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31日星期三

黄埔军校初建,蒋校长的左右手们

 沈听雪 沈听雪的历史文集 
 孙中山革命逾30年,历尽艰辛,屡仆屡起,总是吃亏在不能牢牢掌握武装上。他一直头痛,如何能使一支军队始终保持革命性,而不使其变质的问题。以欧美诸国的军队隶属国家之原则,已证明当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而国内诸军阀部队的养军模式,更是令孙中山厌恶之深。直到在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鲍罗廷的建议下,孙中山仿照苏联,确立了"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原则。在军队中,设置国民党的组织,使军队完全处于党的掌控之下,并以党的主义指挥全军,从而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党军"。这一原则首先就体现在了黄埔军校的创办上。


在黄埔的历史中,有一个人是绝不能不提的,他就是周恩来。黄埔建校初期,特别需要政治干部,孙中山指令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向中共方面求贤。当时中共在黄埔军校的最高负责人是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他既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也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很快开列了一份15人的名单,其中第一名就是周恩来。此时周恩来还在欧洲留学,领导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工作。张申府立即召他回国,并给他寄去了回程的旅费。



19248月,周恩来从欧洲归国,在张申府推荐下进入黄埔军校出任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时年26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从当年留下来的入校时标准照就能领略到这位曾号称中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的风采。在此之前,张申府因与蒋介石难于共事,已辞去了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职务。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上,张申府在讨论党的纲领时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而后负气提出脱党。其时周恩来一度支持他的观点,但很快又服从了中央。张申府知识分子气极重,绝不低头,就此脱离了自己曾最早参与创建的党。多少年后,张申府曾留下了这样的评语:"我很快就离开,而周恩来留了下来,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而恩来则不同,他是弯而不折的……"


黄埔军校与旧式军校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仿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建立了政治部,在校内和军队中开展卓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个新鲜事物。最早上任的政治部主任是吴稚晖,不过他不想和共产党人共事,没干几天就辞职了;第二任是戴季陶,他喜欢搞的是孔孟复古理论,对政治工作没兴趣,也没干几天;第三任是邵元冲,此人根本不懂政治工作,把这个职务当成了官做,弄得政治部死气沉沉。眼见国民党大佬实在搞不了这个工作,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只好再次换将,提拔担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转正。


周恩来上任后,立即大刀阔斧开展政治部的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周恩来将政治部的各个组织机构全部建立了起来,担负起了全校的政治学习、训练及宣传任务;周恩来还制定了军校的政治教育计划,开设了政治课,系统地向全校学生讲授政治理论和传播革命思想;周恩来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积极地从学生中发展党团员和进步分子,将党的思想在军校中广为传播,很快就在一期学生中发展了80多人加入中共;周恩来还亲自推动建立了军校中的进步青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从而团结了广大师生。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师生官佐普遍受到了基本的政治教育,明白了中国为何而衰弱,要向何种势力作战等原则方向问题,从而激发了对信仰的坚守和投身作战的巨大热情。此后,以黄埔学生为骨干建立的黄埔军,在政治素质上高出了国内所有军队一筹,终于成为了一支在当时中国所向披靡的军事力量。


周恩来不但聪明机警,才干超群,而且思虑周到,待人坦诚而热情,人际关系极好,所办各事无有不成。在风云诡异、国共合作波折不断的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出色地协调了各种势力为革命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因而成为了时代的风云人物。他的聪明才智和高尚品格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尊敬和信赖,甚至连蒋介石也对其敬畏不已,几次三番想网罗至麾下,却终未能得逞。日后,很多国民党要人都叹息说,如果周恩来能辅佐蒋介石,那国民党肯定能得天下,只可惜……


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威望很高,当时被黄埔学生满怀尊敬地称为"黄埔之母"。是他,在军校草创初期,经费十分紧张,以至学生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忍辱负重,多次去向盘踞广东的滇桂军阀借钱,从而使黄埔军校度过了最初的难关。廖仲恺非常支持蒋介石的工作,因为蒋爱面子,好发脾气,人缘并不好,所以许多事情只有依靠廖仲恺出面解决。廖仲恺慈祥热情,不摆架子,学生们有了困难去找他,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然而廖仲恺又是个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在孙中山逝世后,成为了党内左派的核心人物,一直极力维护着国共合作的大局。因此,国民党右派对廖仲恺非常痛恨,开始密谋刺杀他。1925820日上午,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刺身亡。此后,国民党中的左派力量大衰,而黄埔军校中也再无人能制衡蒋介石。借着调查廖案之机,蒋介石大展手脚,将党内大佬胡汉民、许崇智等赶出了广州,夺取了国民政府的军政实权,一举成为了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领袖级人物。



另一个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物是邓演达。他是保定军校出身,曾做过孙中山的卫士。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先后出任过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长、教育长等职。他操令严格,严于律己,坦诚待人,因而深得学生们的尊敬。右派人士则骂他为"黄埔四凶"之首,另外三凶是恽代英、高语罕、张治中,都是黄埔教官,皆以律令严格和高尚的品格操守而被学生们所敬畏。孙中山和廖仲恺相继逝世后,邓演达坚持三大政策,成为了国民党左派的首领。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邓演达被迫转入地下,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斗争。他联合左派组建第三党,并积极联络黄埔学生,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势力遍布14个省、市,准备发动反对蒋介石的起义。但因事机不密,军事倒蒋失败,邓演达也遭叛徒出卖而被捕。当时国民党军中的黄埔生将领联名请求释放他们的教育长,这令以黄埔大家长自居的蒋介石极为惊恐。他不能容忍还有另一个人成为黄埔学生的领袖,在多次拉拢劝诱邓演达无效后,于193111月将其秘密杀害。


在黄埔创校初期,戴季陶、何应钦、顾祝同、刘峙、陈立夫、王柏龄、钱大钧等人都是应蒋介石之邀而来的,而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了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如蒋介石最重要的班底人物之一何应钦,与蒋同出于日本东京振武军事预科学校,回国后又同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任职,早年就认识。何应钦养成了一副标准的日本军人架势,常年推小平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近酒色,为当时旧军队中的异类。他在上海没混下去,就跑回家乡贵州投身黔军。何应钦野心很大,在黔军中排斥旧部属,架空老上级,自己俨然成了老大。然而好景不长,在四川称王称霸的黔军袁祖铭部打回了贵州,将何应钦击败。在逃亡的路上,何应钦又挨了仇家一黑枪,显些命丧黄泉。眼看西南是呆不下去了,他只好跑到了革命气氛浓厚的广州。正好孙中山大元帅府在筹办黄埔军校,需要何应钦这种留过日的军事人才,他就跑旧相识蒋介石的门路进了黄埔,担任了少将总教官。


何应钦确实有能力,办事一丝不苟,随时在岗,对校内事务非常熟悉。蒋介石原来并不是很了解他,后来发现无论什么时候找何应钦,总是能随找随到,谈起工作时还对答如流,这令蒋介石非常高兴。此后他刻意栽培,屡屡对何应钦委以重任,甚至把最初的黄埔党军也交给何来指挥。而何应钦表现相当不错,东征北伐屡建战功,成为了蒋介石的得力助手。黄埔军校的校旗和后来中华民国的国徽,就是出自于何应钦的设计。因为何应钦的才干及其在黄埔学生中的影响力,逐渐形成了其在中央军中的班底系统,如关麟征、杜聿明、宋希濂等就是何应钦系统中的骨干大将。后来,何应钦与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钱大钧、陈诚、陈继承、蒋鼎文等人被称为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何应钦又居其首,被称为"大金刚"。


19354月,国民政府根据重新制定的军衔等级给高级将领颁授军衔,蒋介石本人是特级上将,另授予了八位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名列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之后位居第四,排在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之前。同时何应钦还是国民党中央军系统唯一的一位陆军一级上将,可见其军中地位。不过,得意之中的何应钦又泛起了野心,先后对蒋介石演出了北伐时的"逼宫下野"和西安事变时的出兵"讨伐"等戏码。老蒋是何等人,早就对他存了疑忌,因而刻意扶植陈诚系统来制衡何应钦。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干脆拿掉了何应钦的兵权。此后何应钦未能东山再起,职位虽高但却只能在蒋介石眼皮子底下做事,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跑到台湾战战兢兢混过了余生。


蒋介石嫡系中的另一个大系统就是陈诚系统。此人我们都知道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后来还成了蒋的继承人,台湾的"中华民国副总统"。最初的陈诚可不是这样,并没有生就一副富贵相。陈诚是体育师范毕业,先前的理想不过是当个小学教师。后来因父亲干涉,教师没当成,便去考了保定军校,读了炮兵专业。毕业后陈诚去了浙军任职,干了两年也没有得到晋升,就思谋着要另寻出路。适逢在保定军校时的老师邓演达到上海招收军官参加革命,陈诚便跟着邓演达到了广州,进了邓所在的粤军第1师第3团中任上尉连长,担负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任务。


黄埔军校建立后,陈诚又在邓演达援引下入校当了一名上尉特别官佐,担任教育副官之职,后又改任炮兵科教官。干了一段时间后,陈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产生了真正的兴趣,开始了刻苦研读。一日陈诚出去办事,后半夜才回来,并无睡意,便拿起《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看了起来。说来也巧,校长蒋介石正好出来夜巡,发现了这个苦读主义的部下。经询问,二人又是浙江同乡,蒋介石更是欢喜。在1925年的两次东征战斗中,陈诚指挥炮兵表现出色,并亲自操炮多次准确命中敌目标,更加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遂有了"三炮起家"的美称。从此,陈诚便青云直上,32岁就升到了上将军长之职,41岁成为新军衔制的陆军二级上将。虽然其间一度追随老师邓演达参加军事倒蒋运动,但蒋介石并未因此对他有猜忌,而是信任如初。邓演达被害后陈诚再无所牵,竭力效忠于蒋介石,并在军中培植起了自己的"土木系"力量,一直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



在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中,有很多共产党人。如恽代英、萧楚女、熊雄、包惠僧、孙炳文、聂荣臻、高语罕、鲁易等人,毛泽覃做过政治部科员,张国焘、项英、李富春做过黄埔武汉分校政治部教官,郭沫若做过黄埔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委员和政治教官,陈毅做过黄埔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夏曦做过黄埔长沙分校政治部主任等。作为农民运动的著名领导人,毛泽东和彭湃也去黄埔讲过课。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这就是叶剑英。


叶剑英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与蒋介石同出于许崇智统率的建国粤军,彼此很熟。作为粤军中年轻有为的高级军官,叶剑英还参与筹办黄埔军校,并担负了教授部副主任之职,可以说有着极为光明的前途。可是他偏偏放弃了在国民党中的锦绣前程,而是信仰了共产主义。当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刻,叶剑英毅然加入了中共。后来的革命历程中,叶剑英在几个重大历史时刻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果然不负毛泽东对其"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评语。


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诸多国共两军将领,后来在战场上刀兵相见,也曾携手抗战御侮。在20世纪上半页的中国军事史上,黄埔成为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并将被一代代后人所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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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达:装逼装成傻逼

最近看到记者对陈丹青的采访,其中有一段对话让我产生了写这篇短文的冲动。主持人问了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怎么看待装逼和艺术的关系?没想到陈丹青如是回答——

装逼是现在想出来的一个词,就是说好像装的很雅的样子,大概是这个意思吧?那艺术就是装逼呀,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会有新的词来形容艺术,我喜欢装逼这个词,我从小就装逼,装成了现在。

我有点忍俊不禁,陈丹青说话一向直击要害,这段话也是。他把附庸风雅说成装逼,装着装着,附庸风雅也就渐渐成真的风雅了。这是"良性装逼"的例子。

受此启发,我想到了"恶性装逼"。也就是说,有些人一开始附庸的就不是风雅,而是附庸丑恶,他们还不自知,努力装逼,装着装着,就成了真傻逼。例子太多,简直不胜枚举。

比如这两天在网上流传的一张照片,说的是太行山洪灾过后,某学校的师生泡在齐腰乃至没胸的浑水里,全神贯注地讲课听课。据说为了励志,此照片还在家长群里群发。这么愚蠢的"心灵鸡汤",居然被当作正面例子传播。媒体上看不到人命关天的洪灾泛滥,这种违背人性的画面倒是迅速发酵。这是典型的"装逼装成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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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正面"的例子,出自吾国第一大报的报导:《奇观!700年古建洪水中屹立不倒》,指鄂州观音阁虽然遭遇洪灾,但该古建筑在洪水中仍安然无恙。满世界的洪灾不报道,却盛赞这座古建筑屹立不倒,难怪网友批评说:"一场洪水,检验了一座700年古建筑的质量;检验了一个70年政权的水利成就;检验了一个'人民'政府如何服务'人民';检验了一个'媒体'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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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很多傻逼图像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就是只要"政治正确",装成傻逼在所不惜,甚至万死不辞。于是就到处可以看到"打鸡血"镜头,比如动不动就举着拳头宣誓,喊着自己都不信的口号,等等。我手机里就有几个"宣誓视频":看似干部模样的一干人,如是献忠心表决心:说要做中国人,吃中国食,穿中国衣,用中国货,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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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这都成年人了,都当爹当妈甚至当爷爷奶奶的人了,你们一本正经举着拳头宣这种毒誓(傻誓),何苦呢?你能不当中国人不吃中国饭不说中国话不做中国梦吗?庄严虔诚地说着废话,这就算爱国了?这还不如某些搞笑视频呢——干脆加上拉中国屎泡中国妞生中国病,倒还有点幽默感,装傻逼总比真傻逼强。

装逼到了公共领域,显得特别虚伪和可笑。前两天我看到某地公安局长的一个发言,着重讲未来一年该局的理想抱负。我从头读到尾,没有一句实质性举措,比如治安的改进或服务的升级之类,全是空话废话套话官话屁话,只要改动几个字,按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可通用。难怪有段子手如此描绘类似情形——

八项规定出台后,领导对秘书说,把这次会议讲话材料修改一下,去掉套话空话废话大话,留下实话就行。秘书仔细斟酌推敲,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改完后交给了领导,领导一看,整篇材料就剩一句话:"会后,请大家到三楼餐厅用餐。" 

你看,这还留下一句有用的实话,至少让大伙明白何时何地用餐。而上述那位公安局长通篇全是抄来的大而无当的屁话,一点含金量也没有。其实哪只是公安局长,其他局长乃至其他部长司长处长何尝不是如此?一级一级说着废话套话官话大话屁话,大家似乎都毫不违和,花着纳税人的钱做着装逼无用功,装着装着,全民傻逼的景观就很可观了。

就算要装逼,最好装善逼不要装恶逼,装雅逼不要装俗逼。如今最让人痛心的是,周遭充斥装恶逼者,他们动辄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不共戴天,要把清醒者思想者敢言者往死里整,好像比既得利益者更主动更有动力。诚如陈丹青所言,长期的愚民政策,弄到现在已发展到"自愚"。阿Q们争着吵着要姓赵,殊不知人家正窃笑耻笑:你也配姓赵?

悲夫!那些装恶逼的傻逼们怎么就不明白一个基本道理,就像王朔说的那样:"你要小心这世上的坏人,他们都憋着劲教你学好,然后由着他们使坏。"这话背后的意思是,"教你学好"不是真的让你学好或变得更好,而是教你变成傻逼,方便他们以售其奸。王朔反思自己:"当我还是傻逼的时候,被他们这套谎言骗得热泪盈眶、义愤填膺。"

可惜很少有人像王朔那样,敢于承认自己曾经有"当我还是傻逼的时候"。更多的人正循着谎言铺就的道路执拗地前行,一副无怨无悔的样子。装惯了恶逼,就会善恶不分;习惯了愚民,就会自愚愚人。吾国盛产傻逼的土壤日益肥沃,连名牌大学都未能幸免,而愿意启蒙和能够启蒙者在恶劣环境下正在骤减,这是种族退化的恶兆,实在是人不灭我我自灭,呜呼哀哉!

我们能不能不装某些逼呢?比如把已经被大多数人公认的恶人的像撤下,把满大街无用的标语口号撤下,把自己都不信的谎言撤下,把民粹的爱国主义撤下……总之不要给世人一个巨婴傻逼的形象,而是树立一个正常人的形象,这很难吗?

上面不装逼,下面的傻逼就会渐渐减少。如果实在非装逼不可,那也请装善逼,不要打打杀杀,不要拉仇恨,不要挑动窝里斗。善逼装着装着或许就会像起来,加上制度跟进,善根或许就能留住。而恶逼装着装着就会嗜痂成癖,渐渐变成恶人傻逼。所以我对普遍愿意和敢于装恶逼的现状特别厌恶和担忧:这恶逼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怎么竟还争着装?黑白颠倒是非不分,这个民族岂不要玩完?

全社会善良理智的人们一定要认真面对"装逼装成傻逼"的普遍现象,因为就在我们身边,那些与我们相同经历的人们,受过相同教育的人们,突然就毫无征兆地变成脑残了,突然就没法在一张桌上吃饭了,突然就形同陌路了。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格和见识却在萎缩,社会大环境的型塑能力就是这么厉害。

在智商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傻逼不傻逼,往往取决于你的信息来源,当一个人的观点立场基本来自新闻联播,你要指望他头脑清晰是不可能的。单一的信息将导致你对世界一无所知,何况这些单一的信息很多都是变异变形的,你怎么可能让他做出睿智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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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穆勒说得好:如果被禁的言论是正确的,人们就只剩下接受错误言论的机会。如果被禁的言论是错误的,正确思想就失去了在与错误思想交锋过程中验证正确性的机会。现在的情形正是:很多正确的言论被禁,于是谬误横行,人们在别无选择的环境里,自然而然练就成了傻逼。

其实应该做的是,无论正确错误,都不该被禁,言论只有在思想交锋中才能验证其正确性。只有当信息来源丰富、言论充分自由、允许各种观点交锋的前提下,公民社会才有可能发育。说到底,没有好的思想来源,成为恶性傻逼的概率是很高的,十年浩劫中人性的普遍泯灭就是最好的佐证。

警惕啊善良的人们,"装逼装成傻逼"已经成为社会的毒瘤,咱们不要对各种恶性装逼熟视无睹见怪不怪,至少不要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即便污泥浊水肆虐,傻逼呵呵横行,也要保持一份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醒,个体的普遍觉醒才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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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战役:解密中共9000官兵全军覆没的真相


作者:白云涛 / 本文摘自《共和国从这里起步》(山西人民出版社)
金门位于厦门以东,距大陆最近处约5.5 海里。大金门岛面积为124平方公里,金门县城位于该岛西部。小金门岛面积为15平方公里。此外,尚有大担、二担等几个小岛。大金门东部山高岸陡,不易攀登;西半部地势较平坦,其北岸为泥沙滩,利于登陆,是国民党军的防守重点。岛上除少数要塞工事外,在登陆地段还加修了野战工事,敷设了障碍物。
大小金门原有国民党军李良荣第二十二兵团全部、青年军第二○一师及第十二兵团第一一八师防守,共约两万人。厦门岛解放后,金门守敌受到很大威胁。蒋介石为固守金门,于10月10日后,又陆续将潮汕地区的国民党精锐胡琏第十二兵团的第十八、十九军增防金门。至10月24日,金门敌军的总兵力已增至4 万余人。
10月15日厦门解放后,18日,叶飞决定以第二十八、二十九军各一部共7个团的兵力,在第二十八军首长指挥下,担任攻取大金门的任务,以第三十一军一部攻取小金门,20日发起攻金战役。稍后,又解除了第三十一军的任务,决定攻取大小金门统由第二十八军担负。时第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在上海治病,政委陈美藻在福州从事接管工作,参谋长也不在位,军中只有副军长肖锋一人。
第二十八军受领进攻金门岛的任务后,开始准备渡海作战。由于沿海船只大部被敌人破坏,征集到的船只仅能装载一个营。船只严重不足,第二十八军不得不将进攻金门的时间由20日推迟到23日。第十兵团司令部一面催促第二十八军加紧准备,一面要求集中各军所有船只以保障第二十八军攻金作战。21日,第十兵团发现国民党军胡琏第十二兵团抵达金门湾,其部队由潮州、汕头开始船运。23日,又侦悉该敌第一一八师已抵达大金门,后续部队正在海运途中。但第十兵团对该敌是撤回台湾还是增援金门判断不定,因而未采取应变措施。这时,第二十八军已集中可装载3个团兵力的船只。第十兵团首长认为,必须乘敌增援部队未到达金门之时,抓住战机,发起渡海作战,攻取金门。第一梯队航渡3个团,返航后第二梯队至少还可航渡2个团,一夜能运过5个团的兵力,敌我力量对比可达1∶1 ,足可巩固阵地,解决残敌。因此,决心于24日夜发起战斗。
战斗部署是:以第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第二四四团、第八十四师第二五一团、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三团共3个团为第一梯队,由第八十二师师长钟贤文统一指挥,分别自莲河、大嶝岛、澳头东北角海湾起渡,在大金门岛北部湖尾乡至古宁头段登陆突破,首先攻歼该岛西半部之敌,尔后会同后续梯队攻歼东半部之敌。预定3天解决战斗。
24日晚8时,9000余名官兵乘坐300条战船,兵分三路,乘夜渡海攻击金门。船行不久,海面刮起三四级东北风,潮水缓缓上涨。由于征集的水手都来自福州、泉州等地,不熟悉航道,事先又未经过训练,协同不力,调度不灵,加上3个团没有统一指挥,通信联络不畅,造成各团船队自行航行。
25日零时,金门岛一点红守军一排长查哨时误触地雷,轰的一声巨响,守军全被惊醒,惊慌中以为解放军来犯,匆匆进入阵地。就在这时,借着微弱的月光,发现海面上有一大片黑压压的船队,以泰山压顶之势而来,遂按事先约定计划,连开三枪。这支船队是我主攻第二四四团,团长兼政委邢永生见守军已经发现我军,立即用电台向指挥所报告:"离敌5里,立即开炮!"我军炮群骤然开火,火光映红夜空,金门大战拉开序幕。
在炮火掩护下,二四四团在一点红抢滩登陆。这一日是金门全年潮水最高的日子,蒋军在海滩的第一道防线,包括碉堡、铁丝网,几乎被水淹了一半,士兵站在碉堡里面的水中。主攻团船队顺风乘潮,猛扑海滩,收势不住,许多船只冲过了碉堡,船头插入沙滩。防守碉堡的蒋军不得不反过身来向后面射击。由于风浪太大,我官兵很多晕船,加之渔船腥味重,官兵闻不惯,大多呕吐,体力大减。邢永生指挥战士们纷纷跳海,以自制的三角架等泅渡工具,向敌阵突破。主攻团登陆后,被敌人坚固碉堡火力压制在空阔的滩头,几名"爆破英雄"身绑炸药包,爬到碉堡附近或冲进碉堡,与碉堡同归于尽。正在激战中,敌人坦克突然袭击,因部队没有反坦克武器,伤亡惨重,队形大乱,部队各自为战,冒死冲锋,前锋曾抵金门县城,终被打垮。部队打乱后,团长邢永生手中只掌握几个班的兵力,在一点红海滩上耸立起一个两米高的竹竿,竿上挂一个大灯笼,上书"二四四团登陆点",邢永生在灯笼下指挥作战。几辆坦克向这里扑来,邢永生喊道:"赶快向西突围,向二五一团靠拢!"但敌坦克和国民党军迅猛冲来,战斗中,邢永生身负重伤被俘,后被杀害。
25日2时,两个助攻团二五一团和二五三团的船队被大风吹到古宁头一带。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政委田志春和二五三团团长徐博、政委陈利华指挥部队迅速登陆。已经预知解放军进攻的国民党守军,以猛烈火力阻击。解放军不顾死伤枕藉,前赴后继,拼抢海滩。渡船乘着风浪,向海滩猛冲,海潮后退,几乎所有的船只都搁浅海滩。我军跳船登陆,迅速扫荡海滩守敌。天尚未全明,助攻两团占领海滩,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思想指导下,在没有按照原定作战计划,迅速将渡船返回的情况下,只留下一个营坚守海滩和船只,其余向纵深冲击,猛烈扩大战果。
与此同时,胡琏第十二兵团开始在后方登陆金门岛。天刚刚亮,国民党空军唯一的中型轰炸机大队起飞,对我军搁浅在海滩的船只轮番轰炸,国民党海军同时用舰炮猛烈轰击。我军第一梯队船只全部被毁,船队燃烧起火,熊熊火焰几十米高,等候渡船返回的第二梯队攻金官兵,在大陆这一侧看得清清楚楚,急得跺脚痛哭,不住向天鸣枪。指挥登陆作战的第八十二师师长钟贤文,听到所有船只被毁的消息,当即晕倒在指挥所里。
25日上午,胡琏部第十八军投入战场,在坦克掩护和炮兵配合下,分三路发起全面反攻。我军两个助攻团在没有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在古宁头半岛及其东海岸约两平方公里的地域,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血战不退。一无名高地先后易手7次,国民党守军死尸在阵前层层叠叠,血流成河。国民党守军再次冲锋,高地上我军只剩下一名教导员、一名指导员,其余均牺牲,两人知道胜利无望,同时举枪自杀。
战斗越来越残酷,第二梯队官兵在大陆一侧只闻金门激烈的枪炮声,无法航渡增援。第十兵团紧急搜调渡船,25日全天只搜集到装载4个连兵力的船只,根本不可能扭转战局。军部有人认为敌我兵力太过悬殊,增援一两个营只能增加无谓的伤亡。肖锋打电话向叶飞请示。叶飞指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派兵增援,同胡琏兵团打到底!"遂决定派二四六团团长孙云秀率4个连增援金门。增援官兵均知此一去必不返,但个个视死如归。他们把背包留下,写上自己家乡亲人的地址,身上的钢笔、笔记本、钱包等统统掏出来,请部队转交给自己的亲人。战士们尽可能地多带手榴弹,彼此紧紧握手,相约"最后一颗留给自己!"团长孙云秀请通信员转告副军长肖锋:"我死后,请部队代我告知洛阳城东老家父母,并让妻子王佩兰改嫁。"
26日凌晨,孙云秀率二四六团和二五九团各两个连的增援部队渡海增援。由于风浪太大和敌海军封锁,船队被吹散,仅4个排登上古宁头,与顽强坚持血战的刘天祥、徐博部会合。天亮后,胡琏第十二兵团主力部队投入战斗,铺天盖地反扑而来。我军寡不敌众,孙、刘、徐率军血战,激战竟日,伤亡惨重。我军愈打愈少,将士们不仅两天两夜未进一粒粮食,连水源也断了。
27日凌晨,肖锋给坚守古宁头的部队发来一封电报,全文如下:
敬爱的邢永生同志、孙云秀同志、刘天祥同志、田志春同志、徐博同志、陈利华同志并转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船工:亲爱的同志们,自10月24日晚21时,为了解放祖国东南沿海岛屿,你们乘坐木船战胜八九公里的惊涛骇浪,在金门岛西北岸十里海滩实行坚决的突破,为歼灭蒋介石的残余溃众,付出了宝贵的鲜血,不少同志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我英勇善战的人民子弟兵,在后无船只增援的情况下,血战两昼夜,给数量大大超过我军的敌人以惨重的杀伤,捣毁了敌人很多军事设施。由于领导错误判断了敌情,我10个战斗建制营遭到失败,写下了极其壮烈的史篇。目前还活着的同志们,正抱着有我无敌的决心,继续战斗。为保存最后一份力量,希望前线指战员机动灵活,从岛上各个角落,利用敌人或群众的竹木筏及船只,成批或单个越海撤回大陆归建。我们在沿海各地将派出船只、兵力、火器接应和抢救你们。
但是,此时,敌人已经将我登陆部队重重包围,不可能撤回大陆归建了。
27日天亮,国民党军向我古宁头阵地发起总攻,像潮水一般的敌人从三个方向涌来。敌海军军舰绕到古宁头北面的海上,用重炮向地面炮火射击不到的死角轰击。飞机也出动,低空扫射。孙、刘、徐等被敌分割包围,战斗极为残酷。二四六团团长孙云秀和几个战士被围,经激烈战斗,眼见突围无望,孙云秀突然跃起,对着敌人高喊:"过来吧,我就是团长!"他打倒几个敌人后,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国民党军史上讲:"孙匪云秀极为彪悍,饮弹自尽后,尸体兀自屹立不倒。"至10时许,古宁头陷落,刘天祥牺牲,徐博率部分残余官兵遁入深山打游击,敌使用一个师的兵力搜山,徐博被俘,后被杀害。
进攻金门岛的战斗,共毙伤国民党军9000余人,但登岛部队共3个多团9086人(内有船工、民夫等350 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被俘。这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一次重大损失。
金门战斗后,第十兵团专门召开会议进行战役检讨,总结出这次战斗失利的主要教训是:在胜利的形势下,高级指挥员轻敌麻痹,盲目乐观,战斗任务尚未全部完成,就过早地转移了工作重心,忙于城市接管,把攻打金门的指挥责任交给了第二十八军;对渡海登陆作战的特点和困难认识不足,船只准备不充分;对敌情掌握不准确,对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两个军增援金门,敌我力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未及时察觉,只强调抓住战机,仍按原计划发起战斗;战斗组织指挥不严密,不同建制的3个团没有统一指挥,仓促发起战斗,这就难以避免造成严重的损失。进攻金门岛战斗虽然失利,但登陆作战的指战员们顽强拼搏、英勇献身的战斗精神是永不磨灭的。
10月29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亲笔拟写《严重注意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电文,致电第三野战军和其他各野战军前委。电报先转述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等人对第十兵团首长的批评:"你们以3个团登金门岛,与敌3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随即指出:"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步骤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11月14日,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就金门战役失利后的政治工作等问题,致电第十兵团政治部,要求正确向兵团将士解释金门战役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战役指导思想上重厦(门)不重金(门),轻敌急躁,缺乏细致的组织工作与技术上的充分准备,受气候变化及地理条件的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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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守将揭秘金门战役解放军登岛部队致命弱点

作者:胡博,本文摘自《哀将》,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当时的刘云瀚可能对守住金门岛并不抱希望,但作为守岛主力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不久他发现了解放军的致命弱点,那就是没有援兵。于是他的19军和友军发起了反攻,竟然将登岛的解放军全部歼灭,立下了一个意外的大功。
第19军这个番号,在读者的印象中可能只有史泽波的上党之败。要评价起来,这个军的战斗力实在不怎么的,但这是有原因的。抗战初期的19军在王靖国的带领下和日本人打得还是挺凶的,光旅团长就阵亡了好几位。可在阎锡山的怀柔政策以及只要番号不管实力的“扩军”下,19军的战斗力自然就下降了。晋军的部队,是出了名的“空军”,缺额实在太多了,阎老西又不肯精减,这就导致许多师级单位人数奇缺,甚至出现了只有600人的师。所以,要说在上党覆没的19军到底有多少兵力,谁都说不清楚,因为在中央那边的备案可是满员的甲种军啊。内战末期的19军是在东拼西凑的情况下成立的,当时谁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军竟然成了延续蒋家王朝的关键因素。这历史,实在是太让人捉摸不透了。
刘云瀚,江西大庾(今大余)人,生于1910年9月23日。刘云瀚以他黄埔七期工科的资历,竟然能在五年内就考上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一期,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从陆大十一期毕业出来的参谋人才不在少数,刘云瀚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陈诚看中,并招为幕下的。在陈诚的提拔和照顾下,刘云瀚的近半军旅生涯都在办公室度过,直到抗战爆发,才被下放到部队担任第11师参谋长。后来陈诚编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刘又被调过去担任办公室主任,俨然一副陈氏代言人的尊容。
为了完善刘云瀚的资历,陈诚还让他当过第5师师长和第11师师长。“巧”的是,在他当师长的时候,这两个部队都没干啥事,对刘云瀚来说,实在是幸运之极,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陈诚对刘是极为爱护的。但这也包含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刘云瀚的参谋业务再出色,也只能是一名纸上谈兵的将军。
抗战后期的刘云瀚再次被陈诚调到后方坐办公室,他先后担任过军政部人事司司长、后勤司令部人事处处长等职,通过他的运作,替陈诚安插了大批土木系人员到全国各部队机关中,可谓是土木系筹划掌握全国机关的中枢。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设立国防部,并对原军事委员会所辖机关进行改组。这个时候,刘云瀚被任命为国防部第1厅(人事)副厅长。当时的厅长是于达,属胡宗南系统,陈诚是不甘心把人事主导权转交给胡的,于是特地安插刘在第1厅,好对于达进行牵制。刘云瀚则在功成身退之后,又被陈诚任命为第5厅厅长,这个部门负责的是全国军队的动员、编成、训练等事宜,自从成立开始就长期由土木系执掌,在继方天、郭汝瑰之后,刘云瀚便成了第5厅的第三任厅长。
刘云瀚坐办公室是极其称职的,但在带兵打仗方面实在是不行。这不,陈诚为了继续培养刘云瀚的资历,又把他下放到部队去了。刘云瀚的职务是第86军(初称新编第5军)中将军长,不过这回和他当师长的时候不一样,他需要在天津这座被解放军团团包围的城市内进行最后的抵抗。刘云瀚一到职就后悔了,估计这时候他会埋怨老长官把他送进这个火坑。他的86军是由杂七杂八的地方保安部队编起来的,唯一可以依靠的正规军26师又是一支在华北和东北两次遭到重创的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来抵抗如狼似虎的解放军,那和拿着鸡蛋砸石头没有任何区别嘛。
1949年1月14日,刘云瀚所寄予希望的东局子据点被解放军攻克,一天后,他在军部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刘云瀚觉得自己八成是再和军队无缘了,成了俘虏的他,在河北永年的解放军官团里十分配合解放军的工作,这使解放军对他的印象极佳。在考虑到他是陈诚的亲信之后,决定把他放回国统区,或许在关键时刻能起到劝说陈诚的作用。而对前途已经不抱希望的刘云瀚在得到这样一个消息后,显得十分兴奋,他当下就许诺回到国军会怎样怎样作出贡献,其实他自己心里明白,只要回去了,谁还管那些许诺啊。不管怎样,在刘云瀚极为“诚恳”的表露心迹之后,被解放军“派”到国统区做“策反”工作去了。
陈诚对于“艰难突围”归来的刘云瀚依旧像以往那样信任,并且任命他为新成立的19军军长。刘云瀚当时快哭了,怎么又要下部队啊?当他带着部队去金门驻防时,估计快崩溃了,因为解放军对金门发起了进攻。当时的刘云瀚可能对守住金门岛并不抱希望,但作为守岛主力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不久他发现了解放军的致命弱点,那就是没有援兵。于是他的19军和友军发起了反攻,竟然将登岛的解放军全部歼灭,立下了一个意外的大功。
谁说我刘云瀚不会领兵打仗啊,金门就是最好的例子。晚年的刘云瀚对他的生平基本不做回忆,唯独对金门之战写有专文,这或许也能使读者了解到刘云瀚对金门之战的战绩是十分自豪的。刘云瀚在战后被再次调去坐办公室了,他先后担任过国防部战略计划研究委员、工兵学校校长、联勤总部工程署署长、供应司令部副司令等职,于1981年5月17日在台北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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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萍:我要为右派改正后的家属大喊——反右运动55周年留言集

五十年代初的刘洪涛、蜀萍夫妇

我的丈夫刘洪涛(1910-1966)是河北省统战部原部长兼省政协副主席(省委常委),1958年4月13日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我现名蜀萍,原名蓝其芬,现年八十有九,出生于四川自贡市程家镇老烧房。我是在国家﹑民族危亡的1940年5月参加抗日去了延安。当时我的外祖父吴玉章(中共中央委员,人民大学校长)的指引我们四个姐妹:大姐霞飞,我,大双妹吴大兰,小双妹吴小兰(双胞胎女)都于1942年前去了延安。我们在延安艰苦生活了五年多。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和丈夫刘洪涛离开延安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冀中军区。先后在冀中军区的第七、九军分区(后改为十分区)任组织干事、保卫干事等职务。1951年转业到河北省公安厅,任科员,副科长,科长。1958年4月刘洪涛在河北省委统战部部长、省委常委兼政协副主席的任上,被打成右派份子。从此我头上就顶着右派分子家属的帽子,直到1979年刘的右派分子被改正,这顶帽子才被取消。
作者蜀萍年轻时

1978年8月经中央组织部胡耀邦部长亲自出的调令,我才从保定市北市区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任人事处处长。1982年12月在杂志社离休。现在家中过着晚年生活。
我被摘去右派分子家属的帽子之后,我心中始终存有改正不彻底,政策不兑现的感受。总想为错划右派被改正后的家属们大喊:“报不平”! 我要说说不彻底的问题,道道不兑现的事实,存在如下:                    
现在公布的右派份子人数55万,何止这些,实际是三百多万,还有一百多万不戴帽的内定右派。这些右派分子的家属,至少也是百万、千万,他们必然也会同我一样感到不彻底,不兑现:
    第一,改正只承认反右派是“扩大化”。“反右派是正确的”(邓小平语),这是原则错误,是极左路线的错误。既然是冤假错案,为什么不用平反昭雪来对待,而只是以“改正”二字来骗人。对于这个历史错误必须纠正。         
第二.对改正后的右派分子的家属,压根就无政策上照顾,更无感情上的道歉。这些家属仍然受到欺凌,歧视,压制,不能上大学,参军,安排工作等等。更没有任何抚恤措施。
第三.被错划右派的改正中和改正后,对其本人和家属,没有得到经济上应得的补偿和抚恤。从刘洪涛的改正决定中,明明白白写着“恢复原级别”,即原来八级的待遇。他从1958年4月被错划右派,到他1966年4月含冤去世,在八年之中,没有分文的补偿,这个“恢复原级别”只能认为是河北省委的谎言。
2010年吴玉章老的四个孙女摄于广州,自右向左依次是吴小蓝 、霞飞、蜀萍、吴大蓝。

因此,我要大声呼唤:“右派‘改正’工作,不彻底,不兑现”!现在求彻底、求兑现的时候到了。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党的领导对这段历史,应下定决心进行反思,彻底纠正。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重新塑造社会道义的基础,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就是我们的喊声。更是我们的期盼。            
                                     右派家属蜀萍2012年6月于北京

主编:谢小玲 转帖:黄一龙



张宏杰:明皇族百万子孙可悲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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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像(网络资料)
在“制度”决定之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100万人之多。作为大明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皇族确实是“最幸福”的群体。但李自成兵锋所至,朱姓王爷几乎没有人能活下来。明皇族两百多年的狂欢宴席,原来不是免费的……
朱元璋种下的恶果
 朱元璋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至为冷酷。他对百姓、对大臣、对故交、对妻妾,都冷血无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为了确保子孙们生活幸福,他绞尽了脑汁。
 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他便急不可待地把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虽然他最小的儿子那一年刚刚一岁。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都要“伏而拜谒”。
 朱元璋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10岁起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家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作乱不断。此状况导致明朝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作乱,后代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若想出城遛遛弯,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后代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见”。
地方最赚钱的行业,都被皇族垄断
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负担的一次次加重。
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同时,皇族占有土地却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40%也归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皇族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1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87万石。河南周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69万石。湖广楚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25万石……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从明代中期开始,各地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皇族。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这仅仅是皇族们招致民怨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中国老百姓都特别“通情达理”。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着头打下来的,是用千万个人头换来的。所以,人家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经地义,理所当然。问题是,国家规定已经如此优厚,皇子龙孙们犹有不足。他们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
皇族往往与巨商相勾结,进行行业垄断。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其垄断。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尽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索要各种特利。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26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
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们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1060所……
垄断集团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
特权庇护:皇族成为黑势力保护伞
以上种种,毕竟还属“合法”或者符合“潜规则”。然而这仍然不能满足皇族们的欲望和冲动。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特权总要走到极端。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为非作歹穷凶极恶为他们积累了更大的民怨。
虽然国家明确规定皇族不得干涉地方政务,但许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务,一旦有求不遂,就依仗自己的龙子龙孙身份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代王府的辅国将军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公然当众殴打知县。晋王府的河东王等人辱骂殴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谓“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嘉靖三十七年,宁化王府的宗仪,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动手殴伤了堂堂布政使这样的朝廷大员:“求索禄粮不遂,围布政司门,殴伤左布政使刘望之。”
因为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嘉靖五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
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无地无之。在特权庇护下,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 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
两百年的狂欢宴席原来不是免费的
虽然民怨深重,各地皇族们丝毫不予理会——拼命享受,就是对列祖列宗提头血战最好的回报。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大明王朝,皇族确实是最幸福的群体。两百多年的飞扬跋扈、狂吸痛饮, high到极点,享受到巅峰了。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宴席不仅仅是被打扰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远终结。更可怕的是,他们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这场两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费的,结账的时候到了。这些姓朱的亲王、郡王、将军们,是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据太原总兵姜瓖亲见亲闻,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
让我们先来看看皇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山西。明末山西有晋王、代王两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达数万人。崇祯十六年,李自成挥军进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杀皇族。起义军攻陷山西平阳后,“西河王等三百余人遇害”;攻占汾阳后,也首先搜杀“宗绅”,以致“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崇祯十七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这四百余人都是晋王一系的高级皇族。接着,因为“恐(中低层)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经过这两次杀戮,山西晋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杀殆尽。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6天之内,代王朱传齐以下的4000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姜瓖在启本中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综计以上数次,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10000多人。
山西一地仅是缩影。事实上,尽管李自成以“不嗜杀”闻名,但是他兵锋过处,那些朱姓王爷几乎没有活下来的。
而张献忠军本以玉石俱焚为特长,所到之处,诸王扫灭,更是题中之义。与众不同的是他在杀法上常有新创意。崇祯十四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阳,执襄王朱翊铭于南城楼。朱翊铭跪地乞生,张献忠赐给了他一杯酒,说:“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接着“杀之城上,焚城楼,投尸于火”。
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俘获楚王朱华奎。这次,他想出了另一个新花样——活沉西湖,宫殿楼阁近千间也被付之一炬……
与和平时期皇族的生育率最高相匹配,在明末战乱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创了社会各阶层之最。明末起义军诛戮明皇室成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坚决、彻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拒不交待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所用的词都是“尽”、“皆”、“合族”: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攻克重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之”。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明皇族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积累了太多的民愤。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不得不以自己这一代的鲜血和生命,为自己,也为以前数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账,就像以前每一个王朝的末期一样。
但不要忘了,朱元璋正是高举“打倒元朝特权阶级”的大旗建立了明朝。明王朝这座大厦建立的地基,正是元王朝巨室、权贵、官宦之家的累累尸骨啊。
——同舟共进    2017年07月29日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乃至收买正义吗?——海外风向书单190730

 JiFeng Bookstore 回响编辑部
2005年,亿万富翁Jeffrey Epstein被指控与年仅14岁的少女发生性行为,随后警方对Jeffrey Epstein进行了长达近一年的调查,一个牵涉诸多权贵名流的未成年少女性侵网络浮出水面。然而面对刑事指控,Jeffrey Epstein运用他的广泛的资源成功逃脱重罚。

在这本Filthy Rich中,三名作者综合了媒体报导、调查与庭审记录、相关人员访谈,从Jeffrey Epstein的童年开始挖掘,试图理解此人如何发迹,如何组织少女性交易网络,以及为什么警方调查需要花那么多时间,以及爱泼斯坦的量刑为什么这么轻。但更重要的是,通过Jeffrey Epstein其人的事例,本书揭开了更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包括强奸文化,包括权贵在法律面前的特权。

除了这本Filthy Rich,本期书单还有反思今日信息不再通往真相而沦为操纵人心的手段的This Is Not Propaganda;对当今无神论持怀疑态度的Atheist Overreach指出圣经与“独立宣言”的核心原则其实相互矛盾的The Founding Myth;讨论今日缅甸民主化难题Liberalism and Democracy in Myanmar……



This Is Not Propaganda: 
Adventures in the War Against Reality 
这不是宣传

Peter Pomerantsev / PublicAffair / 2019-8

·当信息成为权力和利益争夺战的一部分时,真相消失,你我都只是被操纵的棋子罢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影响力的世界中,生活在由喧嚣的社交媒体构成的镜像之中,广告、软文、黑客、AI、伊斯兰国、普京、特朗普无不在控制我们对信息的关注和选择。在这种超现实氛围中,我们不仅失去了对和平与民主的控制,也让我们不知道真相为何物。

到底在哪里才可以看到对现实的客观看法?到底哪种叙述才更能接近真相?在社交媒体上,极端主义者压制了清晰报道的客观性和平衡性,这是一场看不见的信息战,一只看不见的手搜集了你的个人信息,挖掘出你的希望和恐惧,以此谋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在俄罗斯,本书作者Peter Pomerantsev观察到俄罗斯媒体如何被操纵,不断制造出普京的领袖光环,“阴谋论取代了意识形态,对话坍塌成相互指责,每一个论点都只是信息战的一环。”而在英美,剑桥分析公司挖掘社交媒体上的数据,利用在线“行为动力学”的研究如何助推民粹主义,影响选举。

Pomerantsev的父亲是乌克兰诗人和小说家,在20世纪70年代被克格勃逮捕,因为他传播了“有害文学”并最终被流放到伦敦,母亲曾分享她丈夫勇敢的言论自由活动,随后制作了有关苏联警察国家遗产的纪录片。而在看似信息自由流动的今日,这种真实、勇敢的声音却越发难以听见。

没有一个人能够豁免于某一种特定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被自身的处境所塑造,这并不能使世界上所有关于事实的版本都同样可信,或许我们更应该提防自身的弱点,努力在这个令人迷失的信息时代,去寻找真相。


Liberalism and Democracy in Myanmar
缅甸自由主义与民主

Roman David,Ian Holliday / OUP Oxford / 2018-11

·缅甸即使有民主,它也未必是自由的

那是2012年末,一个缅甸朋友告诉我,她的偶像是昂山素季。当时的缅甸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节点之上。三年后,昂山素季通过缅甸久违的大选取得执政权,但这位曾经为缅甸民主化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与执政者不久后却坐视罗兴亚人种族清洗而不加干预。

我不知道那个朋友后来是否改变了她对昂山素季的看法,但香港岭南大学的Roman David与香港大学的Ian Holliday则用《缅甸自由主义与民主》一书提供了他们的观察与思考。本书从19世纪殖民时期开始讲起,运用历时四年收集的大量田野资料,包括深度访谈与调查,结合各种法律文本与报告,系统梳理了缅甸的政治史和政治构成。本书认为,缅甸即使有民主,它也不是自由的,甚至可能因此引致不自由,并得出有限自由主义这一结论。


Filthy Rich: A Powerful Billionaire, the Sex Scandal that Undid Him, and All the Justice that Money Can Buy: The Shocking True Story of Jeffrey Epstein
肮脏的富人 

James Patterson,  John Connolly /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2016-10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乃至收买正义本身吗?

2005年,亿万富翁Jeffrey Epstein被指控与年仅14岁的少女发生性行为,随后警方对Jeffrey Epstein进行了长达近一年的调查,一个牵涉诸多权贵名流的未成年少女性侵网络浮出水面。然而面对刑事指控,Jeffrey Epstein运用他的广泛的资源成功逃脱重罚。

在这本Filthy Rich中,三名作者综合了媒体报导、调查与庭审记录、相关人员访谈,从Jeffrey Epstein的童年开始挖掘,试图理解此人如何发迹,如何组织少女性交易网络,以及为什么警方调查需要花那么多时间,以及爱泼斯坦的量刑为什么这么轻。但更重要的是,通过Jeffrey Epstein其人的事例,本书揭开了更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包括强奸文化,包括权贵在法律面前的特权。

本月初,Jeffrey Epstein再次因同样的罪名被捕。


Atheist Overreach: What Atheism Can't Deliver
无神论者的僭越

Christian Smith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8-12

·无神论如何变成一种独断,它并没有自身想象的那么清晰雄辩,因为代表进步而所向披靡

近年来,无神论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并被更多人接受,无神论者对自身的主张越来越自信:他们认为普遍人权的确立不需要以宗教为基础,而现代科学有力地反驳了上帝的存在,没有人生来就一定会信仰宗教。

在这本书中,Christian Smith列举出一系列证据,并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应该对这些无神论者关于道德、科学和人性的主张持怀疑态度。他并不认为无神论必然是错误的,而是它的倡导者正在推进既不合理也不现实的主张。他们坚定的世界观提供了无益的论据,并促成了当今政治格局的日益两极分化。每个参与有神论无神论辩论的人,在共同的道德反思中,都应该致力于谨慎的推理和严谨的批判。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无神论,并评估它对现实社会的意义。

Radical Bookselling: A Life of Moe Moskowitz, Founder of Moe's Books
激进地售书

Doris Jo Moskowitz / Moe's Books / 2016-10

·“印度有泰姬陵,伯克利有Moe's Books。”

Moe's Books是一家书店,Moe Moskowitz在1959年与妻子开办了这家店,现在这家店由他们的女儿在经营,它被称为是美国最好的书店之一。书店的四个楼层中20多万本新书和二手书被放在一起,其中包括中世纪研究和哲学等学术主题。

在20世纪60年代,Moe's books也是反战等示威活动的背景,甚至有一张海报,上面有一名抗议者在被催泪瓦斯包围的同时反击,而这就发生在Moe's books的门口。

书店的创始人Moe Moskowitz不仅销售激进的书籍,他本人也非常有趣,在一篇报纸文章中被称为“秃顶的知识分子”后,他创立了一个“捍卫秃顶知识分子协会”;因为喜欢百吉饼而创办了百吉饼协会,并把这种美食带入了伯克利;他帮助资助了伯克利的迷幻乐队,在著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这支的乐队表演了抗议越战的歌曲。

Moe Moskowitz虽然已经去世,但Moe's books现在仍然继续营业,有机会去伯克利,不妨一游,肯定不会让爱书人失望。


Empty Hearts 
虚空之心

Juli Zeh / Nan A. Talese / 2019-8

·细思恐极的关于民粹主义、恐怖主义、赛博朋克的政治幻想小说

《1984》的预言已经照进现实,立足于当下时代的Empty Hearts似乎预见到更离奇的未来。这部反乌托邦作品来自德国著名的当代小说家Juli Zeh。故事就发生在短短几年后,整个世界都好像摇摇欲坠:川普下台,英法相继脱欧,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武装冲突、移民潮和民粹主义运动此起彼伏,民主政治面临被摧毁的危机,许多人不是陷入沮丧和忧郁,就是转而对周遭发生的事视而不见,只专注于个人的生活。

身为妻子、母亲Britta,同时也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她不再思考每日新闻具有什么意义,将注意力都放在家人和自己的事业上。而她的事业,是经营一间专门防治自杀的诊所。然而这个看似完全合法正当的诊所,与获利丰厚的企业The Bridge,有着不可言说的关联。Britta表面上经营诊所,实际上运用由她的员工、程序设计师Babak所设计的复杂算法,深入挖掘网络信息,辨识出具有自杀倾向的“候选人”,经过筛选后,将名单引荐给任何需要自杀炸弹客执行攻击的组织,以获取报酬。运用算法,他们得以减少附带伤害、避免临阵胆怯的炸弹客,秘密企业The Bridge,也因此有效地控制了整个市场,恐怖攻击自此几乎不可能不靠The Bridge发生。这也是为什么,当两名身穿炸弹背心的不知名男子,在莱比锡机场被捕,会让布丽塔如此惊愕。那不是由巴巴克的算法所招募的候选人。接着,The Bridge的数据库遭窃、一名诊所员工被谋杀,促使布丽塔和巴巴克躲藏起来、隐匿行踪。而紧跟在他们之后的,是一个全新型态的恐怖组织:Empty Hearts……


The Founding Myth: Why Christian Nationalism Is Un-American
立国神话:为什么美国之本并非基督教民族主义

Andrew L. Seidel,  Susan Jacoby, Dan Barker / Sterling / 2019-5

·神圣美国?圣经与“独立宣言”的核心原则其实是相互矛盾的

当今美国的政治气候充满争议,这使得我们更有必要追根溯源,重新思考美国政治的根基究竟是什么?一般认为,宗教在美国政治运作中的作用向来重要。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断言,我们的国家建立在犹太 - 基督教原则的基础上,并提倡将行动建立在这一流行的历史主张之上。但这种信念真的可靠吗?

本书作者是自由宗教基金会的宪法律师安德鲁·塞德尔(Andrew L. Seidel),他试图反思美国的立国之本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书中他将十诫与宪法相比较,并将圣经教义与美国的创始哲学进行对比,以此论证圣经与“独立宣言”的核心原则其实是相互矛盾的。作者通过研究认为,美国并非建立在圣经之上,而且基督教民族主义实际上也不那么“美国”。

Panic Attack: Young Radicals in the Age of Trump
恐慌症:特朗普时代的年轻激进派

Robby Soave / All Points Books / 2019-6

·当今美国激进青年群像

自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大学校园爆发了暴力抗议活动,他们要求更加安全的校园空间,也对那些较为激进的组织所不赞成的观点保持了沉默。谁是这些抗议背后的领导者,他们想要什么?在本书中,自由主义记者Robby Soave试图通过对年轻激进分子的描绘来回答这些问题。

在特朗普时代,千禧一代的激进主义已经上升到新的高度。对此,本书作者可能并不认同他们的动机和目标,但他尊重他们的想法并提出了合理的质疑。我们将在书中看到当今激进青年的概貌,这将吸引自由主义者,保守派,中间派自由主义者,以及任何因为以社会正义的名义践踏言论自由和正当程序而感到震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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