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文革中的中央专案组

作者:司马清扬 2013-08-02 

来源: 《记忆》2009年第19期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080289012.html

在文革中发生过许多令人发指的暴力迫害事件。如果目光仅仅停留在各种群众组织举行的规模宏大的批斗大会，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比起现在仍然不被外人所熟悉的中央专案组（亦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或中央专案小组）所实施的法西斯行为，都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中央专案组不仅令人谈虎色变，而且其具体的操作更是罕为人知，中央专案组的结构和作为迄今难于见诸公开出版物。杨成武的回忆揭开冰山一角，领导杨成武搞专案的是周恩来。实际上，整个中央专案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整个专案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毛泽东之前都要经过周恩来之手，材料的真假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能否迎合组织的要求。无论早期的彭德怀专案还是文革期间的刘少奇、贺龙等专案，都是依据中央专案组所提供的材料定性的。

中央专案组的发端与演变

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和意见可以在媒体上显著报道，而同样是1966年5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却是秘密的，这个名字从未出现在媒体上。但是，在它存在的13年时间里，它行使的权力不仅远远大于一度存在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也远远大于中央的公、检、法机构。它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有的特权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起动乱的第一个环节，那么，中央专案组则是最后一个环节，它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作最后的定案。

中央专案组发端于专案审查委员会，而专案审查委员会来源于文革之初成立的一个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临时机构。在刘少奇主持的1966年的5月20号左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审查小组（王力称之为四个人谈话委员会），罗瑞卿由军委处理，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总负责并且直接担任专案委员会下的彭真专案组的组长。中央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和军委的审查工作都是由周恩来做统一布置，例如召开专案会议等等。其他各个小组的情况是：陈伯达负责陆定一专案，康生负责杨尚昆专案，安子文负责田家英专案。陈伯达主管的陆定一专案后来转给陶铸继而是谢富治接手。田家英自杀后，在这个临时小组基础上成立了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实际是向毛泽东负责），下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是邓小平。上述两位作者都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交班于康生，但是都认为，在整个文革期间〔除周恩来病重期间和去世之后〕，负责中央专案组的是周恩来，并且由周恩来直接对毛泽东负责。）随着文革的深入，此专案机构不仅对所谓的"四大家族"——彭罗陆杨调查，而且对其他的众多人员做调查。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专案委员会更名为中央专案组，而且制度化，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的机构。揪出、批斗、逮捕、关押都是由中央专案组作出决定。

自1967年2月起，中央专案组的成员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相差无几。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是一个组织，虽然名义上都是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人员组成上基本上也是同一套班子，二者实际上都是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是公开的，而中央专案组是秘密的，而后者直接掌握超过国家公检法的权力，负责决定整人、揪斗、隔离、逮捕等等，超越于党章和宪法，凌驾于党组织和政法机构之上。最重要的是，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从起源、发展至结束都是不同的。

文革期间，中央专案组同国务院一样成为常设组织。中央专案组的具体工作是由谢富治和汪东兴负责，但是康生、江青觉得需要加强专案组骨干力量。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决定从部队调人进入专案组工作，于是大量军队人员被调入，包含李德生等人。最后专案组工作人员多达数千人，其中一度有789位来自解放军的官员，126位解放军军官担任专案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小组正副组长。

在1967年的秋天，中央专案组极度扩张，调查的案子数量大大增加，由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的"罗瑞卿专案组"就已经分成了至少三个小组，处理所有与罗有牵连的案子。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中央专案组分成两个办公室，就是后来俗称的"一办"和"二办"。"一办"由汪东兴负责（即任主任），下属多个专案组：例如彭真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安子文专案组、胡耀邦专案组、李维汉专案组等，以及后来成立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等，此专案组主要负责对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二办"和中央军委挂钩，由杨成武负责，杨成武倒台后由黄永胜负责，主要负责军队内部系统的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例如彭德怀专案、罗瑞卿专案以及后来成立的贺龙专案等。

以贺龙专案组为例，称其为主案祖，下面设17个分案组，计有：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样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样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续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等。

1968年，"三办"成立，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领导干部的专案，三办的主任是谢富治。但是"三办"开始成立的直接目的却是调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三办"后来也处理许多其他的案子，例如"抓叛徒专案组"。其中最出名的可能是"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案"，涉案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在拷打下招认存在一个由朱德领导的中共的秘密"影子"，与国民党、与苏共、与蒙古共产党有联系。还有康生的姨妹兼情人苏枚的"谋杀案（法医的证据认为是自杀），此案导致99人遭迫害，其中9人入狱，23人被软禁，3人被逼疯，2人死于审讯者之手。

文革期间，为中央专案组服务，成为许多党、政、军机关的重点任务。1967年10月，中央专案组下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中央敌伪档案清查组，而且在北京以外的18个城市由常设的分支专门就嫌疑人的政治历史提供信息。1968年8月，谢富治下令清理公安部的全部档案，为此解放军抽调了700多人，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

中央政治局曾一度考虑撤销中央专案组，就像九大以后撤销中央文革小组一样，但是中央专案组变得太有用处而无法轻易撤销。1970年，它又负责"审查"陈伯达的专案，一年后又有了林彪专案。1975年，中央曾经设想尽快结束专案，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随即撤销。但是最终撤销中央专案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这一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最后一项任务是为毛以后的领导人处理"四人帮"专案。

周恩来是中央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

周恩来虽然不是中央专案组的正式成员，但却主持其工作会议，参与其所有的立案调查活动，给予指示，批阅下面调查小组所提出的报告，并报告毛泽东。但是对外界来说，周恩来同中央专案组的关系并不明朗。但是在很多回忆录中，仍然不免露出些蛛丝马迹。李锐曾经这样回忆：1967年8月间，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周恩来。曾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回忆说：专案组的人员告诉他，武光专案组是在周恩来和康生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受到批判，无法继续工作，邓小平把工作移交给康生，但是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引述戚本禹的话表明，专案组的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实际上，此专案委员会及以后的中央专案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实际上，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均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例如在1967年10月8日，一张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深切关注。传单批评了毛泽东、林彪等，唯一对周恩来提出了表扬。周恩来接到此传单后立即转交给毛泽东。10月10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传单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决定由周恩来负责组织破案。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并指定陈伯达负责，谢富治和吴法宪参加。

由于中央专案组的极度扩张，从部队抽调了一大批人员充实到专案组工作。所有的抽调人员在北京集合后，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开会，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并布置工作。周恩来每隔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

为了配合中央专案组的工作，1967年春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干部专案组，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下属一个专案审查办公室，由谢富治任主任，汪东兴、戚本禹、严佑民、肖孟任副主任。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则由严、肖二人负责。

对于中央专案组的工作，周恩来规定甚严。凡上送的文件、材料，一定要写上"已阅"、"请周总理批示"，签上自己的名字，才予以发出。在中央专案组内部，对有关专案的材料，不论是下属各组上报的，还是中央专案小组成员及其办公室转来的，都要及时传递。至于怎么传送及传送范围，都有严格规定，不允许个人擅自处理、扣压。

对于调查工作中需要查阅档案等事情，也要由周恩来最后批准。有当事人回忆：1968年6月8日，呈送了上任后的第一份报告：

永胜、法宪、叶群、作鹏同志：

为全面审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的历史，需向中组部借阅邓的档案。

是否可以，请批示！

黄永胜阅后划了个圈，在报告的天头批："呈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批示。"

陈、江、康等均划圈同意。五天后报告从周恩来办公室批转回来，右下角几行饱满的钢笔字："同意。但目前在江青处，过几天后再办。周恩来。六月二十三日。"由此可以断定，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关于黄永胜对彭德怀专案的报告是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的说法是正确的。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多达88位中央委员因为"叛徒"或者"特务"等罪名被中央专案组立案调查。每个专案组下设很多分组，这些小组曾经一度调查过1262位主要案犯和数目不详的相关案犯。把这些罪行统统都扣在康生的头上是不公正的。1968年9月24日，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周恩来专门召开中央专案组会议。贺龙在这次会议上被定性为"历史上搞叛变"、"现行中搞政变"的人物，许光达则是"反革命政变的黑干将"。对于所有中央专案组的专案对象的定性都是在这次会议上最后敲定。对于周恩来的工作成就，林彪在十二中全会上专门提出表扬："专案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

在"九一三"之后，中央专案组重组，在1971年10月3号发出通知，成立由周恩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专案组。而受到林彪事件牵连的众多人员锒铛入狱，并无实质性的犯罪行为，当然这都是周恩来主持的"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的"杰作"和"功劳"。

根据毛泽东决定尽快结束专案审查的意见，1975年2月底至3月初，卧病在床的周恩来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尽快结束专案审查。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许多官方文章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后期指示解放了许多被专案组审查的老干部一事津津乐道，也有的拿出对周恩来有利的只言片语作为证据，例如《周恩来年谱》记录周恩来在1967年5月19日就专案组工作指示：要谨慎，要有证据，要有人证物证。然而这种证据所能证明的只是周恩来在中央专案组的地位。后期的干部解放即使是周恩来的功劳，那么周恩来也应当为专案组的倒行逆施负责！审查所谓"林彪集团"的专案审查是由周恩来总负责，同样，审查刘少奇等革命元勋的工作也是由周恩来负责的。

在整个文革时期，整个专案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层）调查过大约200万个各级干部。仅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即占总人数的75％左右。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受牵连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达1亿人。

长期以来，周恩来被认为是"大树参天护英华"，和康生、江青等"迫害狂"极力打倒老干部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现在的材料表明，中央专案组是对党政干部进行迫害的主要法西斯机关。整个专案组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他领导和参与了"解放"一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当然也参与了所谓"康生和江青的迫害活动"。不可否认，康生和江青有私欲的一面，但是周恩来对"五一六"的穷追不舍，不也是出于私欲吗？更主要的方面则是，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实际上是一个共同战斗的团体，都在为中央（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毛本人或者为毛的路线）工作，要对中央专案组所犯下的包括审讯、调查、逮捕和实施众多法西斯行为共同承担责任。所有提交给毛泽东的要求立案调查的人员名单，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专案组会议上预先讨论通过，也包含了周恩来对于众多专案组所提交报告的评语以及专案组所讨论通过的结论，这些评语和结论无一不是令人发指、怵目惊心。如果将周恩来在毛泽东指示下所保护的部分人的工作同其领导下的整个中央专案组所迫害的老干部对比，周恩来的保护无疑是黯然失色，微不足道的。

实际上，任何专案组的专案对象，群众组织提出批斗，都必须由周恩来批准。周恩来对谭震林在"二月逆流"之前一直是保护有加。但是"二月逆流"之后，不少群众组织提出"炮轰谭震林"，首先是3月14日，周恩来的联络员董枫在财贸联络委员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谭震林的问题同志们认为要搞就搞，由大家定。5月份，农林口的造反派提出要批斗谭震林。6月13日，周恩来指示可以批斗谭震林。蒯大富被采访时就陈述当年他们提出批斗王光美后，先后请示戚本禹、江青、周恩来的过程，最后由周恩来通知他，中央批准这次批斗，并用周的专车送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斗。

周恩来在文革中多次诬陷薄一波是叛徒。不过，在薄一波因长期"监护"身体衰弱、危及生命时，周恩来指示将他送进医院保护起来，救了他一命。以至后来薄一波说，如果没有周的关怀，他也许早已被迫害死了。知情人讲述，文革中被打倒的将帅能否入医院治疗，甚至是否可以开刀，都要经周亲自批示。知情人亦讲述了陈毅在治疗上的失误应由周恩来负责。可以说，相对于薄一波的幸运，周恩来制造了更多的不幸。

红卫兵、造反派是周恩来抓叛徒的"铁拳头"

在调查的过程中，周恩来直接授权于红卫兵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为其所主管的中央专案组服务。除此之外，周恩来对红卫兵的行动给以高度评价，例如周恩来对于学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帮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证据就大为赞赏。而红卫兵也在报纸上举出证据来表明周恩来对他们的支持，并多次向周恩来致谢。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说："（1967）一月中旬，我们再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总理、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了总理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知情人讲述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八一八"还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得到指导，周恩来则写回信表示大力支持和指点。

全国到处掀起的"揪叛徒"之风很难说与周恩来的这种鼓动和支持没有关系。由群众组织任意推倒中共组织对在白区工作过、被捕过的干部作出的正确结论，重新审查，甚至刑讯逼供。而对于这种"揪叛徒"之风，现在都归到康生一个人头上。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小节来描述"周总理关于'揪叛徒'的批示"。聂元梓说："还有，我们参与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现在是只说，北大揪叛徒是因为康生写了条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实呢，康生的条子我不知道（笔者注：此说法与聂元梓在同一书另一处所写的有矛盾），我们是有周总理的批示，周总理同意我们就有关叛徒线索进行调查活动。"

对此，周恩来的态度不是一般的欣赏。周恩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查出一批叛徒，这是小将们的功劳，这是很大的收获，我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在第一次揪彭德怀未果之后，周恩来直接指示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

在外交部，周恩来指示：要结合批判刘少奇，把外交部干部的历史问题查清。根据此指示，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成立了一个红色尖兵四连（简称"红四连"），专门负责抓叛徒。干部司的审干处配合了此项工作，把其掌握的干部材料提供给"红四连"开展抓叛徒的运动。1967年9月，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汉夫就被当作叛徒被拘捕审查。

专案组的证据与周恩来的指导

专案组的调查取证和定性是根据当时的需求，特别是可以随意更改。例如蒋南翔在文革之初所犯的罪行就有反对刘少奇的工作，而周恩来在1970年11月1号谈蒋南翔问题的时候又明确表示蒋南翔在文革前是极力吹捧刘少奇。周恩来在"七二○"事件之后为了表示对王力的特殊照顾和欢迎，特意告知早到北京上空的王力乘坐的专机盘旋以待周恩来专机先行降落，然后在机场组织欢迎王力的仪式，一如迎接英雄凯旋，但是后来周恩来却表示王力是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而且扣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头子的罪名。

中央专案组报告给毛泽东的材料是经过剪辑和精心选编的，作为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专案工作的周恩来，无疑是非常清楚这些材料的不真实性的。周恩来对下面专案组如何搜集证据和如何审讯应是知之甚详的，因为每天专案组都把他们如何搜集证据等做成《动态情况反映》简报报给周恩来等领导人。这些有众多疑点而且是通过严刑拷打得来的供词和证据，是不可以作为法律上的证据的，但是周恩来对此熟视无睹。例如在刘少奇专案中，面对如此破绽百出的所谓刘少奇历史问题罪证材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却如此为周恩来开脱，说他"不清楚江青一伙有意制造伪证，不掌握真实情况而最终相信了专案组的报告"。按这样的写法，周恩来的判断力也未免太低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陈伯达专案组给出的有关陈伯达罪行材料的证明，当时仅为一个普通工人的陈晓农（陈伯达之子）都看出其材料是经不起推敲的，何况周恩来！作为一度是毛泽东上级的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之后再也没有在毛泽东面前直起过那根脊梁骨，对于毛要打倒的人，他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的。

高默波对此质疑评论道："周恩来在文革中是各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刘是在'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的。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罪名是可笑的。可在那个时候，问题不那么简单。刘少奇专案组花了很多时间和人力去收集指控刘少奇的证据。作为所有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对刘少奇调查的结论得先通过周恩来的批准才能报送毛泽东作最后首肯。据王年一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没送呢？周恩来不知道吗？如果周恩来知道有反证材料而不送，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周恩来相信刘少奇真犯了这些罪。另一种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觉得毛泽东或是江青要栽赃刘少奇，他必须照毛泽东或是江青的意图做。否则的话，周恩来可以有很多办法来保护刘少奇。他可以把反证材料送给毛泽东。他也可以要求在专案组人员提出更可信的证据以前不下结论。他甚至可以用手续不全，证据不充份或方法不对头为由把刘的专案调查停下来。他也可以直接跟毛说，刘少奇有路线错误可以打倒，但说他是叛徒，内奸和工贼是捏造。如果周恩来这么做，他当然有冒犯毛泽东的危险。但不论从良心上来说还是从中共的利益来说这个风险都是应该冒的。"

周恩来还把成立专案权下放给造反派。1967年1月份夺权兴起之后，周恩来曾经这样说："黑材料要集中起来，搞个目录，以后集中烧毁。处理材料问题还没有一个好的典型，为黑材料争论不休，费了不少精力。造反派在夺权以后，可以找几个人成立专案处理，处理材料是极其复杂的，黑材料一定要封存起来，中央决定嘛！现在夺权中大的事情很多，不要陷入到这里边去，否则就成了文牍主义了，只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价值的材料才拿出来。不钻在材料里把大方向转移了。毛主席过去受打击，现在事情都清楚，至于过去，谁说了什么话，谁搞了什么材料，主席才不管这些呢！大家不要陷在片纸只字中，妨碍了大方向。虽然也不是不重要，弄几个人搞专案，不要都陷在这里，档案不可没有，不可太多。"周恩来此言为造反派搞专案提供了依据。周恩来在谈及卫生部孙正专案的时候，指出：（1）孙正专案组的报告，要罪状定实，不定实就不行，不落实就不行。罪状的落实主要是看情节，例如叫嚷"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可以炮打"，抓住这句话就可以斗他。（2）定案，要说得准，很清楚。要稳准狠。刘少奇不过只抓了他三件大事。

周恩来所说的三件大事，就是指"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单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够给刘少奇定罪的，因此要能够满足毛泽东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愿望，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案组（同时周恩来也是刘少奇专案组组长）不得不另行谋策并最终炮制出证据。依靠这些证据，1968年10月，题名"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发〔68〕152号、中发〔68〕155号文件，下达全党、全国。同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周恩来在1969年"九大"期间以摧毁"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来证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周恩来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官方强调周恩来内心是不同意的、痛苦的，其妻子强调他是为了服从大局。这些说法都无法为周恩来洗脱罪名。周恩来的内心无人知道，但是客观的所作所为都已经被历史无情地记录下来。

中国足球的"怂"打了谁的脸？

 连晨 X
@lccskkj · Jun 15, 2026

中国足球的"怂"打了谁的脸？

世界杯热热闹闹的在世界的另一边开幕了。48支球队，史上最宽的“门”，中国男足却连个脚指头都“挤”不进去。

中国足球无缘世界杯，如今是“六连冠”了。

说起来，中国足球可是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开始新的征程的。

2015年，习近平坐镇中南海，以经济崛起后的大国领袖姿态，对中国足球的未来进行了一番"顶层设计，一纸《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自天而降，目标写得气吞山河：足协去行政化，校园足球遍地开花，国家队冲击世界杯。于是，中国足球的金元时代隆重开启：卡卡来了，特维斯来了，数万所足球特色学校遍布大江南北。

这里透漏出来的高层逻辑其实很有中国特色：老子有钱了，可以在地球上横着走了，我把钱砸到哪里，哪里就为我敞开大门；我今天把钱砸向足球，足球的门也一定会为我敞开！

我们聪明绝顶的总书记忘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金钱往哪里堆积，哪里就腐败丛生臭气熏天。

结果是：选帅可以买，征召可以买，保级也可以买。从中超到U15青少年联赛，比分也可以提前用钱搞定。

然而，一个地方要是腐败过头了，那是任何盖子都捂不住的。自2022年起，中国足坛掀起一波接一波反腐风暴，涉及足协高层、教练、球员、裁判、俱乐部官员等，于是瘦骨如柴的中国人看到这样一些数字：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中国足协原党委书记杜兆才受贿超4000万，原足协主席陈戌源受贿8100多万，国家队原主教练李铁涉案金额达1.2亿，前前后后有130多人遭终身禁足。

这场"反腐风暴"扫出了中国足球的真实底色——阳光照射下干干净净的绿茵场沦为了充满铜臭气的地下交易所。

国家队的成绩单更是触目惊心：0比7负于日本。

于是人们纷纷议论：中国足球真"怂"啊——六届世界杯，六次无缘入“门”。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

我的看法是：足球是圆的，权力是方的；方的管圆的，圆的就只能在原地打转。

打脸的是谁呢？

@baodiantimes

傅希秋：「中國活摘器官、良心犯迫害之國際視角與制裁合作」

 「中國活摘器官、良心犯迫害之國際視角與制裁合作」

——傅希秋牧師/博士（Bob Fu）於2026年6月17日台灣立法院公聽會發言稿

劉建國委員、林月琴委員、陳昭姿委員，行政部門長官，各位專家學者、媒體朋友，以及關心人權與生命尊嚴的各位來賓：

大家好。我是對華援助協會（ChinaAid）創辦人傅希秋。感謝立法院邀請我就「中國活摘器官、良心犯迫害之國際視角與制裁合作」這一重要議題分享看法。 

二十多年來，對華援助協會持續記錄和揭露中國政府對宗教信仰者、少數民族、法輪功學員、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人、家庭教會基督徒以及其他良心犯的迫害。我們在大量案例中發現一個令人震驚且無法迴避的問題：中國器官移植體系長期缺乏透明度，而被關押的良心犯群體則成為最令人擔憂的潛在受害者。

過去十多年來，國際社會已累積大量證據。從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David Kilgour、國際人權律師David Matas，到英國獨立「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所做的調查，都指出強摘器官在中國已不是零星個案，而是可能涉及國家體系的嚴重人權犯罪。

2018年，對華援助協會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共同主辦「台灣國際宗教自由論壇」。在論壇期間，我們與已故美國聯邦法官、前美國總檢察長Ken Starr法官，以及當時的前副總統陳建仁教授先生共同召開國際記者會，公開呼籲全球政治領袖、宗教領袖、醫學界人士和意見領袖簽署承諾書，拒絕接受任何來源不明、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器官移植。

因為器官移植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於器官的來源。如果一個器官可能來自一位被監禁、被酷刑、甚至被殺害的無辜良心犯，那麼接受這樣的器官，就可能成為對反人類罪行的間接參與。

今天，國際社會正在逐步採取行動。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近年在Ted Cruz參議員和Chris Smith眾議員推動下，分別推出通過S.4009（法輪功和其他強摘器官受害者保護法案

Falun Gong and Victims of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Protection ）和HR1503《停止強摘器官法案》（Stop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Act）等相關立法；歐洲議會、加拿大國會以及多個民主國家議會也先後通過決議，要求追究責任者並建立制裁機制。

我特別要強調：活摘器官不只是醫療倫理問題，更是國際刑事司法、人權保護與國家安全問題。

因此，我認為台灣可以在三個方面發揮領導作用：

第一，完善法律制度，堵住制度漏洞。

對參與非法器官移植仲介、協助、轉介或隱匿資訊者建立明確法律責任，避免台灣成為跨境器官交易鏈的一環。

第二，推動國際合作與資訊共享。

與美國、歐盟及理念相近國家建立器官移植資訊交流與執法合作機制，共同追查可疑移植網絡與資金流向。

第三，建立制裁與入境限制機制。

對涉及強摘器官、迫害良心犯及嚴重侵犯人權的中國官員、醫療機構負責人及相關人士，考慮與美國國務院司法部財政部對接根據美国国会于2016年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 採取拒絕入境、資產凍結及其他相應措施，與全球民主國家形成聯合制裁網絡。

各位朋友，

作為一名基督徒牧師和人權工作者，我相信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擁有上帝所賦予、不可剝奪的尊嚴。人體器官不是商品；人的生命更不是國家可以任意支配的資源。

今天我們討論的，不只是中國的人權問題，而是全人類的良知問題。

如果世界對這樣的罪行保持沉默，受損的不僅是中國人民的自由與尊嚴，也將動搖國際社會對人權、法治和文明價值的共同信念。

台灣作為亞洲民主自由的燈塔，在捍衛生命尊嚴與人權價值方面具有獨特且重要的道德領導地位。我期待台灣與國際社會攜手合作，共同終止強摘器官暴行，保護良心犯，維護人類最基本的尊嚴與自由。

謝謝大家。願上帝祝福台灣。

——傅希秋牧師

對華援助協會（ChinaAid）創辦人暨會長

——转自【Bob Fu 傅希秋 X @BobFu4China 】

徐迟老先生那纵身一跳，照出了世界的荒唐

张守仁  玲珑君  2026年6月14日

1970年代末，徐迟与数学家陈景润在一起。同行作家黄宗英、周明、秦牧

首聚北京畅谈写作

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由《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主持，在北京东直门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召开了一次有一百多位名作家参加的文学工作者座谈会。

出席会议的有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郭沫若因病未能与会，写来了祝贺会议召开的亲笔信。与会的还有茅盾、周扬、夏衍、曹禺、周立波、刘白羽、林默涵、秦牧、峻青、周而复、叶君健、曹靖华、吴组缃、杜宣、曲波、韦君宜、唐弢、王愿坚、邹荻帆、雷加、逯斐、草明、蔡仪、阮章竞、金近等百多人（当时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李国文等作家的“右派”问题还没有改正，仍在外地，尚未回京）。

会议期间，人们传说着诗人徐迟继《地质之光》后，又多次去中关村数学所深入采访，写了一篇高瞻远瞩、激情澎湃的《哥德巴赫猜想》，已发《人民文学》1978年第一期头条，不久即将和广大读者见面。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1977年12月30日那天，在周扬作了长篇发言之后，一个身穿黑色中山装的人，站起来绕过坐在前排的我，健步登上讲台。他前额宽阔，头顶稍秃，一副浓眉下，眼睛炯炯有神。这就是我心仪已久、二十二岁就出了第一本诗集《二十岁人》的诗人徐迟。他兴奋地述说着数月来涉足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深切感受。他说，他先在地质、地质力学等学科里跋山涉水；后来在数学、解析数论的王国里探隐索微；还准备出门，到流体力学和热带、亚热带沟谷雨林里去踏访。他说，科学界人物峥嵘，为国争光，事迹感人。令人愤怒的是，科学和文学一样，都受到魑魅魍魉们的严重摧残，残酷迫害……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令人落泪千滴万滴，不堪回首。但是，严冬过去，春天已来，气候转暖。危机到了极点，就会发生转折，我们终于迎来了伟大的胜利……

诗人激情洋溢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热烈掌声。

两周之后，1978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出版，《哥德巴赫猜想》与广大读者见面。紧接着《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17日全文转载。整个文坛、整个读书界立刻沸腾起来了。人们眉飞色舞地谈论着这篇振聋发聩之作，诉说着徐迟用形象语言描绘陈景润在抽象数学高原上艰苦攀登的华彩篇章；背诵着文中描写的数学演算的稿纸，像漫天飞舞的雪片，堆积在楼板上，足有三尺深；熟记着作者所说的高等数学演算篇页“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人类抽象思维的牡丹……”啊，这哪里是记者采访的新闻语言，绝对是诗人的妙笔生花。

儿时徐迟（中立者）在南浔与兄弟姐妹合影

其时，徐迟已接受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的委托，和责编周明一起，深入云南西双版纳亚热带密林采访植物学家蔡希陶的重大贡献去了。除夕前后，他们钻进偏僻蛮荒的原始森林里埋头苦干。他们不知道《哥德巴赫猜想》已引起全国性轰动，诗人点起的这支数学火把，已照得华夏大地一片亮堂，人人读《猜想》之文，家家议景润之事，盛况空前。

徐迟采访完毕，写出了《生命之树常绿》，慎重送给当地领导审阅，然后和周明一起，携稿回京。坐在飞机上，徐迟惜时如金，拿出印有“人民文学”字样的稿纸，对报告文学作修改、润饰，被眼尖的空姐瞥见。她用挺惊讶的语气问：“老先生，您就是《人民文学》杂志的？”徐迟笑笑，指指旁边的周明：“他是《人民文学》的。”空姐兴奋地说：“这期《人民文学》刊登了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人人抢着读。我们看了非常感动，写得太好了，大家奔走相告。”周明告诉美丽的空姐：“他就是徐迟，文章是他写的。”空姐两眼放光，连忙向徐迟深深鞠躬：“老先生您辛苦了，您写得太棒啦！我代表读者谢谢您。”

回到北京，听到一片赞扬之声，徐迟反而感到羞涩、不自在，连忙躲进北大燕南园采访物理学家周培源去了。

1935年，徐迟在家乡南浔中学门前的留影

过了两个月，当徐迟和周明再去中关村看望陈景润时，发现他的生活、工作条件大为改善，已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新人典型陈景润，收到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读者来信，来信堆放在办公室地上有几麻袋之多。有一袋信件另放在屋子最里边，上面还覆盖着几份杂志。徐迟问陈景润：“那麻袋信为什么另放？”陈景润说：“那里装的都是姑娘们写来的信，有的愿意为我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有的表达了爱慕之情，有的表示要和我终身生活在一起……我担心别人看到了不好，故另放在最里边保存起来。”

徐迟对周明说：“数学家陈景润，有一颗保护女孩子的心。”

为了向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献礼，徐迟马不停蹄、奋笔疾书，写出了《生命之树常绿》后，又赶写了《在湍流的漩涡中》等力作。于是他成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拓者、领跑者。在他带领下，一批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黄宗英在《十月》上发表了我编的、写农业科学家秦官属的《大雁情》，《人民日报》登出了陈祖芬歌颂内燃机工程师王运丰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在《新体育》上刊登了赞美击剑运动员栾菊杰的《扬眉剑出鞘》……一时云蒸霞蔚，风光无限，群雄并起，阵容齐整，开启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黄金岁月。

1936年，徐迟出版第一本诗集《二十岁人》

重聚武汉东湖之滨

1981年11月30日，我和《十月》杂志的诗歌编辑晏明同赴武汉，先去武汉军区大院暗中安慰正在挨批的《苦恋》作者白桦，下午到武昌东湖之滨拜访徐迟。

晏明是老诗人，出过《三月的夜》《北京抒情诗》《故乡的栀子花》等十多本诗集。早在1959年，他就在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过徐迟的评论集《诗与生活》，故他俩是亲密的文友。我们去拜访徐迟之前一星期，晏明在北京还收到他写来的信，谈及爱妻陈松得了肠癌，动手术打开一看，是良性瘤，尚未扩散，心中大慰，说今后又可重操笔墨生涯矣……

我们到徐迟家时，他正在午睡。他见到我们，喜出望外，便把我们领到书房里坐下来交谈。我趁两位诗友叙旧之际，细看靠墙立着的三个书架：一个书架上是一些旧的英文书；另一个书架上插着鲁迅作品集、散文集、诗集，还竖立着大大小小几十个硬皮笔记本——我坐在沙发上心想，这些可能是历年积累下来的采访本，会给徐迟创作提供丰富、生动的素材；引人注目的是第三个书架上摆着许多音乐书籍，有《音乐大辞典》《音乐家传记》，以及徐迟早年写作、出版的《歌剧素描》《世界著名音乐家》《音乐家和乐曲的故事》等著作。

我好奇地问徐迟：“您为什么如此热爱音乐？”徐迟告诉我：“我的故乡是太湖之滨吴兴县古镇南浔。我们那儿是鱼米之乡。南浔有小莲庄公园，有嘉业堂藏书楼，有中国最早的丝绸业。我父母亲都是老师。我父亲在家乡办过一个贫儿教养院。教养院里有个管乐队，还有钢琴，但没有弦乐。我从小在音乐声中长大，这样培养了我对音乐的喜好。1936年，上海举办一次交响音乐会。我从家乡专程赶去欣赏，会后搭车赶回浙江南浔。可见我对音乐是十分迷恋的。我特别爱听古典音乐，家里有几张留声机唱片，我想买一架落地唱机，闲来听听。”

1936年徐迟与戴望舒合影

接着他谈起了音乐评论家李凌、小提琴家马思聪。他说，李凌任中央乐团团长期间写的音乐随笔很有水平。说马思聪在“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为了保命才潜居到美国。他是爱国爱乡的音乐家。他那支《思乡曲》何等邈远、幽美、曼妙，魅力无穷，堪称20世纪的经典乐曲。正如李凌所说：“马思聪不大喜欢浓墨重彩和强烈的戏剧性冲突，风格比较恬淡、素雅，有点像南国的‘夜合花’，徐徐吐出幽香。”

徐迟本质上是诗人。除《二十岁人》外，还出版过诗集《战争·和平·进步》《美丽·神奇·丰富》《共和国的歌》，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担任过《诗刊》副主编。故两位诗友谈起诗歌、诗人来，如数家珍，十分熟悉。徐迟说：“论诗，徐志摩第一，戴望舒第二，卞之琳第三，艾青第四。”我插言道：“艾青排第四，评价是否低了？”徐迟认为，排名第四，也是“五四”以来的杰出诗人。你看他在上海监狱里雪晨写的那首《大堰河，我的保姆》多么荡气回肠、感人肺腑：“大堰河，今天我看到了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乳儿回忆幼年深情，弥漫于诗行之间。他站起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刚出不久的《九叶集》，说：“这本诗集封面上印着一支斜长着九片叶子的草茎，装帧典雅，诗好，内容也好。上世纪40年代写的、如此精美的诗，如今辛笛、郑敏、陈敬容、袁可嘉等人，恐怕写不出来了。今天只能依靠舒婷、北岛、顾城等新一辈年轻人了。”他喝了口茶，对诗人晏明说：“今年是叶圣陶文学研究会办的老《诗刊》60周年、解放后的新《诗刊》25周年，现任《诗刊》主编严辰约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我今年67岁，是1933年19岁那年开始写诗的，最初的诗发表在《现代》杂志上。那时我是一个现代派。从风格上来说，受到了欧美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比较晦涩难懂，后来我写了散文、报告文学，就比较明朗了。”

1936年，在戴望舒穆丽娟的婚礼上，徐迟第一次成为伴郎

我问他：“您最初发表的诗歌，署的就是‘徐迟’这个名字吗？”他微笑道：“不是的。我原名徐商寿。处女作没有用‘徐迟’这个名字。我上面还有三个姐姐，我是老四。父母叫我‘迟宝’。发表了几年作品，我才用‘徐迟’这个笔名，原意是叫自己生活得慢一点，不要老是快节奏、性急、匆忙。不过，我这辈子也慢不下来。”

是的，徐迟的生活节奏是很迅捷的。上世纪50年代初，他作为《人民日报》《人民中国》特约记者，足迹遍及祖国各地，到过朝鲜战场，去过鞍钢、武钢、包钢，奔走于长江大桥和黄河三门峡水库工地，日夜兼程，步履匆匆。正如他1961年自述的那样：“我朝拜过钢都、汽车城，亲眼看见黄河清；祁连山俘虏了我的心，青海湖让我一见钟情；在芒崖我曾顶礼昆仑，我有心向塔里木进军……”祖国东西南北，到处都留下了诗人的身影。“徐迟”这个笔名，也改变不了他那难移的本性。

辞别之前，徐迟告诉我们，他打算找个木匠，丈量一下房间尺寸，做一批书架，几个屋子靠墙放一圈，再买一批书来，建立一个像样的智库。他寿星眉下露出灿烂的笑容，说：“我的船儿加足了油，就可在这长江之滨，扬帆启碇。”

1938年，徐迟、陈松夫妇与大女儿徐律

再聚深圳创作之家

1992年3月5日，我和爱人从广州乘火车至深圳，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们送到西丽湖畔、麒麟山下中华文学基金会创办的度假村。到办事组报到时得悉同来度假的还有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学者王元化、儿童文学家束沛德、散文家丁宁、江波、李天芳、诗人晓蕾、《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涂光群等十多人。

第二天清晨，我到花园里晨练，巧遇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王元化先生。他近日正在校对一本名为《思辨随笔》的学术著作。从他那儿得悉，身患轻度中风的爱人张可也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高雅女士是上海戏剧学院教西洋文学的教授，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巴金女儿、《收获》主编李小林，都是她的得意门生。我向往的前辈翻译家满涛，就是张可的哥哥。满涛翻译、出版了《别林斯基文集》，果戈里的《死魂灵》《涅瓦大街》《狄康卡近乡夜话》，是我早年从事文学翻译的学习榜样。“文革”后他为了抢回时间，拼命工作，劳累过度，结果得了半身不遂，过早离世。王元化对我说，傅雷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把书里的住房画一张详图，一个个人物从哪儿出，哪儿进，标得一清二楚，十分精细。傅雷的译文达到了形神兼备的程度。

1950年代三剑客。左起乔冠华、徐迟、冯亦代

在林鸟声中、玫瑰香里，徐迟走到我们的身边，也跟我们一起谈论文学翻译。他曾译过莫德的《托尔斯泰传》、荷马的《伊里亚特》、梭罗的《瓦尔登湖》、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司汤达的《巴尔玛修道院》，以及《雪莱诗选》，对翻译之道有独到的见解。他说，翻译的标准是“信、达、雅”，既然是文学翻译，首先要有文学性。他和钱锺书一样，推崇林琴南的译文。他说，一个美籍华人和一位美国诗人合译的《唐诗三百首》，首首有错讹。我说：“诗难译，美文难译。我看过英译、俄译的《红楼梦》，和原作相比，差远了。”接着王元化、徐迟和我三人议论、比较起梁实秋、朱生豪、曹未风、方平、孙大雨、屠岸等近二十位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人中，谁的译文最佳。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王元化先生说：“我觉得朱生豪的译文最好。古典诗词他烂熟于心，故笔下文字融会贯通，琅琅上口，很传神。如果你叫他按原文照实译出，就不流畅了，风格就没有了。”我研读过朱生豪译的许多剧本，表示同意。徐迟说：“复旦大学的孙大雨教授，很博学，我对他很佩服。我主持《诗刊》时，发表过他译的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的诗，质量高，音韵好，故我付给他最高的稿费。”眼镜片上照着晨阳光辉的王元化说：“孙大雨是个怪人，精力充沛，可以通宵不睡地写作。”徐迟走向早餐的饭厅，说：“和翻译相比，我喜欢创作，创作自由。我总是对自己的译文不满意……

3月8日那天，春雨霏霏，树叶滴翠。小径两边，杜鹃鲜红如火，草花含露绽放。我和徐迟晚饭后散步。我回忆起1977年底他在海运仓总参招待所的发言。徐迟说：“那时是思想解放初期，我们大家都处在起跑线上，憋足了劲向前猛跑，壮志凌云，心花怒放，好比水闸打开，激流奔泻。那次发言后，我和周明就奔赴彩云之南，采访蔡希陶去了。”

1978年，徐迟在昆明采访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即《生命之树常绿》主人公

我告诉徐老：“受了您那篇《生命之树常绿》的影响，我到了云南，专门去了一趟昆明的黑龙潭，去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看了那株您作品中提及的唐梅。”他表示关切：“那株唐梅还在吗？”“还在。不过老态龙钟了，只在枝头点缀几片叶子。1989年秋天，我在浙江天台山寺院里看到过一株隋梅。”“啊，隋梅？在什么寺院？”“国清寺。那株老梅倚墙而立，每当初春，开出一树繁花，生机勃勃，仿佛正在壮年。寺中僧人把古梅上的花儿捡集起来，酿制成精美食品招待贵宾呢。”

这引起了徐迟浓厚的兴趣，在一丛玫瑰花旁边停下来，面对着我，目光神秘地考问我：“你既然对古树很关心，那我问你中国寿命最长的古树在哪儿？”我想了想说：“恐怕以陕北黄陵那株大柏树树龄最长。那株古柏相传系轩辕皇帝手植，已有五千多年历史了，故中国人管它叫‘柏树王’，英国人称它为‘柏树之父’。”“这是在大陆。那么台湾省哪株树最古老呢？”“记得书上说台湾阿里山那株红桧，种植于商代，距今三千多年了。”徐老对我的回答表示满意，说：“你的古树知识还行。1948年，我从上海去台湾，曾经拜谒过阿里山那株神木。”说着，他双手张开作围抱状：“那真是庞然大物啊。”

徐迟与冰心合影

这时我们已踱到湖边，凭栏远眺，湖中有岛，岛上有树，树下有亭。其时暮色已合，烟雨蒙蒙，那里一片模糊，不甚分明。小雨下大了，我们便回到各自住室，干自己的事去。

1992年3月11日上午，在此度假、修养的作家们排列在“创作之家”门前的草坪上合影留念。徐迟那年已78岁，众人之中年纪最大（年龄较大的学者王元化生于1920年，72岁），可他抢先在前排蹲了下来。他笑容可掬，像孩子般天真可爱。他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总是谦虚有礼、和蔼可亲，单纯如稚童，透明似冰雪。

拍完照，我请徐迟到我110房间喝咖啡聊天，他欣然前往。坐进沙发之后，我给他冲了一杯雀巢咖啡。他随手翻开茶几上摆放的、我正在看的《汪曾祺自选集》，读到第一首短诗《彩旗》——“当风的彩旗，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他脸色立即沉下来，用书遮住眼睛，沉默不语。我问他：“您为什么沉默不语？”他自责道：“这首短诗是我当《诗刊》副主编时签发的。可能我害了他。曾祺大概因为这两句短诗在‘反右’中吃了苦头，被发配到张家口外住羊圈掏大粪去了。唉，人啊，人啊，人的生活往往由无数偶然因素造成。”我谈到了1991年春天和汪曾祺去云南采风、同住一室深夜长谈的情景，于是我们又提起了云南那片神奇、多彩的土地。徐迟说起了植物学家蔡希陶对云南经济的巨大贡献。徐老告诉我，是蔡希陶参与了云南香料植物樟油、桉树油、香叶天竺油的开发；是他发现、确定了中国北纬21度至23度昆明之南广大土地适宜种植橡胶；是他引进了美国大金元优良烟种，经过试验栽植获得成功，从而使橡胶业、烟草业如今成为云南经济的支柱产业。你看科学家的劳动，为国家创造了多大财富！”徐迟喝了口咖啡，动情地说：“因为我爱蔡希陶，故能把作品写好。冯牧得悉我要去云南采访，慷慨拿出关于云南的全部日记让我参考。我一看冯牧用小字写的云南日记，精彩之极，建议他发表，他坚决拒绝。冯牧的日记绝对是第一流的散文。”

1979年春天，徐迟与巴金在法国

我说：“冯牧在云南多年，足迹几乎遍及那里的山山水水、穷乡僻壤。有一次在芒市过泼水节，他望着夜空升起的一盏盏孔明灯，对我说：‘有一晚我住在佧佤族老乡家里，深夜开门，云海起伏像波浪一样涌到我身边脚下，你几乎可以踩着这块厚厚的云毯走到对面山头上。这是何等瑰丽、何等难忘的景象！’”

徐迟赞叹说：“冯牧是评论家，也是散文家，更是难得的伯乐。他慧眼识骏马，发现、扶植了多少作家啊。”

接着谈到了文学与科学。他认为，搞文学，最可怕的是落入俗套。一入套子，就陈旧了，像工艺品那样，失去了灵气，只剩下匠气。因此，我总是追随着科技潮流向前走，跟着前进，这样才能学到一点新东西，获得一点新思想，才能不断创新，不至于只能写些浅表的东西。科学博大精深。科学能改变人类生活。我每天清晨两点，一醒来就钻研深奥的科学，钻研理论物理学，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研究“夸克”，研究物质世界的构成，研究基本粒子、电子、质子、中子、原子，即使有些地方看不懂，兴趣也很大。我现在急着想回去，因为武汉家里收到一本友人寄来的英文版的《目的地火星》。我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它。家里人问我，要不要寄到深圳来。我说，不要寄，我怕弄丢。科学使幻想变成现实。过不了多久，地球和月球之间会开通TAXI，人也可能到火星上去。人们乘着飞舟，天上地下，来往穿梭，像搭公交车那样，十分方便。再过七八年，就进入21世纪了。犹如过了一夜到了清晨，过了一岁到了新年那样，新世纪会带给我们许多崭新的、现在难以想象的东西。目前的情况是许多文学家不懂科学，许多科学家（钱学森例外）不懂文学。科学家如果懂文学，文学家如果懂科学，他们就能用美丽、形象的文字把科学通俗化，让广大人民看得懂……

1984年，徐迟访问美国，与马思聪王慕理夫妇劫后重逢

虽是南国的春天，我房间里打开的落地窗外，花圃里一株桂树正盛开着金色的花朵。因此我觉得从徐迟嘴里吐出来一句句关于科学的话语，仿佛带着金桂的幽香，听来馥郁宜人，意味深长。那天他和我一直畅谈到午餐时分，才兴致未尽地、恋恋不舍地分手。我望着徐迟老人头顶已秃、头发花白、上身微驼的背影，心想他就是一位懂得科学、热爱科学、拥抱科学的文学家。

又过了几日，天气很暖和，徐迟这只南飞雁决定打道回府，急着去看那本《目的地火星》去了。回武汉之前那个晚上，我去送别。他正在整理行李、打包，见我去看他，便拍拍手上的尘土，坐下来和我交谈。他一改平日诙谐、幽默的语调，对我严肃地说：“近来我对文坛感到失望。文学是有关心灵和精神的事业，但不少作家为了赚钱，迎合市场，写些低俗的、低级趣味的东西。你只要到书店、书报摊上看看，一些不堪入目的书名、封面包围着你，庸俗不堪。编辑也缺乏敬业精神，书展上陈列、出售的许多新书，雷同的多，仿制品多，胡乱辑集的多，重复出版的多，抢译、重译的多，粗制滥造的多，创新的少，好书少，精品更少。评论家更是软弱无力，只知拿红包，一味说捧场话。我们没有别林斯基式的批评家，缺乏尖锐泼辣、令人警策醒悟的雄文。面对此种局面，我忧心忡忡。”

1990代初，徐迟与叶浅予郁风在浙江富阳

我表示同感，说：“文学决不应以赚钱为主要目标，作家应担当道义，坚守品格。”但同时感慨：窗门大开，苍蝇进来；大潮之中，难免泥沙俱下。个人力量有限，只能洁身自好。我劝徐老：“您已是近八十岁的人了，想开点，今后应以保重身体为第一，而把创作放在第二位为宜。”徐迟说：“谢谢你的关心。我和诗人晏明很久不见了，你回京后代我问好。”我说：“一定一定。”见他忙于临行前的收拾，便和他握手告别。

揭开诗人跳楼之谜

1996年12月14日下午，我乘出租车到西郊宾馆参加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到后住318房间，突然听到一个爆炸性消息：徐迟已于12月12日深夜12时跳楼自尽！

众代表惊骇之极，困惑莫解。我在会上遇到的冯亦代、袁鹰、张锲、高洪波、陈建功、李存葆、史铁生、陈祖芬、凌力、毕淑敏、梁衡、南帆、韶华、张贤亮、胡昭、赵本夫、肖亦农等二十多位代表极其伤心，纷纷询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悲剧。各个房间都在议论着这件事。好几位作家猜测这是老年寂寞所致，建议作协建个作家老年公寓，配备陪护人员，以解决他们孤寂之虞。有的认为他第二次婚姻失败，遇人不淑，子女疏离，虽然很快跟C女士分手了，总是心上的遗憾。有人说他玩电脑玩得走火入魔，受到了某宗教散播的世纪末颓废情绪的影响。有的认为他不能忍受血压不稳、肠胃不适、支气管炎严重等疾病的频繁袭击而取此下策。有的说湖北作家朋友要来北京参加作代会纷纷到同济医院六楼与之告别，使他感到不能与会的孤苦零丁、形单影只。有的猜想他患了老年抑郁症，心中想不开就寻了短见……种种说法，莫衷一是。

1990年代初，徐迟终于来到了瓦尔登湖

17日那天，吃完中饭，路上遇到湖北团的老诗人曾卓。曾老和徐迟是多年老友，便向他探问。他说，徐迟一生追求真善美，看不惯社会上的假恶丑，便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看刊物，不看书，不读报，不看电视，不接电话，不听音乐，不玩电脑，不会客，不出门。他关在家里只研究宪法，拿着宪法反复阅读，认为宪法是最深的哲学，最美的文学，最公平、正义的根本大法。曾老的话，仍不能解我心中的疑团。

由于徐迟的为人为文，是当代作家中我最敬仰的对象之一，故作代会之后，我一直设法揭开这个死亡之谜。经过向他亲密助手、得意门生、友好邻居、交心诗友、责任编辑长期打探、详细询问，终于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才弄明白他如此谢幕、如此离世，主要是因为他精神上的极端痛苦。

痴迷于电脑的徐迟

那时他主编过的严肃文学杂志《长江文艺》滞销，订数一再下降、下降，只剩不到一万份；而同在武汉的通俗刊物《今古传奇》却发行一百万、两百万甚至两百万份以上。两者悬殊如此之大，他想不通。那时书商疯狂盗版刊印畅销书，赚了大钱，过着土豪似的生活，而他这个辛勤写书的人，只能住在冰窖似的卧室内，冻得彻夜难眠（湖北作协领导关心他，在他书房内安装了取暖设备）。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有关部门不采取强有力措施保护知识产权，为什么放任不法书商们明目张胆的盗窃行为？科学家们默默无闻地作出巨大贡献，但为什么研究卫星、研究导弹的，其生活还不如街道上卖茶叶蛋、卖鸽子蛋的，对此他想不通。演戏、演电影、唱歌的人，其片酬、出场费高得惊人，而写剧本的、作曲的、写歌词的稿酬很低，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他实在想不通。上世纪90年代以来，假药、假酒、假烟、假油、假奶、假肉（注水肉）、假鱼（名真实假）、假米（米中掺沙）等假货充斥市场。食品掺假是人命关天的事啊！他想不通世风为何如此颓败，道德为何如此沦丧。有位密友特地安排他住进温暖的星级宾馆，让他度过寒冷的冬夜。他高高兴兴去了，洗完澡，刚躺下，床边桌上的电话铃就响起来了。一个娇滴滴的女声说：“先生，你要按摩吗？你要陪夜吗？我这就过来。”徐迟愤怒地摔下电话，自言自语：“武汉之大，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平静的安居之所。”

1996年左右，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尚未展开像如今的既抓老虎，又打苍蝇，更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反贪、反腐、反奢、反黄、反假的执法行动，故社会上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贿赂横行、贫富悬殊、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徐迟对此深恶痛绝。他是个对宪法有深入研究的人，可是生活中经常发生违宪违法、权大于法的事例，对此他百思不得其解。

徐迟是个有尊严、有追求的理想主义者，容不得丑恶泛滥。面对如此无奈的环境，岂能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他不由想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他和这部小说的作者和主人公一样，感到了理想的破灭。他想起了他译述《托尔斯泰传》中托翁最后的结局，以82岁（1828—1910）的高龄在寒冬里独自出走的情景。托尔斯泰是整个俄罗斯的良心，他想步这个大师的后尘，也在82岁（1914—1996）冬天出走。他想起了《南齐书·王敬则传》中记的“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他曾经以暗示方式把“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想法告诉他最亲密、最信得过的人。但他的密友没有认真对待，只以为这如他诗友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所抒写的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密友觉得这是诗人的浪漫情怀。其实，徐迟已选定时间，要摆脱当时那种泥沼般污浊的生活。

有次一个路人不幸被汽车轧死了，他说此人在几秒钟之内就结束了生命，是一种幸福。徐迟在医院里捡到的一张纸片上，用英文潦草地、别人很难辨认地写了一行字，译成中文，就是“走意已坚，谁能劝我，谁能救我？”有个朋友到医院里探望他，他对友人说：“你有什么问题快问我吧，你不问，过些时候就问不着了。”他对医院里一位爱文学的女医生说：“花盛则谢，光极则暗。一个人，当他的事业达到顶峰之后，再难以往上攀登了，转折之前最好的收场是飞起来。”说完，徐迟做了个飞翔的手势。

凡此种种，都是他弃世念头的流露。

1996年6月的徐迟，李辉摄

时间终于捱到了他选定的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时（12+12+12=36），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悄悄从病床上坐起来，悄悄走出阳台门，悄悄推开窗子，向外纵身飞跃……

啊，是他一连串的想不通，促成了诗人之死，酿造了这一震惊文坛的悲剧。

岁月流逝。一生追求真善美的徐迟，不愿与假恶丑为伍，毅然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为了深深地怀念他，铭记这位嫉恶如仇、心灵像冰雪一样纯净的诗人，笔者在耄耋之年特撰写了此文。

尊敬的读者，你们可要睁大眼睛时刻警惕生活中那些言行不一、戴着面具的假、恶、丑啊！

写于2016年10月—12月
徐迟去世二十周年之际

大西洋月刊长文：英国如何通过自我破坏变得像密西西比州一样贫穷

 加拿大和美国必读  2026年6月12日

本文刊发在大西洋月刊，作者伊德里斯·卡伦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他曾任《经济学人》华盛顿分社社长。他撰写有关美国政治、政策和经济的文章。

过去18年足够让一个迷失的一代出生并长大，但这段时间带来的只有停滞和大规模幻灭。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英国正处于后帝国时代的顶峰。英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刚刚超过德国。1英镑兑换超过2美元，伦敦也可以说正在取代纽约，成为国际银行业中心。

但从那以后，英国被甩在了后面。这个国家如今的人均产出只略高于美国最贫穷的密西西比州，而且这点微弱领先也完全依赖伦敦。

离开首都，在那些游客不会造访的地方，生活水平远低于密西西比州。英国人去美国会发现，本国货币已经贬值到今天1英镑只能兑换约1.35美元。

英国工资远远落后于美国，也落后于德国、法国、荷兰和丹麦。扣除通胀后，英国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如果当前趋势继续下去，未来十年内，普通波兰人的生活水平将赶上普通英国人。

一代人以前，英国还是全球主要强国；今天只是中等国家，深陷僵化。税收处于二战以来最高水平，但公共服务却在恶化。

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是英国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国家中备受赞誉的支柱，如今却积压了600万名等待治疗的患者，接近全国人口十分之一。

现在，NHS用于解决产科医疗事故索赔的支出，已经超过实际提供产科护理的开支。许多英国人既约不到公费牙医，也负担不起私人牙医。2023年的调查显示，十分之一的受访者说自己动手处理牙齿问题，极端情况下，有人自己拔牙，或把断裂的牙冠重新粘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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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低得惊人。初级医生最近因薪资问题在三年内第15次罢工，他们的起薪只有3.88万英镑；英国公务员薪资中位数为3.568万英镑。今年4月，在伊朗冲突期间，《每日邮报》抓住首相基尔·斯塔默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度假一事大做文章，称他入住的是豪华酒店，每晚房价200英镑。

英国有些人把这一切归咎于运气太差：2008年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能源危机。但其他国家也经历了这些挑战。英国的不同之处在于，面对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时，采取了自我伤害式的应对。

英国脱欧是最有名的例子，但远不是唯一一个。金融危机刚过，糟糕选择就开始出现，并催生出更糟糕的选择。随着公众幻灭感加深，政客被迅速推上台，又迅速被换下，导致他们刚刚启动的政策戛然而止。自2010年大选以来，英国已经历六任首相。

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看起来并没有变得更有能力。斯塔默领导的工党上台不到两年，他的净支持率已经暴跌至负42个百分点。外界普遍预计他会在今年辞职。

英国的下滑有一点始终如一：随着英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身衰落，也越来越退回到防御姿态。政治变成零和博弈，滑向关于谁抢走了谁的争斗。

最受怀疑的首先是移民，而英国两大主要政党都已经转向反移民立场。英国例外论仍然有持久影响，虽然比美国版更安静、更含蓄，但同样暗示着，只要向内退缩，英国就能重新伟大起来。

令人震惊，也许又完全可以预料的是，随着国家问题恶化，这种观念正在变得更强。

公平地说，2008年金融危机对英国打击尤其沉重。20世纪90年代，保守党和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都下了同样的赌注：英国将成为以金融为支柱的后工业化服务型经济。繁荣伦敦带来的税收，会被重新分配给老工业中心地带那些落后的地区，帮助它们复兴。

然后，2008年来了，伦敦金融业崩塌。

但政府在危机期间和危机之后的行动，又进一步放大了损害。按照现代凯恩斯主义者的建议，政府本应增加支出来提振低迷需求。但当时由保守党首相戴维·卡梅伦领导的政府，在财政收入暴跌之际选择大幅削减预算。

背后的理论是，财政纪律，也就是比英国同类国家更猛烈地削减支出，将激发信心并推动增长。当时，赤字和债务被视为不道德；英国不会像挥霍无度的希腊那样，而会谨慎管理自己的事务。

外界期待的增长并没有出现，紧缩政策留下的伤痕至今仍在。比如，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的日常运营资金得以维持，但代价是挪用了资本预算。

2024年政府报告发现，紧缩政策带来的结果是，英国出现了“摇摇欲坠的建筑，心理健康患者被安置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牢房里，里面鼠患横行，17名男性共用两个淋浴间，NHS部分机构在破败的临时活动房里运转”。

福利待遇的紧缩削减生效后，在长期贫困中长大的儿童比例，也就是童年一半或更长时间处于贫困状态的儿童比例，从约14%飙升至23%。

营养状况似乎也受到影响，医生报告称，佝偻病和坏血病等由维生素缺乏引发的疾病病例增加。

被称为议会的地方政府，从中央政府获得的拨款在2010年至2020年间下降了40%。2023年，负责超过100万居民的伯明翰市议会实际上宣布破产。未来五年内，英格兰三分之一的议会都可能走到这一步。

去工业化之后已经在承受痛苦的人，对紧缩政策感受最深。福利国家曾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全球化的失利者。可当福利体系突然收缩，只因为那些宇宙主宰者算错了账，愤怒便向上爆发，指向英国精英；也向外扩散，指向欧洲移民，因为他们在就业和公共服务方面与当地人竞争。

正是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卡梅伦作出了另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2016年举行脱欧公投。这是一场政治赌博；卡梅伦原以为公投会失败。他并不想离开欧盟，但他想遏制奈杰尔·法拉奇等人的崛起。

法拉奇长期是英国政坛的搅局者，几十年来一直推动英国退出欧盟。被甩在后面的英国，尤其是那些受到紧缩削减严重伤害的地方，压倒性地投票支持离开。公投失利后的第二天早上，卡梅伦辞职，英国由此进入持续至今已十年的政治不稳定时期，而且看不到结束迹象。

英国与欧盟之间的正式脱欧协议，经过近四年谈判才最终敲定。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当时已经对英国企业造成损害。2018年，也就是鲍里斯·约翰逊出任首相前一年，有欧洲外交官问他这些负面影响时，他回答说：“去他妈的企业。”

事实上，后来发生的事情也差不多如此。五位经济学家最近发表的论文《脱欧的经济影响》估算，脱欧导致企业投资下降12%至18%，生产率和就业下降约3%至4%，最惊人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6%至8%，这一降幅是早前估算的两倍。所有伤害并非立刻显现。和紧缩政策一样，是随着时间累积起来的。

在伦敦之外，近乎失去二十年的后果已经无法忽视。

特伦特河畔斯托克位于西米德兰兹，伦敦以北约241公里，曾经是英国陶瓷之都，很可能也是世界陶瓷之都。这里在地质上得天独厚，煤层和黏土储量丰富；产品经运河运往利物浦出口。整个地区因此被称为“陶瓷之乡”。斯托克曾有约2000座瓶窑。这些巨大、鼓胀的结构用于烧制韦奇伍德等公司生产的餐具。

今天，只剩下47座瓶窑；这个行业雇用的人数也许只有5000人，远低于1984年的约30万人。由于英国能源成本异常高昂，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下降。北海油气开采枯竭，同时又未能投资替代能源，导致英国依赖进口能源，消费者和工业都不堪重负。

2004年至2024年，英国企业用电成本上涨超过两倍，即便扣除通胀后也是如此，如今已经是全球最高。

今年3月，我去了米德尔波特陶瓷厂。这是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持续运营至今的最后陶瓷工厂。

魅力十足的年长导游菲尔·诺特带我参观，指给我看这家公司供应给查理三世私人住所的陶瓷和餐具。我们进入多数房间时，他都会这样介绍我：“这位先生从华盛顿来，要写关于陶瓷行业的文章。”

这家工厂曾雇用约400名工人，如今只有18名。米德尔波特今天使用较小的燃气炉，但它最后一座瓶窑仍矗立在室外。过去这里曾有七座瓶窑，这座则是旧时代的遗迹。在瓶窑外壁上，热气、烟雾和灰烬曾从那里逸出，如今这座沉睡的建筑上已经长出小树和植物。

斯托克的去工业化很早就开始了。

20世纪80年代，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启她的“供给侧”革命，强调私有化，并打击工会。这改善了英国的整体运势，却没有改善所有地区的命运。撒切尔主义重创斯托克，导致工厂、钢铁厂和矿山关闭。

丽莎·希林斯现在负责慈善机构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志愿行动组织，当时她还是小女孩，亲历了那段时期。这个组织通过慈善网络提供食物、职业培训和心理咨询，但对抗的是经济重力。

希林斯告诉我：“现在几乎已经是第三代人长大了，他们的父母失业，祖父母也失业，而他们看不到除了靠福利生活和失业之外的任何未来。”

对斯托克这样的地方来说，紧缩政策尤其残酷，因为当地很大一部分人口本就依赖政府福利。斯托克每五名儿童中就有两名生活在贫困中，是英国贫困率最高的地区之一。2022年，这座城市的婴儿死亡率也位居全国前列。

进入本世纪以来，一届又一届政府都试图纠正基本问题，但大多失败。

2003年，布莱尔的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启动一项名为“探路者”的政策，目标是在斯托克等后工业化地区拆除并替换破败住房。卡梅伦政府在2010年突然取消资金，使一些地方拆除已经完成、建设却尚未开始，留下碍眼的空地。

2019年，约翰逊宣布一项名为“提升”的新经济振兴计划，称将“回应被遗忘者和被甩在后面的城镇的呼声”。但直到三年后，也就是约翰逊辞职前几个月，具体内容才寥寥出现。相比紧缩政策下地方政府失去的支持，这项计划提供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

正是在斯托克这样的地方，对伦敦和布鲁塞尔的不满最强烈。2016年公投期间，69%的居民投票支持离开欧盟，这是全英国城市中最高的比例。

此后，斯托克被贴上了“脱欧之都”的标签。

我从伦敦北上的火车和许多英国火车一样严重晚点，这一次是因为前车厢有块面板松了。列车长宣布：“希望它能撑到我们抵达曼彻斯特。”

这个消息让我像那块面板一样忐忑不安，但我的同行乘客似乎毫无反应。虽然美国人一般不应讥讽其他国家的铁路服务，但这件事再次提醒人们，英国已经退化到了什么程度。

近年的国家转型计划，很大程度上寄托在“2号高速铁路”（HS2）上。这条超高速铁路原本计划连接伦敦、伯明翰、利兹和曼彻斯特。但自2009年HS2提出以来，成本已经上涨两倍，超过1000亿英镑，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铁路线路。

白金汉郡铁路线附近，为保护一种稀有蝙蝠而修建的特殊结构需要8000份许可，造价达到2.16亿英镑。拟议线路中最重要的路段已经被砍掉。剩下的残缺线路从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通往并非真正市中心的伦敦，也许要到2040年才能完工。

在伯明翰，当地人格里·莫伊尼汉带我从市中心走到命运多舛的HS2终点站。

莫伊尼汉头发花白，性格友善，曾是律师。他在X上的账号经常辛辣地关注家乡的困境。他很想让我看看究竟哪里出了问题。他指着一大片名叫史密斯菲尔德的地块，这里曾是食品批发商所在地，仓库已经空置多年。

我们沿运河路过几家电影工作室，那是近年冒出来的较有希望的企业之一。莫伊尼汉承认，这些工作室的存在对他常说的一句话构成了一点挑战。他常说：“我在这座城市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但随即，他又把我的注意力转向道路上巨大的坑洞。那些坑深到能看见下面维多利亚时代的鹅卵石；还有空地里堆积的垃圾；以及被丢弃的超大号一氧化二氮罐包装盒，这种气体在伯明翰经常被滥用。

为了到达柯曾街站的HS2终点站，莫伊尼汉和我沿着伯明翰地铁延长线的施工路线走。这条延长线本身也深陷延误和成本超支，相当于HS2灾难的地方版本。

我看见履带式起重机和挖掘机在忙碌移动；巨大的Y形桥墩相互断开地矗立着，也许十年后，它们会托起高铁。HS2已经拖延太久，终点站附近两座快速建成的大楼如今看起来也已经破败，像是需要拆除。

莫伊尼汉说：“如果你是开发商，你为什么要投资这里？唯一理由就是HS2，而它已经半死不活。”

在英国，修建基础设施，或者说建设大多数东西，几乎已经变得不可能。

除了拥有全球最昂贵的尚未建成铁路线路，英国还拥有全球最昂贵的尚未建成核电站欣克利角C。它的环境影响评估长达31401页；这座核电站还将配备造价7亿英镑的“鱼类迪厅”，通过在水下发出脉冲声，阻止动物靠近进水管。

英国政府花了32年、1.79亿英镑，规划在巨石阵下方修建隧道以缓解交通，结果今年正式取消了这个计划。甚至获得电力接入这样的基本事项，都可能像噩梦一样。

杂志《建设进展》创始编辑萨姆·鲍曼告诉我：“在英国，任何能源密集型项目可能都要等五年，才能接入电网。”

这些失败全都是英国自己造成的。按制度设计，议会本可以在这些事务上行使大量权力；但它没有用这种权力应对英国的问题，而是选择用否决节点、程序主义和无休止的审查，让国家窒息。

英国住房危机比美国严重得多。这个问题甚至不能归咎于分区管制，因为英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分区制度。相反，每一次建设尝试，都是与地方议会和邻避居民之间痛苦的临时谈判。

结果是，英国住房每平方米成本位居欧洲最高之列。正如一份报告所说：“我们的住房存量在所有先进经济体中性价比最差。”

法国人口与英国大致相同，但住房数量多出近50%。然而，自金融危机以来，英国住房建设速度反而下降。

英国的建设问题并不限于外围地区。

在伦敦，2024年售出的普通住宅价格是收入中位数的11倍。尽管伦敦仍然是令人向往的全球城市，但也在停滞。自金融危机以来，伦敦劳动生产率基本持平。即便如此，今天的伦敦生产率仍比西米德兰兹高出近50%，而西米德兰兹包括斯托克和伯明翰。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安娜·斯坦斯伯里告诉我，伦敦与英国其他城市之间的差距，可与西德和东德城市之间的差距相比。从地区角度看，过去20年的问题本质上是：伦敦几乎没有增长，而英国较小城市仍远远落后于伦敦。

英国普遍萎靡的格局中也有一些例外：牛津和剑桥几百年来一直是世界科学重镇，如今姗姗来迟地成为创业公司中心，不过它们离伦敦很近，也共同承受着伦敦式住房困境。

在伦敦势力范围之外，我到访过的最令人乐观的地方是曼彻斯特。那里的增长一直是英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曼彻斯特市中心曾经几乎彻底空心化；今天，那里约有10万人居住。

下班后走进城里的酒吧，你会明显听到英格兰南部口音：2024年，从伦敦搬到曼彻斯特的人数，超过从曼彻斯特搬到伦敦的人数。

曼彻斯特取得成功，部分原因是从伦敦混乱不堪的中央政府那里获得了一定独立性。在2011年启动的权力下放试验中，伦敦赋予曼彻斯特更多税收和交通方面的权力。

公交网络被纳入公共控制，还设立了10亿英镑的地方“良性增长基金”，用于在全市分配投资。因此，曼彻斯特如今更有能力决定自己的经济方向。

2017年以来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安迪·伯纳姆告诉我：“你不能从上到下命令增长。英国在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中，一直是一个过度集权的国家。”

许多工党支持者希望，首相是伯纳姆，而不是无能的斯塔默。但若想做到这一点，伯纳姆首先需要重返议会。他此前曾在议会任职16年。今年1月，大曼彻斯特一个议席空缺时，他曾试图重返议会，但被斯塔默盟友阻止，因为他们不想抬高潜在竞争对手的地位。

伯纳姆已经被称为“北方之王”。5月，在斯塔默权力进一步松动后，曼彻斯特另一个选区梅克菲尔德的工党议员主动辞职，为伯纳姆挑战党魁提供另一条路径。

这一次，他不会再被阻止。

不过，伯纳姆的权力之路并不稳固。即便是曼彻斯特，也无法免疫全国反建制情绪。

在梅克菲尔德，最近几次选举中，英国正在崛起的民粹左翼政党绿党表现明显改善。绿党由扎克·波兰斯基领导，他曾是催眠治疗师，自称“生态民粹主义者”，主张毒品合法化并征收财富税。

但表现最强的是改革党，这是英国全国范围内崛起速度甚至快于绿党的民粹硬右翼政党。

这两个曾经被挤到英国政治边缘的政党，在最近全国民调中都表现异常强劲。事实上，改革党几个月来一直在民调中领先所有其他政党。这是40多年来，保守党和工党首次都没有领先。假设斯塔默辞职，无论工党内谁接替他，英国都必须在未来三年内再次举行大选。

大选后成为下一任首相的最大热门，是改革党领袖。他的名字叫奈杰尔·法拉奇。

脱欧的头号煽动者，如今怎么会处在有望晋升为首相的位置上？

法拉奇正在上升，因为他对“谁毁了英国？”这个问题给出了诱人的答案：无能的精英、低效的公务员和不受欢迎的移民。即便英国的问题超出他的解决能力，他至少可以表示要让这些人付出代价。

今年3月，在米尔顿凯恩斯竞选集会上台前不久，我见到了法拉奇。

米尔顿凯恩斯是伦敦以外的通勤城镇，最出名的是有许多环岛。他和一群兴高采烈的反建制同伴正在全国巡回，为5月地方选举造势。那次选举中，改革党赢得约1400个地方政府席位，占参选总席位30%；工党失去约1400席，保守党失去约500席。

法拉奇很符合他的公众形象：西装革履，粉紫色领带与衬衫搭配得一丝不苟，穿着标志性的英国国旗袜。他向前倾身时，我闻到烟草味，也许还有一丝他照片中常拿着的那杯拉格啤酒味。

他兴致很好地告诉我，自己正在为当选后从深层国家手中夺取权力，并用这些权力落实人民意志做准备。

他说：“我们必须确保公务员体系里有些人不是蓄意阻挠者。”

他的政府不会像特朗普第一任政府那样，起初不清楚如何运用权力，而会像特朗普第二任政府那样，从一开始就准备好行动。

几百人前来看法拉奇演讲。英国的政治集会比我熟悉的美国集会文明得多：人们在活动前喝啤酒，活动中耐心坐在椅子上，结束后有序排队离开。

所有人落座后，法拉奇发表演讲，那是一曲衰落主义狂想。他说：“这是一个彻底政治失败的时期；在经济上，我们正滑向下水道。”所有现任和近期政治领导人都应受到责备。保守党执行脱欧太慢，仍然允许大规模移民，还同意净零排放目标。工党则要为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羞辱负责，包括它对伊朗战争反应软弱，以及整体上的犹豫不决。信息很明确：只有法拉奇能解决问题。

法拉奇通过削弱公务员体系和宪法改革来巩固权力的计划十分详细。削减公务员体系并不是泛泛而谈的口号；改革党的盟友正在讨论一份类似“2025项目”的逐部委路线图。限制中央政府权力的准宪法法律将被改写，包括1998年《人权法》和2010年《平等法》。2008年《气候变化法》也将被改写，这部法律把英国净零目标写入法律。

去年从保守党转投改革党、如今属于改革党智囊核心的国会议员丹尼·克鲁格告诉我，要解决英国的问题，首先必须恢复议会主权。这意味着限制独立政府机构指导政策的能力，也限制法院对议会法案进行司法审查的能力。

更强大的议会权力确实可能推动必要改革。法律杂物不断堆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英国无力建设住房、基础设施和工业。而在几十年把权力委托给欧盟委员会后，议会自我治理能力已经萎缩。

如今任职于繁荣研究所、曾担任保守党政治顾问的弗雷德·德福萨尔告诉我，即便脱欧之后，英国政治阶层内部仍然存在一种习得性无助。如果法拉奇当选，也许这种状态会改变。

但脱欧已经证明，全面宣示主权本身并不足以确保增长；事实上还可能造成自我伤害。

关于法拉奇将如何恢复英国在富裕国家中的地位，并为英国人重建机会感，许多细节仍很模糊。

我问他，将如何推动保守党和工党都未能实现的强劲经济增长。他回答说，他和未来的部长们都是成功的商人，不像现在这批人，因此会做得更好。

改革党已经表示要大幅削减政府支出和国家赤字，不过也表示要降低一些税收。法拉奇告诉我，英国国家机器必须接受休克疗法。

他说：“毫无疑问，国家规模必须缩小，这会非常非常艰难。”

他还说，自己预计公布削减福利待遇计划时会引发抗议。“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就会破产。”

由于这类说法，改革党经常被指责是重新包装的紧缩政策，或重新加热的撒切尔主义。但改革党最具体的经济表态，大多是讨好大众、并不符合撒切尔主义的内容：削减燃油税、维持NHS在服务时免费，以及保留“三重锁定”政策，也就是实际上确保国家养老金涨幅快于普通工资的政策。

在艰难经济选择上保持含糊，对选举有利，尤其是在大选可能还要几年后才举行的情况下。事实上，这正是斯塔默竞选时采用的策略：像念咒一样反复说“增长”这个词，却不说明如何实现增长。

事实证明，他的政治资本转瞬即逝。改革党也许会登上权力顶峰，却发现自己陷入同样的陷阱。

尽管如此，就连曾在前几届政府任职、消息灵通的威斯敏斯特人士也告诉我，他们并不真正害怕改革党政府。在他们看来，改革党是唯一足够反传统的政党，有可能尝试对英国国家和经济基础进行重大结构性修复。

剑桥大学神学教授、负责改革党政策工作的詹姆斯·奥尔告诉我：“认为某样东西坏了，并不意味着它坏到无法修复。但我们认为，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我们是唯一有机会的政治运动。”

改革党公布的最详细计划涉及移民。这个议题激起选民怒火的程度，不亚于生活水平。

保守党违背了自己的表示：约翰逊曾表示要减少净移民流入，他的政策原本是为了加强医疗人员配置，并稳定下滑的大学入学人数，结果导致300多万非欧盟移民合法抵达英国。如今，他们的人数相当于英国每25人中就有1人。

后来，首相里希·苏纳克疲于应对超过15万名乘小船穿越英吉利海峡而来的移民。即便是现任工党政府，感受到选民怒火后，也已经表示要减少移民。

正是在移民问题上，法拉奇给出了最鲜明的选择。

他让富有商人、斯里兰卡移民之子齐亚·优素福负责移民议程。优素福的主要政策主张是“恢复正义行动”，要求驱逐英国所有未经授权的移民，并通过一个名为“英国驱逐司令部”的新机构执行，类似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

优素福是改革党以及全球新右翼其他政党所热衷的那种狂热而矛盾的皈依者。他是虔诚穆斯林，却激烈反对把教堂改建成清真寺。他之于法拉奇，就像斯蒂芬·米勒之于特朗普：面容冷硬的本土主义者，时刻关注移民犯下的最新骇人罪行，时刻警告文明即将崩溃。

有他在旁边，他的老板显得温和而放松。我在米尔顿凯恩斯见到法拉奇的那个晚上，优素福在演讲中宣称：“英国人民再也不会在自己的国家里成为二等公民。在改革党政府领导下，国王陛下的议会将再次拥有主权，伟大英国人民的权利将至高无上！”

考虑到选民对边境表示落空的愤怒，改革党把最清晰的信息放在限制移民上，并不令人意外。它能产生共鸣，是因为英国的经济失败也加剧了文化上的不安全感。

但逆转移民不太可能解决英国最深层的问题。大多数问题都是本土制造的，而不是进口而来。

每一个令人失望的年份，每一项适得其反的政府政策失败，都让英国例外论的怀旧情绪更强。重返全球霸权已经不可能。稳定下来是可以实现的，但前提是英国下一届统治阶层必须做一件过去20年历届政府都没能做到的事：停止选择自我伤害的选项。

要遏制当前衰落轨迹，英国必须承认一个严酷事实。毁掉英国的不是布鲁塞尔，不是坏运气，也不是银行家。毁掉英国的是英国人自己。要修复它，他们首先必须停止继续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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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迎来250周年之际，感谢我们真正的英雄

 2026-6-15  Jinhuasan的博客

“真正的爱国主义并不喧嚣，也不张扬”, 《华盛顿时报》特约编辑迈克尔·麦肯纳（Michael McKenna）周日6月14日在该报如是写道: 当美国迎来250周年之际，感谢我们真正的英雄:

每隔五年，为了庆祝自己的统治，罗马皇帝都会赞助举办一场节庆活动，通常包括角斗士搏斗、与凶猛野兽的战斗、战车竞赛、拳击和摔跤比赛，以及戏剧表演。

很自然地，随着人们对共和国的记忆逐渐消退，以及自治政府所倡导的坚忍与节制让位于对“面包与马戏”的稳固而持久的偏爱，这些节庆活动变得更加暴力、更加酗酒，也就是说，整体上变得越来越糟糕。

在这样的环境中，越来越多的罗马人选择依赖国家，并愿意放弃作为罗马公民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所享有的权益，这并不令人意外。

例如，到公元一世纪末，大多数罗马军队士兵已经不是公民。从公民对公民身份价值的轻视，到帝国本身的衰落——而这种衰落恰恰也是从那个世纪真正开始——之间的联系并不难看出。

当我想到即将到来的《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纪念活动时，我想起了这一切。

围绕这一二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氛围并不是毫无保留的欢庆，而且显然，人们对计划中的庆祝活动热情不高。

1976年美国建国两百周年纪念时也是如此。当时和现在一样，许多事情都出了问题。就在那个国庆日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们明确地输掉了自己的第一场战争。经济陷入困境，汽油价格高企，而苏联看起来不可战胜。

然而，尽管社会普遍认为事情已经严重出错，而且没有人能保证这些问题将来一定能够得到纠正，我们仍然庆祝了国家的200岁生日。

今年大部分庆祝活动所处的背景并没有好多少，而更糟的是，其中一些庆祝活动将模仿罗马帝国的节庆活动，从凯旋门到战车竞赛，再到摔跤比赛，几乎无所不包（不过公平地说，罗马人的摔跤是真正的体育运动，而不是供中年男人观看的肥皂剧）。

1976年与现在之间存在一些重要区别。1976年，我们的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正在赢得冷战的人。

这些人并不张扬；他们既不需要，也不希望别人发表声明来证明他们的爱国主义。他们早已在瓜达尔卡纳尔、巴斯托涅和冲绳等地方超越了这些。他们明白，无论怎样的演讲或烟花表演，都无法真正体现那些在远离家乡的沉没军舰、燃烧坦克和战场上牺牲的战友——那些士兵、海军陆战队员、飞行员和水兵——的价值；他们已经为国家献出了自己最后也是全部的奉献。

对于他们而言，爱国主义是一种安静的声音，它驱使你主动挺身而出，并提醒你，你的父亲、兄弟、堂表亲以及侄辈们在你之前就已经站到了队伍中。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爱国主义则是一种平静而无声的认识：也许你已经赚到了足够多的钱，现在是时候通过别的方式回馈国家了。

对于某些人而言，爱国主义是一位母亲或父亲孤独而绝望的心情，因为他们的孩子远离家乡，而且很快就要面对危险。

世上所有的喧闹与盛景都无法改变这一切。

美国人将会像他们一直以来那样纪念独立日：参加小镇游行、观看烟花、在后院与家人相聚、去湖边或海滩，也许还会多喝一点酒。

这种低调的方式符合我们对未来虽未言明却始终坚定的信心，也符合我们对那种建设了这个国家的安静型爱国主义的信仰。

在今年的7月4日，试着忽略所有那些附带的荒唐事和噪音——用尤维纳利斯（Juvenal）的话说，就是“面包与马戏”——并感谢那些依然回应爱国主义召唤的人们。他们本身就足以成为我们对未来保持乐观的理由。

从财富创造到身份政治，一种影响西方社会的危险逻辑

 来源：斌闻天下  2026-6-16

很多政治争论看似围绕税收、福利、贫富差距展开，但追根究底，往往源于一种更深层的认知差异：有些人相信财富主要来自创造；有些人则相信财富主要来自分配。

这两种世界观，会把人带向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观察近百年的政治运动，会发现许多激进左翼思潮虽然彼此不同，却经常共享一个核心前提那就是他们相信世界是一场零和游戏。别人得到更多，意味着自己得到更少，而正是这个前提，构成了许多社会矛盾的思想源头。

一、最大的误区：把财富看成固定不变的蛋糕

在人类绝大部分历史里，财富增长极其缓慢。因此，人们很容易形成一种错觉：财富总量是固定的。有人富起来，就一定有人变穷。

但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恰恰证明，这种直觉并不符合现实。

18世纪以前，人类几千年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本质变化。而刚刚过去的这200年，人均寿命、粮食产量、医疗水平、教育普及率和生活质量却出现爆炸式增长。原因很简单：财富并非天然存在，而是被创造出来的。蒸汽机创造财富，电力创造财富，互联网创造财富，人工智能同样在创造财富。

当一个工程师发明新技术，当一个企业家建立新产业，当一个科学家提高生产效率，他们并不是在重新分配蛋糕，而是在扩大蛋糕。

如果忽视这一点，所有成功都会被误解为掠夺，而所有创新都会被怀疑为剥削。

二、当创造者变成了嫌疑人

西方社会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现代社会中，真正推动经济增长的人，往往同时也是最容易遭受道德批判的人。

企业家创造就业，投资者承担风险，发明家推动技术突破，他们当然会犯错，也应当接受法律和市场约束，但在某些政治叙事里，他们经常被描绘成问题本身。

与此同时，一些从未创造产品、从未经营企业、从未承担市场风险的人，却被塑造成社会良知的代表。

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对个体的评价差异，它反映的是一种更深层的价值排序：创造财富的重要性被弱化；批判财富的重要性被放大。

久而久之，一个社会就容易形成奇怪的激励结构：创造者越来越谨慎；批评者越来越活跃。

人类历史上许多的经济停滞时期，都能看到类似现象的泛滥。

三、嫉妒如何伪装成道德

法国思想家勒内·吉拉尔提出过一个著名概念：模仿性欲望。

他的观察很简单：很多时候，人们真正痛苦的不是自己过得不好，而是别人过得比自己好。

当这种情绪与政治结合时，就会产生一种危险倾向：将个人失落转化为道德愤怒，于是问题不再是：“我怎样变得更成功？”而变成：“为什么别人成功？”

从心理层面看，这种转变具有巨大吸引力，因为改变自己很难，指责别人很容易；承担责任很痛苦，寻找替罪羊则令人轻松。

因此，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煽动性政治运动，都善于寻找一个被集体憎恨的对象，有时是地主，有时是资本家，有时是富人，有时是某个特定群体。

对象不断变化，但逻辑始终相同。

四、受害者文化为什么难以带来幸福

现代心理学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现：长期将人生结果归因于外部力量的人，通常更容易产生无力感。相反，那些相信自己能够影响命运的人，更容易形成积极行动。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存在不公平，现实社会里当然存在不公平。但问题在于：如果一个人把所有失败都归因于制度，把所有挫折都归因于环境，把所有竞争都解释为压迫，那么他最终获得的往往不是力量，而是无助，因为他已经把改变现实的能力交给了别人。

从这个角度看，最危险的政治思想并不是让人愤怒，而是让人相信：自己永远无须承担责任。

五、历史反复证明：创造比清算更重要

过去一个世纪里，不同国家尝试过各种经济与社会模式，虽然结果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个规律不断重复出现：鼓励创新、产权保护和企业发展的社会，往往更容易积累财富；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财富重新分配和阶级斗争上的社会，往往更容易陷入停滞。

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万能，也不意味着政府毫无作用，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创造还是分配”，而是先后顺序。

没有创造，就没有分配；没有增长，就没有福利；没有财富来源，再公平的分蛋糕方式也无法解决贫困。

结语

现代社会最大的认知障碍之一，或许并不是贫富差距本身，而是把财富创造误解为财富掠夺。

当这种观念成为主导时，人们会越来越关注谁应该失去什么，而不是谁能够创造什么。

最终，政治会从解决问题变成寻找敌人，而社会也会从鼓励进步变成惩罚成功。

真正成熟的世界观并不否认不公平的存在，它只是承认一个更基本的事实：一个社会能够分配多少财富，首先取决于它能够创造多少财富。

创造从来比分配更困难，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更值得被尊重。

进步主义范式的“流毒”，阻碍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川普的认知

 来源：壹家言  2026-6-16

昨天写文章说《胡锡进反川普，已经到了魔魔怔怔的程度》，其实，很多文人、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和胡锡进有点类似，只是魔怔的程度轻重不同而已。在理解和分析川普及其所代表的政治运动时，常常表现出深刻的困惑、误判乃至情绪上的拒斥。他们依据严谨的数据、宏大的历史叙事和普世的价值蓝图所做出的预测，如川普必然快速垮台、其主张毫无民意基础、其行为将遭致美国体制的“纠偏”等，屡屡与现实发展相悖。

孙立平教授可以视为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孙教授自称中间偏右，但我认为还是具有左派乌托邦的底色，这样影响了孙教授对川普的客观理性评价。孙教授对川普的全面负面评价应该开始于川普对俄乌战争的言论，所引用的也基本上是进步自由主义派甚至是激进进步主义的文章。感觉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川普的不满基本都来自川普对俄乌战争的态度。这也正常，毕竟，俄乌战争冲击的是二战以后最深入人心的国际规则。

以孙教授为代表的对川普的这种系统性的“不理解”，或许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体智识的局限，而恰恰暴露了其背后共享的、占主导地位的“进步主义”思想范式，在遭遇异质性政治现实时的盲区与无力。这种“流毒”之深广，不在于其理念好坏，而在于它已内化为一种无意识的认知滤镜，过滤掉了那些无法被其理论所编码的真实世界。

进步主义范式的核心预设，构成了其理解川普的第一重障碍。该范式通常隐含着几个坚不可摧的前提：历史是线性进步的，指向更理性、更平等、更全球化的必然未来；政治的核心驱动力是经济利益与理性计算；非理性的、基于身份与情感的政治动员是落后且可被“启蒙”的；任何“开倒车”的现象都只是历史前进中的短暂逆流。

在这一框架下，川普的崛起被自然地解读为一场“意外”、一场“民粹的癫狂”、或是被操纵的“虚假意识”，其支持者则被简化为“全球化受害者”或“种族主义余孽”。这种解释看似深刻，实则是一种“病理化”处理——将无法理解的事物定义为“病态”，从而回避了对其内在逻辑与真实诉求的严肃探讨。它无法回答：为何这套被认为“病态”的话语，能产生如此持久而强大的政治能量？

更深层的障碍，在于进步主义对“人民”概念的抽象化与其现实构成的撕裂。进步主义话语中的“人民”，往往是一个道德化的、同质化的整体，是“沉默的大多数”、“进步的推动者”或“需要被代表的受害者”。然而，川普所调动起来的，恰恰是一个具体的、异质的、情感复杂的“人民”截面。他们中有感到被全球化抛离的工人，有恐惧文化传统被颠覆的中产，有厌倦政治正确的普通民众，也有对建制派彻底失望的群体。他们的诉求混杂了经济、文化、身份与尊严，无法被单一的“左或右”或“阶级分析”模型所切割。

进步主义的叙事习惯于为他们“代言”，定义什么是他们“真正的利益”，而川普（无论其初衷如何）的直接性话语，在感觉上绕过了这种“代言”，形成了某种直接的、尽管可能是粗糙的回应。当进步主义精英忙于论证这些民众“不该”这样想时，便已失去了理解他们的可能。

这种不理解，最终揭示了进步主义“流毒”最核心的一点：对自身价值优越性的绝对自信，导致了对“解释权”的垄断，并关闭了学习的可能。它将自身置于历史的“正确”一边，将不同意见视为需要被教育或清除的“错误”。这种心态导致其分析常常沦为一种“立场展示”而非“真相探究”。面对川普现象，首要反应是道德谴责和价值划界，而非好奇地追问：“这究竟反映了什么样未被倾听的社会真实？美国（乃至西方）社会机体的哪些深层裂痕被暴露了出来？”

理解不等于认同，但拒绝理解则必然导致误判。当一整套思想体系习惯于将异己思维视为“病毒”或“流毒”时，它自身也便失去了免疫和进化的能力，只能在自我重复的预言中，不断惊讶于现实的“失控”。

因此，孙教授们对川普的“不理解”，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案例，它标志着一套曾所向披靡的解释系统，在新时代复杂症候前的局部失灵。这尖锐地提示：任何思想，一旦固化为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滤镜，便会丧失对鲜活世界的感知力。川普与其说是一个原因，不如说是一个结果，一面镜子，照出了被主流叙事长期忽视的社会沟壑与情感深渊。

附：

胡锡进反川普，已经到了魔魔怔怔的程度

来源：壹家言  2026-6-16

6月14日，胡锡进写了篇《美国栽了天大的跟头，世界将因此改变》的文章，通篇文字不看事实、不讲逻辑、不顾常识，完全照搬伊朗单方面宣传话术，强行把川普一次弃虚名、保实利的顶级务实外交操作，诡辩成美国历史性惨败、全球格局剧变。读完只有一个感受：胡锡进的反川反美执念，已经彻底走火入魔、神志不清，为了黑而黑，已经到了胡言乱语、罔顾一切的癫狂地步。

先把铁的事实摆在面前，此次美伊停火风波，根本不存在任何美国溃败，是美伊缓和、中东降温、航道稳定的重大利好。这是典型保守主义政治家的成熟博弈，不恋面子、不赌情绪、只赚实利，进退有度、利弊分明，全程美国零利益亏损、零战略退让、零外交翻车，纯属外交博弈里的常规最优操作。

可在胡锡进魔怔的滤镜里，事实全部作废，逻辑彻底颠倒。

他刻意无视全盘真相，单方面跪信伊朗宣传，把川普的清醒务实说成“美国栽天大跟头、世界彻底变天”，浮夸虚妄、颠倒黑白、睁眼说瞎话，完全是低级流量自媒体一惊一乍的套路，丝毫没有资深评论人的专业底线。

更可笑、更暴露其病态偏执的是，这不是他一时失手，是多年一贯的病态操作，2022年佩洛西窜台事件，早已把他的无知、狂热、双标、误国式嘴炮暴露得淋漓尽致。

当年佩洛西窜台前后，胡锡进堪称全网最大的舆论忽悠者、情绪赌徒，所作所为至今仍是舆论史上的反面教材：

第一，妄议军国大事，肆意煽动极端冒险，毫无大局观。他公然口出狂言，叫嚣解放军可以直接击落佩洛西专机、强行开火驱离美军舰机。这种言论极度愚蠢且危险，动辄鼓吹军事摊牌，无视中美全面对抗的灾难性后果，拿国家国运、区域和平当自己博取流量的赌资，轻浮、幼稚、不负责任到极致。

第二，预判全面破产，死要面子硬洗地，毫无诚信可言。他此前大肆造势“绝对不让窜台落地”“美方必将付出惨痛代价”，结果预判彻底打脸、全盘落空。事败之后，他毫无认错自省之心，强行偷换概念，把我方应对的常态化军演，说成“史诗级大胜、美国彻底惨败”，用宏大空话掩盖自己的全盘误判，自欺欺人、愚弄民众。

第三，极致双标扭曲，逢美必黑、逢对抗必吹。和今日美伊闹剧逻辑一模一样：当年美方一次常规议会政客窜访，被他吹成“美国战略崩塌”；如今川普一次理性外交止损，被他诡辩成“天大跟头”。不管美国做对做错、进退取舍，在他眼里永远是输。完全抛弃实事求是，只剩固化到病态的偏见。

把佩洛西窜台闹剧和此次美伊造谣放在一起，胡锡进的畸形叙事逻辑早已昭然若揭：

他不需要事实，只需要反美立场；他不需要逻辑，只需要流量情绪；他不在乎真相对错，只在乎能不能黑川普、黑美国。

正常人看国际博弈，看的是利益得失、战略进退、局势走向。胡锡进看国际博弈，全程自带魔怔滤镜：川普但凡让步，就是溃败；川普但凡收手，就是翻车；美国但凡克制，就是衰落；反美国家但凡嘴硬，就是完胜。此次事件更是将他的无知暴露得淋漓尽致：他完全看不懂保守主义重实利、轻虚名的执政精髓，反而吹捧伊朗“死要面子、轻实利”的虚荣外交。是非颠倒、利弊混淆、本末倒置，专业认知早已彻底退化殆尽。

如今的胡锡进，早已不是时事评论员，而是一个被极端反川情绪彻底绑架的舆论演员。他写作不为解读局势、不为普及认知、不为传递理性，只为煽动情绪、制造对立、收割极端流量。

纵观全程，世界没有变天，美国没有栽跟头，唯一翻车失态、癫狂失语的，只有走火入魔的胡锡进自己。

类似这样的不仅是胡锡进自己，大部分自媒体国际事务写手，都有点胡锡进的影子，只是魔怔的程度高低不同而已。

笔者之前说过，胡锡进解读国内问题，有时有些看法还颇具启发性，但一到国际话题，就基本跑偏。以胡锡进的眼界、学识，当不至如此。个中原因为何，笔者至今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