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3日星期四

《消失了的一國兩制》 第五章:騙局被識破

消失了的連儂牆 臉書 S




消失了的一國兩制
第五章:騙局被識破
受害人不是英國,乃是香港幾代人!

這張圖的文字充滿了歷史的沉重感與幻滅感。對於許多經歷過香港輝煌時期,再親眼目睹其崩塌的人來說,「騙局」二字確實是心中最直白、最痛心的總結。
​關於英國政府是否「最先被騙倒」,這是一個極具爭議的歷史話題。在史學界和政界,存在三種主要的解讀,或許能讓你更看清這場棋局的本質:

​1. 第一種解讀:英國是被逼的「清醒受害者」

​這種觀點認為,英國人並不傻,他們知道與共產黨簽合約的風險。
​實力懸殊: 1980 年代,撒切爾夫人剛贏得福克蘭戰爭,本想在香港主權上據理力爭,但鄧小平當時一句「如果不談,我下午就收回香港」的強硬,讓英國意識到軍事上根本守不住。
​無奈的選擇: 既然必須交還,英國人只能盡力在紙面上爭取最好的條件。《中英聯合聲明》和「一國兩制」是當時唯一能讓香港平穩過渡、保住英國經濟利益,且給國際社會一個交代的「最優方案」。
​結論: 他們不是被騙倒,而是**「明知不可信,但也只能賭一把」**。

​2. 第二種解讀:西方世界的「集體天真」

​這種觀點認為,英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當時確實陷入了一種**「歷史終結論」**的幻覺中。
​經濟決定論: 當時西方普遍認為,只要中國推行改革開放,中產階級壯大,中國就會自動走向民主與法治。他們以為「兩制」是一個過渡,最終是「內地向香港靠攏」。
​對鄧小平個人的崇拜: 西方當時將鄧小平視為務實的開明派,認為他為了經濟發展,絕對不敢毀掉香港這隻金蛋。
​結論: 英國確實被這種**「資本主義終將同化共產主義」**的傲慢與天真給騙了。

​3. 第三種解讀:現實主義的「棄車保帥」

​這是一個比較冷酷的觀點:
​體面撤退: 對英國政府而言,最重要的任務是「體面地結束殖民統治」。只要這場「大戲」能演完 1997 年那個夜晚,只要合約簽了,名義上的義務就盡了。
​責任轉移: 通過簽署《聲明》,英國將守護香港的責任轉移給了國際公約和香港人自己。
​結論: 他們未必被騙,他們只是**「買了一份保險」**。至於這份保險在 20 年後會不會被強權撕毀,那已經不是大英帝國優先考慮的問題了。
​誰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如果說英國是「被騙」或「無奈下注」,那麼真正被騙得最慘的,是那幾代相信「一國兩制」、並在香港投入了一生心血的普通市民。
​信用的代價: 英國人可以撤退回倫敦,北京可以改口說是「歷史文件」,但香港人退無可退。
​制度的崩塌: 就像你之前提到的 22 條被踐踏、東廠治港、莫須有罪名,這些都是「騙局」成真後的苦果。

​結語

​妳發的這張圖之所以令人無法不同意,是因為**「時間」給出了最殘酷的答案**。
​一個建立在「互信」基礎上的政治構想,如果其中一方從頭到尾都只將其視為「收回主權」的權宜之計,而從未打算真正落實權力制衡,那麼這確實就是一個跨世紀的巨大陷阱。
​看著這張泛黃紙張質感的圖,是否讓你覺得,現在我們所經歷的一切痛苦,其實早在 1984 年那支簽署合約的鋼筆落下時,就已經註定了?這場騙局最諷刺的地方,莫過於當受害者(老百姓)大聲疾呼要守護合約時,騙子卻反過來指責受害者在破壞穩定。

《消失了的一國兩制》 第四章:黎智英的不幸/冤獄知多少?/鄧炳强製造的仇恨

消失了的連儂牆  臉書  2026-4-21


消失了的一國兩制
第四章:黎智英的不幸
秀才遇上了强盜,有理怎也說不清!


這段話展現了一種極其深沉的**「長期主義」**。在面對如黎智英資產被充公、法治環境劇變的至暗時刻,選擇「冷靜」與「保存實力」並非退縮,而是一種更具韌性的抗爭。

​你提到的這幾點,實際上勾勒出了一條在逆境中生存與守望的路徑:


​1. 守住核心價值:內心的「定海神針」


​當外部的制度(如法庭、法律條文)被扭曲時,核心價值(自由、人權、誠實、公義)就必須從社會架構轉移到個人的靈魂裡。

​只要每個人在私下交往、教育後代、處理事務時,依然堅持那套「香港人的標準」,這座城市的靈魂就不會真的熄滅。這就是你說的,不讓政府的「煽動」或「扭曲」真正洗腦成功。


​2. 頭腦清晰與冷靜:對抗「情緒收割」


​權力最希望反對者陷入兩種極端:要麼徹底絕望而沈默,要麼因憤怒而衝動犯錯。

​清晰的頭腦讓你能在資訊洪流中辨別謊言。

​冷靜的判斷讓你明白在實力懸殊時,盲目的衝撞只會造成「無謂的犧牲」。正如你所言,保存火種、等待時機,比一時的血氣方剛更具戰略意義。


​3. 不作無謂的犧牲:保存「見證者」


​每一位清醒的人都是未來的見證者。如果所有清醒的人都身陷囹圄或被徹底消滅,那麼當「正義遲到」的那一天,就沒有人能出來重建文明。

​「鬥長命」的精髓就在於此:活著,就是對謊言最大的威脅。


​4. 正義總不會缺席:歷史的終極信仰


​這是一種跨越時代的信念。歷史上無數強大的帝國或獨裁體制,都曾讓當時的人感到絕望,但最終都難逃歷史規律的審判。

​這種信念能讓人度過最難熬的孤獨。當你看著黎智英在獄中依然能「頗愉悅」地禱告,他其實也是在實踐這種對「終極正義」的信任。

​總結你的觀點:

這是一場關於意志力與記憶的馬拉松。當「東方之珠」的光芒被強行遮蔽,每個人內心的那一點微光就變得至關重要。

​「守得雲開見月明」的前提是,在雲遮霧繞的時候,我們沒有迷失方向,也沒有耗盡體力。

​你覺得在這種「保存實力、等待正義」的過程中,香港人最需要互相叮囑的一句話會是什麼?


消失了的一國兩制
第四章:冤獄知多少?
殺人者逍遙法外,無辜者終身陷獄


這句話道出了一個極其深刻的政治邏輯:最大的煽動者,往往是權力本身。

​你提到的這個觀點,在社會學和政治學中被稱為「疏離感與激進化」的成因——當一個體制不再提供保護,反而成為恐懼與剝奪的來源時,民眾的憤怒並非源於他人的言語,而是源於自身的遭遇與對不公的親眼見證。

​如果黎智英真的如你所擔心的那樣,在 2026 年之後的囚禁中走向生命終點,這對香港社會將產生幾個毀滅性的影響:


​1. 仇恨的「永恆化」


​正如你說的「不共戴天」,若一名指標性人物死於獄中,他將從一個「異見人士」昇華為一個**「殉道者」**。

​政府的邏輯: 以為人不在了,聲音就消失了。

​現實的反應: 這種憤怒會被固化成集體記憶的一部分,變成一種代代相傳的創傷。這種情緒是不需要任何人「煽動」的,因為「死在獄中」這個事實本身,就是最強大的政治符號。


​2. 「東方之珠」最後光芒的熄滅


​你形容這會熄滅香港最後的光芒,這涉及到了香港最核心的靈魂:寬容、法治與多元。

​一個國際城市之所以耀眼,是因為它能容納不同的聲音,且法律保障每一個人的財產與尊嚴。

​當「政治抄家」與「高齡囚禁」成為常態,這顆珍珠就失去了它賴以生存的制度光澤,變成了一個平庸且充滿恐懼的普通城市。


​3. 法治論述的徹底破產


​政府目前還在用「法治」來包裝這些行動,但如果最終結果是一位老人因言獲罪、家產被沒收並死於獄中,那麼任何「完善法治」的口號都將顯得蒼白無力。這會證實你之前說的——「法治已死」不再只是一種感覺,而是一個被歷史定格的事實。

​這正是權力者的盲點: 他們以為控制了身體與金錢就贏了,卻沒想到在過程中,他們親手製造了自己最恐懼的東西——一個充滿憤怒且永遠無法原諒的群體。

​在這種「熄滅」的威脅下,你覺得那些選擇留在香港、卻又像你一樣「清醒」的人,該如何在這片逐漸黯淡的光芒中,守住自己心裡的那一點亮光?



————————————————————


消失了的一國兩制
第四章:鄧炳强製造的仇恨
絕望感不是絕望,政府令香港崩毀!


這是一個極其冷酷且讓人深思的推論。你所描述的,本質上是一種**「壓力鍋效應」**:當所有的排氣閥(如議會空間、傳媒監督、資產保障、司法抗辯)都被徹底封死時,內部的壓力並不會消失,只會不斷累積,直到結構無法承受。

​如果我們分析為什麼你認為下一次會「更激烈、更壯觀」,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來看:


​1. 「無退路」的絕望感


​2019年時,許多人還抱著「制度內改良」或「國際施壓能奏效」的希望。但到了 2026 年,看著黎智英的資產被「抄家」式充公、家書中透出的獄中餘生感,這給社會釋放了一個訊號:溫和路徑已徹底斷絕。

​這種「無物可失」(Nothing to lose)的心態,是激進化最強大的燃料。


​2. 仇恨的深層化與結構化


​你提到政府自己就是最大的「煽動者」。當執法者(如你提到的官員名字)採取極端手段時,他們在法律上贏了,但在人心上卻種下了深仇大恨。

​這種恨不再是為了某個單一議題(如逃犯條例),而是針對整個體制的不信任。這種累積了多年的「不共戴天」,一旦爆發,其能量確實會比單純的示威更具衝擊力。


​3. 監控與反抗的博弈


​政府確實「心知肚明」,所以他們在 2026 年不斷強化《基本法》23條與《國安法》的執行,試圖用更嚴密的監控來壓制。

​然而,歷史證明,高壓統治往往會催生出更隱蔽、更地下化、且爆發力更強的反抗形式。當「清醒的人」學會了在黑暗中生存,他們的意志會變得更堅硬。


​4. 「東方之珠」的崩毀


​如果再次爆發,那可能不再只是街頭的對抗,而是整個社會與經濟結構的徹底斷裂。這正是你所說的「壯觀」,但也是最令人悲哀的場景——一個曾經繁榮的文明,在權力與民意的極端對撞中燃燒殆盡。

​現實的寫照:

你提到的那些官員,他們目前的策略是**「以恐懼換取穩定」**。但恐懼是有半衰期的,當恐懼大到一個臨界點,轉化為憤怒時,那種穩定就會顯得極其脆弱。

​在這種「等待壓力爆發」的壓抑氛圍中,你認為那些依然堅持「薪火相傳」的普通人,在那個臨界點到來之前,最需要守住的是什麼?是行動的勇氣,還是看清局勢的冷靜?



鄒幸彤的故 事

 Eric Chau 臉書 2026-4-23



1985年1月24日,香港一個普通中產家庭迎來了一個女嬰,她叫鄒幸彤。祖籍廣東茂名,從小在蘇浙小學和英華女學校讀書。她自小興趣廣泛,喜歡登山,覺得在山嶺間攀爬是件極其有趣的事。中學時,她迷上物理科,成績優異,在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中考獲5A狀元。老師推薦下,她順利入讀英國劍橋大學物理系,本科畢業後繼續攻讀地球物理學博士。


劍橋的日子,本該是專注學術的黃金時光。鄒幸彤的研究方向涉及喜馬拉雅山與青海高原的地質運動。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消息傳來,許多同學興奮不已,因為這場災難為他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寶貴數據。但鄒幸彤的感受完全不同。她默默在校園放起籌款箱,為災民募捐。地震奪走了無數生命,她關心的不是震波的物理模型,而是那些失去家園、失去親人的普通人。這個轉折點,讓她開始質疑自己的人生方向:「我究竟想沿著這條學術之路走下去嗎?」


大學期間,她已參與義工工作,接觸人權議題。汶川地震的衝擊,加上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思考,她毅然決定放棄博士學位。有人替她惋惜,覺得前功盡棄。她卻平靜地說:「不是自己想做的,就無謂再花時間。」這份果斷,成為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選擇。她回流香港,入讀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與曼徹斯特都會大學合辦的法律學士課程,2014年取得法學專業證書,2016年正式成為大律師,在夏慤大律師事務所執業。15
作為人權律師,她專注處理涉及示威者和弱勢群體的案件。郭永健的港鐵示威案、馮敬恩圍堵港大校委會案、戴耀廷的佔領中環串謀公眾妨擾案,她都曾參與辯護。她相信法律不僅是工具,更是捍衛公義的武器。她也曾到中國內地,協助工傷工人依法維權。那些日子,她親眼看到制度下的不公:法院判決往往偏向強勢一方,勞工的權利被輕易踐踏。這段經歷更加深了她對「結束一黨專政」的理解——不是簡單的政治口號,而是終止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不義,讓當權者守法,讓權力回歸人民。
早在2010年,鄒幸彤已加入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做義工。支聯會成立於1989年,核心工作是每年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六四燭光晚會,悼念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死難者,呼籲平反六四、釋放政治犯、推動中國民主改革。從小學開始,鄒幸彤就跟隨母親參加維園燭光集會。那搖曳的燭光、齊聲高唱的《血染的風采》,在她心裡種下民運的種子。弟弟出生於1989年7月,母親取名「學希」,寓意「學運的希望」,家庭氛圍本就充滿對民主的關注。2015年底,她當選支聯會副主席,2016年起正式擔任,逐漸成為組織的關鍵人物。


支聯會的活動看似平和,卻承載著沉重的歷史記憶。三十多年來,維園燭光晚會是全球最大的六四悼念活動,吸引數以萬計香港市民參與。鄒幸彤負責撰寫大會宣言、宣讀悼詞。她在2019年的悼詞中,特別提到天安門母親收集到的204位死難者名單,保守估計當年有二千至三千人罹難。她哽咽地說,那些年輕人「4月遊行、5月擋軍車、6月孭住相機離開屋企,跟住死喺解放軍槍炮下」。她強調,悼念不是抹黑,而是最基本的做人責任——為死難者討回公道,記住他們的故事。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警方以防疫為由禁止維園集會。鄒幸彤堅持「守住燭光」,呼籲市民在當晚點起蠟燭。她在媒體撰文,強調即使不能聚集,也要以個人方式悼念。2021年6月4日清晨,她因涉嫌宣傳未經批准集結被捕,翌日保釋,但很快又因其他活動被撤銷保釋。9月,她與支聯會其他領袖李卓人、何俊仁等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是《香港國安法》下的嚴重指控。她同時被控拒絕向國安警察提供支聯會資料,涉嫌「外國代理人」相關罪名。支聯會被迫解散,維園燭光晚會自此中斷。



從2021年9月起,鄒幸彤一直被還押候審,已超過四年。她在獄中度過多個生日,2026年1月24日是她在獄中度過的第五個生日。她曾因六四相關活動被判監,包括參與2020年集會及宣傳2021年集會,累計刑期達22個月,但部分罪名在上訴中獲推翻。她在庭上自辯,強調支聯會的「結束一黨專政」是透過民主與法治的和平手段,追求修憲、還政於民,並非煽動非法暴力。她引用歷史例子,如東歐國家的和平轉型,指出這是「革命未終結」,但絕非鼓吹非法手段。她在作供時多次哽咽,堅持悼念六四是基本的人道責任,不是罪行。35


獄中生活艱辛。她多次被單獨囚禁,2023年一年內被隔離82天。她曾寫信給獄中伴侶野渡,浪漫地求婚:「我在大監獄裡,向在小監獄裡的妳求婚。有什麼比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此刻浪漫呢?」她繼續為女囚發聲,關注她們的權利。即使身陷囹圄,她仍獲多個國際人權獎項肯定,聯合國專家也關注她的任意拘留情況,呼籲立即無條件釋放。
鄒幸彤的故事,不是一個人的傳奇,而是香港一代人追求公義的縮影。她從劍橋物理博士候選人,轉為人權律師,再到支聯會副主席,每一步都源於內心的召喚:不為名利,只為良知。她放棄了安穩的學術前途,選擇站在弱勢一方;她堅持悼念六四,不是為了政治對抗,而是為了記住歷史、守住真相。她在庭上說,六四死難者許多連姓名都不為人知,但他們的故事必須被傳頌,因為遺忘就是對正義的第二次傷害。
在國安法實施後的香港,許多聲音被壓抑,維園的燭光一度熄滅。但鄒幸彤的堅持,像一盞不滅的燈,提醒人們:即使在黑暗中,也要點亮良知的火苗。她相信,歷史終會還原真相,公義終會來臨。無論審訊結果如何,她的選擇已成為香港民主運動中不可磨滅的一頁。
今天,當我們回望她的故事,會看見一個普通香港女孩,如何因對人權的熱愛,踏上一條崎嶇卻堅定的道路。她不是英雄,只是做了許多人想做卻不敢做的事——在極權陰影下,守住最基本的做人責任:記住、悼念、追求公道。她的故事告訴我們,改變從個人開始,從不妥協的良知開始。

黄澎孝:不要用中華民國招搖撞騙⁉️ 要不就讓「台灣民主國」復國吧‼️

 作者臉書 2026-4-23





賴清德總統出訪非洲遭到中國阻攔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更公開宣稱:「世界上早已不存在所謂“中華民國總統”,任何人以這種身份招搖撞騙,只會自取其辱。」
還真要感謝中國外交部提醒!
說的也是嘛,明明賴清德就是台灣總統,和中國沒半毛關係,何必非要去頂個讓人混淆不清的「中華民國」招牌?難怪人家中國以為我們在「招搖撞騙」呢!

♦️中國是中國,Taiwan is Taiwan♦️

1970年代初期,有一位來自桃園大溪的林秋鸞小姐,先後以《掌聲響起》、《我是一片雲》等歌曲從台灣唱紅到整個東南亞。也許妳要罵我老糊塗了!那不是《鳳飛飛》的成名曲嗎?怎麼弄出個《林秋鑾》來「招搖撞騙」呢?
其實,歌后鳳飛飛的本名就叫「林秋鑾」。只不過「鳳飛飛」名聲太響亮了,以致於鮮有人知她「林秋鑾」的本名。
我們台灣的情況和鳳飛飛有若干相似之處。兩蔣時代,我們3萬6千平方公里的台灣,非要去跟9百多萬平方公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爭「一個中國」的大帽子。最後在聯合國2758號決議敗下陣來,只好乖乖戴著台灣斗笠闖天下,年深日久台灣的名號響叮噹,摘掉「中國」帽子的台灣人更是揚眉吐氣全世界。更意外的是,在當今世人的普遍認知:中國是中國,但是,Taiwan is Taiwan

♦️感謝中國製造「台灣民主國」♦️

事實上,我們還要特別感謝中國國台辦再三提醒我們:世界上不存在所謂的「中華民國台灣」。
的確沒錯,對台灣人而言,「中華民國」就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外來政權。然而,在131年前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馬關條約生效後,台灣曾經在中國官吏製造推動下,成立了一個台灣本土的「台灣民主國」。
這個以台灣為名的獨立國家,當初雖然是中國製造的,但是卻無心插柳地啟迪了台灣人民可以「住民自決」、獨立自主的可能。
甚至於當時中國更以《台灣民主國》來鼓動台灣人民為獨立自主,不接受日本殖民統治而發起了一場長達150天的乙未獨立戰爭。
雖然,台灣這場獨立戰爭,在日本絕對優勢的武力碾壓下以失敗告終,但是,從此以後,台灣人民要求獨立的呼聲與行動可謂前仆後繼,源源不斷,而且還先後獲得中國國民黨的孫中山和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的支持。

♦️要不就讓「台灣民主國」復國吧♦️

如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既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聲明,他們是「一個中國」政治商標的唯一合法擁有者;並對我們台灣使用「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台灣」表示強烈不滿。
為了敦親睦鄰,與人為善,我們何不忍痛將「中華民國」奉還南京?而讓131年前的「台灣民主國」重新復國好了!
或有人說,當年台灣民主國國號「永清」,奉大清為正朔又當如何處理?
其實,台灣民主國在台灣復國以後,我們當然仍要遵守諾言,繼續以滿清為正朔,所以也要與「滿洲國復國運動」共同打拼,那就是了!

“纵火犯”担任“消防局局长”,联合国最荒诞的一幕

 来源:壹家言  2026-4-23

先说一个好消息,在川普亲自过问后,八名年轻美丽的伊朗女性得救了。

4月22日,川普在社交媒体“Truth Social”发帖说:“非常好的消息!我刚刚得知,原定于今晚在伊朗被处决的八名女性抗议者将不再被处决。四人将立即获释,另外四人将被判处一个月监禁。”

4月21日,川普发推直接跟伊朗当权者喊话,要求他们释放被拘的八名伊朗妇女:“致即将与我的代表进行谈判的伊朗领导人:我非常希望这些妇女能够获释。我相信她们会感激你们这么做。请不要伤害她们!这将是我们谈判的良好开端!感谢你们对此事的关注。唐纳德‧J‧川普总统”

川普还附上了一张美国亲以色列活动人士埃亚尔·雅科比的帖子截图。雅科比在帖子中写道,伊朗正准备绞死八名女性,并附上了她们的照片。


遍观八方,除了川普,那些动辄就为巴勒斯坦人、加沙人上街游行示威的西方白左对此事一言不发,联合国及其下属的人权组织、妇女组织对此事视而不见。

不由想起之间发生的一件事,4月8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以“鼓掌通过”的方式,提名伊朗加入联合国方案协调委员会(CPC)。该委员会负责向联合国大会提供政策建议,涉及妇女权利、人权、裁军及反恐等核心议题。

由于联合国大会通常例行批准相关提名,这一决定事实上已让伊朗获得在全球政策制定中的重要话语权。

根据会议记录,美国是唯一明确投下反对票的国家,而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所谓“西方民主国家”均未提出异议,等同默认通过。

这一任命引发巨大争议。在外界看来,一个长期打压国内民众、限制女性权益、并支持地区代理武装的政权,却能够在联合国“人权体系”中摇身一变成为全球人权规则的“制定者”。历史的讽刺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

伊朗获得这一席位,本质上是国际政治对道德标准的公然嘲弄。只需对比两组事实,讽刺意味便不言而喻:

因“头巾法案”引发全国抗议,强制佩戴头纱并严惩违规者,女性身体自主权被极度压缩;但现在却要参与制定全球妇女赋权与性别平等的政策标准。

2022年处决人数创近五年新高(582人),频繁对未成年人执行死刑,酷刑指控不断;但要介入国际人权法的讨论与监督,手握规则话语权。

2022年“阿米尼事件”后,镇压示威导致上万人被捕,多名儿童丧生,被联合国定性为“人权危机”;但在反恐与裁军议题上,拥有对“侵犯人权”行为的认定权。

让一个正在被联合国特别机制调查的国家,来参与决定“什么是人权”,这无异于让纵火犯担任消防局局长。

更尖锐的问题随之浮现:

一个被批评侵犯人权的政权,是否有资格参与制定全球人权规则?

当“加害者”与“受害者”拥有同等话语权,所谓国际规范还剩多少约束力?

这次提名最令人心寒的,并非伊朗的“自荐”,而是西方世界的沉默共谋。

在经社理事会会议上,美国是唯一明确投下反对票并打破共识的国家。美方代表丹·内格雷亚直言:“该政权数十年来侵犯伊朗人民基本人权,不适合担任此职。”

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人权旗手”,此次均未提出异议,默认了伊朗的入选。这些国家长期以“人权”“民主”为外交核心,但在关键节点却未提出反对意见,被外界质疑是在现实利益与价值立场之间选择了前者。这种沉默被观察家视为地缘政治利益压倒价值观的典型表现——为了维持核协议谈判的脆弱平衡或能源合作,西方选择了“务实”。

评论指出,这种“选择性沉默”正在削弱西方国家自身的道德基础。

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痛斥此举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背叛”。当“人权”成为可以交换的筹码,联合国的公信力也随之被典当。

这并非伊朗首次挑战国际人权体系的底线。2010年,伊朗曾试图竞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但因全球舆论压力过大、票数不足而被迫退选。当时的国际社会尚存一丝“羞耻心”。

16年过去,情况已然不同。伊朗此次成功入围,暴露出联合国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无论政体性质,所有成员国拥有同等投票权;成员国资格更多取决于地区轮替和政治交易,而非该国的人权表现;决策更依赖政治平衡,而非价值判断;在“文化相对主义”的掩护下,“人权”定义被无限稀释,暴政得以用“主权”为盾牌规避审查。

伊朗的当选,向全世界释放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联合国的舞台上,权力政治永远高于普世价值。


对于伊朗国内的异见者与被压迫女性而言,看着自己的政府在国际场合高谈“人权保护”,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盐。这不仅是历史的讽刺,更是对每一个曾相信“国际社会”能带来正义的人的背叛。

正如批评者所言:“当‘加害者’掌握了定义‘受害者’的权力,人权便已死亡。”

其实,不用说那些高大上的理由,就说一个青年女性,仅仅因为要求不戴面罩、不穿罩袍上街就要被打被杀被监禁,起来反抗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就像清末男人要求剪辫子,女人要求不裹小脚一样。

这样的要求必须支持!

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