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友琴
（这是《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书中的一章“北大的政治迫害历史”中的一节）
文革中北大发生的暴力性迫害，不是突然从天而降、凭空发生，而是由文革前发生的一系列的迫害发展而来的。回溯北大1949年以后的历史，其由来和发展轨迹，清晰可见。
文革前在北大发生的规模最大的迫害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延续到1958年1月底的3个月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有589名学生和110名教职员，一共699人，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后来又再“补划”，一共划了716个右派分子。另外，据1979年《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北大划了715名“右派分子”，还有842人受到各种处分。因为没有公布被“划”者的名单，现在不清楚这一人之差是如何产生的。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大总人数的7%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于学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则更高。
当年的北大把700多名教师学生划为“阶级敌人”加以惩罚，这是人类学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权力。
“反右”在北大虽然不像文革那样普遍使用暴力对人进行殴打和侮辱甚至活活打死，但是已经相当野蛮。物理系学生刘奇弟贴大字报提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要求政府释放胡风。他因此被定为“右派分子”。一名受访者说，1957年他12岁，家住北大旁边海淀镇，有一天到北大来看电影，在北大看到被捆在树上的刘奇弟——因为听到人喊“打倒刘奇弟”，他知道了被绑在树上的人的名字。刘奇弟要说话，有人大喊“把他的嘴堵起来”。这名受访者不记得那天是几月几号，但是记得那天去看的是苏联电影《绿色的锁链》。应该是在6月上旬开始“反右”之后。刘奇弟后来被判刑15年，1961年死于狱中。
在北大的716名“右派分子”中7人（可能还会发现）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7人中有6人是在文革期间被判处死刑的。7个人占全部716人的1%。
被判处死刑的7人中，6人在被划为“右派分子”时都是北大学生。其中只有一人是教师，在两年前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也就是说，他们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后来被判处死刑时，都很年轻。
黄中奇1957年时是哲学系学生，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在宿舍中他与看管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1958年1月被公安局逮捕，同年夏天被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死刑。文革后得到“平反”。关于他，校史《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8》写道：
（1958年）1月30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黄中奇（哲学系心理专业学生）于29日晚持刀行凶，刺伤了心理专业四年级班会主席张博源和前去阻拦的杨恩寰同学。今日上午8时，学生会召开批斗黄中奇的大会，会上，大学办公室主任蒋荫恩代表学校接受同学们的要求，宣布开除黄中奇的学籍并交送司法机关惩处。市公安机关当场将黄逮捕。
黄中奇被公安机关逮捕后，不久就被判处死刑（日期待考）。当时让北大各班派学生代表参加了“公审大会”。历史系的一个学生代表回来后告诉班里同学，在“公审大会”上，黄中奇被抓出来的时候，身上穿的是汗衫，脸色苍白，白得像白报纸一样，大声地哭，说：“我有罪，我有罪，饶了我吧。”判决以后，立即执行。那是1958年的夏天。
文革结束两年后，重新审理“右派分子”案件。北京大学有关办公室向黄中奇的同学了解情况。当时黄中奇住在36斋（北大学生宿舍当时都称为“斋”，文革中改称“楼”至今）5层。黄中奇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受到批判斗争和看管，精神崩溃，爬上窗台要跳楼自杀，看管他的同学进行阻拦，发生了身体冲突。黄中奇情绪失控，挥动一把削铅笔的小刀，划破了一个同学的脸。伤情并不严重。被铅笔刀划伤的同学并无伤疤留下。但是黄中奇被作为“右派分子蓄意杀人”判处了死刑，还通报全国。只因为他是“右派分子”，划破皮就和“杀人”等同了。1979年北大给“右派分子”“改正”时，也给黄中奇“平反”。其时他已经被处死20年了。
黄中奇是“调干生”（即不是从高中毕业后升入大学，而是在上大学前已经是工作的干部），在北大上学时已经结婚生子。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当架子工。给了他的儿子两千元钱。这是北大为“反右”给予“右派分子”或其家属的最大的一笔“赔偿金”——实际上从来没有承认过需要“赔偿”，也没有用过这个词。当时用的词叫“困难补助”。
上述校史记录中提到的代表学校宣布开除黄中奇的办公室主任蒋荫恩，后来调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文革中受到残酷“斗争”，在1968年4月6日上吊身亡。当然，这完全不是10年前被惩罚的“右派分子”报复的结果。相反，“右派分子”在文革中都受到了进一层的更加残酷的迫害。而一批领导了“反右”的干部们，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6名在文革中被判处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是：
林昭，中文系学生，1954年入学，1968年被处死；
任大熊，数学力学系教师，1955年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1970被处死；
顾文选，西语系学生，1956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
沈元，历史系学生，1955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
吴思慧，物理系研究生，1970年被处死。
张锡锟，化学系学生，1954年入学，1975年被处死。
6人中林昭为女性。她生于1932年。她因站出来为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同学辩护而自己也被划成“右派分子”。她所在的中文系新闻专业58级（1954年入学），全班34人，划了7名“右派分子”，占全班人数23%。7个“右派分子”的名字是：林昭（女）、何其慧（女）、杨吉林、孙文烁、王国乡、刘秉彝、赵雷。7人中两个“劳动教养”，两个“劳动考察”，3个“留校察看”。此外，还有7人被划为“中右”，虽未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也遭到开除共青团团籍等处分。
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在1960年代初，林昭和兰州大学的“右派分子”学生来往，她写的两首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印入他们的油印刊物《星火》。参与《星火》的人很快被逮捕。1962年林昭被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在监狱里，她写了14万字文章……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处死刑。那是“五一节”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一批“反革命分子”“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解放日报》当时报道语）。这是文革期间“庆祝”节日的特殊方式。
一名受访者讲述了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见到林昭。监狱中召开大会宣判林昭死刑。在押犯人们在台下，林昭被押到台上。受访者当时是台下的在押犯之一，在大学当学生时被划成“右派分子”，后来判刑10年，和林昭同被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受访者说，他看到林昭的脸胀得通红，但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肯定是“被做了手脚”。他的意思是，监狱方面用什么特别的方法使得林昭不能说话。他听说，宣判会后林昭在监狱大院中的一角被杀害。
顾文选是英语系学生，1956年从杭州考入北大。1957年5月25日下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控诉“三害”（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当时号召人们“帮助党整风”以克服这“三害”）的会上，顾文选讲述了他在1955年的肃反中的遭遇。
顾文选的讲话以一首诗开始，说明他的心迹。
本来我不计较我的不幸，
我以为时间，
这浩荡长流会把它冲洗干净，
那时我将和过去没有创伤时一样，
在生活中享受着愉快和平静。
可是我没有力量摆脱那惨痛的记忆，
时常在寂静的黑夜中被噩梦惊醒，
受了创伤的自尊心得不到片刻的安宁，
脑海里不时缠着镣铐的声音。
我们的时代是个明朗的春天，
但也停留着片片黑云，
就是这些黑暗的东西，
毁掉了多少人宝贵的青春。
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我要呼出这人间的不平。
请人们看清“三害”的面貌，
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烧个干净。
顾文选自述，1949年时他15岁，在杭州“参加了革命”：他参加了共青团，以后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顾文选认为他的不幸在于“过分心直口快”，“太单纯，太忠厚”，所以被领导和品德不好的同事忌恨。至于他的“反动文艺思想”，只是他练习写作，写了两篇小说，其中一篇写了农村出身的干部进城后遗弃原妻。仅仅为他的“反动文艺思想”，就斗争了他一整天。
顾文选被连续斗争几天以后，因为他不认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斗争他的同事的殴打。打得非常厉害。他还手保护自己。结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铐把他反铐，又用麻绳把他捆绑起来。这些人打电话报告了“五人小组”之一的一个副局长后，就把顾文选送到杭州市监狱。在那里把他上了脚镣手铐关起来。他被关在监狱里4个月。
顾文选说，逮捕他是违法的。没有逮捕证，以后也未补发，逮捕后36小时内一直没有提审，完全破坏了逮捕条例。他还给出了种种细节，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时间、地点。
刊登了顾文选讲话记录的刊物《广场》，实际上仅仅油印了一期。参与编辑《广场》的学生，陈奉孝（数学系）被判处15年徒刑，张元勋（中文系）被判处8年徒刑，贺永增（西语系，他组织了顾文选讲话的会议）被判处5年徒刑。
“肃反”没有能把顾文选定罪，第二年他考进了北京大学。他在北大讲述“肃反”遭遇的讲话使他被定为“右派分子”。那天和他一起发言的西语系学生周铎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在文革中受到长期的关押折磨和摧残。主持了那天会议的西语系学生会主席汪士贤也被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被送北京玻璃总厂“监督劳动”，每月只发18元生活费。
顾文选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又被判处8年徒刑。刑满后仍然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文革中他越境逃到苏联，被苏联方面遣送回国，在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运动中被判处死刑。
《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3号，1970年1月31日）写道：“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令人心大快，敌人震慑。”顾文选的处死经过就是按照这一指示操作的。1970年2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一份材料，把“顾文选等55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要“革命群众”“提出处理意见”。当然，不会有人胆敢发表任何不同意见。据一名受访者说，还有“革命群众”大喊“枪毙枪毙”，然后大家散会回家吃晚饭去了。
这份材料写道：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现行反革命犯周鸿东，男，三十七岁，辽宁省人，资本家出身，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顾、周二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就凭这不到100个字的指控，“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行”判处顾文选和周鸿东死刑。判罪根据只是两条：“反动言论”和“投敌叛国”。
这份材料发出仅仅两个星期后，1970年3月5日，顾文选被处死，时年36岁。
与顾文选在同一份材料上还有沈元。
沈元是上海人，1938年生，1955年从上海位育中学毕业。沈元在高考中以文史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位育中学另一名学生以全国理工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这两名学生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中，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位育中学1955年的92名毕业生中，有44人被定成了“右派分子”，包括两个考了全国第一名的人。
沈元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学籍遣送北京郊区劳动。1961年“摘帽”后，他得到地位很高的历史学者黎澍等人的帮助，到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工作。在1962年时相对宽松了一点的条件下，他在《历史研究》和《人民日报》上多次发表了论文。与其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学相比，他算是“幸运”的。但到了1965年初，他发表的文章就遭到了批判。文革开始后，他遭到批判斗争。发表他的文章和把他调入历史研究所工作，成为帮助过他的领导干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他用黑色鞋油把自己的身体涂黑，装扮成黑人而进入马里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自己离开中国。沈元也被判处死刑。想要离开中国，在文革时代就是死罪。沈元在1970年4月18日在北京被杀害。
在1970年他被枪杀时的说法是：
“十九、现行反革命分子沈元，男，32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沈元的母亲和哥哥，也成为判处沈元死刑的理由，这种设立罪名的方式，需要北大历史系或者法律系的学生作专题论文来从学理方面做出分析和解释。
任大熊1970年3月28日在山西省大同市被判处死刑。他1956年从北大数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1957年5月，他把北大图书馆英文《工人日报》上刊载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题为《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1956年２月25日）翻译了一些段落，贴在学校阅报栏上。一名受访者说，当时有很多人站在阅报栏前看报纸，同时也看了任大熊陆续贴出的翻译稿，每次一页两页，手抄在普通稿纸上。这名受访者后来也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赫鲁晓夫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实行大规模迫害、监禁和杀戮的部分事实，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在当时是很大的震动。赫鲁晓夫的报告在苏联内部发到共产党的各层组织，在苏联人人皆知。苏联共产党也把这份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但是报告文本从来没有在苏联报纸或者出版物上公开发表，因此才被西方媒体称为“秘密报告”。这个报告之后，斯大林的受难者在俄国已经开始大批得到“平反”；在中国，任大熊却因翻译了这个报告的一些段落，先在北大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又被指为“反革命”判刑，在文革中又被判处死刑。从笔者收集到的判决书上可以看到，判处任大熊等13人死刑，没有援引任何法律条文依据，只写着：
“为了全面落实……‘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下……”
所谓“一•三一”指示，指“中发[1970]3号文件”，题为“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文件上的“照办”二字就是判处死刑的依据。
在13人中，任大熊被列为第三。关于他，判决书写道：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分，右派分子，杭州市人。其兄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该犯一九六零年因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被判处无期徒刑。
“任犯一九六七年四月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参加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先后书写‘时事述评’等反动文章九篇，极其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禁闭室挖穿狱墙，与主犯常瀛清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反动透顶，猖狂至极。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仍然记得任大熊的北大同学说，任大熊有1.75米高的样子，南方人，很瘦，是个很聪明的人，毕业留校后住在校内全斋（文革中改名为“红七楼”），被划成“右派分子”时还没有结婚。他的同学一直不知道他已经在文革中被处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家人在。
上引判决书，是一名和任大熊关在同一监狱的人莫兴龄的儿子提供的。莫兴龄是一名基督教医院的医生，曾到美国医院学习，因为这些原因，1954年被逮捕并被判刑15年。莫兴龄在还有17天刑满时死于狱中，监狱说他“自杀”了。文革后莫兴龄的儿子到山西大同监狱寻找父亲的埋葬处并给父亲筑墓。他没有能得到关于他父亲的文字记录，但得到了这份有任大熊在内的死刑判决书。他给笔者提供了判决书的复印件。
吴思慧，男，四川荣县人，生于1932年或者1933年（判决书上说他在1970年3月“时年37岁”），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父亲吴祖楠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在1949年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1962年去世。吴思慧与他的哥哥和妹妹留在大陆。他在1951年和班上3个同学一起参军（4个人中，一人被枪决，两人后来“自杀”——加上引号，是因为这并非通常意义上说的自杀，而是迫害的结果）。1953年他从军队复员后到北大物理系（清华物理系已经在1952年被取消）继续读书，毕业后在北大读研究生。1958年2月他被划成“右派分子”。（从时间看，他是在1957年已经划定5%的“右派分子”后又被“补课”进去的。上文已经写到，“补课”后，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比例提高到了7%）。
1959年，他被分配去洛阳工学院。同年12月他被指控“抗拒改造”而被“劳动教养”两年（那是一种工作单位就可以决定的刑罚。每个工作单位的领导可以有权把那里的工作人员送去“劳动教养”）。“劳动教养”期满后，他在洛阳修鞋为生。1965年被指控“盗窃”判刑10年。1970年“打击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他被“揭发”和同牢的人说了咒骂江青的话。他被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文革后，1981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案件，撤销1970年的死刑判决。报告说，原判认定的“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越狱投敌叛国”两项的事实，“均构不成反革命罪”。他们也同时撤销了1965年的判决。
张锡锟是化学系学生，毕业于成都列五中学，1954年夏考入北大化学系。在1957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的北大校园的短暂的“鸣放”时期，他贴出了题为“卫道者的逻辑大纲”的大字报：
……（略）
这些“逻辑”，也都被运用到对他的指控上。张锡锟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对他的处分是“劳动考察”，送工厂劳动。1965年他试图逃往国外被抓，并一次被判徒刑13年（文革前，这虽然会被判重罪，但是还不至于如文革中那样被判死刑），在四川西昌专区盐源农场“劳改”。1975年9月，他被人揭发“企图组织越狱”，在盐源农场被枪毙。
文革结束两年后，开始给“右派分子”“改正”。北京大学有关办公室的一名杨姓干部曾经到四川该劳改农场交涉。但是那边不给张锡锟“平反”。
在2009年出版的《回眸一笑——我在太阳部落的年代》（香港田园书屋）书中，作者杨泽泉记录了他所了解的张锡锟在劳改农场的最后的日子。杨泽泉当时也被关在那个劳改农场，当然无从得到张锡锟的死刑判决文件。他记得，判决是由当时的西昌地区革命委员会人保组发出的。死刑执行地是盐源农场农七队的监院门口。
一名受访者说，他和张锡锟几乎同时在成都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1954年8月19日，是星期四，他们集体乘坐同一辆大蓬卡车，沿川陕公路北上，到宝鸡换火车去了北京。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们都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后他得到“改正”。他记着35年前被杀害的张锡锟。
7名被判处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中6人在文革中被杀害。这6人中，有4人是在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活动”运动中被判死刑的。仅从他们的死亡时间，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死亡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
在7名被判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中，吴思慧的名字是笔者在查访多年后，在2009年底最后找到的。笔者曾经问吴思慧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呢？今天，你们可以纪念死者，说出真相。你们中有的是聪明才俊之士，写出他的事情对你们来说完全不是困难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要把吴思慧的故事隐藏在你们班的几个同学之间呢？为什么要让吴思慧成为一个至今都无人知晓的受难者呢？
我听到一些解释。一个说法是，不了解情况啊。吴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学）应该比较知道1957年的事，但是她已经另外结婚，丈夫还是个所长——现在是什么时代，难道还会有人指责他的女朋友嫁给了别人没有为他“守节”？她的丈夫也还会不准她讲述50年前的男朋友受迫害的事情？
还有一个说法是，他的一名同班同学担任过较高的职位，认为吴思慧的事情要缓办，降温，避免不良影响——吴思慧已经被杀害数十年了，还要“缓办”到什么时候去？曾任较高职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同班同学吗？
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是在1958年做的。在《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8》中，没有记录数百名“右派分子”被大卡车到学校来装去“劳教”和“监督劳动”的事情，也没有记录被杀害的人。关于那一时期北大发生的事情，有一行记载是：
（1958年）4月19日至21日，全校突击围剿麻雀。三天共歼灭麻雀502只。
以北大10000多人停课停工3天的代价打死502只麻雀，确实不太好理解，然而那时候就堂而皇之地在具有最高教育水准的北京大学校园里发生了。这并不仅仅是北大一个学校的行为，北京全市都在打麻雀。这当然应该记录，但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受到的迫害，是更应该记录下来的。
本文的目的，是记载在杀死麻雀之前和同时发生的715或者716名（如果有人能加入沈克琦教授的工作把全校的右派分子名字写出来，就能知道到底应该是多少人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北大教员学生中被判处了死刑的七个人。
调查不够深入仔细，敬请读者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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