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30日星期二

梁京:試解美國校園抗議風潮的深層意義

梁京 RFA 20240430


此次美國一些名校校園抗議以色列在加沙的戰爭暴行的風潮,背後有沒有重大的深層意義? 我認為是有的。我注意到,CNN的節目主持人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認為,學生們比較激進的抗議行動,背後有美國本土的社會原因,也就是說,是青年一代借加沙衝突來表達不滿。但我的觀察是,美國有相當多的青年人被加沙衝突的血腥震撼了,他們表達的是對弱者的同情,對以強凌弱的真實不滿。你可以說,這個抗議風潮再一次證明了美國青年學子的幼稚,但在這種幼稚的背後,我也看到了美國人對世界形勢不妙的不祥預感。也就是說,美國校園的抗議風潮,不是一個孤立事件,而是折射了不少美國人對世界衝突擴大和災難臨近的焦慮。

批評抗議學生的人,強調以色列行使自衛權的時候,很難不傷及平民,而抗議者沒有看到哈馬斯代表的邪惡勢力才是加沙人道災難的元凶。支持抗議學生的人則認為,美國長期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災難難辭其咎。引申之論,就是美國對外政策的種種失誤,正在帶來全球性的災難後果,因此,學生的抗議是有道理的。

作為一個華人,我其實更關心的是,這次本來有可能避免的加沙大戰,對美國國內政治的影響,會以何種方式影響美中對抗的形勢?現在看來,做判斷還為時過早,但加沙衝突的慘烈,提出了兩個讓關心未來世界格局的人,不得不思考的問題。一個問題是加沙衝突本身提出來的,那就是當下世界秩序的危機,是否意味著更多也更大的衝突將不可避免?而美國校園學生抗議的風潮提出的問題則是,美國或所有對抗和衝突的當事國,除了做最壞的準備,也就是備戰,還有甚麼其他選擇可以減少人類的苦難?事實上,習近平一再向美國提出,存在著一種「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的選擇。

深諳人性和熟知歷史的人,不會相信這種可能性。在英語世界,近年來一直警告世人的知名學者,就是《人類簡史》的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而在中文世界,最為直言不諱地告誡華人大難將至的,就是史學奇才劉仲敬。坦率地說,有時候聽這些智者的警世之言,很難接受,但又不能不為其論證依據的事實和邏輯所折服。

美國校園抗議風潮正在帶來的一個積極的結果,就是讓更多人面對衝突不斷擴大和升級的世界,理解為甚麼歲月靜好不可能總是一種常態。赫拉利和劉仲敬都指出,過去幾十年,其實是歷史上,尤其是近現代歷史相當長的一段和平時期,這也是美國大學校園抗議學生普遍「天真」的一個重要原因。

美中兩個大國的對抗,是21世紀人類衝突最重要的驅動因素,此次美國校園的抗議風潮,讓我觀察到美國的青年學子,對此相當無感。而中國的各種媒體中,則充斥著強烈的反美情緒。從歷史的經驗看,中國人的仇外情緒,更多地轉化為中國人的大規模內鬥。台灣問題是美中關係的最大麻煩,說明這個問題依然存在。這個事實也啟發我認識到,21世紀的世界秩序重構,與中國內部秩序如何重構,關係非常緊密。換言之,如果中國人找到一條完成現代國家建構的和平路徑,整個世界秩序的重建,將受益巨大。對保住台灣的自由,美國內部分歧不大,應是中國和世界之幸。

从“新质生产力”盘点这些年“皇帝的新词”:是空洞的“党八股”,还是实用的统治术?

撰文:夏念梓
歪脑  04/30/2024


在三月闭幕的全国两会上,翘首以待的中外媒体并未如愿听到中共主政者宣布令人惊喜的刺激经济政策,但却收获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新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3年9月于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一词随后出现在同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以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今年十大任务之首。3月5日的两会上,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于是 “新质生产力”正式跃升为“两会”热词。

新质生产力是什么?过去一个多月以来,中国官媒和各级政府一拥而上、连篇累牍地宣传习近平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倡议。央视、人民网、新华社都对它做了全方位的阐述。根据官媒的摘录和解读,“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 “原创性”的技术,催生出高效能、高质量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摆脱过去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能源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到的“新兴产业”涉及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而民间对此的反应,也为诸如元宇宙、人工智能、电动车等“未来产业”增加了热度。

一些质疑也随之产生,《经济学人》文章指出,中国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经济策略避开了透过大规模消费来刺激经济的传统途径,希望藉由国家力量加速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从而创造高生产力的就业机会,实现中国自给自足,摆脱中国被西方科技“卡脖子”的现状。也旨在通过获得新产业中的知识产权,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扭转全球经济的权力平衡——这种举国体制的气魄和当年“勒紧裤带造原子弹”一样,追求的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背后则是“强国梦”的意识形态。

但有专家分析认为,这一新词体现出更强的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不愿意通过资源重新分配(例如提高社会福利、改革户籍制度等)的方式去减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创造和刺激消费。在大环境疲软的条件下,一味推动生产力,恐怕不但难以缓解,还可能加剧经济和相关社会问题。

“‘社会工程师’永远执着于生产,却很难想象消费可以产生价值。……偏向生产也符合中国长期以来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但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如果国内外消费者没有足够的需求,供应增加只会导致产能过剩和价格下跌。”

暂不论最后实际成效如何,“新质生产力”一词适时地回应了中国的经济问题,确保了意识上的“正确方向”。自2012年上台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主政集团已不间断地造出了许多 “新词”、“大词”、“热词”。伴随着被严格控制的意识形态,这些抽象、复杂、语意模糊的词汇也被主政者用来传播其执政理念,构建中国的宏大叙事,是“中国梦”、“强国梦”战略布局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它们被创造出来后,立即在官媒的宣传下,带动起全国上下的“共振”效应,被大量学习、揣摩、讨论及引用。

在政治话语中制造新词、新概念的现象并不是习近平的时代独有的,但他的造词的频率和“格局”可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领导人中无人能及。各种关于他的文本、语录、口号、标语、学习材料已经深入民间社会。2015年人民网编辑了《习近平新词词典》,专门记录他的讲话中“影响中国”的“新热词”;2024年新华社隆重推出了《习近平词典》((Xictionary)视频栏目,由一位美籍记者主持,同步更新、宣传他的新热词,其最新一期正是聚焦“新质生产力”。

熟悉政治宣传的读者不难理解,如此 “党八股”一直是极权国家统治术的一部分。专权者都在利用一些宏大、抽象、模糊、模棱两可的政治话语,有意制造理解障碍与信息差,架空现实、粉饰谎言,从而维护权力高高在上、不受挑战的地位和魅力。而被权力所垄断的政治叙事和单向的沟通方式,决定了民众只能承受、领会,却无法问责和干预,其作用可谓一场大型“煤气灯效应”。

在对文革灾难的反思中,中国经历了艰难的意识形态转变,一度破除了毛时代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话语,开启了改革开放。而如今重新兴盛起来的“造词”风气和领导人的“造神”运动相辅相成,使得很多人都有一种“重回文革”的焦虑。在层出不穷的热词中,我们是否又来到了一个被宏大叙事、正能量的理念所支配,却看不见具体的人和现实生活的时代?笔者尝试去追问,权力制造出来的词汇和概念如何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中国的现实又是如何被这些政治话语所遮蔽和重塑的?那些初诞生时雄心勃勃、高瞻远瞩的执政理念,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后来究竟落实得怎么样了?


政治语言浮夸冗长只为隐藏真相


【图略】一名妇女走过人毛泽东的宣传标语。(AP Photo/Eugene Hoshiko)

中共为何热衷制造和宣传这些“新词”?这或许是极权政权的通病——语言不被用来协商和沟通,而被用来作为塑造意识形态、控制思想的工具。自建政以来,中共便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实施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控制意识形态对于维持统治至关重要。意识形态不但被用来解释和辩护社会政治制度的信仰体系,同时为这个制度的设立与发展提供纲领性的指导,更是政权的合法性来源。马列主义被认为反映无产阶级利益,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代表无产阶级立场的共产党则成为当之无愧的主政者。这一套提供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实践体系的意识形态不但约束了国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更输出了具体的教条和方法论,规范国民在达成宏大叙事的目标路上的所作所为。

正如南斯拉夫学者斯托扬诺维奇(Svetozen Stojanovic)所说:“权威的真理代替了真理的权威(The truth of authority replaces the authority of truth)”。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往往是一种“文化专制”。只有党内的最高领导人才能成为马列主义最终和最权威的解释者。同时,国家机器采取各种手段控制意识形态,包括言论、新闻和文化产品的审查、监控、宣传和雇佣“水军”、制造舆论禁区,以排除异已,保证党对思想意识的垄断。

为了实现这种控制,当权者需要创造出一套政治语言,运用一些宏大、抽象、繁复和模糊的制式话语,避免具体、生动、准确和容易让人理解的白话,刻意令语意含糊或无意义,人为制造被诠释的灵活性和权威性。著名政治小说《1984》的作者奥威尔认为,这类政治语言浮夸冗长只为隐藏真相,“使谎言听起来真实,使谋杀看起来正当,把空话说得真有其事”, “当一个人声称的目标和他实际的目标有偏差时,他自然而然地就会投入到浮夸和冗长的怀抱之中,像是乌贼为了自卫而吐出的墨汁。”

他在《1984》中为极权国家大洋国杜撰了一套官方语言“新语”(Newspeak),这是一种“世界唯一会逐年减少词汇的语言”。奥威尔认为,语言的简化和控制就是简化和控制思想,“新语”就是蓄意削弱思考和表达能力,以压制异见声音的工具。诚如《1984》中所说,“谁能控制话语,就能控制思想,谁能控制思想,就能控制一切”。

奥威尔的小说是杜撰的,但中国却经历过真实的历史。想当年,“红宝书”可是普通中国人居家办公生活必备的精神指南,不论是求职、考试、结婚、生育或丧葬,都要先来一段“毛主席语录”。

为了将这些话语嵌入人们的意识形态中,一套由上至下、精密细致、改造思维的党建系统由此产生。每一次由中央至地方、由高层至基层、由组织到个人、由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各部委各单位各人的学习、培训、会议和组织活动都是在重复政治仪式(Political Ritual)。透过无止尽的“学习”——甚至不需要人们理解或记忆,只是长期、频繁地沐浴在这些话语的冲刷下,便足以受到社会压力与国家强权的规制。


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变:马列主义退潮,民族主义崛起


【图略】一名男子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小孩子的照片前挥手致意。(AP Photo/Andy Wong)

许多前共产国家在改变政治和经济体制前(或后),都经历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破产以及本国政治文化复兴。新中国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和“输出革命”的议程中耗尽元气,目睹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国内的统治精英与人民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失去信仰和信任,变成了无法逃避和亟需解决的问题。

为了修正失败的道路,改变贫穷动荡的国家,也巩固统治的合法性,中共领导人尝试对“社会主义”做出“系统修正”,邓小平思想开始强调实用主义(“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提倡接纳资本家的“三个代表”和与之相继承的“科学发展观”。然而,这一套“经济偏右、政治偏左”的手法必然会引起理论和现实的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逐渐走向自由化,专制的政治体制也会遭到动摇。为了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狂热的民族主义席卷而来。民族主义的兴起,正是中共新一代领导人重建意识形态和合法性的一种尝试。

在习近平的阶段,国家的救赎不再是“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或仅是“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变成为了实现“中国梦”的“两个一百年”计划;国家信仰体系亦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执政”,而是在权力核心的绝对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一论述包含了一个前设:即当前世界局势处于交叉点(“百年变局”),而中国举国体制的优越性终将压倒西方逐渐衰败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体系(“东升西降”);以及一个必要条件:只有长期坚持中国共产党专政(“两个一百年”),才能成就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复兴(“中国梦”)。为了达成这套论述,习近平和他的主政集团力图设计出最优的理论体系,完善政治语言和巩固官方意识形态。

笔者根据过去十二年来每五年举办一次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和每年举办的两会中出现的政治语言,以及北京宣布的重大政策文本来做粗略统计,习近平的主政集团在“治国理政”上所创造的“新词”、“热词”分布于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层面,可谓面面具到。


那年那词那些事儿


【图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结束后离开。(AP Photo/Mark Schiefelbein)

一带一路  / 经济

怎么出来的?

2013年9月,习近平到访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于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一带一路”升级为国家战略。

官方宣传怎么说?

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外界如何解读?

“一带一路”是为了解决资金和产能过剩,刺激新的经济增长,也利用自身经济优势去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据报道,中国(主要以贷款形式)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拨付了近1万亿美元,用于建设发电厂、道路、机场、电信网络和其他基础设施。但也导致一些贫困国家的债务达到难以承受的水平。其中一些项目成本高昂却质量堪忧,另一些甚至面临“烂尾”。


供给侧改革 / 经济

怎么出来的?

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改革”一词。

官方宣传怎么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外界如何解读?

供给侧改革主要是为了化解过剩的产能,关闭或逐步减少生产远远高于市场需求的煤炭、钢铁、水泥等工业产品的矿山和工厂,严格控制导致产能过剩的信贷和补贴。 有评论认为“供给侧改革”原本旨在扩大市场作用,但目前中国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仍然由官方所主导,政府回避进一步的国企改革,令其中逻辑自相矛盾。


雄安新区,千年大计 / 经济

怎么出来的?

2014年2月,习近平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为国家重要战略,次年开始研究在北京之外建立新城。2016年3月2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同意定名为“雄安新区”。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官方宣传怎么说?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外界如何解读?

建立这个新区最重要的作用是把现在位于北京,但又无助首都运作的机构都搬到那里,包括教育、科研、非金融等行业,以缓解首都的运行压力、分担政治经济风险。有评论指出这是习近平的“政绩工程”,目的是与邓小平打造的经济特区深圳比肩,但它违背大环境和市场规律。工程进行六年之后,由于项目建设以及企事业单位进驻不如预期,一度被质疑为“烂尾工程”。


内循环、双循环 / 经济

怎么出来的?

2020年5月两会期间,由习近平首次提出。

官方宣传怎么说?

这是总书记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统揽“两个大局”所作出的战略擘画,是对国内国际循环新的不平衡格局主动作为、主动调整、主动谋划的中长期战略布局。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要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连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外界如何解读?

“内循环\双循环”是中国在疫情期间,世界经济下行、需求减弱、美中关系恶化的国际政经背景下提出的“权宜之计”,希望中国经济借此降低对外国企业、技术和市场的倚赖,转而以国内消费、市场和企业作为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有评论认为这是地缘政治“陷入冰点”后,中共再一次的“自力更生”政策,或被认为是为了应对外部压力的新时代“闭关锁国”政策。然而疫情后国内消费不振,“内循环”的提法也被迅速冷落。


共同富裕 / 经济

怎么出来的?

2021年8月17日,由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及。

官方宣传怎么说?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外界如何解读?

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对中共执政合法地位很重要,也是中国实现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目标必然要解决的难题。围绕共同富裕,政府需要构建分配制度,因此其相关政策被质疑为“劫富济贫”。有观察指出,以“共同富裕之名”中国政府增加了对私营企业的限制和监管,这些包括教培行业、电子游戏行业、娱乐行业、科技行业等。同时,中国多名民营企业家表示积极响应“共同富裕”的号召,宣布了相应的目标和计划。


精准扶贫 / 经济

怎么出来的?

习近平于2013年11月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

官方宣传怎么说?

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

外界如何解读?

虽然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低质、低效问题仍存在,但中国的扶贫成果显著,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认可。全面脱贫是习近平的一大“政绩”,为其在中共二十大树立绝对的个人权威做了铺垫,也塑造了其带领人民脱贫的领袖形象。2021年,习近平主持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有媒体称,因为中国贫困线标准较低,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摆脱了贫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执政

怎么出来的?

2017年中共十九大通过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

官方宣传怎么说?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书写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篇章,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彰显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外界如何解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巩固一党专政和习近平领导地位的政治纲领。 该思想被冠名写入党章和宪法,象征着习近平在党内拥有绝对权威和对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但也有学者指出,因思想名称加有许多限定词,意味着习的实际权力或未达到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高度。


全过程民主 / 执政

怎么出来的?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全过程民主”。

官方宣传怎么说?

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外界如何解读?

有评论认为,中国一直以经济成就来确立执政合法性,却在民主、人权、法治方面颇受外界诟病。因此“全过程民主”是习近平试图定义“中国式民主”,对标“西式民主”,争夺对民主的定义权,亦是当权者为维护执政合法性而提出的理论。


两个一百年 / 执政

怎么出来的?

“两个一百年”最早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提出。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第二个一百年从2020年开始,中国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官方宣传怎么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擘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外界如何解读?

“两个一百年”是习近平为将中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提出的政策目标和发展蓝图。这也被认为是习近平“中国梦”的启航,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复兴”计划,亦为习近平的政治权威和中共的长期专政订立时间线。


人类命运共同体 / 国际关系

怎么出来的?

在习近平的倡导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于2017年中共十九大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于2018年修宪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

官方宣传怎么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 ,荣辱与共,努力把人类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外界如何解读?

有评论认为,在全球化消退、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替代美国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导力量的意图。并且希望在国际上推广中国的理念和影响力。“人类命运共同体”亦代表了中共的“天下观”有意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秩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国际关系

怎么出来的?

2017年12月,习近平在出席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时首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官方宣传怎么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世界范围呈现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趋向的重大态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发生重大转变,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世界经济重心加快“自西向东”位移。

外界如何解读?

“百年变局”、“东升西降”代表了习近平对世界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论述,重点包括西方的民主政体已遭遇困境,西方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全球体系必然衰落,而中共的举国体制将被证明更加优越。“百年变局”以世界领导权从西方让位于东方(即中国)为结局,虽然前途必然有险阻,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如此变化趋势也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


那些大词背后的大计划和大工程究竟成效几何?


【图略】2021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典。(AP Photo/Ng Han Guan, File)

如何评价这些口号的价值,以及它们背后的执政理念、政策的效果?首先,“新词”也并不都是新的,因此谈不上什么“革新”,它们不少是对过去政治理念的进一步包装,有老调重弹之嫌。

以有“习近平思想”之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例,邓小平时代已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词。其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十四项坚持”)大部分是前任领导人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除“人类命运共同体”外,并无太多原创内容。依法治国、执政为民、以民为本、保护环境等等更是前任江、胡时期唱了再唱的陈词滥调。

 “供给侧改革”也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在2008年金融危机下,中国政府主推四万亿投入基建救市,导致严重产能过剩,这才有了“供给侧改革”意图化解问题。因此,相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去产能的论述在过去几年的中国政府公报中已被多次提及,例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提及“供给侧”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目标,此概念并无太多新意。而风头正盛的“新质生产力”和邓小平在1970年代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亦一脉相承。说明自改革开放起,颇受中国“工业党”(或称技术党)们推崇的,混合“工业强国”民族主义情结的“技术乌托邦主义”就是指导中国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有经济学家指出,新的增长动力还无法填补救经济增长放缓的空白,“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等旧经济驱动力不同,新经济发展的成果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旧经济驱动力的特点是供应链长、养活的人多。”在政府不愿意推动资源重新分配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淘汰旧产业,恐怕加剧工人失业与社会不平等——这显然不是“社会主义”或“马列主义”的初衷。

而在主政集团“原创”的新词中,“一带一路”和“雄安新区”这两个大项目都在实施中遭遇了阻滞。“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级顶层设计,是一个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的大型经济带计划,被视为习近平“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然而,这一雄心勃勃的倡议同时存在诸多风险。 向“一带一路”周边经济欠发达且政治动荡的国家和地区贷款,最明显的风险是投资无效,基础建设恐沦为“国际烂尾工程”。与此同时,继斯里兰卡债台高筑卖港口抵债后,“一带一路”为参与国带来的“债务陷阱”,以及相关政策的透明度、对当地人权和环境的影响,甚至是“输出威权”、“经济殖民”等问题,都颇为外界诟病。

而被奉为“千年大计”、“未来之城”的雄安新区,预计总投资超过8000亿人民币,至2024年已投入6700亿人民币。 今年1月,彭博记者实地走访雄安,发现出入当地的公路几乎空荡荡,市区内只有零星的商店与餐厅开门营业。基础设施虽然齐备,但人口迁入远远不足,使当地形同空城。而去年8月,北京及河北省遭遇特大洪水冲击,当局疑为“保北京”、“保雄安”而泄洪淹没河北涿州等其他地区,令民怨一度沸腾。

不难看出,在“特色”、“大变局”、“百年”、“千年”、“改革”、“全过程”等“高大上”的词汇和背后动辄关乎国家前途的大计划、大工程之下,遮蔽的都是“人”的代价。

除此之外,在特定国内外环境下产生的“新词”往往会因为时过境迁而迅速遭到遗弃。例如在中美贸易战胶着的状态下,为回应国内经济下行的焦虑而提出的“双循环”和“内循环”,指望摆脱对国外技术、市场的依赖。但经历了对“疫后报复性消费”的期待最终落空后,不会再有人对国内消费市场抱有如此良好的期望。而在致力完成“小康社会”目标下提出的“精准扶贫”,也因习近平在2021年宣布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人间奇迹”而自然淘汰。2020年疫情期间,李克强总理在人大记者会上称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引发社会讨论,有媒体解读其言论冲击习近平的“脱贫大计”,进而产生习、李二人不合的联想。

如果还有读者记得的话,习近平曾在2015年兴起“厕所革命”,提升农村厕所的卫生标准。在领袖的号召下,不光是穷困地区,甚至是一线大城市,也争相建起“五星级厕所”和“最美厕所”。上行下效,一哄而上的一顿操作后,十几亿资金换来的只是面子工程,如今也被废弃。

在一个被国家全面控制的社会里,权力的方向就意味着资源的方向。全国上下指着主席的讲话、政策的风向闻风而动,却常常无视市场规律,造成诸多浪费,令人疲惫不堪,已是中国社会见怪不怪的现象。难怪“新质生产力”一词出来后,习近平自己就先打了个预防针:“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如此困难,是因为政府无法推动市场化改革:“习近平的经济目标已经多次与他的政治目标发生冲突。他们说,虽然习近平在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这方面表现出极大的能力,但他一直不愿意约束国家的影响范围。尤其是限制国有企业在获得贷款、资源和客户上享有的特权,这些特权往往具有垄断性。”

随着领袖语录和执政理念层出不穷、叠床架屋甚至造成语言通膨和词汇贬值,往往一个新词刚被炒热,就有下一个新的概念被发明出来。在习近平和其主政集团所创造、输出的政治语言中,每一个“新词”的活跃周期各异,但大部分都活跃不到下一届全代会。

不过,对当权者来说政治语言(以及背后的执政理念)没有好与坏、生与死,也全然没有失败或“烂尾”一说。“新语”宁滥勿缺,每一字、每一词的堆砌都是在为这个政治语言体系和意识形态添砖加瓦,把“墙”再砌高一尺。


“造词”就是“造神”的过程


【图略】习近平在北京森林公园与小孩子参加植树活动。 (Li Xueren/Xinhua via AP)

1969年,《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列主义并驾齐驱。六年后,中国宪法加入“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这是中国官方意识形态首次在对马列主义的诠释外加入了领导人个人的政治理念。此后,每一代领导阶层的更迭都为中共意识形态增添新的内容——谁掌握了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谁就可以垄断政治权威合法性。

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中共党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相比前任们在党章上的印记,习近平提出的“思想”不但可以让他在党章上留名(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皆未冠名),且“思想”比江、胡的“理论”显然要高出一筹。虽然这一思想被外界评论为不涉及意识形态,而更像是一种包罗万象、实用至上的理论,但能与马列毛邓比肩,仍然象征着习的权力至少在形式上已达到了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的高度。 

2018年,习近平修宪取消了连任限制,“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之后,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高等学府及院校、部委、各级政府成立了数十个“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仅在2020年,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发表了1000多篇理论文章,试图将习近平的观点打造成能与毛泽东思想相媲美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今年两会后,官媒新华社陆续推出“语录”类节目《习近平词典》,英文为“Xictionary”。目前已推出五集。

除了创造大量的政治“新词”丰富党文化外,习近平的讲话、指示、演讲被集结成册,陆续出版了超过140本书,且发行量惊人。据推特红人“李老师”和众网友不完全统计指出,习近平在任内10年(2015年11月-2024年3月),已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将近250次方向,堪称宇宙级“指明灯”。

在习近平和其主政集团所创造的政治语言身上,能看到对毛时期“革命大词”的模仿和复制,他们在追求经典共产政权政治词境的宏大叙事上力求极致,令这些新词充满了政治导向性和鼓动性。词语越是宏大、浮夸和费解,就越能显示领袖与民众的“距离感”和不被质疑的“伟光正”形象。从这个角度来说,“造词”其实就是“造神”的过程。

前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联席主席钱钢长期研究中国语象,他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向旗帜语完成版“习近平思想”的缩略速度——“折射最高权威的强度”。目前,缩略仍未完成。在官方文件中,“习近平”与“思想”之间仍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限定语;“习近平思想”只出现在非官方的非正式场合中。然而,“高举⋯⋯伟大旗帜”的旗帜语已是半完成品。

另一值得一提的观察,来源于今年两会后,有中共学者再提“摊贩经济”,疑似回锅重炒已故前总理李克强的“地摊经济”概念。这一提议当然被“冷处理”,但却折射出现状,那就是在中南海最新的权力架构中,已再无可能有另一人与习近平“同台”造词。李克强在任期间创造并流传甚广的口号“地摊经济,人间烟火”,以及“李克强指数”,如今不会发生在李强身上。而那些为皇帝造新词的功臣,例如中共“第一笔杆子”王沪宁,同样要隐身在大幕后——造词也要“定于一尊”。

 最后,作为普通人,如何才能对党国机器制造的宏大叙事具备一定意识?民间的抵抗其实从没有消失。疫情期间,也是为各种封控手段做包装的“新词”最为膨胀和泛滥的两年,当“封城”被替换为“静态管理”、“静默期”或“居家办公”时,上海市民杨潇选择了600个常用的中国宣传用语随机生成出无意义的句子,制作出五分钟的讲话,并用喇叭对着窗外高声播放。而下面路过的大白丝毫没有察觉异样,因为听上去这些“乱码的语言”和正儿八经的领导讲话没什么不同。这条名为《再见语言》的短片获得了百万点击率后被封禁。用荒谬来击败荒谬——总有人选择不再随波逐流,试图抵抗公权力入侵大脑,如同当众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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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造反司令:清华才子蒯大富言论点滴

 (佚名)


大富生个女儿叫小穷。人生就那么回事。 这位全国闻名的蒯大富,挺有意思!也许,是精英清华人的典范吧! 

看到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蒯大富高调现身清华的消息,为什么一个文革的罪人今天还能在清华大学那么受欢迎呢?

蒯大富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 蒯大富言论点滴 : 

一、“只有社会主义人民才能大富。” 1966年6月,一位中央的大人物薄一波来到清华大学,和蒯大富展开过一场辩论。 薄一波:“你叫什么名字?”老头盛气凌人。“蒯大富。” 大富一点儿也不怯场。 薄一波:“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 没有想到蒯大富从容不迫,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的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只能小富,只有社会主义人民才能大富。” 群众鼓掌,老爷子愕然。知道了蒯大富这小子不是好惹的。 

二、“我站在主席后边。” 1966年9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特意将蒯大富叫到跟前,要蒯大富站在他身边。并对其说:“蒯司令,你是愿意站在我的左边还是我的右边?” 若蒯大富要站到毛泽东的左边,林彪就要往下挪一个位置;若要站到毛泽东的右边,周恩来就要往下移动一个位置。蒯大富回答说:“主席,我既不站在您的左边,又不站在您的右边,我站在您的后边,紧紧地跟着您前进!” 蒯大富既没有排挤林彪又没有排挤周恩来,还博得毛泽东的欢心。蒯大富的聪明与敏捷由此可见一斑。 

三、审判台上风度翩翩 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蒯大富案。在被审席上,蒯大富这样问审判长:“您比我大10岁,1966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反革命?” 蒯大富被审判的风度,打动了电视机旁一位叫罗晓波的、小他17岁的女研究生的芳心,待1987年蒯大富刑满释放,罗晓波辞去公职,只身跑到大西北,向刚出狱的蒯大富求婚。 

四、“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 1970年至1987年,由北京而宁夏,蒯大富过了17年牢狱生活。外人以为这段经历很悲惨,蒯大富却不以为然。当年在狱中,他还为狱警即将考大学的儿子补习课文,全然没有一点坐牢的样子。他说,“我这个人一贯就是这样,40多年,一直坦然地活着,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最悲惨的时候也不这样认为。” 2004年,蒯大富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蒯大富回答:“从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很冤;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有些还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 

老来怀旧。2008年至今,蒯大富先后两次带着妻女去宁夏,专程造访当年关押自己的劳改农场。那个地方早已经被废弃,长满了杂草。故地重游,颇有一番感慨。 

五、青铜峡我的第二故乡 1968年,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他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纯朴和友善,没有因为他的身份和遭遇而将他视作异类。蒯大富出狱之后,青铜峡铝厂不仅重新接收了他,还给他分了一套房子,这是很多年轻职工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生活得十分开心。蒯大富下海后定居深圳,还经常带着妻子罗晓波和女儿蒯小穷回青铜峡探望。20多年,每次回去,他们依然会受到热烈欢迎。 那里有一批最铁的朋友。 

六、出狱后首先想到的是看望被他整过的老师、同学 近几年流行当年的红卫兵向被他们整过的老师、同学道歉的风潮。其实,最早看望被整老师、同学的是蒯大富。1987年蒯大富刑满释放后,主动去看望被他整过的老师、同学。甚至去看望审判他的法官。 蒯大富认识人很多,在铝生意很不好做的时候,蒯大富走到哪里,第一把手都乐于接待他,都照顾他的生意。后来,蒯大富离开了青铜峡,许多企业都看中了蒯大富这棵摇钱树。1994年,蒯大富落户深圳,当年的深圳,老清华毕业生据说就不下5000人,差不多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蒯大富名声在外,上门拜访,不管是过去支持他的还是过去反对他的,人人买面子,很快蒯大富就成了百万富翁。 

七、 “六十大富 ” 2005年,蒯大富60岁生日。在深圳,他大宴宾客,高调庆祝,座中有吴桂贤、韩爱晶等人物。蒯大富六十大寿时,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下联是“三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 横批为“六十大富”。 对联当时就张贴在宴会厅的门楣上,像是在公开宣告着什么。

这就是当年的造反司令~蒯 大 富 ~不同凡响!

过去十年的中国:政治上颠覆性错误,制度上断层式波动

 文 :  王亚军 (王歪嘴)


2016 年 6月 1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署名文章《 中国预计从 2024 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 》, 开篇一段话写道 :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 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六七年,我国成功跨越  “ 中等收入陷阱 ”  将无悬念 。

届时,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 。”

       今天是 2024 年的 4月 18日,距离此文刊发再有一个月就满了八年。八年后的今天 , 我们进入了什么样的阶段呢 ?

        进入 2024 年之前,世贸组织给的缓冲时间到期了,发展中国家的帽子被摘了 ;      美国的企业撤走了,德国的企业搬家了,日本和韩国的企业更是早早的就在连番的抵制与怒骂中,夹着尾巴逃跑了;    中国的外资投入总额也突破了 30 年来的最低 。

恒大集团倒闭破产,万达集团变卖资产,连一向以稳健著称的万科,都申请了破产保护;    还有曾经富可敌国震惊世界的保利、绿地、碧桂园  .……等等房企脸上也都写满了逾期、烂尾和资不抵债。

地方银行的脸上写着的是 “ 暴雷 ”,理财产品的脸上写的是  “ 卷款跑路 ”,大 A 股民被逼得跑到美国、日本甚至印度大使馆的官方微博留言区里哀嚎,自称  “ 缅 A 灾民 ” 。

可见即使是习惯了被镰刀收割的韭菜,在被 “噶” 得太狠时,腰也会疼。

进入 2024 年,京东和天猫同时宣布取消 “年货节” 促销活动,原因是当年的  “ 双 十一 ”  营业额还不够做广告的推广费用  ;     热搜榜的新闻是王石 喊来 马云一起在日本购房当邻居,马云跑到新加坡投资了几栋门市楼。

企业家刘强东、与教育家俞敏洪在直播带货的领域同行 ;     广大人民群众也提前半年预测到今年的 “ 6.18 ”  的购物节刺激不到自己的钱包 ;   因为即使中国银行的利息、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老百姓依旧抓紧钱袋子勒紧裤腰带,用把生活降到  “ 生存 ”  的方式来对抗通胀和降息,硬生生的把如何让老百姓  “ 花钱 ”  变成愁死专家的正国级难题 。

还有琐碎的消息 : 年假后返城的2700 多名工人发现,珠三角一家经营了 2 7 年的电子厂已经人去楼空,门口的一张  A 4 纸上只有 三行字  :  “ 撑不住了,我跑路了,对不起了 ”。还有长三角一家曾经栖身世界 5 00 强的不锈钢构件企业,把 2023 年12月份开始的假期延长到了三月底,四月初又把上班复产时间变成  “ 五一  ” 之后等通知。

关于房地产市场的消息则更是乏味,深圳某高端楼盘从 1700 万的曾经滑落到 1200 万 的成交 ;  上海某  “ 一房难求 ”  的临湖别墅三年来挂牌出售的比例一路暴增到五成 ,  还有惠州开始与威海比拼海景房的新低 ;  天堂杭州完美复刻河北刻郊的营销套路,燕郊能撒  “ 十年内划入北京市 ”  的谎,杭州就敢吹  “半年后阿里搬家之江区 ”  的牛 。

余下的消息是进入 2024 年,电表、水表、燃气表、跑得越来越快, 加把劲儿就能赶上商品油价格一个月上调2 ~ 3 次的速度 。

全国各地出现年轻人突然倒地  “ 脑死亡 ”  之后全部器官都能配型成功的喜报,还有新能源电动车失控、起火、冲上人行道  ;     老龄化严重  “ 医保社保 ”  捉襟见肘,新生儿降低幼儿园纷纷关闭,还有天然气管道爆炸,高层住宅起火等等灾难性事件越来越频发 。

可能在 2024 年第一季度结束后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黄金的价格冲破了 700 元 的历史新高 , 唯一值得期待的就是人体器官捐献法的施行,就在十几天后的这个专属于劳动人民的  “ 五一 ” , 唯一值得悲哀的就是我们还活着,还要继续去亲身经历 。

所以写到这里再回头去看《人民日报》这篇 八 年 前的文章提出心中的质疑,既然原本 “ 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 六、七 年,我国成功跨越  “ 中等收入陷阱 ”  将无悬念。

届时,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 , 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 。” ,那么面对如今这个  “ 百业具废 ”  的局面我要提出问的是 , 到底是谁让中国在政治上出现了颠覆性的错误,在经济上出现了毁灭性打击,同时又让中国在制度上出现了断层式的波动呢  ?

        古语云 :  冤有头债有主,罪有魁祸有首 。

        感谢 八年前的《人民日报》,寥寥数语,便让下岗的、破产的、理财暴雷的、炒股被套的以及买到烂尾楼的、资不抵债的和勒紧腰带吃糠咽菜的都找到了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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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寶剛:滯脹風險急增 亞洲貨幣競爭貶值 金融風暴前夕?

顏寶剛 
RFA 【財經拆局】20240429


去年十二月,我撰寫《李嘉誠稱「山雨欲來」? 談2024年經濟前景》時,已經提出市場過分放大聯儲局減息機會率,之後我陸續撰文再提到,今年金融市場好大機會出現的「灰犀牛」,正是市場對聯儲局的減息預期過分進取。

當然我沒有水晶球,當市場一面倒揣測通脹見頂回落後,聯儲局今年有六至七次減息機會時,我亦要不斷重新審視自己的推論是否正確。但現實說明,通脹的「最後一里路」是難以在極短時間內扭轉,顯然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對通脹及利率的判斷是錯判了形勢,甚至過早就減息作出的表態可以說是相當「犯規」。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已經表態,稱6月聯儲局已經無機會減息,而下次調整利率是向上機會大於向下。

現在金融市場及投資者需要評估的是,聯儲局減息步伐大為降溫,甚至可能利率只會保持不變,強美元重新成為投資市場主題,對全球經濟以及貨幣市場會帶來何種衝擊?或者更直接問,新的金融危機會出現嗎?

日韓泰菲印度貨幣大跌 競爭貶值提升利率恐攘不穩

面對美國利率水平可能遠比原來估計高,美元再度成為今年以來的贏家,年初以來美元指數上漲了約5%,意味在去年最後3個月大幅下跌後出現V型反彈。而美元意外強勢亦大幅推低亞洲各國其他貨幣:日本、韓國、泰國、台灣、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的貨幣目前都在多年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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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香港人最關心的,首推可以用來「返鄉下」使費的日圓:日圓滙價曾失守158兌一美元水平,為1990年5月10日以來首度跌穿158,今年初以來,日圓累計急跌超過11%,在G10貨幣中屬包尾。雖說貶值有助刺激以出口為主的日本公司銷售,但鑑於國際油價年內維持高企,弱圓匯率勢嚴重損害極度依賴能源進口的實體經濟。

而亞洲其他地區對阻擊強美元的力度似有升級跡象,印尼本周意外收緊貨幣政策,凸顯出亞洲央行在竭力應對美國「更高更久」利率前景之際所處的棘手境地。面對抑制經濟增速和捍衛一路下滑的本幣,亞洲央行的決策者必須做出選擇。亞洲的貨幣目前都在多年低點附近波動,這就加劇了貨幣當局採取更強力行動阻貶本幣的可能性。

印尼央行出人意外地加息,已經讓其他新興市場的央行行長坐立不安,多個亞洲地區包括菲律賓等年初時呈現出的都是減息前景,然而在聯儲局可能押後加息,整個局面已經發生了改變,這意味著美國國債利率相對於亞洲來說仍然偏高,可能會引發全球資金流出亞洲市場,繼而推低本地市場貨幣。

其中印度將出現一年多來的第一次月度資金流出,泰國和印尼也出現資金淨撤出。事隔十七年日本央行首次加息,同在三月加息還有台灣央行,但這兩地的貨幣卻自那以來一直下跌。

在菲律賓,當局可能在2024年連續第三年無法實現2-4%的通脹目標,如果披索進一步走弱,當地可能不得不推遲減息。同樣印度央行在4月政策評估中也表達了類似的鷹派語調。決策者已在訴諸其他辦法來抑制本幣跌勢,比如韓國進行口頭警告、馬來西亞和印尼官員呼籲企業將海外利潤進行換匯,印度、印尼、泰國和越南都已作匯市干預以捍衛本幣。

新一期《經濟學人》形容「為甚麼美元走強是危險的」,表明因投資者減低了對聯儲局減息的押注,資金大量湧入,令美元今年上漲了4%;由於美國的高利率和強勢美元產生輸入型通脹,同時令經濟面臨困境,將做成惡性循環,令美國以至全球主要市場,可能陷入滯脹局面。

必須要指出,與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期不同,現在許多亞洲國家擁有充裕的外匯儲備,可以出售外匯儲備來提振本國貨幣:日本有 1.3萬億美元,印度有 6,430億美元,在98年重創的南韓,現在擁有有 4,190億美元。然而任何外匯干預的成效都只是暫時,各國央行和財政部都不願將資產浪費在毫無結果的干預上。

人民幣加速貶值令亞洲貨幣陷入「混亂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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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會左右大局的還是要看人民幣匯率。據高盛計算,隨著投資者逃離中國疲軟的經濟,中國三月的外匯流出量約為 390億美元,是自 2016年以來第四多的月份。今年年初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直在穩定貶值,但從3月中旬開始,人民幣貶值速度開始加快,反映北京有意識啟動貶值過程,這加深了歐美以及新興市場國家憂慮。

美銀預計,到 9月美國大選將全面展開時,人民幣將跌到7.45兌一美元。這將使人民幣跌至2007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從北京角度看是有力提振中國的出口動力,令目前已經廉價的中國電動車可能會變得更便宜。美銀形容目前是亞洲貨幣「混亂時代」的開端,對多種亞洲貨幣持悲觀態度,點名人民幣、韓元、新台幣、泰銖和越南盾均屬看跌,預期繼續受壓。

除美銀外,多間大行亦陸續下調人民幣匯價預測,令在岸人民幣(CNY)創逾5個月新低。富瑞警告若人行讓貨幣大幅走貶,其他亞洲出口型經濟體或會跟隨,不排除爆發貨幣戰。假設人民幣下跌5%或10%,其他地區就會相應貶值3%或7%,甚至有機會形成一場真正的貨幣戰。

宏觀環境不利 港股單邊爆上純因基金冚倉

亞洲貨幣特別是人民幣回落,本來並不利港股,但上周恒指全星期卻大漲8.8%,錄得近13年最大單周升幅,在宏觀環境不利的情況下,投資市場竟然由之前只投資中國之外的新興市場,轉為加倉中資股,這個突變令不少人都感到手足無措,只能解釋是中資股的估值確比其他市場低廉,表現落後太多,從其他市場獲利回吐,增加中資股持倉。

由於事出突然,不少空倉要冚倉,近兩日開始出現擔心「執輸行頭」FOMO(fear of missing out)的現象,入市資金似乎飢不擇食,結果又促成自我實現的上升趨勢。但市場過去幾天強勁反彈,部分原因是媒體對新「國九條」及中證監鞏固香港金融市場措施廣泛報道,資金借勢反攻,但實際上兩項政策影響輕微,投資者因此要慎防大市會出現獲利回吐。

伊利夏提:事业起步联合国,梦断北京维吾尔

伊里夏提 
RFA 【聚焦维吾尔】20240430


190419-RFA-SC20-4f0a5229590f63d0.jpg现代社会,每一个学子苦读十几年,最终目的,肯定是想要找一个体面的工作,即能事业有成,又能挣大钱;当然,如果还能衣锦还乡、光宗耀祖,那是再理想不过的了。

维吾尔人也不例外。每一个维吾尔莘莘学子,寒窗十几年大学毕业之后,如果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能够事业有成,能回报父母养育之恩,回报父老乡亲,也算是人生一大成功了。因为对维吾尔人而言,即便是在维吾尔自治区,即便是一些有家庭背景的孩子,不仅就业难,就业选择那更是极其狭窄;对普通家庭出身的维吾尔学子而言,就业选择几乎为零。

更甚,维吾尔人就算能够在维吾尔自治区体制内就业;然而,在每年一次的职务升迁、职称评定、工资提高等方面,因很多的隐形条条框框,又面临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限制;对维吾尔人而言,在维吾尔自治区,事业成功之路是极其艰难的,遑论回报父老乡亲了。因而,很多维吾尔学子竭尽所能,使出浑身解数,追寻出国发展之路。

然而,维吾尔人即便是能够成功离开维吾尔自治区,离开中共体制的管控,但也不一定能完全摆脱中共伸向世界各国维吾尔人的长臂管辖,摆脱中共政权野蛮阻挡维吾尔人事业成功之路的黑手。

最近,我在国外新认识的一位维吾尔女士,给我讲了她的一段惊险经历,和她被迫放弃自己喜爱事业的经历,使我唏嘘不已,为她被迫放弃所热爱的事业而感到惋惜。

这位女士是伊犁人,她大学毕业后,经过自己及父母等各方的努力,得以在乌鲁木齐一所高校任教,很快,她发现在职务升迁、职称评定、工资提高上,她总是落后于与她同一年就业的汉人同事;在几次和领导据理力争无果后,她发现自己的处境更糟糕;最后,她思考再三,决定放弃大学的教学事业,另寻出路。

当然,她知道在中共统治各地区,对维吾尔人而言,天下乌鸦一般黑;因而,唯一选择只能是出国发展。

她和丈夫又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办护照,办出国,最后落脚东亚某国学习深造。

很快,他们适应了当地,过了语言关,顺利进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也很顺利地找到了工作,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也开始了新的事业之路。

工作几年后,这位维吾尔女士因专业上的成功,再加上她不仅熟练掌握了该国语言,而且还能熟练应用英语、中文和其他几种语言进行交流,而被工作单位推荐到与联合国防灾机构合作的一个项目,作为所在国专家参与联合国防灾事务培训等事项。

到此时,可以说她的事业之路前途光明;但没有想到的是,事业之路的弯曲程度,却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期,也超出了与她的工作单位合作、联合国防灾机构领导的预期。

2017年,当他们完成了对墨西哥、南韩、蒙古、菲律宾等几个国家的最新气候及防灾应用程序培训工作后,联合国安排在当年的12月底,到北京对中国各地防灾人员进行培训,按计划也包括到深圳、乌鲁木齐等地的防灾培训。

维吾尔女士当然是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作为联合国专家组成员、项目助理、培训主讲回到家乡,服务家乡父老,真的是梦想成真;而且,这位女士早在几年前就已加入了所在国国籍,尽管她作为维吾尔人有所担心、有所犹豫,但她想到自己一向不参与任何政治,一直专心于学习工作,更何况这次她是作为联合国特邀专家前往北京,而且是被中国政府正式邀请的联合国专家工作人员前往,她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然而,她专心事业学者的单纯,使她忽略了她的维吾尔人身份;她所乘飞机大早晨降落北京机场后,她随着人流来到了海关,海关警察拿到她的护照后,看了看,问她是不是维吾尔人,当她回答是后,警察脸色骤变,并喝令她跟随另一位等在旁边的警察到机场内一间办公室,接受进一步审查。

维吾尔女士说,当时她吓坏了,处于极度的恐惧中,她赶紧在手机和电脑被中国警察拿走前得以联系所在国大使馆,告诉他们自己在北京海关入关时遇到了大麻烦,并通知了在韩国的联合国防灾机构负责人。

把她带到房间后,几个警察不停地重复审问她,什么时候离开中国的,在所在国做什么?这次来是要干什么?尽管她拿出了联合国专家邀请函、中国政府的邀请函,但他们不看,还是继续审问。

大约一两个小时后,突然出现了两个维吾尔警察;单纯的专家女士看到维吾尔警察,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以为他们是来帮助她的。她开始向他们诉说自己的遭遇,要他们帮忙像那些汉人警察解释一下,放她出去。然而,慢慢地,女士发现,两位维吾尔警察实际是通过套近乎是要套她的话。但她还是在极度的恐惧中尽力解释,向他们出示她的联合国专家证件、邀请函、中国政府邀请函;但都没有用。

又过了一两个小时,北京警察把她带到另一间房,让她通过视频回答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警察的审问;又是同样的问题,她又不停地重新解释。自治区公安厅警察审问时,只有公安厅警察可以看到她,而她看不到审问警察的图像。

又经过几个小时的疲劳审讯之后,可能是在她所在国和联合国机构压力下,北京海关警察告诉她,这次他们放行让她入关,但她必须在完成联合国培训会议之后,回维吾尔自治区注销她的户口,然后才能回家。维吾尔警察看似善意地告诉她,她有麻烦是因为没有注销在原户籍地的户口,所以她最好会议结束之后,回维吾尔自治区注销她的户口。

两个维吾尔警察自告奋勇要护送她出机场,但在走出海关前,这两位维吾尔警察还不忘乘机敲诈一下这位单纯的同胞,他们问她是否能为他们在免税区买一条高档香烟;处于恐惧、饥寒交迫、精疲力尽的她,只想尽快摆脱他们,走出机场;因而她也没有问为什么,赶紧就就买了一条他们想要的香烟送给他们。

走出机场,联合国先期到达人员把她带到了宾馆,第二天,惊魂甫定的她,还是以专家学者的负责态度,参加培训,对她负责的那一部分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很快,联合国在北京的培训即将结束,这位维吾尔女士问联合国负责官员她是否可以回家乡一趟,以便按中国警方要求去注销原户籍地户口;联合国官员大惊失色,暗示性地告诉她,这次她是作为联合国和中国政府邀请的专家到中国来,是公务;她最好按预定日程立即离开中国,回到自己的国家;她如果真的想要按中国警察要求回家乡注销户口的话,最好先回到所在国休息一段时间后,想好了再以私人身份过来。

她领会了联合国官员的意思,培训结束第二天,她就按预定计划返回了所在国;尽管在北京机场出关时没有遇到太多麻烦;但她说她一直胆战心惊,不知道是否又会因维吾尔人身份而被审讯,直到飞机起飞后,她才松了一口气。

回到家,见到丈夫、孩子,在享受所在国的公平自由、邻里和睦及家庭温馨同时,回顾她因为是维吾尔人,而在北京机场遭遇的野蛮粗暴、歧视、侮辱和迫害,她感觉自己是到地狱走了一圈而幸运逃脱;同时,她也意识到自己差一点就犯致命错误去乌鲁木齐注销户口;经过再三考虑,她决定放弃作为联合国专家参与培训的工作机会;她不想为了事业,而冒成千上万维吾尔人正在经历的家庭分离、妻离子散的悲惨命运。

联合国防灾机构负责人,因见证了她作为一个被联合国及中国政府特邀专家,却因其维吾尔人身份而遭遇的政治迫害,也理解她的决定;告诉她,非常遗憾她不能继续从事这一服务人类的崇高事业。就这样,这位维吾尔女士抱着极大的遗憾,辞别了她作为联合国防灾机构特邀专家到各国、到中国参与培训的工作,在所在城市另找了一份工作,继续她的人生追求。

张维迎:对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是如何产生的?

作者 | 张维迎
来源 | 新三届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张维迎: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国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世界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二战后种族平等的观念逐渐确立,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不得拒绝接受难民,尽管由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先进帮助后进也是二战后形成的观念之一。此观念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加入国际组织的条件是不对等的,中国一开始作为发展中国家受益良多,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得援助位列世界银行资金流向的首位,中国加入WTO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了很多优惠条款。
反观美国为了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承担了很大的成本,从其负担约1/5强的联合国经费就可窥一斑。特朗普政府提出“对等”要求,也是基于中国之发展阶段的变化,所以中国是否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一个重要争议。
3.西方所理解的和平

西方世界认为,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这是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历史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贸易使得各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民主可以遏制统治者的野心,国际组织则促进各国通过沟通化解误会和冲突。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带来和平。19世纪法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巴斯夏曾言:在商品越过国界的地方,军队便不会越过国界;商品不能越过的边界,军队便会代而行之。
民主和平论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发明,现在已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鲁赛特和约翰·奥尼尔基于1816-2001年间两千余场战争数据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介入战争的概率较低。
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是非民主政体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50%。当把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加上之后,冲突的可能性下降。
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他们发现,给定年份对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下一年则较少卷入军事争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国家更少倾向于军事冲突。
换言之,民主和平只在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而贸易和平即使只有一方是市场经济时仍然有效。就世界和平而言,贸易比民主更重要!


二、理解中国经济


1.理解中国过去40年的成就


且不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是否理解,仅仅是中国近40年来的历史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以往40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无人否认的事实,但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尚有争议。目前,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有 “中国模式论”与“普世模式论”两种解释。前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独特的中国模式,即强有力的政府、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和英明的产业政策。后者则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和英国的崛起、法国的崛起、二战后德国、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一样,是基于市场的力量、以创造力和冒险力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中国还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三百年间所积累的技术。
我2018年年初发表的《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文,总结了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后4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西方世界250年间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后发优势意味着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直接可以共享别人曾经花费巨大代价实验得到的技术成果。

2.中国模式论

根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国整体市场化指数自1997年的4.01上升至2014年的8.19,期间在2009年“四万亿”刺激政策后市场化指数有些许下跌。但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其中,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市场化程度位列前茅,东部的市场化指数领先于中部和西部。
反观地区GDP增长率我们却发现,2007年之前东部的GDP增长率一直高于中部和西部,但2007年之后反而是西部的增长率位于首位,中部次之,东部最低。还有一系列的证据表明近五到十年来,各省市市场化程度与GDP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有一个“中国西部模式”,西部地区的体制和政策优于东部地区,进而要求东部和中部向西部学习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西部的市场化改革起步晚,因而在后期具有了“后发优势”。东部1997年和2001年的市场化程度,分别超过西部2006年和2014年的市场化程度。
利用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市场化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的经济增长数据,我们发现不管是近十年还是近四十年,市场化指数的“变化”都与GDP增长率正相关。这便揭示了“中国模式”的问题:市场化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我们不能仅凭某一时点上的经济表现而不结合历史就推断出某种因果关系。
更多的实证证据可以用来证实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包括中国城镇国有部门(或者私人部门)就业比重、国有(或外资与私人)工业资产比重等指标与人均GDP及增长率的相关关系等等,毫无例外地证明:国有部门越大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越慢;与国进民退的地区相比,国退民进的地区有更高的增长业绩。
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大部分靠的是技术后发优势提供的套利机会,中国企业家和西方企业都可以靠套利赚钱。随着套利空间的收缩,今后的发展则越来越依赖创新。
经济学家用三个指标衡量创新:研发密度、专利、新产品销售占比,分别对应投入、中间和产出三个阶段。就这三个指标而言,中国近十来年还是取得了不小进步,但地区之间差别巨大。跨地区数据分析表明,这三个创新指标都同市场化和民营化程度显著正相关,却同每万人拥有的政府机构数量和公共部门就业比重负相关。无论用企业数量、就业人数,还是工业资产,平均而言,国有部门比重越大的地区,创新能力越低;私有和外企比重越大的地区,创新能力越高。

3. “中国模式论”后果

上述证据表明,“中国模式论”严重不符合事实。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来自于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术积累,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更大的麻烦是,用“中国模式”解释过去40年的成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不利。
第一,对内误导自己,自毁前程。一味强调独特的中国模式,对内就会走向强化国有企业、扩大政府权力、依赖产业政策的道路,导致改革进程逆转,改革大业前功尽弃,经济最终将陷入停滞。
第二,对外误导世界,导致对抗。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对中国过去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在西方人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公平贸易和世界和平不相容,绝不能任其畅通无阻、高歌猛进。

——网友推荐

“不能说中国不好,不能说外国好”:中国大陆出版业“逃避统治的艺术”

特约撰稿人 Michelle Zhang 发自新加坡
《端》传媒2023-04-24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下称《叫魂》)继续在北京万圣书园2023年3月的畅销书排行榜中占有一席之地。

自2022年5月登顶中国大陆这一最知名独立书店每月畅销书榜首以来,《叫魂》已连续上榜11个月。

《叫魂》于1990年首次出版,该书描写了清朝乾隆年间一项名为”叫魂“的妖术引发的社会恐慌,重点分析了事件背后从帝王到基层官员之间多层级官僚的运作机制,展示了恐慌与流言如何搅动”盛世“的王朝政治。对于这本书至今被读者追捧的现象,书评作者吴清翔评价道,这就是图书的生命力所在,“当然在有些人眼中,这也正是图书恐怖的地方”,他补充说。

与《叫魂》在万圣书园的霸屏截然相反,中信书店和西西弗书店这两家大型连锁书店早在2022年10月前后便已将该书悄然撤下。

而与有形的消亡相比,无形的消失更易蛊惑人心。

2023年3月,中国大陆一家专注图书行业咨询的商业机构发布《2022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大陆出版的新书品种数相较2021年减少2.5万种,其中原创新书减少5000种,引进新书减少2万种。

新书品种的减少对大众而言无从觉察,但获得出版资格的图书所传递的内核却在潜移默化中慢慢渗透进公众认知的肌理。

对于减少的新书品类,多位图书编辑总结称,近两年来,大环境所迫,出书的一大原则是“不能说中国不好,以及不能说外国好”。

万圣书园的创办人刘苏里将图书出版行业面临的这种境况形容为“水已经淹到了脖子”。作为万圣书园的创始人,他在竭力呼吁出版机构不要让一些书消失,“要让知识的池子、思想观念的池子、艺术文化的池子,保持一定的浓度,这样在有人愿意跳到池子里后,才不至于喘不过气”。


被垄断的叙事权力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

孔飞力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在吴清翔看来,《叫魂》带给大众的情感共鸣根植于疫情三年公权力的肆无忌惮,只是人们苦于找不到新近发行出版的相关图书来进行知识情感寄托,转而只能在故纸堆里寻找现实的映射。

“对于疫情期间的所作所为,官方迄今没有任何反思,徒留大众自行愈合伤口。但是不反思、不追责,强行假装过去三年的种种事件没有发生,并不意味着这段历史可以荡然无存。《叫魂》的再次畅销,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便是公众的‘追责’。”

2023年4月1日,上海封城一周年之际,有读者指出此刻重读《叫魂》,可以将200多年前的历史与当代史无缝融合,并戏称这本书的现代名称完全可以改为《清零:2022年中国的荒诞社会》。

但这也仅是民间很小范围内、极具影射意味的“追责”。事实上,中国大陆的学者、作家在《方方日记》之后再无人公开写作出版关于疫情防控、公权力失控的书籍。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对于刚刚过去的三年,中国知识界没有成体系的记录文本留存。

在周晓看来,这是国家权力垄断公共叙述的一个鲜明例证,并表示:“那减少的几千种原创图书中,也许就有中国知识分子想要就疫情管控所做的公开表达,只不过他们被剥夺了叙述的权力。”

周晓是一家知名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在他的认知中,对国家权力的忌惮早已是中国出版业的传统。他对民营出版机构绝对不能触碰的禁忌随手拈来:“包括党史在内的近代史、国家领导人的传记、民族问题等等都属于绝对的禁忌。”

这些禁忌在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相关规定中有明确表述,其中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内容选题;中国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重大事件、重大决策过程、重要人物选题;专门或集中反映、评价“文化大革命”等历史和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选题;反映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经济、政治、历史、文化、重要社会事务等选题;涉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时期重大事件和主要领导人选题等12个方向的选题内容被称为重大选题,需要向国家有关部门备案,未经备案批准的,不得出版发行。

与上述规定的明文训示相互配合,逐渐收紧的潜在隐形规则也在发挥着越来越震慑人心的作用。

李佳明形容这种收紧为“风声鹤唳”,“没有任何人告诉你出版的尺度在哪里,而是对所有可能敏感的题材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即一律不许出。”

李佳明同样是一名资深的图书编辑,曾着手策划过几本关于纳粹德国的图书,但在层层审核中,无疾而终。“从始至终都没有人告诉我不能出的原因是什么,给人感觉这就是审核部门的任意而为,所以有时候出书真的靠的是运气。”

在周晓看来,这种从不明确告知原因的做法,大概是审核部门害怕留下把柄,不希望相关审核意见被二次发酵,想要低调处理审查事宜的手段。“毕竟对文化产业的重拳出击折射出的是权力的狂妄、鲁莽与肆意,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不过在刘苏里眼里,对图书的“迫害”和设置的禁忌,更像是一种固有的“民族基因”,一种从“焚书坑儒”延续下来的权力对“求知”的恐惧。这种恐惧让审查暗箱中的手起刀落变得更加残酷。

周晓和李佳明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即关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图书越来越难出版了,“尤其是关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书。放在十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至于不让出的原因,我同样只能猜测,因为这些国家同样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中很多国家甚至制度已经失败了,官方应该是害怕相关书籍会影射一些什么,比如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以社会主义之名施行的人道主义灾难。”李佳明指出。

作为中国最负盛名和影响力的出版品牌,理想国曾分别在2014年和2016年出版了“苏联三部曲”——《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这三本书被收纳进理想国译丛系列。但在2017年这几本书便沦为“禁书”,被从各大书店下架,并被禁止印刷发行。

对于出版这些图书的初衷,曾在理想国工作过的徐明生直言:“十年前,中国崛起的声浪非常大,而崛起的声音发出之后,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与之前不再相同。但世界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仍旧需要去解读、去了解。此外,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和中国一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国家伤痕’(例如文革遗伤),我们需要去学习他人的经验,这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如今,对于自己的身份定位,徐明生展示了出人意料的坦承:“就是一个图书贩子”。而理想国初创时,在对别人提及“理想国”这一名称时,徐明生会感觉不好意思,即使这个名字凝聚了理想国创始团队的情怀与抱负,他仍担心这个品牌难以承受这三个字所蕴含的社会寄托。

另一面,有台湾学者曾致电理想国编辑部,指出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是一个思想禁锢、封闭的世界,是苏联式的乌托邦,中国共产党也曾宣扬要建设一个这样理想国。因此,为摆脱这个名字可能的负面影响,在思考其相应的英文名称时,查阅大量资料后,理想国当时的负责人决定采用“Imagine”,“想象另一种可能”,徐明生说。



“此书不禁,恐危及国本”

“将国家与百姓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论。百姓越弱、越愚,国家就越强越稳定,这是商变法的核心逻辑。”

谌旭彬 《秦制两千年》

 

徐明生不喜欢“启蒙”一词。

“‘启蒙’预设了别人就是愚昧的,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所以我们后来采取了‘退却’的心态,将理想国的编辑方针改为了‘点亮’。就像一根火柴点燃后,火光虽小,但是光亮却可以传递。这恰似那些书,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的力量,但光亮却从未消失。”

“苏联三部曲”在二手书网站已被炒到近千元的价格。不过周晓认为,愿意花上千块去买一本书的人终究是少数,在二手书网站围观的更多的是带着猎奇心态、想去一探“禁书”究竟长什么样的年轻人。

但所谓“禁书”正在从源头被扼杀,图书多样性的大门也正在被关闭。

中信出版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2022年出版社接到通知,被相关部门要求需提升原创新书的占比,这意味着从国外引进图书的数量将被缩减。

这一信息有数据作为支撑,2022年中国大陆原创新书的码洋(指全部图书定价总额)占比超过了30%。“结合2022年减少的上万种图书,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中国出版业原创能力的提升,而是图书引进在进一步收紧。”上述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这种操作的初衷,他坦言,国家层面想要宣传中国文化、提升文化自信,减少外国图书的引进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而李佳明在工作过程中也清晰觉察到美国作者与台湾作者的书出版难度在不断增大。“原因同样只能猜测,前者估计是因为中美贸易战,后者则是台海局势不稳定。”

这昭示着,在中国大陆,图书出版正在被国家情绪裹挟,步履踉跄。

一个例子是,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副教授Tobie Meyer Fong(中译“梅尔清”)撰写的《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繁体中文版已于2020年6月在台湾出版,简体中文版的版权被浙江大学出版社购买,但直至2022年版权到期仍未能出版发行。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态度并不明晰,多呈暧昧、纠结的姿态。包括太平天国运动在内的农民起义,一度曾被官方渲染为底层人民反抗暴政压迫的正面案例,这种说辞在一定程度上会烘托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农民运动夺取政权行为的合法性。但近年来,这种底层人民通过暴力夺权的事件不再被推崇,吴清翔认为这或许是《躁动的亡魂》一书难以被引进的直接原因。

“等国家再次需要通过农民起义来为政党正名或者宣扬共产党正面战场的作用的时候,或许这本书就能够出版了。”中信出版社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而国家意志的展现相比于无法出版的图书,在已出版的图书上体现的更加赤裸。

2021年1月,美国作者乔治·帕克的《下沉年代》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在出版一年后的2022年火爆各大书店畅销书榜单。这本书描写了美国的经济衰退对普通人带来的影响,勾勒了华尔街、曼哈顿和好莱坞之外的美国底层社会。

对于这本书的过审及火爆,李佳明分析称,除了作者本人卓越的表达能力呈现出来的文本吸引力外,这本书阴差阳错的“迎合”了当下国家的主流叙事兼国人的心态,即“美国也没有那么好”、“美国不行了”、“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美式民主已经破产了”。

但与充满民族主义论调的追捧不同,仔细阅读这本书不难发现,该书文字背后蕴含了一个文明的自我反思。而能够容纳自我复盘与调试的社会,本身便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但这种反思却被直接无视了。“我们现在的主流导向是将别人对自身的检视当做攻击对方的武器,这是本末倒置了。”李佳明表示。

“自省”在刘苏里看来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如果一个民族无法容纳批评,没有自省的能力,是无法提升自己的,更遑论迈入现代社会。”

而在当下中国社会,“包容”与“自省”恰恰是最为缺失的。在外国图书的引进难度加大及审核标准更具功利性后,它山之石再难以攻玉。

但这并没有阻挡知识群体求知的渴望。

同样在2021年,作家谌旭彬的《秦制两千年》出版,这本书一经面世,便引发热议。在褒贬不一的争论中,迅速挤进畅销书榜单。

这本书通篇讲述了从秦至清的中国封建王朝的帝王弄权与驭民之术,其中一个段落被很多读者在电子阅读平台上进行了标记:“最好的统治者会让百姓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因为他完全不搞事);一般的统治者会让百姓喜欢他、赞誉他(做一些对百姓有好处的事);坏的统治者会让百姓畏惧他(以严刑峻法压迫百姓);最坏的统治者会让百姓恨他、骂他、诅咒他(以暴力控制、榨取、迫害百姓)”。

不喜欢这本书的人认为这本书的“二分法”过于简单粗暴,并没有将很多有必要告知读者的概念细化,取而代之的是先入为主的、笼统的输出了作者的个人判断;喜欢这本书的人则认为,该书直接明了的勾勒出了中国古代王朝的治国之道,而这种对国家和人民的治理手段放在当下毫无违和感。豆瓣上一则对这本书的高赞评论为“此书不禁,恐危及国本”,该评论现在已被删除。


逃避统治的艺术

“后斯大林主义时期,国家并不禁止唯我主义的艺术,国家要求每件艺术作品明确政治立场。禁止乃是一个预设条件:艺术作品须与它的社会背景相联系。它必须在御用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天鹅绒监狱》

 

对于《秦制两千年》没有被禁的原因,周晓猜测这本书在进行选题报备的时候,出版社应该是将其归纳到学术类图书了。“和《叫魂》采取的是同一个策略。当成学术著作出版的一大好处是,学术无禁忌,所有问题都是学术问题,都可以发散”,他强调,“这本书关注的是古代史,并没有涉及中国当代史,这也是其能够被‘豁免’的一个原因。”

在李佳明看来,这是图书编辑必须具备的包装技巧。这种技巧在很多图书背后都有所体现。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谢克耶维奇描写苏联解体后被长期洗脑的苏联人面对突如其来的“解放”所展现的迷茫、不知所措,以及精神支柱顷刻间坍塌后无助的图书《二手时间》在中国大陆出版,2022年3月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打响,此书再度引发热议。

对于这本书的“幸存”,李佳明认为这需要归功于出版机构将此书归类于“文学”范畴,淡化了其蕴含的政治意义。

在他看来,这就是图书编辑在灰色地带可以发挥的作用,“用一些小技巧模糊图书的敏感性,可以统称为逃避统治的艺术”。

而对图书出版机构来说,学习如何“逃避统治”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2022年,李佳明经手编辑的一本关于女性成长的图书未通过审核,一如往常,没有人告知他们未被批准出版的原因。

在编辑团队内部进行了各种原因排查后,他们修改了图书标题,以迎合中国大陆当下鼓励女性生育的政策导向。不出意外,这一次该书获得了出版许可。但李佳明坦言,修改后的标题与书的实质内容毫无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读者会觉得有些书的标题莫名其妙,过审,一切都是为了过审。”

2022年7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的新书《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出版,引发极大关注。谈及这本书的写作初衷,罗新曾在多个采访中强调,他想关注历史中的小人物、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而不想再将笔墨过多的停留在帝王身上。

但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豆瓣上很多读者对于他提及的“关注小人物”提出了质疑,原因是,细读这本书不难发现,标题中的北魏宫女鲜少出场,作者更多着墨于北魏王室的血腥杀戮,父子、君臣及王室诸多成员之间为了权势的互相倾轧。整本书的笔调暴力且残酷,揭示了在不受控制的权力面前,中国古代王朝倚仗的儒家思想及其所提倡的“仁、恕、诚、孝”荡然无存。

“这是否又是在影射什么?”有读者提问。

在表达不自由的世界,“影射”成为了读者寻求思想自洽的一种途径。

在刘苏里看来,联想是读者在阅读时的一种本能反应,但不能预设作者写作的初衷就是为了影射。“坏的东西本质就是坏的,放在哪里都是坏的。不能认为一个东西放在别的地方是坏的,放在你这里就会变成好的。这两者之间的唯一差别就是,一个制度放在别的地方可以被批评、可以被唾弃,但放在你这里,却不能被批评。”

刘苏里认为,图书的本质是对事物进行的研究,其任务就是揭示事物复杂的面向、内在的机理和逻辑,给与之前没有观察到这些面向的读者以启发和引导。“好的作品就是研究这些东西的,而不是歌功颂德的”。

但这也对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困难时期,守住底线,争取出更多的好书,不只是读者的需要,更是一个文明国家的需要。这就是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如果这一点没有做好,没什么可说的,就是知识阶层的失职,不能将责任全部推到时代身上。历史上有很多黑暗时代,很多人选择站出来说话,因此被关进了监狱,甚至被绞死、被烧死。虽然现在不能这样要求中国的知识阶层,但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责无旁贷。”刘苏里直言。

在徐明生记忆中,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光时刻发生在2012年及以前。在那个时候,任志强还能出资租赁场地,请朱学勤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公开讨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并探讨革命与中国的开放社会等话题。

如今,朱学勤已不被允许出书及公开发表意见。2020年4月,任志强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司法机关判处了18年有期徒刑。但相对于他被指控的罪名,外界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他对中国国家领导人及相关政策的公开批评而引发的政治报复。


“通过阅读获得解放”

“由于政府开始进行动员,并要求公众遵循国家支持的制度和规范,人们逐渐在不同程度上与政府共谋,镇压了他们自己。”

杨·格罗斯 《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

 

作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学生,刘苏里曾被捕入狱,出狱后创办了万圣书园,它被公认为是中国大陆收纳了最全思想类图书的书店。

首次出入万圣书园的人均会被高悬于书架之上的“通过阅读获得解放”几个大字震撼到,这一大胆且极具政治意味的标语与当今中国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

对于如何定义“解放”,刘苏里解释说,一个人有了自我意识后,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解放,而解放在很大意义上是指思想不断觉醒的过程,即不断变得自由的过程。在他看来,与社会和文明的进化一样,人的进化也需要不断的破除禁忌。

但当禁忌不但没有被消除,相反还在不断发挥作用的时候,一个社会的文明及身处其中的人也会走向相反的方向。

“在大时代面前,个体太过渺小,只能被碾压”,但刘苏里同时指出,如果有更多人一起努力,也许会抵挡洪水滔天,甚至改变潮汐的方向。

事实上,有很多人确实在努力,只是没有成功。

豆瓣上流传着一份名为“有版权,但无法出版”的图书清单,其中包括理想国译丛的《人民的悲剧:俄国革命的历史1891-1924》《俄国革命史:1891-1991》《日瓦戈的孩子:俄国最后的知识分子》;甲骨文丛书的《浩劫之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斯大林:权利的悖论1878-1928》《伊万的战争:苏联红军的生与死1939-1945》《前朝旧人:俄国贵族的最后岁月》《崩塌:柏林墙的意外开放》《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宫廷》等;以及其他多家出版社包括《遥远的的目击者:阿拉伯之春纪事》《列宁的坟墓:一座共产帝国的崩溃》等书在内的大量社科图书。

对于这些无法见到天日的书目,徐明生表示:“中国现有体制承袭苏联,从这个层面来说,他国即是我们的镜子。他们走过的路,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当然多是失败且反人类的,都能为我们打开一扇认知自己的窗户。但是很遗憾,现在,这些窗户都被关上了。”

作为图书编辑,周晓认为自己及很多图书出版行业的从业者都是有情怀的,但同时也坦承已越来越习惯于自我审查,并将其内化为了一种能力。

“我们清楚读者想要看什么书,但在中国,图书出版与其他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商品不同,供需关系并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相反,作为出版商,尤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民营出版公司,我们只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去迎合更多一般受众的需求”。

他曾做过一道算术题:一本拿到了版权但无法出版的书,会对出版社带来多大的损失?“大概十几万人民币,其中包括1至2万美金的版权费用,2万人民币左右的翻译费用,以及相应责任编辑大概两万左右的工资。”

周晓所在的出版公司已经上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选择余地被大幅缩小。出版可以盈利的书,以在资本市场对股东负责,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任务。

那么什么样的书安全且可以盈利?

“十年前,‘启蒙’是社会主流导向,现在,爱国生意如火如荼,就看你愿不愿意做了。”徐明生表示。

曾有相关部门向徐明生伸出橄榄枝,问他愿不愿意接下一项国家重大选题的图书编撰工作,并对他表示,这项工作的收入足以让他和他的团队在一年内赚得盆满钵满。但他拒绝了,“我还没堕落到那种地步”。

对当下这种导向,李佳明感到忧心忡忡,“国家并不想让大众接触更多有深度的图书,相反,却乐于见到大家被垃圾短视频包围,鼓励娱乐消费,希望更多的人醉生梦死。换句话说,思想混沌的群体更容易被控制与操控,这也是图书被消失后,作为受益方的国家最喜闻乐见的地方。” 根据统计数据,美国人2022年的平均阅读数量为12.6本,中国在2021年的最新统计为4.67本。

在徐明生眼里,“资深”在图书出版行业并不是一个好词。“‘资深’意味着曾经经历过荣光的洗礼,也正是因为这样,太多的人容易沉溺于过去,变得期期艾艾。”

更为现实的选择是,同周晓一样,依托当下除“爱国”以外的市场需求去制定出版目标,“我经常逛小红书和抖音,想要了解年轻人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徐明生说。

但刘苏里选择不妥协、不迎合。

作为一家没有商业推广,纯靠口碑进行传播的书店,刘苏里对万圣书园颇有自信,“很多年轻人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这里,他们在这里体验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书店经历,然后他们就再也没走过。而即使这些年轻人走了,还会有新的人补充进来,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读者基础。”

荒诞的是,与万圣书园同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的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在官方公布的2019年至2021年图书馆借阅排行榜中,《毛泽东选集》连续三年位列榜首。清华大学新闻学院2022年开学典礼中,学院教授李彬直接表示毛选文章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

对此,吴清翔感慨:“现在的学生太可怜了,想要寻求思想的突破,却只能寄情于毛选。”


应受访者要求,吴清翔、周晓、李佳明、徐明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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