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9日星期一

令计划:“党内民主”的牺牲品

吴祚来 X
@wuzuolai




『北戴河会议时,由令计划、李源潮操作了另一次党内高层的民意测评,得票最高的,是令与李。这意味着,十七大之前由江曾决定的党内民主,有可能让位于令、李操作的党内民主,习近平、李克强班子,可能要让位于令计划、李源潮的班子。』

党内只有丛林没有民主

中共政党最高领导人与领导集体的产生,理论上讲是"民主集中制"的产物。
在说到中共党史上人们喜欢谈论的七大、八大的党内民主时,著名党史研究专家吴国光教授有专著出版,他认为那个时期的"党内民主",完全是被操控的。一些人甚至连党员也不是,居然被上级内定为党代表,进京参与选举,最为可笑的是,有人甚至在进京参加党代会的列车上被突击入党。
毛泽东是通过控制党代表,来控制选票,通过多种暗示,使自己中意的人进入中共高层领导集体,淘汰自己不喜欢的高层。当毛泽东在六零年代发现自己难以控制中共官僚体系之时,他认为中共主机有严重的病毒,于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踢开党委,通过外挂的"政治服务器"——革命委员会,操作整个国家,让原有的主机处于休眠或废弃的状态。毛泽东凭借这样的国家暴力机器,可以置任何一个异己者于死地。
毛泽东之后,中共几乎没有形成真正的领导人选举制度,毛泽东曾通过法定方式,将林彪安排为自己的接班人,后来又有王洪文、华国锋、江青等被选择,这些人被毛选择为继承人,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好恶决定的,没有任何规则可言。正是没有公开的选举制度,才有了当代中共高层诸多悲剧事件的发生,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江青、华国锋,还有胡耀邦、赵紫阳,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薄熙来与令计划,无不是中共党内民主或中共党内无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度,造成的政治牺牲品。
我们看上述中共重量级受害人名单,毛泽东时代,迫害最为惨烈,刘少奇死时白发覆面,火化时甚至不能有真实姓名,林彪死于飞机出逃,江青死于后来的监禁自杀;其次是近年来,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都是无期,相比之下,邓小平时代的三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胡耀邦与赵紫阳的结局显得并不惨烈。当然,这三位中共最高领导人是在最高位置上被邓小平联合元老们拉下马的,如果按中共的规则说事,邓小平与相关元老们犯了参与非组织化活动重罪,他策划并主导颠覆了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而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按照海外媒体普遍的说法,则是意在撼动中共既定的领导人接班安排。
如果说薄熙来只是想通过公开的政治博弈,以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话,海外媒体披露的令计划的政治"计划",则意在问鼎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大位。但这里有一个令计划没有公开追问的大问号:江泽民与曾庆红主导的中央党校高层民主选举,习近平得票高于李克强,所以形成了十八大的习李领导的中央集体,那么,令计划与李源潮在十八大之前通过他们策划的党内高层民主测评,为什么在党内就不可以作为进入新领导班子的参考?这里,我要强调一点,本文只是质问中共的党内民主规则,并不在意谁最终问鼎中共核心大位。
薄熙来事件与令计划事件,让人们看到的现状是:党内仍然是丛林状态,胜者为王,赢者通吃。至于赢者如何吃定败者,那则要看内斗的激烈程度,或胜者的吃相了。

令计划与习近平之间的"误解"

有网友说,令计划不愧为中共高级笔杆子,在受审判之时,用了一个成语"负荆请罪",就完全表露了自己的心声。这个成语故事发生在战国时代,赵国重臣廉颇、蔺相如之间因误解而造成不和,但最后,廉颇知道实情后,亲自背负柴薪,到蔺相如门下请罪。令计划通过这则成语告诉世人,他与组织之间或他与习近平之间,是重臣之间的误解,面对这样的误解,他是主动负荆请罪的,在他被捕之前,他已在中共核心刊物《求是》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表示自己臣服于习的核心地位,愿意扮演属下角色。(令计划这篇刊载在二〇一四年第二十四期《求是》杂志上的文章题为《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团结奋斗》,在这篇约四千字的文章中,令计划至少十六次引述习近平讲话精神。)
既然令计划认为自己与习之间只是某种误解,那么,其它的所谓非组织活动、政变或贪污腐败,在令看来,都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党内民主不可能真正落实的原因是,中共体制内长期养成了听从组织安排的党内奴性,组织考察与安排成为惯例,而党内的人身依附与派系,使官员们更相信人脉关系是升迁的法宝,所以,党员干部们从现实中发现,党内民主是靠不住的。所以也是不可行与不可能的。
党内民主并不是绝对没有可能,在派系博弈能量达到某种平衡,或出现内部危机之时,党内派系可能会坐下来,让元老们说话,让一定级别的党代表或中央委员们投票,来选举新一代最高领导人或最高领导集体。当然,党内民主有一个前提,就是军队、武警等力量完全中立,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支配军警力量,或军警力量拥挤某一政治派系,党内民主就不可能出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党国体系之内,则演变成枪杆子里面出极权、威权。
这次令计划被审判,是党内权斗的结果,如果细细观察,某种意义上他也是所谓的党内民主的牺牲品。

"党内民主"与非组织活动

胡锦涛能够成为江泽民之后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是因为邓小平隔代指定,江泽民没有成功撼动这种指定,但他可以效仿邓的作法,隔代指定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只是陈良宇因为过分藐视胡温,被胡锦涛打击掉,江系只能在红二代中物色自己新的政治代理人,习近平成为幸运者,而习的备胎则是薄熙来。所以,二〇〇六年的中央党校中共高层选举,习近平得票最高,并被视为是江、曾系运作的结果(如果这种党内选举的方式公开化,在中共党内形成一种制度,那么,后来的事情就不会如此复杂诡异了)。
由于是党内暗箱操作,这给了团系一个机会,也就是十八大之前的北戴河会议时,由令计划、李源潮操作了另一次党内高层的民意测评,得票最高的,是令与李,这意味着,十七大之前由江曾决定的党内民主,有可能让位于令、李操作的党内民主,习近平、李克强班子,可能要让位于令计划、李源潮的班子。
中共党内已胜出的派系不会容忍来自党内的颠覆,这种颠覆,就可以定性为非组织活动或"政变",即便不判处极刑,也要监禁终身。
胡锦涛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人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胡、温最终舍弃了令计划,因为令计划儿子的那场车祸,以及他自行其是的处置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胡放弃了江泽民的留任方式,不再续任中央军委主席两年,将所有党政军权力,转移给习近平,习因此高度赞美胡锦涛"高风亮节",但这给团系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像朝鲜、古巴这样的小国家,红色政权能够顺利地搞血亲继承,与皇权时代无异,当然接班过程中清理异已,比传统皇权时代更血腥残酷,而老牌红色帝国苏联与中国,却搞政治血缘(红色基因)继承,中国的毛泽东终身制之后,血亲继承因故没有可能,政治血缘继承也告失败,华国锋靠联手老将与军方的政变,得到继承权,而邓小平靠另一次不流血政变,将政权转换到自己名下。邓小平发明了最高权力的隔代指定方式,这种方式并不是全党智慧的结果,也没有写入党章党规,只是成为某种潜规则,但这种规则,说被废弃,就立即会被废弃,只要最高领导人自信自己拥有政治实力,完全不在乎其它派系的意见。
中共的党内民主,完全是虚谈,实用的、随机性的方式,主导着权力的移交更递。
传统皇权时代立太子立皇储,是风险与影响极大的事件,稍有不慎,就朝廷震荡,甚至出现政权危机与颠覆。而中共现在的权力移交,看似和平,但风险指数越来越大,变数越来越多,为什么?红一代靠打江山有了威权,有了某种血酬秩序,红二代勉强有一些政治遗产可资继承,但其政治资产很快就会耗尽。红二代之后,威权靠封杀与灭杀,不可以得民心,不可以得合法性,而靠政治业绩,又非常困难,各种危机都在爆发中,只能拼命维持政权的稳定性,穷尽一切手段,但其结果难以避免山穷水尽。

《动向》2016年8月号

为什么1979年革命前的伊朗社会,会支持推翻当时那个富裕而现代化的政权?

 Chat GPT


很多人第一次研究 伊朗伊斯兰革命 时都会产生一个困惑:既然当时的伊朗已经是中东最富裕、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社会会支持推翻政权?

这个问题其实揭示了一个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规律:革命往往不是发生在最贫穷的社会,而是发生在“快速现代化但政治结构跟不上”的社会。

伊朗正是一个典型案例。


一、经济快速现代化,但政治极度封闭

在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统治下,伊朗在1960–70年代经历了一场巨大改革——

白色革命

主要内容包括:

  • 土地改革

  • 女性选举权

  • 大规模教育

  • 工业化

  • 城市化

  • 石油收入投资

短短十几年:

  • 城市人口爆炸增长

  • 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 大学数量迅速增加

伊朗突然从一个传统社会变成半现代社会。

问题在于:政治制度却没有开放。

伊朗实际上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

反对派几乎没有合法空间。

负责镇压反对派的是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

萨瓦克

它广泛使用:

  • 监控

  • 审讯

  • 酷刑

这使得社会积累了大量怨气。


二、现代化破坏传统结构

现代化不只是让国家变富,也会破坏旧社会秩序。

在伊朗,冲击最大的就是宗教阶层。

传统上,什叶派宗教机构在社会中有巨大影响:

  • 清真寺

  • 宗教学校

  • 慈善体系

  • 社会仲裁

而巴列维政权推动的是:

世俗化 + 西化

例如:

  • 女性不戴头巾

  • 西方文化进入

  • 宗教教育被削弱

这直接触动了宗教阶层的利益。

于是宗教领袖 鲁霍拉·霍梅尼逐渐成为反对运动的象征。


三、石油繁荣带来的社会不平等

1970年代石油价格暴涨。

伊朗突然变得极其富有。

但财富分配非常不均。

很多普通人看到的是:

  • 王室极度奢华

  • 大量腐败

  • 权贵垄断经济

最典型的象征就是1971年的:

波斯帝国2500周年庆典

巴列维在沙漠中举办豪华庆典:

  • 法国厨师

  • 欧洲贵族

  • 数亿美元开销

这在很多伊朗人看来是统治者与社会脱节的象征


四、受教育群体的政治觉醒

白色革命还有一个意外结果:

大学生大量增加。

而大学生往往最容易产生政治理想主义。

1970年代的伊朗大学中出现三股思潮:

  1. 伊斯兰革命思想(霍梅尼)

  2. 马克思主义

  3. 民族主义

这三股力量在一点上达成共识:

反巴列维政权。


五、为什么宗教力量最后赢了

在1979年前的革命运动中:

  • 自由派

  • 左派

  • 民族主义者

  • 宗教派

其实都参与了。

但最后胜出的是宗教势力。

原因很现实:

1 组织最强

清真寺网络遍布全国。

这是天然的动员体系。


2 意识形态简单有力

霍梅尼提出一个非常有动员力的口号:

“伊斯兰正义 vs 腐败王朝”

对普通民众来说,这比复杂的政治理论更容易理解。


3 反西方情绪

很多人认为巴列维政权是西方扶持的。

尤其是在1953年:

1953年伊朗政变

当时在 **美国**和 **英国**支持下,民选总理 **穆罕默德·摩萨台**被推翻。

这件事在伊朗留下极深的历史记忆。

革命者把巴列维描述为:

“外国扶植的傀儡”。


六、一个历史悖论

伊朗革命展示了一个历史规律:现代化越快,社会冲突可能越大。

因为:

  • 经济结构变化

  • 社会阶层重组

  • 文化认同冲突

  • 政治参与需求增加

如果政治制度无法吸纳这些变化,社会就可能走向革命。


简单说:

巴列维政权的问题不是“没有发展”,而是:

经济现代化太快,但政治制度停在旧时代。

这种结构性矛盾最终爆发。


如果继续往深处看,其实还有一个更尖锐的问题:

1979年的革命,究竟是伊朗社会的“自我选择”,还是冷战结构下的一次历史误判?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

如果当年伊朗没有革命,今天可能会像 韩国西班牙 那样完成威权向民主的转型。

但历史没有如果。


伊朗从人均GDP亚洲第一的发达国家,为何沦落到民不聊生?

 来源:微评社  2026-3-1


富得流油到2800万人营养不良,自一场伊斯兰革命的因果

1977年,当一位德黑兰的中产阶层驾驶着新购置的汽车,载着身着比基尼的家人前往里海度假时,他或许相信巴列维国王提出的“伟大文明”愿景即将实现。彼时的伊朗,人均GDP高达2316美元,位居亚洲第一,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九。不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个曾经的中东富国却陷入民不聊生的困境——货币如同废纸,近半数人口活在贫困线以下,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争相逃离故土。从区域强权到国际孤儿,从发达国家到挣扎求生的失败国家,伊朗的坠落轨迹堪称20世纪最剧烈的国家命运反转之一。这背后,是一场被财富埋葬的革命、一场耗尽国本的战争、一套失效的治理模式,以及无法挣脱的制裁枷锁。

01

金色泡沫:巴列维时代的繁荣与裂缝

要理解伊朗的坠落,首先必须承认它曾经抵达的高度。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伊朗经历了一场以石油美元驱动的爆炸式增长。1963年至1976年间,伊朗人均GDP年均增长率高达约8%,位列世界前茅。1977年,伊朗人均GDP达2316美元,远超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1792美元。国家财政充裕得惊人——仅1974年,伊朗的石油收入就从1973年的40亿美元猛增至200多亿美元。德黑兰高楼林立,中产阶级迅速崛起,汽车普及,女性可以穿着比基尼在海滩度假。那时的伊朗,是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工业实力位列世界前十,被国际机构认定为发达经济体。

巴列维国王的雄心不止于此。他提出了“10年内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五”的宏伟计划,要让伊朗成为第五大工业国和第五大军事强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推动被称为“白色革命”的全方位改革:将地主土地以低于市场价30%的价格卖给农民,向农民提供25年低息贷款;将国有企业股份出售给原有地主以平息不满;大力兴建基础设施,包括耗资巨大的伊朗第一条天然气输气干线(IGAT-1)和阿瓦士钢管厂。这一切似乎都在向着“伟大文明”稳步迈进。

然而,在这金光闪闪的外表下,裂缝早已悄然蔓延。

首先是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 石油红利高度集中于王室和权贵阶层,未能惠及广大底层民众。到1976年,巴列维家族通过石油积累的财富高达数十亿美元,约占当时GDP的10%以上。王室奢靡无度——国王斥资10亿美元为自己修建陵墓。与此同时,占德黑兰人口50%的市民挤在仅占城市面积20%的贫民区,占城市总人口17%的穷人只拥有1%的收入。农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1971年的33%骤降至1978年的19%。经济增长的果实,绝大多数民众品尝不到。

其次是经济过热与治理失灵。 1973年石油收入暴涨后,政府开始“放肆花钱”,不计成本、不顾平衡地大上项目。军费从1970年的9亿美元猛增至1975年后的每年100亿美元。大量巨型项目因不配套而闲置待废,造成经济严重失衡。政府过度支出引发通货膨胀飙升——到1978年前后,伊朗通胀率估计超过30%,许多低收入家庭不得不在20%以上的通胀中挣扎度日。为遏制物价,政府仓促紧缩开支,却导致企业大规模裁员,失业率攀升至9%。失业潮与物价飞涨直接刺痛底层民众的神经。

更致命的是腐败与政治封闭。 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曾警告:“强制推行工业化计划所带来的贪污之风,是对国王及其政权的重大威胁。”由于项目规模宏大、投资巨万,稍有拖延就会造成严重损失,行贿金额惊人,“贪污盛行,涉及政府最高层,事实上也涉及了王室成员”。面对愈演愈烈的腐败,巴列维于1976年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进行“自我监督”,但收效甚微。他至死坚信“只有君主立宪制才能实现真正民主”,拒绝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将民主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

1977年成为转折点。 这一年,通胀率达到27.6%的高峰,兴起致国王、首相的公开信浪潮。1978年,数百万心怀不满的市民走上街头,与长期受压制的宗教势力合流,矛头直指巴列维政权。当一个政权不能为大多数民众创造体面生活时,政治危机终将一触即发。1979年初,巴列维被推翻,一个辉煌了半个世纪的王朝轰然倒塌。

讽刺的是,推翻它的不是贫困,而是财富分配不均催生的社会愤怒。

02
革命之后:从“西方化”到“闭关锁国”的急转弯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领导的新政权在经济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国有化和去西方化成为主旋律。大批企业被收归国有,禁止外国资本进入,伊朗实质上开始“闭关锁国”,与全球技术和资金脱节。这种政策选择在和平环境下或许尚可支撑,但接下来发生的事件,让伊朗彻底失去了喘息机会。

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 萨达姆政权入侵伊朗,将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拖入长达8年的消耗战。这场战争成为伊朗国运的致命转折点。

战争耗资巨大,据战后统计,伊朗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美元,基础设施大面积毁坏。原油出口被迫腰斩,大量石油设施受损。战时政府入不敷出,被迫向海外举债,到战争结束时伊朗累积了约450亿美元外债。GDP连续负增长,通胀恶性攀升,民生物资匮乏。更惨痛的是人道代价——约35万人阵亡、75万人伤残。战火与制裁双重打击,让80年代的伊朗经济几近瘫痪。

美国的制裁雪上加霜。因人质事件和伊朗反美立场,美国对伊朗施加严厉制裁,禁止石油出口和高科技设备输入。西方的技术封锁导致伊朗石油产业技术断层,生产难以扩大。

至1988年霍梅尼去世时,伊朗经济产出远低于20世纪70年代峰值,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学者估计,这场战争使伊朗发展进程至少倒退了20至30年。巴列维时代积累的家底,在这场战争中消耗殆尽。

03
循环诅咒:制裁、资源依赖与治理失灵

1989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伊朗进入战后重建期。90年代国际油价上涨,加上拉夫桑贾尼等技术官僚推行务实的经济重建政策,GDP一度恢复增长。但好景不长,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和石油价格波动再度让伊朗经济承压。

更大的打击来自核问题引发的国际制裁。 2006年起,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实施一系列金融和能源禁运。2012年欧美全面禁运伊朗原油时,经济一度陷入衰退,通胀率突破40%。2010至2020年间,伊朗实际GDP年均增速降至不到1%。

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后,国际制裁一度缓解,伊朗迎来短暂喘息——原油出口迅速恢复到每天约250万桶,里亚尔从长期贬值中稍有企稳。然而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极限施压”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

让我们看看近十年的灾难性数据:

· 石油出口断崖式下跌:从制裁前的250万桶/日,到2020年末一度降至日均仅35万桶。2024年徘徊在120-150万桶/日,不到协议未破裂时的一半。

· 货币疯狂贬值:2015年1美元≈4万里亚尔,2023年初约60万里亚尔,2025年底市场汇率达到1美元兑145万里亚尔。不到33年,里亚尔对美元贬值到当初的1/906。

· 通胀失控:2018-2025年,年通胀率在26.9%至45.8%之间波动。2025年食品价格同比涨幅高达72%,主食大饼价格涨幅达120%。

· 贫困率飙升:当前约35%的伊朗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接近2800万人营养摄入不足。超过半数人口生活在日均3美元的绝对贫困线附近。

· 人才大量外流:2020年以来,每年都有十余万技术和高学历人才流出伊朗。超过5%的伊朗人生活在国外。

经济学家梅新育指出,当前伊朗的通货膨胀压力已经超过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时期。2019年起,伊朗连续7年通胀率超过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时期的峰值。2025年42.4%的通胀率,一年就相当于1977-1978年两年累计通胀的水平。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2800万人营养不良的现实,是中产阶层一夜返贫的绝望,是受过教育的青年被迫逃离故土的无奈。

04
深层症结:为什么伊朗爬不出泥潭?

症结一:石油依赖——无法挣脱的“资源诅咒”

石油和天然气至今占伊朗政府财政收入的60%左右。石油既是支撑国家运行的命脉,也成为最大风险源:油价下跌或出口受限都会让财政瞬间陷入赤字。反观非石油部门,多年来发展滞后——非石油出口仅占出口总额不到20%,非油工业和制造业只占GDP不到三成。这种单一结构意味着,只要制裁切断石油出口,整个国家经济就陷入瘫痪。

症结二:包容性制度缺失——权贵经济扼杀活力

伊朗未能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国有部门和半官方的宗教基金会(bonyads)掌控经济命脉,民营企业受到管控和权贵寻租的困扰,腐败和低效普遍存在。非正规经济(走私、逃税、地下交易)规模往往占到GDP的40%左右,既反映出官方经济治理的失灵,也进一步侵蚀了官方经济的稳定基础。

这种“资源诅咒”下,庞大的石油美元非但没有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动能,反而养肥了既得利益集团,削弱了经济韧性。

症结三:结构性问题叠加——水危机、人口老龄化、农业困境

除了眼前的危机,伊朗面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创纪录地连续6年遭遇干旱,2025年全国降雨量比长期平均水平减少约89%,首都德黑兰降雨量为百年最低。水危机短期内难以改善,将长期制约农业产出、加剧粮食安全风险。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生育率下降意味着未来将有更多老年人缺乏养老储蓄。即使风调雨顺,也难以在一年之内消除连年大旱的后果。

症结四:社会契约崩塌——民众与政权的“离心力”

2022年“头巾抗议”浪潮是最集中的体现。22岁女性玛莎·阿米尼因佩戴头巾不当被捕身亡,引燃全国范围的群情激愤——既有对经济困苦的不满,也有对社会管控的反感。长达数月的冲突造成至少500多名抗议者丧生、逾2.2万人被捕。虽然运动被强力压下,但统治集团与人民之间的“离心力”明显增强。

青年一代对现状极度失望:15-24岁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1%。国际调查显示,伊朗是全世界民众对本国发展方向最不满意的国家之一。

结语:从亚洲第一到生死边缘,伊朗做错了什么?

回望伊朗半个多世纪的坠落轨迹,可以梳理出几条清晰的历史教训:

第一,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 巴列维时代的繁荣固然耀眼,但财富分配极端不公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当经济增长的果实只被少数人攫取,社会愤怒终将吞噬一切。这是对“先增长后分配”模式的警示。

第二,战争是国运的吞噬者。 两伊战争耗尽了巴列维时代积累的家底,让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未及喘息就被拖入深渊。8年战争、3000亿美元损失、35万人死亡——这场战争让伊朗发展进程倒退了至少20年。战争的成本,最终由几代伊朗人共同承担。

第三,封闭必然导致落后。 革命后的“闭关锁国”、与全球技术和资金脱节,使伊朗错失了整个全球化时代的发展红利。当世界在飞速前进,伊朗却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

第四,治理失效比外部制裁更致命。 美国的极限施压固然是巨大打击,但伊朗自身的结构性顽疾——石油依赖、权贵经济、制度僵化——才是无法挣脱的泥潭。正如经济学家所言,即使没有外部军事威胁,当前的经济民生危机也将进一步恶化。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能否维持,不仅取决于外部军事威胁,更取决于它能否解决这些根深蒂固的内部问题。在德黑兰的街头,民众那声“我们不是想闹事,只是想活下去”的低语,或许才是对政权未来最真实的预言。

从人均GDP亚洲第一的发达国家,到2800万人营养不良的挣扎国家——伊朗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一场令人扼腕的坠落。这段历史留给世界的,不仅是地缘政治的警示,更是关于发展、分配与治理的深刻反思。

哈梅内伊最喜欢的一本书《悲惨世界》

 来源:通往远方的路  2026-3-9


昨天看到一个报道,有一名西方记者问哈梅内伊最喜欢哪本书,哈梅内伊脱口而出说---《悲惨世界》。

哈梅内伊的传记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不同场合几次提到雨果的《悲惨世界》。除此以外,他还喜欢托尔斯泰的书。

我很不喜欢哈梅内伊,却没想到他和我喜欢相同的作家---雨果和托尔斯泰,喜欢相同一本书---《悲惨世界》。

我从小读过《悲惨世界》,后来也读了雨果更多作品,读了托尔斯泰的作品。人生之路上,这两位作家给了我重要影响。

雨果的《悲惨世界》中,苦役犯冉阿让无家可归的时候,一个名叫卞如福的主教收留了他,把他当成贵客接待。冉阿让不仅不感恩,反而偷走了主教的银餐具。当警察抓到冉阿让,带他来主教家里确认罪证,主教却说,这些银餐具是自己送给他的。他还转身拿来银烛台,问冉阿让为什么不一起带走。

《悲惨世界》剧照

这部小说既对社会的不公予以批判,更展现了爱与救赎的力量。没有爱和救赎,人类只能生活于罪孽、绝望和黑暗中。

我感到奇怪的是,一个喜欢《悲惨世界》的人,怎么会榨干一个民族的财富,把曾经文明富裕的国家,变成活生生的“悲惨世界”?

哈梅内伊家族掌握着多少财富?彭博社估算为1000亿美元到2000亿美元,这比这个国家2025年全年石油出口总收入的两倍还要多,堪称富可敌国。

这个家族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其豪宅遍布英国、瑞士、法国、德国、西班牙等西方国家。

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伊朗东部圣城马什哈德的一个什叶派宗教家庭,家境贫寒。他家中有八个孩子,排行第二,父亲是当地一位低阶层什叶派教士,收入微薄。

哈梅内伊童年生活极为贫寒,他多次回忆家中常常只能以面包和葡萄干充饥,他们居住的房屋仅有一间房和一个阴暗的地下室。而在他掌握权力之后,很快就为这个家族聚敛了庞大的财富。

在哈梅内伊家族及其他权贵家族的榨取下,货币贬值、水电短缺、营养不良威胁着绝大多数百姓。早在2013年,就有超过50%的伊朗人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

德黑兰贫民

2025年,这个国家食品价格同比上涨72%,主食面包涨幅近95%,普通工人每月工资只够买约40斤大米。肉类、水果等曾经的日常食品,如今成了许多家庭的奢侈品。

德黑兰许多居民住在铁皮屋里,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系统。街道上长长的队伍从救济站延伸至街角,人们裹着破旧的衣物,眼神空洞地等待着限量发放的大饼——这是许多家庭一天唯一的口粮。

虽然哈梅内伊喜欢读《悲惨世界》,称这本书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显然,他的关注点与我的关注点并不一样。

哈梅内伊着眼雨果对社会不公的批判,雨果笔下的那个不公的世界,显然让他想起自己童年的不幸。为了推翻他所认为那个不公的世界,他投身革命运动,以暴力推翻巴列维王朝。然而,他和他的毛拉革命者们却缔造一个远比旧王朝更为暴力和不公的体制。

哈梅内伊在自传中提到,他的父亲是个“有骨气”的教士,曾特意带他和哥哥徒步20公里走到富人区,指着戒备森严的豪宅说:“知道那里面住的是谁吗?是英国人和印度人!他们凭什么占了我们的好地方?”

而今,他成功了实现了报复,把更豪华的豪宅建在了西方国家富人区。

区别在于,建在波斯富人区的豪宅,是西方商人的房子。而建在西方富人区的豪宅,是波斯政治强人的房子。

哈梅内伊家族在伦敦的豪宅

从历史上看,有太多以推翻不公为口号的革命,在推翻不公后,又制造了更大的不公。

悲哀的是,这个世界有太多人只仇恨商人的财富,却不仇恨政治强人的财富,认为强人的财富是理所应该。所以,他们推崇暴力革命和强权制度。

《悲惨世界》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批判和斗争,而在于爱和救赎。显然,哈梅内伊没有看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正是击中我灵魂的地方。

就像小说中卞汝福主教为了拯救冉阿让脱离罪孽,宁可舍弃自己最宝贵的财富,好牧人为人舍弃财富乃至于生命,而哈梅内伊为家族聚敛财富,为了捍卫这个家族的财富宁可丢弃自己的生命。

《悲惨世界》中有一句话---黄金做的枷锁是最重的。不知哈梅内伊是否读懂这句话。

赚得全世界却丢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何益呢?这是这个宗教和政治强人最可怜之处。相对于肉身之死,把灵魂如垃圾丢在深不可测的黑暗,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曾经的伊朗之光:一个让伊朗与文明擦肩而过的人

 原创  写历史的孔令堃  笑谈中  2026年3月5日

在德黑兰的政治史册中,有些名字被刻在纪念碑上,而有些名字则被悄然抹去。

如果历史在1988年的那个夏天拐一个弯,今天的伊朗或许是另一番模样。那个原本被定为“国父”霍梅尼接班人的人,那个曾被称为“革命生命之果”的人,却在权力的最后一公里,选择了一座名为“良知”的孤岛。

他叫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他是伊朗神权体制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这个体制最坚定的叛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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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出生于农民家庭的蒙塔泽里,曾是伊斯兰革命中无可争议的明星。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他不仅是霍梅尼最得意的门生,更是反抗君主制的“前线总指挥”。

当霍梅尼流亡海外时,是蒙塔泽里在国内苦心经营神职人员网络;当革命爆发时,他是起草第一部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的关键人物。

1985年,伊朗专家会议正式宣布:蒙塔泽里为最高领袖的法定接班人。那时的伊朗,到处悬挂着霍梅尼与蒙塔泽里的合影。他是未来的“领航员”,是信众眼中的“伊朗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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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塔泽里与其他强硬派神职人员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试图在神权统治与现代民主之间搭建一座桥梁。

虽然他参与确立了“法基赫的监护”(即高级神职人员统治国家)这一体制,但他有着极其超前的“监督论”思想:

他主张神职人员的角色应该是“顾问”和“监督者”,而非具体的行政决策者。他认为,政府应当保持独立性,权力必须受到人民的问责。

他坚信民主共和制是最佳的政府形式。他在晚年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神学家的统治不应该是绝对的,他必须服从民选的意志。”

他曾公开呼吁政党合法化,并主张哪怕是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公民(如巴哈伊教徒),也应当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

这种温和且具有人文关怀的思想,让他在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却也为他日后的陨落埋下了伏笔。

如果蒙塔泽里选择沉默,他本可以顺理成章地登上最高权位。但他面对血腥的现实,选择了开口。

1988年夏天,两伊战争接近尾声,伊朗国内爆发了大规模处决政治犯的惨剧。数千人未经审判便被送往绞架。作为接班人的蒙塔泽里非常愤怒,他给恩师霍梅尼写了一封又一封密信:

“哪怕是处决一个人,也需要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我们这样做,不仅是在杀人,更是在抹黑革命,动摇国家的根基。”

他甚至在广播中公开批评:“世人正以为我们在伊朗只会杀人。”

这种“不合时宜”的慈悲,彻底激怒了病重中的霍梅尼。1989年3月,在霍梅尼去世前不到三个月,这位“生命之果”被废黜了接班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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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霍梅尼逝世后,资历尚浅的哈梅内伊继位。蒙塔泽里作为宗教造诣极高的“大阿亚图拉”,对哈梅内伊的合法性提出了公开质疑。

这种质疑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照片被从政府机构中移除,他的名字在官方媒体上消失。1997年,因批评最高领袖“不受问责”,蒙塔泽里被正式软禁于库姆。期间,他曾遭到极端分子的羞辱,甚至被强迫摘下代表高贵身份的白色头巾。官方试图将这位革命元勋塑造成“西方代理人”或“叛徒”。

但他从未低头。2003年获释后,他在晚年成为了伊朗改革派的精神导师。在2009年的“绿色革命”中,87岁高龄的他依然发声支持示威群众,谴责选举舞弊,称当时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宗教的慈悯。

2009年12月,蒙塔泽里悄然离世。

在他的葬礼上,数十万伊朗人走上街头,喊出了“蒙塔泽里,你是我们的骄傲”的口号。那是德黑兰街头少见的肃穆与壮烈。

蒙塔泽里的陨落,标志着伊朗体制内最后一种“温和可能性”的消散。他起于不仁不义的政治绞杀,却死于对民主与良知的坚守。

他虽然没能成为权力的最高统领,但他那道“民主思想”的光芒,至今仍在地底深处,温暖着那些渴望变革的人心。

施化:三战已经开打了?……

施化的博客  2026-3-4

五天前,以"史诗怒火"与"咆哮雄狮"为代表的美以空袭斩首伊朗的行动,象征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不过别紧张,无论从性质还是规模上,三战与前两次世界大战都不同。历史只相似却不重复。然而作为世界大战,结局和影响却往往是一致的,即彻底改变世界规则,重新确立世界政治格局。


先定义一下什么是世界大战。简单来说,"世界大战"(World War)是指规模空前、牵涉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大国),且战场横跨多个大洲和海洋的全球性军事冲突。这不单单是两个国家在打仗,而是整个国际体系的大动荡。一般以为,公认的"世界大战",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核心特征:一是全球性的参与度;二是跨区域的战场;三是战争波及即便某些国家虽没有直接交火,其经济和贸易也会因为全球航线的封锁或战时管制而受到剧烈影响;四是边界模糊军事目标与民用目标的失去界限,城市、工厂和基础设施往往成为打击对象;最后是社会重塑这种战争往往会彻底改变战后的世界版图、政治体制甚至人类的技术进程(比如核能,AI的发展)。凡有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的朋友,此刻不妨对照一下目前的伊朗战争,展望一下战后的变局,有几条接近,几条对得上?


所谓的某次世界大战,都不被国际社会在战前或开战之初意识到,只在战争后期或战后才有概念。直到最后真相大白,才会被世人确认。而有洞察力的人,可能在大部分事实还没有完全呈现之前,就预先观测到。当然,敢于说出来的人很少。


不止一次地看到现今高度知名的几位灵媒人士,不约而同地预言在2026或2027年,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在或许就是应验。之所以还没有被人说出,只因为人们印象中的世界大战,仅限于发生过的一战或二战的模式,此外的不算。只当多少年以后,硝烟尘埃落定,世界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才恍然大悟,哦,这就是一次世界大战啊。


从原始冲动上分析,任何一次世界大战,都是根本矛盾长久积累的结果,并且按照当时的政治机制,找不到除战争以外的解决出路。二次大战八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就处于这样的当口。一些惯于歌舞升平的普通人,绝对察觉不到这个世界的平衡早已被打破,现有政治机制已无法维持。最大的危险在于,某些具有绝对权力,握有先进毁灭性武器按钮的国家领导人,正数十年如一日谋求打破二战以来确立的世界秩序,中断以和平为基准的自由市场机制的继续。四年俄乌战争和战场以外的博弈便是证明。


不是有联合国吗?只要有联合国出面主持,世界就和平了。问题正出在联合国。联合国只不过是二战后的妥协产物,五个常任理事国各怀鬼胎,谁也制服不了谁。凡相信联合国有能力主持和平的,请例举出一起由联合国制止的战争,时间从联合国成立的第一天算起。有吗?


好像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国,可以充当世界警察,维持现有的世界秩序?别做梦了。历届美国总统,以为用和平演变,向外输出意识形态的外交战略,有朝一日就能呈现世界大同。事实告诉世人,自由民主早就变味了。现实是,所有借推广自由民主扩大势力的人,到头来谋求的都是一己私利,或者家族利益。从最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到最近的奥巴马拜登白左分子,如同一丘之貉。没有哪怕一种听起来完美的意识形态,会产生一丝的可能性,能保证世界的安宁。这就是现实世界可怜可悲的样子。并且,绝大多数的人都还蒙在鼓里。


另一个更令人绝望的事实:二战后出生的各国领袖,头脑已经不可挽回地僵化。他们的无知与固执成正比,誓将错误进行到底。一个极其可笑的现象:当全球已经进入人工智能化的时代,各国大部分掌握生死大权的领导人,头脑还只停留在火药时代。连上帝也无可奈何。上帝唯一能做的是自然死亡,让这些人和平地退出权力。可惜当科技进步到移植器官益寿延年的时候,人类将忍受更久的痛苦,无处逃逸。


然而主还是对人类开了一扇窗:外太空与人工智能高科技。凭借这些技术,战争可以被控制在理性范围,战火波及范围将缩到最小。几百平方米范围内的精准打击,只限于核心领导人的斩首行动,避免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无数士兵死亡和平民流离失所,经济崩盘。


伊朗神棍哈梅内伊本是个虚伪的宗教精神领袖。本人除了经文,没有多少战略头脑,却精于计算。作为无影响力的国家领袖,他一面拉拢伊斯兰信众,一面利用世界大国间的分裂和摩擦,乘势做大。比如,坚定站在中俄一边,甘当小弟和打手,以获取不断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通过几十年一贯制向美国和以色列叫板,"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把世界割裂为媚美和反美两大阵营,自我塑造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硬汉。


这样两极分化的世界秩序不可延续。历史经验证明,任何规模的战争,起源都是两极分化。因为这种两极结构,从来都是公平交易市场机制的反动。当有人或各取所需地依附,或心怀叵测地利用,将既无政治可言,又无经济可言,只剩战争。


很多朋友对川普不理解。为什么要赌这一把,冒着世界大战和失去中期选举的巨大风险,不惜向一个来日无多的老人下手,似乎太没有武德。他们杜撰出种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有的说,被以色列渗透,被以色列收买,被以色列绑架,被以色列脑控;也有的说,意识到眼下形势对自己不利,对中期选举不利民调的焦虑,所以急需一场战争,以调动爱国主义热情,分散民众对执政不满的注意力。等等。不反对猜测,但可以通过分析这些猜测,了解到到民间到底有多少人,把自己的鸵鸟头,一头插进左媒堆砌的粪土堆里。道理在于,这么明显的软肋,怎不会被虎视眈眈的政敌发现?太藐视他们的智商了。


川普发起的,联手以色列,旨在改变伊朗政权的这一战争,由于震动广泛,众多国家卷入,已然形成世界大战格局。那么这场世界大战的目的究竟为何?值得好好研判。


个人以为,这是一场以战终战,一劳永逸的战争。川普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论你信奉什么样的宗教,实行什么样的政体,那都允许,悉听尊便。但是唯一的,不允许向外输出武力和伤害。因为伊朗的军事,无论核武还是中远程导弹,目的是破坏,不是防卫。伊朗扶持的所有恐怖组织,都是和平的威胁。四十七年来的事实已经确凿证明,无从狡辩。


川普本想通过谈判,软化对手的立场,然终无果。当一个对手,听不懂外交的大白话,就只好用他听得懂的语言交流。史诗怒火就是哈梅内伊最听得懂的语言,可惜懂晚了一点。好在还有继任者或许听得懂。并且,不仅仅限于伊朗,世界上所有国家,凡是与伊朗哈梅内伊有着同样逻辑的极权领袖,从这一天以后,相信也都懂了。


用这样超级强大的武器说出超级好懂的语言,将来是不是永远再没有世界大战了?也许。



2026-03-04

間諜就在你身邊:中國隱蔽戰線的全球揭露時刻

鏡報 2026-3-9
洪浦釗大學專任教師、前東海大學中國大陸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執行長
近來美國與以色列聯手對伊朗發動的精準斬首行動,表面上是軍事科技的展示,但真正的核心關鍵並非飛彈或無人機,而是情報。唯有透過長期的滲透、建立情報網絡,並精確掌握核心決策圈的動態,才可能讓行動達成近乎零誤差的精準度。如果說中東戰場讓世人看到情報穿透的物理破壞力,那麼近期世界各地接連曝光的間諜案件,則揭示了另一條浮現中的「隱蔽戰線」。

中國滲透網絡的全球曝光

近年來,中國的隱蔽戰線在全球各地被逐步揭露,且案情樣態多元。英國依據《國家安全法》逮捕了涉嫌替中國情報機關工作的協力者;菲律賓安全機構揭露了旨在蒐集南海軍事部署情報的深層網絡;美國則破獲了透過假結婚取得合法身分、進而接近軍事基地的滲透案件。
與此同時,台灣司法系統也持續揭露中國對台滲透的多種路徑。這些案例涵蓋了軍事洩密、科技竊取與地方組織的紮根滲透。這些案件看似分散於不同國家與領域,但其背後的藏鏡人都指向中國,顯示中國長期運作的「隱蔽戰線」正迎來一個全球性的揭露時刻。

隱蔽精幹與長期埋伏的制度化

事實上,間諜活動並非新鮮事,情報戰本來就是國際政治的一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對「隱蔽戰線」的靈活運作,早已由內而外擴散至全球。自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以來,情報與滲透一直被視為重要的政治工具,早期革命時期的地下工作系統,形成了一套以滲透為核心的行動模式。
中國情報體系長期奉行「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十六字原則。從運作結構來看,所謂「隱蔽戰線」並不是單一間諜行動,其實是一個由跨國網絡與在地協力者節點構成的系統。其核心精神並不是追求一次性的爆發,而是長期「嵌入」社會網絡之中。從企業合作、學術交流、社團活動到婚姻連結,許多看似平常的互動,都可能被轉化為情報網絡建立的節點。這種策略使得行動得以長期隱藏於社會運作的縫隙,讓對手難以察覺其存在。
在台灣,這種對社會滲透的方式更呈現出多元化趨勢。滲透目標不再侷限於傳統的軍事與政治領域,而是逐漸擴及科技產業、基層組織乃至一般民眾。其目的不一定在於立即改變政策,而在於長期塑造敘事環境與社會認知,逐步削弱民主社會的信任基礎。

全球安全認知轉變:從灰色地帶到制度防衛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案件之所以在近年頻繁曝光,並不一定代表滲透活動突然增加,更關鍵的原因在於全球安全認知的轉變。
過去,許多民主國家對這類行動往往抱持較為保留的態度,甚至在外交與經貿考量下選擇低調處理。然而,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度上升,各國逐漸意識到這些隱蔽行動對制度安全與社會信任的長期危害。因此,世界各國開始轉向,透過法律與司法機制公開處理相關案件。原本被視為灰色地帶的問題,如今已正式納入國家安全與制度防衛的核心議程。

民主陣營跨國合作拆解滲透網絡

由於「隱蔽戰線」具有高度的跨國特性,滲透行動往往利用不同國家的制度差異與監管空隙,在多個國家之間建立運作節點。這種特性使得單一國家的法律與安全機制難以完整掌握其運作全貌。
因此,民主國家若各自為政,往往只能處理零星案件,難以真正削弱其整體結構。唯有透過情報交流、資訊共享與司法合作,各國安全機構才能有效比對案件模式、交換情資並協調行動,進而逐步拆解中國的跨國滲透網絡。這不僅是技術上的合作,更是民主陣營守護共識的集體表現。

讓隱蔽戰線走向陽光下

「隱蔽戰線」最依賴的從來不是絕對的力量,而是黑暗。當行動能長期在低能見度的環境中運作,它們便能逐步累積影響力,甚至滲入制度的縫隙之中。
對民主社會而言,最有效的防衛並不是走向封閉,而是持續的揭露。當各國願意公開案件、共享情報,這些原本依賴隱匿運作的網絡就會失去生存空間。唯有當這條長期存在的隱蔽戰線被迫走向陽光下,其威脅性才可能被實質削弱。守護自由、透明與法治,揭露正是拆解滲透最有力、也最根本的武器。

王丹:伊朗變天,台灣並沒有更安全

作者:王丹
鏡報  2026-3-9

繼委內瑞拉之後,在美國的強大打擊之下,伊朗政局也將發生巨大變化。 隨著美國橫掃中國的盟友,外界有一種樂觀的看法,認為中國的全球擴張戰略受到沈重打擊,台灣應當是安全了。 對此我有不同看法。 我認為事情恐怕恰恰相反:隨著中國在國際上處處受挫,台灣其實更應該提高警覺。 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裡的關鍵問題是: 當一個國家的國際空間被壓縮,其領導人的擴張野心是否會隨之收縮? 這個問題如果放在民主國家,答案或許是Yes,因為權利的制衡機制會迫使領導人調整失敗的政策和錯誤的發展方向。 但是這個問題放在習近平治理下的中國,答案可能就不僅僅是No,而更可能是恰恰相反。
首先,在獨裁制下,獨裁者的心理分析顯得至關重要。 習近平的政治行為可以從三個心理特徵來理解。第一,習近平的領導風格顯示出明顯的權威取向,他強調紀律、服從與組織控制。這種性格特徵使他傾向於集中權力並直接掌控重大決策。
第二,習近平反覆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並將這一歷史敘事與自己的政治任期緊密聯繫。在官方宣傳體系中,他被描繪為帶領中國走向復興的核心人物。這種敘事不僅是政治宣傳,也在客觀上形成了一種歷史壓力:如果沒有重大歷史成果,整個敘事就會顯得空洞。
第三,是深層的不安全感。習近平的個人成長經歷——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家庭政治衝擊與下鄉經歷——塑造了一種高度警惕的政治心理。這種心理特徵往往表現為對潛在威脅的過度敏感,以及對權力控制的高度重視。近年來中國軍隊與黨內系統的多次整肅,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種不安全感。這三個心理特徵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典型的強勢領導模式:既具有強烈的歷史抱負,又對權力穩定保持高度警惕。在這種心理結構下,政治目標往往不會因外部壓力而收縮,反而可能因壓力而更加集中。
其次,中國的高層政治制度,已經越來越具有徹底的個人獨裁特點。在這樣的制度框架下,領導人的政治合法性往往依賴於「歷史使命」與「重大成就」,領導人必須透過不斷擴張的政治目標來維持自身權威。換句話說,在極權體制中,野心並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個人特質,而是一種制度性的需求。當政治權力越來越集中於一人時,制度本身會鼓勵領導人不斷提出新的戰略目標,以證明集中權力的必要性。同時,領導人的野心往往呈現出一種自我強化的特徵。一旦歷史敘事被建立,政治目標就很難被主動縮小。否則,領導人的權威本身就可能受到挑戰。這正是理解習近平政策邏輯的一個關鍵前提。
台灣問題具有高度的政治象徵性。它既與中國的民族主義敘事緊密相連,又能被描述為「歷史遺留問題」。如果將「統一」與「民族復興」敘事結合,台灣就自然被塑造成一個歷史性目標。當其他地緣政治空間受到限制時,台灣在戰略議程中的重要性就會進一步上升。換句話說,當國家的國際空間被壓縮,而領導人的政治野心並沒有同步縮小時,決策重心往往會集中到剩餘的少數選項之上。而在中國的戰略議程中,台灣正是這樣的一個選項。因此,當習近平和中共在國際上越來越無路可走的時候,台灣的風險係數其實是升高的。

达利欧:世界秩序已瓦解,贸易战和资本战将成常态

叙拉古之惑  2026年2月26日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2月14日发布重磅长文,正式宣告世界已进入“大周期”的第六阶段,即一个没有规则、充满混乱、强权即公理的时期。


官方消息:世界秩序已经瓦解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1945年后的世界秩序被大多数领导人宣告死亡,其背后的图景在题为《正在解构》的《2026年安全报告》中得以呈现。更具体地说,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表示:"持续数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复存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强权政治"时期。他明确表示,在这个新时代,自由"不再是理所当然"。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呼应了默茨的判断,并表示欧洲与先前世界秩序挂钩的旧安全架构已不存在,欧洲必须为战争做准备。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表示,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时代",因为"旧世界"已经消失。

 

用我的话来说,我们正处于大周期中的第六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出现巨大失序,源于我们身处一个没有规则、强权即公理、大国冲突的时期。


第六阶段如何运作,在我的《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第六章"外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中有详细解释。鉴于现在几乎普遍认同1945年后的世界秩序已经瓦解,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我认为值得你花时间一读。 

第六章 外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

们的相互关系及其管理秩序都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运作,无论是内部秩序还是外部秩序,二者融合在一起。事实上, 并非那么遥远之前,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还没有区别,因为国与国之间没有明确界定和相互认可的边界。因此,在上一章所述的内部秩序周期中,秩序与混乱之间的6个阶段也适用于国家之间, 一个主要例外:

 国际关系更多地取决于原始实力的动态机制。这是因为所有管理体制都需要有效且议定的:(1)法律和立法能力,(2) 执法能力(如警察),(3)裁决机制(如法官),以及(4)明确和具体的结果,从而确定罪行并依法执行(例如罚款和监禁)。在外部秩序中,这些规则要么不存在,要么对国际关系的指导不如对国内关系那么有效。

 

为了使外部秩序更加遵守规则,各国做出了多种努力(例如,建立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但总的来说,这些努力未能奏效。因为这些组织的财富和权力比不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力超过国家共同体的权力,那么权力更大的国家将会制定国际秩序。例如,如果美国、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权力超过联合国,那么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就是美国、中国或其他国家,而不是联合国。因为权力胜过一切,旗鼓相当的各方极少会不经斗争就放弃财富和权力。

 

当大国之间出现争端时,它们不会让律师向法官申诉。相反,它们互相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始交战。国际秩序与其说是遵循国际法,不如说是丛林法则。


国家之间的斗争主要有5 种类别:贸易/ 经济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和军事战。让我们从简单定义开始。

 

1. 贸易/ 经济战:冲突涉及关税、进出口限制和从经济上损害对手的其他方法。

2. 技术战冲突涉及哪些技术可以共享,哪些技术属于国家安全保护范畴。

3. 地缘政治战:冲突涉及领土和联盟,解决方式是谈判和做出明确或间接的承诺(而不是战争)。

4. 资本战:冲突涉及施加经济制裁等金融工具(例如,通过切断资金和信贷来惩罚提供资金和信贷的机构和政府),以及限制外资进入资本市场。

5. 军事战:冲突涉及实际动武和军事力量的部署。

 

大多数国家间斗争属于其中一类或多类(例如,网络战争涉及所有类别)。国家为了财富、权力和与其相关的意识形态而争斗。虽然大多数类别的战争不涉及枪击和杀戮,但它们都是权力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随着对手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前4 类战争会逐步激化,直到军事战爆发。无论是否涉及枪击和杀戮,这些争斗和战争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力斗争。战争可能是全面战争,也可能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取决于问题的重要性和对手的相对实力。但一旦军事战爆发, 交战双方就会尽最大可能地将其他4 类战争武器化。

 

正如前几章所述,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与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背后的驱动因素往往会同时改善或同时恶化。随着形势的恶化,争端与日俱增,交战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这是人类的本性,因此好坏时期之间存在更迭的大周期。

 

 全面展开的战争通常发生在生存问题岌岌可危(这些问题对国家来说生死攸关,以至人们愿意为之战斗和牺牲)又无法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的情况下。由此引发的战争将会确定哪一方得偿所愿,进而获取霸权地位。规则制定者的明确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下图根据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显示1500 年以来欧洲内部和外部的和平/ 战争周期。如图所示,其间有三个冲突上升和下降的大周期, 平均每个周期约150 年。虽然大规模内部和外部战争的持续时间很短, 但它们通常是冲突日积月累而触及顶点的结果。虽然两次世界大战分别受各自所在的典型周期的驱动,但它们也具有关联性。


如图所示,每个周期都包含相对较长的和平与繁荣时期(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它们为残酷和暴力的外部战争(如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无论是兴起时期(和平与繁荣时期)还是衰落时期(萧条、革命与战争时期),这些周期都影响着整个世界。其他国家并不是随着主要大国的繁荣而繁荣,因为一些国家的繁荣是以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例如,由于被西方列强和日本欺凌掠夺,中国在1840—1949年陷入衰落(被称为“ 百年屈辱”)。 

在阅读下文时,请记住, 对于战争,最可确信的两点:(1)战争不会按计划进行,(2) 战争远比想象的更糟糕。正是出于这些原因, 接下来的许多原则是针对如何避免武力战争的。然而,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战争总会发生。需要澄清的是,虽然我认为大多数战争是悲惨的,而且出于荒谬的理由,但有些事情是值得为之奋战的。因为不为之奋战的后果(如失去自由)将是不可容忍的。


外部秩序变化背后的永恒普适力量

正如我在第2 章中所解释的,在自身利益和自身生存这两个因素之后,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是激励个人、家庭、公司、州和国家的最主要因素。因为在建立军事实力、控制贸易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方面,财富等同于权力,所以  

 ● 国内实力和军事实力密切相关。买枪炮(军事实力)需要财力,买黄油(国内社会支出需求)也需要财力。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充分提供其中任何一项,就很容易受到国内外反对势力的攻击。研究中国朝代和欧洲帝国使我认识到,

 在财力上超过对手是一个国家能够拥有的最大优势之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冷战中打败了苏联。如果国家把充足的资金用于恰当之处,就可以避免真枪实战。一个国家的长期成功取决于它既能持续提供“枪炮”和“黄油”,又能避免出现过度,以防衰落。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只有在财力上足够强大,才能为国民提供良好的生活,同时保护国民不受外敌攻击。真正成功的国家可以在200~300 年内都大规模地发展实力,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永远这样做。

 

如果主导大国开始衰弱,或者新兴大国与主导大国实力近乎旗鼓相当,或者两者兼具,冲突就会出现。

 在以下两种情况下,爆发军事战争的风险最大:(1)双方的军事实力旗鼓相当,(2)双方在生存问题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


对立国家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战斗,要么退让,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两者都是代价高昂的。选择战斗要付出金钱和生命的代价,选择退让要付出国际地位的代价,因为退让是懦弱的表现,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支持减少。当两个竞争对手都有能力摧毁对方时,双方必须极为确信自己不会被对方严重损害或毁灭。然而,处理好囚徒困境是极为罕见的事情。


尽管国际关系中没有规则,唯一的规则是超级大国加于自身的规则,但一些做法产生更好的结果。确切地说,那些更可能带来双赢结果的做法要好过更可能导致两败俱伤的做法。因此,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

● 要想获得更多的双赢结果,双方必须进行良好的协商,既考虑到对方也考虑到自身的优先关注点,并懂得妥善地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

 

通过巧妙协商、通力合作,双方可以营造双赢关系,有效地增加和分配财富与权力,这样做与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战争相比,得到的收益要大得多,双方经受的痛苦要小得多。从对手的角度看问题,确认并传达给对手自己的底线(即什么是不可妥协的)是妥善处理分歧的关键。

● 获胜意味着在不失去最重要的东西的前提下,得到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如果丧失的生命和金钱超过带来的益处,这样的战争就是愚蠢的。但是,愚蠢的战争仍在不断发生。我将解释背后的原因。


国家间很容易出现愚蠢的战争。原因包括:(a)囚徒困境,(b) 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c)衰落中的大国担心让步的代价,(d)在必须快速做出决策的情况下存在的误解。敌对大国通常陷入囚徒困境, 它们需要以某种方式让对方确信,它们不会试图杀死对方,以防对方先下手为强。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极其危险,因为各方都不得不升级, 否则就会丧失对手在上一次行动中夺去的东西。这好像胆小鬼博弈, 做得过分,就会两败俱伤。

激怒人们的不真实和情绪化的鼓动会加大愚蠢战争爆发的风险。所以领导者最好慎重思考,如实解释真实的情况和应对措施(民主国家尤其如此,因为民众的意见非常重要)。最糟糕的是领导者对民众不诚实、情绪化,甚至接管媒体。


总的来说,双赢与双输关系之间的转变往往具有周期性。在繁荣时期,人们和国家更可能建立合作关系,在萧条时期则更可能发生争斗。当现有大国相对于新兴大国走向衰落时,自然想要维持现状或现有规则,而新兴大国则想改变规则,使其符合不断变化的形势。


在“爱情和战争中的一切都是公平的”这句话中,我不知道爱情的部分,但我认为战争的部分有其道理。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中, 当英国人列队准备作战时,美国革命者从树后向他们射击,英国人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故而表示不满。获胜的革命者则认为,这是英国人的愚蠢。为了独立和自由,改变战争规则是正当的。事实就是这样。


这就引出了最后一个原则:

● 获取权力,尊重权力,并明智地运用权力。拥有权力是件好事,因为权力永远超越协议、规则和法律。当势态严重时,掌权者可以强制人们按照他们的解释执行规则和法律,或者推翻现有的规则和法律,这样,他们的意愿将会得到满足。尊重权力很重要, 因为打一场注定会输的战争是不明智的,最好是通过谈判达成最佳的解决方案(除非你想成为烈士,而这通常是因为愚蠢的自我膨胀,而不是出于明智的战略理由)。明智地运用实力也很重要。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强取自己所想要的东西(即恃强凌弱)。双方需要认识到,宽宏大量和信任是产生双赢的强大力量,比两败俱伤的关系能带来更大的回报。换句话说,在通常情况下,运用“硬实力”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而“软实力”更可取。


在考虑如何明智地运用实力时,决定何时达成妥协、何时开战也很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认识到一方的实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最好是凭实力来谈判,达成协议,并执行协议,或者当一方的实力最大时进入战争。如果一方的相对实力正在下降,那么尽早开战为好;如果相对实力正在上升,那么推迟战争更合适。


如果一方处于两败俱伤的关系中,就会以某种方式寻求解脱,最好的方式是脱钩,但也可能是战争。运用实力的最好办法通常是隐藏实力,因为炫耀实力会使对手感觉受到威胁,因此会积攒抗衡力量, 最终形成一种相互威胁的关系。实力最好像一把隐藏的剑,只在战斗时才亮出来。但在某些情况下,一方也需要展示实力和做出使用实力的威胁,这样做可以最有效地提高谈判地位、避免战争爆发。重要的是,要知道哪些是对手最重要的利益,哪些是其不介意的东西,特别是要了解对手会为什么而战,不会为什么而战,从而达到双方都认为公平的平衡,以解决争端。


虽然拥有权力通常是件好事,但没有不必要的权力也不错,因为维持权力会消耗资源,特别是会消耗时间和金钱。权力伴随着责任。权力小的人比权力大的人快乐多了,这常常让我感到震惊。


案例分析:二战

上文讲述了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背后的机制和原则,这些原则是通过考察许多案例得出的。下文简要介绍二战,因为它反映了最近一次从和平走向战争的标志性机制。虽然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大周期的综合影响(即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与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的相互重叠和相互关联)为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这一段历史本身值得研究,但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帮助我们思考当前的状况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正处于经济战争中,而这场战争很可能演变成军事战争。将20 世纪30 年代与当今进行比较,给我们带来宝贵的洞见,有助于我们了解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设法避免一场可怕的战争。


战争之路

为了更好地表述20 世纪30 年代的情况,我将先回顾1939 年二战在欧洲打响、1941 年偷袭珍珠港之前的地缘政治关注点,然后简述二战和1945 年世界新秩序的开始,当时美国的实力处于巅峰。


1929 年大萧条之后,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几乎所有国家都因财富争夺而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冲突。各国转向了更具民粹、独裁、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领导人和政策。这些变化要么偏向左翼,要么偏向右翼,而且程度各不相同,取决于各国的国情及其民主或专制传统的程度。在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极糟糕的经济环境和不健全的民主传统导致了极端的内部冲突,使国家转向民粹主义/ 独裁的右翼领导人(即法西斯主义者)。在不同的时间点,苏联和中国也处于极端的经济困境,两国转向了左翼领导人。美国和英国的民主传统要强大得多,经济状况也没那么艰难,两国的民粹主义和专制势力有所抬头, 但这些势力远不像其他国家的那么强大。


德国和日本

一战之后,德国背负了巨额战争赔款,但在1929 年,通过实施杨格计划,德国摆脱了战争赔款的束缚并崛起,该计划提供大规模债务减免,并要求外国军队在1930 年前全部撤离德国。然而,全球大萧条重创了德国经济,导致失业率接近25%,大量企业破产,贫困现象非常普遍。就像典型情况那样,左翼民粹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开始争斗。主要的右翼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者希特勒利用民族耻辱感,激发民族主义狂热。他把《凡尔赛和约》和制定该条约的国家描述成敌人。他提出了一项25 点的民族主义计划,该计划赢得了广泛的支持。由于人们渴望解决内部斗争和恢复秩序,希特勒于1933 年1 月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他所领导的纳粹得到了惧怕共产主义的实业家的大力支持。两个月之后,纳粹在德国议会赢得了最多的投票和席位。


希特勒拒绝继续支付任何战争赔款。他还退出了国际联盟,于1934 年对德国实行专制统治。希特勒同时担任总理和总统,成为德国的最高领袖。在民主国家,总有一些法律使国家领导人获得特殊的权力,希特勒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他援引德国宪法第48 条,取消了许多公民权利,镇压共产党反对派,强行通过《授权法案》,该法案允许他在未得到议会和总统批准的情况下通过法律。希特勒对任何反对派都毫不留情。他对报纸和广播公司进行审查和控制,建立秘密警察队伍(盖世太保),根除和镇压反对派,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控制新教教会的财政,逮捕反对他的神职人员。他宣称雅利安民族比任何民族都要优越,禁止非雅利安族德国人在政府任职。


希特勒采用相同的独裁/ 法西斯主义做法,重建德国经济,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希特勒将国有企业私有化,鼓励企业投资。他积极提高雅利安族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创立大众汽车公司,使大多数人能买得起也买得到车。希特勒还指示建设高速公路。他强迫银行购买政府债券,为显著增加了的政府支出提供资金。由此产生的债务通过公司盈利和央行(德意志帝国银行)将债务货币化来偿还。总体上看,这些政策有效地实现了希特勒的目标。这是另一个很好的案例,说明如果政府把借来的货币用于提高生产率的投资, 再用产生的充足现金流来偿还债务,那么以本国货币进行借款、增加自身债务和赤字的做法就会非常富有成效。即便这么做不能偿还全部债务,这也是一种非常划算的做法,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目标。


至于这些政策带来的经济影响,1933 年希特勒上台时,失业率是25%。到了1938 年,失业率为零。他上台后的5 年间,人均收入增长了22%。1934—1938 年,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为8%。如下图所示,1933—1938 年,德国股市稳步增长,涨幅接近70%,直至热战爆发。

 

 

1935 年,希特勒开始进行军事建设,强制雅利安人服兵役。德国的军事支出增速明显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因为国内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资源,希特勒打算利用军事力量获取资源。


和德国一样,日本也受到大萧条的重创,因此变得更加专制。日本极易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因为它是个岛国,自然资源匮乏,依赖出口收入来进口必需品。1929—1931 年,日本的出口业下跌了约50%, 经济遭受严重冲击。1931 年,日本经济破产了,它被迫动用黄金储备, 取消金本位制,允许日元汇率浮动。这导致日元严重贬值,使日本丧失了购买力。这些糟糕的经济形势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引发了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到1932 年,右翼民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高涨,希望通过武力恢复秩序和经济稳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开始从其他国家掠夺所需的自然资源(如石油、铁、煤和橡胶)和人力资源( 如苦 役)。1931 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扩张到整个中国和亚洲。和德国一样,可以说比起依赖传统贸易和经济操作的做法,日本通过军事侵略获取所需资源的途径更具成本效益。1934 年,日本的部分地区出现了严重饥荒,导致政局更加动荡,强化了右翼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势力。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日本实行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管控,经济变得更加强大。日本还建立了军工联合体,用来保护其在东亚和中国北部的已有基地,协助其向其他领土扩张。与德国的情况一样,虽然大多数日本公司仍为私人所有,但是它们的生产受到政府的管控。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一个国家在决定治理方式时,需要做出以下三大选择:(1)决策方式是自下而上(民主)还是自上而下(专制)? (2)社会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处于二者之间)?(3)崇尚的是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利益至关重要)还是集体主义(认为集体利益至关重要)?


你不妨思考一下,从每个类别中选出你认为最符合本国价值观和目标的那一项,就得出了你所认为的首选治理方式。法西斯主义倡导专制、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使国家和人民更加富强的最佳途径是,实行自上而下的专制领导,政府指导私有公司的生产,确保国家的成功高于个人的成功。


美国和盟国

1929 年后,美国的债务问题给美国银行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些银行减少了在世界各地的放贷,从而影响了国际借款者。同时, 大萧条造成需求疲弱,进而导致美国进口量骤降,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销售大跌。由于收入下降,需求降低,信贷问题加重,经济陷入了强化自身的螺旋式下行困境。同时,为了保护国内就业,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1930 年(通过出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上调了关税, 进一步抑制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


 在经济低迷时期,加征关税以保护国内企业和就业的做法很常见,但这会导致效率降低,因为生产并未发生在效率最高的地方。最终,这会加剧全球经济疲弱,因为关税战争使加税国家的出口减少。但这一做法有利于受到关税保护的实体,也能给征收关税的领导人带来政治支持。


苏俄尚未摆脱一系列重创:1917—1922 年的革命和内战、输给德国的一场战争,代价高昂的苏波战争、1921 年的饥荒。此外,苏联还在整个20 世纪30 年代陷入政治清洗和经济困境。1928—1930 年,中国也陷入了内战、贫困和饥荒。因此,1930 年,随着局势继续恶化, 关税开始增加,这些国家的经济形势从恶劣变成绝望。


雪上加霜的是,20 世纪30 年代,美国和苏联都出现了干旱。● 天 灾(如旱灾、洪灾和瘟疫)常常使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加之其他的不利形势,酿成一段严重冲突时期。此外,由于内部政治斗争和对纳粹德国的恐惧,苏联采取了政治极端主义政策,很多人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遭到清洗。


 通缩性萧条是债务人不具备偿债所需的资金而导致的债务危机。为了应对这一危机,政府不可避免地采取印钞、债务重组和政府支出计划等措施。这些措施会增加货币和信贷供应,并降低其价值。唯一的问题是政府官员需要花多长时间才会采取这些行动。


以美国为例,从1929 年10 月股市崩盘到1933 年3 月罗斯福采取行动,美国花了三年半的时间。在罗斯福执政的前100 天里,他出台了许多大规模政府支出计划,这些计划的资金来源是大幅增加的税收和巨额预算赤字(通过债务融资,并由美联储将债务货币化)。他推出了就业计划、失业保险、社会保障支持,以及有利于劳工和工会的各项计划。1935 年实施新税法(被普遍称为“富人税”)后,最高个人边际所得税税率升至75%(1930 年仅为25%)。到了1941 年,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为81%,最高公司税税率为31%,而1930 年的公司税税率仅有12%。此外,罗斯福也征收了其他一些税负。虽然政府征收了这些税款,经济改善也有助于税收增加,但预算赤字仍从GDP 的约1% 升至4% 左右。这是因为支出的涨幅极大。5 从1933 年到1936 年年底,股市回报率超过200%,美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平均实际增长率高达9% 左右。


1936 年,为了应对通胀和抑制经济过热,美联储收紧了货币和信贷,导致脆弱的美国经济再度陷入衰退,其他主要经济体也随之走弱, 国家内部和外部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与此同时,在欧洲,西班牙的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激化,演变成残酷的西班牙内战。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右翼的佛朗哥清除了西班牙所有的左翼组织。


● 在经济严重承压且存在贫富悬殊的时期,国家通常会进行根本性的大规模财富再分配。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则是对富人大幅增税, 显著增加货币供应(使债务人的负债贬值);以暴力的方式进行,则是强制没收资产。美国和英国在进行财富和政治权力再分配的同时, 维持了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则不然。


 真枪实弹的战争爆发之前,通常会有一场经济战。也像典型情况一样,在宣布全面战争之前,双方会有大约10 年的经济、技术、地缘政治和资本战争,在此期间,冲突大国相互威慑,试探对方实力的极限。虽然1939 年和1941 年被认为是二战和太平洋战争正式打响的时间,但在之前的10 年左右,冲突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除了国家内部的经济冲突和由此而来的政治变化外,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外部经济冲突,各国竞相在不断缩小的经济蛋糕中争夺更大的份额。因为支配国际关系的是权力,而不是法律,德国和日本愈加走向扩张主义,在争夺资源和领土势力的竞争中,它们日趋挑战英国、美国和法国。


在继续讲述热战之前,我想详细说明将经济和资本工具武器化的常见战术。这些战术一直没有改变,现在仍然如此。


1. 资产冻结/ 没收:防止敌人/ 对手利用或出售它们所依赖的境外资产。这些措施包括冻结某个国家的目标群体的资产(例如当前美国对伊朗革命卫队的制裁,或者二战刚爆发时美国对日本实施的资产冻结),还包括更严厉的措施,例如单方面拒绝偿还债务,或者直接没收某个国家的资产(一些美国高层决策者一直在讨论拒绝偿还对中国的债务)。


2. 阻止资本市场准入:阻止一个国家进入本国或他国的资本市场(例如,1887 年,德国禁止购买俄国的证券和债券,旨在阻碍俄国的军事建设;美国正在威胁要对中国采取同样的措施)。


3. 禁运/ 封锁:禁止在本国或一些保持中立的第三国从事商品和/ 或服务贸易,从而削弱目标国家,或者避免该国获得必需品(例如,二战期间,美国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禁止日本船只在巴拿马运河通行),或者阻止目标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从而切断其收入来源(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对英国实施封锁)。

 

热战开始

在1937 年11 月,希特勒与他的高级官员们举行了秘密会谈,宣布了他的德国扩张计划:准备从其他国家获取资源,把雅利安民族团结在一起。之后,希特勒将他的扩张计划付诸行动,先吞并了奥地利, 之后占领了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领土,获取了当地的石油资源。欧洲和美国只是谨慎观望,在遭受一战的破坏后,它们不想很快又被卷入另一场战争。


热战和所有战争一样,未知的因素远远超过已知的因素,因为(a)作战双方只在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才会发动战争(否则,对实力明显更弱的一方来说,发动战争就是愚蠢的自杀);(b)对方的行动和反应存在太多的可能性,难以进行预测。在热战之初,唯一清楚的是战争很可能是极其痛苦的,甚至具有毁灭性。因此,明智的领导者通常不会投入热战,除非被对手逼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投入战斗,要么退让而认输。对盟国来说,这一时刻是1939 年9 月1 日,德国入侵波兰。 


德国看似势不可当;很快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并与日本和意大利结成了更强大的联盟(这三个国家拥有共同的敌人和相似的理念)。通过快速占领领土(如石油资源丰富的罗马尼亚),希特勒的军队保存了已有的石油资源,迅速夺取了其他资源。对自然资源的渴求和获取仍是驱动纳粹战争机器的主要力量,促使其将侵略计划向苏联和中东推进。德国与苏联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唯一的疑问是何时爆发。虽然苏联和德国签署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但在1941 年6 月,德国入侵苏联。德国从此陷入了两线作战的战争, 并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在太平洋地区,1937 年日本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占领了上海和南京,仅在南京就残杀了约30 万平民和缴械士兵。虽然美国仍持中立主义态度,但也给蒋介石政府提供了战斗机和飞行员以抗击日本,因此可以说美国也涉足于战争之中。由于一名日本士兵扇打美国驻南京领事约翰·摩尔·艾利森,且日本战斗机击沉了一艘美国炮舰,美国与日本的冲突开始升级。


1940 年11 月,罗斯福总统因承诺不让美国卷入战争而赢得连任, 但事实上,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美国已经采取经济措施:向其同情的国家提供经济支持,对其反对的国家实行经济制裁。1940 年年初,美国战争部长史汀生发起了对日本的大规模经济制裁,最终出台1940 年的《出口管制法》。1940 年年中,美国将太平洋舰队移至夏威夷。10 月,美国加大了禁运力度,限制“ 向除 英国和西半球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运输钢铁”。该计划旨在切断日本的资源,逼迫其撤离所占领的大多数地区。


1941 年3 月,美国国会出台了《租借法案》,该法案允许美国将战争物资借给或租赁给其认为“ 对捍卫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包括英 国、苏联和中国)。从地缘政治和经济角度看,帮助盟国有利于美国, 因为美国通过向这些即将成为盟友的国家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品赚到很多钱财。这些国家无法在战争中维持生产。但是,美国并不完全是为了金钱。由于英国逐步耗尽资金(即黄金),美国将付款时间推迟到战争之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完全免除)。通过实施这一租借政策,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宣布参战,但实际上已结束了自己的中立立场。


 当国家处于弱势时,对手国家会利用其弱势为自己谋取利益。当时,法国、荷兰和英国在亚洲都拥有殖民地。欧洲的战争已经使这些国家不堪重负,它们无力帮助其殖民地抵御日本的侵略。从1940 年9 月开始,日本入侵了东南亚的几个殖民地,首先占领法属印度支那, 其次将“南部资源区”纳入其“ 大东亚共荣圈” 之中。1941年,日本掠 夺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储备。


日本的领土扩张威胁到美国自身在太平洋地区的野心。在1941 年7 月和8 月,罗斯福总统做出回应,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禁止日本船只在巴拿马运河通行,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这些措施切断了日本3/4 的贸易和80% 的石油资源。日本计算出石油将在两年后耗尽。这促使日本在退让和袭击美国之间进行抉择。


1941 年12 月7—8 日,日本对驻守在菲律宾和珍珠港的美军发动了联合袭击。这标志着二战在太平洋地区打响,使美国也卷入了欧洲的战争。虽然日本没有一个公认的取胜计划,但是乐观的日本领导人认为,美国将会失败。因为美国同时进行两线作战,美国采取个人主义/ 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它们比不上日本和德国的独裁主义的法西斯体制及其控制的军工联合体,而日本人更有忍受痛苦和为国献身的坚强意志,这是决定哪一方将会胜出的重要因素。  

  在战争时期,一个人承受痛苦的能力甚至比施加痛苦的能力更为重要。

 

战时经济政策

就像经济战争的典型战术值得注意一样,战时经济政策也同样值得关注。在战争时期,随着国家将资源的利用从赢利转向作战,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例如,政府决定(a)何种物品可以生产,(b)何种物品可以买卖及买卖数量(配额供应),(c)何种物品可以进口和出口, (d)价格、工资和利润,(e)个人是否可以控制自己的金融资产,以及(f)个人是否可以将自己的资金转至国外。由于战争耗资巨大,政府通常(g)发行大量债券,并将债务货币化,(h)依赖于非信贷货币(如黄金)进行国际交易,因为本国的信贷不被接受,(i)实施更加专制的政策,(j)对敌国实施各类经济制裁,包括切断资金渠道,以及(k)面临敌国对己实施的这些制裁。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加入了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争。那时,大多数国家在实行典型的战时经济政策,此时采取更专制政策的领导人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下表显示战争期间各主要国家实施的经济管控措施。

 



在热战期间,随着各方胜负概率的变化,市场走势受到政府管控措施和国家作战表现的巨大影响。下表显示战争期间各国实施的市场和资本流动管控措施。

 


股市闭市现象在很多国家都很常见,导致投资者受困,无法获得资金。需要指出的是,战争期间,货币和信贷一般无法在非盟国之间流动,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货币日后是否还有价值。正如早先提到的,战争期间,黄金、(在有些情况下)白银或者物物交易是普遍的交易方式, 价格和资本流动通常受到管控,因此许多物品的实际价格很难确定。


由于战败通常导致财富和权力的全部丧失,对那些在战争期间仍然开放的股市来说,随着各方胜负概率的变化,市场走势主要取决于各国在主要战役中的表现。例如,二战刚开始时,随着德国掠夺领土并确立军事主导地位,德国的股市表现出色。但在美国和英国等盟国成功扭转了战局后,德国的股市表现不佳。在1942 年的中途岛战役之后,同盟国的股市几乎持续上涨,直至战争结束,而轴心国的股市则趋平或下跌。如下图所示,德国和日本的股市在战争结束时都关闭了, 直到大约5 年后才重开。在此期间,这些股市的价值已经完全消失, 但美股的表现极为强劲。

 

 

结语

受益于独特的环境与品格和文化本性(如具备高水平的职业道德、聪明才智、纪律、教育等基本要素),每个世界强国都有过辉煌的时期,但它们最终都会衰落。一些国家以更和平的方式走向衰落,它们受到的创伤更小,但终究还会衰落;另一些国家在衰落的过程中饱经创伤,从而陷入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出现了重大的财富和权力之争, 历史表明,这些争斗给经济和生命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然而,并不是所有周期都需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如果国家在富强阶段时,能够保持生产率,让收入高于支出,使体制惠及大多数人, 能够与主要竞争对手建立和维持双赢关系,那么就会维持得更久。许多国家都维持了数百年,而有着245 年历史的美国也验证了自己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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