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6日星期五

黃世澤:香港被嚴厲制裁機會大增

黃世澤 
RFA【澤論四方】20240726


自2019年大革命後,每逢有外國政要訪問香港,政府新聞處都會大鑼大鼓去宣傳,烏克蘭外長庫列巴應中國外長王毅邀請訪問中國,順道會見行政長官李家超,港府理應十分重視,至少會發新聞稿說明一下情況。只不過,這次庫列巴會見李家超,港府完全沒有發新聞稿。對過去幾年被西方主流社會認為生人勿近的香港政府,不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嗎?為何只有烏克蘭外交部的新聞稿?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烏克蘭直接要求港府制止俄羅斯人借香港迴避制裁。

對擺明車馬縱容俄羅斯人作為的港府,公開回應與否,都只會十分難堪和尷尬。這次庫列巴訪華,根本並非讓中國於俄烏戰爭扮演和事佬角色,相反,這是最後通牒,如果中國和香港仍然依然故我,烏克蘭亦不會再對中國有任何幻想,只會任由西方對中國和香港採取強硬行動。

烏克蘭仍然有不少人對中國存有幻想

西方一直未有強硬對付中國,其中一個原因在於,烏克蘭仍然有不少人對中國存有幻想,畢竟中國是世界上少數有在烏克蘭放棄前蘇聯核武器後,願意向烏克蘭提供核保證的國家。而且俄烏戰爭之前,中國與烏克蘭關係其實尚算不錯。因此,烏克蘭一直都避免要中國直接就援俄負責,誘導中國改變立場,至少作為俄烏之間的調停人。

中國與俄羅斯實力相差不遠,甚至現在俄羅斯有求於中國,不會像匈牙利奧爾班一類貪腐政客,完全一面倒立場傾向俄羅斯。如果中國願意介入周旋,俄烏戰爭或者可以在烏克蘭可以收回頓巴斯和克里米亞的情況下結束,戰爭賠償畢竟可以透過沒收現時俄羅斯海外資產收入,甚至若干年的賣油收益,甚至用實物得到補償,這一切可以談的。這也是不少歐盟國家,對中國仍然一絲期望的理由。

中國立場根本下定決心援助俄羅斯

當然,他們對中國的了解根本不夠,如果現在仍是江澤民年代,北京或者有足夠的務實去擔當俄烏之間中間人角色,令戰爭導向結束。只不過,由中國和俄羅斯軍機聯手進入北美防空識別區,令美加軍機升空攔截這件事,可以看到中國立場根本下定決心援助俄羅斯,甚至以烏克蘭戰場上暗助俄國,換取在中國攻台,甚至發動太平洋戰爭時共同攻擊美國,畢竟有些要發動大型戰爭的武器,例如洲際導彈,俄國的技術以至數目仍然比起中國勝一籌。

如果中國同俄羅斯繼續維持軸心國地位,那烏克蘭外長訪港居然港府鴉雀無聲就十分之合理,自2019年之後,香港連半點外交事務上自主權也沒有,事事都要請示北京。由烏克蘭的態度,都可以估到王毅與庫列巴於廣州的三小時會談,氣氛和結果都十分之差,甚至令基輔方面大失所望。因此,庫列巴來到香港乾脆要求李家超制止俄羅斯人利用香港,這其實在外交層面上,對香港以及中國都十分不客氣。

庫列巴訪華是中國和香港的最後機會

相信庫列巴返國匯報後,基輔方面應該會真的放棄對中國的幻想,當烏克蘭方面的反對都不再存在的時候,西方就可以借俄烏戰爭的大義在前,對中國和香港採取十分強硬行動都會言之成理,至少美國那一個黨派上台都不會反對。這次庫列巴訪華,其實是中國和香港的最後機會,但在習近平的奇怪思維之下,恐怕這最後機會已經白白流走,如果秋季美國對中國和香港採取極其強硬的制裁行動,不會令人感到意外,庫列巴訪華結果表明,習近平對飲敬酒的興趣並不大,似乎他的口味比較新奇古怪,對飲罰酒的興趣大很多,他可能要嘗嘗西方制裁的鐵拳滋味,才會明白他到底做了甚麼錯誤決定。

杜耀明:踐踏法治貶視民智 香港書禁自曝其醜

杜耀明 RFA 20240725


今屆香港書展期間,貿易發展局連續下達禁令,要求參展商將起碼八本書籍下架, 理由牽強不通,擺明是謀殺言論自由,也不符合約精神,並且違反營商之道。

已知被貿發局禁售的八本書,坊間有售,偏偏不得在書展擺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餘,也違背主辦書展的目的,是為讀者提供方便,一個書展便可為他們提供不同出版社不同議題的書籍,更可參加相關活動,提高閱讀興趣。不過書禁之後,書籍選擇比坊間還少,書展喪失原有功能,貿發局失職難辭其咎,更且特區當局推行「盛事經濟」之際,每年一度的「盛事」卻暗然失色,還添上污名。

貿發局是書展的主辦機構,有權按合約規定禁售某類書籍,但必須合情合理,否則合約若容許貿發局任意決定,不容異議,不僅有損參展商利益,更屬於不合理的合約,理應沒有效力。今次被禁售的八本書的原因,據參展商轉述,是貿發局收到「投訴」或指這些書籍「敏感」,所以一律需要下架。

再看這八本「禁書」。三本是資深傳媒人及學者區家麟的作品,分別是旅遊隨筆、生活札記、新聞倫理論述,真不知有何「敏感」或到收到甚麼投訴,致令主辦機構採取斷然措施。另兩本是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的著作,內容主要是作者對坐監及探監的親身體會,也許由於涉及監獄情況以及一些在囚的民主派人士而被官方認為(或貿發局覺得官方認為)「敏感」。其他三本相信也是出了近似的狀況,取材或內容觸碰到官方的敏感地帶。

問題是,官方(或貿發局覺得官方)對書本內容或有不悅,不過他們若有牴觸國安法或煽動法便該執法,否則貿發局便該放行,同時整件事重點不在市民有否投訴,而是投訴是甚麼及是否成立。但現時既沒有執法卻又不肯放行,只說有人投訴卻說不出所以然,貿發局不單顯得情理不通,更是於法不合,超出了法律的權限。

可怕是,貿發局竟敢拿官方(或它猜測)的感覺當作法律,要脅小書商把指定書籍下架,否則便要退場。無疑,主辦機構以強凌弱,圖謀可以輕易得逞,但一葉知秋,一個半官方機構可以莫須有的理由,損害投資者的利益,不用清楚交代法律依據,不介意外界觀感,更且敷衍塞責,將責任推到投訴者身上,而整個過程沒有商量餘地,更不設上訴機制作出申訴。

看在投資者眼中,一個推廣商貿的機構可以任意踐踏新聞自由也都算了,但連法治精神都不念,竟可通過不公平合約賦予不受監察的權力,肆意扼殺投資者權益,一意可以孤行,未免匪夷所思。如此下去,又如何保持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城市的聲譽?

一個地方的出版自由,不僅是經濟機會,更代表文明的程度。歷史上,極權國家不用多說,處處運用公權力嚴密查禁「政治不正確」書籍,並對犯禁者處以重罰,逐漸確立出版業的紅線和禁區,更形成自我審查的意識,務使官方主旋律佔據公共領域。

即使自由民主國家如英美兩地,也經歷長期的書禁。例如現時被視為美國經典小說的《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反映19世紀中葉美國奴隸制度的醜陋狀況,出版後在美國南方州分立即被列為禁書。19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美國國會通過法律法例,以禁止收藏及郵寄「猥瑣」、「不道德文章」之名,連一些教人避孕,主張節制生育的書籍也一概禁絕。再如文學巨匠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名著《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 ,1929年出版後,也由於書內描述的情愛場面以至戰爭對人性的殘酷扭曲,備受非議而遭到查禁。到五十年代美蘇冷戰,美國麥卡錫主義興起,防共防蘇的氛圍下,華盛頓對付親蘇以至左派人士,直接影響他們的表達自由。

有別於極權國家的思想控制牢不可破,歐美幸好憑藉人權保障、民主制度、社會進步、群眾運動等等,如今已破取這些禁區。不過,設立思想緊箍咒的歷史教訓必須正視,關鍵在於政府不信任人民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因此需要嚴格管制保護人民,以免受到矇騙、擺佈。問題是,一個政府懷疑市民讀過區家麟《最後的信仰—新聞倫理十二講》便會誤入歧途,除了對作者也是對香港人民智的侮辱。

若果外國投資者也信以為真,又怎會到一個民智未開的地方作高增值的長遠投資,但假如他們相信香港人可以明辨是非,那麼對看低市民智慧的政府,又會有多少信任?

1989民运史上的"失踪者"

RFA 【深度专题】20240602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王允 - 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每当1989年六四事件纪念日前后,震颤在人们舌尖上的通常是王丹、周锋锁等学运领袖的名字。但在这些名字背后,一个数目庞大的89受难群体的遭遇却往往被人们的注意力遗漏。这个群体正在步入历史,但这三十五年来,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的专题报道。

在过去的28年里,张强一直都是一个"隐形人"。

1996年底过后,张强就再也无法取得合法的身份证,这让他长期处于随时可能被警察盘查带走的生活状态里。

一个"隐形人"

张强对记者说,这一切的缘起都是在35年前那个初夏的夜晚。

1989年4月中旬开始,以悼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为导火索,北京高校学生发起了反贪腐、争民主为旗帜的抗议行动,并迅速席卷全国。张强当时在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化机系读大三。5月19日晚,当北京要宣布戒严的消息传来后,华南理工的学生们群情激愤。张强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们认为他这是违反宪法、违反法律的行为,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灾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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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中旬开始,以悼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为导火索,北京高校学生发起了反贪腐、争民主为旗帜的抗议行动,并迅速席卷全国。(路透社)


学生们在夜幕中突破系党支部书记的阻挠,冲出了校园,前往广东省政府门前示威。张强和另一位同学同举着一个长横幅,走在队伍最前面。但就是这次"带头作用",给张强此后35年的人生带来了无止尽的折磨。

6月4日凌晨,中国政府动用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示威学生,造成大量死伤。全国性的抗议行动也就此趋于消散。身在广州校园里的张强并没有立即被清算,但到了当年秋天,他还是不得不面对命运的裁决。"1989年10月10日,华南理工大学做了一个决定,叫我退学,但是当时华南理工的法定代表人校长、副校长,还有管教学的,一个签字的都没有,只是在上面盖了一个公章,让我退学。"张强说,这就是真正的秋后算账。

但张强在系里老师的帮助下,留在学校勉力修完课程,到了1990年夏,学校改变态度,准予他"结业"。但张强坚持自己应该是正常毕业,由此和华南理工校方在是否迁出户口的问题上陷入了长期的僵持。

张强走出校门开始工作,但他的身份证到1996年底过期。这极大地改变了张强的生活,原先他还可以在广州做专业工作,此后就只能打零工,"有些工厂需要发货,要装货、卸货,这种(工作)我就经常去做,也不查身份证、不查户口,你只要把活干完,不出事。"更重要的是,张强不能结婚,不能给自己和女友的儿子上户口,母子俩也因此在2010年离开了他。

张强身份证1996年底到期(张强提供)
张强身份证1996年底到期。(张强提供)

有一段时间,张强密集地跑华南理工、当地公安局,还有法院,但他的问题始终在这三个机构之间被来回踢皮球。到了2015年,他才通过公安局的调查发现,自己的户口早在1994年就被华南理工大学注销了。

一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变成"黑户",2014年就由《南都周刊》报道过,那篇报道只以隐晦的方式提到了89民运的背景。但这十年来,张强的境遇并没有多大改变;没有身份证,他只能住在朋友帮他租的房子里。他对记者说,"人间,人掌权、政治集团掌权的地方,我没有居住的权利,没有睡觉的权利,这多恐怖、多邪恶啊!"

一个"傻子"

在这样的"人间",张强被取消了居住的权利,做了近三十年的"隐形人"。他的"隐形"又仿佛是八九一代人的隐喻。

"六四事件"后,相比于王丹、周锋锁等少数长期受关注的八九民运领袖,张强这样的普通参与者,他们的曲折命运实际上被遮蔽在媒体,甚至是舆论的背后,很难引发关注。在过去的35年里,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声音、相貌,乃至名字正逐渐被淹没在时光的潮汐中。

今年5月15日,北京前精神科医生徐永海去海淀区有福养老院看望了六四事件后因卷入烧军车案被判无期徒刑的北京人王连禧。徐永海事后在社媒X上贴出了他和王连禧的合照,照片中,王连禧坐在徐永海身后,满口豁牙,笑容轻松。

2024年5月15日,北京前精神科医生徐永海去海淀区有福养老院看望了六四事件后因卷入烧军车案被判无期徒刑的北京人王连禧(左)。(X平台:@bjxuyonghai)
徐永海与王连禧(左)2024年5月在北京养老院。(王连禧提供)

1989年六四的时候,王连禧34岁,是北京环卫工人。因为发生了中国军人用枪炮屠杀学生的事件,他出于义愤,参与了堵截北京大街上的军车。王连禧当时具体做了什么,后来他自己也讲不清楚。多年坚持去看望他的徐永海也只是略微知晓一些模糊的细节,"据说是可能因为烧军车的时候,他递了根火柴,还是打火机一类的,为这事被判了个死刑。"

六四事件后,北京中级法院仅用两周就以焚烧军车、殴打残害解放军战士的名义共判处八人死刑,王连禧是其中之一,但由于被鉴定为有精神障碍,改判为无期徒刑,后又减刑至二十年,最终于2007年7月出狱。

出狱并未让他正常地回归社会,一年后,北京奥运会前夕,他被居委会送进精神病院。徐永海说,王连禧有些傻乎乎的,"他应该是精神发育迟滞,这个诊断应该没问题,他就是老百姓所谓的'傻子'",但他坚持认为,王连禧可以正常生活,无需住院。直到大半年后,王连禧才得以解脱,前几年他才被送入了养老院。

徐永海2009年才偶然得知王连禧的事情,开始定期去看望他,带去自己所在教会对王连禧的关心,以及外界给他的捐款。

徐永海自己也是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徐永海曾去过靠近西单的邮电医院,当时那里是容纳最多从广场上转过来的伤员和死亡者的医院之一,他还帮助包扎了伤员,"现在想起来都想哭,......哎,都激动。"那个时刻也改变了徐永海此后的人生,"真的,当年就想到,我们这个国家需要上帝,需要耶稣,需要爱。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立志,希望为主传福音,希望爱能救这个国家。"

一份"欠债"、一份感情

徐永海是出于宗教信仰,去帮助王连禧。李海则是出于亏欠的心理,去寻找那些因为参与89民运而遭到迫害的北京市民。

1989年时,李海在北京大学读哲学系研究生,天安门学运期间他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联络部部长。六四事件后,李海在学校侥幸"过关",还能继续读书,但他始终觉得对参与八九民运的北京市民有一份欠债要还,"在整个运动中,是他们热情地帮助、支援了学生,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并且死亡者也是他们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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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2014年在自家书房。(李海提供)

六四之后,外界的目光基本上集中在广受关注的学运领袖身上,中国政府也极力对外隐瞒大量普通市民被抓被关的事实。从1991年开始,李海花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整理了一份遭中国政府关押的522人所谓"暴徒"的名单,并交给位于纽约的人权机构"中国人权"发表。

李海说,这些市民普遍判得比较重;他举例说,王丹才判了四年,但被抓市民的刑期则可能多出几倍,"捡一个军用挎包,就以抢劫军用物资的罪名判八年、十年,这样的,"并且,这些人又多数是来自底层的民众,"他们通常都比较年轻,而且多数都有家庭,有妻子、小孩,而且(家境)都是比较困难的。"

李海提及的市民被重判的现象不仅在当时的北京,在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目前流亡荷兰的姜福祯1989年时在山东青岛参与民主抗议,当时是工人的他因为在青岛海洋大学贴出了《讨逆民之贼李鹏书》,被当地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1994年底姜福祯出狱后,生活稍微安定,便开始寻访周边地区因为八九遭到迫害的人群。姜福祯有些"谦虚"地说,在这群人中,他还不算最惨的,"在青岛来看,我判得不算重,这些人判十八年、二十年的都有。"

姜福祯寻找八九难友的行动一做就是二十多年,他对记者说,有时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一种感情,我就觉得这帮人太冤枉、人生太悲惨,被判得这么重,有的人说实话并不是有什么政治追求,就是个人命运悲惨。"

姜福祯在2007年(姜福祯提供)
姜福祯2007年在自家经营的书店前。(姜福祯提供)

不可能的统计

对于这个因为参与八九民运受到迫害的群体,似乎自始至终就没有过完整的统计。

现任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对记者分析说,除了前面李海提供的那个名单外,其他途径已经很难获得相关统计,"现在再想找这些历史的话,找到当事人来叙述,他们不一定愿意来叙事。"

作为八九民运重要领导者之一,王军涛在六四事件后被中国官方称为民运的"幕后黑手",因此被判入狱13年,但到1994年在国际压力下保外就医,去了美国。

王军涛说他能够理解那些受迫害当事人的心态,"有的人在监狱里面受了酷刑,出来之后也很害怕,所以接触这个群体不容易。他们当时如果不认罪恐怕命都没了,但如果认罪了,就很难再去接受境外机构的访问。"他指出,李海收集那个名单的时候,是在境内的。而因为那个名单,李海于1995年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

在另一方面,当时民运群体内部也存在分歧。王军涛说,"89年六四事件后,有很多人为了说明自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以此证明共产党的残忍无道,就都想跟所谓的'两乱分子'作切割,也就是共产党说的参与暴乱和动乱的人。"他强调,这种心理使得那批参加抗暴而受到迫害的市民的遭遇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

目前担任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执行主任的周锋锁告诉记者,"中国人权"从90年代开始就在收集中国良心犯的信息;对于八九这一批人,李海提供的名单就是他们重要的信息来源,但他们也并没有对这批人的全面性统计,"大部分地区不可能去作一个系统的调查,比如说这个省、这个市、这个县究竟有多少人受到影响?" 

周锋锁对此有个估算,"我想整体上这个受政治迫害的群体十万人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年常驻纽约的周锋锁每年都能遇到一些属于这个群体的人,"前两天在温哥华碰到一个朋友,当时(89年)是一个中专教师,当时被剥夺城市户口,发回原籍。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对这些人的一生影响是非常大的。也有人熬出来了,也有熬不出来的,一直生活在困苦当中。"

职业就是受迫害

李海2004年从狱中被释放后,就一直处于无业的状态,他有些戏谑地说,他的职业就是受迫害,"就是不断地躲避警察的上门骚扰,有一年他们就上门16次,一会儿走一会儿留,就是你不可能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有一年他们在门前一看就是半年多。"同时,李海还随时可能被警察绑架,甚至都不需要缘由。

李海无法找到正常的工作,所以在很多年中,他都是靠朋友的帮助勉强度日,"非常随机的,总是有一些朋友帮一些,大家知道了,就凑点钱给我,正好够我维持生活的,就是这种来自不确定来源的帮助。"

虽然这点有限的帮助在李海看来应付生活已经足够了,但他坦言,总体上大家对这个群体的人帮助还是很少,"06、07年的时候,大家呼吁帮助某个特别困难的朋友,凑到最后也才两三千,还为此吵得一塌糊涂。"

记者从了解八九一代遭遇的人士中,听到的大多数是生活窘迫的各种案例。现居纽约的原1989年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员吕京花对记者提到了今年初在贫病中过世的齐志勇、生活困苦但从不要外界援助的董盛坤;周锋锁则提及了去年在病榻上死于火灾的何家维,"外界根本不知道的,服了重刑、终身生活在困苦中的这些人非常多。"

从2007年开始,周锋锁和几位朋友通过其创立的非盈利组织"人道中国"为这些在国内的八九难友持续提供经济上的援助,"我们每年都会资助这种因为89受迫害的人,其中不少人已经离世。"他强调这些资助都是小额的,"就看是否是紧急需要,一般至少五千人民币,需要更多的可以再多一点。"他算了一笔账:"人道中国"为资助这个群体每年要支出约四万美元,覆盖的人员范围约三十位左右。

周锋锁也提到,比"人道中国"更早的,八九受迫害者孙立勇2005年在澳大利亚创办"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常年为国内的这个群体提供经济援助。身在纽约的吕京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为她认识的受难人士提供资助。但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民间资助对于这个群体的庞大人数来说,显得是杯水车薪。

长期在底层生活,也给这个受迫害群体中的很多人带来了精神上的损害。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都提到,这个群体中的不少人患有抑郁症或有其他行为上的问题。

也有部分因为89年受到清算,但此后远离政治的受难者又"成功"融入了中国社会。六四后曾被关入秦城监狱的当时清华大学的大四学生李恒青已身处美国多年,他告诉记者,"现在我还保持联络的这些人中,有些做企业做得很成功,比较活跃,要么就是在清华留校做教授的。"但他也承认,这些人在八九受难群体中仍然属于少数。

被迫去国

一方面政治迫害无休无止,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生活日益逼仄,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想到了离开中国。

工人刘济潍1989年因为在山东潍坊参与民运,在街上书写民主标语,被当地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八年有期徒刑,实际坐牢六年。但从1995年出狱,到2017年离开中国,刘济潍说自己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我在中国这二十多年,我就觉得像是待宰的羔羊,被捆在台子上,那刀子随时可能落下来,而你又无能为力。"

这二十多年,刘济潍主要忙着生计,并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但他发现自己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刘济潍是不能去北京的,一旦被发现去北京,他就会被当地警方强行带回潍坊。尤其是在中国政府建立其覆盖全国的数字监控体系后,刘济潍更是觉得自己毫无自由,"你无时无刻不在他的掌控中。"

刘济潍(左)在山东第三监狱中(刘济潍提供)
刘济潍(左,约1994年)在山东第三监狱中。(刘济潍提供)

邬萍晖比刘济潍早一年来美国。他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非走不可了,"再不走我就觉得可能发生不可预料的事件,正因为如此,在整个过程中我都惴惴不安,从深圳机场转北京机场,直到飞机在旧金山落地,我才有一种彻底自由、彻底释放、彻底放飞的感觉。"

邬萍晖1989年时读大四,因为在运动中书写反对邓小平的标语,以"诽谤罪"被判一年半有期徒刑。出狱后,邬萍晖与民主人士圈长期保持着联系,并参与到他们的一些行动中。2010年代,邬萍晖参与广州的新公民运动,这给他带来了危险,"我出国之前一年多的时间,经常聚会的人中就有好几个人被抓。"邬萍晖庆幸地说,幸亏他在2016年离开了中国,不然也已经再次沦为阶下囚。

心跳继续停留在那个时代

像邬萍晖这样在六四后,继续冒着巨大风险,在国内从事与推动民主相关活动的八九受难者只是凤毛麟角。不少人转换了思路,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和个人的作用。

邬萍晖在2016年(邬萍辉提供)
邬萍晖在2016年。(邬萍晖提供)

朱利全在1989年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曾短暂担任过南京高自联主席,六四事件后,他同样遭到关押。出狱后,朱利全回到学校完成了学业。但由于他绝不承认自己在民运中有错,朱利全此后的人生发展处处受压。朱利全告诉记者,"你心怀天下,但天下不关心你,这个政党也不可能给你施展才华的机会了。"

出于对中国政局和生活的失望,朱利全于2010年移民加拿大。朱利全说多年来,他仍然以"火热的心"关注着中国,"我偶尔会给朋友讲,我们的心还很年轻,还停留在1989年那个时代跳动。"

圖1. 微博、X平台上的中文帳號發文,稱美國南達科他州州長諾姆下令,該州禁賣切西瓜,因切西瓜具有反猶色彩。圖取自微博、X.png
朱利全(右)与郭罗基2012年在美国奥马哈。(朱利全提供)

但朱利全说他是谨慎的,如何推动中国的变化仍然取决于人民的态度,"时代和命运需要你站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站出来;但不需要你站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站出来,但我认为你站出来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没有必要站出来。"他暗示,中国当下还没有足够多的人表现出要改变命运的决心。

管见:新桂冠 · 新“基本点” · 旧体制现代化

华夏文摘发表于   舟巷


中共中央开它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引起很大关注,因为"三中全会"本就有些特殊意义,而按惯例,它推迟了太长的时间,很不寻常。

中共闭门开中央全会,而会议期间的几天,是宣传喉舌的表演时间。回过头看,全会里的风波虽然传得沸沸扬扬,外人难辨真假,喉舌表演倒是还算有迹可循,也许比全会的官样文章更有些意思。

其中有两点,可以推敲。一是习近平头上出现一个新桂冠,其根据之一是新报导的一个故事,却很是模糊,颇为可疑,而且新桂冠的特稿莫名奇妙消失,但纪录片尚存;一是《求是》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并非新作,乃语录式"节录",堆砌起来看似漂亮,内里实在是一团糟。

他开他的会,宣他的传,旁观之人,还是不妨说三道四。

习近平的新桂冠,名曰"改革家",而且据说他"有改革家传",证据是他1978年就曾"受父亲委托到安徽滁州实地调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新华社这篇近万字特稿《改革家习近平》,出笼后不久就又消失,看上去这个"改革家"似乎言不顺而显得名不正了。不过,新华社另有一个所谓重磅纪录片《领航新征程》,一开始就说,习近平1978年"陪着母亲","来到小岗村所在的安徽滁州调研包产到户"。显然,塑造新"改革家"是系统工程,删除特稿,是其中一桩莫名其妙的事件。

改革开放历经四十多年,如今已名存实亡,这个时候,中共官方居然不满足于描述邓姓老人在南方"画圈"的神话,煞有其事地开讲另一个故事,给人的印象是,"画圈"之前另有人有"调研"实绩,或许更伟大。新添一笔历史,意味深长。

小岗村十几户农民冒险签约"大包干"是1978年10月的事,实施起来,因农作条件而应该是1979年及之后了,而且处于迫于政治因素而保密的状态。新华社纪录片特意点出习近平"来到小岗村所在的安徽滁州调研包产到户",似乎暗示他与小岗村农民之间有某种联系。但是,倘若习某人当时真的已知晓小岗村农民的作为,甚至有所肯定,那中共宣传机器应该早就大作文章了,等不到今天。

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突破,其过程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数年之中,各式各样的承包竞相争鸣,过程颇为艰难。包产到户,是合作化之后数十年间农民持续追求之事,被中共列为"三自一包"之一,属于"妖风",必欲除之。1978年之际,它卷土重来,被称为"大包干",土地承包最为彻底但也风险和分歧最大。笔者的一位朋友1982年大学毕业实习下乡调研,当时题目就是农村土地承包。当时的形势,土地承包已成大趋势,但承包方式各有不同。行前,学校的指导说法是,"大包干"适合于最贫穷的地区,不一定是土地承包之主流。然而学生们到农村所见所闻,几乎都是"大包干"在实践之中,他们看到的是,农民实践推着中共跨过意识形态分歧向前走。

习近平1978年到安徽滁州调研,倘若属实,也未必意味着他是改革家。"调研包产到户"是一篇大文章,而习近平,在他调研之中与之后,当时他对农村土地承包,对承包到村、到队、到组,乃至到户,具体了解多少,具体怎样看法,新华社的特稿和纪录片,都语焉不详。

这就很奇怪了。在改革开放之初,即使习近平去调研包产到户,但人们不知道他的实际感受、分析、判断或结论,只知道他后来是与中共官方保持一致地肯定和赞扬农民承包土地。他后来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以及最终的博士论文,与农民家庭承包土地无关,避开了农村土地问题。这位习博士,他的博士论文被人视为"语言风格极其政府公文化",至于内容,据论者介绍,他的论文表明他"关心农村和农业的问题",面对"困扰农村经济发展的有三大现实难题:货往哪里卖,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提出"农村市场化"的对策。

那么,习博士,习总书记,"全面主席"习某人,对农民土地问题,其实没有显示出热情,他自己的研究与观念,避开了农村土地问题,注重其它。

农民承包土地,得到土地经营权,而"耕者有其田"在土地改革后六七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尚未实现,是中国农村基本现实。农民对土地连经营权都不确定的状态,致使人民公社体制苦熬支撑数十年,终于不能不失败,而农民不能拥有土地,其实一直威胁着他们的经营权。农民们承包了土地,却无法依靠对上级负责的官僚化的村组织,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异化为压迫农民剥夺农民的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中共口口声声心系人民、关心人民疾苦,尽管中共常年坚持其每年"一号文件"涉及或针对"三农"问题,却坚持回避真正关乎农民根本利益的土地私有。这与习近平的回避,是一致的。这样,习近平的"改革家"头衔,以及所谓"家传",就完全落空。

但是,若以为习近平的中共完全避开农村土地问题,那又小看他们了。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当局通过并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这是一个举世关注的举动。

农业合作本身,有其合理性,如日本的"农协",为拥有土地的农民提供服务,体现着"耕者有其田"、"耕者营其田",以及农业合作组织服务耕者,三位一体,比中国的农村体制更具合理性。

反观中国,从农业合作化之初,中共就怀着颠覆土地改革成果之心,"耕者有其田"没几年就以所谓"小农经济"之弊为由,沦为泡影。在初级社尚未普遍化尚未稳定之际,中共贸然推动高级社普遍化,仓促间根本改变了土地所有制。相比之下,高级社化跃进到人民公社化,其实只是集体所有制自身调整。经由小说《艳阳天》及其电影的宣传,"高级社岂能土地分红",为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合理性做足了意识形态工夫。"三面红旗"遭受挫折,公社体制退而未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队"是生产队,其规模相当于初级社,等于"里子"上悄悄承认从初级社向高级社普遍化跃进失败,但"面子上",则公社体制的框架仍在。这样内含着矛盾的体制,常年抵制"资本主义的苗",反对"三自一包",因为它是依恃着所谓"集体所有"实质国有的权力,持续压抑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顽强抵制农民私有土地。即使改革开放,中共在"文革"失败背景下终于允许农民自主经营土地,但是,就像合作化后"三自一包"倾向持续存在一样,改革开放以来,蚕食农民经营权的努力也从未消失,奉上级命令毁苗毁林、租地售地,屡屡发生。现在,又再搬出一部法律,为"集体经济及其组织"鸣锣开道,这只能是对改革开放反攻倒算。

这样来看,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怀疑,习近平当年调研包产到户,很可能他实际持着与农民立场相反的心思与看法,或者这心思与看法渐渐占了上风。毕竟,他去农村调研,并不意味着他支持农民承包土地。

可以比较一下:当中国面临新冠病毒疫情的严峻时刻,2020年1月7日,国家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的第二天,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据他后来说,他当时在会上"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但是,人们不知道他究竟提出了什么要求,而人们看到的是,中共严厉压制对疫情的披露,阻碍防疫工作展开,致使造成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惨祸。人们完全可以合理推断,习近平之所谓"要求",不是适应形势要求提高"应急响应"级别,而是相反,要求在那年春节前务必掩盖疫情真相,维持表面"稳定"之假象。

于是,中共试图另讲一个故事,却讲得语焉不详,讲砸了。

如今习近平已是全世界闻名的高产作家,但是,这次《求是》上他的"重要文章"《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是由26条语录拼凑而成,应属炒冷饭之作。"高产作家"的团队如此不择手段,将"语录"当作"重要文章"发表,喉舌宣传到了滥竽充数的份儿上了。

其中,第19条语录,出处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的报告。在报告第二部分,讲到"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用了六个段落,即"推进"时的六个"必须坚持"。这条语录是第二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与《求是》这篇语录文章的标题相同。这条语录,可以算是此文的精髓了。

这个段落是这样的: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

这段话不长,尽是毛病。

"坚持自信自立",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然而,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它们的发展变化,大概都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吧。这没有什么可骄傲的。

"独立自主探索","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且住!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党,它的探索之中,"独立自主"逐渐增加,依附、附庸、听命行事的成分逐渐减少,但若完全概括为"独立自主探索","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就有很大程度的夸大。中共加入国民党,在民族灾难深重之际却全力"保卫苏联",西安事变中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都是依照共产国际指示;斯大林逝世,中共在国外得以自主结束朝鲜战争,在国内得以放手推进社会改造、建设所谓"社会主义"。这些,都是重大事件,"独立自主"成分几乎都很小。

然后,就是此段落的核心:端出一个新的"基本点"。中共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现在习近平再造一个新"基本点",霸气十足地号称贯穿中共全部党史。

无知者无畏,是习近平的风格。他把"独立自主"与"附庸听命"相混杂的中共历史,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中共历史上听命于人、屡次为苏共作为"老子党"背那些或左或右"错误路线"之"锅"的尴尬行径,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习总不愧真男儿,他的气魄、格局与胸怀不见得大,脸皮是厚得不得了了。

接着就是一个不知所云的奇妙说法。"既不能……也不能……"的句式,"不能"的两种什么,总要不大一样吧,习总却偏不,他要把类似的东西拆开,拼为"既不能……也不能……",堪为妙用。

妙用有其用,那就是压制所有的异议。但是,仔细瞧瞧,刻舟求剑、封闭僵化,照抄照搬、食洋不化,这些个东东,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呵。

食洋不化,最为经典的一句就是毛泽东的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此话,在"文革"中响彻全中国,出自他1939年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大会是在天安门广场开的,天安门城楼上高挂着大会横幅,清楚表明中共数十年来一直匍匐在斯大林和苏共脚下。

马克思学说的道理很复杂,关于造反,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讲得很简明扼要的一句话其实是,"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

习某人不知道,这要是换个说法,那差不多就是"造反无理"了。

另一句话是,"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被剥削受压迫的劳动者,他们造反,有其道理,而马克思学说讲的道理,深藏在社会经济之中,即"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后来,马克思用了更有意思的字眼,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身上"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产生,脱胎,这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部事情的关键。

恩格斯在检讨他和马克思等人的错误时,也是如此。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经济是否"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是工人造反的最为深刻的道理。不懂得这一点,就是对马克思学说食洋不化。

社会经济中"孕育着""新社会因素",起而革命的人们就有其道理了,然而,要到社会经济"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他们才真正完全有道理。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比人世间女子怀胎十月一朝分娩,要长何止百倍千倍。

这个过程之中,即使在其两端"刻舟",就要有耐心"让子弹飞",很有可能等到头发都白了它还在没完没了地飞。更不用说,那"船"原本不在那个"过程"之中,却偏偏要依那个"过程"之中的文件,自己生造个"过程"出来,弄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就宣布造出了新的什么主义的社会,然后说它"就是好"啊"就是好"。那就是标准的现代版"刻舟求剑"。

这世上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苏联到中国,到北韩古巴以及非洲等各个地方,都是如此。

1982年,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称,"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有了当代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成功。"这个论述,是为中共的社会改造找些根据,可是与前面所引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中共党魁,从毛泽东到习近平,贯穿着一个实际"基本点",那就是"刻舟求剑",中间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很有些例外,他们和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一样,比较愿意实事求是。

"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应该说这是一个良好愿望,然而在当今中国,严峻的现实是,每一个中国人,如果不愿意像习近平之流那样痴迷于中共版"刻舟求剑",就要闭嘴,就要遭难。

中共喉舌为党魁烹制语录文章,从二十大报告里摘取片段,很是方便,毕竟那些报告算是在党魁名下,而中共的决议,无论是还不错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是此次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是在中共中央名下。

这两份决议,前者可视为习近平的违心妥协。他在做说明时回顾,中共十四大接受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当时提法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称这是一个"重大理论突破"。他历数中共十五大到十八大,每次对所谓"基础性作用"都稍有修改,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才表述新的"重大理论观点",承认市场"决定性作用",其间,经过了二十多年。

承认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一步,经过了二十多年,而这份决议,实际上被束之高阁,表明它其实不合习近平的心意。

而后者,在习近平实际转换了改革开放之目标之后,应该是比较合乎他心意了。

事后来看,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承认,只是市场化改革的回光返照,其实虚幻得很。习氏所谓"全面深化改革",据说是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或者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或曰中国式现代化)取代了改革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以后的"改革开放",其实质不再是改革国家体制,不再是市场化,而是所谓道路、制度、理论及文化"自信"旗帜下,重新包装旧体制。这是旧体制的现代化。重新翻修所谓集体经济组织,就是其代表作之一。

弄清楚这个道理,有助于理解此次三中全会的决议。

鲜为人知:1991年,美国曾努力避免苏联解体……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

 闻道不分朝夕 2024年07月24日 16:17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此事件意味着苏联共产党在全苏失去执政地位,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整体终结。

今天,这起世界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已发生整整31年。之所以说“发生”而不是“爆发”,是因为苏联解体虽然当时看很突然,但是它却绝非一起“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而是缘于其必然的内在逻辑。

这一必然性的具体描述,其实来自中国学界乃至官方的主流说法:

在政治领域中,苏联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官僚主义盛行、严重脱离群众;

在思想理论上,苏联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思想僵化,照抄照搬脱离本国国情,知识分子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在经济上,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收入分配长期搞平均主义,不承认私有财产也不尊重和保护一切私有财产与公民权利,违背国际历史文明的发展潮流,人民生活改善十分缓慢;

在外交上,苏联搞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全面扩军备战,与美国争霸,消耗和削弱自身实力,加剧了国内动荡。

所以从客观上说,这样一个“利维坦”不死掉简直天理难容。

简单捋一下苏联解体最后阶段的几个十分关键的重大事件和时间节点:

1991年9月6日,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宣布独立。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领导人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在法理上失去了存在基础。

1991年12月26日,原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正式解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成为苏联的唯一继承国,原苏联在海外的一切财产、存款、外交机构、使领馆等均由俄罗斯联邦接收。

然而,苏联的解体虽说有其必然性,但是其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可谓精彩纷呈……闻道不分朝夕今天向大家推荐哈佛大学教授沙希利·浦洛基所著《大国的崩塌》片段——从中你会非常吃惊地发现:

当年苏联解体前,作为它“头号敌人”的美国,其实并不希望它垮台,相反布什总统和他的白宫顾问做了许多事情来延长苏联的寿命……


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

浦洛基 文  |  先知书店 编


傍晚时分,夜幕降临,莫斯科红场上的游客们、向列宁墓行进的仪仗队士兵们,还有克里姆林宫的一石一瓦,都见证了参议院大楼上苏联红旗的缓缓降落,这也意味着苏联政府——国际社会主义的代言人下台了。


1991年圣诞节这天,通过电视,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都观看了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当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实况转播了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演说,这是苏联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总统,因为苏联不复存在了。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圣诞夜。


▲戈尔巴乔夫在发表辞职演说后盖上演说稿,标志着历史翻过了苏联这一页


刚刚发生了什么?第一个能回答这一问题的人就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


12 月25日晚,在看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其他广播电视对戈尔巴乔夫演说的报道后,在看完克里姆林宫的红旗被降下之后,布什很快步入电视直播间,为美国人民就他们所看到的画面、他们所听到的消息以及他们所收到的圣诞大礼进行解释,剖析其意义。


他将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和苏联红旗的降下视为美国40多年来对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且,布什将苏联的崩溃与冷战结束联系起来,庆祝美国人民的价值观赢得了胜利,他在三个句子里连用了三次“胜利”。


几个星期后,他在国情咨文中提到,“苏联于一年之内解体所带来的变化有着几乎神圣的意义”,他宣称“受到上天的眷顾,美国人民才赢得了冷战”,此外,他还宣布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将要产生。他在两院联席会议上说:“世界曾被分成两个对抗的军事阵营,现在剩下唯一一个卓越无比的强国,那就是美利坚共和国。”闻者掌声雷动。


▲1991年7月,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会晤


40多年来,美国和苏联确实陷入全球对抗之中而无法自拔,这场对抗没有以核灾难结束真是纯属偶然。


一边是红旗飘飘的克里姆林宫,另一边是星条旗飞扬的美国国会大厦,一代代的美国人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东西阵营分明的世界中。那些在1950 年入学的人们仍然清晰地记得核警报演练以及一旦发生核爆炸要躲在桌子底下的建议......


就在苏联解体的前几年,要求核裁军的游行示威还在纽约和美国其他主要城市的街头上演。这一活动甚至使父子反目,年轻的政治激进主义者罗恩·里根就反对他的父亲——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


美国人和他的西方盟友在国内外展开了无数次斗争,战争似乎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但现在,曾经全副武装的对手,从未在一场单独战役中失手的对手,居然不放一枪就降下了国旗,国不复国,分崩离析。


▲1991年1月,10万群众在克宫前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


在戈尔巴乔夫——这位与布什和里根共同结束冷战的人——宣布辞职当天,布什总统宣称美国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这当然值得庆祝,但是有些事情还是令人困惑。


虽然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只是象征性地结束了苏联(从法理上苏联在4天前也就是1991年12月21日已经被它的成员国正式分解了),但冷战的目的并不是分解苏联。


而且,布什在1991年12月25日面向全国的讲话,以及1992年1月在国情咨文中的讲话内容,与政府早前关于冷战的报告是截然相反的,报告原本说的是不能与戈尔巴乔夫对抗,而应以与其合作的方式结束冷战。


这类声明最早是在1989年12月的马耳他领导人峰会上做出的。就在布什发表圣诞节演讲前几个小时,白宫还有过类似的声明。该声明赞扬了戈尔巴乔夫的合作:“(戈尔巴乔夫)与里根总统、我自己和其他联盟国领导人一起工作。戈尔巴乔夫总统行事大胆,果断决定结束痛苦的冷战,并将致力于重塑一个完整和自由的欧洲。”


布什的圣诞演讲意味着总统及其内阁成员将一改其对苏联老对手的态度,也将重新评估美国影响苏联发展的能力。尽管布什和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在1991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仍然公开声称美国对于苏联的影响力有限,但现在他们却将苏联政局的戏剧性发展归功于自己......



这本书挑战了胜利者的解读方式——他们把苏联解体视作美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书中的观点有一部分来源于布什总统图书馆中解密的资料,包括总统顾问的备忘录及布什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加密的通话内容记录。

这些最近公开的文件前所未有地、清楚地表明布什及白宫的顾问做了许多事情来延长苏联的寿命。他们担心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崛起,也担心苏联的其他共和国领导人推行独立运动。一旦苏联解体,他们希望俄罗斯成为苏联核武器的唯一继承人,并在后苏联地区,尤其在中亚各共和国中保持其影响力。

为什么一个在冷战中声称与其敌人进行抗争的国家领导人会采取这样的政策?

美国白宫的文件及其他的资料来源为这个问题及这本书中其他相关问题提供了答案。这些资料表明,冷战时期美国口头上的政治说辞与其实际行为并不一致,事实是美国白宫试图挽救戈尔巴乔夫,因为他已被白宫视作世界舞台上的主要伙伴。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准备容许共产党和苏联的继续存在。因为冷战事实上已经结束,所以白宫关心的不是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而是苏联可能爆发的内战。用当时记者的话说,这会使前沙皇帝国变成“拥有核武器的南斯拉夫”。

核武器时代改变了超级大国间对抗的性质及对战争成败的定义。战争的成败不再取决于士气或是民心。冷战时期的布什政府不得不应对两难的境地,根据地缘现实及事态后续发展而调整其说法和想法。从这个角度看布什政府已经尽力了,但他的行为远胜于其自相矛盾的说辞。

关于苏联解体前的几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将提供一个更为复杂和更具争议性的视角,其内容与前冷战双方的说法皆有不同。

本书还阐述了当今美国单极独大的局面之所以取代了两极阵营对立的冷战局势,不仅仅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偶然因素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重新审视这个时代形成的原因,以及大西洋两岸的国家领导人有意或无意的观念和行为十分重要,这将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过去15年中什么地方出错了。

我把苏联解体与20世纪主要帝国的灭亡归为一类,其中包括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英国、法国以及葡萄牙。


我把苏联称为最后一个帝国,不是因为我认为未来不会有帝国,而是因为苏联是最后一个在现代实行古典欧洲和欧亚帝国制度的国家。我认为帝国的法规与民主的选举制度不能共存,二者的冲突导致了世界上最后一个帝国的灭亡。


我研究苏联解体的历史正是以该观点作为前提。1989年当戈尔巴乔夫把民主选举制度介绍到苏联时,一批通过选举诞生的俄罗斯政治新星们突然有权表态他们是否愿意继续承担帝国的重担,同时,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共和国的政治家们也面临着是否要继续处于帝国统治的选择。最终,双方的选择都是否定的。




我主要的论点是:苏联的命运是在其存续期的最后4个月中决定的。这4个月指从1991年8月19日发动政变到1991年12月21日苏联领导人在阿拉木图召开会议时为止。

我要论述的是,决定世界最后一个帝国命运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美国的政策,也不是苏联中央与俄罗斯的矛盾(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矛盾为代表),也不是苏联与其他加盟共和国间紧张的关系,而是苏联内部两个最大的共和国——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关系。

正是因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精英不愿意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最终导致了苏联的终结。

1991年苏联解体,无疑是20世纪人类史上的大事件。其影响之深远,丝毫不亚于一战与二战,在31年后的今天仍然不断回响。因此,理解了苏联解体这一关键事件,非常有助于理解现代世界政治格局的本质。


理解苏联解体,需要明白许多“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理解苏联解体的原因,还能有助于解释苏联的两大长期利益相关者——乌克兰与俄罗斯,1991年之后在探寻权宜之计时遇到的困难,以及今日俄乌之争的根本原因。

理解了美国是如何参与苏联解体的进程,就会明白,其实美国现在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91年就已经决定了。今日世界又处于新的变局之中,回顾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可以让我们更透彻地看清当下世界。

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苏联解体三书”,聚焦苏联解体之前的最后岁月,以三种不同视角,从一个大国崩溃的细节中汲取对当下世界的重要启示。

◎美国视角——《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这本书颠覆了我们对苏联解体的一贯认知,揭开了大国倾覆的幕后真相。它的完成主要得益于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向学者解密的美国文献。书中梳理了整个事件的脉络,以及关键领袖人物的价值观、文化背景和个人动机,弄清了促使他们做出决定的真正原因。

◎苏联视角——《苏联解体亲历记》:作者马特洛克,在美国外交部门长达35年,是里根政府的重要顾问,参加了苏联解体前20年几乎每一场美苏首脑会议,并与里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有广泛交集。这种特殊的个人经历,使得《苏联解体亲历记》成为独具价值的历史杰作。

◎当事人视角——《苏联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作为宣布苏联解体的关键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本书更是包含47张珍贵历史图片,披露苏联解体的第一手珍贵历史资料,回顾20余年来重大历史事件,深刻思索俄罗斯的命运。

当下,苏联题材的书籍在市面上越来越少见,对读者来说寻找起来也更加困难。面对如此现状,这套书的价值不言而喻。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了解详情并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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