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间 Tian Jian / Matters 2026年 1 月 23 日 （修改過）
田雨：华文时政与社会议题记者、自由研究者，长期关注中国媒体环境、公共治理与基层民生变迁。 在当前的华文媒体环境中，新闻记者的职业风险已成为常态。无论在中国体制内外，採访与发表的界线不断收窄，公共议题的讨论空间也在缩小。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法律条文中，也渗透到新闻日常的每一个环节。
近年来，中国新闻从业者面临的压力明显加剧。多地记者在报道群体事件或地方财政困境时，被要求删改内容或交出採访资料；地方宣传部门对新闻导向的审核持续强化，一线记者多以自我审查维持生存。网络监管机构亦加大对新闻平台与自媒体帐号的实时监控，涉及社会议题的报道往往被要求“先审后发”。
每年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表面上仍是对新闻行业的礼贊节日，实际上，它更像是一场集体的沉默时刻，提醒人们，记录现实与被抹除之间的界线，正在变得模糊。
基于工作考量，并与《田间》讨论后，小红、潘虹、应平、Ｕ、Ｎ等受访者採用化名，另有海外媒体观察人士与学者不具名受访。
被消失的新闻报道 在2025年的中国记者节前夕，《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网站于11月7日刊登李微敖的撰文 〈记者的工作，绝不是“等通知”、“看通报”——我的第23个中国记者节〉。文章提到，作者在2024至2025年间共发表43篇新闻报道，其中有十篇在发表后短时间内被删除或下架，部分稿件仅存活数小时。“被消失”的内容多涉及官员贪腐、国企内部调查、性侵丑闻与宗教人物受查等社会敏感议题。文章指出，新闻审查已不仅是编辑程序的一部分，而成为决定报道命运的核心力量。
该文进一步披露，这种“43篇中消失十篇”的现象显示审查强度加剧，也反映出记者在真实与制度边界之间的挣扎。对体制内媒体而言，具有公共监督性的报道往往被视为越界；而对体制外记者而言，发表本身即是一场赌注。当真实被迅速抹去，新闻风险成为日常。2025年的中国记者节因此格外沉重——真相的存在，往往比发表更短暂。田间在中国各大社交平台无法找到上述文章，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友人表示，这类文章即使发表，很快会被网管删帖。
受访的北京媒体工作者王妙玲近期对《田间》表示，现场採访已成为高风险行为。“有些地区的警察直接出现在新闻现场，看到镜头就要求删除影像，问你是哪个单位。”她说，这样的干预早已成为常态，许多记者出发前就要先评估“能否安全返回”。
她指出，李微敖文章中提到的“被消失的报道”并不罕见，而是新闻环境的一面镜子。“记者现在最怕的，不是写错，而是写对了却不能发。这样的状况让许多人乾脆不再问问题，也不再记录现实，不能发的就给外媒朋友。”
北京传媒研究学者赵仁毅对《田间》表示，王妙玲的经历反映出当下新闻环境的结构性变化。“在中国，审查的方式已不再只是删稿，而是透过层层问责与制度惩戒，使记者在心理上自我约束。 ”他说，许多年轻记者在入行初期仍有理想，但很快就学会如何避开风险。“当记者节成为一个祝福『平安』的日子，而不是表彰专业的时刻，新闻自由的意义就被改写了。”
制度化的新闻审查 另一位在《新京报》任职的记者小红对“田间”披露，许多新闻机构已不再鼓励调查报道。“2024年7月，调查记者韩福涛和另外两名记者联合调查的油罐车运输食品稿子 发出去后，上面很不高兴。现在所有类似报道都要层层报批。我们都知道哪些题材不能碰，碰了也发不出去。现在接到投诉，有证据也不写。”
2024年7月2日，《新京报》刊出韩福涛等人完成的报道 ，揭露部分油罐车在未清洗油罐的情况下混运大豆油。报道刊出后引起社会关注，官方随即介入调查。然而，随着舆论发酵，韩福涛的微博帐号突然消失，搜寻显示“用户不存在”。不少网民留言关切其人身安全，并质疑平台封号的理由。
2024年7月，《新京报》发布油罐车装运食用油的调查报导。（翻摄《新京报》网站） 在新闻採访现场压力之外，制度层面的审核亦同步收紧。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早已形成完整体系，并在十年间逐步下沉至地方层面。对当地记者而言，风险的来源不仅在于採访现场的可见障碍，更在于信息审查与自我审查的双重压力。许多公共事件的报道被压缩成统一口径的“通报”，媒体在这种结构下逐渐失去现场与独立调查的功能。体制内记者需面对“考核指标”与“删稿风险”的拉扯；体制外写作者则被边缘化，发表渠道日益收紧。
在中国近年资讯透明度下降的情况下，媒体对事实的完整呈现往往取决于记者个人的勇气与运气。北京资深媒体人应平告诉《田间》，新闻审查干扰使调查记者人数在过去十多年急剧减少。“在当下新闻界，调查记者的数量已从高峰时期的上千人锐减至只剩几十人，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媒体的调查记者，多数已转行或者拉广告，做自媒体。”他回忆，2008年三鹿事件曝光当天，报社即接到宣传部电话要求追查调查记者简光洲，“那时还能发调查报道，现在谁敢再碰揭露性报道？”
2008年9月，当时的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揭露 ，许多食用石家庄三鹿集团奶粉的婴儿有肾结石病症，之后该品牌奶粉被验出有化学工业原料三聚氰胺，成为当时受关注的“毒奶粉事件”。另外，“东方早报”为上海报业集团旗下日报，已于2017年1月1日停刊，而上海报业集团直属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政治审查让报道变高风险工作 政治审核的体制性程序已成为报社承受新闻风险的一部分。五位曾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官媒任职的资深记者对“田间”表示，近十年凡涉及地方债务、城中村改造、企业裁员与金融风险的题材，均须报上级宣传部门批准后方可刊发。“鉴于审批程序繁復，现在多数编辑乾脆放弃这类报道。宣传部门一通电话打过来，不让写就不能写。30年前的‘三七开’（三分过、七分功）原则，如今已变成‘一九开’（一分过、九分功）。”这些资深记者基于安全考量，选择不具名受访。
前《光明日报》记者潘虹透露：“《光明日报》更不能发表所谓‘负能量’的稿子，一篇都不行。许多年轻记者是体制内局级官员子女，不用打招呼，他们的稿子几乎都是赞美内容，早已失去记者的基本职责。“
她说，在中央级党媒中，审查的核心已从内容转向忠诚度。“《光明日报》归中宣部代管，中宣部部长可直接致电社长或总编辑。对我们的审查不只是内容，而是忠诚度。”
部分报社为规避风险，索性停止对经济与社会议题的深入调查，转而以相互转载官方稿件或宣传稿取代。一名曾在南方城市报社任职的採编人员刘浩对《田间》说：“我们以前会报地方官员贪腐或环保汙染，现在这类新闻一律要走省里规定的报批程序，多半被搁置。许多记者转向企业公关或商业传媒，新闻变成一份危险职业。”
外国驻华记者对中国新闻环境也发出抱怨，认为那是一个充满採访风险的社会。常驻中国的外国媒体记者Ｕ告诉《田间》，他曾被有关部门官员“打招呼”，如果发表不利于中国政府的新闻，那麽他在北京的签证到期后，很难续签。Ｕ还说：“中国记者报道受审查，我们外国记者也不能发那些『敏感』新闻。即便我们在国外的同事发稿，这笔帐最终也会算到我们头上。”
在中国，专业记者必须持有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翻摄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站） 专攻新闻自由与数字控制研究的学者汪海涛接受《田间》採访时表示，新闻审查制度越严，记者的採访风险也就越大。我不久前与浙江电视台一些前调查记者谈过这个话题。现在的电视台记者比过去更谨慎，“画面里不能出现警察执勤时没戴帽子的镜头，也不能拍到与路人拉扯的场面，甚至背景音乐都不可以用港台歌曲。”
他指出，这些细节反映了新闻现场的压力，审查不再只存在于编辑室，而是渗入每一个拍摄与用词选择。“现在的审查更像一种空气，记者知道哪些画面不该拍，哪些字眼不能写。”汪海涛说，这种制度化的收缩让新闻专业被迫让位于政治安全，“当新闻无法改变现实，它的社会意义也被重新定义。”
新闻学生也被要求自我审查 无国界记者（RSF）2025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显示，中国在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178位 ，仅高于朝鲜。报告指出，中国仍是全球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新闻与网络资讯受到严格审查与控制。RSF分析，中国新闻审查部门持续主导媒体导向，并透过国家网信办与公安系统加强对资讯流通与舆论的监管，形成多部门协同的审查体系。
资深媒体人、曾在中国大专院校新闻学院任教的周斌对《田间》表示，过去任职的学校2024年曾以新闻专业学生与媒体从业实习生为对象进行一次不公开问卷，样本约1500人，“结果显示，多数受访者承认在撰写社会或政治议题时会考虑避开敏感内容，这种倾向在进入职场后更明显。”
他补充说：“虽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业调查，但可以反映出新闻教育与现场实践之间的断层。学生在校内仍强调客观、公正，但一旦实习，就会被要求学会自我审查。这种心态一旦形成，未来进入体制内媒体后就很难改变。”
在地方层面，宣传系统的“政治责任制”被强化。前《北京青年报》主管级编辑Ｊ对《田间》透露，宣传口定期召开“导向分析会”，要求媒体“不炒作、不延伸、不引导情绪”，并将错误报道追责至个人。“有一次我值班时，因为标题措辞出了问题，编辑和责任记者都被约谈、停职检查，还扣了三个月奖金。”Ｊ说。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的牌子。（取自央视新闻微博） 公共监督者角色渐丧失 新闻风险不仅影响媒体，也改变了公众与媒体的互动关係。江苏南京一位自由撰稿人Ｎ说：“我们发稿前都会自己先审一遍字词，看有没有‘敏感词’。现在连写民生新闻、房价下跌都得小心。”Ｎ举例，涉及城管冲突、工人讨薪、房产纠纷等题材，多数地方媒体都不愿刊登，“有时文章写完，没有人敢收，也没人敢发。”
在网络端，审查技术的自动化使舆论控制更加隐密。自2021年起，中共中央网信办陆续推出多项“清朗行动”，包括“打击违规新闻採编”、“整治自媒体假新闻”、“防范负面炒作”等。据官方通报 ，截至2024年底，累计清理违规资讯逾八亿条，封禁帐号约两百万个。这意味着自媒体记者连试探的空间都没有。
从平台算法到行业资质，线上与线下的双重规训共同收缩了发表空间。中国官方规定亦不断强化记者管理。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与人社部文件，记者证实行年度核验并“每五年统一换发”；同时，记者需参加政治理论考核，内容包括“习近平新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些制度化要求，使新闻从业者被纳入政治忠诚评估体系之中。
海外媒体观察人士指出，新闻风险已不仅是法律问题，而是整个公共空间萎缩的结果。随着地方政府与企业舆情部门压力增大，媒体不再扮演公共监督者角色，而是成为政策宣传与形象管理的一环。中国传媒大学前讲师李嘉说：“体制内外的界线正在收窄，新闻人都在想办法生存。最好的办法是离开媒体行业。”
学者总结指出，新闻风险的根源不仅在审查制度，也在整个资讯生态的收缩。随着社交平台取代报纸与电视成为主要资讯来源，舆论监督的功能被削弱，媒体逐渐从公共监督者变为内容分发者。“当新闻无法改变现实，它的社会意义也被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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