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表示，中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已经涉及该公司。而就在前一天，奥迪（Audi）公司的相关人员声明，该企业的一个合资公司，由于在销售环节中，违反了中国的反垄断法规，因此将接受政府的处罚。
受到中国政府的反垄断压力的，不只是汽车行业。7月底，大约有100名政府人员，对微软公司（Microsoft）在中国的四个分支机构，进行了突击式搜查。在调查过程中，政府人员大量拷贝了公司的内部数据，包括财务报表，以及员工的电子邮件。
从2013年开始，在中国的外企，受到了大面积的反垄断调查。除过上述公司之外，受到波及的还包括高通（Qualcomm）、埃森哲（Accenture）、美赞臣（Mead Johnson）、达能（Danone）等一系列知名外资企业。中国国内已然掀起，一场主要针对外企的反垄断浪潮。
相比于中国的本土企业，这些外国公司，在商业领域明显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国外多数媒体，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表示忧虑。一些人士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些举措，表现出政府的商业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倾向。而中国内部的主流声音，则大多支持中国政府，认为此举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并能遏制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暴利。
同时，国内媒体，也以本土企业如茅台与五粮液公司为例，试图证明，中国政府在反垄断立场上具有一致性。这两个中国最为知名的酒业公司，在2013年，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数亿元的反垄断处罚。
但是，这种反垄断，最大也是最明显的反差，在于一个事实上极端垄断权力的政府，却同时宣称，它要推进市场的公平竞争。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都难以囫囵接受，这样一个过于明显的扭曲事实。
然而，正是在这种表面的分裂与扭曲之中，才可以看出，中国当下新极权主义的真正逻辑。
从上世纪80年代，直到21世纪初，外企在中国，可以说风光无限。为了吸引外商在中国投资设厂，中国政府在税收、用地、服务等多个方面，给予外企高度的优惠。例如，直到2008年为止，外企的所得税率为15%，而中国本土企业的这一税率，为33%。
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的态势，也愈来愈强，而外企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也相应逐渐走弱。这一特点，在互联网信息领域，尤其突出。2010年，谷歌因内容审查等问题，与中国政府交涉失败。谷歌最终决定，在所有业务领域，退出中国大陆市场。这一事件，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与外企关系的分水岭。
将资本主义机制，纳为己用，是新极权有别于旧极权的最明显特征。然而，即便是拥有近乎无限强制能力的极权政府，在引入资本主义方面，也面临相当大的风险与挑战。经济的活性化，必然会引发社会的活性化，由此，可能会导致社会产生强大的政治冲击。八九事件，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例。
从历史来看，极权也是在学习、试错与纠改过程中，逐步适应与掌控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在引入的初期阶段，当外资企业在资金、技术等发展瓶颈方面，能够提供极有价值的便利因素时，中国政府，可以不惜以超额利润作为回报，招揽外资；而当新极权逐渐成形稳固，以及来自外企的这些便利，不再具有以前的吸引力之时，中国政府，又可用政策法规等杠杆，如反垄断法律，对外资企业加以规制惩罚。新极权在政策调整方面，具有极高的灵活性与任意性。
相比于民主的法治国家，极权反垄断的手法，也具有自身特色。例如，美国与欧盟的反垄断案例，都是由相关部门提交诉讼，并由司法部门仲裁，而中国则是以发改委、商务部以及工商总局等行政部门，直接管理惩办。
目前的政府反垄断，自然具有商业保护主义的一面，但这些举措的含意，恐怕还不止于此。更为深远的一层意义，可能在于，权力集团正在按照自身的意志，重塑资本主义的秩序。
在自由民主国家，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与社会自由，是自由在不同方面的多层影射，这些要素相互联系，交叉反馈，形成良性循环。然而，在新极权体制之下，这种自然整合的自由秩序，被强行割裂。极权政府，试图在政治极端垄断的刚性格局之下，维护一种仍然具有有限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以避免经济大盘的僵化与退化，从而服务于政权的长期利益与安全。
但是，政治与经济，本来就紧密相连。为了最大限度地垄断权力，极权不得不同时维持，对核心经济资源如金融、能源、信息、交通等关键产业的垄断。其结果，是在政治上的压倒性垄断，以及在核心经济产业上的高程度垄断。而在次级以及边缘产业上，极权却又会尽力推动有限的自由竞争。目前的所出现的反垄断风浪，正是新极权这种逻辑的体现。
然而，无论如何，新极权无法改变，权力不受外部限制的事实。权力垄断下的商业反垄断，在带来更大的权力腐败机会的同时，恐怕只能收到非常有限的市场效果。在经济渐行衰退的大趋势面前，逻辑分裂下的反垄断，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持经济的活性，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