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defapodcast Oct. 31 2026
一九五六年一月，上海全市的私营工厂和商店要一次全部公私合营，也就是政府进厂当股东，由政府说了算。新华社记者去采访荣毅仁。他那年四十岁，荣家在八个城市有二十四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周恩来叫他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你多半听说过他，知道他是红色资本家，后来办中信，当国家副主席。
他告诉记者，不少外国客人到上海来问他同一件事：
“这是真心还是假话？到上海来访问的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到诧异。他们曾来找我问我，有的要我背着人讲讲‘真心话’，一位英国的议员要我直接用英语谈话，有的来看看我还有没有自己的住宅，有的怀疑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假冒的资本家。”
他的回答一月二十二日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自愿接受改造”，“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一九五二年，中共发动五反运动，查私营工商业者行贿、偷税这些事。工作队进厂，发动工人揭发老板，向老板算几十年的剥削账。上海从一月二十五日到四月一日，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自杀的有八百七十六人，平均每天十人以上。上海大康药房的经理王康年，二十九岁，抗美援朝时干部几次要他捐飞机大炮，他没有捐。五反一来，报上说他卖假药，害死了志愿军伤员。他自杀没有死成，被抓起来枪毙了，妻子服毒自尽。
荣毅仁也逃不过。他交代的违法所得有二千四百多亿元，这是当时的旧币，一万元合后来的一元。上海市委的报告写，他实际应退约一千二百九十亿。运动当中，他对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说，从东北到广东，各地都在向他要账，他名下只有上海一座住宅，只能拿厂去抵，或者搞公私合营，才有出路。他还说了一句话，记在上海的档案里：
“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
他没有走到那一步，因为上面要留他。查完的老板分五档，最好的一档叫完全守法户。定案时，主持上海五反的薄一波和市长陈毅商量，陈毅说定为第二档，基本守法户。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
“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
应退一千二百九十亿的人，就这样进了最好的一档。薄一波后来讲了原因：如果都定为违法户，“就谈不到继续同他们合作”。他又说：“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一座城市，同一场运动，王康年枪毙了，荣毅仁成了标兵。他能活着、能体面，都是上面一句话给的。
三年后，轮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在中共内部的全会上说：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两个星期后，他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到中南海座谈，荣毅仁也在。他说：“要有一些人早下决心拥护共产，因为迟早是要共产的。”他要每个大中城市有几十个、百把两百个带头的人，“经过他们去说服大多数人，这样比我们去说更好”。他还警告，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要受批判斗争。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开会讨论怎样改造资本家，周恩来在会上讲到他。薄一波后来把这段话写进了回忆录：
“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两种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实的。”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上海市委常委会决定十天内完成全市的改造。当天下午，市委请工商界座谈，荣毅仁说：
“我们要最快的在一星期内争取全市公私合营。”
“我这里要求领导在我们提出申请后，立即批准。”
市委定的是十天，他要的是七天。一月二十日，上海一次批准十万六千二百七十四户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
就在这几天，记者到了他家。客厅靠窗摆着一架钢琴。他从外面开会匆匆赶回来，说：
“昨天，我的家庭全都出动了。”
妻子去了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议，三个读中学的孩子去了工商界子女大会。他说他们都在上万人的大会上讲了话，“拥护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不仅喜欢社会主义，还盼望早点实现共产主义”。
记者问得很直：消灭剥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你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他想了一会，答道：
“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记者告辞以前，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他把谈话记录念了几段给夫人和孩子听。
那些天，各地的老板都在敲锣打鼓申请合营。中共官修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资本家中有些人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他们为形势所迫，又于心不甘。”这本书接着举例，举的是一位“纺织大王”，引的就是荣毅仁这次采访，然后说：“从这一席话，可以生动地看到党对民族资本家采取团结和改造政策的根据和效果。”
他说没有失去什么。那么老板们失去了什么？官方的说法叫“赎买”，意思是国家出钱买。
这个买是这样买的。打个比方。你有一栋楼，收租。政府说这楼我要买。价钱在政府主持下定，你先自己报，再由政府的人、工人代表和同行一起评。你知道讨价还价可能被看成抗拒改造，不敢报高。一百万的楼，定成十万。政府又说，这十万不一次给你，每年按百分之五给你，五千块，这叫“定息”。这五千块从哪里出？从这栋楼收的租里出。说好付七年，到时候还可能再延几年，然后楼就归政府了。
你算一下。七年你拿到三万五，这三万五本来就是你的楼收来的租。政府一分钱没掏，楼到手了。
全国的工厂商店就是这样买的。全国合营企业的私人股份一共只估了二十四亿元，不到实值的十分之一。估低了，官方自己也承认。一九五六年四月，国务院发通知说，各地估价“一般有偏低现象”，原因“主要是资本家表示积极，故意压低，也有的心存疑虑，宁低勿高”。
荣家这笔账，他后来自己说过。一九七三年周恩来问他资产估值多少，他答：“3000万元，一年100多万元定息。我在国外的兄弟不拿，我一年拿100万不到。”
所以“我还是过得很好”，对他是实话。小老板就不是这样了。有的小店主连家里的锅碗都被拿走，补偿只够买烟抽，运气好的留在自己店里当职工，一个月二十元。
他为什么能过得很好？毛泽东讲过。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他跟工商界人士谈话，说定息不要急着取消：
“还有外国人，他们到中国来都要到上海看看荣毅仁先生，看看他有几部汽车，一部还是两部，房子里有没有钢琴。有一个法国资本家看过以后说，只要法国共产党这样做，他就放心了。我们这样做，对亚非国家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急于取消定息是没有好处的。”
开头那些外国客人来看他的住宅，看的就是这个。
十年后，荣毅仁已经调到北京，当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打进他在北太平庄的家。那个夏天，妻子杨鉴清被打得昏死过去，后来几年起不了床，他的右手食指被打断。
三天后，别处的红卫兵在全国工商联开斗争会，斗了荣毅仁等十三个人，罚跪，挂牌子，剪头发，脸上涂黑，用皮带抽。同一天，中学生向民主人士下令：定息、股票马上烧毁或上交，上下班不许坐汽车，要参加打扫卫生。九月，定息取消了。原说付七年，后来延了，到这时付了十年，全国一共约十二亿元，只有那二十四亿估价的一半。
国庆前夕，他给纺织部的陈锦华打电话：
“我收到国庆的请帖，参加宴会和天安门观礼，你看怎样啊？”
陈锦华说：“那好啊，当然要去啊。”
他说：“那我怎么去啊？”
陈锦华说：“我让司机郑耀辰来接你。”
二〇〇一年，他八十五岁，还对记者说：“跟着共产党干社会主义，这条路是走对了。”
回到外国客人那一问。他不是真心的。他心里的话留下了两处记录：一九五二年的“只好上吊”，一九五五年的“眼泪直流”。两处都记在共产党自己的档案和讲话里，上面全知道，还是要他带头，还是把他那句“自愿”印给全国的老板看。不带头的下场，一九五二年上海的老板都见过了。这个“自愿”，是逼出来的，也是摆给人看的。他一直说到八十五岁。
——徐中尼《访上海资本家荣毅仁》，《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第2版
——狄建荣《荣毅仁回忆同共产党的合作和社会主义改造》，《解放日报》2001年6月28日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353、356—357、498页（周而复记录、上海市委报告均转引上海档案馆藏档）
——袁凌《上海档案里的“反革命”》，《炎黄春秋》2015年第4期，第15页（王康年案）
——《从棉纺巨头到副市长：荣毅仁的沪上十年（1949—1959）》，《档案春秋》2013年第7期（引薄一波回忆）
——林蕴晖《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1953—1955）》，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第201—204、225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29—430页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三十一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81—182页（上海1956年1月大事）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89页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13、1109页
——朱良《周总理与1973年廖承志访日团》，《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第56页
——Frank Dikötter,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Bloomsbury, 2013（小业主的处境）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第181页
——陈锦华口述，徐建刚、黄金平采访，《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2008年
——计泓赓《留在荣毅仁夫妇的记忆里》，《人民日报》1998年2月27日第5版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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