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晚清改革成就巨大，为何仍然失败了？

 原创  李炜光  先知书店店长荐书  2026年9月16日

编者按：先知书店推出的共学课程《杨小凯及其思想六讲》中的第四讲，主题是《解读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课程结束后，不少书友直言醍醐灌顶。因此，我们从这次讲座的两万字讲稿中精选出一段，呈现给各位读者。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读者加入共学营！

晚清经济史的讨论，是围绕三个层层递进的命题展开的——不是一般的问题，是“核心命题”。

命题与问题的区别：命题是判断式的，从中可以辨别真假、发展出理论来。以下这三个命题，是从杨小凯的问题中提炼出来的，不是疑问式的，是陈述式的——这就是“我们解读”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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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命题：重审晚清的“原始资本主义”

过去有一种固化了的认识：晚清是个传统农业社会，封闭落后、自给自足、市场化程度极低，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受了外力冲击以后，被动发生的。

是这样吗？杨小凯说，不是。晚清不是缺乏市场基础的前现代社会，相反，它的城市内部已经发展出相当活跃的“商业资本主义”了（杨小凯多称‘原始资本主义’，但两者稍有区别，我更认同使用‘商业资本主义’）。

晚清的市场形态、私人经营模式、个体工商结构，与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江浙、北京浙江村的民营经济差不多。就是说：晚清不缺市场、不缺商人、不缺商业分工、不缺民间经济活力。

清末广州的商业繁华景象

问题是，晚清的商业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继续发展下去，升级为工业资本主义呢？就是那种机器大工业、工厂制度、大规模商品生产组合而成的资本主义形态。

简单说，两者的区别，商业资本主义是靠“买进来再卖出去（贸易和流通）”赚钱，工业资本主义是通过“组织生产、制造商品”来赚钱。工业资本主义的意义，现代社会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现在是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也是它的延续和升级版。

以往的晚清研究，关注的多是“为什么失败”之类的问题，杨小凯关注的是：一个商业已经相当发达的社会，究竟还“缺什么”，才能完成从商业分工向现代工业分工的转型？

>>> 02

第二命题：重审“帝国主义侵略阻碍中国工业化”

传统回答是，西方列强入侵、帝国主义掠夺，阻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中国近代工业化转型的失败。

是这样吗？杨小凯说，不是。这个结论不成立，不仅不成立，还颠倒了因果关系。

问题的症结，不在外部侵略，而是中国内生制度的欠缺造成的——这是经济学的标准术语。这就彻底改写了归因逻辑：不再把外部冲击作为主因，而是回归中国自身的制度结构，从产权结构、交易效率、国家机会主义、权力约束等等内生变量来进行分析

晚清军工产业

问题一经转换，整个历史叙事的重心跟着就变了，一切从头开始。

>>> 03

第三命题：重审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这个命题与前两个问题密切相关：传统叙事里，往往是从顽固派阻挠、技术代差等方面找原因。

是这样吗？杨小凯说，不对。洋务运动的失败，主要是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造成的。

什么是国家机会主义？一方面，坚持“中体西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却拒绝建立产权保护、企业制度和公平竞争秩序。垄断资源、控制市场，从中攫取财政利益，同时刻意压制私人资本。

江南制造总局第一号火轮船竣工

如此违背市场规律、效率低下、贪腐横行，洋务运动怎么可能不失败？

以上三个命题，都聚焦一个点上，这就是制度。看出来了吧？杨小凯的问题，一环套一环，自带一种逻辑的压迫感。

这就是杨小凯。他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敢把常识重新变成问题。他能用经济学重建历史，用制度解释命运。他提出的“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针锋相对，提醒落后国家——只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短期繁荣可能埋下长期失败。

他是华人世界里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之一，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是用超边际分析复活分工思想的人。他坐过十年牢，却在狱中自学经济学，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博士、莫纳什大学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他一生坎坷，所以思想锋利。

如果你想真正了解杨小凯，推荐先知书店推出的《被时代追赶的先知——杨小凯及其思想六讲》共学营。这是迄今市场上较为全面、深入讲解杨小凯的传奇人生及主要思想的线上视频讲座。

该课程由六个模块组成，由任剑涛、王珞、梁捷、李炜光、刘业进，以及一位神秘嘉宾倾情讲解。资深编辑全程伴读，负责日常答疑。感兴趣的书友现在可报名第二期课程，汲取先知思想与人格的力量。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预约报名。

喻智官：谁来回答聂元梓的质疑？

 作者：喻智官

   
   　　近读一篇采访聂元梓的报道，感慨不已。那个「飒爽英姿」的聂元梓老了，九十二岁，残年龙钟，步履蹒跚地走在路上，即使自报家门，别说年轻人不知她是谁，就是文革过来人也不敢相信，这位就是当时名满天下大红大紫的造反第一人。
   
   　　聂元梓一生奋斗半生磨难，借着百折不挠的生命力，奇迹般活到如此高寿，成为文革的一块活化石，戳在后文革时代的当下，顽强地见证着无道的强权。薄熙来倒台入狱，拜访她的友人问她，知道唱红歌的薄书记下台了吗？回答说：「知道，电视上不是宣布了吗？唱啥红歌啊，这薄熙来是真傻假傻？亲妈都在唱红歌中给唱死了，还唱个啥劲啊。我们那时候是听毛泽东的话，唱红打黑帮，现在啥时候了，不兴这一套了！」

   
   　　平实无奇的断语，出自当年的唱红「英雄」、「打黑（帮）」又被「黑打」的聂元梓之口，字字含泪句句血！唱红打黑（帮）两年（一九六六──一九六七）的聂元梓，反过来被「黑打」了二十多年，至今，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权力部门眼中，她还是文革余孽，还不能恢复她应享的公民权利。年前她愤懑地质疑：官方既然说文革是十年浩劫，文革「发动者为什么还是万众景仰的『英明领袖』；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却把她这样的「造反派」当文革的「政治替罪羊」？「这样刻意营造的一种历史记忆，距离客观公正又有多远？」
   
   　　读《聂元梓回忆录》，可知她倾诉的冤屈在何处。
   
   　　年轻的老干部聂元梓
   
   　　在文革开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人都误以为聂元梓是北大的一个学生，因为她位列红色造反「五大学生领袖」之首，既然是学生领袖，当然是学生了。直到她「当选」为中共九大的候补中央委员，介绍她原是北大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才知她是北大教师而不是学生。事实上，聂元梓还不是一般干部，按中共的官衔级别而论，早在五十年代初她就是十二级高干，「三八式」的老革命。
   
   　　聂元梓一九二一年生于河南滑县，父亲是中医兼地主，她是家里的老幺，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聂元梓的大哥聂真投身革命后，聂家七个兄妹全部跟进，聂父早年同情辛亥革命，受子女的影响也加入支持共产革命的行列。聂家十一人为党工作，六人坐过敌人的监牢，两人献出生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滑县县委在聂家成立，历届县委书记包括赵紫阳都在聂家办公。
   
   　　七七事变后，聂元梓初中没毕业就随二姐投身革命，先在太原薄一波主持的「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办的「学兵队」接受军训。八月，她和姐姐一起做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协助刘贯一办刊物。聂元梓刻钢板、写蜡纸、印刷五份，专供毛、刘、周、朱、彭（德怀）五位参阅。
   
   　　聂元梓十七岁就当晋豫地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随部队去东北，任辽宁郑家屯第三区委书记；一九四七年当哈尔滨的一个区委宣传部长，不久调任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时年二十八岁，被称为「年轻的老干部」。
   
   　　命运的转折
   
   　　一九六○年，由任人民大学副校长的哥哥聂真推荐，聂元梓去北大经济系任副主任兼北大党委委员，三年后转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虽颇受北大校长陆平重用，但她「不识抬举」。当时，干部中普遍存在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陆平身上也表现得十分严重，她认为应该予以纠正。一九六四年，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带人去北大检查工作，聂元梓向他反映了对陆平的看法。张盘石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后，邓小平批准在北大试点搞四清，张盘石带领工作组进驻北大，因激烈批评陆平，引发双方矛盾。北京市长彭真支持陆平，撤了张盘石的职。工作队走后，聂元梓等批评陆平的人挨整。
   
   　　一九六六年三月，眼见北大批评和支持陆平的人矛盾加剧，康生觉得其中有戏，就派自己的老婆曹轶欧去北大蹲点，撺掇聂元梓和陆平斗，她没有依从。不久，中央发表掀开文革序幕的《五·一六通知》，支持陆平的彭真倒台了。聂元梓认为，《通知》中说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是指陆平之类的当权者，她和几位受陆平压制的老师商量写大字报，事先，她请示曹轶欧，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在北大校园贴出，他们批评校长陆平和副校长彭佩云贯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指示，以正确引导为理由压制北大师生写大字报。
   
   　　聂元梓没想到，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他们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她更没想到，八月初，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指名她和另两位写大字报的老师列席会议，毛本人也在八月五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一句话就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红太阳的赞美华光四射，聂元梓成了文革造反第一人，九月，被选为北大的文革主任。
   
   　　成为毛搞乱全国的工具
   
   　　毛在大字报中声称中央有两个司令部，那么打倒另一个司令部的司令刘少奇也就顺理成章了。六六年十一月，毛提醒红卫兵说，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很多，怎么还没反对邓小平的大字报？北大几位造反派老师和学生据此写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第一张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聂元梓带头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六七年七月，北京高校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红卫兵在中南海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批斗，聂元梓去指挥部看望他们以示鼓励。
   
   　　北京的文革烈火熊熊燃起来，烧到刘邓的屁股，但毛的目标是把刘在中央和地方的代理人一网打尽。十一月，毛派女儿李讷两次找聂元梓传话，说上海等外地的运动发动得不够好，让她以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去串联、点火、鼓动，促进地方的文革蓬勃发展。
   
   　　聂元梓揣着毛的嘱托去上海。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正在揪斗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聂元梓的支持是火上浇油，炮打陈、曹的声势更大了。聂元梓建议上海造反派提请中央改组上海市委。上海市委卫生教育部长兼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曾是进驻北大的工作队副队长，聂元梓对他不满，参与了华师大学生对常溪萍的批斗，一年后常溪萍被迫害致死。
   
   　　和蒯大富等其它学生领袖不同，聂元梓毕竟是老革命，了解中共的历史，在文革中并不完全盲从中央文革。
   
   　　打黑（帮）也被「黑打」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接见聂元梓，随后江青请她吃饭。聂元梓虽然迷信毛崇拜毛，但她去过延安，知道江青的底牌，对江青抱有成见。江青向聂元梓透露刘少奇的情况，还大肆诋毁王光美，想把聂元梓当心腹嫡系，但聂元梓不跟随江青，有事就找中央文革另一个副组长王任重，由此开罪了江青。不久，王任重犯错下台，江青就说聂元梓和王任重打得火热。也许有毛钦定的造反第一人的名份，聂元梓在如何斗争「黑帮分子」等问题上也和中央文革意见相左，还公开写大字报反对王力、关锋、戚本禹和谢富治。
   
   　　六七年九月，江青等中央文革领导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头头开会。会上江青批聂元梓有野心，反谢富治是想当市革会主任，还说，「聂元梓骄傲了，什么人的话都不听了！」「叫她反右她反左，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六八年八月，毛以大学发生武斗为借口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同时召见聂元梓等「五大学生领袖」，批评红卫兵犯了错误，说聂元梓「拥军是对的，批谢（富治）是错的」。这次召见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终结，聂元梓厄运开始了。
   
   　　九月，进驻北大的工宣队就以办学习班的名义，把聂元梓等造反学生隔离起来。聂元梓曾提醒学生，「康生在延安整风时搞抢救运动，是个坏蛋」，被人告发，多了一条「反康生、反延安整风的罪名」。
   
   　　六九年四月九大召开，聂元梓正在学习班挨斗，但她是文革的象征性人物，周恩来点名增补她为代表，还让她装门面作摆设当「候补中央委员」。九届二中全会时，她从居留地江西被人押解进京参加会议，会后又被押解回去。
   
   　　从六八年九月起，聂元梓被安上反康生、谢富治就是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五一六分子」等罪名，被批斗上百次。十年间，她不是在五七干校和工厂监督劳动，就是在学校里隔离监管，直到七八年三月。
   
   　　认错和抗辩
   
   　　粉碎四人帮后，聂元梓非但没得到解脱，挂在她身上的罪名牌被人一翻，她又成了四人帮的爪牙。七八年四月，她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遭逮捕法办，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关押了五年。让聂元梓哭笑不得的是，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斗四人帮爪牙迟群、谢静宜大会，她被拉去陪斗，迟群和谢静宜正是按江青的指示打压她的主角。
   
   　　八三年三月，聂元梓作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受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罪名是「文革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下一系列罪行，诸如：诬陷彭真、朱德；奉江青之命去上海煽风点火搞乱地方等等。聂元梓坚持认为自己在「执行毛主席指示」中犯了严重错误，包括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尤其是参与批斗常溪萍及北大不少师生，对他们身心遭受伤害表示道歉和悔过。但她再三申辩没有犯罪，更不接受违背史实的定论。她逐条辩诬：第一，文革初期，林彪和江青都是毛司令部的人，根本不存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说她追随他们的反革命集团是无的放矢，而且六八年起她就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批评和迫害；第二，彭真倒台和批朱德都发生在六六年五月，她还没成名也没资格参与其事；第三，邓朴方被迫害跳楼发生在工宣队驻校以后，和她无关；第四，去上海是遵照毛的指示行事，不是受江青委派，如果是犯罪行为，罪魁祸首是毛泽东……。
   
   　　聂元梓的申诉材料还没送到最高人民法院就被驳回，因为她的十七年刑期是彭真定的。邓小平则说：「聂元梓有什么案可翻？」私下还对人说「一看到聂元梓，就想到跳楼的邓朴方」。有彭真和邓小平压着，聂元梓哪里翻得了案？
   
   　　聂元梓气愤地说：「这是报复，他们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六六年政治局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你（邓小平）是总书记，你没有反对，有没有责任？」
   
   　　然而，一朝强权在手，就可任意涂抹历史，邓小平也好，彭真也好，他们为保共产党的统治，死守毛的形象，把罪责推到林彪、江青身上，拿惩罚聂元梓等虾兵蟹将出气。

八四年后，聂元梓虽因心脏病保外就医，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衣食居住的保障，至今还没回到北大和恢复应有的待遇。聂元梓不服，她觉得自己太冤，只要活着她就要申诉，就要追问：文革发动者至今还是「英明领袖」，执行「英明领袖」指示的她为什么成了罪犯？
   
   　　中国迄今的一切乱象都在聂元梓的质疑中，只因不彻底清算「毛文革」的罪行，才留下无穷后患，三十年后又出了个「薄泽东」，还弄出一场「唱红打黑」的闹剧。
   
   　　所以，聂元梓的质疑一天得不到回答，中国就一天不得安宁！
   
   
   原载香港《争鸣》2013年12月号

《文汇报》拒绝转载批判《苦恋》文章内情（马达）

 近代史飙车  2026年9月10日

原 文汇报 总编马达逝世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一早，新华社播发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新华社为此特别发了一个“公鉴”，大意说：“遵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各省、市、自治区报纸请即于显著地位，转载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一则“公鉴”，新华社就传达了一项重要指示，而下这个指示的“上级领导”是谁，不知道；指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也不知道。但第二、第三天，全国各地省级报纸纷纷在第一版显著地位转载了这篇文章，惟独文汇报一家没有转载。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我回忆当时情况，心中有许多说不出的感慨。今天回忆二十年前的那场讨论和争论，或许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东西。

四月二十日早上，我刚走进办公室，就听到电话铃声响了。打电话来的是市委一位主管宣传报纸工作的书记。他对我说：“今天解放军报要发表一篇重要评论，是批《苦恋》的。我在北京与总政已谈好了，新华社播发后，你们要与军报一起登。”我回答说：“好的，新华社还没有发。”上午十时左右，解放军报一位我认识的副总编辑打电话给我，说：“老马，过去我们两个“解放”一直合作得很好（两个“解放”是指解放军报和解放日报，“文革”前夕我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时，在业务上与解放军报联系较多，有过愉快的合作），今天新华社要播发我们的一篇评论员文章，是批《苦恋》的。希望你们《文汇报》和我们，一南一北，一同见报。”我说：“新华社稿子我还没有看到，看到后再联络。”大约中午刚过，新华社的电讯稿播发了，我把电讯稿一连看了两遍，放下眼镜沉思起来。我的直觉提出了几个问题：为什么军队批评部队一位作家的作品，要这样大张旗鼓？为什么这篇文章全是政治批判，语气十分严厉？为什么一篇文艺评论文章，要全国地方大报都要同时在显著地位刊登？我感到这件事非同小可，我连忙叫秘书通知报社党委成员立即到我办公室开会，并传看了这篇评论员文章。

我不认识剧作者白桦，一九八零年秋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总编辑会议上放了一部电影，片名叫《太阳和人》，是根据小说《苦恋》改编的（这部电影已封存禁放）。这部影片是作为反面教材放给会议代表们看的，会议没有展开讨论。听说影片以著名画家黄永玉为原型，讲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影片给我留下两点模糊的印象：一是，影片中主人公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和非人待遇，境况凄惨，我看了很难过，也很同情；二是，影片末尾的画面上，一个血红如火的大太阳从地面越升越高，越升越大，一个受伤的人伏在雪地上艰难地爬行，两相对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强烈的暗示：领袖被无限地神化了，而普通人的人性却被践踏了。看到最后，我有点喘不过气来。影片采用这种隐喻、夸张的手法，我感到太离谱，煽动性太大。

碰头会在热烈进行。大家看过电讯稿，从不同角度发表了意见。有的说，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惊魂甫定”，“心有余悸”，这样一批，一围攻，以为又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了；有的说，全国的大报都一起转载一篇批评文章，这不是又重复“文革”时大批判的做法吗；还有的说，评价一部作品，既要考虑思想内容，又要作艺术分析，不能只从政治概念出发，用政治原则代替文艺批评。议论很热烈，我最后征求大家对转载这篇稿件的意见，大家都支持我的看法；一致不同意转载这篇稿件。会议进行中，那位市委负责同志又打来第二次电话，问：“稿件来了没有？你们准备发吗？这篇文章很重要，是中央精神（但他不肯说明是什么中央精神），我是同意了的（指转载军报评论文章）。”我回答说：“我们正在讨论。”

解放军报的评论员文章，是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命题来批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认为《苦恋》是当时要开展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反面典型。

评论文章的基本论点是：一、《苦恋》写一个画家一生苦恋祖国，却遭到祖国践踏的悲剧。从主人公解放前后的遭遇，说明作者所描写和抒发的不是对祖国的爱，而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怨恨。文章认为：“尽管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工作有过失误，几经挫折，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充分发挥，但建国三十年来的成绩仍然是巨大的。”二、《苦恋》通过艺术形象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文章认为作品通过画家女儿之口提出的“您爱我们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这句尖锐的话，才是这部作品的真实主题。三、文章认为作者用大量的形象、隐喻、符号和语言，反复表现的是“神佛”对人的精神奴役，“太阳”下的人和苦难的命运，以及五星红旗飘扬的土地上发生的悲剧。文章说作家“歪曲历史”，把“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当作伟大祖国对自己儿女的冷酷无情，把十年浩劫的灾难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把党和“四人帮”等同起来加以鞭挞。四、《苦恋》一再唱出“我们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的主题歌，认为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写在经书里、悬在天空中，可望而不可及”，“反衬地上的人的悲惨命运”，“指责我们的党践踏了人的尊严，抹杀了人的价值”。

看了以上比较详细的论点摘要，可以看出，解放军报的评论文章从头到尾贯穿的主旨，就是说剧本《苦恋》的作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这是立论，也是结论。虽然没有写“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听熟了的词，但文章批判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我当天下午找来电影剧本《苦恋》仔细看了。我认为，作者创作这个剧本，是看到一些社会现象，接触到真实的人和事，有强烈爱憎的感情，对“四人帮”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是痛恨的，对党过去实行的“左”的错误路线和危害是有切肤之痛的，对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不幸遭遇是同情的，因而剧本有许多情节是真实的，感人的。但是他把这一切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崇拜，并由此作了一些十分夸张的、绝对化的描写，把一些现象孤立起来，又人为地使之极端地对立，因而造成失误。作者思想观念上的偏差，导致了艺术表现上的迷乱和失实。

问题是，如何对待一部有错误倾向的文学作品？如何去分析作品中的错误思想和艺术方法呢？我感到，军报评论员文章不是把握得很好，而是从政治概念、政治原则出发，一一作出“政治裁决”。

临傍晚时，领导同志又打来第三次电话。他问：“你们决定转载了吗？”我在电话中，详细地把上午讨论的情况和我个人的看法一一作了汇报。他没有对我们的意见进行批驳，却说：“你们对错误的东西为什么不批？应该转载嘛。这是原则问题，你们要认真考虑。”说着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的确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对待错误倾向必须批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用什么态度和方法批评错误的东西，也是一个原则问题。这一晚，我上半夜在报社看稿件，下半夜回到家里基本上未合眼，翻来覆去，考虑转载这篇评论文章的事。我反复考虑，不转载是从安定团结的大局，是从有利于团结、教育广大知识分子出发的，但我也知道，坚持真理有时是十分困难的，是会冒风险的。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报社，看到解放日报在第一版显著地位转载了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而文汇报按照我的意见，夜班没有转载。读者不断有电话来。有许多读者，我估计主要是各界的知识分子，他们尖锐地说：“军报的文章就是‘大批判’，戴那么多‘帽子’，是‘文革’的遗风嘛，我们看了不理解，三中全会开了，政治运动还会再来吗？我们的确是心有余悸。文汇报不转载，我们都认为是对的。”但也有少数读者，我估计比较多的是机关干部，他们也尖锐地用质问的口气说：“解放日报转载了军报文章，文汇报为什么不转载？党报为什么不讲党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正是社会存在的现实思想的反映。

上午，我约评论部、文艺部负责人研究。我提出：我们未转载军报的评论员文章，并不意味着《苦恋》剧本没有错误，只不过说明，我们认为，要对《苦恋》的错误作实事求是的批评，要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批评，因此，我们要立即写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题目可考虑是：《评电影剧本〈苦恋〉的错误思想倾向》。大家认为我们写这篇评论，不要扣大帽子，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要说服人，而且要从剧本的实际出发，既作思想分析，也作艺术分析，相信这样做，广大读者是会接受的。

在我们开会讨论的过程中，接到了领导同志的第四个电话。他责问：“你们为什么原因不转载军报的评论文章？”我又把昨天说的意见向他扼要汇报，他听了一半就把电话挂了。这时我心绪不大好，我请副书记刘庆泗坐在电话机旁，如领导有电话来，就记录一下。果然，隔了五分钟，第五个电话来了，记录上是这样写的：“你告诉老马，不转载是不对的，看风是要倒霉的，危险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经过市委的。你们是党领导的报纸，不能自行其是……你们办事不漂亮。”语气是十分凌厉的。说我们“跟风”，跟谁的风？跟什么风？他不说，我们也不知道；说我们“自行其是”，我们将不转载的理由及时向领导汇报了；说“经过市委的”，我们不知道市委做出过什么正式指示和决定。这些都从何说起？

看过电话记录，我心情更沉重。对这位领导同志，我们是很敬重的。他曾被错误地划成右派，下放东北劳动，对极左路线的危害应该说是有深刻体会的。可能的情况是，现在地位变了，考虑问题可能不够客观、冷静，我抱定的想法是：“我尊敬领导，但我更尊重真理。”回顾我几十年的办报生涯，的确是个多次得到表扬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里就干到哪里”，“一句顶一万句”，很少考虑“为什么”，有时我也办过一些错事、蠢事。我反右时受到处分，“文革”时受到严重迫害，党籍也被造反派开除掉了，粉碎“四人帮”后才彻底平反，但我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我开始对问题的考虑比较周到些，头脑也更清醒些。如果没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想不会发生转载和不转载的事，我也可能还在糊里糊涂地“照办”。

既然电话中说“经过了市委的”，市委如何讨论？如何决定？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重要的组织原则问题。于是，我下午匆匆赶到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的家中，这是我第一次进过他的家门。我再一次汇报了有关转载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经过和报社领导同志讨论的意见，我问市委是如何讨论和决定的，回答说没有讨论过。我又提出，主管报纸工作的书记对我们有意见，很难讲通，可否请他做点工作。他连忙一口回绝，只是说，你去和他谈谈吧。至于对这件事应该如何看，他却什么意见也未表示出来。没奈何，我只得又跨进主管报纸工作的书记的家门，他有点感冒，躺在床上。我坐到他的床边，问候他的健康，想听听他对我们不转载军报评论文章有什么具体的批评意见，我也可以再一次把自己的想法坦诚地交换一下。可是他始终未说出我们未转载评论文章究竟错在哪里，我也只得怏怏然回到报社。不一会儿，老刘又记录下第六个电话。老刘为我挡驾说老马出去了，对方说：“你告诉他，不要转变抹角，找××（指市委主要领导同志），这样要把关系搞坏的，是理屈吗？……”老刘也搞不清楚电话里讲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傍晚，我在审阅新闻稿时，电话铃又响了：“是老马吗？这种事（还是转载军报评论文章的事），你们做得不漂亮。我们俩关系蛮好嘛，你们这样做，以后我们怎么相处，怎么做朋友呀……”我拿着电话机，半晌说不出话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两天里七只电话，要把电话内容一一解读一下，可不那么容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一个办报人，为了坚持一点真理，可真不容易啊！

第三天，我接到市委办公厅通知，说下午书记处要开办公会议，讨论《苦恋》问题，请我列席。我很高兴有一个正式的场合来讨论问题，可以把是非谈清楚。我拉着副书记陆灏一起去，好在旁边提醒我，免得我说话走火。市委主管报纸工作的书记首先开腔，不讲事情的起因和过程，也不讲转载军报评论文章是出于何种考虑，而是劈头劈脑对我进行批评：“你马达，要知道，文汇报是党领导的报纸，是市委的报纸，你眼里还有市委吗？”我说：“对于中央、市委的决定、指示，我是坚决执行的，但并不是市委领导同志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要听了照办……”他接着又说：“你是老党员，老报人，你不转载军报评论员文章，就是违反纪律，违反民主集中制。”我又接着说：“我不是新党员，我懂得民主集中制。难道只有领导说了算，下级不能提出意见吗？……”陆灏也插话说：“我们不转载军报文章，不是老马一个人的决定，是我们党委集体讨论定下来的，是认真考虑以后做出的。”那位书记火气未消，继续说：“现在社会上就有错误思潮，你们究竟站在哪一边？”我说：“对错误思潮，我们是要批评的，但是要实事求是地批，用正确的方法批，我们已另外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批评《苦恋》的错误思想倾向，今晚就送来大样请您和市委审查。”他不理会这件事，仍然大声嚷道：“你们这样做，就是不听中央的、市委的……”说着，站起来拍着桌子，“你们这样做就是错误，违反纪律，违反民主集中制。”听到这里，我的情绪也激动了，给我戴上几顶“帽子”，就是不讲我的错误在哪里，于是我也站起来，说：“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上级说了，下级可以说出自己的意见嘛，如果我错了，市委撤我的职好了。”这时，主持会议的主要领导同志看到双方说话火药味较浓，讨论已无法进行，但他又不好当着面批评同级的副书记，于是就朝着我说，“老马，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嘛，总要讲纪律，讲民主集中制嘛。”翻来覆去讲这两句话。未转载军报评论员文章，究竟是对还是错，为什么是对是错，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明。会议就这样不了了之，散会了。回报社的路上，我对老陆说：我们背着一笔糊涂账回来了，传达也没法传达。后来，我在报社领导班子里讲了会议的情况。当晚，我们送审的批评《苦恋》错误思想倾向的本报评论员文章也石沉大海，连个回音也没有。

那时候，我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不停地思索。三中全会以后，明确提出，在纠正右的错误的同时，要特别注意肃清“左”的错误影响，这是很必要的。但是，“左”的思想由来已久，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侵入我们的肌体，有时曾经受过“左”的错误之害的人，也会不自觉地以“左”的那一套来对付别人，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印记，也是不幸的悲剧。

这件事还没有完结。隔了几天，胡耀邦到浙江杭州，打电话到上海，要文教书记去杭州汇报工作。两位书记一同去了，听说，主管报纸工作的书记在汇报工作一开始，就向胡耀邦提出：我们上海有全国影响的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不听招呼，站在错误的立场上，不转载解放军报批《苦恋》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市委认为这是个严重问题……他想等待胡耀邦说一句严厉批评或者立即查办马达的意思的话。胡耀邦仔细听了他们的汇报，沉思了一会，说：“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我也看了，可以转载，不转载也应该是可以的吧。”他们没有想到胡耀邦这样回答，再讲也就没有意思了。

关于转载还是不转载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讨论和争论，就在这时画下了句号。

如今回想起来，这件事留在我的记忆里，是不愉快的。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写着，“报纸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总编辑要勇于独立负责”。六十年的办报生涯告诉我，“负责”是尽心尽力的，“独立”则虽有勇气，却难以实行，这有赖于党内扩大民主，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今天我们已有不小的进步，希望明天会有更大的进步。

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研究

 叙拉古之惑  2026年9月19日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先后求学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及哈佛大学。1929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研究题目为19世纪中英关系。1931年夏赴中国调查进修，主要受教于蒋廷黻。获博士学位后，回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1942年被派往中国，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等职，返回哈佛大学后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主持成立东亚问题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于1977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在他直接或间接主持研究中心的几十年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美国东亚问题研究的学术重镇，其本人也成为美国中国研究学界的领袖人物。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五十年，桃李满天下。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先生于9月14日在麻州康桥辞世了。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美国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哈佛大学历史系正式把中国近代史包括在课程之内是从他开始的。他的逝世象征着这一学术领域的一个时代的落幕。50年代中期，我在哈佛研究院进修时曾选过他的“中国近代史”，后来又和他共事多年。因此，他的逝世不免引起许多感想。现在姑就记忆所及，略述其人其学，以为纪念。

费正清先生无疑是一位具有高度争议性的人物，而中国人对于他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直接涉及美国的对华政策，而他的史学也确实是有意识地为美国政策服务的。我写这篇文字希望尽量避免一切成见，根据我所了解的客观事实，谈谈他的学术生涯的几个侧面。

一

首先我要指出，费正清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华盛顿和重庆担任过美国政府的职位外，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在哈佛校园中度过的。特别是从1946年以后，他的全副精神都集中在怎样发展研究和教学方面。所以我们第一点要说的便是作为史学家的费正清。

费正清192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同年即去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他已决心献身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了。从他的回忆录（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1982）和早期著作中，我们知道他在中国史的研究上受三个人的影响最大：第一是摩尔斯（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摩尔斯在中国海关服务多年，退休后研究中国外交史，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史学园地。他的三卷本《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一卷刊行于1910年，第二、三卷刊行于1918年）最负盛名。其书根据英国档案，条理清晰，今天仍有参考的价值。（此书在60年代曾有台北影印本问世。）后来他又编辑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的史料五大卷，更是具有永久价值的原始文献。（此书70年代曾重版。）费正清1929年到牛津大学去进修，在船上便通读摩氏的《国际关系》；后来又走访摩氏于其伦敦郊外的寓所，益增景仰。（摩氏是波士顿人，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摩氏的影响之下，费正清决定将研究海关的档案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第二位对他发生影响力的学者是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拉铁摩尔生长于中国，又曾遍访中国的西北边疆，深入中央亚细亚地区，是一位自修有成的边疆史家。费正清在1932年到达北京后便结识了拉铁摩尔，后者研究西北草原民族和中国在历史上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观察，也发展了一套“地缘政治”的概念。这恰好可以和费正清关于东南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的研究计划互相补充。拉氏的中国边疆史观已涵蕴着汉胡并治（dyarchy）的倾向，费氏后来则进一步扩大为汉、胡与西方共治（synarchy）的概念。（例如以李鸿章代表汉人，以慈禧代表满族，而以海关总监赫德[Sir Robert Hart]代表西方，详见费正清，Synarchy Under the Treaties，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这种特殊的解释自然不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但却是费氏毕生所持的一个基本观点。拉铁摩尔的影响在这里是显然易见的。（按：费氏后来又吸收了日本学者关于“征服王朝”的看法。）

第三位对他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则是中国的蒋廷黻，其时正担任清华大学的历史系主任（1929—1935）。蒋氏那时正在整理清代外交史料，费正清在他的指导下开始致力于《筹办夷务始末》的研究，以中国档案与英国档案互相勘对。除了档案研究外，我相信蒋氏在外交史的概念上也对费正清有重要的启发。费正清后来强调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和鸦片战争后条约制度的差异；这一问题最先是由蒋氏提出的，不过未作深入而细致的分析。费正清虽然不能算是蒋廷黻的弟子，然而事实上却把他当做启蒙的老师。所以1972年费氏访问北京时，曾在一个讲演的场合首先表示感谢蒋廷黻，公开承认蒋氏是领他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老师”，这样的开场白在当时的北京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我们不难想象主人是多么的尴尬。（注：参看费正清：《回忆录》，第91页。）

摩尔斯、拉铁摩尔和蒋廷黻都是中外关系史的专家，摩氏与蒋氏更分别倡导档案研究。费正清在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受到他们三个人的影响，从此便奠定了他的治史的规模。我们必须记得：费正清的取径自始便是中国的国际关系，他是从外部逐渐进入中国史的内层的；后来他采用挑战与反应的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可以说是这一取径的自然发展。

在30年代的西方，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问而言，事实上是不存在的。那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研究只有所谓“汉学”（Sinology），但汉学的研究重心是在古典文献，非精通古典汉文不能着手。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毕业时还完全没有接触过中国语文，因此他不可能走上汉学这条路。更重要的是他早期的训练在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从社会科学的观点出发，他对汉学似乎始终没有太大的兴趣或敬意。他认为汉学家的烦琐考证只不过制造了许多砖石，但是由于汉学家缺乏较有系统的概念结构，这些砖石根本无所施用。这一批评当然不是全无道理，而且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较少涉及名物训诂之类的问题，因而对于古典汉文的要求也不像传统汉学那样严格。但古典汉文的阅读能力毕竟构成了研究题材上的一重限制。因此在费正清的著作中，凡是涉及大量古典文献的，都是和中国学人合作的结果。在这一方面，他可以说是“不善将兵而善将将”。

费正清的著作很多，如果把他所编辑的会议论文集、剑桥中国史和资料书都计算在内，则数量更为惊人。据我们所知，他在去世前还完成了一部中国新史的撰述。那么，什么是他的代表作呢？我们现在还没有读到他的临终绝笔，无从评论。但就已刊布的著作中，我个人认为有两部书最有代表性：第一是《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初版刊于1948年），第二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1842-1854》（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2volumes）。这两部书都是他自出手眼的精心之作，前者代表了他对中国史及美国对华政策的整体见解；后者则代表了他在史学专业上的造诣。我自然不能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两部书的内容，我只能略说几句关于它们的性质和作用。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是费氏的博士论文的扩大，从初稿到全书出版先后经过了二十年的时间。在史学体裁上，这是属于窄而深的专题（monograph）的性质，但现代史学的发展主要便建立在这一类专题的基础之上。史学专题的特色第一是必须研究大量的原始史料；第二是在它的既定范围之内，必须对一切内部的复杂问题尽量做详尽无遗的分析；第三是必须有一预设的概念架构足以统摄一切研究的具体成果。就这三点说，《贸易与外交》一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费氏在这本书中把整个条约体制在各通商港口的建立过程叙述得相当细致。这是史学家运用绣花针的本领。在这本书以后，费正清便没有再写过史学专题。他为了开辟中国近代史的园地，后来的著作便都属于大刀阔斧的一型了。

《贸易与外交》是史学专题的上乘作品，但以影响而论则甚为有限，他把这一窄而深的问题大体交代清楚了，后人便无兴趣再去作更细微的补苴工作了。由于全书篇幅甚大（第一册本文近五百页，第二册附注与书目也近一百页），而分析甚细，除非是专门研究这一阶段历史的人，一般读者是会望而生畏的。（我在三十多年前曾细读一遍，那是因为我选修了一门“美国海洋史专题研究”的课程，着手写一篇鸦片战争前中美贸易的论文之故。）费氏在这部书的结论章中曾企图把这一专题的意义放大，和中国史的现代转化联系起来。但是他的推论则得失互见，并不是专题研究的本身所能充分负担得起来的。

费氏研究鸦片战争后条约体制在中国各通商港口的建立，他所采取的自然不是中国的观点，但也不能说是“帝国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他是尽量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来处理这一段历史的。我们不妨说他的立场是一种客观主义的，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他估计了中、英两国的实力，深知英人不得所求决不会罢休，而清廷君臣则完全不了解国际形势和敌我强弱的悬殊。林则徐的禁烟虽足以快意一时，并赢得后世的景仰，但其实并未解决问题，以致激起鸦片战争，而以割地赔款和五口通商告终。这一观点其实是承自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注：《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三期，1931年10月，第2—26页。）但这也不是蒋廷黻故意作翻案文字，清代晚期真正了解国际情况的人如郭嵩焘也一再强调逞血气之勇而轻启战机则仅足以为国家招祸。甲午中日之战，李鸿章议和归来，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要联合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然而并不是因为李鸿章议和辱国，而是认为他在事前不肯在慈禧面前以死生去就力争，阻止此战，以致以国家为孤注，轻付一掷。（注：见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第214页。）所以费氏的观点绝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代表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他分析贸易和外交，完全着眼于双方的利害打算和国力的比较，其中丝毫不涉及道德的判断和感情的偏向。这是典型的所谓客观史学的作品。但是费正清也未尝不注意到中西的文化差异，及由此而引起的行为意义的不同。例如他论耆英一味企图以私人交情笼络英人朴鼎喳（Sir Henry Pottinger），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然而后者则从未因此而放松他在政策上的严格执行，这则显示了西方文化的公私分际。费氏能理解及此，可见他确有一定的深度。

但是费氏此书也暴露了他的限制，那便是他在西方史料上的功夫远过于他对中国史料的运用能力。他所依据的文献以英国为最重要，其次则是美国和法国。中文档案则以《筹办夷务始末》为主体。然而通体而论，此书所反映的主要是英国档案中的历史面相，这种情况在地方性的研究中尤其显著。试以第十八章宁波港口为例，他除了用过一次《夷务始末》外，完全没有中文资料，特别是方志的材料。他在这一章中提到一位“以夷制夷”的“段道台”（第345—346页），然而没有进一步考出此人究竟是谁。其实此处的段道台是段光清（1798—1878），他于咸丰三年（1853）以宁波知府兼署宁波道台，至咸丰六年始去职。段光清在方志中是一定可以查得到的。（费氏书第二册专名人名索引中确有“段光清”一条，但我在本文和注文中都未查到，也许费氏后来已查出此人，但未及补入。）我之所以特别提及段光清这一枝节小问题，是为了说明费氏此书在中文材料方面颇有遗漏，将来如果有人专从这一方面去下功夫，还可以发掘出中文史料所显示的历史面相，以补本书的偏颇。例如段光清曾留下了一部《镜湖自撰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60），对费书中所讨论的葡萄牙海船和广勇的争斗经过有更为详细的叙述（第95—99页）。《镜湖自撰年谱》出版在1960年，费氏自然来不及参考。然由此一端即可知费书在中国史料方面必然存在着不少空白点，这一专题研究还没有到家。费氏虽然力求客观，但是他的历史客观性终因史料的内在限制而打了折扣。不用说，这一限制也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他的概念架构的建立。

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初版刊于1948年，是一部销行很广、影响很大的著作。在二战之后，它差不多成了美国一般知识阶层认识中国的一本入门书。这本书主要是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提出系统的观察和论断，但详近而略远，大多数的篇幅集中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上。最后部分则是对美中关系的回顾和展望。这本书原是哈佛大学的《美国外交政策丛书》的一种。从全书的设计和组织，我们可以看出费氏是先求从历史的观点认识中国，然后再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对华政策的方案。关于政策的部分，将留在后面再说，这里先讨论费氏对中国史的整体看法。

费氏的看法其实是“卑之无甚高论”，他对于传统中国的主要论断大抵是中国知识界自清末，特别是五四以来所耳熟能详的；举其荦荦大者而言，如专制政治、权威式的社会结构、工商企业的不发达、士大夫的领导地位、庞大的官僚系统、儒教的定于一尊，等等。这些论点的是非得失是另一问题，无法在这里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费氏很早便已认识到：研究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必须反溯到中国的文化传统。此后数十年间，他也是在美国推动传统中国研究的热心人士之一。就此点认识而言，他不失为一位有眼光的史学家。

但费氏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终嫌隔阂。他承认中国文化自成系统，不能事事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很开放的态度。然而从这一前提出发，他竟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现代化之归宿主要是由中国文化本身所决定的。这便是他那个有名的论断：共产主义不适于美国而适于中国。我们虽然不能因此而说他在下意识中还存在着西方人的优越感，但他对中国传统的理解带有严重的片面性则是可以断言的。这也许是由于他在中国语文（尤其是古典中文）方面受到了较大的限制。他写《美国与中国》及通论性的中国史时，基本上是以西方人的第二手文献为根据，似乎没有参考中国和日本的史学论著，更不曾接触到原始史料。这一写作方式在西方史学界本是常态，因为西方史已发展得很成熟，大纲维确已建立起来了。无论是写法国、英国、美国或德国的历史教科书，著者只要根据最新而重要的专题研究便不难胜任愉快。但是在西方写中国通史甚至断代史却没有这样的方便。费氏对中国传统的片面理解当然不限于一个来源，他的历史观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大致说来，他比较重视人口、制度、社会经济结构之类有形的东西，对于精神层面的因素如宗教、思想、文学、艺术之类则视之为派生的、次要的。最明显的是他对于儒学的看法几乎完全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成见，即以它为维持专制体系的思想工具，而且对于古典儒家与宋明理学也不作有意义的区分。这一观点曾招致狄百瑞（Theodore Wm.de Bary）的严重批评。狄氏不否认儒家曾为政治势力所利用这一事实。但是他郑重指出：如果我们仅仅把理学看做是支持王朝体系的精神护符，我们便不大可能透过“不变的中国”的种种表面现象而发现理学的“内在生命与动力”（inner life and dynamism）（注：见狄百瑞主编：《新儒学的展开》（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p.2。）。所以狄百瑞能在理学史上看到一个“自由的传统”，（注：参看他的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合刊，1983。）而在费正清的眼中，儒学史则成了一环套着一环的精神锁链。（五四领袖之一的胡适也承认中国思想史上包括理学史上，有许多争自由的豪杰之士。就这一点说，狄氏与胡适的看法相近，费氏则与之相反了。这个对比十分有趣。）在这一类的大问题上，史学家见仁见智是很自然的，但这个例子的确足以说明费氏的历史观在最关键的地方决定了他对中国传统的理解。

费氏的历史观大致取自当时西方的主流史学，强调社会科学在史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有理论兴趣的史学家，更没有发展出一套有关中国史的系统看法。有人以为他接受了魏复古（Karl A.Wittfogel）“东方专制”的理论，其实完全是出于误会。费正清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相信任何特殊的历史理论。他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虽然提到魏复古的“东方专制”说，但并没有用它来解释中国史。总之，他和绝大多数的西方史学家一样，只有一般的历史观点和立场，而没有特别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历史理论家往往不一定能写出好的史学作品，而在史学上有重要贡献的史学家也不必都有自己的理论。费氏虽曾援引“挑战与回应”之说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这只是一个粗枝大叶的观念，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理论。

《美国与中国》出版后，经过了三次修改和扩大，即1958年、1971年和1979年的第二、三版和第四版。最后他在1983年又增添了一章新跋。从这部书先后几次的修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著者的历史知识与时俱进，每一新版都充分反映了中国史研究在当时西方的进度。1948年初版的《参考书目》（Suggesting Reading）只占薄薄的18页，1958年第二版也不过24页，但最后一版（1983）则已扩大到92页。根据作者引得的约略估计，所收参考书当在1300种以上。这一千多种西文著作，费氏大体上确曾过目，这是可以从他的简短介绍词中看出来的，有些比较重要的论著他还偶尔加上一两字的评语。其中有一部分专题研究更是他耳熟能详的，因为这些都是由他所指导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由于他不断地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修正这一部综合性的《美国与中国》，他在许多个别的论点上常有重要的改变。一般地说，他在知识上是采取了相当开放的态度，而且能虚怀接受批评。例如狄百瑞关于理学的批评，马孟若（Ramon H.Myers）和墨子刻（Thomas A.Metzger）关于中国传统与共产主义的批评，以及柯亨（Paul Cohen）关于“挑战与回应”说的批评，他在最后一版中都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但是通体而观，他的整体概念结构（也可说典范[paradigm]）并没有改动，一切调整都是局部的。为什么呢？我想这里也有一个简单的解释。据他的自传，他在1946—1947年开始构想此书的阶段，即决定用社会科学的概念来统摄全书。他当时在哈佛的“中国地区研究”的课程上，曾邀请社会科学家来讲演，他自己随堂写笔记。后来他又特别请哈佛同事、政治学家佛烈德烈（C.J.Friedrich）、经济学家麦逊（Edward S.Mason）和社会学家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分别给他写下了有关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基本原理的简单提要。他便把这些概念运用在中国资料上面（见第326页）。这一概念架构既经建立，他便再也没有时间去作重大的改变了。所以他在局部见解上虽能与时俱新，但全书的基本论点则仍然保持着1947年的面貌。

关于此书所涉对华政策的部分，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三

但是费正清对中国研究的最重要的贡献并不限于他个人的著作，而更在他的学术事业。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在美国正式进入史学的主流，他是发生过关键作用的。关于这一方面，不但他在自传中已有较详细的叙述，而且他的晚年弟子额文思（Paul M.Evans）在《费正清与美国人对近代中国的理解》（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7）专书中更有深入的发掘。我不想重复这些已广为人知的事实。因此只想就个人闻见所及谈谈他的学术事业。

1955年10月我初到哈佛时，费正清的东亚研究中心才刚刚成立，1977年我离开哈佛时他也恰巧在同年退休。所以我适逢其会，亲眼看见这二十二年间他的事业的开创和发展。

费正清在事业上的成就当然首先要归功于他个人的组织和推动的能力，但是他的客观凭借——哈佛大学——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佛不但是美国历史最悠久、声望最隆的大学，而且在东亚研究方面也具有最雄厚的基础：它的藏书（哈佛燕京图书馆）和东亚语文、古代史以及文学史的课程（远东语文系）在美国各大学中都是遥遥领先的。因此以哈佛大学为基地而发展中国近代和现代史的研究，费正清自然比别人占了很大的优势。他的东亚研究中心在60年代得到各大基金会的大力资助，差不多在美国形成了一枝独秀的局面，这是和哈佛大学分不开的

费正清是在1936年开始在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的。在他之前，哈佛历史系虽已开设了近代远东史的课程，但任教者如荷恩贝克（Stanley K.Hornbeck）并不懂中文，只能根据西文资料讲授。最近康乃尔大学的退休教授毕格斯塔夫（Knight Biggerstaff）先生告诉我，他在哈佛随荷氏读中国史时，荷氏便督促他必须先学好中文。毕氏因此才决心于20年代末期到北平去留学。所以严格地说，哈佛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的专业课程，实自费正清始。在短短二十年间，他不但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而且还把这块园地耕耘得欣欣向荣。更由于他倡导以社会科学研究现代中国，哈佛的政治系、经济系和社会系也都在他的积极推动之下先后增设了有关中国的专门讲座。这种创业的本领确是很惊人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他之所以能在哈佛大展身手，最初也有一点社会的凭借。他在自传中曾透露，他到北平不久便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学术界的领袖如胡适、陶孟和、丁文江等人。这是由于他的未来的岳丈堪农（Walter B.Cannon）的推介。堪农是当时哈佛大学医学院中具有世界声誉的生理学大师，和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美国教授们颇有交谊。通过这些美国友人的安排，费正清才能以一个研究生的身份和中国第一流的学者交往。对于他而言，这是精神上的一大鼓励。（见Chinabound，第45—47页。按：胡适是协和医学院的董事。《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第十二册曾提到堪农访问北平的情形，并特别注明他是费正清的“妻父”，见1935年5月24日条。）

堪农在哈佛大学是极受尊敬的人物，这对于费正清的事业发展大概也很有帮助。1955年秋天我奉父命曾拜访过老施莱辛格教授（Sr.Arthur M.Schlesinger，他是我父亲在哈佛的老师）；那时他已退休，而他的儿子小施莱辛格则已继承父业，是哈佛美国史的名家了。老施莱辛格对费正清的学问和能力都十分称赞，并且告诉我：他是十分支持费氏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后来我才发现费正清和小施莱辛格原是连襟。美国社会以公平竞争为第一原则，自然不注重人事关系，但是在公平的基础之上，人事关系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

费正清以哈佛为基地而发展中国近代、现代史，他的主要成绩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他培养了大批的专家，后来几乎垄断了美国各主要大学的中国研究和教学。据他在自传中的粗略估计，哈佛出身的东亚专家到1981年止已遍布于全美75所大学之中。不用说，其中教中国近代史的大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写成博士论文的。

费正清先后指导的博士论文不下数十篇，大都集中在20世纪。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向有比较全盘的构想，因此他往往向他的研究生建议具体的博士论文的题目；而且在论文撰写的各阶段，他也很尽心地提示意见。在这种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他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也逐渐深化。杨联陞先生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费正清对中国20世纪史的了解，特别是在中西关系史方面，确可当卓然大家的称号而无愧。别的不说，几十篇博士论文指导下来，他的历史知识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不是同侪所能企及的了。杨先生和费正清共事比我久，共同参加学术会议和给予博士口试的次数也比我多，他的评语是很公允的

第二，在领导东亚研究中心的发展上，费正清也同样有卓越的表现。顾名思义，研究中心自然是以研究为主要任务。但费正清的计划还包括最后一步，即将研究的成果尽快地公之于世。从这一方面说，研究中心的工作和博士论文恰好是衔接的。一般而言，美国的博士论文是一种初步的研究训练，因此论文很快出版为专书者不多。史学尤其如此，因为史学研究的成熟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是费正清的构想则大不相同；他在建议博士研究生选定论文题目的时候，便已打算把它变成一部专题研究的书了。这个打算至少有两层好处：第一是用最快的方式填补中国近代史园地中出版物的空白；第二是帮助他的学生较早地奠定他们的教学地位。费正清的深谋远虑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事实证明他的计划是完全成功的。东亚研究中心在这一点上则发挥了重大的桥梁作用。在中心的资助之下，他的学生在获得学位之后，有些可以留在哈佛一两年，全力修改论文成书，有些则可以利用暑假回到康桥来继续加工，所以50年代末以来哈佛大学出版社所刊行的《东亚研究丛书》中，这样的博士论文占有一个很高的比

但是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同时又是向全美国，以至全世界开放的。它每年都聘请几位外面的学者为访问研究员，在哈佛从事研究和写作。这些研究成果也往往收入《东亚研究丛书》之内，成为哈佛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55年到1973年，费正清主持东亚研究中心先后共十八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他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和现代的研究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他一生的工作成绩来看，费正清的努力方向与其说是在个人的学术造诣，毋宁说是在开拓一个新的研究园地。他曾和许多学者合作，编译了大量的文献和书目，这都是开拓园地的“为人之学”。例如他和刘广京先生费了三年的时间编成中国近代史的中文书目（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1898-1937，1950年出版）；又在东京花了整整六个月全力与坂野正高、山本澄子合编了一部日文书目（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1955年出版；后来又得蒲地典子之助编了一个续篇，1975年刊行）。这两部书目给予后来的研究者以无限的便利。据坂野正高先生的回忆，费正清在编日文书目时，从早到晚，全神贯注，无片刻间断，这种“为人”的精神是值得表扬的。（注：参看坂野正高《イメジの万华镜——私の米国、日本、中国体験》，东京：筑摩书房，1982年，第263—274页。）

费正清在自传里曾引过美国学术界的一句戏言：地域研究好像有一种感染的力量，研究者在不知不觉之间便沾上他所研究的那个地域的人的特性了（第145页）。那么费正清是不是也染上了中国人的色彩呢？特别是他作为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长期领导者，是不是也有中国式的权威家长的作风呢？

从中国人的观点看，费正清确可说是一个有霸才的人，杨先生便曾用“霸”字来形容过他，有时又说他擅于“纵横捭阖”。大概在早期创业时代，他表现得既有冲动，又有手腕。若非如此，他也不可能在美国创出一番事业来了。在他主持东亚研究中心期间，他对中心的事情当然拥有最高的决策权。研究中心的其他同事因为尊重他是创办人，也很少反对他的决定，久而久之，他自然有点大家长的风范。记得50年代末，研究中心设在敦斯特街（Dunster Street）十六号的时代，研究中心的收发台上有两个文件盒子，上面分别写着“上谕”和“奏章”的中文名目。凡是由费正清发出去的文件叫做“上谕”；凡是收进来的文件都叫“奏章”。这当然是开玩笑的举动，绝对认真不得。但多少也反映了一点地区研究的感染力吧。

东亚研究中心设有一个执行委员会，是决策的机构，委员由文理学院院长每年函聘。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费正清休假，由一位年轻的美国同事代理主任的职位。第一次开会时，这位代主任开口第一句话便说：“好了，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了。”我们都忍不住笑了。这句话倒不全是笑话，可见不少美国同事对大家长的作风是不大愿意接受的。但是我必须说一句公道的话，我并没有感到费正清有什么特别霸道之处。我参加执行委员会先后十年（1967—1977），和他开过无数次的会，一切提案都是经过公开讨论然后通过的。也许他在会前会后有运用他的特殊影响力的地方。由于我个人对于校园中的所谓政治毫无兴趣，因此我从来不曾发生过任何敏感。有时杨先生和我想推动早期中国史的研究，只要提案的理由充足，也同样可以在执行会议上获得一致的支持。

外面的人不清楚哈佛的内情，往往误以为费正清垄断了哈佛的中国研究，甚至东亚研究。这是很荒唐的观念。以东亚研究而言，日本方面的领导人是曾任驻日大使的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赖氏的基地是远东语言学系（后改为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和哈佛燕京学社。他和费正清年龄和学历都相若，彼此之间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所以有关日本研究的发展，费正清是完全管不着的。而且日本方面由于有日本基金会的大力支持，财力远胜于中国部分。即使在中国研究的范围之内，费氏所能当家作主的也仅限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共研究。中国早期历史以及文学、语言等学科都属于东亚学系，是在他的势力范围以外的。东亚学系最初是和哈燕社二位一体的；早期东亚学系的经费几乎完全来自哈燕社，直到60年代以后，因为学系扩张得很快，才逐渐在行政系统上划分开来。哈燕社拥有永久而充足的基金，每年除依照一定的比例将其年息拨给哈佛大学以外，其余部分都由哈燕社独立运用。所以它可以设立访问学人的计划和资助东亚地区的种种研究项目。费正清似乎从来没有参加过哈燕社的重要决策。我在哈佛任教的时期，哈燕社设立了一个东亚研究计划委员会，每年拨款协助日本、南韩，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机构。所以哈燕社每年必须开一次拨款会议，决定所要支持的项目，而且以当时的标准言，经费的数字是很可观的。这个委员会我也参加过多年，但是我便记不起费正清曾出席过这个拨款会议。费正清之所以予人以独霸哈佛的中国研究的印象，自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是他的确把东亚研究中心办得有声有色；其次是他所推动的中共研究直接冲击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因此特别受到国内和国际的注意。他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并不完全是从学术的观点出发，更重要的是他要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

本文摘自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一文，未收入费氏与国共纠葛一节

1991年12月1日于普林斯顿

【妖妖醬】中共指纹：鳳凰衛視的隐秘出身

中美对标  X 
@new_voa · Sep 20, 2026

【妖妖醬】中共指纹：鳳凰衛視的隐秘出身 2021年，刘长乐卖光凤凰卫视股份，中央国企紫荆文化成为第一大股东。 很多人说：凤凰从此姓党了。 这个判断，晚了整整二十五年。 凤凰不是后来才被中共收编。从1996年开播那一天起，它就是中共放在香港的一家特殊媒体。 刘长乐一直被包装成一名白手起家的香港传媒大亨。但他的故事并不是从香港开始。 他十九岁进入解放军，后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担任记者。央广军事部当时属于军队编制，接受广播系统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双重领导。刘长乐不是采访军队的普通记者，他本来就是军队宣传系统的一员，级别相当于上校。 1987年，杨尚昆访问美国。刘长乐通过外交部长吴学谦之子吴晓镛的帮助随团采访，并与杨尚昆及其家人建立关系。 不久，一家国有石油企业的高管请刘长乐为公司写宣传报道。刘长乐答应了，但提出一个条件：给他一份工作。 再下一步，他便被派到美国休斯敦从事石油贸易。 一个不懂石油、不懂跨境贸易的军事记者，为什么能被空降到世界石油工业中心？为什么能进入由国家控制资源、批文、外汇和出口许可的垄断行业？ 刘长乐只说，自己靠出口成品油赚到第一桶金，却始终没有讲清资金、合同和交易过程。 几年以后，他带着财富进入香港；1993年，又出资参与央视十二集邓小平纪录片的制作。 到1996年创办凤凰时，股权结构已经说明了它的政治出身： 刘长乐的今日亚洲占45%； 默多克的卫星电视占45%； 央视关联公司华颖国际占10%。 刘长乐后来亲口解释，把这10%交给央视，是一个象征，表示凤凰不会反对共产党。 凤凰还获得了普通境外媒体不可能获得的许可。 当时中国严格限制私人卫星接收设备和境外电视落地，凤凰却能进入涉外酒店、高校、机关和部分住宅。《华盛顿邮报》称，它是当时唯一获得中国政府许可、可以用中文播新闻的私人电视网。 1998年，朱镕基在全国直播的总理记者会上，突然点名凤凰记者吴小莉，还说自己很喜欢看她的“广播”。 对于一家成立仅两年的电视台，还有什么广告能比总理亲自点名更有效？ 从此，凤凰获得了一种非常好用的身份：它不是央视，所以看起来更加开放；它得到总理认可，所以又比真正的境外媒体安全。 吴小莉随后采访部长、省委书记和省长。凤凰还在大陆经营广告代理、城市户外大屏、文化产业园、活动策划和房地产。 中央领导的认可带来政治信用；政治信用帮助凤凰接近地方官员；地方官员提供采访、落地和项目资源；凤凰再用节目替地方扩大影响。 央视把宣传当成任务，花财政的钱完成。凤凰则把政治许可包装成一种市场稀缺性，再把这种稀缺性卖给广告商和地方政府。 凤凰最成功的另一张牌，是战地记者。 阿富汗战争期间，凤凰记者面对西方同行时强调自己来自香港；面对当地政治力量时，又说自己来自北京。北方联盟一度把他们当成中国外交部或新华社人员，因此给了凤凰连CNN都没有获得的采访机会。 需要新闻自由形象时，它是香港媒体；需要进入政治和军事现场时，它又可以借用中国官方背景。 这种双重身份，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中暴露得更加彻底。 几名失踪者处于中国安全机关控制之下，却先后在凤凰镜头前承认非法销售书籍、表达悔意。李波还声称自己不是被绑架，而是自愿偷渡回内地协助调查。 后来林荣基回到香港，公开表示电视认罪经过编排，有事先准备的稿件，偏离内容就要重拍。 央视播这种认罪，观众知道那是官方宣传。凤凰来播，却能给画面增加一层“香港媒体独立采访”的假象。 这正是凤凰对中共最有价值的地方：替官方信息增加一个境外来源。 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前，《锵锵三人行》《震海听风录》和《时事辩论会》等节目相继被停。 如果凤凰真是一家独立香港媒体，北京最多只能阻止它在大陆落地，却不能直接改变香港总部的节目表。 到了2021年，刘长乐退出，紫荆文化成为第一大股东，中国移动系统继续持有大笔股份。凤凰从刘长乐个人掌舵，变成中央国企直接控制。 真正发生的，不是一家独立媒体突然变红，而是一家长期承担中共特殊功能的媒体，结束了由体制内干部转身的私人老板居中运作的阶段。 刘长乐不是被临时雇来的代理人。他是从中共军队和宣传系统内部走出来的自己人。 凤凰也没有在2021年变成中共机构。 2021年，只是中共把原来藏在凤凰身后的那只手，放到了股东名册上。 完整节目：https://youtu.be/jcauY7rsrfs

王丹：我對西藏問題的三點主張

作者：王丹

對話中國 2026-9-4

當地時間2026年9月5日，於印度達蘭薩拉，王丹拜見了達賴喇嘛尊者。握著尊者的手，王丹表達了兩個心願：第一，尊者的身體健康比一切都重要，希望他多保重；第二，希望他可以加持中國，讓中國也能走向民主。（圖｜王丹 X 賬號）

8月31日到9月2日，我率「對話中國」智庫代表赴達賴喇嘛尊者居所和藏人行政中央駐紮地達蘭薩拉, 參加「民主中國與未來圖伯特論壇」。在這次匯聚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的會議上，我提出了針對西藏/圖伯特問題的三點主張，在此也向各位關心西藏問題的朋友們請教。

一、中間道路：理解應當進一步深化，並作為與未來中國的連接點

由達賴喇嘛尊者倡導並由藏人行政中央確立的「中間道路」方案，構成了數十年來解決西藏/圖伯特問題最重要的和平藍圖。這一主張的核心邏輯在於：既不接受當前體制下對藏人文化、宗教及基本人權的限制，亦不主張西藏完全獨立，而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尋求全藏區實現真正且高度的自治。

多年來，外界對「中間道路」的理解，都是把它看作一種針對西藏/圖伯特問題的政治解決方案。但我認為，達賴喇嘛尊者提出「中間道路」，除了為解決政治問題提出途徑之外，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從宗教的慈悲心出發，提出如何面對矛盾和衝突，如何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如何在退讓中尋找圓滿的問題，體現了一種超越極端對抗的雙贏思維。它摒棄了零和博弈的傳統模式，以非暴力，博愛與互相尊重為基礎去解決衝突。這些，都屬於完善從個人到社會到國家的精神世界的問題。

轉型中的中國，目前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缺乏精神層面的正面建設，這個問題不處理, 勢必衝擊到政治方案和經濟社會方案的推行。佛教在中國有廣泛的民間基礎，達賴喇嘛尊者的理念如果能夠進入華人世界並得以推廣，對於中國人的精神建設具有正面意義。這正是未來圖伯特可以與民主中國產生連結點的地方，也是漢藏關係的一個重要的融合點。未來的不一樣的中國，需要一個新的精神家園，我希望達賴喇嘛尊者的理念從這個角度能夠提供協助。因此，我們對「中間道路」的堅定支持，不僅是對和平原則的肯定，更是對一種理性務實的政治解方的大力倡導。推動這一主張在公共輿論及國際對話中能夠獲得更廣泛的理解與支持，對於奠定未來和平轉型的社會基礎具有深遠意義。

二、藏中談判的現實瓶頸與對話對象的戰略重構

回顧過往幾十年的藏中談判歷程，長期陷入停滯甚至僵局的根源，在於談判對手--中共的體制本質。極權體制在結構上傾向於權力的集中與管控，難以在制度層面給予各民族真正法治化，不受任意干預的自治權，這種結構性矛盾決定了傳統談判模式難以取得根本性突破。而習近平上台以後的中國，在政治上大步後退，重點在於加強中共對社會的全面控制，更不可能在西藏/圖伯特問題上做任何的讓步，前不久通過的《民族團結促進法》就是明確的訊號。

因此我認為，基於對歷史經歷和政治現實的體認，解決西藏問題必須具備前瞻性視野，正視中國未來發生深刻政治轉型的歷史可能性。要認識到專制體制並非不可撼動，隨著社會內部變革力量的積聚，中國邁向民主化與憲政轉型的概率不僅存在而且是在上升過程中。因此，藏方有必要突破僅與現政權對話的單一局限，將戰略視野拓展至代表未來民主力量的政治制度與反對運動。通過與民主力量開展正式談判與戰略對接，能夠提前凝聚憲政共識，為未來的良性互動與制度設計奠定堅實的政治信任基礎。

三、制度化溝通平台與具體治理機制的構建

要將上述戰略構想轉化為可操作的政治現實，建立常態化，制度化的溝通機制乃當務之急。因此我倡議建立「工作指導小組」與常設溝通平台，開啟藏人行政中央與海外華人代表，海外反對運動的直接對話。但是這樣的對話，不能僅限於歷史問題，也不能停留在口號上，而應當未雨綢繆，致力於沙盤推演，討論未來西藏/圖伯特的高度自治，在實行過程中遇到的具體問題。

舉例而言：在未來的自治體系中，要如何確保地方行政與法律程序的公正性至關重要。是不是可以設想，在基層治理與上級政權的關係處理上，由藏區地方政府與未來的中央/區域政府共同派員組成聯合監督機構，並積極引入國際觀察員參與監督。這種多元，透明的監督機制，既能有效防止中央權力對自治權的任意侵蝕，亦能避免地方權力的濫用，從而極大程度地建立起社會信任，讓轉型過程更加平順。

當然，以上三點建議，都還不成熟，我期待未來的對話和溝通中能夠更加進入探討。

“挂壁”青年与一代人的沉默退场

原创  郎晓君文学江湖  思想回廊  2026年9月19日

南风窗前不久发过一篇报道，叫（“挂壁”的年轻人，心里其实很痛），写的是一群把自己“挂”在正常生活之外的年轻人：干一天活，歇三天，靠日结零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进不去主流轨道，也越来越不愿意费力气往里面挤。我今早读完这篇文章之后，一整天都在琢磨这件事。让我感到难过的当然不是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这么“颓废”，而是另一件更值得追问的事情：这么多本来应该处在上升通道里的年轻人，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被甩出去的？而且被甩出去的人似乎正在越来越多。

一

据南风窗的报道，“挂壁青年”这个说法，是今年春天贵州遵义一家网吧走红之后逐渐传播开的。那家网吧每小时只收六毛钱，聚集了一批年轻人，有网络博主随手拍下他们的生活，视频很快获得数百万播放量。人们围着他们观看，有人骂他们懒，有人替他们叹气，也有人把他们当作一种新奇的网络景观，却很少有人真正追问：这些人究竟是怎样从所谓的“正常轨道”上掉下来的？为什么掉下来的人正在增加，而且其中受过大专、本科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十几年前，深圳的“三和大神”曾经成为一种著名的社会现象。他们大多是流水线上的打工者，做一天、玩三天，住廉价旅馆，吃最便宜的饭，用最低的成本维持生活。今天的“挂壁”群体却已经发生了变化。南风窗报道里的受访者中，有人大学期间拿过国家奖学金，当过学生干部；有人大学毕业以后接连换过几份工作，每一份都没有维持太久，为了不让家里知道自己的真实处境，甚至每天仍然装作朝九晚五一样出门；还有未成年人主动放弃升学，在学校之外生活了很长时间。

他们当然不是同一种人，更不能用一个“懒”字解释所有人的处境。有人是工作屡屡受挫以后退了出来，有人是在长期的失败和挫折中逐渐失去了动力，也有人从一开始就对主流生活没有兴趣。可恰恰因为他们彼此不同，这个群体才更值得观察：一个社会里，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多主动或者被动退出主流轨道的人？他们为什么宁愿过一种收入极低、生活简单甚至停滞的日子，也不愿意重新进入那条人人都告诉他们“应该走”的路？

类似的现象当然并不只发生在中国。日本曾经出现过“宅世代”，韩国年轻人则用“N抛世代”来描述自己不断放弃某些人生目标的状态：房子、婚姻、生育、社交，最后甚至连“努力”本身都可能成为被放弃的东西。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也不能简单画等号，但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当一个社会曾经许诺给年轻人的上升空间越来越狭窄，而竞争的成本却越来越高时，总会有人开始寻找主流轨道之外的生活方式。最开始这也许只是个人的退缩，慢慢却会变成一种彼此识别、互相取暖的亚文化。

而“挂壁”内部同样远不是铁板一块。有人喜欢穿着夸张的衣服在街头闲逛，有人靠直播打赏、零工甚至各种临时性的收入维持生活，有人深陷心理困境，也有人其实并不缺钱，只是不愿继续扮演家庭和社会期待中的那个“成功青年”。他们的家庭、收入和人生经历差别巨大，但有一件事是相通的：他们正在主动或者被动地离开那套主流生活轨道。

所以，“挂壁”首先是一种结果，然后才是一种选择。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肯努力，而是一个社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群人，并且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与其继续拼命挤进那扇越来越窄的门，不如干脆站在门外。

一个允许越来越多失意者聚集在轨道之外的社会，首先应该检查的，也许不是这些人的品德，而是自己的轨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二

如果只从个人身上寻找原因，“挂壁”很容易被解释成懒惰、脆弱、不够努力，或者所谓年轻人的“躺平”。但如果把视线稍微拉远，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与今天年轻人面对的就业环境、教育竞争和社会流动都有关系。

国家统计局今年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不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降到14.9%，创近一年新低。单独看这个数字，当然可以得出就业形势有所改善的判断。但问题在于，失业率统计的前提是一个人正在寻找工作。如果一个年轻人找了很久都没有结果，最后干脆不找了，他就不会继续出现在“失业人口”里，而是从这张统计表中消失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讨论青年就业的时候，不能只盯着一个数字。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曾提出过更宽口径的测算，将过去两年因为反复求职失败而退出统计的人重新计算进去，广义失业率可以达到10.2%，对应大约2400万人。更早一些，北大教授张丹丹（最近上了热搜那位）在2023年的一项估算中也曾讨论过“躺平”“啃老”、既不上学也不找工作的青年群体。如果把这些人纳入考察范围，青年失业率的上限可以推到46.5%，是官方公布数字的两倍还多。

这几组数字不能简单拼成一个新的“官方失业率”，它们的统计口径和测算方式并不相同，但至少提醒我们注意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情：一个人不再找工作，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找到了生活的出口。有人进入了灵活就业，有人回到家庭，有人靠零工维持，有人则干脆把自己从就业市场中撤了出去。“挂壁”青年，只是其中最容易被看见的一部分。他们不一定出现在任何就业报表里，却真实地存在于一间又一间出租屋、廉价网吧和网络群聊之中。

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比上一年增加48万人，连续第五年超过千万。问题并不是年轻人突然不愿意工作，而是教育扩张以后，越来越多年轻人获得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资格，可劳动力市场能够提供给他们的、符合预期的工作，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加。

体制内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安全岛”，制造业却长期面临招工难。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局面出现了：一边是企业说招不到人，一边是年轻人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看起来双方都在抱怨，实际上说的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企业缺的是能够接受现有工资、工作时间和职业条件的人，而年轻人寻找的则是能够让自己看到未来的工作。

今年国考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达到371.8万人，竞争异常激烈。越来越多年轻人把进入体制内视为稳定人生的重要通道，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当市场无法稳定地提供安全感时，人们自然会向那些能够提供确定性的地方拥挤。于是，“内卷”才真正变得令人窒息——不是因为大家突然喜欢竞争，而是因为竞争的投入越来越高，能够兑现出来的东西却没有同步增加。

报道中的小P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大学毕业后并非没有工作，调酒师、桌游店、咖啡馆、瑞幸门店，他都干过，其中最长的一份工作也只维持了一年。每一次离开都有具体原因，但几次失败叠加以后，一个年轻人对就业市场的信心就会一点点被磨掉。后来，他甚至开始每天假装自己在上班，早晨出门，傍晚回家，实际上却是在公园、快餐店或者其他地方打发时间。

这大概才是“挂壁”最令人难受的地方：一个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放弃，而是在一次次尝试以后，慢慢相信自己无论怎么努力，结果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考不上编制的人去了哪里？进不了大厂的人去了哪里？找不到所谓“正经工作”的大学生去了哪里？

有人进入外卖、直播、代驾、设计外包等灵活就业领域，有人回到家里，有人做一天算一天，还有一些人最终连“找工作”这件事情都放弃了。过去，人们习惯把就业理解为“找到一份工作”；现在，越来越多人不得不把它理解为“今天先接到一单”。

三

内卷解释了竞争为什么如此惨烈，却仍然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那些摔下跑道的人，为什么没有一张安全网能够把他们接住？

这个问题就要进入更深一层的制度结构。

今天越来越多人依靠灵活就业生活，但灵活就业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保障。一个年轻人靠日结、零工或者平台订单生活，一旦生病、受伤，或者因为长期疲惫而无法继续工作，他能够获得多少来自社会的托底？如果没有稳定的劳动关系，失业保险、工伤保障以及其他社会保障又能够覆盖多少风险？当这些东西都不存在的时候，一个人失去工作的后果，就不只是“暂时没收入”，而可能意味着整个生活突然悬空。

叫"低人权优势"：一个经济体如果劳动者的谈判权利、社会保障和救济渠道相对薄弱，企业和地方政府反而更容易在全球化竞争里压低成本、吸引投资，换来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这个从经济史切入的洞见观点在学术圈当年争议不小，经济学家华生就反驳过，说低人权本身说明不了发展快慢，非洲不少国家人权保障同样薄弱，也没有换来经济奇迹，低人权顶多说明一个国家处在哪个发展阶段，谈不上是什么优势。

这个反驳貌似有道理，但它反驳的是"低人权导致高增长"这条因果链，并不否认另一件更具体的事：当劳动者对工资、工时、解约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当社会保障覆盖不到大量非正规就业和自由职业者，一个人一旦失业或者精疲力竭，能依靠的就只剩家庭。而家庭，恰恰是这群人最先失灵的地方。我至今服膺秦晖老师的这种极富远见的判断，当下青年的生存状态正是过分倡导低人权优势导致的结果。

报道中的一些年轻人，从小就在高度紧张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有人长期受到严厉的控制和否定，有人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有人很早就陷入严重的心理困扰。这些经历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家庭的责任，因为它们背后还牵涉教育竞争、阶层焦虑、就业压力以及家庭对未来的恐惧。当社会缺少足够的公共托底机制时，本应该由社会共同承担的一部分风险，就会不断向家庭内部转移，最后压到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挂壁”青年里既有生活拮据的人，也有物质条件并不差的年轻人。贫困家庭把生存压力传递给孩子，富裕家庭则可能把维持阶层位置的焦虑传递给孩子，表面看完全不同，深层逻辑却有相似之处：当公共制度不能充分承担风险时，家庭就不得不自己解决一切。

于是，一个成年年轻人即使已经没有收入，也不愿意再向父母伸手，因为父母本身也在承受生活压力。他说，“毕竟我年纪那么大，他们不应该再给我钱了。”这句话看上去只是一个年轻人的自尊，实际上背后是一种很沉重的现实感：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再把风险推回父母身上，于是只能继续悬在那里。

一个社会当然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成功，也不可能替每个人解决人生中的失败。但是，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至少应该保证：一个人失败以后，不至于因为一次失业就彻底失去重新开始的能力；一个年轻人暂时走错了路，不至于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到社会；一个家庭遇到困难，也不至于只能依靠家庭成员彼此牺牲来填补所有缺口。

四

停在墙外的人，很难仅靠自己的意志重新爬回去，而互联网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互联网可能是最便宜、也最容易获得的出口。刷短视频、打游戏、在群内灌水聊天，几乎不需要成本，却能够让一个长期孤独的人迅速找到一群能够听懂自己的人。现实生活里没人理解他，网络上却有人告诉他，你不是一个人。对于一个已经反复遭遇失败的人来说，这种安慰当然是真实的。

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南风窗采访的学者胡良益观察到，网络提供的强反馈有可能慢慢替代真实社会关系，让一个人越来越沉浸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最初只是寻找同类，后来变成彼此认同，再后来，原本需要改变的生活状态也可能被重新解释成一种“选择”。当所有人都在告诉你“这样也没什么不好”，一个人就很难再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什么。

每天刷手机时获得的一点即时快乐，每一次群聊里得到的理解，每一个与你处境相似的人发来的消息，单独看都没有什么问题，可它们不断累积以后，却可能让现实世界越来越遥远。

哲学家韩炳哲用"倦怠"描述过当代社会的另一种控制方式：不再靠外部强制压迫人，而是让人自己无止境地要求自己更努力、更优秀，最终制造出的不是反抗者，而是耗竭者。这个描述放在挂壁青年身上格外贴切。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喊过一句口号，没有组织过任何形式的抗议，只是安静地停下来，不再参与任何要求他们继续证明自己的游戏。这种停下来，比任何激烈的对抗都更难被制度看见，也更难被简单地当作个人选择来打发。胡良益还有一个判断：这些年轻人已经没办法扮演社会期待的角色，也不再努力够向某个特定的社会位置，只好把价值感建立在自己给自己的评价体系里。当外部世界不再提供任何值得投入的位置，退回自己的世界，是一个人能保留的最后一点主动权。

可是，一个人停止奔跑，并不意味着他真的获得了自由。

有时候，那只是因为他已经不知道继续跑下去有什么意义。

南风窗报道的结尾尤其让人难受。记者请每一个受访者给处境相似的人说一句话，有人说“好好生活，向前看”，有人说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也有人提醒“挂一段时间是一种选择，但不要一直挂下去”。这些话当然都没有错，可真正的问题恰恰在于，说这些话的人自己往往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走到哪里。

曼曼依然希望有人能够“拉她一把”。大学时期，当朋友拉着她参加活动时，她可以拿奖学金、做学生干部、参加比赛；休学期间，烟酒店老板给她安排工作，她也能够认真把事情做完。她并不是完全没有行动能力，她缺的只是一个能够把她重新带回现实生活的人。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到现在仍然没有出现。

小P也想改变，只是“挂”得久了，一个人会逐渐习惯自己的麻木。六七也想过未来，希望有一天可以住在河边的房子里，养猫养狗，有空的时候画画、发呆。这样的愿望一点都不宏大，却恰恰说明她并非没有生活愿望。真正的问题是，她不知道从现在到那个生活之间，还有多远的路，也不知道自己该从哪一步开始走。

所以，“挂壁”真正令人悲哀的地方，从来不是年轻人躺在床上刷了一天短视频，也不是他们不愿意像上一代人那样拼命工作。当越来越多年轻人发现，自己既看不到值得奔赴的未来，也看不到失败之后可以重新开始的退路，于是最现实的选择竟然变成了什么都不做。

一个人退出一场竞争，可能只是个人选择；一群人开始退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觉得退出以后也没有什么可惜的，那就不再只是个人问题了。曾经让年轻人相信“只要努力就能过上更好生活”的那套社会叙事，正在失去说服力。

当一群年轻人对未来彻底失去期待，他们甚至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抗议。他们只需要关掉闹钟，躺回床上，打开手机，然后让一天过去，再让另一天过去。

这是一种非常安静的退场。只是这种沉默的退场，反而可能是最响亮的警告。

#挂壁青年 #内卷 #青年失业率 #低人权优势 #躺平 #Z世代生存状态

蔡慎坤：一个“调皮”的总统，撕碎了美国的完美滤镜

David Tsai/蔡慎坤  X
@cskun1989 · Sep 18, 2026

麦克阿瑟将军1951年被解职后，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一百年来所犯下的最大政治错误，就是允许共产党在中国壮大起来……我相信，我们将为此付出一个世纪的代价。”

一个“调皮”的总统，撕碎了美国的完美滤镜。

过去几十年，美国的政治、司法、媒体、名校乃至外交体系，始终笼罩着一层体面而光鲜的滤镜。尤其在一些知识分子眼中，美国制度近乎完美。媒体代表真相，法院象征公正，名校代表自由，盟友建立在共同价值之上。

真实的美国从来没有这么简单。只是过去的政治人物大多愿意维护这套体面，很少主动把幕后的利益、冲突和算计搬到台前。

川普不一样。他不是改变了美国多少，而是以一种直白、任性，甚至“调皮”的方式，把很多原本藏在体面话语背后的东西公开化了。

首先是媒体。过去美国主流媒体常被外界赋予一种近乎“第四权力”的神圣光环，仿佛天然代表客观、公正与真相。但媒体终究有自己的商业模式、编辑立场、受众偏好和价值取向。不同媒体对同一件事情有完全不同的选择、角度和叙事。

以往的总统即使对媒体不满，大多还会维持总统与媒体之间某种传统的礼仪。不会把这种矛盾直接摆到桌面，动辄把自己认为失实或带有偏见的报道称为“假新闻”，与记者和媒体公开交锋。

这种做法本身当然也充满争议，甚至引发新闻自由的担忧，但越来越多人不再把“主流媒体”四个字等同于客观公正，而开始意识到媒体同样同样存在立场、利益和偏见。

其次是最高法院。很多外国人的想象中，美国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仿佛高居政治之上的“九尊神像”，超然、公正、不受世俗政治影响。

现实并非如此。大法官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宪法解释方法，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本身也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不同大法官对堕胎、枪支、行政权、选举、宗教等重大问题的判断，经常存在深刻分歧。川普甚至会公开批评最高法院，包括批评自己亲手提名的大法官。这反而让外界更直观地看到：最高法院固然拥有巨大权威，却是一个由人组成的司法机构，不是一座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殿。

再看国会和选举。美国国会有严格的立法程序，真正进入政治现场就会发现，立法从来不仅是法理问题，也是党派竞争、选区利益、游说集团、政治交易和妥协的结果。

选举制度同样如此。围绕选民登记、邮寄选票、选区划分、投票规则等问题，两党长期存在激烈争论。川普把这些原本存在于政治和法律领域的争议，直接推到全民舆论场。他提出的很多指控同样受到法院、媒体以及政治对手反驳，但美国选举制度不是一台没有争议、自动运行的完美机器，而是需要不断博弈、诉讼、修正和维护的制度。

精英教育的光环也在川普时代遭遇猛烈冲击。哈佛、哥大以及其他常春藤名校，长期被许多人视为自由、开放和精英教育的象征。川普政府围绕招生政策、DEI、校园反犹争议、联邦经费以及大学治理等问题，与多所顶尖大学发生正面冲突。

这些政策究竟是在纠正大学长期存在的问题，还是政府过度干预大学自治，美国社会出现巨大分歧。名校不再只是被仰望的象牙塔，招生政策、政治倾向、经费来源、校园文化以及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都被放到聚光灯下接受审视。

好莱坞也是如此。好莱坞围绕多元化、性别、种族和身份政治进行了大量探索，也引发一部分美国人的反感。川普及其支持者不断公开挑战这些文化潮流，而美国娱乐产业也在票房、观众偏好中不断摇摆，以前很多价值冲突藏在影视作品、大学课堂和媒体语言中，现在双方干脆站到了台前。

外交领域更加明显。过去美国与欧洲、加拿大、日本等盟友之间，习惯强调民主、自由、共同价值以及长期友谊。

川普喜欢把另外一套逻辑直接摆上桌面：贸易是否公平？关税怎么算？北约盟国出了多少钱？美国承担了多少成本？盟友到底为美国提供了什么？

这些问题过去当然也存在，只不过外交辞令往往会给利益冲突包上一层漂亮的包装。川普干脆把包装撕掉。盟友依然可以是盟友，盟友之间照样算账；价值观可以相同，国家利益不会因此消失。

于是人们突然发现，所谓国际关系，除了鲜花、握手、联合声明和共同价值，背后依然离不开利益、实力与讨价还价。

这也正是川普最有意思的地方。

他究竟让美国变得更好还是更坏，美国社会还将继续争论，历史也会给出评价。但有一点很难否认，川普让美国政治中过去藏在幕后、包裹在体面语言里的冲突，赤裸裸地走到了台前。

过去一些人习惯把美国想象成一轮皎洁无瑕的月亮，制度完美、司法神圣、媒体公正、大学自由、精英理性、盟友情深。

川普却像一个闯进精致客厅的“调皮”主人，把柜门一个个打开，把里面并不整齐的东西全部翻出来给客人看。

于是大家才发现，美国并不是神话。美国同样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世俗社会，有利益，有党争，有偏见，有妥协，有制度制衡，也有运行中的摩擦；有理想主义，也有赤裸裸的现实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川普真正撕碎的不是美国，而是一些人心中那个被粉饰美化的美国。

美国还是那个美国。只是滤镜碎了以后，人们终于可以不再仰望神话，而是观察一个真实、复杂、充满矛盾的国家。

而这比任何关于美国的赞美或者批判，都更接近现实。

韩联潮：必须拒绝铁链脑

韩连潮  X 

@lianchaohan

· Sep 19, 2026

【必须拒绝铁链脑】在未能实现“信仰的一跃”之后，我开始秉持这样一个理念：反专制必须是广义的。 我们不仅要反对剥夺人身自由、垄断国家权力的政治极权，也必须反对禁锢人类头脑、垄断终极真理的思想专制。 政治极权既用监狱、警察和暴力奴役人的肉体，也用官方意识形态垄断人的思想；思想专制则以神话、恐惧和绝对教条禁锢人的精神，把人的头脑用一条无形的铁链锁起。 政治领袖一旦被定为“神人”，宗教领袖一旦被包装成“救世主”，意识形态或宗教教条一旦被宣布为“绝对真理”，不准批评，不许质疑，思想专制便已开始。 凡是要求人停止怀疑、停止质疑、停止独立思考的“真理”，无论披着政治、宗教还是科学的外衣，都已蜕变为思想专制。 它与政治极权在本质上毫无二致：排斥异见，要求绝对服从，将每一个清醒的怀疑者视为必须清除的异端。 如果人们历经漫长苦难反抗政治暴政，最终只是从一座世俗的牢房，搬进另一座不容置疑的精神神堂；如果为了战胜极权，竟然要借助谎言、伪科学和精神奴役，那么这样的“抗争”不仅无法通向真正的文明，反而是对自由最深刻的讽刺与背叛。 苦难不能成为免受批评的通行证，受害者的光环更不能蜕变为思想霸凌的遮羞布。 我们反抗极权，不是为了寻找另一个全知全能的救世主，而是为了争得每一个人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依据事实、常识、逻辑与良知，去怀疑，去思考，去质问，去自由地生活。 反专制，不仅要挣脱极权的囚笼，也要拒绝让任何权威把我们的脑壳内部用铁链锁起来。 唯有守住事实与理性的微光，人类才能真正走出专制的漫漫长夜，永远和平相处。 补记： 我一生曾认真追寻过信仰。 我大量读过马列毛著作；两次完整读《转法轮》，每次连续读三遍；读过一遍《古兰经》，还参加过一期伊斯兰教课程；没有系统读过佛教经典，但曾多次抄写《心经》；也接触过一些巴哈伊信仰；《圣经》则读过数十遍。 我列举这些并不是要自夸，而是想说明，我曾严肃地走近过不同的信仰，也曾试图完成“信仰的一跃”，但最终没有跳下去。 这些阅读和参与练功、查经、敬拜是为了找到一种令我信服的信仰，作为生活的罗盘。 在这过程中，目睹过无数人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也目睹过更多人在其中交出了大脑。正因如此近，我才搞明白：任何以牺牲常识、逻辑与怀疑权利为代价换来的确定性，最终都会化作锁死头脑的铁链。 比较讽刺的是，在中国，父亲从我小时就逼着读马列毛，写思想汇报；在美国，岳父逼着我读《圣经》，而且和我一起读、一起背诵，隔三差五来检查我的精神进步；他甚至叫我不要再打太极拳，因为头脑放空了，魔鬼就会进来。 我明白他们是为我好，但这些经历恰恰让我越来越珍惜怀疑、质疑和独立思考的权利。 至于这一路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以及我为什么最终没有完成那一次“信仰的一跃”，如果将来还有机会，我想把这段心路历程慢慢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