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angelc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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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国 By Zhang Weiguo (非赢利同仁园地,无广告、无稿费,所转文稿如有版权要求请联系博主)
2026年8月6日星期四
李晨鹏:中国关上大门后,你的命运是什么?
@dayangelcp ·
越强大,越害怕:从出入境新规看习共政权的安全逻辑和恐惧心态
@KA594594 · Aug 6, 2026
越强大,越害怕:从出入境新规看习共政权的安全逻辑和恐惧心态
美国政治学者李少民评论中国新出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时,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毛时代谁能出国?当然是组织最信任的人。能出国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今天倒过来了:越是自己人,越不能让你随便走。这说明了什么?不信任。不仅不信任老百姓,甚至更不信任自己的干部,不信任自己提拔的人。”
这句话是否可以概括全部现实,当然可以讨论。但它提醒人们注意一个越来越明显、却又容易被忽略的变化:今天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主题,已经不是发展,而是安全;不是如何扩大自由,而是如何减少风险;不是如何激发社会活力,而是如何确保政权安全。
过去十几年,中国几乎每一次重大政策调整,都可以串成一条十分清晰的轨迹。
先是资本。2015年新华社旗下"瞭望智库"发表《别让李嘉诚跑了》,许多人当时以为,那不过是一场针对首富的舆论批判,是民族主义情绪的一次宣泄。
今天回头再看,真正值得注意的关键词,其实不是"李嘉诚",而是"跑"。那是官方第一次如此公开地把资本离开中国,赋予了某种政治含义。"离开",不再只是市场选择,而开始带有忠诚与否的意味。
随后,是互联网平台,资本不能"无序扩张";然后,是数据,数据不能"无序流动";接着,是科技,技术必须"自主可控";如今,则越来越延伸到人员流动。每一步收紧,都有一个听上去完全合理的理由:防范金融风险、维护数据安全、保障国家安全、应对复杂国际形势……
这些理由本身未必没有现实依据。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治理逻辑:凡是不确定的,都可能成为风险;凡是风险,都需要纳入管理;凡是管理,都需要更多权力。
社会运行的默认状态,不再是开放,而是防范。一个真正耐人寻味的现象出现了。中国今天是近代以来综合国力最强的时候。世界第一制造业;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之一;世界领先的高铁网络;全球重要的科技和工业中心。官方不断强调"四个自信",不断强调制度优势,不断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按理说,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一个如此自信的制度,一个如此稳固的政权,应该越来越从容。然而,人们看到的却恰恰相反。安全二字,越来越频繁;维稳投入,越来越庞大;国家安全的外延,越来越宽。资本需要监管,互联网需要监管,媒体需要监管,教育需要监管,宗教需要监管,企业需要监管,数据需要监管,出入境需要监管,甚至干部和公务人员的正常流动,也越来越成为一种需要严密控制的事项。似乎整个社会,都被放进了一个巨大的风险管理模型。
最讽刺的是,口头上是高度自信,制度上却是高度戒备;宣传里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治理中却越来越像是在防范人民。如果人民始终是力量源泉,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制度设计,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限制、备案、审批、监控,而不是信任?如果制度真的拥有充分的自信,为什么还需要如此庞大的维稳机器来证明自己的安全?
政治学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真正缺乏安全感的政权,往往最强调安全;真正担心失去控制的权力,往往最执着于控制。
安全感不是靠口号获得的,而是靠信任建立的。一个社会越缺乏信任,就越依赖监控;越依赖监控,又越削弱信任。于是便形成一种循环:因为害怕风险,所以不断扩大控制;因为不断扩大控制,又不断制造新的风险;最后,整个社会都在为一种"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付出越来越高的成本。经济活力因此下降;社会信任因此流失;干部越来越谨慎;企业越来越保守;普通人越来越沉默。所有人都在等待别人先动,所有人都担心自己成为那个"出问题的人"。一个原本为了安全而建立的体系,最终却可能成为不安全感不断扩散的来源。
李少民的话,真正值得思考的,或许并不是干部为什么越来越难出国,而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不断宣称自己前所未有强大的政权,却越来越像一个时时担心失去控制的政权?
答案或许并不复杂。一个政权最真实的安全感,从来不体现在它说自己有多自信,而体现在它究竟敢给社会多少自由。当一个制度越来越需要把整个社会都当作潜在风险来管理的时候,它真正暴露出来的,不是力量,而是恐惧。
高瑜:關於法律不明白之一、二
顏純鈎:從嚴治黨是危機管理,習近平唔知死字點寫
作者臉書 2026-8-6
周成柱:沉思录(149)马斯克与川普
作者脸书 2026-8-5
马斯克推荐《欧洲离奇之死》:文明死亡不一定需要外敌入侵
原创 Elon Musk All About Elon 2026年8月4日
马斯克最近转发了道格拉斯·穆雷的《欧洲离奇之死:移民、身份与伊斯兰》(The Strange Death of Europe: Immigration, Identity, Islam)。
这本书的封面写着三个关键词:移民、身份、伊斯兰。开篇第一句掷地有声:"欧洲正在自杀。"(Europe is committing suicide.)
穆雷不是在写危言耸听的口号。他在走访欧洲各国后得出一个沉痛结论:欧洲的衰亡不是被外敌武力征服,而是由两个内部因素共同酿成
一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涌入
二是欧洲自身爆发的"存在主义危机",彻底丧失了对自身信仰、传统、价值观的信念。
要理解马斯克为什么转发这本书的提醒,需要把穆雷的四层诊断拆开来看。
第一层:移民与多元文化主义的破产
穆雷详细追溯了二战后欧洲的移民政策演变。最早,为了弥补战后重建的劳动力短缺,德国等国引入了"客籍劳工"。当时的欧洲人天真地以为,这些劳工最终会回到故乡,或者他们的下一代会自然融入。
然而大量移民选择了永久定居,并基于地缘和宗教形成了与主流社会高度隔离的"平行社区"。这种政策由国家赞助,允许甚至鼓励不同族群在同一个国家内维持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在"宽容"和"多样性"的政治正确口号下,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族群融合,反而纵容了那些本身并不宽容的文化在欧洲生根。
特别是来自伊斯兰教主导地区的移民,他们拥有极其坚定的宗教信仰和强烈的文化认同。当这种绝对笃定的信仰与日益世俗化、充满自我怀疑的欧洲文化相遇时,必然引发剧烈碰撞。
第二层:欧洲的"存在主义疲惫"
仅仅有移民涌入还不够致命。一个拥有强大自我认同的文明,本可以将其同化。但本书的核心洞见是:欧洲内部有一种致命的"存在主义疲惫"(Existential tiredness)。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杀戮,欧洲人彻底丧失了对"人类进步"和自身文明优越性的信念。伴随而来的是一种深深的、无休止的历史负罪感。现代欧洲人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视为挥之不去的原罪。穆雷写道:相较于其他文明对自身历史罪恶的淡化,现代欧洲人甚至不敢为文明曾经的辉煌感到骄傲。
基督教信仰在欧洲的全面崩溃和世俗化浪潮,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精神真空。失去精神内核的欧洲,只能用"宽容""尊重"等空洞词汇掩饰内心的虚无。
一个怀疑自己、为过去感到羞愧的文明,在面对一个信仰坚定、毫不妥协的外来文明时,必然缺乏抵抗力。
第三层:精英的虚伪与民众的噤声
穆雷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欧洲的政治精英和媒体建制派。欧洲的领导人高高在上,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红利,而普通欧洲人不得不独自承受社区环境恶化、治安下降、文化冲突的真实冲击。
更严重的是,精英阶层用"政治正确"剥夺了普通民众的发声权。任何对无限制移民提出质疑、对本土文化消亡表达担忧的普通民众,都会被迅速贴上"种族主义者"或"仇外者"的标签。
穆雷列举了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撒旦诗篇》风波、《查理周刊》惨案。面对针对西方言论自由底线的直接攻击,欧洲许多政治领导人没有坚定捍卫价值观,反而急于撇清关系以避免"伊斯兰恐惧症"的指控。这种对本土居民严苛、对不宽容的外来群体无限宽容的双重标准,彻底激怒了民众。
第四层:难民危机与无解的困局
穆雷反驳了"解决人口老龄化"这个常见借口。引入移民解决老龄化是一场循环骗局——移民同样会变老,这将需要未来引入更多数量的移民。
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暴露了边境管控的全面崩溃。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和经济移民涌入欧洲。穆雷认为,欧洲虽然在道义上想表现同情心,但这恰恰是出于文化上的"虚弱"而非"强大"。一旦这些移民进入申根区,将其遣返的成本极其高昂,在操作上几乎不可行。
马斯克转发这本书的提醒,本质上是在强调:文明的死亡不一定需要外敌入侵。当一个文明怀疑自己、为过去感到羞愧、用空洞的"宽容"替代了核心价值观,它就不需要被打败——它已经把自己埋葬了。
马斯克交锋白左女:边境与文明
原创 看不见却听得见 2026年7月24日
今日,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接受了《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主编的深度专访,与这位白左女主编有一番火星撞地球式的辩论交锋。当这位白左女赞尼·贝多思(Zanny Minton Beddoes)挑衅式地指责马斯克是个“极右翼分子”、“赞同法西斯的人”时,马斯克对这些标签给予了直接而克制的回应。他明确否定了自己是所谓的“极右翼”,相反,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拥有“普通人常识与思维”的正常人。
这一“普通人”的自白,精准地击中了当前西方社会深层的痛点。在专访中,他谈到了一个极其敏感、避无可避的话题:边境与文明。马斯克提出,如果一个国家无限制地开放边境,听任大量在基本价值观上不认同基督教文明的人口涌入,其最终结果无异于社会的“自毁”。显然这并非出自某种狭隘的种族偏见,而是基于对社会运转的现实观察。
一个文明或社会的存续,从来不仅仅依赖于经济数据的增长或地缘政治的庇护,它更依赖于深层的文化契约和价值共识。基督教文明在漫长历史中演化出的秩序规则、产权意识、个人自由与文明共识,构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基石。当外部移民在短期内以超出社会承载力的方式进入,且缺乏对这种本土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融入意愿时,原本紧密的社会纽带必然面临解体。
在马斯克看来,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政治哲学论题,而是再纯粹不过的常识与理性。这就如同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社区,如果你敞开大门,允许任何不遵守家规、不尊重主人价值观的人自由进出乃至定居,那么这个原本温馨有序的庇护所迟早会陷入混乱。这种逻辑具有一种自我证明的直观性——它是自明的,根本不需要冗长的学术辩论或严密的逻辑证明。
然而,令人感到无奈、刺痛的是,这种在现实生活中再自然不过的“常识”,在当下的西方语境里,却成了被污名化的最危险的思想。
马斯克在访谈中流露出一丝深刻的无力感:这种常识之所以“无法被证明”,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漏洞,而是因为对于那些始终固守DEI(多元、平等、包容)教条的人来说,任何基于现实逻辑的劝说都是徒劳的。在极端的DEI语境下,政治正确超越了现实规律,“多元”被无条件地神圣化,甚至凌驾于社会基本的安全与秩序之上。任何试图讨论边境管控、文化认同或社会承载力界限的言论,都会被迅速扣上“排外”或“极右”的帽子,进而被剥夺对话的权利。
当某种道德性的理念演变为不可挑战的教条时,现实的证据便不再重要。即便无限制开放边境带来了犯罪率上升、财政赤字飙升、社会撕裂加剧等肉眼可见的后果,倡导DEI的精英们依然能够用一套精密的道德话语将其合理化,并将这些代价转嫁给普通民众。在这种语境下,逻辑失效了,常识被污名化了。你无法向一个装睡的人证明太阳已经升起,正如同无法向一个沉迷于道德道德优越感的人证明现实社会的复杂与脆弱。
马斯克的这番表态,实际上代表了当代西方社会中一股被长期压抑的沉默大多数的声音。这些“普通人”并不狂热,也不想卷入极端的政治运动,他们只是依靠生活经验和基本常识去观察世界。他们希望社区是安全的,边境是有序的,自己所崇尚和依赖的文明价值是得到尊重的。当主流精英阶层为了追求抽象的道德正确而无视这些基本诉求时,像马斯克这样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站出来发声,在社交网络上便瞬间能引发广泛的共鸣。
说到底,马斯克并非变成了“极右翼”,而是曾经的中道与常识在极左风潮的推波助澜下,被硬生生挤压到了光谱的边缘。当常识需要被战战兢兢地辩护,当理性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这本身就是社会理智衰退的信号。
当代西方社会这种种价值观念的割裂与碰撞,甚至具象地蔓延到了本不该被政治沾染的绿茵场上。在刚刚落幕的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的两位关键人物展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思想图景:一边是极具天赋却带有鲜明极左立场与穆斯林身份认同的18岁天才亚马尔,另一边则是用一记绝杀帮助球队登顶、在观念上坚定拥护MAGA理念的费兰·托雷斯。这一幕仿佛是当下西方文明困境的绝佳隐喻——一方代表着解构传统、拥抱多元阵营中最为激进乃至带着敌意的力量,而另一方则代表着试图重塑秩序、回归传统常识的绝地反击。
当绝杀球划过夜空、判定胜负的那一刻,球场上的比分有了定局,但文明的赛场却才刚刚进入加时赛——它警醒着每一个对于文明有着强烈担当意识的人:靠虚妄的道德自嗨无法赢下现实的硬仗,基督教文明若想在危机四伏的时代生存下去,最终只能依靠那些脚踏实地、捍卫秩序并敢于踢出关键一脚的“常识持有者”。
盘点改开以来被困在大陆的企业家以及高科技人士
@Wanli_Xiong · Aug 3, 2026
盘点改开以来被困在大陆的企业家以及高科技人士
1982年:温州“八大王”(胡金林“五金大王”、程步青“矿灯大王”、刘大源“螺丝大王”等)因投机倒把罪先后被逮捕入狱,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个体经济受冲击的标志事件。
1980年代至1992年:年广久(傻子瓜子创始人)多次因投机倒把、雇工过多、流氓罪等被关押,三进三出监狱。
1983年9月:牟其中因投机倒把、买空卖空再次被捕(文革中已因言论入狱一次)。
1993–1994年:禹作敏(大邱庄“庄主”)因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等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99年在狱中去世。
1995年:管金生(万国证券总裁)因“327国债期货事件”被捕,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
1999年1月:褚时健(红塔集团原董事长、“烟草大王”)因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无期徒刑(后减为有期徒刑17年),2002年保外就医后转向种橙。
1999–2000年:牟其中(南德集团) 信用证诈骗案被捕,2000年被判无期徒刑(后减为18年),2016年出狱。
2000年:胡志标(爱多电器总经理)因票据诈骗、挪用资金、虚报注册资本被捕,一审被判20年(二审改判)。
2002年:李经纬(健力宝创始人)因涉嫌贪污(职工福利基金购买保险等)被调查,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2011年11月被判有期徒刑15年,2013年4月病逝(仍在服刑期间)。
2002年:仰融(华晨汽车董事长)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准逮捕后出走美国。
2003年5月:孙大午(大午集团董事长)因向村民借款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2003年9月7日:乔金岭(前河南首富、黄河集团董事长)在长葛别墅自缢身亡。
2006年:唐万新(德隆系总裁)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被判有期徒刑8年。
2006年10月:裘祖贻(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总经理)因“欣弗”劣药事件在家中自缢。
2007年8月11日:张树鸿(佛山利达玩具副董事长)因美泰玩具含铅召回事件在厂房上吊自杀。
2008年4月29日:魏东(涌金系掌门人、九芝堂集团董事)在北京紫竹院附近居所跳楼身亡,年仅41岁。
2008年:顾雏军(格林柯尔/科龙电器)因虚报注册资本、挪用资金等被判有期徒刑12年(部分罪名后来有变化)。
2008年:张荣坤(福禧投资)因操纵证券市场等被判有期徒刑19年。
2008年11月:黄光裕(国美电器创始人、前大陆首富)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拘查,2010年因非法经营、内幕交易、单位行贿三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14年。
2000年代中后期:周正毅(农凯集团)因操纵证券交易、挪用资金等多次获刑,累计刑期较长;赵新先(三九集团)、郑俊怀(伊利)等国企转民企相关高管也有落马或处理案例。
约2007–2012年:吴英(本色集团)2007年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捕,2012年因集资诈骗被判死刑,后改死缓。
2011年5月23日:高庆昌(万昌科技董事长)公司上市仅三天后从寓所跳楼身亡。
约2013年:曾成杰(湖南三馆地产)因集资诈骗被判处死刑并执行。
2013年:宋如华(托普集团)因挪用资金被判有期徒刑9年。
2014年:刘汉(汉龙集团)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等被判死刑并执行。
2020年:任志强(华远地产原董事长)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单位行贿等被判有期徒刑18年。
2020年10–11月:马云(阿里巴巴/蚂蚁集团)外滩金融峰会演讲后被央行等四部委约谈,蚂蚁集团IPO被紧急叫停,本人长期低调,蚂蚁控制权结构被迫调整,阿里巴巴被开出巨额反垄断罚单。
2023年11月:承勇(常州华立液压董事长)在配合纪委监委谈话后跳楼,遗书中否认涉贿并称审讯压抑。
2025年4月16日:毕光钧(绍兴金点子纺织创始人,56岁)跳楼身亡。
2025年6月2日:刘文超(西子电梯科技董事长,54岁)跳楼身亡,警方排除刑事案件。
2025年7月17日:曾育周(靓家居创始人,53岁)从办公楼跳下身亡。
2025年4月17日被留置,7月23日解除,7月27日:汪林朋(居然智家/居然之家董事长兼CEO、前湖北首富,57岁)在家中坠亡。
赵伟国(紫光集团原董事长) 2022年7月被带走调查。2025年5月14日一审因贪污、为亲友非法牟利、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等罪,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包凡(华兴资本创始人) 2023年2月被留置(协助调查,涉嫌单位行贿)。约两年半后于2025年8月获释,不再参与公司日常管理。
李一男(原华为副总裁、牛电科技创始人) 2015年6月因内幕交易被刑拘。2017年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同年12月刑满释放。
张军(左江科技实际控制人) 2026年1月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此前财务造假)被刑事拘留。
郁发新(臻镭科技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军用先进半导体相关) 2025年9月被监察机关留置。
韩鎏(饿了么前CEO) 2024年被上海警方带走,涉利用职权收受供应商贿赂。
快手:创始人宿华、程一笑本人无公开被抓记录,但公司多次被重罚(内容管理、电商违规、低俗直播等),内部高管有巨额职务侵占案被判刑。
滴滴:2021年数据安全调查期间高管被约谈/配合调查,后续平台被重罚。
多家半导体、芯片、光通信相关企业实控人或高管因商业秘密、财务造假、利益输送被刑拘或留置(公开报道持续出现)。
互联网大厂内部:百度、美团、京东、快手等近年密集移送贪腐案件至司法机关,多人被判刑。
大量未上市科技公司或中层人员案例未完全进入公开视野,近年(2023–2026):大量A股与科创板上市公司实控人、董事长因信息披露违规、财务造假、操纵市场、非法经营被刑拘、逮捕或留置(公开报道包括左江科技张军、睿昂基因熊慧及高管、古鳌科技陈崇军、华恒生物郭恒华、中创环保张红亮等)。中国电科系统高管(与海康威视等相关)何文忠被逮捕,陈肇雄、吴曼青被调查。
尊湃通讯科技案:前华为海思相关人员因侵犯商业秘密被判刑(2025年前后判决)。
光芯片测试专家张智峰:2024年3月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被石家庄警方拘留并批捕,羁押超过一年半。
其他芯片、光通信、军工相关企业家与技术人员因商业秘密、出口管制等问题被查处或限制。
2025–2026年:Manus AI联合创始人肖弘、季逸超在Meta收购审查期间被国家发改委约谈后限制出境。
民营AI核心人员(阿里、DeepSeek等相关)被要求出境审批;新规明确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或技术安全的,可被禁止出境。
部分房地产等高负债企业高管(如富力李思廉、万科部分管理层、绿城前高管等)因债务执行被法院限制出境。
更广泛的边控案例涉及科技、投资、维权相关人士,但由于王石、冯仑、郭广昌、史玉柱等等大量被边控甚至多次请喝茶的人士不但从未公开喊冤或者抗争,反倒会时常展现岁月静好,这里就顺应其意,由他们三呼万岁就好。
2026年8月5日星期三
王五四:杀死那只竹知了
作者:王五四 2026-8-4
因“何不食肉糜”而名噪天下的晋惠帝,《晋书》里还记载着他另外一个故事,一天他在华林园悠闲地散步玩耍,突然听到青蛙哇哇叫,就问旁边的人,“这种哇哇叫的东西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旁人回答说,“在公家地里就属于公家,在私人地里就属于私人。”
多么好的领导,晋惠帝潜意识里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蛙的霸道思想,也没有一见到青蛙就思考椒盐还是爆炒,而是问了一个绝大多数领导人都做不到且心里也没有的核心问题,公家还是私人的。这说明他不仅是一个公私分明的领导,更是一个注重私人产权保护的领导。
如果晋惠帝活到现在,我相信他问出的问题会更精确,“这种哇哇叫的东西,是公家的,私人的,还是华为的?”他不得不这样问,否则会收到华为法务的来信。其实华为的法务应该像晋惠帝学习,要分得清这哇哇声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不能一概认为是你家的。
你们认为竹知了玩具发出的声音跟你们家余大嘴的声音很像,于是认为这是“刻意采取暗喻影射、谐音、魔改音频等隐晦方式,戏谑、丑化、嘲讽企业及企业家”的侵权行为,我是非常不认同的,竹知了的声音曾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美好的回忆,是一种美妙的声音,现在你们强行把它和余大嘴的声音绑定,我认为你们这是“刻意采取暗喻影射、谐音、魔改音频等隐晦方式,戏谑、丑化、嘲讽我们的童年”,我想告你们。
现在正值盛夏,池塘边操场上树林里窗户外,都是知了的鸣叫声。夏蝉不止是风物,它藏着田园闲趣、羁旅乡愁,也藏着处世哲思与时光感慨,“绿荫深处汝行藏,风露从来是稻粱。”古人笔下清新脱俗的知了,你们华为法务却把它定性为“丑化”?实在是你们在丑化知了,不仅丑化了知了,还污染了我的思想,以前听到蝉鸣声,有一种美好的感受,现在一听到,立马联想到了你们家老余。其实你们家老余最近口碑和形象都挺好,特别是跟隔壁老雷一对比,现在你们这么搞,我都有点怀疑你们公关内部是不是潜伏了他们的人。
这竹知了,本是乡野间充满童趣的一个简易竹制小玩具,小孩子拿在手里,借着细绳一扯,便“哇哇”地叫唤起来。即便这叫声与“一千万以内最好”的惊叹声极相似,那又如何呢?别说不丑,就算难听,人民群众还没有联想的自由吗?不许联想?真把自己当土皇帝了?容不得半点戏谑?你们是觉得这“哇哇”声有损了那“遥遥领先”的体面,便大动干戈,动用起法务与平台的伟力,让这世间连孩童的玩具,也要经过一番严苛的审查,方可发出声响。
这手段,初看是雷霆万钧,仿佛要将那小小的竹知了彻底掐住脖子,叫它永世不得发声。然而,巨头的算盘,终究是打错了。他们以为掐住了竹知了的脖子,便掐住了悠悠众口;却不知这世上的事,向来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你越是捂着,那声音便越是响亮;你越是遮掩,那看客便越是伸长了脖子,要看看那被捂住的究竟是什么。
小米喜欢这样干,如今你们也喜欢这样干。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这世间的企业领袖和社会精英的,他们自以为手握资本与权力的利刃,便能将一切不合心意的声音斩草除根。他们不懂得,这互联网上的舆论,便如那夏日的蝉鸣,你即便用尽办法堵住了这一个树洞,那千千万万个树洞里,依旧会迸发出更聒噪的声响。他们更不懂得,当一头庞然大物,气势汹汹地扑向一只小小的竹虫时,在旁观者的眼里,那庞然大物便已经输了。输掉的,不是法理,而是那点可怜的“人心”与“格局”。在最无脑的抗日神剧里,任务也是搞些盘尼西林,没有说要搞点板蓝根的,你们这次封杀“竹知了”相关视频的公关行为和法务行为,比搞板蓝根还无脑。
这是一场“夏虫”与“冰雪”的错位。古人云:“夏虫不可语冰。”这些醉生梦死于“遥遥领先”的宏大叙事中的巨头们,大抵便是那自以为是、却深陷认知局限的“夏虫”。他们未曾经历过真正的“寒冬”——那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消费者用脚投票、在口碑的崩塌中苦苦挣扎的凛冬。因此,他们无法理解,为何几句带着泥土气的调侃,为何一个几分钱的竹制玩具,竟能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他们以为只要动用雷霆手段,将那些发声的“竹知了”掐死,世界便会重归他们想象中的太平。殊不知,这互联网上的舆论场,早已不是他们那个封闭的“井底”。他们越是动用“法务部”去删帖、封号,便越是向世人昭告了他们内心的怯懦与认知的狭隘。不知这些巨头们可会明白:真正的危机,从来不是那几只聒噪的虫子,而是他们自己,早已在这捂嘴的狂欢中,冻僵了那颗本该敬畏市场、敬畏人心的心。
更可悲的是,他们以“法”的名义,将“法”的尊严践踏得粉碎。法,本该是悬在头顶的利剑,用来丈量是非曲直的公器。如今,却沦为了商人们私用的打狗棍。只要谁的声音刺耳,便挥舞起这根棍子,打得人噤若寒蝉。商贾们终究是打错了算盘。他们以为封住了几个账号,抓了几个刺头,便能换来万马齐喑的太平。却不知,这世上的嘴,是封不住的。你封了这个,便会有十个、百个用更隐晦的暗语、更辛辣的讽刺,将你的丑态描绘得淋漓尽致。那被删去的帖子,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化作了刻在人们心里的烙印,成了你永世洗不掉的污点。
说到底,这不过是一场滑稽的自戕。有钱的商人们用“法务部”这把刀,看似砍向了别人,实则刀刀都砍在了自己的根基上。他们的“法务部”频频向所谓的黑公关出击,黑公关没抓到几个,法务部却越来越像黑法务。说真话的人不敢说了,汽车自媒体圈如今写测评,第一道流程不是试驾,而是法务风险排查。消费者看到的,是一个被“净化”过的、一片祥和也一片死寂的舆论场。
现在的企业越来越像政府部门了,商人也越来越像官员了,他们的处事风格越来越像,在市场上一旦有事,从来不是先看看自己有啥问题,先听听别人说的是不是对的,自己有没有什么需要改正的,而是一有事就放出法务和公关两条恶犬,这世上的人,是吓不完的,这世上的嘴,是封不住的,你越是动用雷霆手段,便越是向世人昭告你内心的怯懦,一个企业,不好好遵循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则,偏偏去学政府部门的作风,这是忘了本,这是僭越,这是贱。
总有人说,“一个技术实力越来越强的企业,为什么舆论承受力越来越弱,企业规模越大,能容忍的玩笑越来越小。”我并不认同这个观点,并不是他们承受力弱和小,而是他们根本不需要去承受什么去包容什么,因为他们对舆论的操控力越来越强,甚至有相关部门的配合,他们越来越肆意妄为,肆无忌惮。所以,在很多公共表达上,不是你表达的方式有问题,也不是你表达的不够柔和,而是你和你的语言权利,在他们面前,不受任何保护和尊重,一文不值。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竹知了,他们也要下手,不是他们的公关能力有问题,而是他们压根不在乎什么公关不公关,他们直接放狗咬你。
另外一方面,它们的技术实力也没有越来越强,跟马斯克啥的一对比不就很清楚了吗?大家都不用嘴硬。所以,有人说这次竹知了事件是西方势力对华为的围剿和恶意抹黑时,我都惊呆了,啥事都用这一套阴谋论往上硬套吗?你见过学霸通过骚扰差生学习而成为学霸的吗?就你那学习,还用耽误吗?还有下降的空间吗?这么多年了,对中国商界的那些大佬们,他们都去势了,你们还没祛魅吗?他们纷纷跌落神坛,摔得鼻青眼肿,都不能说他们的日子现在过的是一地鸡毛了,他们就是那一地鸡毛本毛。
别再捧他们的臭脚了,这些在国内整天被媒体吹捧上天的优秀人物,领军人物,要么像个笑话,要么像个忽悠,而我们这些人,整天被这样的人领军着,膜拜着他们,太丢人了,西方那些人该怎么看我们,居然把一堆忽悠和混子当作楷模,如果真有什么西方反华势力和抹黑中国的,我觉得就是这些混吃混喝的企业家,忽悠成性的商业大佬。就像电视剧《无悔追踪》里冯静波说的那样,“话说你们这一会反右一会大跃进一会文革的,这搞破坏,也用不着我啊”,敌在本能寺。
竹知了只是导火索,网络上汹涌的舆情,本质上是大家对这些所谓的企业家领袖和社会精英的彻底失望,不仅仅是对他们行事风格的失望,更是对他们能力和动机的质疑,这些人不仅没有完成他们对社会的承诺和使命,反而把群众当成了他们自己的钱袋子,想赚钱的时候就忽悠,有质疑声的时候就打压。这实在过分,过分的不是这些事情本身,这种事我们经历多了,过分的是这些事居然由他们来完成,这是僭越,我们是韭菜,但也是国有资产,不是谁都可以来收割的。
竹知了事件,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不是杀死那只竹知了的荒诞,也不是一个遥遥领先企业的失态,而是这时代里,一种普遍的、无处安放的戾气与戏谑,而这戾气与戏谑,则源自舞台上的荒诞与无耻,台下的人们用这“哇哇”之声,消解着一切宏大与庄严,也消解着他们自己。而那庞然大物,在试图扑灭这声音时,也一并扑灭了它自己苦心经营的、那层神圣的光晕。当法律的公器沦为私怨的家丁,当看客的麻木演变为集体的逆反,这世间的威严,便真成了色厉内荏的笑话。
《甲申三百年祭》的最大错误,是用政治正确掩盖历史真实,用阶级教条替代事实研判
来源:壹家言 2026-8-5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这句话揭示了中国历史千年更迭的底层大势,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论断,完全站得住、立得稳。但是,承认主线绝不等于包揽全部,尊重规律绝不等于无脑教条。
当下史学的一个误区,就是把阶级斗争无限扩权、万能套用、一锤定音。不少人读史唯阶级论,凡事贴标签、成败定出身,用一套固化公式碾压所有具体事实、个体抉择、战略对错与治理得失。这种读法,看似立场正确,实则阉割历史、简化真相、遮蔽要害。历史是多维博弈的残酷结果,不是单一阶级对立的标准答案。很多历史冤案、成败误区、千年误读,只有跳出阶级教条,才能彻底看清本质。
最典型、最具欺骗性、流传最广的误读,就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失败的符号化定论、教条化归因。
长期以来,主流叙事被牢牢锁死在单一阶级框架内:
明朝是腐朽地主阶级,注定灭亡;李自成是正义农民起义,代表民心大势;最终溃败,全部归咎于“农民阶级局限性”。
一句话:败在出身,败在阶级,败在宿命。
这套逻辑看似自洽、完美闭环,实则是最偷懒、最肤浅、最避重就轻的历史狡辩。它刻意掩盖人为无能、回避战略弱智、洗白决策昏聩,用“阶级原罪”四个字,替一群顶级执政失误彻底遮羞。
只要跳出阶级教条,剥离掉“农民起义天然正义、失败天然合理”的滤镜,甲申之变的真实真相会无比刺眼:李自成的崩盘,和阶级属性毫无宿命关系,纯粹是人祸、是庸政、是蠢策、是全方位执政能力的彻底破产。
首先,根本不存在所谓农民阶级的必然短视,只存在起义领袖格局的彻底缺失。
明末天下苦明久矣,三饷压身、天灾连年、官逼民反,大明统治集团早已民心溃烂、根基抽空。李自成携“均田免赋”的政治口号起兵,自带时代大势、民心红利、道义制高点。从阶级大势上看,他赢面百分之百,天命、民心、舆论全部在手。
可他拿下北京、手握天下中枢之后,干出的不是“阶级局限”,而是低级残暴的治理自杀。全军不守军纪、不抚百姓、不安士绅、不稳秩序,反而系统性拷掠百官、全城搜刮、纵兵劫掠。旧朝暴政终结,换来的是无序劫掠;旧秩序崩塌,新秩序一片空白。
这不是阶级问题,这是无底线、无格局、无治国能力的执政失能。任何阶层、任何团队,只要掌权之后只会破坏不会建设、只会劫掠不会安定,必然速败。把这种赤裸裸的人为无能,包装成“农民阶级先天缺陷”,是典型的教条史观洗地。
其次,李自成之败,败在毁灭性的战略弱智,而非阶级宿命。
教条史观只会盯着“农民军vs明朝官僚”的内部阶级对抗,刻意无视明末三方博弈的残酷大局。当时天下主要矛盾,早已不是腐朽明廷与流民的内部对立,而是中原内乱与关外满清虎吞天下的生死博弈。
满清才是心腹大患,是真正能改朝换代、灭绝汉统的终极敌人;关内流寇之乱,只是肌体之疾。主次分明、轻重清晰,但凡有半点战略眼光,都该知道:稳燕京、抚降众、和吴三桂、固山海关,集中兵力抵御外虏,是唯一活路。
而李自成恰恰反其道而行之:轻敌自大、判断瘫痪、处置粗暴。既无笼络边将的政治智慧,也无设防御敌的军事布局,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定力。最终逼反吴三桂、开门揖盗、一片石惨败、全盘崩盘。
这种顶级战略误判,是决策者智商、格局、眼界的彻底不及格,和出身阶级没有半毛钱宿命关联。把战略蠢败归咎于阶级局限,是对历史真相的刻意篡改。
再者,大顺政权速亡,亡在团队腐化失控、执政体系彻底烂掉,不是亡在阶级出身。
入京之后,大顺集团从上到下骄狂放纵、私欲泛滥、无人自律、无人担责。文臣贪功、武将骄横,无制度约束、无治理框架、无长远规划。一支民心所向的正义之师,短短月余沦为扰民乱军。
这是管理崩塌、纪律崩塌、初心崩塌,是执政团队的系统性无能,绝非农民阶层与生俱来的原罪。古往今来,底层出身开国成功者不在少数,刘邦、朱元璋皆是布衣起家,何以独李自成败?答案一目了然:人不行,策不行,团队不行,不是阶级不行。
《甲申三百年祭》的最大危害,就是用政治正确掩盖历史真实,用阶级教条替代事实研判。
它刻意回避李自成的主观昏聩,刻意回避战略致命错误,刻意回避治理彻底失能,用一句轻飘飘的“农民阶级局限性”终结所有追问,误导后人数十年,让世人只知阶级大势,不知成败在于人、兴亡在于策。
由此可得一条极其锋利、极其清醒的读史铁律:阶级斗争是历史大势,但绝非历史全部;是底层规律,但不能垄断一切解释。
迷信单一史观,就是给自己戴上思维枷锁。只看阶级,看不见格局;只看出身,看不见决策;只看宿命,看不见人祸。很多历史迷雾、很多刻板冤案、很多伪真理,只要跳出阶级固化思维,立刻土崩瓦解、真相大白。
历史最大的真相,从来不是“什么阶级必成、什么阶级必败”,而是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有大势者未必稳江山。
教条读史,只能读出标准答案;破局读史,才能读出兴衰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