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

​蒋经国:你为什么非要让外蒙古独立?

旧闻旧梦一瞬间  2026年9月16日


内容摘自《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


按:二战后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再次遭受不平等待遇,外蒙古脱离中国的版图,不仅让国人大感意外,就连当时蒋介石国民政府也十分愤懑。所有人都知道,外蒙古是否“独立”,取决于幕后操纵者苏联的意志。苏联为何不惜破坏反法西斯盟友的关系,非要一意孤行?蒋经国1945年夏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回忆,透露着外蒙古独立背后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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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美国因为要苏联参战,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订了《雅尔塔协定》。我们当时为着要打退压境的强敌——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据《雅尔塔协定》,和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中苏条约。

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塔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

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

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

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

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究还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5年以后就会起来。”我说:“给美国人管,5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5年。”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接下去,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问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我心里暗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塔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最后,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

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我还记得,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画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20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

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我很不耐烦地说:“你要画线,你画你的,我是不能画的。”他说:“不画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说:“你有什么根据?”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画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画这一条线。”

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还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

他有点着急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

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画下的!”

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画出。

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川普拿下格陵兰“永久安全控制权”:重塑北极战略

 来源:斌闻天下  2026-9-21

川普此前反复谈论格陵兰,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一直是:美国到底会不会“买下”这个北极岛屿?

9月18日,事情出现了一个重要转折。

川普宣布,美国已经与丹麦和格陵兰方面达成一项北极安全协议。他称,这项安排将让美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采取必要行动、保障格陵兰和美国安全的能力,并表示协议没有期限。美国还将立即开始规划在格陵兰扩大军事存在。

但真正值得关注的,可能恰恰不是美国有没有得到格陵兰的主权,而是——川普没有拿到那块土地,却正在争取美国在这块土地上长期、制度化的战略存在。

这其实很像典型的“川普式谈判”。


从“我要格陵兰”到“我要什么”

回头看川普过去围绕格陵兰的表态,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谈判逻辑。

一开始,他直接把目标拉到了最高点:美国应该拥有格陵兰。

这个要求引发了丹麦、格陵兰乃至整个欧洲的强烈反应。有人认为川普是在挑战丹麦主权,也有人担心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出现严重裂痕。

但谈判的意义,有时候恰恰就在于先把问题推到一个极端位置。如果一开始美国提出的只是“希望增加一些基地使用权”,那么谈判桌上的筹码可能非常有限。

而当川普把问题直接提升到“美国需要格陵兰”这个层面之后,整个谈判的坐标就被改变了。

最终他真正想要的,未必是地图上的所有权,而是格陵兰作为美国北极安全前沿所能提供的战略价值。

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这恰恰可能是这轮谈判最重要的结果。

美国争取的是长期进入权、基地建设空间、飞越权,以及阻止潜在竞争者在岛上建立军事存在和进行敏感投资。

换句话说:先提出最大的要求,制造足够的谈判压力;然后在谈判过程中,把真正重要的战略利益留下来。

川黑们会说不喜欢这种谈判风格,但这就是交易的艺术,如果你做过生意、跑过销售,自然会明白个中玄妙。

不买岛,不等于放弃格陵兰

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丹麦王国和格陵兰的主权并没有转移给美国。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拟议中的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承认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丹麦、格陵兰和美国计划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协议,但协议生效仍需经过相关议会程序。

所以,如果把这件事简单描述成“美国吞并格陵兰”,反而抓错了重点,因为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安全与军事安排。

川普称,美国将获得永久性的进入、基地和飞越权,并可以扩大军事存在;美国方面还表示,协议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以及进行某些敏感投资,而且相关安排据称即使格陵兰未来独立,也可以继续存在。

协议全文目前尚未公开,因此其中一些具体权限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还需要等待正式文本。

但战略方向已经非常清楚:美国希望确保格陵兰长期处在北美防务体系的核心范围之内,并把俄罗斯等潜在竞争者挡在外面。

川普真正看的,是格陵兰的位置

格陵兰最大的价值,并不是它有没有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也不只是地下可能存在多少矿产资源。

它真正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地理位置。格陵兰位于北美、欧洲和北极之间,是北大西洋与北极方向的重要战略节点。美国早在二战时期就开始在岛上驻军,1951年又与丹麦签署防务协议。目前美国仍在岛上运营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承担导弹预警、导弹防御以及太空监视等任务。

换句话说,美国并不是今天才发现格陵兰重要。而川普真正做的,是试图把一个已经存在几十年的军事安排进一步向前推进。

这也是为什么“买不买格陵兰”其实不是唯一的问题。如果美国能够获得长期、稳定、可扩展的军事使用权,那么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土地所有权和战略控制能力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

川普过去强调“必须控制格陵兰”,现在的协议则显示,他正在尝试用另一种方式实现其中最核心的安全目标。

鲁比奥说得更直接:美国要的就是北极安全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随后对这项协议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评价。

在他看来,这是一项对美国及美国民众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安排。鲁比奥特别强调,协议将永久保障美国在北极的安全利益,而且按照他的说法,不需要美国纳税人承担额外成本。

更重要的是,鲁比奥实际上把美国的战略目标说得非常直白:格陵兰将继续处于北美战略防御区域之内,并排除任何潜在对手进入这一地区及其周边。他甚至认为,这项安排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美国长期以来对于格陵兰的国家安全担忧。

这段表态值得注意,因为它进一步说明,川普政府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美国国旗能不能插在格陵兰岛上”,而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美国能不能确保格陵兰永远不会成为俄罗斯或者其他竞争对手进入北美防御纵深的跳板。

从这个角度看,川普此前关于“拥有格陵兰”的强硬表态,就需要进一步的理解,他真正想争取的,是美国在北极的战略主动权。

丹麦保住主权,美国拿到战略空间

这也是这项协议最值得玩味的地方。丹麦坚持主权,格陵兰保留自决权,美国则争取到了扩大军事存在、强化北极防务以及限制潜在竞争者进入的空间。

从目前公布的信息看,这实际上是三方围绕不同核心利益进行的一次重新平衡。

川普可以说,美国的安全要求终于得到长期保障;丹麦可以强调主权没有让渡;格陵兰则可以强调自己的自决权没有被取消。

这比简单讨论“川普有没有买到格陵兰”更加接近问题的本质,因为对于华盛顿而言,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只是谁拥有这块土地,而是谁能够决定这块土地未来的安全格局。

北极竞争,才是更大的背景

如果只把这件事理解成川普与丹麦之间的一场外交争执,就低估了格陵兰的价值。

北极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竞争空间,随着北极航道、资源开发以及军事活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美国显然不希望俄罗斯等竞争者在格陵兰获得军事立足点。

因此,这项协议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北极和北大西洋之间的战略位置。

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此前看似“疯狂”的格陵兰要求,现在需要换一个角度重新理解。他的第一步可能不是最终方案,而是谈判筹码。

先把目标拉到最高点,让所有人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的战略需求,然后再围绕真正重要的利益进行谈判。

如果最终能够换来永久性的安全存在、基地建设空间以及排除战略竞争者的制度安排,那么从“美国必须拥有格陵兰”到“美国必须确保格陵兰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漏洞”,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政策转换。

美国不一定需要拥有格陵兰,才能确保格陵兰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漏洞,而这或许正是川普此次谈判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面对如此巨大的胜利,川黑们又抛出“川普买岛失败”论,殊不知这是一场关于如何用一个极端的开局要求,换取美国真正需要的北极战略空间的故事。先把牌打到最大,再谈真正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交易的艺术。

而这一次,川普真正想要的东西,可能从来就不只是一块土地,他要的是一个不会被美国对手利用的北极战略前沿。

美中峰会:“大”到不容有失, 也“小”到不容有失

 2026-9-20 Jinhuasan的博客


这是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上周五918日发表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杂志关于即将到来的美中峰会的评论。肯尼迪先生是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兼中国商业与经济研究讲席主任。请读他的评论:

下周川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峰会将是两人今年的第二次会晤,此后可能还会有两次会面。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坐下来讨论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本身就是一项值得肯定的成就。但是,一方面是他们在可能讨论的议题和成果方面有限的雄心,另一方面是世界面临的挑战,两者之间的差距表明,全球领导力正出现一个日益扩大的真空。

太重要,不能允许失败

美国和中国都有强烈的自身利益,需要让两国关系至少在表面上保持平静。美国经济拥有显著优势,主要由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推动,但也存在明显弱点,其中包括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的失业率以及急剧膨胀的债务。债券市场已经摇摆不定,收益率继续上升,这表明人们对于经济基础中根深蒂固的风险越来越感到不安。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川普政府此时制造一场双边关系危机并不符合自身利益。

北京很可能也在进行类似的盘算。尽管——或者也许正是因为——中国取得了技术进步,其宏观经济前景同样不稳定,甚至更加不稳定。习近平正处于筹划2027年秋季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初几个月,这次大会很可能会让他获得第四个五年任期,继续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川普一样,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将有助于改善他的政治处境,而这种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华盛顿保持和平。

因此,观察人士可以预期,目前的商业休战将得到延长,中国将允许更多稀土流向美国和其他国家(日本获得稀土也是华盛顿高度重视的问题),而川普政府则不会对中国征收累计税率高于202510月釜山会晤时水平的关税。据报道,北京寻求把目前的安排一直延长到川普政府任期结束,而美国则倾向于只延长六个月。显而易见的折中方案将是再延长一年。

目标太小,不会达不到预期

这次峰会不会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已经被削减到几乎为零。北京可能希望达成一长串具体成果,而华盛顿则希望清单更短,但双方都没有太大雄心去达成具有突破性的安排和妥协。相反,可以预期的是一些有限的协议、进展和成果,例如双方同意把对对方价值300亿美元出口商品的关税降低到标准水平;在波音飞机、飞机零部件和农产品方面达成更多交易;开始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在试图结束乌克兰和波斯湾冲突的措辞上作出细微调整;以及强调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的重要性。川普和习近平很可能将在11月于深圳、12月于迈阿密再次会晤,讨论更多类似内容。

不是两国集团

尽管川普和习近平表面上会相处融洽,但这并不是一个两国集团。他们正在寻找管理双边关系的办法,但他们绝不是在作为国际秩序的共同管理者展开合作。任何一方也都没有兴趣提供大量公共产品,为更加持久的稳定创造条件。这是一场受到相互依存、大致均衡的力量对比以及双方处理国内挑战的需要所约束的大国竞争。

鉴于全球力量分布日益广泛、联盟的衰落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地位,一个两国集团从来都无法准确反映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尽管如此,这次会晤仍然是一次解决根本性挑战的错失机会,例如宏观经济失衡造成的国际影响、人工智能带来的日益增长的风险、乌克兰和中东的战争以及气候变化。

但是,川普政府本身受到限制,无法采取更多行动。它正在奉行一种帝国式外交政策,主要建立在对主权、硬实力和双边互动的严格强调之上。对于国际合法性以及为负责任行为制定准则、并约束包括美国自身在内所有国家的多边规范的关注,已经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它也不像其他方面那样认为气候变化或人工智能安全构成同等程度的危险。此外,跨部门决策程序的瓦解意味着,川普政府通常是在一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之间不断跳转,并没有为长期处理复杂挑战做好充分准备。

因此,政府的战略正在贸易和安全两个方面遭遇障碍,一个领域的问题——例如与北京之间不稳定的休战——正在妨碍其他领域取得成功——例如争取北京在乌克兰和伊朗问题上的帮助。华盛顿越来越发现自己正在多个战线上同时采取守势。

相反,北京完全有可能采取更多行动,但它满足于等待川普政府任期结束,同时阻挡来自欧盟和其他方面的压力,并逐步在其主导的各种论坛中推进自己的全球治理方式,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尽管习近平很可能会带来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领先高科技企业高管,但如果过去可以预示未来,他们不太可能获得展示自己企业和专业能力的空间,这意味着中国将错失向一个重要受众展现其社会更加细致复杂面貌的机会。

错失的机会

每当地球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它们的一些顶尖企业——聚在一起时,就存在成就大事的机会。但是,这需要双方持续投入,而目前在任何一个首都,这似乎都不太可能实现。如果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问题——而且习近平对川普白宫的新直升机停机坪表达一番表面上的赞赏——双方就会把这次聚会视为一次成功。但其他人不应该这样认为。

没有体制外的人民:改变中国的人从哪里来?——“改革已死”的政治社会学

 艾地声Edysen  X 
@KA594594 · Sep 20, 2026

没有体制外的人民:改变中国的人从哪里来?——“改革已死”的政治社会学

经常看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些最激烈反对现体制的人,同时也最执着于寻找“纯洁的反抗者”。你过去是不是党员?是不是体制内的人?是不是吃过体制的饭?是不是和官员打过交道?是不是曾经说过拥护这个制度的话?是不是曾经相信改革?是不是做生意时依靠过政府关系?甚至,你是不是直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以后才开始反抗?只要其中某一项答案是“是”,这个人的反抗就可能受到怀疑。

如此,一个企业家过去与政府合作,后来与体制决裂,有人说假的;一个干部或者党员后来公开反思,有人说洗白;一个知识分子过去相信改革,后来转向反对,有人说投机;一个普通人过去岁月静好,直到自己的房子、土地、企业或者亲人受到伤害才开始维权,又有人说铁拳没有砸到自己头上时为什么不说话?

按照这种逻辑不断追问下去,最后会发现一个荒谬的结果:我们竟然找不到合格的人民了。因为我们试图寻找的,其实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人——从出生那一天起就站在体制之外,从未被教育、宣传、利益和生活塑造,从未妥协,从未恐惧,从未相信,从未沉默,甚至从未犯过错误的“纯洁反抗者”。

这样的人在哪里?几乎不存在。

一、寻找“纯洁反抗者”,仍然是革命思维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政治洁癖表面上极端反体制,思维方式却可能仍然没有摆脱革命政治遗留下来的敌我二分。革命政治最熟悉的世界,是把人分成两个阵营:敌人和自己人;革命者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人民和人民的敌人。一旦一个人被划入敌人阵营,他过去做过什么、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都可能变得不再重要。因为身份压倒了行为,出身压倒了选择,历史压倒了现在。

这种思维最危险的地方,并不只是它制造仇恨,是它取消了人的变化。一个人昨天属于体制,所以今天永远属于体制;一个商人过去依附权力,所以后来不可能真正反抗权力;一个知识分子过去相信改革,所以后来对制度的批判就一定不彻底;一个普通人曾经沉默,所以他后来觉醒也没有资格。如果这种逻辑成立,政治转型反而成为不可能,因为旧制度中的人永远不能变成新制度中的人。

问题也正在这里。如果旧制度中的人不能改变,我们还能依靠谁改变旧制度?

二、没有体制外的人民

绝大多数构成民族与人民的人,是无力挣脱既有政体最初的捕获的。没有人出生以前能够选择自己的国家,一个中国孩子出生的时候,国家已经在那里,政府已经在那里,学校、户籍、土地制度、考试制度、宣传系统和法律秩序也已经在那里。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什么可以公开表达,什么最好保持沉默;怎样读书,怎样就业,怎样经商,怎样与政府打交道——一个庞大的制度世界先于个人存在。

人首先面对的是一种政治的既定性,用最朴素的话说:在什么山上,先唱什么歌。一个政体最强大的力量,也从来不只是警察、军队和监狱,更深刻的力量是,它构成了人的生活世界。人在其中出生,在其中接受教育,在其中谋生,在其中寻找安全和成功,也在其中形成自己最初的是非判断。

政体不仅统治人,政体还塑造人,这就是政体的捕获。如果绝大多数人首先都是被既有政体捕获的人,那么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就是:改变政体的人,也只能从被政体捕获的人中产生,没有另外一群人民。

三、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你过去是谁”

所以,对于政治转型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应该只是你过去是谁,应该是你后来为什么变了?一个企业家为什么从依附权力走向要求产权?一个律师为什么从相信法律走向质疑制造法律的权力?一个记者为什么从接受审查走向拒绝说谎?一个干部为什么从体制内部走向公开批评?一个普通人为什么从“政治与我无关”,走向为一个陌生人的遭遇发声?甚至一个曾经坚定相信这个制度的人,为什么有一天突然开始怀疑?

这些变化才是真正值得研究的政治社会学,政治转型归根到底,就是大量的人发生这样的变化。一个社会真正的变化,从来不是突然凭空出现一群新人,是旧制度中的人开始变成不同于昨天的自己。

四、为什么说“改革已死”

有人曾经抽象地反驳“改革已死”:既然从来没有真正的改革,怎么会有改革已死?我并不否认这种批判包含道理。如果所谓改革必须意味着执政者主动放弃权力垄断,最终建立民主宪政,那当然可以说,中共从来没有这样的改革。但这仍然没有回答历史中的人是怎样生活的。我门讨论的不是一场抽象意义上的“真正改革”有没有存在过,是人们是否曾经相信改革可能存在。

答案显然不能简单归零。曾经有很多人相信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法治,相信私人产权的发展最终会限制公权力,相信中产阶级壮大会促进政治开放,相信新闻会越来越自由,相信律师、媒体、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能够逐渐成长,相信司法改革能够慢慢推动依法治国,甚至相信经济改革走到一定阶段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终究无法回避。这些判断可能过于乐观,有些甚至从一开始就是误判。但我要强调一句:错误的希望也是希望,有限甚至虚假的改革,也可能产生真实的改革预期;历史不能因为一种希望后来破灭,就宣布这种希望从未存在。

五、“改革已死”,死的是一种政治预期

“改革已死”,真正值得观察的并不是政府以后还会不会推出名为“改革”的政策。当然还会,机构可以改革,税收可以改革,金融可以改革,教育可以改革,国企也可以改革。真正死亡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越来越多人不再相信这些改革最终能够约束权力本身。

改革从来不只是政策,改革也是一种时间意识。一个人为什么愿意等,因为相信明天会比今天好一点;为什么愿意忍,因为相信制度还有自我修复能力;为什么接受渐进,因为相信今天得不到的东西,明天可能得到。改革主义真正重要的政治资源,从来不是几个被称为“改革派”的官员,是社会对于未来仍然可以渐进改善的信任。当这种信任持续消失,真正死亡的就是改革预期;当改革预期死亡以后,人与政体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

六、政治转变不是一道开关

但这种变化绝不是昨天服从,今天革命。真实的人没有这么简单,人的政治意识更像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既定性——捕获——服从——希望——参与——失望——疏离——绝望——抵抗。不是每个人都会走完全程,有人永远停留在服从,有人失望以后犬儒化,有人退出公共生活,有人选择移民,有人转向宗教,有人开始维权,有人从保护自己的利益,逐渐走向保护别人的权利;有人形成明确的政治反对,也有人在绝望以后滑向仇恨和暴力。

必须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绝望不会自动产生自由;它既可能产生公民,也可能产生暴民;既可能产生自治,也可能产生民粹;既可能产生对于制度的理性反思,也可能产生寻找另一个强人的冲动。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已死”如果只剩下一句愤怒的口号,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改革已死以后怎么办?

七、改革已死,不等于革命复活

中国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政治思想,很容易掉进一个二元陷阱:改革,或者革命;改革不成,就革命;渐进道路堵死,就重新想象暴力。但经历过二十世纪以后,我们至少应该明白:摧毁旧秩序,并不会自动产生自由秩序。

一个人因为痛恨旧制度而拿起武器,并不能因此获得统治别人的正当性;一个组织能够推翻政府,也不能因此自动取得建立新制度的天然权利。暴力可以制造政治事实,却不能制造政治正当性。所以,我愿意把今天中国的困境概括为:改革已死,革命无能。前一句意味着,不能继续把自由寄托于统治者最终主动完成自我约束;后一句意味着,也不能重新回到“打碎旧世界就自然产生新世界”的革命神话。

那么,路在哪里?

八、不要首先寻找救世主,要寻找公民

这时,问题应该改变。不要首先问谁能够夺取政权,应该问什么样的人能够组成一个自由共和国;不要首先问谁来领导人民,应该问人民怎样成为不需要被永久领导的公民;不要首先问哪一个反对派最纯洁,应该问一个普通人怎样从服从走向自主?

问题一旦这样改变,政治的基本单位也发生变化。一个农民开始保护自己的土地;一个业主要求知道公共维修基金去了哪里;一个劳动者要求获得自己的工资;一个消费者要求契约得到履行;一个企业家要求产权不被随意剥夺;一个律师坚持程序正义;一个记者拒绝把明明知道是假的东西继续写下去;一个父亲为了孩子追问学校和政府的责任;一个普通人第一次为了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遭受的不公而站出来说话。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小,甚至很多时候根本没有被称为政治。但公民正从这里产生,一个人首先意识到我不是权力任意处置的对象,然后进一步意识到别人也不是;第一句话产生权利意识,第二句话产生公共正义。

九、公民先于宪政,私法先于公法

这也是为什么我越来越坚持两个判断:公民先于宪政,私法先于公法。

这当然不是说宪法不重要。正因为宪法太重要,所以它不能只是一张写满漂亮词语的纸。真正的宪政必须拥有社会学基础,而这个基础首先来自一个个具有独立人格、权利意识和契约精神的人。我的身体是不是我的?我的房子是不是我的?我的劳动所得是不是我的?我的人格能不能被任意羞辱?政府为什么能够拿走我的财产?警察为什么可以进入我的住宅?别人承诺我的事情是不是必须履行?我能不能与别人自由组成一个共同体?

这些看起来都是非常琐碎的民法问题,但它们实际上训练着一种对于自由政治至关重要的人格:一个具有边界的人。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他才会进一步追问国家的边界在哪里,权利意识由此开始限制权力。这就是我所谓“私法宪政主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十、从臣民到公民,才是最困难的革命

专制制度最深刻的捕获,不只是让人服从某一个政府,是让人习惯等待。等待清官,等待明君,等待中央,等待改革派。甚至有一天成为反对派以后,又开始等待另一个英雄、另一个领袖、另一个组织或者另一场革命来拯救自己。如果只是换了一个等待对象,那么捕获实际上还没有结束。

真正的挣脱发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时刻:一个人意识到——我的生活首先是我的责任,我的人格不需要权力批准,我的权利不是统治者赏赐的礼物;我可以与别人订立契约,我可以建立共同体,我可以帮助陌生人;我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对权力说不。这一声“不”也许非常微弱,但从政治意义上说,一个重要变化已经发生:被治理者开始成为权利主体,臣民开始成为公民。

十一、我们没有另外一群人民

回到文章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我反对执着寻找“纯洁的反抗者”?这不仅不现实,而且可能把我们重新带回一种极端的敌我革命思维。政治转型不是清洗历史,共和国也不是一个只有政治上从未犯过错误的人才有资格进入的天堂。如果一个人必须证明自己从未相信过旧制度、从未依附过旧制度、从未从旧制度获益、从未沉默、从未妥协,才有资格成为未来共同体的一员,那么未来的共和国最终还能剩下多少人?

更重要的是:一个自由社会存在的意义,恰恰在于承认人能够改变。人可以反思,可以悔悟,可以退出,可以重新选择;昨天的党员可以成为今天的异议者,昨天依附权力的企业家可以成为今天要求产权的人,昨天相信改革的知识分子可以成为今天批判制度的人;昨天沉默的普通人可以成为今天的维权者。

真正应该判断的,不是一个人的血统和出身,是他的行为;不是他曾经属于哪里,是他现在选择什么。如果我们连这种变化都不承认,那么我们反对的那套以身份划分敌我的政治逻辑,实际上仍然活在我们自己身上。

十二、改变中国的人从哪里来?

答案其实并不浪漫。他们不会从天上来,也不会突然从某个体制之外的世界降临。他们就在今天的社会里,在企业里,在学校里,在法院里,在政府机关里,在农村和城市里,在沉默的人群里,甚至也在我们今天并不喜欢的人中间。

他们中的很多人今天仍然可能相信体制,仍然可能顺从,仍然可能恐惧,仍然可能沉默,甚至仍然可能从既有秩序中获益。但是政治真正值得关注的,从来不是给所有人拍下一张永恒不变的身份照片,是观察人的移动。从相信到怀疑,从服从到质疑,从依附到自主,从私人抱怨到公共表达,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到理解陌生人的权利,从等待别人拯救,到开始承担自己的责任,从被政体捕获,到成为独立的公民。

所以,“改革已死”不是终点。它只是旧希望耗尽之后,我们重新寻找政治主体的起点。改革已死,意味着不能再把中国的未来完全寄托于统治者主动改变自己;革命无能,意味着也不能幻想通过一次暴力清算创造一个全新的人民;剩下来的,是更加缓慢,也更加困难的工作:人的工作。

我们没有另外一群人民,没有一群未经旧制度塑造、等待着接管中国的完美公民。我们只有这些真实的人——有恐惧,有软弱,有利益,有过去,有错误,也具有反思、学习、联合和改变自己的可能。

中国未来最深刻的政治转型,也许并不是某一天突然更换了一面旗帜,是越来越多生活在旧制度中的人开始意识到: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被治理者。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这样理解自己,并且同样承认别人的人格、权利与自由的时候,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才真正开始形成。

所以,改变中国的人从哪里来?答案只能是从今天的中国人中来,从曾经相信的人中来,从曾经沉默的人中来,从曾经服从的人中来,甚至从曾经依附这个体制的人中来。没有体制外的人民,真正的政治转型,从来不是找到一群纯洁的人去取代另一群不纯洁的人;是让被旧制度塑造的人,逐渐获得超越旧制度的能力。这才是从“改革已死”走向公民生成的真正道路。


蘇暁康:天蠻地荒遺民史

 作者臉書  2026-9-13


任松林著《青山焦土》,无疑「青山」含义即中国,而「焦土」,则說此「中国」四九後不復存在,即晚清以降那個帝制退位、民國建構、抗擊日本侵略的制度,已飛灰煙滅,而摧毀它的,恰是日本侵華之際躲在陝北的一窝土匪,因为连日本侵华的最大意外成果、美利坚援华的误打误撞、甚至杜鲁门不准麦克阿瑟的飞机轰炸中国,皆成就了1949年春在西柏坡喊了一声「进城赶考去」的毛泽东,铸成中国现代史一桩最大历史迷案。



「青山焦土」的意境,勾出我記憶中耶魯康正果著《我的反動自傳》竟得史學大師余英時作序中一段深刻文字:

『我们今天常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一党专政」体制是传统专制王朝的继续和发展。这句话似是而非,完全混淆了传统皇帝制度和二十世纪极权体制之间的界线。事实上中国传统的皇权只能下伸到县一级而至,县以下皇权便鞭长莫及,基本上是民间自治。因此才流传着「天高皇帝远」这一句谚语。此中最大的关键是民间社会的存在——人民拥有自己的生活资料,因而也保留了一点最低限度的私人空间。这正是陶渊明能够「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赋《歸去來辭》的基本条件。即使在清初那样严厉的异族统治之下,许多不肯降志辱身的士大夫也还可以出家为僧,隐于寺庙。但是中共的「一党专政」则彻底摧毁了民间社会。在完全消灭了私有财产之后,党控制了所有的生活资料,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成员能够离开党组织而生存。这是一个绝对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党垄断了一切权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党以外不允许再有任何形式的独立组织的存在,包括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宗族组织在内。甚至「家」也不是个人的最后庇护所;无论是「家」或个人都必然属于某一「单位」,而「单位」则在「党书记」的绝对「专政」之下。这显然是斯大林体制对中国的全面征服,不过在运作中具有「中国特色」而已。』

至此,我們看到中文書寫中的一個特殊話語,我尚不知如何定義它,「遺民話語」?但是它來自兩位逸出「中國一黨專政制度」的知識者(任松林康正果)之手,而且在「簡體中文」(僅僅區別於港臺的繁體中文)語境中殊為罕見與珍貴。

其實在他們之前,這種特殊話語是以血淋淋的姿態開拓的:

『在《文革受难者》书的献词里,我用了「群体性迫害」的说法。那本书里有659名受难者词条,我也还收集了更多的资料可以写《文革受难者II》。文革受难者的死亡都是非常悲惨的。他们不但不是在家中或者医院的病床上去世,甚至也不是由刽子手的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他们被用拳头棍棒在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折磨中死亡,或者,在遭到酷刑和监禁后‘自杀’。……在历时三十年的广泛的调查中,我还没有发现一座学校,那里没有发生过暴力攻击教员。我也没有找到过没有被学生打过的校长(包括大学,中学和小学)。而在历史上,「校长」从来没有像「盗贼」「杀人犯」那样成为一种受到严重惩罚的罪犯。』

作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後來出了日文版,她在《致日文读者》中写道:『在我的调查所及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里,在1966年8月,有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员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又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的一个三十多人的小班,大多数人当了中学教员,其中有三人在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文革受难者》中写入了三人中的二人。在1966年8月,「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兴起。据当时的「内部」统计,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最多的一天打死282人(9月1日)。』

這又是一個特殊話語,我姑且稱它「八一八」話語。

「八一八」有一幕重大歷史「真人秀」,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學紅衛兵宋彬彬,上天安門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時,毛隨機借由「彬彬」戲謔道「要武嘛」,饒是雙關語之巧妙,也生動地深嵌進歷史,而它來自天安門城樓之上,霎那間成為虐殺天下無數蒼生的一道權杖,真相便是王友琴調查的「最多的一天打死282人(9月1日)」。

陝北延安土匪頭子那種大手,朝著百萬紅衛兵揮舞在天安門城樓之際,中國不「焦土化」就怪了。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歷史,一上來就碰到兩大血案:安徽黃梅戲劇團女演員嚴鳳英自殺後被剖腹、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活活群毆致死。震驚之余,我仿佛聽到歷史深處有一股咆哮——如此沈冤若不能被公義所紓解,天良豈能安寧?一個文明幾千年都在乎「人命關天」,難道吞咽得下這「茹毛飲血」的幾十年?

「八一八」話題,未必只是一個文革話題,也不僅僅是「紅二代」話題,而是一個集權題目,最明顯的證據,就是習近平是一個「黑五類」,卻拿到權力也搞文革,他受迫害的教訓,是去迫害更多的人;而中共的「我們子弟接班」,極有深意地選「落難子弟」而不選正統紅衛兵,連薄熙來也跟習一樣的經歷,其中奧妙何在?可惜中國沒有言論自由,展開不了這個題目。

照相机,镜头,快门;一只食指按下快门,“咔嚓”一声……一组电影语言:「摄下罕见瞬间」,或称「镜头里的历史瞬间」,其背后支撑的一个惊人细节是,王晶垚得知妻子卞仲耘被学生群殴致死的噩耗后,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立刻去买了一部照相机。他要抢在妻子遗体被火化(成为灰烬)之前留下历史证据。这个念头,也使得胡杰在三十年后拍摄这部《我虽死去》成为可能。

胡杰的手法,是刻意「纪实性」,甚至不留任何干扰「纪实思维」的多余镜头,在一个大规模销毁历史的时代,这无疑一种聪明的抗争策略;在针对记忆进行洗脑的一个制度下,它也是很珍贵的电影制作。这部纪录片,有许多将来一定会属于「抢救和解剖文革」的经典话语。

一个更加摄人心魄的特写,是王晶垚从一只旧皮箱里翻出受害者遗物,而且是三十九年来的第一次,于是胡杰的镜头,又凝固了一种历史瞬间:校牌、怀表、手表,指针停止在三点四十分,凝固了1966年8月5日那天那一刻,仿佛再诠释了苏珊桑塔格的那句话:「拍照是凝固现实的一种方式。你不能拥有现实,但你可以拥有影像——就像你不能拥有现在,但可以拥有过去。」王晶垚永远占有了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暴行记录,暴政可以杀死卞仲耘,但它再也不可能剥夺和销毁这个历史。

镜头里,他也拿出一包血衣,里面有带粪便的裤子;带血的药棉,都是从卞仲耘身上的窟窿里和嘴里掏出来的;一件柞蚕丝衬衣,后背上还有一个墨写的「倒」字;王晶垚边拣翻边解说,又从那衬衣口袋里翻出手绢,嘴里说着:「你看,还有土……」,那竟然就是师大女附中那个广场上三十九年前曾荡起的尘埃,如今成了货真价实的历史灰烬,又不期然勾出那句「岂容青史尽成灰」的經典。这一切,也把观众全部带回到卞仲耘被殴打的现场,重构了今日中国的受难者言说。

放映胡杰这部《我虽死去》纪录片的现场,是2017年3月25日華盛頓DC波托馬克文化沙龙举办的活动,题为《遇罗克、红八月、血统论,离我们有多远》,影片七十分钟,片尾是长达五分钟的《北京市教育系统部分文革受难者名单》,背景声音是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文革大革命的通知》,这个男声在1966年春天曾响彻中国每一个角落;即使今天,它也会唤醒中国一个世代的记忆,这个世代大约是现龄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他们的记忆里都镶进了一段岁月,没有人能够拒绝它,区别只在于选择唤醒还是遗忘。

这份名单的提供者王友琴,也是最早试图描述、定性「红八月」暴行的中国人。她写道:

『对教师的虐待和杀戮,强烈反衬了一个儒家治国千年的华夏民族。然而,共产党这个基本由农民组成、却靠欧洲来的一种理论所武装的集团,它的敌人其实是所有人,尤其是有知识的人。1966年的「红八月」,早就由前面的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等「血红」所铺垫。毛泽东用一个外来语「阶级斗争」掩盖了压迫的实质,一直到中国出现了一位具有前卫批判性的青年,一针见血地揭示「红八月」的性质,是出身、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压迫、歧视,是一种前现代的野蛮「血统论」。遇罗克在现代中国的意义,就是马丁路德金六十年代在美国和西方的意义;他在中国的黑暗时代,先知式的窥破毛氏宗教、大众迷狂和权力奥秘,他为此付出了27岁的生命。反对和禁止各种形式的歧视,今天成为普世价值。』

遇羅克是誰?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體育場十萬人集會,宣判二十名「反革命分子」,押來十七男三女,手銬腳鐐、脖子上卡著鐵環,軍代表當場宣布二十人死刑,立即槍決。囚犯中有一個青年叫遇羅克,才27歲,槍決前,他的一些器官被活體摘除,留給他人;他的眼角膜死後被移植給一個勞動模範。刑場在舊盧溝橋南幾百米處,永定河的河堤外側。

1966年文革爆发之初,出現一副著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鮮明地表達了當時中共推行的「階級路線」,也就是歧視「地富反壞右」子女的「血統論」政策。當時正有一個青年,品學兼優,只因父母是右派,三次高考成績優異,卻不被任何大學錄取,此人就是遇羅克,他博覽群書,思想前衛,1966年上海《文匯報》就发表過他寫的一篇文章,辨析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年下半年,遇羅克又寫了一篇著名的《出身論》,不僅批駁「血統論」,也以事實揭露當局「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的虛偽性,極其罕見地提倡民主和人權,此文廣為流傳,卻引來殺身之禍。遇羅克在獄中留下一首《贈友人》:

攻讀健將手足情,
遺業艱難賴眾英。
清明未必牲壯鬼,
乾坤特重我頭輕。

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公開宣布:「《出身論》是大毒草,它惡意歪曲黨的階級路線,挑動出身不好的青年向黨進攻。」1968年1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以「大造反革命輿論」、「思想反動透頂」、「陰謀進行暗殺活動」、「組織反革命小集團」等罪名,逮捕遇羅克。

北島有一首著名的《宣告——獻給遇羅克》,其中雋永的幾句:

我只能選擇天空
決不跪在地上,
以顯示劊子手的高大
好阻擋自由的風

人們稱遇羅克為「中國的普羅米修斯」,我則寫過這麼幾句:

『人們對遇羅克已經說了很多,官方的、民間的、異議的,我不能說得更好,但我依然覺得,對於中國這個在傳統上、文化上欠缺人權、平等意識的民族來說,遇羅克的意義遠未被解讀出來,甚至中國人以其當下擁有的主流意識和話語,還沒有能力來認識遇羅克。遇羅克是「英雄」、「先知」,但他首先是一個「殉道者」,是為了我們大家而獻在祭壇上的「犧牲」。相對於他的思想,我更重視他的「受難」,在那個殘暴時代,有他思想的人也許並不少,但象他那樣去受難的人,寥若晨星,因此除非在終極的、宗教的層次上,我們甚至無法觸碰到他,而他為之受難、獻身的目標,我們至今並未爭取到,甚至情形還更壞了。離開「殉道者」,我們是多麼的不濟。我們愧對遇羅克!』

鋪墊了那麼一大段,讓我們回到任松林敘述中,他的「焦土」具象,始之於「八月二十五日下午,紅衛兵衝進我家。那時,我剛滿十二歲,從那一天起,我的少年時代提早結束,開始荊棘遍地的人生。」從這裡,他的故事進入一個「八一八話語」,他說,1966年8月18日,即所謂毛主席第一次檢閱紅衛兵,引發了中國長達十年的大規模屠殺浪潮,應該稱之以中國的「水晶之夜」——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德國纳粹党员、反犹民众与冲锋队在德国全境及奥地利发起的有组织、国家支持的暴力反犹暴乱;不過任松林還是回到中國,稱其為「血八月」——任家的經歷慘絕人寰,六口之家,四口死難:外婆、母親、父親、大姨;任父任鐘垿,1945-1948年中華民國北平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任母潘瑜,法庭通譯官。

走筆至此,我願引用来自台湾的周剑岐之詮釋,他与康正果同庚,耿耿于「民国世代」之血性义烈,以其自创的「血性質地觀」,獨辟蹊徑疏理近現代以來,中國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轉型期間中共暴力革命插入所憑借的「左情左思症」,其特征是「既激烈反传统又满怀民族主义情绪的矛盾」、「高涨的义愤与自卑的怨诅阳亢阴虚」,由此必然「崇拜民众」,于是将俄国贩来的「人民」观,直接代替「民族」,正好把自己无根的个人与虚拟的大众,结合成一顶堂皇的「普罗」冠冕,最终演变成一群「物灵残缺」而嗜血的共产党人,领导着一个「平庸恶」泛滥的社会;周剑岐于是极度缅怀所谓「民国新文化」,那「在北伐、抗战苦难的战火考验下应运而生的,从梁启超、章太炎到张爱玲、沈从文,其精神素质、人文风貌,即使与英伦的维多利亚和德国威玛等现代文化相比,也毫不逊色。」

『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所以后来才出了这一句痛侧心扉之言,是对蛮荒的极致描述,也唯有「看尽兴亡目失明」的陈寅恪,一位四九后的文化遗民,才能从文明、文化之维度作此高屋建瓴之诠释。 

周成柱:沉思录(156)商人治国是一个国家的幸运与福气

 作者臉書 


1、商人治国是一个国家的幸运与福气。因为商人崇尚实干而不是空谈、像马斯克、川普都是这样的人。商人对社会的理解往往更加接地气、更加洞晓社会运行的真实法则、而不是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商人的知识来自实干、经验和亲身经历而不是道听途说、来自实践检验而不是理论务虚。在一个日渐沉沦的时代、商人的实干、经验与常识将成为对抗谬误的重要力量。另一个层面、为什么政府总是会作出错误的决策?是因为体制内人不够聪明吗?不是的。因为权力的强制性、垄断性决定了官僚系统不可能像自由市场里的商人那样通过差异化竞争、不断试错的角逐并承担责任来检验理论的有效性!
2、任何政府首先都是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垄断组织(无论民主政体还是独裁政体)、因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权力腐败寻租、侵犯公民权利、扼杀自由创新、奴役压迫人民是这个垄断型组织的必然结果;其次、从组织型态上看、从政府的垄断特性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任何政府都属于左派而不是右派。因此、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政府向左走几乎水到渠成、向右走则难上加难!一个主张小政府的保守党上台执政、践行理念必然面临与政府自身左派组织型态的艰难斗争!因为任何政府其组织型态就是天然左派、除非垄断型政府放弃对国防、公共安全、司法、税收、货币铸币权的垄断!
所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诉诸现实、人们发现政府只会越来越大、官僚系统只会不断膨胀、税负只会越来越重、公民权利与自由只会不断被践踏、经济只会不断恶化并最终走向崩溃。这是政府作为组织型态上的天然左派及垄断组织必然面临的结局。几千年来、每当人们讨论如何驯化政府权力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指出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垄断型组织以及垄断带来的巨大危害。他们从小被告知、有些权力及职能必须交给政府、别人不能染指、只有奥地利经济学指出其中的谬误、但是没有引起重视。其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学在原地裹足不前、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政府走向崩溃的时间、但是并没有改变政府垄断特性的本质、最后的溃败依然会到来、在此过程中、依然将由无数人为政府的溃败承担责任和代价。
因此、保障产权、废除垄断及承担责任构建起一道拱卫自由的清晰屏障。任何对这三大原则的挑战都将使自由面临巨大的威胁。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却是花别人的钱、这件事将充满未知数;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却将别的竞争者排除在外、那么这件事不会圆满;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却不用为这件事的结果承担责任、那么大概率会烂尾。不幸的是、拱卫自由的三大原则对于一个垄断型政府而言、它们一条也做不到——强制税收是侵犯产权(任何税率都是盲目的、因为政府不可能像自由市场企业通过竞争博弈出一个合理的税负;垄断国防、司法、税收与铸币权将竞争者排除在外;决策错误的代价由人民承担而不是官僚系统自身。政府为什么会失败?答案就在这里!
3、当初川普说要拿下格陵兰的时候、许多人都觉得他又在吹牛逼、实践证明、井底之蛙是看不懂川普的、人以川分!一个优秀总统总是不断给人惊喜、抓捕马杜罗降服委内瑞拉是一大惊喜;炸死哈梅内伊及核设施是一大惊喜;拿下格陵兰岛又是一大惊喜!再下一个惊喜在哪里?很可能是古巴!川普、让他之前的总统都显得那么白痴无能!
4、对贫穷落后的国家而言、它们需要向富裕先进的文明开放学习以改变其矇昧野蛮状态;对富裕强大的国家而言、它们则需要对开放多元保持审慎以维护其文明的独特性。
5、基督徒左派帮助穆斯林完成了千年以来没有完成的梦想、以民主的方式兵不血刃占领其家园、搞垮其经济、征服其国家、摧毁其文明!
6、公有产权就是没有产权、就是无主之地、就是公地悲剧。产权只有具体到个人和私人、才能回归它的本来意义。公有产权不是产权正如国有企业不是企业;接受政府资助的NGO不是NGO;被政府豢养的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等等如出一辙、这是语言污染、是思想盗窃!
7、决定知识分子观念与立场的不是他们的学识与职业道德而是他们的身份与编制。所以知识分子要保持独立就不能进入体制、不能找国家领工资要福利、否则就会变成国家豢养的看门狗、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因为产权关系决定事物本质、知识分子要想讲真话、为民请命、就必须保持经济独立、不能依赖国家。然而、国家控制的公立教育体系恰恰为其豢养看门狗型知识分子提供了天然肥沃的土壤、所以你们看到那么多所谓的专家、知识分子整天胡说八道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领了狗粮就必须为主子吠几句!而善良的人们天然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铮铮铁骨为民请命、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当知识分子从国家那里领取工资福利和待遇的时候、为民请命就永远不可能实现!
8、斯诺登是爱国者、他与阿桑奇都应该得到赦免并得到安全保障、尊严及荣誉!什么时候开始流氓政客可以堂而皇之躲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侵犯人权、贪污腐败、滥用职权、出卖国家利益、而揭露这一切的英雄义士却不得不面临牢狱之灾或者被迫流亡海外?这不是美利坚应有的样子!斯诺登流亡俄罗斯多年、一直得到普京庇护、有人天天骂普京、却不觉得这很讽刺吗?
9、以冯德莱恩为首的欧盟事实上已尽走到了川普政府的对立面!川普支持俄乌停战、他们就背后拱火要泽连斯基打下去;川普要将加拿大收为美国第51个州、他们就要吸纳加拿大成为欧盟新成员!处处唱反调、针锋相对、天下哪有这样的盟友?欧洲已经完成它的周秦之变、今天的欧洲不是一百年前的欧洲、正如今天的民主党不是一百年前的民主党。一百年前的左派放在今天就是稳妥的保守派、历史在不断演绎、循名责实、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
2026.9.20

重讀1989年6月5日林行止短評 【血洗北京李鵬該死 一國兩制如何當真】

Vanished Archives 消失的檔案  2026-9-20


悼念林行止先生 重讀1989年6月5日「政經短評」
【血洗北京李鵬該死 一國兩制如何當真】林行止

1989年天安門慘案,中共對學生及市民大開殺戒,多家國際及香港媒體實況報導。《信報》6月5日有林行止2000字評論,「香港第一健筆」悲憤中揮筆疾書,盡見功力。
當天頭版的財經消息:證券業計劃周三停市15分鐘。另, 50萬市民靜坐及環市遊行;《文匯報》社長、全國政協常委李子誦悲痛落淚,呼籲中共領導人臨崖勒馬;前新華社副秘書長何銘思宣佈退黨。
林行止2078字短評談暴政屠殺人民,相信李鵬政府還會清洗異見人士。他提出港人在悲憤之餘該如何自處?
/我們本以為學運事件可以理性地解決,如今面對這樣一個嗜血殘暴的政府,香港人的理性也難派用場,良知和血性驅使港人上街遊行、堅決反對李鵬到底。不過,大規模的群眾活動,除了讓世界人民知道香港人熱愛自由民主之外,對北京學運所生的實際效果,可能有限,所以我們必須思之再三,以免雖具聲勢,卻徒勞無功。香港群眾活動所以很難「感化」中國,原因有二。第一、中國和香港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同,香港人以對付民主政府的方式對付極權的中國政府,難免有對牛彈之嘆。第二、由於國內人民與外界溝通聯絡越來越困難,香港人所發出的訊息,未必能夠與北京學運「通氣」,作用不如想像般大。/



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

高瑜:董建華國葬有感

 作者臉書  2026-9-20

本月8日去世的原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今日上午在香港舉行國葬。靈柩覆蓋國旗,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石泰峰、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行政長官李家超,及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啟方,中聯辦主任周霽等人扶靈,慢步移送靈車,送去火化。


香港著名媒體人,有“香港第一健筆”之稱的林行止,於9月6日去世。有人把董建華和林行止的離世稱為“一個時代的結束”,我不同意。從年齡上他們都誕生於20世紀30年代晚期,董長林一歲,林辭世早董兩天。林行止是頗有聲譽的香港第一大經濟報《信報》的創始人之一,在1973至1996年間,24年來他每天在《信報》撰寫社論《政經短評》,分析評論香港及世界政經形勢。他於1997年初停寫社論,轉寫時間壓力較輕的《林行止專欄》。2014年9月他賣出《信報》全數股權後,繼續寫專欄,到2021年擱筆,在《信報》工作“四十八年零二十七天“。他屬於把香港創建成世界新聞中心的新聞棟樑和領軍人物的一代。林行止生前囑咐治喪從簡,未有公開舉殯,《信報》在9月14日刊出“《信報》仝人”名義的公告悼念。

董建華是97之後中共選中的第一任特首。他提前結束第二任特首職務之後,連續擔任18年全國政協副主席,高升成國家領導人。他先後又向北京推薦了兩任特首:梁振英和林鄭月娥。董、梁、林鄭三屆,因為香港民主力量和廣大市民強烈反對未能完成23條立法。2020年6月30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港區國安法》並在香港實施之後,23條立法是由員警出身的李家超於2024年3月19日在香港立法會三讀通過,24日刊憲生效的。但是,97之後的30年,香港新聞自由和法治的逐漸消亡是一脈相承,逐步實現的。
香港的時代是由97劃分的。人嘛,也應由此劃分。



陶傑:「香港今日的爛局,董建華是一手造成的始作俑者」

 作者臉書  2026-9-20



董特首出殯,風頭被前自由黨主席田北俊等人的一行悼詞蓋過:「香港穩定繁榮,一國兩制的成功,是您所造成的!」網絡好事者指出「造成」一詞,如「一手造成」,通常為負面形容,還加一個感嘆號,詞語有諷刺阿董摧毁香港的意思。
全港議論紛紛,致使殯儀館當日焦點,「淪為」研究此行中文的含意與動機,多於瞻仰遺容棺木裏的那位長者。
親中傳媒「香港01」本將此金句置於頭條,見勢不妙,嚇得即刻刪除圖片與報道,以免擴大「負面影響」。花圈至今是否遭到中國命令移除,則不得而知。
因為2025年4月,前中央政策組劉兆佳在中資紫荊雜誌撰文,嚴正指出:「軟對抗分子一般通過暗示、誘導、誤導、含沙射影、諷刺、醜化、潛移默化、隱喻、造謠、指桑罵槐、發布虛假資訊、明褒暗貶、誤傳信息、有選擇性發布信息、對事物作出別有用心的解讀、散播陰謀論等方法,影響或改變人們對事物的認知和理解乃至在社會上製造不安、混亂與恐慌,從而達到各種政治目標。」
根據劉兆佳親自打造的「軟對抗十六條」,前自由黨主席「明褒暗貶」,犯了第十二條。中國香港潛藏之各種軟對抗,果然無所不在,連阿董死了也不放過,實令人髪趾。
不過「造成」兩字,其實見仁見智。
本人對「香港最佳特首」、智者董建華先生無限懷念,在我的淚眼中,「造成」兩字,是「創造」、「締造」、和「成功」的簡稱,「一國兩制今日的社會穩定繁榮,由您創造成功!」如此讃頌,山高水長,感人至深。一張A4 size 紙寫唔晒,當然就要簡縮。加一個感嘆號,是強調緬懷董伯,哀傷處心情格外激動,別無其他意思。
當年毛澤東死亡後出殯,首都北京許多工農代表到靈堂排隊圍在棺材邊捶胸頓足,哭成淚人,不也是一連串無語問蒼天的長長的感嘆號?
有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一向簡稱「特首」。「特首」不是「特定斬首」的簡稱,那麼「造成」為何不可以是「創造成功」之縮寫?
前清「四庫全書」主編紀曉嵐,天氣炎熱,脫光衣服袒胸露背工作,正巧乾隆皇帝踱步走來,紀曉嵐遠遠看見,欲穿衣來不及,生怕得着「失禮之罪」,鑽進書桌下一避。過了一陣子,他以為乾隆皇帝已經走了,便問侍從:「老頭子走了沒有?」話音剛落,發現乾隆皇帝就坐在身旁。
乾隆怒問紀曉嵐:「『老頭子』三字作何解釋?」滿清的文字獄很嚴厲,但紀曉嵐從容回答:「萬壽無疆之謂老,頂天立地之謂頭,父母天地又謂天之子,簡稱老頭子」。
乾隆皇帝哈哈大笑,滿意而去。
紀曉嵐的典故,一個有文化修養的中國人,沒有理由不知道。若你的腦海裏有「香港今日的爛局,董建華是一手造成的始作俑者」的邪惡念頭、你自己一早埋下「仇董」的意識種子,這句話就充滿「負能量」,田少等人,送的就不是花圈,在你反中亂港的眼中,就變成了一個恭賀譚詠麟開演唱會的花籃,「籃裏的花兒香、聽我唱一唱」,人家明明是情深一片的悼詞,也變成你心中「有請小鳳姐」的賀詞。
撤此新聞與圖片,方其心可誅,顯示自己心裏有鬼。
曾經有幸蒙受英國殖民地領導、有理性法治思維的香港,尚且出此笑話,骨子裏終究是一條華南漁村。由此可見,被文字獄嚇得屁滾尿流的中國人,為何再「艱辛探索」三百年,也不可能享受免於恐懼的言論自由。

杨小凯:晚清改革成就巨大,为何仍然失败了?

 原创  李炜光  先知书店店长荐书  2026年9月16日


编者按:先知书店推出的共学课程《杨小凯及其思想六讲》中的第四讲,主题是《解读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课程结束后,不少书友直言醍醐灌顶。因此,我们从这次讲座的两万字讲稿中精选出一段,呈现给各位读者。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读者加入共学营!


晚清经济史的讨论,是围绕三个层层递进的命题展开的——不是一般的问题,是“核心命题”。

命题与问题的区别:命题是判断式的,从中可以辨别真假、发展出理论来。以下这三个命题,是从杨小凯的问题中提炼出来的,不是疑问式的,是陈述式的——这就是“我们解读”的不同之处。


>>> 01


第一命题:重审晚清的“原始资本主义”

过去有一种固化了的认识:晚清是个传统农业社会,封闭落后、自给自足、市场化程度极低,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受了外力冲击以后,被动发生的。

是这样吗?杨小凯说,不是。晚清不是缺乏市场基础的前现代社会,相反,它的城市内部已经发展出相当活跃的“商业资本主义”了(杨小凯多称‘原始资本主义’,但两者稍有区别,我更认同使用‘商业资本主义’)。

晚清的市场形态、私人经营模式、个体工商结构,与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江浙、北京浙江村的民营经济差不多。就是说:晚清不缺市场、不缺商人、不缺商业分工、不缺民间经济活力。

清末广州的商业繁华景象

问题是,晚清的商业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继续发展下去,升级为工业资本主义呢?就是那种机器大工业、工厂制度、大规模商品生产组合而成的资本主义形态。

简单说,两者的区别,商业资本主义是靠“买进来再卖出去(贸易和流通)”赚钱,工业资本主义是通过“组织生产、制造商品”来赚钱。工业资本主义的意义,现代社会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现在是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也是它的延续和升级版。

以往的晚清研究,关注的多是“为什么失败”之类的问题,杨小凯关注的是:一个商业已经相当发达的社会,究竟还“缺什么”,才能完成从商业分工向现代工业分工的转型?


>>> 02


第二命题:重审“帝国主义侵略阻碍中国工业化”


传统回答是,西方列强入侵、帝国主义掠夺,阻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中国近代工业化转型的失败。

是这样吗?杨小凯说,不是。这个结论不成立,不仅不成立,还颠倒了因果关系。

问题的症结,不在外部侵略,而是中国内生制度的欠缺造成的——这是经济学的标准术语。这就彻底改写了归因逻辑:不再把外部冲击作为主因,而是回归中国自身的制度结构,从产权结构、交易效率、国家机会主义、权力约束等等内生变量来进行分析

晚清军工产业


问题一经转换,整个历史叙事的重心跟着就变了,一切从头开始。


>>> 03


第三命题:重审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这个命题与前两个问题密切相关:传统叙事里,往往是从顽固派阻挠、技术代差等方面找原因。

是这样吗?杨小凯说,不对。洋务运动的失败,主要是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造成的。

什么是国家机会主义?一方面,坚持“中体西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却拒绝建立产权保护、企业制度和公平竞争秩序。垄断资源、控制市场,从中攫取财政利益,同时刻意压制私人资本。

江南制造总局第一号火轮船竣工


如此违背市场规律、效率低下、贪腐横行,洋务运动怎么可能不失败?

以上三个命题,都聚焦一个点上,这就是制度。看出来了吧?杨小凯的问题,一环套一环,自带一种逻辑的压迫感。

这就是杨小凯。他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敢把常识重新变成问题。他能用经济学重建历史,用制度解释命运。他提出的“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针锋相对,提醒落后国家——只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短期繁荣可能埋下长期失败。

他是华人世界里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之一,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是用超边际分析复活分工思想的人。他坐过十年牢,却在狱中自学经济学,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博士、莫纳什大学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他一生坎坷,所以思想锋利。

如果你想真正了解杨小凯,推荐先知书店推出的《被时代追赶的先知——杨小凯及其思想六讲》共学营。这是迄今市场上较为全面、深入讲解杨小凯的传奇人生及主要思想的线上视频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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