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关于中国的讲话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奥布莱恩有关中国的讲话2020年6月 © 美国驻华使馆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日前发表有关中国的讲话,阐述了数十年来美国政府基于促进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对华关系思路,以及最终发现反被中共利用壮大专制体制,渗透美国,对自由世界构成威胁的反思。以下转载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对这个讲话的摘译。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ROBERT O’BRIEN REMARKS ON CHINA
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白宫(The White House)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 D.C.)
2020年6月26日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关于中国的讲话
亚利桑那州商业局(Arizona Commerce Authority)
凤凰城,亚利桑那州(Phoenix, Arizona)
2020年6月24日
中国共产党构成的挑战,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及其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国造成的威胁,是我们目前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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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美国各政党、工商界 、学术界、媒体等方面的普遍看法认为,促进中国的自由化只是时间问题,首先是经济领域,然后是政治领域。按照这种思维,我们向中国进一步开放我们的市场,我们在中国投入更多的资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科学家、工程师,甚至军事官员提供更多的训练,中国就能变得像我们一样。
我们根据这个前提欢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供了大量的让步和贸易优惠待遇。我们淡化中国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其中包括天安门广场事件。我们对中国广泛的技术盗窃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美国经济各部门整体受到重创。随着中国日益富裕和强盛,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实现自由化,可以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强烈的民主渴望。这曾经是美国大胆和典型的设想。这种设想出自于我们天生的乐观主义,也来自于我们战胜苏联共产主义的经验。遗憾的是,这原来是很幼稚的想法。我们错得实在很离谱。这种错误的估计已成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最大的败笔。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为什么不能看清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答案很简单,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我们不注意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言论,不注意看他们在重要文件中所写的内容,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只相信我们希望相信的方面,认为这些党员只是名义上的共产主义者。
现在,我们需要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组织。该党总书记习近平视自己为约瑟夫·斯大林的继承人。实际上,正如前记者和澳大利亚政府官员約翰•加諾特(John Garnaut)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最后一个从未脱离过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执政党,只有北韩属于部分例外。然而,斯大林采取残暴的独裁统治和骇人听闻的政策,通过灾害、强制集体化、处决行动和劳改营,杀害了约2,000万俄罗斯和其他方面的人员。
根据列宁、斯大林、毛的解释,共产主义属于极权的意识形态。在共产主义统治下,个人仅仅是实现集体化民族国家目标的一个工具,可以很容易地为民族国家的目标牺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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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要求全面控制人民的生活。这意味着经济控制,意味着政治控制,意味着人身控制,可能更重要的是,意味着思想控制。加諾特指出,按照经典的中国治国之道,掌握和维持对江山的控制有两个工具。首先是武,指武器和暴力。其次是文,指语言和文化。中国领导人历来相信,权力来自于对有形战场的控制,也来自于对文化领域的控制。加诺特写道,“对列宁、斯大林、毛和现在的习来说,语言不是讲道理和劝说的工具,而是子弹。语言是为了明确、孤立和摧毁对手。”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宣传发挥了核心的作用。北京公开宣布要控制政治思想并大张旗鼓地推行之。1989年,该党开始围绕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进行整顿。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再强调这一点。前几年,该党在2013年4月发布一项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提出绝对不允许有任何机会和渠道散布不正确的思想或观点。
因此在中国国内,这种方式意味着强制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学习班,以及必须下载并使用讲授所谓习近平思想的智能手机应用。这意味着完全控制所有国家媒体。从外国报纸到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和WhatsApp等外部信息来源都遭到禁止。所有在中国国内生成的内容都受到审查。这意味着监禁从公民博主到新闻记者、律师、活动人士和宗教信徒等每一个表达任何违反该党立场的观点的人。而且事实是,就在最近,从今年1月1日到4月4日,就有近500人仅仅因为公开讲出武汉冠状病毒和它对该党的影响以及该党掩盖这种疾病的行为而受到犯罪指控。
中国共产党重新解释包括《圣经》(Bible)在内的宗教文本,以支持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它将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及其他少数群体关押在再教育营中,强迫他们在那里接受政治灌输和强制劳动,而他们的子女则被送进该党管理的孤儿院中。这个过程彻底抹杀了家庭、宗教、文化、语言以及身陷这些再教育营中的人们的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信息受到严格管制,表达时时受到监控,以便让政府进行打压或打造。
而美国人应当感到关切。我们不仅应当为中国人民感到关切,而且应当为我们自己感到关切,因为习近平对意识形态管控的野心不仅限于其本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宣称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任由中国共产党来重塑整个世界。在中国边境之外管控思想的努力已在进行之中。
近10年来,该党已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海外宣传行动并取得极大效果。中国共产党已着手铲除全世界不友好的中文媒体机构,而且已接近完成。在美国的几乎每一家中文新闻机构不是由该党所有,就是同该党密切合作,而且它还在渗入英文媒体。在全美各城市有十多个广播电台,美国人在收听调频广播时会听到藏而不露的亲北京的宣传。
最近,中国的宣传让很多美国人以为冠状病毒是一名美国军人带到武汉的,而不是武汉将病毒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区,这完全是中国共产党捏造的,以致这名军人和她的家人需要贴身保安来保护他们免遭死亡威胁,这种情况发生在马里兰(Maryland)。在抖音(TikTok)这个中国所有的拥有超过4,000万美国用户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可能有很多是你们的子女和年轻的同事,批评中国共产党以及北京的各项政策的账号经常被删除或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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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用其财力和市场份额来迫使好莱坞(Hollywood)进行自我审查,从物质上促使导演、演员和制作人避开可能无法通过中国的国家审查机构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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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也在谋求利用个体美国人。它在收集你最隐私的数据:你的言论,你的行动,你的购物,你的行踪,你的健康记录,你的社交媒体发贴,你的短信,并且勾画出你的朋友、家人和熟人关系网。中国共产党达到这一目标的部分做法是补贴硬件、软件、电讯通信甚至基因公司。因此,像华为和中兴这样的公司可以在价格上同对手销价,以亏损的方式在全球安装他们的设备。它实际连带造成美国电讯硬件制造商倒闭,也使诺基亚公司(Nokia)和爱立信公司(Ericsson)处境非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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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共产党将如何利用这些数据?与中国境内的方式一样,即对个人进行攻击、奉承、劝诱、影响、胁迫,甚至讹诈,让他们做或者说符合共产党需要的事。这种微观定向是令任何广告商的天大梦想所不及的。与广告商不同的是,中国不会受政府规章阻止。中国共产党要知道你的一切,就像它要知道几乎所有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的一切一样。
除了进行宣传和施加影响的运作外,中国共产党还利用贸易强迫按照它的旨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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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利用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的成员地位,不让对其在新疆和香港的侵权行为提出批评。中国共产党将影响伸向国际机构的首脑,他们本身并不是中国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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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采取果断行动,全面抵制。首先,特朗普总统不让某些听命于中国共产党情报和安全部门的公司,例如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接触我们的——我们的个人和隐私数据。本政府对向华为输出半导体技术实施了限制。
第二,国务院将9个中国国家控制的宣传媒体定性为外国使团。这些机构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这一定性使这些所谓的媒体机构受制于有关要求和受到签证限制。第三,特朗普总统对共同参与中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压制、大规模任意拘押和高科技监视的中国21个政府实体和16家中国公司实行出口限制,我们已经阻止共同参与这些践踏行为的官员进入美国。
本届政府还制止由虽然知道但却仍然使用维吾尔族强劳的中国公司生产的产品非法进入美国。第四,特朗普总统将美国撤出人权理事会,抗议它受中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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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特朗普总统限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利用学生签证将其军官和雇员送到我国高等院校窃取美国技术、知识产权和信息。第六,总统采取行动,停止美国联邦政府雇员退休基金投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包括中国军方合同公司和生产用于镇压少数民族的监控设备的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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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被动和天真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将忠实我们的原则,尤其是言论自由,这与中国共产党所维护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对比。
——法广

顏純鈎:該發生的發生了,該做什麼做什麼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全國人大果然「全票」通過了國安惡法。惡法頒佈之前,沒有人知道內容,沒有經過公開的徵詢,如此鬼祟心虛,全世界沒有一個文明的國家會如此處理一條涉及七百萬人根本利益的法律。
  與中共講法治,豈不是笑話?時至今日,所謂「中國模式」的真面目,已經大白於天下。
  香港人對國安惡法已有充份的思想準備,該來的總會來,既來之則安之。惡法之生,並不顯示中共的強大,只暴露中共的虛弱,暴露中共反人類﹑反時代潮流﹑反普世價值的本質。若中共真的強大,真的對自己有自信,一個泱泱大國,擁有數百萬軍隊,可以從容與香港人協商,以基本法為依據,合情合理處置,該堅持的堅持,該糾偏的糾偏,良性互動得到良性後果,對中共和港人,都是最佳選擇。
  可惜中共從頭到尾就沒有打算給香港人高度自治。回歸早年風平浪靜,只是中共急於休養生息,從多年政治動亂中扭轉瀕危的處境,騰不出手來壓制香港。及至經濟恢復成長,國力逐日強大,中共專政全國﹑嚴控社會的死性不改,終於使橫手﹑出毒招,以惡法侵凌香港,不惜犧牲香港人的根本利益,來挽欲倒之狂瀾。
  該發生的發生了,該做什麼做什麼。昨日黃之鋒﹑羅冠聰與周庭已宣佈退出眾志,隨即眾志也宣佈解散。他們不想坐待中共的欺凌,以自動消失來抗拒中共壓迫,這是聰明的對策。眾志不在了,可眾志的成員化整為零,到處潛伏,隨時隨地做該做的事。平時零星活動,必要時快速集結﹑快速解散,敵進我退,敵退我進,靈活走位,盡佔先機。中共港共沒有把柄可抓,雖有惡法,可沒有著力處。這幫年輕人,有豐富的鬥爭經驗,此後只看他們如何與中共過招了。
  有人離港逃亡,有人選擇留下,際此嚴峻時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選擇,這完全是正常的。各人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最有利的方式,有人著意保全自己,以留有用之身,以待日後的長期抗爭;有人選擇在惡法限定的範圍之內,不正面挑戰,而作迂迴周旋,總之各有各的考慮。最要緊的是,沒有人選擇放棄,沒有人甘願屈服。
  因為不設追溯期,李柱銘﹑黎智英們都沒有即時的危險,從此以後,只要他們不再出頭露面,不再到外國遊說,政府有惡法,也告他們不入。十五位已被告的民主派人士,面臨的都是輕微的罪行,也一定只能在香港上庭,即使被告有罪,還能上訴,上訴到終審庭,即使仍維持原判,也只需付出相當輕微的代價。至此,香港人可以放下心頭大石。
  中共不敢設追遡期,證明他們還不敢肆無忌憚地行使專政權力。惡法下來,紅色恐怖瀰漫,嚇跑國際商家,外國企業紛紛撤離,香港成一臭港,對中共來說,打擊也非同小可。為中共自己的利益計,他們也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絕,因此惡法雖然來了,也並沒有預先想像的那麼可怕。
  惡法針對的主要針對四項罪,包括分裂國家﹑顛覆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境外勢力,這四項罪名都要有實際行動,大多數香港市民都不會觸及。當然,像顛覆政權這種,可以藉以剝奪言論自由,中共可加以玩弄,但一般來說,不至於要拉到大陸去審。只要在香港上庭,仍舊要依普通法規則來審,到時仍會有抗辯上訴的機會。
  至少,遊行還是合法的,集會仍可進行,控訴特區政府的施政,抗議大陸政府的野蠻,抵制國民教育,支持黃色經濟,都還有很多活動空間,不在惡法規管範圍之內。甚至六四維園集會,只要小心研究惡法細則,用更靈活的方式,更隱晦的口號,掌握好分寸,不送頭自殘,也還事有可為。
  中共要藉惡法來收服香港人,只要香港人不服,不管有沒有行動,對中共都不會成為好事。消極抵抗也是抵抗,不合作不順從,陽奉陰違,說一套做一套,也能搞得他們哭笑不得。
  國際上大規模的制裁陸續有來,且看中共如何承擔惡法的惡果。正邪交鋒,你死我活,來日之世界,必是人民的天下。

——顏純鈎脸书

魏京生: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准备面对并遏制中共对人类的伤害

美国首都华盛顿:在欧、美、日几十位议员联合发起下,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立了。不久将会扩大,并对民主国家的共同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这个联盟成立的宗旨很明确,就是要遏制和对抗中共对全人类的危害。
多年以来,在邓小平和一些阴谋家的指导下,共产党成功地组织起了全世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联盟。以出卖中国工人廉价劳动力为诱饵,他们吸引了民主国家的大企业,并收买了几乎全球的政客学者,促使民主国家和各个世界性组织的政策,偏向于对共产党有利,却侵吞各国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

发展到习近平时代,这种仅仅靠偷窃和渗透的行为,已经不能满足共产党统治世界的野心了。依靠剥削中国和西方工人阶级而聚集的财富,扩大了共产党征服世界的野心和信心。特别是对金钱收买的成功,使得共产党认为暗中和公开收买的输出腐败的战术,是新的战无不胜的法宝。用他们流行的话说就是:用钱可以解决的事情,不算麻烦。

这从威胁和收买弱小国家,到威胁和收买中等国家,现在发展到威胁和收买大国政治。还从威胁和收买个别学者和记者,到现在威胁和收买世界级的大媒体及大学术机构。从驱逐个别记者、学者,发展到驱逐整个新闻机构。直到公然扣押人质威胁发达国家政府,试图修改该国的法律体系,并扬言要修改世界秩序。

从渗透性的战术,发展到进攻性的战术,是共产党积累多年成功的经验,及其开始的新一波行动计划。外界批评的修改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是对这一政策的误解。主动出击征服对手,是韬光养晦政策的第二阶段。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所谓的对话和平演变政策,是忘记了自己国家民主的历史,也是全世界资产阶级联盟金钱收买的成就。当然不能排除人云亦云不动脑筋的学者。

在这一波邪恶的和非法的政策全面攻势下,不但个别的资本家、政治家和学者记者们难以抵抗,即使民主国家单独的抵抗能力,也经常力不从心。各国民主政府已经感到,越来越难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公民权利。不但中国人讥笑民主国家的软弱,西方的学者们也普遍认为专制比民主更有效。
共产党的邪恶手段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战术就是每次针对单独的国家,各个击破,分化瓦解,积小胜为大胜,像下围棋一样逐渐蚕食。破解这个局面的方法,就是团结起来,实行共同的政策,发挥民主自由法治的优势。必须不按照共产党的思路走,以人权自由法制保障,来对抗共产党的金钱攻势。

共产党的收买政策针对的是精英阶层,伤害的是中下层民众。而民主政治的优势正在于全民的认知,全民的选票。运用民主政治对抗精英的出卖,透明度是必要的手段之一。暗箱操作的政治是共产党渗透的必要条件。隐蔽输送利益是共产党成功的渠道。

而中国中下层民众与官商结合的精英上层的尖锐矛盾,是共产党独裁专制的最大软肋。而且,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共同政策,必然会包括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法律保障,从而赢得中国社会的广泛支持。特别是在法律保障和人权方面,甚至能得到统治精英内部的认同。

团结一致的政策和利用透明度的监督,是选票战胜金钱的正确战术。支持中国人民的权利,是打击共产党专制的软肋。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成功,指日可待。魏京生是中国人权活动家和作家,曾获得欧洲议会的萨哈罗夫奖,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奥洛夫·帕尔默纪念奖。

这篇文章来自其中文原文。

苏晓康:少年革命家——黄之锋

2014年9月26日深夜,香港学生从添美道集会、逐渐扩大至中环、铜锣湾、旺角,一场"雨伞革命"爆发——民众以雨伞阻挡警察之催泪弹、辣椒水,持续二十天。当局亦有清场启动的迹象,但大陆仍是一派沉默。这是"六四"25年来中共遇到的第一次大规模城市抗争,且全球影响剧烈,已可知北京压制手段有限。起初我并不在意此事,若非王丹在台北催促我们(胡平、军涛、恒青)关注发声,我还没反应。接着,又见在台北领唐奖的余英时教授对记者说"香港人抗争不要怕坐牢",才感到兹事体大,于是一路观察下来,乃至今日已是分分秒秒地担心香港了。
这次学潮涌现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黄之锋,上了《时代》周刊封面,人称"少年革命家",他在两年前发起"反洗脑教育"成功,那时才十五岁。所以中共二十五年靠经济起飞维持专制,却在香港这个前殖民地催化了反叛的一代,这是整个中国的希望所在。不过,我对香港新一代的"揽抄"行动完全看不懂,王丹给我打电话为香港学生"不撤退"辩护,反对"见好就收",而我想黄之锋他们就是"死磕派",逼港府出手镇压付出代价,当然也会加剧党内的分歧,甚至影响西方与北京的博弈,此格局已非"六四"天安门当年。中国崛起抚内抑外,而未来香港的管制,平添异数,至于周边小国,如东亚、印支、南洋,或招抚或武嚇,还不要说美国的因素。
今天香港落闸,大陆港版国安法生效,美国亦宣布取消香港特殊地位,这只金母鸡被杀掉了。这场东西对决,一定要拿香港玉石俱焚吗?香港将被浸入血泊中,往后我们将看到无数的暴行和流血。我很担忧,因为香港人是我的救命恩人,三十年前是香港的"黄雀行动",将我从中国营救出来的。看到一个坦克碾轧、血光之下的香港,我会很难过。
四九后大陆沦陷,台湾也在蒋家军政之下,中国文明不是只剩下香港一个孤岛吗?这个孤岛才有牟宗三、徐复观、钱穆、余英时……。今日西方不救香港,其实也是救不了。黎安友教授就说"美国无力无心救香港"。所以香港是孤军奋战,香港青年是全世界民主社会的"牺牲"。
黄之锋今天(六月卅日)的声明,退出众志,坚守香港。我想到的,是广东人的一个近现代特征:盛产革命家。二百年西风东渐,广东得风气之先,民风丕变,晚清造反之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广东人也;戊戌维新领袖,也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再起来的辛亥革命,也是广东人孙中山;国共两党里的广东人,就数不胜数了。难怪香港会出一个"少年革命家"。今日中国的政治已走进死胡同,"改良与革命"激辩不已,"换人还是换制"挣扎不定,北京迫不及待要灭掉香港,已经彻底失去安全感了。前景无从预测,但是香港不会无声无息!

王丹:默克尔态度转变的背后

2020-06-30
2019年12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NATO高峰会上握手。(美联社)
2019年12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NATO高峰会上握手。(美联社)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新冠病毒疫情的流行,加上港版国安法的通过,使得中共违反人类文明潮流,对抗自由民主体制的行径,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警惕和抵制。但是要阻挡中共的扩张与渗透,今天的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无法团结协调,无法有统一的对华立场。
这一点从前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从德国撤走9000名美军,德国总理默克尔愤而宣布不出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的西方国家高峰会就可以看出。中共长期以来努力分化欧美关系,对此当然见猎心喜,新华网还专门发文,认定欧美关系陷入低潮。
这是中共一厢情愿的期待,也是单方面的信息误导。实际上,在特朗普宣布撤兵之后,默克尔的立场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6月26日她在接受英国《卫报》等欧洲六家报纸的联合采访的时候说,不要认定美国仍想当世界老大,如果美国自愿放弃世界大国角色,德国须“深切反思”。这里的反思,显然是指,应当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拉拢美国继续承担世界大国的责任。可见,特朗普的行动虽然引起德国的不满,但是这样对德国来说也是一个震撼,迫使欧洲国家思考,欧洲的防务,真的能像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张的那样,不靠美国来保护欧洲自己吗?对此,默克尔的立场有明显的软化,她指出: “在中国以及印度等国崛起时,欧美更应该保持紧密跨大西洋防务合作”,同时也承诺“欧洲应比冷战时期承担更多责任”。
默克尔态度的变化,除了从欧美关系的大局出发的考虑以外,中国的咄咄逼人,也是迫使欧洲国家只能倒向美国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这次港版国安法的制定,让欧洲国家非常愤慨,已经实在找不到继续站在中国一边的理由了。以法国为例,在历史上就有不愿接受美国指导的传统,总统马克龙年轻气盛,一直主张欧洲独立行使包括军事安全在内的各项政策。但是,就总体国家利益来说,即使法国,也不可能倒向中国。前不久,法国陆军参谋长布卡德上将公布一份长达20页的报告,认为反恐的不对称战争时期即将落幕,未来将会重回对称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并指法国需要担心的问题是,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将危及法国在该地区的领土,例如新喀里多尼亚和法属玻里尼西亚。布卡德说,必要时,当地的法国武装部队必须能够迅速、有力地去应对。这份名为“2030任务安全”的报告是由一群高级将领编写,反映了法国军方对于未来国际局势的看法。报告中所称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如果发生在中美之间(这其实是很有可能的),那么,法国届时也必须要做出支持哪一方的选择,而这个选择的结果,毫无疑问只能在美国一边。
而欧洲的另一个大国英国,因为香港问题的存在,虽然长期与中国在经济利益上有勾兑,但现在也只有正面对抗。继英国首相约翰逊6月1日公开称,若中国硬推港版国安法,英国将为1997年以前出生且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的港人修改入境规则,为港人取得英国公民权铺路之后,英国外相拉布6月3日接受英国《天空新闻》访问时也表示,英国为香港人的权利及自由发声,已做好准备,不惜以英中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做为代价。这样的立场,其实也是被中共的强硬立场逼出来的。
总之,欧美关系在特朗普上台后确实恶化,但是中国的扩张也迫使欧洲国家只能选择美国作为盟友,中国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在砸自己的锅。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RFA

梁京:習近平為何成了世界最大不安全因素

(网络漫画)武汉肺炎成全了"总加速师"习近平-David Rowe
2020-06-30
「港版國安法」終於出台,不僅正式宣判了港人自由的死刑,也把世界帶入了堪比二戰前夕的險境。習近平曾像當年入侵蘇台德區的希特勒一樣,不理解他走這一步的全部後果。但這次派楊潔篪見蓬佩奧,說明他意識到了此前對風險的低估,想和特朗普再做一筆交易。但我相信蓬佩奧明確告訴楊潔篪,習近平放出的中國病毒已害到特朗普自身難保,習除了無條件投降,只有自求多福。
習近平當然不會投降,一方面是因為他自認還有牌可打,但也有更深層的原因,就是他自認無路可退。現在看的很清楚,美國和整個自由世界對習近平毀滅香港自由的反應,大大超出習近平的預判。這不僅是因為習近平不能理解自由世界的底線,更因為習近平不能理解疫情發生後的新世界。由於習近平和中共對這次全球大疫情的重大責任,特別是國際社會對習近平和中共已經完全失去信任,習近平原來手中的王牌,也就是世界經濟對中國的高度依賴已經失去威力。美國和西方對中共的制裁,將不斷加速全球經濟與中國脫鉤的過程。在無牌可打的情況下,習近平無路可退這個因素正在成為中國和世界一個越來越重大的不安全因素。
眼下最新也是最緊迫的風險,來自中印邊界衝突的嚴重升級。中國方面自作聰明的所謂「教訓印軍」,結果是造成了印度國民空前的「仇中」情緒。習近平現在不得不應對的一種可能性,就是莫迪在巨大的內部政治壓力下對中國進行軍事報復。雖然開打的結果必定是兩敗俱傷,但政治上習近平比莫迪的處境更脆弱,因為此時習近平無論在國外和國內,都陷入空前孤立。更麻煩的是,中國在衝突地帶並沒有制空權,打起來並無勝算。習近平為了威懾印度,竟然放棄了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諾,並部署了壓倒優勢的重兵。這不僅削弱了對台灣的威懾,後勤上更是難以持久。
不難想像,若此時中國經濟危機全面爆發,或發生大規模自然災害,習近平的處境會多麽被動和尷尬,中國發生動蕩的風險又多麼大。但中國出現亂局可以說無法避免,因為從高層到基層,整個官僚體系都看到了習的危局,卻只能選擇敷衍塞責,任何官員的自選動作都不可能成功,而只會增加丟官和被整肅的機會。習近平乃至中國的這種危境連外國人都看到了,卻愛莫能助。於是有一位日本智者說出了「有時領導人下台是給國家一個機會」這樣中肯的話。問題是,沒有退路的習近平如何下台?而習不下台,中國的危局就無解,而中國危局不解,就很難不演變成世界的危局。這就是為甚麼習近平成為世界最大不安全因素的邏輯。
為了億萬人的福祉,21世紀的中國和世界就真不能給習近平安排一條他能接受的退路嗎?中共的高層就如此無能?國際社會就真的如此無能?我不大願意接受這樣的結論。溫家寶最近亮相讓我想到,以他的地位、才智和威望,應有機會拉習近平一把,同時給中國和世界創造一個機會。我曾經想過特朗普應該拉習近平一把,但除非他連任,否則自顧不暇;如果普京修憲成功,或許有更好的機會,畢竟中國發生大動亂,俄國也將被殃及。當然,所有這些願景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習近平願意從自己開始,終結中共殘酷的權力遊戲。
——RFA

金鐘:華府統帥部的中國因素——名將之爭:馬歇爾與麥克阿瑟

麦克阿瑟与马歇尔
中國病毒流傳以來,至六月底已在全球造成上千萬例感染,近50萬人死亡。不斷有人驚呼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降臨」,呼籲用面對二戰的心態,看待這場瘟疫。二戰確是人類最慘痛最恐怖的記憶。其超過5000(或7000)萬人的死亡,無數城市化為廢墟、文明毀於灰燼。關於二戰的記錄不可勝數。但是歷史永遠是不可缺席的教師。二戰的教訓,對於中國戰後迄今的發展,更有莫大的關係,很多關鍵問題,已被遺忘或扭曲。現在的美國和美中關係,又來到歷史性時刻,本文試圖以幾位美國二戰的統帥級人物與中國的故事,溫故知新。
羅斯福擺脫孤立主義 充當全球民主兵工廠
    先說說羅斯福(F.Roosevelt 1882-1945),他是二戰中家喻戶曉的美國總統,其人生傳奇無人可比:不到40歲已因疾而半身癱瘓坐輪椅,卻連續競選州長、總統成功,而且總統一做四屆。不僅維護美國憲法精神,而且帶領美國走出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踏入榮景。接著投入二戰,足足打了五年,使美國成為戰勝法西斯的堅強堡壘,他終於德日投降前夕,鞠躬盡瘁而病逝。63歲的一生功勳,使迄今十三位繼任總統,相形見拙。紐約時報在哀悼文中說:一百年後,人們也會跪下感謝上帝,賜予我們羅斯福總統,他帶領我們度過難關。
    羅斯福1933年首任總統,經濟困厄之烈於今不可想像,工業農業下降50-60%、失業率達25%、200萬人無家可歸,32州銀行關閉,國庫枯竭。社會怨氣衝天、美共上街。史達林(斯大林)遙呼「資本主義總危機」將臨。羅斯福以總統大權,力行緊急救濟法,以公共工程,建田納西水壩,收納黃金為國財,監管華爾街、削減政府開支,立社會保險……得到社會廣泛支持,經濟日漸振興,得以高票連任。二戰1939年在歐洲爆發,羅斯福警惕納粹,秘密軍援英法。最富有魄力的是,將國人的「孤立主義」傳統,轉變為抗擊侵略的國際主義戰略,制定援助同盟國的「租借法案」(以500億美元軍需物資運送英國、中國和蘇聯,不必歸還)。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羅斯福已在著力推行整軍備戰和支援盟軍的雙重政策,宣稱美國是「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發表「四大自由 」演講。對日宣戰後,計劃擴軍1000萬,一半開往國外。大部分工業改為軍工,婦女200萬被動員入廠勤工。據戰後情報,日軍透露,由於羅斯福對日本實行的海路禁運,石油來源被截斷,「威脅日本之生存已無法忍受,必須掙脫美國的鎖鏈」……這是偷襲珍珠港最重要的原因,而非美國軍方的疏忽。其後,羅斯福調兵遣將,奔波於盟國高層,主持開羅、德黑蘭、雅爾達三次巨頭會議,協調盟軍的全球戰略合作及戰後國際秩序的重建。以其超越國家利益的風格與政治理想,不辭病體辛勞,贏得當仁不讓的世界領袖地位。
    羅斯福非常關注中國二戰後的和平進步。他說,中國人口眾多,資源豐富,戰後中國要取代日本,對亞太局勢穩定很重要。國共組成聯合政府後,他要「請蔣介石毛澤東來白宮喝咖啡」。他極力推動給予中國大國地位,中國出席開羅會議,成為安理會成員之一都是他的主張。羅斯福讚揚中國艱苦抗日,拖住日本貢獻非凡。他曾對兒子艾利奧說過──日本野心很大,軍力兇狂。假如中國因孤立而屈服,不堪設想。「日本將有可能抽出150萬軍隊,再武裝500萬中國人,組成黃種大軍,獅子一般撲向澳洲、撲向印度,佔領埃及,然後和德國在中東會師。那時美國還能做什麼?上帝才知道。」
因此,美國的亞洲戰略一定要支援中國,打敗日本。

馬歇爾享譽東西方,敗於使華調停內戰】
    在二戰的美軍統帥部,有兩位五星上將馬歇爾和麥克阿瑟。是盟軍歐洲、亞洲兩大戰場的最高指揮官,在全球享有赫赫威名。正是這二位名將,與中國二十世紀命脈發生密切關係。
    馬歇爾因1946年來華調停內戰,而廣為人知。其實,他在二戰中地位崇高、西方的影響力遠大於中國。美國軍事體制陸軍部長位高,但是文職;總參謀長是武職,實掌軍權,歷來「陸軍總長」職位倍受關注。馬歇爾1939年9月~1945年11月出任此職(人稱馬帥),貫穿二戰始終。美國本土久無戰事,軍力不彰,故馬帥承總統意,首在擴軍備戰。選才練兵,爭取國會撥款。衝破孤立派反戰勢力,經過三年重鼓,終於將一支90萬的常備軍,擴充到現代裝備的540萬精兵。
    二戰有西歐、蘇德、北非、太平洋、東南亞、中國幾個大戰場,美國以豐富的戰爭資源,成為唯一跨歐洲亞洲兩大戰場長期作戰的國家。馬帥要協調多方面的戰略需要和矛盾──制定的全球戰略是「先歐後亞」。必先搶救被德軍鐵蹄踐踏的歐陸和蘇俄,難免疏緩麥克阿瑟主打的亞太戰場。而在開闢「第二戰場」上,英相丘吉爾忌畏納粹鋒芒,一再拖延。因窮與協調美英,支配大量美軍美援,形成馬帥在歐戰中的高尚權威。例如誰先佔領柏林?要擺平英美軍隊,讓位給擊敗德軍主力的蘇軍,以利戰後大局。遂命艾森豪盟軍易北河止步。投擲原子彈的地點也由他和陸軍部長一道選定,長崎那顆更是馬帥的抉擇……
    這位被丘吉爾稱為「二戰勝利組織者」的馬歇爾,卻在中國遭到一生最大的失敗。他被杜魯門以特使派往中國調停內戰時,華府知情人並不看好。但他超級自信,總統以馬帥國際公關大師的聲望經驗,折衝國共內戰應是「馬到成功」。殊不知國共關係深不可測,最後還是刀光血影,調解失敗。馬帥不甘有辱使命,逾期數月才回國。馬歇爾使華鎩羽而歸,是美國十九世紀以來對華政策的最大失敗。
魏德邁戰略之才 不敵謝偉思親共反蔣】
馬歇爾掃興之因何在?應介紹兩位相關人物:美國將軍魏德邁和外交官謝偉思。魏將軍(A.wedemeyer1897-1989)西點軍校出身,曾在天津學過漢語。1941年知名著作《勝利計劃》,為二戰反納粹德國提供基本戰略。抗戰後期任遠東戰區參謀長二年(蔣為總司令)。對中國與國共兩黨,有較深了解。司徒雷登1949年8月卸職後,內定魏任駐華大使,竟因中共反對而作罷。馬帥來華,他為協助曾詳細介紹中國局勢,預言使命很難成功。指國共是極不相容的敵對力量,根本不能合作。魏德邁1947年夏奉杜魯門諭,曾對中國各地各方面作過一次深入調查,寫成長篇報告。他也坦告蔣:你們已不能用武力打敗中共,惟有改革政治經濟得到人民擁護才得成功,但在中共叛亂下做不到。他認為蔣正直無私,是一個鬆散國家的合理領袖,不是獨裁者。他說法國六個星期就投降,中國抗戰苦撐七年,令人敬佩,美國應該援助中國政府。他對東北問題,主張中美英蘇四國暫時託管……結果他的報告不被接受,因為「馬歇爾對蔣介石成見太深」,認為國府不可救藥,而相信中共是一個「農民改革者」,可寄予希望。因此,馬帥1947年初回到華府,杜魯門馬上就對國府斷援,長達一年。
魏德邁雖有戰略之才,援華之心,不敵馬帥白宮權勢,一腔遺恨眼看中國落入中共之手。馬歇爾返美任國務卿後,要求魏修改他的報告,被拒。報告被封存二十餘年。艾奇遜1949年初接國務卿,發表《白皮書》,到韓戰爆發,杜魯門1952年落選,棄蔣外交才告停。這期間有個親共人物「謝偉思」(1909-1999)值得一提。他出生在成都美國傳教士之家,一口四川話,懂中文。再回國,加州大學畢業,進入國務院成為外交官。派駐中國,和范宣德、戴維斯被稱為「三個約翰」(姓名皆有John),對國務院助共棄蔣的對華決策有重大影響。他們要求組「美軍觀察組」駐延安。蔣堅予拒絕。一直鬧到開羅會議,由羅斯福施壓,蔣才勉為同意。組長包瑞德負責軍事情報,謝偉思負責政治分析向國務院報告。謝首途延安,一住三個多月,和毛交談五十餘次。毛視為「外交統戰的開始」,稱他為「戰友」。謝將對中共的好評與合作期待直送華府,得到國務院支持,甚至願派一師美軍登陸山東與中共合作。蔣聞訊大怒,向美方強烈抗議。觀察組直到胡宗南進攻延安才撤銷。謝偉思回到美國曾受忠誠委員會審查,一度開除國務院,後抗辯脫罪,1963年退休。文革後期謝偉思四次重返大陸。
【麥克阿瑟有遠見,共黨將赤化遠東】
和二戰尾聲相連的中國內戰,滲透著很深的國際背景,除蘇共外,政府方面的美國因素十分顯著。從駐華大使館、國務卿馬歇爾以至總統杜魯門決策的主流,壓抑了對共產主義保持警覺和非議的一派:包括魏德邁、參與重慶會談的赫爾利大使及大名鼎鼎的麥克阿瑟等。馬歇爾和麥帥是同齡的五星上將(1880-),都先後陷入中國問題的漩渦,但代表的是兩種不同的路向。
1945年12月馬歇爾出使中國前,借道東京,和盟軍佔領日本的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在美國大使館一同住了幾天。麥帥在回憶錄中寫道,幾年不見,發現馬歇爾蒼老了許多,過去的敏銳與活力不復再見。他不明白國務院為何要贊許中共是「農民改革者」而不是極權的共產黨?為何不協助蔣介石奪取明明可得的勝利,而要張羅停戰和談,搞聯合政府?……馬歇爾在中國斡旋前後一年,對蔣很不滿,回國後不再給蔣提供軍事補給,蘇聯卻日夜不停地將二戰末期美國大量軍需品(麥帥經手運輸海參崴)提供給中共部隊。最後蔣軍敗退台灣。麥帥看在眼裡,頗為不平。寫道:、
「美國違反承諾,不再援蔣的軍隊,實是犯了史上罕有的大錯。美國在亞洲的百年經營毀於一旦,還背上『紙老虎』的罵名,成為世界的笑柄。在未來幾百年,美國這一失誤對自由世界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將逐漸顯露出來。」
──麥帥1964年的這段話,被其後的經歷證實,他對美國高層綏靖政策的批評是明智而有遠見的。也反映他和當時流行的失敗主義的根本分歧。國民政府1949年12月9日遷台辦公,美國務院急匆匆通知駐外代表,「台灣很快會落入中共之手,台灣毫無軍事價值……」其後,艾奇遜又聲明,「台灣不在我國防禦計劃之內」。麥帥對艾奇遜的斷言極為失望。
中共以「農民改革者」之偽說,「借殼上市」騙得農民的支持和部分西方人的同情而贏得內戰,如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校長,駐華大使)所述:中共把自己描述成誠實清廉、進行「農業改革」的、獨立於莫斯科的政黨。又把國民黨描述成徹底的腐敗無能,就為中國人輕易的拋棄國民政府,接受共產黨政權鋪平道路。也促使很多外國外交官、商人和傳教士都相信新政權會比國民政府好。
對中共宣傳洞悉其奸者,當年確實不多,麥克阿瑟是其中一個。他對馬帥孜孜於國共談判,抱著嘲諷的態度(張治中回憶錄也爆料:馬歇爾下車伊始,提出的整軍方案竟是國共2:1,空軍海軍中共佔1/3。蔣看到大為吃驚。後改為5:1。海空軍不提)──麥帥一再指稱白宮不了解中國。原因之一是國務院對華的偏向心理與決策情報來源,靠的是謝偉思這樣在延安被洗腦的親共分子。
【統率韓國和台灣防務的西太平洋總司令】
麥克阿瑟竭力讓華府高層意識到共產主義在遠東的威脅日益增長,他坐鎮東京,不斷將北朝鮮欲侵犯南韓的情報呈交華府,但華府沉醉在戰後傲慢中。1950年6月韓戰終於爆發,蘇式裝備的20萬北朝鮮大軍向南韓長驅直入,佔漢城而逼釜山,朝鮮半島赤化在即。杜魯門總統決定介入,命令統率遠東防務的麥帥動用海空軍支援南韓。同時強調防止台灣和大陸相互攻擊,第七艦隊交麥帥指揮,戰啟第二天便駐防台灣。白宮也同意投入陸軍的要求並組成聯合國軍,駐日美軍編成兩集團軍開往韓國,七月初,麥帥被任命為聯合國軍總司令,開始和中國結下兵戎之緣。
麥克阿瑟是美國軍事體系養成的傑出戰將。曾是西點軍校的高材生和最年輕的校長,在一戰中初露鋒芒,30年代已任陸軍參謀總長。戍衛菲律賓,任菲陸軍元帥。珍珠港被襲後,日軍再以海空優勢兩棲作戰突襲菲國,麥帥部隊措手不及受到重創,退守澳大利亞。重振三軍,展開新幾內亞之戰、婆羅洲戰役、光復馬尼拉,再以「蛙跳戰役」,歷三年苦戰,殲滅日軍45萬兵力,結束西南太平洋戰爭。這場綿延數千海浬的對日大戰,麥帥英名遠揚(20世紀很少有如此大規模立體實戰經驗的將領。例如沖繩一役,美軍獲勝的代價是,傷亡五萬將士、艦艇損傷404艘、戰機被毀800餘架)。
麥帥的指揮風格總是身先士卒。親臨前線(如漢城撤退和鴨綠江巡視)把握第一手戰情。更具獨立的戰略思維,尊重戰爭倫理,有必勝的意志,也愛惜士兵的生命。指揮韓戰,不到一年,卻是他畢生征戰最險惡的一次。共黨武裝弱勢明顯,但雙方軍力太懸殊,麥帥深悉美軍的殺手鐧是海空優勢,切斷敵方後勤補給線。這是「仁川戰役」的必然靈感。
【仁川大捷,將帥失和,華府強令壓抑制空權】
1950年9月13日,美軍仁川登陸一舉成功,包抄南侵之敵,數十萬兵盡入殼中。麥帥揮軍越過三八線,以圖掃蕩北韓共軍。收復漢城,克平壤,登陸元山而趨鴨綠江。不料中共早已發動「抗美援朝」。組軍百萬,正源源滲入朝鮮戰場,以旗號「志願軍」代替「解放軍」。立即發動大規模戰役。麥帥的情報顯示朝鮮局勢將有重大變化。
仁川戰局勝轉後,美英方面引發爭論。英國指責不應越過三八線,參謀長聯席會議也稱只為摧毀北朝鮮軍力,不得窮追,禁越中朝邊界。白宮一度樂觀估計:不會導致中共參戰。然而,11月初,麥帥可靠情報:中共已有56個師、連後勤共86萬兵力悄悄進入朝鮮──遂要求炸毀鴨綠江大橋以斷敵通道,請示華府。
軍情急如火。馬歇爾國防部長當天緊急叫停:禁止炸橋!而且,命延緩對中國東北延江5英里地帶的轟炸行動!──麥帥看到如此禁令,有如岳飛之「十二道金牌」五雷轟頂:此令無異於對敵方進軍的橋梁和縱深提供保護。不可理喻!他隨即提出抗議,國防部僅以只可炸橋之一端應答。麥帥感到絕望、沮喪,對身邊參謀長希基將軍說:「一個指揮官在如此嚴峻的時刻,被剝奪使用軍事力量的權力,不能保護他麾下將士的生命安全,這是軍事史上絕無僅有的事!」他打算立即辭去遠東的一切職務。希基極力反對!勸阻道:你貿然離職,士氣必然一落千丈,整個軍隊會陷入潰敗!你的聲譽和責任也將被毀!麥帥默默地撕掉辭職電報稿。
這一幕,是美軍兩大將領:華府的馬帥和前線的麥帥分歧的高潮爆發。嗣後,麥帥認命,制定引誘性的撤退計劃。因炸橋方案被否定後二十天,共軍利用華府設置的保護屏道,已往朝鮮輸送20萬以上的新編部隊,數量已達數倍於聯軍的壓倒優勢。美軍既無增兵,又難以發揮制空打擊力,挺進鴨綠江,就有陷入被包圍的危險。11月底共軍發動總攻(即中共所謂「第二次戰役」),美第十集團軍和中共九兵團激戰長津湖,雙方受損慘重(兵無寒衣的九兵團僅凍死凍傷達三萬餘人),美軍遂從東海岸撤退,鏖戰西海岸。1951年3月奪回漢城,此後轉攻為守。雙方保持三八線戰略對峙,邊談邊打。直到1953年史達林去世,蘇共停戰壓力下,終止毛澤東在戰俘遣返上的阻撓,七月停戰協定得以簽訂。
【白宮姑息忍讓決策 不容麥帥堅決抗共】  
麥克阿瑟1951年4月12日被杜魯門解除軍職,是二戰後最戲劇性的事件。麥帥戰功顯赫,何以被黜?華府稱是他未能全力支持美國和聯合國的政策。似有「犯上抗命」之罪,麥帥曾予嚴正駁斥,但不掩和華府領導層有戰略分歧──從CIA局長到杜魯門總統,都不諱言,如果轟炸鴨綠江大橋,就如觸發三次世界大戰的信號,拖蘇聯參戰,美國絕對要予以防止。事態有否如此嚴重?韓戰研究,向來追溯「雅爾達協定」。1945年2美英蘇三巨頭這場會議非常權威,為二戰後世界秩序作出規範(或稱劃分勢力範圍、達成東西方戰略平衡),嚴禁德國和日本再起,有關中國的兩主題,是蘇聯出兵東北和朝鮮託管。前者出於美方估計,如果實施陸戰攻佔日本,美軍要準備犧牲50-100萬人。蘇聯以百萬大軍出擊滿洲對日宣戰,必可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保全美國數十萬士兵的生命。為此滿足史達林獲得北方領土及東北權益。對朝鮮半島,美蘇一致同意三八線劃分南北佔領區,分別由美蘇「託管」。戰後南北韓分別成立「大韓民國」與金日成政權,蘇美駐軍1949年先後甩手撤退。而北朝鮮發動大規模南侵之時,又正當美國剛剛「丟掉中國」不足一年,韓戰兵連禍結,如此凶險的連鎖反應,使美蘇雅爾達戰略頓失平衡,美國豈能容忍再惹翻蘇聯!
但是,領兵上陣,麥帥遵循戰爭邏輯,以一切有利手段奪取勝利。他也瞭然朝野對三次世界大戰的恐懼。卻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他認為請蘇聯進軍滿洲「純粹是多此一舉」。美國有原子彈後,即將崩潰的日本,投降指日可待。他相信蘇聯進入亞洲將會加強共產主義勢力。有一天,蘇聯駐東京代表,來美軍司令部,試探蘇軍分享北海道佔領權的可能性,麥帥毫不客氣的回答:您再提類似要求,我就將你們全部逮捕!──他看到蘇聯已經獲得雅爾達的「紅利」,支持一場朝鮮「有限戰爭」,讓中國去打,蘇聯不必出手已足夠。
因此,他主張加強對共軍的打擊力,包括封鎖中國沿海,打擊其軍工基地。他公開指出共軍的三大弱點,相信動員美軍的全部軍事能力一定可以戰勝「人海戰術」。但是,華府在媒體的鼓吹下,陷在世界大戰的幻覺中,對麥帥的建議置若罔聞,有如慕尼黑對納粹的妥協一樣,馬歇爾告訴他,朝鮮戰爭「使我們面臨極為嚴重的國際問題!」不久參聯會就向麥帥發出要美軍準備撤出朝鮮的指示……麥帥認定,最高統帥部已無意和龐大的紅色中國對決!他說,已經犧牲五萬將士的這場戰爭,將「走向毀滅的災難性結局」。華府知道麥克阿瑟將軍已經是他們綏靖政策的絆腳石,一場大義凜然的戰爭,決定犧牲它最英勇的統帥。
【中國因素滲透入美國最高統帥部】
    可見麥帥的命運表面上繫於戰場的進退。實質上有更深的原因。美蘇領袖羅斯福與史達林二戰後,有意促成國共兩黨的和解而終告失敗。韓戰結果雖然沒有中國內戰的一邊倒。但是戰爭的始末仍然滲透著國共兩種意識形態的對抗,韓戰猶如國共內戰的繼續。分別只是國民黨一方換為美國,戰爭的軍事層面發生變化;戰爭的另一方則沒有改變,主力仍然是共軍。他們的戰爭概念及戰略戰術,從人海戰術到遣返戰俘,還是延續中共階級戰爭的模式,和美軍的完全現代化作戰理念與體系,形成明顯的不對稱。
韓戰中的共軍在宣傳、情報方面,不如在一個同溫層搏殺那樣得心應手(想想國共內戰中有多少共諜、叛將和地下黨,加上統戰和學運!否則怎能勢如破竹打敗國軍?)這是不言而喻的區別。但是,在朝鮮戰場的兩個不同種族的武器競賽中,卻出現了一個異常現象:「美軍統帥部的中國因素」!有如條頓的劍在歐戰中行動。本文已經描述在仁川登陸後,美軍向鴨綠江挺進時,突發的怪誕事件,麥克阿瑟被華府軍令要求停止攻擊至為關鍵的軍事目標,從而為敵軍進攻鋪平道路。大大限制美軍特備的空中打擊優勢,從而造成美軍在後來的戰役中的嚴重失利。乃至杜魯門總統慌了手腳,公開說要用核武器,還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古今戰律對於臨陣叛逃,無不加以嚴厲處置。但關係戰略抉擇的最高統帥部的命令,麥帥只有無奈服從。艾森豪將軍事後亦為麥帥抱冤,未能出手為先。韓戰美國高層發生的內訌,當年曾引起麥卡錫—胡佛反共浪潮的關注。馬歇爾在國會諮詢中受到一連串的質問與攻擊。麥帥也出席指證,由於對華政策的失敗,引起一連串災難,是美國百年來政治的最大敗筆。他重複的說:「我們未來幾代人要為此付出代價:或許要一百年之久。」馬歇爾則堅持罷黜麥帥是因為他的策略要使美國和中國、蘇俄掀起大戰。也不乏麥卡錫參議員的「賣國」指控:「馬歇爾放棄國民政府使中國淪於中共;罷黜麥帥使美國輸掉韓戰。」麥帥統帥部的人懷疑華府有內奸,為何他們的作戰計劃往往都為共軍所預知……馬帥德高望重,後因馬歇爾援歐計劃,還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亞洲遺事沉入歷史。
【麥帥力挺台灣,要求國民政府出兵被否決】
    本文描述的四國演義中,國共和中美,台灣是不可缺的一方。外交上她很不幸,卻始終還是美國的政治盟友。麥帥和台灣的關係便是人情溫馨的一頁,雖然曾備受美國棄蔣派的攻擊。在韓戰爆發的第二週,麥帥即訪問台灣,會見他的抗日老戰友蔣介石,並發表聲明。說明來台完全是考察台灣軍事防禦,加強美軍與台灣合作,免受共軍的進攻,不涉政治議題(指台灣歸屬)。針對當時美國政府「某些人一貫鼓吹綏靖主義和失敗主義」,麥帥公開強調台灣是不沉的航空母艦,「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不能落入共黨之手,否則,其戰略後果將直接影響美國的安全。」為什麼二戰中美國可以和國民政府結盟抗日,今天不能再次合作遏制共產主義?不料,白宮竟要求麥帥收回他的言論,「因為與美國既定政策發生衝突」。美國既定政策是什麼?杜魯門派哈里曼來東京說明:「我們無意對共產主義發動攻擊,只能阻止其行動,不能發起任何反擊。」麥帥對此十分不安,他知道「杜魯門總統對蔣介石懷有強烈的敵意,聽不進任何人說蔣的好話。」他不解的是,美國政府竟接受這種觀點:「既然國民黨如此腐敗,不如讓共產黨來治理國家,反正不會有比國民黨更壞的政府。」──漢學家費正清也承認當時有這種看法:換人做做看。
    今天回看1949年(將此民主社會的規則)換毛共上台「做做看」,結果如何?無需贅述。總之,麥克阿瑟將軍親身體驗和證實了韓戰最激烈悲慘的初戰十個月:戰鬥竟然是在一群對遠東、對共產黨幾無所知的政客領導下進行的。麥帥是他們眼中的異類,卻是人民的希望和擁戴者。最後他離開東京返美,有百萬日本人為他送行(今天北京的軍方頻道還在大惑不解:為什麼那麼多被征服者對征服者依依不捨?)而接著紐約萬人空巷地歡迎這位反抗共產主義歸來的戰神,全美一片抗議,要求白宮收回成命。他在七十年前敢於獨排眾議,高呼「台灣不能落入共黨之手!」支持風雨飄搖的台灣國民政府,則對麥帥「被斬」,感到憤慨與驚惶。
    麥帥在共軍發動總攻(第三次戰役新年攻勢)而華府拒絕為韓戰前線增兵時,曾要求批准他和台灣談判,派兵(33000人)來韓支援聯軍。被高層壓抑,並對台軍肆意詆譭。麥帥的判斷是,白宮以「台灣中立化」為名,阻止台灣反攻大陸,中共福建兩兵團得以調來朝鮮,令麥帥部隊陷於困境。在共軍瘋狂進攻下,華盛頓不接受麥帥的反制方案,又毫無對策,只想全身而退,撤出朝鮮半島!麥帥回憶錄展示和參聯會的電報,記錄他不滅的憤怒。他不能接受「戰敗」的命運!他自信於若可動用所需之軍事力量、華府不設下種種限制,「我不僅能解放整個朝鮮,還能沉重打擊紅色中國,摧毀其戰爭潛力。」他告訴參聯會,希望解除對台灣軍隊的限制,充實美軍在朝兵力。
美國綏靖主義保住北韓金家王朝
    麥克阿瑟堅強的戰鬥意志,得到杜魯門總統的默許:美國不撤軍。他迅即制定長期計劃,以期徹底摧毀入侵朝鮮的中國軍隊。任命經驗豐富的李奇微將軍代替車禍去世的沃克中將為8集團軍司令。他計劃以大規模的空中打擊摧毀敵軍的補給線,迫使他們彈盡糧絕、非死即降。但是借用台灣軍隊的支援仍然被駁回。計劃取得初步勝利,李奇微打破共軍第四次戰役,收復漢城,逼他們退回三八線。不料在此有利態勢下,華盛頓別有用心的高層人士策劃對麥克阿瑟的猛烈攻擊,指控他擅自越過三八線導致中共插手朝鮮戰爭;「妄圖擴大戰爭」讓美國處於困境,更限制麥帥向新聞界公告戰況。
    十分明顯,位高權重的「總統杜魯門、國務卿艾奇遜、陸軍部長馬歇爾」,已將堅決抵抗北韓侵略者的戰略原則,在中共出動志願軍後轉變為讓步與妥協,最後退場出局。和麥克阿瑟絕不做「戰敗國」,使用強力的戰爭手段和謀求台灣援助致勝的決心,已經水火不容。可以相信,戰爭若照麥帥的方針打,就像他在太平洋戰場和日本決戰一樣,北韓共軍早被趕出國境。
    歷史無情。時至今日,正確始終掩護著馬歇爾那條綏靖主義路線。濤聲依舊──麥帥指責華府不了解中共,難道了解蘇聯嗎?二戰後的史料顯示,史達林和蘇共高層也受到反戰思潮影響。史達林在中共出兵前說,北朝鮮可以在東北建立流亡政府;史死蘇共政治局立即對「強加給蘇聯的」韓戰叫停。美蘇必戰論,迄今數十年。蘇聯戰後演變的首要核心,就是否定暴力戰爭,主張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真正的戰爭狂人毛澤東,不僅要將韓戰打到底。還迷信「槍桿子」四面輸出武裝革命,國內更是暴力專政至死不休。可笑的是,直到蘇共瓦解冷戰結束,未聞西方史學界對韓戰的大戰說有所檢討。
    麥帥報國,一世英名,當無須等候宋朝皇帝賜岳飛式之平反,更不必提他的對手彭德懷之慘死。已不乏人讚揚麥帥文武雙全,文采煌耀。他對日本重建之各項決策,獲得極大成功,足顯非莽莽勇夫,而是文治武功兼擅的英明統帥。他力圖使用美國的制空權以克敵,炸掉敵方的補給線,這是非兵家亦能理解的戰術(也是國共內戰的教訓,國軍完全沒有發揮空中優勢)。可以想見,若獲授權,他必炸掉鴨綠江的橋樑及丹東、通化、臨江一線,癱瘓敵方陸路運輸,不必使用原子彈,百萬入侵共軍即可瓦解。可是華府連朝鮮境內離鴨綠江數十英哩的後勤重鎮清津,也不准予以摧毀!在如此無異於通敵性質的命令制約下,麥帥解除軍權在劫難逃。
    不然,韓戰大局在美國的軍事保護下,可以為實現半島民主統一開創未來。換言之,北韓金家王朝撐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美國的戰略錯誤。
【概括1945年~2020年的休戚與共史】
    最近(5月20日),川普政府發表對中國的報告,破天荒承認犯了戰略錯誤:幾十年來,美國希望通過貿易、科學交流、外交影響,加入世貿、刺激政治經濟開放,使中國改變1949年以來殘酷的共產黨威權統治,但預想沒有發生。美方大大低估北京當局對自由國家的敵對程度……這是令人鼓舞的消息。美國對華戰略失誤的爭議由來已久。尋求其來龍去脈,可以列出一個扼要的序列表:
    一、雅爾達會議羅斯福十分用心於史達林出兵對日作戰,遭到非議的是容忍蘇聯的領土野心和對中國東北權益的侵犯,拆走大量工業資源等等。麥克阿瑟卻看到美國租借軍用物資和日軍武器落入共軍之手的深遠影響。事實證實麥帥的預見,150 萬蘇軍入主滿洲,雖然只有幾個月,這股洪流不僅幫助中共佔領東北,也為朝鮮半島種下一個流氓政權的禍根。這是美國亞洲戰略失誤的起點。
    二、在中國內戰中對共產黨的姑息、誤判。鑑於二戰的殘酷教訓,包括羅斯福、史達林在內,對中國和平懷有誠意,可惜馬歇爾來華,陷入中共的迷魂陣,放棄應有的價值判斷。中斷援助行憲的合法政府,袖手旁觀叛亂武裝得逞。國民政府的失敗,誠然是二十世紀共產狂潮氾濫的一部分,中國人無力抗拒,美國作為一個民主富強的頭號大國,其領導人之政治觀察力竟也如此低能和短視,無法駕馭巨大的時代挑戰。艾奇遜白皮書承認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卻沒有到位的檢討。
    三、韓戰的教訓。三年朝鮮戰爭實際上是中美之間的體制決戰。表面上是打了一個「平手」,守住三八線。若從反擊朝鮮南侵與中共出兵幫兇的視角而言,美國仍是勝利者。麥克阿瑟將軍被解除職務,然而雖敗猶榮。他在戰後六年,致力於重建日本、保衛台灣、激戰朝鮮,為亞洲四小龍崛起鋪路有其三,居功至偉!抗擊中共,臨危不屈,麥帥更是捍衛西方價值的旗幟。美國高層繼「失去中國」後,又一次姑息縱敵,是大陸失敗的繼續,麥帥事件顯示中共毒素侵染力不容低估。
四、尼克森(尼克松)媚共大倒退。美國自嘆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打錯了韓戰,對華政策轉為和台灣友好,簽訂共同防禦條約,高層互訪,經濟交流。但尼克森突於1972年2月,屈尊訪問北京,1978年與中共建交,出賣友邦台灣。造成國際性孤立一個民主國家而靠攏專制政權的惡劣風氣。這是道德墮落,也是對美國精神的背叛。那是當代最邪惡的毛共政權垂危之際,比之美蘇1933年建交,中共無任何走向緩和改善跡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試問,美國憑什麼要對這樣一個人神共憤的政權伸出友好之手?聯華制俄?美蘇早已在和解中。與魔鬼共舞為了打擊一個改革中的政府,又是何等腦殘。只能歸結為卑鄙政客的卑鄙欲望。君不見基辛格從此被中共餵飽,穿梭中國九十餘次,不掩其食客本色。而尼克森竟在毛臨終之際,享受毛秘派專機前往病榻話別的款待,幾曾識人格!如此厚顏無恥,已經完全脫出對華政策的理性範疇。
總之,美國對華戰略的缺失,可謂其來有自,非一日之寒。從帶著幾分天真開始,七十年來,已經變為只講功利,不顧道義的地步。若果今日川普政府大徹大悟,有所作為。真不愧為奇蹟出現。不妨靜觀之。
(2020-06-29 紐約)10900字

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

沈榮欽:美國如何對付華為?

美國對付華為的手段繁多,演變如下:
一、禁止:一開始是將之列入「實體清單」,美國企業如果要售予華為軟硬體,需要獲得美國政府的許可。
二、威脅:威脅五眼聯盟其他四國,不禁華為會影響情報分享。
三、遊說:國務卿周遊列國,遊說盟國禁華為,但是成效不彰。例如在德國時,威脅德國不禁華為會影響情報分享,總理梅克爾置之不理,美國也無可奈何。
華為的大本營在亞洲,但是歐洲、中東與非洲加起來也佔了四分之一的比重,所以對歐洲仍下足功夫。不過事實上,歐盟本來就較偏好歐洲廠商Ericsson和Nokia,所以從比利時、德國、瑞典、丹麥、芬蘭、捷克、波蘭、羅馬尼亞、西班牙,以及英國等國家主要電信商,都有偏好Ericsson或Nokia者。
這些國家對於華為的國安與智財問題也有疑慮,問題在於錢。因為華為的報價比另兩家便宜,全歐如果禁華為的話,估計要多花550億歐元,這讓很多國家猶豫不已。
四、延伸:美國將禁令延伸至外國使用美國技術的企業,如台積電,這時才算是真正對華為使出殺手鐧。
五、財務誘因:既然很多國家擔心的是錢,美國政府計畫對原來採用華為,但是願意改採用另外兩家者,提供金錢補助。
以上這五點恩威並濟、棍子與胡蘿蔔交互使用、外交與經濟政策交錯,原是美國常態,不料《華爾街日報》揭露一份報告,又引發浮想聯翩。
報告中說美國政府有意透過思科(Cisco)去併購Ericsson或Nokia,直接將戰場拉到競爭者,在全球與華為對戰。
當然Ericsson要比Nokia更吸引人,5G專利戰中,比量華為第一,比質Ericsson第一,Nokia在質量都是第三。Nokia與其他兩家的最大不同在於公司正派,華為與中共及解放軍有關,在世界多國涉入間諜、技術竊盜與賄賂的爭議,但是Ericsson也被發現涉嫌於五國行賄,三者當中唯一正直的是技術略遜的Nokia。
不過這份報告十分可疑,不僅因為相關當事人均否定其真實性,而且事實上這個想法今年稍早有人提出時,已經被川普政府否定。
但如果此說為真,則不僅是如我日前所說,美國開始規劃施行長久反對的產業政策,簡直是國家介入企業營運,那對美國的政策思想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變化了。不過目前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份報告為真,仍止於有心人透過媒體放話的階段,值得密切觀察。

——沈榮欽脸书

温家宝在兰州大学的谈话要点

溫家寶與蘭州大學校方高層合影。(蘭州大學官網圖片)
(2020年6月14日上午8:45—10:30)
我和兰州大学很有渊源。一是我爱人是兰大校友,一是兰州大学老校长江隆基和我的叔祖是好朋友,还有就是兰州大学的老领导林迪生副校长和我是老乡。我调甘肃地质局是79年,一到周末,就骑自行车带孩子到兰大去,几乎每周去,还有去附近的旧机场。所以对兰大有感情。江隆基校长当时是高校级别最高的校长。我在甘肃工作了14年。你们来我很高兴,我也很受感动。
…… ……
我最近对地质科学有三点想法,或者说如何办好兰州大学地球科学学院,供你们参考。
第一是地球科学,也就是学院名称的前半部分,一定要搞系统地质学,或者叫系统地球科学。什么叫系统地球科学,就是上到地球和宇宙的联系,包括太阳系,包括地球和各大行星的关系,因为地球的许多演变都离不开太阳系,离不开宇宙,所以这个要纳入讲学的范围。不要像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是地质,要有一定的时间给学生介绍宇宙、介绍太阳系、介绍宇宙和太阳系与宇宙的关系。
系统地球科学还应该研究地球的内圈层和外圈层。地球的内圈层包括地核、地幔、地壳,地球的外圈层包括岩石圈、生物圈、大气圈、水圈。如果再细分,光一个水圈还分为液态水、气态水、固态水,就我们现在已知的,液态水仅在地球范围,别的星球似乎也有冰。过去地质的概念太窄小了,只研究地壳。我们不仅知道地球表面的现象都和地球有关。如果气候变化仅从人的工业活动看就小了,如果从地质演变、地球演变看,从地球与大气的关系来看、从大气层的变化来看,那就不一样了。这是人类很关注的一件事,也是争议很大的一件事。这是讲圈层构造。
每一项还值得仔细研究,比如刚才说"水系",固态水、液态水、气态水,他们各自的特征和相互关系。比如,地貌,可以使学生知道地理和地质的关系。过去叫地理地质系,这是对的。西南联大的话,叫地理地质气象系,刘东升上的就是西南联大地理地质气象系,因为大气圈也属于地球的外圈层。要加强地学相关学院的联系,这个学院要懂得大气层的变化,懂得气候的变化,那个学院也要懂得气象也受地球的影响,地球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生物层,就涉及到植物、动物和人类。而植物、动物和人类又和地球及环境分不开的。所以,学院一定要研究系统地球科学,而不能像我们那时候只研究地壳、岩石圈。
其次是学院的后半部分,就是它的应用。现在提资源或者矿产资源,面小了。地质的应用,虽然资源还排在第一位,但已经不是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了。人们现在关注的是生态,包括目前的疫情,要关心大气圈、生物圈,关心氮的含量为什么会增多,关系气候的变化。我是2010年到的冰川冻土研究所(后来改为寒旱所),看望施雅风先生,他和我谈到,他和许多科学家都感到西部雨水多了,而且推测还要多。这将给西北带来有利也有弊(的影响)。所谓利,就是干旱状况会减轻;所谓弊,就是冰川将会减少。而自古以来,养活河西走廊的,主要是冰川,祁连山的冰川。所以才会形成石羊河、一直到疏勒河这些大的河系,河西走廊就是这样过来的。这些,地质学都要研究。地球的外圈层就包括大气层,而大气层光从气象角度研究不够,还得从地球和宇宙的关系来研究。所以,应用当中光讲矿产资源,狭隘了。还包括气候、地理,地理是一门科学,是人们现在赖以生存的,人们现在看到的、用到的、经历的一种现实的东西,地球深处的东西是触摸不到的。所以,我跟孩子们讲,很多时候是讲地理和地质的关系,实际上是讲地球表面和地球深层的关系,是讲地球表面、地球深层和宇宙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应对地质灾害,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现实问题,包括地震、滑坡、泥石流、包括海啸等等,这些还经常发生,这两天日本、拉美都在发生。就矿产资源来讲,过去,建国以后我们面临建设。建国前,先辈们搞地质,因为国家贫穷,需要资源,把很多注意力都用在找矿上,包括学地质的鲁迅先生,李四光、丁文江。南开中学出了很多名人,图中画了130多个人,我数了一下,地质的就7个。其中就包括袁复礼、刘东升,很多名人在其中。当时很多到西南联大的,包括我的老师马先生,开始都不是学地质的,都是感觉到国家缺资源,西南联大周边有许多矿需要探测,有很多人从物理系、其他系都改为学地质,不像现在对地质这么瞧不起,那时候都是些拔尖的学生学地质。当时他们一心一意为找矿,但现在经济发展到这种程度,矿产依然重要,比如稀土,中美交恶很重要的在稀土资源。我在30年前就指出,中国掌握90%以上的稀土资源,特别是重稀土(重稀土主要在江西、轻稀土主要在包头)。特别是钇族元素大部分在中国,现在又要限制放射性元素,和原子能有关的元素,目前还够用,但不继续探测不行。时代不同了,矿产资源除了开发利用之外,还有合理利用和保护的问题。人们不仅关注矿产,还关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所以,我说的第二段话,就是全面的、完整的合理保护、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
三是要充分认识、充分运用大西北广阔的地质条件,地球研究的有利条件。当然,甘肃十分重要。你们背后、你们前面都各有一个大课堂。背后那就是所谓祁连山,前面就是北山、龙首山、戈壁滩,腾格里、巴丹吉林,这些都是我跑过的,但是我当时很遗憾。我在祁连山主峰跑了6、7年,没见过兰大的实习生。都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地质院的学生在跑祁连山,你们应该把学生带到祁连山,那里是地质实习最好的地方。
我还想讲的一点小的意见是,兰州大学是综合性大学,我一贯主张,学文的要学点理工、懂点自然科学,学理工的一定要懂点文学和艺术,这是钱学森同志一直讲的。他会画画、懂音乐,他发表的第一个音乐作品都刊登在旧社会的音乐刊物上,他画的画都流传在境外,要都要不回来。李四光是中国第一部小提琴曲的谱曲者。丁文江那些人的文章都不得了,接近鲁迅的水平。所以一定要建文理兼容的综合性大学。特别是学地质的,文学好的还是不少的,我在文学上下的功夫不比地质小。学地质的人文笔好的人相当多,可能因为他需要描述,他的胸怀很大。
今天我没有深入谈教育,我们一家人都是办教育。老师是一个学校的中流砥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一个大厦的栋梁。如果一个学校没有老师的话就会垮掉,如同一个大厦没有支柱一样。我诚心希望,学校要注重培养、爱护和保留一大批有能力的老师。要让教授甚至院士上讲台,哪怕只给学生讲一堂课,学生也会铭记一辈子的,终生受益。学校的书记和校长,要做好终生做教育的准备,在学校待一天就要忠心耿耿地为办学、为教育、为人民努力工作。
——《光》传媒

林忌:美中制裁戰一觸即發

2020-06-29

繼美國參議院通過《香港自治法案》,以授權美國政府以金融等制裁手段,懲罰有關侵蝕、損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員或機構後,美國政府更於上周五(26日),針對損害香港高度自治與香港人權,基本自由的現任或前任中共官員,對其本人與家屬,提出簽證限制後,中國於周一(29日)提出報復,宣布對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的美國人員,同樣實施簽證限制。

消息傳出後,如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質疑美國目前在武漢肺炎的疫情影響下,沒有人想去美國;而其他網友則反問,究竟有誰想前往中國,即使在沒有疫情的情況下?難道美國的官員子女,會好似中國的官員子女去美國讀書般,想去中國讀書嗎?

然而眾所周知,有關「港版國安法」引致美中兩國的交惡,以至未來將會推出的制裁而言,這個限制簽證,只是牛刀小試;早前美國總統侵侵 (特朗普),重申完全切斷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仍然屬於美國可行的選項;而中方則表明,美國在台灣與香港問題的立場,可能「危及」中國採購美國的農產品云云。

而問題的關鍵,正是美中兩國貿易金額,以至產品科技的絕對不對等;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達每年5千億美元,因此完全斷交的話,虧蝕的當然是中國;在貿易戰的問題上,中共的叫價非常奇怪──先恐嚇美國,要不買美國貨;然後再恐嚇美國人,買不到「廉價」的中國產品云云;然而上年起中國嘗試改為買入巴西大豆,甚至已買入巴西九成的大豆,卻仍然遠遠不足以應付中國自己的需求。

反之美國大豆照樣經第三國轉運中國,甚至早前中國國企停購美國大豆,卻仍然是要靠私企代買美國大豆;而同樣中國的平價工業製品,更因疫情與空運大減,令中國貨的叫座力減低;因此對中共而言,唯一能影響談判議程的,就是侵侵是否能夠連任的問題,而一旦美國總統選舉結束,這張令中共有利的牌,將會全面失去效力。

又例如近日中共軍機不斷進迫台灣的空域,而美國則首次公開了,美軍在台灣與台灣軍方聯合演習訓練的片段,更得到台灣的國防部證實,美軍曾派遣戰鬥部隊人員到台灣。因此當中共打「香港牌」時,美國隨時再打「台灣牌」,加上日本在東海的釣魚台(尖閣諸島),及印度在藏印邊境的糾紛,甚至上周六(27日)連東盟十國也罕有地針對南海問題,要求根據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公約》為界,即變相認同2016年荷蘭海牙的國際仲裁法院,就菲律賓單方提出的「南海仲裁案」的觀點,反對中方自行劃出的「九段線」邊界,簡單而言就是在中共大半的邊界,都陷入包圍之中。

如果再計算因中共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聲稱會增加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移民權力的英國;早前要求就武漢肺炎獨立調查,而不斷被中共制裁打壓的澳大利亞;因孟晚舟事件,與加拿大2名「人質外交」的交惡;以至暫時仍未出手,但因歐洲議會大比數表決通過聲援香港,以至國內壓力愈來愈大的歐盟27國;各國的態度,或者因為疫症,或者因為未改變貨源,短期未能對中國構成更大的影響;但長遠而言,卻必然斷送中國產品在這些國家的市場,以至幾十年來中共經營的友好關係,絕非中共幻想可以靠貿易,或者金錢外交,可以解決的問題──不守承諾,以至借經濟施展政治壓力的手段,已經令各國提高了警覺,可一而不可再。

——RFA

程晓农:中美冷战进入快车道

2020-06-29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签署成立太空司令部并组建太空军。(Reuters)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签署成立太空司令部并组建太空军。(Reuters)
中美新冷战才刚刚爆发,中共就把冷战节奏迅速推进到快车道上,其标志就是中国最近大力宣传的对美太空战准备就绪。美国不仅需要在军事领域开始全面防范中共的军事挑战,而且也需要完全调整对美中关系的认知。当毛泽东、周恩来在美中建交上的权宜之计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论被看穿了以后,美中关系的敌对本质就突出得十分明显了。之所以继美苏冷战之后又有美中冷战开场,原因在40多年前就已经被周恩来讲出来了,只是当时基辛格假装不懂;而今年成为美中冷战开场年,则是因为中共“亮肌肉”的连串动作逼得美国不得不重新反思自己将近半个世纪里对华政策的幼稚。
一、30年来中共一直准备对美一战
最近,中共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于6月19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崛起如有一战,应是与美国而非印度》 。这篇文章点出了中共的对美军事战略思维:“如果中国未来至少需要一场战争来证明自身的国力与地位,那也将是中美之战,而不是中印之战……。如果中国需要以战争来树立自身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与地位,那么就应该是一场中美之间的战争。”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中共并不隐讳,它的军事战略部署都以美国为主要假想敌。其基本方针是,积累国力,徐图发展,直至军事力量达到能够与美国抗衡的程度。最近几年,中共军方不时发出“亮剑”的声音,代表着它长期以来“卧薪尝胆”之后开始“崛起”之图;它认为,军力增强后需要对美国展示“肌肉”,进而遏阻美国,用军事威慑手段树立中共“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与地位”。
我今年5月4日在本网站发表的《中共继承斯大林式冷战?》一文,分析过中共今年的一系列“亮剑”行动:“最近的两件代表性事件是,第一,海军舰队和电子间谍船前出至美国军事基地中途岛海域,展开与中共空军、火箭军及战略支援部队的多军种深度联合演习训练,剑指美军;第二,强占南海的公海海域、造岛建军事基地之后公开宣称,已把靠近越南、菲律宾的公海水域改造成其战略核潜艇用核弹头洲际导弹打击美国的‘堡垒海区’。这两个举动充满了公开对美军挑战的意味,堪比苏联1962年把核导弹安装在古巴、对准美国的举动。”如果说,中共海军和战略核潜艇的对美挑战仍然属于旧冷战的方法,那么,中共的太空战准备就绪,就意味着它在太空和高科技领域对美“叫板”的正式开始。
二、中共太空战部署的三个阶段
2019年10月1日天安门阅兵中展出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美联社)
2019年10月1日天安门阅兵中展出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美联社)

中共针对美国的军事战略部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从哪个领域开始的呢?《多维新闻网》6月23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北斗导航37年终成大器,中国应该感谢美国吗?》揭示了谜底:“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是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首次应用于战争,原本针对的对象苏联此时解体已成定局,无暇他顾,反而是中国这个遥远的看客被深深地震撼了。战前,基于自身作战经验考量,中国军方看好伊拉克陆军,认为美军会吃大亏;现实却是美国空地一体战下的摧枯拉朽。萦绕中国军方心头的是——将伊拉克军队换成中国军队会如何?从此,中国开始力推国防现代化。”
这篇文章进一步指出:“1993年发生的‘银河号事件’无疑又一次刺激了中国,再次为中国展示了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性。1993年7月至9月间,美国以怀疑中国货轮银河号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为由,在印度洋公海上拦截银河号,要求登船检查。为此,美国甚至局部关闭了银河号所在海区的GPS信号,致使银河号无法确定位置及航向,不得不在印度洋上停了下来,被美国军舰截停长达3周,最终不得不在沙特海军基地接受美国登船检查……。就在‘银河号事件’的次年,中国政府批准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陈芳允的‘双星定位系统’方案,正式启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研发和建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仅为军用,1994年启动,2000年发射第1颗卫星,整个计划耗时9年,主要覆盖中国及周边地域;第二阶段是变军用为军民两用,耗时5年,覆盖亚太大部分地区;第三阶段从2009年启动,覆盖全球,2020年完成,共包括55颗导航卫星。如果说,前两个阶段这个系统的功能局限在亚太地区,那么,第三个阶段之后这个系统就具备了打击美国的功能。不仅如此,中共还准备在国际武器市场上,向那些与美国为敌的国家推销用北斗系统导航的精确制导武器。英国《简氏防务周刊》认为,中共近年来正成为国家军火市场上一家新的“中高端全球制导武器提供商”。
三、中共的太空战部署基本完成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就是中共的太空战准备完成之时。《多维新闻网》6月26日的文章《北斗冲击全球导航格局,中国军力大幅提升》宣布,“6月23日,中国成功发射了北斗3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其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至此全面完成……。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中国北斗导航系统的军用前景也相当可观……,北斗系统的完全建成,也意味着中国军事能力的大幅提升,兼备‘全球作战’与‘精准作战’的实力,既能对全球目标实施更精确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也能够对具体战争现场实施细致入微的部署,在扩大战果的同时减少己方伤亡……。而今北斗已经投入全军,中国军队的战车、飞机、导弹、水面舰艇、潜艇、弹道导弹发射车、自行火炮、多管火箭发射车等武器都已配备北斗导航系统。”
《多维新闻网》6月25日的另一篇文章《反卫星能力强悍,低调神秘的中国天军》,进一步解释了中共的军事战略企图:“2015年12月31日,……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正式成立。次日中国国防部称,该部队是将战略性、基础性、支撑性都很强的各类保障力量进行功能整合后组建而成的……。尽管中国军方未特别强调战略支援部队与太空作战力量有何关系,但这支部队的徽章出现‘麦穗、八一五角星、三角箭头、卫星或电子云轨道’,暗示战略支援部队可能担负电子对抗、网络攻防、太空战等任务……。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内部设有航天系统部、网络系统部等正军级机构,航天系统部负责领导航天系统的工作。”
卫星导航系统是军事打击手段的组成部分,担负精准探测、精准导航的任务。其实,中共的太空战准备并不只是导航系统,上文指出,还包括“军事通信、军事导航、军事侦察、军事气象以及空间弹道导弹预警等多种类型卫星……,紧随导航卫星受关注的则是军事侦察卫星。出于保密原因,外界对中国的军用侦察卫星的认知极为有限,但多认为近来所发射的‘遥感’系列、‘实践’系列和‘高分’系列均可用于不同类型的侦察。”此外,中共还在研发反卫星技术。
中共如何评价自己的太空战力呢?《多维新闻网》6月24日的另一篇文章《中国建成自己的全球导航系统意味什么,为何说是个大事件?》。该文宣称,“中国近年来打造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断完善,配合‘实践’系列、‘遥感’系列卫星,构成了能力较强的太空作战能力。”
四、中美军备竞赛全方位加速
美国2020年底前组建太空军。图为美国空军测试X-37B轨道试验飞行器。(U.S. Air Force)
美国2020年底前组建太空军。图为美国空军测试X-37B轨道试验飞行器。(U.S. Air Force)

美国虽然在美苏冷战中积累了大量技术、经验和实力,但长期以来,其太空力量分散在陆海空三军当中。其中,空军的太空司令部掌握从GPS系统到导弹预警系统、火箭发射等,而陆军也设有太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海军则有网络战司令部,美国的太空力量长期处于条块分割状态。
2019年8月29日,特朗普宣布建立美军太空司令部,并组建太空军,以整合太空战力,实现统一指挥。据2018年8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关于国防部国家安全航天构成的组织和管理结构的最终报告》,从那一年开始到今年,将完成美国太空军的组建。太空军将包括太空司令部、太空军作战部队、太空发展局、太空军管理和保障职能部门等4大部门。2019年12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并经特朗普签署生效。美国太空军由此建立,成为美国除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国民警卫队这五个传统军种之外的第六个军种。据媒体披露,2021财政年度,美国太空军预算将超过150亿美元,它致力于发展第三代GPS系统、下一代天顶红外系统星座等,以便构建新一代的全球导弹预警系统。
6月24日,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美国和中国准备“离婚”了》这篇文章,他对美中关系现状的判断其实很不靠谱。且不论美中是否“结过婚”,即就上述情况来看,美中两国目前并不是处在“离婚”后能否“好来好散”的状态,而是已经进入了扩军备战、拔剑相向的冷战状态;而且,中共的扩军备战从地面和海空战的传统领域延伸到了太空战。
五、美中冷战状态的新认知
对美国来说,当前不仅需要在军事领域开始全面防范中共的对美军事战略,而且也需要完全调整对美中关系的重新认知。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6月24日举行了“中国如何看待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听证会。这个听证会上,专家的证词和委员会成员的发言反映出他们重新认识美中关系的明确态度。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研究中国国际事务的巴瑞·诺顿(Barry J. Naughton)教授认为,中共从建政之初就把美国当作最大的敌手,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超英赶美”计划就是很好的证明。他指出,中国的绝大多数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全球秩序是等级制的,美国是主导力量,是“老大哥”;而中国是一个庞大且发展迅速的国家,将来不可避免地会与“老大哥”发生冲突,争夺主导权,虽然这种冲突不一定是军事的。
巴瑞是一位宏观经济学家,也是我的老朋友,1987年曾专门到我在北京的工作机构体改所,就我和宋国青当时在《经济研究》月刊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计划经济的根基已经动摇的数据分析报告与我们交流;后来我和宋国青都在普林斯顿大学时,他又专门到我家来讨论中国经济问题。过去这些年,他对中共的看法与“拥抱熊猫派”差不多;但现在他的看法转变了,在中国研究圈里堪称是一位先行者。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罗伊·坎普豪森(Roy Kamphausen)在听证会上说,中国与美国建交只是在战术上发生了改变,并没有改变它“击败美国”的长期目标。他说:“实际上,美中两国是根本上的竞争关系的观点,对北京的领导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北京认为,冷战期间中美关系正常化只是短期的、战术上的转变,以应对苏联对中国构成的威胁。”
坎普豪森说,没有什么比周恩来1973年在美中和解刚开始的一番话,更能体现美中建交对中国共产党的“功利作用”以及中共的长期目标了。坎普豪森说,在那次讲话中,周恩来引用了列宁《妥协论》中的话,即必须区分把手枪和钱交给强盗以减轻伤害、以便最后消灭强盗的人,以及把钱和手枪交给强盗、然后共享赃物的人。坎普豪森说,在周恩来看来,美中建交属于第一种情况。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援引《妥协论》,强调与美国建交的必要性和功能性。坎普豪森认为,这显示,中国当时愿意与美国建交是因为中国意识到自己很弱,等到有一天自己强大了,最终是要击败美国的。坎普豪森认为,邓小平后来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与毛泽东、周恩来和美国建交的做法一脉相承……,即便是在“韬光养晦”的“江胡时代”,中国也将美国视为对手。
当毛泽东、周恩来在美中建交上的权宜之计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论被看穿了以后,美中关系的敌对本质就突出得十分明显了。之所以继美苏冷战之后美中冷战开场,原因在40多年前就已经被周恩来讲出来了,只是当时基辛格假装不懂;而今年成为美中冷战开场年,则是因为中共“亮肌肉”的连串动作逼得美国不得不重新反思自己将近半个世纪里对华政策的幼稚。
——RFA

资中筠:妄议美国

资zy 理念会客厅

资中筠说什么了?微信号遭屏蔽
当前我更关心的是南方大面积的洪灾和三峡大坝的危机。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媒体报道甚少,在洪灾中我同胞的生命财产损失多少,我们都不知道。如果能有运动,应该出现C(Chinese)LM——中国人命攸关。不过最近推荐了张QF教授关于美国种族主义一文后,见到一些批评的意见。正好,一段时期以来我感到与同样信奉普世价值,对国内问题看法基本相同的朋友对美国却有些不同的看法,借此机会梳理一下。既然已经写了,还是发出来与朋友们探讨。
(一)认可奴隶制是否美国宪法的“原罪”
有人不同意张文说美国《宪法》承认奴隶制是“原罪”。关于美国宪法和制宪过程,本人曾有一些分析和评论,为避免篇幅太长,此处只谈与奴隶制有关的方面。
首先关于平等问题。我完全同意平等不是“先验的”诉求,而是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这与自由不同,爱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古今中外不约而同都设监狱,以剥夺人身自由为最原始的惩罚。而“自古以来”,人类并不是平等的。“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是欧洲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是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几世纪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而美国独立、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恰恰就是建立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就明确说明:“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那么这个平等以及自由是否适用于当时的黑奴?实际上在制宪会议之前,美国开国元勋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杰斐逊在为1775年“大陆会议”撰写的致英王请愿书“英属美利坚权利观”一文中就有谴责奴隶制的内容,并主张首先禁止奴隶贸易,不过他和那时反对奴隶制的人都把罪责完全归之于英王的统治。1775年“大陆会议”通过终止奴隶贸易的决定,但是把杰斐逊原稿中强烈谴责奴隶制的一段文字删掉了。在制宪会议开始之前,塞缪尔·亚当斯夫人给她丈夫的信中就写道:“我们自己为之斗争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每天都从那些和我们一样应该拥有自由权利的人们身上所盗取的东西”(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因而是不义的。以宗教领袖为先驱的一些人比较早地提出反对奴隶买卖。例如塞缪尔·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神甫在1775年“大陆会议”上就曾发表讲话,提请与会者注意,“黑人与我们有同样的自由权利,在我们为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的自由而斗争时,把数以百计的黑人置于奴隶地位同样是非正义的压迫,同时也表明我们自相矛盾”。贵格派领袖本尼泽特(Anthony Benezet)进一步主张黑人不但应解放,而且应受教育,并在行动上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认为买卖奴隶和蓄奴制既违背基督教义,又违背独立宣言的精神。
凡此种种,说明在制宪会议开始之前至少10年,美国的一些精英已经意识到奴隶制是与他们信仰的原则相矛盾的。而且,有意思的是,曾经实行大规模奴隶买卖的英国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反而走在前面。1772年(美国独立之前)就开始了第一桩有关释放奴隶的判决,从而引发了废除奴隶买卖的运动。出现了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威尔伯佛斯(William Wilberforce)。所以,在美国讨论宪法时,倡导废奴的思想和运动已经出现。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这个问题是讨论过的。有代表明确主张把反对奴隶买卖写进宪法。在讨论税收问题和选举问题的条款时都提到了奴隶问题,有的北方代表长篇发言痛斥奴隶贩卖,明确提出“那些人”算还是算财产黑人算不算人,这是问题的关键。最终由于南方代表的坚持,最后通过的《宪法》不但保护了奴隶制,使之合法化,而且还规定允许各州把逃亡到那里的奴隶引渡给他们的主人。反对奴隶制的代表表示自己只是为了留住南方各州,才勉强妥协。
当然,根据当时的形势,如果坚持废奴原则,可能导致制宪失败,统一的国家根本无法建立,或者南方各邦退出。只要看一百年后,南方奴隶主为维护蓄奴制不惜分裂国家,挑起战争,就可见当时宪法中要加入废奴条款是不现实的。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妥协是必要的。但是不等于那些已经觉悟到这一矛盾的人士可以心安理得。所以平等的观念在当时并非超越历史,那些人是明知故犯。张教授称之为“原罪”没有错。我在一本书上用的辞是“白人的良心债”。美国人自己用辞是“白人的包袱”(whiteman’s  burden)。
顺便提一下,大英帝国内部第一项反对奴隶制的立法是1793年加拿大议会通过的。后来又经过若干在英国本土过渡性立法,至1833年正式通过《废除奴隶制法》,分阶段执行,至1840年整个英帝国境内,除了东印度公司范围(即印度和锡兰),再无奴隶。有讽刺意义的是,此时美国已经独立,所以不受此法约束。以站在民主前沿自诩的美国,在废奴问题上落后于大英帝国多半个世纪,直到南北战争之后,1865年第13修正案才规定奴隶制为非法。同年,6月19日最后一个州德克萨斯州宣布解放奴隶,所以至今6月19日是奴隶解放纪念日。
)“政治正确”和黑人实际处境的演变
现在提起“政治正确”是贬义辞,在此口号下出现了许多极端荒谬的事例。任何原则、口号或理论,一沾上政治,为某种权力服务,为政客所利用,就要变味,走向反面。“政治正确”一词不知何人发明,从何时起流行开来,本人未加考证。只知道在开始时,只是为纠正某些实际上的歧视做法以及带有侮辱性的称呼的努力。例如中国传统中某些职业被认为“贱业”、对某类人有各种鄙视的称呼,后来倡导平等地尊重各种职业,逐渐改变称呼:戏子→演员、表演艺术家;扫大街的→环卫工人;捡破烂的→收废品的;老妈子→保姆、家政工人,等等,还有不能歧视人的生理缺陷,例如瞎子→盲人;残废→残疾人……等等。尽管有些人在内心深处还是鄙视某些职业、某类人,但是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在公开场合就不能用箭头左面的称呼,公众人物或公职人员更是如此。与其说是“政治”不正确,不如说是价值观不正确。这不是虚伪,而是在社会向平等方向转型中形成一种风气,是积极的、必要的。
至于美国黑人,不应忘记,在美国立国后的一百年,他们是像牲口一样作为财产在集市上被买卖的。试设想,那时如果黑人提出维权口号,可能不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而应该是“黑人也是人”。名义上被解放的后一百年中,又备受实际上的歧视,包括私刑残杀。又经过一百年的维权斗争,到1965年的《选举权法》是一个里程碑。但是南方为种族主义所把持的州坚决抵制,为使此法得到贯彻,当时的约翰逊政府还动用了联邦国民警卫队。这些情况都说明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不是靠一纸立法能解决的,更不用说在招生、就业中隐性的歧视了。所以紧接着出台的“Affirmative Action”法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此法令一般译为“平权”不够准确,本人曾译为“确保行动”,张教授译为“纠偏行动”),主要目的就是把纸上所规定的黑人平等权利切实落到实处,尽量实现真正的机会平等。正如约翰逊总统所说:“好比把刚刚解脱镣铐的人放在百米赛跑,和其他正常选手一起‘公平’竞赛”,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开始时给予一定的照顾是必要的。但是后来矫枉过正,照顾过分,造成新的不公平,效果适得其反。“政治正确”为各种势力所利用,覆盖面越来越宽泛,越来越极端,已经不仅是种族问题。堕胎、同性恋、变性,乃至厕所是否分男女,都往这一口袋里装。在平时语言上也敏感到极致,使人动辄得咎。结果走向了初衷的反面,引起了多数人的反感,甚至成为笑柄。在招生、就业中对黑人的照顾首先受侵犯的是勤奋好学的华人,所以华人对“政治正确”深恶痛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否认黑人遭受压迫和歧视的历史。至于现在是否还有歧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苦)”。不在其中无法知道。出现了一位黑人总统,说明黑人平权达到某种里程碑,但不一定说明底层完全消灭了歧视。
有人把美国黑人问题与欧洲的穆斯林移民相提并论。欧洲问题姑且不论。有一点根本不同,美国黑人不是移民,是唯一不是自愿来这里,而是被强制贩卖过来的。他们的到来先于美国的立国,与白人一样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与后来的移民不同,他们没有可以回归的母国。60年代曾一度掀起“寻根”运动,“非裔美国人”的称呼由此而来,但要回到非洲显然是不现实的。
(三)当前美国的社会危机
当前举世瞩目的骚乱,由弗洛伊德之死触发,此事只是导火线。发展到现在,实际上与这个案件,乃至“黑人的命”已经脱离。就一般草根群众而言,借此机会尽情发泄自己的郁闷和不满,特别是疫情把贫富差距凸显出来,贫困人口(不论黑白),无论其家庭是疫病受害者,还是在隔离中的憋闷和失去生计,都可能造成精神的狂躁,这正好是一个出口。还有宵小之徒乘火打劫。实际上,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代议制的框架不足以满足民众的诉求时,隔一段时期群众走向街头也不足为奇,发生一些暴力冲突,常被媒体聚焦、放大,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更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说,被政治力量所利用,就变味了。首先是民主党,目的当然是为了大选,不必赘言。各种表演、煽情,把罪犯树成英雄,都是为了煽起对现政府,特别是要竞选连任的总统不满。但是戏演过了,走向反面。另外也不排除无论极左或极右的极端恐怖组织乘机捣乱,唯恐天下不乱,造成失控的局面。
当前真正的问题主要不在于骚乱,而是美国社会的空前分裂,这一分裂非自今日始。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美国的两党政治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相互制衡的积极作用,而成了不顾大局、只为一党私利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民主的精髓在包容和宽容,这也正是美国原来的长处。过去美国大选,在竞选过程中双方可以互相攻击,揭短,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一旦一方胜出,落选一方立刻发贺电,发表支持当选总统的演说,而且也不再拆台。笔者曾写过,看美国的民主可以看落选总统候选人的演说,例如小布什与戈尔竞选时票数一直不相上下,最后由最高法院判决哪一次票数有效,因此小布什有“数出来的总统”之讥。其对手戈尔完全有理由不服气,但是戈尔立刻表示出于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尊重,服从判决,并发表了一篇对当选者充满善意的、高姿态的演讲。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与奥巴马竞选后的落选演说也很漂亮。上世纪90年代,本人曾亲历老布什离任后在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有人问他对他的继任克林顿总统有何评论,他说(大意),我有过机会,做了一些事,好不好任人评说。现在他有了机会,我希望他成功做成他想为美国人民做的事,我不应该说三道四。我当时感到,这才是政治家的风度。
另一方面,不论是哪一党的候选人一旦就任之后,他的角色就是代表全民的总统,而不是代表哪一党。反对派尽管继续监督批评,也不为已甚,国会在各种具体问题上有争论有妥协,因而在大政方针上一般都向中间靠拢,基本上能取得共识。反观当前的情况,自这位总统上台后,似乎一直没有走出竞选状态,仍然站在一党一派的立场,而不是全民的领导。一上来就先把前几任政府(他用的是多数,不仅是前任)的政绩一概否定,似乎一切从头开始,容不下任何批评意见,大小问题都自己亲自出马(大多是发推特),与对方互怼,像小孩子吵架一样,对敏感问题、重大事件口无遮拦,出尔反尔,不对自己言论负责任,结果威信尽失。在百年不遇的疫情袭来时、在濒于失控的骚乱面前,需要有担当、有智慧的领导时,表现进退失据,仍然把竞选放在全局考虑之上。
我们不是美国人,没有必要在两党中选边站。冷眼旁观,另一派也实在乏善可陈。不论是在平时,还是在灾情中,只见拆台,不见补台。似乎新总统一上台就致力于把他拉下马,很少认真的、建设性的建议。美国政党并无严格纪律,同属一党的个人常有不同倾向,就问题论是非,国会投票不一定都以党派分。在重大问题上也常出现两党多数一致的情况。但自上一届到这一届政府,以党派分野日益鲜明。如今更是大选在即,双方都以竞选为主要考虑,而置广大民生和美国的长远利益于不顾。甚至对待如此严重的疫情,是隔离还是开放,也以党派划线,连对这个问题的民意测验也按政治倾向分化。像《纽约时报》这样有威望的报纸,其民主党倾向性鲜明,但评论版原来号称客观多样化,却因发表了个别对立面的言论,其主编被调离,这也是违背自由主义原则的。唯一两党能达成一致的议题是对待中国。
试与60年代的群众运动做一对比。当年的议题是反越战、反核武器、民权运动(主要是黑人权利)。时间持续了好几年,其中也有打砸抢暴力行为,还有公开主张武装斗争的黑人组织带枪上街游行。但是更加声势浩大的是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运动。他虽然后来为极端分子所刺杀,但是他坚持非暴力的影响和贡献功不可没,成为在种族平等问题上凝聚美国朝野各族裔的和解力量。60年代的运动不止于街头政治,涉及学术理论、文学作品、校园辩论,有一定的理念和目标。另外,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经济繁荣,有“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之称。参加者主要是大学生,衣食无忧,也没有失业之虞。主要还是出于理想主义,为弱势群体打抱不平,有某种正义感。全社会参与者甚广,包括上层精英,除媒体、作家外,还有著名医生、诺奖科学家,乃至罗斯福总统的遗孀等等。其诉求很明确,符合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党派分野不明显。总的说来,这场运动跨越约翰逊和尼克松两届政府,其结果美国退出越南战争、进一步提升黑人的权利、与苏联缔结SALTII(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间接地也促进了美中关系解冻。以后一段时期政治钟摆又向右摆。若干年后当年的激进青年大多汇入主流,一部分仍坚持原来的政见,一部分反思,走到另一端,成为新保守派的骨干。这是美国政治的常态。
在混乱的局势中有一个亮点,就是特朗普要求军队出动平息骚乱,遭国防部长断然拒绝。美国总统虽然是三军司令,但是美国军人是不能介入国内政治的。美国各州以及联邦政府都有国民卫队,略相当于我国的武警,在必要时可以协助警察维持秩序。至于正规军队介入平民事务,宪法原则上是不允许的。但是群众暴力示威常常出现,普通人手中是有枪的,有时警力不足以控制。1807年曾出台过《叛乱法》,规定在满足某些条件下,总统得以动用联邦军队平息暴乱。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条件是有关州政府自己承认无力控制局面,向联邦政府正式提出请求,然后总统做出判断,认为必要,还要通过一系列程序,才可以派军队。自那以后又通过了多项法律以限制《叛乱法》的运用。总之对于动用军队是慎之又慎的。此次总统在没有任何一个州提出申请的情况下,贸然下令依《叛乱法》出兵,碰了一个大钉子。国防部长说当前的示威远没有达到“叛乱”的程度,越过州政府擅自决定派兵更是违宪。不但如此,此举召来本届政府已经离任的国防部长,以及前两届政府(两党都有)的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同声严厉批评。他们还同时向士兵发公函,提醒他们,入职宣誓的誓词是忠于宪法,其中就包括公民有和平示威的权利。这说明兹事体大,美国军人保持独立、中立,头脑清醒,保证美国不会大乱。也暴露了这位总统对美国的政体和法律的无知,在涉及美国根本体制的重大的问题上,如此轻率,只能自取其辱。其实,走向街头,采取各种极端行动的还是少数,绝大多数人还是盼望安定的生活,此时正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切实担当起平息动乱,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当年尼克松以“法律和秩序”的口号赢得选举,就是利用动乱之后人心思定。一般在灾难中人们容易拥护权威,例如大萧条时小罗斯福得到平时不可能得到的授权;“9.11”之后本来人望不高的小布什支持率大增。可惜现任总统及其团队已经失去这种威望。反对党则一味企图借此反对现政府,赢得选票。但是现在离投票还有几个月,可能有很多变数。如果骚乱继续失控,如此荒谬而极端的破坏性行为进一步发展,引起大多数人反感,有可能否反而会帮了对手的忙。
暴乱终将过去,但是深刻的分裂难以弥合。不论哪一派上台,如何收拾残局,找到全民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恢复社会凝聚力,都是重大的考验。这场动乱的结果是像以前历次群众运动一样,抖出污秽、挤破脓疮,然后刺激革新,继续前进,还是分裂无法弥补,美国就此失去凝聚力,民主制度进一步恶化,真的实现了人们预言了半个多世纪的“美国衰落”?只能拭目以待。
四)中国人口中的“白左”
“白左”一词是中国人起的,纯属贬义,许多中国的自由派论者都认为欧美要被“白左”毁掉,对美国,则拥护共和党保守派,特别是经济学家率多看好里根-撒切尔夫人经济学,反对罗斯福新政,反对福利政策。
首先,中国的语境与美国是大不相同的。中国的“左”派是拥护国家资本,反对市场经济;拥护人治反对法治;(实质上)拥护集权反对自由民主;向往大锅饭,反对自由竞争……中国的私有财产得不到切实的保证,民营资本家缺乏安全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弱势群体,公权力一直没有完全退出市场。这些都是改革开放的阻力。如果“左”的含义是激进、求变革;“右”代表保守,那么中国的所谓“左”、“粉红”实质上应该是右派。
而美国正好相反。美国最强大的是资本的力量。美国的宪法制定者特别专注的是维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当然不可能预见到百年后不加规范的资本肆虐造成的两极分化。这种现象19世纪末已经显现出来。就是马克吐温提出的“镀金时代”。无论是马克吐温,还是巴尔扎克(法),还是狄根斯(英)的作品都对资本主义上升时的社会不公,资本家的巧取豪夺、权钱勾结、劳动者的悲惨生活,有生动的描写。所以才有后来各种形式的改良和革命。在资本主义国家,倾向于关注弱势群体的力量算“左派”,那是与我国的理解截然不同的。成功的例子是欧洲的福利制度和美国的进步主义改良。其目的就在于改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我们有些朋友从美国进步主义改良起就加以否定。似乎一直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经济就不会有现在的弊病。对欧洲的福利社会也持否定态度。这是违反历史现实的。我们都主张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但是不能忽视的现实是,即使在美国也未实现机会平等。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是难以治愈的痼疾,百年来的改革都是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取得不小成绩。但自70年代中期以来贫富差距的扩大一直有增无已。现在更严重的是中产阶级分化、萎缩。连美国顶级富豪都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痛感必须进行改革。总不能说凡是穷人就是因为又笨又懒,活该受穷,没有客观因素。这就等于承认丛林法则(本人多年前曾为文阐述我为什么不赞成社会达尔文主义,主要就是其假定的环境相同、机会平等的前提,在自然界可能存在而在人类社会是很难实现的,为篇幅计,此处不重复)。
所以美国的checks and balance,“平衡”就包含着钟摆不断左右摇摆,进行调整。在一定的时候需要向“左”拉一拉,有时微调,有时幅度较大,到一定程度再拉回来。这是美国制度得以持续的力量所在。小罗斯福的新政、约翰逊的“向贫困宣战”(美国人民现在享受的医保和社会保障得力于那个政策),都是当时背景下的需要,里根经济学也是当时的需要。关于种族平等,黑人从牲口到人,到今天享有基本上的公民权,是经过二百年的斗争,单凭黑人自己绝对做不到,真白人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真诚信奉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的白人也可算是偏“左”派。美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土壤,连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都达不到,华尔街的权势很难动摇。把某一派说成“社”甚至“共”,是吓唬老百姓的,朋友们大可不必担心。另一派担心的破坏法治的法西斯化,看来也不至于。但是那种失去理性走极端的,或以“政治正确”为名形成某种冷暴力,与极右一样都对美国民主起破坏作用,使美国民主的劣质化,却是值得注意的趋势
一般说来,我国人的平等意识比较薄弱(包括精英和草根)。也极少有维权的可能。以至于最近出现的多年前高考顶替事件,被害人的亲戚家人在施害者的压力下不是维护自家亲戚的权利,竟然因受了干扰而要受害者道歉。幸亏有了互联网,还能曝光,引起公愤。还有强拆住房,以及其他种种不可言说之事。国情如此、人情如此,身边事无能为力,只能妄议隔洋之事,替他人担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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