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 始于压抑，终于暴力唱着红歌打女人，冲着男童喊老公：中国年轻男女为何这么压抑？薄熙来终于实现了理想；重庆时代峰峻楼下的横向暴力；粉丝的饭圈文化；替代性攻击与逃避性占有；社会失序与人格失重；发泄不是反抗..在是信息社会，一个社会事件发生以后，新闻急着报，报晚了就没人看了。但评论一个社会事件，一般不是越快越好，因为要评论，得先理解，花点时间消化。让子弹飞一会，才能看清楚，谁跟谁在打，谁跟谁跑了，谁跟谁闹崩了，到底唱的是哪出戏。 重庆这地方很热闹。这些年经常上新闻。远一点的，有个人叫薄熙来，是个红二代，从小到大，理想就是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在重庆当书记，终于实现了理想，直接提拔到秦城，天天过共产主义生活。这两年，重庆也没少上热搜。去年，有几个重庆熊孩子霸凌同学，市民一愤怒，就上街了。前一阵，重庆又有个王八蛋虐狗，市民一愤怒，直接跑到他家楼下抗议。 大约两周前，重庆又上了新闻。有个专门包装男童的公司，楼下两伙人打起来了。一群二三十岁的女粉丝，冲着几个十一二岁的男童喊老公。一群看上去二十岁左右的男青年，追着男童录像，发展到辱骂女粉丝，动手打人。今天就说说这件事。 这届男女青年，用一句话来说，太压抑了。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生命力旺盛，是个情感、欲望、个人追求迸发的年龄。可是，现在的中国社会，因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原因，什么都是拧巴的，从上到下，除了高压就是高压，个人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少，自由空间越来越小。 情感、欲望、个人追求这些东西，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表达出来，就会另找出口发泄。那些冲男童喊老公的女粉丝找到了一个出口，那些冲女粉丝动手的男青年，也找到了一个出口。我把这个过程叫“始于压抑，终于暴力”，中间夹杂着各种逃避，各种发泄。 有个专门包装才艺男童的公司，叫时代峰峻。它在重庆的长江国际写字楼十八层，有个培训场地，参加培训的都是11-14岁的男生。楼下常年有粉丝聚集，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女青年。 8月15号，有男主播跑到楼下撕海报，对着进出的受训男童贴脸辱骂，还有人冲进大楼近距离拍摄，全程直播。16号，一名男主播跟一名女粉丝发生冲突。17号晚上7点半左右，冲突升级，一群男青年跟一群女粉丝泼水、扔东西。 18号下午，大批男青年赶到现场。喊口号，唱红歌，围堵女粉丝。有人强摘女粉丝的口罩，还有人踢踹女粉丝。一些男青年打出国旗，唱《强军战歌》。19号晚上，继续有大量男生聚集，有不少看上去像是中学生。警察开始现场抓人。 第二天，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发布通报，对事件轻描淡写，说长江国际写字楼下因口角发生争执，出现泼水、追逐等不当行为。 有人说这个事件是男女对立造成的。这种说法似是而非，男女对立是结果，这个事件只是体现了那个结果。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男女对立呢？这有更深的社会原因，我在以前的节目中专门做过分析。简单地讲，就是这几十年中国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打破了传统家庭秩序，摧毁了传统的性别角色。社会进一步原子化，每个人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新角色、新身份。 这等于是在失序中建立自己的秩序。这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只有一部分人有能力积极面对这种挑战。不少人选择了逃避，不少人选择了破罐子破摔，也有人选择了怨恨，找时机暴力发泄。 粉丝现象实际上就是逃避的结果，那些冲男童喊老公的女粉丝，只是极端了一点而已。有人骂她们是恋童癖。那是句骂人话，但精神病学上对恋童这种心理疾病，有严格的界定，那些当街喊老公的女粉丝够不上那个标准。骂人求的是痛快，但不能当真；要当真，就要讲科学依据。就算不讲科学，只是凭常识判断一下：你见哪个恋童癖跑街上喊的么？ 人们对现实失望，逃避现实，就会去追逐一些虚幻的东西。现实中，很多女生对男生失望，也有很多男生对女生失望，不想恋爱，不想结婚。这种失望可能有个人因素，但从统计学上讲，这个趋势还在加速。中国大学中的女生比男生多。在选择婚恋对象的时候，几乎所有女生都不会向下选择。大学毕业的女生一般不会选择没念过大学的男生。 很多女生就放弃追求现实中的感情，转而去追星，追一个追不到的对象，建立一种虚幻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个特点，它是完全单向的。你去追星，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你什么时候开始，花多少钱，投入多少感情，什么时候结束，全由你一个人说了算。 这种关系自始至终都是假的，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简单讲，是因为它没有被拒绝的风险。在现实生活中，交朋友、谈恋爱，建立真实的感情关系，需要付出，需要承担风险。任何真实的关系，都是双向的：你选择别人，别人也选择你；你拒绝别人，别人也拒绝你；你评价别人，别人也评价你；你让别人喜欢，别人也让你喜欢；反过来说，你让别人讨厌，别人也让你讨厌；你嫌弃别人，别人也嫌弃你。真实的关系，都是这样的。 但在生活世界，有不少人受不了这种双向关系，只能是自己评价别人，不能是别人评价自己；只能是自己嫌弃别人，不能是别人嫌弃自己；只能是自己拒绝别人，不能是别人拒绝自己。这意味着，他们受不了真实的关系。被别人拒绝，恋爱失败，当然是很痛苦的，但这是建立真实关系难以避免的。这跟肉身疼痛是一个道理。人只要做事情，不管是运动，还是干活，就会磕磕碰碰，肉身就会经历痛苦。有人为了避免痛苦，干脆就不运动，不干活，在手机上看别人运动，看别人干活。 追星的心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逃避建立真实的感情关系。心理学上，有一种焦虑-矛盾依恋型的人，对亲密关系充满渴望又深感恐惧。20多年前，有心理学家发现，这种焦虑-矛盾依恋型的人，最容易建立单向感情关系。用大白话讲就是，那些渴望亲密关系又害怕亲密关系的人，最容易追星，因为追星既满足了他们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又避免了他们对被人抛弃的恐惧——他们追的星永远不会抛弃他们。 追星这种单向关系，也是在想象中占有对方，不是真占有，是要那种占有感，用心理学术语讲，就是psychological ownership。要获得这种占有感，必须在心理上能控制对方，想追就追，想爱就爱，控制权完全在自己手里。追星就是这种心理游戏。如果真去恋爱，看上了哪个女孩子，看上了哪个男孩子，你去追人家，人家可能躲着你；你爱上了人家，人家可能不爱你。就算两个人都有意思，谈恋爱，一方也不可能完全受另一方控制，没法满足这种占有感。 要满足这种占有感，只是心理上控制还不够，还要在对方身上花钱、花时间。那些跑到重庆长江国际写字楼下面追星打卡，冲男童喊老公的女粉丝，要的就是这种占有感。时代峰峻这种专门包装男童的公司，整个运营就是为她们量身定做满足占有感的产品。他们的产品就是那些包装出来的男童。... |
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
徒步的骑手：始于压抑，终于暴力
刘国凯：文革浩劫，谁迫害谁？——搜寻真实的历史、争回世间的公理
作者：刘国凯
一、算清文革浩劫之账
1、文革基本情况（1966－1968）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数量甚巨的人们受到冲击伤害。这“人们”分布于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既有达官贵人也有贩夫走卒；既有学者名士也有文盲草民。为不至算糊涂账只得先简单罗列一下文革基本情况。
（1）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主导了全国的第二次反右运动，由各单位党委或工作组掌控运动，把大量的学生、教师、机关职员、工厂工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小吴含、小邓拓。其打击的广度和烈度都远远超过1957年的第一次反右。
（2）1966年8月，以共产党高干军干子弟为骨干的血统论红卫兵掀起了“红色恐怖”狂潮。海外学者宋永毅、王友琴所著文革受难者、文革大屠杀对此有详细记述。笔者在此不作赘述。
（3）1966年10-12月，毛泽东指责前阶段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批判走资派，而是整群众。他说这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他号召人民起来批判刘邓的资反线，并决定前阶段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群众应予平反。于是数量极为巨大的学生、教职员工、机关职员、工厂工人群起回应，把各单位党领导或工作组推上被批判的地位。
（4）1967年1月毛号召造反派群众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造反派立即回应。各省市各单位大多数的领导都被“夺权”，“靠边站”了。正由于此，群众表现得更加胆大妄为。除继续批判他们前阶段执行资反线整群众的错误，还批判他们莫须有的走资罪行，和揭露他们一向以来的欺压群众和享乐腐化……
（5）1967年2-3月，各地军方被允许介入地方文革运动。除北京、上海之外几乎所有军方在介入时都认定本地积极夺省市党委权的造反派是反动乃至反革命组织，并予以取缔镇压。
同时认定出身成分红、党团员多、对夺权采取较慎重态度的群众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组织，并予以支援扶植。
（6）1967年4-5月，毛觉察到军方对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镇压不利于自己的政治清洗决策。于是他责备军方的镇压，指示为被打成反动、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平反。这引发了这类群众组织对军方的反扑。军方为反制之，遂大力扶植亲军方的保皇派群众组织。
（7）1967年6-8月，在军方的默许、姑息乃至支援、指使下，各地保皇派组织首先使用暴力攻击、杀戮造反派。造反派则抢夺军队的枪支进行反击，形成6-8月间全国性的大武斗。鉴于全国最凶悍的保皇派组织武汉“百万雄师”的垮台，全国的造反派都呈即将取得胜利的前景。
（8）1967年8月，林彪和中央文革错误估算毛要藉武汉“七。二0”事件清洗军内的异己势力，并且也想趁机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遂发动各地造反派掀起“揪军内一小撮”。但毛并没有这个打算，并且毛还深感这样作会动摇他的统治根基，遗患无穷，遂予以严厉指责。阵脚大乱的中央文革把王力、关锋林杰等抛出作替罪羊。
（9）1967年9月——1968年春。毛的政策作大幅度改变，不再在群众组织中划分造反派、保皇派。强调各地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同时强调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都是好的、比较好的，应予以解放出来工作。前阶段被“打倒”的干部纷纷复职，濒临失败解体的保皇派组织重新麇集并气焰日炽。造反派军心全线动摇。纷纷为今后可能会遭到的“秋后算帐”忧心忡忡。许多人消极甚至退出，但也有人坚持斗争。湖南19岁的高中学生杨曦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出石破天惊的“中国向何处去”。他指出中国已产生了由百分之九十的高干组成的红色资本家阶级。他认为毛本来是要领导人民打倒这个阶级的，但是由于以军队为支柱的保守势力的反对，毛妥协了。第一次文化革命面临失败的危险。
（10）1968年6-7月，各地造反派的头头人物和骨干分子作困兽犹斗。其最典型的表现是广西造反派大规模抢夺枪支弹药与大举镇压屠杀他们的保皇派和军方决死战斗。各地武斗又起。但造反派已是强弩之末。得到各地军方的支援保皇派向造反派发起攻击。许多地方军方甚至直接参与镇压。造反派濒于瓦解。
（11）1968年8月，危在旦夕的造反派在北京成立十几个省造反派组织的联络站，以互相支援，作最后的搏击。毛及其心腹康生等对此极其震怒。毛中央是绝对不容许成立全国性组织的。此时，毛认为自己的政治清洗目的已基本完成。但是，造反派不听招呼，不予合作，甚至有行为脱轨动摇自己政体根本的端倪，故只得下重手实行镇压。造反派迅速瓦解。保皇派则在完成其镇压造反派的历史任务后，十分配合地解散。再由他们组织组成“工人纠察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曾为造反派占优势的学校、机关、工厂等。
（12）1968年秋，在血腥大镇压的基础上，由“革委会”、“工宣队”主持开展长达约
一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对前造反派的头头骨干人物进行清算。大中学生在集中进行一段时间的军训后进行分配。学生造反派的头头人物被投入监狱或“牛棚”接受批斗。三届高中生和三届初中生，除少数保皇派红卫兵的头头骨干能留城工作外，其他都上山下乡。大学再不招生。各级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在67年间大都已成立。少数由于造反派从中作梗而迟迟不能成立的也在荡平造反派后迅速建立起来。党的组织也在迅速恢复。文化革命前的正常政治秩序迅速重建。文化革命的动荡局面基本结束。以上十二点在笔化革命简析》一文中，是以十万字的篇幅来叙述的。读者若要对文化革命的这些基本过程有更详细的了解，请参阅该文。
2、文革基本情况（1969－1976）
由于中共官方的文革分期是十年，故不妨在此继续罗列“十二点”之后至1976年的中国社会动态。
（13）1969年，基本上全年都是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运动拿来祭旗的是经典
“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经典“阶级敌人”在运动初期的“红色恐怖”运动中就受尽
虐杀，许多人已死于非命。1968年6、7月保皇派对造反派大举进攻时，又诬指他们是造反派的后台和同盟军。在镇压造反派的同时，又对苟且偷生的经典“阶级敌人”再进行一次虐杀。
此时的“清队”由于残存到1969年的经典“阶级敌人”为数实在有限，不敷使用，当局遂指
令把“清理”范围扩大至“国民党残渣余孽”等“公安六条二十一种人”在此就轮到前造反
派的头头骨干人物被“清理”了。侥幸熬过1968年夏季大镇压的前造反派头头骨干无论如何
也再难侥幸渡过这一关。他们被关进“牛棚”，遭到批斗殴打，被勒令交代反“三红”的罪
行。他们的结局依其被挖掘出来的“罪证”而定。有的被定为逃亡地主、漏网历史反革命，
遭押回原籍或关进监狱。有的被定为破坏文化革命的黑手、打砸抢分子，在本单位遭受长期
的“群众专政”。通过“清队”巩固了重建的共产党统治秩序；也给文革初、中期被造反派
冲击过的各级共产党干部提供一个出气的机会。
（14）1970年，全年搞“一打三反”运动。这是个可与中共建政初期的“镇反”媲美的
处决狂潮。运动中全国各地都挖出许多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集团、反革命纠合集团。“罪犯”
一律判处重刑，而且死刑率极高。由于死刑案太多，中央覆核工作量太大，忙不过来，遂把
杀人权下放给省、直辖市级。各地皆以杀人之多显示其革命性的坚决。一些侥幸熬过1968年
夏季镇压，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的造反派头头，此时都被从牢房里抓出来，重新判以死
刑。杨曦光所著“牛鬼蛇神录”中就述及他的牢友刘凤祥、张九龙、雷特超等就是在“一打
三反”中被再判枪决的。就连他自己和张家政、候湘风等都差点被杀。他们如同前批刘凤祥
那样被从劳改场拉回长沙监狱，等待下一轮处决高潮就押上刑场。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中央
把杀人批准权收回。杨曦光等遂捡回一命。
（15）1971年，“清查五一六”。1967年间，北京有个小组织名叫“首都红卫兵五一六
兵团”。该组织专事攻击周恩来。67年8月以后，这个组织已被压制取缔，再也没有什么活
动。事隔三年多后，1971年初中共中央突然决定在全国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两年前
“清理阶级队伍”那一套重演。许多前造反派成员都被指为五一六分子，遭到关押、逼供、
批斗、殴打。很多人被打至伤残甚至死亡；很多人被迫自杀或被逼疯。
（16）1972年。这是最好的一年。非但没有整人的运动，而且工人职员普调工资，五七
干校的人员开始返回机关。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一下苍老了许多，而民众则深受其益。当然，
是年也搞了“批林整风”运动，但那是在党内、尤其是高层内进行。草民百姓未被波及。
（17）1973至1976年，社会上的整人运动基本终止。中共高层则开展了林彪体系倾覆后，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官僚集团和以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新贵集团之间权力争夺的暗斗。在
权力争夺中周系占上风，江张落败。邓小平复出除任副总理外，还任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
副主席、总参谋长、中央政治局常委。江张不甘心落败，遂加紧进行宫廷幕后运作，向毛进
邓的谗言。毛遂渐对邓起疑心。指邓，“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1975年秋，以“评水
浒”为标志拉开江张反击的序幕。至年底，矛头指向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式登场。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邓小平顿失支撑。毛决意去邓。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这个曾经以
邪教式的蛊惑令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应读作心智迷乱）地对他顶礼膜拜的现代共产党帝王，
总算在其油干芯尽之时看到人民以曲折方式表达了对他的厌恶与反叛。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
奋起的人群中，思想构成是复杂的。有较单纯怀念周的；有借尊周贬江的；有借念周抑毛的。
贬江抑毛者有的是站在共产党老官僚集团的立场上；有的是站在人民民主的立场上。然而不
管怎样，他们共同构成了一股历史的洪流。预示着中国共产党政权这个专政交响乐中的一个
章节——毛泽东时代即将完结。1976年10月，江张集团中的叛变分子汪东兴与华国锋和老官
僚集团勾结，以阴谋手段除掉江张集团。
二、文革浩劫：谁迫害谁？
在把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的社会状况作了以上十七点的分述后，以事实为根据可以
来探究中共的“文革浩劫”论的质地了。从字面上来考查，浩劫是巨大的劫难之意。一个社
会发生巨大的劫难必有劫难的制造者、施予者和劫难的承受者、受难者。1966-1976十年间
中国社会有哪些巨大劫难？谁是制造者、施予者？谁是承受者、蒙难者？
1、谁受迫害的次数多？
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运动中，刘少奇邓小平及执行其指令的中共各级党领导和工
作者是劫难的制造者。被迫害的学生、教师、机关职员、工厂工人是劫难的承受者。1966年
8-9月的“红色恐怖”运动中，共产党的高军干子弟所组成的血统高贵红卫兵是劫难的制造
者。无辜被虐杀的出身“不好”的人和文艺界人士是劫难的承受者。然而深究下去则还可知，
这个劫难的根本制造者是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实行阶级歧视压迫的共产党专制制度；是共
产党在文革前十七年里对他们的子女所灌输的政治优越感。1966年10-12月批资反线，这是
共产党建政十七年来破天荒地第一次把威严无比的各级共产党领导干部推上受质问、责难、
批判的地位。暂态乾坤倒转天地变色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这对于他们来说不啻是遭受
一场巨大的劫难。这个劫难的施予者是人民群众。而深究下去，其制造者是毛泽东。没有毛
泽东的决定、号召，那些草民百姓何以敢如此无礼嚣张地对待昔日神圣不可侵犯的共产党领
导干部？然而出于政治上的难言微妙之处，使这些蒙难的共产党干部不敢公开表达他们对毛
泽东的不满，而把仇恨的帐本都记在群众身上。1967年一月夺权中，劫难的施予者制造者、
承受者与批资反线时的角色相同。只是由于程度的加深，此时蒙难的共产党干部内心对毛已
由不满上升为怨恨了。1967年2-3月的镇压行动中，各地军方是劫难的制造者施予者。被镇
压取缔的群众组织是劫难的承受者。深究下去，应洞悉最根本的制造者是共产党专制制度。
武汉军方在镇压造反派时，武汉独立师一个副师长耀武扬威地说：“把你们（按指造反派）
的头杀了来肥田，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知道不？”1967年4-5月为2-3月间被打成反动、反
革命组织的群众平反，这于军方来说固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由于毛对军方持宽大谨慎的
态度，除特别桀傲不驯又纠合有军内派系之争的武汉陈再道翻船外，其他都无大碍。故对军
方亦不算劫难。1967年6-8月遍及全国各地的大武斗毫无疑问是一场大劫难。考查各地武斗
过程可知保皇派是首先使用暴力者。而且他们由于有军方的纵容支援，故在武斗的起初阶段
战果辉煌。但情况很快发生变化。造反派奋起抢枪自卫，武装起来反击保皇派的屠杀。67年
夏季大武斗开始时各地保皇派屠杀造反派时都是打着“镇压反革命”、“不许右派翻天”的
旗号。例如闻名全国的巨型保皇派组织武汉“百万雄师”在攻击造反派时的动员令就是“百
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不过造反派并不真的是像保皇派所说的那样都由地富反
坏右、牛鬼蛇神组成。实际上这些“黑鬼”在社会是只占极少数。如果造反派都只由他们组
成，那如何能掀起如此之大的声势？造反派中也有出身“好”的，又以出身不黑不红的占多
数，少量出身“不好”的人参与其中。这种情况就从质地上决定了1967夏季的造反派不会像
1966年夏季的“黑五类”那样任人宰割。在大武斗中保皇派造反派都死伤累累。说来双方都
是这场劫难的承受者。造反派死伤的固然是普通民众，保皇派死伤的大多也不会是有身份的
人物。但是这又不能用以否认保皇派的双重角色，即他们既是这场劫难的承受者，又是这场
劫难的制造者。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追究到共产党制度的身上。
1968年夏季大镇压对于造反派是浩劫。浩劫是由毛泽东、中央文革、各地军方、各地保
皇派联手制造的。决策人是毛。各地军方和保皇派对毛的决策欢呼雀跃，立即闻风而动全力
出击一举踏平造反派。到底有多少“黑五类”和造反派死于这场大镇压，中共当然不会去统
计。民间也无法统计。文革中全国只有一个省委第一书记没有倒，那就是广西王，第一书记
韦国清。广西造反派“四二二”要打倒他，遂激起他对“四二二”刻骨仇恨。在得到毛首肯
镇压造反派的尚方宝剑以后，他疯狂对“四二二”举起屠刀。由十几个县的武装民兵（均属
保皇派组织“联指”）配合广西省军区部队，对造反派大举围攻。不但在武斗场上残杀伤员，
而且大规模屠杀在武斗场上抓获的俘虏。“黑五类”和造反派分子被杀后，有的被保皇派挖
心割肉吃掉。有的扔进西江。这些可怜的浮尸顺流冲下，有的搁浅于各地浅滩；有的直达香
港码头。
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是无辜
民众和前造反派分子所连续遭受的三场浩劫。死、伤、疯者甚众。与前面几场浩劫不同的是，
这几场与保皇派不相干。因为在造反派被踏平后，保皇派亦解散其组织，回到单位内去做回
他的“先进分子”，许多还受到奖励提拔，和转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人纠察
队”、专案组成员。他们在新生红色政权和重建的党组织的领导下去做“清队”、“一打三
反”、“清查五一六”的打手。
1972年至1976年这几年里。虽然有种种社会波动，上层则有权力争夺，但总的来说，对
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不存在“浩劫”。好了，至此可以进行统计了。纵上所述，从1966年到
1976年间共有十场劫难。其中有两场（“批资反线”、“一月夺权”及其后的“靠边站受批
判”）的承受者是中共官员。有八场（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66年8月红色恐怖运动、67
年早春镇反、67年夏季大武斗、68年夏季大镇压、69年清队、70年一打三反、71年清查五一
六。）的承受者是民众。
2、谁受迫害的程度深？
然而，仅以二比八来判定官与民各自所受的劫难并不精确，因为还须考虑各场劫难的
“含金量”。中共官员所受的劫难无非是受批判，被“夺权”，“靠边站”失去了昔日的权
势和威严而已。而民众所受的劫难则是被关押、监禁、殴打、杀死，或被迫自杀。至今中共
官方始终没有提供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较精确统计。常见的说法是数百万。这里面有
多少个是中共官员？文革时期，我已注意对此作广泛观察，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当权派被群
众批斗死。而且恰恰相反，许多工厂企业里由于当权派有保皇派的保护，他们受批判只是走
走过场而已。毫无疑问，反驳我的人会说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不是被迫害死了吗？还有
罗瑞卿跳楼自杀。其不死只是侥幸而已。对此必须澄清的是，刘少奇一类的死亡事件并不是
民众制造，而是共产党残酷的内部倾轧所至。包括“彭、罗、陆、杨”等中央和省级的一些
“大走资派”在批斗会上所受的严重体罚，都应归入此类。施行这些体罚的北京红卫兵组织
已纳入中共党内斗争的轨道，而与社会上以反政治迫害为基调的造反运动大相迳庭。文革时
期发生非刘少奇式的中共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只会是在这样两种情况下。一是这个中共官员被
查出有确凿无误的政历“污点”。对这样的当权派保皇派不但不会去保他，而且会下死力去
打他，以显示自己革命性的坚决。二是某些当权派由于错误估计形势而选择了支援造反派。
结果在保皇派最终彻底得势后，被保皇派迫害虐杀致死。有必要强调说明的是，这样两类当
权派被迫害至死的情况数量极少，而且施暴者大多为保皇派。
再谈谈当权派所受“劫难”的性质。中共官员在1966年6-7月间执行“资反线”，把大
量无辜民众打成右派、反革命。1966年11-12月间群众批判了他们有什么不可以？这算什么
劫难？不能因为批“资反线”是毛泽东要搞的就予以全盘否定。群众趁回应毛的号召之机而
起是当年民众反政治迫害斗争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丝毫不遮盖它的正义性。
1967年初的夺权运动使中共官员失去昔日的绝对权威。民众更敢于批判他们。批判的内
容从执行“资反线”扩展到他们平日欺压群众、享乐腐化的恶劣工作、生活作风。
这难道不应该吗？当然在此过程中或许有夸大其词，甚至捕风捉影的。这固然不足称道。
但是，这与民众在那八场劫难中的家破人亡相比又算得什么呢？至于群众批判当权派“走资
本主义道路”，这的确滑稽，令当权派们深感委屈。事实上他们哪有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们不是一直都在按毛主席的指使办事吗？尤其在文革前的几年，整个社会左得不能再左，
把毛捧到神一般的地位。这里面全是中共各级官员的心血和功劳。说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
也真是冤枉。群众批判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为了取得这个批判的合法性而已。当年我
已清晰地觉察到，群众在批判当权派执行资反线整群众，和批判当权派平日欺压群众时是多
么的群情激愤，而在批判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时是多么敷衍走过场。我甚至听到过批判会
开完后有人小声议论，“哈，有那么好的事，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这样的资本主义道路我
还真想走走。”“嘘！小声点，你这家伙别胡说。让人听见把你也拉上台去陪斗。”我在旁
边听了冲着那两个中年工人笑笑。他们也向我做个鬼脸。账，算了这大半天，应该是算清楚
了。与广大民众在文革中所受的巨大劫难相比，中共官员所受的那点简直只是牯牛一毛，而
且有些是自食其果甚至是罪有应得，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劫难。然而，一个更大的问题油然而
生了。既然如此，怎么中共官方反而要把文革浩劫叫得震天响呢？
问得好！
三、中共炮制文革浩劫论的心态目的和手法
1、中共的生命价值观
中共炮制文革浩劫论首先来源于他们那极其扭曲恶劣的生命价值观。在他们的潜意识中，
民众的生命和尊严是一钱不值的，而他们则神圣不可侵犯。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算
什么？1960年人为大饥荒中就死了一千多万人（国外有研究者推算是三千万）。另一方面，
群众冲击他们则被视为大逆不道。对自身所受损失则感受为暴殄天物。虽同为中国人，但生
命的价值在他们心目中竟是有天渊之别。他们受到那么一些波折便感觉为天大的劫难。
中共官僚阶级的浩劫记忆中除了他们自己曾受“批斗”外，还有他们子女的遭难。1966
年底批资反线后，由中共高干军干子弟组成的血统论红卫兵失宠。他们不忿被抛弃，更不忿
自己的父辈成了“走资派”挨批斗。他们除了把满腔怒火发泄到平民红卫兵身上外，还把矛
头指向江青、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的公安部。无奈，公安部只好抓了他们。这下不得了了，成
了他们遭受“四人帮”迫害的铁证。他们在“红色恐怖”运动中虐杀了那么多的“黑五类”
不是问题，公安部让他们坐了几天班房就是大问题。这就是中共官僚阶级的认知标准。
至今三十几年过去，从来没有哪个当年“红色恐怖”运动的参与者出来稍作忏悔。而他
们坐的那几天班房则成为他们被“四人帮”迫害，遭受劫难应予得到补偿的依据。
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今中国权力圈和高级商界不都被他们所把持吗？文革劫难中，民众
所受伤害是中共官僚阶级的万倍以上。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几百万人中，中共官员再加上
文化艺术界名人的罹难者不足总数的万分之一。中共如此大声疾呼文革浩劫，难道就不怕引
起人民对自己在文革中所受伤害的记忆而要求当局补偿吗？
2、权力迫使人民健忘
中共当局一点也不担心。中国人是健忘的民族，中共算是吃准了这一点。固然，中国人
健忘已渗透在其民族性格之中，但更为重要的是权力当局在强迫和诱使人民健忘。当今，中
共当局垄断着资讯、出版业。它对文革实行选择记忆。文革浩劫被它圈述为共产党高干和文
化名人所遭的厄运，还有历史文物被毁损。民众遭受的巨大劫难根本不出现在它的笔下。久
而久之，文革浩劫就可定型成它所需要的形状。
文革时中国有八亿人口。至今三十八年过去（以文革起始的1966年计），其中约四亿业
已故去，一亿多已在晚年。对文革有真切了解者当时起码是读初中三年级。而这一拨人现今
的标准年龄已达54岁。换言之，当今五十多至六十出头、对文革有直接了解，且还不算老，
尚未退出社会生活者已不足一亿人。约只占当今全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在这个年龄层
的社会群体中，百分之八十是文盲、半文盲的农民。他们没有以文字记述史实的能力。剩下
的百分之二十的城镇居民中又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正处于领取微薄的退休金，或更微薄的下岗
费，乃至生活全然无着之中。这些人已被沉重的现实生活压弯了腰。回忆记述文革对于他们
无异是探索另一个星球的事情。在谋生之余尚有时间精力、亦有知识能力去回忆记述文革的，
一般来说只会是六一至六六级的大学毕业生，和老三届中“搭尾班车”通过文革后恢复高考
读上大学的人们。这一社会群体约只占当今中国人口的万分之一。他们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既
得利益者，是中共当局的重点收买物件。除了像蒯大富之类很少数的造反派红卫兵著名头头
人物被当局看牢外，其他若无特殊情况（如身体太差、行为出大差错等）都在共产党体制内
做了官，或评上教职受到优待，亦有投入商界，颇有斩获者。这些人是绝对不愿意忤当局之
意去唱文革反调的。更何况，这些年来风调雨顺的处境更使他们早已把文革记忆封存，乃至
抛到九霄云外。至于有些投身过造反行列的更不愿意触动往事，暴露了自己不为当局所喜的
经历，那会不利于自己的际遇，毁掉了自己的仕途，将是多么不智。年纪比他们小的一代人
在不惑、知命之间。这拨人及更年轻的一代对文革并无直接了解。这些年来没有任何翔实的
文革记录提供给他们。他们听到的只是当局一面说词。先入为主的“十年浩劫”、“造反派
打砸抢”、“造反派是四人帮爪牙，凶狠迫害知识份子”之类的说词充斥他们耳际、塞满他
们的头脑。即使出于对中共专制制度不抱好感，对中共说词持有怀疑的人们，也无从对当局
的伪文革说提出质疑。
3、篡改历史的手法
说来中共炮制文革浩劫论的主要目的还并不是为自己及其子女诉苦。他们心里明白，那
点苦其实算不了什么，何况这些年已得到千万倍的补偿。其炮制文革浩劫论最根本的目的是
为了维护巩固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为此，共产党以三道工序来完成的。一、定论文革全是浩
劫。二、指控造反派是文革浩劫的制造者，从而使所有的人都憎恨、鄙弃造反派。三、既然
如此，那么文革造反派所做的一切都应予以彻底否定，当然也包括他们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
的行为。通过这样三道工序，务使文革造反派犯上作乱的行为不被肯定，不被继承下来。
在这三道工序中最关键的是第二步。一个笼统的文革浩劫论不难在抽像的意识层面上过
关。确凿的文革浩劫制造者被人们憎恨亦顺理成章。关键则是指控某一个社会群体是文革浩
劫的制造者须具有说服力。为此，共产党采取了两个有内在的联系程式。
（1）否认术
否认文革群众组织中有造反派保皇派之分。说所有群众组织都是造反派。理由是他们都
宣称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都造刘少奇、封资修的反，都造本省走资派的反。共产党这是在
装蒜诈懵。共产党何尝不了解文革保皇派组织以“红”成分的人为骨干和主导，各单位的保
卫、组织、政工干部和中层干部大都参与其中。这与以平民身份为主的造反派组织有着质地
的不同。共产党还何尝不明白，保皇派的政治行为是维护文革前原有的共产党统治秩序，而
造反派则是在冲击这个秩序。共产党的装傻诈懵是为下一步的移花接木、栽赃诬陷作先期铺
垫。
（2）移花接木术
在否认术的基础上把保皇派所干的种种恶行都栽赃到到造反派的头上。造反派在文革中
真正令共产党深恶痛绝的“恶行”是批判斗争共产党领导干部。共产党深深洞悉这一恶行的
巨大危害性绝不仅仅是令这些领导干部个人的威望、精神乃至身体受到损伤，而是使共产党
制度的绝对权威受到严重打击。文革前，每个地区、每个单位的领导都是党的化身，神圣不
可侵犯。任何反对本单位领导的言行，那怕这个领导只是个20级的乡股级干部，都可上纲为
反党反社会主义。经过文革造反运动后，这一情况有了彻底的改变。共产党领导干部身上神
圣的光环暗淡了。人民群众对他们不再毕恭毕敬、俯首帖耳了。共产党统治秩序的的威严的
确是以各个具体共产党领导干部个人的威严作基础。换言之，共产党制度的绝对权威是各个
领导干部绝对权威的有机叠加。基础松动了、流失了，其整体结构也就有崩坍之虞。文革后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刁民辈出难道不正是源于文革造反运动吗？说来，共产党干部是多么
怀念文革前他们说一不二，人民群众匍匐跪仰的岁月啊。可是，这一切都给那班造反的家伙
搅黄了。这怎能不令其疾首痛心切齿痛恨呢？共产党干部当然也明白文革造反派之所以敢于
如此大胆妄为，是因为得到毛泽东的暂时许可。但是，对毛是不能正面否定的啊！顶多只能
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轻描淡写地讲几句。因为无论如何，毛还是共产党制度的
根本象征。一旦彻底否定毛，就会危及共产党体制的根本。故共产党内的大大小小的邓小平
们都强忍下对毛的怨气，而把所有的仇恨都倾泄在文革造反派的身上。尽管当年那班造反的
家伙都早已为他们的胆大妄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这仍远远不够。关键的不是把他们抓进
牢房，或把他们枪决掉，而是要把他们犯上作乱的行为彻底“批倒批臭”，务使今后再无仿
效者。可是，如果共产党对大家说，造反派之所以可恶是由于他们当年批斗过共产党干部，
那非但不能达到目的，还会引起某些心怀叵测者的兴趣。因为共产党知晓，当今的中共官僚
在民间的印象是多么糟糕。策略的作法是着重把文革期间中共官员之外的人们所遭受的迫害
虐杀都说成是造反派干的，从而激起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憎恨它。为确保此大计的实现，必须
另辟蹊径。共产党挖空心思终于找到了，那就是否定术加栽赃术。可是还是有个问题。尽管
共产党搞了这很巧妙的两术，但具体指控文革造反派迫害虐杀民众的“事实”总不便全由共
产党越俎代庖去讲，得由蒙难者自己来说才最有力。
4、某些文化人的协助配合
无庸讳言，事实表明共产党这一毒计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系仰仗某些心智蒙尘的文化人
的协助配合。许多知识界、文艺界人士是文化革命的第一批牺牲品。在1966年6-7月的第二
次反右运动中，和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运动中他们就已深受其害。到了1968年夏季的
大镇压和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他们之中有些人又被拉出来陪斗一番。其实他们在过
往的两年中大都没有参与本地区的文革运动，没有任何“罪行”可言。批斗他们完全是主政
者为营造用以镇压造反派的恐怖气氛的需要。我清晰地记得，在广州的1968年夏季大镇压中，
广州最负盛名的画家关山月又被拉在广州河南小港新村路口游斗。看看他那一把年纪，又在
八月的毒阳之下长时间地弯腰低头，我真为他难过担心。到了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
动，许多知识、文艺界人士又因其“解放前”的某些经历受到审查。老舍是连66年的“红色
恐怖”关都未熬过。但是，基于人强烈的求是欲望，大量的知识界文艺界蒙难者还是熬过来
了。对于他们来说，熬过寒冬就是明媚的春天。
“四人帮”和“凡是派”相继倒台、失势后。共产党老官僚集团主政。他们给曾遭苦难
的知识、文艺界人士以优厚的补偿。知识、文艺界人士是有能力、有渠道说话的。他们当然
要述说、控诉自己当年的无辜受罪的遭遇。既然如此，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摆出来了。把谁摆
到劫难制造者的地位上去？
1966年第二次反右是谁搞的？就是当今给他们平反、补偿的共产党老干部们搞的。“红
色恐怖”是谁搞的？是这些老干部们的子女搞的。1968年大镇压是谁搞的？军方和保皇派搞
的。当年的军代表们是早已烟消云散了，但如今（指八十年代）单位里掌权的许多就是当年
保皇派人物。
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是谁搞的？也是由保皇派骨干分子重组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
传队”和“专案组”搞的。要着文述说文革浩劫的知识文艺界人士面临裁量，把制造浩劫的
罪责算在谁身上？照直说吗？显然不妥、不智。今日的补发工资、升级晋职称，分好房子，
还有那台上台下的风光乃至出国考察、进修的机会不都是他们给的吗？不过，既要讲那档子
事，总得有个垃圾桶扔垃圾啊。哦，有了，主政者们不是在一股劲地诅咒造反派吗？那就把
所有的账都算在造反派的头上，把所有的垃圾都扔进造反派这个垃圾桶里吧。于是乎，人们
看到连篇累牍的回忆文章在讲述造反派怎样作威作福迫害知识份子。甚至在造反派还没有产
生的1966年夏，和造反派已经被踏平之后的1968年夏、1969年“清队”，乃至更迟的“五七”
干校中，都有造反派在为非作歹，在横行霸道。中国现代版的“天方夜谭”就这样写成了。
中国当代最大的“冤假错案”就这样制造出来了。共产党在一旁看了发出会心的微笑。
这些文化人还真明事理够意思。花些钱银优待他们也确值得。还是主席讲得对啊。他们那些
毛就得附在我们这张皮上。而这毛若强劲的话还真能起到保护皮的作用的哩！
文革60周年：从毛共到习共——中国为什么仍未走出极权？
@KA594594 · Aug 29, 2026
文革60周年：从毛共到习共——中国为什么仍未走出极权？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六十年过去了，红卫兵没有回来，造反派没有回来，大规模批斗、抄家、游街也没有原样回来。今天不是1966年。习近平也不是毛泽东。但一个更沉重的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六十年过去，中国究竟建立了什么制度，可以保证另一个毛泽东永远不能出现？如果没有，这场历史反思就远未完成。
文革真正需要追问的，从来不只是毛泽东为什么疯狂，红卫兵为什么残暴，群众为什么互相迫害。更应该追问：为什么一个人的疯狂，可以变成一个国家的疯狂？
这才是文革留给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
一、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成为毛泽东？
把文革全部解释成毛泽东个人的罪恶，既容易，也危险。毛当然负有无可推卸的首要责任；没有毛，就不会有那场具体的文化大革命。但一个现代国家，为什么能够让一个人的意志凌驾于亿万人之上？为什么国家主席可以被任意打倒？为什么法律不能保护普通公民，也保护不了国家主席？为什么军队、警察、媒体、学校、法院都不能形成有效制约？为什么最高领袖一句话，可以让整个国家转向？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因为党高于国家，领袖又可以高于党；因为没有权力分立，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真正独立的社会组织。当整个国家只剩一个权力中心，最高领袖的错误就不再只是一个人的错误；它可以通过组织体系，被放大为国家意志。
毛泽东最可怕之处，不只是他拥有巨大的权力欲，而是中国没有一种制度能够对他说“不”。这才是理解文革的钥匙；宪政的意义，也恰恰在这里，它不是寻找圣人，而是防止任何人成为圣人、皇帝和救世主。真正可靠的制度，不是假定掌权者英明，而是假定他可能自私、愚蠢、偏执，甚至疯狂，然后仍然有办法限制他。
一个国家真正的文明，不在于能否遇见好领袖，而在于遇见坏领袖时，他也做不了太大的恶。1966年的中国，没有这样的制度，2026年的中国有了吗？
二、中共结束了文革，却没有完成去极权化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此后，中共否定文革，平反大量冤假错案，恢复高考，重建法律体系，重新重视知识、教育和专业技术。中国由此走出毛时代，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有一个根本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中共可以否定文革，却无法彻底否定产生文革的政治制度。原因并不神秘。如果追问得足够深，问题最终必然触及中共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文革是谁发动的？毛泽东；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动？因为他拥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从哪里来？来自列宁主义政党对国家、军队和社会的垄断。
问题追到这里，就无法再简单归结为“晚年错误”。这就出现了一个历史悖论：中共要否定文革，又不能彻底否定毛；要反对个人崇拜，又不能真正建立限制最高权力的宪政制度；要恢复法律，又不能允许法律高于党；要纠正文革，却不能允许社会独立追究文革的全部责任。1976年以后的中国完成了去文革化，却没有完成真正的去极权化。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不再发动文化大革命；后者则是建立一种制度，使任何人都无法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
中国完成了前者，没有完成后者。
三、改革开放建立的是护栏，不是铁笼
邓小平当然知道毛时代的问题，所以改革开放不仅是一场经济改革，也包含对毛时代政治运行方式的纠偏。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强调集体领导，恢复法制，推动干部年轻化、专业化，减少个人崇拜，党政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工，市场扩张，社会空间扩大，个人生活逐渐脱离政治运动。
江泽民、胡锦涛时期，这些政治惯例继续延续，最高领导人不再拥有毛时代那种神一般的地位，政治开始官僚化、技术化、程序化。许多人因此产生一种错觉：中国已经告别毛时代，而且不会再回去了。
问题也在这里。这些约束，大量只是政治惯例，不是宪政制度；它们能够约束愿意接受约束的人，却很难约束决心突破约束的人；没有独立司法来守卫，没有自由媒体来监督，没有竞争性政治来纠错，没有独立社会力量与国家权力抗衡。
改革年代形成的许多规则，最终仍然取决于最高权力是否愿意遵守，这不是宪政，只是统治者的自我克制。邓小平不愿成为毛泽东，不等于制度禁止后来者成为毛泽东；江胡接受集体领导，也不等于集体领导已经成为不可侵犯的政治规则。
改革开放真正留下的制度教训因此非常残酷：凡是没有变成宪政约束的改革成果，都可能被权力重新拿走。
四、从毛共到习共：极权的形式变了
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政治发生了明显逆转。党的权力重新全面扩张；个人权威不断强化；意识形态重新进入社会生活；媒体控制趋严；大学与教育系统政治要求强化；公民社会空间持续收缩；国家安全逻辑不断扩张。改革年代形成的一些政治惯例被突破。
2018年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取消，更成为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节点。但如果只是说“习近平越来越像毛泽东”，仍然太简单。习近平不是毛泽东，今天也不是文革。毛时代依赖的是群众运动，不断制造敌人，不断发动斗争，甚至主动摧毁既有官僚秩序；习近平时代恰恰相反，它更依赖组织，依赖官僚体系，依赖数字技术，依赖监控，依赖大数据，依赖宣传系统和安全机器。
毛泽东通过制造混乱强化个人权力，习近平更多通过强化控制实现权力集中；一个偏向运动型极权，一个更接近治理型、技术型极权。历史并没有简单回到1966年，它甚至不需要回到1966年。今天的国家拥有毛泽东无法想象的技术能力，一个政权不需要天天举行批斗大会，也可以知道一个人说了什么、去了哪里、和谁联系；不需要亿万红卫兵，也可以形成更加精细的社会控制。极权政治最大的危险，从来不是重复昨天的形式，而是利用今天的技术完成昨天未能完成的控制。
因此，从毛共到习共，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两个最高领袖长得有多像；而是：六十年过去，为什么最高权力仍然可以突破原有边界，并重新向个人集中？
五、最大的制度幻觉：把好皇帝当成好制度
这也是改革开放留下的最大幻觉之一。中国人曾经幸运地遇到一段最高权力相对克制的时期。于是很多人以为，这就是制度；其实不是，一个国家如果必须依靠最高领导人的开明才能自由一点，那么它仍然没有获得自由；如果必须依靠最高领导人的克制才能避免个人独裁，那么它仍然没有摆脱个人独裁的可能。
如果最高领导人愿意改革，国家就改革；最高领导人想倒退，国家就倒退。这说明真正决定国家方向的，仍然是人，不是制度。
把今天中国的问题全部归结于习近平，也是一种过于廉价的解释。习近平当然必须为自己的政治选择负责，就像毛泽东必须为文革负首要责任一样。但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十四亿人口国家的制度命运，仍然可以如此巨大地取决于一个人的政治选择？习近平之后呢？假如下一任领导人比较开明，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吗？没有。
如果权力结构没有改变，中国不过重新进入一个“好皇帝时期”。再过二十年，仍然可能出现另一个强人。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怎样才能遇到一个好领袖？而是：怎样建立一种制度，即使遇到坏领袖，也让他成为不了暴君？这才是宪政。
六、文革结束于政治史，却没有结束于人格史
制度仍然不是全部。文革还留下了一笔更加隐秘、更加漫长的遗产，那就是人格。
多年前就有人提出，文革对中国人的影响，可能需要几代人才能逐渐消退。究竟需要几代，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判断背后的事实：制度可以一夜转向，人格不能一夜重建。
文革不仅摧毁法律、教育和社会秩序，它也塑造了一整套生存方式。告密，揭发，站队，表忠；划清界限，察言观色，趋利避害；以立场代替事实，以敌我关系代替正常的人际关系，用宏大正义为伤害具体的人寻找理由。1976年以后，政治运动停止了，这些东西却没有全部消失。它们进入家庭，进入单位，进入人与人的关系。一个因为说真话遭受过灾难的父亲，会告诉孩子：不要出头；一个经历过政治迫害的母亲，会告诉孩子：不要相信别人；一个靠表忠和站队获得安全的人，也可能把关系意识、权力崇拜和犬儒主义当成人生智慧传给下一代。政治创伤变成家庭经验，家庭经验又塑造下一代人格。
文革的遗产就这样离开政治运动，进入日常生活。它表现为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对强者的顺从，对弱者的苛刻；没有权力时痛恨特权，获得一点权力后立即使用特权；痛恨自己被羞辱，转身又羞辱比自己弱的人。这甚至解释了一种看似荒诞的现象：一些最痛恨文革的人，处理分歧时仍然使用文革的方法；一些最激烈的反共者，仍然习惯划分敌我、要求忠诚、排斥异议、崇拜强人；只不过敌人换了，口号换了，领袖换了；他们反对毛泽东，却未必摆脱了毛泽东主义留下的人格结构。
真正的去文革化，远远不是摘下一幅毛泽东画像。拆掉一座毛泽东塑像很容易，拆掉人心中的毛泽东，很难。文革只持续了十年，走出文革，却可能需要几代人。
七、为什么极权会回潮？
至此，我们才能真正回答本文的问题。为什么文革过去六十年，中国仍然出现明显的极权回潮？不能只归结于一个人，它至少有三层原因：
第一，产生极权的权力结构没有完成宪政改造。党仍然高于国家；司法仍然不能真正独立；媒体不能独立监督最高权力；军队仍然服从党；社会缺乏足够强大的自治力量。
第二，改革开放形成的政治约束没有完成制度化。任期、集体领导、权力交接等重要规则，很大程度上依赖政治惯例，惯例可以建立，也可以突破。
第三，极权政治留下的社会心理与人格遗产没有得到充分清理。对强人的期待仍然存在；对权力的敬畏仍然强大；敌我思维仍然容易被激活；程序意识仍然薄弱；公民社会仍然脆弱。
三者叠加，形成一个危险循环：强人产生极权，极权塑造社会，社会又为下一个强人提供土壤。这才是从毛共到习共最值得警惕的历史连续性。
八、反毛不是去文革化，反习也不是去极权化
中国真正需要完成的，不只是反毛，也不只是反习，甚至不只是反共。反对一个人，很容易，反对一种制度，困难得多；而摆脱一种已经进入社会关系和人格深处的政治文化，更困难。
真正的去极权化，是让任何政党都不能垄断国家；让任何领袖都不能凌驾法律；让军队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某个政党和个人；让司法能够对权力说不；让媒体能够调查政府；让社会拥有独立于国家的空间；让个人拥有国家不能随意侵犯的尊严、财产和自由。更重要的是，让每一个人逐渐学会自己要求自由，也尊重别人的自由；自己反对被压迫，也不去压迫别人；自己反对领袖崇拜，也不重新寻找救世主；自己要求权力受到约束，也愿意约束自己的欲望。这才是真正的去文革化，也是中国走出极权循环最困难的一步。
九、六十周年，我们究竟应该纪念什么？
文革六十周年，当然应该纪念死者，应该记录受害者，应该追究责任，应该保存历史记忆。但如果纪念只停留在控诉，那么我们仍然没有完成历史交给我们的功课。
真正需要回答的是谁赋予毛泽东无限权力？为什么法律阻止不了他？为什么一个政党可以凌驾整个国家？为什么知识分子无法保持独立？为什么普通人如此容易被卷入政治狂热？为什么受害者后来也可能成为迫害者？以及最重要的：今天的中国，究竟建立了什么制度，可以保证另一个毛泽东永远不能出现？
如果答案仍然是否定的，那么文革就还没有真正成为历史。毛泽东终究会死，习近平也终究会离开。真正不能寄希望于死亡解决的，是制造强人的制度。
一个现代国家最大的文明成就，不是偶然遇见一个好领导人，而是即使遇见一个坏领导人，也无法让他成为暴君。六十年前，中国没有这样的制度；六十年后，我们仍然在寻找它。
所以，纪念文革六十周年，真正应该反思的不是历史会不会原样重演。历史从来不会原样重演，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名字变了，技术变了，口号变了，时代变了；而那个能够把一个人的意志无限放大，把一个政党的意志置于国家、法律与个人之上的权力结构，却没有得到根本改造。
从毛共到习共，真正没有完成的，是中国的去极权化。从文革走向现代文明，真正缺少的，是把权力关进制度，把国家退回边界，把社会还给社会，把人重新变成人。
反毛不是终点，反习不是终点，反共也不是终点。中国最终要完成的，是一场更加艰难的文明转型：让这个国家不再需要明君，让这个社会不再崇拜强人，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成为自由而有尊严的公民。
只有到了那一天，文革才真正结束。不是结束于政治史，而是结束于制度，也结束于人心。
吴洪森：中国病根（附：无法治理的躺平）
喻智官：文革“刘盆子”王洪文
作者：喻智官
头号政治明星王洪文
古今中外，人生之颠踬，命运之无常，莫过于专制社会中的政治人物，他们一旦卷入权斗，就是成王败寇你死我活，此类惨烈和血腥故事难以尽述，无以复加的应属文革，而文革中最悲剧的要数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开幕，八十岁的毛泽东主持会议，七十五岁的周恩来做政治报告，三十八岁的王洪文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当上仅次于周恩来的党中央副主席，其接班人地位已确凿无疑。
文革中，文化艺术等行业批“三名三高”（名作家﹑名演员﹑名教授和高稿酬﹑高奖金、高工资），明星们被随大流的民众唾弃，惟政治明星一枝独秀，不安分者蜂拥竟逐，从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成员到造反起家的五大学生领袖，都是一夜成名，享誉全国。其中的魁首非王洪文莫属，六六年时的一个普通工人，七年后一跃成为毛、周的后继者，世谓火箭式蹿升。王洪文做报告画面出现在电视报纸上，他身着簇新的草绿色军装，两块鲜红的领章映衬着年轻俊朗的面容，对比死去不久被人咒为“奸臣相”的“前任”林彪，显出伟岸的“高大全”形象，庶几复苏了老百姓久违的明星意识，他们在仰慕中探问“这位英武的领袖是何许人也？”
在“安亭事件”中脱颖而出
“他们”当然不包括上海人，王洪文早就名扬上海滩了。
文革大潮掀起后，王洪文、潘国平等工人举旗造反。他们一上场就气势如虹，大手笔地把目标对准上海市委，为此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并要求市委承认。市委以中央不允许成立跨行业组织为由拒绝。“工总司”赴京告状，潘国平率一千人登上去北京的列车，受阻于南京；王洪文率一千人登上去郑州的特快，受阻于安亭，他们卧轨拦车扩大事态。张春桥要收编上海工人造反组织，不顾市委反对，答应了工总司的要求。当时，红卫兵运动出现乱象，逸出毛泽东设想的轨道，毛有意让工人替代红卫兵推进运动，便赞同了张春桥的意见。
工总司旗开得胜，头头们论功行赏排座次。此前，潘国平的风头在王洪文之上，王洪文提出先自荐再评议，让最根正苗红的当负责人。他先自报家门：雇农出身，在长春郊区长大，从小放猪放牛，十六岁参加志愿军援朝打仗，退伍后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过保全工和保卫科干事，四清时贴工作队和党委的大字报，文革后率先造反，是共产党员。光党员一条就把潘国平比了下去，他如愿当上了工总司的司令。
登上上海的政治大舞台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上海召开批斗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大会，王洪文压轴讲话，在宣告上海旧市委垮台的同时，也宣告他本人登上政治大舞台。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一月风暴”。不久，上海新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当上了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汉两个造反组织发生声势浩大的武斗，毛亲自去调解，不料他的驻地东湖宾馆被其中的一派“百万雄师”的人包围，他仓皇出逃撤到上海。上海也在武斗。王洪文指挥三十万工人手持长矛短棍击垮了反对市革会和工总司的上海柴油机厂联合造反司令部。惊魂未定的毛观看了武斗纪录片，甚为赞许。深夜，毛坐轿车巡视外滩，见一群工人头戴藤帽，手持长矛，雄赳赳地守卫在市革会门口，毛觉得上海形势和武汉大相径庭，工人完全能控制局面，由此见识了有魄力的工人领袖王洪文。
走向最高权力之路
一九六八年国庆节，中央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代表去北京观礼，王洪文是上海领队。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王洪文，还把他介绍给林彪，林彪决不会想到这个无名小卒将是他的“替身”。
一九六九年王洪文参加九大。陈毅作为“右派”代表与会，王洪文不仅事先收集《陈毅反动言论小集》，还在会上第一个发言批判“陈毅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丑恶嘴脸”。会上，王洪文当上中央委员。
林彪事件后，王洪文负责审理林彪在上海的死党，他把收集好的材料直送毛，博得了毛的信任。毛向来推崇刘邦、朱元璋那样老粗出身的皇帝，他要在林彪之后选一个“年纪小，学问少，立场坚定，有政治经验的人接班”，“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又当过干部”的王洪文成了最理想人选。七二年九月，毛调王洪文去北京学习，让周恩来传帮带，周主持的会议都让他参加，还让他发表意见，为他接班做准备。
文革“刘盆子”
毛虽然推崇王洪文的“工农兵”履历，但对他能否担大任仍有疑虑。“十大”前，毛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王洪文请人给他解读。西汉末年，赤眉军起义造反，要拥立刘邦后裔为帝，十五岁的放牛娃刘盆子凭抽签坐上龙椅，因年幼无知，受人左右，最后一败涂地。毛以此提醒王洪文：身居高位，要以刘盆子为戒，增加学识和能力。
王洪文对毛感激涕零，但他的资质领会不了毛的深意，他的品行更难达到毛的要求。他好动不好静，别说看深奥的马列著作和古书，每日坐着看文件都没耐心。他贵为王储，才干没长进，吃喝玩乐却跟上了。他喜欢钓鱼、打猎；喜欢玩豪车，除了国家配置的汽车，还在上海弄了六俩豪车；他有时一天吃四顿酒，早餐和夜宵都要喝茅台，喝得舌头打结说不清话。有跟王洪文做了两月文书工作的人，写了一首打油诗为他画像：
上海都督西郊游， 下马且饮洗尘酒。
高宾良朋欢腾座， 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 大江射雁泛轻舟。
糊涂官司君休问， 上车莫忘鸡和狗。
尽管毛悉心栽培王洪文，一九七三年九月到七四年五月间，让他十六次陪同毛和周接见外宾，但王洪文的表现让毛明白他的不堪造就，不到一年就启用邓小平取代了他。
下场不如刘盆子
当了三年皇帝的刘盆子投降汉光武帝刘秀，得官田租税奉养终身。
文革“刘盆子”王洪文没这么幸运。他被捕时身为中共副主席，在四人帮中罪行最轻，却享受不到“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是林彪、江青集团中唯一受酷刑的主犯。审讯人员为逼他交代，对他施用各种刑具：强行注射兴奋剂不让他入睡；用“电响器”几十分钟鸣叫一次，刺激他的神经；用愈挣扎愈紧固的重刑具，拷得他难以站立……
后来，王洪文和吴法宪、邱会作关在一起。吴法宪对他说“我们当年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一下子当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已经晚了。”确实晚了。比之打天下的“开国”将领，他永远是一个机器加油工，从造反到当副主席不过是南柯一梦。
有天放风，王洪文没走几步就像门板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他死于肝病，也可以说死于酷刑，卒年五十六岁。
原载《动向》2016第七期
誰能講好華人故事：《黃色臉孔》的話語權爭奪戰，與被馴化的華人歷史
《黃色臉孔》是匡靈秀在《巴別塔學院》之後下一本叫好又叫座的小說創作，講述了一個精彩的故事：失意的白人女作家茱恩（茱妮帕．海伍德）因緣際會，在一位成功華人女作家雅典娜．劉意外身亡後，竊取並冒名出版了她尚未出版的遺稿《最後的前線》，從而大獲成功。但在一炮而紅以後各方壓力接踵而來，有來自同行業者的羨慕和嫉妒；出版社基於商業視角的考量；書評人咄咄逼人的批判與考究；讀者社群的期待。而其中最受關注的重點莫過於：一個白人作家如何／為何能講好一個華人的故事？
《黃色臉孔》所涉及的所有爭論，其實都圍繞著一個核心議題：「在美國社群中，『誰』有資格代表『華人（黃色臉孔）』社群？」，以及其衍生的子議題：在爭奪「黃色臉孔」話語權的過程中，關於這個群體的敘事如何被馴化成白人可以接受的樣貌。
無論是在歐美學界和社會中，即便「多元」一直是被推崇的價值。但實際上，這項價值的實踐建立在由菁英白人所架構的體系上。舉例而言，截至2023年統計為止，牛津大學各層級學術職人員的非白人比例僅有9%，而非白人學術人員在2013年時更只佔總數的4%。
換言之，雖然在過去10年間牛津大學的學術人員有更加「多元」的趨勢，但在實踐層次上，更像是歐美在地的非裔、亞裔乃至其他少數族裔背景的人士在這個體系中競爭，從而獲得菁英白人認可的過程，跟那些原生地不在歐美國家、「真正的」非西方人無關。畢竟，終究是由白人來決定哪些少數族裔人士能夠加入他們的行列。在這個過程中，大部分的少數族裔者都不會是最後的贏家，而且許多非菁英階層的白人還會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從而和獲益的少數族裔者產生競爭關係。書中角色彼此之間多層次的「越位代言」問題也應該被放在這個背景下理解。
與此同時，在錯綜複雜的族裔／人際政治作用下，對非白人的歷史敘述也出現了被「馴化」的現象，也就是在知識生產、傳遞過程中，原先白人視角無法理解的「他者的歷史」，複雜性被逐步改寫成白人價值觀能夠認可的程度和面向。由此出發，「弱勢白人與成功華人的競爭關係」和「華人歷史的馴化」將會是筆者解析《黃色臉孔》的兩個關鍵詞。
《黃色臉孔》藉由出版界的身分政治與商業交鋒，探討華裔群體的話語權。圖為2021年疫情期間，紐約皇后區市場的亞裔民眾。 圖／路透社
▌《最後的前線》與被馴化的華人歷史
《最後的前線》是一本「小說中的小說」，雅典娜．劉在意外身亡前，基本上已經完成了相當完整的初稿，其內容是以一次世界大戰為背景，書中主角並非個人，而是一個被遺忘的華人移工群體。但原先雅典娜遺稿中所希望呈現的歷史，卻在茱恩和編輯丹妮拉手中被「馴化」到面目全非。
在雅典娜的草稿中，有個段落描述華工因為不堪受到英軍欺辱，而跑到英軍的掩體中上吊以死明志，但剩下的移工卻只是被告知：想要上吊，也留在自己的掩體裡就好，不要把別的掩體弄髒。在這個段落旁還留下筆記：「記得在謝辭裡提到，不可能憑空捏造這種破事的，我的天啊。」顯見雅典娜相當重視這個段落，且有相關的史料佐證。但這個段落卻在茱恩跟編輯的手中被徹底刪除，原因是：「太過火了，為了敘事步調刪掉。」
這個場景過後，茱恩與編輯更是刪除了一戰結束後《凡爾賽條約》相關內容將近40頁，理由同樣是「敘事步調」，且「重點不是中國的地緣政治，對吧？」。但原作者雅典娜的原意顯然是想要凸顯一戰結束後，即便當時中國身為戰勝國之一，但無論是華人移工群體還是中國的主權，都沒有在和談中受到公正對待。修改過後的小說結尾被加上一句：「我深信四海一家即為天意」，暗示著這群中國移工對《凡爾賽條約》相當滿意。
茱恩是如此評價這個大改過後的版本：「我確實覺得我們讓這本書變得更棒、更易讀、更流暢了，原本的草稿會讓你覺得自己很笨、時而出戲，因其自以為是的態度感到受挫，散發著雅典娜所有最討人厭特質的臭氣，新版則是一個能夠引發普世共鳴的故事，每個人都可以看見自己置身其中。」
簡而言之，整個編輯過程就是茱恩和丹妮拉如何刪改草稿，去呈現「白人眼中的華人歷史」。在她們眼中，雅典娜希望呈現的華人形象只不過是「最討人厭特質的臭氣」，而「臭味」的來源，大概只是因為草稿中涵納過多超出他們知識舒適圈範圍的資訊。對白人批評太直白的段落、對白人來說太複雜的華人歷史脈絡都被剪除，只留下他們想呈現給西方讀者的，也就是被「馴化」過後的華人歷史。
茱恩竊取雅典娜草稿的過程，同時呈現匡靈秀巧妙佔據道德高地的寫作手法。畢竟，誰也不能保證如果雅典娜的初稿直接與編輯對接，其過程會不會同樣需要大幅刪減華人移工歷史的複雜性。但讓雅典娜直接死掉，再由白人茱恩大幅刪改《最後的前線》，則可將雅典娜塑造為已經逝去且無法證實或證偽的「白月光」，只能寄託美好嚮往，而所有錯誤都歸咎給他人。
圖為1917年華工在英軍監督下搬運麵粉。當時至少有10多萬華工為協約國效命，負責搬運貨物、挖掘戰壕等勞力後勤工作。 圖／維基共享
▌「華人話語權」爭奪戰
經過「魔改」之後，《最後的前線》在出版後大獲成功，茱恩也因此邀約不斷，各式講座、活動、頒獎典禮絡繹不絕。但在聲名鵲起的同時，茱恩也招致許多批評。若仔細分析內容，不難發現無論是讚譽或者詆毀，都圍繞著「西方世界中的華人話語權」這一個議題展開。
類似爭執在出版前的編輯階段便可見端倪。茱恩為了閃躲「為什麼一個白人可以寫作以華人為背景的故事」這類問題，刻意在出版社建議下，在封面上幫自己取了「茱妮帕．宋」的筆名，顯然是希望讀者誤以為作者具有華人血統（另一方面，這樣的誤解能夠成立，也和大部分華人喜歡取個「英文名字」的習慣密切相關）。
與此同時，出版社的編輯助理坎蒂絲．李也在這場爭奪戰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坎蒂絲在編輯過程中自薦成為「文化敏感度讀者」，但在被茱恩和丹妮拉聯手否決後，選擇在《最後的前線》出版後，到公開網路平台留下負評。此舉讓她被出版社開除，並為後續有如驚悚故事般的情節埋下伏筆。
縱然坎蒂絲同樣有著一張黃色的華人臉孔，但其成長背景如何？她對一戰時期的華人移工群體有多深入的了解？坎蒂絲會不會是所謂的「香蕉人」（見註解）？這些問題在匡靈秀的小說脈絡中缺乏更肯定的答案，但無論如何，坎蒂絲認為自己的意見並未獲得重視。換言之，她是在這場「華人話語權」爭奪戰中沒有獲勝的一方。
最後，在這場爭奪戰中，也出現了一張非華人的臉孔——書評愛戴兒．史帕克斯-佐藤。這個姓氏明顯暗示著這位書評擁有日裔背景。由此也可看出在西方社會中，只要擁有一張「黃色臉孔」，無論是中國、日本或者台灣、香港人，都必須在「多元」的體系中競爭「亞裔」的代表權。於是，史帕克斯-佐藤的評論所在意的主題，由最開始的華人移工群體與白人傳教士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華人移工群體的歷史是否得到妥善的詮釋，逐漸變成：究竟茱恩有沒有剽竊雅典娜的作品。因為，比起鉅細靡遺地討論「華人移工歷史」這個在西方不吃香的議題，不如高舉「著作權」這個近現代由西方奠定的法律概念來得吸睛。
▌肥皂劇化的話語權爭奪戰
在這場話語權爭奪戰的一系列公關操作中，辯論的焦點其實已經逐漸模糊。特別是茱恩的下一本小說《母巫》推出以後，其中開頭被證明來自雅典娜筆記本中曾經公開發表過的一個段落，茱恩再次被推上風口浪尖。只是這時，不論出版社、書評、甚至茱恩自己在意的問題只有：如何證明《母巫》的故事屬於茱恩原創，而非剽竊。《最後的前線》中華人移工的歷史，已經引不起輿論任何的興趣。
《黃色臉孔》的最後，留下了一個諷刺性十足的結尾。先前被出版社開除的坎蒂絲，在裝神弄鬼一番，和一場幾乎鬧出人命的肉搏戰之後，成功把自己的故事包裝成一個自己、雅典娜和茱恩之間愛恨情仇的回憶錄，在出版市場大發利市。其中的故事內容既難以證實，也同樣難以證偽，一切只能訴諸輿論風向的勝負，而非事實。作為回應，茱恩也打算繼續使用雲裡霧裡的敘事手段，寫出另一個關於真相曖昧難明，卻能引發讀者興趣的故事。
換言之，隨著《黃色臉孔》的結束，無論是華人移工的歷史，還是華人話語權的爭奪戰，在出版社的利益面前，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塵埃。畢竟，炒作一本已經出版，且內容硬梆梆的歷史書籍，不一定能再次帶起銷量；但炒作其中灑狗血的愛恨情仇，卻是正中大眾的胃口，並帶起下一批銷量。歷史真相與狗血情節之間孰重孰輕，殘酷的真相往往令人不忍直視。
與《巴別塔學院》相較，《黃色臉孔》可以說有著相同的深層議題關懷，但在行文上，匡靈秀在兩部小說中展現出英式英文和美式英文切換之間的嫻熟把控。即便是透過中譯本，筆者也可以清楚發現《巴別塔學院》中使用的英文，明顯較為「咬文嚼字」；《黃色臉孔》中的語言則相當「直白」與「不文雅」（當然是相較英式英文而言）。但不同語彙的使用，不影響匡靈秀兩部小說背後討論的底層邏輯：在西方社會／學術脈絡中，華人／華裔群體究竟如何被呈現？屬於族群自身的話語權，又是在何種爭奪過程中被奪走、排擠，甚至——遺忘。
匡靈秀兩部小說以截然不同的故事討論同一議題：西方社會當中的華裔群體話語權。圖為2021年疫情期間，紐約皇后區亞裔民眾戴上口罩與防護器材，防止染疫。 圖／路透社
註：「香蕉人」意指雖是華人臉孔，但可能從小成長於西方社會，因此思維層面卻更接近白人的群體。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