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3日星期四

美国的法官之殇:法官凭什么一次次挡住川普的政策?

 来源:斌闻天下  2026-9-3


美国正在出现一个越来越难以忽视的政治现实:选民把川普重新送进白宫,但一些法官却似乎在努力决定,川普究竟能不能按照选民要求治理这个国家。

边境执法要加强,法院出手;移民政策要收紧,法院介入;行政命令准备实施,又有人申请禁令。

问题当然不是法官有没有权力审查总统,真正的问题是:这种权力究竟应该走多远?

如果政府真的违法,法院当然应该叫停,可是,如果一个地区法官仅凭一起诉讼,就可以让总统在全国范围内暂缓执行一项政策;如果一纸临时禁令能够把行政部门数月甚至数年的工作拖进诉讼泥潭,那么问题就已经不是普通的司法审查,而是司法权正在直接影响国家政策的方向。

这才是美国今天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

一纸禁令,为什么可以卡住整个政府?

过去几年,美国政治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反对一项行政政策,最有效的办法有时不是赢得国会辩论,而是找到一个愿意下禁令的地区法官。

原告选择有利辖区提起诉讼,地区法院随后发布全国性禁令,行政部门便可能不得不暂停政策。

这套机制最大的争议,就在于它把一个地方性的诉讼,迅速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结果。

川普政府显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2025年最高法院审理川普诉CASA案时,面对的核心问题就是:联邦地区法院有没有权力发布针对全国所有人的“普遍性禁令”。

最高法院最终限制了这类全国性救济的范围,但特别强调,它当时没有裁定川普出生公民权行政令本身是否违反宪法。

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因为真正值得讨论的,从来不是“法官能不能审查总统”,而是:一个地区法官凭什么因为几个原告的案件,就拥有近乎全国政策否决权?

这才是问题所在。即使全国性禁令受到限制,集体诉讼、不同形式的救济以及其他程序工具仍然可能继续拖慢行政政策。

而对一个总统来说,拖延本身就是一种反对力量。

问题的关键,是法律,而不是政治立场。可怕的地方在于,一旦这种案件被无限扩大,法院就可能从“判断政府有没有违法”,逐渐变成“告诉政府应该怎么治理”。

这条线一旦跨过去,法官就不再只是裁判,而开始拥有政策制定者的实际影响力。


最容易被忽略的武器,就是时间

假设川普提出一项政策。第一年,被起诉。第二年,进入上诉。第三年,继续争议。等法院最终作出裁决时,总统任期已经过去大半。

即使最后政府赢了,这项政策也可能已经错过最重要的实施窗口。

所以,司法拖延并不是没有代价,它本身就可能改变政治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美国现在需要认真面对一个过去被忽视的问题:司法程序不能变成选举结果的“暂停键”。

川普2024年赢得总统大选,不意味着他的每一项政策都自动合法;但同样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地区法官都可以凭一纸命令,把选民选择的治理方向冻结下来。

支持川普的选民投票时就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

加强边境控制、强化移民执法、改变拜登政府时期的政策方向,本来就是川普竞选承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政策当然可以被反对,可以在国会反对,可以在法院起诉,也可以在下一次选举中重新交给选民判断。

但不能把“我不同意”直接变成“你不能执行”。

司法独立,不等于司法至上

这是美国政治讨论中最容易被混淆的一点。

司法独立非常重要,但司法独立的意思是法官按照法律办案,而不是法官可以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

总统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法官同样不能,国会也不能。

美国宪政真正保护的,是权力之间的边界。

最理想的状态其实并不复杂:国会制定法律,总统执行法律,法院解决具体的法律争议。

而不是总统制定政策、国会争论政策,最后所有事情都绕到法院,由一个地区法官决定整个国家能不能走下一步。

如果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那么美国最终面对的就不是普通的“司法监督”,而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司法政策化。

川普的问题,不是权力太大,而是选票不能被无限稀释

左媒成天大唱担心川普权力过大,看起来政治正确,总统必须受宪法约束,行政部门必须依法办事。

但另一面同样必须说清楚:如果总统刚刚赢得选举,就不断遭遇临时禁令;如果政府每推动一项改革,就必须先猜测哪一个地区法官可能叫停;如果政策的成败越来越取决于诉讼持续多久,那么选举本身就会被削弱。

因为选民投票选的,从来不只是一个名字,他们是在选择一套政策方向。

如果这套方向在投票结束之后,被一场接一场的诉讼不断拆解,那么最终留下来的可能只是一个很荒诞的民主程序:选民负责投票,法官负责决定投票结果究竟能实现多少。

这显然不是美国宪政设计的初衷。因此,美国真正需要的不是让总统凌驾于法院,而是让法院回到自己的位置。

限制全国性禁令的滥用,减少“挑选法院”的空间,明确行政程序审查的边界,要求司法救济与案件本身保持合理联系——这些都值得国会认真讨论。

这不是攻击司法,恰恰相反,这是在保护司法。因为法院一旦被卷入越来越多的政治斗争,法官本身就会越来越像政治人物,而不是裁判。

而美国最不需要的,就是让没有经过全国选举的法官承担本来应该由总统、国会和选民承担的政治责任。

最后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

川普不是国王,所以他必须接受法院的约束。但美国法官也不是国王,他们同样必须接受宪法、法律以及司法权自身边界的约束。

写到这里无法不吐槽“无王抗议”活动的荒唐和左派的荒谬,川普要真的是国王会这样受你们的气吗?他要真的是国王,你们敢说个不字吗?

法官可以说政府违法,却不应该因为拥有司法审查权,就顺手获得治理国家的权力。

川普赢得选举,并不意味着他的所有政策都正确,但至少应该给他的政府一个按照选民授权执政的机会。

如果政策违法,法院可以判它违法。如果政策合法,政府就应该能够执行。而不能让一场永无休止的诉讼,把总统的整个任期消耗在法庭里。

说到底,美国今天真正需要捍卫的,不是“总统至上”,也不是“法院至上”。而是宪法至上,法律至上,选民授权不能被轻易架空。

法袍不是选票,法官可以纠正总统,但不能取代选民。

而川普既然是选民重新选出来的总统,他就应该有权真正去治理这个国家。

杜斌:我對這裡的人們懷有深摯的愛與痛,所以貼近大地、艱難前行

 余杰臉書 2026-9-2

書中寫到的抗爭者再次入獄。

杜斌:我對這裡的人們懷有深摯的愛與痛,所以貼近大地、艱難前行
杜斌:攝影記者、紀錄片製片人、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曾受聘於《紐約時報》北京分社。著書和拍攝紀錄片揭露馬三家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及上訪者施加酷刑、六四真相、國共內戰長春圍城等敏感議題,多次被警方抓捕、關押。維權人士胡佳形容杜斌如「戰地記者」,總是活躍在「中國最危險的人權前線」。
杜斌,一九七二年生於山東郯城縣。在其童年時,是個淘氣包,不愛去學校讀書,整天在外面晃蕩。父親在外地工作。母親不識字,教育上無能為力,唯一的辦法就是體罰。他常常不回家,睡在野地裡。饑餓是童年唯一的感覺,他覺得自己很可憐。受傷的人、植物或動物,對他有一種非同尋常的吸引力。
一九九三年當兵,在部隊宣傳科寫新聞報導,還有一台手動相機攝影。一九九五年,退役後在工廠宣傳科工作,每天下班後研究各大報紙上的攝影圖片。他將自己拍工廠的照片,一張洗三十份,向各大報刊投稿,漸漸發表了一些作品,小有名氣。一九九九年三月,他拍攝的一組圖片故事在國內報刊發表後,故事主人公家中收到來自全國各地許多讀者的捐款,這筆錢幫助這個貧困家庭中三個學習優異的孩子安心讀書。杜斌很開心,他想:「我應該去做一名新聞記者,這樣可以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有一次,杜斌看到新改版的、當時中國很少見的彩印的《北京青年報》,就把自己的照片寄過去。不久,《北京青年報》來信請他做專職攝影記者。杜斌開始了北漂生涯,先後供職於北京多家媒體。二○○一年五月,他的照片在美國《時代》周刊發表,這是關於山東省一個盛產蘋果的地方的民選村官不能為民當家作主的故事。當另一家美國媒體欲使用他的照片時,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祕密警察找到他,威脅說:「要想在北京混下去,必須和我們合作!」
二○○四年,杜斌成為《紐約時報》北京分社攝影記者。二○○七年,《紐約時報》獲得普利茲獎的八篇報導中,有七篇的照片都由杜斌拍攝,獲獎者向他致謝,肯定這些照片的重要性。同年,杜斌在海外出版專著《上訪者:中國以法治國下倖存的活化石》。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人員再次找他,把他帶到看守所旁的一棟兩層小樓的二樓訊問,問他都為《紐約時報》幹了些什麼?在二樓可以看見看守所崗樓上的武警端著槍來回走動。他們恐嚇說:「你想不想去裡面?」
二○一○年,杜斌的照片《寫出冤情》刊登在《南華早報》,獲得第十四屆亞洲人權新聞獎之「攝影特寫獎」。同年,他在海外出版《北京的鬼》(透過一個個無名小卒的非正常死亡,來記錄人類生存的星球上一個超級強權的狡詐、殘暴和衣衫襤褸的正義。在末世絕望的暗夜裡,飄蕩著悲淒的回聲)和《上海骷髏地》(以照片、文字記錄因上海世博會強遷而導致居民流離失所、無家可居的血淚故事)。同年夏,他回老家的醫院照料患病的父親。老家國家安全局一名處長和一名科長到醫院找他。這名處長稱:你是老家的「名人」,「是跟你想交個朋友」。該處長還說:「你寫的那本《北京的鬼》,讓政府很害怕!」
二○一一年二月,杜斌與《紐約時報》記者一起去探訪正被軟禁在家的盲人律師陳光誠,遭到看守人員攻擊。杜斌的家鄉與陳光誠的家鄉相隔不遠。杜斌拍攝的照片發表後,他老家的國家安全局局長到他家裡找他父親。他父親告訴在北京的杜斌:這名局長亮出工作證件說:「你的孩子為何要帶《紐約時報》記者來老家採訪?你能不能勸勸他不要再寫讓政府害怕的書?」
二○一一年四月,杜斌的新書《毛主席的煉獄》(以大量文字和圖片揭露大饑荒真相,被譽為毛的「三面紅旗」的死刑證詞和屍檢報告)及《牙刷》(講述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用「牙刷」折磨遭關押的女性法輪功學員)在香港及台灣出版。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人員找到他,詢問他為何寫這些書。他言簡意賅地回答說:「我只對寂寂無名的小人物的生生死死感興趣。」
同年,中國外交部拒絕簽發杜斌為《紐約時報》工作的許可證,此後杜斌仍與《紐約時報》保持密切關係,常常為其提供圖片。他也為多家國際媒體供稿。
二○一三年,杜斌在海外出版《天安門屠殺》一書。他花了八年時間搜集資料完成這本五百多頁的書。日後,審訊他的國保警察感歎說,這本書實在太厚,怎麼也讀不完。杜斌用拼貼式的方式,節錄、串連各方蒐集而來的親歷者文章,描繪出整個大事件的樣貌。這是第一本由身處中國本土的人士編著的揭露六四屠殺真相的書籍。
二○一二年十二月,美國俄勒岡州居民朱麗葉‧凱斯(Julie Keith)從連鎖店購買萬聖裝飾品,回家拆裝時發現其中隱藏了一張對折了八次的信紙。這封註明發自中國馬三家勞教所二所八大隊的信中說:「如果你偶然購買了這個產品,請幫忙將此信轉給世界人權組織,這裡處在中共政府迫害下的數千人將永遠感謝和記住您。」信中揭露該勞教所殘酷折磨關押人員的真相,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這封信的作者是法輪功修煉者及受刑者孫毅 ,孫毅獲釋後找到杜斌說出此一事件的來龍去脈。
二○一三年四月,中國雜誌《Lens視覺》刊登由記者袁凌 和實習生徐宵桐撰寫的長篇圖文報導<走出「馬三家」>,首次在中國境內披露馬家三勞教所內幕。該報導引起輿論震動。學者艾曉明撰寫<陰道在咆哮>一文,稱「看完有關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長篇報導,我相信,每一個人性尚存的中國人都聽到了來自陰道的咆哮」,秘藏在受害者陰道裡的信稿及日記「把勞教制度的暴虐和受害女性的痛苦無告,赤裸裸地展示出來」,這讓她想到卡廷森林慘案及奧斯維辛屠殺。
《Lens視覺》雜誌在進行採訪的同時(該雜誌後來被停刊),杜斌正在拍攝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故事》。杜斌採訪了若干受害者後,憤怒地表示:「我現在正在歡迎遼寧國保,跨省抓捕。他們說馬三家的紀錄片都是虛假和捏造的。我要告訴遼寧的國保,我採訪了三十多位受害者,她們都是活著的證據。」中國傳統講求集體主義,杜斌看重的卻是每一個受傷的個人。一位曾與杜斌一起合作拍攝的同伴回憶,有一次,對著攝像機說話的女人一邊哭一邊講述:由於其丈夫被勞教、監控,這麼多年她受牽連,時時生活在恐懼中,她不得不與丈夫辦離婚手續以求得安寧……此刻,一條白亮亮的線,從杜斌臉上垂下來,他和那女人一起流淚呢。因為他手持攝像機挪不開手,顧不上擦,流淚、鼻涕竟然垂流下幾寸長……
二○一三年五月一日,杜斌拍攝的九十九分鐘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在香港公映,透過十二位勞教所親歷者回憶,講述她們曾遭受的酷刑,包括電擊、懸空掛、綁死人床、牙刷捅陰道等。此前,杜斌接受媒體專訪時坦承,他是冒著風險及壓力做此報導的。他投入的初衷,只是要證明「我們是人,不是牲口」、「僅僅是因為我是一個人,做一個人能夠做、應該做的事情」。他的朋友曾經多次勸告「不要碰法輪功 ,因為誰碰誰死」。杜斌則告訴朋友:「我不管他們是甚麼信仰,但他們首先是個人!如果我們能忍受這些事情的話,那你就不是一個人,不是一個女人生的人!」
紀錄片首映一個月後,六月一日下午兩點,兩名身穿制服的右安門派出所警察與北京市公安局國保總隊豐台支隊的六名秘密警察,將剛拉開房門準備外出的杜斌控制住。杜斌被告知,他涉嫌四項罪名:「散佈謠言擾亂社會公共秩序」、「尋釁滋事」、「印刷非法出版物」、「擾亂社會公共秩序」。他的住處被國保封鎖,書籍和電腦被扣押。警察搜走他的關於上訪者及「六四」的大量書籍、影像資料,一共整整四大箱。
杜斌被抓,引起國際媒體的高度關注。國際記者聯盟香港代表胡麗雲對此感到憤怒:「他不是維權人士,只是一個紀錄者,連他都受打壓,這事不能接受。」胡佳等維權人士對杜斌表示聲援。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的主要講述著劉華 等人亦因聲援杜斌而受到當局的打擊報復。
在杜斌被送進看守所時,豐台國保支隊副隊長柴岳說:「進去後,會讓你嘗嘗牙刷的滋味!」他指的是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酷刑——「牙刷刷陰道」。杜斌後來說:「我很內疚沒有陰道給他們享受,因為我是男人。柴副隊長的言外之意,可能只有將就著用牙刷來享受我的肛門了。」
七月五日,杜斌在北京市豐台區看守所「反省」第三十五天。北京市國內安全保衛大隊豐台支隊王姓隊長找他「聊天」。他說:「之所以把你弄到這兒來,是因為有一位中央領導想知道,你作為一個根正苗紅的孩子,怎麼就變成了一個專門挖政府傷疤的人。」杜斌回答:「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女警察以電警棍擊打被勞教女人的乳房、生殖器官,插進陰道里電擊,還往陰道里灌辣椒粉等方式進行野蠻的虐待行為,只要是一個人,都是不能忍受的。因為我是人,是女人生的人,我不能忍受這種暴行,所以我行動了,這就是我為什麼拍紀錄片的原因。」審訊者還問他:「天安門這叫屠殺,一九三七年在南京那叫啥?」杜斌回答:「在天安門,死一個人都算屠殺。」
二○一三年七月八日,杜斌被豐台國保支隊辦理為期一年的取保候審。王姓隊長說:「你做的事,要是放在過去,你活不過七天。」他的意思,似乎要讓杜斌「感謝黨和政府的不殺之恩」。杜斌回答說:「沒錯。要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保證會被弄死的。」獲釋後,杜斌向王姓隊長索要法律文書(傳喚書、刑拘通知書、取保候審決定書、物品扣押清單),王姓隊長說:「不能給你,怕你發到網上。」
二○一四年七月八日,為期一年的取保候審結束,杜斌是一個自由人了。但豐台國保支隊依舊拒絕給他任何法律文書,甚至拒絕歸還被扣押的物品,警方的理由是:「你仍被立案偵查中!」杜斌沒有旅行證件,不能離開北京。他父親患癌症過世,他未能回家見上最後一面。同年,他在海外出版《陰道昏迷: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酷刑倖存者證詞》和《馬三家咆哮》兩本書。
二○一五年,杜斌榮獲獨立中文筆會第十屆「林昭紀念獎」。三月二十一日,杜斌赴台灣領獎,在演講中說:「我,作為一個苟延殘喘的無名鼠輩,一個卑賤如草芥的男人,不過做了一點微不足道的事而已,與林昭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將以聖女林昭之名設立的『林昭紀念獎』頒給我。這令我驕傲,也令我羞愧。驕傲的是,我與林昭一樣懷有對這個國家深摯的愛與痛。羞愧的是,林昭離世已四十七年了,我們面對這個政權依舊如林昭一樣像面對一堵牆無望地咆哮。我們紀念林昭,就是繼續她的未竟之路,俯身緊貼地球,艱難前行。」
杜斌發現,在這個國家做報道人權議題的記者,比戰地記者還要危險。他在接受台灣中央社專訪時說:「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男人,沒待過監獄,就不算是完整的男人。」這種光榮感的前提,當然不是因作奸犯科坐牢,而是因為做了正義之事卻為當道不容。
二○一七年,杜斌在香港和台灣出版《冤鬼:地球中心帝國的上訪者》和《長春餓殍戰:中國國共內戰最慘烈的圍困》兩本書。在《長春餓殍戰》中,杜斌寫道:「一九四八年長春圍困的事件,竟然要比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殺的事情還要嚴重,不只是餓死人的人數,而且,竟是中國人餓死中國人。」
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杜斌被警務站的警察傳喚。警察讓他刪掉推特用戶名「杜斌:向北京國保討債」,以及備註裡的副標題「一個被中共高層稱為專門挖政府瘡疤的人」。
過了兩天,警察又來找杜斌,說還有一些內容要刪除。杜斌說,「我那裡面又不轉敏感的東西,自己又不發敏感的東西,就轉一些生活、讀書、愛情方面的東西。不過他們還是找到了,就打電話給國保,他們可能已經在檢視我推特上的帖子。」國保說七月九日那天的帖子有問題,他轉發了高瑜關於許章潤教授被放回家的帖子。
在警務站,警察用VPN打開杜斌的手機推特帳戶,一條一條地刪。杜斌說,要不以後就不再用推特了?這個事情就這樣罷了。
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杜斌正在用電腦整理朋友在台灣複製的檔案史料,大興國保警察將他帶走並抄家。國保警察詳細詢問他在二○一三年取保之後在海外出版的四本書——怎麼給媒體的?怎麼給出版社的?一共印多少本?賺了多少錢?
杜斌說,「馬三家的兩本書和攝影集一分錢都沒掙。人家說都賠錢了,一共就印了五百本,等於我也沒獲利。長春的這本書印了六百本,可能賣了四五百本,大概就是給了我五千港幣。」
警察又問他,寫這些東西有沒有捏造的?
杜斌說,完全沒有,全都是有事實依據,互相印證以後確定是真的才寫出來。「我的書裡每個字都是真實的。」
進了看守所之後,杜斌又被五次提審。審訊過程中,警察將他的銀行卡的流水從二○○一年一直列印出來,整整一撂,蓋著銀行的印章。他們想調查杜斌的資金流動情況,有沒有境外組織或個人給他錢讓他寫書。極有諷刺意味的是,警方表示對銀行帳戶裡有三筆錢他們不了解,其中有一個是通過支付寶轉入的收入。他們說,「我們注意到已經一年多了,每天都有增加五元八毛八元,說這個是什麼情況?」原來,這是支付寶公司裡的餘額寶,是為了刺激消費,買東西花一點錢就給消費者增加五元八毛八。
警察對杜斌說:「你是獨立中文筆會的會員?劉曉波你知道嗎?你能跟他比嗎?你不能跟他比,你寫這些東西幹嘛,你就是一個跳梁小醜。狼狽不堪!」警察還說:「你都那麼大年齡了也不結婚,也沒有車,也沒有房,也不成家,你不就是狼狽不堪嘛。」
杜斌說:「我確實是這個樣子。」
警察就說:「你是一個生活上的失敗者!」
杜斌心想,這是自己必須付出的代價,失去《紐約時報》的工作後,他的經濟不寬裕,加上警察幾度到岳父家和自己父親家騷擾,這些逆境和打壓讓他之前的一段七年的婚姻結束了。
當局為什麼針對杜斌寫書羅織罪名,想把他送入監獄?杜斌分析說:「我個人覺得,主要原因是他們認為我寫的都是寂寂無名的小人物,通過個體的遭遇,可能看到整個國家的狀況。他們覺得很不舒服。他們就要看一看,這些年來我通過寫書又掙不到錢,為什麼有這麼多熱情來做這件事?」
杜斌的回答是:「這些受傷害、被凌辱、被侮辱的女人,她們的經歷讓我想起我的童年經歷,我覺得她們的經歷就像是我的經歷一樣,所以我願意冒著風險去寫這些東西。這就是根源。這個跟意識形態是沒有任何關係的,這只跟人性有關係。當然,作為意識形態的掌控者,你們是不相信的。但這就是我能說出來的、最基本的東西。」
與上一次被抓一樣,杜斌被刑事拘留三十七天後獲釋。跟上次不一樣的是,他得到一份取保候審義務告知書、一份取保候審決定書,以及一份看守所的釋放證明書。杜斌說:「有一點我還是很高興的。通過這種方式,多少也能證明我的清白,證明我沒有捏造事實。我一直堅持,用非常嚴肅的、類似於學術研究的認真態度,來對待採訪材料和史料。」
從二○○○年開始拍攝《上訪者》開始,到二○二○年十二月再一次被刑事拘留,杜斌用生命中最寶貴的、最燦爛的青春,即從二十八歲到四十八歲之間的二十年,寫了這些書、拍了這些照片和紀錄片。這些工作卻搭建成一道通往監獄的橋樑,這不是杜斌的不幸,而是中國的悲劇。

中共深知,影響中國百年命運的關鍵,正是外國勢力

 Orochi Ben Lam 脸书 2026-9-1


翻開中國近代史畫卷,便會明白為何所謂「勾結外國勢力」罪會如此嚴重。因為中共深知,影響中國百年命運的關鍵,正是外國勢力。
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其早期的壯大都深深烙印著「蘇聯基因」。孫中山在經歷多次西方求援無果後,提出了「聯俄容共」,引進蘇聯的資金、武器和列寧式的政黨組織模式,這才有了後來的黃埔軍校與北伐。而中共更是共產國際一手孵化的產物。
蘇聯對中國的介入,從來不是出於無私的國際主義,而是為了在東方建立緩衝區,牽制西方帝國主義。在莫斯科的眼中,中國的政治力量是棋盤上的棋子。歷史的弔詭在於,蘇聯老大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根本瞧不起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路線。
莫斯科的理論家們迷信正統的馬列主義,認為革命必須依賴城市工人。他們將王明這些毫無實戰經驗的人空投到中共高層,甚至派來連中文都不懂的德國顧問李德掌握紅軍指揮權,導致了中共第五次反「圍剿」慘敗。
-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美國的態度成為了決定中共命運的關鍵變數。
當時的中共,為了打破國民黨的政治壟斷並爭取美國支援,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大量熱烈歌頌美國民主制度的文章。毛澤東在延安甚至向美國外交官明確表示,中國戰後的出路在於實行「美式民主」。這種姿態,無論是出於戰略欺騙還是早期的政治實用主義,都成功迷惑了部份美國決策者。
二戰後的美國,戰略重心在於遏制蘇聯,急需一個統一、親美的中國。美國特使馬歇爾帶著天真的政治幻想來到中國,試圖以西方的議會民主模式,強行將勢如水火的國共兩黨拉入「聯合政府」。
1946年,國軍在東北戰場將林彪部隊打得節節敗退。馬歇爾為了逼迫蔣介石回到談判桌,以斷絕美援為威脅,強加了致命的「六月停戰令」。這給了中共軍隊寶貴的喘息與重組時機,徹底扭轉了東北戰局。
1948年美國總統大選,蔣介石政府因對民主黨時任總統杜魯門的對華武器禁運極度不滿,將籌碼全數押在共和黨候選人杜威身上。結果杜魯門爆冷連任。不滿蔣介石政府貪污腐敗的杜魯門隨後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徹底中斷對蔣介石的實質援助。
美國在關鍵時刻的掣肘與最終的袖手旁觀,客觀上成為了壓垮國民黨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中國的命運,就這樣徹底滑向了另一個軌道。
-
1949年後,中共奪取政權,毛澤東宣布外交上「一邊倒」投向蘇聯。這一決定,將中國人民牢牢綁在了冷戰的蘇聯戰車上。
為了向史太林交出「投名狀」,中國捲入了韓戰,與曾經可能成為朋友的美國兵戎相見。這場戰爭雖然為中共立了威,但代價是中國遭到了西方世界長達二十多年的嚴厲經濟封鎖。
中蘇的「蜜月期」因國家利益衝突迅速破裂。1960年代,兩國從意識形態論戰升級為邊境流血衝突,包括珍寶島事件。蘇聯甚至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並一度企圖打擊中國的核設施。
改變億萬中國人經濟命運的,恰恰是被中共長期視為「頭號帝國主義」的美國。面對蘇聯的巨大威脅,毛澤東展現了極致的實用主義,向美國伸出了橄欖枝。美國出於「聯華制蘇」的全球戰略,尼克遜於1972年歷史性訪華。中美破冰,不僅化解了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威脅,更為日後的改革開放鋪平了道路。
1979年中美建交,鄧小平隨即訪美。為了徹底取信於美國及西方陣營,中國甚至發動了對越南的自衛反擊戰,以實際行動與蘇聯陣營決裂。隨之而來的,是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對中國敞開了大門。外資、技術、管理經驗源源不斷地湧入,美國甚至在後來力排眾議,將中國拉入了世界貿易組織。
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人民能夠告別票證時代、吃飽穿暖並走向世界,最關鍵的外部條件便是這段中美合作的蜜月期。中國人民的命運,因為這一次倒向美國,獲得了百年來罕見的和平與繁榮。
回望這一百年,軌跡清晰可見,外國勢力決定了中國的命運。

王丹在第六十六届图伯特民主节演讲

王丹 
@wangdan1989 · 



今天上午, 应邀参加藏人行政中央举办的第六十六届图伯特民主节, 这是流亡藏人一年一度必然庆祝的四个节日之一. 在行政中央司政和议会议长致辞之后, 我作为主宾发表了演讲. 演讲英文进行, 中文稿全文如下: 尊敬的达赖喇嘛尊者,各位藏人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 今天能够来到达兰萨拉,与各位共同纪念藏人民主日,我感到非常荣幸。首先,我谨向达赖喇嘛尊者,以及六十多年来为藏人自由与民主付出努力的人们,表达崇高的敬意。 不久前,藏人洛嘎·让赞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自焚抗议,不幸离世。我们为他的离去深感悲痛。这一悲剧也提醒世界:藏人承受的压迫并未成为过去。 六十多年前,许多藏人被迫离开家园。在极其艰难的流亡环境中,达赖喇嘛尊者带领藏人保存宗教和文化,也带领他们在流亡中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由藏人自己作主的社会。1960年,在尊者的推动下,首批民选藏人代表宣誓就职,开启了流亡藏人民主实践的历史。此后,藏人社会逐步提出未来西藏的民主宪政蓝图,不断完善民选议会制度,并于1991年通过《流亡藏人宪章》。2001年,行政首长开始由藏人直接选举。2011年,这一民主进程迎来了最为关键的一步:尊者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将政治权力全部移交给民选领导层。 2011年以后,流亡藏人继续通过投票选出司政和议会议员,并顺利完成政治领导人的更替。一次次选举已经证明:尊者移交的绝不是象征性的权力,他所推动建立的民主制度,已经能够依靠藏人自己的选择稳定运行。 藏人的经验向世界证明:即使没有实际控制的领土,没有军队,没有国家机器,民主制度依然能够成功运行,并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共依靠暴力、谎言和控制,流亡藏人依靠的却是人民的认同、民主的授权和制度的凝聚力。正是这套民主制度,把散居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的藏人凝聚起来,让藏人的声音没有被中共消灭,也让中共始终无法代表藏人、决定藏人的未来。 今天,我们也正在筹备中国议会。中国议会尚未正式成立,但已经有超过一千名创始选民参与。我们希望在中共体制之外,开始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民主实践,为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与宪政建设积累经验。在这条道路上,藏人议会已经走在了前面。藏人的选举实践,让经过选民授权的代表能够持续在国际社会发出声音。相比之下,中国民运发展多年,却始终缺少一个具有广泛选民基础的民主代表机构。这正是中国议会最需要学习的地方。 未来的民主中国,绝不能继续以强制、压迫和同化对待藏人,而必须尊重藏人的文化、宗教、语言、民族身份、基本权利和真实意愿。中国人与藏人之间的未来,应当建立在平等与和平对话的基础上,不能再由任何政党单方面决定。我们也真诚希望中国议会与藏人议会加强交流,以谦逊的态度学习藏人积累的民主经验。 同时我认识到, 达赖喇嘛尊重提出“中间道路”, 除了为解决政治问题提出途径之外,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宗教的慈悲心出发, 提出建设精神家园的问题. 鉴于佛教在中国有广阔的空间, 鉴于未来的不一样的中国的建设也需要建设新的精神家园, 我在此也郑重提出呼吁和建议: 希望海外的藏人与汉人能够通过举办论坛等方式, 重新建立直接的, 定期地对话平台, 针对围绕西藏问题的各种政治议题, 针对汉赞两个民族的精神家园重建的问题, 展开政治与文化的对话. 我相信, 很多海外反对运动的朋友, 乐见并期待这样的对话的尽早开始. 愿不再有人需要用生命唤醒世界。愿藏人与中国人民都能摆脱专制与压迫,拥有自由、民主与尊严,真正决定自己的未来! 谢谢大家。



光不只有一种燃烧的方式——致敬黄之锋,以及所有在黑夜中负重行走的人

 Finding  X
@Finding8964 · Sep 2, 2026 


光不只有一种燃烧的方式——致敬黄之锋,以及所有在黑夜中负重行走的人


黄之锋的求情信,让许多人沉默了。没有口号,没有宣言,只有对年迈父母的一句牵挂,和一句“想活着走出来”。有人说,这不够悲壮。但是我恰恰从这份“不够悲壮”里,看见另一种更深沉的勇敢。

赞美他的真实,而非神话。

我们这个时代太习惯制造神像,然后再亲手打碎它。

黄之锋最值得歌颂的第一点,恰恰是他拒绝再扮演神像。15岁,穿着中学校服站在反国教的第一排;17岁,在金钟的雨伞下被催泪弹呛得睁不开眼;20岁以后,监狱成了他成年的成人礼。

他从未把自己包装成钢铁。当极权用无限期的刑期、加控终身监禁的重罪来碾压一个不到三十岁的生命时,他选择诚实地说:我会怕,我会想念我的父母,我想活下去。

这份诚实,比任何高调的口号都更有力量。它告诉所有在恐惧中的普通人,恐惧不是耻辱,活着不是背叛。英雄主义如果只能以粉身碎骨为标准,那它就成了另一种暴政。黄之锋用他的脆弱,守护了抗争者作为“人”的最后权利。

赞美他的承担,而非消耗。

不要忘记一个时间刻度:黄之锋把人生最应该肆意、最应该自私、最应该去犯错的十年,全部交给了公共事务。

很多人二十岁在大学、在恋爱、在规划前程,而他是在法庭、羁押所、监狱的提审室之间往返。他没有亏欠任何人,恰恰是时代亏欠了他。

他的认罪,不是一场交易的开始,而是一场长达十年的消耗战中,一个血肉之躯发出的真实喘息声。我们应该歌颂的,是他此前十年毫无保留的燃烧,而不是苛责他此刻想要为自己保留一根火柴。

能够燃烧十年的人,已经证明了光的存在。

赞美那个共同体:三种光,同样珍贵。

如果说极权想让我们做的,是在受难者之间分出高下,那么我们偏要说:黎智英、邹幸彤、黄之锋,他们是同一束光的三种颜色,缺一不可。

我们歌颂黎智英,是歌颂一种选择。他本有千万身家,英美护照,可以在任何地方安享晚年。他选择留下,是富人对土地最深沉的忠诚,是告诉世界:自由不是穷人的奢侈品,而是所有人的底线。

我们歌颂邹幸彤,是歌颂一种坚守。在法庭上拒绝求情,拒绝用一句悔过来换自由。她以女性、以法律人、以母亲的身份,把“不”说到了极致。她的存在,让“屈服”二字在香港的法庭上变得无比昂贵。

我们歌颂黄之锋,是歌颂一种传承。如果说黎智英代表了上一代香港人用财富和报纸守护的自由,邹幸彤代表了这一代专业人士用良知守护的自由,那么黄之锋代表的,就是下一代香港人用整个青春去试错、去撞墙的自由。他让全世界看到,香港的故事不是一代人的乡愁,而是代代相传的命脉。

一种是傲骨,一种是贞石,一种是血肉。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香港。

赞美他们守护的,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我们为什么不能苛责他们?因为他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香港。

三十多年,当北京的广场不能再提那一年,当大陆的课本里那一页被撕掉,是香港的维园,每年用十万支烛光,替14亿人记得。是黎智英的《苹果日报》,替不能说话的人说话。是邹幸彤的支联会,在最后的时刻还在喊出那五个字。是黄之锋们,把那支蜡烛从维园,举到了全世界每一个议会的门口。

他们是替我们所有华人,保管记忆的守夜人。今天他们在狱中,我们若转身去审判守夜人是否姿势不够英勇,我们就真的把记忆弄丢了。

所以,请不要再问黄之锋够不够勇敢。请去问那个把他逼到墙角的机器,为何如此恐惧一个手无寸铁的年轻人。

我们能做的,是记住。记住黎智英在法庭上挺直的腰,记住邹幸彤在被告栏里清澈的眼神,也记住黄之锋求情信里,对父母的那一句牵挂。

三种姿态,都是自由。只要我们还分得清谁是施暴者,谁是承受者;只要我们还愿意为高墙内的每一个名字持续呼喊。

那光,就永远不会灭。

2026年9月2日星期三

黃之鋒:我們將奪回屬於我們的民主,因為時間在我們這一邊

 余杰脸书 2026-9-2


黃之鋒(1996年10月13日—):基督徒,香港民主人權活動人士,反國教運動發起人,「雨傘運動」領軍者,曾任「學民思潮」召集人、「香港眾志」秘書長,入選《時代》雜誌2014年度二十五名最具影響力少年之一。2011年5月29日,與林朗彥等成立「學民思潮」,發起反國教運動。2014年9月26日,因推動雨傘運動被警方拘捕,後獲保釋。2016年4月10日,與林朗彥等人成立「香港眾志」,提倡香港自治,但同時表明「如無民主自治,只能選擇港獨」。2017年8月17日,因重奪公民廣場事件再度被捕,被香港高等法院以「非法集會罪」判刑六個月。2018年1月17日,又被法院以「刑事藐視法庭罪」加刑三個月。他不服上訴,減刑至兩個月。出獄後,加入「反送中」運動。2019年8月13日,香港國際機場爆發大規模集結示威在即,他在臉書上做直播,8月30日被警方在街頭帶走並被檢方起訴。9月8日,他準備前往德國討論香港問題,被警方以「違反保釋條件」罪由拘留。10月29日,報名參選區議會選舉,被剝奪參選權。2020年11月23日,黃之鋒等三人案在香港西九龍法院被以「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組織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三罪開庭受審,12月2日被判刑十三個半月。早前曾因10月5日的銅鑼灣非法集結案已被判刑四個月,2021年又因涉及六四燭光晚會「未經批准集結」案再被香港區域法院判刑十個月,經上訴後縮減為八個月,且前後兩次獲刑的刑期分別執行。2022年3月,服刑完畢,但因之前參與2020年立法會初選之事又遭指控,稱其行為違反港區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仍須關在赤柱監獄等候續審。2023年4月17日,因被指控「洩露警員個人資料」,被香港高等法院以「藐視法庭罪」判刑三個月。2024年11月19日,民主派初選四十七人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統一宣判,黃之鋒被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四年八個月監禁,刑期預至2026年8月。他的所有刑期加起來高達一百個月左右(八年多)。目前在香港赤柱監獄服刑。
黃之鋒:生於一個篤信基督教的普通香港家庭。其中父親黃偉明為反同組織「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召集人。他自小患有讀寫障礙,在父母循循善誘之下,經由大量閱讀改善讀寫能力,之後逐漸趕上其他人。
黃之鋒自幼參與教會及社區活動,探訪基層家庭,做義工幫助基層。其父親憶述,黃之鋒小時候就是一位堅持原則,很有理念,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會容易妥協」的人。黃之鋒小學時,為一眾同學向校方反映飯堂問題,設立臉書專頁抗議,最後更要見校長。
黃之鋒小學畢業於救恩學校,中學就讀於滙基書院。2014年,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取得19分,獲香港公開大學錄取,就讀社會科學榮譽學士學位,主修政治及公共行政。2020年10月12日,以乙等(一級)成績畢業。
2011年,梁振英政府奉北京之命,企圖在學校開設「國民教育科」,對年輕一代進行洗腦教育。黃之鋒與同學組建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批評政府假借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向學生灌輸擁護中國共產黨的訊息,實際上是「中共洗腦教育」。「學民思潮」多次組織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遊行、集會等。「學民思潮」還揭露香港教育局未經招標花過千萬公帑,資助由親共派組織教聯會營辦的國民教育中心製作《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教材,國教手冊形容中共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美國是「政黨惡鬥,人民當災」。事件曝光後引起公眾嘩然,社會各界反對聲音日益高漲。
2012年7月15日,黃之鋒獲邀出席《城市論壇》與其他嘉賓辯論,當日論壇以國民教育為題。同場嘉賓有親中組織工聯會成員兼小學教師余綺華,拍桌激動地斥責黃之鋒,黃之鋒則平靜地表示,老師不要以拍桌的方式來教育學生。此事成為反國教事件急劇升溫的導火線之一,之後反對「洗腦教育」運動全面爆發。
7月29日,「學民思潮」聯同「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舉行「全民行動,反對洗腦,7月29日,萬人大遊行」,有高達九萬港人參與。8月30日,又發起「埋單計數,撤回課程,佔領政總」升級行動,同時宣佈三名「學民思潮」成員在政府總部門外絕食,也有大學教授和社運人士接力參與。9月7日,大會宣布有多達十二萬人參與佔領行動。隨後,梁振英宣布取消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打勝反國教運動一役後,黃之鋒將目標轉向政改和普選。2014年4月,「學民思潮」及學聯一同舉行記者招待會,提出「學界政改方案」,提倡「公民提名,必不可少」,只要全港百分之一合資格選民聯署即可提名一位行政長官參選人,而且提名委員會沒有否決權。同時,立法會選舉應廢除功能組別,達致全面普選。黃之鋒指出,中共「只想完全操控選舉」,讓選舉名存實亡。他們的新方案有機會讓曾高喊「平反六四」的人成為候選人,不是中共不接受,香港人就要放棄,人們有選擇不認命的自由,面對中共只能抗爭到底,堅持「公民提名,必不可少」正是象徵不屈不撓的抗命精神。
2014年夏,戴耀廷等發起「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9月26日,「學民思潮」響應2014年香港學界大罷課,於當日發動中學生罷課,黃之鋒帶領宣讀罷課宣言。當晚10時26分,他在「和平佔中」罷課集會結束後,突然號召集會人士衝入政府總部東翼前地,重奪「公民廣場」。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與「學民思潮」部分成員趁隙衝過大門,闖入「公民廣場」,另有一批人衝擊立法會。警察向衝入廣場及衝擊立法會的學生、市民噴灑胡椒噴霧,並出動防暴警察清場。黃之鋒進入廣場後,遭四名警員及抬走拘捕,並於翌日晚上搜查黃之鋒住宅,查扣電腦、記憶卡、硬碟等物品。
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引發9月27日晚間八萬人集會聲援學生,導致「和平佔中」在9月28日凌晨正式啟動,更招來防暴警察在當日傍晚發射催淚彈及威脅開槍的武力驅散。當日下午,律師團隊協助黃之鋒申請人身保護令,隨後在晚上獲批,黃之鋒獲釋返家。他隨即見記者,要求警方立即釋放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及副秘書長岑敖暉。
10月初,《時代》雜誌亞洲版以黃之鋒為封面,標題為「抗爭臉孔」(The Face of Protest)。隨後他被《時代》雜誌選為當年二十五名最具影響力少年之一。
同年,黃之鋒投書《紐約時報》,發出誓言:「我希望提醒香港統治階級中的每一位:今日你們奪去了我們的將來,他朝我們終將決定你們的以後。無論抗爭運動前途如何,我們將奪回屬於我們的民主,因為時間在我們這一邊。」
然而,以爭取實現普選為目標的雨傘運動未得寸功,香港公民社會陷入低潮。2015年10月12日,黃之鋒決定投身政治,參加選舉。他在參選宣言中表示:「從中三成立學民思潮至今,並在過去四年經歷反國教和雨傘運動,未來將要走出學生運動的安舒區,走進一個未知領域,必比過往艱辛,因為政壇隱含錯綜複雜的利益盤算,亦會掀露人性的陰暗面。此外,從政與投身學運的思考模式實在不同,涉及更多有關公共政策和法案審議的工作,但從頭豐富自己知識還是其次,最重要的還是調整自已的心態。我承認過往偶有錯失,作為公眾人物曾被名譽和掌聲蓋過,過往五年遭到戰友批評鋒芒太露,亦被輿論批評予政客吸納,縱使迎合所有人的期望是不切實際,但我未來也必定會抱著初衷,繼續為年輕人被壓制的未來而奮鬥。而相信公眾未來也會以更嚴苛的標準,檢驗我的言行舉止。」
2016 年,黃之鋒與羅冠聰、周庭等人成立新組織「香港眾志」,提出「自發、自主、自決、自立」四大主張作為黨綱,以「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他們認為,香港民主運動要找到新方向,才能跨越失敗。他們不再只關注政制等問題,而是把眼光放在2047年之後的香港,因此推動自決運動,希望爭取港人就2047「前途自決」的機會,成立一個官方認可的公投機制希望尋求論述轉向和政治議程的革新,令香港成為真正長治久安的「自主」城市。時年二十一歲的黃之鋒還未達到法定參選年齡,「香港眾志」派出羅冠聰參選,最終在港島區贏得逾五萬票,成為香港史上最年輕當選的立法會議員。
2017年6月26日,適逢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訪港,黃之鋒與「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林朗彥、周庭、人民力量譚得志及社民連成員等人進行抗議,於灣仔金紫荊廣場將數塊黑布包圍廣場紫荊花雕塑,呼籲市民在7月1日上街表達憤怒。
同年6月28日,「香港眾志」立法會議員羅冠聰、秘書長黃之鋒,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及副主席黃浩銘等20多人,再度「佔領」金紫荊,有部分示威人士爬上金紫荊,並以鐵鏈將身體和雕像鎖在一起。警方拘留二十六名示威者逾三十小時,多個團體批評警方以人手不足為由扣留示威者長達十多小時並不合理,事後「香港眾志」分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警察投訴課投訴警方當日安排。
2018年初,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獲美國十二名國會議員提名競逐2018年諾貝爾和平獎。他們發文回應,指獲提名競逐諾貝爾和平獎的榮譽,應歸於一百多年來的中港民主運動參與者。
然而,北京和香港政府開始頻繁使用DQ(褫奪資格)工具,以政治觀點審核參選資格,將新生代民主派人士革出議會、禁絕參選。黃之鋒是一位被多次DQ的參選人,在其年齡終於達標之後,再也未能參加香港政府舉辦的選舉。
於是,黃之鋒轉身迅速,一句「不讓我打本地賽,我就去打國際杯」,馬不停蹄地走「國際線」,在香港民主派前輩的鋪路下,2015年首訪美國。其後,借助自身知名度,把香港議題帶去世界各地政界、媒體、公民團體,進行高層政治遊說,或民間行動連結。
其中最成功的遊說,是自2015年開始談判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2019 年 11 月,香港街頭運動燃燒五個月後,這份法案獲美國總統川普簽署,正式成為美國法律。
黃之鋒代表香港抗爭者登上國際媒體封面,被流行紀錄片塑造為挑戰中共政權巨人的少年英雄。他與黎智英、戴耀廷一道,被中國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點名為「特別惡劣的反中亂港份子」。
但由於對國際政治了解有限且在很多社會議題上偏左,黃之鋒在國際人權活動中,與「黑命貴」之類的美國極左派組織同台,對香港的民主運動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反共的同時必須反左,「共」與「左」本質上是一致的,只是在不同國家、社會環境及時代表現不同。
從2014年以來,黃之鋒因參與民主運動,多次被捕並多次判刑入獄。2014年11月25日至26日雨傘革命旺角清場期間,他因違反禁制令被控刑事藐視法庭。2017年7月6日,他在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認罪。2018年1月17日,黃與同案另外十九人被裁定刑事藐視法庭罪成,被判監3個月。
2017年8月17日,香港高等法院就覆核刑期案裁定黃之鋒因重奪公民廣場事件非法集會罪罪成,判監禁六個月。9月12日,黃之鋒以有關案件涉及實質及嚴重的不公平情況為理據,直接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
2018年1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批准黃之鋒以一萬港元現金保釋,期間不得離港,並需居住在報稱的住址。2月6日,遭律政司覆核刑期而被上訴庭判囚的黃之鋒、周永康及羅冠聰獲終審法院裁定全部上訴得直,維持原審裁決,三人毋須重返監獄。
2019年5月16日,黃之鋒上訴獲減刑至兩個月,但須即時入獄服刑。6月17日,黃之鋒出獄後,即加入反送中運動,表明港府應明確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並撤回將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定性為暴動之錯誤,他指林鄭月娥因造成香港人流血而已無資格再當特首。
同年6月21日,黃之鋒參與圍堵警察總部的「6·21行動」。
7月7日,九龍區遊行中,黃之鋒以英語質問在「6·12」金鐘衝突中指揮警方施放催淚彈的英籍警司陶輝,必須向港人解釋施放橡膠子彈及催淚彈的決定,向香港人道歉。但陶輝在警車護送下離去。黃之鋒稍後在臉書痛批陶輝是生於英國的高級白人,在故鄉享有民主自由,如今前來香港當警隊指揮官,卻變成從納稅人領取薪水,效法北京鎮壓爭取民主自由的香港人。
8月30日上午7點半,黃之鋒前往港鐵海怡半島站途中,在街頭被警方推上私家車後帶走,被送往灣仔警察總部。警方指控黃涉嫌「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等三項罪名,指他涉嫌於6月21日包圍警察總部。當日下午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黃以一萬港元獲保釋。香港效益主義黨主席劉康表示,前一日才找完黃之鋒推廣新書,下一日黃就被捕,他譴責政府打壓言論自由。
10月4日,黃之鋒報名參選南區區議會海怡西選區區議會選舉。選舉主任三次向他詢問政治主張,包括是否同意「香港眾志」的民主自決理念即提倡和支持港獨是自決前途選項以及是否不再認同「香港眾志」的港獨綱領。第三次回應選舉主任提問時,他說在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主權的前提下,港獨並不可成為可接納選項。
10月29日,黃之鋒被告知不符合候選人資格,提名無效。黃之鋒評論說,他被取消參選資格原因就是「他叫黃之鋒」。
在此期間,香港疫情日漸嚴峻。黃之鋒與觀塘願景召集人、觀塘區議會月華區議員梁凱晴合作,聲援約一百名因旺角騷亂及反送中運動而被還押或判入獄的人士,又去高度設防監獄「壁屋懲教所」作公務探訪。他們為還押人士安排「私飯」(即是向懲教署指定餐廳訂購外來食物作為膳食),安排寄送約三千個口罩等。懲教署要求每個口罩必須要獨立包裝,黃之鋒認為有關要求「白痴」,導致他們要花大量時間逐個口罩入落透明膠套,並且封好。另外,他又與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合作寄給在監獄人士的網上資訊、新聞、文章、趣圖等,希望幫助在監獄人士解悶及了解外面世界發生什麼事。
2020年6月30日,中國全國人大通過《港版國安法》。黃之鋒在社交平台上宣佈辭任「香港眾志」秘書長一職,同時退出「香港眾志」,並表示在日後會以個人身份實踐其信念。
同年 7 月,民主派初選,黃之鋒有了第一次模擬參選的機會,以超過34,000票成為九龍東選區票王。
9月24日,黃之鋒因為此前在銅鑼灣參與集會與違反《禁止蒙面規例》而遭到逮捕,其後獲得保釋。2021年4月13日,香港東區裁判法院開庭審理該案,黃之鋒因「非法集結、在未經批准集結中使用蒙面物品」再獲刑四個月。
2020 年 12 月,黃之鋒因為此前日包圍警察總部案,被判入獄十三個半個月。
2021年5月,黃之鋒因在此前進入維多利亞公園參與六四燭光晚會,被控未經批准集結罪,被區域法院判十個月監禁,經上訴後縮減為八個月。
2022年3月初,黃之鋒雖已服刑完畢,但因參與民主派初選遭控違反港區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還押赤柱監獄等候審訊。3月29日,黃之鋒在臉書「報平安」,說明近況,強調自己在服刑期間仍不懈學習,藉閱讀發掘世界。其臉書由「小編團隊」協助操盤運作,附圖上特別寫道:感謝大家關心,願大家身體健康,繼續「保持意志」。更說道:「感謝這段日子以來每一位寫信和留言關心他的朋友,我們深信之鋒會繼續堅強面對監獄生活」
2023年4月17日,香港高等法院以黃之鋒洩露警員個人信息,犯藐視法庭罪為由,判其入獄三個月。
2024年11月19日,黃之鋒因民主派初選案被判監禁四年八個月。他在法庭上向親友揮手,並高呼:「我愛香港,byebye!」此時,黃之鋒已還柙四十四個月。
黃之鋒在獄中投書《時代》雜誌,回顧參與香港民主運動的生涯。他從雨傘革命談起——這場社會運動最後並沒爭取到真普選,卻證明香港人有公民抗爭的潛力,且喚醒香港人,應該抵抗來自中國的干預。他援引美國前總統甘迺迪的名言:「扼殺溫和變革的人,會讓激烈抗爭無可避免。」他認為,中國和香港政府必須為衝突升級負上完全責任。最後,他再次表示,修訂《逃犯條例》會危害美國國民的人身安全及商業利益,同時呼籲華府重新審視《香港政策法》,也請美國國會考慮立下《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更希望國際社會能持續關注香港的事。他如此描述自身處境:「我現在缺乏自由,是我為我愛的香港所付出的代價。」


《堅若磐石: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四卷》簡介、目録、作者序:但全螻蟻命,敢鬥虎狼牙

博客來


堅若磐石: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四卷


內容簡介

《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是一部記錄當代中國抗爭者的心靈史。即使在這至暗時刻,仍有一群抗爭者挺身而出,不甘接受「韭菜」或「人礦」的命運。他們猶如神話中的西西弗斯,推著巨石奮力前行;他們更如同普羅米修斯,在黑暗中燃起火焰,印證了法國思想家卡繆(Albert Camus)所說:「反抗,讓人擺脫孤獨狀態,奠 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堅若磐石》是《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的第四卷,記錄了五十位抗爭者的故事,涵蓋了中國本土、圖博、東突厥斯坦、香港、海外華人,和外籍人士,包括:張先玲、彼得·納瓦羅、黃之鋒、李和平、何俊仁等。這些抗爭者具有各種不同的專業及背景,有教授、作家、記者、前官員、律師、藝術家,牧師、和尚,也有學生、農夫、工人、和殘障人士。他們跨越世代,年長者與年輕者相差七十歲,信仰各異,他們都心懷赤子之心並愛人如己、追求民主自由而輕視權力。

這些抗爭者以多種形式反抗中共極權政府,卻遭受不同形式的迫害,包括開除學籍、取消教職、吊銷律師執業資格、關閉企業、剝奪工作機會,甚至遭受監控、拘留、折磨和判刑入獄等。他們的生命或許只是滄海一粟, 但他們的存在讓中國的未來有走向民主自由的希望,成為一民主自由,重視人權的國家。本書希望成為一座橋梁,連接中國本土和海外的「抗爭者」,讓他們得以相互激勵,更讓這些勇士得到廣大讀者的肯定與支持。

作者介紹

余杰

1998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在世紀之交死水般寂靜的文壇掀起一陣旋風,短短數月間暢銷百萬冊,有如魯迅和柏楊般的批判性文字和思想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青年。

2012年1月,攜妻兒赴美,定居華盛頓郊區,潛心讀書思考、著書立說。2018年12月,入籍美國,拒絕鄉愁,享受孤獨。

以寫作為職業和志業,著作多達八十餘種,1500萬字,涵蓋當代中國政治、東方極權主義、近代思想史、民國歷史、台灣民主運動史、美國政治、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等諸多領域。致力於用文字顛覆馬列毛習極權主義、解構中華大一統觀念、批判西方左派意識形態,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秩序與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即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公民勇氣奬」、「廖述宗教授紀念獎」、「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推廣類佳作獎」等獎項。

以華語文化圈唯一擁有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的台灣為精神故鄉。相信文字可以穿越漫長的時間與廣袤的空間,相信讀書這一古典的愛好能帶來巨大的快樂,祈願以書為媒,結識更多自由而勇敢的心靈。

2025年任台灣國立成功大學駐校作家及訪問學人。

目錄

序:但全螻蟻命,敢鬥虎狼牙

1930年代人
01|王西麟(1936—):用音樂抗議共產暴政,用音樂記載世紀苦難
02|張先玲(1937—):真相、賠償和追責是我們堅定的訴求

1940年代人
03|陳達鉦(1944—): 看到弱人被欺負,看到惡人囂張,當然會挺身而出
04|楊靖(1946—):爭取民主的事業是美好的、充滿人性的事業
05|彼得.納瓦羅(1949—):我們正在與共產主義中國打一場戰爭

1950年代人
06|謝長發(1951—): 我的目標是在中國實現多黨競爭和憲政民主
07|何俊仁(1951—): 當香港變得如此不公正時,監獄就變成了我們的正義之地
08|侯芷明(1952—):屠殺百姓是中共政權的真面目
09|尤維潔(1953—):我們即使尚存一人,都永不言棄
10|呂洪來(1953—):民主運動已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
11|高勤榮(1955—):我是一把永不捲刃的投槍匕首
12|呂耿松(1956—):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為民主戰鬥到底
13|佘萬寶(1958—): 我做的事情是為了中國儘快走向民主,我無怨無悔
14|董廣平(1958—):為中國軍人贖罪,為六四死難者招魂
15|黃碧雲(1959—):爭取民主從來不是玫瑰路,而是荊棘滿途

1960年代人
16|范燕瓊(1960—):面對獨裁暴政,我一直揚起高昂的頭
17|聖觀(1961—): 進監獄,就當閉關修行;殺頭,我乘願再來,繼續反共
18|徐秦(1962—):人權工作就是以德抗位
19|董郁玉(1962—):中國終將來到共和制的起點,重新出發
20|張春雷(1964—):我安心坐牢,願我的生命如梔子花
21|李必豐(1964—):我是一塊煤炭,用燃燒的生命來反抗黑暗
22|任建平(1964—):推牆就是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23|上官雲開(1966—): 前面的勇士倒掉以後,無盡的黑暗就會來臨
24|李懷慶(1966—): 當局強加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是我的榮譽
25|于世文(1967—):我願用生命捍衛六四的尊貴和尊嚴

1970年代人
26|陳建芳(1970—):憲政民主是根治腐敗的唯一特效藥
27|陳家坪(1970—):多年來我只有暗中湧流的血
28|雷秀銀(1970—): 我寧願被毀謗,遭患難,也不丟棄勇敢的心
29|李和平(1970—): 我竭盡全力為正義、法治、人權作艱苦卓絕的戰鬥
30|望雲和尚(1972—):於善盡心力,於惡不妥協
31|盧思位(1973—):為政治犯的辯護,並不局限於法庭
32|劉艷麗(1975—):有人用槍征服世界,有人用筆記錄世界
33|謝文飛(1976—):在烏鴉的世界裡,潔白的羽毛是有罪的
34|季孝龍(1976—):新時代公民應勇做國家與社會的啄木鳥
35|林卓廷(1977—): 為了不可推卸的責任,我選擇艱巨凶險的人生
36|崗吉.珠巴嘉(1979—): 我能給雪域獻一滴汗水,就是一種快樂

1980年代人
37|王一飛(1985—): 在反專制的過程中,要有一股力量勇往直前、異軍突起
38|何方美(1985—):一名柔弱的母親與毒疫苗的戰爭
39|甄江華(1985—):像黑暗中沉默而堅韌的燈塔
40|喬鑫鑫(1986—): 全世界網友聯合起來,拆除中共網路柏林圍牆
41|楊雪盈(1986—):我們必須守護的是對社會公義的信念
42|余慧明(1987—):初衷無忘,抗爭無降
43|何啟明(1988—):對付極權,反抗是唯一出路
44|余江帆(1989—):父親讓我帶著他的頭顱去維權

1990年代人
45|陳品霖(1991—):記住醜惡,才能心向光明
46|黃之鋒(1996—): 我們將奪回屬於我們的民主,因為時間在我們這一邊
47|黃子悅(1997—): 就是暴動罪,也無法阻止我追求自由和公義的那份倔強

2000年代人
48|鍾翰林(2001—): 我將堅定不移、無所畏懼地推動香港的自決
49|卡米萊.瓦依提(2004—):中國政府最怕人們知道真相
50|張晞晴(2005—): 我將我的青春都用在反對港府的暴政上

作者序/但全螻蟻命,敢鬥虎狼牙

1936年6月13日,德國漢堡布洛姆福斯船廠。當天,船廠正在為海軍訓練船霍斯特.威塞爾號舉行盛大的下水儀式。聲望如日中天的元首希特勒親臨船廠,工人們集體舉起手臂行納粹禮,如同一篇壯觀的森林。

這張照片只是納粹時代無數的宣傳資料之一,似乎不足為奇。但仔細察看就會發現,人群中有一位工人雙手交叉在胸前,臉上露出不屑的表情,冷冷地站在那裡,並沒有向希特勒行納粹禮。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舉動,在那個時刻相當不同尋常。

這位公然對抗希特勒的工人名叫奧古斯特.蘭德梅賽。他與猶太裔女子伊爾瑪希相愛並結婚,受到納粹黨和社會輿論的打壓與歧視。他多次奮不顧身地保護妻子,反對納粹黨對猶太人的迫害。這一次,他有了公然表達反抗立場的機會。

幸運的是,當時處於極端亢奮狀態的工人們並未注意到身邊這名工友形同叛逆的舉動。而拍下這張照片的記者也沒有對其仔細甄別。這張照片被收入一份檔案袋中,躲過了戰爭的硝煙,隨後被塵封了五十五年—這個細節再次表明,納粹黨統治的嚴密和嚴酷程度遠不如中國共產黨—首先,在中國共產黨治下,其黨魁出席任何一場群眾活動,每個參與者事先都必須通過嚴格的背景審查,絕對不會允許像奧古斯特這樣的反對者混入其中。其次,如果中共的攝影師拍攝到類似的照片,一定會立即徹查「害群之馬」,將其送入監獄或精神病院,不會像納粹這樣「吞舟是漏」。

直到1991年,一位研究二戰史的學者在查閱資料時,無意中發現了這張照片,並發現照片中有一名與周遭氛圍格格不入的「不從國教者」,被這個男人不合群的勇氣深深震撼,於是將照片投稿到《時代週刊》。隨後,這位「孤獨的勇士」如「坦克人」一樣被家喻戶曉。但他究竟是誰呢?

直到今天,「坦克人」依然撲朔迷離,但這位德國工人卻被五十四歲的艾琳.埃克勒認出—他正是自己的父親奧古斯特。艾琳.埃克勒是奧古斯特與伊爾瑪希的第二個女兒,出生在集中營中,九死一生地倖存下來。

1937年,為了給伊爾瑪希和女兒平靜的生活,奧古斯特帶著全家試圖逃亡丹麥,但在德國邊境被捕。奧古斯特被以玷污雅利安血統的罪名下獄,一年後獲釋。但伊爾瑪希被關進奧拉寧堡集中營,在集中營,她生下女兒艾琳.埃克勒。

1938年,奧古斯特計畫潛入集中營去營救妻子和女兒,但因救援計畫失敗,他再度被捕。從此,原本幸福的一家,被分隔四地—奧古斯特在薩克森州集中營,伊爾瑪希被送進拉文斯布呂克女子集中營,大女兒英格麗德與外婆同住,小女兒艾琳.埃克勒被一戶人家收養。奧古斯特與伊爾瑪希此生再未相見。

1942年2月,伊爾瑪希和其他一萬四千名猶太囚徒在集中營被毒氣殺害。奧古斯特出獄後,被安排到一家運輸公司工作。1944年2月,二戰進入尾聲,奧古斯特和其他反納粹人士以及叛逃者被編入納粹懲戒營,拉往克羅埃西亞戰場充當炮灰,最終陣亡,年僅三十四歲。

父母雙亡後,英格麗德和艾琳.埃克勒姊妹倆成了孤兒。戰爭結束後不久,姊妹倆的外婆也去世了,兩姊妹一起被安置在養父母家。

對於父親的印象,只存在於兩姐妹僅存的幾張照片中。沒想到,1991年意外發表的那張照片,讓艾琳.埃克勒一眼認出人群中的那名勇士,正是父親奧古斯特。

1996年,艾琳.埃克勒將父母那段淒美的愛情故事寫成一篇文章,普通人的勇氣,穿越時空,激勵人心。

中國也有很多像奧古斯特那樣的孤膽英雄。我撰寫的「抗爭者系列」和「民主英烈傳系列」中的若干人物,都是跟奧古斯特比肩而立、攜手而行的英雄。在某一特定時空中,他們固然是少數,是少數中的少數,但他們並非孤立無援的獨行俠。即便被中共封鎖、隔絕、消音,他們還是有友人和支持者。為了突破中共的封鎖、隔絕、消音,為了讓他們在茫茫人海中被看見,他們需要更多地被談論、被傳揚、被稱頌。多一個人相濡以沫,多一個人肝膽相照,就能形成合力,推倒高牆。這也正是我書寫和出版這兩個系列叢書的宗旨所在。

過去三年來,「抗爭者系列」已陸續出版了《當代英雄》、《勇者無懼》和《永不屈服》三卷。「民主英烈傳系列」也陸續出版了《美好的仗,已經打過》和《當跑的路,已經跑過》兩卷。本冊《堅如磐石》為「抗爭者系列」之第四卷,與此前的三卷相比,有如下之特點:

書中人物的階層和身分更為廣泛。比如,有些抗爭者出身中共特權階層與家族,卻在民主和自由價值的感召下,背棄原有的階層與家族,投身反抗運動,成為中共政權的敵人—作為將軍之子的董廣平、作為銀行副行長的佘萬寶、作為銀行職員的劉艷麗、作為警察學院教師的呂耿松、作為外企高管的季孝龍,以及作為成功商人和富豪的李必豐、李懷慶、于世文⋯⋯他們在中國是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如果安於現狀,就能在「楚門的世界」中過「食有魚、出有車的優渥生活」。但他們對「成功」的定義與世俗觀念截然相反,他們努力尋求自由的、有尊嚴的生活方式,必然與專制體制發生矛盾乃至激烈衝撞,最後無一例外地經歷牢獄之災。

本卷的主人公,有若干出身社會底層者,他們經過艱苦卓絕的打拚,成為各個領域中頗有成就的專業人士。但他們並沒有像《紅與黑》的主人公于連那樣拚命「躋身上流」,他們堅持「不為帝王唱頌歌,只為蒼生說人話」,他們不惜以身涉險,挑戰強權,從而失去原有的社會地位乃至鋃鐺入獄、一無所有。比如,從西單民主牆時代就投身民主運動的楊靖、呂洪來;湖南民主黨先驅謝長發;詩人和紀錄片製作人陳家坪、律師李和平和盧思位⋯⋯他們被監控、受酷刑、受審、入獄,歷盡滄桑,身體健康嚴重受損,但始終無怨無悔。

本書中所寫的人物,有不少一直掙扎在社會底層,其抗爭事蹟基本不為外人所知。通常情況下,西方媒體趨炎附勢,記者盯著有名的抗爭者報導,大都不會離開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因此,大城市之外的底層抗爭者的故事更應當被記錄和書寫。比如,本卷中的范燕瓊、徐秦、陳建芳、王一飛、何方美、余江帆等人,或是房屋被強拆、土地被侵占的基層維權者,或是為家人及本人的冤屈而屢屢上訪,或是致力於捍衛言論自由、網路資訊自由,被中共政權迫害、追殺,遠遁海外仍被綁架回中國。他們被構陷入獄,出獄後仍處於嚴密監控之下,也許一輩子都不能過上正常的生活。

二十年前,劉曉波就撰文指出,中共對異議人士的打壓有精緻化之趨勢,對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如今,中共的維穩體制更為精密,逐漸呈現「客制化」之趨勢。而且,各地的國安、國保及公安、政府部門,對不同人物實行「對症下藥」式的維穩,有的軟,有的硬,有的軟硬兼施,不一而足,此乃「獨裁者的進化」。中共向來欺軟怕硬又極其世故,在抗爭者中,越是無名者、底層者,中共對其的迫害手段便越是肆無忌憚、無所不用其極—如株連九族、上訴後加刑、長期非法羈押、利用牢頭獄霸來間接折磨等等。中共認為,無名者、底層者不為世人尤其是西方世界所知,不會出現在西方媒體的頭版頭條上,在對他們維穩時,就不會有任何的顧忌。因此,讓底層和基層的抗爭者的故事被記載、被講述、被傳播,就是對他們最大的支持和幫助。而這樣的工作一直少有人來做。

抗爭的第一步是用真話反對謊言,傳播真相,捍衛真理。在本卷的人物中,有用音樂記載苦難和控訴暴政的作曲家王西麟,有天安門母親的重要成員張先玲和尤維潔,有報導真相的記者高勤榮、董郁玉、上官雲開,有紀錄片製作人陳家坪、陳品霖,有人權網站創辦人甄江華,有努力推牆的任建平、喬鑫鑫⋯⋯他們如同酵母,能將麵團發酵。

抗爭的最後一步是組黨。在組黨被視為最危險的事的共產中國,從毛時代到習時代,一直不乏捨生取義的組黨活躍人士,如謝長發、呂洪來、呂耿松、佘萬寶、任建平、王一飛等人,他們前赴後繼,風雨前行。唯有突破黨禁,中國的民主轉型才能真正啟動,中國必將迎來多黨競爭的時代。

本卷力圖呈現抗爭者不同的宗教和民族背景,以顯示在不同族群中都有抗爭者,中共的統治並非鐵桶一般。中共秉承馬克思主義對宗教信仰的定義,將宗教信仰視為麻醉人心的鴉片,但馬克思主義才是一種將人變成喪屍的邪教。在中共對各種宗教團體的嚴酷打壓之下,宗教信仰者為了宗教信仰自由而奮起與中共對抗。中土佛教大都順服世俗權力,但近年來亦有聖觀法師、望雲和尚等出家人走上抗爭之路。在基督教家庭教會,有張春雷、雷秀銀等牧師、長老,或宣教,或從事慈善事業,以非暴力抗爭方式踐行信仰。在藏傳佛教和藏人中,有作家崗吉.珠巴嘉秉筆直書;在維吾爾人中,有年輕的女大學生卡米萊.瓦依提在網上傳播白紙抗議的真相。

中國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不僅是中國人自身的事業,也得到很多外國友人的支持和援助—法國學者侯芷明數十年如一日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翻譯了大量中國民主活動人士的作品;美國經濟學家彼得.納瓦羅是看到「致命中國」真相的第一人,並對川普政府的扭轉過去數十年的對華綏靖主義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魯迅曾在《紀念劉和珍君》一文中稱讚像劉和珍這樣的女性抗爭者:「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祕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本卷的五十位主人公中,有十四位女性抗爭者:張先玲、侯芷明、尤維潔、范燕瓊、徐秦、陳建芳、劉艷麗、何方美、楊雪盈、余慧明、余江帆、黃子悅、卡米萊.瓦依提、張晞晴,比此前三卷中女性抗爭者的人數更多。

隨著香港日漸淪為警察城市,被捕入獄或流亡海外的香港抗爭者也成為新的抗爭者族群。單單是民主派初選案就涉及四十七位民主派政治活動人士。本卷中收入不同世代、彼此具有一定張力的抗爭者的故事—陳達鉦、何俊仁、黃碧雲、林卓廷、楊雪盈、余慧明、何啟明、黃之鋒、黃子悅、鍾翰林、張晞晴等十一人。香港雖已淪為警察城市,但香港抗爭者的故事並未結束,「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終將實現。

在中共眼中,少數抗爭者自不量力、螳臂當車,並不能動搖其固若金湯的極權體制。然而,正如哈維爾所說,「有時我們一定要走進苦難的深淵才能領悟真理,正如我們在光天化日下,一定要跑到井底去才能看見星光」。哈維爾多番強調,異見賴以生長的土壤是一個「前政治」的隱蔽域,這片隱蔽域首先就由一群尋常過活的人開闢而成。植根尋常,不卑不亢,拒絕在雜貨店前掛宣傳標語,最終自成獨立社會,用人性來藐視謊言,這就是「無權力者的權力」。在此意義上,活在真實中,就是一種抗爭,在捷克、波蘭、韓國、台灣發生的民主轉型,也必將在中國發生。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正在抗爭的過程中脫離奴隸狀態,一旦抗爭者、覺醒者與奴隸、韭菜、人礦的比例發生逆轉,中共的末日就將降臨。    (新世纪20260103转发)

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