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9日星期三

李宗陶: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逝者——彭小莲

编按:6月19日上午10时许,中国电影导演、编剧彭小莲因病去世,享年66岁。
彭小莲,1953年生于上海,江西插队9年,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为上影厂导演。1989年赴美国纽约大学电影研究院,获MFA学位。1996年回国,为独立签约导演。其导演的电影《美丽上海》获2004年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2001年完成小川绅介遗作《满山红柿》,获日本十佳纪录片奖并参加翌年柏林电影节。2003年开始,她与从事媒体教学的魏时煜耗费6年时间,走访了二十六位“胡风分子”,四十多个家庭,摄制完成了第一部记录跟父亲一样的“胡风分子”的命运的纪录片《红日风暴》。
2010年,文化记者李宗陶对彭小莲进行了专访,据此写出的人物特稿收于宗陶新书《那些说不出的慌张》中。在这篇特稿里,我们能够看到一位导演的坚守,也能够看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细察与体贴:她如何穿过了职业、身份、标签、时代话语,带着对一个个体的尊重,寻访到各种头衔之下的那个彭小莲。
今天,我们重发这篇旧文摘选,以纪念这位曾经的电影工作者。
对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文/李宗陶
节选自《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一个女人,穿件翠绿翠绿的毛衣,露一截黄贡缎小碎花的衬衣领子,踩双大头水兵皮鞋,大摇大摆往这边来。她用一笑自我介绍,眼角有细细的皱纹堆起—因为皮肤底子好,又有份笃定在,终归还是好看。
年轻时,她是美的。用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话说,“圆圆脸上有一双亮晶晶的圆眼睛”,皮肤像剥了壳的白煮蛋,幼滑、透明,走在淮海路上,招人回头。几十年后有一天,她在纽约街头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身板笔直,一头白发,脸上有皱纹,却那样抢眼。“我都走过去了,一会儿回头,一会儿回头,舍不得不看。”
大大方方老去,女人依旧可以动人,若随随便便放弃对自己的要求,那是一种罪过。自由人彭小莲过着一种相当自律、勤奋的生活,每天铁板钉钉有阅读写作或者看片剪片的时间,每周去游泳馆四次,一旦饮食过量会深深自责并加以改正。她在为下一部电影积聚能量,也是为自己能够依旧挺拔地走在马路上。
彭小莲
好多年没有正经拍过照片了。被说服接受摄影记者的创作后,她选定了市中心难得的一块绿地。作为一个上海人,一个拍出过“上海三部曲”的导演,城中哪只角还有些韵致,她心里有数。
拍照那天,平时随意的彭小莲请常搭档的剧组化妆师为她打理了面孔,额头上还多出几缕卷曲的刘海儿,像是从前小姑娘隔夜里用火钳烫卷的。一抹羊绒衫的水红,从男性化的棉外套里露出一角。
一个正宗上海女人。听她说说羊绒衫的事情吧:“原价120多(美金),打折,24块9毛9,想想都便宜,一口气买6件,送人!”
***
一位长辈描述过片场工作状态的彭小莲,“她那个嗓门儿,简直是咆哮”。不仅咆哮,还有国骂。一个导演,也许可以有一百种方法镇住大场面,这是最直接的一种。
“我喜欢聪明人。最怕剧组里有笨笨的老实人,你向他发火都觉得没底气。”
有次给大学生讲座,她一手拿瓶矿泉水,一手抱罐薯片,大讲如今大学怎样烂,怎样扩招收了许多钱,又对学生不负责任,导致现在的小孩子素质都差得要死—这些“小孩子”听着听着,使劲鼓掌。
彭小莲“吃相难看”,大概是被流浪艺术家云集的纽约格林威治村带坏的。不不,她说,三岁看到老,她从小就那样—当父亲绘声绘色讲完童话故事、小姑娘本该天真一下的时候,她指着书上的插图说:“这个公主一点也不美丽!”她还跟男孩子打架。
她说自己散漫、没有教养、坐立不安、肆无忌惮(一定有长辈这样教训过她),骨子里有一种不安分的东西在荡来荡去。
与“文革”相伴的青春期带给她的副产品是:不肯按规范生活,又没有足够勇气承担后果,结果就是那样一副一脸夹生的样子。
流浪的、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形象塞满了她的整个青春,让她吃足了苦头。她最好的女朋友最终嫁人的造型,依然是把麻袋片般的布料胡乱披在身上,剪着朋克式的短发。每次,彭小莲望着她,望着一个活生生的穷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小川绅介。因为深深懂得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这个农民一样壮实的导演从1968年起开始拍摄成田机场建设强征土地、农民自发对抗的系列纪录片,同时记录正在消亡的村落和渐渐消失的传统。六年后,纪录片问世,震惊电影界。
1988年认识小川后,彭小莲慢慢接触到他那濒临解散的团队。那是一个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公有制小集体,却在现实面前矛盾重重。在小川工作室,彭小莲吃着只盖一片薄鳗鱼、没有任何别的菜的工作餐,再次明白:为了理想,极度贫困也是有人会选择的。
回到中国,她成了“签约导演”。意思是没有单位,接一单活儿,拿一份钱。她说她从不羡慕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她没什么计划,也不想挣钱的事,宁愿手头紧一点。
“一集5万,那30集也有100多万,有时候想想冲着钱去吧……那我至少得看两套同类型的电视剧吧,可我家电视机也没有。一想到那种痛苦,算了算了!”如果有人苦口婆心劝她,她会跳起来:“讲过了呀!不拍就是不拍!”
“我想过的,放弃原则比坚持还要痛苦。也就是说,如果我撅着屁股去拍那些没意思的电视剧(有意思的一直没碰到过),去做所有不快乐但可以很快来钱的事情,我会比没钱更难过!有时候也给朋友帮帮忙,不拿钱,但是我跟他们讲清楚的,那是因为我想干,我有乐趣。”
世道已经让人难有真正的快乐了,那就尽量给自己找点乐子吧,这是彭小莲的逻辑。概括这世道,她是脱口而出、斩钉截铁:“一泡污(沪语,屎)一样!”
***
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早年写诗写小说,经胡风介绍与鲁迅通信。1934年在“左联”入党。1938年投笔从戎,后来在新四军第二十四军当副政委,是皮定钧司令的亲密战友。1953年接替夏衍,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作为1955年钦点的“胡风分子”,彭柏山的后半生在审查、监禁、批斗中度过。1968年4月,他被革他命的人一棍子一棍子地打死了。三个月后,被通知去收尸的女儿们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看到彻底变形的父亲。
30年后,当彭小莲因父母而写《他们的故事》有必要再现这个场景时,她不断回忆着、涂改着,最后在一片纸上写了不到200个字,夹在书稿里交给出版社。她说:“我从来没有在文章里、在朋友面前描述过这个场面。现在,我还是写不了这些。我想等夏天过去以后,等我再强大一些,我再试着把它写出来。”
彭小莲的母亲朱微明,曾是新四军《前锋报》总编,是王芸生亲自招进《大公报》的记者,1949年后在上译厂参与翻译过70多部苏联电影。1955年她是“反革命家属”,1966年她是“大叛徒”。她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彭小莲是最小的女儿。
到了1969年,朱微明还关在隔离室,孩子们陆续被发往江苏南京、甘肃天水、上海奉贤、云南和江西。一家人,就这样散了。
江西插队九年,除了几张泛黄的照片,好像没有在彭小莲那里留下什么。她没有委屈要诉,也没有伤痕要舔,她说,什么都不记得了。一起下乡的女伴倒还没忘,一群人夜里去偷南瓜,那个掉进粪池里的“窝囊废”就是她。
其实,她早把那些细碎的、荒诞的,或刺激或悲恸的人和事,悄悄埋布在她的小说或电影里了。譬如,夜里在小队仓库值班,老鼠从肩头爬过,她懒得动,因为白天干活儿太累了。譬如,在逃票的旅途上,遭遇女警搜身,连人带包被甩出火车车厢。放声大哭吗?不,设法蹭上下一趟。
彭小莲不属于受了感召“到农村广阔天地去”的那一群,她是被一刀切政策赶出上海的。江西那个小村子让知青们开了眼:“晓得乡下穷,没想到这么个穷法!”因为潮湿,她睡的木板床床脚常长出小蘑菇。她得了关节炎。
母亲在她的毛衣袖口上装了一圈松紧带,下田劳动时好箍紧一点,暖和一点。而她那时,成天只想着怎样偷懒,少干活儿,常常瘸着腿走路。
插队的最后两年,她被公社小分队留下来,不必再下田干活儿了。《林海雪原》是常演的一出,不知哪个聪明人想出个点子,用装尿素的化肥袋子为杨子荣做了一件白披风,于是,这出戏煞是好看——
锣鼓敲得人头昏脑涨,杨子荣披着尿素袋子在农家饭桌搭成的舞台中央挥着手臂,一群裹着尿素袋子的人冲上台去,有的转圈,有的翻筋斗。彭小莲只须混在人群中,从舞台这一头跑到那一头,再原路折回,同时将那饭桌跺得咚咚响。这时候,她腿也不瘸了,关节炎也好了一大半。
再后来,她得到报考大学的机会。出版人肖关鸿说,插队时,彭小莲差一点被选去演一部样板戏,因为出身问题被淘汰。1978年,她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肖关鸿说,这样的情节发展符合她的性格。
回沪前,彭小莲望着湛蓝的天空,秃山上的两株老樟树,河边用棒槌敲打着衣服的农妇,忽然泪流满面:九年,就这么过去了?在这里瞎混了些什么?
***
彭小莲在北电导演系78级的那个班有29个人,其中包括: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夏刚、张建亚、金韬、张军钊、李少红、胡玫……
如果有人在她面前搬弄老同学的是非,她多半会替他们讲话:“《无极》很烂么?但你要相信,陈凯歌开拍的时候,一定是想把它拍成一部好片子的!”
有一年陈凯歌在某地参加新片首映式,有人打电话给彭小莲:“快看快看(电视),观众正在起哄要他们(陈凯歌与陈红)接吻呢!”彭小莲叹口气:“做导演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如果有人介绍她时,在前面加上定语“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的同学”,她会自嘲:“心酸心酸,活在别人身上了。做了那么多年导演,还要去沾别人的光。”
别人中不乏与时俱进者。每次参加电影节,她会看到这位或那位老同学,走在红地毯上,衬衫如雪,皮鞋如镜,颈子里系朵黑蝴蝶结,身边总有记者环绕。她会在心里“哦”一声:某某某现在是这个样子了。
她的根基在上海,而中国电影的重镇早已北移。“这把年纪我是漂不动了,做自己想做的吧。”但真的是很难,好剧本难找,投资难拉,说话算数的制片人也难碰上。
她写过一个不错的本子,几乎谈妥立项了,前后耗了两年,最后黄了。“北京人,你知道的呀。”
执导《美丽上海》。左一为顾美华,左二为王祖贤
她拍了一系列上海味道浓郁的故事片,有别于王家卫那种在香港搁浅的上海记忆,但都不怎么出名。
一部一部重看她的电影,会找到那种专属于女性的细部处理能力和语调。那些沪语,不仅仅是从房东太太或者麻将搭子嘴里有腔调地念出来的,也是从人物的一招一式、一个眼神中传递出来的。譬如,上海人在人前不扬家丑的那声“嘘—”。
老演员郑振瑶在她的两部片子里演母亲,抽香烟,会外语,精明而坚韧。香港女演员顾美华、台湾女明星王祖贤分别在《美丽上海》中演一对姐妹,一个插队回沪,不动声色,像柔顺的水草,被命运拨弄来拨弄去;一个留学归来,言必称美国。
吕丽萍在《假装没感觉》里演一个不断带着女儿搬回娘家的母亲。她碰到的,不是有外遇的丈夫,就是连水电费都要跟她算清楚的继任老公。
“大家都很难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吕丽萍领着女儿坐上出租车,期期艾艾跟水电费老公分手。孙海英演的男人向车窗里伸进一只手:“实在要走,出租车钱我出。”
细心观众能体会,这些从她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经由她的观察和表现,被赋予了怎样的生命。
***
彭小莲叙事平稳,画面考究,哪怕一个清晨人们骑自行车上班的空镜头,角上也会带进一抹树荫。她小时候在市少年宫学画,12岁在林风眠的画作前大叫“真好”而不管画家已经被打翻在地,身上踏了许多只脚。
她的摄影搭档是美国同学、台湾人林良忠,一个人文修养相当好的摄影师。他们对色彩、光线、画面的调度,成分颇为复杂,掺杂着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学院派的影响,最后投射在银幕上,是唯美、老派的语言,有油画般质感。“我不想把片子搞得像地下电影那样粗糙。”而她在影片中对背景声音的极大容纳,显然是从纪录片里来的。
彭小莲似乎喜欢用窗格子来表现人物的隔阂,增强戏剧的张力:外婆在右,外孙女在左,两人背对背;外婆跨出她那一格,入左,给书包里装着避孕套的外孙女一记耳光,然后回到她那一格,背过身去。彭小莲告诉我,那不是透过真的窗棂拍出来的,而是用化妆镜变的小魔术。
她在片子里所用的心思,更多的不是技术上的、剪辑手法上的,而是关涉心灵和情感。所以有些观众会被她平静的叙事弄得大哭。
她的电影,像是上海滩的良家妇女,耐看。
因为一些原因,《美丽上海》拍完一年多没上映。导演霍建起的妻子看完后回家说,“你得看看彭小莲的《美丽上海》,非常厉害。”2004年,这部片子拿下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好些报道都在渲染它“击败张艺谋的《十面埋伏》”。然而,为什么要跟一部明显走下坡路的、缺乏诚意的作品相比呢?
小川绅介向她展示过什么叫作电影的诚意。那种贴着人群搜索的镜头,是跟农民泡在一起六年才有的拍摄可能。那个稻谷受精的画面,是花了很长时间,在夜里、在显微镜下捕捉到的。
带着人文情感,找到不一样的视角,捉住那些蕴含着人与生活本质联系的细节,把故事片拍出纪录片的毛边感,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这是彭小莲从小川那里悟到的电影哲学。小川做给她看:好作品跟思想的诞生一样,需要闲暇、空间和沉淀。
当然,小川也告诉过她一些别的事情:有一次去柏林电影节拿奖,被安排在豪华酒店,每晚收看电视里的色情节目到深夜,结账时发现那是一笔巨款。后来电影节为他的收费电视埋了单,国际大导演小川,真难为情啊。
小川绅介留下的文字不多,关于中国导演,他写过两个人,一个是侯孝贤,一个是彭小莲。小川认定彭小莲是个好的电影导演,同时也具有拍出上乘纪录片的潜力。当时,彭小莲正筹备拍摄巴金的后半生,但因种种原因停机。
小川逝世后,遗孀洋子追到上海,请彭小莲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作品《满山红柿》。穷得叮当响的彭小莲硬着头皮回到穷得叮当响的日本山形牧野村,在全方位贫困的条件下完成了这部作品—获得2001年日本十佳纪录片奖,次年在柏林电影节上做特别展映,2004年3月在纽约上映时,《纽约时报》影评给了很高的评价。
彭小莲再次沉浸在小川镜头语言的魅力中。她清楚地看到:“没有小川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八年,凭我怎样走马观花,即使看见橱窗里的东西,也抓不住它们的生命。但是,在这样的拍摄中,我逐渐找到了一种对人、对事的观察角度,哪怕一个物件已经被灰尘盖满,我也渐渐知道如何抹去那尘土,看清灰尘下物件的原形。”
***
借着这种能力和内心深处的痛,她终于动手开拍纪录片《红日风暴》,记录跟父亲一样的“胡风分子”的命运。
1986年,已经是导演的彭小莲代母亲去参加胡风的追悼会。会上,贾植芳等先生建议她拍一部这样的电影。“想到要重新回忆那些往事,我就觉得恐惧。我逃到纽约读书,以为从此就可以忘记。但可能是女人的反应常常慢一拍,那些‘过去’常常在我走路的时候浮现出来,真像电影镜头一样。”
1996年,母亲病重,彭小莲赶回上海。在病床前,她第一次完整听母亲讲述了记忆中的那段历史。她联系香港城市大学的朋友魏时煜,开始寻访当时活着的全部“胡风分子”。
“从2003年SARS开始动手,到2009年剪完最后一格,整整六年。”资金有限,彭小莲与合作者最后都投进了自己的钱,“等于我这些年拍的那些故事片,全养了这部纪录片。”
26个在世“胡风分子”,十多个已逝“胡风分子”的亲友,300多小时的拍摄素材,100多万字的访谈记录。她们收集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人民日报》上400多篇与批判胡风有关的文章与漫画。
她们走了大半个中国:阿垅在天津住过的新疆路,关押过“胡风分子”的北京安福胡同,上海提篮桥监狱,四川的川东监狱和川西劳改农场,胡风和妻子梅志住过的苗溪农场,全都采录实景。
拍摄过程中,王戎、梅志、白莎、冀汸夫人殷容仙、胡征、耿庸、彭燕郊、王元化、贾植芳、何满子、绿原,一个一个去世了。
这份沉甸甸的记录几乎是用父亲的生命和信誉换来的。年过八旬的“分子”们听说是彭柏山的女儿来拍,尤其是看过《他们的岁月》之后,二话不说都愿意接受采访。
诗人孙钿的妻子胡丽娟操一口宁波话慢吞吞讲,为了带大七个孩子,她不得不三天两头去卖血,有一次因为走得太急,满脸通红,医生怕她身体有问题让躺下观察后再定。于是大冬天里她开始脱衣服,脱到只剩一件小布衫,好让自己快点冷下来,好马上去抽血,好去买米买煤……老人脸上没有影视里常见的那种悲戚,只有两滴老泪慢慢积在眼睛里。拍摄者给了彭小莲一个微小的镜头:她的两只手,握着胡丽娟的手,大拇指一下一下轻轻摩挲着老人的掌背。镜头不可能给得再多了—完成这个采访走出孙家时,彭小莲的面孔哭肿了。
作家王戎是接着氧气瓶出现在镜头前的。他讲着平反后25年的工资没处去要,“头发都白了,也没办法说理去”。讲到后来,没有言语声,只有老人动了气、从唇间呼哧呼哧喘的声音。摄像机没有停下来,一个漫长的长镜头。两个月后,王戎去世了。
也有个别思前想后不愿面对往事的。当牛汉拨通电话说服舒芜接受访问,舒老先生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我看没有必要。因为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就觉得除了那个,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因为雇不起人整理,大部分同期声都是彭小莲自己听的。她一遍遍听这些老者的诉说,竟有些麻木: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拍完片子,她整整抑郁了一年。
今天,她还是不愿意多谈这部耗了她的心神,同时令她不得不更加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沉重作品。
***
童年,从父亲每次短暂回家开始,彭小莲就有一种惊慌:这次肯定长不了。慢慢地她发现,人世间好像什么都长不了,没有不死的东西,没有永恒,而她想要。
在人群中,她常常有迷路感。在别人眼里,她像母亲一样,已经足够坚强、足够独立。她问自己:你会在独立中萎缩吗?于是,在那笃定的后面,她还是会不安,会慌慌张张四下里寻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李宗陶 著
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本集收录文化记者李宗陶写于2008-2014年的17篇人物特稿和访谈,受访者涵括作家、画家、学者、导演、艺人等,其中不乏文化界重要人物。宗陶以她的专业、认真和沉着,细心体贴每一位受访对象,为他们,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社会景观,留下一帧帧传神的剪影。

http://www.sohu.com/a/321676891_439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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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奕軍:美國對中共重啟「當前危機委員會」

美國各界對中共之潛在威脅加速警惕,官方與民間不分黨派付諸行動,政商各界有力人士近期重啟「當前危機委員會」積極發表研討會,是為顯例,影響力正持續擴大。


美國「當前危機委員會」(CPD,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為跨黨派獨立外交政策組織,3月25日在美國華府重新召開。此委員會首創於1950年,當時主要針對二戰後蘇聯共產陣營之冷戰格局,後另於1976與2004年兩度召開,曾經協助雷根政府促進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質變,以及911事件後的全球反恐戰略。本屆為第四次召開,主要警惕世人應對中共威脅美國國家利益乃至世界秩序,並且研擬對策。

本屆委員會聲明,如同二戰後的蘇聯,中共已經嚴重威脅美國與世界民主自由理念,為此美國應該建構對策共識。美國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也同步發文指出,如同雷根總統時代面對蘇聯,此屆委員會將能幫助川普總統面對中共威脅。

本屆委員會43位重量級成員,包括前白宮官員、中國專家、智庫學者、企業領袖、人權活動家、國安軍事專家等等,包括白宮前首席策略長班農(Steve Bannon)、中央情報局前局長、國防情報局前副局長、國防部前核武決策官員,另有多位華裔反共人士。委員會成員多認為中共正在向全球推廣專制統治模式,呼籲美國各界應全力透過教育及宣傳等方式,應對中共威脅。

本屆當前危機委員會主席甘迺迪(Brian Kennedy)亦為美國戰略集團(American Strategy Group)主席,他表示委員會將致力對美國公眾與政府決策者建言,提醒中共治下之中國威脅,包括迅猛的軍事擴張、資訊攻勢,以及利用政經媒體之統戰。

曾任中央情報局(CIA)局長的榮譽會員沃西(R. James Woolsey)表示,中共運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孫子兵法攻擊美國,繞開重大衝突,以華為等中共控制的科技公司積極掌控5G技術。美國協助世界擺脫中共對未來網路世界之統治,當是急務。


以超限戰取代美國


另一位重要會員,前國防情報局副局長博肯(Gerald Boykin)中將,依據反情報資料指出中共以「超限戰」企圖「取代美國」,中共對美國情報威脅之案例激增,共諜在美無孔不入,除了通過網路攻擊大量剽竊先進技術,並且「美國每所大學、每家高科技公司都被中共滲透。」

根據美國陸軍特戰司令部在2014年9月發表的白皮書《應對非常規戰》描述,所謂《超限戰》是1999年兩名中共軍官之著作,後為中共當局重用,主張利用武力、外交、政治、經濟、金融、資訊、媒體、心理、文化,甚至恐怖主義以及破壞道德規範,不限規則、不惜代價、不擇手段打擊敵人,終至取代美國。

委員會在三月底重新召開之後,4月9日迅即在華盛頓特區舉辦論壇,前白宮首席策略師兼美國總統顧問班農(Steve Bannon)、美國聯邦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前眾議院議長金瑞契(Newt Gingrich)皆出席發表演說。

班農在論壇中強調,美國幾乎所有重要的銀行、管理顧問、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都看到中共的政策,也知道中共對種族、宗教甚至人民百姓的壓迫與奴役。而如同應對前蘇聯的局勢,努力阻止中共政權擴張「是我們這時代的關鍵事件。」

支持川普總統的資深政治家金瑞契則指出,對中共不能再採取綏靖政策,美中關係惡化是「文明的衝突」「美中之間是場有關文明的較量」。曾經權傾一時的金瑞契強調,美國現在問題是還在睡覺「還沒醒來,不清楚問題是什麼,也不清楚規模有多大。」並且警告「美國到現在並未形成政治基礎來應對中國。」

美國國務院政策規畫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認同金瑞契關於文明衝突之說。斯金納認為這種文明與意識形態衝突,不只限於美中雙方國家利益,領域更為廣泛,甚至超越美蘇冷戰時期,中共對美國甚至西方之威脅將更為嚴重。

中共侵蝕商業金融


4月25日,當前危機委員會另於紐約舉行研討會,批判中共嚴重侵蝕美國商業與金融領域。精通香港與中國市場情報的知名避險基金經理人巴斯(Kyle Bass) 出席會議警告,中國的美金外匯短缺,中國上市企業報告浮濫偽造,中共大量舉債猛印鈔票,有榨乾香港銀行應急儲備之嚴重跡象。

長期以中國崩潰論示警的律師暨作家章家敦(Gordon Chang)博士,會中援引文革之後中國瀕臨破產接受美國援助,以及柯林頓政府協助中國加入WTO為例,數十年來美國多次救援困厄的中共,中共殘喘之後趁勢成長,如今中國外強中乾,再度瀕臨重大危機,美國應從歷史記取教訓,切莫輕信中共再施援手。

此外,日前天安門事件三十週年之際,當前危機委員會在美國國會山莊舉行紀念六四研討會。委員會主席甘迺迪表示,美國歷任領導人幾乎不瞭解中共,「雖然當年美國領導人象徵性表達抗議,但是他們對中共本質無知。」

甘迺迪表示六四以來可見,美國歷任政府以為與中共改善關係,能促使中國「經濟自由化帶來政治自由化」,這是嚴重錯誤。尤其柯林頓總統時代放任中共踐踏人權,甚至「傳授我們最先進的核飛彈技術、給予他們最惠國待遇......,反而使其成為美國的超級對手」。

甘迺迪提醒,觀諸中共歷經大躍進、文革、天安門事件,直到今天「我們目睹中共成為世界史上最複雜而無情的政治組織。」反觀美國政商精英被中共拉攏,在民主自由環境下持續為中共強當說客,其腐化程度令人不安。

面對中共,台灣當前危機主要為何?似乎不難預料。在今年農曆年節之際,台灣主管中國事務的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受訪表示,台灣當前真正的威脅與危機是「中國設定了統一台灣的進程」。

在巧合的農曆年後,美國重啟「當前危機委員會」並積極舉辦多場研討會,持續揭示中共險惡本質,提醒美國與世界避免陷入拯救中共的泥淖。委員會多場會議之重要訊息,有如萬箭越過太平洋穿向台灣心臟,考驗台灣人的智慧、勇氣,以及應變能力。              

※作者為鉅石智庫創辦人,關注時局之平衡資訊與風險擴散效應。曾任網路行銷投資高管。台大政治系畢業、波士頓大學大傳碩士,於哈佛大學研修電商課程,新加坡國立大學高階管理課程結業。goldenrockthinktank@gmail.com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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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北京暫緩香港衝突的政治考量

香港局勢終於有了緩和跡象,6月12日與13日這兩天,中共自家人搭了兩架「梯子」,讓北京與港府分別下了臺階。

讓北京與港府下臺階的兩架「梯子」


第一架梯子是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搭的。6月12日劉大使接受英國BBC訪問時明確表示:「中央從未指示香港修例,此次修例是香港政府自己發起的」。近年來每有大事發生,這位劉大使總是適時在英國主流媒體發表文章或者接受採訪,表達「個人觀點」。比如2018年G20布宜諾賽勒斯峰會前夕,英國《名流》雜誌刊登劉曉明大使題為《高舉多邊主義旗幟》的署名文章;2019年5月5日,英國《金融時報》刊登劉大使署名文章《美國退出<中導條約>是錯誤的決定》,等等。世人皆知,不管是哪個國家的外交官,由於身份所系,通常不能公開發表私人看法。

鑒於通例,我讀劉大使的文章,基本不考慮他說的是否正確,而是將他的文章當作中國政府態度的風向標來觀看。因此劉大使接受BBC的採訪,重點不在於他為香港政府的鎮壓辯護,而在於「中央從未指示香港修例」,明示這麻煩是香港政府自個折騰出來的,與中央政府無關。

第二架梯子是港府自己搭的。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於6月13日接受《Now新聞台》專訪,強調港府高層沒有參與將金鐘衝突定性為暴動及開槍發射橡膠子彈的決定,指稱是警方按現場情況決定的。這話半真半假,假在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明明將金鐘衝突定性為「暴動」,張建宗卻硬說港府高層沒參與,將林鄭特首排除在港府高層之外;半真在於:警方受誰指揮還真說不清,因為駐港部隊就在深圳,官兵有個日常功課學粵語,穿上香港警服過來也挺方便。網上關於警號是假的也有資訊。一個叫做「HK-妮珂(新號)@Hk60740379Hk」的推號發表了不少帶有圖片與視頻的此類資訊。

梯子搭好後,下臺階就方便了。張建宗在回答記者關於是否會撤回、推遲表決或延長審議條例時,重申不會撤回條例,審議時間由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決定,政府會予以尊重——梁君彥當然不會在近日內重審,不是已經明說了不是中央指示麼?官至立法會主席,這點眼水還是有的。

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於強調港府高層沒有參與將金鐘衝突定性為暴動及開槍發射橡膠子彈的決定。(湯森路透)

習近平作為中共當家人的通盤考量


面對香港局勢,習近平有他的一番利害考量,因為下香港這盤棋,還得考慮台灣、美國這些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外界比較樂意誇大習的蠻狠,《紐約時報》就用《又杠又橫的習大大》這樣的標題來報導過他。但一個在長達20多年的政治長跑中獲勝、並成功翦除了黨政軍內一大堆反對勢力的人,僅僅只靠「又杠又橫」是無法達成這些目標的。言歸正傳,下面討論習近平在香港反送中一事上的處置——儘管劉大使聲明香港事情是香港自作主張,但稍有政治經驗的人都知道,關於香港、台灣的任何舉動,不是中南海主人,做不了主。作為中共當家人,習近平的考量包括以下幾點:

一、不能破壞台灣自去年九合一選舉以來的「大好形勢」。

蔡英文總統近幾年的執政,確實引發台灣各方面不滿,終於導致2018年台灣出現了最大的「政黨」——懲罰民進黨。就連在黨內,蔡英文競選總統連任也遇到前行政院長賴清德的挑戰。就在這時,天上掉下一個韓國瑜,中共當然要扶植,韓國瑜也很識相地接受了扶持,前一向韓國瑜那場有40萬人參與的選舉造勢活動,形勢看起來極有利於中共扶植一個親北京的台灣政權。

就在台灣親中勢力之外的所有人士憂心忡忡之時,香港政府對反送中示威者採取具有殺傷力的鎮壓,又像當年占中時期一樣警示了台灣人:不能讓台灣變成香港第二。於是香港反送中示威產生了第一項成果,台灣執政黨民進黨於6月13日公佈總統初選民調結果,蔡英文總統以8個百分點勝出,代表民進黨參加2020總統大選。就連民進黨主席卓榮泰也承認:「也許這就是歷史的宿命,就在香港人民勇敢地行使他們的權力及使命,為了下一代香港人不用再有這樣的負擔,同樣這一天,民進黨經過漫長、相當波折的總統初選,終於產生了候選人「。

二、必須考慮美國的制裁。

這次美國對香港的譴責來得不那麼快,西方媒體對此曾頗有微辭。6月12日在白宮被記者問到香港的大規模示威時,川普總統表示:「那真的是很大的示威。那真的是一百萬人……那是我見過最大的示威。」在記者的追問之下,川普只回答了:「我希望對中國和香港來說,所有事情都能解決。我相信都會解決的。」 儘管當時不少人指責川普不關心人權,但我覺得,以川普的精明,「一百萬遊行人數」讓他看到了習近平的困境,他應該是在等待機會,對中國進行實質性的制裁。

美國前一向就在討論取消香港特別關稅區的地位,遇到不少阻力與來自香港的遊說,這次香港政府在鎮壓反送中示威中的暴力行為,終於讓這一提案通過水到渠成。6月13日,美國國會兩院兩黨議員重新提出《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該法案將提高評判香港是否享有充分自治的標準,要求美國政府每年認證香港的自治狀態,從而決定是否維持香港所享有的特殊待遇,並將制裁侵權官員。

這一提議的法理依據來自1992年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該法案規定,在香港主權1997年由英國移交中國後,承認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香港這個獨立關稅區地位,給了中國大陸對外貿易進出口極大的方便,過去多年來,中國產品遇到品質上的麻煩或者別的關稅障礙時,包括中美貿易戰期間,繞道香港出口美國幾乎是不宣之秘。如今中美貿易戰還是未了之局,美國這一制裁,讓北京雪上加霜。

中國一直稱香港事務是內政,外國不能干預。但香港問題確實不是中國內政,一是香港的歷史決定了這點,《中英聯合聲明》的效力猶在;二是《美國-香港政策法》給予香港的關稅特別區待遇,中國既然享受了待遇,就得接受人家監管,過去美國沒監管,是人家沒認真想過要監管,如今情況變化,人家要提出這事兒,北京還真沒法子。

三、習近平必須考慮香港政府暴力升級之後,自己會陷入何種境地。

這次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非常賣力,既將金鐘示威說成暴亂,還讓港警暴力鎮壓——據說港警一天之內發射了150發催淚彈、20發佈袋彈、數發橡膠子彈等低殺傷力武器,遠比占中時期要暴力。如果暴力再升級,真弄出個香港版六四屠殺,習近平其實兜不住。30年前那場屠殺,鄧小平雖然兜住了,不僅改革功業攢下的名聲付諸流水,還背上駡名、惡名,被稱作「六四屠夫」。習近平在中共黨內,既無鄧參與中共建政之勳,又無宣導改革之功,更無鄧之魄力與手腕,在國際自由港香港弄出一場六四事件,加上如今外憂內患,實在難以鎮住。

香港的抗爭再次告訴世人:自由不是免費的。台灣與民進黨曾面臨兩次危機,都因香港人反抗北京暴政警示了台灣人,讓他們認識到台灣不應該淪入北京的政治代理人之手,危機終得暫時化解。但歷史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給台灣與民進黨機會,善用這次香港反送中帶來的政治轉機,承認執政的失誤並承諾今後切實改善民生,才是取勝之道。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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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就这样,爸爸成了鲁迅的学生(附彭小莲:我的父亲彭柏山)

6月19日上午10时许,中国导演、编剧彭小莲因病去世,享年66岁。作为第五代导演之一,彭小莲的名字也许未必如她的许多同班同学那样为人熟知,但多年来她却始终坚持着自己对电影的理解,真诚和纯粹地面对那些人世间的情感。
彭小莲
除此之外,她还将手中的笔和摄影机对准了历史,穿过时间的迷雾以最大的勇气探寻那些早已尘封又鲜被碰触的往事。在《他们的岁月》一书中,她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认识父亲母亲,尽力还原出一个时代的风雨真相,并试图理解那一代人的理想、选择与命运。
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1955年因"胡风问题"受到牵连,1968年含冤去世。为什么胡风会在他的"三十万言书"中提到彭柏山呢?经过彭小莲的追寻,原来在1933年的时候,父亲有过一段"脱离组织"的写作生活,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了胡风,并且成为了鲁迅的学生,这既是他此后命运的一个起点,也是他一生的骄傲和自豪。
刚出生不久的彭小莲与父亲的合影
一九三三年,在爸爸的生活中是新的起点,当时,他觉得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常常在黑暗中长叹一句:"生活啊……"后来,这几乎成了爸爸的口头语。当他难以表达自己的感情时,总是这样感叹着。爸爸没有工作,陷入了极度贫困的状态,湖南的老家则是一个更加贫困的后盾。他感到惭愧,从一无所有的一个乡下孩子变成大都市里的大学生,可是怎么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更让他感到难以启齿的是怎么面对自己的父母。当初,太老师就跟他说过:"你们家那么贫困,你应该想办法帮助家里的父母……"现在,不要说是家里了,就连自己都顾及不上。爸爸住在上海的小亭子间里,都快有两个月没有付房租了。常常在下午一二点钟的时候,买几个大饼,再花两个铜板买上一大勺酱油,然后就蘸着酱油把大饼吃了。这也算是把一天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很多的时候,爸爸是在饥饿中度过的。
用妈妈的话说,父亲是个有事业心的人。在我看来,爸爸是个"诗人",是个梦。我怎么都不能想象,在那么生死存亡的时刻,他居然不去找一份工作,随便什么样的工作,先做起来再说嘛。不,他没有去工作。我问过妈妈,爸爸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来养活自己?她回答我说:"哪里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但是,我也问过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家都不同意母亲的说法,怎么不可能?他们都说,你父亲毕竟是个上过大学的人。在那个年头,说是这人上过大学,谁都会朝他多看上一眼的,怎么会找不到一份工作呢?不,爸爸没有工作。他趴在桌子上,饿着肚子在写小说。爸爸认识了大作家胡风。
电影《黄金时代》中的胡风(图略)
一天,胡风跑到了那个小亭子间去看望爸爸。他个子很大,走在那笔直的小楼梯上,简直无法把腿攀上狭窄的楼梯。那小楼实在容纳不了胡风。推开亭子间门的时候,爸爸正在啃那又冷又硬的大饼,桌子上还摊着他的稿子。一抬头,看见是胡风站在门口,爸爸羞愧得不知如何是好,大饼已经来不及藏起来了,那一点点酱油在爸爸紧张的时候,又全部泼翻在桌子上。胡风走进小屋,因为屋顶从窗口那里就开始往下倾斜,胡风只得躬着背在门口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了。看见爸爸这样贫困,他说:"我一点都不知道你生活得这么艰苦。这个你先拿去用,我会帮你想想办法的。"说着,胡风拿出两块钱放在爸爸桌上的稿子边上。
鲁迅出殡时,胡风等16位文坛精英抬棺(图略)
离开爸爸的住处以后,胡风向鲁迅做了汇报。鲁迅嘱咐胡风,以后每个月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工作款项里提取几块钱给爸爸,作为爸爸的生活费。然后,鲁迅请"左联"十位青年作家吃饭,爸爸也被列在这"十位"之中。就这样,爸爸成了鲁迅的学生。这是他一生的骄傲,一生的自豪——成为鲁迅的学生。他突然觉得在冥冥之中,命运对他是这样的宽厚,居然能成为鲁迅的学生!鲁迅,在他们那个年代,他的名字是和上帝一起并列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中国新文化的发起人。
于是,这更加坚定了爸爸的追求:写小说,做文学家。爸爸再也不徘徊了,他一心一意伏案写他的小说,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很慎重地在尽量不打搅的情况下,去请教鲁迅先生。接着,爸爸完成了他的中篇小说《崖边》。爸爸先拿给周扬看,他看完以后说道:"字,写得不错。"接着就把小说还给了爸爸。现在想来,周扬这样的评语一定使爸爸很沮丧。似乎就平平淡淡地把什么都否定了。
爸爸赶快又拿着小说去给胡风看,胡风是个非常外向和直率的人,他大声地说道:"这是你写的第一篇?写得真是不错!"胡风热情地将他拿给鲁迅,还说:"这是一篇真实反映苏区斗争和生活的。上海没有作家写过,以前虽有人也想写,那都是凭空虚构的,不像柏山有扎扎实实的人物和细节。"鲁迅看了爸爸的小说,同意胡风的意见,就亲自将作品推荐给杂志《作品》,很快文章被杂志登在头条发表了。可见,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篇好小说。这篇小说被称为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较早反映苏区人民斗争生活的写实篇章之一"。
作家茅盾看到发表的文章之后写了书评,他写道:"柏山好像是一个新人,但是他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错。他的文字简练准确,写了一件严肃不过的事情。"
电影《黄金时代》中,鲁迅与茅盾、聂绀弩等聚会(图略)
接着其他的书评都接踵而来,圈子里的人羡慕地议论着,爸爸成为鲁迅的学生。
一片阳光撒进了爸爸的生活,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就这样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当时,大家觉得爸爸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作家。就是在那个小小的亭子间,就是在那张木桌子上,他一口气写了《皮背心》、《忏逆》、《夜渡》、《枪》。今天,我重新翻开爸爸作品的时候,清楚地在字里行间里,看见了爸爸对鲁迅的崇拜和追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爸爸的文风深深地受鲁迅的影响,他的描写、刻画都很朴素,没有华丽的形容词,没有可有可无的句子。在他平淡的描述后面却燃烧着他的感情,他对生活、对人生、对理想执著的热爱和追求。
贾植芳叔叔跟我说过一个笑话,他操着一口山西话,大声地说:"没有住过上海的亭子间,怎么可能成为艺术家。三十年代的时候,我和黄永玉都住在亭子间里,开荤的日子就是吃碗阳春面,上面漂着几滴猪油花。那会儿,唉,黄永玉穿的西装裤子上哪里去烫啊,还不就是折出一条线,压在枕头底下,睡觉的时候把它压一压。到关键的时刻,才舍得拿出来穿啊。我说,这就叫亭子间艺术家。你看看,你父亲不也是从亭子间里走出来的吗?上海的亭子间,可了不起呐!出了多少人啊!"
这么说的话,我该把爸爸的《皮背心》叫做亭子间艺术品了。
故事讲的是一个叫长发的农民,他祖祖辈辈给地主做长工,家里极度地贫困。他多么渴望有一天,不再是这么没有指望地干下去啊。然后,他也能像地主一样,穿上大皮袍子,躺在床上抽大烟。后来,红军来了,打了土豪,分了田地。长发依然惦记着地主的皮袍子。但是,地主家的东西不能归他一个人啊,于是大家拿出来平分。这个大袍子最后就分发给他们四个雇工,再让他们每一个出一点钱就算可以了。他们把袍子请裁缝改成了五件皮背心,一件给了裁缝,算是工钱,其余的他们四个人分了。开始,他们一起穿着皮背心到街上走,并排成一行,很是招摇,人们投来羡慕的眼光,他们也觉得非常过瘾。久而久之,人们开始笑话他们。其中的两个就不大好意思这样走一趟了,可是长发不理睬人家说的,还邀人家跟他走,人家就不干了。于是,大热天,他独自穿着皮背心走在小镇子上,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地说,"看,这就不是个穿皮货的命。"长发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也觉得这样被人议论很不舒服。但是,他最后总结出别人议论的原因,是因为嫉妒,他还是比别人了不起!没有想到的是,地主又打回来了,要长发交还皮背心,这真是晴天霹雳。长发和其他的雇工商量的结果,坚决不还。不还的理由,他们是人,他们是花钱买来的。他们应该穿!后来又怕地主不听他们那一套,就决定说皮背心掉了。地主的儿子果然不理他,带着兵去长发那里把他家给砸了,把他所有的东西拿走了,临走又把他痛打了一顿。
只在小说结尾的时候,爸爸平静地写道:
"他于是像打昏的一只鸡,懵然的瘫倒在床角下,当他醒悟转来,屋子好像新搬进来的,什么都没有,有的就只有他周身的酸痛。他从地上慢慢地挣起来,像八十的老妇人一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踱进牛栏门前,牛栏里也是空的,空的……
长发终于是明白,这儿没有他立脚的地方。在第二天还没有天亮的刹那,他朝着向天空画着起伏的曲线的朦胧的高山那一方走去了。"
我喜欢爸爸的文字,淡淡的;我喜欢爸爸的视角,是唯一出自于他自己的眼光;我喜欢他的口气,带着一份幽默。他写出来的农民是我熟悉的,因为我在农村生活过九年;但是,爸爸笔下的农民又是我不了解的,因为是在那样的年代。第一次看到爸爸的小说,是在我成年以后,我已经忘记了农民的真实面目,在我们后来的作品中,农民去参加革命的时候,总是抱着一个伟大的、"解放全人类"的理想。爸爸不是这样看的,长发是为了一件皮背心上山的。多真实。实在忍不住要哈哈大笑。笑完之后,又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再想一想。总之我笑不出来了,爸爸自己就是从他们中间走出来的,他小心翼翼地在撕裂自己的心去表现他们那些带着泥土味、带着中国农民特有的狡猾和狭隘。爸爸太了解他们了,这里流动的也是他的血液。在完成长发的时候,他面对的是自己,他在完成他自己。在那个狭窄的亭子间里,他趴在桌上,饿着肚子在向自己证实着什么。
妈妈说,一九三三年,杂志上都在刊登和转载爸爸的小说,人们好奇地关注着他每一篇新作品,看着这个新人在变化,在发展。刹那间,爸爸站在自己宽阔的大道上。
一九三四年的五月,在"左联"共产党支部的批准下,重新接受彭柏山回到共产党组织。
彭柏山(图略)
相关图书:
《他们的岁月》封面

作者: 彭小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责编:锰钢皮蛋
附:
上海文联有马信芳的文《缅怀 | 彭小莲走了,让我们记住她》报道:
彭小莲1953年6月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曾在江西插队9年,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其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嘉奖,代表作品有《女人的故事》《上海纪事》《假装没感觉》《美丽上海》《上海伦巴》《我坚强的小船》《请你记住我》等,其中《上海纪事》曾获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彭小莲本人凭《美丽上海》获第24届金鸡奖最佳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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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彭柏山
彭小莲  
编者按:"彭柏山在解放战争时任三野24军副政委,亲自参加并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解放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第二任部长,后被定为'胡风反党集团'成员。"
父亲出事了
我生下来的时候,住在武康路100里弄。那时候,潘汉年住在我们对面的马路。爸爸妈妈一直对潘汉年充满了敬重。
1954年9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爸爸去潘汉年家下棋。夏衍有事到上海,也去看望他。在那里,夏衍看见了爸爸,他一时高兴说:"胡风前些时候给主席上书了'三十万言书',和主席讨论文艺方针。书中还说你好呢。"
爸爸听了以后,笑了笑,没有搭话。
可是,今天当我们再去回想父亲的沉默时,就会从这蛛丝马迹里一点一点重新理解当时的氛围。那次以后,王元化叔叔见到爸爸时,可以看出他心情很不好。爸爸跟元化叔叔说:"老胡太天真了。"
在东拉西扯一番以后,爸爸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元化叔叔说话,突然冒出一句没有前因后果的句子:"是皇帝,说了就是真理怎么能去跟他讨论呢。"
记得1952年胡风在上海任"华东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的时候,有一次周扬到上海,他跟爸爸说,30年代在上海互相之间闹了一些矛盾和误会,现在希望能和老胡见见面,大家和解一下。爸爸听了很感动,打了电话给胡风,请他一起到我们家来吃饭,妈妈特地在家里炖了一只老母鸡,希望他和周扬聊聊,多一份理解。
爸爸在电话里向胡风解释说:"我觉得周扬这次是有诚意的,你来吧。三十年代的那些事情,他不一定做得了主,其实你知道,是……是……他……的意思……"
很多话是不用说得太明白的,大家都会听懂的。但是,爸爸和周扬等了很久,一直到大家把饭都吃完了,胡风也没有来。
元化叔叔感慨地说:"我也相信周扬是有诚意的。听说胡风后来还把这些事情写到了'万言书'上,他实在是为你父亲好,结果是帮了倒忙。"
"他,写了什么?"
"他大概的意思是说你父亲太天真,相信了周扬的挑拨,把矛头直接指向上面,也就是指的主席吧……"
总之,在听说胡风递交了"万言书"以后,爸爸已经感觉到一个很不好的预兆,但到底会出多大的事,爸爸是一点预感都没有的。
一直到1955年4月,聂绀弩伯伯到上海的时候,专程跑来看望爸爸,然后,非常慎重地跟爸爸说:"听说党要整你了,你行动要多加小心啊!"
在妈妈留给我们孩子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柏山书生气十足,坦然地笑着说:'没什么,有错误自己认识,深刻检讨就是了。'"
但是,就在爸爸听到聂绀弩伯伯的转告以后,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胡风伯伯写给他的全部信件拿了出来,整整六十多封。那些在战争年代的书信,一直鞍前马后地跟随着他,像生命一样和他维系在一起的书信,爸爸把它们全部烧掉了。
爸爸烧毁那些书信,最初的动机只是想保护胡风伯伯。因为是胡风在三十年代带领爸爸步入文坛,也是胡风把爸爸的作品和人一起推荐给鲁迅先生,使爸爸成为鲁迅先生的学生;不,不光是这些可以说清楚的实际利益。是在这些最表面的实际利益后面,爸爸和胡风的那一份真情,从孤岛时期,抗战时期,三年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到解放后,他们之间互相的理解、信赖、支持和感情,胡风的友谊已经成为爸爸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爸爸不能看着胡风伯伯受伤害……用妈妈的话说:"胡风是一个多真实的人啊,他什么时候会阿谀奉承,说假话?他给你父亲的信上,一定对文艺界那些极'左'和专制的事情提出了批评……"不能让胡风受伤害,这是爸爸最终的信念。
在妈妈的回忆文章里写道:
1955年初春,全市肃反委员会五人小组组长石西民去北京出席全国肃反会议。会后,毛泽东召见石西民。石说,上海没有胡风分子,毛泽东很不高兴,紧接着说道:"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
于是在1955年5月19日,在间隔聂绀弩伯伯由上海返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妈妈说,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有人敲我们家的门。爸爸和妈妈都醒了,他们都没有说话,爸爸一定预感到了什么,那时候胡风已经被逮捕了。但是,妈妈全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家的老保姆起床,还是踢蹋着鞋跑去的。
可是,当她把门打开的时候,竟然吓傻了,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根本不敢多问,敞开着大门掉头就向爸爸妈妈的卧室跑去。她一边跑一边喊叫起来:"彭部长,出事啦……"她猛地推开了爸爸妈妈的卧室:"警察,警察,门口站的全部都是警察,在我们家门口……"
爸爸坐了起来,这时警察已经站在卧室门口了。客厅里站满了警察。在警察的监督下,爸爸穿好了衣服,押着走出了卧室。
妈妈跟到客厅的时候,看见爸爸站在屋子的中央,警察已经给他戴上了手铐,其他的警察拿出了扫描器在屋子里检测,满满一屋子的人,却静得出奇。
爸爸被逼到客厅的墙边,两个警察看守着他。
妈妈不愿意让孩子们看见父亲被捕受屈辱的样子,她把孩子都叫了起来,手里抱着我,再领着另外三个孩子走进保姆的房间。当时小钧在学校住读。
在搜查了一遍以后,警察没有发现胡风的书信。于是,所有的警察都回到了客厅。
领头的警察逼问父亲:"把胡风写给你的反革命信件全部交出来!"
爸爸冷静地说:"没有,一封都没有。"
"你把它们转移到哪里去了?"
"我没有保存信件的习惯。"
"你畏罪销毁反革命罪证。"
"我光明磊落!在部队养成的习惯,轻装行进。复信以后,就将来信毁了。"
我们的家被彻底查抄了,警察将爸爸全部的日记、读书笔记、亲友的照片、小说底稿以及在战争年代和母亲的通信,满满地装进一个大箱子,连同父亲通通被带走了。当时,父亲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任职最高的。
这是1955年的暮春。
爸爸被捕以后,最艰巨的是妈妈必须写书面的揭发材料。
实在走投无路,妈妈去了黄逸峰伯伯家里。她一边哭一边说:"我怎么揭发啊,除了自杀,无路可走。"
"你为什么要自杀?"
"想不通,也受不了。这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我不能昧着良心说柏山是反革命,我们结婚十几年了,我要是发现他是反革命,我还会跟他过下去吗?我确实揭发不了……"
"你的处境可以理解。可是你不能死,柏山的问题正在审查,不管他有没有问题,你都不能死。你们有五个孩子,你要对孩子负责。"
"可是我不揭发,我怎么向他们交账?"
"柏山和胡风见面的时候,你也一起去的吗?"
"每次都去了,当时警卫员陈大悦也一起去的。"
"他们谈话,你在旁边吗?"
"在旁边。谈的都是家常话。"
"你认真想想,把他们的谈话详细写出来交上去,不就可以了吗?而且警卫员也可以作旁证嘛!"
"好,这些我可以写。"
"你写,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事实,也不要弄虚作假。"
"那是一定的。"
最后黄逸峰伯伯还叮嘱妈妈说:"你要实事求是地写啊!……"
不久,爸爸在监狱出事了。他走向了极端的抑郁。
开始的时候爸爸还敢于跟他们争吵,他大声地说:"解放战争还只是几年前的事情,历历在目。我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和皮定均司令一起打下淮海战役,打过长江。转眼这枪口怎么就已经转向我了?"在这最后的叫喊里面,可以听出有多少愤怒,冤枉……可是,再下去,这些声音却越来越低沉,最后进入一片沉默。他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他渐渐地明白了,谁也救不了他。谁也不能说话,即使是粟裕,在这个时刻,也必须保持沉默。
一天夜里,爸爸躲在被窝里,一直在那里蠕动着,一直动着。看守不断地在向里边观察,不明白父亲在干什么。他还是在那里动着……突然,看守乘他翻身过去,背对着监视的小窗口的时候,猛地开门冲进了监狱,掀开爸爸的被子,一把抓住他的手。只看见他把自己的衬衣撕碎了,撕成一条一条,把它们编结成绳子,结扎在一起。他似乎是下了决心,想清楚了……为了防止父亲自杀,看守搬进屋子和他同住。
父亲释放归来
父亲出狱了。那是1956年底,我都快5岁了。记忆变得清晰起来,理解依然是简单的。
记得那是1956年10月上旬,上海市委副书记陈丕显突然通知妈妈,要找她谈话。妈妈已经预感到要给爸爸做结论了,心里充满着希望,又充满着恐慌。于是在见陈丕显之前,妈妈又去找黄逸峰伯伯商量。
黄逸峰伯伯看着妈妈,冷静地说:"这次陈丕显找你谈话,看来是要给柏山的问题定性了。"
"你看会是什么结果?"
"我看会开除他党籍……"
黄逸峰伯伯没有把话说完,妈妈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怎么可以开除他党籍呢,他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我不同意。"
黄逸峰伯伯摇了摇头,依然是平静地跟妈妈说:"你最好不要对结论有任何意见。"
"为什么?"
"因为像柏山这样的干部,市委是做不了决定的。结论是中央定的。你同意是这样,你不同意还是这样。到时候,说你态度不好,对柏山对你自己都不利。所以,你千万要郑重考虑。"
就在当天晚上,妈妈到陈丕显家里。她步履沉重,脑袋涨得发疼,即使是这样,妈妈还存有一线希望,希望黄逸峰的预感是错误的。但是,见到陈丕显时,他开门见山地对妈妈说:"彭柏山是坏人,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你有什么意见?"
妈妈心里记着黄逸峰伯伯的嘱咐,虽然是那么痛心,她还是咬着牙说:"我没有意见,服从组织决定。"
陈丕显微微一笑,说:"看来你的头脑比彭柏山还清楚。"
显然爸爸是为自己争辩过,但是,这只会让他的处境更糟糕。
但是由于父亲的归来,我们的家还是透出了五彩缤纷的颜色,透过这些颜色,我们看见的东西还是绚丽的。也许我们都太希望活下去了,都太向往过正常人的生活了,总之,我们大家都在那里欺骗自己,连我那么一点点大的孩子,都会感觉到父亲回来以后,什么都变得快乐了。我们就在那个时候产生了信心,充满了勇气,觉得有奔头了。
但是,母亲那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她比我们谁都清楚,事情还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中央给父亲的案子做了决定: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处分,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宣传部同时交给母亲一个任务,按期向部里汇报父亲的所有言论以及行动。现在,日子更不好过了,监视父亲的任务直接交给了母亲。
背着这么残酷的任务,扮演着这么恶劣的角色,我不知道母亲怎么能带着我们五个孩子活下来。不知道怎么会有人想出这些主意,这有多么可怕!
到母亲去宣传部汇报的日子了,她向组织上说:"我不愿意和彭柏山说话,因为他是反革命。我在考虑和他离婚。所以,他什么都不和我说。实在汇报不出任何东西。"
部里的领导跟妈妈说:"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党历来是以帮助、拯救他们为前提的。除非他们拒绝党的帮助。你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你的责任就是要帮助彭柏山。不要轻易谈到离婚的事情,随时向组织汇报他的言行。"
妈妈变得非常固执:"不,我早晚是一定会跟他离婚的。"
最终,妈妈打算离婚的消息传到爸爸耳朵里。他什么都没有说,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对不起母亲,给大家带来了那么多的苦难……但是,感情上,他是不是又一次被摧毁了?谁都不知道。连妈妈这么好的人,现在都有跟他离婚的想法了,都不再相信他了。他感慨地把这最坏的消息告诉元化叔叔。没有回答……元化叔叔又能说什么?他最多庆幸自己的妻子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有一天,爸爸想跟妈妈说说他最近的一些打算,妈妈跟他说:"不要想那么多了。"
父亲疑惑地看着她,终于忍不住地说道:"你是不是觉得你嫁错人了?"
妈妈再也受不了了,猛地从桌子前站立起来,哆哆嗦嗦地说:"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带着五个孩子是怎么过来的……?你心真狠啊!"
当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当我重新听见元化叔叔在跟我说:"那时候,你妈妈口口声声说要和你父亲离婚,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她说得那么真,我觉得像是真的。我和你父亲有很多话,也不敢跟她说啊。"
现在已为时过晚,我说什么都不能让父亲感受到母亲那种困境。从人们不由自主地需要交流,到不由自主地猜疑;恐惧——已经把我们逼向绝境。妈妈说:"我不说要跟你父亲离婚,那每一次,我都向宣传部汇报你父亲的一举一动?"
"你为什么非去不可呢?"
"因为我还是党员。现在我明白了,当初你父亲为什么说,我嫁错人了……他怎么就那么糊涂?他不想想,我要离婚,按我的性格,还要跟组织上说吗?他难道还不相信我?我要把他什么都汇报上去,我自己又有什么好日子过?我们有五个孩子……他怎么就能那么糊涂?"
"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爸爸,这是在演戏!因为宣传部要你定期汇报?"
"我怎么敢把宣传部的决定跟你父亲说,万一他又说出去。我会被开除党籍的。我开除出党,你们就更没有好日子过了……"
"为什么会被开除党籍呢?"
"宣传部的决定,我能随便说吗?这是党的原则。"
在那些日子里,对爸爸妈妈惟一安慰的是,还有一些老朋友,居然在那样的时刻还敢来看望爸爸。当时的组织部长王一平来了。
那时候已经是1957年了,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他多么担心爸爸会为自己的处理不满,会有意见。运动就要开始了,他是部长,是党的高级干部。他能和爸爸说什么呢?只有一句轻轻地暗示:"要钓鱼了,不要说话。"
再看一眼王部长,一双善良的眼睛,很久很久没有人这么专注地看着爸爸了。已经来不及感动,他实在是被王部长说的八个字吓住了。实际上,父亲和王一平部长以前并不认识。是审查父亲的过程中,他们真正了解了双方的为人和人格。这以后,他们成了朋友。
那份寒冷是从阳光里散发出来的,在那直直地照在地面上的光线里。外面,人们却烤得发热了。大字报,大鸣大放,言论自由,像一片欢乐的海洋打着雪白的浪花冲上堤岸。大家都快乐地要说话,说真话。在那一片阳光里,所有的颜色都模糊了,都被金灿灿的光环点亮了。在一片闪光里,大家感觉到同样地热情,同样地骚动。于是,已经不仅仅是母亲和父亲了,大家都会被卷入一个游戏的圈套。
当妈妈回忆起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感觉到一种后怕。幸亏是王部长帮助我们一家找到了游戏规则,我们在那迷宫似的路线中,看见了出口。
绵绵久远的苦役
1959年的秋天,中央正式安排了父亲,让他去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职务。不管怎么说,虽然是远了一点,但这毕竟还是爸爸喜欢的职业,他没有说什么,就接受了安排。可是就在爸爸准备出发上路的时候,市委宣传部却送来了去青海的火车票,爸爸和妈妈都没有准备,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准备,就连物质上也没有准备。上面的通知说,是让父亲立刻去青海师范学院报到,做图书管理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回答,没有人解释。
流放的日子到了。
妈妈只能把所有的糕点票都为爸爸买了食品,那也只是用两个小纸包就能包好的东西。最后分手的那天晚上,父亲一直没有睡着,他们俩挤在一张小破床上,爸爸非常感慨地跟妈妈说:"我现在才知道,你确实,从来没有向宣传部汇报我的事情。你多不容易啊……"妈妈什么都没有说,甚至没有问他,怎么会突然明白的。当时,妈妈难受得直想哭,直到离别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刻,他才跟她说这句话。她心里有多痛苦啊,谁又能理解她的悲哀?谁又能为她分担一份灾难?
我拉着爸爸的手,妈妈为爸爸提着行李,爸爸自己也拿着一些东西,我们一起送他上北站去青海。我站在月台上,看着他们俩在车上忙来忙去,一会儿站在凳子上,一会儿又在那里整理旅行袋。似乎他们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又怕说出口。在忙忙乱乱之中,隐隐地有一份默契,有一份很久很久以来没有过的理解,有一份谁都害怕面对的现实。沉默。很多时候,让人把感情释放出来,会使人感觉轻松一些。但是,生活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
以后元化叔叔说:"你爸爸觉得自己是给充军发配去的。他说,出了火车站,往北开,那火车一出潼关之后,就是满目苍凉啊。荒凉的大地。"
我问他:"你们也没有通过信?"通过的,但是都烧了。他那时候,完全是充军发配去的心情。火车上又是硬座,要坐三天三夜才到青海,脚都坐肿了。他说看见过了潼关之后非常的荒凉啊,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和人都隔绝了。距离这个家越来越远……
在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元化叔叔,理解是从回忆开始的。
尽管这样,母亲和父亲还是没有让我们过苦日子。
我们五个孩子的学费靠母亲的工资怎么够呢?每年的学费都是向皮定均司令借来的,然后妈妈慢慢地积攒着钱,等她差不多要还清的时候,又开始借下一学年的学费。皮司令总是跟妈妈说:"不急,你们先用着。"妈妈说:"我是有借有还,以后就再借不难了。"
冬天的时候,爸爸回来探亲了。很久很久没有看见爸爸,他的出现给我们沉闷的生活增添了一点光亮。我在那里大喊大叫,很少野出去了,下了课就往家里跑。妈妈在那个时候,也显得比往常平和得多,她也笑着和我们说一些事情,家里又恢复了轻快活泼的气氛。爸爸显得又瘦又黑,妈妈买了好吃的给爸爸,要我们懂事,不要去吃爸爸的菜。爸爸说,他一个人吃东西,多没意思啊,吃了这一顿也不会马上长成一个胖子嘛。我们一家人,又能够挤在方桌子前一起吃饭了,孩子们在一起,就开始吵架。爸爸总是宽容地在边上笑笑,从来不为我们劝架。
皮司令从北京开完会回福州,特地从上海过。他说要来看看爸爸。皮司令跟爸爸说:"一下火车,那些将军们都提着大包小包往外走。他们问我上哪里去,我说啊,'你们都去看热的,我是去看冷的。'"说完,爸爸妈妈都哈哈大笑起来。事后,爸爸还把这个笑话告诉了元化叔叔。离开我们家的时候,皮司令背着爸爸送给妈妈五十块钱,要妈妈多保重,这个家就全靠她了。
元化叔叔说,他们也有过那么快乐的片刻。他说:"也是他从青海回来的一次,大家都很苦啊。我那时候还有点钱,我就拿了点钱,我说:'柏山,我们到个什么馆子里去吃一顿。'他说:'不要了,不要了,还吃什么。'但是后来,我们两个人还是到了一个小馆子里去吃了一顿饭。惟一的比较高兴的时刻,就是这样啦。"
那是1961年的冬天,饥荒越来越严重。大家的脸都因为营养不良而变得肿肿的。青海就更糟糕了,各单位开始实行人员精简,让大家自找出路。城市里的居民很多下放到农村去了。因为爸爸是突然被塞到青海师范学院去的,所以他的档案没有跟着人一起寄到那里。没有人搞得清楚这个图书管理员是怎么回事,只觉得有这样一个人在那里,多拿一份工资真是多一份累赘。于是,学院党委书记找爸爸谈话说:"你可以自找出路,哪里要你,你就到哪里去吧,我们放你走。"
爸爸感到一份无奈,不知该怎么答话。像他这样的人,谁敢要他?他怎么可能自己去找工作呢?于是,他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中央宣传部部长周扬,一封寄给皮定均司令员。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最信任的老战友。他在里面还附了一封给省委书记叶飞的信。希望他们共同帮助解决他的工作问题。这时候,皮定均伯伯再一次为父亲的事情奔走、努力。叶飞也立刻请示了陈毅副总理,获得陈老总的同意后,他将爸爸的工作问题拿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了。副省长贺敏学叔叔首先表示欢迎爸爸,南边几乎都是三野的人,所以一致同意接受爸爸到福建。然后,福建省委直接向中央宣传部提出。当时分管中宣部的人事、组织工作的正是周扬,他就下了调令,将爸爸安排到福建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
到了1965年,正值福建进入一级战备,炮轰金门。台湾在说要反攻大陆。学校有几个教师问爸爸,说你是有作战经验的,你倒是说说,台湾会打过来吗?爸爸说:"战争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不敢。"就是这12个字,不知道是谁向校党委汇报了,那时候校方的院党委书记未力工和系里的党总支书记沈静是在密切注意着爸爸的,现在父亲的"罪状"终于成立了。说他是在"反对中央的精神,和蒋介石唱一个调子,麻痹革命群众的备战思想,破坏战备。"接着,校方写了报告直接递到中央宣传部,然后中宣部的内刊《宣传通讯》刊载了。罗瑞卿看了,立刻批示:此人不适合在前线。
10月中旬,中央教育部直接下令:调离彭柏山去郑州市河南农学院工作。调令一到,校领导立刻让他离校,一天都不能多留。同时跟他说,对他在厦大四年的工作,不做任何鉴定,走时不准通知任何学生,不许大家为他送行。
生活中最后的寄托
1965年的秋天。
夜里的时候,父亲突然回家了。那天既不是假日,也不是出差,可是父亲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回来了。我光着脚就往门口跑,妈妈站在那里等待着,显然她早就知道了,但是她没有告诉我们。爸爸妈妈见面了,显得很冷静,他们互相看了看,停顿了一会儿,妈妈才问爸爸:"还好吗?"
爸爸说:"还好。"
"这么快啊。"
"是啊,连鉴定都没有做,就让我动身了。"
"东西呢?"
"没有多少东西,都托运了。"
我大叫着:"爸爸,你在家里住几天啊?"
母亲回头看着我,恶狠狠地说:"回去睡觉,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老是在那里打听。回去。"
我怏怏地看着母亲,爸爸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脑袋说:"崽,快去睡觉,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第二天,我中午放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父亲还在。他看了我的三篇作文,然后我听见他在对妈妈说:"孩子真的长大了,文章写得有板有眼。特别是那篇记叙文,感觉写得很好,很真实。"
吃午饭的时候,妈妈为爸爸炖了一只老母鸡,爸爸为我和小梅一人碗里放上了一只鸡腿,还为我们舀了一大瓢鸡汤,也算是对我的奖励。妈妈很不高兴地跟父亲说:"这鸡不是买给她们吃的。她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吃。你自己多吃点,吃了好上路。"
这时,我变得懂事多了,我没有埋怨妈妈。我知道,我不该吃那么多,听妈妈说完以后,我自觉地把鸡腿放回到砂锅里。爸爸说:"崽,吃啊。"我说:"我不喜欢吃鸡腿。"然后喝了一大碗鸡汤,匆匆吃完饭就上学去了。记忆是那么清楚,走在上学的路上,我回头朝自己家高高的小晒台上望去,爸爸站在铁栏边上,我拼命地向他挥手,我大叫着:"再见。"爸爸没有说话,微笑着,向我做了一个手势,让我快去上学,我一直走到很远的街角,回头看去的时候,他还站立在那里。我从来都不会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看见爸爸。那次,他只在上海停留了一天半,等我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屋子里空空的。那个空屋子静得很,像是一个久已被抛弃的墓穴。这个形象,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家,永远像个坟墓,没有光线,四堵死死的墙壁,悄然无声地把我们最后的一点欢乐埋葬了。
1998年的夏天,竟然成了我一生中最热、最焦灼的一个夏天。爸爸去世的这一段,动笔写着,改着,再试着动笔,都无法把它写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已经整整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么残酷的一段岁月。一个活人,竟然被他们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亲去世三个月以后,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钧去收尸。爸爸整个人被泡在医院福尔马林的药水里,人已经面目全非,彻底变形了。但是被打伤的痕迹却历历在目。在小钧描述的那个过程中,我一直扭曲着自己的脸,全部的勇气都消失了。至今不敢再去面对和回忆他。我几乎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文章里,在朋友面前描述过这个场面。现在,我还是写不了这些。我想等夏天过去以后,等我再强大一些,我再试着,把它写出来。
1968年4月3日,爸爸去世了。
(作者:彭小莲/摘自《他们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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