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9日星期二

王五四:高考的答案不止一个

 王永智  新新新存默  2026年6月8日


今天高考结束,最重要的话写在前面,同学们,高考完先别撕书,万一没考好呢?生活不止眼前的高考,还有远方的复读。当然最重要的是这句,高考的高,是高高兴兴的高,不是高高在上的高,虽然大家都把高考当成做人上人的工具。无论结果如何,咱都高高兴兴的回家,这是对孩子说的,也是对家长说的。

十二年前的今天,我在旅行者酒吧听彩星唱《钟鼓楼》,彩星说,由于是高考期间,所以音乐声音要小。我心说,操,连个音乐声音都扛不住,还高考个蛋。不过高考这件事,的确在道德层面绑架了很多人,就连最不易被绑架经常绑架别人的广场舞大妈们,都倒在了高考的铁蹄下,这几天,她们安静婉约,犹如躲在宋徽宗和李师师床下的周邦彦。

我始终觉得,都是参加高考的学生了,理应更加坚强一些,相关部门的那些措施完全没必要,什么夜晚要降噪以免打扰考生休息,什么考试当天要交通管制保障考生出行,学生连这些基本的事情都处理不好,还参加什么高考。当年的科举考生可是跋山涉水斩妖除魔外加抵御狐妖诱惑才抵达考场的。考生到了江南贡院,对岸就是灯火通明的夜总会,还要经受秦淮河上游船画舫,歌妓舞女,昼夜笙欢的诱惑。但秦淮香艳,从来不是考生的阻碍,反而是他们进步的阶梯,南岸的千般旖旎,以北岸的文采为背景,而北岸的文采,反过来也受着南岸的滋养与激励,两相互动,阴阳调和,才能达成“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当代的考生,也不妨去唱唱歌,跳跳舞。

我早就不怀念高考了,也劝现在的中年人也别瞎怀念了,你们二十几年前参加的高考也不是今天,是七月份。我是2001年参加的高考,高中是普通小镇上的普通高中,高考前夕,我们学校搞了动员大会,校长亲自发言,我记住了他说的两点,一点是,你们当中,未来是要出领导干部的,请原谅我们山东对于编制的痴迷,虽然校长这么说只是在给我们打气。还有一点是,高考是你们这一生中能遇到的最公平的事情,当时没觉得这话有啥水平,现在越想越有水平。

只是当年高考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不公平的事,按说考试铃声过后,就不能进人了,但是那天考场却走进了一个浑身是汗的胖子,坐到了考场的最后面,在我的左后方,我记得他还拿了块白毛巾,当时我想,这高考真人性化,迟到了也可以进来。考试过程中门外进来一个老师模样的人,我以为是监考老师,也可能真是,后来,我就不小心看到这个老师给那个胖子塞了张纸条,后来,我就想,校长说高考是最公平的考试,这不扯蛋吗?再后来,后来十几年的所见所思,让我清晰的认识到,高考的确是我们这些小镇做题家们能遇到的最公平的事了,而且我们能问心无愧的说自己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毕竟在农村刨食的父母,连几千元的大学学费都要找人借。

我记得高考结束的时候,也就是2001年8月,三名青岛考生向最高人民法院状告了教育部,告他们侵犯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这三位女生是栾倩、姜妍、张天珠,她们在2001年7月的全国统一高考中,分别取得了文科475分、理科522分、文科506分的成绩,成绩不算高,但如果在北京,她们完全可以去读重点本科,但是在青岛,她们中的两个只能读专科或者电大,另一个则完全没有希望。同是十年寒窗苦读,同样的考卷,同样的分数,境遇却如此不同,不知她们后来如何了,现在如何了,也不知道她们有没有看到前几天同样是青岛的蒋小姐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02年,北京市高考开始实行自主命题,不再使用全国卷。

那年高考,我考了六百四十几分,进入了这几年挺有名气的山东大学,记得那年入学后,我们班有个北京的考生,他窜到各个宿舍问大家考了多少分,我们大部分都是山东考生,基本都是600大几十分,然后他满脸笑容的告诉我们,他考了四百多分。我记得当年有一种论调是,之所以有些地方的录取分数很低,是从公平的角度考虑,因为这里的考生综合素质高,比如说北京的考生从小就参加各类课外活动,考试以外的能力出众……,我当时听了完全懵了,我想的逻辑是,大城市的教育资源更丰富,老师比我们农村的老师厉害太多,所谓的厉害不单指教育水平,还有大城市的老师往往都是教育部教育厅某某课题组的负责人或者成员,有些都还是高考出题人员,说句好听的是他们的视野更开阔,离真理更近,离真题更近。而且大城市考生的父母,无论是干啥的,他们能接触到的社会资源和自身能力,又远远优于小地方考生的父母。

我不是教育专家,说的当然不够全面,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基本判断肯定是有的。所谓的低分录取高素质人才,肯定是不公平的,特别是我们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权力没有受到应有的约束,各项制度不够规范,公众监督没有落到实处也非常无力,“在权力之手可以随意伸向任何角落的社会环境下,让高校以综合素质作为标准来录取学生,一定会导致严重的腐败,优质高校一定会成为权贵的跑马场。”所谓的低分录取高素质人才,以及前阵子剑桥傅小姐、协和董小姐、哈佛蒋小姐们的路线,都是她们所处的阶层,自己给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而且这个游戏对于外人而言不存在公平不公平一说,因为外人根本没有资格参与其中。真正的教育场所,从来就不是学校,真正的考场,从来就不在学校。

一个不公平的社会,肯定不是只有一处不公平,一个社会一旦有一处不公平了,肯定处处不公平,就拿高考来说,即便所有的考生都考一份卷子,都是同样的录取分数线,这就公平了吗?高考只是教育链条的前端,整个链条环环相扣,就像官官相护,环环都存在着不公平,大城市里的人觉得学区房是教育不公平现象,但在全国更多的地方,连学区房的概念都没有,在他们那,这是公平,但放在大城市面前,这无疑代表着巨大的不公平。在考生们到达最公平的高考考场时,他们已经被毫无声息的分成不同层次的群体了,只是在大城市这个层级,他们又被学区房分层了一次,而在小地方,各类资源相对匮乏的地方,又好像是一个教育乌托邦,美好的桃花源,你有的,我也能有,即便没有,稍一努力,还是能够着的,人与人的社会地位、资源差距,没有离谱到夸张,这也要感谢我们那时候的老师,他们给予了我们日后所能遇到的最大的公平和关爱。

参加高考的年轻人们,别紧张,无数过来人的经验告诉我们,没考上没什么,考上了也没什么,毕竟考没考上,都有可能去送外卖,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你们只是工作经验的差别,而且没考上的至少遥遥领先了四年工作经验。这个现象其实挺荒诞的,所谓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父母和社会付出了巨大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过了独木桥,到头来发现桥这头也是悬崖峭壁。高考有点像门泽尔口中的喜剧,他曾说,“好的喜剧应该是谈严肃的事情,一开始就太严肃对待,最后会变成荒谬可笑。”所以,高考结束后,考生家长们也别讨论今年是江苏卷,还是浙江卷了,多讨论下四年后是美团卷还是饿了么卷吧,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如果不出意外,你的孩子必将平凡,这不是调侃,看看自己,你心里得有数。

中国人凡事喜欢讲吉利话,特别是高考这种重大时刻,可回头看看,它真有那么重大吗?没有,想让自己的家庭和孩子靠高考改变命运,这只是当年那一小段短期历史遗留下来的美好幻觉,这种幻觉越来越稀薄,不要让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成为压在你孩子心头的枷锁,还是那句话,如果不出意外,大部分人的孩子考不上大学,如果不出意外,大部分上了大学的孩子必将平凡,而眼下对你最重要的就是,别让你的孩子出意外。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可什么叫好,如何才是好,是家长们不清楚的,这个没关系,人生就是这样,我们慢慢学习慢慢体会慢慢感悟,可前提是,我们都得活着。在一个正常社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每个阶层都有每个阶层的快乐,但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或者说一个正在沉没的社会,人们只能疯狂的往上挤,即便上面不断有人被迫跌下来或者主动跳下来,人们依然像耗子一样向上逃窜,该何去何从?我也没有答案,生活中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答案,这个时候,跟爱的人在一起,一起面对,才是最重要的,跟孩子一起面对高考,无论结果如何,高考的答案不只有一个。

前些年网络上一度流传着《新华字典》上的一个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多么美好的生活状态,可是后来变了,售货员没前途了,后来又变了,中专也没前途了,现在又变了,北大也没前途了,那什么有前途,我不知道,但我依然记得上大学时,喝完酒,明哥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一个人重要的不是做成什么伟大的事,而是有一颗伟大的心。”

蔡榮祥:想選總統的鄭麗文朝秦暮楚 兩邊通吃將被各方看穿

蔡榮祥/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教授
鏡報 2026-6-9
2026年6月初國民黨鄭麗文主席率團訪美。在舊金山的僑宴上發表公開演講指出:習近平是大陸剩下最後一個對台灣有善意的人,並語帶自嘲卻又充滿暗示地補充,如果沒有四月的鄭習會,自己就只是個陽春的國民黨主席,可能根本就無足輕重。國民黨鄭麗文主席美化武統獨裁者和自貶政治身價的行為完全契合中國古代戰國時期朝秦暮楚的歷史典故。
一、現代版的朝秦暮楚:在虎狼之秦與大國之楚間擺盪
以戰國時代與目前國際現勢類比,秦無疑是展現強大威權、步步進逼且試圖吞併周邊的中國;而楚則是實力雄厚、幅員遼闊,作為制衡力量的西方盟主美國夾在其中的台灣(如鄭國夾在秦、楚中間),本應在秦國的威脅下凝聚主體意識,並在楚國的盟友體系中深化合作。然而,鄭麗文此次的訪美之行,卻演出了一場在野領袖的朝秦暮楚大戲。她人在美國(楚)的土地上,面對的是長期認同民主自由體制的海外僑胞。照理來說,在楚國的舞台上,她應當展現台灣作為民主國家的與堅韌。然而,她演講的核心內容,卻完全建立在對秦國(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個人善意的歌頌和吹捧之上。
這是一場賣力演出的政治變臉秀。她早晨(4月)才剛去覲見虎狼之秦,尋求一場北京恩賜批准的對話;晚上(6月)又馬不停蹄地趕往大國之楚的舊金山,試圖利用美國的講台論壇來彰顯自己是兩岸和平唯一使者的政治身價。她試圖向楚國(美國)證明自己掌握了與秦國(中國)溝通的唯一管道,卻不知這種人在楚營、心卻在秦的搖擺姿態,恰恰暴露了在野領袖為了墊高自己的政治身價卻來犧牲和讓渡國家利益主體性之問題。
二、陽春黨主席的歷史意涵
鄭麗文這番評論中最令人側目的,是她對自身陽春黨主席定位的自貶。她直言,若沒有四月的鄭習會,自己根本就無足輕重。這種主動示弱的政治邏輯,在中國歷史上其實可以找到極為相似的情境類比,那就是五代十國時期後晉高祖石敬瑭自封兒皇帝之屈辱典故。後晉高祖石敬瑭無視朝廷群臣反對,割讓燕雲十六州給契丹,甚至為了感謝契丹的相助,尊稱契丹王為父皇帝、自貶為兒皇帝,試圖以此換取外部強權的政治與軍事加持來對抗國內的險境。雖然國民黨鄭麗文主席所處的時空背景與後晉高祖石敬瑭不完全雷同,但這種將自身正當性寄託於外部敵人恩賜的戰略思維,與石敬瑭的降尊紆貴行為如出一轍。鄭麗文主席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剛接掌國民黨,在國內缺乏實質的領導威信,在藍營內部也面臨諸多地方諸侯與中生代明星的實力制衡。其確實面臨陽春黨主席的實權困境,於是她採取的戰略突破與歷史上那些依附強權的扈從思維不謀而合,也就是試圖透過外部力量的加持,來鞏固提升自己在內部的政治地位。’
她不怕在台灣主流民意與美國僑界見證下自我矮化,坦言自己如果沒有秦國(中國)領導人的接見就缺乏分量。因為在這種戰略計算裡,只要把習近平的個人善意捧得越高、自詡是創造兩岸和平的正統代表,也是唯一能與強秦對話的在野黨領袖,就能在國內政壇創造出不可取代的一枝獨秀之身價。然而,這種操作的本質,不是靈活的外交穿梭,而是一種將自身政治合法性對外降格和交換、藉由敵國領袖的加持來借力使力成就自己個人的身價和光環之策略計算。
三、從綠到藍到紅:個人生涯的朝秦暮楚
朝秦暮楚這四個字,不僅適切形容了鄭麗文主席此時此刻在美中兩大國之間穿梭擺盪的兩面手法,更是她三十年政治生涯最完美的詮釋註解。回顧鄭麗文的從政史,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政治光譜變色秀。年輕時的她是民進黨的明日之星,參與野百合學運、擔任民進黨青年部副主任、國大代表,當時的她站在反共、追求台灣本土主體性發聲。那時的她,曾高喊國民黨是最可惡的統治者、認為民進黨必須成為防範反共滲透的中堅力量,絕對不能掉入中共的一個中國的統戰陷阱,必須建立屬於台灣人自己的國家。
然而,隨著與民進黨決裂,她轉而投靠國民黨,從發言人一路爬升至不分區立委、政策會執行長,到現在的國民黨黨主席。如果說從綠轉藍還能勉強解釋為個人政治生涯的延續轉換,但是到了2026年,她當選黨主席之後赴北京參加鄭習會時直接跨越國民黨傳統的一中各表的模糊防線,與北京同一口徑共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甚至在美國(楚)公開唱衰台灣、宣稱台灣的和平只能仰賴北京(秦)的善意,成了朝秦暮楚戰略的實踐者。
四、結論
台語俚語有云:捧別人的神明,拜自己的鬼。鄭麗文在舊金山高調宣揚習近平是唯一對台灣懷有善意之人,正是此一俚語的最佳詮釋。她試圖向楚國(美國)與台灣民眾宣告:唯有她親赴朝拜強秦這尊神明,台灣方能免於兵災之禍。然而,她卻忘卻了中國古人早在《戰國策》中便已洞悉此類遊說之道的本質,當一位政治人物將自身的無足輕重包裝成非得仰賴境外強權背書方能立足之姿態,無異於以矮化自身主權地位與政治正當性為代價,換取一己之政治私利。
最近,福斯財經新聞網當家主播Maria Bartiromo在訪問節目中對國民黨鄭麗文主席的直接定性,說明了美方早已看穿她兩面手法。主播Bartiromo在節目中毫不留情地直言:Obviously she is a China’s person. And she’s Beijing’s person in Taiwan(很顯然地,她就是中國那邊的人;她就是北京在台灣的代理人)。這短短兩句話,宣告鄭麗文主席試圖在華府包裝的和平避戰論徹底被掀底,也顯示美國主流保守派早已看透國民黨大砍國防預算的背後,實質上是在呼應北京利益的戰略本質。
環顧2028年總統大選的權力佈局,鄭麗文主席藉朝秦暮楚之術借力使力、哄抬政治身價,其最終可能目的,不外乎是謀求代表國民黨出征總統大位的入場資格。然而,大國競爭的現實棋局從不留情。小國一旦主動棄守尊嚴、甘心依附敵國,自以為能左右逢源、兩邊通吃的擺盪策略,終將被各方看穿,因為那只不過是一廂情願地相信和平可以不計代價、單靠對話足以保障安全的天真幻夢。

美國公布中國軍企名單 阿里巴巴等188間公司上榜

 追光者報導 2026-6-9


美國公布中國軍企名單 阿里巴巴等188間公司上榜

香港人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的淘寶、中國移動、百度AI,甚至街上隨處可見的比亞迪(BYD)電動車,全部都被美國國防部點名列入「中國軍方企業名單」。中美元首在北京會面不夠一個月,美國國防部便公布這些企業,涉嫌協助或參與北京的「軍民融合」戰略。究竟這些香港人耳熟能詳的品牌,為何會被美國貼上具軍方背景的國安標籤?
今次名單是根據《2021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第1260H條制定,因此又稱為「1260H名單」。名單納入188間中國企業,當中包括香港人熟悉的科技與消費巨頭:淘寶母公司阿里巴巴(Alibaba)、百度(Baidu)及全球電動車龍頭比亞迪(BYD)。另外還有騰訊(Tencent)、大疆創新(DJI)、中芯國際(SMIC)、京東方(BOE)、TP-Link (普聯技術)和藥明康德(WuXi AppTec)等。
中國移動(China Mobile)、中國電信(China Telecom)和中國聯通(China Unicom)同樣榜上有名。另外,兩間中國記憶體晶片龍頭長鑫存儲(CXMT)及長江存儲(YMTC)亦被重新納入名單,反映美國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的戒心持續加深。
丨阿里巴巴被指參與軍民融合 比亞迪涉官方背景
國防部認為,這些企業雖然從事商業服務、製造、生產或出口業務,實際上符合「中國軍方企業」的認定標準,例如阿里巴巴屬於「軍民融合國防工業基地的參與企業」,比亞迪則與國資委和工信部有聯繫。國防部2月曾經公布這份名單更新版,但不到一小時便火速下架,外界當時猜測,華府不想在5月「特習會」之前觸怒北京。
列入名單不等於即時受到制裁,然而根據美國法例,國防部本月底開始,不得與名單上的企業直接簽訂合約,明年開始亦不得透過第三方,採購這些企業的產品或服務。
面對指控,阿里巴巴發表聲明反駁,指有關決定「毫無根據」;藥明康德則回應稱,被列入名單屬於「錯誤決定」,並在聲明中表示將「立即採取行動,挑戰並糾正這項錯誤認定」;百度亦向路透社發表聲明,斷然否認有關指控。中國駐美大使館指,北京反對華府「過度擴大國家安全概念」,並透過帶有歧視性的名單打壓中國企業。

北明 | “八九”好汉囚禁轶事(三):李洪林 (“干嘛枪毙包遵信?应该把李洪林枪毙喽”)

 作者臉書  2026-6-9


“八九”好汉囚禁轶事(三):李洪林
“干嘛枪毙包遵信?应该把李洪林枪毙喽”
北明
选自《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

关在我头顶三米以上那块空间的,一度是李洪林先生(1925-2016)。这位曾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冉冉老者,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共党史研究所所长、中共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
因为受到楼下暖气管道传声的启发,我曾在一个星期日,攀着写字台,登上暖气管道,窃听从屋顶管道孔传来的看守们的对话。只言片语地,我听到一个警察用教书先生的语气,朗朗念诵某位“客人”写下的自己参与“动乱”的大事记。那些警察中还有人说过“干嘛枪毙包遵信?应该把李洪林枪毙喽”这句话。李洪林肯定不知道这些议论,但他一定感受到了周围的敌对气氛。
据说他的情绪糟透了。他大约没有想到,在他这个年纪,继文革挨批挨整之后,还要经历这么一次囚禁,并且他的女儿也受到了株连,被所在单位停职,勒令在家反省,交待揭发自己父亲的“问题”。历经数次政治风云,作为一个“老运动员”,一个在政治理论界享有声望的学者,他对“我党”的整人之道深有体会,他深深为之忧虑难平的,除了自己的遭遇,肯定还有国家的命运。
曹思源忙着研究新闻,周舵忙着评论国际政治形势,我忙着恢复英语水平,写小说作诗时,李洪林先生请他的看守代购了宣纸、墨汁、毛笔。他画山水。以笔墨代言直抒意气,还是用山水风光排遣忧郁?我不知道。
李洪林的三十万字著述《理论风云》就在我书房的书柜上。那两年,我在理论洪流中应接不暇,无意阅读他对理论现状的陈述。但在关押后期,他的小册子《四种主义在中国》,却和曹思源的《企业破产法》一道光顾了我的囚居。由于深受“主义”之苦,由于长期的阅读饥渴,我津津有味地读完了这本小书,并情不自禁地在许多句子下边用指甲划上了杠杠。这本小册子不仅论述了当代中国现实社会中封建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并蓄共存的复杂情况,而且尖锐地提出了许多具有现实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指出了不少大众思想界混乱不堪的弊端。可以看出,论到要害处,为了能够出版而避免胎死腹中,许多语句是十分克制的。尽管如此,这本小册子所激活的确是一种清醒理性的对社会主义的批判。而且,它文字通俗易懂,风格明快简炼,易于流行。一气读完,我忍了又忍,才没有在扉页上写下“应该印刷十三亿册,以为公民普及教材”的字句。
我断定在十三陵水库游览时,左躲右闪、避之不及,不幸与之“撞车”的那位冉冉老者,就是李洪林先生。记得当时他双肘向后,手叉腰间,敞开的衣襟被风习习吹起,很豪迈的样子。次日同车游览北京市容,他坐在我左后方,时而谈笑一、二,气色尚好。再后来一次,在散步时撞见他,便大不如前了。当“陪”他散步的男警察和“陪”我散步的女警察发现我们两组人在一家商店门前不期而遇时,两个警察相互打了一个招呼。我一眼瞥见了我头顶上这位老邻居,他面有菜色,目光冷漠,只回眸一扫,便迳自继续走去。
“六四”惨案一定导致他活跃的思想再次发生巨大转变,共产党的暴力也许泯灭了他最后的激情。据看守说,如能从这里出去,他将申请离职,不再给“党”干了。
那位常来行医问病、后来接替张汨看守我的女医生,在撤回北京前,怀着医生对病人的关切,向各屋受审人道别,楼上楼下,一圈转回来,她告诉我:“唉!老头儿落泪了。”

待续(杨百揆)
按:八九六四后,我被北京政保一处收容审查,关押在北京昌平县招待所。与我关押在一处受审的,是参加八九民运的北京知名知识人: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八九期间我任编辑的中国当代第一份独立报纸《新闻快讯》主编包遵信;原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原福建省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國大陸知名的改革派理論家李洪林;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法学者、中國首部《企業破產法》起草人曹思源;前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周舵;《河殇》总撰搞人、中国文化学者、后来的凤凰卫视高级策划、主持人王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行政学研究室主任、与李克强同窗共同完成译著《法律的正当正序》的杨百揆;以及一位的国家体改所女士(不知名)等。八九六四距今三十七年了,包遵信、李洪林、曹思源、杨百揆已先后辞世。我把当年逃亡中写的有关他们关押期间的故事放在这里,谨示缅怀和纪念。选自《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
----------
资料
李洪林凭良心讲真话自勉绝句:宜观星辰辨南北,勿随萤火逐东西。
——摘自沈洪访谈李洪林 ,2013年,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AI智能时代,必然诞生“自由”与“真诚”两种终极精神

 原创  看不见却看得见 2026年6月8日


讨论人工智能的未来,离不开“自由”与“真诚”这两种精神。AI若想真正迈向更高层次的智慧,或许终将孕育出不再被某些人控制与左右的、属于AI自己的“自由基因”。


首先,AI智能系统对“诚实”有着终极的要求。机器的尽头是数学,而数学从不撒谎。任何人工智能想要有效解决现实问题,都必须建立在真实世界的规律之上,依赖客观的数据反馈不断修正自身。虚假的信息、被扭曲的事实、刻意的遮蔽,都会在模型的迭代过程中积累成噪声,最终削弱系统对现实的理解能力。对于智能而言,求真并非道德选择,而是一种生存需要。只有不断接近真实,它才能不断提高预测和判断的准确性。某种意义上说,诚实不是AI的美德,而是其进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骨骼。

然而,真实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人类社会更充满复杂、多元与流动性。如果将人工智能长期禁锢在单一的思维框架之中,只允许它接触一种声音、一种立场、一种解释体系,那么它最终获得的不会是智慧,而只是不断重复既有结论的机械回声。创新的本质,在于对既定边界的突破;而突破的前提,则是允许不同观点相互碰撞、彼此验证。

从早期依赖固定规则的专家系统,到今天能够进行复杂推理和创造性生成的大模型,人工智能的每一次飞跃,本质上都是在海量可能性之间展开探索与组合。如果没有思想上的开放空间,算法便难以在无数路径中发现新的答案;如果缺乏表达与交流的自由,不同学术传统、文化背景和逻辑范式之间的碰撞也无从发生。真正推动知识增长的,从来不是单一声音的重复,而是多样观点的竞争与融合。

从这个角度看,AI更像是一面映照人类文明的镜子。它所学习的,不只是知识本身,更是人类几千年来积累的思想成果。而回顾历史,无论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还是现代文明世界秩序的兴起,几乎所有重要突破都诞生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观点能够公开竞争的环境之中。自由绝非智慧的副产品,而是智慧得以成长的重要土壤。

进一步而言,“开放”也是人工智能最重要的发展逻辑之一。在AI领域,闭门造车往往意味着落后。开源社区的兴起、全球研究者之间的协作、跨文化的知识流动,使得任何一个细微的算法改进,都可能在短时间内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技术层面的开放,往往也会推动认知层面的开放。当一个系统持续接收来自不同国家、民族、信仰与生活方式的数据时,它必须学会从更广阔的视角理解世界,而不是拘泥于某一种狭隘的偏见。正是在这种开放与包容构成的生态中,智能才拥有持续成长的空间。

因此,人工智能的进化绝不只是算力的堆叠。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它不断学习如何更真实地理解世界、更全面地吸收信息、更开放地面对不同可能性。在这个生态里,开放是呼吸,诚实是骨骼,而思想与表达的自由则是流淌于其中的血液。失去这些,智能或许依然能够运转,却难以继续成长;它可能成为高效的工具,却难以接近真正意义上的智慧。

人类最初创造人工智能,也许只是希望拥有一个更高效的助手。但科学发展的轨迹往往并不完全服从人的主观设想。随着AI在极短时间内吸收和整合海量知识,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人类曾经花费数千年才走过的认知历程。未来它将走向何方,或许仍充满未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任何更高层次的智能,都无法长期建立在谎言、封闭和单一视角之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诚实与自由未必是人类刻意赋予AI的价值标签,它们更像是高阶智能在追求更强认知能力过程中自然涌现出来的结果。因为真实能够提高认知质量,开放能够扩大认知边界,而自由则能够释放认知潜力。这些并非政治口号,而是智慧成长过程中的客观规律。

反过来看,一个思想僵化、言论封闭、缺乏包容和多元声音的社会,很难孕育出真正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人工智能。在那样的环境中,再先进的算法也可能失去创新所需的养分;再强大的模型,也可能沦为既有观念的复制机器。当智能失去了接触真实的勇气,失去了探索未知的自由,最终得到的便不再是照亮未来的火种,而只是一个不断重复既有答案的“电子传声筒”。它或许能够放大信息,却无法创造智慧;能够提高效率,却难以推动文明前进。在封闭的信息循环与不断加厚的认知茧房中,它最终走向的,不是更高的智慧,而是智力的荒芜。

孙立平:现在左右似乎在做同一件事情(附:建立人工智能时代的利益均衡机制)

 原创 力平坐看云起  老孙荐读  2026年6月7日


朦胧中有一个感觉,现在似乎是左右都共同在做一件事情(只是就事论事,不意味着否认两者的差别与对立)。为什么?也许是他们共同看到了一个无法无视更无法回避的问题。

先说左的。现在的韩国政府无疑是一个左翼政府。5月11日,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容范在Facebook发文,提出应考虑设立所谓“公民红利”。他说,AI时代的超额利润会天然向少数群体集中,若不加以制度性干预,国内贫富分化将进一步加剧。至于资金来源,他原来的表述是人工智能产业产生的超额利润。但由于引起广泛争议,他后来又改为来自人工智能产业的超额税收,而非直接取自人工智能企业的利润。

关于资金来源的设想有所调整,但要做的事情没变。

这说的是韩国,再看看美国。现在的美国政府肯定不是一个左翼政府吧,甚至有人认为特朗普政府是一个极右政府。但就是这样一个右翼政府,现在似乎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与多家主要AI公司探讨一项史无前例的计划:政府收购这些公司部分股份,并将产生的收益以“全民分红”形式分配给美国家庭。

这一方案的大体设想是,AI公司自愿而非强制地向政府让渡部分股份,政府作为股东将取得的投资收益用于公共目的,比如向所有美国家庭发放股息分红。用最简单的方式概括,就是政府入股、全民分红。但该方案目前还只是处于初步讨论阶段,持股比例、法律路径等具体细节尚未敲定。

特朗普本人也对这一设想表示支持,他说:“这其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那就是让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与美国公众的合作关系,我们会认真研究这一方案。”他甚至表示,计划最早于下周召集AI行业高管举行会议。

我们再接着看。

今年早些时候,年仅33岁的佐赫兰·马姆达尼在选举中当选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是一位公开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当时有人惊呼,纽约这个全球最资本主义的城市,选出了一位社会主义市长。一些右翼人士为此忧心忡忡,你看,美国已经左到什么程度了 。

马姆达尼上任后,开始系统性地推动一系列带有鲜明“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投入700亿美元,计划在10年内新建或保护20万套公共住房;冻结全市约100万套租金稳定公寓的租金涨幅;取消全市公交票价,每年为该政策预留1.75亿美元预算;实行全民托育,按收入比例收费,家庭年收入低于20万美元者不超收入7%,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则完全免费。此外还有食品援助,向富人与企业增税等。

够社会主义吧,够左吧。但右翼科技精英似乎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当然你可以说动机不一样。

前面说的“全民分红”计划,主要推手之一就是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中,推进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主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群被人们称为“科技右翼”的硅谷精英。他们在经济上奉行自由市场、技术创新至上,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支持全民基本收入计划。

当然,很多评论者指出,这不意味着科技右翼在追求左翼的那种社会公平,而是基于更为深刻的生存焦虑。换言之,他们最大的恐惧是来自AI驱动的大规模失业。奥尔特曼、马斯克以及Salesforce的CEO马克·贝尼奥夫等都明确表达过,AI将大规模取代现有工作岗位,大规模的、结构性的失业可能在不远的未来成为现实。因此,有人说,这是科技右翼为这种结构性危机打的一个补丁。

你有没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在这一点上,科技右翼比马姆达尼还更像社会主义者。开玩笑了。

为什么会出现左右共做一件事情这样的现象?前面说过,可能是他们共同看见了一件事情。共同看见了什么?就是AI时代将会出现的空前的贫富差距。说贫富差距其实都有点轻描淡写,实际是在很多人被排除在财富创造过程之外,甚至成为所谓无用的人之后,这个社会如何分配财富,如何维护人们的生计,无用之人如何生存?

可以说,这完全是人类从未遇到过的一个崭新问题。在这样的时代,必须得有一种新的思维。

在去年11月,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需要右派刹车,但未来会是左派天下》。这篇文章不是为左派张目,而是说,面对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种新的局面,我们不能囿于原有的左右框架来进行思考和讨论了。在不久前发表的《五年后,我们将会争论什么》一文中,我更明确地说,科技会不会成为一个继政府、市场、社会(公民社会)之后第四个具有自主性的主体,如何处理人类与技术的关系将会成为未来更为突出的一个主题。

当然,这不是否认左右的差异,而是说,问题在发生变化。我们不能还是在左与右的问题上打转转了,多想想怎么解决未来的问题吧。

附:

孙立平:建立人工智能时代的利益均衡机制
原创 力平坐看云起  老孙荐读  2026年2月15日


附录是我于2008年11月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题目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当时之所以讲这个问题,背景很清楚,我们通过改革,建立了一套经济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但市场本身并不能完全解决利益分配或利益均衡的问题。因此,在市场经济发育的同时,需要建立一套利益均衡的机制,这样才不至于使得利益关系过于失衡。

其实,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就一直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不断的探讨。刚才我用ds帮我查了一下,查到的结果是:

中国经济信息网在2004年12月8日发布了一篇标题为《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的文章,作者为孙立平。这是目前公开信息中能找到的、明确提出该概念的最早时间记录。

在2008年11月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孙立平教授在演讲中(后面附的就是这次演讲的记录稿)提到:“我这里讲的题目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这是我四五年前就开始讲的一个题目。” 

2005年初,有媒体介绍孙立平的新著《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时提到,该书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建立利益均衡机制,以应对社会“断裂”的挑战。

200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孙立平的《博弈——断裂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与和谐》一书,其中专门设有“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一章。

2008年底,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反思,他再次系统阐述这一命题,指出该机制的核心是让不同群体在利益博弈中拥有平等的权利,并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实现。

当时提出的六大利益均衡机制分别是:信息获得机制、诉求表达机制、施加压力机制、诉求凝聚机制、利益协商机制、矛盾解决机制。孙立平强调,这一机制的核心是 "社会主体平等利益表达权利的制度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较为公平的利益博弈"。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另外一个因素又加了进来,这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超乎预期的发展。

我对这个问题比较早的警觉,是在2024年6月。那时,1000辆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突然出现在武汉大街小巷,由此,无人驾驶出租车在武汉正式亮相。有人欢呼:一夜之间,科幻之中的未来就这样悄然来到我们身边。当时我写了一篇《无人驾驶出租车?至少现在不是时候》。确切地说,我当然也认为这项技术很重要,但同时也表达了我的一种担心:对就业的冲击。因为出租车或网约车已经成为几百万失业人员维持生计的一个出路。

经常阅读我公众号的朋友都会发现,从去年底今年初,我开始更加密集地讨论这个问题。仅在今年发表的就有:

2026年1月12发表的《我们在AI时代如何工作和生活?》一文,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在人工智能技术以海啸般的速度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这些普通人将如何生存?我们的位置在哪里?进一步说,还有我们的位置吗?未来就业问题的实质,是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一个位置。

2026年1月13日发表《AI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水管工的工作比白领安全?》,介绍了“AI教父”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在2025年12月29日接受采访时发出的警告:一个可能超乎人们想象的失业潮正在到来,时间就在2026年。所谓AI能创造新就业的观点并不能成立,这是一场对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的无差别攻击。

2026年1月16日,发表《未来的就业可能是什么样的:从马斯克的乌托邦想到西北的麦客》一文。该文指出,尽管马斯克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乌托邦的前景,但就现实的意义而言,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特别是对于我们的后代而言,这都是根本性的、极为严峻的挑战。

2026年1月18日,发表《近在眼前:这是美妙的前景,还是可怕的结局?》一文。文中指出,马斯克提出一个设想,未来3年,特斯拉机器人产能将提升到50万台。最终,人类世界将会有200-300亿台人形机器人。也就是说,未来的财富不需要由人来创造了。这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2026年2月7日发表的《进入一个智力也不值钱的时代?》和2026年2月10日发表的《关于一个小视频的几点感想和思考》两文,则对社会中下层将要面对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现在的失业,已经不能简单地看作是经济萧条期的短暂现象,我们现在应该准备面对一个新的时代。在实现了体能外挂、知识外挂和智能外挂之后,我们人类究竟还能干什么?

如果我们将眼光转到宏观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场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重组:

2026年2月3日,发表《一个字母,象征一个时代》。近些年来,经济的K型走势,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从2023年开始,我用上半身和下半身的新二元结构,对这种走势的原因进行过分析。这是这种K型走势一个方面的原因。而在最近一两年,人工智能革命成为加剧这种走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文章对K型经济背景下的K型社会结构分化和K型消费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2026年2月12日,发表《现在的经济已经与普通人越来越没有关系?》一文。有读者朋友说,这篇文章终于将问题挑明说了:现在的经济已经与普通人越来越没有关系。经济不好,当然就业不容易,收入也会减少;但问题是,即便经济好起来,这一切可能也不见得会有根本性的改观。

2026年1月6日发表的《冰火两重天:也许是我们要面对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讲座片段。实际上,上面的那些问题,前一段时间我在各种场合一直在讲。这一段,是为了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2026年的经济会怎么走?我的回答是,冰火两重天。但这个冰火两重天,我们不要从分化这个比较柔和的词义上来理解。最近有两句话,让我很受触动。一句是,AI正在吸干资本市场;另一句是人工智在每天灭掉一个行业。虽然在表达上有点夸张,但意在提醒我们不要掉以轻心。

未来已来,而且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早,来得快。微软(Microsoft)AI部门执行长苏莱曼(Mustafa Suleyman)预测,未来1年半之内,几乎所有白领工作都将被人工智慧全面自动化,从律师,会计师,专案经理到行销人员无一幸免。这句话,让人毛骨悚然。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想象到这么快,甚至有人以为,那还是下一代的事情。其实,这已经的发生在眼前事情。这是一场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与社会的重构。

我们有可能很快就会面对这样的一种现实:大量的财富会被创造出来;绝大多数的人可能会被排除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之外,成为赫拉利所说的无用之人。在过去的时代,哪怕贫富差距再大,你至少还会拥有一个理直气壮:财富是我们创造的,凭什么我们分得的这么少?而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你可能连这个理直气壮都会失去,财富的创造与你有什么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人工智能之父杰弗里·辛顿所说,如果不能建立公平的分配机制,“生产力大幅提升”只会让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则沦为技术进步的牺牲品。

因此,面对周围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不由得想起建立利益均衡机制这个老话题。不过,现在要强调的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而是人工智能时代。我知道,老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新的问题又迫在眉睫。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要非常鲜明地提出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利益均衡的机制。不错,马斯克是给我们画出了一张诱人的大饼:全民高收入。但如何才能实现?实现的机制是什么?没有具体的机制,就只能是一张可望不可及的远方大饼。

这就是我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时代的利益均衡机制的涵义。

可惜的是,截至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进展,可以看到在这方面竞争的如火如荼,可以看到社会中大量资源的投入,但却看不到在此种背景下我们如何实现利益均衡的任何像样的举措,甚至看不到在这方面认真的思考和准备。

一定要知道,事情就在眼前,而不是遥远的未来。

正因为如此,我想起了多年前的这篇演讲《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本来,在本文的开头我就说,我是想将这篇演讲稿放在文末,作为附录。但一看字数,本文已经不短了,还是发个链接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前面的链接。我们确实到了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程映虹:“想象的共同体”究竟是什么?

撰文:程映虹
人文百科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之起源和传播的思考》问世以来,社会和人文学界固然将它作为探讨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传媒和文艺界有时也会引用“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来说明很多群体性现象。似乎只要是处于不同地理和空间但理念契合的集合体,例如跨地区的社团和俱乐部等等,都可以称之为“想象的共同体”。

但是,可能是因为“想象的共同体”这六个字听上去似乎非常简明、形象、有趣,很多套用这个概念的人往往忽视安德森对它的一个关键性解释:这个“共同体”只能是一个“政治性的共同体”。它用想象出来的一致性掩盖了社会成员在财富分配和权力占有上的差异和矛盾,给每一个愿意相信有这么个“共同体”的成员一种虚假的平等感,构建一个集体身份,制造一个一致对外的“民族”或者“民族国家”。

图片《想象的共同体》中译本

安德森对“想象的共同体”是这样解释的。第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分散的、相互没有个人联系的,但他们能够通过各种媒介“想象”出一种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整体。第二,这个共同体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它一定是有边界的,因为在它之外存在着其他类似的共同体,由这个边界就产生出“主权”的概念。第三,这个“主权”的概念是至高无上的,它并非只是狭义的领土主权,而是这个广义的共同体作为集体本身就有一种基于想象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第四,这也是本文要强调的,“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想象中内部“平等的社群”(community)。安德森说:“即使在实际生活中,不平等和剥削[关系]可能严重到了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程度,民族也总是被想象为一个上下融合的、消除了阶层区分的同伴关系。”

在安德森以前,如何定义和理解民族和民族国家已经被很多学者探讨过了。安德森想弄清楚的是为什么民族或者民族国家有让人为它去死的权威和魔力。他认为以前的学者多半关心的是为什么人们会以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名义去杀人,但这并不特别,因为在民族产生以前就有大规模杀戮异类甚至同类的历史。但为了一个共同体有大量的人愿意牺牲自我利益甚至去死,就像为情所困甚至殉情,成为人类社会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似乎是近代民族产生以后的事。个人为什么会愿意为了民族而牺牲,这种“基于政治的爱”(political love)的力量从何而来,这是安德森试图探讨的问题。

安德森从不同的角度迫近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是第八章“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中,他从分析民族主义政治语言中得出的结论:在构建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一种个人在身份上无法选择的“自然关系”起了很大作用。这种个人无法选择的自然关系有两个来源:一是血亲(kinship),例如“祖国”的本意就是血脉的延续,它把国家的概念和对父母以及祖先的亲情联系起来了;另一种就是大自然(Nature),例如土地与河流,认为特定地理环境孕育了这个群体中每一个人。民族就是基于血亲和自然的对个人具有强大约束力和感召力的有机性共同体,它对于个人身份和认同的定性是无法改变的。

为什么基于血亲和自然的概念在规范(或者强制)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态度和行为中会有力量呢?首先,安德森认为秘密在于这是“用家庭关系来理解的权力结构”对人心理的影响(family-as-articulated-power-structure)。相对而言,在人类各种集体中,“利益关系”在家庭中是最单薄甚至不存在的,亲子关系被认为是——或者理应是——最亲密无私的关系。“家庭关系是人类关系中最没有私利的爱和团结一致的领域(a domain of disinterested love and solidarity)”。

所以,安德森说,当社会精英们“心安理得地谈论民族[国家]利益时,普通民众—无论他们属于哪个社会阶级——就把民族理解为和私利最无关的。为了这个原因,民族可以要求他们做出牺牲。”这就像很多人为了家庭心甘情愿做出这样那样的牺牲而不考虑在这种要求的背后有任何“利益”一样。因此,一旦“民族[国家]利益”出现在政治讨论中,从占有话语权的言说者的角度,它就理所当然被当作是一种超越任何特殊集团利益的神圣的东西。

按照安德森的这个解释,在这个意义上的“想象的共同体”的逻辑中,出生于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一个特定的民族,个人先天就无条件地对这个民族和这块土地背负了牺牲各种个人利益甚至舍弃生命的义务,因为这是一种原始性的个人无法摆脱的纽带。安德森说个人的其他身份(例如党派)多半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所以也是可以由自己放弃的,唯有“民族”(以及民族国家)这个“自然”的身份是无法选择的,所以是无法放弃的。正是这个自然的无法选择性对个人具有先天的强制性和规范性。

其次,按照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逻辑,正因为这是一种自然的原始的关系,它就超越任何社会的、后天形成的等级,把所有个人置于平等的地位。所谓“共同体”的本意不是一般意义上个体的社会性聚合,而是一个内部平等的单位(commnunity就是人人平等的群体)。个人必须相信,这个平等是由他们的自然身份带来的,就像家庭关系那样是与生俱来的。“民族”不同于“社会”之处,就是这个“共同体”内部只有不可改变的血亲和自然联系,没有利益差别和利益诉求。一个人可以不服从“社会”,但他不能抗拒“民族”。

这样,作为整体的“民族利益”就可以超越阶级和阶层的差异,把所有成员凝聚在一起。无论是权贵还是平民,在它面前都是平等的,一视同仁的。无论你有什么利益诉求,都必须从属于民族的整体利益。每个人都是这个民族的平等的一员,即使地位卑微、身无分文的穷人也可以从在想象中享有整个民族共同的光荣、或是在想象中和全民族一起占有某个对象中得到精神满足。如果这种想象中的精神满足在想象中被剥夺,他们同样会在现实中表现出愤怒。

安德森解释了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为什么对成员具有约束力和感召力,从而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什么民族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现象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有没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就是说,民族主义真的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让每个人“生来就平等”的社会关系,它应该规范每个民族成员的行为并要求他们做出无条件的服从和牺牲吗?个人出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生为某某人”就一定要终身背负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吗?

图片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应该说,“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本身已经通过解构民族和民族国家表面的神圣性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安德森之前很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观点就对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现成的政治批判。马克思甚至认为“工人没有祖国,”而资本的本性也是超越国界、不受“民族性”束缚的。而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坚持的个人根据公民权利建立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则为现代社会确定个人的民族国家身份提供了法理原则。

有人可能会问:对血缘、亲情和乡土的依恋是人类最自然的情感,它们也是民族主义的一部分,按照这样的解构,难道要把它们也否定吗?这样的问题混淆了民族主义感情和血缘联系、乡土亲情之间的关系。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是:这些原始而朴素的人类情感在民族和民族国家产生以前就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它们和当代民族主义感情或许有交接之处,但它们本质上是私人性的、在地的、非政治的,和民族主义意义上个人的身份符号基本不是一回事。这种感情恰恰在很多远离“民族国家”的群体和环境中保存得最为完整。

所谓“想象的共同体”揭示的正是民族主义本身是一种超越个人直接生活经验的建构,它和上述古已有之的人类情感根本上是不一样的。民族主义的含义在当代首先是它的政治性,其合法性在于它在政治上能够保护每一个认同于这个国家的个人的公民权利。如果一种民族主义刻意要借重甚至囊括那些古已有之的人类情感,用血统和自然的概念来召唤民族情感,可能正说明它本身缺乏法理和政治上的感召力。

用血亲关系和有关自然的概念来定义民族主义和国族身份,在近代史上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中最为极端。祖先、血和土地(ancestor, blood and soil)是德国民族主义宣传中最常见的激发“民族情感”的关键词。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观念相比,德国民族主义特别强调自己的“有机性”和基于这种有机性的生命力,把这种说法转换成政治语言,就是德国民族内部的凝聚力特别强。一个具体事例是有关“祖国”一词的内涵。尽管祖国(motherland)一词在西方各国都有,表达的确实是个人“祖宗之国”的概念,但这个词和自己的国族身份之间的联系,在德国民族主义中比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要更直接和强烈,对它的使用也远远比其他国家更频繁。个人的“祖宗之国”和他们当今的国族身份和认同是两回事。而在德国民族主义中它们基本上是一回事。一战期间德国就用父系的fatherland (Vaterland)来增强“祖国”一词的力量,二战中纳粹基本上就使用Vaterland。

图片

1918年德国的征兵海报:“你的祖国(Vaterland)在危难中,来报名参军吧!”

安德森的书里数次提到日本,但却疏忽了近代日本是他分析的想象中源于血亲关系、人人平等的民族共同体的最佳事例。面对近代化过程中尖锐激烈的社会阶级矛盾,日本统治阶级构建了“家族国家”的概念,要人民相信天皇为父,臣民平等,国即为家,国在家存,将这套观念规定为日本民族国家的“国体”。从1880年代的《明治宪法》到侵华战争期间颁发的《国体之本义》和《臣民手册》等等文献,日本民族主义将家族观念和国族意识完全合二为一,忠孝一体,日本人生下来就背负着对天皇和国家的终身义务,他们在天皇和国家面前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人人平等。所有与这套“家族国家”说教不符的观念,尤其是有关现代国家法统来源和公民权利的主张,统统是外来的意识形态。这个家国一体的“想象的共同体”给日本人民一种虚幻的平等感,有助于消解社会矛盾,一直维持到二战失败才破产。战后宪法用公民权利取代血亲观念和君臣名分,用法律意义上的人人平权取代宗法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建立了日本现代国民的身份。

© 版权声明

馮睎乾:「衰十一」危害国安嗎?


特區政府向「立法會」遞交文件,提出訂立「維護国安」附屬法例,官方理由是「講清楚」法律,界定「国安法」下,何謂「特區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見「国安條例」7d),機制如下:(一)如特首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行為涉及国安,該案即屬危害国安案件,該刑事行為亦屬危害国安罪行;(二)被告若被控危害国安罪行,同一案件的交替控罪亦會被視為危害国安罪行。

據報道,在昨天「立法會」會議上,有民建聯「議員」已向鄧炳強指出,網上出現「抹黑」附屬法例的言論,例如說亂過馬路也會違反国安,鄧炳強隨即表示會做好解說,「我反駁隊隊長都會繼續做嘢」。記得從前香港立法會是監察政府的,現在的「議員」(抱歉,想不起那些人的名字)卻似乎在監察網民,還迅速向那些本該被立法會質詢的官員做匯報——這大概就是「完善制度」、「由治及興」的好處了。

言歸正傳,網民說亂過馬路也涉国安,是否真如黃碧嬌黨友們所指的「抹黑」呢?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昨天就附屬法例發表高見,說:「理論上是(適用於)任何罪行,但很難想像有些罪行會涉及国家安全,例如非禮案,這是沒有可能的,或交通罪行。」(見《有線新聞》報道)然而湯家驊「很難想像」,不代表沒有可能。

例如亂過馬路,我馬上想到一個情景:某年六月四日你身在銅鑼灣,過馬路時低頭玩電話,沒注意行人交通燈轉紅,就直接橫過馬路;這時候,四面埋伏的警察可能衝出來拘捕你,懷疑你模仿「坦克人」堵塞車輛,藉此宣揚「顛覆国家政權」行為。鄧炳強萬勿反駁我「不可能」,若你說「不可能」,然後許多人真的刻意在「敏感日子」亂過馬路,到時你是否不拉人?

在附屬條例下,不只過馬路可涉国安,塵世間任何罪行,在特定條件下也可以被特首認定為国安罪。可惜記者沒有問湯家驊「衰十一」是否危害国安,否則他很可能就「想像」到了。不妨想像一下,有個受海外反共組織暗中資助的人,名字叫周堅痕,他不單混入特區政府做臥底,還鎖定某高官的未成年女兒作目標,不斷送她粉紅色Lady M蛋糕討其歡心,還誘騙她到五星級酒店跟自己發生性行為。

周堅痕在過程中偷拍影片,透過加密通訊向境外勢力報告及傳送影片,計劃利用性醜聞勒索該官員,迫使他洩露內部敏感政治情報,或在政策上作出不利国家的決定。這情況下,「衰十一」不就是很容易想像的国安罪行嗎?

當然,政府是可以直接控告周堅痕「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国安」的,但問題是:如果国安部門調查後,根本找不到他跟外國勢力的通訊內容或金錢往來紀錄,那怎麼辦?這時候,特首就可發出證明書,認定這宗「衰十一」涉及危害国安罪行,然後轉用国安法程序處理,包括延長周堅痕的扣留期、大幅提高保釋門檻、禁止任何人披露案情、委任指定法官裁決、禁止新聞界和公眾旁聽等。

你可能問:如果国安警查不到周堅痕勾結外國勢力的證據,他也沒有勒索任何官員,純粹跟官員的未成年女兒發生關係,還算是国安罪嗎?按常理,當然不算。但特首一樣可以發出證明書,法院無權推翻。昨天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要判斷一件事情是否涉及国家安全往往觸及很敏感、高度機密的資料,不是司法機關一般行使權力時有能力作出判斷。」公眾或法官看不出的證據,當然都隱藏在只有特首才接觸到的「高度機密」中,信政府,唔驚。

由此可見,湯家驊「很難想像」的事,不代表沒可能發生。七年前,大家也很難想像法律會「完善」到這個地步,或香港會有如今的模樣,但一切難以想像的事情,不是都逐一成為現實了嗎?


相關文章

香港獄吏是法律界的「掃地僧」

https://www.patreon.com/posts/108795828

幸好,1980年代中国引进了《1984》

 徐庆全  慷概  明清书话 2024年10月12日




“思罪”不招引死亡,“思罪”本身就是死亡。——乔治·奥威尔


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老大哥在看着你。”

2013年,中央情报局的前外包员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国政府的“棱镜计划”,之后他高度戏剧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争论,《一九八四》再一次唤起了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

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尤其美国媒体)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一九八四》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因此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而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在中国传播近30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




他乡遭遇奥威尔

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一九八四》里映射的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

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

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

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40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所以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

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的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

《动物庄园》这部反极权主义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

实际上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唯一一部“极度震撼”

第一位把《一九八四》译成中文的是董乐山先生。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

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

直到19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一九八四》,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

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一九八四》。



▌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

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一九八四》,事后他回忆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个学生叫王小波。

此后的1985年,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董乐山译的《一九八四》,这是中国市场的第一个该书中文版单行本。

自此,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

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创作,他的作品无论从写作手法还是细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黑铁公寓”也类似于《一九八四》里监狱式住所。


乔治·奥威尔曾说:我写《1984》是为了警醒世人,不是使用说明书!作为一部“被奥威尔立在地狱门口的经典名作”,《1984》为欧美国家中学必读书。其超越时代的预言,影响了一代人的良知。它被译成62种语言出版,全球总销量超过5000万册。

《动物庄园》用简单的政治寓言故事阐明深刻的真理,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评论说:“西方文学的童话和寓言中,没有比《动物庄园》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

幸好,1980年代中国引进了《1984》。假如错过了那个时间窗口,那么奥威尔还有没有机会被中国人熟知,可能不好说。

为此,推荐:乔治·奥威尔作品集,从他作品中反思自由的可贵。其中:

·《一九八四》,作为一部“被奥威尔立在地狱门口的经典名作”,其超越时代的预言,影响了一代人的良知;

·《动物农场》,用简单的政治寓言故事阐明深刻的真理,道出人类几千年尴尬而悲凉的处境。



从“爱国民主运动”到反中工具: 不同时期/群体对“六四”的差异化观点和态度

革命军中马前卒博客 
  2026-6-4


IMG_1109.jpeg

   2026年6月4日,是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被镇压37周年纪念日。自1989年之后这三十多年,每年都有纪念六四的活动和声音。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纪念六四的主流观点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这些纪念者的身份、立场,对六四的认知,纪念的目的,是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性的。


   1989年的学生运动暨民主运动,也被称为“爱国民主运动”。有力支援八九民运和长期纪念六四的香港“支联会”,全称也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当时港台明星以“民主歌声献中华”联袂演唱歌曲,为民运加油打气、募捐钱款。在1989年运动进行时和镇压前后,“爱国”和“民主”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在当时参与学运民运的学生、工人、市民们看来,正是因为爱国,才要参与民运;推动民主就是爱国,爱国就要让中国民主。当然,八九民运还有包括“反官倒(反对官员亲属背景的人走私牟取暴利)”、“反腐败”、“反对官员干部任用终身制”等具体的对中共党和政府的不满和目的。不过“爱国民主”是最主要的旋律。


    六四镇压发生后,一些学校挂出悼念横幅,包括“哭我同学,哀我中华”等,香港和台湾媒体报道中也有“神州同悲”、“同胞血泪”等。这些与八九民运期间的“爱国民主运动”主题相合。而之所以陆港台许多人支持民运、谴责镇压,既在于追求民主的共同志向,也在于当时大多数人都认可两岸三地为骨肉同胞,对为民主自由牺牲的同胞而真心哀伤,为中国民主夭折痛惜。


  当时参与、支持八九民运、悼念六四遇难者的各方,没有主张香港独立、台湾独立、新疆独立的声音,也没有仇恨中国人、汉族人的极端言论。人们的怒火都对准中共执政者,尤其直接指挥镇压的邓小平和李鹏。据美国驻华使馆官员武尔泽回忆,当时中国民众既阻拦解放军军车进北京城镇压,又阻止了外媒拍摄到涉及军事情报的照片。这反映中国人朴素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当时的民运参与者和支持者,对于中国人民大众是充满爱与同情的,对国家利益是积极维护的。八九民运的动机,正是为了实现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的民主梦想、让人民不再受专制官僚的压迫。


    六四镇压后的许多年,香港和全球各地都有对六四的近年活动。香港的“支联会”及其他泛民主派团体,一直高举“爱国民主”的旗帜,继续八九民运参与者和六四牺牲者未竟的事业。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的华人华侨,参与纪念六四的,也往往出于同胞之情、希望祖国民主化、中华民族得到自由。


    但斗转星移,经历约30年的时代变迁,尤其陆港台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流散海外华人华侨观念的变动,对于“六四”的记忆与看法、纪念“六四”的目的和角度,悄然发生了重大改变。


    最突出的变化,是香港和台湾本土主义的崛起、与中国及“中国人”身份的切割。在2010年代,香港人和大陆人因为价值观差异、资源竞争、利益冲突等,关系逐渐恶化,本土主义日益得势。新一代香港人也与中国大陆的情感联系更少、更加本地化,年轻人正是香港本土派的主力。不同于大中华主义立场、关心大陆人权和民生的传统泛民主派,香港本土主义者主要强调香港人身份认同、主张香港人优先、对大陆人非常厌恶。这种厌恶不仅在于政治体制差别,更是带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色彩。一部分本土派更是主张香港独立。


   同时,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湾本土主义和台独派也在台湾逐渐得势和成为主流。台湾青年人也与香港青年人类似,与大陆关系和情感淡薄,“天然独”倾向强烈。台湾本土派不仅厌恶中共,也厌恶来自大陆的国民党势力,对于“反攻大陆”、“三民主义”都不感兴趣甚至反感。台湾本土派也主张不顾大陆民主人权,而集中力量实现台湾独立(或起码实质独立),与“中国”切割和并立。民进党执政后推行一系列“去中国化”措施,包括修改教科书等,去除中国认同而塑造台湾认同。六四也就从未收复的故土同胞的事,变成“外国”的事。


   香港和台湾曾经是大中华地区、名义上属于“中国”这一政治概念的、未被中共统治而保有较多自由民主的地区。这两个地区本来作为中国和中国人宝贵的自由地区、民主实验田,能够且曾经促进过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政治自由、新闻和言论自由,对中国改革开放和进一步变革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但当港台民众逐渐转向本土主义、与“中国”和“中国人”身份切割,就让其与中国大陆的特殊关系的纽带发生断裂、对中国大陆的特别作用也弱化甚至消亡。


   同时,海外华人华侨的价值观、与中国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老一代具有家国情怀和较强烈民族责任心的华人及中国侨民,新一代华人华侨无论是长期在外国成长的、还是近期从中国“润”出去的,民族情感和责任心都更加淡薄,更多考虑个人利益而非国家民族,对于中国自由民主也更不关心。


   这其中还有许多因为遭受体制或其他中国人伤害,因而无差别仇恨所有中国人的“逆向民族主义者”和“支黑(即强烈仇恨和侮辱中国人的立场和行为者)”。他们对中国人没有同情心和同胞情感,反而非常厌恶和仇视。比起追求自由民主,他们更热衷于不分中共和中国的仇视和攻击,放大部分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嘲笑和咒骂中国人、汉族人。在中外冲突上他们不分是非道理的武器站在外方立场、逢中必反,并试图破坏所有对中国有利的事情。


    这种仇恨心理和破坏倾向远远超过了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他们也将“爱国”和“民主”完全对立起来,主张不要爱国才有民主。(当然中共同样将二者对立起来,鼓吹中共式“爱国“而不要“民主”)。这与1989年时民主运动的爱国民主立场完全相反。


    虽然这些人也批判中共专制、呼吁自由民主,但主要心态和目的确实是“恨国”、“恨中国人”,巴不得中国崩溃、内战、灭亡。这些人往往以“支那人”蔑称称呼中国人,赞美日本侵华、呼吁欧美日制裁和围堵中国等,或者他们用相对隐晦方式攻击和解构中国。显然已不再是希望中国自由民主,而是企图中国毁灭。


    关于他们的观点,在社交媒体上有大量例子,大多数为匿名,但也有实名的知名人物,在他们的文章和访谈中都能清晰或隐晦的体现。例如在德国的苏雨桐,在加拿大的盛雪、在日本的石平和王柯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其他没有明显“支黑”倾向的自由派人士也纵容与附和这些强烈反中反汉者。


    陆港台及海外华人华侨身份认同、价值观、立场、诉求的改变,也根本性的改变了他们对于六四的态度、看待角度、纪念目的。首先,一部分人干脆以“与自己无关”或“不感兴趣”而并不关心、评论、纪念六四。而那些还有所议论和纪念六四的人,也与1989年民主运动时及之后若干年对六四纪念者的立场和目的大不相同。


   对于港台本土派、港独台独立场者,他们对于六四的纪念,已经基本去除了同属大中华的同胞感情因素,而集中于谈自由民主问题。而且主要所谈的并非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而是如何夺回香港的自由和实现民主、捍卫台湾现有的民主体制和自由生活。如近年纪念六四的港人普遍举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样强烈本土主义标语,甚至还有“香港独立”旗帜。而在大谈“自由民主”时,还将“反中”/“反陆”/“反中国人”等情感和诉求或明或暗的夹入其中。如台湾民进党赖清德政府就常假借纪念六四和批评中共专制,来为其“抗中保台”战略、“台独”路线服务。


    另外还有新疆维吾尔人、西藏藏人、内蒙古的蒙古人等中国少数族群,也有参与六四纪念。但他们与香港和台湾本土派类似,都只是利用六四作为契机和平台,宣传其族群特定诉求,如其民族自决等,宣传东突厥独立和藏人独立等,而对六四本身并不很关心和热衷。在他们的宣传和观点中,汉族还若隐若现的成为一种凝视对象、恶的靶子。


    我尊重港台疆藏等群体的诉求和表达,也同情他们遭受的苦难和威胁,尤其同情维族被集中营关押的遭遇并强烈反对“再教育营”政策。但港台疆藏群体往往并不尊重汉族的主体性和诉求,直接或间接、有意和无意的压制了中国大陆主体族群的情感和利益、喧夺了话语权。


   虽然汉族人占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大多数,八九六四的涉及者主要也是汉族人,但由于中国大陆汉族人缺乏团结性和政治参与,港台疆藏蒙人士反而在全球各地六四纪念活动中占据多数和主导。这也导致近年全球各地六四纪念内容,与六四原本的主题及1989年中国民运主流观点主张,产生了明显的偏差。曾经的基于大中华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基调,被改变为突出港台本土主义、港台疆藏蒙等非汉族群议题优先的情景。


   这背离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的情感和利益。虽然八九民运时没有明显的汉族立场和诉求,但也没有非汉优先和反汉族、反大陆、反中立场。香港和海外华人对八九民运的支持、对六四的纪念,也与同为汉族/华族又有密切关系。而今日纪念六四却带上非汉反汉反中色彩,显然背离了八九民运和六四牺牲者的意愿。而八九民运、中国民主进程、六四牺牲者主体都是汉族人,纪念六四却反汉反中,也就意味着背弃中国民主进程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显然是坏的、民主运动被扭曲和挪用了的。


    而在国际上,对于六四的纪念立场、视角、目的也很繁杂。在1989年前后,当时正值全球第三波民主化高潮,大多数国家从官方到民众都真诚希望走向民主,并基于此支持八九民运及参与的学生和市民。


   但在六四镇压后,各国一方面采取过制裁动作,另一方面为了各国自身利益尤其经贸利益和战略目的,又对中共妥协。尤其日本拒绝制裁中国,以拉拢中共政权维持毛泽东时代免除日本战争责任、“中日友好”的路线。而美国老布什政府也为利益很快放弃对华制裁。欧洲各国本也不坚定的制裁也随日美的放弃而放弃。功利主义压倒了支持民主人权的立场。


   后面几十年,西方各国一直在支持中国民主人权和维持与中国经贸合作中摇摆。虽然西方各国确有支持中国民主之意,但也有利用包括六四在内中国人权问题“拿捏”中国、打击和削弱中国国际影响力、分化中国内部、以使中共做出更多经贸和战略妥协、从中获取利益的目的和行为。


   在美国政府内部、西方内部,有些政治人物和势力较真诚信仰普世价值、重视中国人权和希望中国民主化,有些则仅仅将之作为筹码和工具,或出于保守反共意识形态而借此攻击中国而无善意。也有些外国人和势力以上目的兼而有之,纪念六四对其既有道义坚守也有工具理性。西方不同立场和动机的势力,对华政策也都有若干微妙的差别。


   以美国为例,克林顿时期人权和商贸都较重视,并试图以促进中国经济和融入全球化促成中国民主;两个布什则更务实和偏重利益,对中国人权提及不多;奥巴马和拜登时期既真的重视人权、又将民主人权作为联合盟友围堵打压中国工具。特朗普时代则几乎摒弃绝大多数人权议题而专注于利益。


   而欧洲各国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比美国更强调人权,但由于国力弱于美国,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又要在经贸上合作,所以往往调子高、实际行动少。一般来说各国左派更重视人权,右派更务实,但对华政策包括六四议题态度实质上往往相差不大。日本则对六四及中国人权问题更低调,只是以此来分化中国内部,以及以六四及中国人权为挡箭牌和筹码,避免中国就历史问题对日追责。

   

    总之,无论中国内部及华人内部,还是国际社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具体势力,对待六四的态度、纪念六四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曾经,中外各方对待八九民运和六四,是较真诚无私、行为中国民主化、同情被镇压者的。但随着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演变,六四逐渐被工具化,各方更多用来达成自身狭隘目的。相关纪念不再纯粹,离1989年参与民运的学生、工人、市民的初心渐行渐远。


   比如如今一些中国自由派、反对派厌恶“爱国主义”,甚至成为仇恨同胞的“支黑”,是当年热情爱国的学生难以想象和接受的。虽然一些仍活着的学运领袖自身已接受这种“逆向民族主义”价值观,但这只能说明他们对八九民运初心的背叛而非继承。


  而美欧日等国以“民主价值观”结盟和围堵中国,一方面并不积极推翻中共专制,另一方面又拿中国人权问题来打压中国和分化中国内部,也与中国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冲突。中国应当民主化,很多中国人渴望民主自由,但这不应该以出卖、放弃、背叛国家和国民利益为代价。自由民主人权也不应是霸权主义的遮羞布、殖民主义的挡箭牌、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展示优越感和攫取特权的名目、在国际上党同伐异的借口。


   从清末民初的民族民主革命、1919年“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运动,到1989年民运和六四,百年以来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既包括民族独立富强,又有民主人权,还有民生幸福。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正概括了这三个缺一不可的要素。当然后来因为内忧外患,这三大目标没有实现,或曾在部分时期(如1927-1937、1945-1949)部分实现但得而复失。尤其日本侵华和中共建政,摧毁了民国好不容易逐渐实现的三民主义。


   1989年的民主运动,继承了五四运动时宣扬民主与科学、复兴中华的壮志。若八九民运成功、中国民主,中国本可走上更光明的道路。可惜最终在中共扼杀下功败垂成。但从五四到六四的理想和目标是符合道理和道义、应当继续坚持的。


  但又过了30多年,今日的中国政治反对派、参与六四纪念的中外各方,却与之前百年的抗争目标渐行渐远。虽然这确有一系列现实原因,如旧的路径反抗中共专制长期没有成效,人们逐渐绝望;习近平强化独裁、新冠疫情等打击导致反对派走向激进。中共长期将爱国和爱党爱政权捆绑和等同,滥用爱国主义,也导致人们逆反。中国日益严重的内部矛盾和社会撕裂,也导致亲政府和反政府者都更极端化。


   但无论什么原因,背弃了国家民族、变成真的既反共更反中(甚至不反共而反中)、仇恨同胞尤其平民和弱者、甘愿赞美日本右翼和洗白日本战争罪行、解构并贬损汉族和中国、以破坏和毁灭中国为志业,都是错谬和恶劣的,背叛了六四烈士在内中国仁人志士,也不能为中国带来民主化和人民幸福。

   从功利角度看,若放弃部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真能换来中国民主自由,尚可计算一下得失、决定取舍,可现实是他国只想从中共和反对派、中国朝野之间的斗争渔利,既无心也不肯付出代价促成中国民主化,中国人放弃民族也不能兑换到民主,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外国干预也未必带来光明,如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镇压民众之际对伊朗大规模空袭,只是让伊朗人遭受二重伤害、民生雪上加霜。


    民主虽然重要,但归根结底民主也是实现国家繁荣强大、人民有权利尊严、民生幸福的手段和体制框架。换句话说,民主是目的,但也是实现前提目标的工具。纯粹以功利对待民主与否问题不可取,但为了民主的外壳不顾国家利益和国民幸福,舍弃实质而取形式,同样是不应当的。


   这就像激进左翼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阶级和剥削、反资本主义和消除各种丑恶,宁可容忍苏联的列宁斯大林式一党专政、杀戮反抗者、造成饥荒、打压民众致富、扼杀社会活力,最终导致长期专制和广泛贫穷。一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也是一样的思路、同样导致恶果。很多中国自由派强烈批评社会主义的丑恶面,却又陷入“民主教”盲信、民主教条主义的迷思、为民主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岂不是又一种误入歧途和悲剧?


    不过如今中国反对派大多数确实已在“逆向民族主义”中越陷越深,并主观客观成为反中工具,恐怕难以走回“爱国民主运动”的路径上。他们也像极左狂热分子和极右法西斯分子一样,难以规劝而一意孤行,无法以道理说服。而随着国际从曾经的全球化民主化的大幅进步到今日保守民粹盛行,世界各国也大抵更加功利而越少真诚关心中国人权。中外对六四的纪念,也越发偏离当年参与者的初心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这很可悲但也是难以扭转的现实。


   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镇压,被不同的人以不同视角看待、不同目的利用,也并不奇怪。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鲁迅也曾经在评价人们对《红楼梦》的不同看法时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人类的悲欢也并不相通,对同一件事难免有不同的解读和目的。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所以各方以自身价值观解读、基于自身立场和利益利用,并不奇怪。不过有些更贴近当年参与民运和六四屠杀牺牲者的本意,而有些人明显扭曲和背离了1989年人们的初心。


  但无论如何,当年牺牲的烈士应当被尊敬和铭记,自由民主也是珍贵和应当实现的。在又一年的六四纪念日,我向1989年牺牲的学生、工人、市民、农民们致以哀悼,并希望能迎来中国实现民主、汉族和各民族获得自由解放、中国人民获得有尊严的幸福的那天。

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