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事件及达赖喇嘛出走真相

 2026-10-23  思芦随笔

李江琳的《1959 拉萨！》客观描写了1959年的拉萨事件。长期以来，中共对拉萨事件的定义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的一场叛乱、达赖喇嘛被劫持到印度。此说法在大陆是一边倒并且占统治地位的。李江琳研究了双方的资料，并做了大量采访，发现此事件确实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但是所有的组织、预谋和计划都在中共的这一边。本书揭示的中共的所有手段，在以后的民族冲突中不断地被重复使用。

事件的背景是：1950年10月解放军进军康区首府昌都，在昌都歼灭藏军四千余人后，继续向西藏中部地区推进。西藏噶厦政府代表团被迫前往北京进行和谈。西藏代表团与中共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协议规定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宗教制度和政权不予变更；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将得到尊重。

随后几年内，在中国内地，中共通过暴力完成土改，摧毁了原有的乡村自治，在数百万地主富农的鲜血和尸骨上，建立起乡村基层组织和政权机构，实现了行政上的大一统；1953年强制推行统购统销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经济上的大一统；“反右”运动制造了意识形态上的大一统。只有西藏那个角落，没有完成红色大一统。

1998年香港回归，邓小平许诺香港制度50年不变。习近平等不及，强推国安法，改变香港制度，造成香港糜乱。网上流传一个段子：香妃回归后，乾隆垂涎三尺。约法三章后才娶进宫来，几年来倒也秋毫不犯。那一夜月黑风高，乾隆再也按捺不住，便乘夜色潜入，欲霸王硬上弓。香妃抵死不从。容嬷嬷不解：“不是说好五十年不变吗？迟早是您的人，皇上急什么呀？”乾隆含泪道：“你看朕这身子骨，还能撑到五十年吗！”毛泽东也是按捺不住的人，想找个借口，把十七条协议撕毁，将西藏纳入红色大一统的版图。

1956-1958年中共把大一统目标推进到西藏周边的四省藏区内，搞暴力土改和宗教改革运动。在四川省新龙上瞻地区，土改工作队收来到一个名叫居美的头人家，要求他们交枪。居美不在家，家里只有他的母亲妻儿和一名老管家。他们告诉工作组枪被居美带走了，家里没有武器。结果居美一家老少，包括那名管家，全部被枪杀。引发当地藏民暴动。参加者达2,787户，3,972人；占该县总农户的70%，总人口的16.7%。其中大多数是中共依靠的基本群众，即“翻身农奴”。

1958年，青海省在牧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强办牧业合作社。根据中央的指示，为了镇压人民的抵制，青海省委采取开会学习等方式，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集中控制起来。1958年4月，班禅喇嘛的老师、循化温都寺加乃化仁波切等上层人士被请到县城去参加学习班，引发藏人暴动。4月25日拂晓，解放军聚集重兵，围歼“叛匪”。其时武装叛匪已逃走，留下的是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的民众。解放军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攻击民众。在4小时内，民众死伤719人，其中435人被击毙。解放军没有伤亡。随即中共展开搜捕，逮捕2499人，占循化人口23%。加乃化仁波切得知消息，在学习班里悲愤自杀。

青海省兴海县的所有牧主、头人、宗教上层人物均被批斗，还把217名宗教人员关起来集训。全县饿死和被杀死的藏民达7,217人，占总人口的43.5%。被抓的人中，死亡率竟高达57.5%。1964年青海省藏人人口比1957年减少了近10万人。青海一共抓捕了52,000人。同样的事件发生在所有西藏周边的藏区。许多藏民从周边藏区逃到拉萨，把中共对藏民的暴行传布到西藏，引发了藏民的恐慌。很多难民后来参与了1959年拉萨起义。

1958年8月，中央军委向空军下达了命令：凡带枪，赶著牲畜的一群藏人，就是叛匪，格杀勿论。大部分普通藏民都符合这个描述。机翼下，游牧部落的帐篷和牲畜一览无余，于是牧场成为杀戮场。飞机朝他们倾泻子弹。

毛泽东批示支持青海省委的镇压，并要西藏准备镇压群众反抗，认为这是提早“解放”西藏人民的机会。毛泽东批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讽刺的是，参加叛乱的，恰恰就是劳动人民。毛泽东指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面叛乱”，而且“乱子越大越好”。

早在1955年冬，毛泽东就给西藏工委指示，“叫西藏准备进行民主改革，并著重指出，必须在打的基础上进行准备，贵族反抗，准备打掉一部分，跑掉一部分，噶伦堡、香港多几个骂我们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已对“总决战”有所策划，目标是扫除在西藏搞土改的障碍，从而找到藉口，打破“十七条协议”中“不改变西藏现状”的约束，放手把在内地的土改等社会改造推行于西藏。

1958年8月18日，中共总书记邓小平指示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副司令员邓少东：要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让他们闹大点，闹得愈大，改革就愈彻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就想打，而且想大打。1959年3月的拉萨藏人集会抗议，给了中共一个开打的理由。整套计划3年前已经开始制定，缺少的只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可以用于国内外宣传的理由，以便将这套计划付诸实施。相对于1950年，1959年中共已做好军事准备：两条公路已通车，当雄机场也已通航，韩战已结束；培养了一批藏族干部，换班的条件基本成熟。

1959年2月7日，达赖喇嘛受邀去西藏军区礼堂观看军区文工团演出。因军区内正在修筑备战工事，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拒绝25名藏军警卫仪仗进入军区。噶厦高层官员认为此举对达赖极不尊重。鉴于青海和川边发生的喇嘛被政府邀去学习班遭诱捕的案例，3月10日各地藏民和少数藏人中下层官员蜂涌包围达赖喇嘛夏宫罗布林卡，请求达赖取消军区之行。藏民群众控制了三位噶伦，并在大街上张贴海报、呼口号，要求中共离开西藏。而噶厦政府瘫痪，大部分藏军仍在驻地，并未参加。

中共认为这次藏人的集会游行给了一个长期等待的机会，制造了开打的理由。中共最高层从一开始就无意政治解决，而打算军事解决。

3月15日，中央军委向成都、兰州、昆明军区下达入藏令。3月16日，中共军事部署已近完成。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坚决平叛，全面改革。”

3月17日罗布林卡被两枚迫击炮弹轰炸，造成恐慌。达赖喇嘛请求神谕后，决定悄悄出走。达赖喇嘛出走之后，在罗布林卡墙内外的民众知情后，就失去了聚集的理由，会自动解散。3月19日中共得知达赖喇嘛出走的消息后，担心失去开打的理由，决定不再等待四川等地进藏部队合围，尽快动手。

3月20日凌晨，解放军159团副团長吳晨带一个连向拉萨河然马岗渡口进攻，首先向控制该渡口的藏军开枪，打响了第一枪。事后，中共宣传说叛乱分子向驻守渡口的解放军进攻，打响了第一枪。

解放军以猛烈炮火轰击药王山、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使用不对称的过度武力，不惜滥杀平民和破坏西藏的宗教圣地。狂轰滥炸下，圣地下几无余生。3月22日，在解放军猛烈炮火下，拉萨城藏军据点相继被攻克，大屠杀后，拉萨一片肃静。

李江琳还揭示为了说服尼赫鲁一起来劝达赖喇嘛打消留在印度的念头，周恩来告诉尼赫鲁中国准备承认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单方面划定的印度-西藏边界线。这条边界有利于印度，将传统上被认为属于藏区、约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给印度和缅甸。中国国民党政府和西藏政府都不承认这条边界。而为了解决内政问题，中共不惜卖国。

拉萨起义和六四是中共执政后唯二的两次使用军队进城的大规模屠杀平民事件。

陈小平：孔子学院死灰复燃 美国这次用战争部对付孔子学院

陈小平   X
@xchen156 ·2h

孔子学院死灰复燃 美国这次用战争部对付孔子学院

这样玩？我有点纳闷，想搞清楚怎么会轮到战争部向孔子学院开炮？ 原来是《国防授权法》给的权力，国防部因而有资金权限和国家安全审查职责。 这个法律的内容大体就是，你们这些大学想要我战争部的钱是吧？你就别去跟中国玩什么孔子学院。（还有伊朗、俄罗斯以及不提名字的），换个名字合作也不成。 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说，30所大学里新出现了80个宣传组织，它们使用不同的名称和章程，但背负着同样的任务，就是“窃取知识产权并渗透美国学生的思想“。战争部在过去两个月内已经”系统性地拆除了每一个这样的组织。“ 战争部为何如此牛？ 因素比较多，但核心是钱和国家安全合规审查，美国大学需要钱，而战争部强势+有钱 我查了MIT的25 財政年度（FY2025）校園科研經費前五大來源：战争部的钱排第3位。（下图）

除了MIT， 霍普金斯、乔治亚理工 &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也非常需要战争部的钱。

附：

特朗普中文推特

@trumpchines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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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

美国已将孔子学院列为国家安全威胁。 战争部长赫格塞思表示：这些由中国政府支持的宣传性质的文化项目，曾渗透进美国几乎每个州的大学，虽然国会几年前就明令禁止，可它们又改头换面地回来了。目前已发现在30所大学里冒出了80个新的宣传据点，窃取知识产权，并向美国学生灌输思想。

战斗室

@7warroom

·

6h

国会几年前立法封杀孔子学院，很多人以为这扇后门已经关死。 结果对方换了个马甲，重新大摇大摆走进了大学校园。 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公布了摸排出的真实底细： 在全美 30 所大学里，悄悄冒出了 80 个改头换面的宣传细胞。 名字换了，章程改了，表面挂着学术文化交流的招牌。 但任务一模一样：由中共国官方出资操控，一边渗透美国学生的认知，一边盯紧前沿实验室窃取知识产权。 当初的禁令只封掉了旧名字。 对方把牌子一摘，机构和资金照样在各校眼皮底下运转。 这次战争部没跟他们绕圈子。 海格塞斯直接将这些休眠组织定性为国家安全威胁，列入黑名单。 动用防务系统的杠杆，在过去两个月里，把这 80 个机构逐一连根拆除。 偷研发成果、挑唆年轻人反对自己国家的把戏，彻底到此为止。 给全美高校的警告也递到了台面上：保持警惕，绝不给这种渗透卷土重来的机会。

中国反对派的双重使命

艾地声Edysen  X
@KA594594 · Oct 23, 2026

中国反对派的双重使命

中国反对派究竟承担着怎样的历史使命？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远比通常理解的反对现存政权、争取政治变革复杂得多。在我看来，中国反对派承担着两项不可分割的历史使命：一是结束专制统治，二是建立宪政、自由、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制度。

前者是政治解放，后者是文明重建；前者主要指向国家权力结构，后者则深入社会生活与公民人格。前者有可能通过某个历史转折获得实现，后者却是一项长期的、持续的、甚至没有终点的事业。

更重要的是，第二项使命不能等到第一项完成之后才开始。反对派在反对专制的过程中，就应当开始建设自由社会。这不仅是政治战略问题，也是政治哲学问题，更是每一个反对者必须面对的人格问题。

一、从改革的希望到政治反对的自觉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始终面对一个根本问题：如何使国家成为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政治共同体？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政治哲学传统，黑格尔曾经试图在现实国家与自由之间建立理性的联系，在他的政治哲学中，自由并非停留于个人主观意志，而需要通过法律、制度与伦理生活获得现实性。从这一思想出发，可以形成一种现实主义改革方案：承认国家制度的历史性，相信自由能够通过渐进改革逐步实现。

但是，这种改革主义的政治解释存在一个必须接受检验的前提：现实政治是否真正具有向自由发展的可能性？改革可以缓慢，可以曲折，却不能永远停留在承诺之中。如果国家权力不仅拒绝改革，而且不断强化对个人自由的压制，那么以未来的制度进步要求公民继续服从，其正当性便值得怀疑。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欧洲思想危机，已经以极其沉重的方式提出了这一问题。战争不仅摧毁了无数人的生命，也冲击了欧洲知识界对于理性、文明与历史进步的信念。国家不再只是自由得以实现的制度形式，也可能成为要求个人无限牺牲的权力机器。当然，1914年前后的欧洲思想家并非一个统一的黑格尔主义群体，他们对国家与历史的反思也走向不同方向。但这一历史断裂揭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当现实国家背离自由时，历史进步的信念还能否构成政治服从的理由？

中国在1989年之后，也以自身的历史经验面对了类似的问题。改革开放曾经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相信，中国政治制度能够伴随经济改革逐步实现现代化。政治改革的前景虽然不明朗，但仍然存在期待。1989年的政治危机及其镇压，严重冲击了这种期待。此后，中国政治思想界逐渐出现更为深刻的分化。一部分人继续寄望于体制内部的渐进改革，一部分人则开始重新思考政治反对、人民主权与国家制度重建的问题。

对于后者而言，问题不再只是如何推动统治者改革，而是当统治者拒绝改革时，公民如何重新确立政治生活的正当性。政治反对由此获得了超出一般政策批评的意义。

二、反对派不仅是反对者，也是国家奠基的参与者

1989年之后，中国思想界对德国政治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的译介和讨论逐渐展开，尤其在19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形成较大影响。施密特的政治理论具有复杂的思想遗产，他强调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政治决定与主权问题，其敌友区分理论及其反自由主义倾向，也始终伴随着重大争议。

然而，施密特关于制宪权的讨论，确实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既有政治秩序发生根本性的正当性危机时，谁有权决定国家的政治形式？这一问题对于政治反对派同样重要，反对派不仅需要回答如何反对现存统治，还需要回答反对之后建立什么，以及在反对的过程中如何参与未来国家的奠基。

这里存在两种不同的可能性。一种是新国家的创设性奠基，即通过重新组织政治共同体、确立人民制宪权，建立新的宪法秩序；另一种是既有国家的持续性奠基，即在国家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改革、宪政重建与公民参与，不断更新国家的政治正当性。

这一区分对于中国尤其重要。反对一个国家的现存统治者，并不等于反对这个国家本身；否定某种统治制度，也不意味着必须否定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共同体。中国反对派可以反对专制统治，同时坚持对中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的责任。从中华民国法统与中国近代宪政史的角度看，国家奠基还涉及一个尚未完成的历史问题：近代中国所追求的共和、宪政与人民主权，如何获得持续的制度实现？这里必须区分国家的历史连续性、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同一性与宪法秩序的连续性。三者并非天然一致，却共同构成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无法回避的问题。

施密特提醒我们注意政治决定与制宪权，但其理论并不能直接解决自由宪政问题。任何政治力量，即使以反对专制的名义出现，也不能因此获得不受限制的权力。反对派不是天然正确的政治主体，更不是可以取代人民的主权者。它必须接受一个更加严格的原则：国家的奠基最终属于人民，而不属于任何自称代表人民的政治组织。

由此，反对派的双重使命才真正显现出来。

三、第一重使命：结束专制统治

中国反对派的第一重使命，是结束专制统治，使国家权力置于人民授权、法律约束与公共监督之下。这是一项明确的政治使命。

专制统治的根本问题，不仅在于某个统治者是否贤明、某项政策是否有效，而在于国家权力缺乏充分的民主授权与制度性制约。当执政权力不能通过自由竞争实现和平更替，当公民缺乏有效的政治参与和监督渠道，当司法无法独立保障个人权利，国家与公民之间就难以建立平等、稳定的法权关系。

因此，政治反对不能仅仅停留于对个别官员、个别政策或者某些腐败现象的批评，它还需要面对制度本身，但结束专制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择手段。如果以追求自由为理由践踏个人权利，以建立民主为理由否定民主程序，以反对暴政为理由制造新的暴力崇拜，那么政治反对就可能背离自身宣称的目标。

政治目的不能无限豁免政治手段的伦理责任。尤其需要警惕一种观念：只要能够推翻专制，其他问题都可以留待以后解决。历史反复提醒人们，权力更替并不必然带来自由。一个政治集团即使成功取代旧统治者，如果仍然坚持权力垄断、个人崇拜、思想控制和敌我政治，也可能重新建立另一种专制秩序。所以，第一重使命必须始终接受第二重使命的约束；结束专制，不是为了使某一群人成为新的主人，而是为了使所有人都不再成为政治权力的臣民。

四、第二重使命：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

与结束专制相比，建立宪政自由民主法治社会，是一项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事业。它首先意味着制度建设，宪法必须具有真正的最高法律效力，基本人权必须得到有效保障，国家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司法必须能够独立审判，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必须获得制度保护；政府应当能够通过和平、公正的民主程序产生与更替；公民不应因为政治观点不同而失去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这些都是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

然而，制度建设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自由社会不仅需要自由的制度，还需要能够理解自由、尊重自由、承担自由责任的公民。这就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建设与人格更新。

长期的专制统治不仅塑造国家权力结构，也可能影响社会关系和个人行为方式。权力崇拜、等级意识、依附心理、特权观念、对异见者的不宽容，以及通过关系而不是规则解决公共问题的习惯，都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延续。这些现象当然不能全部归因于专制制度，也不能认为生活在专制社会中的人必然具有专制人格。但是，缺乏自由竞争、公共参与和权力监督的制度环境，确实可能使某些不平等的社会行为方式获得持续强化。

政治制度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发生改变，社会习惯与人格结构的变化却往往需要更长的历史过程。一部民主宪法可以通过政治程序制定，但公民对宪法的尊重，不会仅仅因为宪法颁布便自动形成；司法独立可以通过制度改革确立，但社会对法律规则的信任，还需要长期的司法实践；选举制度可以建立，但尊重政治竞争、接受失败结果、承认反对者的合法地位，需要公民不断学习和实践。这就是第二重使命的艰难所在；不过，绝不能因此得出人民尚未成熟、不适合民主的结论。

公民人格是在自由的实践中逐渐养育成熟的。人不是先成为完美公民，然后才获得自由；而是在享有自由、承担责任、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现代公民。民主不是对成熟人格的奖赏，而是人格成长的重要制度条件。

五、反对派自身就是未来社会的一场预演

中国反对派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在自身的政治实践中体现其所主张的自由民主原则。我长期观察中国公共生活，也关注海外反对派群体的政治活动。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是，有些人能够对专制统治作出激烈批判，却未必能够在自己的日常行为中充分尊重他人的自由与人格；有人要求国家保障言论自由，却不能容忍自己受到批评；有人反对政治迫害，却习惯于通过政治标签否定意见不同者；有人批判官方谎言，却把未经证实的消息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有人反对个人崇拜，却又在自己的组织中追求绝对权威；还有人把反对专制理解为一种天然的道德优越性，似乎只要政治立场正确，就不再需要接受事实、法律与公共伦理的约束。

这些现象不能用来否定整个反对派群体，更不能因此抹杀许多人长期承担的风险、牺牲与公共贡献。但是，政治反对的正当目标，并不能使反对者自动获得人格上的正当性。反对专制是一种政治立场，摆脱专制习性则是一项人格修养。两者有关联，却不能相互替代。一个人可以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却仍然习惯以专制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一个组织可以在纲领中宣称民主，却在内部实行不受约束的个人领导。如果反对派不能认真面对这些矛盾，那么即使未来政治环境发生改变，它也可能难以承担建设自由社会的责任。

因此，反对派需要从自身开始，学习民主的组织方式、公共讨论规则和权力约束原则；尊重不同意见，承认个人权利，维护事实真实，遵守公开承诺，接受批评监督，建立平等合作关系。这些看似平凡的行为，其实都具有国家奠基的意义。未来国家的政治文明，并非完全产生于某个制宪时刻，它也生长于今天的公共讨论、社会组织、志愿行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反对派如何对待今天的异见者，往往能够让人看见它如何理解未来公民的权利。

六、人格更新：从臣民意识走向公民人格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项深层任务，是公民人格的养育。所谓公民人格，并不是某种由国家制定标准、要求人民服从的理想人格。它首先意味着承认每一个人都是具有独立尊严、自由意志与平等权利的主体。公民不是国家的附属品，也不是政治领袖的追随者。公民能够独立判断公共事务，能够对权力提出质疑，也能够对自己的言行承担责任。

公民人格包含权利意识，也包含责任意识；包含独立精神，也包含合作能力；包含批判勇气，也包含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尤其重要的是，人必须学会在不依附权力的情况下生活，在不支配他人的情况下实现自身价值。这涉及一种深刻的人格转换，从习惯服从权威，到能够依据良知和理性独立判断；从追求特权地位，到尊重所有人的法律平等；从依靠强者保护，到通过法律与公共合作维护权利；从把不同意见者视为敌人，到承认政治分歧可以在共同规则下和平存在。这不是一场要求人人思想一致的道德改造运动，真正的公民人格更新，恰恰必须反对强制性的思想改造；人格的成长只能建立在个人自由、社会交往、教育实践与自我反省的基础上。

在这里，我特别强调四个字：从我做起。不能要求别人首先具备民主素养，自己却拒绝遵守民主规则；不能要求未来政府诚实守信，自己却习惯于传播谎言；不能要求社会尊重个人尊严，自己却随意侮辱他人；不能要求国家限制权力，自己却在拥有一点组织权力之后便不愿接受监督。如果我们期待一个自由社会，就应当从今天开始，学习以自由人的方式生活。这既是个人修养，也是公共责任。

从我做起，并不意味着把制度改革的责任推给个人，更不意味着认为只要人人道德改善，专制制度就会自行消失。制度建设与人格更新必须相互促进，没有制度保障，个人自由容易受到权力侵害；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再好的制度也可能逐渐空洞化。海外民运人士及其组织尤其有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从我做起。

七、国家奠基是一项持续的公民事业

传统政治史往往把国家奠基理解为某个决定性的历史事件。一次革命，一部宪法，一个共和国的成立，似乎就意味着国家奠基已经完成。然而，从现代宪政主义的角度看，国家的正当性不能仅仅依靠某个历史时刻的政治决定，它必须在持续的公共生活中得到确认。国家权力需要不断接受监督，宪法原则需要不断获得实践，公民权利需要不断得到保障，民主制度也需要在社会变化中持续调整与完善。

国家奠基不仅具有创设性，也具有持续性。一代人可以建立共和国，但不能代替后代公民完成所有政治选择；一部宪法可以确立基本制度，却不能保证未来所有掌权者都自觉遵守。国家的宪政秩序，需要一代又一代公民通过公共参与、制度监督和法权实践加以维护。这也是反对派第二重使命具有持续性的原因。

第一重使命可以随着专制统治的结束而完成，第二重使命却不会因为民主转型成功而终结。届时，今天的反对派可能分化为不同的政党、社会组织和公共思想群体，也可能有人退出政治活动，回归私人生活，但建设自由社会的责任不会消失。它将从反对派的特殊使命，转化为全体公民的共同事业。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派的历史目标，不应当是使自己永远成为反对派，更不是使自己成为新的永久执政集团；它应当推动建立一种政治秩序，使任何公民都有权依法组织反对派，使任何执政者都可能通过民主程序被和平替换。

真正的宪政民主，不是消灭政治反对，而是使政治反对成为合法、正常、受到制度保护的公共生活。

八、相信人心与人性具有驱逐黑暗的力量

结束专制统治固然艰难，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社会可能更加艰难。对此，我并不悲观。因为我始终相信，人具有追求自由、辨别是非、反省错误和改善共同生活的能力。

人性并不完美。人会自私，会软弱，会屈从权势，也会因为恐惧和利益而伤害他人。正因为如此，现代宪政制度才需要限制权力，防止任何个人或集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人也具有良知、同情、责任感和追求正义的能力。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能够看到许多普通人面对不公时表现出的勇气，也能够看到人们在灾难中彼此扶助，在困境中坚守承诺，在压迫面前维护尊严。这些行为未必惊天动地，却构成自由社会最重要的人性基础。

我不相信一个社会的文明前景只能由统治者决定；更不相信长期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人民，就注定无法成长为自由公民。历史环境能够影响人，却不能完全决定人；权力能够制造恐惧，却不能永久消灭良知；谎言能够遮蔽事实，却不能取消人追求真实的能力。从基督教关于人的有限性与尊严的理解出发，我也愿意强调这样一种政治伦理：既不把人神圣化，也不因人的罪性而绝望。

承认人的有限，所以必须限制权力；相信人的尊严，所以必须保障自由。制度的目的，不是制造完美的人，而是使不完美的人能够在平等、自由与法治的条件下和平共处。自由社会也不要求所有人成为圣贤。它要求人们即使存在利益冲突、思想分歧与道德缺陷，仍然能够遵守共同规则，尊重彼此权利，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公共争议。

这样的社会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它可以从今天开始建设；从一次诚实的公共表达开始，从一次对不同意见的尊重开始，从一次拒绝谣言与人格攻击开始，从一次平等合作开始，从一次对自身错误的承认开始。这些行动看似微小，却能够逐渐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自由社会，正是从这些关系中生长出来的。

九、我们不仅要结束旧制度，还要开始新生活

中国反对派的双重使命，归根到底，是政治解放与文明重建的统一。结束专制统治，是为了使国家权力受到人民的约束；建立宪政自由民主法治社会，是为了使每一个人都能够作为独立、平等、有尊严的公民生活。前者要求改变国家制度，后者还要求更新社会关系与公共人格；前者需要政治勇气，后者更需要理性、耐心、宽容与自我约束。

我们不能一边反对专制，一边在自己的行为中复制专制；不能一边要求国家尊重自由，一边拒绝尊重他人的自由。更不能把建设自由社会的全部责任寄托于未来某个历史时刻。自由不是专制结束之后才突然降临的礼物，它需要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不断实践，在公民之间的交往中不断生长。我们今天如何生活，如何对待他人，如何组织公共行动，如何处理分歧与冲突，都与未来中国的政治文明有关。

反对派不仅应当成为旧制度的批判者，也应当成为新社会的建设者。我们要结束的，不仅是外在的专制统治，也包括自身尚未摆脱的专制习性；我们要建立的，不仅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也包括能够真正生活在自由之中的公民人格。

第二重使命也许更加漫长，更加艰难，更富挑战。但我依然相信人心，相信人性，相信人的良知与自由意志具有驱逐黑暗的力量。一个社会的自由，不必等待所有人都觉醒之后才开始，只要有人愿意坚持真实、尊重他人、承担责任，自由就已经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了自己的位置。

中国的宪政文明，需要制度的重新奠基，也需要公民人格的持续成长。这两项事业，都不能等待别人替我们完成。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因为我们所追求的自由中国，不仅存在于未来的宪法与制度之中，也应当开始存在于今天的我们身上。

著名作家严歌苓被封杀的前前后后

 文/茶几
《西雅图华人月刊》（2026年9月期，总第41期）、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   October 13, 2026

2020年初，严歌苓完成了一篇批评疫情初期瞒报现象的文章。她借用唐婉词中的“瞒、瞒、瞒”三个字，表达对真相受到遮蔽的愤怒。文章写完时已经接近晚上11点，她没有立即发出，而是先交给丈夫王乐仁。

这一举动并非寻常的家庭讨论。当时，严歌苓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她的小说在中国拥有庞大读者群，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版税和影视版权构成家庭收入的重要部分。王乐仁已经退休，女儿尚小。夫妻二人都明白，这篇文章一旦发表，可能使原有的出版、影视合作及商业收入全部中断。

（作家严歌苓如今已经移居德国，继续写作，图像来源： Zhou Peng）

严歌苓把这形容为可能“闯一场大祸”，甚至要有“舍得一身剐”的准备。它不仅关系到一个作家的个人命运，还会改变整个家庭的生活方式。

最后，王乐仁替她按下了发送键。第二天，文章像野火一样传播开来。

对于这次选择造成的经济损失，严歌苓无法给出准确数字。作家收入不同于固定工资，每年出版多少书、是否发生影视改编，都带有偶然性。她只能确认，文章发出的一刻，她已经预感到，过去来自中国市场的丰厚收入很可能不复存在。

这并不是严歌苓第一次面对审查，却成为她与中国出版及影视体系彻底分离的重要转折。

从《第九个寡妇》到《芳华》

严歌苓早期很少主动向中国大陆投稿，小说主要在台湾发表。后来，她发现自己的作品经常被大陆杂志擅自转载，既没有征求许可，也没有支付稿费。既然作品已经在流传，她开始尝试与大陆出版机构正式合作。

小说《第九个寡妇》插图

一位编辑主动向她约稿。严歌苓提出，自己想写一个发生在土改年代的农村故事。为了准确掌握当地风土人情，尤其是人物语言，她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编辑承诺等她，这一等就是五年。最终完成的作品，就是《第九个寡妇》。

小说在大陆出版后迅速走红，盗版也随之出现，甚至菜市场和超市里都能看到。严歌苓父辈的一些朋友告诉她，买菜时顺手买了一本，她还追问对方有没有分辨正版和盗版。

然而，《第九个寡妇》的发表过程已经让她感受到审查的存在。小说最初被几家杂志退稿，后来终于刊出，有人告诉她，文本已经被删改。严歌苓没有重新逐字核对，因为在她看来，作品既然已经发表，再回头查看那些未经同意的改动，只会让自己更加生气。

出版机构有时甚至不会与作者商量，便直接删去它们认为不合适的内容。严歌苓把这种处境形容为原创者的挣扎：作家不愿妥协，却又不得不面对作品无法出版的现实。这种痛苦并非她一人所有，而是中国创作者普遍面对的切身经验。

她说，自己写作时很少主动考虑红线。由于长期生活在国外，距离中国现实环境较远，她通常先按照自己的判断完成作品。直到把稿件交给出版社，才发现自己已被放进一个由“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组成的框架中。

她把作品比作自己的孩子。出版社要给孩子“整容”，甚至要求作者亲自下刀，她做不到。她宁愿告诉编辑，认为哪里必须删，就由出版社自己处理，她不会亲手切割自己的作品。

“在中国，红线是在身后的。”严歌苓说。很多界限事前不会被清楚告知，只有跨越以后，才知道自己已经越线。

电影《芳华》剧照

大约从2016年开始，她明显感到气氛发生变化，审查日益严格。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芳华》第一次被临时叫停时，她意识到，也许又到了离开的时候。

《芳华》后来上映并引发巨大反响。严歌苓认为，电影比小说明亮，整体基调更加抒情和浪漫，但主要人物仍然保留了原作精神。影片唤起许多人对青春的怀念，也引起了“是否美化特殊年代”的争议。

在严歌苓看来，一个时代可能充满压抑和创伤，但身处其中的人仍然拥有自己的青春。青春的美好并不能证明时代的美好。影片中英雄式人物被一步步摧毁，最终甚至被当作流氓处理，故事本身仍然尖锐而残酷。

“赚到”的九年

严歌苓的丈夫王乐仁曾任美国外交官。两人恋爱时，严歌苓在中国当过兵和战地记者的经历一度引起美国方面的安全审查，王乐仁也曾面对外交事业与婚姻之间的选择。他最终选择了婚姻，后来又重新回到外交系统，前后从事外交工作约21年。

婚后的严歌苓随丈夫辗转德国、非洲、台北等地。频繁搬迁使她能够进入不同文化、语言和政治环境，也让她通过比较重新理解中国社会。

王乐仁一直参与妻子的创作事业。他翻译严歌苓的小说，负责财务、税务、出版、行程及各种行政工作。严歌苓形容，自己习惯构思长篇小说、电影等“大工程”，丈夫则把工程分解成一项项能够落实的细节。

王乐仁很早就预感，妻子的作品迟早会触及不可跨越的政治界限。

2011年前后，《陆犯焉识》出版。一些评论把它视为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冲击力的作品，当时便有人猜测，小说和改编电影可能遭禁。不过，当时的公共环境仍相对宽松，有人公开撰文反驳批评，《陆犯焉识》没有被叫停，继续大量出版。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归来》也得以上映。

2022年，德国之声询问王乐仁，严歌苓2020年遭到封杀，是否意味着夫妇二人“失去了两年”。王乐仁回答，他们不是失去两年，而是“赚了九年”。从《陆犯焉识》问世开始，他就认为封杀迟早会到来。作品此后仍能出版、改编并产生巨大影响，相当于多争取了九年。

严歌苓则回忆，2016年前后，她已经感到环境不对。后来，一位导演向她转述，有官员曾质问：“严歌苓那么不喜欢我们，为什么还回来？”

这句话让她感到愤怒和受辱。她无法接受某一个官员把国家视为少数人私有的领地。她认为，自己在中国有广大的读者和观众，任何个人都没有资格代表整个国家驱逐一名作家。

从逐步消失到“社会性死亡”

2020年的文章发表后，封杀迅速进入实际层面。

严歌苓称，当时有一本新书已经完成印刷，后来却被全部追回销毁；原有出版计划无法继续，一些影视项目也受到影响。其中一个投资约两千万美元的中美合作电影项目未能正常发行。

张艺谋执导的《一秒钟》使用了与严歌苓作品相关的情节，但她的原著作者署名后来被删除。严歌苓夫妇曾发出公开信，联系编剧与作者组织，在不同国家寻求法律帮助，并在柏林电影节期间表达抗议。

让她尤其愤怒的，是有制片方后来宣称电影与严歌苓的小说“毫无关系”。在她看来，双方过去围绕剧本进行过沟通，她本人看过剧本并提出意见，片方最初还邀请她随剧组出席柏林电影节、走红毯。相关通信至今保存。在这些事实存在的情况下否认原作者，不只是政治审查，更是对创作者劳动和版权的践踏。

严歌苓一度愿意为了保护中国国内参与项目的工作人员，接受影片在国内发行时不出现自己的名字。但她无法接受电影进入海外市场以后，西方发行商、流媒体和电影节仍然延续同样的处理。

好莱坞媒体《Variety》曾主动采访她。记者自称长期报道人权议题，不会害怕压力，双方还约定进行补充采访。但此后记者不再联系，报道也没有发表。

这使严歌苓第一次强烈意识到，中国市场所代表的商业利益，可以影响海外文化机构和媒体。她原以为在中国无法得到维护的版权，到了西方至少会得到基本尊重，结果一些自称捍卫人权和创作自由的机构同样选择沉默。

在她看来，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结合，能够让许多人回避原则。版权既是知识产权和财产权，也与创作者的人格权利有关。海外机构的沉默给她带来的幻灭，并不亚于中国国内的封杀。

不过，2020年的封杀起初仍以逐步淡出的方式进行。她的作品不能正常出版和改编，但名字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尚能查到。严歌苓形容，那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处理：没有人公开宣布彻底禁止，而是慢慢减少作品的能见度，让作品不再被阅读，希望读者最终遗忘作者。

2022年，她与学者周孝正的一次网络连线，使事情进一步升级。

“铁链女”事件后的失言

当时，“铁链女”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严歌苓长期追踪事件进展，对多次变化的官方说明极为不满。她认为，一件涉及女性被拐卖和长期囚禁的案件，竟然无法让公众获得清晰可信的真相，反映出一种傲慢的治理态度。

她为此写下《母亲啊，母亲》，试图从女性、母亲和作家的角度表达自己的思考。

此后，周孝正与她进行视频连线。严歌苓称，自己当时不知道“连线”意味着内容将被公开播出，以为只是两个人私下视频聊天。周孝正谈到人口拐卖问题时，她在情绪激动中附和了一句措辞激烈的话。后来，包括文章朗诵和私人谈话在内的内容被完整公开。

严歌苓并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她说，那句话是在愤怒中随口说出的，缺乏严肃分析，也不够负责任。真正让她后悔的，并不是自己批评人口拐卖和“铁链女”事件，而是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却因为一句即兴附和的话，而不是一篇经过思考和写作的文章。

如果必须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作为自己被彻底封杀的原因，她宁愿是那篇认真写成的文章。文章表达了她的判断，有思想价值；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与后来承受的代价并不相称。

连线公开后，她的名字进一步从网络公共空间消失。在一些百科和社交平台上，仿佛已经“没有这个人”。虽然作品仍然存在，作者却被从可检索的信息中抽离。严歌苓把这种处境称为“社会性死亡”。

她认为，即使没有那次连线，自己也会逐步遭到全面封杀，区别只是过程快慢。此前用的是“软刀子”，后来则换成了“硬刀子”。

“我们时刻准备收入清零”

严歌苓夫妇并非完全没有预见到这一天。

王乐仁长期负责家庭财务。他说，自己不担心没有大钱，只担心日常生活费用不足。因此，多年来他始终维持稳定收入，进行投资并为退休储蓄。他拥有美国政府退休金，严歌苓有美国社会保障金及少量德国养老金，两人也逐步把资金和资产移出中国。

王乐仁从未预料妻子的小说和影视版权后来能带来那么高的收入，但他一直相信，严歌苓终有一天会因为说出真实想法而失去中国市场。因此，封杀真正到来时，他并不意外。

严歌苓也认为，生活可以变得简单、朴素。她和丈夫长期生活在国外，没有与人攀比的习惯。过去作品积累的收入，加上家庭长期进行的财务安排，使他们不至于因失去中国市场而立即陷入困境。

在她看来，一个人对“够不够”的判断千差万别。有些人已经拥有很多，却仍然觉得不够，那种“贫穷的心”比物质匮乏更可怕。她出身于几代知识分子家庭，相信人生最终的满足不能只由钱财提供，精神上的获得才是真正的财富。

从2020年至今，夫妻二人没有因为当初的选择而后悔。严歌苓说，如果当时在如此愤怒的情况下仍然不敢写出真实想法，到了生命最后阶段，她才会真正后悔。一个作家如果不能表达真实的思想，还算什么作家，算什么读书人？

“只要学生还读我的书，就封杀不了我”

失去中国传统出版和影视市场后，严歌苓开始建立自己的独立出版渠道。《米拉蒂》成为她独立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根据她在采访中的介绍，该书销量已经超过一万册。

她还完成了一部与女儿有关的作品《阿伊莎》。书名来自女儿的英文名字，小说也融入了严歌苓对女性命运、弃婴、人口失衡及拐卖问题的思考。作品已写完，将按照独立出版计划推出。

近年来，她前往美国多所大学演讲。一些学校会提前让学生阅读她的作品，再与她进行交流。对严歌苓而言，这种阅读比排行榜和商业宣传更重要。

她相信，封杀的最终目标不是简单删除一个名字，而是切断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联系，使作者被遗忘。然而，只要书仍在流传，只要大学课堂和年轻学生仍在阅读，她就没有真正消失。

面对版权争议时，她会愤怒，会发声，但不会让自己永远困在一件事情中。她需要继续写作，而写作需要睡眠、平静以及相对完整的内心。表达愤怒以后，她仍会回到书桌前，构思下一部作品。

王乐仁则继续负责出版、翻译、财务、行程和行政事务。他把自己的角色看作一种支持。外交官的职业本来就是代表别人、帮助别人实现目标；退休以后，他只是把这种能力更多地用于妻子的创作。

对于年轻人应当如何在自由、收入和机会之间作出选择，王乐仁没有给出简单答案。他认为，每个人能够承受的代价不同，不能替别人决定。严歌苓也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妥协，尤其为了保护出版她作品或投资电影的人，避免让合作者受到伤害。

但一个人终究会走到无法继续退让的节点。这个节点对每个人都不同，最终能够提供答案的，只有个人的良知。

从《第九个寡妇》《陆犯焉识》到《芳华》，严歌苓的作品曾通过中国庞大的出版和电影市场进入千家万户；从2020年开始，她又亲眼看到自己的书被追回、名字被删除、影视项目被叫停，个人资料从公共空间逐步消失。

然而，被删除姓名并不等于作品从读者记忆中消失。对严歌苓而言，真正的抵抗并非停留在愤怒中，而是继续写下一本书。

“只要学校和学生还在读我的书，”她说，“就不可能封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