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运深 旧文旧梦一瞬间 2026年9月9日
作者简介：于运深，1937年生于山东蓬莱，1950年参军，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助理员，1965年1月任林彪办公室秘书。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办学习班”四年，1975年终于结束审查，被分配到四川省广安县武装部任参谋，退休后被安置在北京海淀区某军休所。
于运深（1955年被授少尉军衔时留影）
到1971年，我（于运深，下同）在林彪办公室已经7年，是老秘书了。
1970年庐山会议后，本来就深居简出的林彪，更加孤家寡人，情绪低落到谷底。林彪西客厅门外的墙边，摆了一台八音盒，有小型旅行箱那么大。
林彪的房间从来不摆杂物，只有这台八音盒是例外。叶群说这是康生从抄家物品中选的。每当林彪要散步时，内勤就把八音盒上足弦，能放出十几首歌曲。但庐山会议后，林彪再也没有听过。听内勤说，林彪偶尔吃的零食也不再吃了。
1970年，叶群把四个秘书调走了三个，郭连凯、张云生走了，稍后张益民也走了。本来我的工作就很忙，现在四个秘书的工作全压在我一人身上，工作量大得几乎不可想象。
我忙得晕头转向，根本没有注意叶群情绪上有什么变化。只是感觉林彪情绪变化非常明显，本来他就不爱说话，此时更加沉默寡言，而且也不听我们秘书讲文件了。他很少会客，也不愿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什么，甚至多少天没有一句话。偶尔看场电影，也只让警卫秘书李文普从中外战斗故事片中选些近战镜头，一部影片只选看一两本拷贝。林彪平时除了出去“转车”，就是独自一人在室内踱步，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蜷缩在沙发里，看来是更加低沉了。
这一段时间，林彪口述过几张纸条。例如：开朗、愉快、活泼；转移注意力；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不要着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偏食，多换样子；多运动……林彪让保密员李根清把这些句子用毛笔抄成三份，分别贴在叶群、林豆豆、林立果卧室的门后。
1971年新年过后，林彪吩咐李根清：“你写句话挂到叶群卧室——‘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李根清找叶群取条幅，叶群说：“不用写了。告诉首长，我知道了。”难怪“九一三”事件后查抄毛家湾，只发现林彪的两张纸条，原来有些条子并没有落实到纸上。看来叶群没有把林彪的花当回事。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4月20日，周恩来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及毛主席有关批示送林彪阅，并示意林彪到会并讲话。4月24日，我给林彪报周恩来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情况报告，其中有：“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林彪听了我的报告后，没有表态。
以后林彪解释说：“一个人在捣鬼，还是没捣鬼，自己说了不算数，要别人说了才算数。我不出门，不说话，不找人谈话，不是有什么顾虑，而是少让别人制造紧张空气和给人以话柄。”
有一次李根清给叶群送文件，叶群正在打电话，说：“林彪同志最近身体不好，情绪也不好，晚上吃两次安眠药还睡不着……历史上都是站在他一边的，支持他的，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又整他……”这是叶群的心里话。
1970年庐山会议前，林彪就很少批文件了，一些文件都是叶群让李根清模仿批的。叶群愿意批就批，大多数是“同意主席批示”。林彪从庐山上下来，除了听我讲点中央传阅件外，几乎不听任何其它文件了。那时三天两头文件都报不上去，只能压着，一些重要传阅件在叶群那里也压好多天回不来，大多数文件只能原封不动退回去。
李文普说庐山会议后林彪写过一个检讨，这件事我不知道，不知道李文普是怎么知道的。实际上，有一份署名林彪的检讨书是叶群的口授。1971年春天，叶群在毛家湾的院子里边晒太阳，边口授林彪的信，由秘书王焕礼记录。
信的大意是：我（林彪）对部队要求不严，脾气不好，今后应该加强对部队的约束，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叶群说是林彪的意思，但到底是不是林彪的意思，并没有得到证实。不过叶群口授的林彪这封检讨信，没有送给毛主席，被压了下来。也就是说，林彪从来没有写过检讨信。
林彪在4月中旬接见黄吴李邱时，明确说：“根据我的看法，你们没错。你们检讨，我不怪你们，也不会生气。但我不会检讨。”
“九一三”事件后，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曾带人从毛家湾查抄到林彪1971年5月23日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在信中，林彪向毛主席提出“四不一要”：
……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
林彪这封信是如何成稿的我不知道，但林彪对我讲过这封信的内容。我记得林彪曾把我叫来，口授了信中的主要内容“四不一要”。林彪边想边说，我拿一张白纸记录下来。
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身边有四位秘书：我、王焕礼、李春生、宋德金，还有保密员李根清，他们都能帮助林彪记录。王焕礼是庐山会议后调来的，宋德金也是新秘书，主要负责读书。
他们两人都没有上庐山。我和李春生上了庐山，而林彪并不知道李春生也上了庐山，只知道我上了庐山，加上我是老秘书，所以林彪有什么事爱找我去办，还几次表示他“想见毛主席”。
林彪给毛主席这封信里的“四不一要”是林彪的意思。从庐山上下来，叶群忐忑不安，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也都忐忑不安，不知道会被如何处置。尤其是叶群，老在林彪身边讲怕被弄到农村去之类。
我记录“四不一要”时叶群不在场，我记录后林彪并没有让形成信。形成信恐怕是叶群的意思。所以我并不知道有这样一封信。我认为，林彪不可能亲自写这封信。
林彪后期连画圈都嫌累，批几个字都要工作人员模仿，绝不可能写这么长的信。这应该是叶群张罗的结果，至于叶群让谁整理的我不知道。叶群在庐山“翻了车”，她的“原则”是不知道庐山情况的秘书坚决不让知道相关的事。很可能像叶群的两次检讨一样，是叶群找军委办公厅的人捉的刀。
这封信为什么被林彪压下来了？据查抄出这封信的吴忠说：“林彪深思熟虑，反反复复，授意、起草、修改，抄清以后还放置了三天，考虑送还是不送。林彪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说：‘有这个必要吗？’于是林彪把这封信压下来了。”最后，林彪没有送出这封信，叶群把信锁在她的保险柜里。
7月初，周总理要来毛家湾看望林彪，约定下午到。林彪吃过午饭，叫内勤把李根清找来。林彪说：“小李，下午总理要来，你给我写几句话，用红字写，字大一点，醒目一点。”林彪用手一指：“贴在客厅门口。”这是林彪最后一次叫李根清写字，之后不久他和叶群就去了北戴河。
林彪的西客厅很大，一进门是一面墙，有两平方米左右。李根清坐在茶几旁，准备好纸笔，林彪一边来回散步，一边说：“写‘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
李根清没有上庐山，庐山会议的文件也没有印发，所以他对庐山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不知道揪出了陈伯达，也不知道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在李根清心中，始终认为毛主席和林彪是密不可分的。他实在不明白周总理要来，写这三条大标语干什么，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当然李根清不能问。他找来一张一开大的纸，横着对半裁开，用很粗的油画笔，蘸着广告红色，按照林彪的要求，很快用美术字写成三条大标语，字写得很大，很醒目。然后他用图钉按到林彪西客厅进门处右侧的挂衣板上。这个位置是进入林彪西客厅的必经之处，只要走进林彪西客厅，肯定能看到这三条大标语。
在我的印象中，毛主席和林彪的关系非同一般。记得1966年9月，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期间，毛主席把自己看过的《三国志·刘晔传》里的“郭嘉”篇推荐给林彪看。郭嘉是曹操谋士，诸葛亮式的人物，为曹操打胜仗出了很多主意，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毛主席为什么向林彪推荐郭嘉？林彪从来没有说过。据我所知，林彪写信给毛主席谈了读“郭嘉”的感想。
北京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没有参加。周总理几次动员林彪出席，讲讲话，林彪都没有回应。但实际上，林彪还是很想与毛主席谈谈的。我们秘书都知道，林彪多次想见毛主席。李文普回忆：“林彪心情不好，曾要求面见主席谈话。当时，毛主席那边电话至少是叶群打，我们‘林办’有传闻，林彪想与毛主席见一下，谈一谈。但是长时间毛主席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记得庐山会议后，有一天叶群开会回来，要看《何典》这本书，说是毛主席推荐中央政治局委员看《何典》。《何典》中有两句话：“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这些句子都被制成卡片，林彪怎么理解，我们谁也不知道。
1971年7月17日，林彪、叶群离开北京去北戴河。林彪可能一直在等待毛主席召见，但始终没有等到。天气越来越热，不得不往北戴河去了。
这次我没有去北戴河，在北京留守。行前，叶群对李文普说：“首长（林彪）说我们不能在北京啦，如果黄（永胜）、吴（法宪）他们斗得不好，11楼（江青）来找首长（林彪）反映情况不好办。我们到北戴河避开这个嫌疑，防止人家说是我们指挥的。”
林彪、叶群离开毛家湾的那些天一切如常。
8月5日，叶群回北京301医院检查身体，第二天凌晨结果出来了，专家会诊排除了乳腺癌。叶群活跃起来，在毛家湾接待了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吴法宪后来在中央专案组交代叶群说到政变，而邱会作则坚决否认。此事一直没有定论。1980年审判“两案”时，吴法宪承认自己说了假话，叶群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政变问题。
8月16日，周总理、黄永胜、张春桥、纪登奎奉毛主席指示，去北戴河见林彪，林彪作了“加强战备训练”的指示。而就在这一天，毛主席南巡到达武汉，与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丰等人谈话。8月23日，刘丰把毛主席在武汉讲的不要让自己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办公室主任的内容，透露给林彪侄子林汉雄。很快叶群也知道了。
“九一三”事件后林汉雄因此坐了四年牢，但查来查去，没有查到林汉雄与“九一三”事件有任何关系。8月28日，林立果从北京打电话给李文普，说“北京这里形势对她（叶群）不妙”，“老李你作点准备，首长（林彪）准备在9月18日左右去广州，不要跟别人讲”。
8月底，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谈了“老婆专政”问题，要军委办事组给她在总参政治部或军委办公厅安排一个工作，她不当林彪办公室主任了，要吴法宪同黄永胜商量。
9月3日上午，林立果在毛家湾对“林办”工作人员王淑媛说：“宁可逃跑也不像刘少奇那样被抓住坐牢，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9月6日晚，叶群给邱会作夫人胡敏打电话，要胡敏动员张清林（林豆豆的对象）、张宁（林立果的对象）来北戴河。
叶群还专门找林豆豆通话，要林豆豆和张清林当晚去北戴河。林豆豆推托身体不好，过几天再去。叶群发了火，骗她说：“你这么大架子，爸爸请你，你都不来。现在他病得快死了，还没有见过张清林。见到你们的事定下来了，他的病就会好了。”林豆豆只好同意了，她哪里想到，这次去北戴河，遭遇了“九一三”事件。
晚上9时许，叶群叫李文普要胡萍安排飞机送林豆豆等人来北戴河。按胡萍的说法，叶群使用专机就像使用专车一样，招之即来，来之即走。可是飞机怎么能是汽车？不要说专机，就是普通飞机，起飞之前也要有相当的准备时间，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汽车。
汽车在地上跑，随时可以停下来，飞机在空中飞，万一准备不好是要机毁人亡的。看来叶群在9月13日凌晨火烧眉毛般爬上飞机，也是出于这种使用专车的心理吧。因为专机夜航不安全，当晚并没有安排。
9月7日上午，我按叶群的要求，把林豆豆、张清林、张宁送到西郊机场。9时50分左右，叶群叫内勤孙忠堂通知秘书李春生，立即给毛家湾打电话，把《俄华词典》《英华词典》，以及俄语、英语会话等几本工具书，交给林豆豆带到北戴河。
而这时离飞机起飞只有10分钟了。为了等毛家湾把书送来，飞机推迟了一个小时起飞。11时40分，飞机从北京飞到北戴河。
叶群要林豆豆一定到北戴河的理由，说是要让林彪看看女儿的对象。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没有多想。林豆豆等人走后的几天中，毛家湾一切如常。
9月8日，叶群打来电话，告诉我“老虎（林立果）回北京治牙，要严格保密”，并叫我联系301医院口腔科。“九一三”事件前夕，林立果曾以治牙为名，三次回到北京，两次我都见到了他。9月8日，林立果第三次从北戴河飞回北京看牙齿。晚上9时30分，他回了一趟毛家湾。这天是我在毛家湾值班。
林立果当晚没有住在毛家湾，他在毛家湾停留的时间不长，从他房间里拿了东西就走了。我一直陪在林立果的旁边，并跟他去了他的房间。林立果对我说，如果有他的电话，就找空军一号台。
在走廊上，林立果从白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16开白纸让我看，这就是后来说的“林彪手令”。我记得上面用红油笔竖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没有章。
看来这张白纸就是在怀柔直升机现场被周宇驰撕碎的那张，由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搜集上交。1972年7月2日，由中共中央中发【1972】24号文件公布，但公布的“林彪手令”缺失三分之一以上的字迹。
我看“林彪手令”时，是边走边看，看得不是那么仔细，我感觉像是林彪的字迹。林立果并没有说明这张纸条的意思，我也没有问。我在“林办”七年，对林彪写这样的纸条早就习以为常了。
林彪写字喜欢用军委办公厅服务处发的那种白纸，没有天地，用铅笔写，后来用红油笔了，字的大小一样，没头没尾，一大张纸就写几个字，只有一句话，例如“文革”初期林彪手令“立即放出邱会作”。
林彪高兴时，“哄”他写个条子很容易。据我所知，叶群、林立果都找林彪写过。我当时并没有把林立果让我看的这张纸当成什么重要的东西，也没有琢磨这个纸条的含义。我当时认为林立果又和叶群闹什么矛盾了，所以林彪才写这样的纸条。
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这个手令是写给谁的，按什么“命令”办，为什么只有一句如此含糊的话。林彪口述一般都非常具体，而这个手令太含糊，没有确定性。“盼”照“什么”办？不知道。而且用了个“盼”字，不像林彪一贯下命令的口气。
林彪一生中从来没当过副职，下命令从来是死命令，坚决果断。“盼”有乞求、祈使、商量的意思，这倒像没有当过主官的林立果的口气。
1972年5月，林豆豆在玉泉山被审查时，曾让她鉴定“林彪手令”的影印件。林豆豆认为，“林彪手令”像林彪的字体，但更像是模仿。她说“像”，不说“是”，并始终拒绝写旁证材料。
据我所知，叶群不仅让李根清模仿林彪字体批字，她自己和林立果都在模仿林彪字体。叶群学在前，她借口是为了在关键时候起作用。林立果说：“主任学，我也学。”“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说：“老虎模仿首长的笔迹，我们都很担心。”林立果拿的这个“林彪手令”转来转去，最后还在周宇驰手里。
以后我才知道，中央专案组如此看重“林彪手令”。见过“林彪手令”的人比见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人多，《五七一工程纪要》我在“九一三”事件前根本没有听说过。1980年审判“两案”，有关部门将直升机迫降现场搜集到的部分碎片拼对复原，拍成照片，出现在法庭上，以后又被公开在报刊上。
这个“林彪手令”的字迹是“竖版”，而1999年林彪老秘书关光烈说，他见过的“林彪手令”是“横版”。“两案”并没有注意到“林彪手令”有两个。这也不奇怪，因为除了林立果和周宇驰，再没有人同时见过两个“林彪手令”。
1971年9月12日，是我在林彪办公室工作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轮到我在毛家湾值班，也就是说，我是最后一个在毛家湾值班的秘书。
林彪、叶群到北戴河后，留守毛家湾的只有两个秘书，王焕礼和我，所以隔一天我就要值一个班。我曾仔细想过，这最后一天收发了哪些文件，接了哪些电话，却实在记不起来了。
中午12时左右，叶群让李文普通知李春生，给毛家湾打电话。李春生立即给我打了电话，说主任要家里把文件分好类给她送来。我没有午休，立即将近日送来的文件打包，准备托飞机送到北戴河。
前一天叶群在听李春生报14名副军以上干部的任免报告时，要李春生打电话给毛家湾，把副军以上的干部名册送来，还让把部队部署情况的登记表也一起拿来。后来叶群又要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文件。这些文件我都送到北戴河了。叶群走得匆忙，这些文件一份也没有装到飞机上带走。后来清查毛家湾的工作组说，所有“林办”的文件一份也不少。
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回毛家湾洗澡，他提前打电话要警卫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烧洗澡水。警卫部队除执行住地警卫外，还负责警卫对象家中的水暖供应。林彪家中的游泳池管理和冬天供暖气、夏天送冷风，都是由警卫战士负责。林立果没有找我，我也没有见到他，他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
毛家湾这边很正常。这个晚上，是林彪、叶群的最后一个晚上。叶群在北戴河操持给林豆豆、张清林办“订婚仪式”。叶群说过准备国庆节给女儿办婚事，我们毛家湾的工作人员都知道。
晚上，我接了叶群两个电话。这两个电话之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深刻，是因为这是我被关起来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处理的最后工作。9时多，叶群给我打来电话，打得很长，讲了十多分钟，都是小事。叶群主要谈林豆豆的婚事，又说到毛家湾修小厨房，到大连做衣服等。
叶群说他们先到大连，然后回来过国庆，叫家里收拾好卫生。还说在上海做的尼龙外套破了一个洞，让上海空四军管理处处长过全找人织补一下。叶群打电话向来很长，说了很多事，侃侃而谈，与平日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在电话里还笑声不断。我根本没有感觉她有什么慌乱，或者有马上要离开北戴河的意思。总之，我丝毫没有感觉出叶群的紧张和异常。
我向叶群请示了一些别的事情后，问叶群毛家湾养的那几只乌龟怎么处理。管理员童显华对我说，有几只乌龟养了很长时间了，死了担不起责任，问怎么办。这种事情我不能擅自处理。
叶群当时没有答复，过一会儿，叶群第二次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把这些乌龟送到钓鱼台，请江青同志吃。”乌龟是大补之品，叶群细致交代要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最后没有送成，当天半夜毛家湾就被围起来，我失去了自由。
“九一三”事件后我们被集中到“亚疗”后，面对面排查，我听说9月12日的这个晚上，在北戴河的叶群忙得不行，不停地打电话。叶群放下我的电话，又与胡敏聊了一个多小时，聊的中心内容是林豆豆的婚事。胡敏则插空聊起出生不久的孙女，叶群说你孙女的名字起得好。
9月12日晚上我就睡在办公室，我差不多是在零时左右睡觉的，睡觉前毛家湾一切正常，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北戴河那边有什么异样。
林彪专机在9月13日零时32分起飞，我一无所知。
9月12日晚上，我接完叶群的两个电话，又处理了一些杂事。这时夜已深，我很快睡着了。睡梦中我忽然被屋顶上又急又重的脚步声惊醒。奇怪，谁敢上毛家湾的房顶？因为外面有层层警卫，而且毛家湾还有施工人员。我不能离开办公室，所以没有出去查看。说实话，我也没有太当回事，接着又睡了。
以后才得知留守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遵照团长张耀祠的命令，在林彪专机起飞后就布置守卫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上了房顶，占领了毛家湾的制高点。北戴河林彪别墅也不例外，被严密封锁了，警卫瞬间成了看守。
大约半小时后，蒋廷贵又接到张耀祠的第二个命令：“林彪办公室的秘书，现在在班上的，不准离开。不在班上的，明天就不再上班了。告诉他们在家听候通知。
从现在起，不管什么地方送来的文件，秘书只准收，不准拆阅，也不准向外发送文件，机要室的钥匙要他们交出来，由你保管。你现在就去向值班秘书传达，并要求他们坚决执行，派一名干部带一名战士在现场监视。”
9月13日的早晨，天亮了。我去院子里收昨晚晾的衣服。中央警卫团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在值班室外，不让我出门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钓鱼台又在搞什么事端？我大发脾气，林彪办公室的工作耽误了怎么办？警卫战士仍不放我出门，说这是上边指示。我无可奈何，只好退回屋里，什么也不让我干。我想不出会出什么事情，做梦也不敢想林彪会出事。
蒋廷贵向我传达张耀祠的指示时，我几乎“傻”在那里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实在难以接受这个事实！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醒过神来，问蒋廷贵：“这是谁说的？谁叫你们这样做的？”
蒋廷贵说：“对不起，我是奉命行事，请你务必配合执行。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还得留两名同志在这里，希望你配合照办。”
我又问：“这是谁的命令？”
蒋廷贵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
张耀祠不仅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也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我一听也就不说什么了。我知道，张耀祠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我不得不服从，不让我进办公室，我就进不去。
以后几天，不让我出屋，文件也是只收不发。
之后，我就和“林办”所有工作人员一起，被隔离审查。
注释：
1967年3月的一天，李根清发现一份中央传阅件上，林彪的批语不是林彪亲笔所写，像是先用复写纸描出林彪字体的样子，然后照痕迹“写”出来的。因为心存疑惑，李根清便悄悄去问张云生：“张秘书，我看首长这个批语怎么像是描写的呢？”张云生微微一笑，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别问了，发吧。”
之后，一连十几次出现这种情况。有一天，李根清终于发现张云生正趴在办公桌上批字呢。他果然是用红色复写纸先描后写。他对李根清笑了笑，说：“没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