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3日星期二

梁京:美國民主過大關

梁京 
RFA 20240723


拜登決定棄選,許多人都鬆了一口氣。對於那些認為特朗普一定會贏的人來說,拜登的這個決定意義不大,因為他們相信民主黨反正贏不了。但我相信,對關心美國民主政治命運的人來說,拜登如果繼續堅持不退,不僅會嚴重傷害民主黨的機會,對整個美國的民主政治如何面對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歷史性挑戰,可能帶來難以彌補的傷害。

了解歷史的人不難看到,美國民主政治的運作實踐,正在經歷自美國內戰以來最重大的危機。這個危機雖不會像當年南北戰爭那樣危及美國國體,但對整個人類文明而言,如果美國的民主政治遭遇重大挫折,也就是如果美國的民主不僅讓美國人民失望,也讓世界人民失望,特別是讓正處在歷史轉折關頭的中國人失望,將對整個人類未來的秩序帶來極為深遠的不利影響。

美國內戰的結果,奠定了美國稱霸世界的價值和實力基礎,但當時世界的思想活力和政治秩序競爭的中心舞台,仍在歐洲。今日世界的格局顯然不同,美國早已是世界思想和政治秩序競爭的中心舞台,因此,美國的政治民主在當代的實踐,將不僅形塑美國的未來秩序,也將形塑未來的世界秩序。現在越來越清楚的,就是民主政治秩序遭遇的一個普遍性挑戰,就是如何在不同文化身份的尊嚴與普遍的人類尊嚴的張力中,不斷改善民主政治的設計和運作。人們曾經以為,一旦物質匱乏被消除,民主就不難實現。但美國的高度繁榮乃至中國經濟的崛起,都說明並非如此簡單。民主政治永遠需要很高的智慧和歷史機緣。李光耀創造的新加坡就是經典之一。

但正如李光耀自己非常清醒地認識到的,新加坡的政治秩序有其極為脆弱的一面,根本的原因是她太小了。如果法治和民主的價值在全球遭遇重大挫折,這個城邦國家能否保持活力、甚至能否生存下去,都會成為問題。換言之,美國這個超大規模的政治實體,是全世界許多中小國家能否堅持法治和民主的決定性因素。而正如我們看到的,美國的民主政治的活力,取決於她能不能過兩個大關。

一個大關,就是世代交替,也就是新一代美國人,特別是來自非歐洲國家的移民的後代和新移民,會不會因為不同的文化身份背景,而斷了美國民主的根基。畢竟,21世紀的美國與托克維爾描述的美國已經大不相同。黑奴問題,已經不再是民主的威脅,但亞裔呢?尤其是那些相信亞洲有其與美國相抗衡的價值的亞裔美國人,其影響力因人才、財富乃至人口規模激增而激增。他們會不會成為美國民主政治的威脅?

這個問題,與美國民主要過的另一個大關密切關聯,那就是美國繞不開的中國挑戰。中國到底對美國的民主構成甚麼樣的威脅?是一個並沒有說清楚又極為重要的問題。雖然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識到,挑戰美國的老大地位極不明智,但這並不等於中國放棄與美國爭霸,就不會威脅到美國的民主秩序。原因之一,是中國太大了,另一個,則是中國靠內生的力量,似乎找不到建設法治的門徑。也就是說,如果美國不能幫中國走向法治,美國的民主秩序必然要被中國這個龐然大物沖擊,無論是以財富急速湧現的形式,還是以秩序全面崩潰的形式。

那麼,美國民主能過大關嗎?這既是對信念的挑戰,更是對行動能力的挑戰。

陳詩寧:美國2024年選舉:一場MAGA與DEI的戰爭?

思想坦克 2024 年 7 月 23 日


7月21日,美國現任總統拜登宣布放棄爭取競選連任,儘管副總統賀錦麗的接班之路還待8月民主黨大會的正式提名,但她女性、左派、廢死、非裔兼亞裔的身分,是美國當代政治的另一具體形象。

一場MAGA對DEI的選戰主軸正在成形

一如美國西岸的好萊塢創造了漫威和蝙蝠俠,美國東岸的華盛頓在政治人物的設定和角色衝突上也不遑多讓。

前總統川普的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次偉大)主旋律震天價響,如賀錦麗順利出線,出身於奧克蘭的她可能會更理直氣壯地以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多元、平等與共融)迎戰。

奧克蘭位於加州東灣,是黑豹黨的故鄉,自1960年代以來發展成為一個有色人種榮耀的城市,賀錦麗身為印度人和加勒比海牙買加後裔,從小就以身為「黑人」自豪。此外,她發跡於加州舊金山也是酷兒運動的發源地,讓她在推動多元、平等與共融議題上,具有天然的優勢和深厚的基礎,成為DEI的代言人之一。

相較之下,川普的MAGA則是強調美國傳統價值和經濟利益,試圖喚起美國選民對於一個強大美國、美好過去的懷念。這種主張在感受到全球化衝擊的藍領工人階層中得到共鳴。

在這場選戰中,MAGA和DEI成為兩個對立的主軸,代表了美國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和價值觀。MAGA強調回歸傳統和經濟繁榮,而DEI則倡導社會公正和多元包容。這場選戰的結果,不僅關係到誰將入主白宮,也反映了美國社會在面對未來挑戰時的價值選擇。

2024真正的時代主軸:新冷戰s

然而,相對於MAGA和DEI這兩個美國內政關鍵字,台灣人更切身的應該是《紐約時報》記者大衛.桑格(David Sanger)的新書《新冷戰》(New Cold Wars)。作者指出,2024年背後真正的主軸是新冷戰,一場涉及大國競爭、技術遏制和全球政治聯盟的新型對抗。

作者在標題末尾的"s"意在提醒讀者,相對於70年前的舊冷戰,美國現在是同時面對兩個主要的核武裝對手。在過去幾次西方選舉中,俄羅斯已經學會如何變成西方民主的擾亂者,而中國則以先進技術出口支持其他獨裁者,這形成了對西方的一大挑戰。面對這一挑戰,美國和其盟國,包括日本、韓國、菲律賓和澳洲等,必須保持團結,不讓敵對陣營見縫插針。

即使身為對川普最有意見的《紐約時報》陣營,桑格依然肯定川普政府自2017年起就將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重新聚焦於大國競爭,且由拜登政府繼續延續,這中間最重要的戰略之一,就是強化對中國獲取先進半導體技術的限制,而台灣的台積電扮演了核心角色,成為美中競爭中的關鍵一環。

在問別人戰略清晰前,先問自己戰略清晰了沒

按照以上客觀情勢分析,美國將繼續透過外交和經濟手段,確保台積電的技術不落入中國手中,同時也會繼續加強與台灣的關係。

回顧歷史,台灣曾經經歷過舊冷戰,對於美國選舉政黨更迭的影響應該記憶猶新。

1950年,民主黨的杜魯門當政,儘管他與蔣介石存在意見分歧,但在韓戰爆發後,杜魯門依然派遣第七艦隊保護台灣,讓蔣介石搖搖欲墜的政權得以轉危為安,保住了自由中國的存在。到了1954年,共和黨的艾森豪上台,繼續承接杜魯門政策,訂立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進一步鞏固了台灣在第一島鏈中的戰略地位。這些歷史事件顯示出,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美國對台政策的核心並未因政黨更迭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當前,台灣與美國的溝通管道並不遜於蔣介石時期,且台灣的地緣政治重要性有增無減,實在沒有理由動輒疑美、擔心棄台。

在檢視美國對台政策是否清晰之前,我們應該先問自己:台灣的全國戰略是否清晰?國民全體對於保護自己家園財產權利不受侵害是否有決心。借用川普的說法,如果美國對台灣的保護是要「收費」的,怎麼會有一個家庭一個辦公室因為與保全公司總經理可能換人,就接受「打開大門放任強盜搬走所有資產」的想法呢?實在匪夷所思。

台灣人應敞開心胸,祝福盟邦政治人物順利參選

雖然賀錦麗與美國其他州連結較少,政治代表性不足,未必能順利得到提名,但剛剛告別第一位女總統的我們,應可用開放的心態來看待這一情況。在加州,有中文名字的公職候選人並不少見,有中文名字並不意味著他們一定親中。而且賀錦麗的從政經歷和成就證明了女性在美國政治領域的可能性,她的參選不僅僅是她個人的挑戰,更是對女性攀登高位的一次重要嘗試。

於生活在加州人數眾多的台灣移民來說,也需要有更多同理心來看待舊金山街頭的遊民景觀、微罪不罰所謂「零元購」的亂象,這背後有AI時代工作機會大幅減少的脈絡、中國便宜毒品輸入的問題,也有自許為大熔爐的立國精神與隨之承擔的移民道義。

自詡為選舉達人、見怪不怪的台灣鄉民,讓我們把握最後100天,繼續看下去!

作者是二十年來企業創作二刀流,去哪裡始終不忘記者和企業人的雙重身分。從外派中國到矽谷分公司,由太平洋東西兩岸回望台灣,文化與生態如珍寶發光,傳產和數位經濟並列爭輝,正在寫作新書《末代台幹》。

楊穎宇:曾經西化的戶外生活 同一空間可促進公民社會也可令其窒息

楊穎宇  
RFA 【寰宇古今】20240722


7月14日,4年一度的歐國盃決賽英格蘭對西班牙。不少英格蘭人心知奪冠機會不大,但無損其支持國家隊之熱情。我不是球迷,而且一直在香港生活,對歐洲觀看足球的文化毫無認識。如今近水樓臺,有個有趣觀察:這裡的人十分喜歡戶外看足球,就像倫敦場公園(London Fields),那裡有一間大型酒吧,決賽當晚設立巨型電視機對向公園之內,幾千人坐在公園內透過電視觀看賽事,有人更爬上欄杆、坐在車頂或樹枝上。有趣的是,人群中有些打開手提電腦觀看賽事,換言之將可以在家裡做的移師到戶外人群之中。更有趣的是,我有鄰居把大電視機搬到後花園,自創戶外睇波的氣氛。

另一方面,決賽前一周,西班牙發生反遊客示威。警方表示,有2800名示威者(示威組織聲稱實際人數是7倍)上街遊行,高喊「旅遊業殺死了巴塞隆拿」口號,抗議太多遊客造成各種問題。他們用水槍射向坐在餐廳外的遊客,新聞片段所見遊客們倉皇收拾東西離去。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不少餐廳會向選擇室外進食者收取附加費,一般是一桌10歐元(折合港幣約85元)。換言之,示威者攻擊的,是熱愛享受西班牙陽光的高消費旅客。

「戶外」在西方文化非常重要

以上兩例,從不同角度論證「戶外」在西方文化的重要性。百多年東亞現代化進程中,除了器物、政制、文化的更替外,認識和接受西方戶外生活,是人們未必察覺但又實際進行中。事實上,東西文化觸碰時,西方對戶外生活的需求形成了頗明顯的文化差異。鴉片戰爭前,廣州一口通商,雲集於城外的外商被禁止入城,亦不能四處亂走,外商不滿侷促於商館,要求到郊外「放風」,於是在有翻譯員陪同下他們可以到附近的花園或對岸舒展筋骨。後來他們組成「公園委員會」,在商館附近設立公園,以便消暑聯誼。

設立公園,是現代化的一項重要指標。公園的關鍵字是「公」:園一直存在,但不是公有,公園的設立意味著開放的戶外社交生活成為市民共享,市民只需付出少量費用甚至免費便可享用。以英格蘭為例,最早的公園是打庇郡的Derby Arboretum(打庇植物園),在1840年設立,雖然收費,但逢星期日免費,方便工人階級享用,公園最終於1882年完全免費。

「公園文化」由西方引入香港

這段期間,香港亦著手籌備後來稱為「兵頭花園」的植物公園。早期一本重要的香港史作品《20世紀香港印象記》其中一位作者說:「來香港之前我已經聽說這公園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美麗的地方。」正如香港大學一開始時稱為「The University」,這個當時稱為「The Public Gardens」的地方有三事可述。

第一,這裡培育的樹苗,大批種植在港島山坡,面積達5000英畝(港島面積約2萬英畝),不單一洗開埠時「一毛不拔」(barren rock)的污名,更為多年後的郊野公園及遠足徑奠下基礎。第二,1894年鼠疫,太平山區夷平了大批房屋,政府決定興建卜公花園,綠化、開放、休憩的生活,開始進入原來擠迫不堪的華人社區。第三,1926年,兩位年青人計劃開麵包店,他們總是在植物公園商討大計,後來店鋪開張,就拿Garden為命,中文音譯「嘉頓」,差不多100年來植物公園透過「嘉頓」成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

孫中山亦非常重視「公園」

我們又將視角轉到廣州。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中國第一個市政府,除了為革命募集經費外,更是展示現代的窗口,說明中國人有能力建設現代城市。其中一個「示範單位」,便是拆除廣東巡撫署所興建的中央公園(今人民公園),當時又稱「第一公園」。市政府公報稱:「市政府先行經營第一公園一處,祇以時間及經濟關係,因陋就簡,草草完成,慰情聊勝於無,話梅亦堪止渴。」眾多市政建築,以公園先行,可見曾在香港生活的孫中山深知公園對於市民生活、西化建設、都市形象具有極重要的象徵意義。

除了公園外,其他戶外活動都是由西人先行,華人模仿並逐漸推廣:以香港為例,游泳(當時稱海浴)文化由淺水灣開始,華人將北角七姊妹變成熱門的海浴場。也是由淺水灣開始的選美活動,20年後的1946年起,在北角麗池夜總會奠定華人選美,至今差不多80年歷史仍在進行中。不少西人於19世紀末已開展遠足行山,華人於20世紀初開始接棒,今年踏入第92年的《華僑日報》庸社行友是其中一隊歷史最悠久的行山隊。賽馬活動一開始是每年一次,華人只能夠在臨時搭建的馬棚觀賽;今天馬會會員絕多數已是華人,成為身分地位的象徵。

公共空間精神面貌 隨政權性質改變

社會空間的發生和利用充滿意識形態。法國社會學家Henri Lefebvre著有《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名,論述空間在形態、精神、社會三者互相影響。高喊改變生活、改變社會,若沒有與之相適應的空間,便會僅僅流於口號。

這一點,從香港公園運用的轉變可見一斑。幾十年來,維多利亞公園、遮打花園不單是市民休憩場所,而且在「回歸」前已演進成為表達各種公民訴求的殿堂,猶如19世紀中以後,倫敦海德公園成為集會和演說的場所。然而,《國安法》下的新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寧願租給參加者寥寥的家鄉市集,萬人空巷的六四燭光晚會不再。很明顯,同一個空間,可以促進公民社會,也可以令其窒息;公共空間的精神面貌,會因為政權性質的不同而徹底轉變。

徐贲:为何英国君主制能和平转身,而法国却爆发了暴力革

 徐贲 文明的细节 2024年07月18日 17:41 


 18世纪上半叶,英国式有限君主制英国人的自由是欧洲国家启蒙人士所羡慕和希望仿效的。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对英国的赞扬,都是他们将英国自由与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不自由有所比较的结果。

英国的自由在于她有制约权力的宪法。18世纪,人们在礼赞英国宪法时,所依据的主要原则往往是这样一个通常的理念,那就是“只有阻止了滥用权力,政府机构才能保护政治自由。英国人享受独有的政治自由的程度,取决于宪法秩序对于独断与残暴的权力行为的有效遏止;反过来,这种政治体制的成就又取决于多种完全不同的体制与行政程序的存在与协调”。[1] 

英国自由是上流人士的自由。

但是,到了18世纪最后十年,法国革命所代表的民众自由的魅力影响已经超过了英国式的自由,英国国内的辉格党和许多知识人士也都是法国革命的支持者。


1790年,柏克发表了《法国革命沉思录》(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标志着英国式的保守主义登上了现代历史的舞台,也把英国放到了法国革命的对立面。

这个时候,引领世界自由潮流的已经不是英国,而是法国了。


一       从英国式自由到英国式保守


从伏尔泰1733年发表《英国通讯》到柏克1790年法国《法国革命沉思录》,不过半个世纪,但英国在欧洲已经从英国式的自由转变成了英国式的保守主义。

历史就是这样,以前认为是激进的东西,过几十年,一百年却被认为是保守的了。
英国式的保守主义看上去是反对法国革命,但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理念:温和和不冒进(对立面是激进),倚重经验和常识(对立面是唯理性主义、抽象理念)、传统和习俗(对立面是标新立异,彻底推倒重来)、折衷和妥协(对立面是偏激、改良和演进(对立面是彻底变革或革命)。这些理念都是针对法国革命的现实,而不是抽象的政治理论。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21世纪后,中国知识界似乎出现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倡导英国式保守主义的趋势,从介绍政治保守主义理论,到高度赞扬苏格兰启蒙和推崇休谟以及对埃德蒙·柏克的浓厚兴趣,似乎都将英国经验视为当前中国所需要的那种启蒙。相比之下,对法国启蒙的兴趣则明显消退,讨论法国革命无非也就是作为反面角色与美国革命做些对比,而美国革命则被理解为盎格鲁-萨克森政治保守主义的胜利标志。

美国保守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的《美国秩序的根基》Roots Of American Order ,1974)在半个世纪之后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后,立刻受到推崇,似乎更证实了英国保守主义对美国革命的历史影响。

柯克在这本书里只讨论了四位影响美国建国历程的18世纪思想家:孟德斯鸠、布莱克斯通、休谟和柏克。一位法国人,三位英国人,用柯克自己的话来说,选择这四位,是因为孟德斯鸠“吸取历史知识的惨痛教训”,休谟“鄙视理性崇拜”,布莱克斯通的法学思想重在“先例和惯例”,而柏克则是“倡导从中世纪和基督教以及经典信念的传统”。[2] 

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强调经验、常识、传统、习俗,反对理性崇拜、抽象观念、冒进创新和乌托邦式的改天换地。




这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基本理念,也是他们所构筑并引为权威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是由特殊的历史因素形成的,别的国家没有复制的条件。(编注:此处有部分删节)

18世纪英国的保守主义有其不可复制的特殊性,伏尔泰在英国看到的那种自由令他心仪不已。他是一个普世主义者,认为确实存在超越时空的、普泛的理性社会模式。所以建议别的国家试试看能不能种活“英国式自由”这棵椰子树。

但是,即使在他那个时候,也已经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那就是,英国的自由是古老的,可以说是天然地流淌在英国的血脉和土地中。伏尔泰对英国《大宪章》不以为然,与他淡化英国式自由的特殊性有关。但是,孟德斯鸠就不同了,尽管他也信奉普世的价值,但他相信英国的法律、政治体制是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的产物。

孟德斯鸠的看法更有代表性。18世纪徳国思想家约翰·戈特夫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fried Herder,1744-1803)认为民族性格犹如不可移植的花草树木产生于一国的政治文化,难以移植到另一个国家。


1904年的一幅漫画,主角分别是拟人化的德国、英国和法国


20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泰勒很欣赏英国的稳定和文明,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英国人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无须策划政变,而且少数派有言论和出版自由。他认为,法国也许有更高明的文化气氛,当然也有更可口的饭菜和酒饮,但英国的政治体系是最好的。英国人既自由自在,又循规蹈矩;不像法国人,深受压迫,然而随时又可能爆发成充满暴力的无政府状态。英国自由,但不是十分民主,这正合泰纳心意。他觉得认为一个国家可以只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想法是荒谬的。他相信,英国之所以能在自由和秩序之间保持平衡,是源于它独特的气候,它的种族构成,以及它的历史。

泰勒笃信民族性格一说。一般持这种观念的人,都爱用有关自然的术语。泰纳不仅不赞同伏尔泰的椰子观,反而认为在别国效仿英国体制的结果是“怪异的”一一除了在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他说,不可能有别的结果,因为一个国家的国体是个有机现象,犹如一个生命体。你可以能模仿其外表,但你绝不可能同化其本质。法律、宪章和习俗取决于古老的习惯,这些“就像盘根错节、扎得很深、隐不可见的根系”。英国政府的稳定是牢固地植根在整个国家的土壤里的,无数活纤维的末梢开出来的娇美花朵”。[3]


二    保守,还是温和?



我们当然不需要用赫尔德或泰勒的自然术语或比喻来说明英国式自由和英国式政治保守主义的“英国特色”,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是英国式自由还是英国式政治保守主义,都不适用于中国。因此希望借助“英国经验”挽回启蒙在中国的颓势,无论愿望多么美好,都不过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编注:此处有部分删节)
不少中国学术人士赞赏柏克,也连带赞赏他所反对的“抽象观念”“彻底重建”“全能理性”。值得注意的是,保守主义的这些对立面都是有限定附加词的:“激进”“抽象”“全盘”“彻底”“全能”,因此不过是在“革命”“观念”“革新”“重建”“理性”等问题上的程度调整,所以并没有真正告诉我们“保守”要反对的到底是什么。程度上的调整涉及的不过是“激烈”与“温和”的区别,而不是目的的不同。

但是,保守是一种目的的坚持,不只是手段和方法的调整,保守(conserve)指的是保留和守卫某种东西,是一种目的,而温和(moderate)只涉及方法和手段。把手段上的温和当成目的上是“保守”,显然是混淆了保守与温和的区别。

如果在推崇柏克保守主义的时候,推崇的只是他反对的“激进”“抽象”“全盘”“彻底”“全能”,那么,“温和”是一个比“保守”更确切的表称。

如此看来,国内人士赞扬柏克的保守主义时,其实是把他当作一个“温和”派了,而事实上,柏克在保守自由的立场和方式都是非常激烈,一点也不温和的。他的《法国革命沉思录》就曾因为过于激烈,而遭到许多批评。

英国社会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里指出,要理解柏克更为全面的思想要点,关键在于把握他所眷恋执着的事物本身,(那就是自由),而非只看到他所谴责的事物(法国革命、法国国民议会、法国人权宣言等等)。在柏克的保守主义那里,重要的不是他反对过哪些东西,而是他要保守什么。

柏克谴责法国革命,并不是因为他眷恋波旁王朝,而是因为他害怕,推翻波旁王朝的那场革命如果扩散到英国,就会毁掉自由。他是为了保守英国式的自由才反对法国革命的。[4]

柏克反对法国革命,是因为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法国式革命扩散到英国的威胁。当时有许多英国人同情和赞赏法国革命。他在《法国革命沉思录》里屡屡谴责当时伦敦的雅各宾和革命协会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成员都反对君主制,反对权力继承、反对教会涉政。他们代表当时的政治激进力量。柏克否定的正是他们所要捍卫的核心政治理论,那就是法国的《人权宣言》。柏克成为他们的对手,也成为他们的众矢之的。他们当中包括了托马斯·潘恩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都是那个时代新思想的代表。

今天,我们从与柏克不同的历史角度来看待法国革命的意义,以及在这一革命的自由阶段出现的《人权宣言》(即《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8月26日颁布)。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把这个宣言当作法国革命留给争取自由,反对专制的人民的重要精神和政治遗产。当然,对于它的原创性是存在一些学术上的争议,但这并不影响它所宣告的价值本身。例如,德国学者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认为人权宣言以美国各州宪法的权利法案为蓝本,甚至“基本上是抄袭北美各州权利法案而来的”,但是,法国学者布特米(Emile Boutmy)则认为人权宣言是法国的文本,是法国原创的,与北美的权利法案都源于欧陆的“18世纪精神”。

争论归争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宣言确实采用了18世纪启蒙学说的自然权论和一些新政治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肯定了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阐明了权力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等原则。

柏克曾猛烈攻击这些观念是“抽象”的理论,而不是从实实在在的政治传统和经验中自然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这与他对法国革命的彻底否定是一致的,也是他用来支持其立场的一个重要论证。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人权宣言》所倡导的那些政治观念,甚至“人权”“公民权利”这样的观念,并不是在所有国家传统中都有可能自然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如果不是先作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抽象的新观念引入一个与它们是陌生的政治话语环境,它们就根本无法产生,更不要说发展和成熟了。社会变革引入新的观念,不管开始时多么抽象,也不管与现实有怎样的距离,甚至看上去遥不可及,都有可能产生深远的后果,因此也都有可能是必要的,极有意义的政治启蒙。
柏克显然低估了法国《人权宣言》的世界意义,也无法了解它对后世的影响。他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拉开与《人权宣言》的历史距离。柏克是1797年去世的,这个时候法国革命的恐怖时期已经过去,离开拿破仑于1799年接管权力还有2年。他事实上甚至没有可能与法国革命本身拉开充分的距离,作出客观冷静的评价我们今天直接全盘使用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意见来评价法国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并不是严谨之举。




    该怎么理解法国革命


美国政治学家和政治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一书里对法国、美国、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里的不同革命进行了综合的比较研究,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进程和结果”的基本认识是:

“对法国漫长的民主之路来说,用暴力摧毁旧政权是关键的一步。在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一步骤对于法国而言是关键的,因为法国民主所遇到的障碍与英国不同。法国社会并没有也不太可能以英国的方式产生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特征的地主所组成的议会。法国过去的历史发展将上层阶级变成了自由民主的敌人,而非民主阵营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民主要在法国取得胜利,那么就需要某些制度作出让步。在这里,我们断言说民主和旧制度之间存在这一关联,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同如下的一种观点:法国历史注定可以发展成自由民主。有充分的依据表明法国历史的整个进程可能走向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而且,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法国大革命才是更加具有决定性的因素”。[5]


摩尔的意思非常清楚:要让法国自动、平稳地产生英国式的自由和民主,好是好,但没有这个可能。英国有制衡君主专制的上层精英力量(贵族和资产阶级),而法国却是非常有效地把这样的力量消灭掉了。于是,当民众革命发生之时,限制君权没办法成为有效选项,只剩下消灭君权这一条独木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托克维尔所说,法国的君主专制成了它自己的掘墓人。

摩尔指出,与其说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如说它是群众起义,起义并没有彻底改变专制,而是把国王的专制变成了新专制。这个看法也与托克维尔的看法一致。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指出,推动法国革命的观念力量是平等,不是自由。正是因为自由的缺少,“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6] 

他沉痛地写道:

(革命)的成功世所未闻……旧的统治者垮台了,但是它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它的政府死亡了,它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从大革命开始直至今日,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这样它将反复多次,永远缺乏经验,处理不当,轻易便会沮丧,被吓倒,被打败,肤浅而易逝。[7]



集权的行政是旧制度留给法国人的最大政治遗产,潜在地影响了大革命从自由要求向暴力专政的转变,也是造成后来法国不断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

法国革命也许不是法国从专制向民主转变的最好方式,但是,历史的转变从来不按人的设计来发展。如果没有法国革命,又是否可能或者会怎样发生这场巨大的历史转变呢?虽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但却引发了摩尔的历史思考。他说:

“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融合可能会继续引领法国走向一条自上而下的保守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呈现出与德国和日本所发生的情况相似的轮廓”。[8]

但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虽然法国也有资产阶级,但法国革命并不是一场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既往历史阻碍了这一群体的发展,使之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成就这样的历史使命。相反,倒是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依靠……城市平民的激进运动而夺取了权力”。[9] 

法国发生了一场与英国光荣革命完全不同的革命,其中那些由托克维尔和摩尔所揭示的关键因素是在柏克那里找不到的

今天,赞赏柏克和保守主义的人士欣赏他反暴力的立场:用暴力制造凝聚力必然造成暴力的滥用,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们所理解的那个暴力的法国大革命。他们同时也欣赏柏克的传统主义立场:传统对秩序与自由至关重要,而大革命毁掉了旧制度与旧秩序,那么社会凝聚职能只好由暴力来执行,暴力会吞噬敌人,也吞噬自己的儿女。分开来看,这两种说法都很在理,也是在历史中反复被印证的。但是,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发生的时候,这两种情况会互相对立,形成两个悖论,第一个是,如果暴力已经变成一个传统和秩序,那么是否要保守这样的传统和秩序呢?第二个是,如果保守主义的反暴力所维护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暴力的传统与现状,那么反暴力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正是乔治·奥威尔在甘地的和平主义里看到的那种悖论。

奥威尔在《关于甘地的思考》中指出:英国人对待甘地向来很温和,部分原因是,英国人觉得甘地对他们有用处。”

甘地这样借力打力也许是政治智慧。但是,1942年甘地也用非暴力反抗去对付日本侵略者,那就看错了对象。这不等于说甘地的和平主义完全没有意义,奥威尔说,“甘地的和平主义,在动机上是宗教性质的,但他也主张,和平主义是一种定性技术、一种手段,它能够产生出所希望的政治后果”。

奥威尔并不反对理想的和平主义,但他认为:

“每一个和平主义者都有义务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犹太人怎么办?你想看着他们被消灭吗?如果你不想,那么怎样才能不通过战争手段来解救他们呢?’我必须得说,我没有从西方哪个和平主义者口里,听到过对这个问题的诚实回答。他们只会敷衍,顾左右而言他。1938年,有人也问过甘地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刘易斯·费舍尔先生所著《甘地与斯大林》一书中有记载。甘地认为,德国犹太人应当集体自杀,这样就能‘唤醒世界和德国人民注意到希特勒的暴行’。战后,甘地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犹太人怎么着都会被杀死,那何不死得壮烈一些呢?费舍尔先生是甘地最热烈的崇拜者,但他听了甘地这番话,好像也惊得目瞪口呆。不过,无论如何,甘地是诚实的。如果你不准备自杀,那就得预备着以其它方式丧命。1942年,甘地呼吁对日本侵略者实行非暴力抵抗时,他已经做好了牺牲数百万条生命的准备”。 [10]


柏克反对暴力革命的主张与甘地的和平主义一样,也只是一个理想性的原则,不能把它当作一个能解决所有政治问题的技术性手段,更不能把它变成一个能通行天下的“保守主义”。柏克对法国革命及其暴力的政治伦理批判不应导向刻意回避或否定,而应当着眼于在暴力还没有发生之前,如何在政治生活中降低对暴手段的依赖,以平等和尊重的方式去对待具体问题。这才政治伦理应当着力的关键。

注:

[1]马克·戈尔迪、罗伯特·沃克勒:《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刘北成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05页。
[2] 拉塞尔·柯克 《美国秩序的根基》,张大军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第349页。
[3] 伊恩·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刘雪岚 / 萧萍译,三联书店,2007年,第55-56,233, 235 页。
[4]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19.
[5] 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王茁、顾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08页。
[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25页。
[7]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40页。
[8] 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第109页.
[9] 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第109页.
[10] 乔治·奥威尔:《政治与文学》,李存捧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448,452,453页.


(来源:沉默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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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純鈎:特朗普大難不死聲望高,美國人重歸理性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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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特朗普132分分鐘的長篇演說,通篇一氣呵成,煽動性極強。現場氣氛熱烈,演講者與觀眾互動頻繁,還有圖表和各種示意圖配合,演講既涉及宏觀的國家政策,也有對具體的人與事即席的回應,從頭到尾,沒有一刻冷場。
美國人搞政治有規矩,搞競選也有一整套有效手法,搞籌款數字驚人,搞煽動立竿見影。看了這個演說,不得不承認特朗普一介商人,的確也有過人之處。
批評拜登的國策固然是家常便飯,但這一次似乎手下留情,沒有把話說得太盡,正面肯定自己的多,反面批判拜登的少,沒有流露太強烈的對民主黨的敵意。因遭遇一次未遂暗殺,美國社會意外地有一種新氣象,便是左右兩大陣營,沒有更加對立和互相仇恨,反而有一種和平共處的善意表現出來。
特朗普剛遭遇未遂暗殺,老拜登即打電話安慰,拜登與民主黨先釋出善意,主張美國人應降低對立情緒,實現新的團結。這雖然是慣性動作,但拜登在適當的時候做了適當的事,他降低火氣力主團結的倡議,顯然得到多數美國人的認同,因此,特朗普在自己的演說中,也對此作出了正面回應。
特朗普說:「我們要比以往更加團結」﹑「人人享有自由與正義」﹑「我們不能將異議定罪,也不能妖魔化政治分歧」,這些話在當下箭拔弩張政治氛圍下,顯得更加高屋建瓴,更有道德承擔,也必定更得人心。
美國左右思潮的對立當然是正常的,民主社會不可能一種意識形態一統天下,但多年來因為各自走得太遠,以致對立情緒升高,社會又缺乏權威的理性聲音去平衡,因此發展到權力爭奪的要害關頭,未免有點失控。
資本主義社會的好處便是,因為言論自由,民間思潮能充份反映出來,政界知識界財經界都能敏感地察覺民意的變遷。當兩極對立嚴重到一定程度,可能危及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轉,這時便會有理性的聲音傳達出來,希望糾正不正常的思想偏頗。
民主黨一些左傾的激進思潮,有些的確走得太遠,推行太急,代價太大,引起的社會反彈,使右翼保守的反抗力度升高,右翼思潮也會被刺激而擴散,兩極分化趨於白熱化。這種社會思潮的衝突,難免影響到政治運作,造成社會矛盾激化,實際上也是社會不安動盪的根源。
特朗普上一屆落選後,美國人史無前例衝擊國會,便是這種矛盾的外化,幸而後來都循法治的軌道去處理,人人服氣,沒有令敵意擴散至不可收拾。
這一次大選前,兩黨也卯足力氣,立定馬步,準備決一生死,但特朗普被刺的事件卻提醒美國人,政治上的對立如果不加節制,可能會傷了自己,可能破壞行之久遠的合理制度,使美國的憲政體制受到損害。相比起由誰執政的一黨之私,整個國體的敗壞更致命,因為今日的競選,就是建立在一個共同擁有的制度之上,制度毀了,你死我活,沒有人會從中得益。
這是美國民主制度自我療癒的功能。凡事不要走極端,不要將一黨之私凌駕於國家整體利益之上,不要企圖「運動群眾」來滿足個別政治野心家的權慾。所有的政治鬥爭要建立在理性的法治的框架之內,否則,你不但會失民心,而且會使自己走向反面,你也不可能因為破壞國家體制而得到什麼便宜,選民最終能分辨出誰是國家棟樑,誰是國家蛀蟲。
執筆時拜登已宣佈退選,有說賀錦麗接手,有說是希拉莉,不論最終誰入主白宮,美國都不會有大礙。特朗普雖是商人,雖然他想施壓烏克蘭簽城下之盟,但美國國會不會答應,美國人民也不會答應,烏克蘭與北約也不會答應。他對中共翻雲覆雨,與習近平稱兄道弟,但美國兩黨兩會反共立場一致,特朗普只能遵行,不可能另搞一套。
至於國內的社會政策,特朗普當然有他合理和得人心的想法,關於非法入境者,關於稅收,關於環境保護,初步聽起來都有一定道理。縱容非法入境,如果以損害美國底層人民的利益為代價,那就不可取,今年以來,中東移民在西方國家攪事,已經造成廣泛的破壞;加徵入口關稅,用來減輕人民負擔,只要操作完善,似乎也無可厚非;至於環境保護,如果以犧牲本國經濟利益為前提,那就是得不償失。
拜登有拜登的問題,特朗普有特朗普的問題,他們各自也有優勢,原則是,所有的內外國策,都要建立在理性而不是任性的基礎之上,任何政策都避免走得太遠太急,都要有商有量,都要服從美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只要做到這一點,左右互搏,左右互補,對美國是好事,對世界也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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