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umnredleaf · Apr 30, 2026
“老三届”六十年祭
吳敏
“老三届”称呼出现于1969年，实际形成于文革初，系当时初中三届、高中三届在校中学生的统称。1966年中国在校中学生总人数约1250多万，其中，高中生近140万，初中生1110多万。在共和国历史上，是学历教育不完整的一批人。后来，“老三届”中大约有80万人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包括“工农兵学员”和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占比约6.4%。
“老三届”在校时接受“十七年教育”，他们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成长，深受“突出政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熏陶，把雷锋作为学习榜样，是红色教育培养的一代人。
文革开始，“老三届”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是当时最能折腾的一个群体。他们中有人掀起红卫兵运动的惊涛骇浪，最先喊出“造反有理”口号，在“红八月”发生狂暴行为，在“大串联”中把烈火烧向全国，在“一月风暴”和派性武斗中打头阵，堪称文革初期叱咤风云的先锋。大多数成员，陷入狂热的现代迷信之中。
文革第二年，从天之骄子沦为“犯了错误的小将”。约70%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艰苦的环境里煎熬挣扎；约20%获招工，成为集体和国营企业职工；约5%参军入伍，是当时最受羡慕的出路；约5%去其他地方。上山下乡的城镇“老三届”，极少数人获得升学机会，不少人以“困退”、“病退”方式离开农村，相当一批直到70年代末，才伤痕累累地返回城市。
逆境中，老三届出现了一批最早的觉醒者。1976年“四五运动”的主力中，便有相当多的“老三届”。这场伟大的群众性抗争，体现着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为不久抓捕“四人帮”营造了有利的社会氛围，参加者可谓“位卑未敢忘忧国”。
“老三届”中的知青，有一部分返城后待业，为了自食其力，不得不绝处求生，在社会夹缝中寻找生路，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个体工商业者。从某种角度看，“老三届”待业群体，迫使国家恢复了私营工商业，对中国市场化进程，具有破冰意义。
“老三届”中不少人进了集体和国有企业。他们从学徒工做起，勤勤恳恳，好不容易站住脚，90年代又陷入下岗大潮，再度被社会边缘化，在生存线上挣扎。青年时代的艰苦环境，磨练出他们超强的抗压、隐忍性格，他们默默地承受了转型的代价。有“上山下乡”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艰难也能承受。下岗的“老三届”把委屈和失落自己吞进肚子里。纵使到大街上摆地摊，也要活下去。城市经济改革持续推进，与“老三届”中下岗群体的忍耐是分不开的，他们默默地牺牲，是一种对社会的特殊奉献。
“老三届”可称同代人，但不是稳固的共同体，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分化。
文革前，“老三届”都在学习赛道上赛跑，初中生的目标是高中、中专或技校，高中生的目标是大学，大家目标相似，个体能否实现目标，决定于考试成绩和家庭条件，同学之间存在竞争关系，随着文革爆发，废止高考，原来的目标和竞争关系消失了。
文革开始后，“老三届”整体卷入风暴之中，在不同阶段，发生了不同方式和程度的分化。在揭发批斗校长、老师时，有积极、消极之别。批判“资反路线”、“夺权”和派性斗争阶段，有观点、态度的分化。对武斗和暴力，有人投入，有人抵制。这些差别，没有改变任何“老三届”成员的学生身份。互相之间的矛盾，往往是暂时的，到1968年大规模离校时，大多烟消云散了。
“老三届”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分化更加明显，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身份、职业和切身利益。导致分化的因素包括：
原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别。原城镇户口的学生“下乡”后，有希望通过招工，回城参加工作，后来下乡计入工龄；农村户口者全部回乡，招工机会几乎没有，极少数被招工是“三块石头夹一块肉”的井下矿工。
是家庭出身的差别。出身好的，有机会参军、招工、推荐上大学；出身领导干部家庭者，机会更多，能走快车道，进入名牌大学，或步入优越的工作岗位；出身“黑五类”家庭者，只能在农村农场老老实实地“接受再教育”。一些干部在文革中沉浮，直接影响了子女的社会角色。朝进天子堂，暮入茅草房，命运的改变往往具有戏剧性。
个人文化基础的分化。在“老三届”中，“老高三”已高中毕业，临近高考门槛；“老初一”刚入初中，实际上比小学文化高不了多少。恢复高考时，竞争力差别不小。
个人性格兴趣、气质特长、智商情商导致的分化，更是千差万别，多种多样。
由于诸种因素起作用，从“上山下乡”开始，在参军、招工、返城、推荐上大学、恢复高考等各个环节，“老三届”成员发展差别越来越大，分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在城镇下乡“老三届”中，有的很快就离开农村农场返回城市，在各种岗位上发展和升迁，有的则长期滞留农村农场，直到上世纪70、80年代交替之际才返回城市，还有极少数在农村或娶或嫁，安家落户，永远告别了城市，甚至长眠于穷乡僻壤。有的官运财运亨通，若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兴旺发达，有的屡遭坎坷磨难，一直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农业户口的“老三届”，除极少数幸运者通过招工、参军、上大学、民办教师转公办等方式，改变了身份，或投身商海当了老板，大多数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在温饱线上艰难度日。
由于各人的经历、知识结构、信息渠道、视野范围和思维方法的不同，“老三届”的理念分野也很明显，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光谱。对历史、对现实、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人言人殊。
舆论和传媒，多关注“老三届”中出现了某些政界、军界、商界的头面人物，知名的教授、作家、画家、导演、表演艺术家、音乐家，但在他们成功光环的背后，是绝大多数籍籍无名的普通“老三届”成了分母。分母分子差别之大，可能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任何一个时段。
社会对“老三届”的议论，是多种样的。有人说，他们少年经历灾荒困难，青年遇上文革爆发，学业中断，是被历史“腰斩”的一代；有人说，他们在文革初期受国家蛊惑教唆，批斗师长，破坏文物，参与武斗，是被欺骗、被利用、有罪错的一代；有人说，他们中部分人经过奋斗，在各领域成长为骨干，是改革开放的“中坚一代”；有人说，他们上山下乡，带去文化知识和卫生习惯，为农村的教育、医疗和农技推广做出了贡献，是推动乡村建设的一代；有人说，他们学业中断，基础教育不完整，外语普遍薄弱，是被耽误、被牺牲的一代。各种评价都有某种道理。“老三届”以个人青春与学业为代价，经历了国家动荡与转型的重创和重压，既是历史的受害者和牺牲者，也是历史的探索者，是代价沉重、命运坎坷的一代人。
老三届的中青年，命运受父辈支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了壮年，自己也成了支配后辈命运的长辈，是给历史书写了辉煌，还是给世人留下了遗憾？值得认真反思。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倏忽间60年过去了，“老三届”皆逾古稀，到了望八之年。据不完全统计，将近半数已驾鹤西去。挨过饿，吃过苦的经历，必然影响到寿命的长度。现在，“老三届”已经整体上退出了历史舞台。能够继续对社会施加影响的，只有其中的极少数了。
总体而言，“老三届”经历了60年惊涛骇浪、坎坷波折的漫漫长路，从青春岁月到了古稀耄耋，得失成败已铸就，功过是非任评说。
我说出这些感受，不知能否抛砖引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