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9日星期三

賴文輝:香港人移居台灣的困境


 / 思想坦克  2022 年 1 月 19 日 

台灣總統蔡英文曾經不只一次公開支持香港,對抗中共的壓迫,影響所及,吸引不少香港人移居台灣,去年人數更突破一萬人,創下1997年以來新高。不過,台灣政府在審批香港移民入籍申請時,近一年半以來卻愈趨收緊,讓不少移居台灣的香港人陷入困境。

抗議者高舉"光復香港"和"支持香港新聞自由"的標語。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港府收縮後,台灣也開始嚴審香港移民者

自從全國人大在2020年6月30日通過《港版國安法》,台灣政府就在2020年8月17日修例,加強審查香港人移民入籍申請。如果申請人是大陸出生,曾經任職中資機構或香港政府部門,甚至曾經宣誓效忠《基本法》,就算不是直接被拒絕,審批也一拖再拖遙遙無期。連續兩年成功獲批入籍的香港移民都只有一千多人,而且數字還包括依親及畢業僑生,透過專業移民或投資移民成功入籍的香港人少之又少。

我們明白面對中共猙獰的張牙舞爪,台灣政府需要保護國家安全,尤其是《港版國安法》實施後,台港兩地政府關係交惡,台灣政府不信任香港特區政府,擔心香港特區政府其實已經是中國一部分,因而對香港人移民的審查愈趨嚴格,愈來愈接近對中國人的審查,甚至比起陸配的審查更加嚴苛。

以專業移民為例,醫護及物理治療師佔最多超過六成,其餘包括律師、會計師、建築師及工程師,都是台灣發展需要的專業人才,以前毋須經過國安審查,成功率達九成以上。現在必須經國安局另作批核,至少也要花三個月時間,如果是大陸出生或是在中資機構或香港政府部門工作過,審批時間更會進一步拖長。

專業人士的審查有時不近情理

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超過200萬香港人曾經上街遊行,當中包括不少前線公務員及醫護人員。最明顯例子是2019年8月2日舉行的四萬人公務員集會,正如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在集會上指出,香港公務員並不是對行政長官個人忠誠,而是對體制和維護核心價值的社會及市民忠誠,假如特區領導班子違反法治,作為公務員就有責任指責政府。不少公務員因為不認同特區政府的所作所為,都在被要求宣誓效忠前已經辭職,卻因為曾經在政府部門工作而被拒入籍,實在於理不合。

不少醫護人員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擔任義務救傷工作,為受傷抗爭者作即時治療,2020年初更曾發起工業行動,企圖迫使特區政府封關抗疫,事後不少醫護人員因遭威脅會秋後算帳,憤而辭職申請移民。然而,香港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因工作性質須隸屬於醫管局,台灣移民署官員卻誤以為醫管局是政府機構,以致在私人醫療機構工作的專業移民很快批准入籍,在公立醫院任職的,則幾乎一個都未批,若醫護人員因此而成為被拒絕入籍的原因,真的是非常冤枉。

至於投資移民,以往最快數個星期便可批出,現在則需要分別經投審會、移民署及國安審批,過程少不免需要補文件,加上由國安局、移民署、陸委會組成的跨部門小組的聯合審查會議每月只召開一次,導致積壓了不少個案,審核進度非常緩慢。而且,投資移民並沒有明文規定營業額或必須有盈利,現在如果營業額低或單據混亂,就會被要求解釋及補交文件,否則就會被視為是假投資,給人刻意刁難的感覺。

此外,負責審查的台灣官員,不少其實並不了解香港的實際情況,可能覺得反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全部都擋掉就不用費力審查。最近有一個投資移民申請入籍被拒絕的個案,理由竟然是因為他在中文大學工作過,而校監是林鄭月娥。需知道全港所有大專院校,校監都必定是現任行政長官,如果這樣也會成為被拒絕理由,則全香港所有大專院校的教職員,都不能夠申請入籍定居台灣,實在是非常荒謬!

專案申請者也一樣被刁難

曾經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前線手足,以及已辭職或仍在任的區議員或立法會議員,雖然可以向台灣相關部門以專案方式申請來台,但他們的處境比一般的投資移民或專業移民更艱難,連居留證都不知甚麼時候才拿得到,甚至不知道會否獲發居留證,只能不斷地申請簽證續期。由於沒有居留證的緣故,不但不能合法工作,不少人只能靠打黑工勉強維持基本生活開支。而且沒有居留證連租房子也遇到困難,比較幸運的遇到善心老闆會讓他們在店內度宿,更多的人只能流離失所到處寄居。

更糟糕的是,沒有居留證就無法申辦健保卡,生病看醫生的診金比一般人高,筆者有一位區議員朋友因為患上腎病,沒有健保卡將要面對高昂醫療費用。如果情況沒有改善,他將會因為無法負擔在台灣的高昂費用,就算冒被捕入獄的風險,也被迫要返回香港接受治療。

香港政局遭逢巨變,台灣不再信任香港特區政府可以理解,可是該受制裁的是特區政府,不是普羅香港市民,不應該懲罰前線公務員或醫護人員。在《港版國安法》之下,現在香港人不只失去了原來的生活,甚至比大陸人的生活更悽慘,台灣政府卻反過來收緊香港人移民台灣的限制,來台的審查待遇竟然比大陸人更嚴格,對於口口聲聲愛護民主自由的蔡總統而言,實在是說不過去。

最為人詬病的是,在2020年8月17日修訂《移民條例》,竟然連帶之前申請的個案,審批都受到影響,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而且審批透明度低,申請人無法得知自己的個案進度,又沒有一致的準則,同一類型的申請人,有人需要補文件,有人卻不需要。補文件亦欠缺清晰指引,有申請人被要求寫過去一年的活動,可是專業移民居留一年期間,按規定是不能工作,究竟要求他們寫甚麼呢?旅行?所讀課程?往往令申請人摸不著頭顱。

我們希望入籍審批能夠增加透明度,尤其是在國安的審批過程,對相關大陸出生或曾任職公務員背景者,不宜一刀切拒絕,應予彈性考慮,例如年少時已移居香港,未有宣誓效忠特區政府的公務員,曾在公立醫院工作的醫護人員,應予放行!而且如果在初始申請時,已經知道申請人的背景資料不符合資格,就應該直截了當不批准申請人來台居留。總好過申請人來台居留滿一年之後,申請入籍定居時才被拒絕,給予了申請人假希望來得實在,造成的傷害也較小,好讓他們可以及早另作打算。

2022 年将会是他最大的转折点——客观评价习近平

 方舟與中國 / Matters  【原题:客观评价习近平】

习近平和新中国

二零一二年,中国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的一党制政权,在此年举行高层换届,而这必将影响到全球的政治风向。在无数目光聚焦之下,新任领袖习近平站在了人们面前;就如传统的政治戏码一样,这位领袖经“党内选举”和“不记名投票”成为国家元首;十八大会议宣布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兼任军委主席。

外界对这位新晋领袖的信息很模糊,而中国人对他亦不甚了解。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在各国记者前亮相,最高领袖向媒体挥手致意,在按惯例宣讲了共产党对中国的积极意义后,习近平表示新的领导班子将承继历史,带领民族前进。他总结道:“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

此时大家都在猜想,这个人将把中国带往何处;许多人对习近平做了正面评价,认为他是一个平实的领导人。而民间亦对他寄予厚望;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开明的君主,会带领中国走向变革,甚至走向民主;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尤其抱有殷切的期望。

不过回想起来,胡锦涛上台的时候,民间的反应也是如此;如果再往前回溯,会发现每一任领导上台时中国人都会做一场春梦,梦到:“明君降世,国之中兴”。然而不过几年,这份热情和期望便会破灭,人们又开始寄望于下一任明君。

这是个稀奇的现象,似乎中国人在基因中比基督徒更渴盼救世主;即便每个王朝最终都把民族带向深渊,但这份火种不曾熄灭;因为儒家早就预表过中国会迎来君天下的时代,炎黄子孙将生活于一片王道乐土。

人们于是把希望放在了习近平身上,指望他给中国带来焕然一新的气象;而作为国家的新舵手,他也颁布了全新的政治纲要,提出有别以往的思路;他认为中国屈居一隅,韬光养晦,已失去了民族的锋芒。所以他要让国家重新腾飞,博取更显耀的国际地位。他把这种构想称之为“中国梦”,并且和前任领袖一样,他提出要深化改革,消除贫困,让全民进入“小康社会”。

但往往人的见解越成熟,在政治上的幻想就越少;清醒的人不会指望独裁领袖行善,只会指望他不搞破坏。当人们还在幻想“中国梦”带领民族阔步前行时,新的领航人已然朝反方向转了舵。——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大概谁都不会想到将来有一个人比他走得更远。习近平开始宣扬基于红色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强调思想作风建设,并提出要整顿社会风气。

这让全国上下的气氛变得阴冷起来,政府开始检视人们的言行,并禁止对敏感话题的讨论;媒体的声调逐渐改变,而许多网站也被清查。中国人曾经的精神乐园,——社交媒体,开始大批进驻网络警察和舆论引导员。中国的舆论空间被划出许多禁区,人们不得不在很多地方收回脚步,但却发现立足之地已变得异常狭窄。

与此同时,中国的监控数量呈几何数上涨,从城市到乡村都布满了政府的眼线。城市开始运行一种“网格化管理”的社区制度;同时民间的聚众,讨薪和上访等行为受到严密管控;而司法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因言论导致的“寻衅滋事”和“颠覆国家政权”等罪,甚至有人提出,“妄议中央”也可以成为一项罪名。

整个中国出现了远超薄熙来时代的不安情绪,因为习近平所带来的气氛有些反常;如果说薄是一个拿着话筒的红色吹鼓手,那么习就是拿着戒尺而来。人们从未感到红色专制的复辟如此接近,而此时媒体的论调也越发鲜明,那就是:新中国正走在习近平所领导的前进道路上

领袖的个人画像

外界一直都不怎么看得清习近平,因为他是个风格不明朗的人,而且所言所行常常背离。人们可以从他身上观察到很多特质,但都不足以定义他;同时他示之以人的,是一副超然的人格画像。这种超然带有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并带有某种偶像光辉;习近平打算站在一个比传统更高的立足点,以产生对世界的影响力。

他上台后的一个主要行动是打击贪腐,两年时间内,他打掉了数百位贪官,收缴了百亿赃款。媒体宣称他一改中国靡败的政治风气,而这也积累了他的政治资本;同时,这位领袖也不忘塑造一个亲切,可敬,及威严的政治形象;他频频视察军区,发表战略部署和指示,让军队提高思想觉悟和警惕;而在人民那一边,则展现了慈父一般的胸怀;媒体屡屡拍到他与民众握手及抱起孩子的画面,就像曾经的独裁领袖斯大林和萨达姆所作的那样。

其实按共产党领袖的传统标准来说,这已经算足够的交代;但习近平的期望显然不止于此,他要让自己和过往的领袖判然分明,而不是作一个循规蹈矩的继任者。他打算用更进取的方式去宣传自己。

在这种意愿下,习近平展开了一番颇具规模的形象计划,他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性格积极和富有技术性的领导人。他向媒体宣称自己喜欢各类运动,诸如登山,网球,排球,武术,乃至冰雪项目;在访美期间,奥巴马与他谈及运动的话题,习立即表示自己喜欢游泳,且每天都会游一千米。

当然在习近平释放这种信号的同时,国内也在进行对应的宣传;媒体罗列出习近平的个人事迹来证明他的确热衷于运动;包括他年轻时被下放到农村,并在七年知青岁月中激励而奋勇地前进。

这些报道获得了领袖的青睐,让习近平显得意气风发。而为博得领袖的欢心,人们想出了更多方式去取悦他。有喉舌为突出他亲切的形象,给他起了个昵称为”习大大“;当他在一家包子店用餐后,立刻有人写了一首《包子铺》来赞美其亲民作风。

这些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赞赏,而其他人也唯恐落于下风。习近平在 2016 年视察新华社后,该社编辑立刻写了一首诗:《总书记,您的背影我的目光》,以表达对领袖的深情缱绻;而一位学者仿照中国著名的训蒙作品《弟子规》,创作了一篇《习子规》,以赞颂习的深思见解;同时中国最权威的姓氏名谱《百家姓》,被民间作者改为以“习”为首的《新百家姓》;俄罗斯歌谣《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被改编为《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及姊妹篇《做人就做习大大这样的人》,甚至还有儿童版的:《我家有个习大大》。

实际上每次中国领袖上台,都必然引发文艺界的投机热潮。但习近平一开始就把宣传上限设得太高,以至于吹捧的调门越来越刺耳。——有人将习近平比作新的红色领袖,编写了歌曲:《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而一些人大胆寄调红歌,写出以《东方红》为底本的《东方又红》,及《习总书记的恩情永不忘》等。

但在毛泽东之后,为领导人编红歌被视为禁忌;而习近平此时已被推举到与毛并列的地位。不过政府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因为他们发现领袖并不反感,甚至还显得比较受用。而这也让宣传出现了脱缰之势,这股潮流开始从国内向国外溢出;并且在其中打头阵的人,正是习近平自己。

在上台的最初几年,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放话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并且号召大家:"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番话被媒体们会意,它们开始宣传习近平与书籍的渊源,还罗列了几份”领袖书单“。而“网民”们也应景地感叹道:“主席的博学让人钦佩”,“领袖的勤奋让人自愧不如”……。

这段时期的主流媒体,几乎都在颂扬习近平的读书故事。但中国有句老话:“饭不宜饱,话不宜多。”在一件事上见好就收,往往还能留一丝余韵。然而媒体的吹嘘却助长了习近平的胆量,让他走上了一条覆水难收的路。或许他看到此举成效显著,便忍不住把这个话题扩展到了外交场合;2014 年初,习近平出席俄国冬奥会时向采访者说:“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列举了自己所读过的俄罗斯作家,有戈里,莱蒙托夫,普希金,克雷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并表示书中的许多精彩章节仍记得清楚。

而在同年 3 月,习近平参加中法建交 50 年大会,他拿出一张诡异的稿件,面对镜头开始逐条念出他所读过的法国名著,以及他赞赏的法国艺术。这和俄罗斯的场景如出一辙,只是名单换了法国人,有蒙田,拉封丹,司汤达,到福楼拜,大仲马,乃至于凡尔纳等;而艺术领域则包括莫奈,塞尚和罗丹等。

这场演讲的气氛有些异样,显然法国人对此感到不解;不过习近平此番演讲的效应还没有扩散,而这也让他一鼓作气;在 2015 的英国国事访问中,他在参加伦敦晚宴时习惯性地拿出稿件,如法炮制地开始念书单;这次的讲稿较长,整个讲话也几度间歇。他从古希腊名人念到了近代艺术家,当然也特别突出了英国。

此刻的习近平已如脱缰之马,只待拿下全世界的书名。在同年对美国的访问中,他也没有放过美国人,在演讲中将具有影响力的文人及著作一网打尽。在这几场跨国访问中,习近平生生地将演讲变为了报幕,他的稿件很长,念完一张撤走一张,而且要逐字逐句看清内容后才抬头发言。而且他的书单过于冗杂,从文史哲到经济政治,从先秦诸子到西方艺术,几乎像一部世界名著汇编

然而习近平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他几次三番的念稿之后,气氛开始变得微妙;外国听众对一个独裁领袖贩卖他们的文化感到错愕;而中国人则分外尴尬,很多国人为这一幕感到脸红,因为习近平此刻代表的是中国。这几份国际书单开始在世界网络中扩散,习大大借此闯出了名头;但同时也有人察觉到了灾难,其中就包括习近平的幕僚们。

论谋臣

对独裁领袖来说,臣子们通常会为他描摹一幅理想的个人画像,为的是不触犯其尊严;正好似朱元璋的宫廷画师们从不画他本来的面目一样。但独裁者又不能尽信臣子们的阿谀,否则会障蔽判断;就像习近平的幕僚团队那样,仿佛集体陷入了魔怔,以至于鬼使神差地相信念书单这种小聪明可以创造个人魅力;而最奇怪的是,习近平也鬼使神差地照做了;并且人民日报还一本正经地把这些稿件做成了“习大大的书单”。

可以说这是近代政坛上最荒诞的一场闹剧,一国领袖即便再无知也不至于如此失格;这的确有习近平幕僚的责任,他们缺乏常识,不做考察,没有考虑到习近平早年不可能看到这些书;但核心的问题还在于习近平自己失察,没有考虑到正常人不会动辄念书单。这几番读书演讲恰恰暴露了他的匮乏,让他遭到十足的嘲讽。如果说习近平的幕僚是个出馊主意的团队,那么他自己则表现出无知无畏的态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白得太晚,当反应过来时已难以挽回这一出败笔。

并且这番举动还有一个附带影响,就是让习近平自断了退路;因为不刻意提到读书,很多人还无法掂量他的深浅;但要扮演专家,就没法在学问上留有余地。而习近平又常常读别字,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疑惑。人们发现他时常口误,例如把颐指气使和金科玉律这类俗语念错;不过这还算无伤大雅的口误,而当他把“精湛”念作“精甚”,“赡养”念做“瞻仰”,且在发言中被镜头拍到“岿然不动”这个词竟然有注音时,人们就看出他识字不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么。

其实历史没有规定国家领袖必须博览群书,只是独裁者往往热衷于造神;尤其是中国的领袖不乏文人,这更让习近平生出了攀比之心。但他可能没注意到,读书人不会卖弄自己;例如毛泽东就遍读经史,但他从未标榜自己读过多少书;再比如江泽民涉猎过西方文化,他曾在接见法国总统时赞扬法国文化底蕴深厚,有名人如巴尔扎克等;就如此简单一句话,点到即止,显得落落大方。

这种文人风度很让习近平羡慕,因为这是他的痛点。很多人都知道他读书不多,如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曾说:“没想到他(习近平)文化程度那么低”。这种评判会让习近平感觉难堪,让他无法与那些风雅的领袖们并列;因此他显得很急切,并在对外公布的履历上注明自己是博士;但这种强调让他显得自卑而短浅,因为每个人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不同。拿前任领袖们来说,毛泽东生于民国后期,处于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氛围;邓小平早年在欧洲留学,同时做资本主义的功课;而江泽民则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

但习近平却在忽视背景的情况下,草率地冒充文人。这反映出他的整个团队都很鲁莽,他们只考虑修补主子的短板,以至于创造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形象。他们本想为习近平搞一出“诗书负笈”的戏码,却不料透露了领袖“文表而枲里”,让他成为了世界的笑柄。

究其根本,其实是习近平本身缺憾太多,因此产生了对个人魅力的执迷;这导致他的团队眉毛胡子一把抓,希望各方面都能占一头。比如在读书之余,他们还打造习近平爱运动的形象,让他在镜头前呼吁全民健身;对奥巴马说每天游一千米估计也是幕僚们的主意,因为游泳往往可以彰显膂力和积极性,就像毛泽东游长江曾被传颂一样。

但习近平的团队瞻前不顾后,他们把习塑造得博览群书,却没有考虑到他不怎么识字;把他打造为一个运动健将,却没有联想他大腹便便的身型。——打造形象多少需要外部特征的对应,例如普京要做硬汉,他就会骑上摩托和拿上猎枪;薄熙来提倡运动,好歹会给重庆修登山步道;而胡锦涛出国访问,也能和日本国手福原爱打一局乒乓球。

反观习近平的谋臣们,一味地罔顾现实,他们的宣传毫无铺垫,也不考虑是否存在抵触。在习近平登基后,政府按照惯例制作了一张领袖半身像。但这张像和习近平本人差异甚大,照片的美化让他成为历代领导人中最脱离现实的一个。

观察这些人设策略,其实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团队中有人留过学,喜好从国际视角来创造亮点。人民日报曾经在外网发布了一个短视频“ Who is Xi Dada?”,在其中借洋人之口去宣传习近平,在对外国青年的采访中,大家都表示习近平“富有才干”,其中的女青年还认为他颇具男性吸引力。

这个视频是习近平访美前发布的,和念书单有异曲同工之效。这些受访者的奉承被外界强烈质疑,人们声称在其中嗅到了朝鲜的宣传气味。同时,为推行习近平的一代一路,媒体制作了一首童谣:“ The Belt and Road is how ”,并聘用外国儿童进行演唱。但这首歌在网上遭遇恶评,许多国家的网友留言指责,其中有人说:

“这是让小孩对基建感兴趣?”

或者说:

“显而易见,一代一路始于童工。”

上述这些宣传,显示出一种洋墨水的成分,但这个墨水显然经过了封建色彩的过滤。习近平的团队希望在国际舆论中做出尝试,但他们没能把握国际文化的脉搏;人们认为这些宣传十分低俗,并对儿童作为政治工具感到反感;有人就此制作了一首反讽歌曲:“ This is China Xi ”,同样以童谣的方式,揭露习近平在国家治理中的阴暗面。


皇帝和魅力型领袖

习近平的宣传不但在国际上遭遇了挫折,在国内也同样走得步履维艰;这源于他对政治形象存在过于迫切的需求;因为他在上台前是一个能见度不高的官员,整个政治履历平平,并无值得夸耀的政绩。他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被选为中国领袖,而这种环境并不能给他以安全感。

这样的资历让他难以得到各阶层的认可,而他指望在上台后去弥补这一切;他明白人们对国家领袖的要求不同于一个地方官,因此不能继续保持平庸;他至少要有比肩前任领袖的政绩,才能证明他有资格执掌中国的权力。

虽然习近平在上台的两年内就打掉了大部分敌对势力,让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但他一直陷于一种深刻的不安和自我缺失中;这种情绪在他登基的第三年,中国举办抗战 70 周年大阅兵时表现得尤其突出;这是习近平第一次阅兵,按惯例来说,正是展示领袖权威的重要场合。他坐上观礼车,巡视三军;但在整个过程中,习却没有展现出掌权者的从容,反而显得神情僵硬,意气消沉,似乎笼罩在一片焦虑中。

这是一种深层不自信的表现,是个人权威尚未稳固的状态;这在过往的领袖身上很少见,况且习近平年富力强,不过 60 出头;而回顾 1984 年的阅兵式,邓小平已 80 高龄,却依然显得精神矍铄,踌躇满志。

人们逐渐在习近平身上看出某种欠缺,大家很难说到底欠缺什么,因为他似乎拥有一切;但这种欠缺却十分致命,因为这是一种领袖人物的天赋和素质,这项天赋对掌权者来说十分重要,甚至比军权更重要,这就是领袖魅力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把领袖魅力定义为:“人格的某种特质,使某人显得与凡人不同,且被看作拥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非凡能力或特性的人。凡人无法获得它们,而它们会被视为拥有神圣的源头,而拥有他们的人因此便被认定为领袖......魅力型权威则是:建基于领袖“超凡的个人特质、神奇的洞见或成就,并吸引跟随者尽忠和服从”之权力。”

澳洲心理学家伦·奥克斯对此作了一层注解,他说:“魅力型领袖精力旺盛,加上内心澄明,不会被常人的焦虑和内疚所困。”

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领袖通常是旧权威的挑战者,他们会与传统的权力嬗递发生冲突;但正是这种挑战者的意志,能创造一种内在信念,让他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威。而这种超凡特质会被普罗大众视为神授的印记,让人民萌生追随的意愿。

所以天赋魅力会为领袖带来君权神授的意味,即便是唯物主义者和民主世界,也会为这种魅力着迷;而对领导者来说,这项特质能造就他的“自我本位性”,这种“自我本位”便是独立人格的锚点,它是个体的自我印证,标示着他在芸芸众生中的独一和稀缺。

历史中的伟大人物必然是魅力型领袖,而政治开创者也往往是魅力型领袖;政治家们通常都渴望这种魅力,因为它能赋予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和号召力;然而这种天赋却无法世袭,即便这个继任者是一个皇帝。因为皇权无法赋予个人杰出的品质和让人倾倒的风采;皇帝可以居高临下,但魅力型领袖却是一位学习者,友人,和导师;他们富有学识,并能传递深邃的思想。

——而这正是习近平所无法跨越的鸿沟,他和魅力型领袖的任何一条特质都无法匹配。曾有记者采访他在梁家河当知青时的邻居,他评价习为“一个不爱交流,也不爱说笑的人"。记者在香港采访了一位习近平当地方官时与他接触过的人,他评价习道:“很乏味,没人会记得他”。

习近平的团队在他登基后试图补救这一切,他们搜罗了一切魅力特质往习身上堆砌,并试图通过宣传强加于全世界。而且为了符合魅力型领袖的思想家特质,他们还亟需为习近平打造一个思想体系。

然而中国的政治路线基本已被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所涵盖,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开始,价值体系已经沦为一种概念拼凑,显然中国领袖的思想魅力在褪色。但习近平心有不甘,他不愿像江泽民和胡锦涛那样成为一个过渡型领袖,这让他强烈地想要表现一种思想见地。

习的幕僚殚精竭虑,终于为他想出了一个颇有气局的概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旨在把习近平塑造为一个旷世英主,具有民族救星的地位。它显示出习近平强烈的好胜心,但却傲慢地把前任领袖们排挤到次要地位。因为它表示中国此前都处于蛰伏和衰微的状态,才需要某个伟人来一改颓势。

而反过来,这个口号也没有给习以自信;他仍然在前任们身上寻找可资借鉴之处,以至于身上时常出现其他领导人的痕迹。他在对内政策上仿效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在树立权威上仿效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外交上仿效江泽民的文化气质;但他并没有内化这些特质,因此显得格格不入。

习近平始终不明白,领袖素质是一种灵魂上的深度,是历史进程刻画在政治人物内心的烙印;它是个人的阅历,素养,以及后天磨砺所促成的自我本位的觉醒;无论作为一个宗教家,独裁者,还是民主斗士,必定要树立这种自我信念的笃定,才能将自己的意志贯彻至终。因为本固才能叶茂,唯有发自于内的认知才具有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一念书单就让人看出是在作假,因为他丝毫没有散发出内在的真实。

虽然习近平上台后取消了任期,以让自己具备长期执政的条件;但其实任期制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不具备服众的特质。他创造了很多概念,但一直没能找到一个可依附的内核;他时常说出自我标榜的话,但具有浓烈的假大空色彩。在历任领导人中,他是言辞最空洞的一个。在 2016 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习近平说要给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这种言论就毫无意义。他传达给世界的印象和他本人大相径庭,但他却相信这些手段能赋予自己魅力,以至于不可自拔地投入到一种自我编织的幻想中。

负重前行之路

纵观习近平执政十年,会发现他性格比较强势,在政策上也比较激进。但从人格上来说,他却是一个被动者。从头至尾,他都很少坦然地自我表达,而更像被人推动一般,显得亦步亦趋;并且在幕僚们粗暴的推波助澜下,还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这些因素都在积累他的不自信,也让他表现得越发拘谨。——在 2021 年 7 月的世界政党峰会上,习近平按照惯例读稿,但在近尾声时,却重复念了之前的稿件;有人从旁将后续稿件递过来,习近平浑浑噩噩地问了句:“我这说完了吗?”——这显示出他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且注意力不足。

此外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采访女记者向习近平问及中美贸易战,说川普是个精明的谈判者,中国打算如何应对?他思索一阵后,翻看了一下手上的册子回道:”我看看我准备的这个本本上有没有这个内容“(本本大概是幕僚为其准备的发言稿)。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人们发现习近平离开稿件就异常困窘,他无法自如地回应预设范围之外的问题。而面对这一幕,国内的喉舌只能没话找话,辩解说是习主席在刻意展现幽默;但实际上任何人都能看出这是一个困顿的局面,习近平的反应让人联想到邓所批评的本本主义,让人感到他十分教条化。在这上面人们不免联想到邓或江这些领袖,他们在外事场合中矫健的谈锋和此刻的习近平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此时在台下随行的王毅杨洁篪都一脸茫然,两人既感到关切又感到失落;他们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最后却产生了一种无力感。

为避免更多的挫折,习近平只能尽少地表现自己,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刻意地低调处理。这自然能让他少出岔子,但另一方面也让他的政治形象越发苍白。人们看出习近平在治国上缺乏建设性,而这种负面印象不可避免地会延伸到政权本身。习近平对此感到紧张,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执政基础在削弱,会让他遭受更多的质疑。

这刺激到了习近平对权力的执念,为稳固权威,他让幕僚们为其编写了《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在 19 大时将其写入党章,又在次年的 13 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将其写入宪法;与此同时,全国把习思想纳入学校的教育课本,同时也将其开发成移动应用,以让公务员们定期学习。

这些举措是为了让习近平的声音对国家进行全方位覆盖,并在一种强迫的意味下表明他的执政合理性。同时为了稳住局势,他大力营造宣传气氛,让媒体和喉舌去粉饰自己;多年前人们曾因薄熙来滥用网评员而批评他,但没有料到习近平对此的狂热尤有过之,他让舆论引导制度蔚然成风;无论学校,机关,公司,还是社区,都遍布着舆论维稳员,以维护领袖的伟岸形象;政府打算把赞美领袖作为政纲,要求全民都具有政治自觉性。

然而这种舆论滥用正体现了习近平内在的匮乏,暴露出他执政力不足的困境;他扩大宣传是担忧自己的形象在对比其他领导人时落于下风,尤其是那些能力杰出的近代领袖,如江泽民和薄熙来等;他一度羡慕他们举止从容,能言善道,可以在国际社会中如鱼得水;江泽民曾在华尔街敲钟,也曾在哈佛演讲;薄熙来不是总书记,却得到了各国领袖的赞誉。他们身上总有发掘不尽的素材,而习近平却不得不借助于媒体和网评员的鼓噪,去制造一种成就卓著的幻象。

习近平当政这十年,是网络水军最汹涌的时期。因为他执政的缺漏太多,只能依靠这种偏方来弥补。但舆论煽动终究是无本之木,没有任何政治家能依靠它维持地位永固。同时伪装民意显得过于猥琐和下作,网评员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臭名昭著,其引导舆论的边际效益也在递减。而且当一群乌合之众献媚表功的时候,往往不知节制;例如有人尝试编辑“习主席语录”这种新一代红宝书,也有人把习近平的画像和毛泽东并列,就像华国锋当年的待遇。此外在“大国崛起”的论调下,喉舌们掀起了“厉害了我的国”宣传活动,以夸耀习近平带领中国步入强国之列。还有大学研究员发表了《中国国力全面超美》的文章,并罗织数据来证明这个论点。

这类文章在国内引发了批评,人们认为这会带动新一轮的浮夸风,即便是官媒也不得不叫停这种做法。显然习近平身边有人发现,这种风气夹杂着捧杀的风险;有人在暗中使力,试图把习推向一个极端;而“低级红高级黑”这个词也在此时被提出来,官方指责各种夸诞吹捧看似帮忙却实则拆台。在习近平上台这些年,整个外宣就处于这种摸爬滚打和左右冲突中。而习近平自己也有所警觉,他在一篇讲话中说:"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

这是个矛盾的现象,因为习近平的团队就是过度宣传的始作俑者,而他们又要对此进行降温。作为一个领导人,习不会不明白过火的吹捧是危险的,但他对个人崇拜的热衷造就了这个投机市场;他有时候也很难判断哪些宣传是合宜的,因为他拿不准这些人是否真心在帮他。——在人大会议中时常出现一些情绪激昂,饱含泪光的人大代表,对着镜头感叹习近平的伟大,并希望他执政终身。这些矫揉造作的奉承一方面让他感到不安,一方面又让他感到宽慰。习近平虽然要杜绝不良文风,但又需要它们来召唤忠诚。

因此各路媒体挖空心思地往他身上贴金,试图为领袖打造一座偶像金身。但习近平的个人特质太薄弱,以至于这些金箔一贴上去就剥落下来。各种赞誉在他身上总像雁过无痕,无法驻留。而这也是中国媒体的困境,他们在习近平身上感到很吃力,比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吃力;他的形象早已千疮百孔,即便最会搬弄辞藻的人也感到力有不逮。但凡他身上能流露一星半点的闪光,媒体都像如获至宝,立刻集体躁动。

不过大家都明白,这些用宣传所挥舞出的流光溢彩总会消散,剩下的将是显而易见的简陋和破败。而习近平的压力比媒体们也不遑多让,他用空前的力量来做政治宣传,但始终无法获得牢固的拥护;他的执政就像逆水行舟,需要马不停蹄地造势,一旦在炒作上有所松懈,形象就会迅速褪色。双方就在这种情形下勉力加持,但无奈朽木难支,付出再多努力也还是看到对方一点点垮下去。

大国内政 1:重塑权威

习近平原本希望以扩大宣传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他的好感;但他又欠缺自我支撑的优势,因此难以留住人们的拥护。这导致人们对习的态度很矛盾,大家一方面感到他的表现差强人意,是个不合格的领袖;但一方面又看到他手握重兵,因此不得不在表面上虚与委蛇。

而这也让习近平政治思路经历了一场转变,在一开始,他并没有打算把个人崇拜搞得太隆重;他虽然宣扬红色思想,但和薄熙来的唱红是基于同样理由,就是处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民主自由化后遗症;这是共产党的集体决策,而并非他们的个人意见。反而习近平在登台之初就试图展现一个先进的形象,希望以此招来大众自发的拥戴;不过这种尝试遭遇了挫败,他发现越是搞政治秀,自己的弱点暴露越多,而这也为他招致了批评和嘲讽。

这让习近平萌生了一种逆反情绪,他认为人民在改革开放下被过于纵容,以至于失去了对领袖的尊重。——他放弃了打造国际形象的努力,而开始强化内政。他把自己的困境上升到整个政党的层面,认为势必要钳制人们的言论和禁锢他们的思想,否则他们就会对政权生出异心。

这个局面实际已经越过了政党内部所认可的界限,高层打算遏制右倾和民主意识,但并不意味着要走向个人崇拜。但习近平却借此加强个人集权,并在执政作风上转为偏激。他相信一切改革都可以退转,自由思想也可以被抹杀,比如伊朗和柬埔寨就是成功的案例;——这两个国家都曾经历过民主改革,也获得了短暂的社会解放,但经过独裁者们的努力,最终还是把国家拉回了专制。

这种由民主向专制的逆转型,给了习近平启发;他要一改中国人思想上的放任局面,让他们重新学会敬畏。他修改了党史,把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错误,都重新定义为一种探索。他要人们把不良认知剔除,并将共产党定义为毫无瑕疵的政党。他在党史学习大会上强调说:“一些错误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

而为了为重塑专政的权威;习近平的政策也显得越发凌厉,并在宣传上有意无意地制造恐吓气氛;他时不时地颁布一两条严苛的法令,以此来给社会做压力测试;如果民众反应强烈,就把法案稍作调整;如果没有抵抗,就不妨加重力道。

在中南海的一条条政令下,大家看到违背主流意识的媒体在网络中消失,网信办封禁了“影响青年人意识形态”的 APP,并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算法推荐的互联网内容符合主流价值。此外文旅部加强了娱乐场所的管理,规定 KTV 传唱的歌曲不得存在危害国家统一等九项内容。

习近平就是以这种温吞而隐晦的方式,给社会管控层层加码,并收紧人民的权利。在他看来,只要实施政治高压,人们挺直的脊梁自然会弯下去;就像塔利班可以重新掌管阿富汗,伊朗可以从代议制退回到政教一体,缅甸军政府可以推翻昂山素季的民主改革一样。

同时,为了让领袖的意志绝对化,习近平打算彻底净化中国;他认为国家要坚决清除那些影响政权的外道势力。在这些势力中,习尤其憎恶宗教;他认为社会主义容忍宗教是一种妥协,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宗教宣扬精神救赎,让人们不向世俗权力臣服,这本身就与一党制权威相对立。

早在胡锦涛时期,中国就形成了打压宗教的风气;而到了习近平这里,更是认为下手宜重不宜轻;自 2014 年开始,政府以"三改一拆"的名义开始拆除各地的基督教堂和十字架;这场活动自浙江福建开始,逐渐推进到北方和内陆。仅浙江两年间就拆除了上千个十字架,而安徽半年间拆除了九百个十字架。并且为了防范宗教活动回潮,政府将大部分宗教集会定义为非法活动,并在教堂内安装了监控。

拆除宗教标志被上升为国策,除基督教外,习近平也掀起了新一轮的灭佛运动和去伊斯兰运动;——山西仙堂山的世界最大坐佛像,河北皇安寺 60 米的观音像,辽宁庄河市的千佛洞佛像等,都在习近平任内以各种理由炸毁或拆除。在云南巍山县,政府对伊斯兰教展开了系统性打击,官方以非法宗教场所为由,派出警察去突袭清真寺;而其实这些清真寺早已有所警觉,他们在此前给寺庙挂上了国旗,只是这未能成为宗教的保命符。

此外,政府同步地在文化领域内去除宗教痕迹;一些小学开始排查和清除有关”宗教,反动和境外“书籍,这个政策很快蔓延到中学,大学,甚至图书馆;管理员按名排查,以至于荒诞到尼采的《敌基督者》和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这类非宗教著作也被下架。

在习近平的去宗教化大业中,基督教遭患尤重,但他发现打压教会反而激励了信徒的热忱;在一些被拆除的教堂前,信徒们屡屡聚集在废墟上向十字架祈祷。这种执着让中国这个无信仰社会感到难以理解,也更加让习近平认为宗教是政权的威胁;他对此表态说:“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并且:“中国的宗教必须中国化。”

习近平下定决心,要扭转业已执行了六十年的宗教统战策略,从这片大地革除神权的影响;同时,他还要建立一个文化上统一的中国,在打击宗教之余,他也开始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尤其是那些具有本土宗教的民族。习近平认为这些民族的独立信仰在滋养一种内生性的抵抗,因而分化了中央的权威。他改变了以往的怀柔政策,责令少数民族学校用汉语教学,并在各个方面取缔其文化特权。这些政策尤其针对西藏,内蒙和新疆这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区。

大国内政 2:君威与法制

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人们曾诟病他对法制的漠视。但在今日,人们肯定会对他表示宽容。因为相较于习近平,他的手段早已相形见绌。

其实无论是信仰自由,还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都被列入宪法保护。但这些明文对习近平毫不构成约束,他在践踏法治方面,几乎可以说任由一己之欲。

正如拆除宗教建筑可以采用一些任性的理由,对信徒的打压也可以采用地痞流氓般的手段;习近平旨在用领导批示,行政命令,和军警镇压来取代法制。这不仅针对宗教人士,亦针对普通人;政府对一切群体都采取着高压的姿态,例如在习近平任期内发生的深圳工人维权事件,和妇女反对歧视的抗议等,都被政府以雷霆手段镇压和抓捕。

但习近平发现,无论宗教拒拆还是民间抗议,后面总有一群支援他们的力量,就是中国的维权律师;这些律师通过法律途径为大众争取权利,并指责政府的非法作为。——这再次触碰了习近平的权威,认为法制给了人们过多的话语权,尤其是给了律师对抗政府的资本。若说薄熙来当年对抓捕律师的质问还需要闪烁其词,那么习近平则显得目空一切。——既然维权是法制系统和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他就要亲手去拆除它。

2015 年 7 月,政府发动了著名的“ 709 维权律师大抓捕”,当局在 23 个省份系统行动,对上百位律师,维权人士和公民记者进行了传唤逮捕。这次事件中一些律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罪,一些人被失踪。政府在媒体上宣称律师是社会事件的幕后推手,和访民与犯罪团伙相勾连,炒作敏感事件,扰乱社会秩序。

而且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发现很多人权律师同时也是基督徒,这足见宗教会在无形中传达普世价值;而当这些普世价值唤起大众的良知和正义时,就会引发人们对专制的抵触。

习近平很忌惮这一点,他把抓捕异议人士定为了国策。而且他有一个根本的看法,就是中国的人权抗争实际来自于于西方的自由思想,这种思想正是资本主义刻意给中共制造的威胁。早在抓捕律师前,西方就点燃过其中一个导火索,就是在 2013 年,彭博社一年间数次报道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官的海外财产,并列举了详细数据和资料来源。

这个消息让政府异常紧张,并立刻用防火墙进行了屏蔽;这种言论自由的风气让习近平很恼怒,因为他们总在揭露各个国家的政治暗箱,尤其是揭露中国的官僚财富和少数民族问题;并且在习近平抓捕了律师和维权者之后,也是这些新闻媒体在国际上进行救助和声援。

这种人权监督和自由价值的传递,显然在策反群众,给政府制造阶级敌人;习近平认为形势已发展到需要从源头上切割的地步;在之前彭博社发布报道后,政府就拒发了该社和《纽约时报》等记者的签证;而恰好美国认定五家中国官媒为“外国使团”,并非自由媒体;习近平也立刻回击,吊销了外媒的记者证,并同时驱逐了美国三大报业的记者。

而一旦赶走外国媒体,政府打击维权的行为就会更少受到关注,让习近平可以肆无忌惮;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中国 2020 年连续成为世界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仅在这一年就抓捕了 117 名记者,尤其是疫情期间前往武汉的记者。

在打击人权上,习制造了创举,他抓捕维权人士的数字超越了江胡两届领袖之和。他相信律师总有抓完的一天,记者总有噤声的一天,少数民族也总有屈服的一天。中国可以接受低人权的状态,而这最终能消除大众的叛逆之心;如果全民都在歌颂领袖,那么这种歌颂就会变为真正的拥护;就像朝鲜人民那样,没有办法去分清现实中的真伪。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1:三位一体(青少年,民企,商业寡头)

从习近平的一系列手段可以看出,他要重塑中国的政治秩序,并带来国家结构的深度转变;而这还需要满足一个核心条件,就是经济领域的支持;——在这个领域,习近平同样进行着一场斗争;他大刀阔斧,对国家经济逐层整改。从他就任以来,国家对企业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严苛;而且政府设计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打击手段,给各种产业带来了重重压力。

这多少让人们感到费解,因为习近平的目的显得隐晦难辨;人们推测他认为邓小平的路线已不符合中国的现状,但又没看到他提出更行之有效的方式;不过这正是习布下的一个经济迷雾,在这道迷雾中,有一个三路并进的架构;而这个架构的第一层,就是青少年管理

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强调,要加强青少年的意识形态教育。他在一篇讲话中说,要:“引导青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提醒他们:“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在领袖的指示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文化批判之风,政府针对“不良”“反动”和“低俗”信息进行全面整治;官方尤其指责娱乐行业,认为它们在荼毒青少年。国内媒体发布了一片文章:《警惕追星思维侵蚀主流价值观》,认为明星打造“偶像金身”,操控青少年精神。广电总局提出:“要抵制低俗之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止未成年人节目出现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

政府规定传媒平台下架所有存在“价值误区”的节目,并且为了“防沉迷”而屏蔽了境外游戏平台。习近平再次提出,抓思想要“从青年和娃娃抓起”,他要求学校恪守教育底线,不得宣传违背核心价值的思想。此外,为了给学生“减负”,政府向中国最传统的行业——课外补习下手。国务院发布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规定培训机构不得占用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同时这些机构不得上市,也不再进行审批;并且严禁加入境外课程,以及聘请外籍人士。

就此来看,习近平似乎是冲着孩子来的,因为课外教育和娱乐业有浸染中国意识形态之嫌;不过这场行业整顿也引出了习近平经济迷雾的第二层,——政府并不只是在整肃娱乐和教育,而是在对民企的全行业下死手;习的政策不是为了规范市场,而是打算推倒重来。

在最近几年的市场整顿下,有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对民企的打击往往和政治打击并轨;政府在几年间抓捕了数位“言行不审慎”的企业家,其中包括重庆的李怀庆,河北的孙大午,北京的耿潇男等,这些企业家都存在政治上的言论不当,并且为维权者和异议分子发声。

这再次反映出习近平最根本的顾虑,就是经济自由化可能催生民主变革;他上台后遭遇了不少反对之声,其中很多就来自于律师和企业家之流;他认为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样,都会让人产生政治诉求,而这也是西方输入资本主义的意图所在。在某种意义上,经济自由化是一种错误。需要纠正的是这种模式本身,而不是一两个企业家。习近平执政期间,以“非法经营”,“破坏生产”等罪名抓捕和剥夺营业许可的企业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分析,近几年被定罪的企业家中, 民营企业占比八成以上。

而对那些无法在政治上定罪的民企,习近平策动了一场行政风暴;他频繁出台法规,收紧企业的经营许可,加强生产流程审核;同时将税收和社保缴纳比率大幅上调,此外还在信贷上提高了他们的融资门槛;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规定私企要建立党支部,让他们养一批官方眼线去监控自己。

企业在这种整顿之下异常艰难,他们看出政府在刻意制造经营困境和流动性枯竭,而究其根本是为了对私营企业进行侵蚀和吞并;因为每当企业难以周转时,后面就会出现官方的影子。很多人或许记得 15,16 年的 P2P 的爆雷潮,中国曾出现大批金融难民;但人们并不知道很多 P2P 公司被政府做了清算接管,不过接管的只有资产,而不包括债务。

对习近平来说,他经济规划的第一,第二层不过是行政建制之上的顺势而为;而这个迷雾的第三层,则是一场权力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是那些财雄势大的金融寡头,它们披着私企的外衣,背后却盘踞着一帮政治权贵;他们垄断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并以此干预朝政。

这成为了习近平最大的执政阻力,他一直试图瓦解这些势力。而这个意图最早见诸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主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政府宣称这是为了让所有制结构优化,但主要是提供一条兼并私企的方案。如中国联通这类业绩不堪的国企,通过混改方案让众多互联网公司入股,但在吸收了资金之后,联通公司仍被国资控制。

在这个风潮下,金融领域蔓延出一股白色恐怖;直至 2018 年,有不少签署了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被国资接收;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安邦和海航集团;海航旧股东的股权在一番清算后被“依法”清零,至于依据什么法律只字不提,只说是企业野蛮生长的结果,但中国的法律并没有关于“野蛮生长”的罪行。同时在 2019 年,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而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马化腾卸任腾讯的征信法人,腾讯的游戏和音乐都被要求释放版权,理由是反垄断。

习近平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逼迫企业出让股权。而且为了乘胜追击,他提出了“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这种颇为诡谲的论调;这种口号带有共产主义原教旨的气味,让他更方便把矛头对准私营企业。他用给全民画饼充饥的方式,代表着共产党第二次向资本家宣战。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2:“新国企”(国企 PLUS)

这番经济迷雾中的三层结构已经被揭开,但人们仍难分辨它们如何构成一个整体。这正是习近平的过人之处,他在摆布策略时总能让人一叶障目,而实际上他的每项举措都带有系统性的目的。如果追溯习近平执政的轨迹,会发现一个模糊的脉络,这条脉络贯穿着青少年教育,民企,和金融寡头;它们看似有不同的出处,但都是习近平经济规划中的要素。

这个目标可以追溯到“供给侧改革”,习近平当初宣称要消化过剩产能,并淘汰僵尸企业;但他没有让国企破产,反而通过增加原材料成本削弱了民企。而他近年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是最关键的一环,”共同富裕“表面是向富有的民企筹资,去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但习近平并没有给它们留下翻身的余地,他不惜让大公司市值缩水,也不在乎行业凋敝导致大规模失业,他似乎对一切都不畏惧。

显而易见,习有一项颠覆性的计划。其实把“共同富裕”这个词转化为“集中共产”就便于理解了,习近平在筹谋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是以打击私企的方式来扩充国企,以便让他全盘掌握经济资源;他要让国营经济回归,当然并非以计划经济的方式,而是创建一种经过优化和精简的“新国企”制度。

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扭转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但究其根本,却包含着习近平要简化社会结构的意愿;他一直不喜欢多元化,希望一切都服从于政治上的一元性;因为从他就任之初,就没有获得过太多认同,国际社会对他并不看好,国内也不认可他的能力。他在这种困顿的景况下执政了七八年,而恰逢 2019 年中国爆发瘟疫,政府因防疫政策失误而招致了全面的批评。

在这种声浪之下,习近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他认为外国列强一旦找到机会就会对中国发难,因此中国一定要”全面独立“。然而他发现国家在经济上存在严重的对外依赖,因此在很多方面无法不仰人鼻息。而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爆发所带来的外交围堵,却刺激了他的决心,让他确信中国要提前政治独立;他提出了“双循环”的思路,将中国未来的经济定调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他打算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创造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可以自给自足的产业形态。

这个思路源自德国所提出的“工业 4.0 ”概念,工业 4.0 代表产业从电子化普及的第三级工业革命,跃升到信息化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的 4.0 阶段;这个阶段可称之为“工业互联网”,其特点是制造业的智能升级。这个概念在中国被改造为“两化融合”,旨在让信息与工业两个进程相融合,将产业制造和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相整合,从而优化生产与供应。

在 2013 年,工信部发布了《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并由国务院提出了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 2025 》,李克强提出要把中国发展为了一个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 2025 ”并非“工业 4.0 ”这种科技革命,而是致力于制造业的转型。习近平把这种转型定义为国家向全民制造业过渡,他认为中国要自力更生,就务必要提振工业。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却并没有释放出应有的产能。他认为这是劳工结构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年轻人被多元的产业所分流,不去从事制造业,从而消解了产业集中的优势。

而这些多元产业便是所谓的”第三产业“;经济学认为第三产业能增加社会获取感,促进经济活力,但习近平却认为这些产业造成了劳动力的内耗,因为中国的第三产业没有出口优势;反而被西方用来(通过娱乐,金融,文化等)输入意识形态,加大了政府意识统战的成本。

这种产业模式带坏了中国的企业和劳工,让整个国家副业发展过重。而其中尤以教育培训业最无裨益,这个行业让年轻人接受西方教育,让他们学习外语,成为了留学生和移民人口的孵化器;不但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失,还带走了国家的外汇。

这对政府来说是双重损失,习近平毅然关闭了课外培训,并取消英语考试,就是为了阻断这个源头。而与此同时,公共教育也开始全面排除西方文化,甚至是鲁迅这类具有进步思想的文章也要剔除。这个举措是为了削弱素质教育,培养年轻人的劳工意识基础。

为配合这项经济规划,政府对传统学制进行了改革;教育部发布公告,在全国设立 12 个“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要求“不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这项改革将高中教育分为“普通高中+特色高中+职业高中”三类,并通过“中考”实行分流。

媒体称此举势在必行,因为中国正处于“从‘工业 3.0 ’向‘工业 4.0 ’转型的阶段,叠加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影响,容易导致制造业外迁”,因此急需“具备较高文化程度的高级技工”。而“职业高中,特色高中和职业本科教育”,将会是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同时也要让更多的应用型大学举办“职业本科教育”。

显然,习近平在为他的经济计划打造教育基础,他要让劳动力进入实体工厂,为财政创造更多的现金流。并且这种经济结构能创造充分的就业,让中国的失业人口被产业调配所安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就应该是一个工农社会,并以公有制为特色;而其它冗余产业必须得到整肃。他认为创造第三产业的消费不如创造制造业的供给。在今后的中国,无论房产经纪人,游戏代码员,宠物饲养员,舞蹈老师,娱乐经纪人,或是自媒体和培训导师,都应该成为工厂的齿轮,投身于制造业和实体。

而从更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正陷入一场危局,债务累积和产业凋敝必将造成一场不可避免的萧条。常规手段已经很难奏效,习近平认为只有将产业国企化才能解决困局。简而言之,就是要像抓政治一样抓经济,把资源集中以便于“齐抓共管”。

他认为这并非计划经济的回归,而是国企的升级;而这场升级的终点,就是把国企再度合并为具有高级产业优势的“大型央企”。

这个合并的浪潮从 2015 年的南车北车合并开始,然后持续有 2016 年武钢和宝钢重组,17 年神华集团和国电电力合并,18 年两个中核公司合并,19 年保利集团和中丝集团,中国宝武和马钢,招商局和辽宁港合并;以及 20 年中国化工和中化集团这两个巨头合并。

国务院在 2020 年提出:“推动跨企业整合,并购困难企业,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其作用在于:“提高产业集中度,打造高质量示范企业,减少重复投资并优化产业链”。

在这种基调下,央企合并的趋势在逐年扩大,显然习近平要集中产业项目,并让这些企业成为新的经济骨干,去取代权贵手中的巨型公司。这能带来行业的优化,并改善国家的社会结构。他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计划经济就仍然具有优势,凭借他的手段可以盘活那些僵尸企业。在“工业 4.0 ”的背景之下,唯有“新国企”才能具备制造业优势,足以抵御西方的竞争和冲击。

此时习近平的蓝图变得异常清晰,而新经济格局中的三个要素:劳工,产业,和资本,也逐一归位,并对应着之前的三个层面。——今日的青少年,就是未来的制造业劳工;对民企的兼并,就是创造产业集中;而对商业寡头的制裁,就是筹集新国企的资本。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3:“红色贵族”

从形式上看,“新国企”更像一种国家化的劳务派遣,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的混合模型。习近平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更纯粹的制造业国家,人民应该恢复工农阶级的本色,并学会尊重领袖。同时社会文化也需要一场变革,以彻底摒除西方的影响。

但这种构想更类似一个官僚化的工业乌托邦,即便习近平制裁互联网巨头,提出共同富裕,但没有显著的理由说明国家工厂的模式更优越。削弱其它行业去提高制造业的比重是反经济规律的,越发达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越低,而第三产业占比越高。此外经济多元化能抗击风险,即便是工业 4.0,也不代表各个行业的劳动力都要转型去做厂工。

“新国企”更像一种后现代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类似工农兵文化和西方科技潮流笼统的结合。其实很难说这到底是工业 4.0,还是希特勒对德国所规划的工业强国模式。工业国家化不太可能改善财政和就业,而更可能导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的内耗。

显然这个构想更多代表着习近平强烈的掌控欲,他的经济规划其实被他的政治目的所裹挟,透露出他对伊朗和北韩那种一元化政体的向往。但这类国家的产业导向单一,经济结构十分脆弱;而这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不具备现实性。

在如此多弊端下,人们不能理解习近平到底要如何变革;因为无论国家工厂多么先进,只要产业由政府支配,就会导致市场化不足和技术滞后。不过习近平的确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并不打算否认市场化,而是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主导。并且在这项经济规划中,他要创造的是“新一代国企”模式,要全面理解这种制度,就需要结合习近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红色基因”。

习近平不止一次在媒体上强调“红色传承”,并提出“红色基因“的说法。早在 2004 年,他就说:”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而在登基之后,习更加频繁地提到这一点。在视察军区和革命老区时他再三重申:“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并表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继承红色基因是习近平国家结构的核心,很多人以为他强调的是“红色文化”,实际上他强调的是“红色血脉”,也就是红色权贵的嫡系后代。他在中央党校干部培训班上说:“立志做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他在此表明的是,要建立一个牢固,忠诚,以及血脉纯正的红色贵族系统

在习近平的政治理念中,国家应该更彻底地掌控在红色子弟兵手里;这种掌控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也包括经济领域。习近平经济模式的最终构想,就是要打造一个绝对的二元结构。他一方面在国内扼制现代化教育,加强大众的制造业技能;而另一方面,他积极地让红色子弟去西方学习管理和技术,然后回国管理那些新型国企

虽然在这种模式下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会降低,但企业将会由拥有高学历的红色后代们治理;习近平认为通过管理上的优化能解决市场化不足的问题,留学归来的官僚子弟们具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这能消除计划经济的劣势。在今后的企业中,无论是董事,CEO,研发总监,还是会计和各类高管,都将是红色家族的子女。这能无限拉开两个阶级的差距,塑造一种稳固的二元结构。《求是》杂志曾引用过习近平的一句话说:“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这种创造绝对阶级的想法,曾有一个节点,就是习提出“金融创新”的概念;他以这个口号鼓励国家在金融上大胆尝试,随之企业开始滥发金融产品,地方政府虚构项目融资,同时国家下发了很多花式金融牌照,催生各种借贷。这间接引发了两个事件,就是后来的 P2P 大面积违约,以及 2016 年股市崩溃。但这两个泡沫破灭后,资本仍在“新经济”的口号下创造更多的庞氏项目。

显然,习近平有意在经济上制造一种乱局,并以资本手段让有产阶级返贫;这不但可以消灭人们的政治诉求,而且赤贫阶级也更容易接受计划经济。习相信,只有让贫民永世不得翻身,并由血统纯正的红色后代管理,才能更好地维护红色江山。在这种模式下,官僚就是上层建筑,民众则充当生产资料。就像拿着皮鞭的监工督促苦力们去堆砌社会主义的金字塔,而习近平就是塔尖上的全知之眼

突然爆发的疫情给了习近平实现这个事业的契机,他藉由防疫限制民众办护照出国。移民管理局表示:“对非必要非紧急事由,暂不签发护照”。——普通人无论留学还是因公出国,都变得更加艰难。此外政府在边境开始修建隔离电网,防止劳动力偷渡出逃。而就在政府严控民众出境的同时,美国领事馆外排起了长队,红色后代们通过特批手续,正在疯狂地奔赴海外。

在此刻,中国梦的轮廓逐渐清晰,习近平要以经济规划为支点,将偏离路线的社会主义回炉重铸。他培植的新一代权贵会重新执掌中国的经济,打造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制造业国家。“新国企”将创造一种绝对的红色垄断,将中国改造为理想的专制王国;而代价则是抹杀大众的价值和理想,让他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梦将会是一部分权贵的美梦,但却会成为全民的梦魇。

大国外政:第三世界和一代一路

由习近平的内政思路可以看出,他是个敢于破坏既有秩序的人。在上台的这几年间,他的见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尤其是他看到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已然成为了内政上的阻碍;这让他相信“政治独立”才是自己的出路,中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分立。

而且资本主义席卷后的中国,已经留下了一片经济残局;中国跟随西方奉行凯恩斯主义,二十年间不断地投资和发债,而这种模式现今已经面临瓶颈;财政刺激的效用正在缩小,投资收益在变低,而资产泡沫却过度高企。

一旦中国的发展停滞,资本定然会外流,并同时推高国内的通胀;中国在货币体量上早已超过了美国,但又无法像美国那样输出货币;习近平发现中国竟面临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处境,他甚至感到这是西方资本有意为之,让中国掉进他们所设计的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只有寻找一条外部出路,才能消化业已过剩的产能和货币。他看到西方在第三世界的投入薄弱,便认为这将是中国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设计了一代一路亚投行的计划。

这个政策的主旨是向落后地区提供基建援助和贷款,并增进双边贸易。习近平打算创建一条新的丝绸之路,并由中国牵头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给一代一路的参与国提供金融支持;亚投行不但能服务于基建投资,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为中国创造更多的经贸关系。而一代一路和亚投行更深远的目的,是组建一个分立于西方的联盟;习近平将在这个联盟内推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让那些没有受到西方眷顾的第三世界去分担中国的产能和通胀。

客观地说,这是习近平最出色的一个构想。中国从古至今都固守一隅,偏向保守,即便邓小平时代也是如此;而习近平以经贸合作的方式去牵头第三世界,可以开辟一个全新而独立的经济领域。这可以减少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并为双方的贸易冲突制造一层缓冲;而且一代一路还有一个附带效应,就是通过基建计划在沿线国家获取军事战备便利,从而扩充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可以说,一代一路比那些虚浮的概念,如“文化自信”,“全民小康”等更有意义,因为它具备宏观战略性;而这是基于习近平对国际关系的态度;他几乎是邓小平之后与西方共识最少的一个领袖,他很排斥他们用人权武器对中国进行政治干预。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评论西方的态度是:“吃饱了没事干”。

因此习近平希望创造一种全面的政治独立,以摒除西方的影响;他很自然地想到要拉拢第三世界,就如当年的苏联一样。但习近平显然认为自己比苏联领导人更成熟,因为他创造的是一个以经济主导的同盟,就类似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他打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作的那样,以经济协作建立政治互惠。如果一代一路成功,那么中国将获得当年美国那样的影响力,甚至会让世界出现东升西降的景象。

显然一代一路是一盘复合性的棋局,但作为一项经济计划,其核心就是条款的可履行性;然而第三世界却担心习近平的债务援助会绑架他们的经济,因此举棋不定。而且一代一路的国家大多政治不稳定,其中有些还处于主权争夺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信用向来很低;他们起初并不拒绝来自中国援助和贷款,但在中方投资以后,就以各种手段来规避责任;他们指责中国干扰内政,或是在非洲输出劳动力,以及用贷款给他们带来债务陷阱。

一代一路从一些细枝末节的摩擦开始,到后来很多国家开始集体违约,更有甚者把权属中国的项目收归国有。而且人民币国际化还遭遇了一个荒诞现象,就是有些国家在拿到人民币后转手就换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成了空头承诺。

习近平发现,这些国家竟抱着超限战的思路来应对自己;他们不过是在一代一路上揩油,而漠视中国所主张的经济同盟。尽管习近平努力地打点一代一路,但这个项目面临的冲突太多;且不论西方是否会对这个计划采取反制,单单是那些第三世界参与国就存在很大的倒账风险;同时丝绸之路上还盘踞着中国的宿敌印度等,他们也不可能坐视习近平在地缘上扩张。

不过习近平仍做了很多尝试,他积极地参与各种贸易同盟,希望创造多边关系。比如他加入了东盟的 RCEP《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便 RCEP 的参与国大多是贸易保护国家,也不能给中国带来顺差;但习近平想借此销售他的丝绸之路;他试图把更多国家拉入自己的版图,甚至搁置了争议去拉拢印度。

为配套一代一路,习近平还创造了一个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基调下,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价值观,同时招收第三世界青年来留学,这些学生不用考试,享有政府的生活关照,并且学费由国家倒贴。此外习近平用赠与和捐助的方式给非洲人民派发福利,同时还免除了一些国家的债务。但这让他的政策看起来更像新时代的金元外交,而不是新时代的马歇尔计划。


大国外政:瘟疫和民族主义


在外交上,人们很容易把习近平和毛泽东相比较;两人的政策都是联合第三世界抵御西方。虽然习近平比毛泽东还是要务实一些,但两人最大的相似点都是不单纯考虑经济的得失,而更关注政治利益。

而且独裁国家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是基于领导人的气质和秉性;从一开始,共产党的很多高层就比较排斥西方,而在这些高层中,习近平又是尤其古板的一个;他身上的体制气息很浓厚,这种风格在国际社会并不讨好;比之以往的中国领袖,西方对他的认同度尤其低。

这让他更愿意在外交上寻求一种舒适感,而不是去与不同的体制相磨合。比起西方带来的经济利益,他更倾向于亚非拉那些“穷朋友”给他带来的政治拥护。这种个人主见和他的政治目标相混同,以至于在无形中影响着他的对外决策。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在开放的二三十年间和国际社会积累了无数矛盾,而这些矛盾通过政治交班的方式转给了习近平;这些问题会在一个经济周期结束之后集中爆发,而这个时间点恰恰截止在习近平任内。首先中国加入 WTO 所申请的十五年保护期截止,但并未按协议开放市场,这让西方感到受了蒙骗。同时中国在贸易中一直被指责出口管制和倾销式竞争,并通过入股的方式窃取外资技术。

从习近平的态度来看,他并不打算理会这些争议;中国本就没有准备成为开放的市场,况且他还认为经济自由化会带来政治演变。而且习近平对西方政要和中国权贵的勾结颇有芥蒂,所以他非但不会开放中国,反而加强了经济上的封闭。

而西方也对 WTO 低效的仲裁失去了耐性,奥巴马在第二个执政期开始加入 TPP(跨太平洋合作协议),联合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中国进行贸易隔离。不过特朗普上台就废弃了这个协议,给中国带来很大的缓和空间。但特朗普批评中国进行贸易补贴,并侵犯知识产权;以及用各种手段为伊朗纾困,导致美国的封锁失效;这最终引发了 2018 年的贸易制裁。

面对美国提升的出口关税,中国只能加强补贴,同时也代表着开启一段经济冷战。而恰逢此时湖北爆发了冠状病毒并波及全世界;虽然这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但国内外的舆论都责怪政府处置不当,并归结为习近平执政责任;这引发了他的恐慌,也激起了他寸步不让的态度;他打算用政治手段去化解这场公关危机。——他煽动民族气焰,宣称是因为中国变得强大,帝国主义才借机发难,而此时人民更应该团结在领袖周围。同时政府的对外口径也彻底变调,外交部拿出强硬的姿态,开始与世界针锋相对,而网评员也大举出动,四处展开谩骂和攻击。

在这种气氛下,媒体宣称韬光养晦已不适用于当下,中国要崛起,就要打赢与帝国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限于西方,也包括那些坐等中国衰落的国家。习近平试图让人民相信,正是由于民族伟大复兴在即,才招致了世界对中国的敌意。

这是一场气急败坏的民族主义,习近平与世界的对抗更像一种义气之争;中国外交部很多时候不是在辩论,而是在逞口舌之快。习所面临的处境并没有邓小平当年那么艰难,但他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攻击性。

其实这种激烈的反应来自于习近平个人的危机感;——自他执政以来,国内经济在衰退,外部矛盾在增多;他本就面临很多质疑,认为他不适合领导国家;而瘟疫的爆发更成为他执政危机的风口,世界指责中国在疫情处理上失职,并要求对病毒溯源,这让习近平感受到空前的威胁。

他希望尽快撇清责任,把斗争的对象转移,因此采用了民族主义作为武器。——外交部在国际上放风说疫情来自美国,又有媒体说来自意大利,法国等;政府不断在民间释放国际阴谋论,最后干脆把焦点转移到共济会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 ,而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清除全球 50% 的人类,投毒只是他们的第一步。

这种策略引发了世界强烈的反应,大家没想到习近平如此无理取闹。而习近平也放弃了协商的打算,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理想,境内外势力会趁机让自己大权旁落,因此他务必要采取主动。所以他感受到的威胁越大,中国对外展示的锋芒越强。习近平不断推高民族情绪,宣扬中华民族危亡的论调,并在军事上对台湾展开新一轮的威胁;他派遣军舰和战斗机巡航,营造出武力攻台的气氛;同时也将这种军事活动扩大到南海,他以一种高调的姿态宣示着中国的主权。

人们看出,习近平为了维护权威,不在乎赌上国运;即便面对全世界,也要背水一战。国外媒体宣称他已“ Showdown ”,而这种四面出击的方式激怒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并让民主世界嗅到了体制性竞争的意味;他本想用对外示强来解决自己的危机,但却让世界达成了不退让的共识,并打算在经济上弱化中国。

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危险的,邓小平就清楚体制性竞争的危害,所以才要国家韬光养晦;但习近平再次激起了西方的敌意;起初还有一些国家的态度模棱两可,并试图向共产党释放善意;但习近平担忧他们包藏祸心,意图与党内的高层暗通款曲。他打算在危机解除之前维持斗争态势,因此在宣传上显得越发促狭而好斗。

然而这种举动让世界重新团结起来;——西方和亚太有意重建经贸关系,台湾,美国,日本和欧洲召开了会谈,讨论“重组供应链”;中国所大力宣传的“中欧贸易论坛”被黯然取消,但曾经被川普否决的 TPP 已经蜕变为新版本的 CPTPP 协议,那些对中国制造业具有替代性的国家都被纳入了这个协定中。

而在军事上,亚太和欧美开始制定共同防御协议,以便在地缘上遏制中国。并且为了应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世界再度掀起了军事演习和扩充军备的潮流。而这一切,都将中国和世界推向了他们一直在避免的制度性竞争

这是自毛泽东以来最恶劣的外交时期,为突破困境,习近平不断渲染外部威胁,并告诉人民:“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并且“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

不过这更像一出伪民粹,习近平虽然宣扬民族斗争,却小心翼翼地看顾着这团火焰;媒体不断地煽动群众,但从不让这股狂热落到实处;人们感觉在和虚无的对象作斗争,就好比不停地给爱国愤青喂春药,但他们又没有性伴侣,只是在凭空透支身体。

因为习近平并不是一个政治强人,至少与莫迪和普京相比,他的强硬更像一种伪装。习近平对民主国家不依不饶,但对俄罗斯,印度等国却保持着低姿态;俄国曾和越南宣布在南海开采石油,中国媒体就异常安静;印度和中国发生边境冲突后,亚投行随即就发放了贷款。——习近平在推动斗争外交的同时,却异常怀柔地对待着周边真正的威胁。

大棋局:二次集权

其实仅就政治角度来说,习近平很擅长策略,同时行事也具有系统性;不过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以至于在目标选择和执行方式上容易架空现实。这终究会让他的执政之路无以为继;因为共产党还希望更长久地执政,而他显然缩短了这个过程。

不过习近平认为自己之所以诸般不顺,是因为对权力的集中度不够;党内还有很多派系在掣肘他,导致政治意见不统一。因此他要重建组织纪律,推动一场集体领导向个人集权的二次过渡,他认为毛泽东式的专制再加上自己的经济规划,一定能让共产党焕发新生。

但他平素的表现太差强人意,恐怕很难得到支持;所以他借疫情之机来营造民族危机,从而换取执政合法性;尽管这种态度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孤立,但习近平认为这是因为世界还没有看清自己的决心,因此他需要放手一搏。而在他对外示威的过程中,早已选定了一个定点打击的对象,就是南半球的澳洲;——澳洲是五眼联盟成员国,一直伙同美国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同时还在太平洋上遏制中国的扩张;而且这个国家带头抵制华为网络,并提出要调查新冠疫情的源头。

习近平认为澳洲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很高,却如此不会察言观色,正应该拿来祭旗。他限制了澳洲多项产品上的出口,将他们的货轮阻留在港口之外,并征收反倾销税。他认为这种全方位的打击将重创澳洲经济,并给世界带来示范效应;而这最终能让他挟中国市场以令诸国。

不过澳洲得到了美国和日本的支持,而后欧盟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同时这些国家与澳洲一起加快推行 TPTPP 区域同盟,以寻求更稳定的经贸关系;并且伴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澳洲还弥补了出口缩减的损失。——习近平再次犯了主观性的错误,低估了民主国家的尊严。澳洲强硬的态度让他感到为难,因为中国抵制能源进口,导致自己出现了能源紧张;而且由于撕破脸,只能以更高的价格在他国购买替代品,而这些产品恰恰是澳洲出口的。

人们看到习近平所期望的胜利没有出现,中国的经济运转却出现了恶化的征兆。而就在这个档口,和中国竞争的国家却开始抢占市场,印度以关税去排挤中国的产业链,让资本流向自己;而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则开始接收世界的贸易订单,逐渐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习近平始终忘记了一点,就是中国的产业是可以被替代的,他的态度加强了世界重组供应链的决心。

其实世界对中国一直很难割舍,因为这里有成熟的产业链和市场;尤其是美国一直在细心呵护中国,因为他们在这段关系中付出了很多。——共产党在国际上获得的很多胜利,如镇压学潮后被西方接纳,在 WTO 中的最惠国待遇,产业发展中的技术支持,大都是美国扶持的;但这种关照却正好让习近平用来实施政治讹诈,要求西方不但在贸易层面,而且在人权等问题上都要做出让步。

这让外界发现与习近平很难沟通,因为他总在改变既有的框架,并不断压缩协商空间;习近平曾一度向美国示好,承诺购买商品和粮食,但临到后来却取消了订单;中国在联合国许诺参与公益性的国际协作,但最终却把这些问题掺入到政治论议中。外界逐渐失去耐性,认为习近平反复无常;他老是牵扯出毫不相干的议题,把不同的谈判筹码搅和在一起。

而习近平也看出西方有意疏远他个人,并鼓动党内替换他;这让他很紧张,因此更不能做出让步。他打算先稳住权力,再去修缮外部关系。他认为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市场和供应体系,就好比邓小平当年面临更严峻的围堵,但一俟政局稳定,民主国家立马就簇拥而至。习近平相信,西方对人权的指责不过是惺惺作态;只要他能顺利连任,并通过“新国企”重振经济,世界就一定会回心转意,而他也能获得所期望的“政治独立”。

因此他时不时地向外界传达一种信息,表示他无意破坏国际秩序。但西方并不相信这一点,他们看出习近平言不由衷,在巩固权威后必定会进一步破坏规则,所以世界的不妥协态度变得愈发坚决。

这样的反应让习近平很难下台,他已经失去了战略优势,让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变弱。而且如果西方不屈服,自己的集权就没有说服力。被赶下台的威胁再次笼罩他,他决定就算和世界脱钩,也要维护权力不倒。他加强宣扬大国崛起和双循环,同时以军事上的强势姿态来弥补外交上的失利;他不但让军舰驶入台海和南海,甚至表示要深入太平洋以威慑美国本土。但这导致了周边国家的危机感,他们开始声援台湾,并在各个领域抵制中国。

可以说习近平的所有计划都不遂他所愿,但他认为坚持下去西方一定会妥协。不过党内担心无止境的外交对抗会耗尽国力,并引发真正的国际冲突;因为不止西方,就连越南,菲律宾,日本等亚太国家,都表现得更加强硬;而印度和中国的冲突更是达到了毛泽东时期以来的高点。

大棋局:计划生育和芯片大跃进

其实习近平政治上的诸多失败,是因为他的想法欠缺实证基础。而且他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尊严,已经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深渊。虽然他把个人目的裹上家国民族的外衣,并且把自己的政治构思包装得十分新颖;但他不顾一切地集权,已经严重损害了集体利益。

而且客观地说,习近平运气也不好,他就任时正逢经济周期的转折点,中国开始进入衰退;他执政这十年,国家债务和货币发行都呈爆炸性增长,但财政刺激的边际效用却在变小。他设计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如一代一路和技术升级,但前者阻难重重,后者因贸易战而被搁浅。同时在出口上,中国面临着后起之秀如越南和印度的竞争。显然国家在宏观上迎来了一个下降节点,这很大程度是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决定的,而并非习近平个人所导致。

但中国的某些政策却加剧了下行的态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生育;——中国的出生人口在 60 年代达到高峰,这一代人正好是前二三十年的劳动主力。而此后计划生育持续了几十年,让中国的人口结构头重脚轻;在习近平执政时,出生率最高的那一代人正好步入老年,进入拿养老金的行列。政府急忙开始取缔计划生育,但社会成本的攀升又阻碍了生育率。

这种趋势不会在短期发作,但它的效应会逐年递延。老人比重的增加会加大财政负担,青年的减少会让经济活力下降。而且国家还不能指望消费,虽然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但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很低;这不仅对于西方而言,和印度越南这些国家相比也偏低。

习近平在任期内连续开放了二胎和三胎,但这种生育政策是画饼充饥。年轻人很恐惧,一方面是社会福利没有改善,另一方面还因为政府对内盘剥的力度在加强;——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很激进,他一方面要扩大国际战略,一方面还要发展国营经济;而这让中国面临收支上的双向负荷。对此习近平只能目光四顾,明偷暗抢;——他将地方的土地出让金划归了中央,并增加了房地产税种;他提高了企业行政收费和社保缴纳基数,并延迟退休;此外他督促上千万党员补缴党费,同时降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福利和奖金。

但这些手段并不足以抹平财政开支,政府唯有全力扩大表外负债,并尽可能地向下刮地皮;近年来,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和电商被要求补交税费,高收入者被要求重新计算所得税;此外海关加强清查海淘,在商品入境时抽水;而地方政府也上下其手,增加各个行业的行政审批项目;同时司法部门增加了罚款种类,例如通过整顿市容来禁摩限电等。

为度过困境,习近平穷尽了各种方式去搜刮社会;人们只要听闻发改委开听证会,就明白有商品会涨价。习近平不断地测试民众的压力,权衡中国人在基础生存需求之外还有多少可榨取空间;他把通胀维持在民众苦苦支撑的边缘,导致人们的生存欲望降低。——在资本和政府的双重盘剥下,新一代年轻人会选择主动失业,不去为政府创造税收;并且无论开放几胎,一些人都不再愿意为共产党生育后代。

但习近平坚信权力能支配经济运转,他要全国陪他共度难关;因为举国体制正是共产主义的优势,全民动员一定能创造奇迹;例如他看到人口失衡,就要求社会多生育;美国封锁技术出口,政府就投入数万亿去研发芯片。

不过这将中国带回了大跃进那种浮夸的时代;——就在华为芯片断供的当晚,媒体铺天盖地传出中国芯片面世的消息,仿佛一夜之间各种技术屏障被连番突破,芯片行业出现了一大片卫星田;中国再度涌现赶英超美的气氛,而骗补贴的企业也蜂拥而至,资源垄断造成了习近平的芯片基金被瓜分。在推动技术进步上,政治远没有市场化有效。但习近平认为国家当年可以举全国之力造原子弹,他就能以同样的动员能力去造芯片。

但这种运动式的治国终究脱离现实;习近平创造的概念很多,但从没有一个顺利实现;他过于好大喜功,一门心思只想弯道超车;无论一代一路,南海造岛礁,或是芯片大跃进,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冒险主义。这导致改革开放累积的财富迅速挥霍,这种大手笔不免让党内人士感到心惊肉跳,担心未来的中国会在资源进口上面临外汇紧张。

习近平的危机 1:破灭的金缕衣

越来越多的人看出,民生和经济都无法支持习近平继续冒险;他的策略不太周详,但却激进而不留后路;这大概是他上台前没有被看明白的一点,他最初向党内隐藏了某些意图,直至上台后才通过集权去推行。这损害了集体领导的初衷,因为即便是专制社会,没有制衡的权力也是最大的变数,可能将政权带上一条不归路;

但习近平相信局面一定会改观,他只是需要时间。不过他可能没察觉到,很多人在隐隐地怀念江泽民时期;而且习执政越久,这种怀念就越浓厚;当习近平进入第二任期时,人们几乎看到任何一任领袖都会缅怀一番,并发表今不如昔的感慨。

而考察民间对习近平的评价,会惊人地发现他所招致的反感是所有领导人中最强烈的;人们认为他的缺点太多,全无一个领袖的能力与格局;哪怕换任意一个领导人执政,都会比他更强。

这是个很蹊跷的现象,因为以前的中国一度吏治昏乱,执政野蛮;但民众竟愿意回到过去也不愿要习近平。这并不是因为之前的时代有多好,而是那时仍看得到希望;大家更愿意由坏变好,而不是由好变坏。而习近平的执政给人带来一个越来越窒息的环境;所以当 2018 年媒体宣布他修宪取消任期时,很多人立时就感到前景黯淡。

最关键的是,民众对习近平的态度很微妙;——众所周知,中国的领导人大都被民众骂过,但这种骂声更多是对体制的抵触;但在习近平这里,却带有针对个人的意味。从他在国际上念书单之时,外界对他的观感就急转直下,人们开始对他滋生出一种鄙夷;——曾有人对习近平的画像泼墨,也有人穿上他金元外交的衣服;有人嘲笑他装文化人,有人讥讽他用网评员炒作自己。中国的领袖中,鲜有习近平这样从人格到政策遭到全盘否定的例子。如果说江泽民招到了法轮功的憎恨,习则是招到了全阶层的反感。

这对他来说是个极度危险的信号,政治家不惧怕人们的责备,但惧怕人们的轻蔑。对一个执政者嗤之以鼻比刀剑的伤害更重,这代表他在个人素质上不被承认。

人们的评价不确定是否会传到习近平耳中,但可以看出他的确变得更加敏感;他频频发表“重要讲话”,加大力度设指标,作批示,试图攥紧手中的权力。而且为了证明自己,他开始大量地虚构政绩;他声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民族发展取得历史性飞跃”。他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宣称自己兑现了政治承诺,尤其是取得全面脱贫的胜利;尽管中国还有大量低保户,但他仍然宣布自己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而且人们明明看到中国每况愈下,但官方和媒体却声称:“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

这些话透露出习近平的政治根基在溃败,以至于只能靠编造口号来维持地位。同时他对外界的批评异常紧张,并将言论压制得滴水不漏;很多轻描淡写的话都会触碰他的逆鳞,这些话如果放到其他领袖身上,可能就是云淡风轻地一笑,但在习近平听来不堪入耳。他上任以来屏蔽了很多词汇,包括俚语,电影,动漫,品牌,人名……;这种屏蔽会随着他的执政与日俱增,甚至牵连很多毫不相干的词汇。

这种敏感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正常交流,习近平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多的帝王名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尽人意;他上台不到十年,得到负面评价比前几任领袖都多;而这也让他的态度越发顽抗,并对自身的错误和丢丑行为抵死不认。——就连阅兵时用左手敬礼这种显著的错误,都有喉舌辩称为“左尚吉右尚凶”;并且在外交连番受挫的情况下,王毅却盛赞他开创了:“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人们为他吹出了无数的泡沫,试图让他的执政合理化。但这些吹嘘在他惨淡的政绩下显得异常苍白;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习近平的宣传越来越夸张和离谱,但人们却越来越看不起他;他拼命地强调自己对共产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并有意无意地贬低前人而抬高自己;这让他显得十分自我中心,也十分欠缺格局。习给自己穿上一件举世绝伦的金缕衣,并在水军和群众演员的喧嚣中勉力维持,但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场自吹自擂的闹剧;他的基础仍然脆弱,吹捧他的都是投机者,而从没有精英愿意拥护他。

这让习近平越来越倾向朝鲜和伊朗的环境,他希望尽快建立一个封闭和愚昧的社会,以消除批评和质疑;然而这也是他思想中的一个致命盲点,因为这种草莽式的政治理想完全不符合当下的时空背景。——中国人在习近平的高压下会滋生逆反情绪,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习近平算准了中国人不敢有政治主张,但却无法阻止他们以消极的方式放空自己。互联网时代的人容易在信息封闭的社会下产生厌世心理,这可能需要一代人去脱离使用网络的习惯,才能遂习近平所愿。所以即便他的政策能够执行,也难以看到中国人被完全驯化的一天。

习近平的危机 2:溃败的蚁穴

从习近平的个性来说,他注定会走上一条很窄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斗争,对立,并且会瓦解他的政治基础,但他似乎又没有选择。

民意上的失败实际反映出习的一个根本劣势,就是他的思想和理念很陈旧;他无法用政绩来创造自己的合法地位;因此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更容易选择毛泽东的方式而不是邓小平的方式去维护地位;当他无法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境时,就只能走进一条阶级斗争的死胡同,试图以政治动荡去恐吓人们。这种方式就好像对人宣告说:“倘若你们不拥护我,我就让国家不得安生”。

他不断地在讲话中强调说,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而且就如毛泽东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长那样,习近平也兼任着很多小组组长。他鼓励公司,高校和民间互相举报;让学生举报老师,员工举报老板,下级举报上级。他希望群众互相监督且人人自危,那么自己的权力就不易受到威胁。

他陷入了和毛泽东同样的执念,认为维护权力就要不计得失。但在这上面,他却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根本无法建立毛泽东那样的威信。——就权力手段和思想水准而言,两人都不可等量齐观;毛泽东是个出色的理论家,同时具有很强的大众魅力;而习近平毫无稳固的群众基础;同时他理论知识匮乏,无法构建系统性的思想去支撑一场政治运动。

他所掀起的民族主义,只是毛泽东政治权术的皮毛,其中毫无思想主干。例如他常讲两句话:“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就异常脱离时代现实,显得颇为牵强。这种话很像武侠小说的序言,把人们引入一个惊天耸地的背景。——但当下的世界并无动荡,不存在什么“前所未有大变局”;而且中国并未衰败或受外邦奴役,也谈不上要人去复兴。

习近平想给中国人吃了一剂民族崛起的补药,激发大众的狂想;但他所渲染的民族危机虚无缥缈,无法获取人们的共鸣。他的口号只能动员一些边缘化的人群;这些人显示出低教育化的特征,或者年龄层偏小,心智单一;而社会的中坚力量大都比较反感这种氛围。

但在习近平来说,他的政治押注过大,几乎从一开始就断了自己的退路,因此不能轻易言退。在他的危机与日俱增之时,只能凭借民粹的东风去加强政治整肃。他多次强调道:“永远不能停止党内的‘作风建设’ ”,并且“要纠正党内不良风气”。——他借鉴了 30 年代的整风运动,以此清洗官场,在他上任以来落马的官员很多,其中不乏一些任意编派的政治罪名,如“野心膨胀”“妄议中央”或“拉帮结派”。

但无论政治清洗多么剧烈,党内都会不断地滋生对抗势力;因为归根结底,是他在破坏集体利益,牺牲国家的前途来为自己的政治护航。所谓成难败易,中国积累了几十年的资本,却在他任期内快速流失。这样持续下去,习近平势必造成一个空心化的中国,让政权从内部溃败。

中国的高官感到恐慌,便希望赶在国家破产前将资产转移。而这让习近平认为党内一些人不以他为核心,在国家的关键时刻拿走了他原本可以支配的资源;而这种釜底抽薪的举动,就是为了在政治上架空自己。

习近平对此制定了严厉的外汇政策,与逃离的资本展开了拉锯战。——起初银行限制大额换汇,并制定了较低的购汇额度;但民间聚集人头,采用多人汇款的方式让资金离境;银行开始清查来往账户,但人们又通过境外消费的方式套现;政府限制了银行卡的境外消费额度,不过却发现有人通过外贸账户在海外置产;政府很快给跨国企业制定了外贸配额,但又发现他们在香港注册公司规避监管;这让习近平出手打击香港金融界,防止资金离岸;但资本转而离开香港,集中在海外上市;他出台规定限制企业境外融资,设法扣留资产,但发现很多企业已经被信托化,国内的股权所剩无几;他试图收归那些还未出海的企业股权,却又发现它们已经做了内保外贷,只把债务留给了中国。

资本各显神通,在习近平的管制下四散逃窜;而习则在这些逃跑的资金后面奋力追赶;他清洗澳门赌场,关停第三方支付牌照,打击的钱庄和外资银行,同时又清查用于走账的个体外贸账户和作为影子金融系统的区块链。他用尽各种手段围堵,却发现窟窿始终捂不完,西方总能想到办法给高官和富商提供走资渠道。

这让习近平心中十分焦灼,他担忧资本夺路而逃,最终会把中国掏空;一旦政府陷入财政困境,他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但习近平的对手也反过来认为他的斗争路线在加速环境恶化,而且他公私合营的计划搞得人心惶惶。他执政这十年,已经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最低迷的时候;大家质疑就算把资源交给习近平,他的政策也是个无底洞,会率先把中国掏空。

习近平的危机 3:绝对不忠诚

习近平和资本的战争,其实代表着他与整个官僚系统的对立。他并没有国家的观念,甚至都没有政党的观念。人们看出他不但固执,还过度自私,会为守住权力而伤害国本。从政的大忌就是为一己之利而罔顾国体,但在国家利益与自我权力冲突时,习近平毫无疑问会牺牲前者;他愿意接受一个破败的中国,也不能接受权力的旁落。

这导致他在政治斗争上有些不计后果,正如他为了个人权威,不惜牺牲国家经营了几十年的国际关系;在中国与世界对抗的初期,美国曾向中国表示,双方的关系正在趋向零和博弈;西方各国也一直告诉共产党,不要把经济纠葛上升到政治层面;这都是在提醒中共高层,让他们尽快遏制对抗主义。但习近平以此步步进逼,最终迫得对方采取政治回应;——西方重提民族和人权,并停止对中国的官员提供财产庇护,而美国也出台法案禁止侵犯人权的官员入境。

这破坏了官僚系统最核心的利益,因为他们不能进入西方国境,就等于隔绝了自己的财产;一个独裁者能受到多少拥护,归根结底源于他能创造多大的共同利益;而这也是大家不愿推翻邓小平路线的原因。但习近平的自我意识过强,把整个国家乃至政党都视为他的独占利益。除了自己身边的犬马,他几乎伤及了一切人。

而且他心中有一种偏执,认为一切人都应该不计代价地拥护核心。如果大家都愿意就范并合作,那么自己就有足够的力量去贯彻意志。但官僚们根本无法认同这种态度,他们不可能在习近平显著的错误下去支持他。而这也导致习用强势的态度去压制整个官僚系统,以维系住越来越分裂的政治基础;他像拉扯提线木偶般,强行让整个国家跟随他的步调。

然而这样的管理让整个国家都处于缺乏生机的状态,自习近平登基以来,中国的官场变得异常压抑;官员在工作上非常消极,很多人希望用一场苦熬来换取明天。但他们看到习近平修改了宪法,打算在皇位上久居不下时,就感到了一种绵无绝期的恶劣情势。

而这种僵持的局面是无法持续的,总会出现破局的一天。习近平会越来越孤立,甚至他的支持者也会内心动摇;因为他们看到习近平一意孤行,担忧自己也会跟着前景黯淡。而且习近平性格刚愎狭隘,作他的臣属十分吃力。他时常与属下争功,并习惯把过错归咎于他人;他的很多政策都不具备现实性,但他总是责怪下属们执行不力。

这导致习近平的僚属关系不太稳定,从他就任以来,很多人曾红极一时,后来却慢慢淡出或落马。——王岐山曾经是他的亲密伙伴,但后来逐渐被边缘化;孙立军和傅政华都曾是他的打手,但却接连落马被查;王健林在习近平任职三年后成为中国首富,并曾让习近平的家人持股万达,但最后却在资本出海的问题上遭遇清算;还有一些当初被习近平所赏识的高级网评员,也是心猿意马,在瘟疫爆发期间与他分道扬镳。

这可能让习近平感到政道沧桑,人心难测,也让他在人事任用上颇有顾虑;因为很多人都是前任元老的走卒,虽然对他表了忠,但他担心这些人二次变节。习近平曾公开表示自己憎恶“两面人”,他一再提出“绝对忠诚”,强调“旗帜鲜明地反对‘伪忠诚’ ”。他担忧身边出现苏秦那样善于纵横术的阴谋家,而他又拿不准谁是这个人,因此时刻提防着身边人勾结和密谋。

这种状态让习如履薄冰,他一方面要依赖身边人,一方面又担心被他们倒台;这让他在风险防范上草木皆兵。他曾去香港视察,其保镖严密的程度骇人听闻;香港当时出动一万警力保持戒备,本地民众从未见过如此惊人的阵仗。同样地,习近平在武汉疫情后,经过一再拖延终于前往慰问;安保人员前仆后继,将他水泄不通地围绕,而整个武汉也是一步一哨,四下风声鹤唳。

不过这种危机感也并非空穴来风;外界一直有声音在刺激习近平,经常有不明来源的消息传出他身体不适,又或者说他有了接班人;尽管他抓捕了党内给他指定的继承人,但仍有风声说他将被取而代之;——这种小道放风的现象,透露出有人在测试整个中国的反应。

而这也让习近平处于惴惴不安中;他无法确定哪些人对自己还保持着忠诚,只能一再对身边人进行清查;他要消灭一切颠覆他的企图,他不能容忍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失去权力,因为他还有许多未竟之志;他还需要另一个十年或者二十年。

综述:逆流泅泳的帝王

十年前,人们在考虑习近平将把中国带往何方。但十年后,人们更应该考虑他自己将走向何方。

他是个准备不够充分的领袖,有些仓促地应对着这个变化过快的时代。而且他运气不好,在任期内正好遭遇经济的下行;国家的两个经济支柱,人口红利和房地产,都开始面临转折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会衰弱,同时土地财政也难以为继。并且中国的经济活力太低,难以激活居民内需作为另一个支柱。而与此同时,国内资产价格高企,实体行业凋敝;工人抗议,农民讨薪,金融难民讨债,这些事件的数量都远超习近平之前的时代。而此时中美交恶又引发了贸易战,让出口面临困阻;且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下,习近平把内部矛盾延伸为国际对抗,导致了新军事竞赛的兴起。

其实这些问题未必是习近平个人所导致,但专制制度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欠缺代议制下的长效机制,因此存在很强的周期性。所以对执政者来说,天时地利很重要;领导人不但要生逢其世(家世),还要生逢其时。而习近平上台时,中国的经济红利已经在变弱,但遗留问题却开始显现。并且习近平的个人作风又带来了一种负向反馈;——在政治周期本就对他不利的情况下,他却采取了一系列偏激的作法,从而加剧了事态恶化。

这些因素会营造出一种对他不利的氛围;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皇帝受命于天,必然受到上天眷顾;所以国家风调雨顺,才能证明当政者是天选之子。然而习近平上台后,国家的内政外交却连番受挫,经济也陷入全面性的衰退;而且近十年来频现天灾人祸,甚至在 2016 年出现荧惑守心这种罕见的凶象;这足以让任何一个皇帝感到恐慌,但习近平却又遭遇了中国百年难遇的疫情,而这种规模的瘟疫往往预示着王朝的衰败;上一次遭遇大瘟疫的领袖是慈禧,而再上一次是崇祯

对一个皇帝来说,如此多不祥之兆集于一身,会带来一种暗示,表明他并非天选之子,而其实是上天的弃儿。

这让习近平异常焦灼,他不停地修补着政权上的一道道创口,并迫切地希望创造一些事迹来证明自己;这让他的政策总是风疾火燎;例如他要整顿市貌,北京就开始清退低端人口;要搞技术突破,就开始芯片大跃进;要节能减排,工厂就限电停产。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就没有如此混乱过。行政部门为了达到习近平的指标,时常处于首尾不相顾的局面。虽然习也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变,如改善财政分配,裁撤冗员,以及精简公务流程等;但他没有迎来好感,因为体制内十分抵触;公职部门集体不作为,政府把压力层层向下摊派;民众没有觉得行政体制有多大改良,办事依然困难。

习近平本希望掌控一切,但却让一切失序;他感到一切都在与他为敌,甚至上天都与他为敌。在这种处境下,他指望通过政治高压来扭转局面。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国内烽烟四起,充满讨伐之声;他打击宗教,打击民运,打击少数民族,打击律师,打击境外势力;但在打击完后留下了一片片焦土。他要推翻很多东西,但又无法让它们变得更理想。虽然他也强调发展科技,升级供应链。不过他的权力意识就像一个漩涡,无论创造多少资源,都会消耗于其中。

这种自我中心限制了习近平的格局,他的世界观很虚幻,而且思路上的盲点太多,这些盲点本可以被集体领导机制所防范,但他却削弱了这种机制。他希望通过连任去自我证明,但却摊开了一个无法掌控的局面;他想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想要主导第三世界,还想西方认可他的政治地位。当他无法获得这些认可的时候,他就打算关闭国门,给全民做政治改造;但今时不同往日,技术潮流将把封闭的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拉大,国门最终还是会被推开。

习近平面临的终究是一个与自己理念不合的时代,他在时代的浪潮中逆流而行,但却希望整个国家给他护航;他心中相信,这只是蜕变前的黑夜;通过自己的一鼓作气,他最终能够力挽狂澜;他会宣告自己将带来一个跨越式的里程碑,并解决一切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大家都知道,他更可能铸成不可挽回的历史错误,而这些错误将花费国家几个世代去偿还。

综述:习近平和薄熙来 1 同代传承

习近平可以说是地位十分尴尬的一个皇帝,他在一开始把自己的起点定得很高,从而让自己走了背运。因为他的错误都会在他的宣传下显得格外刺眼。并且伴随着他一步步走下坡路,人们也越加感到懊丧,认为中国被他带入了一条歧途。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越发地怀旧,尤其是怀念与中国政坛失之交臂的薄熙来。他和习近平属于同辈,也曾被人们寄予过领袖的厚望。人们时常想起他的乐观和积极,认为如果他还在,中国的景况不至于此。很多人认为他运气不好,因为一些疏忽而断送了自己,以至于将高位拱手让给习近平;而每念及此,人们的惆怅都会加深。

人们会通过习近平联想到薄熙来,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点,但是形象落差却很大。薄熙来曾是政界的明星,朝气蓬勃,口才过人,这让话不离稿且磕磕绊绊的习近平相形见绌。薄豪迈而洒脱,喜欢与民众面对面交流;而习即便是未担任最高领袖之前,也不敢随意走到民间去。薄像一个活跃而开朗的西方政客,而习更像被体制熏陶过度,显得枯燥和刻板。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差别,他们之间却存在一种同代传承的关系;习近平在某种意义上继承者薄熙来的衣钵,并将他的政治影响一直传播至今。从根本上来说,习很欣赏薄,不仅欣赏他的手腕,还欣赏他的个人风度。薄熙来给了他很多政治观念上的启发,并让他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借鉴。

首先两人在权谋上都具备相当程度的破坏性,是那种敢于打破政党内部平衡的人。薄熙来最著名的政治遗产就是在重庆掀起歌颂红旗的热潮,以博取政治地位。而习近平在集权之路上,也是采用向红色文化复辟的方式,为自己创造政治拥护。同时薄熙来借以整顿风气的打黑运动,也被习近平所承继;在重庆时薄熙来的口号是:“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而习近平的口号则是:“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此外薄熙来喜好以刑狱手段去打击异议人士,他曾在打黑过程中抓捕过辩护律师和民间企业家;而习近平更是不遑多让,一举发动了让世界震惊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大抓捕,其规模亦远非薄熙当年来可比。

而且薄熙来一度想加强对社会的监控;当时王立军计划在城市安置数百万摄像头,打造平安重庆。而这一概念被习近平所实现,他主政后急剧扩充监控规模,直至中国成为这个领域的翘楚,在世界人均电子监控数量上囊括前五的排名。

而近年来习近平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实际就是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所提出的“共富十二条”的翻版。人们看到即便薄熙来淡出了政坛,他的想法还是被嵌套进习近平的政策中。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习都是他的私淑弟子。

但这种现象导致了一个直白的结论,就是认为习和薄是一丘之貉,两人无论谁上台都是中国的灾难;——然而严格说来,两人只在维护体制上有共性,而在政治认知和个人素质上,却有着根本的差异。

比如习近平刚上台时,曾有意无意地效仿薄熙来式的个人魅力,试图展现一种融贯东西的风格;但这遭到了失败,因为他并不具备相应的内涵。薄熙来深得宣传精髓,他能由内而外地散发影响力,吸引人簇拥在他身边;反之习近平过于依赖炒作,他每到地方视察,总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呼万岁;这看着更像一种讽刺。他对外宣称每天游泳,却没人见过他下水的样子;倒是薄熙来留下了赤膊上身,带着泳帽活动的照片。

显然薄熙来有一种浑然自成的从容,而习近平则表现木讷,风格不明朗;所以尽管两人都豢养网评员,但薄熙来用网军是攻,习近平是守。薄搞宣传是为自己锦上添花,而习更多是为了遮丑;薄时代的网评员多少有一些文风,懂得伪装客观;但当代网评员则素质显著低下,充满谩骂和侮辱性言辞,即便是外交部都呈现出下三路的倾向。因此薄熙来的外宣能增加他的光环,而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却引发了全世界的厌恶。

而且薄熙来喜欢结交文人,让知识分子为他助阵;他和江泽民这类领袖一样,有一种吸引文人的风范;因为知识分子多少带有一些风骨,容易被人格魅力所征服。而习近平并不具备这种特质,所以当他在国际上念书单时,嘲笑他最狠的就是知识分子,而这也让习更倾向于把他们当丑老九批斗。

其实对薄熙来的模仿,让习近平处于了比较劣势,会让人自然地拿两者做对比;相对来说,薄熙来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习近平则像一个没有特色的官僚样本。以至于到了今时今日,很多人宁愿支持在监狱中的薄熙来,也不愿支持在龙椅上的习近平。

综述:习近平和薄熙来 2 迥然不同的中国

从个人起点来说,薄熙来显著高于习近平;他得天独厚,凡事都喜欢拔得头筹;不过在专制体制下,最难容的也是这种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习近平要更幸运一些;而这种幸运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他的家族。——在文革浪潮中,习仲勋薄一波都被打倒;薄一波在 1978 年获得平反,习仲勋于 1980 年平反。两人都回到了中央,但薄一波在大小事务上都支持邓小平。而习仲勋的性格更率直一些,也不太官僚化;他在 89 年学潮中为受到批判的胡耀邦仗义执言,这并不符合邓小平的意志,也造成了两个家族权位的分野;薄一波一直是党内决策的重要人物,而习仲勋的成就则更多在经济建设上。

习仲勋于 2002 年逝世,这时习近平是浙江代省长,薄熙来是辽宁代省长;但此时薄的光芒转盛,他的家族也在为他的升迁造势;薄一波直到 2007 年逝世,都在为儿子的政治前途奔忙;而薄熙来敢于行为出格,也大多是由于家族的庇佑。

就此来看,他受到父辈的荫蔽要比习近平更隆厚;而且薄家的风格较进取,习家则低调很多;且显然地,习近平要比薄熙来更隐忍。相较于习,薄有一个显著劣势,就是他过于招摇,不擅长“隐性施政”。而这一点习近平做得更好,他通常不把政治意图上升为明文政策,往往不露痕迹地施政。正如他唱红的声势虽大,但从不将其标榜为一项运动或政策,所以很难招致攻击。

这种区别造就了他们截然不同的执政思路;习近平更倾向于传统和保守,因为他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而薄熙来作风前卫,更像一个西方式的官僚;这并不是说他的意识已经被西化,而是他看到西方社会的成熟;他并不喜欢封闭和僵化,哪怕在官方场合,他也喜欢气氛活跃。

因此薄熙来制定政策比较开放,他敢于创想,也善于因地制宜,因此在大连和重庆都能成功;这断不是习近平动辄就打造一个雄安新区所能比。他没有薄那样的自信,过度的自由化会让他不安;他更倾向于政治优先,而且不敢轻易放权。所以即便他照抄薄熙来的政策,很多时候也会搅成一滩浑水;因为他会将同样的政策演化出不同的目的。正如两人都唱红,但对薄熙来而言这只是进身之阶,他会见好就收;而习近平却打算将其作为政治常态。而在打黑上面,薄熙来很大程度是为了改善社会生态;而习近平则是要创造核心拥护,换言之,黑社会和宗教,民主人士等并无二致,都是异端。

而在经济理念上,两人更是存在根本的差异;薄熙来很重视经济,因为他清楚经济是执政之本。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局部地抛开政治立场,采取务实的态度。但在习近平这里,经济倒像是权术的延伸;他在很多概念上效法薄熙来,但都是一种障眼法;——他宣布要改善民生,平抑房价,但却在上任后掀起了最疯狂的房地产炒作;他提倡脱虚向实,但却热衷于庞氏经济和资本游戏;他声称要挤泡沫,但却将债务扩张到 GDP 增长的两倍,并在执政的十年内将货币发行量翻倍。

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身上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带有一种天生吸血的特质;他采用着高支出的治国模式,并任性地把国家当作供血机器;一旦有需要,他就会向社会抽血。他把创造力都用在了发明政策上,而这些政策只是为了变相地收割财富。

相对而言,薄熙来虽然手腕粗放,但绝不会破坏经济根基;他懂得如何去创造一种经济常态;而这正是习近平难以领会的一点,他无法探究薄熙来政策的内核,也难以在自我需求与现实环境中取得一个平衡。

很多人一直相信,薄熙来比习近平更适合主政中国;虽然共产党不一定喜欢薄的方式,但他行事更理性,经济思路更成熟;他不会把政治运动升级,而习近平则存在这种风险。而且薄熙来比较重视底层的生息,他的政策多少能让社会雨露均沾。虽然他同样是体制的捍卫者,但他会保留社会的活力,而不是像习那样从上至下地搜刮,让人难以喘息。

在习近平来说,他对薄熙来态度正如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一样;他既佩服这个人,又担忧他的影响力;薄的声望曾一度超越国家最高领导人,并受到广泛的拥护。无论在民间还是官僚系统中,他的影响力都没有消失。而审视今日的局面,不免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怀念他,而这更让习近平感到介怀。

在薄熙来倒台后,习高调宣扬红色文化,其中多少存在着与其争夺红色遗产的意图;正如他在疫情期间争夺抗疫指挥官的称号。同时他极力清除着薄执政时的痕迹;他拆除了大连的华表,废除了女骑警,并撤掉了重庆的交巡警平台;不过他最难清除的,还是自己身上那层薄熙来的影子。

综述:习近平的民主之路

在近代领袖中,习近平可能是继薄熙来之后最不循常理的官员。如果说人们对薄的开放态度会想入非非,那么对习的政治倒退就感到捉摸不透。曾有人认真地对此分析,得到一种结果是习很可能要搞民主;——这种表态不是为了整蛊或反讽习近平,而是自他上台以来就一直呈现出某种反常现象,这些反常并不符合他的政治定位;虽然他一直表现得像一个专制者,但这种专制显得过于刻意和突出;而且就中国的现状来说,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并不大,人们一度对民主的前景感到无望。但自习近平当政以后,却带来了另一种启示,就是民主更可能在一种破而后立的环境中产生。

这种观点是基于习近平执政轨迹中的现象分析;——在作为政党最高领导人的十年间,他推行了很多极端的政策;这些政策乍看之下是在巩固权力,但却对现行制度进行着一种破坏;这种破坏从他执政之初就不断地渗透进国家的各个层面,并层层消蚀着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这其中有一个支持论据,就是习近平的很多决策看似毫无章法,但却精准地攻击到政权的每一个命门。他几乎以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手段,在不断地拆解这个集权政府。无论经济,民生,还是外交层面,他都制造了很严重的困境;而且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显得义无反顾,直至把问题推进到一种不可挽回的地步。

显然,习近平正在很多方面断绝着政党的后路;而这引出了一个推论,就是他可能保留着父辈的影响,毕竟习仲勋很开明;但这个开明的人却看出党内的抵制力量很大,在既定条件下不可能达成改革。而如果习近平转换了策略,采用一种政治倒退的方式,反而更可能颠覆制度。

对政治家来说,家族传承具有很大意义,例如薄熙来身上就可以看到薄一波的影响。人们一直怀疑习近平是否也在贯彻父辈遗志,利用集权引发变革。他虽然从未表露过任何民主倾向,但其举措却在创造民主的条件;而这种行动,必须要对中国的政治结构十分透彻才能胜任。很多人从头到尾都在怀疑,习专制的外表下是否别有一番民主用心;人们越看他,就越觉得他才是那个想颠覆政权的人。

不过很多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一直在否认这个观点;因为习近平的气质太不符合,他显然更像一个步履维艰的独裁者。但其实对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一种思路看待,就是以目的论的角度去考量。——即便抛开习近平本身的意愿不谈,他的行为也在引发一场变革。而这就涉及到了中国实现民主的形态;——当前中国的民主思想大多还停留在不切实际的阶段;人们往往幻想领袖变得开明,然后自觉地推动民主;而这也是明君思想的另一种版本。不过期待独裁领袖们颠覆自己,这本身就很荒诞。在专制国家,政局的转变更多是时势使然。所以与其寄望谁会搞民主改革,不如考虑谁更能促成民主的条件。

比如人们就对薄熙来抱有过政治改革的期望,但薄熙来更可能带来一种软性的独裁,让人民麻木;相较而言,习近平更可能给专制掘墓;因为他存在很多思想盲区,而且比较倔强;他不容易觉察到社会的末日气象,因此不会在政策上有所收敛。就好比毛泽东的文革将国家推向破灭的边缘,如果不是邓小平,这种危局就很难说会发展到什么方向;这一点对习近平同样适用,当他把一种政治狂热推向极致,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权崩塌。

归根结底,中国的障碍在于封建残留,在常规状态下即便发生民主改革,也可能因为观念和困阻而倒退。因此就算人们不喜欢习近平,但他在这条专制之路上越久,其破坏就越深入。虽然这条路会给中国带来阵痛,但变革也会更彻底。

所以即便他是弄巧成拙,但对结果来说也并不重要。只要他的行为能促成专制的解体,那么就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几千年,被极权所葬送的政权比比皆是,习近平也许能做到所有民主人士都做不到的事。古语有云:“兵者,诡道也。”,政治对普通人来讲本就难以理解;并且从历史也可以看出,重大的变革通常都是节外生枝,而不是以大众所预期的方式发生。

习近平的终点

习近平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标志性领袖,他像灯塔一样显示出专制政权的周期性困境。而且作为一个局中人,他很难跳出政治立场去认知这一点。因此当历史的退潮来临时,他试图创造一股逆时代的力量去站稳脚跟;不过这却让他在一片困难中搁浅。他希望为自己争取多一点时间,因此提前宣示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他把中国分为三个时代,将之前的中国定义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而他则是新时代的缔造者。

这种做法把习近平的自我宣传推向登峰造极,人们看出他为挽留政治地位,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因为毛邓是他完全不可与之比肩的人;而习近平在宣传上把自己无限拔高,就是为了去攀附这两个共产党的巨擘;他像唱独角戏一般强调着自己的重要性,做了后辈才应该做的盖棺定论。

共产党从没有这样的先例,显然习近平的政治气数已到了强弩之末,而他却很不甘心;他终究不是一个扭转乾坤的人,对中国和共产党来说,都只会是一个过渡领袖。而且他已经走得太远,甚至超出了应有的预期。以至于有人疑惑,党内为什么能如此容忍他,让他把国家搞到今天这般境地。

其实这是由于习近平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中国的行政结构,以中央警卫局和其他监控手段去管控党内高层,因为他是一个掌控欲和危机感都较重的人。不过更根源性的因素是,共产党处于建政后的稳定期,已经很难产生强大的反对派;通常打江山的那一代人在执政地位上相去不远,因此很容易把权力斗争推高。而那些享受既得利益的后代们,不像他们祖辈那样直面过战争,带有一股杀伐气;他们早已在安稳和逸乐的生活中变得萎靡,而且容易患得患失。

而此时如果出现一个性格强势且具备权术特质的人,就能够造成对群体的压制。而且就性格来说,习近平也的确比其他人更横得下心。也就是说,习的优势在于党群太弱,才得以让他威风八面。如果放在二三十年前的政治环境,这种治国方式早就被叫停,他自己也会被元老们罢黜。

显然党内已经很难制约习近平,不过他却免不了败于自己之手;因为他的执政方式难以为继,只会造成越来越破败的局面,让他坚持至今的是一种性格上的执拗和失去退路的无奈。他一直没能获得让内心得以支撑的信念,而更像在执行一种权力本能。针对这种脾性,党内一些人会采取顺水推舟的态度去怂恿他,他们会堵塞他的言路,并为他的错误圆场;他们会把他推入一个无以复加的境地,并把所有仇恨都引到他身上去,然后让他为共产党的周期性困难承担责任。

而此时的习近平,已经无法跳出这种局面;他一直在追逐一种理想的极权主义,而这却被现实中的各种权术所利用。——党内有人煽动他走向极端,从而创造政治契机;欧洲在利用中美的角逐,去占据更多的市场;而新兴国家则鼓励中国与西方割裂,以推动其产业链流出;同时美国也在利用习近平的攻击性,去挑动亚洲的局势;甚至就连民主人士们,都寄望于习近平连任以拖垮共产党。

或许一直以来,习近平都认为他能改变世界;但在既定利益面前,他必然会被全盘推翻。——中国与世界经历了几十年磨合,不可能因某个人而决裂;共产党也不会为习近平的一己之利去与世界冷战;倘若他执意破坏共同利益,最终会触犯众怒。而此时对他来说就很危险,因为大家会采取反习不反共的策略;两边的高层会建立协作,去引导一场政治变局,把习近平和共产党切割;而这会让他遭遇一个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并成为政治妥协之下的献祭。

或许习近平不会预估这样的结果,但他也会感到前路迷茫。其实在以前,他也有过清澈和豁达的时候;在一些早年的影像中,曾记录了他的过往;——他当年接受采访时,显得思路流畅,吐字清晰,且流露出一种罕见的真性情;此外在一段家庭录影中,他向大家说:“一个人最好还是要保持本色。”

但他最终失去了本色,从前的他和现在判若两人;他早年双目有光,显得平和而谦逊;但成为中国领袖之后,却日渐衰颓。他的面容和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以目力可及的速度在老去,并且整个气场都在衰败。

这种转变让人匪夷所思,因为他的神采就是伴随他的政治升迁而消退的;或许成为最高领袖让他失去了很多东西,包括他曾拥有的那些淳朴的事物,——他的家庭,婚姻和友谊。尽管他保留了政治博弈所获得的胜利,但仍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者,并且失去了很多自主。

就他的现状来说,已经很难在从政之路上持续走下去;2022 年将会是他最大的转折点,即便他能用某种魔术式的手段获得连任,他也会面临满途荆棘,并在 2027 年前迎来全面的破败。他陷于强烈的自我偏执,以至于把政治过度理想化;他的处境和袁世凯当年相似,整个统治期都处于一种反差的时空中。他可能在内心上把自己奉为千古一帝,但最终会明白这不过是黄粱一梦。而这种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往往会成为一个执政者最致命的伤口。

习近平很可能遭遇一个落寞的收场,对他来说,该来的总会来;人们不会固守不切实际的幻想,去跟随他一起覆亡。即便是他的支持者,也会与他渐行渐远。而当大家都离去,只把他一人留在宝座上茕茕孑立时,也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寿终正寝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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