去的70多年里,美国记者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所不同。您能否介绍一下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国时面临挑战的变迁?

齐迈可:报道中国一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原因有很多,但正如我在《报导中国》一书中所记录或采访的人所叙述的那样,这些挑战在某些层面上是不同的,但在其他方面却又是相似的。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有将近30年的时间,中国对美国媒体是个禁区,除了极少的例外。因此,对中国的报道其实主要是从香港发展起来的,有几代被称为是"中国观察家"的记者,他们处在中国大陆之外,试图通过研究官媒的内容,通过采访偶尔出差的中国人,通过采访难民,通过与外交官的交谈,与情报人员的交谈,把线索放在一起,尝试拼凑出一个景象。

但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去中国变得容易了一些。然后随着1979年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美国新闻机构被允许在北京开设分社。然而,真正的挑战是在实地。美国和其他外国记者面临的问题一直是他们希望到各地采访,不受限制地与普通人接触,冲破中国共产党为控制有关中国的叙事而竖起的那道保密墙,而事实上,中共决心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这一直是一种持续的紧张关系。在不同的时期,限制和约束时紧时松。这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气候,也取决于中美关系的状况。

但总是有这样的经历,一茬又一茬的记者想去某个地方,想和某些人交谈,想看某些东西,而当局不希望他们这样做,于是记者们采取了各种手段、策略和战术来绕过这些限制。有时他们成功,有时他们失败。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变得更加国际化,并遵循一些国际规范,比如股票IPO和商业合作,这为记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因为现在中国公司发布了招股说明书和年度报告,并有国际投资。所以这对记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你提到的张大卫(David Barboza),他在为《纽约时报》工作时,通过揭露温家宝总理亲属的隐秘财富而获得了普利策奖,当时有很多猜测,说一定是有人向他泄露了一些内部的机密文件。

而事实上,他是从现有的公开记录中得到了这一切。他只是了解如何研究这些信息,并能够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在最近几年,虽然政治氛围变得更加糟糕,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国内管控全面收紧,这也包括对记者的待遇。因此,对于记者来说,到处采访以及与人交谈变得越来越困难。获取信息更加受限。

当然,在新冠疫情初期,近二十名来自《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被驱逐。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和西方记者进行了一系列谴责。这样一来,许多普通中国人也接受了这种宣传,因此,很少有记者能够在采访中遇到友好的人或者愿意与他们交谈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政府,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这种宣传,他们也将西方记者视为间谍、敌人或反华分子。所以这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也非常不幸。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新闻消费者来说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信息更少。我认为这也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因为不允许记者到各地旅行,并获得在十年或二十年前是可能的信息渠道,这意味对中国的报道将更加聚焦于高层政治和中美紧张关系等方面,而没有关注到中国这个有着14亿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国家,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希望、梦想、愿望和挑战。这对于记者想要报道的人性化视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这些都已经缺失了。

记者:诚如您刚才所说的,外国记者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特别是近年来,他们的人身安全甚至受到威胁。然而,这些记者们仍然热爱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并克服困难发回报道。您能否介绍一下,驻华外国记者是如何顶住压力开展工作的?

齐迈可:在某种程度上,压力、威胁和风险是新闻业的天性,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实际上,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记者们都面临着法律诉讼和人身危险。

我的朋友玛丽亚·雷萨(Maria Ressa)曾与我在CNN工作多年,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她在菲律宾面临多个法庭案件,如果被定罪有可能入狱多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你只能接受这是你所冒的风险之一。但是,如果你重视新闻自由和信息自由流通的理念,认为公民应该得到信息以便自己做出决定而不是被告诉该如何思考,那么你会觉得这是值得的。但确实在中国生活的压力正变得非常大。这种情况会因时期而异。我在北京住了八年,从1987年到1995年,我在那里的前几年,也就是80年代末期,中国非常开放和放松。然后是天安门事件的镇压,情况变得非常紧张,之后的一年半时间几乎不可能采访任何人或做什么事情。

但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经济改革和增长开始了,中国变得更加开放。所以这是波动的。我认为不幸的是,在过去六年左右的时间里,记者面临的情况变得更加恶劣,人们所面临的总体环境更加严峻,与外国记者接触的中国人所承担的风险也变大了。近年来,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调查一再显示,记者们发现自己面临人身威胁,他们想采访的对象受到恐吓,他们计划的会议或采访被迫取消。

这只是这个行业的特性。如果在某个时刻你觉得无法处理这些问题,那么你就离开。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但是,中国是如此重要,对中国的准确理解是如此关键,特别是在今天。我认为仍然留在那里的记者会觉得承受所有这些压力是值得的。我知道,很多被迫离开或驱逐出境的记者会非常高兴再次回去,尽管会面临压力,但还是会再去。

资料照片:2014年1月26日,中国警察阻止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采访受审的法律维权人士许志永的辩护律师张庆方。(美联社)
资料照片:2014年1月26日,中国警察阻止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采访受审的法律维权人士许志永的辩护律师张庆方。(美联社)

记者:我们在坊间时常能听到一些说法,认为有的外媒对中国的报道是某些反华阴谋的一部分,是外国媒体配合西方国家政府对中国的"信息战",事实是这样吗?

齐迈可:有一些人,特别是在中国或者支持中国政府的人,倾向于认为很多中国报道都是反华的或者是阴谋的一部分。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我写《报导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准确、更真实的记者工作描述。记者并没有参与与任何阴谋,他们每天都在寻找什么是有意思的话题,什么是新鲜的,什么能揭示中国的运作方式。他们努力获取信息并将其变成新闻报道发布出来,以便让读者和观众可以理解。他们受到各种力量的冲击,当然有很多人试图影响和塑造记者的报道内容。但是一位优秀的驻华外国记者,我必须说,报道中国的美国记者中绝大多数都是非常有经验、睿智和老练的。他们都理解这些。但我认为,人们必须明白的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新闻的本质是什么。在美国,新闻报道的宗旨是给黑暗之处带去光明,追究当权者的责任,公开强大利益集团不希望被公开的事情,这与在中国或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担任驻外记者的角色一致。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政府不喜欢新闻媒体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维护新闻自由是一场持久的斗争。

所以外国记者并不是带着反华议程来的,说我来中国就是想说中国的坏话。事实上,大多数像我这样在中国工作的记者,已经花了多年时间去学习语言。他们喜欢这个国家,喜欢这里的人们,甚至愿意举家搬到这里生活。他们这么做不是因为讨厌这个地方 ,而是因为对它感兴趣,有同情心并且想更好地了解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成为政府的喉舌或任何特定团体的代言人。他们会寻找那些解释事实真相的议题,不是宣传,而是反映社会和体制如何运转的真相。所以,我认为才会有《纽约时报》的张大卫起底中国高层领导人隐秘财富的报道,还有彭博社傅才德(Michael Forsyth)揭露习近平亲属如何积累数百万美元的商业利益并在香港购买别墅等事实真相的报道,等等。

这就是事实,如果有文字记录,那么就会成为一篇报道。我认为,记者的标准是,这是否有趣、新鲜,是否能让人们了解中国社会、政府和制度运作的现实情况,这并不是出于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而是西方媒体记者和美国记者在本性上就倾向于持怀疑态度、不信任权威、想要亲眼见证事情的真相,并对那些试图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人感到非常憎恶。但这不仅是中国的情况,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这样。但这的确是一种文化上的冲突,与中国共产党看待新闻工作的方式完全不同。

记者:由于美中关系的恶化,美国记者报道中国变得越来越困难。您的这本书最后两个章节分别是"驱逐"和"大门关上",反映了这种变化。在习近平治下的当代中国,美国记者如何报道中国,完成他们的任务?

齐迈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报导中国》一书有这样一个叙事弧,它始于外国记者和美国记者在中共赢得政权后被迫离开中国,在之后的许多年里,大家从外部观察中国。然后中国开放了,接触变得容易了,驻中国记者的人数也大大增加。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情况几乎已经回到了最初始的状态,成了一个轮回。虽然仍有一些记者留在中国,并且仍在努力完成他们的工作,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报道是在中国以外完成的,就像多年前从海外观察中国那样。在《报导中国》的早期章节中我采访的记者所述,现在你会感到这种状况已经完整地回到了最初的状态。今天记者越来越多地不得不使用旧的观察中国的工具。现在有很多记者驻扎在台北等地,还有少数人留在香港,但也很少了,因为香港的国安法使新闻报道变得更加复杂,在韩国、美国等地也有很多记者。人们在使用同样的方式查阅中国媒体以寻找线索,就像我在70年代中期开始作为中国观察员时我们所做的那样。但现在还有其他的工具,当时是没有的,包括中国的互联网,即使它被严密控制,它仍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资源。商业卫星图像也是很有意义的方式,在揭密维吾尔人在新疆被关押的拘留营的报道中,卫星图像是至关重要的。当中国放弃"清零"政策时,很多卫星图像被用来揭示不断激增的死亡人数。甚至还有人使用人工智能,有几个西方人在香港办了一份通讯,利用人工智能程序来追踪中国媒体中特定词语的使用。

还有就是中国的国际参与以及中国官员和其他人士在中国以外的活动也为报道中国提供了条件。这是整体情况的一部分。这就是现在许多报道的情况。但是,我认为遗憾的是,由于记者无法在中国各地旅行采访,与普通人交谈,你会错过这个层面,错过一个机会,使人们了解中国人的复杂性和人性化,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时候。但不幸的是,这是中国政府决定大大限制驻华外国记者和美国记者数量,并严格规定他们可以去哪里和与谁见面的后果。这很不幸,但我们必须找到出路,尽量在这些困难的情况下尽可能得到最完整的中国景象。

2023年1月30日,游客们在北京冰冻的后海湖上滑冰。(美联社)
2023年1月30日,游客们在北京冰冻的后海湖上滑冰。(美联社)

记者:从您在中国的报道经历和多年来对中国的观察,您能否展望中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齐迈可:经过多年的记者生涯,我学到的一件事是,预测中国的未来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难题,很容易出错。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73年,当我从香港过境到深圳时,那里还只是一个小村庄。如果我当时说,25年后深圳将满是摩天大厦,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中心,人们可能会以为我疯了。有鉴于此,中国的未来是难以预测的。我认为中国现在非常强大,但我不认同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理论,因为我认为在这种力量之下有一种脆弱性。习近平已经撤销了许多过去三、四十年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政策,他取消了邓小平为确保领导稳定而制定的政策,那些政策不允许出现一个一人独大的全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70岁了,如果他出现问题,又没有指定的继任者,也没有指定的继任程序。因此,这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中国经济表现并不好。中国的国际关系也很紧张。你看看过去几年,中国与很多国家的关系都变得越来越紧张,包括韩国、日本、印度、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此外,中国还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今后十年里,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将超过60岁。中国没有一个能够照料这些人的社会保障网。华北地区在未来某些时候也可能出现缺水的危险。

我认为所有这些因素意味着,虽然中国目前被许多人看作是正在崛起的强国,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但所有这些因素都引发了非常根本的问题,即这种崛起是否是可持续的。中国政府、中共都有着雄厚的资源,他们已经掌权很长时间了,也有很多非常聪明和有能力的人,但是上述问题会让局面变得比表面看起来更加脆弱。所以说,除了这些,谁知道呢?但这就是我的感受。

陶傑:抖音戰略有精密的智能計算

(作者臉書,标题为转贴所加)

美國人智商一百年來首次下降,18-22歲階層出現智力低端人口。左膠固然功不可沒,中國輸出的「抖音」短短三五年將西方國家下一代由人變成鬼,呈現禽獸化、白痴化、魔幻化,配合白左的「覺醒」(Woke)、「打倒」(Cancel Culture)等新文革反智病毒,中國判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內部腐爛得差不多了,準備對西方文明展開全方位的殲滅戰。習近平決定不必再「韜光養晦」,取代戰後的西方現代文明秩序,此值其時。欣賞抖音億萬用戶的無窮蠢相,以俯視蒼生的上帝角度,以崇優鄙劣的科學標準,我認為中國此時出擊,並沒有錯。
中國抖音聰明之處,在於善用孫子兵法的「兵勢篇」:「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趨下;兵之勝,避實而擊虛」。抖音植入i phone,借殼上市,「趨下」,即俘虜美國青少年民間人心;「擊虛」,即避美國軍事實力而滲透虛擬網絡空間,切入西方富裕一代中成長的自戀( 三十年前Christopher Lasche 的名著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已經嚴厲警告)和泛濫的自我主義(Me-ism ) 的死門,如軟刄切遊於縫隙,如苔菌蔓生於濕暗,如羶聚蟻,若屍生蛆,大為成功。不以道德論,客觀科學地,必須讚一句中國:Well done, 做得好。
如果你以為只推銷反智的自拍娛樂,你就錯了。抖音很sophisticated ,其實還有孫子兵法的「用間篇」。連拜登也追隨川普,由反對禁Tik Tok,轉而支持。中國的抖音戰略,更有精密的智能計算。
在海外的華人,面對兩個選擇:
A: 感染左膠病毒,一覺醒來,子女變成美國口音英語流利、擁有大學學位但又以Selfie 笨豬跳、展覽大胸、跪舔廁所為樂的Tik Tok 喪屍;or
B: 聽從甄子丹召喚,化身愛國正能量戰狼,最終退還美國籍,回歸大灣區,做一個全新定義的21世紀中國人。
不止當年小布殊的名言: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 現在,時機成熟了,中國也迫你選邊。香港特區已經選了,你呢?
例如,同樣是「跪舔」,寧願舔座廁,還是舔用座廁的某一個帝皇及其太監群的屁股?Or both ? 在AI和大數據時代,也是下一代中國人的一個難題。
陶傑披藏:「為什麼抖音的戰略靈感其實來自香港的一個領袖https://patreon.com/tokitchannel



顏純鈎:習近平訪俄虛晃一槍,中俄結盟是死路一條

(作者臉書)

習近平正式宣佈訪俄,其實訪俄已籌備多時,想走隨時可以走。兩會開完大位底定,他便趕去安撫普京,也不枉兩個大獨裁者多年交情。
有評論擔心習訪俄意味著中俄結盟,其實事情還未到如此嚴重地步。訪俄不是問題,問題是訪俄有什麼成果,中共會不會公開提供武器,中俄會不會宣佈結盟,那才值得關注。
如果只是去晃一晃,見見普京拍拍膊頭,做一點生意,那只能視為兩個國家之間正常的交往,表面上為普京入侵烏克蘭打氣,實質上空手來回虛晃一槍,那美國與北約何必在意?
中俄本是老友,一年到頭舉行多次聯合軍事演習,生意來往頻密,中共在俄烏戰爭問題上立場曖昧,表面中立暗裡撐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美國與北約並不是不准中俄來往,只是不准中共提供武器而已,只要中共聽話,美國與北約就放心了——你要去訪問,你就去好了。
但習近平此行,會不會與普京達成某種默契,在武器輸送上採取隱秘的渠道,以達到彼此共謀的目的,那就要看中俄有什麼高招,而美國與北約的情報有多大能耐了。俄國需要中共武器,中共也想提供武器給俄國,問題是如何做成又不被美國北約發現。這一次習近平訪俄,重點是在商量和敲定這件事。
當然,彼此摸摸底,看看普京決心有多強,習近平敢冒多大風險,今日如何,來日又如何,這些也要談,各自的底線在哪裡,有沒有共識。
有評論認為習近平這一趟是要做中間人,調停俄烏戰爭,這未免看高了習近平的本事。俄烏戰打到今天難分難解,雙方都遍體鱗傷,難以為繼,但雙方都沒有停手的打算,不是不想停,是不甘願。
普京打得太難看,現在和談收兵,不但要全面撤軍,還要作戰爭賠償,他自己會被趕下台,還會被控戰爭罪,他怎麼會和談?即使表面上雙方坐下來談,也不是真有談的誠意,而是借和談喘一口氣而已。
澤連斯基也不想談,烏克蘭犧牲慘重,仗著美國北約的支援,戰場上佔優勢,但收回國土還要苦戰到底。現在和談,即使俄軍撤退,要不要討回克里美亞,要不要索賠,要不要控告普京,這些都必須在談判桌上得回來,否則,滿足了普京,澤連斯基豈有面目見江東父老?
俄烏勢不兩立,談判的基礎根本不存在。習近平站在普京一邊,澤連斯基不會就範,習近平站在澤連斯基一邊,普京豈容得了他?因此,論居間調停一事,習近平也沒有那麼天真。訪俄只是擺一個姿態,作出調停的樣子,蒙騙全世界而已。
更不必說,美國與北約只想借烏克蘭之手,消耗俄國實力,等到普京大敗而回,下台擔責,那時俄國一百年內都不用想沾手歐洲政局,那才算了了美國與北約的心事。若俄烏和談收兵,一切恢復原樣,美國與北約不是白白投放了大量軍援和經援?
習近平此行,不是要去作調停的,也不是要去結盟的,調停是空想,結盟也太早。他這一番出行,只不過賣一個面子給普京,表面上撐俄,內裡向美國北約賣乖,擺出一種調停的姿態,其實是去商量偷運武器的辦法。
普京發動侵烏戰爭之前,借北京冬奧之機,與習近平交底,習近平以為普京拿下烏克蘭是舉手之勞,可以打擊美國與北約,當然求之不得。不料俄軍太不濟,打了一年毫無寸進,習近平退而求其次,便是希望消耗俄國國力,消耗美國與北約軍備,所以習近平的上算,是俄烏戰爭繼續打下去,等兩邊都精疲力竭,中共才從中得利。
普京還未到絕路,美國北約尚未直接插手,中共也樂得袖手旁觀,促進和談對中共一點好處都沒有,習近平何必操這個閒心?
普京一旦倒下,習近平更孤單,而俄國國力削弱,中共在兩國關係中佔上風,卻是習近平樂見的。中俄結盟,一定要等到中共也被逼到絕路了, 中俄兩國生死與共的關頭才會發生,這也是美國與北約當下不想激怒中共的原因。
一旦中俄結盟,美國與北約也必定介入戰爭,那就打一場世界大戰。在此之前,俄烏不可能和談,中美也不會翻臉,除非俄軍潰敗,普京下台,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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