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4日星期六

张伦 | 再说“法国:骚乱与挑战”——兼谈移民、穆斯林与左派、特朗普及其他

 原创  张伦  思想的回廊  2026年11月5日


法国著名华裔学者张伦教授第二篇雄文:再说法国的骚乱与挑战

【郎晓君按】:本文作者是生活在法国、执教于赛尔奇-巴黎大学的张伦教授的第二篇雄文。与第一篇相比,这篇文章把观察的视野推进得更深,也把一个正在困扰西方民主制度的重大命题摆到了我们面前:当移民潮、宗教认同、世俗主义、社会分化与极端政治相互纠缠,一个以自由、平等和公民权利为根基的共和国,究竟如何守住自己的精神边界?与其说张老师是在讨论法国的移民、伊斯兰教与社会冲突,不如说它借法国这一面镜子,追问一个正在发生在整个欧洲各国主要问题:当多元文化遭遇世俗共和,当身份政治挤压公民共识,当极左与极右都试图把社会的不满变成自己的政治燃料,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究竟凭什么维系共同生活?张伦教授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陷入简单的左右站队,也没有把复杂的社会危机归结为某个族群、某种宗教或某个政治阵营的原罪,而是试图穿透冲突表象,辨析移民、宗教、世俗主义、民粹主义与国际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再说“法国:骚乱与挑战”——兼谈移民、穆斯林与左派、特朗普及其他》


张伦教授:上星期三,FT中文网不吝赐版刊发了本人关于10月17日法国发生一些骚乱的文章《法国:骚乱与挑战》后(文末有链接),一些读者给予关注和鼓励,也有些人觉得文章有遗缺之处。很感谢这些朋友的鼓励与建议。这里就几个问题再补述几句,以作回应。

移民与此次骚乱

一些朋友问及我为何文中没有提及移民与骚乱的关系问题,首先要承认,这是我的疏忽,至少应提及几句。不过,这个疏忽不是没缘由:一是那篇文章是在事件发生后一天到两天中急就章赶写出来的,文章篇幅已经过长,上万字,加之笔者重感冒中,要备课,有其他急务要处理,因此不断提醒自己打住,不可再赘述,旁生枝节。二是最重要的,当时法国的许多评论家包括笔者的关注都侧重在这个事件与以往事件的不同上,为何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骚乱,而不是去讨论那些事实上已经发生过多次的郊区骚乱及其与移民的关系等问题,如最近一次2023年因警察执法拦截无证驾驶的巴黎郊区17岁青年Nahel时,执法过度,失误,将其射杀,就引发波及多个城市的骚乱;那时移民、郊区、教育等话题就是评论的主轴。某些郊区存在的问题,移民问题,每次趁各种游行或体育盛事,一些不良青年跑到巴黎借机掠抢商品的现象等,都已是持续多年的话题,10月17日晚包括次日发生的掠抢,除就范围上来讲有升级外,并没有什么大的特别之处……故此,上一篇文章未提及移民这个复杂的牵涉多种因素的话题,如要讨论就需要花些篇幅,否则易生误解的议题,而是更多将笔墨放到在笔者看来需要加以讨论、分析的几个问题:如中文世界常常在看待法国乃至西方的骚乱问题上的一些误解,此次事件与以往不同的一些面向,与骚乱不同的年轻人的抗议与当今世界范围内带有一些普遍性的青年抗议的相似之处,法国经常发生些街头抗议的深层结构性与传统因素,因此,对骚乱与郊区、移民等这个中文世界多年来已多有报道、讨论的问题便有所忽略了。

其实,也是因此,不仅是这个问题,就是伊朗战争造就物价飞涨、引发社会不满这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事实上也是几乎没怎么太涉及的。如果你听当时法国评论家的即时评论,几乎也都没有怎么特别提及移民问题而大都集中于讨论此次骚乱与以往的不同:如警方处置不当,在警力布置不足的情况下,左翼激进极端分子与掠抢者合流,这些不同的破坏者利用网络,四处出击,声东击西,警方疲于奔命,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当一些以反资本主义体制为目标、个人家庭背景往往不错甚至算是优的年轻的极左激进分子(警方掌握的资料是全法有几百人到一两千这类人士)按照他们精心谋划的计划,开始破坏公共机构的建筑时,本就不足的警力要分散力量去保护那些机构,维护正常的游行秩序,这就恰给那些对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出的消费品充满渴望却无力消费,其中一些来自郊区,包括一些是移民后代的年轻的破坏者们以掠抢的机会,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也就更易得手。这场景和行为逻辑的荒诞及悲剧性也可见一斑。

而当警方调整布置和策略,如刚刚过去的10月24日这个星期六,游行人数依旧在40万上下,但因警力的强化带来的威慑,抢砸的事情在全法就几乎没有发生。此外,前文介绍了这场骚乱发生的背景,法国当下面临的一些特殊的国内及国际政治形势:要通过一个艰难的财政预算案以及几个月后总统大选在即,增加了这场抗议从政治上与经济上解决的难度。不了解这些,也是无法理解这场骚乱的独特之处的。至于郊区、移民、骚乱与移民的关系等,已是老生常谈、当时讨论并不多的问题,是事后才逐渐有些分析评论再次提及,尤其是些偏右的媒体如费加罗等。这都很正常,但似乎在这方面的分析评论与以前相比,也没有特别新鲜的观点。

此次因与警察冲突,稍后参与掠抢、骚乱而被羁押、判刑者中,据内政部与司法部的统计,从整个法国看,有相当大一部分的人(50%)是没有任何前科的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只有在大城市如巴黎等,有抢砸前科的才占40%到60%,这构成这事件的某种重要的特殊性。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是第一次参加游行,一些人也有各种正式的职业,甚至包括一些大学生,大学里临时任教的老师,他们的日常居住地也是五花八门,并不都来自郊区。笔者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被判两个月监禁的法国年轻人,来看他的母亲,样子完全是属于标准的法国中产家庭,他是因持有、使用那种现在骚乱者常向警察攻击燃放的烟火弹而被捕、判刑;另有两位医学院的学生,也是在混乱中因顺手拿了些别人掠抢丢弃的物品而被羁押,后被释放,向记者检讨他们当时一时的冲动与糊涂……这三位全是地道的法国白人,他们之所以出现在现场被抓,或是前期是正常的游行参与者,后因场面冲突而卷入,或是被那些网络上流行的警察暴力的视频所刺激,来参与时就是准备发泄,与警察对抗的。总之,这些被羁押与判刑者的多样性也显示了此次骚乱与过去那些抗议与骚乱的不同,尽管我们完全不能否认一些郊区青年、移民后代在一些骚乱与抢砸中所占据的重要比例,但将所有抢砸行为、郊区相关贫困地区的闹事青年全部归结为移民后代,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而将二三十年来困扰法国生活的郊区青年犯罪、闹事、移民后代的教育与社会整合问题,与此次事件和移民现象等同起来做分析,也过于简单,甚至是不得要领的。在笔者看来,从此次事件中看到的青年人行为的某种激进化迹象,这种变化倒是相当值得关注的一种现象。

移民,左派还是右派的产物

一些读者提及移民这个问题,显然是与中文网络上这些年对西方社会这个问题的关注与讨论相关。在笔者看来,其实许多说法似也有许多简单化的倾向,限于篇幅,无法更多展开,但这里依然觉得有必要多谈几句,适当加以介绍的必要。就法国来说,当下事实上,只有极左翼政治势力对移民这个问题依旧抱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立场,论述上有些刻意弱化移民问题的倾向,以此扮演少数族群代言者的角色,扩大其政治基础,如“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曾在一次游行中不小心被记者录到其就此相关问题谈及的真实想法:他称传统的工人阶级现在许多倒向极右翼的国民联盟,而少数族裔的认可与支持才是他的政党要争取的力量基础。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他及其政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以色列强烈谴责的立场。但其他法国政治势力,甚至包括左翼的社会党领导人,以及法国大部分民众,都认为移民过多,社会整合出现问题,这似乎早有些共识。2024年以来多个民调显示,占绝大多数(一般都在60%甚至70%、近80%)的法国持左中右不同立场的人都如此认为,支持更严格控制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只是在用怎样的方法上,多少上存有分歧。其实这也是整个欧洲的共识,欧盟这几年开始推行更严格的移民控制法令及措施,自2021年以来,已经减少了56%以上的非法移民进入欧洲。因此不要像有些人自认为的那样法国人,欧洲人“愚蠢”到对此问题毫无意识,也毫无作为。

这问题之所以困扰法国乃至欧洲、西方多年,引发各种舆论讨论,措施也不断出台,但迄今依旧是一个重要的棘手议题,除因它牵涉到各种意识形态立场、各种复杂的因素、地缘与外交政治的博弈外,还因其内含着的某些深刻的悖论,并不是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轻易就能解决。就以遣返非法移民回来源国来讲,就不是将非法移民送上飞机,发回原国就完事了那么简单,比如一些非法移民来源国拒绝合作接收遣返移民,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此外,遣返所花费的昂贵的成本,西方民主国家的人道原则,传统宗教关怀与现实国家治理之间的紧张,也都是不断引发争议的问题。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那个难解的悖论:人口老化背景下,经济对移民的需求与移民带来的文化认同冲击两者之间的平衡,是全球化时代最深刻的悖论之一。发达国家中似乎只有美国人口老化压力稍弱,但鉴于其经济规模,对劳动力的刚需,这个问题也逐渐凸显。关于这个问题的认知与解决之道的讨论,引发持续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争论、冲突,是诸多国家都面临的挑战,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可以称其很好地解决了这个悖论。即便是在日本这对民族同质性有极强坚持的国家,人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异国面孔操着日语,在不同场合工作,他们在日本出生的子女正构成日本新生人口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2026年上半年十年来首次出现回升的日本新生的34.2万婴儿中,旅居日本的外籍人士的新生儿就占了2.2万,达3.3%。现执政的意大利梅洛尼极右翼与传统右翼的联合政府,尽管以控制移民为重要议题上台,表面上拒绝大赦非法移民,但近三年通过发放所谓合法劳工配额(2023到2025年已经发放45万个,到2028准备还发放49万个)事实上是变相洗白、合法化了已在意大利的相当大一部分非法移民。同时,西班牙左翼社会党政府,近一两年来也在做着推动类似的合法化非法居留人士的事情。今年年初颁布的法令将给50万在西班牙没有正式身份的外国人士以合法身份。两国政府之所以做出类似举措,都是要削弱地下黑经济,改良社会保障系统的一些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应对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出生不足带来的劳动人口短缺问题。我们总不能将他们都归结为同一个意识形态立场的政府吧?

在笔者看来,或因交通的便利、信息交流的发达、流动性的增强、经济的需求、人口结构的变化、环境的变迁、人对陌生世界的好奇等,人类正处于一场巨大的“历史性融合”的前夜,一如中国人自己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美国人、拉美等地区也都曾经历过的历史过程一样,因各种原因造成的移民现象几乎是不可抗拒。当下,人们到遥远的异国比以往到几十公里外的村庄还要容易,各种商贸往来、工作、学习、旅行、通婚等等造就的移民现象,或有一时的增加或弱化,但就长程看,总的趋势很难避免。这并不是说,强化管理,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合理地控制移民没有必要。

就以我们讨论的法国人来讲,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INED)与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展开的关于“轨迹与来源”最权威的研究结果显示,有将近三分之一(约32%-33%)的人口在三代以内与移民有直接的血缘联系,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就有意大利、波兰、西班牙等等一波波的大批移民来到法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没有移民的“纯法国人”社会存在,战后又有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直到今日的各种移民,这造就今日的法国,与以往移民的差别或许只是文化信仰与肤色上的差别。至于许多与移民问题相关的冲突也不是始于今日,只是换了形式而已,19世纪末,因讨厌意大利移民工,还发生过法国工人打死意大利移民工的艾格莫尔特事件。

几年前笔者曾在一个电视节目上看到执掌多年法国雇主协会的前会长Laurence Parisot女士说:法国经济是不可能脱离移民的支撑的。确实,你只要去看那些收垃圾的清洁工,饭店的各种成千上万的服务人员,医院里的护士,甚至每年需要通过特殊签证引进的几百名外国各种医生……因此问题的讨论更严格意义上讲应是移民的数量合适的程度,文化与社会整合的问题,完全拒绝移民经济上是否可行等,而不是要不要移民这件事本身。一些人可以以不同的理由抱怨移民太多,但当他吃着快递送餐,享受着各种服务的便捷,看到街道的清洁时,他或许也应该意识到那是与他的抱怨相矛盾的。顺便提一句美国:当特朗普要死命控制移民时,其实他也逃不掉上面提及的那种悖论的约束。笔者多次讲过,美国这个国家就是两类移民造就其伟大:高科技与文化人才与蓝领劳动者移民,缺一美国历史都难以想象。但美国要将所有移民拒之门外之时,或许也就是美国丧失活力,经济崩塌之日。

需要说明的是,许多人尤其是华语世界一些朋友,总是以为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移民多,是什么白左“圣母”心态的产物。是的,法国以及整个欧洲以人道的原因接待过许多难民,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法属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政权变色时,接纳过大批原属法国殖民地、在生死之间挣扎着的难民,如当时著名的在海上漂流随时可葬身海底的越南难民“船民”(boat people),那构成法国战后接纳难民的一个高峰,而当时主政法国的是右派政府。正如我们上面提及的,更具普遍性、需要了解的一个现象是:在许多情况下,移民恰也是各种右派措施、右派利益的产物。就整体讲,我们不会把老板们轻易划到左派阵营,当作所谓的“白左”。以法国为例,恰恰是战后重建期,法国政府与老板们,使用了大批北非移民参与建设,此乃法国战后大批移民的肇始。后来包括一些为法国殖民政权服务,因法国的撤离,不得不跟随法国政府来到异乡以避免在本土受到清算的人,也构成法国移民的组成部分。殖民地的历史前因,决定了一些今日的移民现象;而许多在法国本土日渐增多的黑人,本就是法国海外省的严格意义上讲的法国公民,不是什么“移民”。……移民能够生存与发展,是要有经济条件、机会的,老板们不创造这种可能,他们又岂能生存?再举一个著名的较近另一国家的例子,默克尔政府十几年前大规模接纳叙利亚难民,除了德国民间因二战经历而产生的那种道德内疚感以接纳难民来表示赎罪的集体心理因素外,德国的老板协会恰也是大规模接纳难民政策最重要的推手,希望借此弥补德国劳动力短缺的危机……

所以,移民问题,不是单一哪个政治派别、意识形态的产物,是历史、现实、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多重因素造就的,国际上严肃的经济学家的多个研究成果都显示,移民最终对各国的经济增长都是极具正面意义的。但另一方面,在一些人看来,自己原有熟悉的世界、文化图景因移民的到来发生变化,身份认同感到威胁,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毕竟不仅是经济人,也是具有文化参照、意义象征、要给予生活不同定义的存在,习惯于在一种熟悉的文化环境中生活。也是因此,笔者多年来就一直主张要合理控制移民,认为如果移民的社会整合失效,文化融合不能适度强化,一个社会是可能出现大问题的。而仅指望靠经济因素单方面完成移民的社会与文化整合,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在经济出现危机、失业增加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不设条件、过度地强化身份政治,将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后果,伤及民族的整合,毕竟我们依旧还是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但一味排外,也注定会导致一个国家的活力丧失,精神萎靡。一个民主自由国家的多数应该也必须尊重少数的权利,但各种少数群体也须要尽量考虑到多数群体的感受,加强自己的融合,在一种动态的难免有些冲突却都符合法治与民主的框架之内互动,营造社会的和谐,维持公民的自由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穆斯林、移民与左派

谈及此,就不可能不谈及另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在法穆斯林族群问题。先说一句,且不讲各种其他不知名的信仰系统,不仅伊斯兰教,也包括另外那些比较重要的非传统法国所有的宗教,如佛教、印度教等信众群体,也都在增加,这其中伊斯兰教显然是最重要的,也是除天主教、新教、犹太教等这些传统重要的宗教之外,影响最大的。因法国严格的共和主义传统,在国家统计上,是不去做个人信仰统计的,但根据各种抽样调查研究,法国自我认定是新教徒者有200万到270万人,占3%-4%,其中福音派增长迅速。犹太教徒50万人,占0.7%到1%(是全球除以色列,美国外最大的犹太社群),其他东正教、佛教等占2%;穆斯林的人口约在400万到600多万之间,为第二大宗教信仰,占总人口7%到10%之间;天主教则为2900万到3000万之间,占人口43%到45%。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天主教“长女”(Fille aînée de l'Église)的法国,天主教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今天面临诸多世俗化带来的挑战,自我认定的宗教信仰并不等于其日常的宗教实践,自认天主教信徒中大概只有约5%-8%属于定期参加弥撒的“虔诚实践者”。不过需要提及的是,在几十年天主教信仰者与虔诚实践者持续减少后,最近数年,有一个强烈的反转趋势,其特点是青年人与成年人自我选择受洗的人日渐增多,每年都以两万多的人数在增长,特别是其中有很多Z世代的年轻人。而这些天主教新受洗者中相当大多数来自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也包括7%来自穆斯林家庭,2%来自佛教和1%来自犹太教家庭的新受洗者。

在法国穆斯林人口中,根据一些权威研究,如国家统计研究所以及人口研究所的调查,严格实践宗教生活的(每日祈祷、严格遵守斋月禁食、每周前往清真寺礼拜等)“虔诚实践者”人数约为250万至350万人,也有很多属于“解放的穆斯林”,不参与任何宗教活动,穆斯林只成为一个文化认同身份。不过同样,有新的调查显示,在广义的穆斯林人口尤其是年轻人群中,也像在天主教中一样,存在某些再伊斯兰化的趋势。不过究竟如何依据每日祈祷、斋期守斋以及参与周五主麻礼拜这些不同的实践参与程度区别分析推断出穆斯林的虔诚宗教实践者的数目,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三者并不等同划一,其中大概守斋、过开斋节的人数比例最高。事实上,以笔者日常接触到一些同事的生活与工作来看,你已经看不出他与其他普通法国人的任何宗教性区别,只是如在期末院系聚会,如赶上守斋,他们的某些节制,会让你想起他是穆斯林。

所以,任何那种整体主义式的描述以及武断的结论,以“穆斯林如何如何”全称来轻下结论都是不得要领,有简单化倾向的,正如不能动不动以“中国人如何如何”那种语式来做严格的判断一样,尤其是牵涉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时,是不能去简单粗暴地混淆的。不能动不动就将穆斯林与极端分子划等号,要知道全世界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伤害最严重、最多的事实上是穆斯林民众,而前些年战斗在第一线的对抗伊斯兰国(ISIS)的那些库尔德士兵尤其是女战士们也都是穆斯林,将拥有21亿人口的穆斯林等同于极端主义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别有用心,至少是有欠严谨的,不负责任的。任何宗教中都有极端分子,都需要自我检省,难道缅甸那些号称佛教徒的极端主义者不也在残酷迫害穆斯林与基督徒吗?我们不是去否认伊斯兰世界在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依旧面临的种种挑战,包括怎样处理国家权力、宗教与世俗生活彼此间的现代关系,一个国家内部信徒与外部世界如海湾地区一些国家的宗教联系,避免某些极端派挟金钱的力量扩散极端教派思想的影响等,伊斯兰教如儒家思想、佛教、印度教等一样,都有些各自的现代挑战要处理,但将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的矛盾绝对化,认为不可调和,是不合适的。至少我们知道,穆斯林世界已经有一些在探索运行着的民主国家,而有些其他文化地区却尚不具备这种政治形式。

所以,在这个宗教展示出某种复归的趋势面前,我们一方面应乐见宗教在经历某种现代性的挑战之后,重新在人们心中寻回它的地位,作为人生的价值之锚、行为指引的角色,就像我们在一些年轻人那里看到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则必须警惕那些以宗教的名义散布各种不宽容的思想,处心积虑要挑起新的宗教矛盾甚至战争的人,以及其背后服务于某种隐藏的要构建新的宗教加持的权力帝国,搞危险的新的政教合一的企图,要去坚守宗教宽容、政教分离的原则,在绝不能忽略任何伊斯兰极端分子可能在法国也包括其他西方国家以宗教名义引发破坏的企图的同时,也警惕落入恰是那些新伊斯兰圣战战略家所希望看到的陷阱:个别的恐怖行动,引发整个社会对伊斯兰的敌视,爆发宗教冲突,从内部摧毁法国,欧洲乃至整个西方自由社会。就这一点而言,法国近年来也面临外国势力利用社会矛盾制造对立的安全挑战。法国有关部门曾调查一些疑似受到外国势力影响、意在激化族群和宗教矛盾的事件,其中部分与俄罗斯策划有关。

事实上,就骚乱的参与者来讲,那些真正具有些宗教信仰(包括伊斯兰信仰)的青年是不会出现在抢砸商店的人群中的。此次骚乱的制造者,有受激进政治观念影响的青年,也有趁乱实施抢掠、破坏公共秩序的人。除将那些高档消费品视为追逐目标外毫无价值追求的一些年轻的价值虚无主义者、破坏者、小流氓。而对法国社会也包括对世界上诸多社会的真正挑战,恰恰是如何在引导年轻人具有某种信仰而又不落入极端,在享受现代生活带来的美好的同时又不纳入某种极端的物欲追逐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其实,这些都是自现代性诞生以来的一些老课题,只是在今天又具有了新形式,面临新挑战而已。

就法国历史上来讲,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因天主教、新教、犹太教等不同信仰引发的迫害、内战。今天人们觉得很自然的这些宗教,彼此间的和平相处,其实是经历血与火的过程,才最终达成这种结果,寻找到一些理念与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以这些前例为鉴,民主时代的法国更应有理由和自信,耐心去处理好其他类似的宗教问题。或许许多人不清楚的是,对抗那些抢砸的破坏者、维系共和国秩序的宪兵、警察,也有许多是移民的后代,在个别区域的警员中,甚至有超过50%的人有这样的背景,其中自然也有许多是穆斯林家庭背景出身的。所以,任何简化的推论都是有些问题的。在一个日渐复杂的时代,一种冷静、分析的视角,对各种相关信息多做些了解总是好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问题,而不落入各类阴谋论者、煽动者出于不同意识形态立场、权力与利益追求所作的蛊惑,所散布的简化结论。而任由各种阴谋论、煽动思维与做法泛滥,不仅民主自由难以为继,哪怕是一般的文明秩序也有崩塌的危险。10月17日骚乱后五天,10月23日,星期五,枪声已响,在巴黎远郊Trappes市,一个有多种犯罪、吸毒前科的名为Kevin T的人,以向“黑人”、“阿拉伯人”复仇为名,开枪射杀了一位在街道上行走的黑人青年,基督徒Pengo Bossio Wangi,伤及其他五位,包括一个年仅十岁的女孩。警方在其住所发现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法国极右派国民联盟的传单。这类犯罪在法国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0月27日国民议会会议全体起立,向受害者家庭表示哀悼与致意。也许,有过极左经历的人们对极左可能带来的危害有敏感,但对极右可能带来的危害认识不足,反过来亦然。需要警惕的是:极端走到尽头,都会杀人的,无论是以怎样的宗教或者意识形态的名义。

至于那个最近几年开始出现在媒体讨论中、出于法国政治学家Pierre-André Taguieff多年前讨论新反犹主义现象著作的术语islamo-gauchisme“伊斯兰左派主义”,现在被用来描绘这样一种现象:某些左派团体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政治联盟或思想上的趋同,某些左派人士为了反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西方霸权,而对伊斯兰主义或某些伊斯兰宗教保守势力采取宽容甚至支持的态度的现象。这个术语是否恰当,是否有严格的研究支撑,现在引发很多争议,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现实是存在的,但也有被一些持有极端右派立场的人夸大、滥用的倾向,这也都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刻意为之”与如何看待特朗普

最后,要提及另外一个对本人上篇文章的看法:有朋友传来信息称,有人认为我在那篇文章中未谈移民是“刻意回避”,且“文章很受反川人士欢迎”云云。这让我有些错愕甚至有点不快,上文已经解释为何有了那个忽略,不再赘述,“刻意”是绝无此事。这里只想说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习惯这样去猜度一位作者的写作动机与心理?我们是不是应该在阅读上多些善意,少做无谓的猜度为好?反川还是赞同特朗普,本不是那文章要提及的,有必要非做那么联想吗?也只是在提及该事件的国际成因上,谈及特朗普政府可能的角色、影响时才谈及特朗普。特朗普及其政府成员对法国的态度,对玛丽·勒庇的支持,在国际上是有目共睹的。笔者只是在陈述、介绍一些或许中文读者对这方面了解不够的事实,提供一些信息,而就这场事件中特朗普的态度,其实他那些推文不展现得最好不过了吗?乃至在事件发生一天后如期前往海湾四国访问,商谈如何保证法国的油气供给以及为这些国家提供更多安全协作的马克龙,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是否有国际势力介入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时,他回答说:我们尚没有一些国家在现场进行煽动骚乱的证据,但他们在网络上的相关作为是明显存在的。

马克龙这个说法,其实不是给我那篇那时已经发表的文章的相关分析做了很好的权威说明吗?网络时代的这类煽动,其实已经是最重要的相关煽动活动的组成部分。至于那些现场和地下的煽动、组织活动,又岂能是那么容易被“人赃俱获”的?否则情报机构人士早该卷铺盖回家了。我们只需知道,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对此次事件的影响就够了。欧盟就此也已展开相关调查。顺便说一句,马克龙还就一些外国领导人就事件的相关说法说了几句重话,说:有些人不喜爱法国,在法国面临困难的时候背后下刀子……其言论“愚蠢且不可接受”,明显在批评特朗普就这一事件所做的那些夸大其词、有点唯恐法国不乱的言论,如“法国在燃烧!”,以及直接将骚乱与移民问题挂钩的“这就是无限度接纳移民的后果”等言论。有记者追问马克龙:他那个批评是否包括特朗普,他直言“包括他!”

或许我们可以问,按特朗普的逻辑,是否当初1968年时,没有那么多移民参与,法国本不该闹出那个持续一个半月的卷入学工农各界的上千万人抗议,局部骚乱甚至死亡七人、伤几百人的事件,那比10月17号还要严重!——再说一遍,这里不是要回避移民带来的各种问题,包括郊区的社会整合、秩序、年轻人犯罪的问题,但特朗普如此简化、轻言,采取那样的说法,实在很是不妥,就如他使用那些人工智能合成的影像来为自己的说法做论证,声称法国的文明与历史遗迹正处于被焚毁的边缘等,作为一个总统,如此还有什么信度可言?当然,或许他只是想借此向美国选民拉票,用他的话讲:“这就是民主党议员希望我们国家变成的样子。”但最终能起多大效果很值得怀疑。

坦白说,当初他第一任期就移民问题筑墙的时候,曾有朋友问过笔者的看法,笔者表示理解。当然,有更好的办法更好,因为从一个国家的管理角度讲,是需要有管理的有效边界的,那是国家理性的一部分,哪怕那个墙最终也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在移民问题上过度浪漫,也只会承受后果。在拜登就职后第二天,曾在与一位朋友通过微信交流时谈过,对拜登政府可能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且会为此付出代价有预感。事实上,特朗普能二度重返白宫,因素复杂,除对拜登老迈的不满引发的反弹外,最根本的也不外乎是经济上的物价,以及涉及认同上的移民问题,其他的或许都是相对次一层级的问题。但今日特朗普如此简单粗暴地看待处理这类问题,也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此时法国抗议陡生,除了中学生学习条件欠佳以及升学制度设计带给学生的长期压力问题外,整个社会不满氛围的增长,恰是跟特朗普贸然发动伊朗战争造成的油价高涨有直接的关联,近来的抗议越来越转向一种因通胀和购买力下降造就的社会抗议,中学生的诉求似乎已经被相对冲淡。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最新这次10月24日游行抗议的参加者组成中一瘳端倪。

至于说我的文章“很受反川人士欢迎”,是不是暗示我在批评特朗普就不清楚了,其实那根本不是文章本意,也根本不必什么都扯上特朗普。反对特朗普的人欢迎那很好,至于喜欢特朗普的人觉得特朗普的那些做法都正确,不喜欢该文也只能悉听尊便,尊重其看法。赞成或反对某个政治领导人,本国的或是外国的,都是个人的权利,现代人的权利,无可厚非。不过真要问到笔者的看法,虽迄今尚未专文系统地批评特朗普的政策及所为,但本人可以明确地说,自2021年1月6号国会山事件后,本人对特朗普的批评立场就从未变过。老实讲,本人倒是十分希望自己能持不批特朗普的立场,对美国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现代共和国一直就心存仰慕,对这样一个国家的总统也自然抱敬重之心。本以为美国人给了他第二次机会,他本可以更诚挚、谦逊的努力,为给了他这新机会的美国人好好服务,给自己创造一个刷新形象、载入历史的机会,也让一些如笔者的外人改变自己的判断。但遗憾的是,个人的判断、直觉告诉我,因特朗普的性格、作为、视野、理念,他做不到,也因此才在他再次入主白宫之时,给过些朋友忠告:小心,谁轻易给特朗普辩护,谁到头来会自寻其辱!特朗普会以自己的言行让不同的为其辩护者最后灰头土脸。不过本人的意见没有什么大的重要性,真心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那对美国好,对美国人民好,对世界的和平及民主自由事业好。

对一位政治人物的评判总是要有些标准才行。本人一向从三个维度去评判:对真相,对民主与自由价值的立场,以及做人的一些基本底线。就此我很难找出赞扬特朗普的理由,至于其他人选择另外的评判标准去赞扬特朗普,那自然是他人的自由,可以尊重,但如评判标准差距太远,也就难以达成共识的,也只好如此。不过,只要在上述三个维度上特朗普的作为有所变化,本人也随时可改变看法;本人一向认为,承认自己对人与事判断可能出错,对世界的所知有限,其实是一个人力量与诚实的表现,愿意改变自己的看法,其实对自己的认知提升是有帮助的。

如果特朗普真诚支持被侵略躂躏的乌克兰人民,我就会给他点赞;如果他能提倡、推动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哪怕不去就此做点什么,即便是多说几次,这样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对民主自由人权事业的影响也是大的,我也会为其点赞。但遗憾的是,恕本人寡陋,好像几乎没听到他在国内及外交事务上提及这一点,相反,倒是对那些专制强权者多有赞美;也因本人一向对那些有点钱权势就趋高气扬、仗势欺人者非常厌恶,如果特朗普不欺凌弱小,不羞辱他人,主持公道,声张正义,我也自会高声赞扬;如果特朗普作为总统主张追求事实真相,在这个假信息满天飞的时代,号召国民都不轻易散布那些不实的信息与言论,提倡一种对信息的审视与谨慎的态度,本人也一定给他点赞;如果特朗普勤勉奉公,不假公器以谋私利,让自己以及大资产所有者的财富在执政期间迅速暴涨,不让那些中低收入阶层人的收入缩水反而增加,我也给其点赞;如果特朗普作为基督徒,能对代表十几亿天主教徒的教皇表示尊重,且践行基督精神的那种谦卑,“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主张减少社会的冲突、戾气,多些社会的和睦,兄弟之爱,本人就更为其点赞……如果做不到这些或是相反,如何让笔者去改变看法,赞扬特朗普?

至于有人用其在委内瑞拉、伊朗问题上的作为来在笔者这里为其添赞,我的回答是,如果委内瑞拉人民能就此享有民主与自由,哪怕是违背了国际法,笔者也不会全然反对,因为那毕竟是委内瑞拉人民所希望的,只有他们有最终的判断权利,而即便是一时需要过渡,不立刻举行新的选举,也可以表示理解,但总要将其纳入日程,给予委内瑞拉人民权利。否则,事变的结果,最终只是换个领导人,其他结构照旧,美国多了占取开发委内瑞拉石油的权利,那将来,委内瑞拉过去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传统中反美的一翼或许就会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再次掀起运动,驱逐美国的影响。至于伊朗,当特朗普在伊朗政府屠杀抗议青年与民众时表示“支援马上就到”,号召伊朗人继续抗争、攻击政府机构的时候,本人对特朗普可能发动的打击表示过赞同,因为哪怕那是出于美国利益,也是带有道义性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可以用国际法上面临大规模人道灾难可以进行外部干预来赋予某种行动合法性的,但特朗普在鼓动民众继续走向街头的同时,当伊朗政权自己许多高官都因担心政权将塌把家人紧急送往国外的时刻,却不能当机立断,自己缩了回去,不对自己的言论承担责任,让伊朗民众遭受更大的牺牲,伊朗政权靠镇压缓过手来专门对付外界,这是不可原谅的。

这当然也依旧可以以美方当时军事准备不够来解释,但当军事集结完成,真正开始打击时,人们惊讶其竟然将战争打成如此地步,比如用法国前驻美大使、著名外交家Gérard Araud在一个电视节目里的话讲,小心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那是连中学生学点地理都该想到的事,美方竟然毫无备案应对就动手,实在是让人匹夷所思。在笔者看来,对这样一个几十年军事上唯一做的准备就是与美国的军事对抗,有着广袅战略国土纵深,近一亿人口,且历史悠久,文化认同上极具骄傲的国家,如无法预定伊朗军队的变化乃至群众能再次上街,这些方面没有好的准备,没有相当的把握,轻起战端,显然就是不智之事,仅指望靠轰炸实现政权更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不仅会让美国陷入某种泥潭,搞不好也会让伊朗人民付出更多代价。

历史还在继续,特朗普也依旧还有两年任期,围绕特朗普的争议也会继续。还是那句话,各人有不同的看法,只能尊重。笔者也随时愿意改变看法,那要按笔者自己的标准,看到有足够的理由。否则,就不要指望笔者会改变对特朗普的批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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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国骚乱,工作与生活在法国的华裔学者张伦教授有话说(有删节)

摇晃的辛亥:那些被裁减的历史

黄嘉熙  粥棚  2026年11月7日


合众声摘要:
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改天换地的起点,而2月12日颁布的《清帝退位诏书》,往往被当成封建残余谢幕的一纸废文,或是袁世凯与革命党政治分赃的副产品。如果跳出党派之争,从国际公法与国家领土继承的法理来看,退位诏书的分量,被后世大大低估了。
本文系作者赐稿


在通行的历史教科书里,1911年的巨变被描述得极为简单:武昌枪响,各省响应,清廷覆亡,民国肇建。

但如果翻开当年的原始档案、往来电报与私人日记,就会发现:1911的那场巨变,并不是一场步调一致的现代革命,而是一场由地方士绅、新军行伍、江湖会党、北洋将领以及外国银行家在各自算盘驱动下,共同推翻清朝的合谋。

—— 1 ——

教科书在叙述武昌首义后的局势时,习惯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八个字一笔带过。当年在各省城头升起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旗号——陕西的“秦陇复汉军”、攻打南京的“江浙联军”、山西的“燕晋联军”、成都的“大汉四川军政府”,乃至广东各路绿林拼凑的“民军”,大多退出了公共记忆。这些名号之所以被隐去,是因为它们的成色太过驳杂,装不进同盟会领导全民革命的叙事中。

秦陇复汉军

武昌起义十二天后,西安举事,城头竖起“秦陇复汉军”大旗。名义上的大统领是同盟会员、新军管带张凤翙,但真正把西安城搅个底朝天的,是关中地界上的哥老会,当地人称“刀客”。同盟会的留日学生手里没有兵,张凤翙要成事,只能同哥老会龙头张云山、马玉贵等人合伙。在西安城内的粮台役夫、脚夫和下层兵士眼里,张云山的江湖山堂远比孙文的“三民主义”更有号召力。

1911年10月22日,新军与哥老会合力围攻西安满城。战事很快演变成一场残酷的种族屠杀。驻防八旗的最高长官、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尽,满城攻破后,数千名旗籍男女老幼死于刀斧之下。消息传到甘肃,赋闲的前任陕甘总督升允当即起兵勤王,调集甘军马安良的精锐马队与多伦旗兵,掉头东进,反扑陕西。

秦陇复汉军在乾州、礼泉一线与甘军苦战数月。支撑陕西子弟死战的根本不是共和学说,而是保卫乡土的本能,以及明清易代留下的排满宿怨。

而在西安城内的军政府里,新军军官、同盟会文人与哥老会码头老大每天都在为军饷、官职和地盘拍桌子拔枪。这段混杂着流民暴力、满城血案与内部争权的往事,既不符合后来的“五族共和”基调,也有损革命形象,因此只能在史书中化作“陕西响应”四个字。

江南地区情形同样复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所以能定都南京,全靠“江浙联军”攻克了这座江南重镇。但这支联军从拼凑之日起,就是一盘各怀心思的散沙。

当时清廷江南提督张勋率领江防营死守南京,依托雨花台和天堡城据险顽抗。外围的革命军由好几股互不统属的势力凑成:徐绍桢统率的原清廷陆军第九镇残部、朱瑞率领的浙江新军、陈其美派出的上海光复军、林述庆的镇江起义军,外加柏文蔚募集的淮上军。

南京城还没打下来,各路军头已经为了名分吵得不可开交。镇江都督林述庆率先入城,自封“江浙联军总司令”,引起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和浙军将领的强烈反弹。1911年12月2日南京陷落,入城各部为了抢夺江南制造局的军火、藩库银两和城防地盘,险些当街火并。

镇江军参谋长陶骏保因为防区划分和军械分配问题,与陈其美、徐绍桢结怨。陶骏保只身去上海交涉,刚进沪军都督府,就被陈其美下令扣押,安上“通敌谋反”的罪名直接枪决。这场内讧拉开了革命阵营内部政治暗杀的序幕。紧接着,由于光复会与同盟会在江浙地盘、军饷筹措上矛盾激化,陈其美又指使蒋介石与王竹卿,在1912年1月潜入上海广慈医院,一枪打死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

攻克南京的江浙联军,实则是各省新军军官、会党大佬与地方政客借革命之名瓜分地盘的临时同盟。后世编纂国民党党史时,为了树立孙文的绝对权威,必须把南京之役写成革命党人万众一心的壮举,那些争饷夺权、同室操戈的记录,自然就被摘掉了。

这种碎片化的脱轨在当时遍及全国。山西太原起义后,阎锡山原本打算与驻防石家庄的清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合组“燕晋联军”,扼断京汉铁路,直逼北京。谁知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被袁世凯重金收买的部下刺杀,燕晋联军化为泡影,阎锡山随后招架不住北洋军曹锟部的猛攻,一路弃守太原、大同,北逃包头。

吴禄贞(中国近代爱国将领、民主革命者,辛亥革命烈士,民族英雄)_百度百科

四川的局面更是换汤不换药。保路运动把川局搅翻后,成都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挂起白底“汉”字旗,推举立宪派领袖、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当都督。不过十天,成都东较场发生讨饷兵变,蒲殿俊翻墙逃跑,乱兵满街抢劫藩库与当铺。新军军官尹昌衡趁乱拉起队伍弹压,联合袍哥武装围攻总督署,将此前已交出兵权的四川总督赵尔丰抓捕,拉到皇城坝公审砍头。

而在广东,广州宣布独立后,城内外聚起了几十股号称“民军”的队伍,人数逾十万,头目多是绿林好汉、珠江盐枭与洪门堂主。这些人进城后每天向军政府索要巨饷,不给钱就开枪砸铺,逼得后来主政广东的陈炯明不得不调动新军武力清剿。

把这些由于地缘利益、宗族宿怨和军头野心引发的各自脱轨,统统归结为同盟会一声令下的“天下响应”,自然是站不住的。


【绝对好书】晚清史大家雷颐老师著《清王朝的最后时刻》已在南翔书苑上架(点击图片即可购买)。在雷颐老师看来,革命不是下层的“激进”制造出来的,而是上层的“极端”与“颟顸”逼出来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权,职业革命党人永远是极少数,真正决定政权生死的,是体制内的温和派与既得利益者(士绅、商董、督抚)。 正是清廷如何把郭嵩焘、李鸿章、康有为、张謇、汤化龙这批原本想“补天”的人,一批接一批地推向绝望,最终让体制失去了最后一道防火墙。


 —— 2 ——


清末的排满风潮并非武昌枪响后才平地冒出来的。

清代中叶的文字狱,曾把顾炎武、王夫之等明末遗民的“夷夏之防”摁在水下。太平天国起事时,洪秀全在《奉天讨胡檄》里重提满汉仇恨,但他那套拜上帝教的洋教仪,反而把曾国藩、李鸿章这批汉族儒家士大夫推到了朝廷一边。

到了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留日学生重提满汉之别。聚集在东京的青年知识分子接触到欧洲近代“一族一国”(Nation-state)的民族国家理论,再回头看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得出了一个极具煽动性的结论:中国之所以在甲午和庚子两场大祸中任人宰割,不是因为中华文明不行,而是因为中国被一个腐朽、自私的异族——满洲人骑在头上。

章太炎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印《革命军》,陈天华唱《猛回头》,把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传统的“非我族类”嫁接在一起。在他们的笔下,反满成了救亡的唯一前提。

真正把这把火浇到体制内部的,是清廷自己。

国内的汉人精英起初并不认同暴烈排满。以张謇、汤化龙为代表的各省立宪派士绅,盼着朝廷仿效日本搞君主立宪。他们热心筹办各省谘议局,接连发起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指望在合法的框架内分享立法权与财政监督权。这批人是晚清政局最关键的稳定器。

然而1911年5月,清廷迫于压力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端出来的名单却让各省士绅如堕冰窟。内阁总理大臣是臭名昭著的庆亲王奕劻,全部十三名阁员里,满人占了八个,汉人只有五个,而八个满人里又有五个是皇族宗室。这就是晚清最蠢的一步棋——“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

立宪派士绅这才看明白,摄政王载沣搞的根本不是宪政分权,而是借新政之名,把曾国藩、李鸿章以来下移到汉人督抚手里的兵权和财权,重新收回爱新觉罗氏的小圈子。和平改良的大门被皇族亲手焊死,体制内的汉人士绅彻底寒了心。

对于准备起事的革命党而言,向新军列兵和帮会游民宣讲三权分立、责任内阁,根本没人听得懂;但只要喊出“杀尽胡儿”、“夺回大汉江山”,潜藏在民间的历史记忆和底层戾气一点就着。在武昌、西安、太原、杭州、荆州等地,起义军破城时都伴随着针对旗营的惨烈清洗。

排满,成了辛亥年间动员成本最低、爆破力最强的政治口号。

但这个口号也潜藏着分裂的危险。

大清帝国的疆域构造,是一个多元共主的结构。清朝皇帝在关内是承接儒家道统的天子,在蒙古草原是继承林丹汗法统的博格达汗(大汗),在青藏高原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供奉的文殊菩萨化身。清廷靠着理藩院体制、满蒙联姻、驻防将军与活佛转世册封,才把满、蒙、藏、回、汉缝合在一张版图里。

如果按照同盟会早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逻辑,把大清定性为外来异族殖民政权,那么在国际法上就会捅出一个大窟窿:既然满洲人被汉人赶走了,原本效忠于满洲大汗的蒙古、西藏和新疆,凭什么要继续留在汉人建立的共和国里?

武昌枪响刚过两个月,边疆警报接连炸响。1911年12月,外蒙古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在沙俄驻库伦领事的怂恿下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将清廷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驱逐出境。蒙古王公发出的通电理直气壮:蒙古当年与满洲结盟,臣服的是大清皇帝,与汉人素无统属;如今大清既亡,蒙古理当自立。几乎同一时间,拉萨发生动乱,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武装围攻驻藏川军,将驻藏大臣联豫及汉人官兵悉数驱逐出藏;新疆伊犁起义后,边疆军政裂解,沙俄势力趁虚而入。

革命党人此时惊出一身冷汗。要是继续死抱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新生的民国在法理上只能退守长城以内、明朝留下的“汉地十八省”,超过一半的国土将瞬间脱离。

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从高喊“驱除鞑虏”到改悬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前后不过八十余天。

后来的史书常把这一转变夸赞为革命领袖的高瞻远瞩,其实放在当年的电报往来里看,那是一场面对版图崩解的紧急刹车。


—— 3 ——


过去的研究,大多把大清的覆灭归结于前线的胜败与会党的暴动。但现代国家的运转靠的是财政与金融信用。真正给清廷钉死棺材板的,不是汉阳造步枪,而是设在上海、天津租界里的外国银行团,以及海关总税务司的红线。

晚清最后十年,编练三十六镇新军、购置军舰、铺设铁路、兴办学堂,哪一样都要真金白银。加上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的四亿五千万两赔款本息,以及白银贬值带来的“镑亏”,清廷每年的财政赤字都在数千万两以上。

为了填窟窿救急,清廷把国家最稳定的财源——海关关税与部分厘金,全部抵押给了西方列强。自赫德掌管中国海关以来,全国各口岸的关税收入都要先存入指定银行,按月扣除庚子赔款和外债本息,剩下的余钱(称为“关余”)才交还清廷度支部。

这笔“关余”,是北京朝廷发官饷、养禁卫军的命根子。

1911年10月武昌出事时,度支部大臣载泽掌管的国库,账面上只剩下几百万两周转银。随着南方各省相继独立,各省督抚立即截留了原本要解送北京的京饷和协饷。就在清廷急需关税救命的关头,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安格联(Francis Aglen)出手了。

安格联

武昌起义后,汉口、九江、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接连落入民军之手,清朝委派的海关道台不是弃职逃跑,就是倒向了都督府。安格联非常清楚,如果任由南方革命军接管海关税款,西方债权国的外债和庚款就会打水漂;可如果把钱继续交给北京清廷,南方必然强行夺关。

在与各国驻华公使密商后,安格联打出了“保全中国对外信用”的旗号,宣布实行“海关中立”。他下令全国各口岸的外籍税务司,立即停止向清廷官银号解交税款,将所有征收的关税全部直接存入汇丰、德华、麦加利、道胜等外国银行的专门账户,由总税务司一人统管。这笔钱只用来偿付外国外债和赔款,至于剩下的“关余”,全部在外国银行里冻结起来,北京朝廷与南方民军谁也别想支取一文。

为了防止国际信用破产引发列强直接军事接管,北京度支部竟不得不捏着鼻子认可了安格联的这项安排。

陆军大臣荫昌奉命率领北洋军南下汉口督师,临行前向度支部要饷,载泽翻遍库底,只凑出几十万两开拔费。北洋将领到了孝感和汉口前线,发现北京连后续的犒军银和抚恤金都发不出来,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索性借口粮弹不济,停兵观望。

走投无路的奕劻内阁转而向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求借紧急贷款,甚至愿意拿度支部仅存的实业权益做抵押。但外国银行家认为:清廷大势已去,而英国等国绝大部份的商业利益都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口岸。此时贷款给北京打内战,无异于拿自己的商贸利益陪葬。四国银行团一致答复:内战期间严守金融中立,不借给北京一分钱。

到1911年12月,清廷连发给驻外使馆的经费和前线军队的电报费都快掏不出来了。隆裕太后被迫打开宫中内帑,把皇家私藏的黄金和银器拿去折现充饷。


—— 4 ——


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改天换地的起点,而2月12日颁布的《清帝退位诏书》,往往被当成封建残余谢幕的一纸废文,或是袁世凯与革命党政治分赃的副产品。

如果跳出党派之争,从国际公法与国家领土继承的法理来看,退位诏书的分量,被后世大大低估了。

1912年初的南京临时政府,处境其实非常凶险。孙文虽然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直到他让位给袁世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承认南京政府。在西方列强的眼里,南京政权只是大清帝国境内的一个“交战团体”或地方割据势力。

按照当时的国际法惯例,如果一个多民族帝国是被内部的单一民族武装暴动彻底推翻、撕裂的,那么原先帝国所拥有的宗主权与条约体系就会随之解体。一旦南北彻底决裂、清室流亡关外或承德,沙俄在蒙古、英国在西藏、日本在满洲,就有了充足的国际法借口宣称:满清政府已经灭亡,南方汉人建立的政权无权继承清朝皇帝在满、蒙、藏的统治权。

同时,南京临时政府穷得叮当响。陆军总长黄兴为了筹措苏浙驻军的伙食费,急得几欲吐血;孙文和财政总长陈锦涛不得不饮鸩止渴,拿汉冶萍公司和轮船招商局作抵押,向日本财阀借高利贷度日。南京既没有财力维持北伐,更没有兵力去守卫万里边疆。

解开这个死结的,是赵凤昌牵线、张謇提笔起草、经袁世凯反复修订并逼迫隆裕太后盖上“法天大道”御宝的《清帝退位诏书》。

《清帝退位诏书》


诏书里最核心的文字,是袁世凯团队特意加进去的那句:

“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这几行字在宪制转移上起到了千钧之力。它借用中国古已有之的“禅让”形式,由大清最高主权者出面,正式宣布将统治权合法移交给新生的共和国。更重要的是,“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句话,从国际法和国内宪制上打死了一个楔子:中华民国不是汉地十八省的独立建国,而是大清帝国全部主权、疆域与条约关系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后来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国际谈判桌上与沙俄、苏联争夺外蒙古主权,与英国交涉西藏西姆拉会议,最硬的法理依据,都不是武昌起义的檄文,而是这份《清帝退位诏书》。

后世的革命史观为了维护“武装推翻帝制”的纯粹性,长期贬抑南北议和与退位诏书,将其视作不彻底的妥协。但历史现场的实情是,正是这场被后人诟病的妥协,用一纸诏书缝合了断裂的法统,让中国在皇权崩塌的剧烈震荡中,保住了上千万平方公里的疆域。


—— 5 ——


辛亥年冲在最前面的,主要是两拨人:新军底层的列兵与下级士官,以及混迹江湖的帮会游民。

在武昌,打响第一枪的不是孙文、黄兴,甚至不是蒋翊武、刘复基这些文学社的读书人,而是工程第八营的正目(班长)熊秉坤、列兵金兆龙和程定国。他们是地道的底层大头兵,只因名册泄露、清吏按图索骥抓人,在横竖是个死的绝境下开枪哗变。在四川,把端方带去的鄂军逼反、把赵尔丰拖入泥潭的,是成千上万拿着大刀长矛的保路同志军,里面绝大多数是袍哥舵爷手下的庄稼汉、盐道上的脚夫和船工。在陕西,替同盟会撞开西安满城的,是终南山里的刀客。

这些人撞开了帝国的铁门,可一旦铁门洞开,站稳脚跟的新贵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销毁这根不可控的因素。

革命爆发之初,各省的立宪派士绅和旧官僚一度手足无措。但很快,这些掌握着地方钱粮、宗族网络和公文运转的精英很快回过神来。他们与新军里的中高级军官迅速抱团,接管了各地的军政府,随即掉转枪口,开始清理那些帮他们打下江山的“泥腿子”和“江湖客”。

长沙光复后,同盟会员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为正、副都督。焦达峰出身洪江会龙头,进城后重用会党兄弟,并向省城绅商摊派军饷。湖南的立宪派士绅大为恐慌,在谘议局议长谭延闿等人的默契配合下,新军第五十标标统梅馨于10月31日策动兵变。乱兵先在城北砍杀陈作新,随后冲进都督府,将二十五岁的焦达峰乱刀剁死在衙门前。谭延闿顺势接任湖南都督,给进城的洪江会众发了几两遣散银,尽数逐出长沙,不服管束者就地格杀。

湖北的清洗同样不留情面。黎元洪与孙武坐稳武昌后,对居功自傲、难以驯服的底层首义军士极为忌惮。1912年春,“群英会”等底层军人组织发起暴动未遂,遭到黎元洪派兵血腥弹压。就连首义元勋、“武昌三武”之一的张振武,也因与黎元洪、孙武争权夺利,由黎元洪密电袁世凯借刀杀人。

在陕西,张凤翙坐稳都督位置后,对拥兵自重的哥老会首领处处设防。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云山在省城军官与士绅的联手排挤下抑郁成疾,在惊惧中暴毙;军政府趁机以整编裁军为名,收缴各路刀客的枪支,违抗者一律按土匪剿办。

在四川,尹昌衡当上都督后,立即翻脸整肃保路同志军,下令各路同志军限期交枪解散,几个不肯退出的袍哥大爷被诱骗进成都,直接推出去斩首示众。

鲁迅后来在《阿Q正传》里写未庄的革命,说:未庄的革命,不过是赵太爷和秀才用竹竿把辫子盘上头顶,同假洋鬼子一道成了“咸与维新”的革命党;而真正想去投奔革命、分几件洋纱衫的阿Q,连门都没摸着,最后被新上任的把总抓进城里,当成抢劫犯枪毙示众,看客们还嫌枪毙不如砍头好看。

衙门改叫公署,巡抚改称都督,老爷们脱下补服换上呢子军装,乡下的田赋和厘金一文没少,把持基层的依然是原来的乡绅与团总。这种早产而夹生的社会洗牌,注定了民国初年底层秩序的迅速溃败。


—— 6 ——


严格地说,大清不是被革命党人从外面打垮的,而是在最后十年的自救运动中,亲手把自己埋进了坟墓。

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朝廷每推出一项自救的改革,都在为自己制造掘墓人。

1905年,清廷下诏废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朝廷原本盘算着借此推广新式学堂,培养懂洋务的人才。可科举从来不只是考试,它是传统帝国笼络天下读书人的政治脐带。科举一废,数百万靠四书五经谋出路的读书人一夜之间断了前程。这批人涌入省城的新学堂或东渡日本,断了功名念想,满腹怨气,很快就成了革命报刊最狂热的读者与传播者。

为了巩固国防,清廷勒紧裤腰带编练新军,采购德国克虏伯野炮和毛瑟步枪,并规定新军招募兵员必须粗通文墨。旧式的绿营和湘淮军招的是文盲农夫,认的是长官私恩;而识字的新军青年一旦进了军营,很快就看懂了文学社和共进会塞进营房的白话传单。朝廷花巨资练出来的最精锐的部队,反而成了思想最激进的造反大本营。

为了安抚地方,清廷在各省设立谘议局。朝廷本想拿它当个装点门面的清谈馆,不料却给原本一盘散沙的各省汉人士绅,提供了一个合法串联、集体议政的制度平台。到辛亥前夕,各省谘议局互通声气,实际上已经结成了足以与北京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方政治同盟。

最后压断骆驼的,是1911年5月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强推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

川汉、粤汉铁路原本由地方绅商集资商办。尤其是在四川,川汉铁路公司通过“抽租办路”,在全省农民和中小地主的田赋上强行附加“租股”,全川七千万人几乎人人都是铁路股东。

盛宣怀为了向四国银行团抵押借款,强令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且对四川商民投入的数千万两现银股本,只给朝廷发行的空头股票,拒不退还现银。其中又有大笔路款被上海倒闭的钱庄亏空。

这道政令等于由朝廷出面,公开抢劫了四川从顶层绅士到底层佃农的全部积蓄。保路运动随之爆发,四川全境罢市罢课,抗粮抗捐。为了弹压四川的乱局,清廷急调端方率领湖北新军第八镇的精锐入川。湖北主力一走,武昌城内防务空虚,只剩下几千名早已被共进会和文学社策反的工程营与炮兵营士兵。

这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准备充分的全国总动员,只需要武昌工程营房里一个士兵因为慌乱扣动扳机,整座大厦就会顺着早就裂开的缝隙,轰然砸进历史的尘埃里。

2026年11月13日星期五

黄仁勋做了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

 原创  小西Cicero  海边的西塞罗 2026年11月13日



他值得被“做空”。世界就是这么残酷。

英伟达的总裁黄仁勋,最终还是因为他出轨的事辞职了。我在参加一个游学的路上,团友们今天都在聊这件事,我说,其实除了受影响的美股股民之外,这个事儿对普通人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提示我们,我们正生活在可以靠“做空他人”来谋取暴利的时代,在过去,一个人的不体面也许只是一群人的谈资,但现如今,一个人的不体面,会成为另一群人谋取暴利的杠杆,那个不体面的人,今天是黄仁勋,明天也可以是你我他。

国际空头在黄仁勋这波绯闻风波当中究竟赚了多少?美股市场公开交易数据的追踪,就在丑闻接连发酵并最终触发黄仁勋辞职的这短短两周里,做空英伟达的空头头寸账面浮盈累计超过了1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00亿元)。

11月初。当第一段涉及国家安全审查的婚外情传闻刚在华尔街小范围流传时,英伟达的股价还稳稳站在190美元上方,市值接近4.7万亿美元。做空机构和期权大户没有去写道德批判的小作文,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期权市场疯狂扫货行权价在150美元至170美元之间的看跌期权,同时加仓两倍做空英伟达的ETF。

随后,第二段涉及公司内部下属的丑闻曝光,黄仁勋在11月12日仓皇宣布辞职。消息落地的瞬间,英伟达盘前及盘中一度暴跌超过14%,股价最低砸穿149美元。就在那短短几个小时的恐慌踩踏中,部分提前布局的短线看跌期权单日涨幅高达800%以上,两倍做空ETF的单日净值飙升近28%。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能让空头做的这么欢的,可能恰恰是让黄仁勋的英伟达迎风起飞的AI,因为现在AI助推的算法抓取实在是太厉害了,过去,像高管出轨的这种丑闻,可能只会在某个小报媒体的小角落里默默的热闹一阵子。你看比尔盖茨,有人算过,说他都出轨二十多次,期间还有牵扯萝莉岛、爱泼斯坦这种大瓜,但到现在为止人家嘛事儿没有。黄仁勋就不行了,他活在一个自己手造的AI+大数据的时代造就十字架上,绯闻出现的当天,算法讲究发现并把它抓取过去,闹得全天下皆知了,连给公关的反应时间都没有。也算是君以此兴,必以此亡吧。

这年头都不说外网了,就说微信,你常看哪个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后台的抓取机制就天然给你随机匹配骂这个公众号的文章,而且天然权重极高。所以现在在互联网上写人的大字报是一门很赚流量的生意,算法在天然呼唤名人出绯闻乃至丑闻,无缝的鸡蛋苍蝇还要钉三口呢,别说你黄仁勋,还真出轨了呢。

我是知道有些牛人,早就看出了这种趋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钱赚够了就赶紧隐退江湖,消失在大众视野里,这个年头,做名人最好归宿,就是被人忘记,所以为什么有人总感叹,最近这些年好公众号越来越少了呢?你问问平台的算法推送机制,去问问那些靠做空他人谋利的人,狗仔队以前是个职业,现如今是个大众运动。这是趋势。

可是黄仁勋这个人出轨,道德上有亏,或者那位出轨对象背后有什么风云诡谲的国际政治博弈,这跟英伟达的股价到底匹不匹配这家公司的未来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按理说,英伟达的企业护城河是CUDA生态,是满负荷运转的台积电晶圆厂,是全球科技巨头排着队砸钱抢购的下一代芯片。黄仁勋就算私生活再不堪,也不至于让机房里的显卡瞬间停止运算,更不会让全球对算力的渴求在一夜之间归零。这个逻辑在比尔盖茨那里是通的呀,按照钱钟书说的那个笑话,你一个吃鸡蛋的,管人家下蛋的母鸡道德风尚高不高超、能不能荣获精神文明奖干什么?

可是好像社会舆论连并着资本市场,并不管这个事情,吃瓜群众们要的是算法推送的谈资,空头客们,要的是一个能做空英伟达的消息杠杆,仅此而已。

或许黄仁勋在英伟达公司的配股比例加重了自己处境的尴尬,作为一个持股比例仅在3.5%左右、并没有像扎克伯格或马斯克那样握有超级投票权的创始人,他在董事会面前其实并没有“一票否决”的绝对控制权。当外部的算法舆论海啸般压过来,当股价应声下跌,董事会想到的第一件事情,肯定和当年汉景帝一样,是“诛晁错”——你吴王刘濞不是拿着这个由头造反吗?我把晁错杀了,你造反的理由也没了吧?

英伟达董事会也是一样的,这轮做空的由头不是黄仁勋的绯闻么?谁管你老黄冤不冤枉,你先辞了职,让空头没了做空理由再说吧。

于是晁错和黄仁勋,就这么被牺牲掉了。

至于黄仁勋当年为什么不学扎克伯格,给自己弄个超级投票权,这个事儿说来也有意思——谁能想到,一家做显卡的公司,能乘着AI算力短缺的东风,闹到今天这么大的阵仗呢?倒回几十年前,显卡这玩意儿,不就是少数游戏电脑追求画面才需要开发的产品吗?黄仁勋可能当初就没想到自己生意能做到今天这么大的阵仗。

这让我想到汉武帝时代窦婴的那个故事。窦婴虽是窦太后的堂侄,但他的魏其侯,却是实打实在平定“七国之乱”中靠军功挣来的。后来他失了势,因为仗义结交灌夫,得罪了当时权倾朝野的新贵外戚田蚡——田蚡就是个典型的小人。窦婴的夫人劝他别硬保灌夫,免得招来田蚡更狠的报复,窦婴当时很硬气地说了一句:“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侯爵是我自己挣来的,如今由我自己丢掉,没什么好遗憾的。)

你看,人都是这么想的,黄仁勋当年没给自己搞超级投票权,心里多半也是这种“这江山是我一刀一枪打下来的,我怕什么?了不起从头再来么。”的想法。

可他跟窦婴一样,低估了现实的残酷,你被捧得越高,摔的就越狠。你说一个原本就在这方面声名狼藉的人,比如川普、或者马斯克,他闹点这种事情会出事么?未必,这种事在这种人身上太常见了。没准特斯拉的股票因为这个还涨点呢。可是黄仁勋就不一样了,一个身穿标志性黑皮衣、深耕技术三十余年、对结发妻子从一而终的创业圣徒,你这浓眉大眼的家伙,怎么能叛变革命呢?

你被捧得越高,大众对你的道德洁癖就越重,你身上的“估值泡沫”也就越大,越容易惹来做空者的撕咬,吃瓜群众会因为被欺骗感而陷入狂欢式的审判,空头机构会因为抓住了巨大的“预期差”而疯狂砸盘。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窦婴和黄仁勋,都把人性想的太简单了,窦婴为此丢了性命,黄仁勋为此终结了他的职业生涯。

我们活在一个可以靠做空他人谋取暴利的时代里,任何一个黄仁勋,都会成为被撕咬被做空的对象。

写下这篇文字,我想起了刘慈欣的名篇,叫《镜子》,在那部小说里,在、物理学家造出了一台能够模拟宇宙大爆炸初期所有粒子运动轨迹的超级计算机,通过推演,人类得以像看电影一样,毫无死角地回溯过去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秘密。

但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是这项技术彻底摧毁了人类社会赖以维系的“体面缓冲带”。

在那面无所不照的“镜子”面前,所有原本站在道德高地上的清官、圣徒、社会精英,瞬间被剥得精光。整个社会陷入了一场空前的信任崩塌与疯狂清算,而再然后,社会的活力彻底消失了,因为黄仁勋这样的有瑕疵、“道貌岸然”的创业者,统统装不下去了。人类在彼此监视、和彼此揭发的“光明的中世纪”中走向了死亡。

我本来想写一篇文章,说大刘这部作品太残酷了,对公权力不可宽容,但对个体的苛责应当适可而止。一个正常社会应该没有对个体这么不宽容。可是黄仁勋的结局让我犹豫了。或许我们真的走在这条路上。

我们没法呼吁公众更宽容,我们无法让那些做空者收手,我们只能让自己更加的“行危而言孙”,少给那些嗜血的空头做空你的机会,中国的古话,人怕出名猪怕壮,在这个能靠做空他人谋利的时代,含金量在急剧上升。

而我仍然要说,黄仁勋的丑闻,并不减损他在我心目中是个值得尊敬的创业者。

还是愿这个世界厚道一点,愿这个靠做空他人谋利的潮流有个尽头,荣耀与尊重,应当属于那些辛勤工作的创业者。

全文完

施化:黄仁勋栽了,中国惨了

作者:施化



最近两天一直在观看吃瓜群众吃瓜,热闹归热闹,可还看不出门道。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很希望有人说点什么,把这部出轨大剧的前因后果找出来。可惜没有。无奈之下,只好自己动手,希望能挖出些其余人不愿或不能说的东西。


虽然大多数人更关心的是二黄案本身的细节,比如两个人到底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黄乐到底是小三还是多夜情,黄仁勋是不是还有第二或第三个出轨,案子今后会走到哪一步?但实际上,撇开这些不谈,最后将真正起关键作用,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另有重头戏。很明显,茶余饭后的谈资终将被淡化甚至遗忘,但事件本身对世界大国的博弈,将影响深远,会长久改变大国之间的地位对比和相互关系。这才是对每个人的利害得失最重要的部分。不仅仅限于股票,甚至是个人的一生前途,假如他选择了相关行业。


先把结论放在前头。据我的判断,黄本人和他创建的英伟达公司受到重创,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因震动而下滑,美国政坛也将掀起重大风波,这些远不是事件的全部后果。也许最感到疼痛,最难以恢复创伤的,是中国。


搞错了吧?有人会说,没看到国内的网民一片欢呼吗?在抖音上,黄乐简直成了民族之光。有人直接称她为国家英雄。这两天美国的AI科技股全线下挫,涨得最欢的却在大洋彼岸。中国的GP、PU概念股,像摩尔线程、沐曦、寒武纪等等,股价全线大涨,各自飙升了将近10%。黄乐的几声娇喘,促成了至少75亿美元、大约24万颗英伟达芯片进入中国,一些甚至是军工企业。也就是说,从美中芯片战以来,美国芯片出口管制的这道门不仅没有关紧,反而越开越大。这对在美中芯片战中长期落于下风的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岂非大大的利好?


短期看也许这样。但只要把目光放长一点就会意识到,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受到致命打击,原因如下。


第一,中国将直接失去了华盛顿权力圈里最有利的对中国友好的游说派,其中包括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过去黄仁勋一直在白宫和国会游说,反对一刀切全面封杀中国,力挺中美科技生态挂钩和开源协作。出于商业利润考虑,这位川普极为信任的科技巨头,当然希望产品卖出的越多越好。可一旦倒台,影响力消失殆尽。先前,卢特尼克曾三次拦下总统封锁决定,对黄乐的新加坡公司megaspeed网开一面,理由是担心美中重启贸易战。这不成为理由,那属于总统的考虑范围。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他自己在中国的家族企业。黄卢二人一旦接受国会调查甚至追责,今后还有谁再敢替中国说话?华盛顿鹰派主张的美中高科技全面脱钩再无阻力。


第二,走私灰色产业链将被彻底堵死。过去黄仁勋执掌英伟达,对绕道东南亚向中国出口算力和芯片的灰色产业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旦栽了,继任者必然会小心翼翼,中国就再难获得英伟达的高阶芯片,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算力中心的算力。而且事件也直接坐实了美国国会鹰派的口实,未来美方对出口管制只会更加严,漏洞全部封死。现在灰色市场的买家趁着美国监管收紧之前忙着囤货。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贸易中间商已经开始囤积英伟达的高端芯片。


第三,开源生态和技术脱钩加速。在此之前,中国国内的人工智能公司,还可以使用美国的开源模型和海外的云端算力来绕开美国的技术封锁。失去黄仁勋这一层缓冲之后,美国方面不仅会把硬件全部封死,还会把开源生态和跨境的远程算力访问也堵死。这样一来,也就是说黄仁勋倒台,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将彻底失去利用美国硬件和软件的环境。芯片短缺,远程算力受阻,这将使得中国的模型团队在算力上被卡脖子,难以顺利发展。而目前中国的本国资源还达不到独立发展条件。因此,一旦中国的人工智能失去了利用美国硬件和软件的环境,中国的人工智能很可能就到此为止,发展不下去了。因此,黄仁勋的倒台将对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造成致命的打击。


比较起川普政府的难过日子,中国政府更难过。失去黄文勋这位高端人工智能的干将,民主党反对川普鼓励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又下一城,斩获颇丰。本来这次中期选举民主党的赢面,抵制建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占很大比重,这下让他们更有话可说。国会两院正摩拳擦掌,准备就川普亲信的科技大佬通敌为靶心,发动一番猛烈进攻。不过这还是短期内的困局,而中国就不同了。


经此一损,未来的中国在几十年内,要想在高科技领域弯道超车,赶上美国,已彻底不可能了。本来,因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过剩,负债累累的中国政府,试图转轨向高科技发展,利用中央政府高度集中的财力和充沛的科技人力资源,以及一向拿手的科技复制技术,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再图实现超越美国的中国梦。事实上,在人工智能方面,近年来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人刮目相看。连科技大佬马斯克都断言,在模型设计和电力基础建设上,中国已占上风,随时可能全面超越。


可是飞来横祸。如今在黄仁勋失去领头羊地位,美国全面亮起警戒红灯的局面下,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呢?我不是AI方面的行家,还是请一位业内的专业人士来说说。下面是他的原话,姓名隐匿。


美国现在如果要下定决心把中国的AI发展给封死,只要保持一年以上的领先差距即可。一年以上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国AI最新模型的能力相当于他们顶级模型的60%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战略是农村包围城市,AI领域的DeepSeek开源,智谱开源,Kimi开源,就是希望通过能保持跟美国顶级模型,像什么OpenAI、Anthropic、Cloud80%的水平的差距下打价格战,价格是你的1/10,通过这种玩法占领世界。但一旦当中国最强的模型算力只有美国模型的60%,那即便免费,人家也不要。


过去很多最新的英伟达的服务器,像B300还是可以运进来的,但是现在要马上完全堵死了。接下来美国将严格监控全球各地的服务器。凡是买了他们的服务器,他就一定能监控到。比如说,在马来西亚,印度,这个国家没有AI,你凭什么要买那么多卡,还在满负荷地运行?你都在干什么?美国是一查一个准儿的。他们在全球监控发售出去的所有的服务器,只要一发现给中国的模型公司在用,就严查你。


没有卡怎么办?没有卡就没办法训练新的模型。你一点招都没有,你的人才再牛逼,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现在整个中国缺卡缺到什么程度?中国所有的大模型厂商加起来的B300卡不到5万张,但是OpenAI一家公司就至少有30万。全中国所有的算力不如OpenAI的1/6,你知道多么绝望吗?只能靠DeepSeek和华为了,DeepSeek解决大模型,华为解决GPU卡。


可以这么讲,DeepSeek这帮人如果有了OpenAI那么多张卡,真的秒杀他们。但是现在问题是没有啊!然后华为的问题是,它大规模在部署的卡是910C,910C是六七年前的那个英伟达H100的水平,已经非常落后了。最新量产的950系列,相当于英伟达这个H200的百分之七八十的水平,就是说最新的卡还达不到人家三年前的水平。华为的950C跟英伟达的B300差距多大呢?8~10倍,但即便这样还没办法大规模量产,因为良品率不够,良品率只有30%。英伟达现在马上要出它的最新一代的Rubin, Rubin比这个B300还要再强两倍,也就是华为现在最牛逼的950系列,离英伟达已经要上线的Rubin要差这七八年的差距。


总体算下来,我们跟美国的差距至少有五六年的时间,这是非常绝望的。也就是说,华为对于中国高端模型的训练,短时间内帮不上大忙。所以,我们的解路就只有一条了,兄弟们就是赶快想办法联系国际友人吧,要不然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如果最终无论再努力,还跟他们差两到三年,就会进入一个永远都追不上的局面,那在AI的领域我们就要永远被抛弃了。


上面这些话,我本能地相信是真的。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还值得举国庆贺吗?


2026-11-13

胡平:海外民运与中共线人

 作者:胡平


近来,由于王书君和唐元隽两个案子,有关海外民运中的中共线人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和议论。对于海外民运,中共线人问题不是新问题,而是老问题。海外民运中混有中共特务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事实上,海外民运从一开始就很可能混有中共特务。
大致上讲,中共特务有两类,一类是“打进去”的,即本身就是中共的特工,隐藏自己真实身分,被派来打进混入某些团体;另一类是“拉出来”的,即本来是民运人士,由于对民运失去信心,屈服于中共的威胁及利诱,当了特务。在海外民运内部,特务可能有三种角色:一是挑拨离间,挑起恶性内斗;二是提出某些极端的观点和主张,试图把民运引向歧途;三是当线人,向中共有关部门提供民运的信息。我这里只谈第三种:线人。
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就和其他民运组织的负责人讨论过线人的问题。我发现我们彼此的看法非常一致。我们都认为,民运组织内部很可能、几乎必定会混有中共的线人。由于我们缺少侦调手段,很难准确的识别和清除。除了发现可疑的情况向FBI报告外,海外民运在找出和清除中共线人这个问题上做不了什么事。但是我们又都认为,即便有线人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
第一、有关海外民运的信息,绝大部分本身就是公开的。在海外,我们发表批判中共专制的政见,参加这样或那样的民主组织与活动,本来就是面对公众,面对中共当局。我们知道我们的言行可能招致中共对我们的或大或小的某种压力以及对国内的亲友造成某种困扰——依各人不同的情况而论,我们自愿付出可能的代价。既然线人向中共提供的信息无非就是我们这些公开的言行,因此它们不可能给我们造成额外的伤害。
第二、有些信息,例如我们的一些内部会议和内部的交流,虽然我们不对外公布,但并没有机密性,因为这些信息在政治性质上和那些公开的信息没什么两样,即便泄漏外传,即便被线人告密被中共知道,对我们也不会造成额外的伤害。
第三,我们也有很少量的一些信息需要保密。这些信息如果被中共知道,就可能对相关人士造成伤害。例如,我在当中国民联主席期间,曾经帮助过被中共当局下令通缉的民运领袖偷渡出境;我办杂志的时候,有作者为自身安全要求用化名发表文章,不愿让外界、首先是不愿让中共知道其真名实姓。这种事我都会很小心谨慎,都没出过问题。大体上说,在真正需要保密的问题上,民运人士基本上都是知道保密的,线人很难获得这类机密的信息。
说到王书君的案子,从2022年3月媒体公布王书君的案子,到2025年4月法院对王书君作出判决,整整三年,有充分的时间,揭发、举报、调查、取证,凡是疑似受到伤害的人,凡是疑似被破坏的事,想必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与调查。最后,法官作出裁决。纽约时报发表关于王书君案的报道,其中写道:“法官陈卓光(Denny Chin) 在判刑时表示,虽然王书君与中国官员分享资讯,犯下严重罪行,但没有证据显示他的行为对任何人造成人身伤害。”
再谈唐元隽的案子。去年8月21日,纽约联邦检察官对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唐元隽提出刑事指控,指控他秘密为中共国安部提供“关于中国异议人士、支持民主的活动和政治庇护过程的信息”。和唐元隽关系密切的年轻的异议人士(其中有的人最近刚从中国到美国)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唐元隽的被捕让他们感到担忧(链接:https://rfa.org/.../db-china-spying-dissident-tang...)。
RFA的报道写道,32 岁的徐超 (Chao Xu) 是 2023 年夏天来到美国的。他对记者说:“我还很担心的是,每次我们去中领馆集会抗议游行,唐元隽都会在前面给我们拍照、录影,很近的那种。这个中国政府可以用人脸识別,很快就掌握我们跟国内家人的一切。这是让我细思极恐怕的地方。”
徐超这话很奇怪。你去中领馆集会抗议,不就是展示给公众看,也是展示给中共看吗?那又为何生怕被中共看见呢?
徐超这话给人的印象是,他走的是假政庇的路子。所谓假政庇,就是去中领馆一类公共场所集会抗议,拍照录像。但是这些照片录像并不公开发表,只是交给移民律师和法官,然后欺骗律师和法官,说自己因为参加公开的抗议活动,自然被中共看到了,因此如果回国就有很大的风险,所以要申请政治庇护。有的还编造国内家人的来信,说因为自己在海外参加了公开的抗议活动,家人受到警察的威胁骚扰。
如果徐超走的是这种假政庇的路子,他担心唐元隽出卖了自己,把自己参加抗议的照片录像交给了中共,因此细思极恐,那说得过去。但问题是,唐元隽领导的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走的不是这种路子。唐元隽的中国民主党美东党有个网站(链接:https://51chinafreedom.com)。打开一看,在“民主运动”栏目下有几百照照片,都是该党党员们举行各种活动,包括开会、学习以及在街头、广场和中领馆前集会抗议的照片,时间是从2015年到2024年8月(此后未再更新)。在“党员时政评论”栏目下,则有几百篇该党党员写的文章,其中就有这位徐超的文章“六四感想”(链接:https://51chinafreedom.com/2024-06-20-24464...),还附上一张徐超本人的正面头像照片,发表日期是2024年6月20日,也就是唐元隽案件曝光之前两个月。既然徐超自己都已经把自己的真名实姓和正面头像放上网了,哪里还需要唐元隽提供信息给中国政府、再让中国政府搞什么人脸识别呢?如果唐元隽提供给中共的信息,性质上和徐超这些公开的信息没什么不一样,那并不能给徐超和他的家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海外民运三十多年来,一定有过不少线人。再者,三十多年来,有不少民运人士淡出民运,有的已经离开海外回到了中国,有的还成了当局的座上宾,其中有一些人曾经还担任过民运组织的重要职务。估计这些人中,有不少是把他们知道的民运信息告诉了当局。三十多年来,也有不少海外民运人士以及和民运人士有较多往来的其他人士回过国,或探亲访友,或开会或做生意或旅游观光。据了解,很多人回去时都会被有关方面请“喝茶”,免不了要问到海外民运的情况。这些人不是线人,但其中不少人也向当局提供了若干民运信息。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没听到有哪个海外民运人士因此而遭到额外的伤害。想想也是,三十多年了,要是中共线人和被喝茶的人能对海外民运人士造成额外的伤害,那还不早就闹得沸沸扬扬、伤痕累累了?那还不早就有一大堆受害者指认特务、愤怒控诉了?这就证明了,身在自由世界的海外民运由于其公开性这一特点,使得中共线人不可能对我们造成额外的伤害。
海外民运很可能混有中共线人,过去有,今后仍然有。我们无法避免海外民运中混有中共线人,但是我们应该、也可以做到让线人对我们不可能造成实际的伤害。那就是上面说的第三点,对真正需要保密的信息——如果你确实有这种信息的话——严格保密。

2025年11月5日

《光传媒》首发。链接:https://ipkmedia.com/289580/

陶傑:是美國的政治太深奧,還是這個世界多白痴?

作者臉書  2026-11-13


「黃樂曾讀浸大碩士為張正甫學生,相識者指為人溫柔皮膚好。」此一說明與圖片並列,夠陰濕,卻是新聞學的上乘之作。
沒有說她「為人勤學用功成績好」,而是「為人溫柔皮膚好」,是一種對女性刻意「物化」( objectisation ) 的形容,與一眾女生簇擁在道貌岸然的男教授身邊,佔有最佳位置,眾女之間,唯有她的低胸裙子露出乳溝,不是鶴立雞群、也是「鳳坐鶴群」,中港有別,隱隱約約的這就有了戲。


一夕餐聚,旁邊的張教授想必也留意此細節(教的是新聞傳播學,而記者細節的觀察力最重要),居然目不斜視,定力驚人,觀其上一代雍雅之氣,而且有一位明星太太,我相信他一定沒有私下取得肘臂相貼的這位美麗鄰座的電話號碼,想必是一名真君子。
黃仁勳的人格,由此可見,不如一位香港的新聞資深行政人員。
此等「新聞學」,引導觀眾不由得不與黃仁勳的2號相比,其美國女副總裁情人似乎溫柔稍欠、皮膚也粗糙了一些。


當然這樣比較不太公平:1號在圖中才廿歲出頭,二十多年前的照片,未婚;而2號已經47歲,還有老公,以美國婦女水準,keep成這樣,簡直是神蹟。
黃身高五呎六吋,平時擠眉弄眼的一副猴子相,是一名缺乏性魅力的亞洲裔男人——馬斯克連同他母親,在南非種族隔離的白人社會長大,就貴氣得多——若非其巨大的的財富與地位,以生理層面,絕對不可能吸引副總裁金芭莉這種質素之美國妹。若在一般美國公司、職場、學術機構,這種小黃男向她暗暗偷瞟一眼,Me Too 性騷擾罪名即刻成立。
但居然可以劈腿無事,而且企業另有女雇員多名排隊獻身,公司內成立後宮。由此可見,黃仁勳風暴是對美國的DEI意識形態的另一波掌摑,什麼女性主義、Me Too、文化多元、種族平等,在金權的太陽照射之下,現形為一灘污水。
當民主黨成功cancel 了黃仁勳的CEO職位,輝達大多數職員卻聯署支持留任,可見金錢和股票威力。
當然,中方可以打種族牌(race card),發動美國的華僑團體控訴美國主流對「雙黃」男女「種族偏見」——因為兩人都是亞裔——但這次發起進攻的偏偏是左翼的民主黨和紐約時報,後者甚至人身攻擊,說黃仁勳這副德性,沒有資格穿黑皮褸,好像積壓了許久的十冤九仇。
美國的華人不論從事什麼行業,很難不受影響。鋪天蓋地的被一個叫做黃樂的中國香港特區永久居民害慘了。香港人也一樣。
反而「極右」的川普對「雙黃」偏愛有加。那麼什麼是左、什麼是右?叫紐約唐人街的同鄉會社團準備上街抗議,標語有點難寫。好亂呀,是美國的政治太深奧,還是這個世界多白痴?

韩联潮:出轨还是不出轨,这是一个问题——成功人士的 Catch-22

韩连潮  X
@lianchaohan · Nov 13, 2026


让我们继续消费黄仁勋。

海勒在《第22条军规》里写过一种无解的死循环。现实中的成功人士,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

推着你杀出重围、站上顶峰的那套底层代码,恰恰也是你在功成名就之后,最容易引爆婚姻危机的同一颗地雷。

当黄仁勋这位硅谷巨头卷入出轨门、间谍门风波时,舆论喜欢把它归结为其个人独有的傲慢与自负。但如果看看身边的真实世界,就会发现,他并不是孤例。

我在中国的同事、朋友和同学中,不少人发了大财,腰缠万贯之后,太太换了好几代,小蜜遍布全国各地,而且美女们为了一步到位,主动投怀送抱,连撩、泡的繁琐都省了。放眼世界,各国的富人大体如此。文化背景迥异,行为模式却高度一致。这说明了一件事: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道德瑕疵,而是人性深处一个普遍存在的结构性困境。

要看清这件事,靠廉价的道德审判没有用,得从生物学、跨文化心理和政治生态几个层面往下挖。

第一,灵长类的数量扩张策略。

我比较喜欢从人的底层动物性来解释人的行为,因为人不是凭空掉进现代写字楼里的理性机器,身体里运行的依然是几百万年前在非洲草原上写好的程序。在灵长类的演化过程中,雄性生殖投入相对较低,因而天然倾向于追求基因传播最大化的“数量扩张策略”。在黑猩猩等灵长类群体中,地位与资源的垄断,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交配机会。

这就是成功者面临的第一个 Catch-22:社会需要野心家。那些在商界叱咤风云的Alpha 雄性,与那些征服外族、开疆拓土的帝王一样,往往拥有更强烈的竞争欲望、冒险精神和奖赏驱动力。这些特质,是他们赢得商业帝国的重要本钱。

问题在于,人类大脑的演化速度,远远赶不上现代财富膨胀的速度。发财之前,受制于经济成本、社会圈层和现实条件,大多数人尚能安分守己;一旦登顶,外部约束骤然减少,周围的追捧又把越轨的门槛降到了最低。那些原本受到压抑对三宫六院需求的生物本能,便有了充分释放的机会。

第二,高处不胜寒与母语红颜的宿命。

除了生物本能,对于像黄仁勋这样身处异国商业巅峰的移民精英,可能还有一层更隐秘的文化悖论。

跨国、跨种族婚姻,本身就面临着更多文化磨合的挑战。黄仁勋9岁来到美国,早年曾经历与父母分离、缺乏家庭关爱以及严重歧视,这些经历给他带来的心理创伤不容低估。

他和太太罗丽在日常沟通、生活扶持和思想交流上,用英文显然毫无障碍,深度交流也不是问题,但语言流利不等于灵魂同频。母语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词汇,而是一个人最底层的文化暗语、童年记忆和情感褶皱。很多只可意会的心有灵犀,往往只有共享相似文化背景和母语经验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站在全球商业之巅,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高处不胜寒不是一句修辞,而可能是日复一日的真实感受。在这个位置上,人对深层精神共鸣的渴望可能更加强烈,而母语世界中的会撒娇、善解人意、有灵性的红颜知己,恰恰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为之提供了熟悉的情感慰藉。

英语世界给了他征服商业帝国的舞台,母语世界却可能更容易触及他内心深处的孤独。这种情感需求并不难理解,但也给那些企图接近、利用他的人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第三,解释绝不等于正当。

把生物本能和文化孤独摆上台面,是为了看清人性的真相,绝不是为了给越轨行为发免责金牌。

伦理学中有一个经典概念,叫自然主义谬误:把自然界中“事实上如此”,偷换成人类社会中“道德上应该如此”。动物界弱肉强食、雄性多偶,但人类文明之所以文明,恰恰在于我们能够克制和超越丛林法则。正是因为多数人能这样做,我们的社会才能稳定前行。

演化生物学与文化心理学提供的是一种解释机制,它们帮助我们理解诱惑从何而来,却绝不意味着这些诱惑因此获得了道德正当性。

第四,前额叶皮层的博弈。

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因为我们拥有产生欲望的边缘系统,更因为我们演化出了高度发达的前额叶皮层。它参与冲动抑制、长远权衡和社会规则的遵守。

婚姻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信任与承诺之上的契约,要求人主动让渡一部分本能自由,以换取家庭稳定和长期关系中的相互信任。

于是,成功人士迎来了第二个 Catch-22:越成功,诱惑越多,越容易获得打破规则的筹码;与此同时,身处高位所带来的精神孤独,又可能使人更加渴望情感慰藉。这对前额叶皮层的自我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真正的定力,不是标榜自己没有欲望、不需要红颜知己,而是在手握打破规则的筹码、随时可以跨出那一步的时候,依然能够稳住方向盘,坐怀不乱,守住对婚姻契约的敬畏和道德的底线。

第五,制度的紧急制动系统。

人性的底层代码全球通用,但不同制度的刹车片,决定了这种冲动最终会变成什么样。

在法治与商业契约成熟的现代社会,即便硅谷巨头如黄仁勋,私生活一旦越界,依然要面对董事会问责、股价波动、天价财产分割和舆论审视。外部规则逼着他不得不克制,或者极度隐秘。

到了缺乏透明制衡的商业圈层,规则往往给财富让路。“换太太、养小蜜”不仅没有代价,反而成了展示财力与地位的社交货币,圈层压力成了纵容本能的加速器。

而在极权政治生态下,这种扭曲更是达到了极致:高层统治者在暗箱里纵欲无度、极度淫乱,把不受约束的权力直接变现为肉欲特权;而在台面上,同一批人却动用国家机器对普通人搞严苛的道德规训甚至性禁锢。他们彻底废除了前额叶的自我约束,放任原始本能野蛮生长,同时把禁欲当成驯化民众的统治工具。

说到底,“出轨还是不出轨”,对普通人只是一道道德选择题,对站在权力与财富顶端的人,却是一场针对人性底层代码的压力测试。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清官难断家务事。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是不道德的,因此,出轨也未必是什么大逆不道之罪(危害国家安全除外)。所以,我们对黄仁勋不妨多几分理解,莫扔石头。

与此同时,不要对任何掌握巨大资源的人抱有圣人化的幻想。基因里的兽性和顶峰的孤独永远都在。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高贵,看的是他是否能管控上下两巴(just kidding)——看他的前额叶皮层能否驾驭自己的动物本能;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现代文明,看的是制度能否把权力和财富的欲望关进契约、伦理与法治的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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