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没有奇迹

原创  先知书店  先知书店店长荐书  2026年7月23日

五十五位代表，平均年龄不到四十三岁，来自十二个立场各异的州，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激辩四个多月，有人出言威胁，有人离场抗议，连会议主席都写道：我真懊悔跟这档子事沾上关系。

一场原本只为修补旧条例而召开的联邦大会，结果演变成要制定一部闻所未闻的宪法——美国《联邦宪法》。这部宪法，孕育了当今世上最富强的国家——美国。

这场奇迹如何发生？为什么说民主不但是个理想，更是一个技术活？革命成功后，美国就走上了一条自由和繁荣的强国之路了吗？为什么说理解了制宪会议，就理解了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所有人群的基本政治困境？

政治不只是原则，政治更是实践智慧。制宪会议之后，许多历史学家、作家花费笔墨描写这个特殊的“奇迹”，但没有人能写得比一位美国一流的传记作家更生动。

为此，先知书店诚荐凯瑟琳·德林克·鲍恩的《民主的奇迹》，直击联邦制宪会议上唇枪舌剑的激斗，看美国先贤如何“吵出”开启两百多年国运的不朽文献：

1.经典：本书被视为“小说版”的《联邦党人文集》，被称为讲述联邦制宪会议的著作中可读性最强的一部，美国大中学生必读书，中文版更被资老、刘苏里、刘瑜等联名推荐。

2. 文采极好：本书融合史家基础与小说家妙笔，作者凯瑟琳·德林克·鲍恩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文笔、翻译俱佳。

3.口碑：有书友说：“《民主的奇迹》是一本让人心动的书，又是一本让人无语的书。为什么心动，因为它朴素地讲了一个故事，就像刘瑜林达在纸页间讲的许多故事一样，是另外一个版本，我信服的版本。你会心潮澎湃。但更会难过。最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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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用脚投票丨华尔街大迁徙与“市政社会主义”困局

 原创  罗维  罗维阳光  2026-7-22

是法律盲区？还是政治表态？

资本用脚投票：华尔街离场与“市政社会主义”的困局

在过去几年里，纽约市正经历一场悄无声息却影响深远的经济剧变。这并非源于某种自然灾害，而是一场由企业与资本发起的“大迁徙”。从高盛到摩根大通，越来越多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和高净值人群正在缩减在纽约的布局，将业务与人才向南转移至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低税地区。

这一现象不仅凸显了美国跨州经济竞争的加剧，更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经济规律：在资本与人才自由流动的体制下，单纯依靠提高税收和强化监管，根本无法维系所谓的“市政社会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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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华尔街的“出埃及记”，正在彻底打破纽约曾经不可动摇的经济基石。

作为行业巨头，高盛集团近日启动了名为“Project Voyage”的内部计划，要求多名管理人员、副总裁乃至合伙人做出选择：要么迁往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或犹他州的盐湖城，要么另谋高就。高盛在达拉斯斥资建设的占地80万平方英尺、预计容纳5000名员工的新校区，清楚地表明这绝非临时性的避风举措，而是战略重心的显著转移。

类似的巨变也在其他金融巨头身上上演：摩根大通在纽约的员工人数已从约3万人缩减至2.4万人，而其德克萨斯州团队的规模却逆势增长至3.2万人；管理着数千亿美元资产的阿波罗全球管理（Apollo Global Management），也在积极筹划于“阳光地带”设立第二总部。经济数据显示，仅在过去一年，纽约市就流失了近5000家企业；而在2020年至2024年间，纽约州更有近900家企业迁出，直接带走了数百亿美元的应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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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大迁徙的背后，是资本对避税逻辑与商业环境的理性选择，两类城市的发展路径在此形成了鲜明对比。

达拉斯等南方城市凭借丰厚的税收优惠与亲商的政策支持，展现出极强的吸引力；反观纽约州，不仅在税务基金会的“州税收竞争力指数”中长期垫底，甚至仍计划进一步提高企业所得税和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

这种政策取向直接推翻了原本就极为脆弱的财政税基——数据显示，纽约全市不到1%的纳税人贡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个人所得税收入，而金融业则贡献了约五分之一的州税收。当这一核心群体和支柱产业开始流失时，城市财政便陷入了可怕的恶性循环：税基萎缩导致财政赤字扩大，政府为了填补缺口不得不进一步加税，而加税反过来又加速了资本与高净值人士的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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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困局暴露出了“市政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根本误区。许多推行激进左翼政策的城市管理者犯下了一个致命的认知错误：他们误以为城市的经济基础是静态且不可替代的，甚至坚信纽约的企业和人才会因独特的社交网络、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而“黏着不动”，因而可以肆意提高城市的运营成本与税负。

然而，现实却是冷酷的——在美国由50个主权州组成的联邦体系中，各州在税收、监管和营商环境上展开着公开且激烈的竞争，资本、人才与企业具有高度的流动性。

水往低处流，资本自然也会流向阻力最小、回报最优的地区。当达拉斯等新兴城市能够提供切实的税收减免、更优越的生活环境、以及高度友好的商业政策时，传统概念中的“华尔街地缘优势”便会迅速瓦解。历史上埃克森美孚从新泽西迁往德克萨斯的先例早已证明了这一点，而如今的芝加哥、西雅图和纽约正在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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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城市无法通过简单的加税实现持久繁荣，更无法依靠繁重的监管创造财富的丰盈。

当资本拥有随时迁移的自由时，任何试图在联邦共和国内部构建“隔离式社会主义堡垒”的尝试，都必将面临市场规律的无情检验。对城市决策者而言，营造一个开放、具竞争力且包容的营商环境，远比一味提高税负更为明智，也是关乎城市生死存亡的必然选择。

繁荣不是天经地义丨自由市场的三个敌人正在逼近

第一个敌人：破环自由竞争的既得利益集团
第二个敌人：经济衰退期的失败者
第三个敌人：随时可能回潮的计划思维

比恐怖主义更危险的，是对文明本身的仇恨

 来源：斌闻天下  2026-7-22

最近，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谈到激进左翼恐怖主义时，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他认为，激进左翼恐怖主义真正的驱动力，并不仅仅是政治诉求，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情绪——对文明本身的仇恨。

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成一次政治攻击，但如果把它放到更长的历史尺度来看，你会发现，它讨论的其实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人类现象。

真正危险的，不只是暴力，而是一种把摧毁视为正义、把破坏视为进步的思想。

文明最大的敌人，并不一定来自外部

历史上，大多数文明并不是首先毁于外敌。

很多时候，它们首先出现的是内部对于自身文明合法性的否定。

法国大革命后期的雅各宾专政，大规模摧毁原有制度和文化象征；二十世纪一些极端革命运动，不仅推翻旧政权，还试图彻底切断历史、宗教、家庭和传统文化；近些年，西方一些极端组织打着去殖民化、反资本主义等口号，破坏雕像、纵火、攻击公共设施。

这些事件发生的时代不同，口号不同，但背后的共同逻辑却十分相似：不是先提出一个更好的文明，而是先否定现有的一切文明。

建设需要几十年，摧毁却可能只需要一个下午。

为什么破坏总是比建设更容易？

任何一座城市，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劳动。

一栋大楼，需要建筑师、工程师、工人共同完成。

一家企业，需要几代人经营。

一种制度，需要长期试错。

一种文化，需要几个世纪积累。

文明本身，就是无数建设行为不断叠加形成的结果。

但是毁掉它，却非常容易。一把火、一场暴乱、一场政治运动，就可能让多年积累毁于一旦。

因此，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两种力量，一种人在不断创造；另一种人则相信，只要毁掉别人拥有的，一切问题都会自动解决。

前者相信建设，后者相信清算。

极端主义最大的诱惑，就是把怨恨包装成正义

几乎所有极端政治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善于把复杂的问题，归咎于某一个群体。

在他们看来，不是制度需要改革、不是政策需要调整，而是因为”他们”存在，所以世界才变坏。

于是，在这种逻辑下，成功的人变成罪人，企业家变成剥削者，知识分子变成压迫者，历史文化变成必须清除的对象。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因为如果一切成就都是罪恶，那么毁掉它们，自然就变成了”正义”。

这正是极端主义最危险的地方，它把嫉妒包装成公平，把破坏包装成改革，把仇恨包装成道德。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追求公平

文明当然需要不断改革，因为任何制度都会出现问题，比如市场也会失灵，资本也可能形成垄断，政府也可能滥权，这些都需要不断修正。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改革，而在于改革的方法。

建设性的改革，是修补制度，让文明运行得更好；破坏性的革命，则是否定文明本身存在的价值。

两者看似都在批判现实，结果却完全不同。

前者让社会越来越成熟，后者往往把社会重新拉回混乱。

一个文明最终依靠什么维系？

鲁比奥的讲话之所以引起关注，并不是因为他代表某一种党派立场。

它真正提出的问题其实更加普遍：一个文明，到底应该奖励什么？

如果一个社会开始不断惩罚创造者，却不断奖励破坏者，那么长期来看，创造会越来越少，破坏会越来越多。

任何文明，都离不开那些愿意创造的人，工程师建造桥梁、科学家推动技术、企业家创造财富、教师传承知识，普通劳动者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转。

文明能够延续，不是因为没有矛盾，而是因为始终有人愿意建设，而不是一味毁灭。

真正值得警惕的，从来不是不同的政治观点，而是任何一种把破坏神圣化、把仇恨合理化、把摧毁文明成果视为道德使命的极端意识形态。

因为历史一再证明：一个文明真正走向衰落，往往不是因为敌人太强，而是因为越来越多人开始相信——摧毁，比建设更值得赞美。

徒步的骑手·刘宗坤：不准躺平

#215 不准躺平 想躺平？没那么容易：权力不会放过他们；中国式躺平跟日本低欲望社会是两回事；找工作上间谍的当，躺平被境外势力收编；一天吃两顿饭，危害国家安全；从脱孔乙己的长衫到自找苦吃… 徒步的骑手·刘宗坤 Jul 22 ∙ Preview 几年前，高善文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这次中国走错了路，年轻人可以洗洗睡了。这几年下来，中国走错了路，已经不是个假设的问题，已经是个正在发生的事实。但年轻人想躺平，想洗洗睡，没那么容易。权力不会放过他们。 一个像样的社会，有个底线，就是权力不能羞辱人，拿人当猴耍。有本书，叫《The Decent Society》——《正派社会》或《体面社会》，说的就是这个底线。不管是宪政民主国家，还是独裁专制国家，制度不能随意羞辱普通人。这个底线听着已经够低了，但实际上，很多国家在这个底线之下。在中国，羞辱是写在制度中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农村户口——那是典型的制度性羞辱。不只是农民，绝大部分中国人逃脱不掉这种制度性羞辱，只是被羞辱的程度和频率不一样。 今年春天，中国的权力部门开始密集羞辱大学毕业生。大学生找工作难，已经有好几年了。今年有1270万大学生毕业，人数创了历史纪录，但经济不景气，像样的工作岗位很少，找工作比往年更难。中国的权力部门不是帮着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而是发文章三番五次羞辱他们。 三年前，新冠封城摧毁了中国经济，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中国的宣传机器发文，让大学毕业生“脱下孔乙己的长衫”。这已经是旧闻了。今年，这种羞辱升级，中国的国家安全部直接出马，警告大学毕业生：找工作会上外国间谍的当，不找工作是被外国敌对势力洗脑——不管找不找工作，都是死路一条，就是掉进外国敌对势力的圈套。 中国国家安全部这两篇羞辱中国年轻人的奇文，都是发表在今年4月，大学生毕业找工作的季节。人民日报、央广网、央视新闻等宣传机器都做了转载。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已经够倒霉的了，但中国的权力部门，还要再给他们雪上加霜，羞辱一下他们的智商和人格。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直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土皇帝瞎折腾，把经济搞砸了，企业创造不出那么多工作岗位来了。 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不得不躺平。这种现象也不是现在才有，早几年就开始了。2021年4月，百度贴吧上出现了一篇帖子，题目叫《躺平即是正义》，迅速引发全网共鸣。这个帖子的作者是一名31岁男子，名字叫骆华忠。他当过轮胎厂工人、工厂质检员，还当过保安。后来，他花了一个月，从成都骑行到拉萨，回家以后，开始想自己这一辈子是怎么回事。然后，就写了那篇帖子。他虽然没念过大学，但念过一些书，比很多大学生思考能力也强一些。 他说，生活中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人们互相攀比之后的定位。除了活给别人看，还有另一种活法，可以像古希腊犬儒哲学家第欧根尼那样，睡在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那样，住在山洞里思考逻各斯。他还说到做到，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面条加鸡蛋，晚上米饭加蔬菜鸡蛋，周末心情好，去餐馆吃个鸡排饭。这样，每月花销就能控制在两百块以内，一年工作一到两个月就够了。 这篇帖子很快被删了。删帖以后，新华社和好几家宣传机器开始声讨“躺平”。有篇声讨文题目直接就是《“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新华社还推了一段反躺平视频，内容是一位86岁的老科学家一天工作12小时。后来，新华社可能觉得，这有点涉嫌虐待老人，自己把视频删了。 宣传机器全网声讨也没用，躺平成了个流行词。很快，这个词获得了新的意义。新冠结束了，城市解封，但经济却趴窝了，工作岗位没了。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被迫去做铁人三项：快递、外卖、网约车。很多年轻人选择退出就业市场。上期节目中，我们介绍过李稻葵的研究，他说有多达2400万人因为长期找不到工作，退出了就业市场。这是被迫躺平。 主动躺平的、被动躺平的，还有半主动半被动躺平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引起很多人注意。我们中国人，这100多年来，有个心理习惯，就是在找毛病的时候，喜欢往外看，尤其是向日本看。这几年，中国经济停滞，怎么刺激也刺激不起来，很多人就看日本，说要重蹈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了。 躺平成了中国年轻人的时代精神，很多人就看日本，说日本早就是“低欲望社会”了，年轻人都是“平成废柴”，有位日本学者还专门写过一本书，讲这个现象。的确有位日本学者，名叫大前研一，他在2015年出过一本书，书名就叫《低欲望社会》。有人如获至宝，把这本书找出来，说“中国也跟日本一样，要进入低欲望社会了”。...

胡平：李贵仁《中国巴士底》序

作者聮書  2026-7-22

   胡平：李贵仁《中国巴士底》序

贵仁兄瞩我为他的《中国巴士底》一书作序，我义不容辞。

我和贵仁兄神交已逾四分之一世纪。还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我就在报刊上读到他的一些文学评论，文笔犀利，激情澎湃，充满批判精神，一望而知走的是别林斯基的那种路子。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坛呈现出一派奇特的繁荣景象。那时候，一篇文章，一部小说，一首诗，就能造成全国性的轰动效应，作者也就一夜成名。在很多情况下，作者还被视为人民的良心，争取自由的勇士，不但是文学英雄，而且还是道德英雄。李贵仁就是那个时代的这样一个人物。然后就是八九民运，贵仁兄人在西安，顺理成章地、当仁不让地成了古城知识界的民运领袖。六四枪响，李贵仁被捕入狱。几年后他走出监狱，依然受到当局的压制与封杀，贫病交加，在一个日趋浮华与势利的社会里渐渐被世人所遗忘。这些年来，我因为在海外主办《北京之春》和《人与人权》两份刊物，常常与李贵仁联系，读到他不少近作，了解到他的生存现状，更为他的威武不屈和贫贱不移而深深感动。贵仁这部文集收录了他从八十年代至今的重要文章。从这些文章，我们可以读出一个时代和时代的变迁，可以读出作者的思想见解，读出作者的风骨与人品。

就像克尔凯戈尔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个人浑浑噩噩地活着，直到某一个晴朗的早晨，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死了。这该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多少人的命运——生前不曾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身后没留下任何有意义的痕迹。

李贵仁告诉我们，他从少年时代就服膺曹丕的那段名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是等到步入老年却怀疑起来了：古代文章能流传的不过沧海一粟；当代世界，文字垃圾更是泛滥成灾，写了文章出了书又怎么样呢？因此，他不再以文人自居，压制下写作的欲念，活一天算一天，甘心与草木同朽。这样又过了几年，有一天，他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恐惧：对人生无意义的恐惧。他发现曹丕那句话早已融入自己的灵魂，“我给自己规定的人生意义从来就是也从来只是给后世留一些好文章。我一生不求闻达，不求富贵，而惟求此愿得遂，否则，我就认为自己从根本上失去了人生意义……其他方面的人生意义我根本不在乎也不认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深信好文章具有塑造人生、改造社会的巨大威力。我自己的人生就是好文章塑造的，还有许多人的人生也是好文章塑造的，而所有人共同生活的整个社会则在很大程度上不断被好文章或隐或显、或快或慢、或强或弱、或曲或直地影响、推动和改造着。我坚持认为，前人以他们的好文章起了这种作用，后人理应薪火相传，一代接一代地以自己的好文章把这种作用延续下去。这种信念，从少年时代起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我从未放弃或改变过，只是因时世之故而在无奈的悲愤中使之被压抑过一段时间罢了。如今，它又抬起了头，并向我敲起了警钟：疏离文章的时间已经太久，倘不赶快回归正道，必将堕入人生无意义的万劫不复之境！这使我几乎惊出一身冷汗。”于是，李贵仁一方面抓起笔来继续写作，一方面整理自己过去的作品，这样就有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

无独有偶，作家哈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文学与不朽》里也引用了曹丕在《论文》里的这段名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瀚墨，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于后。”哈金说：“据我所知，在世界文学史上这是关于不朽的最精辟的论述。”

杜甫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每个写作者对自己的写作都有一杆秤。大名鼎鼎的的通俗作家王朔就讲过：有时候，深夜扪心，忍不住问自己，“能不能像古人那样，锥心泣血，拿自己炼丹，一生潦倒，活着受罪，图他个死后让后人钦佩。”“不能不能，”王朔说，“现在是什么社会？英雄辈出的社会，信息爆炸的社会，这是拿生命赌明天啊！这个险冒不得。”

四年前，我的朋友贝岭当上了著名的纽约市图书馆的驻馆作家，为期一年，还有笔不错的资助。贝岭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一边向他祝贺，一边对他说：“有个美国作家讲过一句话：‘在图书馆里写作，好比在后宫当太监，满目美色，更加痛感自己的性无能。’”图书馆是写作者的天堂，也是写作者的地狱。对于写作者而言，没有比图书馆更令人神往的了，也没有比图书馆更令人沮丧的了。图书馆就是作家的凌烟阁。一个作家辛辛苦苦写作，不就是为了自己写的书能进入图书馆而长留后世吗？可是，图书馆里的图书浩如烟海，就算你的书有幸跻身其间，也无非是茫茫沙海中的一粒沙，那又怎么样呢？尤其是在地球村、信息爆炸、文满为患的当今世界，区区几本书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更何况你还未必有进入图书馆的那份幸运。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写作？尤其是李贵仁的这种写作：那不仅是用才华，更是用心血；不仅是用知识，更是用苦难。李贵仁本来是为今天的中国而写，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他期待的读者，很可能要在明天才能读到他的作品。这是怎样的一种写作啊！

王朔说他不愿意冒险用生命赌明天，不愿意为了死后被人佩服而生前默默无闻穷愁潦倒。其实王朔的小说写得别具一格，在文学史上不会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对此王朔自己也很明白。但尽管如此，王朔也知道他的写作不属于伟大的一类。他知道有一种崇高的文学传统，而他自己写的并不属于这一传统。

尼采曾说：在一切文字中，我尤钟爱用血写成者。司马迁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李贵仁已过耳顺之年，饱经忧患与挫折，早已没有了初生牛犊的不知天高地厚和想入非非，但是他不甘心放弃。因为他坚信自己的文章不是文字垃圾，他坚信自己的写作属于那个崇高伟大的传统。纵然我们自己的才具有限，能流传后世的文章不多，也不能传得多么久远，但它们毕竟是有价值的，它们能塑造人生，改变社会。是的，只要我们为人类的自由尽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我们就无愧于自己的一生。说到底，人类的自由难道不就是靠着这许许多多的一砖一瓦建成的吗？

2006年12月

余茂春：中共神话破灭——小飞机撞穿北京命门！

来源：阿波罗网王笃若报导 2026-7-22

原题 | 北京毁灭性穿帮！内部人突破中南海防线
小飞机撞穿北京命门！余茂春：中共神话破灭

美国学者余茂春 图源：中央社

7月14日，余茂春教授在胡佛研究所官网发表《不可战胜的神话》，围绕民用小飞机撞击北京中信大厦事件分析其政治与军事意义。

余茂春指出，中共长期宣称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综合防空体系，从朝鲜战争后建立庞大高射炮部队，到如今拥有JY-27雷达、远程防空导弹及先进预警系统，甚至宣称能够探测隐形飞机。然而，一架飞行缓慢的民用轻型飞机却飞入北京核心区域，仅这一事实，就刺破了中共精心塑造的“绝对安全”神话。

他表示，中共国超过80%的空域由军方控制，北京周边本应受到最严密监控，但这架私人飞机却从通用机场起飞、偏离航线、无视通信，最终撞上最敏感的政治金融核心，引发外界质疑：为何如此严密的防空体系竟无法阻止一架小飞机？

余茂春认为，事件发生时正值中共军队经历航空航天、导弹、防空系统高层持续大清洗，虽然无法证明两者存在直接关联，但时间巧合势必引发外界对军队指挥体系、战备能力及内部信心的质疑。他还指出，中共高度军事化管理空域，反而可能造成军民航空协调障碍，形成制度性漏洞。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名飞行员并非外来入侵者，而是能够拥有私人飞机的国内特权阶层。余茂春质问，如果连体制内部人士都能突破北京防线，那么面对无人机、巡航导弹或低可探测目标，中共所谓威慑能力究竟还有多少可信度？

他进一步引用1987年西德青年鲁斯特驾机穿越苏联防空网、降落莫斯科红场的历史案例。那次事件重创苏联军方威信，促成戈尔巴乔夫大规模清洗军方高层，并改变权力结构，不到五年苏联便解体。

余茂春最后指出，极权政权最大的脆弱性，往往不是毁灭性战争，而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却足以击碎“不可战胜”神话的小事件。一架小飞机无法摧毁一个大国，却可能击穿中共最珍视的叙事：其安全体系无所不见、无所不控。有时，一点火星，就足以暴露整片草原早已干枯。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26/0722/2411061.html

萊比錫和平與憲政宣言——紀念劉曉波先生逝世九周年

歐州之聲  2026-7-23

2026年，我們在德國萊比錫舉行紀念劉曉波先生暨中國憲政民主研討會。

萊比錫是一座具有民主傳統和歷史象征意義的城市。1989年，東歐民主運動的重要篇章在這里展開。聖尼古拉教堂的和平祈禱會，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凝聚民眾力量，最終推動了歷史性的社會轉型。

劉曉波一生追求中國社會的自由、人權與憲政未來，並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為基本理念，為中國民主進程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遺產。曉波先生在生命最後階段留下「我沒有敵人，我也沒有仇恨」的莊嚴宣言。這不僅是一種政治理念，也是一種面對歷史苦難時的人文精神。它昭示人們，一個民族真正走向自由與民主，不僅需要制度的改變，也需要超越仇恨、走向和解的精神力量。

我們尊重並繼承世界各地非暴力民主運動的經驗。放棄暴力，採取理性務實的手段，是減少社會撕裂、避免歷史循環、實現公平轉型的重要原則。以法律取代報復，以正義取代仇恨，以制度保障未來，是中國社會走向現代文明的重要方向。

我們認為，中國未來的政治轉型必須建立在人民權利、法治原則和民主制度基礎之上。對於歷史上的錯誤與傷害，應通過公開、合法、文明的程序實現真相、公義與社會和解，而不是陷入私人復仇和無休止的沖突。我們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基本原則，但也理解歷史進程中的複雜性。面對任何社會深刻變革，我們尊重人民追求自由與尊嚴的權利，反對無差別的暴力與仇恨循環。我們希望中國未來的變化能夠以最少的傷害、最大的社會共識，實現和平、有序、公正的轉型。

我們關注並學習世界各地民主轉型的經驗。台灣民主的發展，為華人社會探索和平、有序的政治轉型提供了重要參考。未來中國的憲政建設，應積極吸收國際社會在人權保障、法治建設、民主制度運行方面的經驗，並與全球民主力量開展交流。

我們相信，真正穩固的民主制度，不僅依靠選舉程序，更依靠宽容精神、公民社会、法治文化、權力制衡和對基本人權的尊重。

今天，中國社會面臨深刻變化。無論未來發生怎樣的歷史轉折，我們都希望中國能夠避免暴力循環，實現和平、有序、公正的社會轉型。

我們堅信，道義的力量不會消失，對自由、尊嚴和正義的追求不會停止。無數人為中國的民主、法治與人權理想付出的努力，不會被歷史遺忘。

我們在萊比錫共同聲明：

我們敬重劉曉波先生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並充分預估民主轉型中可能出現各種覆雜的局面；我們將推動中國民主憲政理念的發展；我們將倡導法治、自由、人權與社會和解；我們將與中國民眾一道，為建設一個自由、公正、民主、和平的未來中國而努力。

萊比錫  2026年 7月14日

歐洲之聲
中國研究
北京之春
民主中國陣線
中國民主黨歐洲總部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2026年劉曉波逝世9周年——劉曉波人權獎頒獎典禮暨中國憲政民主討論會部分與會者合影留念  

2026年劉曉波逝世9周年——劉曉波人權獎頒獎典禮暨中國憲政民主討論會倫敦分會場部分與會者合影留念

Leipzig Declaration on Peace and Constitutionalism
— Commemorating the Ninth Anniversary of the Passing of Mr. Liu Xiaobo

In 2026, we are holding a symposium in Leipzig, Germany, to commemorate Mr. Liu Xiaobo and discuss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n China.

Leipzig is a city with a democratic tradition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t was here that a pivotal chapter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 unfolded; the peace prayers at St. Nicholas Church rallied the people through peaceful and rational means, ultimately driving a historic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out his life, Liu Xiaobo strove for a future of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n China. Guided by the core principles of peace, rationality, and non-violence, he left behind a significant intellectual legacy for China’s democratic journey. In the final stages of his life, Mr. Liu issued the solemn declaration: “I have no enemies, and I harbor no hatred.” This statement represents not merely a political philosophy, but a profound humanistic spirit in the face of historical suffering. It reminds us that for a nation to truly advance toward freedom and democracy, it requires not only institutional change but also the spiritual strength to transcend hatred and embrace reconciliation.

We respect and draw upon the experiences of non-violent democratic movements worldwide. Renouncing violence and adopting rational, pragmatic methods are crucial principles for minimizing social division, breaking cycles of history, and achieving a just transition. Replacing retribution with the rule of law, replacing hatred with justice, and securing the future through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represent a vital direction for Chinese society’s journey toward modern civilization.

We believe that China’s future political transition must be grounded in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the principle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Historical wrongs and injuries should be addressed through open, lawful, and civilized processes to achieve truth, justice, and social reconciliation, rather than descending into private vendettas and endless conflict. While we uphol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peace, rationality, and non-violence, we also acknowledge the complexities inherent in historical processes. In the face of profound social change, we respect the people’s right to pursue freedom and dignity, and we oppose indiscriminate violence and cycles of hatred. We hope that future changes in China will bring about a peaceful, orderly, and just transition—one achieved with minimal harm and the broadest possible social consensus.

We observe and study the experience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Taiwan offers a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Chinese-speaking societies as they explore paths toward peaceful and orderly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Futur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hould actively incorporat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functioning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while fostering engagement with democratic forces globally.

We believe that a truly robust democratic system relies not merely on electoral processes, but on civic spirit, a culture of the rule of law, checks and balances on power, and respect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oday, Chinese society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 Whatever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s may lie ahead, we hope that China can avoid cycles of violence and achieve a peaceful, orderly, and just social transformation.

We firmly believe that the power of moral conviction will not vanish, and the pursuit of freedom, dignity, and justice will not cease. The efforts made by countless individuals toward the ideals of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in China will not be forgotten by history.

We issue this joint statement in Leipzig:

We will uphold the spirit of peace, rationality, and non-violence embodied by Mr. Liu Xiaobo, while we fully anticipate the various complex situations that may arise during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we will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concepts regarding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in China; we will advocate for the rule of law,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reconciliation; and, together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we will strive to build a future China that is free, just, democratic, and peaceful.

We will uphold the spirit of peace, rationality, and non-violence embodied by Mr. Liu Xiaobo,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complex situations that may arise during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we will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concepts regarding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in China; we will advocate for the rule of law,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reconciliation; and, together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we will strive to build a future China that is free, just, democratic, and peaceful.

Leipzig    July 14th, 2026

吾爾開希：「我沒有那個意思」——台灣人的歧視盲點

作者：吾爾開希
鏡報  2026-7-23

吾爾開希／維吾爾人、無國界記者組織榮譽董事、落籍台灣中國民運人士

台灣人為什麼總覺得自己沒有歧視問題？

我移居台灣三十年，這是我一直觀察到的一個台灣特色：台灣人有相當普遍的歧視習慣而不自知。

首先，台灣人不懂歧視的含義。如果你批判台灣的歌手，比如玖壹壹的歌詞裡對外籍人士有明顯的排斥、對女性有明顯的貶抑，台灣人很會用一句話來回應：「他沒有那個意思啦。」

就拿玖壹壹2015年那首〈歪國人〉來說。光是歌名，就是拿外國人講中文的腔調開玩笑，把「外國」故意唸歪、寫歪，本身就是一種嘲弄式的模仿。歌詞裡塑造的外國人形象，幾乎被壓縮成單一樣板：來台灣就是為了搭訕台灣女生，滿口破中文，滿腦子只想著上床，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人格、背景、動機可言。這不只是對外國人的貶低，同時也物化了台灣女性——彷彿只要對象是外國臉孔，台灣女生就會失去判斷力，任人擺布。這首歌把「外國人」整體化約成一種扁平、帶著性慾符號的刻板印象，而這正是歧視最典型的操作方式：不需要罵人，只需要把一整個群體，簡化成一種可笑、可鄙、可以被拿來取樂的樣板。

當年爭議爆發後，玖壹壹的回應，正是「他沒有那個意思」的教科書版本——他們強調歌詞裡沒有攻擊、挑釁的字眼，這首歌只是「陳述事實」、「用不同角度看世界」。但一段描述是否構成歧視，從來不在於它有沒有用髒字攻擊，而在於它是不是建立在把一整個群體簡化成單一刻板印象的基礎上。用「事實」當擋箭牌，恰恰是迴避了最關鍵的問題：那真的是事實，還是被反覆傳唱、因而被誤認成事實的偏見？

說的是唱的人沒有惡意，只是玩笑式的表達。但一個作品是否構成歧視，要看的是有沒有人因此感到被歧視，而不是創作者有沒有歧視的初衷。台灣人這種寬容，即使出於善良的本性，其實也顯現出對「歧視」這個概念本身的不理解。

善意不能消除傷害的存在

「他沒有那個意思」，這句話背後藏著一個根本性的錯誤邏輯：把歧視的認定權，交給了施加歧視的人，而不是承受歧視的人。

這在世界上大多數已經歷經多元社會辯證的國家裡，是一個早已被推翻的觀念。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是否成立，關鍵從來不在於說話者「有沒有那個意思」，而在於受衝擊的一方是否因此感受到自己被貶低、被排除、被物化。

一句玩笑話，可以完全沒有惡意，同時又構成歧視，這兩件事並不矛盾。台灣社會之所以很難接受這一點，我認為根源在於，台灣長期以來是一個相對單一族群構成的社會，缺乏一個真正需要被迫直視自身偏見的歷史過程。

三個台灣人常見卻不自知的歧視盲點

第一，對外籍移工與外配的歧視。

「外勞」這個詞本身，在使用上早已帶有階級意味——沒有人會把來自歐美的白領工作者稱為外勞，只有來自東南亞的勞動者才被這樣稱呼。這種語言上的差別待遇，反映的正是台灣人心裡一套隱形的種族與階級排序，而多數台灣人對此毫無自覺。

第二，對身心障礙者的歧視。

台灣人很少會直接辱罵身心障礙者，但在公共建設、職場機會、婚姻市場上對這個群體的排除，卻是結構性、常態性的，而社會鮮少把這種排除稱為「歧視」，只當作一種「不方便」或「現實考量」。

台灣在公共建設、職場機會、婚姻市場上對身心障礙者群體的排除是結構性、常態性的。圖片取自鏡週刊

第三，對女性的物化與厭女文化。

流行文化裡，物化女性身體、羞辱性汙名化女性性自主，往往被包裝成幽默、直率、接地氣，於是批評者反而被貼上「玻璃心」「不懂欣賞」的標籤。這正是「他沒有那個意思」邏輯的延伸版本——把承受傷害的人，反過來變成問題的來源。

當「沒有那個意思」遇上歷史

這個邏輯走到極端，會是什麼樣子？

新竹某高中的學生，在校運會上決定打扮成納粹軍官。出發點應該很單純——他們大概只是覺得納粹軍服好看。班上的導師也沒有阻止。

事件曝光後，引起全社會激烈的回響與討論，最後的處理結果，是學生認錯，同時向以色列代表處表達歉意。而他們認錯的內容，是「不知道自己的作為傷害了其他民族的感情」。

這裡面藏著一個問題：穿戴納粹服飾，遠遠不只是傷害了猶太民族的感情這麼簡單的事。老實說，這也傷害了我的感情——因為這些高中孩子所缺乏的，是對歷史最基本的認知，以及這份認知背後應該內化的道德教育：納粹與希特勒所傷害的，絕不只是猶太民族一個群體。這些學生真正該被台灣社會嚴厲批評的，不是「傷害了某個民族的感情」，而是缺乏最基本的是非觀念。

而顯然，台灣社會，也就是這些高中生的父母與師長，同樣沒有這個基本的是非觀念。

一整套校運會的造型策劃，從構思、討論、製作到出場，需要時間，需要材料，需要學生互相商量，甚至需要向班導師報備、爭取核准。在這整個過程裡，沒有一個大人喊停。班導師沒有阻止，這不是失職而已，這代表著，在那個當下，連負責教育這些孩子的成年人，都沒有意識到問題所在。而回頭去看這些孩子的父母，恐怕也是一樣——如果家庭教育裡對這段歷史、對這個符號的重量，曾經有過哪怕一次清楚的討論，這些孩子也不至於覺得，這只是一套「好看的軍服」。

孩子的無知，從來不是憑空而來的。它是被教出來的，或者說，是被沒有教而放任出來的。當我們把批評的箭頭全部指向這群高中生，卻不去問，教他們的人、養他們的人，是不是同樣對這段歷史毫無感知，我們其實是在迴避真正該負責的一方。

當一整個社會的道德教育體系，把「納粹是壞的」窄化成「傷害了猶太人感情，要跟以色列道歉」，而不去講清楚納粹主義本身作為一種種族優越、集體滅絕思想的邪惡，我們教出來的，就會是一群把加害者符號穿在身上，卻完全無法理解那符號重量的孩子。這不是這群學生的錯，這是我們沒有把最基本的事情教清楚。

當歧視出自政治人物之口

如果連一般民眾、青少年學生的歧視盲點，都值得我們花這麼多篇幅去拆解，那麼當同樣的盲點出現在一位掌握公權力的政治人物身上，問題就更嚴重了。

2021年七月，台灣正值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時任台北市長的柯文哲，在防疫記者會上分析北市當前最頭痛的「廣義家戶感染」來源時，將「同志團體」與「聚在家裡打麻將」「合租公寓」相提並論，列為感染風險類別之一。

這番發言立刻引發同志團體與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彈。彩虹平權大平台批評，病毒不會挑性別、挑性傾向，柯文哲卻獨獨把「同志」拉出來標籤化，這無異於在同志族群長年承受的污名之上，再添一筆與傳染病的負面連結，也可能讓本來就不易公開身分的同志，在疫調過程中更不敢說實話，反而增加防疫的困難。

面對批評，柯文哲的回應，又是那句我們早已熟悉的台詞：他沒有使用任何污名化或歧視字眼，只是「平舖直述疫情現況」，是一種「善意的提醒」。

這正是本文開頭那套邏輯，原封不動地被一位市長級的政治人物複述了一次。差別在於，一般人說「他沒有那個意思」，頂多是私人言論的免責聲明；但一位掌握公權力、決定防疫政策方向的市長，用同一套邏輯來為自己的發言辯護，代表的是，連應該具備最高敏感度、最該理解「歧視認定權在受衝擊者手中」這個原則的公職人員，都對這個概念毫無認知。

如果柯文哲真的只是在陳述防疫事實，他大可以說「打麻將的異性戀親友團也是問題」，但他沒有這麼說。他特別把「同志」單獨挑出來命名，這個挑選本身，就已經洩露了一種潛藏的預設——同志的生活方式，本質上比異性戀更危險、更需要被特別點名。這不是陳述事實，這是選擇性放大一個群體的可見度，讓這個群體背負原本不該由它單獨承擔的污名。

一位政治人物的公開發言，影響力遠遠超過一首流行歌曲、一群高中生的服裝選擇。當這樣的發言出自一位曾經治理台灣最大城市的市長之口，而他事後的反應，仍然是熟悉的「我沒有惡意」，這正說明了，台灣對於歧視的無知，並不只是市井小民的問題，而是從上到下、貫穿整個社會的共同盲點。

台灣對於歧視的無知，並不只是市井小民的問題，而是從上到下、貫穿整個社會的共同盲點。鄒保祥攝影

這種寬容，其實是一種逃避

台灣人的這種寬容，我相信絕大多數出於善良，不願把人往壞處想，也不喜歡把氣氛搞得太緊張。這是台灣厚道的一面，我一直很珍惜這一點。

但厚道跟縱容，是兩件不同的事。

當一個社會把「他沒有那個意思」當作終點，而不是討論的起點，它其實是在迴避一個更困難、也更重要的問題：我們願不願意去正視，我們的語言、我們的娛樂、我們習以為常的玩笑，正在對某些人造成真實的傷害？

願意面對這個問題，不代表要動輒得咎、人人自危，而是願意承認，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它對多數人多麼溫暖，而是看它對少數人、對弱勢者、對容易被忽略的群體，多麼願意傾聽。

從自己開始，而不是等別人先改變

我來自一個把「歧視」制度化、甚至用國家機器執行種族清洗的地方，我看過歧視走到極致是什麼模樣。也正因為如此，我格外能分辨，台灣今天所面對的，還不是那種赤裸裸的仇恨，而是一種更隱微、更難察覺，卻同樣真實的傷害——來自善意包裝下的無知，以及來自對歷史一知半解卻從未被真正糾正的教育。

台灣人不需要被說成是一個充滿惡意的社會，因為它真的不是。但一個善良的社會，如果拒絕正視自己的盲點，善良本身，也會變成縱容的溫床。

看見歧視，不是苛責，而是尊重；承認自己曾經無心傷害別人，不是示弱，而是成熟。

台灣值得走到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