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

丛日云四十年集大成之作,以新视角理解西方文明传统的价值……

 来源: 尚曦读史  2026-10-13 


读书,多读书,多读好书——这是所有伟大人物的告诫。

平常人一生能够读完的书不超过3000本,值得反复阅读的经典不超过100本。如果具体到某一领域,更是屈指可数。如何挑选出“不可不读的经典好书”,是每个读书人的头等大事。

历史学家何炳棣曾提出“三个一流”,作为甄选好书的“金标准”:

● 回答了一流的根问题。比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回答了“人类如何一起过上幸福生活”,成为政治学的开山之作。

● 提出一流的新观点。比如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力学三定律,建立了科学理论的范式。

● 与一流的思想家对话。比如康德《三大批判》,与休谟、笛卡尔等先哲对话,成为启蒙哲学的集大成之作。

这些传世经典影响深远,然而也面临着挑战:经典之间往往相互冲突,导致读者陷入困惑与对立;有些经典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还有些经典脱离现实和大众,很难给普通读者启示。

可见,今天值得反复细读的好书,除了要符合“三个一流”的传统标准,还要直面时代的新问题。这样的经典,要有新思想、新视角、新的写作范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的四十年集大成之作《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正是这样一本好书。

这是一部打通古典、现代与后现代三个世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也是一部从“价值革命”新视角重新理解文明演进与当下冲突的厚重之作。但由于本书视野之博大、思考之深邃、价值观之纯粹,导致它迄今只在学术界、思想界受到推崇,大众鲜有知晓。

那么,这本书究竟好在哪里?我们可以借鉴经典的三种范式来介绍。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签名版)
丛日云 著
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8月
ISBN:9787218192864
开本:32开
装帧:精装

回答了一流的根问题——什么是文明演进的第一推动力?

政治思想史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从三千年的历史演变中提炼出“价值观的逻辑”,解释现实问题,预见未来趋势。为此,思想史学者必须回答——什么是文明演进的第一推动力?

回答过该问题的经典包括: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主张“绝对精神决定论”,马克思主张“生产力决定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张“宗教观念决定论”……

而丛日云在本书中主张,真正驱动文明兴衰的,是人们对“人为何物”“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如何”的根本认知。为此,他追溯到最深层的精神变量——价值观。

本书跳出碎片化的思想史叙事,以“三次价值革命”统摄制度、文化、经济等变量,建立起统一的、自洽的、可预测的解释框架:价值观才是文明的第一推动力,文明的周期就是价值革命的周期。

比如,为何西方能够率先进入现代文明?为何今天的西方撕裂如此严重?流行的解释要么语焉不详,要么诉诸种族情绪。但本书指出,政治的走向在于人的选择,而人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人的价值观。



>>>02
提出一流的新观点——文明的周期,就是价值革命的周期

能写思想史的学者不少,能写出新观点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比如柯林武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福柯提出“知识即权力”,这些一流的新观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丛日云在本书中,首次以“三次价值革命”为框架,系统梳理了西方三千年精神世界的完整地图:

第一次价值革命——从古典到中世纪: 古希腊罗马是有机整体主义,人们只有集体的自由,没有个人的自由。基督教宣告每个人在上帝面前具有平等的灵魂价值,让个人从共同体中独立出来。

第二次价值革命——从中世纪到现代: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将“超验个人主义”转化为“世俗个人主义”,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确立了个人权利、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现代核心价值,西方由此领先世界。

第三次价值革命——从现代到后现代: 20世纪晚期,物质富足使年轻一代转向自我表现、个性解放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消解传统权威的同时也走向极端,这正是当代西方政治极化、文化战争的深层根源。

这三个模型逻辑严密,系统梳理了“三次价值革命如何主导了西方文明进程”。比如书中谈及当代中西方政治撕裂的乱象。所有“左翼VS右翼”、“保守VS进步”的激烈冲突,本质上是三种价值观的“时空错位”所致。

简言之,西方之所以领先世界,表面看是《大宪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市场经济等“偶然事件”,背后却是价值观带来的行动选择。当这一整套价值观走向衰落,西方也必然走向衰落。

而普通人越早意识到“后现代主义并非进步而是现代文明的自我毁灭因子”,就越能在纷乱思潮中保持清醒。

黑命贵运动

>>>03
与一流的思想家对话——预见下一个文明走向

丛日云深谙千年基督教神学,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到阿奎那的理性与信仰调和,从中剥离出个人自由的神学根基;他系统梳理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传统;他深刻理解自由保守主义的精髓,洞察当代西方现实,借鉴了英格尔哈特对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的描述,并以其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浓厚功力,形成了对后现代主义的清醒认识和深刻批判。这些奠定了他捍卫现代文明、警惕秩序崩坏的超前意识。

本书几乎集萃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所有最一流的思想家,堪称一部三千年西方思想的百科全书。读完本书,相当于沿着西方文明的精神脉络做了一次深度旅行。

本书每个章节都可以独立成篇,故事丰富、逻辑完整。无论任何专业或兴趣的读者,无论从任何章节开始读,都会获得理解现实问题的智慧。

后现代的极端化会将西方带向何处?人类文明的下一个进程是什么?丛日云在书中都有清晰的诊断。比如书中指出,如果后现代价值观继续瓦解家庭、教会、民族国家乃至现代伦理规范,西方文明将面临从内部崩塌的风险。他的预警,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四十年学术深耕的清醒判断。

这本书的作者丛日云老师,更是一个传奇。


1956年,他生于辽西农村。在“白卷英雄”张铁生横行的年代,他坚持自学,如饥似渴地找书读。恢复高考后成为首届大学生,从此一头扎进西方政治思想史。

在中国政法大学,他的课,学生们挤破头也要去听。听过的人,绝对无法平静:有人觉得醍醐灌顶,也有人觉得“三观尽毁”。他不讲段子,不迎合潮流。他最爱干的事,就是把那些似是而非的“口号”一个个剖开给你看。

比如,他提前二十年预警——无限进步、多元、宽容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文明之癌”。当时人们觉得他危言耸听。如今全部应验,人们才惊觉——这位最“乌鸦嘴”的学者,原来是最清醒的预言家。

他两度当选政法大学“最受本科生欢迎的教师”;他的毕业致辞被列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毕业致辞之一,打动了无数人。“在大潮来临的时候,你们要站在人民的一边、理性的一边、文明的一边。” 对毕业生的这句嘱托已经印在了许多人的心头。他每年会进行四五次游学,走遍国内各地和欧美,用双脚丈量文明演进的现场;在知识圈的数次公开交锋中,他用事实和逻辑碾压对手。就连他的学术对手都不得不承认:“越想反驳他,越觉得他是令人敬畏的学者。”

丛老师当选“最受本科生欢迎的教师”

随着学科壁垒越来越高,知识产品越来越碎片化、功利化,已经很少有学者会用四十年时间,去写这种打通三个时代的系统巨著。

此外,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绝大多数平台和畅销书都在追逐热点、迎合情绪,用碎片化的“干货”和猎奇的故事填满人们的收藏夹。然而,真正能穿透表象、触及文明深层逻辑的厚重之作,却因为“不合时宜”的深度被束之高阁。

丛日云用四十年时间做了一件“逆流而行”的事——他拒绝把思想史简化为快餐式的“知识点”,也不屑于用煽情的笔法讨好读者。他要做的,是把那些被遮蔽的真相一块块刨出来,把被颠倒的逻辑重新扶正。这样的书,注定不会让所有人舒服,但它提供的判断力,恰恰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

总之,这样一部用四十年心血写成的厚重之作,重溯文明演进背后的人心剧变。不站队任何一派,只帮你理清每一套价值观的来源、逻辑与边界。

如果你厌倦了那些正确而无用的口号,如果你不愿在纷乱的舆论中随波逐流,如果你关心现代文明的命运,更关心中国现代化的方向,那么这套书值得你认真对待,反复阅读。先知书店有幸获得独家首发,原价268元,数量有限,请抢先下单。

朱学勤:1920,罗素在中国的失败

文 | 朱学勤
来源:听哲学 202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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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罗素的名字,对今天的大陆读书人来说,已经耳熟能详。这个人的一生,令很多人羡慕,不仅仅因为他寿命长,情人多,更重要的是,在学术成就与社会责任两方面,罗素都未偏废,而且达到了两个高峰。

读罗素的学术著作,冰清玉洁,如不食人间烟火;读罗素的时评政论,则道义滂湃,每当社会发生重大事件,都能听到罗素不畏权势的激越抗议。几乎难以设想,罗素这样的纯粹学者竟也会因为不同意见,两次入狱,最后一次是1961年,当时已达九十高龄。

百年人生,他始终将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这两个似乎水火不容的极端,相融于一身,肯定很不容易。但是有罗素这一成例,也许有助于说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个知识分子可以坚持至少可以向往的境界。

可惜,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等邀请,来华讲学,没有取得相应成功。相比他的辉煌一生,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思想旅行。

罗素在中国:令人遗憾的思想旅行

当时,正是中国五四运动的第二年。炎黄青年如火如荼,翘首以待,可以想象。无论是激进、保守,对他都是满怀期望。

结果罗素不激不慢,不温不火,既劝中国人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又对正在试验这一模式的布尔什维克持严肃批评,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大惑不解,始而期望,继而失望,最后是讥评四起。在华讲学期未满,主客双方都觉得尴尬起来,以至罗素后来是带着遗憾,带着不满,离开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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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新青年》为罗素特别设立的专刊

先说两国政府的态度。

英国政府监视他

英国当局因为罗素在一次大战期间参加反战运动被监禁过半年,对他始终心怀猜忌。罗素在沪、宁、杭、京讲学10个月,始终处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内控”监视之下。

北洋政府试图驱逐他

北洋政府方面,1921年3月间,因其在华宣传“危险思想”,也曾考虑过要将罗素驱逐出境。所谓罗素的“危险思想”,可能是指一篇被上海共产党组织印为传单的《共产主义理想》。

李大钊没接触,陈独秀很失望

李大钊与罗素似乎没有接触。陈独秀给罗素写过一封信:

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不必提倡“社会主义”……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陈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

胡适对他十分冷淡

胡适对罗素访华十分冷淡,并不热情。当时赵元任准备应聘为罗素作翻译,胡适即警告赵不要上梁启超“进步党”的当,力阻他为罗素效力。以后,始终也不见罗素与胡适交往的记载。

张东荪对他期望最高,失望也最深

张东荪期望最高,失望也最深。罗素来华之初,张东荪表示对他“崇拜到了十二分”。意外的是,罗素在中国时间越久,与他的思想距离便拉得越大。罗素离华半个月后,张东荪终于发表了一篇《后言》,抱怨罗素“自己的思想还未确定,如何能知道我们呢?”张东荪奚落罗素是说“梦话”,并断言罗素“对于中国情形毫无所得”。

毛说他不切实际

毛的态度也有点意思。罗素在长沙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润之先生当时在场。有些史籍还说罗素讲演时,他担任过那次会议的秘书,不可谓不热情,题目也非常配他的胃口。

但是听完讲演,毛泽东给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友人写信,冷冷说道:“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毛泽东致蔡和森信,1920年12月,《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页)

北大师生很失望,且无兴趣

北大师生自发组成了一个“罗素学说研究会”。罗素在华的主要时间后来就是在这里传业释道。一位自称已经研究“哲学”多年的成员,在参加了该研究会第一次讨论会后,便写信给赵元任抱怨:

我发现他的研究班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Coken Chen致赵元任,1920年12月10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罗素本人也不开心:“中国非常压抑”

感觉苦恼的不仅是中国学界。献花、掌声过后不久,罗素自己的感觉也逐渐败坏。从来华第三个月、赴京第二个月起,罗素即开始有怨声:

当一切都变成了例行公事,中国的欢乐便消失了。(1921年1月31日,罗素致柯莉)

他感到,与北京的学生们在一起,对他本人的哲学进展毫无帮助,因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太差,真正能领会罗素纯哲学的中国人其实很少,与他们讨论高深的哲学实际上是徒劳无功。

罗素原是应邀到中国来讲述哲学课程的,但他刚来中国就发现中国的主顾们兴趣不在这里,“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罗素致柯莉,1920年10月18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罗素断言,“中国非常压抑,它正在朽败腐烂,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同上,1920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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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前排右一)在中国讲学期间

这场“西方思想在中国的经历”,实际上是在还没有结束时就已经结束了。 

罗素在中国不受欢迎的三大原因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得从罗素在华讲演的总体内容去寻找。他的总体特点是:

第一,在哲学方面,神秘臆想被拒之门外,只有具备较高的自然科学素养才能登堂入室。

第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既同情苏俄革命者的社会主义理想,亦批评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压迫性弊端。他是最早向中国建议采纳俄国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人,然而,也是最早提醒中国防止俄国政治弊端的人。

第三,他强调知识分子的实践精神,厌恶中国人的坐而论道。

不难想象,中国听众面对这样的讲演,会出现什么样的面部表情。尽管听讲人数不会太少,但是内心的疑惑与误解则难以掩饰。

中国的知识传统以文学性文人型著称,而不是以科学性学者型见长。它能哺育出大批文人,乃至过剩,却难培养出在质量与数量上合格够用的学者。由此养成的中国知识传统,实际上只成就了一个文人传统,而不是学者传统,至少前者要比后者强大。

每当思想激荡的年代,涌进哲学大门的多是文学青年,至今还是如此。要无数文学青年像罗素那样以冰冷的数理逻辑来思考纯粹哲学,建立纯粹的知识关怀,而且还要拒绝与文学化思维特征天然接壤的欧陆思辨哲学,就“事”论“事”,不能玄思冥想,真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即使在今天,大陆知识界也还是如此,未必能达到罗素的要求。此其一。

其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他固守英国哲学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怀疑精神,同时亦不缺乏法国人文传统中的热血担当。

他号召中国人迅速发展工业大生产,同时又劝中国人警惕社会有机化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他建议中国人效法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捷径,同时又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并不美妙而且病弊丛生;他鼓动中国人迅速培养起爱国热情,同时又要求中国人必须将爱国热情严格控制在适足以救国的高度;他赞成中国人从事社会政治运动,但又要求中国人保持平和沉静的心态;他希望“少年中国”中间产生成千上万“果敢坚毅之士”,但又避而不谈他们是否应该组成纪律严明的政党。

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如果一定要放在英美模式与欧陆模式的对立背景中考察,可以说它既非英国的保守主义,又非法国的激进主义,实际上剔除其各自负面因素,综合了两种知识传统的正面因素。

对于当时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综合性的思想主张,实在是难以把握。

其三,论实践履行,罗素与中国人面对黑暗专制的传统态度也有距离。

中国人的习惯:不是去造反,就是受招安,要么揭杆而起,要么缩头作犬儒,独缺当中那种既不制造革命又不接受招安,耐心对峙,长期渐进的坚韧精神。

作为费边社成员,罗素赞成的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既不狂冒进,亦不受招安;面对不良政治,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拱“卒”。要中国人接受这种费边式的耐心、沉着、坚韧,非几代人的磨砺,难以实现。

罗素可能不知道,这些一时无实用价值的思想,对中国人早说了100年。就中国人的思想长程需要而言,罗素这些西方思想,倒像中国人所说的“中药”,治本不治标,就中国人当时的短程需要而言,反而是一副陌生而又遥远的“西药”,远水解不了近渴。

一直到现在,知识界也未必具备这样的平衡能力,在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两个方面,能够兼行并举,于此同时,在道义承担与渐进实践之间,又能保持必要的张力。

相反的情况倒时常看见:社会情绪高涨时,纷纷放弃知识关怀与渐进实践,见好就上;社会情绪一旦低落,或者仅仅是暂时转移,则纷纷躲避甚至责难社会关怀与道义承担,见坏就收。

能够克服这种陋习,在上述两个层面上始终保持平衡,培养一种真正英格兰作风,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而不是相反,当然殊非所易。然而,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衡量知识界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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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前排左二)在中国公学留影

罗素中国之行是对简单化思维的挑战

罗素的中国之行是以两方面的失望结束,而中国人的失望甚于罗素,是一种双重失望。

100多年前的中国人感到失望,是因为罗素没有提供一个一面倒的意识形态,不解渴;100多年后的中国人忙于以激进与保守的二分模式切割五四思潮,同样会感到失望。因为无法把他捺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甚至会感到恼火。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思想家呢?

既激进,又保守,或者说既非激进,亦非保守,说他是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好,还是个保守的激进主义者好?

既有英国人的冷静,又有法国人的热血,或者说是既非英国,又非法国,他是个英国式的法国人呢,还是个法国式的英国人?既然有激进色彩,为何受中国的激进主义者冷遇?既然有保守主义倾向,为何又得不到中国保守主义者欢迎?太让人别扭了。

总之,四不像,无论用什么模式都套不进去,让你左右为难,过去为难,现在继续为难,让一切简化模式为难,这才是罗素,这才是真正思想家、真正思想史事件的应有内含。

可以说,一部思想史,就是由一系列为难人物、为难事件组成的。罗素中国之行,也许并不成功,但是这场不成功的思想旅行及其主客两方的错综反映,却对那种有关英法知识分子传统、有关五四时期中西思潮交汇的简单化模式,构成了一个有趣的挑战。

它促使人们重回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贴着地面运行,怀疑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问题一旦想得复杂,那种不是激进就是保守的僵硬模式就会松动;某些似是而非的虚假学理,比如说以批评五四激进主义为名,张冠李戴,暗行绥靖思潮的时髦观点,也就多少露出一点破绽了。

有这样一条积极意义,罗素1920年的中国之行,不也留下了一些可取之处吗?

罗素中国之行,距今已逾百年。百年中国的历程,很大程度上已经证明了罗素的判断。

即使到了今天,罗素式的审慎的“西方的智慧”,依然是中国最为缺乏的——罗素说,古今中外的人们总在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样的想法很不错,但只能是痴人说梦。因为事实恰恰证明,给人类带来了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

相比诸多被直接国人“拿来”的西方思想,罗素是少有的能够真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当时中国的问题的思想家。他不但亲临中国考察,甚至在余生中仍不断关注着,思考着中国。而他的《西方的智慧》,更是一味中国人最忽视的药方。

一本献给中国人的智慧经典

近现代中国的种种灾难,恰恰是因为,缺少了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智慧——论时机,中国学习西方,恰逢激进思潮席卷世界,传统的西方思想处于低谷;论心态,往往急于革新,总想一飞冲天,跨过西方人科学哲学的文化土壤和智慧,而直接实现弯道超车,全然不管其中有多少白日梦般的荒唐逻辑,闹出多少毫无科学智慧及科学常识的悲剧。

罗素很早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对其后果极为警惕:1920年的访华演讲和随后写下的《中国问题》里,他告诫中国人不可采取的两个极端态度——全盘西化和盲目排外;同时以一种保守审慎的智慧,表达了对苏俄模式的忧虑。

50年代再次访华未果时,他又煞费苦心将自己的《西方哲学史》赠给毛泽东。这些被忽视的智慧,经过罗素的进一步凝练与整理,最后都集成在晚年这本《西方的智慧》之中。从这一角度,《西方的智慧》确实堪称是一本罗素献给中国人的智慧经典。

◎哲学顶端的思想+诺奖级文笔:《西方哲学史》的升级之作,以思想撬动的“西方智慧全景图”

作为西方首屈一指的大哲学家,罗素却以通识写作《西方哲学史》获得了诺奖,该书至今仍是许多人进入哲学门径的首选经典;能够超越它的,似乎只有罗素自己——

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中另辟蹊径,用更为简明的篇幅,横跨近三千年的西方文明:他抛开“哲学”本身的束缚,同时着眼于科学与经济、政治、历史等领域背后的思想,及其对哲学的推动;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思想贯穿、更为生动有趣的“西方智慧全景图”。

▲《西方的智慧》珍藏版内页展示

独家珍藏版:名家+名社+名译,亦品读亦典藏

阅读西方名家经典,最难的是如何在众多版本中,选择一个最具可读性、又值得典藏的中译本——前者看译者,后者看出版社。因此,我们联合商务印书馆,独家推出珍藏版《西方的智慧》:

商务印书馆向来是“出版业天花板、社科类作品的免检保障”,再加上由《大问题》译者、具备哲学专业背景、更在人文社科译文领域有口皆碑的张卜天倾情翻译,不但一扫过去译本诸多史实上的错误、观念上的谬误,更是在装帧细节上做到了精致典雅,图片校色、用纸选择无一不精审,注定将成为一部难以逾越的典藏精品。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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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

黄奇帆落马:退休八年的 「 不倒翁 」 为何此时倒下?

 2026-10-13 明豪的博客


新聞縮圖:左側是一個身穿紅金色官服的不倒翁插畫,倒在地上;右側是時任重慶市長黃奇帆,戴眼鏡、穿深色西裝和藍色領帶,胸前別著全國人大出席證,正在說話。畫面中央寫著「不倒翁倒了」「重慶前市長黃奇帆被查」。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10 月 13 日宣布,重庆前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 他曾先后与薄熙来 、 孙政才两任落马的市委书记搭档而未受波及,被称为政坛 「 不倒翁 」,如今在退休约八年后被查 。 图右为 2012 年 3 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黄奇帆 。(照片:美国之音/公有领域;插画及后制:观 View)


【 中南海秘闻 】重庆前市长黄奇帆传出 「 被带走 」 不到两天,消息就由官方证实了 。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10 月 13 日发布通报,称重庆市委原副书记 、 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 「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新华社 、 央视隨后转发 。 通报照例只有一句话,没有说明具体涉案情节 。

黄奇帆今年 74 岁,是第十八届中央委员,曾先后与薄熙来 、 孙政才两名落马的市委书记搭档而毫髮无损,被称为政坛 「 不倒翁 」。 如今他在退休约八年后落马,距离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开幕(10 月 26 日)不到两週 。

从传闻到官宣:一天之內尘埃落定

这次事件的时间线相当紧凑 。10 月 12 日晚,旅美评论人蔡慎坤在 X 平台发文说 「 政坛不倒翁黄奇帆终于倒了 」。13 日上午,香港 《 信报 》 提到,聊天群组流传一位 「 老市长 」 原定在清华大学讲课,前一天被带走,由学者临时代讲;《 明报 》 则报导寧波银行杭州分行原定 10 月 26 日举办的论坛 「 因故取消 」,黄奇帆原本是主讲嘉宾 。 財新补充说,黄奇帆原定在那场论坛发表两小时的主旨演讲 。BBC 中文指出,《 明报 》 报导发出后不久,当局就公布了调查消息 。

黄奇帆直到最近都很活跃 。 据 《 联合早报 》 与財新报导,他 9 月 8 日还在福建厦门的第八届 「 丝路海运 」 国际合作论坛上做主旨演讲;今年 1 月 28 日,他出席重庆市两会开幕式,坐在主席台第二排 。

官方通报中的线索:为何用 「 重庆 」 头衔?

多家媒体注意到,通报没有使用他退休后的智库或人大职务,而是称他为 「 重庆市委原副书记 、 市政府原市长 」。《 联合早报 》 引述分析说,这可能表示案情和他主持重庆市政府工作期间的事务有关 。

財新统计,中共二十大以来,重庆已有郑洪 、 熊雪 、 陆克华 、 段成刚 、 江敦涛 、 胡衡华 、 罗藺和黄奇帆等八名高官落马,另有李鉞锋 、 吴存荣也曾在重庆任职 。 德国之声指出,半年多內重庆有一名现任 、 一名前任市长相继被查 。 今年 3 月被查的胡衡华是重庆直辖以来第一位落马的市长,黄奇帆是第二位 。

分析一:重庆窝案延烧,「 红顶律师 」 彭静成关键节点?

不少分析把黄奇帆案和今年春天以来的重庆反腐连在一起看 。 据財新今年 4 月报导,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 、 全国政协委员彭静 4 月 19 日被有关部门带走,疑涉以稳定幣受贿洗钱的案件,报导形容她可能是这一轮重庆反腐风暴的关键 「 交织点 」。《 联合早报 》 注意到一个细节:黄奇帆被查的当晚,財新把这篇 4 月的旧文重新推送,放上首页 。

根据財新与 《 海外媒体 》 整理的脉络,胡衡华 3 月 20 日被查,第二天三安光电实控人林秀成被留置,林的女婿林科闯隨后也被留置;据报林科闯曾以泰达幣(USDT)向胡衡华行贿,另有一笔资金据称流向罗藺,办案人员则在彭静家中找到冷钱包 。 彭静是重庆前副市长肖祖修的女儿,她的哥哥肖陵今年 3 月也已落马 。

X 平台评论人 「 艾地声 」 指出,彭静和静昇律所的成长期,和黄奇帆在重庆主管工业 、 財政 、 金融与国资的时期高度重叠 。 黄奇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静昇律所此后广泛进入重庆政府部门 、 开发区和国企的法律服务网络,参与过惠普落地 、 国企改制等项目 。 不过艾地声也强调,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证明黄奇帆和彭静有特殊私人关係,或曾直接指定该律所承接业务 。 网上流传的两人有私生子等说法,同样未经证实 。

分析二:国经中心整顿与 「 智库生財 」 问题

另一条线索是黄奇帆担任副理事长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 前理事长毕井泉去年 5 月落马,今年 9 月一审被判 14 年,罪状包括执掌国经中心期间受贿 。 今年 1 月,国经中心的主管单位由发改委改为中国社科院,並展开整顿 。 財新今年 2 月报导,国经中心多年透过承接地方政府课题 、 提供諮询服务筹集经费,存在可能不合规的爭议,一些在中心任职的退休中管干部已退回所得费用,有的数额巨大 。BBC 指出,通报没有说明黄案和此事是否有关 。

分析三:学者观点:旧帐重算,还是牵出新案?

台湾学者的看法有分歧 。 淡江大学两岸关係研究中心主任洪耀南对 《 联合早报 》 说,黄奇帆落马 「 不是他现在说了什么,而是过去的旧帐 」,这也是在向其他老干部释放信号:「 过去的帐,隨时可以重算 。」 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寇健文则认为,黄奇帆经歷过薄 、 孙两件大案,又已退休多时,早年的问题应该已经查清楚了,现在出事应该是后来的案子,而且可能牵涉其他重要官员 。

BBC 则从政策遗產的角度切入:黄奇帆在上海浦东和重庆打造的 「 土地注资 、 城投融资 」 模式后来在全国推广,被称为 「 重庆財神 」 的成名手法,如今正因地方债问题受到反思与检视 。

分析四:自媒体的政治解读:上海帮 、 丁薛祥与栗战书

海外自媒体大多从高层政治角度解读 。 蔡慎坤认为,五中全会是 「 残酷的清党会议 」;黄奇帆作为 「 上海帮 」 资深人物,在正国级后台吴邦国去世后 「 躲不过秋后算帐 」,风暴还可能波及政治局常委丁薛祥 。《 海外媒体》 则指出,丁 、 黄两人在上海的工作交集其实不长 。

澳洲评论人蒋罔正称,黄奇帆的儿子黄然非在深圳从事金融业务,並指栗战书的女儿相关的白手套曾和黄然非的企业在上市业务上频繁合作,还牵涉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的人脉 。X 帐号 「 政经鲁社长 」 形容,黄奇帆是重庆国资和金融领域的 「 皇帝 」,说他 「 这次还是没有扛过重庆的窝案 」。 评论人林保华则认为,黄的最大后台是江泽民 。 前 《 文匯报 》 记者姜维平早在 2016 年就曾在自由亚洲电台撰文,指黄的儿子在重庆国企进口铁矿石等业务中担任中间商 。 时评人邓聿文的看法比较保留:当前反腐不只看贪腐,也看是否 「 结党营私 」,而黄奇帆和党內开明派往来密切 。

以上说法都出自评论人或匿名爆料,没有提出可以查证的证据,官方通报也没有提及任何其他高层 。

为何是现在?

综合各方报导,黄奇帆在这个时间点被查,可能和以下几条线索有关:第一,胡衡华 、 罗藺 、 彭静一路延伸的重庆窝案;第二,国经中心整顿和毕井泉案宣判后的后续清理;第三,《 海外媒体》 等媒体今年以来观察到的反腐趋势,即退休官员成为被查的 「 高危群体 」。 至于选在五中全会前官宣,是要震慑政坛,还是只是办案进度的巧合,目前没有定论 。 黄奇帆早已不是中央委员,不在全会需要处理的名单上

附:




彭小明:政审歧视是共产党威慑人民的政治附加刑

作者:彭小明
转自 独立中文笔会 2026-10-14




人皆生而平等。这是美國人权宣言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联邦德国的基本法第一条第一款说,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第三条第三款说:任何人不得因性别、出身、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宗教或政治见解而受歧视或享特权。

政治附加刑

说起文革时代,我们都不会忘记,敢于质疑中共中央政治运动的整人方式,敢于挑战毛泽东整个文革战略的张志新被宣判为现行反革命。在监狱中,她忍受了非人的虐待,被毒打,被侮辱,最后先被残忍割喉,然后被枪杀。跟毛泽东有政治路线分歧的刘少奇,被批斗撤职,非法关押,不给治病,孤独惨死;他的妻子和子女被虐待、被逼死,或被监禁。被中共处死和监禁的囚徒们全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残酷虐待,……这些酷刑虐待都没有记录在每个囚徒的判决书上,实际上是中共专政当局实施的非法附加刑。

什么是附加刑?通常给予犯人的判决都有主刑和附加刑。主刑是管制、拘役、监禁(有期或无期徒刑),死刑等等;附加刑则是,1罚款,2剥夺政治权利和3没收财产。我们知道,文革时期,人人都没有多少金钱。罚款也不可能很高。地主富农的财富都被农民分了。资本家公私合营了,文革初期也被抄家了,很少家庭拥有房产和巨款。所以,在那个时代,罚款和没收财产这两种附加刑,几乎没有威慑力。唯独剥夺政治权利这一条还有一点意义。但是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之下,表面的意义是说,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就是当不当人民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人代会和政协根本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从来都没有关心过什么人大、政协,更没兴趣自己去参与。所以,中共在五十年代就感觉到司法形式上的附加刑显然不能令地富反坏右感到恐怖和绝望。于是在不断持续的政治运动中,在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花样不断翻新的情况下,(在苏联的先例指导下),阶级路线——贱民歧视的附加刑应运而生。例如,在服刑时期必须进行思想认罪的精神压迫。质疑毛泽东错误政策方针的人并没有犯罪,地主富农是占有了一定的土地和房产,也不是刑事犯罪,要求认罪本身是荒唐的事情。再如,给刑满释放人员增添附加刑:刑期结束,法律处罚结束了,五类分子的帽子没有摘掉,此人的政治贱民身份依然没有解脱,依然处于贱民地位。如果被逮捕之前来自大城市,或来自边疆沿线,就不得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不得与家人团聚。只有内地农村来的才能回家。文革时期,大部分刑满释放人员必须留场(劳改农场)就业,也就成为所谓的“二劳改”。与服刑的犯人略微不同者,就是有了一点工资收入,放假可以进市镇走走,而且照样必须请假、报到。刑满释放依然不准回家;这样的法律,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既不判终身监禁,又不准返回家庭,堪称是世界上最冷酷的严刑峻法。

这里涉及到一个汉语新词:(政治)帽子。

帽子起源于反右派运动

政治帽子是从反右斗争中开始的。打成右派,就是戴上了右派帽子。大规模给知识分子戴上右派帽子是1957到1958年,然后大部分押解到劳改劳教的劳改营。一部分右派分子是判刑了,除了主刑,还有附加刑若干年。很多劳教处分连主刑都没有确定,附加刑就更不明确了,几乎近于遥遥无期。1959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一封信件的提议,下达了一个文件,给认罪好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摘帽之后的处境稍好一些,但是社会上仍然把这些人成为“摘帽右派”,依然被列入另册,不被信任,不能发挥所长。

由此,帽子这个称呼却传开了,成为一个半官方认可的名词。说它是官方的概念,因为它上了中央文件;说它非官方,因为它从来都没有官方的法律定义。1950年,中共中央公布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1950年8月20日《人民日报》)。明确说明,地主阶级分子认罪好,没有抵抗行为,满五年以上可以申请解脱;富农阶级分子则满三年即可申请。但是此项规定很少听说被实行。五六十年代,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天天宣传说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谁还敢提“地主富农表现好,恢复公民权利?”

右派摘帽的文件下达以后,“帽子”这个概念却被全面地推广了,地富反坏右的名称,就简称是政治帽子,到了文革时期,更加上了资产阶级、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新的帽子,但前面五类的帽子,表明此五类人物,是不可接触者。帽子的说法简明扼要,说某人戴着某某帽子,人们立刻就明白,此人是政治贱民的身份尚未解脱,尽量避免与之接触,以免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凡是跟阶级敌人有过往来,就可能发生阶级界限不清的嫌疑。

有了帽子的说法,非法的政治附加刑的实施就更加方便可行了。从工作队划定阶级成分、党政领导确认右派、或者法庭判处反革命罪,帽子就戴上了。什么时候摘帽,没有刑期,也没有固定标准,一般掌控在基层领导官员的手中。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文革时期,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绝对没有摘帽的说法,一直到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方才逐步松动。

政治帽子是最方便的非法附加刑

共产党的法律基本都是从民主国家那边抄袭而来的,能够用于专制,就加以借用,不方便用,就绕开。附加刑,罚款和没收财产,乃至褫夺公权,都是不仅施及本人,实际上是既对犯人又对犯人家属的附加惩治手段。共产党可以借用,但是附加刑也有刑期限制,不便扩大施及范围,借用也不甚方便。于是,政治帽子作为土特产,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产品。它直接链接到理论上的阶级路线,实施的则是贱民歧视。一方面避开了徒刑年限的麻烦,另一方面又可以更加深入地涉及犯人的亲属和子女。贱民歧视,从文革之前开始,可以影响到直系亲属、子女和旁支亲戚……的升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以及获奖、升职,甚至评选先进……。株连亲属也没有亲疏的界限,叔伯堂侄,娘舅表亲,方便伸延,不受制约;帽子附加刑也没有生死界限,即使犯人已经死亡,家属子女的贱民身份也没有改变的可能。历朝历代的严刑峻法,没有比中国共产党更残酷的法律了。政治帽子是中国毫无法治约束的附加刑。联邦德国的法律没有“父母犯罪,株连子孙的规定”。中国的不少法规直接抄袭德国,但“罪不诛连”中共就是不肯抄袭。

鬼见愁对联的争议

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英雄儿好汉,名为鬼见愁的对联,在文革中流行一时。中国青年的思想勇士遇罗克曾经批驳这副对联,喊出了真理的口号:每一个中国青年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政治待遇。结果,他为真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血统论对联一开始就以骂人的粗俗失去了它起码的尊严,更别提他的血统说法的封建意识。这副对联注定不可能成党政的官方话语成分。所以 ,官方理论家陈伯达也曾一度批评过它。但是官方无法用马列的理论反驳遇罗克的结论,含糊其辞地杀人了事正好说明,中共在理论上 的理屈词穷。而在事实上,全国各地所实行的就是该对联所宣扬的血统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本书也承认,能调走的知青几乎经过招工、招生都走了,剩下的都是黑五类家庭出身和父母有历史问题的知青。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各级干部家庭的子女多数还比较年幼,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干部家庭的子女越来越多地需要升学、进入国家编制,享受国家的教育资源和福利资源;然而资源有限,于是必须面对竞争。所谓阶级路线的血统论的政策就此应运而生,成为他们扫除竞争对手(黑五类、资产阶级子女)最堂而皇之的理论招牌。许多天资聪颖,学业优异,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成为了血统论政策的牺牲品。

在教育资源竞争的问题上,中国历史上的回避制度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就已经出现了官员回避的概念,东汉则形成了制度。凡有婚姻、籍贯关联的官员不得互相监察。宋代则增加为籍贯、亲属、职务、科举四项回避,即官员在四个方面依法回避,以免被怀疑互相勾结,串谋私利。 宋代实行科举回避,史称“别头试”:钟鼎之家子弟,必须在科举之外,另外再考一次,避免弊案,以示公允。在皇朝专制下,科举弊案是欺君大罪,杀无赦。鲁迅的祖父涉案,致使家道中落。历代的朝廷皆很关注科举揽才,务使“野无遗贤”。毛泽东、叶剑英、贺龙、陈丕显等人,为子女上大学走后门,毛泽东还为自己送姘头进北大而狡辩:“走后门进去的也有好人”云云,贻笑大方。古代官员的回避制度标志着中国皇朝统治集团对于官员的人性弱点和官场弊端具有相当冷静和深刻的认知,在中央集权形成之初就采取了防范措施。与此相反,中共执政集团比之于古代统治集团,交出的是极差的成绩单。他们号称是最大公无私的革命先锋队,暴露出赤裸裸的自私和贪婪。所谓的阶级路线,影响了中华民族人才的拔擢和遴选,造成全民族科学、文化的损失,将载入中共执政的罪恶史册。

文革时代受歧视的巨大群体

胡耀邦曾在全军政治工作上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对他说过,地主阶级有多少,没有改造好的坏分子有多少,一共有四、五千万。那时的总人口是六亿多,是六亿人向着四、五千万人的专政。新华社著名的右派分子戴煌在他的著作《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则提出,光是戴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

民国时代,中国的监狱远没有1949年以后那么多。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外,还有一个秘密项目,就是设施完备的京郊秦城监狱。北京(团河、双河、兴凯湖)、上海(大丰、军天湖、白茅岭)、青海、甘肃、安徽都扩建了劳改和劳教农场,1954年国务院单另组建了劳改局,专门监管劳改单位,(现已撤销)。五十年代全国总人口还是六亿左右,而劳改、劳教等(监狱)单位却成十倍地增加了。文革爆发,政治运动更加激烈,专政机关更加人满为患。

阶级路线的贱民歧视到底影响了多少人呢?1979年中共中央公布的数字是两千多万五类分子摘帽了。这仅仅是1979年仍然健在的人数。实际上涉及的人数远远不止2000多万。因为从1950年开始,中国经历了土改、肅反、反右、四清、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打击516等等多次政治运动,镇反处死了大约220万人(官方数字是71万到82万),土改杀掉的人数达到470多万人,肃反判处死刑两万两千多人,但自杀人数 不少 。反右期间右派人数远远不止后来所公布的五十五万人,而是三百十七万人。(五十五万之外还有大量仍在编制外的在学大学生、不拿工资的民办教师、民族资产阶工商界人士和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五十五万是1979年应该立刻改正恢复名誉的人,还有大量自杀身亡和在劳改劳教中死去的右派分子。三年大饥荒估计四、五千万人饿死,其中五类分子按5%的比例就是250万人,文革开始以后,扫四旧北京打死1700多人,各地都有被打死的人,然后是清理阶级队伍全国死掉50多万人,一打三反运动被害死的有二十万人,清查516整死了十万多人……总的加起来,又是一千几百万人。这些人已经去世,可是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多半都还健在,还在受到政治歧视。加上官方公布的两千多万,将近三、四千万人。这大概正是毛泽东朝思暮想的 状态(四、五千万 )。四、五十年代中国的家庭一般都偏向多子女形态。四五个比较普遍,六七个也不少。所以平均下来,(一夫多妻的情况忽略不计),一个家庭算它至少有一个配偶和四个子女,受歧视的人数就比当事人人数多了五倍以上。三、四千万名专政对象的背后站立着两亿多人的准贱民队伍。

另外在五类份子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1956年到1966年共有一百十四万资本家或资方代理人领取公私合营的定息。从理论上说,他们虽然没有被判刑和劳改,但是资产阶级(阶级敌人)的帽子还是一直都戴在头上。帽子底下,也都潜藏着歧视和羞辱。

所有的歧视都是违背法治的,也就是说,没有司法界限的。中央的政策下达以后,执行就全看各级招生办、招工办的官员和基层人事干部的掌握分寸了。有的知青因为档案中有一行填写了“表叔在台湾”几个字,结果招工一再被刷下。凡是涉及胡风集团案或者潘汉年集团案的知识分子,只要跟主犯有过一点书面联系(比如诗文投稿),就一律逮捕归案。

到了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时,全国还有300多万干部限于冤假错案,还有四十七万党员没有恢复党籍,把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人数一并算上,数字就更加可观了。毛泽东和四人帮统治下的中国,不仅数以千万计的敌人没有公民权利,还有数以亿计的人民都被歧视、怀疑、排斥……

习近平进清华的土证明

习近平进清华,动用了他父亲的五个老部下,出具一纸土证明,说“习近平父亲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由此习近平进了清华。习仲勋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忽然作为反党集团案犯被软禁,原本身就未经司法程序。后来毛泽东动了恻隐,允许家属子女探视,也没有司法程序。习近平的土证明,就是证明:反党黑帮分子已变为内部矛盾的消息。这种土证明是善于搞歪门邪道的习近平家族别出心裁的发明,只有特权阶层才有机会实施,普通的人民是没有机会尝试的。1979年给五类份子摘帽以后,在这个好消息的背后,还有一个动人心魄的场景;那就是全国城乡出现了一支急需成婚的“光棍汉大军”,他们不傻不聋不瞎,却从小就 遭人歧视,到了成年以后,都没有机会取得婚恋的权利。直到获得了家庭出身大解放之后,他们才有了婚恋的机会。不幸其中有的人已经30多岁,甚至40出头……一般来说,出身黑五类的女孩,机会多一些。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路线,掌握的是“传子传孙不传外姓”,几乎跟封建礼教不相上下。

习时代全面恢复了政审的严苛

出身歧视一直延续到四人帮倒台以后,1979年宣布,地富反坏右摘帽以后,其子女的出身一律改为公社社员,跟其他公民的子女享受平等待遇。可是到了疫情期间,政治歧视的说法又出现了。上海疫情清零时期,有清零打手们用政审条款来警告市民不要对抗清零举措:“你们对抗,将来祸及下一代!”(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生,没有下一代!”)

国内近年来陆续公布了《公务员法》、《人民警察录用法》等等法规,并且在新闻中也开始了有关政审条件的宣传,连政协会议上甚至也有了相关的议论。

习时代的政审条件跟毛时代的贱民歧视政策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毛时代的说法是阶级划分,故意隐瞒了真实的政治歧视,虚伪地用所谓“重在表现”去哄骗青少年和相关家庭。习时代的政审已经不可能再讲阶级成分,而是赤裸裸的说明,政治株连施及三代,及于子女和孙辈,包括考公(务员)、参军(考军校)和入职公、检、法,以及涉密单位等等;而且习时代的政审条件意识形态色彩亦十分明确,政治方面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归结为颠覆政权罪,跟杀人罪等一并归于重罪,并施及子孙 ;警察法还包括了海外关系这类的审核,文革的概念又回来了。从这方面对比,习时代政审条件跟毛时代并无太大的区别,不过是去除了陈旧的阶级划分,从实公开了而已。根据相关的律师文件透露,相关考生家庭可以向招生部门询问,自己的录取是否受影响。家庭亲属的刑事经历绝不是高考总分那么一目了然,这方面的问答,恐怕远不如考分查询那么简单吧。习近平在下乡时,是吃过黑帮子女受株连和歧视的苦头的,可是他感觉干部特权的甜头更滋润。在欧洲的联邦德国,父母的刑事记录根本不影响子女的前程(升学、参军)Ohne Sippenhaftung。公民若有过犯罪纪录,只要不再重犯,三年就可能取消案底(性犯罪须十年)。中国的政审歧视是中国共产党威慑人民的政治附加刑。

现在国内的公安部门公布了若干规定,已经取消了那些“刑满释放仍然留场改造,不准回城市、不准团聚”的规定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改进主要不是国内依靠宪政监督或国外的国际监督而形成的。这些改进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通过文革中遭受非人的虐待和附加刑之后,幡然醒悟,在打倒四人帮,否定毛泽东极左路线之后,终于拨乱反正的结果。如果不接受法治的理念,未来还将重蹈干部互相虐待、残酷欺压人民的覆辙。

国内律师介绍的新政审条款洋洋洒洒,有上百条之多。总的来说,国内的言论尺度和公民出境的限制都越来越紧,文革化的倾向正在日益加剧。文革没有结束,文革又回来了。特别是对于所有敢于质疑和批评中共当局的中国人来说,监禁连同歧视附加刑的阴霾正在步步逼近。

人类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数学、语言、色彩、听力、音乐、悟性、思辨……等等能力都跟基因或基因组合有关。人类的个体在百里、千里或万里挑一的可能性上,出现特异的超长,也就是有的儿童在某一方面具备超长潜质,他或者她具备某一种特异的基因或基因组,如果恰巧遇到适宜的培养环境、教育方式、训练强度,再加上本人长期的个人努力,他或者她就可能成为相应方面的专才。但是以上条件全部具备,天才才会出现,缺一不可。国家的教育和科研部门有责任选拔出天资优异的青少年,加以培养和训练,使之成才。这是国家的力量之所在,也是保障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责任。

但是,特异基因或基因组的降临,只是偶然的。每个大脑都有数十亿个神经元,组成千千万万种基因组合。人类无法预设和遴选。优异特质可能会降临到某一阶级或阶层或某一群体的某个个体,而不分贫富贵贱尊卑。

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王朝除了唐代较为宽松以外,宋明以后的科举都不准娼优(妓女鸨人)和贱业(捕快衙役)人员以及贼寇后裔应考。毛泽东和四人帮在文革中继承了专制皇朝的血统论,争夺资源,贻误了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也制造了人民之间的隔阂,不利于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雷霆打碎了政治审查的枷锁,人民获得了解放。可是习近平执政之后,政审又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这种反动的政策必将造成科技学术和文化艺术的严重损害,给国家民族带来新的灾害。

納粹希特勒利用猶太人作爲犧牲,來转移人民的视线。毛泽东利用地富反坏右作为牺牲,转移人民的视线。现在习近平打击所有敢于独立思考,提出批评的知识分子,让这些异议人士做当代专制下的牺牲。

韩联潮:Meta——一坨光鲜的马屎

 韩连潮  X 
@lianchaohan · Oct 13, 2026


【Meta——一坨光鲜的马屎】:近一段时间来,看到华语世界热捧硅谷新贵汪滔(Alexandr Wang),而我碰巧在这段时间读完了前Meta全球公共政策总监萨拉·韦恩-威廉姆斯(Sarah Wynn-Williams)于2025年3月出版的畅销回忆录《Careless People: A Cautionary Tale of Power, Greed, and Lost Idealism》,读后很感慨,将一点读后感分享一下如下:

两个比较大的感受:一是《Careless People》揭露的马克·扎克伯格对极权统治术的迷恋,在内部模仿毛魔大搞“红宝书“,将公司使命、自己语录和意志凝练成绝对的权威信条,在内部进行高压灌输,容不得质疑与异议;

二是Meta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和市场准入,已沦为极权政权跨国镇压与暴行的冷血帮凶。书中无情地揭露了公司如何为了商业利益,在审查、数据索取以及配合极权跨国镇压方面的助纣为虐。无论是在缅甸罗兴亚人危机中,其算法因追求用户粘性而人为放大仇恨、纵容大规模暴力的惨剧,还是在面对极权政权的长臂管辖时,科技巨头为了商业利益对异见人士和人权的冷漠出卖,他们对外标榜的自由开放、“连接世界”的理想主义早已沦为一坨表面光鲜的马屎。

该书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不要盲目崇拜硅谷天才和神话,要高度警惕这些数字沙皇。书中冷酷地揭示了一个事实:这些拥有足以匹敌主权国家权力和财富的一群人,他们冷血漠视人类苦难和暴行、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与股价。

顺便提一句,书名《Careless People》也取得好,直接化用了菲茨杰拉德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结尾那句对资本权贵著名的经典评语——打碎了世界就躲在金钱和冷漠的背后,让别人收拾烂摊子。所以该书应当翻译为《冷漠的一群人》。

再顺便提一句,我数年都没有使用脸书了,最近上该平台是为了买旧货,以及了解帆船社区的活动,所以对要求交友的朋友说声道歉,我在考虑彻底退出脸书。



徒步的骑手 | 华为事件背后:蠢比坏更危险

作者: 徒步的骑手  · 
刘宗坤
2026年10月12日

#238 20261012.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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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华为事件背后:蠢比坏更危险

蠢人比坏人更难对付|启蒙对愚蠢无效|愚蠢是道德问题,不是智力问题|华为遥遥领先的不是产品,是收割蠢货的能力|朋霍费尔:权力批量制造蠢货,最终要靠外力解放

最近华为汽车的刹车门事件,很多听众可能都看过报道了。字节跳动旗下有个汽车资讯平台,叫懂车帝。华为名下有一款高档车,叫尊界V800,低配起步价70多万人民币,高配卖到100多万。懂车帝测试了三台尊界V800,百公里急刹车,三台车的刹车踏板支架在同一个位置脆断。

这不但是严重质量问题、严重设计缺陷,而且是重大安全隐患。人命关天,换任何一家汽车公司,都得召回产品,免费更换部件。但华为轻描淡写,说那是“非标准、极端”工况,只答应“免费升级”,根本不提召回这回事。

中国自己就有法规,汽车出现重大安全隐患,召回是法律的强制性要求,不是车厂自己可以选择的。2012年国务院公布《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2013年起施行。这个条例规定,车辆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缺陷,生产者必须召回。2020年市场监管总局还专门发过通知,用远程升级的办法修复缺陷,也要按召回来管理。华为汽车就敢无视这个法规,用“免费升级”来糊弄过去。

懂车帝的测试视频上线不久,就在几个平台上被下架;随后,一大批华为的粉丝冲到网上,用各种荒唐的理由,替华为汽车辩护,骂测试车辆的人。

这个奇特现象应了一句话:愚蠢比邪恶更危险。

“遥遥领先”是华为的口号。但华为真正遥遥领先的,不是它的产品,而是它收割蠢货的能力。产品领不领先,第三方测一测就知道。收割蠢货的能力领不领先,看看评论区华为脑残粉的含蠢量,就知道了。

华为这种企业之所以敢大张旗鼓地越过底线,当然是因为有党国撑腰。但是它毕竟是一家企业,它要活下去,还得靠有人买它的产品。普通人挣钱都不容易,中国普通人挣钱尤其不容易。一个正常人,花自己的钱买东西,当然是选质量好的买;买汽车这种大件,除了质量,还要考虑保修,出了问题,厂家是不是负责;如果厂家不讲理,是不是有说理的地方。这是正常人,正常消费者的常识。

但是,蠢货没有这种常识。在中国,华为是个不准批评的企业,跟黑社会差不多,背后给它撑腰的是党国的喉舌和公检法,各大平台也惹不起它。一个不准批评的企业,靠政府撑腰卖货,不是靠市场竞争打产品,它的产品质量肯定好不了,性价比肯定高不了。这种企业跟消费者之间,是一种绝对不对等的关系。它碾压消费者,跟大象踩一只蚂蚁一样。

前一阵,市场上热卖一个小玩具,叫“竹知了”,几块钱一个,转起来哇哇叫,动静有点像余承东的声音。有网友拿它调侃余承东在华为发布会上喊“遥遥领先”。华为投诉了171条视频,其中144条被平台下架。一个几块钱的玩具都不能拿来开玩笑,华为造的汽车,刹车踏板接连三次被踩断,当然更不能说了。

正常人怎么会主动去买这种企业的产品,做这种企业的消费者呢?这不是自虐么?但邪门的是,很多中国人专门买华为的产品,别人指出华为产品的问题,甚至是人命关天的质量缺陷,不少华为的脑残粉还蜂拥而上,现场表演“愚蠢比邪恶更危险”。

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一些地下小教派中,就是中国人说的邪教。1954年,芝加哥有一个小教派,教主说外星人告诉她,12月21日大洪水就要毁灭世界,信徒会被飞碟接走。很多信徒辞了工作,卖了房子,等着飞碟来接他们。有位社会心理学家,名叫Leon Festinger,他跟同事混到信徒中去观察。到了12月21号,大洪水没来,飞碟也没来。按常理,信徒应该醒了,不再相信教主那套鬼话。但结果正好相反,他们信得比以前更坚定了。

基于这个现象,Festinger后来写了《When Prophecy Fails》(《当预言失败》)。正常人是根据事实,来调整自己的信念。但有一种人,反其道而行之,用自己的信念去扭曲事实。为了解释这种现象,Festinger提出了一个理论,叫cognitive dissonance(认知失调)。这个理论是说,一个人在一件事上投入越多,当事实跟他的信念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越不愿意改变信念,而是越倾向于扭曲事实。

一个人花了七八十万买了辆华为汽车,整天为民族品牌骄傲,花大把时间在网上替华为吵架。这类投入越多,就越难接受华为汽车存在刹车安全隐患的事实,就越会倾向于去歪曲事实。这种人不是无知,而是愚蠢。

“愚蠢比邪恶更危险”,这是神学家朋霍费尔的说法。朋霍费尔是位德国牧师,当年他参加了反纳粹的抵抗运动。1942年圣诞节,他写了一篇文章《十年之后》(Nach zehn Jahren),后来收进《狱中书简》。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愚蠢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1943年4月,他被盖世太保逮捕;1945年4月9日在弗洛森堡集中营被绞死。两个星期以后,美军就解放了那个集中营。

一般人说到愚蠢,会以为是个智力问题。但是,经历了纳粹兴起,看到普通德国人,甚至德国知识分子,乖乖被希特勒收割,朋霍费尔发现,愚蠢是个道德问题,不是智力问题。他还发现,愚蠢比邪恶更难对付,是善更危险的敌人。


顏純鈎:懷仁堂事變挽救中共,老毛遺囑華葉汪執行

 作者臉書  2026-10-13


五十年前的十月六日,是中國當代歷史上重要一頁,由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三人合作,一舉逮捕四人幫,那一天被視為老毛發動十年文革結束的日子,史稱「懷仁堂事變」。
逮捕四人幫,結束十年文革亂世,稍後權力盡歸鄧小平,老鄧發動經濟改革,自此中國走上四十年經濟發展的道路。懷仁堂事變對中共有起死回生的意義,對中國人民來說,也不失為一個歷史轉折的大關口。
關於這場事變,一般都認為是華國鋒與葉劍英、汪東興合作辦成,實際是否如此 ,值得認真想一想。華是老毛臨終指定的接班人,雖有權力合法性,但資歷淺,在中央毫無政治基礎,雖然表面中立,但與左右兩邊都不搭界。對四人幫實施殺手鐧,對他來說風險極大,搞得不好會腦袋搬家。
葉劍英雖是老革命,但與華國鋒並不是盟友,他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除了華國鋒為第一副主席外,還有另一位副主席是王洪文。也就是說,兩個副主席把一個副主席廢了,這種驚天動地的秘密勾當,除非華與葉極端互信,否則誰都不敢動這個念頭。
至於汪東興,當時他的身份是政治局委員,兼中央辦公廳主任和中央警衛局局長。他在懷仁堂事件中屬於執行的角色,如無華葉兩人合謀拍板,汪東興也沒有那個膽搞宮廷政變。
華國鋒在1976年4月才被老毛指定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當年9月9日老毛就死了,10月6日華國鋒就逮捕了四人幫。也就是說,華國鋒真正掌權不到半年,其間基本上在辦老毛後事,政治上根本未站穩腳根,就辦了這件中共歷史上空前的大案,而且辦得如此有章法無風險,那是否證明他是一個有雄才大略的政治領袖?
事後看起來又不像,他在逮捕四人幫後做了中共中央主席,他在任內只做了兩件事,一是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守」,兩個「凡是」互相重複,毫無神采,證明此人之政治見識很一般);另一件事是與汪東興一起,竭力阻止鄧小平復出(葉劍英似乎未介入)。
華國鋒前後做了三四年「英明領袖」,後來禁不住黨內保守派圍攻,只能順從交出最高權力,退出歷史舞台。除了逮捕四人幫這件事之外,華國鋒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平庸的黨官,一味追隨毛澤東,不敢越雷池一步,為何在逮捕四人幫這件事上,他又有如此驚天勇氣和魄力?
華國鋒那麼忠於老毛,竟無視江青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遺孀?江青在被審時高呼「毛主席屍骨未寒」,這是言之成理的,偉大領袖剛死不到一個月,華國鋒就把他的老婆活捉了,如此翻臉也太快,也不符合華國鋒厚重少鋒芒的性情。
至於葉劍英,老毛對他評價相當高,說他救了黨救了紅軍,又說他「呂端大事不糊涂」,葉劍英正是老毛可以托咐大事最可靠的人。有老毛身邊看護回憶,毛晚年曾召來葉劍英,摒退左右,與葉關在房間裡密談一兩個鐘頭,這段時間裡兩人密商什麼,外人當然不知道。
九一三林彪叛逃後,老毛提拔王洪文為接班人,可惜王洪文不堪重任,花天酒地,玩弄權術,令老毛對他失去信任,再以華國鋒替換他。當年四人幫已成氣候,對華國鋒掌權當然極之忌恨,以老毛之梟雄性格,一定預知他身後中國局勢之凶險,他晚年對身邊的人一再感歎,說「恐怕要在風雨中交班了」。
老毛多次對江青說,我死後看你們怎麼辦?老毛老謀深算,一定深知他去世後中國有可能陷入左右兩派的爭權血戰中,四人幫絕不會接受權力旁落,一定把政治局勢搞得不可收拾,因此四人幫成為老毛身後一顆定時炸彈,老毛一定要預為之謀。
老毛當然也明白,處理四人幫是一件極之凶險的大案,不論誰都沒有那個膽量挑頭起事,除非他自己把最壞的形勢作充份估計,並將處理手段交代清楚,否則他死後中共就有嚴重執政危機。
為解中共倒懸之險,老毛唯有自己下決心,去解決引致社會亂動、中共政權瓦解的危機根源。當事態發展到不可收拾時,唯有放棄四人幫,再以保守派老人輔佐華國鋒,才能保中共政權之不失,這雖是迫不得已的一步棋,卻也是不得不準備的一步棋。
因此,可能的安排是,老毛預作最壞打算,分別對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私下授意,當四人幫爭權搞事時,便以宮廷政變的非正常手段解決。對華國鋒來說,外事不決找葉劍英,內事不決找汪東興,而活捉四人幫,便是華葉汪共同配合的殊死一戰。
事實證明,老毛的預見相當英明,他死後四人幫果然搞事。江青在政治局開會大吵大鬧,要求控制老毛留下的機密檔案;王洪文向各省革委會發通知,要求向他報告工作;王洪文又指示向上海民兵發槍,準備與中央對抗。
如非老毛臨終交代,天給華國鋒膽,他都未必有膽量與能力去操作,反而,老毛將內外條件都替他安排好了,甚至可能連執行細節都設想周到,那時華國鋒要下決心就容易得多了。
內有汪東興帶領中央警衛局分頭執行現場逮捕,外有葉劍英串通老革命保駕護航,而當時黨內與社會上對四人幫早已恨之入骨,如此執行抓捕正是順天應時,能保黨內國內順利過渡,不會有大災難發生。
老毛竟然出賣自己的老婆,出賣親手扶植的親信,這是否說得通呢?當然說得通,老毛本就是這種無情無義的人,他對自己的親密戰友如劉少奇和林彪,都是手起刀落毫不含糊,更何況四人幫本就是他養起來對付老革命的走狗。江青受審時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政治鬥爭中用過即棄,本來對老毛就不是什麼稀罕事。
對老毛來說,是中共這個黨、中國這個江山重要,還是他老婆重要,這是不必問的。老毛沒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後,中共沒有垮台,但華國鋒不堪重任,鄧小平復出,私有經濟全面回潮,他最痛恨的資本主義復辟,間接經他的手實現了。
活捉四人幫這件事,如果由老毛主導,由華國鋒拍板,汪東興執行,葉劍英策應,那就是萬全之策,不得不承認,玩政治唯有老毛是絕世高手。中共黨內,唯有老毛有如此的強人手腕、歷史魄力,也有如此「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冷酷本色。
中共對此事諱莫如深,對華國鋒活捉四人幫的功績極力淡化,主要原因是,如果承認老毛主謀,親手毒害自己老婆和親信,那種毫無道義和人性的本質,將暴露在全世界人面前,對於中共引老毛為偉大領袖,那是強烈的自我諷刺,所以寧肯按下不表。
這件歷史懸案最終有沒有機會真相大白,那就要看中共會不會垮台了,中共垮台後檔案公開,那時就知道更多歷史細節,我們不妨將它視為一種假設,當作杯酒言歡時的談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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