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观潮钱江 钱江写历史 2026年6月12日
1966年“红八月”，“检阅红卫兵”之火燃向全国，起到了“点火”作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内又在忙碌些什么？
在批斗“走资派”。
1966年夏，人民日报社内批判总编辑吴冷西大会。站在在右侧身着短袖衬衫的是吴冷西。 王东 摄
“红八月”里，人民日报主要领导人先后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即“走资派”）“帽子”，被打倒或“靠边站”(停止职务)，大部分人下工厂从事体力劳动以“改造思想”，“四大家族”概莫能外。
还在7月下旬，人民日报社内“斗黑帮”，已从集中批判总编辑吴冷西扩大开来。7月23日，文革小组布置，整理副总编辑胡绩伟、陈浚和党委书记王泽民的材料，“准备斗争”。同时开始整理副总编辑王揖、安岗、李庄的材料，让他们等在“四大家族”之后挨斗。
“四大家族“成员下工厂在监督下劳动
从1966年8月16日起，人民日报“四大家族”组成者——吴冷西、胡绩伟、陈浚、王泽民一起离开编辑部，“下放”本报印厂不同车间、工段，“由工人同志们监督他们劳动改造”。还预先通知他们，将从原住房“搬家”，按普通员工住房标准搬到普通员工宿舍区去。
这是一个节点——报社“文革”运动从前期“论海瑞罢官”、“工作组兴废”的初潮落下，卷入更长久动荡。对应“文革”大势的潮起潮落，是基本一致的。
后来“文革”终了，“四大家族”之称在人民日报社内随之淡去，到后人渐渐不知“四大家族”为何人的时候，4位“四大家族”成员纷纷撰写或口述回忆录，观点和叙述各个不同，对那段被“打倒”之后的工厂劳作，吴冷西和陈浚不作提及，胡绩伟和王泽民则有文字存世。
王泽民：批斗时抓头发太痛了，我干脆剃光头
在那个时段里，他们都经受了对人格的轻蔑，遭受了难以忍受的屈辱，未必都是天天拳棒相加，训斥和辱骂则如家常便饭，不堪回首。
“四大家族”不能凑在一起以防订立攻守同盟。吴冷西去了轮印车间，胡绩伟到装订车间、王泽民安排在排字车间，陈浚在哪个车间报到？目前缺失记录。
20世纪60年代的王泽民
“四大家族”一边劳作一边挨批斗。
1966年8月24日下午，报社编辑部发生了更多人卷入的“游楼”批斗。“右派”女编辑刘衡戴上高帽子走在前头，后面跟着不戴高帽子的胡绩伟、陈浚、王泽民。游走中把曾担任部主任、副主任的陈笑雨、胡骑等人拉了进来，在各个楼层羞辱一遍。
王泽民口述：
我下放到报社工厂排字车间劳动。那里的工人是很有意思的，他们一看到我的时候，只要“嘘、嘘、嘘”地一吹哨，那一天就必定要开大会批斗我。只要不吹哨，他们摇头晃脑地笑一笑就没有事了。老实讲，到车间里劳动时，那些工人起了保护作用。旁的人要拉出去斗，他们不同意，说：“这是我们管的人，要斗他需要经过我们的同意才能斗。”
在挨批斗时，车间里的女工总是抓住我的头发按住头，让我弯腰。以后，我就干脆把头发理光了。不是工人强迫剃头的，是我主动剃光的。第二天一上车间，车间里的工人就问：“谁让你剃光了的？剃了光头就革命啦？为什么要剃光呀？”我也不便解释，只是讲每次批斗我时抓住头发按着太痛了，就是这样。
1966年8月，胡绩伟、王泽民分别挨斗1次。进入9月，王泽民被斗3次。胡绩伟更多，为4次。
胡绩伟到装订车间与“右派”刘衡会合
胡绩伟到装订车间，和始终没有摘下“右派帽子”的老革命女编辑刘衡一起劳动。他们两人在延安时代就互相知道了。
胡绩伟（左1）1958年接待朝鲜新闻代表团。右1是吴冷西
在刘衡笔下，来到车间的胡绩伟口口声声承认自己是“黑帮”、“三反分子”，对工人言听计从，十分温顺。
胡绩伟在回忆录中说：
我在装订车间，从学用手工折页子到用机器折，很快成为相当熟练的工人。工人是8点上班，我7点就到，先把车间和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工人背后称赞我干的不错。中午休息时间，我用两张报纸铺在地上，自己睡在上面。从下往上看那些机器被我擦得锃亮，自己也感到很不错。
胡绩伟觉得车间工人对他还不错：
凡是要拉我出去批斗时，他们都要派人保护我，总是劝说别的造反派不要打我。有一次报社造反派搞了一个“走资派”的大牌子，勒令我一定要挂上。我说挂上妨碍劳动，他们也同意，劳动时不挂牌子，可是下班回家时务必挂上。我死活不干，我说走在路上。人家见我挂着“走资派”的牌子，还不把我打死？我就赖在车间不走，宁愿不回家，也不在上班下班的路上挂牌子。车间革委会经过几番交涉，才同意让我不挂牌子回家。（见《胡绩伟自述》）第2卷第1999~2001页）
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胡绩伟
“右派”刘衡看“走资派”胡绩伟
胡绩伟虽说是“走资派”，毕竟是“群众”封的，还没有官方钦定，不能最后算数。但是老资格记者刘衡属于没有摘帽的真正右派，“五类分子”，那是板上钉钉，翻不了身的。她于1961年从渤海边柏各庄农场回到报社后，就在报社图书馆资料室剪贴简报资料。她一直坚持申诉，要求对她的“右派”错案进行甄别。
现在，“文革”风暴又朝她呼啸而来。8月17日下午，报社印厂工人停止工作，蜂拥成群，冲进编辑部大楼，首先游斗了刘衡，在她的头上戴了高帽子，脖颈上挂了“右派分子”的大牌子，推进编辑部走廊“游楼示众”。这个过程完全是侮辱性的。“游楼”之后，刘衡立即写信给代总编辑唐平铸表示抗议。
第二天，她被赶到印厂装订车间，与胡绩伟一起劳动，倒让她有些意外。
1956年，刘衡和二儿子刘新华，这也是她在“反右”前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
刘衡的回忆和胡绩伟有所不同：
我在车间，虽然是死老虎一个，一些人仍想充一下“打虎英雄”咬我几口，表现他的立场坚定、革命性强。
一天，他们要我挂一个纸牌子，上写“我是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刘衡”。我不肯挂，工人们把我围住，揪我的头发把我按在地上，硬给我挂上。我每天背着纸牌子劳动很不方便，而且感到无聊。从来没有哪位工人向我提出过任何问题，只是挖空心思变着法折磨我，迫害我。
和胡绩伟一起劳动，刘衡“既不幸灾乐祸，也不得意洋洋，只是高兴我们的改造生活会多点花样，不再是死水一潭，多少会起点波浪。”
这时候，她和胡绩伟倒是有了一些交谈的机会。1962年，刘衡为“甄别右派”的事找过胡绩伟，可见还可以说上话。
如今在车间一起劳作了，使刘衡想起了1962时胡绩伟为“甄别”说的话，他说刘衡啊，“反右派那个时候别人说你是右派，你说是的是的，我是极右极右的右派，这样说了，也许别人不划你是右派”。
当时刘衡没听懂胡绩伟究竟说的是什么？现在看到他在车间劳动的模样，刘衡写道，这下子明白了，“胡绩伟说的话，是出自他的真心不是假意，在叫我怎样对付政治运动。他现在身体力行，想表现自己态度好，这样也许别人不给他戴帽子。（刘衡回忆录《直立行走的水》第147~148页）
和胡绩伟一起劳作，刘衡感觉到劳动时间延长了，每天工作9个半小时，常常是10个小时以上。有时工人去听报告或开会、看电影，却不让他们两个听报告、开会和看电影。
刘衡回忆录《直立行走的水》，详尽记述了她充满坎坷又充满信心和向往的一生。书稿由她自己印行了若干部，作为留给历史的备忘录。
胡绩伟埋头干活不做声，刘衡的胆子大多了，向报社领导提交汇报，标题是《我感到每天劳动时间有点长》，全文为：
我们在印刷厂装订车间劳动，既不让参加会议，又不让参加学习。每天除了闷头干活、挨打、挨训外，很少和工人思想见面。我感到我们每天的劳动时间有点长，常常是10多个小时。
我和胡绩伟已经不是青年了，身体都不太好。如果短期长时间劳动，还可以应付过去，长期长时间劳动就不合适了。长期以来，我们很少有看报、学习的时间。
我白天劳动一天，晚上回到宿舍，还看书看报、写材料，常常每天只睡5、6小时。最近，因劳动太累，我感到十分疲乏，才写出这个意见。我希望生活能正规化，劳动能经常化，希望领导干部要有长期观点，让我们既有体力劳动的时间，又有脑力劳动的时间，不要对我们的改造采取提高劳动强度和疲劳轰炸的办法。
（刘衡书稿《直立行走的水》第147—149页）
20世纪60年代人民日报在北京王府井的编辑部大门，其中不知发生了多少故事。
胡绩伟和刘衡一起在车间劳作两年，有多少屈辱无法统计，增加了彼此认识则是肯定的。10年后文革结束，胡耀邦拨乱反正，领导大规模为“右派”平反改正。这时的胡绩伟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了，人民日报在改正“右派”上走在全国前列。刘衡在1978年12月第一批得到“改正”。
（2026年6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