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尔凯希的傳奇故事及最新近況

 Eric Chau 臉書 2026-10-10

吾爾開希·多萊特（1968年2月17日－），祖籍新疆伊寧的維吾爾族人，是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民主運動人士之一。

身為1989年北京「八九民運」的核心學生領袖，他曾在天安門廣場與中國高層進行歷史性的電視直播對話。那場運動改變了他的一生，也讓他展開了長達數十年的流亡生涯，最終在台灣落地生根。

以下是關於他的傳奇故事以及他的最新近況：

一、 廣場上的絕食學生與歷史對話

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引發北京大學生的大規模抗議，當時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的吾爾開希展現出極強的演講煽動與組織才華，隨即被推選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的主席。

5月14日，為了抗議政府的冷漠，吾爾開希帶領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發起絕食抗議。運動達到高潮時，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迫於壓力，同意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學生代表。

令人印象深刻的畫面：當天，年僅21歲的吾爾開希因為絕食身體虛弱，身穿醫院的藍色病號服、吸着氧氣袋出席。

當面頂撞李鵬：在電視直播中，面對正襟危坐的李鵬，吾爾開希表現得毫不畏懼。他打斷李鵬的話，直言：「李總理，您剛才說您來晚了，我們認為您不是來晚了，而是您現在在這裡坐着，我們在天安門廣場的同學已經在挨餓，您還在這裡跟我們客套。」這段話通過電視螢幕傳遍全球，成為八九民運中最具標誌性的畫面之一。

二、 逃出生天與流亡歲月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爆發武力鎮壓。隨後，中國公安部發出通緝令，吾爾開希在21名通緝學生名單中高居第二位。

在香港各界發起的「黃雀行動」秘密營救下，吾爾開希九死一生，成功偷渡至香港，隨後流亡法國、美國，並進入哈佛大學進修。他曾感嘆，自己能逃出生天，「是欠了香港人一條命」。

在流亡期間，他最痛苦的是無法返回家鄉探望父母。為了能夠與年邁的父母見上一面，他甚至在2009年至2013年期間，先後在澳門、東京、華盛頓的中國大使館三次嘗試「投案自首」，希望通過當局逮捕他來獲得回國的機會，但均遭到中國政府的拒絕與遣返。

三、 落地生根：成為「台灣人」

1996年，吾爾開希移居台灣，並在隨後入籍成為中華民國國民。他在台灣結婚、生子，並曾擔任科技公司高管、電台政治評論員。

作為一個在台灣生活了30年的「新台灣人」，他的多重身份（維吾爾人、中國流亡民運人士、台灣納稅公民）讓他對民主有著極深的體會。他高度讚賞台灣的民主制度融合了個人自由與公民責任。他亦曾嘗試參與台灣的民主選舉，於2016年參選台中市立法委員，雖然最終退選或落敗，但展現了他深耕台灣民主的決心。

四、 近況（2024－2026年）

近年來，吾爾開希除了持續為中國民主運動與維吾爾族人權發聲外，他的個人生活與健康也經歷了重大的考驗：

1. 摔倒重傷至甦醒的生命奇蹟

在 2024年1月，吾爾開希突然在親友圈中失聯。後來證實，他不慎從樓梯跌落，導致嚴重顱內出血，送到醫院時昏迷指數一度只剩下3，命懸一線。

經過醫療團隊在加護病房的全力搶救，加上他強韌的生命力，他在一個多月後奇蹟般清醒並出院。

2. 最新近況：全面康復與體態大變

經歷了漫長的復健，到了 2025年初，立法委員王定宇等好友探望他時，對外界公佈了他的最新照片。大病一場並歷經一年的調養後，吾爾開希不僅行動能力與記憶大致復原，整個人還減重了20多公斤！原本體態福態的他變得十分消瘦、精神奕奕，好友開玩笑說甚至像「吾爾開希的兒子」。

3. 2026年最新的時事發聲

目前（2026年），吾爾開希已重新回歸日常工作與政治評論。他依然活躍於台灣的媒體與社論專欄：

對六四37週年的反思：在2026年6月的六四紀念日，他接受專訪時再度強調，香港如今失去自由讓人痛心，民主世界應該認清強權體制的本質。

撰寫台灣政論專欄：2026年8月，他在台灣各大媒體發表多篇深度專欄，精準剖析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例如他深入解讀台灣人的「維持現狀」，指出這並非對國家定位的模糊，而是在強權武力威脅下的一種「風險選擇」與對和平生活的追求；他也針對台灣內部的政黨生態發表犀利評論，持續用他的筆桿參與並守護這片土地的民主自由。

從當年天安門廣場上激昂的青年，到如今定居台灣、筆耕不輟的中年政論家，吾爾開希用大半生的時光，親身見證並實踐了對自由主義的無悔追求。

吾爾開希：洋流現象最值得被關注的事

 作者：吾爾開希
吾爾開希／維吾爾人、無國界記者組織榮譽董事、落籍台灣中國民運人士
鏡報 2026/10/08 

作者認為，沈伯洋是一個有教養的人。攝影劉耀勻

上一篇談台北市長選舉的文章裡，我說沈伯洋是一個有教養的人。

文章發表之後這些天，看著被稱為「洋流」的現象逐漸形成，看著沈伯洋走進街頭、市場，面對各種各樣的人，回答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反而越來越確定，當時用「教養」這個詞沒有用錯。不過我也開始覺得，有必要把我所說的「教養」講得更清楚一些。

我所說的教養，不只是彬彬有禮，不只是講話客氣，更不是一個人的學歷、出身或者談吐。這些當然都可能是教養的一部分，但我真正看重的，是一個人如何看待站在自己面前的另一個人。尤其當你有知識、有聲量、有權力，而對方不同意你的時候，你是不是仍然承認他和你是平等的；是不是仍然相信他有能力思考；是不是願意把自己的理由完整地告訴他，而不是居高臨下地要求他接受你的結論。

放在政治裡，這一點尤其重要。

選民期待政治人物尊重自己的智力。

不是告訴我「相信我就對了」，而是把完整的理由告訴我，讓我自己判斷。不是因為我支持另一個政黨，就認定沒有跟我說話的必要；不是因為我問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就立刻把我歸類成敵人。你可以有非常堅定的立場，我也完全可能不同意你，但請告訴我，你為什麼這樣想，你所依據的事實是什麼，你的推論是什麼。你可以努力說服我，但最後的判斷權應該留給我。

這就是我所說的沈伯洋的教養。

真正的教養往往不是在面對喜歡自己的人時看得出來，而是在面對不喜歡自己、不同意自己，甚至當面挑戰自己的人時才看得清楚。支持者向你鼓掌，你微笑致意並不困難；一個帶著懷疑甚至敵意的人站在你面前，你是否仍然願意把他當作一個值得認真對話的人，才真正考驗一個政治人物的教養。

所以這些天，我真正感興趣的已經不只是沈伯洋，而是「洋流」本身。

我無意把它簡單理解成一個政治人物突然受到歡迎，也不急著把它歸納成選舉策略成功、網路聲量上升，或者所謂跨越同溫層。這些當然都值得研究，但我覺得更值得研究的是另一件事情：那些停下腳步聽他說話的人，那些向他提出問題的人，那些原來未必支持他、甚至可能支持另一個政黨，卻願意和他進行一場對話的人，他們究竟在告訴我們什麼？

不應該把「洋流」當成沈伯洋的成功來討論。攝影鄒保祥

換一個問法也許更加重要：台灣選民究竟已經厭倦了什麼，又在期待什麼？

我們的政治太習慣替人分類了。藍的、綠的，統派、獨派，深藍、深綠，小草、側翼；一旦分類完成，對話也往往就結束了。支持我的，是我要動員的人；反對我的，是我要攻擊或者乾脆放棄的人；剩下那些還沒有決定的人，再用最有效率的口號爭取。政治人物於是不再需要說服不同意自己的人，因為政治被簡化成了辨認敵我、鞏固基本盤、催出投票率。

久而久之，我們甚至會忘記，民主政治本來有一件非常重要、也非常古老的工作，叫做說服。

說服和宣傳不一樣。宣傳的出發點是我要你相信；說服的出發點則應該是，我尊重你最後仍然可能不相信。正因為我承認你有自己的智力、經驗和價值判斷，所以我必須把理由講給你聽。你問得越尖銳，我越應該認真回答；你與我的距離越遠，我們之間的對話反而越有價值。

如果「洋流」裡確實存在這樣的東西，那麼它最值得慶祝的，就不是沈伯洋又多得到了一張選票。

真正值得慶祝的是，我們重新看到有選民願意聽政治人物把話說完，也看到政治人物願意把話說給可能不會投票給自己的人聽。政治重新成為一個可以講道理的地方，而不是只有自己人才有資格進入的同溫層。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不太願意把「洋流」只當成沈伯洋的成功來討論。如果只是研究一個政治人物成功的原因，其他政治人物最後學到的可能是如何拍短影音、如何走市場、如何設計街頭活動、如何經營社群。這些都是選舉技術。但如果我們看到的是選民對一種政治教養的回應，那麼它對所有政治人物提出的要求就完全不同。

它要求的不是更好的行銷，而是更好的政治。

它要求政治人物相信選民有能力思考。

這句話看起來如此理所當然，真正做到卻並不容易。因為相信選民有能力思考，就意味著你不能只在選民同意你的時候稱讚人民的智慧，也不能在選舉結果不如意的時候突然認為人民被誤導了。你必須接受選民可能聽完你的全部理由，仍然決定不支持你。你還必須接受，他今天不同意你，並不表示明天沒有說服他的可能。

這才是民主政治裡真正困難的謙卑。

而選民其實也在做同樣的事情。我可以不喜歡你，可以不同意你的政黨，可以對你的某些主張抱持強烈懷疑，但我仍然願意停下來聽你說。我問你問題，不是為了證明你是敵人，而是真的想知道你的答案。如果你的理由有道理，我甚至允許自己改變看法。

這同樣是一種民主的教養。

我在台灣已經生活超過三十年。1996年9月來到台灣，從那時開始定居於此。回頭看這三十年，我才發現，我和台灣民主之間的關係，其實也經歷了一個很長的變化。

剛來台灣的時候，我有非常強烈的學習熱忱。我對這裡發生的一切都感興趣。選舉怎麼進行，政黨怎麼競爭，媒體怎麼報導政治，立法院怎麼吵架，政治人物如何面對選民，選民又如何評價政治人物，我都看，而且看得很仔細。

但那時候的我也是審慎的。

我甚至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太快投入感情。

這大概也是一個知識分子對自己的要求。我知道自己帶著非常特殊的人生經驗來到台灣，也知道自己對民主有太深的感情。我曾經為它走上街頭，曾經為它付出代價，所以更應該提醒自己：喜愛一件事情，不能妨礙我們看見它的缺點；渴望一種制度，也不能因此失去判斷它的冷靜。

所以最初那些年，我更多是在學習、觀察。我高興，也激動；有時候甚至羨慕、嫉妒。羨慕台灣人擁有我年輕時曾經拚命追求卻沒有得到的東西，嫉妒民主在這裡竟然可以如此真實地發生。一張選票可以讓政權更替，一個普通人可以在街頭質問總統、市長、立法委員，一個執政黨做得不好，選民真的可以把它換下來。對今天的台灣人而言，這些事情或許已經平常到近乎理所當然；對當年的我而言，卻一點都不平常。

我努力保持一個觀察者應有的距離。

但是三十年過去了，我必須承認，那個距離一步一步消失了。

不是因為我放棄了冷靜，也不是因為我失去了知識分子應有的批判能力。恰恰相反，今天我仍然會批評台灣的政黨，會批評我認為做錯事情的政治人物，會對民主制度裡的荒謬、粗暴和虛偽感到憤怒。民主從來不應該因為我們熱愛它，就得到免於批判的特權。

只是我終於明白了一件事情：客觀並不等於沒有感情，冷靜也不等於沒有熱情。

一個人完全可以冷靜地看見台灣民主所有的缺點，同時深深地愛它；可以嚴厲批評它，又在它表現出最好一面的時候毫不掩飾自己的欣賞。那不是失去客觀，而是經過長時間觀察、比較、懷疑甚至失望之後，仍然得到的一個判斷。

而這樣的判斷，本身也可以帶著很高的溫度。

所以這三十年，我的感情終究還是一步一步投入了進去。從「台灣的選舉」變成「我們的選舉」，從「台灣的民主」變成「我們的民主」。有些變化甚至不是我有意識作出的選擇。某一天你忽然發現，當這個地方受到威脅時你會憤怒，當它做錯事情時你會著急，當它展現出勇氣和成熟時，你會高興得像是在為自己家裡發生的事情高興。到了那個時候，再告訴自己不要投入感情，反而變得虛假。

而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時候，我還有另外一種感受：安心。

安心當然不是因為台灣的民主已經沒有問題。我看過它的混亂，看過它的粗暴，看過政黨惡鬥，也看過政治人物的傲慢；我看過選舉把人們撕扯得彼此憤怒，也看過政治語言變得愈來愈簡單，彷彿只要分清楚敵我，一切問題就都有了答案。

但是三十年一路看下來，我越來越相信這個社會有一種非常珍貴的自我修正能力。它會犯錯，會走彎路，會被情緒裹挾，也會有讓人失望甚至憤怒的時候；可是它會厭倦，會反省，也會在某一個你意想不到的時候，用自己的方式對政治提出新的要求。

這一次的台北市長選舉，毋庸置疑又會成為一個我深刻記住的時刻。

而這一次，我感受到的已經不只是高興，不只是激動，也不只是這些年逐漸形成的安心。我還有一種非常強烈、甚至讓我自己都有些感動的感受：驕傲。

是我作為一個台灣人的驕傲。

這一次的台北市長選舉很特別。攝影劉耀勻

讓我驕傲的不是哪一個政黨可能贏得選舉，也不是哪一位候選人的聲勢正在上升，而是我看到許多選民正在用自己的行動，對政治人物提出一個其實非常樸素、卻又非常珍貴的要求：

請尊重我的智力。

不要只給我口號。不要因為我支持另一個政黨，就認為沒有必要和我說話；不要因為我提出一個讓你不舒服的問題，就把我變成你的敵人。把你的理由告訴我，把你的邏輯說清楚。你可以努力說服我，但不要替我思考。最後，讓我自己決定。

如果這就是我們正在看到的「洋流」，那麼這才是我認為「洋流」最值得慶祝的地方。

沈伯洋是不是會當選台北市長，是一次選舉的結果；「洋流」最後能夠走多遠，也還需要時間觀察。但是如果經過這一次，台灣的政治人物開始重新理解，選民不是等待被動員的票，不是等待被貼上標籤的人，而是一個個值得被認真說服的公民；如果選民也開始更加要求政治人物用完整的理由、誠實的回答和對異議者的尊重來爭取自己的支持，那麼無論最後誰贏得選舉，這場選舉都已經留下了一些值得珍惜的東西。

政治人物尊重選民的智力，我把這叫做教養。

選民聽完所有理由，仍然保留自己判斷的權利，我把這叫做民主。

三十年前，我帶著強烈的好奇和學習的熱忱來到台灣，小心翼翼地提醒自己保持距離、保持冷靜。三十年後，我仍然希望自己保有那份冷靜。但是我不再提醒自己不要投入感情了。

因為冷靜與熱情從來不是彼此的敵人。

我可以冷靜地知道台灣民主還有很多問題，也可以毫不冷靜地為它最美好的時刻感到驕傲。

如果一定要替這種感情找一個溫度，那麼我願意承認，它很高。

因為這一次站在台北街頭的，不只是沈伯洋。

我看到的，是一些政治人物重新學習尊重選民，也看到選民重新要求政治值得自己的尊重。

而我看著這一切，心裡非常清楚地知道：

這是我們的民主。

而我以它為榮。

乐尚嘉 | 矫枉不能过正：读索维尔的《社会正义的谬误》之心得

作者：乐尚嘉

托马斯※索维尔常常用最浅显的经济学知识和最常见的常识，来拆解那些被学术外衣包装的“政治正确“和某些极左道理。

 

提倡社会正义也会走向不正义

作者从四个方面来破解所谓的常见的或者是约翰•罗尔斯的社会主义，即机会谬误，种族谬误，棋子谬误，知识谬误。

四个不平等中最重要的是机会不平等。说清了机会谬误，其它三个谬误也清楚了。

机会谬误，就是机会平等谬误。“卢梭以‘自然安排的人际平等和人自己制造的人际不平等’表达了社会正义愿景的实质意涵。在卢梭的世界里，只要其他条件平等，人类所有阶层、种族以及以其他方式划分的所有类别，在一切事业上都有平等的机会。但能影响结果的‘其他条件’越多，那些条件‘平等’的机会就越小。

在现实世界中，就算一切能影响结果的因素在每个人那里都一样，也很少有平等的结果，就算一个社会能提供平等的机会，也就是能以同一套标准评判每个个体，背景各异的人也未必想做同样的事，更不用说花时间和精力去发展同种技能和特长了。”（第3页）

不能容忍机会的不平等，而容忍相当程度上的结果不平等——或许是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公平公正。现在，索维尔告诉我们，即使在机会公平的时候，结果多半还是不平等的。稍有阅历的人回头想想，的确如此，

“社会正义愿景的核心假设是，正是人类的恶行，如剥削和歧视，造成了人类在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因为这种不平等大大超出了他们在先天脑力上的一切差异。……这些恶行确实是一大起因，但不是唯一起因。”（第4页）

“一项对于奥斯曼帝国的研究发现，尽管土耳其人统治着这个帝国，但在1912年的伊斯坦布尔，记录在案的40个私人银行家都不是土耳其人。这里的34名证券经纪人也都不是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雇用了5名及以上工人的284家工业企业的资本资产，也是50%为希腊人所有，20%为亚美尼亚人所有。

奥斯曼帝国的情况绝非孤例。还有一些属于少数的种族或民族在特定国家（地区）拥有或经营着该国家（地区）半数以上的产业的情况，包括马来西亚的华人、巴西的德意志人、西非的黎巴嫩人、波兰的犹太人、阿根廷的意大利人、东非的印度人、英国的苏格兰人、尼日利亚的伊博人，以及印度的马尔瓦利人。“（第5页）

然而，上述这一切，除了索维尔所认为的是这些被统治的少数人群的历史文化以及由深刻的历史文化而形成的人群-种族性格习惯因素外——“我们并不活在过去，但过去仍在构成我们“（第5页），统治阶层不懂不屑于这些新兴的行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清朝时代，统治层的满清旗人有的是“铁杆庄稼“——国家补贴，旗人只能务农、当兵、做官，直至清末民初没有服务于现代工商业的。

我们追求机会平等，但当真正的机会平等到达我们面前时，我们的结果并不会平等，因为我们各自的条件还是不同的。这些前提条件有些是先天的，肯定不是我们短期可以改变的。如果硬要人为的立即的拉平这些前提条件，那么与人为的制造机会不平等一样不可取。追求机会平等一旦过头，其实就是在人为的制造新的不平等。

 

种族的谬误，索维尔其实在“机会平等谬误”里讲了许多。个体投生哪个种族是随机的、偶然的。各种看似平等机会的不平等，各种族历史发展机会看似平等的不平等，各种种族在看似平等机会面前必定会出现各不一样各不平等的反应、应对和方法……

种族歧视当然要反对，但“目标从无论种族的‘个体平等机会‘变成了无论种族、性别等范畴的‘群体平等结果’。……而且包括过去的补偿。”（第54页）

这就太过份了。反对种族歧视与一切政治上的过头一样，一旦过头，仍然会造成新的种族歧视——反向种族歧视。

棋子谬误。统治者往往把所有群氓当成“棋子”（螺丝钉、普通一兵等等都是一个意思），是实现他们伟大目标的工具，哪怕这个目标是为了实现棋子们的幸福。

社会学科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也常常假定“社会人”、“经济人”。其实，无数的“棋子”有无数各自不同的动机和行动。他们活动的总和，基本是会滑出统治者的目标规划的。

统治者统治下的一个个活人，固然会对统治者制定的政策作出反应，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心思自己的算盘，他们的反应有大有小，有快有慢，还常常有相反的反应，其结果无法完全达到制定政策的统治者要求的效果。因为制定政策的统治者无法全部掌握无数被统治着的全部反应。

甚至，统治者-操盘手一旦点到人性邪恶的那一点，人间顷刻可以成为人间地狱。

同样的道理，知识谬误。一方面知识不可能完全理解宇宙的一切。人类的认识只是无限接近真理而永远达不到绝对真理。另外一方面，一个人不可能全部掌握人类已有的知识，正像奥派经济学认为，任何一人不可能掌握全部市场信息，电脑、大数据、AI同样不可能。

当知识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当知识还不全面时，妄下结论，难免会“失之毫厘，茶之千里”。因此把已有的知识奉为绝对准确无误，同样是谬误的。、

我的理解是，我们不是不需要追求社会正义，不去追求、争取机会平等、种族平等，不去要求适当的政府宏观调控，不去追求更多的知识，而是我们要承认现实，承认现实世界有许多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客观事实，人多半不能胜天。我们只能适应客观而作出某些改变。一旦我们定要追求绝对的社会正义，那么得到的必定是社会不正义。

反过来，联系当今世界，美国川普总统胜选，本身意味着美国大部分选民开始厌恶“社会正义”的“政治正确”，可是两年来川普是否有点做过头了？引起不少原来拥护他的中间人士的反感。看来，反“政治正确”和纠正绝对社会正义谬误，同样不能过头。

 

社会阶层流动性的重要

美国因为种族人群繁多，原生文化习俗差异很大，其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应也大。近四十年来因为通货膨胀，其贫富差距继续拉大，但并没有出现东方阵营想象中的美国社会大规模动荡。

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在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中，收入起初位于最低层次（倒数20%）的人，有95%在研究期间（二十年左右）跻身更高层次，仅5%的人仍然驻足不前。”（第78页）也就是只有总人口的1%还是停留在最低层次。

另外，美国社会最顶层的100-200富豪，二十年几乎换了一茬，而一百年内则已面目全非了。

这说明美国社会阶层流动性极强，每个人都可以做“美国梦”，同时也说明了美国中产阶层的扩大，起码始终保持着社会的绝大多数。当然，还会有各种各样原因从中产滑入底层，这当中最多的应该是自然死亡。

对比大陆的社会上下流动。

大陆顶层几百家族基本不动。入世以来GDP虽然翻了一番，但是中产阶层不见扩大，整个社会还是呈三角形，二千元月收入的底层依然是大多数。并且我们还不时在近三十年里，看到周围有人从中产跌入底层。

这社会谁也看得出潜在的动荡，但却一直没有真正发生动荡。

究其原因，除了存在强大的国家机器，还有就是我们必须看到，在不少人从中产跌入底层的同时，还是有差不多相同数量的人从底层升至中产。

 

还有两点注意

看本书还得记下两点：

一，“到1994年，数百万海外华人所创造的财富，和10亿中国公民所创造的一样多。”（第47页）

毛泽东及灰孙子华国锋在1949-1979的三十年里究竟干了些什么？！毛泽东及其党徒们建立起来的制度把中国公民枷锁住的镣铐究竟有多重多紧？！

二，“词语只是人与人之间表达‘意义’的容器。不过，和另一些容器一样，词语有时会污染其内容。”（第124页）

这句话是否也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语言的边界就是是想表达的边界，思想的澄清与困惑的消解都完全依赖于对语言逻辑结构的严格划界（前期）和对日常语言实际用法的如实考察。”——范畴之内？

 

                                   2026.10.

刘军宁：中华民国国歌里，藏着列宁的先锋队

刘军宁  X
@liujunning · Oct 11, 2026

换个场景想想。美国的共和党趁执政把保守主义写进宪法，或者民主党把自由主义写进去，然后要求全体国民“必信必忠、贯彻始终”。然而，孙中山与国民党，就是这个做的。他们把一个人的主义、一党的党歌强加给所有的政党和全体民众。这就是国民党与孙中山应该被拒绝的最重组的理由。

——————

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这不是从李鸿忠开始的，是从孙中山开始的。他一再要求：入党党员必须按指印、立誓约，宣誓“绝对服从总理（孙中山）一人”。蒋介石则在此基础上，于1943年的《中国之命运》中正式将这一模式总结并升华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政治纲领。

中华民国国歌里，藏着列宁的先锋队 

我先讲一个每年双十都能看见、却没多少人留意的细节。

国歌一响，总统府前的台上站着一排人。有的从头唱到尾。有的嘴在前两句不动，等到第三句“以建民国”才开口。还有人更巧，只把“吾党”两个字滑过去，别的照唱。

民进党的县市首长和党籍公职人员这么干，已经干了很多年。问他们为什么，答案也不绕：那两句明摆着是党歌，跟国民党分不开，没法当成纯粹的国家象征。

我感兴趣的不在这儿。我想知道的是：那两句到底写了什么，能让一群靠自由选举上来的人，宁可在国歌里闭嘴。

这首歌歌词要的是绝对忠诚

你把歌词摊开，会发现撑着整篇的是四个字：宗、从、信、忠。

这四个字在汉语里从来就不是政治词。它们是宗教词。“宗”是宗奉，把什么东西奉成终极；“从”是顺服；“信”和“忠”，字面就是信与忠。

问题出在它们后面跟的宾语。只有一个：主义。

所以这不是一首描述国家的歌。它要求的是归顺。形式是属灵的，对象是属世的。偶像就是这么来的——拿敬拜的纳粹手势，去对待一个受造之物。

三民主义的历史位置我不否认。孙中山把西方的民族主义、民权、民生揉在一起，做成一套世俗的政治方案。可它是方案，不是启示。它要去的那个“大同”，说到底是人用政治工程盖起来的乌托邦，跟圣经里神所立的国度，完全两码事。

第一诫不许人把受造之物当终极权威。第二诫不许人替自己雕像。而观念做的像，比木头石头做的更麻烦。它没有形状，所以从来没人指着它说一句：那是个像。

第五句的来历

说到第五句，我头一回注意到的时候，愣了一下。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对，前锋（Vanguard）

列宁主义最硬的那块建制，叫先锋队——党是群众的先锋队，觉悟得由党从外头灌进去。

而这八个字写在1924年。那一年国民党联俄容共改组。地点是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底下坐着一屋子马上要去当党军骨干的年轻人。苏联顾问就在现场。

我不是说它像先锋队。它就是先锋队理论的文言版。

再往上翻一层。孙中山把人分三等：先知先觉的创造发明，后知后觉的仿效推行，不知不觉的竭力乐成。有了这个分法，“训政”就立住了——党先把人民训好，等人民够格了再行宪。党自然排在国前面、压在国上头。党歌通向国歌，一点都不奇怪。

时间线也简单。1928年定党歌，1937年定国歌，1943年立法确认。你去查，从头到尾拍板的都是一个政党的中央机构。没有哪一次经过全民，连议会那一关都没走。

所以国民党和共产党在组织形式上，不存在谁先谁后。同一个顾问团，同一年，同一套文件。

这就是暴政

换个场景想想。美国的共和党趁执政把保守主义写进宪法，或者民主党把自由主义写进去，然后要求全体国民“必信必忠、贯彻始终”。

这还叫民国（共和）吗。

暴君的要害其实不在残暴。有的暴君脾气还挺好。要害在于他把自己的意志当成了法律的源头。

政党的纲领本来是能吵的，能投票的，能被推翻的。写进国家的终极信条，就吵不动了。吵不动的东西，已经不叫政纲。那叫教义。

中共把马列主义写进宪法序言，国民党把三民主义写进国歌。两家的意识形态内含有别，手上的动作一模一样。

官方后来有个辩解，说“吾党”在古汉语里可以当“吾辈”讲。这个训诂就算能接受。可“主义是从”那四个字怎么办。训诂救不了它。

罢唱的不同意

回到开头那几位在前两句闭嘴的人。

他们做的不只是摆个政治姿态。在一首规定了必须唱的歌里，他们替自己留下了罢唱的不同意。

一首歌该怎么唱，是台湾人自己的事，轮不到海峡这边的人指手画脚。我只想把一件事说明白：那支先锋队从来不是共产党的专利。它1924年在广州上岸，分成两路，一路往北京，一路去了台北。

北京那一路，到今天还在路上。

台北那一路，人们已经学会在唱到第二句的时候闭嘴。

光是这件事，就把自由政体和党国之间的全部距离量出来了。

虽然同根同源，只是海峡那一边，没有这个选项。

附：

现行中华民国国歌歌词（1924年孙中山黄埔军校训词）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     San Min Chu-i, our aim shall be
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To found a free land, world   peace be our stand
咨爾多士，為民前鋒      Lead on, comrades, vanguards ye are
夙夜匪懈，主義是從      Hold fast your aim, by sun and star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Be earnest and brave, your country to save
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One heart, one soul, one mind, one goal

欧阳万成：妈妈嫁给爸爸是为了逃离共产主义中国……

Jacob🇨🇦🇺🇸  X
@Jacob43817149 · Oct 11, 2026

美国华裔脱口秀演员Jimmy O. Yang上Joe Rogan节目时直言：

“我平时尽量不在脱口秀里谈政治，但看到嬉皮士（白左）在家里挂毛主席海报、穿毛主席T恤就生气。毛泽东杀了很多人，这和在家里挂希特勒海报没什么两样。。

这段访谈的内容要点（从视频字幕和对话）：

•  主持人问他对香港失去自主权怎么看。他回答很失望（disheartening），但说他爸爸早就预见了。

•  他们2000年移民美国，当时他13岁，是回归后三年。

•  主要原因包括：教育、在美国有更多机会，以及「他们看到了即将发生的事」（they saw it coming）。

•  他爸爸经历过50-60年代共产主义革命（文革时期），说「那些人会踹开你家门，把所有东西都拿走」。两边祖父母都因为是「知识分子」被关过牢（他爷爷是化学老师）。叔叔们也因为说错话被抓。

•  他补充：我平时尽量不在脱口秀里谈政治，但看到嬉皮士家里挂毛主席海报、穿毛主席T恤就生气。毛主席杀了很多人，这和在家里挂希特勒海报没什么两样。

背景核实：

Jimmy（欧陽萬成）1987年生于香港，父母原籍上海，后来搬到香港。2000年全家移民洛杉矶，官方说法主要是为了让他和哥哥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后来进了Beverly Hills High School）。他在自己的单口喜剧和书里也多次用「妈妈嫁给爸爸是为了逃离共产主义中国，不是爱情，是笔好交易」这类梗开玩笑。家族确实有文革创伤记忆。

点评：

这段话真实反映了不少有大陆背景的香港家庭在回归前后的心态：对共产党统治有直接或间接的负面记忆（尤其是知识分子家庭），对「一国两制」的长期前景不乐观，因此选择提前离开。他并没有把移民原因完全归结为「单纯反共」，而是把教育、机会和「看见趋势」并列，这和很多实际移民决策相符——政治风险是重要考量之一，但不是唯一。

总体而言，这是一段真实的家庭史口述，对理解部分香港移民动机有参考价值，而不是单纯的政治宣传剪辑。

Jimmy本人后来成为美国公民，也在美国发展喜剧和演艺事业，这类经历在他的内容里反复出现。 https://x.com/hk2019freehk/status/2108865461723242703/video/1

From 香港/中國新聞-小豬

附：

周成柱：沉思录（159）自由的秘密是勇敢！

 作者臉書 2026-10-11

周成柱：沉思录（159）

1、自由的秘密是勇敢！以色列人是勇敢的。这种勇敢的品质关键时刻会以个人英雄主义形象展现出来、从而创造奇迹、让人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峰回路转石破天惊。自由主义推崇鼓励个人英雄主义、将个人英雄主义视为创造奇迹与希望的根基；社会主义推崇集体主义、将集体主义视为凝聚力量办大事的依据。但是集体主义里面的“集体”是谁呢？实际上还是某一个官僚通过凌驾于他人之上来做决定。在这样的集体里面、除了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官僚、其他人是不重要的、他们只是官僚的工具、他们的思想与才干往往会被压制而不得展露；如果表现标新立异将被视为对官僚的挑战而受到打击。因此、在这样的集体里面、个人独立与自由思想是没有出路的、决定集体未来的往往就是官僚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奉行集体主义哲学的国家往往落后与衰败、因为个人被扼杀了！

2、以冯德莱恩为代表的欧左才是欧盟以及欧洲人民的最大敌人！解体欧盟才符合自由秩序的一般性原理；像泽连斯基心心念念要加入欧盟加入北约就知道他对自由毫无理解力！

3、“分配正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往往意味着政府把你辛苦赚来的钱分配给它眼里的穷人、政府一方面从中提取回扣、扩张权力；一方面通过福利发放收买人心、贿赂选票；通过“分配正义”、政府不用花自己一分钱但是却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赞誉、无本万利。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政府热衷于鼓吹“分配正义”这样的观念。当然、“分配正义”还有一个比较粗俗名字：打家劫舍！

从另一个层面看、“分配正义”隐含着一个错误的前提：即、资本家是邪恶的、市场是充满剥削的、商人是奸诈的、赚钱是不道德的、所以、政府有义务把他们创造的财富拿走一部分分配给穷人。然而正是这种错误的观念导致了干预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盛行、进而扼杀了经济的自由与发展。一个自由而开放社会的主要标志就是财富尽可能多的留在创造财富的人手中而不是交给政府、无伦以什么名义。因为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社会、财富的积累并非源自剥削、而是来自服务、价值与创新。

4、喊“美国去死”——所有美国人都是敌人；“投票给民主党”——认可了民主党及其支持者是伊朗盟友！左绿结盟不再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是公之于众的战略！当然也做实了民主党是叛国组织、美国的敌人无不渴望民主党再次上台、它们害怕川普、只有民主党上台才是它们最后的希望！所以、伊朗的喊话也等于公开确认了美国的最大敌人不在国外而在国内。当然、从伊朗自身利益出发、投票给民主党=美国去死！

5、一个王朝走向衰败的标志就是指鹿为马黑白不分乾坤颠倒。在美国主要表现为变性、男女同厕、开放边境、非移优先、非公民投票。一部主张只有美国公民才可以投票选举美国总统的法案在参议院就是无法通过、朴素而基本的常识遭遇巨大阻力、就是这种现象的主要体现！

6、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今天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奇葩年代。一个个国家主动迎接穆斯林来完成对自我文明与国家的毁灭、并且美其名曰“多元包容”！

7、当今世界的三场战争：1、生物战争——新冠疫苗；2、移民战争——开放边境；3、传统战争——俄乌之战！其中1、2都是以人们不易觉察的方式展开并且造成毁灭性伤害！

8、民主党流氓犯罪叛国组织当然希望鼠疫爆发、这样它们又可以故技重施大搞邮寄选票、窃取选举、鼠疫会死多少人它们是不会关心的！但是我预判不会有鼠疫、不会爆发鼠疫、你们现在需要冷静而不是恐慌、别自己吓自己、别鼠疫没来先把自己吓病了！

9、双普联合、抗衡全球邪左才是上策！所以、你相信普京会在现在故意放毒、授邪左以柄、让其故技重施大搞邮寄选票窃选舞弊危害川普吗？不会的！普京肯定知道、中期选举川普及共和党胜选对他有利、败选对泽连斯基有利！如果普京这点政治智慧都没有、他不会执掌权柄二十多年而不败！与川普达成协议、向美国市场投放三百万吨石油帮助川普降低油价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10、黄左川黑与伊斯兰神棍政权一起反对川普；与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一起反对川普；与哈马斯恐怖组织一起反对川普；事实证明、黄左川黑才是独裁者、极端主义、邪恶政权的帮凶、同路人！

11、伊朗核武器要打掉、同时也要防止英法两国伊斯兰分子通过民主选举窃取政权进而控制核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阻止欧洲伊斯兰化—尤其是拥有核武器的英法两国——事关人类整体命运、川普很难！

12、如果一家企业可以动用公权力封号、删帖乃至抓人、可以让公众的质疑、不满、批评忽然集体噤声、那么它就不是一家市场企业、而是一家披着企业外衣的黑社会！一个你不能批评、不能曝光、不能监督的企业、它的车、手机和产品你们真敢买吗？记住一条基本法则、任何你不能质疑与批评的人和事都是邪恶的！

一个真正具备自由市场属性的企业、一定是可以让消费者自由的批评、质疑与监督的企业、一定是不会与公权力合谋、动辄删帖封号的企业。这就是自由市场美好的地方、这就是自由市场的民主、这就是消费者主权的体现。自由市场里企业生产的产品、允许每一个消费者自由的评论它、支持与反对、认可或否定、都是每一个消费者的权利与自由。对每一家企业、每一件产品而言、消费者都拥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他们不会因为批评产品、监督企业而受到删帖封号、打击报复、这是一个文明市场的基本法则。破坏这一法则、就是对市场秩序的践踏与破坏！

消费者曝光产品质量问题、企业应该及时回应事实、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该召回的召回、这是文明企业的基本底线与良心。更何况汽车安全人命关天、岂容遮掩？

2026.10.11

以色列：跨越万里深海，只为让普通一兵能送兄弟最后一程

张平 @pingzhang632

·

20h

【以色列：跨越万里深海，只为让普通一兵能送兄弟最后一程】 去年，以色列国防军执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秘密行动。 当时，一名以色列海军士兵正在一艘潜艇上执行一项高度机密的作战任务。潜艇已经航行至距离以色列极其遥远的海域，被形容为“以色列军队有史以来抵达过的最遥远地点之一”。 就在这时，潜艇指挥官收到了一条令人心碎的消息：这名士兵的兄弟在加沙作战时阵亡了。 然而，潜艇无法简单地掉头返航。它正在远离以色列的海域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如果直接返回母港，可能需要数周时间。 指挥官把这名官兵叫进自己狭小的舱室，亲口告诉他兄弟已经牺牲的噩耗。两人站在那里，相拥而泣。随后，潜艇通过通信系统接通了这名官兵与母亲的通话。 接下来，以色列国防军作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 “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把他送回家。” 以色列海军与空军秘密联合策划了一次特殊的接送行动。 一艘载有特种部队的舰艇被派往潜艇所在海域，一架直升机也做好了准备。军方在海上设定了秘密会合地点。整个行动获得了军方最高层的批准。 大约24小时后，期待已久的消息终于传来： “回家的旅程可以开始了。” 这名士兵在潜艇执行任务途中被秘密接走，随后被送回以色列，及时赶上了兄弟的葬礼。 他得以站在兄弟的灵柩前，亲自诵念犹太教的悼亡祷文——卡迪什（Kaddish），向逝去的兄弟作最后的告别。 与此同时，潜艇继续执行原定的秘密任务，直到数周后才返回以色列。 当潜艇最终驶入港口时，那位阵亡士兵的全体家人早已等候在码头上。 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亲自感谢那些竭尽全力的指挥官和军人——正是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将一个儿子从遥远的深海带回家，让他能够送别自己永远离去的兄弟。

附：

TheJewishAlly X @TheJewishAlly · Oct 11, 2026 *Secret mission from the depths: How Israel brought a submariner home to bury his brother killed in Gaza:* An extraordinary Israeli military operation from last year has now been revealed. An Israeli Navy submariner was deep into a secret operational mission, at what was described as “one of the farthest points an Israeli force had ever reached,” when the submarine commander received a devastating message: the soldier's brother had been killed fighting in Gaza. The submarine could not simply turn around.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an important mission far from Israel, and returning to port could have taken weeks. The commander called the soldier into his small cabin and told him his brother was gone. The two stood there crying together. His mother was then connected to him through the submarine's communication system. Then the IDF decided to do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Do the impossible and bring him home.” The Navy and Air Force secretly put together a rescue operation. A ship carrying a special force was sent toward the submarine, a helicopter was prepared, and secret meeting points were set at sea. The operation was approved at the highest levels. About 24 hours later, the message finally came: “The journey home can begin.” The soldier was taken from the submarine in the middle of its mission and brought back to Israel in time to stand at his brother's funeral and say Kaddish. The submarine then continued its secret mission and returned to Israel only weeks later. When it finally entered port, the fallen soldier's family was waiting on the dock to thank the commanders who had done everything possible to bring one brother home so he could say goodbye to the other. *𝗜𝗦𝗥𝗔𝗘𝗟 𝗟𝗜𝗩𝗘 𝗡𝗘𝗪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