呉嘉隆：美中對抗，中國不可能贏的原因出來了

 作者臉書  2026-10-9

當前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主軸，確實是美中對抗，因為中國在大國崛起之後，開始對美國叫板，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甚至於想對美國霸權取而代之。這是在追求經濟利益之後，轉而追求民族主義，用民族自豪感來為權力提供新的正當性，是典型的國家路徑的換軌。

美中對抗的關鍵，表面上在於軍事、經濟與金融，沒錯，但是背後的因素在於技術，而這又在於創新能力。例如，你推出了超高音速導彈，那我就推出新的飛彈防禦系統；你推出了隱形戰鬥機，那我就推出新的衛星偵測系統；你推出AI系統，來連接無人機，那我就推出雷射武器來對付無人機⋯等等。總之，你若是搞出一套新花樣，那我就搞出一套新對策。

既然大家比的是創新能力，那我們要問一下創新能力的關鍵是什麼？

首先，你當然要有創新的文化與制度，例如你要尊重多元性，尊重個人自由，尊重私有產權，並且用法律制度保障創新的成果，也就是保障智慧財產權，等等。

接下來，關鍵來了，除了要打造有利於創新的文化與制度之外，你需要有人才，而且是各種高階人才！

美國是移民國家，很努力，也很大方地網羅各地的人才，人才與人才之間還形成良性互動，組成一隻有高效創新能力的團隊，進一步組成一家有高度創新能力的公司，然後被金融市場所肯定，市場價值衝到世界前十大，這就是美國厲害的地方！

在下面這張圖中，川普頒發科學獎章，得獎的人裡面，只有電腦業的Michael Dell是美國自己人，我在美國用的桌上型電腦就是Dell的產品，性能非常好，而且音響系統非常強，除了兩個喇叭之外，還有重低音箱，所以我對Dell這個品牌有很好的印象。他是左邊數來第二位。

左邊第一位是印度裔的移民，蘇姿丰與黃仁勳當然是台灣來的移民，馬斯克是南非來的移民，布林是俄國來的移民。總統頒發的科學獎章，六個人當中有五個是外來移民。這才是美國讓人驚艷與害怕的地方！

這種將別人的人才吸收過來運用的能力，美國是全天下第一！所以美國的創新能力全天下第一！全球市場價值排名前10名的大公司當中，有八家是美國公司！

美國的文化是移民的文化，只要你有本事，美國願意花錢買下你的才幹！這樣的能力，將天下英才納為己用，中國趕不上，即使日本與德國也趕不上！

中國確實有人才，但是這些人才都會被打壓，因為官僚系統都是庸才，他們嫉妒人才，會把人才的功勞搶過來變成自己的，所以，到最後人才只好遠走他鄉。

用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最後也留不住人才，這才是中國要與美國做大國博弈最大的弱點：你不但不能留住各國人才，來為你所用，而且你自己的人才還要被美國吸收走！

根源在於中國從以前的封建，到現在的一黨專政，整個文化與制度其實都是在壓抑人才，剝削人才的努力成果，現在則是要對富豪加稅，對海外資產追稅，最後的最後當然是把各種人才都逼走。

總之，從創新的文化與制度的建立，從對人才的態度，我們已經可以預料，美國有他強大的競爭力，中國以目前這樣的體制根本不是對手！還說什麼要彎道超車，真是自我感覺良好而已。

台灣才2300萬人，卻有兩個來自台灣的人進入美國的總統科學勳章，所以，台灣應該繼續打造一個有利於創新的文化與制度，繼續網羅各種高級人才，在台灣發揮他們的生產力與創造力，所以在這方面要與美國高度連結，深度綁定，與美國一起偉大！這才是台灣的出路！

匈牙利公开秘密警察档案：告密者就是你意想不到的那一个

来源: 通往远方的路  2026-10-8

近日，匈牙利国民议会以149票赞成、35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全面公开前苏联控制时期秘密警察档案的法律。

这项法律将于10月20日生效，匈牙利国家安全服务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秘密警察相关档案，将以电子版形式上传至官方网站。公众不需要证明身份，便可直接查询有关资料。

一个在匈牙利高压时期生活过的人，将会透过网站看到秘密警察怎样对自己进行监视，甚至自己被哪些人秘密举报过，都可以查得一清二楚。年轻的一代也可以通过查阅档案，知晓自己的父辈经历了怎样的恐怖，参与过怎样的邪恶。

在匈牙利之前，波兰、捷克和东德等前苏联控制的国家，早已公开了秘密警察及告密者档案。

档案公开后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不是“有告密者”，而是告密者就在饭桌上、隔壁屋里、同一张床上。

以东德为例，约1800万人口中，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秘密监控档案，在册民间线人几十万，平均几个人里就有一个。

东德史塔西（秘密警察机构）档案对外公开后，中年妇女维拉·沃伦贝格（后改姓伦格斯费尔德）调阅自己的档案，发现丈夫克努特·沃伦贝格就是史塔西在册线人，从和自己恋爱起就带着监视的任务，十一年里把她对时局的看法、亲友往来、夫妻私密对话全写成报告上交。维拉于1988年被捕，线人报告里就有丈夫的笔迹。

看完档案后，维拉立刻与丈夫办了离婚手续。

和东德、波兰、捷克国家一样，匈牙利的秘密警察也仿效前苏联克格勃机构，在机关、工厂、街道、乡村、家庭发展了数量庞大的监视者。

纪实文学《布达佩斯往事》中记述了一对为国外媒体工作的匈牙利夫妇，他们的信件电话全部被监控，身边好友、同事、亲戚，不少都是监视者，就连家中的保姆也成为秘密警察发展的线人。

匈牙利秘密警察档案公开后，这个国家不知又有多少亲人撕裂、朋友反目的事。

一个文明国家靠的是健全的法制，靠监视和告密来维持统治的国家，把国家统治范围，从公共领域扩散到个人生活空间，尽最大可能剥夺人的自由。

生活在高压时代的人是不幸的，靠出卖亲人朋友获得利益和安全的人，内心不能不承受良知的谴责和煎熬。更遑论当档案公开真相大白的时候，会给双方带来怎样的撕裂和痛苦。

东德史塔西档案开放后，有对夫妻查阅档案，发现彼此都向史塔西出卖过对方。由于无法面对这个冷酷的现实，夫妻俩双双自杀。

而今，虽然前苏联契卡及东欧各国的秘密警察已经消失，但他们留下的阴影依然还在。

9月15日，俄罗斯作家帕维尔被判处六年监禁。他在网上发帖评论俄军在乌克兰境内制造的布查惨案，被俄罗斯“爱国”网民举报。

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

见不得人的事，总有打开天窗的时候。

人的恶行总会遭受惩罚，即使逃过今生，也逃不过终极审判。

在人类之上，有一双眼睛明察秋毫。不仅注视着你的言行，也洞察着你的灵魂。

马斯克同意川普：这是入侵，支持者属叛国

 原创  曙光915  山水元  2026年10月8日

针对法国蔓延全国的骚乱，抗议者展示打出大量的巴勒斯坦国旗，外国移民横行街头，防暴警察苦苦承压，川普在社交媒体推文中称：

法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绝非仅仅是失控的大规模移民。这与学校无关，而是关于伊斯兰教想要接管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

共和党方面则认为这是中期选举前法国向美国人展示开放边境的恶果。

马斯克对法国遭入侵的说法表示同意，他说：

这是一种缓慢进行的入侵，但仍然是一种入侵。那些支持入侵的人是叛徒，他们理应遭受所有叛徒的下场。

这是叛国！

他们实际上是在邀请法国的敌人，这些人随后被允许在街头挥舞外国国旗——实施暴力肆虐

玛丽娜·勒庞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当然，谁是支持者，马克龙自然是，欧盟的高官们同样是。

而对这种入侵更为具象的说法，马斯克以格陵兰为例称：

“格陵兰悖论很有趣。如果美国向那里派遣十万名美国移民，选举一位美国总理，然后投票加入美国，自由派人士会大喊这不公平。然而，这正是通过大规模移民正在欧洲发生的事。 ”

当然，这不但发生了，而且还是以多元包容博爱为美名，但人家来要的是福利和不工作，而不是为了融入你们的欧洲文明 ，事实上，当欧洲人自己都唾弃自己的文明时，想要使其具备吸引力，更像是笑话。当然，欧洲遭入侵和对以色列的敌视几乎是同步发生的，甚至可以说是互为因果。

10月7日恐怖袭击3周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声明称：

三年前的今天，哈马斯恐怖分子在以色列对1200名无辜平民进行了酷刑折磨、残害和杀害。遇难者中有男人、女人和儿童，其中包括数十名美国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针对盟友的野蛮行径，并将再次致力于捍卫文明。

阿根廷总统米莱在X贴文纪念，“以色列民族长存”。配图是一只涂着蓝白旗色、印有大卫之星的拳头。阿总统府和外长当天也发表纪念声明，悼念遇害及被绑架的本国公民。当天有20名阿根廷人遇害或者遭绑架。

德国总理默茨重申德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德国坚决站在以色列一边，我们保证支持我们的以色列朋友，以确保此类罪行永不重演。”当然，他还补充了一个，德国也支持巴勒斯坦国。德国之所以支持以色列，不是因为德国人更有道德坚守，而是二战的负罪感。

匈牙利著名的链桥亮起了以色列国旗表达纪念和声援。

其他欧洲国家则寥寥无几。

当地时间10月7日，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纪念声明中官样文章的声称，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杀害超过1100名以色列人、绑架251人，他与仍承受丧亲之痛的纽约居民共同哀悼。

接着就痛批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文，称苦难没有从那一天开始，也没有在那一天结束，他还指控以色列实行占领和种族隔离，批评美国联邦政府持续向以色列输送武器，以色列对加沙人进行种族灭绝。

关键是，这名伊斯兰极端分子所说的为什么是那一天开始苦难，因为很简单，因为你那一天袭击人家，按照《圣经》的标准，加沙该索多玛蛾摩拉。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指责马姆达尼试图挪用10月7日周年纪念，发动又一次针对以色列的宣传攻击，称这种做法更像是“9·11”纪念日悼念“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

当然，考虑到这名伊斯兰主义者对911遇难者都如此不顾感情，更不要说以色列的10.7了。

对哈马斯的暴行被掩饰，大骂以色列的自卫营救人质和解除威胁的战争是种族灭绝。以色列驻华大使在撰文中指出这种荒谬：

国外爆发了多场庆祝这场大屠杀的示威活动。当哈马斯恐怖分子仍在以色列境内实施大规模屠杀时，一些示威活动便已在全球主要城市爆发。那些难以言表的罪行、强奸和野蛮的肢解，要么被否认，要么被美化。人质事件很快从国际新闻头条中消失，最终也从世界大部分人的良知中淡出。

主流媒体和政客的嘴里，到处是加沙的苦难，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这被视为良知的标配，欧洲左棍，土耳其和伊朗都喜欢这种论调；当然，拒绝提及10.7哈马斯恐怖分子炫耀和杀戮，因为在他们那里，哪怕不敢直接说那是以色列活该，也得是以色列罪有应得。

林保華：我的地下黨老師不反對台獨

作者：林保華
自由時報 2026/10/07 

我的至親友好今年有多人離世，其中最讓我失落的，是北京大學亞非研究所退休教授梁英明，他享壽九十五歲。梁英明是我爸媽在印尼梭羅華僑公學（初中）的學生中最有才華的一位。其後他到雅加達巴城中學讀高中，一九五〇年高中畢業後留校做高中歷史老師，也是我的學長與老師，他也在這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應是印尼與中國建交後所發展的第一批黨員之一。

我們都在一九五五年的不同船期回中國。他考進北京大學歷史系，我則第二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兩所學校雖然相隔只有一兩站公車路程，但我們只是偶然見過一次面，那是一九六〇年春天，貝多芬第九交響樂在北京首次演出前夕，我在北大側門突然看到他，他匆匆說去搞票子。那是「黃色音樂」在中國的迴光返照，人大已經沒有人敢提它，他還敢去買票。

請繼續往下閱讀...

我於一九七六年到了香港，大概兩年後，梁英明夫婦和兩個女兒也出來。當時香港不承認中國學歷，即使有北大任教經歷，也無法找到合適工作。他太太是北京人，不適應香港環境，尤其語言不通，遂決定回北京，大女兒留在香港由兩個弟弟照顧。

一九八三年十月他被派往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回來經過香港，他對我說的第一件事是：韓戰是北韓首先入侵。他在哈佛看了許多相關資料。他明白我們在印尼都被共產黨騙了。另外，他翻閱過期的《中報》，指裡面王山寫的中國專欄，就是我寫的，可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此後我們再也沒聯繫。

二〇一六年我認識了一位在北京就讀過的同學，後來我知道他認識梁英明，請他告知梁我在台灣。梁英明應該早知道，也沒有驚訝，他了解我為何離開香港。這位同學後來轉給我一篇梁英明的文章，那是他為華公建校九十週年出版的特刊寫的。他在文章寫道，我爸媽都是很好的老師，尤其是媽媽的音樂課，特別寫到曾在香港透過我見到我媽媽。他說，因為有我的名字，特刊拒絕刊出這篇稿，但他堅持尊重事實不肯改，最後還是刊出了。

最近我用AI查了一下，梁英明從來沒有對台灣說三道四，也就沒有反對過台獨。以他的身分，當局會利用他作統戰工具，可能被他婉拒了。但二〇一六年他在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採訪時說，應理智看待海外華人，並明確區分「華僑（仍具中國國籍者）」與「華人（已入他國國籍者）」的認同差異，顯然不認同中共利用華裔，這是我們這一輩的教訓。

與他形成對照的，是我梭羅表姐的丈夫羅豪才。他是新加坡僑生，比梁小三歲，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掛了各式學術與統戰機構頭頭的頭銜，一九九八年混到副國級的全國政協副主席，還兼任中國和統會會長，我一生沒有和他見過面。

梁英明著有《東南亞史》，是中國第一部東南亞通史，雖有突破，也有不能寫的內容。如果他在香港或台灣，會有更大貢獻。

（作者林保華是資深時事評論員）

附件：

追憶華公，感念師恩（梁英明）

1931年，我出生在中爪哇的歷史文化名城——梭羅市，在梭羅河畔度過了我的快樂青少年時光。我曾先後在梭羅中華學校、梭羅華僑公學和雅加達巴城中學就讀，1950年高中畢業，又留在巴中任教五年。

1955年回到中國，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留系講授亞非現代史，其後調到北大亞非研究所（現歸屬北大國際關係學院），直到退休。

離開印尼已有六十一個年頭，但美麗的椰島之國依然是我夢中的故園。這不僅是因為那裏有我親愛的爹娘，也因為有我難忘的老師和同窗好友。我在梭羅華僑公學唯讀過兩年書。但是，在華公的學習生活依然給我留下了美好而難忘的記憶，華公也對我的成長具有深遠的影響。

日本侵略軍佔領印尼時期，當地所有的華文中學曾被關閉，只有華文小學還可以繼續存在。1944年，我在梭羅中華學校高小畢業後，就被迫輟學了。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梭羅熱心華僑教育的人士立即籌備複辦華文中學。我就在華僑公學招生的第一年考進了這所學校。因為我在小學畢業後曾補習過一些功課，因而順利升入了華公初中二年級學習。

當時，戰爭的硝煙尚未散盡，印尼社會百業凋零，物資匱乏，華公就是在這樣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辦起來的。當時，它只有一所簡陋的校舍，連操場、實驗室和圖書館都沒有。我上數學課需用的三角板和圓規，都是我從舊貨市場上買到的。但是，華公的老師們都以飽滿的熱情和認真負責的精神教課，同學們也如饑似渴地努力學習。在華公的兩年裏，這些老師們不僅給了我們許多新的科學知識，也使我們感受到優秀文化的薰陶。也許正是這種艱苦的環境，培育了大家對母校的深厚感情。此後，師生們雖然散居各地，多年未能重新相聚，但我心中仍時時刻刻想念母校，想念當年在華公的學習生活。

當時，華公的老師們幾乎都是從中國著名大學畢業的。他們都是學識淵博而又循循善誘，最使我難忘的是我們的校長林維新老師和他的夫人國懷瑛老師。這兩位老師都畢業于中國當年著名的燕京大學。林老師教我們的國文課，他的講解深入淺出，引人入勝，又很重視我們的寫作訓練。除了作文課以外，每個星期還要我們寫一篇周記。這對我們提高漢語寫作能力很有幫助。後來我在巴中當老師時，也要求學生寫周記。這不但可以讓學生提高漢語水準，老師還可以從中瞭解學生的思想和生活情況，加強師生間的思想溝通和感情交流。可以說，華公的教育理念正是秉承教書育人的原則。

國懷瑛老師是我們的音樂老師。在梭羅這個小地方的華校中，能夠有這樣好的老師來教我們的音樂課，是十分難得的。國老師教音樂課，與以前的老師最大的不同是，她首先教我們認識五線譜，我們此後學唱的歌曲也是用五線譜記譜的。我們在音樂課上除了唱歌以外，有時還要練習將五線譜的樂曲改寫成簡譜。國老師教我們唱的歌曲都是中國和外國的名曲。在我們學唱的著名歌曲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創作的第九交響曲（“自新大陸”）的第二樂章。這段樂曲在中國經李叔同先生填詞，稱為“思故鄉”。這略帶憂鬱傷感的樂曲，體現的是淡淡的鄉愁，令人回味無窮。不知為什麼，上了國老師的音樂課後，我就特別喜愛音樂，特別是喜愛歐洲古典交響樂。而國老師教給我的五線譜知識，我也牢記不忘。直到現在，德沃夏克的第九交響曲仍是我深愛的交響樂曲之一。而那一段“思故鄉”的優美旋律也常常使我想起在梭羅的少年歲月。

當時，我曾特別羡慕那些家中有鋼琴的同學，很想跟他們一樣有機會學習彈鋼琴，但限於家裏的經濟條件，我始終沒有能夠實現這個夢想。1947年，我初中畢業後離開華僑公學，到雅加達巴城中學讀高中，從此就沒有機會再上音樂課，但是華公的音樂課把我培養成了一名古典音樂的愛好者。幾十年來，在我的學習生活中，我一直深深地感受到音樂的無窮魅力。

記得我在回國以前，曾在國老師家裏看到她和林老師在燕京大學的“姊妹樓”門前臺階上照的一張相片。當時的“姊妹樓”包括南北兩座建築，南邊的甘德閣是燕京大學女部主任辦公室，北邊的麥風閣是燕京大學音樂系用房。這兩座小樓都是古色古香的中國式建築。我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時，燕京大學已經不存在，它原有的校園已經成為北京大學校園，“姊妹樓”也已分別改名為南閣和北閣，但模樣依舊。我到北大報到的第一天，就首先去看看燕園著名的南閣和北閣。後來，每當我走過這兩座小樓時，我總是想起在國老師家看過的那張相片，也仿佛聽到房子裏傳出當年燕大學子們彈奏的悠揚琴聲。

說起來也湊巧，國懷瑛老師的公子林保華在巴中就讀時，就聽過我的世界歷史課。他後來移居香港，國老師晚年也定居香港，我有機會去香港時，曾與保華同去看望過她。國老師離開燕京大學多年，卻始終懷念母校。她知道我在北大工作，便委託我代她向燕大校友會捐款。我曾買了一本燕大校友會出版的紀念刊送給她，紀念刊內有她當年畢業時的照片，她看到後感到十分開心。國老師後來在香港的養老院安詳離世。
我至今難忘的另一位華公老師是教我們英文的林友仁先生。林老師畢業于上海滬江大學。他是一位溫文爾雅的學者，他沒有威嚴的外表，卻以他的淵博學識贏得了學生們的敬愛。華公繼承了當年印尼華校的一個傳統，就是中英文課程並重。我感到最受啟發的是林老師教的英語語法課。他用圖解法（diagram）分析英文的三種基本句式，即simple sentence ,compound sentence and complex sentence的結構差別，條理分明，使人一目了然。我在此後學習英語句式結構時，就經常使用林老師教給我們的圖解法，感到受益良多。

我們除了上課使用上海開明書局編印的英文教科書以外，林老師還讓我們學習其他的英文補充教材，包括莎士比亞的作品，如《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劇本中的一個片段。林老師曾讓我們背誦安東尼（M. Antony）在凱撒被政敵刺殺後，在葬禮上發表的著名演說詞。安東尼的演說辭藻華麗，邏輯嚴謹，既含蓄地讚頌了凱撒的豐功偉績，也譴責了布魯圖斯（Brutus）等殺手的兇殘。後來我在雅加達巴中任教時，曾在一家歐洲語文書店買到一部英文的《莎士比亞全集》（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終於讀到這部劇作的全文。我1955年回國升學時，將這部書帶到北京，珍藏至今。林老師講課時，還經常介紹一些與英語有關的趣聞軼事，啟發我們的學習興趣。我在離開華公多年以後，竟然還記得當年背誦過的莎翁劇作的一些名句。

告別華公將近70年，點滴往事卻依然時時縈繞心頭。而特別無法忘懷的是華公老師們對我的教誨。華公沒有巍峨的校舍，卻鼓舞我們追尋人生的廣闊天地。華公沒有華麗的校園，卻使我們感受到世界的多彩絢麗。這就是我心中的華公！

2016年5月
寫於北京大學承澤園
載《印尼華公建校90周年紀念刊》，2016年出版

杨小凯诞辰78周年纪念：一位思想者的三次范式革命

 先知书店  先知书店店长荐书  2026年10月5日

杨小凯，一位超越时代的思想家，很多人可能还没听说过他，但他的思想却是打开中国现代化之门的钥匙。

他被两度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事实上，他的贡献已不能是否获得诺奖来衡量。 

杨小凯是一个传奇。他生于内战时期，长于癫狂的岁月，在监狱里“念完大学”。然而，就连世界级的学者布坎南、克鲁格曼等人，也不敢轻视他的思想。

他一直走在思想界最前沿，堪称1840年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第一人。他关于“经济与社会”的三种新范式，不仅适用于中国，在全世界也具有普遍意义。

>>> 01
重塑经济学的新范式：以数理逻辑捍卫古典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曾说：“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是以杨小凯为主的对分工的分析。”

现代主流经济学家，擅长适用集合论、拓扑学、线性代数等数学工具进行经济学理论分析，但却越来越缺少古典经济学的灵魂，有的甚至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然而，不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对是错，都很难从其推理过程中找到短板。

率先打破这种现状的，正是杨小凯。他将数学分析工具进一步升级，以更加严谨、更加全面、更加贴近现实世界的数理逻辑，指出主流经济学分析的漏洞，并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复活。

简而言之，杨小凯是直接可以和亚当·斯密对话的现代经济学者，他回归斯密，又超越了斯密；他让经济学回归源头，不再有宏观与微观之分。

我们可以大胆预测，如果他再多活几年，一定可以获得诺奖，并能进一步升级他的理论。可惜天妒英才，世间再无杨小凯。

>>> 02
后发国家转型的新范式：制度转型优于经济变革

杨小凯说：“中国人对共和了解太少，对民主讲得太多，对自由讲得太少......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或自由则是要保护和尊重少数。”

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杨小凯通过对世界政治经济史的系统研究，总结出两种后发国家的“转型范式”：

第一种：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即先发展经济，后社会转型。

第二种：通过制度改革，建立自由市场制度，实现经济、社会同步转型。

杨小凯认为：后发国家如果只沉溺于“经济奇迹”，无视制度转型，结果一定会形成路径依赖，最终反噬经济成果。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二战前的德国、洋务运动时期的清朝，都证明第一种范式行不通。

杨小凯将其概括为“后发劣势”，并进一步指出：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但是，模仿技术虽然可在短期内取得快速发展，却会给长期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 03
超越“唯制度论”的新范式：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

2001年9月，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完成了一场“自我革命”，皈依基督，每日祷告，直到去世。

杨小凯说：“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

历史不仅证明了“只模仿技术，不改革制度”行不通；历史还证明了“只模仿制度，不重铸观念地基”的“唯制度论”也行不通。

人的行为，受观念的支配；任何制度，不过是对特定观念的表达。因此，唯有基于观念共识的制度变革，才可能激活制度的力量；缺乏观念地基的制度，终究是无源之水。

信仰决定个人行为→个人行为形成社会秩序→社会秩序要求相应的制度安排。因此，信仰处于这个链条的最前端，是制度变革的根本源头。杨小凯的这一洞察，超越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转型的认知。

从经济到制度再到信仰，杨小凯用仅仅56年的人生，抱着向死而生的态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无论这位先知的传奇人生，还是他的主要思想遗产，仅凭碎片化的提炼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系统的梳理。

更重要的是，如今，他对中国与世界很多先知般的“预言”，正在一一应验：

后发国家转型的瓶颈、经济发展的陷阱、文明演进基础崩塌、世界秩序愈发撕裂，各种事关家国命运、文明走向的“大问题”层出不穷，越来越难以解决。

破解这些难题，更绕不开杨小凯——不仅仅是他诺奖级别的经济学贡献，还有关于后发劣势、关于信仰是制度第一因的洞察，以及他向死而生的精神力量。

遗憾的是，最能呈现杨小凯思想全貌的著作，因种种原因已无处可觅。

为此，先知书店在对杨小凯思想近十年学习和积累的基础上，经过半年时间策划，推出迄今市场上较为全面、系统、深入讲解杨小凯的传奇人生及主要思想的线上视频讲座——《被时代追赶的先知——杨小凯及其思想六讲》，让更多人以全新形式重新认识并读懂杨小凯。

该课程由六个模块组成，从最传奇的中国知识分子、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向死而生的生命高度、保守主义的思想家等六个角度还原真实的杨小凯，系统打捞杨小凯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以及精神力量。

为了保证讲座品质，我们邀请到或最熟悉杨小凯、或长期研究杨小凯的导师团授课，包括政治学者任剑涛，杨小凯学生梁捷（经济学博士）、王珞（博弈论教授），财经学者李炜光，经济学者刘业进、王小鲁。

为辅助学员更精细化的理解相关内容，在讲座前中后期，还安排了课程助理领学，以及研究杨小凯多年的资深编辑全程伴读，负责日常答疑。

所有关注杨小凯的朋友，关心现代化转型与个人命运、追求道德信仰与自由秩序的深度思考者，都能有所收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报名。

从尼豪岛到张婉莹，海外华人该醒悟了！

 2026-10-8   文庙的博客

自5日清晨开始，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席卷了全球各大媒体。一位华人的名字，张婉莹，罕见的成为几乎所有世界新闻头条报道的焦点。美国主流媒体 （WSJ）更以“厚颜无耻”来形容这个女人的所作所为。

头条新闻的主角张婉莹

10月4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逮捕一名涉嫌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女子。她被指控曾长期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与。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导，34岁的张婉莹（Wanying "Heather" Zhang）周日进入机场、预备乘班机飞往上海时被拘捕。

她被控一项“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之罪。这是自1938年起，已经存在的联邦法律。

张婉莹是位已归化入籍的美国公民，2014年毕业于盛产间谍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后来就读于南加大。据报道她曾住过加州的亚凯迪亚，现与丈夫丁依德（Edric Ding）,住在尔湾（Irvine），夫妻同为房地产经纪人。

她曾在社交平台上，不停地显摆自己豪华奢侈和到处旅行的“美哒哒”生活。

美方起诉书称，“张婉莹至少与2名疑似任职中国政府的人士保持联系。她2025年6月通过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同学，认识其中一名中国政府官员。张婉莹与一名被称为“1号人士”（Individual 1）的男子，2025年9月1日从拉斯维加斯飞往西雅图，租了一辆黑色日产Rogue休旅车后，前往赖廷与住处。邻居监视器画面拍到，赖廷与、妻子及孩子当晚返家时，两人疑似在一旁录像。”

“张婉莹之后涉嫌通过微信向中国政府联系人回报：“看到他了。年轻男性，就是那个年轻的。”并称“我正在录像”，随后发送两组车牌号码。FBI表示，相关消息是依据搜索令从她的iCloud帐号取得。”

“FBI特别探员霍特（Kevin Holt）在10月3日提出的刑事起诉书中指出，若中国希望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取得对台湾总统施压的筹码，掌握台湾高端官员近亲的所在地，以及住家、车辆等照片，可能具有情报价值。”

张婉莹并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非法监视居民的事情。显示她已经长期介入中共跨国镇压的非法恶行，似乎仍有未曝光的案件缠身。

美国的觉醒和反击

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X平台上表示：“外国对手请注意，美国不再是你们安全进行间谍行动的地方。有人在美国领土上为中共监视外国领导人的家人，然后试图搭乘航班返回上海。FBI将追查任何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无论其藏身何处，都将绳之以法 （门都没有！）。”

张婉莹是职业还是兼职的间谍？目前尚不得而知。但肯定的是，她早已是频繁出现于中共大外宣街头表演的“粉红”之一，现场照片已被网友挖了出来。

对此轰动世界的新闻，中共外交部的回应一如既往，“不了解有关情况”，并声称反对“污蔑抹黑”。

现在可以预期张婉莹作为炮灰的结局：服刑完后被除籍及递解出境的可能性极大。回到中国，她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大慨是幻想！ 看到她竹筒倒豆子般的交待上下线，以及没有“李玉和”及“洪常青”般的英雄“气概”，把牢底坐穿应该是大慨率的结局。

张婉莹的案件，对许多华人，尤其是对大陆长大的一些人来说，可能不算为一回事。他们压根儿都没想过，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不少人仍用大陆宣传的宏大叙事，即“民族大义”等口号为她的违法行为解脱。

因此张婉莹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在许多平常的人身上。

这正是美国主流媒体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华裔是守法公民吗？他们是忠于自己的祖国（哪怕母国是争先恐后要逃出的人间地狱），还是效忠他们宣誓过的美国宪法？有多少（比例）华人属于这样的人群？他们在关键时刻会怎么做？。。。

不少海外华人很少在意美国主流的民意，他们平时看的是微信或小红书。有人虽关注海外独立的中文媒体，视频或博客文章，但比例并不高。

因此，这个案例绝非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张婉莹案的后续效应也许正在成为全球华人关注的焦点。果真如此，张案的被曝光将是华人社会的一付清醒剂。

作为独立的海外博客作者，本人在此呼吁: 海外华人该彻底醒悟了！

似曾相识的海外控制

普通的美国人看待亚裔可能是一个完整的群体，他们常常分不清亚裔之间的区别。当华裔公民的“外国代理人”或间谍事件层出不穷时，很多人会联想到二战期间的尼豪岛事件和其后引发的十多万日裔在未被甄别情况下集体遭受囚禁的命运。

当年事件发生时，许多华裔也受到了歧视和骚扰。

二战后，美国民权运动高涨，法律已经健全，日裔也得到了赔偿。因此，类似的“一把抓”事件很难再度发生。但历史留给后人的许多宝贵经验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和对待。

二战前夕，日本政府为了实现军国主义扩张和“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对海外侨民实施了极其严密的政治控制、思想洗脑和组织动员。日本政府将海外侨民视为国家延伸的工具，而非独立的移民群体。

在日侨集中的地方（如美国西海岸，中国东北等），表面上是互助组织的“日本人会”实际成了领事馆的下属机构。日侨的婚姻、生育、职业登记都必须通过这些组织。这些侨团向侨民灌输“不论身在何处，永远是天皇臣民”的观念，不鼓励他们融入当地社会，防止其被“同化”。

为了确保海外日裔的忠诚，日本政府深度介入了海外日侨学校的教育。如直接向海外学校派遣教师，强制使用与日本本土完全一致的教科书，其核心内容是“皇国史观”，即宣扬天皇的神格化和日本民族的优越性。

学生每天必须面向日本皇宫方向遥拜（宫城遥拜），诵读《教育敕语》，并定期举行升日本国旗、唱国歌的仪式。海外主要的日文报业普遍受到日本驻外机构的资金支持或审查。报纸大量转载日本通讯社的官方通稿，将日本的侵略行为美化为“圣战”和“解救亚洲受压迫民族”。

文化渗透也是样样具备。利用电影、留声机唱片、甚至从日本本土派出的宣讲团，在海外侨社巡回演出，激发侨民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在夏威夷、东南亚等地，部分经营照相馆、渔船、农场的日侨，暗中协助日本军方拍摄美军基地、测量海港水深、记录驻军动向；在侨民内部建立告密机制：任何对日本军国主义政策表示怀疑、或流露出亲美/亲当地倾向的侨民，都会被秘密报告给领事馆，并遭到侨社的惩罚或被遣送回国。

这种“高度不融入”和对日本本土的绝对忠诚，引发了各大移居国的强烈猜忌。

尼豪岛事件

尼豪岛事件的发生，直接让美国朝野认清了日裔社会的“真实面目”。

尼豪岛是夏威夷群岛的8个主要岛屿之一，面积186平方公里，居民约130余人，它是罗宾逊家族的私有财产。该岛相对封闭，是夏威夷土著的活动范围，另外岛上还居住着几名日裔美国人，从事放牧和养蜂的工作。

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行员西开地重德参与空袭珍珠港，其驾驶的零式战斗机被美机击中，油箱受损，被迫降在夏威夷的尼豪岛上。

西开地重德的飞机迫降后，被一名土著发现了。这名土著虽然不知道日本已向美国开战，但他听过广播，知道日美关系比较紧张。如今这名日军飞行员迫降岛上，他还是非常警觉，虽然救起了西开地重德，但拿走了他的手枪和公文包。

由于土著不懂日语，两人无法交流，于是他找来了岛上的日裔原田义雄充当翻译。西开地重德便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事告诉了原田义雄。

原田义雄 （Yoshio Harada）虽是日裔美国人，但他决定隐瞒真相。他告诉土著，西开地重德是飞行出了意外，才被迫降落尼豪岛的。土著也就放松了警惕，还热情款待了西开地重德。

没过多久，尼豪岛上的土著从广播中听到珍珠港被日军偷袭的消息，这才恍然大悟，随即又捆绑了西开地重德，等岛主艾尔默·罗宾逊来做决定。

西开地重德见状，开始鼓动原田义雄。他说道：“日本征服美国是迟早的事，你身上流着日本血统，难道不想看到祖国胜利？不如我们一起干，控制尼豪岛，迎接日军登岛，如何？”

原田义雄觉得很有道理，十分赞同。西开地争取到了岛上两名日裔居民的协助。

原田艾琳（Irene Harada / 埃尔琳）为原田义雄的妻子。她在事件中全程配合丈夫和日本飞行员，协助他们进行藏匿和看守人质。

当飞行员刚坠机时，第一代移民新谷石松（Ishimatsu Shintani）是最先被找来当翻译的，但在得知珍珠港被炸后，新谷感到非常恐惧。随后他因害怕而选择退缩，没有直接参与后来的武装暴动。战后他被拘留一段时间后获释，并在1960年加入了美国国籍。

12月13日，日本飞行员西开地重德和日裔居民原田义雄夺取了枪支，并在岛上四处搜寻藏匿有机密文件公文包的土著村民。在此期间，他们挟持了正在寻找自家绵羊的贝尼（贝尼哈卡卡·卡纳海尔（Benhakaka "Ben" Kanahele）和埃拉 （Ella）夫妇。

飞行员命令贝尼去寻找藏匿文件的村民（即哈维拉·卡留哈诺），并威胁如果找不到就杀光全村人。贝尼假意答应，但他知道卡留哈诺已经划船逃往邻岛求救。

当贝尼空手返回并表示找不到人时，气氛变得极其紧张。原田义雄用日语警告飞行员：贝尼在撒谎，必须立刻除掉他。

就在飞行员准备拔枪射击的瞬间，贝尼和妻子埃拉看准对方分心的刹那，利用体型和力量优势猛扑上去。贝尼和原田纠缠在一起，试图夺走原田手中的散弹枪。飞行员西开地见状，试图从靴子里掏出短枪射击，妻子埃拉立刻死死抱住飞行员的手臂，并用大石头猛砸飞行员。

飞行员挣脱了埃拉，并向贝尼连开三枪，分别击中了贝尼的腹部、大腿和腹股沟。

身中三枪的贝尼并没有倒下，反而被彻底激怒（据贝尼战后回忆，他当时想的是“绝对不能让这个家伙再开第四枪”）。

作为体格魁梧的夏威夷大汉，贝尼一把抱住飞行员，像抱绵羊一样将他高高举起，然后狠狠地摔在了一面石头围墙上。还没等飞行员反应过来，妻子埃拉顺势用一块大石头猛砸飞行员的头部。紧接着，受重伤的贝尼迅速拔出随身携带的割羊皮刀，果断割断了飞行员的喉咙，将其当场击毙。

一旁协助飞行员的原田义雄看到这一幕，意识到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且大势已去。在极度绝望和恐惧中，原田将散弹枪对准自己，饮弹自杀。

美军救援队于次日（12月14日）上岛处理了善后。战后，贝尼·卡纳海尔因其在关键时刻的英勇表现，被美国政府授予了紫心勋章（Purple Heart）和功绩勋章（Medal for Merit），成为全美标志性的平民抗战英雄。

日裔命运的转折

西开地重德说服日裔美国人原田义雄，合伙控制尼豪岛的图谋传到了美国本土，让朝野上下举国震惊。由于事件中出现了日裔居民协助日本飞行员对抗当地人的情况，极大加剧了美国社会对日裔群体的不信任感。

这两位原本“奉公守法”的日裔美国公民在关键时刻选择无条件效忠日本，导致美国军方和舆论大为震惊。这起事件成为了罗斯福总统坚信“日裔即便加入美国籍也无法信任”的铁证，直接推动了二战期间将12万日裔美国人强制关入拘留营的灾难性决定。

美国政府在1942年2月签署第9066号行政命令、对美国西海岸超过11万日裔美国人进行强制迁离和集中关押。因此很多史学家都认为，正是由于尼豪岛事件的出现，才让罗斯福总统下定决心隔离12万日裔。

本人近年曾亲访当年的关押地，写下了两篇文章，供网友参考：

二战时期10万日裔被囚的真相

美中冲突下，首访Manzanar (多图)

面对军方的强制性集体迁徙，大多人保持了理智和服从，也有少数人依法进行了抗争，如著名的《是松诉合众国案》，详情请浏览本人的旧文；

从亚亚被驱看爱国华人的当归及法律盲区

本人曾记载：“从1943年开始，美国军方组建了美籍日本人军团。共有3万多名美籍日本人参加了二战中的美军。最著名的是日裔第442步兵团。这支部队曾饱受歧视，却是二战中美军伤亡率最高的步兵团，也是美国陆军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部队， 并多次获得罗斯福总统的检阅。”

“日裔第442团在二战期间共有18143人次获颁各种勋奖章，荣誉包括8次总统集体嘉奖（美军著名的101空降师在二战只获得2次，陆战1师在二战仅获得3次）。21枚荣誉勋章，52枚优异服役十字勋章，560枚银星勋章，22枚军团勋章，4000枚铜星勋章和9486枚紫心勋章等。最近的中东战争中，442步兵团再次投入了战斗，包括了众多的亚裔士兵。”

华裔社会应该吸取的教训

从“尼豪岛事件”到“张婉莹案例”，如果说有唯一的、贯穿性的教训，那就是在历史的宏大叙事和国家的剧烈冲突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要避免重蹈覆辙或成为代价，唯一的途径就是，在复杂的地缘政治丛林中，学会不仅用“血缘”和“情感”去认知世界，更要学会用“法律”、“规则”和“理性的公民身份”来保护自己。

教训1： 单纯的专业能力不再是安全垫，法律合规（compliance）才是第一生命线。

现代华人（尤其是从事高精尖技术、跨境贸易或金融的专业人士）必须具备高度的地缘政治敏锐度。不仅要懂技术，更要懂所在国的法律边界和不断变化的出口管制、反间谍法规。要意识到，在政治张力大的时期，过去“模糊”的灰色地带可能瞬间变为不可逾越的法律雷区。“合法合规”不应只是一种职业要求，而应成为个人的生存本能。对于企业，则需建立严苛的跨国合规体系，而非试图寻求例外。

教训2： 族裔身份不应是唯一的标签，它不应被动地定义你的忠诚，也不应成为你商业行为的护身符。

尼豪岛事件的一个惨痛教训是，即使你是美国公民，如果你的宗族国家与所在国发生冲突，你的身份依然会受到质疑。因此，海外华人应更积极地融入当地社会，展示对宪法和法律的忠诚，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巩固公民身份，而非局限于族裔小圈子。

对企业和专业人士而言， 在进行跨国经营时，不应期望通过强调族裔联系来获得特殊待遇或规避法律。应以现代商业逻辑、国际法规和地缘政治现实作为决策基石，将自己定位为国际法和商业规则的合规执行者。

教训3：当个人在跨国冲突中孤立无援时，社群的防御和支持系统至关重要。

在西方国家，华人社群应建立强有力的法律援助机制（如专门的法律基金或非营利组织），为面临指控的华人提供专业的、不受政治干扰的法律防御。

尼豪岛事件中，日裔社群缺乏统一、有力的声音来反驳种族主义叙事。现代华人需要更成熟的公共叙事能力，在媒体和公众层面积极澄清误解、打击针对种族的恶意攻击和泛化指控，将个人行为与整个族群剥离开来。

教训4： 将多元的个人选择简化为单一的忠诚测试，对个人和族群都是危险的。海外的华人社群，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即二元论的简单民族主义思维。应当承认并尊重每个人基于自身法律身份、职业道德和个人价值观做出的多元选择。过度强调宗主国的民族主义，有时反而会加剧海外华人的生存困境；而简单地指责海外华人的忠诚，也会削弱全球华人的合力。应当致力于构建一个能容纳多元存在、基于共同文明价值和法治原则的更开放的华人社群认知。

现代华人应当发展出一种高度发达的“跨文化、跨法律地缘政治导航系统”，以合规为舵，以多元认同为帆，在不确定的时代大潮中，守住个人的尊严与安全，也守住社群的坚韧与开放。

回到许多华人关心的问题：如在危急关头，王艾琳，孙雯  燕子方芳 （已逃回）以及最近的张婉莹等，是否还会在留在社区继续逍遥，宣传和捣乱？本人认为是不可能的。这些已经被甄别出的“惯犯”，还应该受到集中管理的待遇，这符合海外华人和全体国民的意愿，以及维持法律的严肃性。

中共当年像仍破烂一样的扔掉为中共卖命一生的金无怠，今天扔掉这些爱慕虚荣的粉红燕子，也不会是例外。那些当年被关在美国的德裔希粉，回到德国后的凄惨命运，也值得中共粉红们的参考和回味，不再赘述。

韩联潮：卢比奥的卫道檄文（附卢比奥讲话全文）

韩连潮  X
@lianchaohan · 17h

【卢比奥的卫道檄文】我早上读了卢比奥国务卿在雅典卫城普尼克斯山发表的演讲全文，觉得这是一篇捍卫西方文明的“卫道”檄文，对他个人的政治未来，对美国传统自由主义都很重要。 将演讲地点选在雅典——西方文明与民主的源头，其意在于“溯本清源”。他试图将美国传统自由主义及其现行政策提到拯救西方文明根基的高度，以此赋予其厚重的历史合法性。它不仅是说给美国国内听的，也是说给欧洲和世界各国日益崛起的反建制派力量听的，并为未来的美国外交与政治路线定调立说。 10年前，我和家人去希腊探亲度假，她们都病倒在雅典酒店不愿出门，我独自一人在卫城转了3天，仔细了解了雅典民主制度，沿着传说是苏格拉底散步以及和学生对谈的小道流连忘返，并去了旁边使徒保罗公元50年在雅典布道的地方祈祷，他在那里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未识之神”的演讲。 目前去过的地方中，希腊尤其是雅典对我思想、视觉的震撼最大，值得每个拥抱西方文明的去寻根。

附：

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讲话（全文）

2026年10月7日 普尼克斯​ 希腊雅典 卢比奥国务卿：世界各地都有雄伟的遗址。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似乎是历史的残存：遥远文明的遗迹，早已超出人们的记忆了。 但雅典卫城则不同。 数千年来，在我身后建造这一切的文明，一直吸引着西方世界的想象力。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艺术家和哲学家都曾仰望它——他们带着惊奇和敬畏的目光仰望它。 时间往往会使人感官变得迟钝：伟大的胜利和灾难性的失败，似乎都沦为教科书中的脚注，成为我们学童需要记忆和遗忘的又一个事实。但古希腊人却似乎对我们的记忆有着一种近乎神秘的吸引力。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召唤着我们回到他们身边。 公元前480年，薛西斯的军队攻入这座城市，并将城中的圣地付之一炬。当时，大部分雅典人已乘船撤离到附近的一座岛屿。但仍有少数人拒绝离开家园。于是，他们构筑起卫城的岩石堡垒，进行殊死抵抗。他们将巨石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砸向波斯入侵者，与当时最强大的帝国周旋数日。最终，他们还是被波斯人击溃。波斯人洗劫神庙，焚毁圣地，并将卫城夷为平地。但当雅典人重返故土后，他们收集了古老卫城的残骸，并将它们埋葬在卫城曾经所在的山丘上。几十年后，在伯里克利的统治下，他们重建了帕特农神庙。 此后25个世纪以来，帕特农神庙一直屹立不倒。无数帝国在其见证下兴衰更迭。而建造它的先贤们——雅典和罗马的后人——将他们的文明带到了。 在地球的另一端，在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两个半世纪之后，我今天站在这里，作为这个共和国的国务卿，作为从西班牙来到新大陆的定居者的曾孙——我站在这里，是为了证明一份无论时间流逝、空间距离如何都无法抹去的恩情。 美国的历史，我祖国的历史，处处都留下了古代的印记。希腊的元素就镌刻在我们政府的建筑之中：在遍布首都的高耸的柱廊、圆顶和纪念碑上。我们宪法的诞生地——费城——本身就是一个希腊名字。 我国的缔造者们对我们从你们那里继承的遗产着迷不已。他们博览群书，精通历史——他们对自己在历史中的独特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没有哪个过去的时代能像古代那样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或激发他们的想象力。许多人惊讶地发现，《联邦党人文集》中最常被引用的作者并非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不，《联邦党人文集》中最常被引用的作者是普鲁塔克，这位希腊罗马伟人的传记作家。 关于古希腊对美国建国先贤思想的影响，以及对他们之前所有西方哲学家和政治家的影响，已有大量著述和论述。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这段基本历史。雅典孕育了民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赋予了我们西方哲学。我们对法律、美德、公民身份和共和政体的理解，都是在希腊城邦中形成的。甚至我们许多政治词汇——例如民主、暴政，以及“政治”一词本身——也源于此。 这一切都是事实。然而，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亏欠——作为美国人、作为西方人——实际上要深刻得多。这些制度和理念——这些制度和理念是我们在古希腊人身上看到的更根本品质的外在体现——而这些品质无法被简化为任何特定的政治制度或理论。 在雅典，我们首次完全体会到定义西方世界的所有核心特质：强烈的个性与不懈的雄心；大胆的探索与发明；对发现、冒险、风险与荣耀的渴望。对世界及其运行规律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渴望了解自然的奥秘和掌握宇宙奥秘。对“不可能”的概念不耐烦，对所有界限和限制感到不满，努力探寻未知的深渊。 这些不仅仅是某个哲学流派的公式或教条，它们更是一个民族的特征——体现在他们的传统、故事和想象力中；体现在他们对公民的品质要求中；体现在他们为之生活、奋斗、为之牺牲的事物中。 了解他们就是了解我们自己。 在这里绽放的是西方人渴望揭开所有因无知、黑暗和距离而隐藏在人类心灵之外的事物的愿望。希腊人不仅塑造了历史，他们还赋予了我们历史。我们对许多古代文明的了解几乎完全来自希腊探险家和历史学家的记录，这些探险家和历史学家不仅记录了自己民族的历史，还冒险向外探索，观察和记录世界各地外国民族和文化的传奇故事。 当其他人都在向内看时，希腊人率先将目光投向外部世界，追寻所有陌生和新奇事物所带来的刺激与荣耀。正是这种特质——正是这种特质推动西方创造和建造了其他人无法企及的事物，使我们从众多以稳定和生存为最高目标的文化和文明中脱颖而出。 但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的不仅仅是探索未知的雄心壮志；更是对未知事物可以被认知的信念。这种信念让我们坚信世界可以被绘制、测量、描绘和理解——宇宙存在着一种理性的秩序，受某些基本法则支配，而这些法则人类可以观察和理解。 这就是西方思维方式的基石。我们的数学、科学和医学，我们的哲学、伦理和宗教由此而来。它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欧洲找到肥沃土壤并蓬勃发展成为基督教帝国铺平了道路。它也是基督教神学——奥古斯丁、阿奎那以及整个自然法传统——的丰富基础。 它孕育了一种文明，其标志不仅在于共同的文化，更在于一种共同的人观——一种关于人类及其在宇宙中地位的共同观点。它的后代不仅共享自然秩序的观念，而且共享对美德、命运、真、善、美的独特理解；共享指导人类生活方式的准则；共享为人应当追求的客观标准和理想。 对古希腊人而言，追求卓越是人类存在的原则。他们围绕竞赛、抱负和竞争组织了所有公民生活：在哲学和诗歌中，在雕塑和戏剧中，在体育和艺术中，在战争和治国理政中。古典希腊城邦是伟人们检验自身、证明自我的竞技场，他们通过永无止境的奋斗磨砺自身潜能——力争成为最优秀、最强大、最美丽的人，不断努力，向完美迈进。 我知道，在现代人听来，我刚才描述的这种生活方式可能听起来很怪异，甚至很残酷。坦率地说，我们这个时代许多意识形态的理想就是一个完美安全的世界，没有风险或失败，既没有胜利的荣耀，也没有失败的耻辱。如今，我们常常。我们制定标准是为了确保无人失败；我们更关注最差者的舒适，而非最佳者的潜力。我们用平庸、普通、庸碌之辈来挟持我们中最杰出的人才。 建造帕特农神庙的人们，是的。他们认为，人生最高尚、最崇高的追求就是超越所有人，力求在所有方面都做到最好。古希腊城邦充满了激情、竞争、派系斗争和冲突。但正是从这种对卓越的不懈追求中，艺术、哲学、政治和思想才得以蓬勃发展，最终将地中海沿岸的城邦集合体转变为世界上最伟大文明的诞生地。 古希腊人称之为“激情之火”（thumos） ——激情、力量、勇气和骄傲之火——是伟大文明的核心。而没有它呢？没有它，国家就会失去战斗的意志、奋斗的意志和生存的意志。 如今，西方太多人已经忘记了这种品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西方人开始为那些让我们与众不同的特质感到羞耻。我们为自己的成就让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而感到尴尬。我们的繁荣不知何故成了罪恶感的来源。我们不再相信我们配得上并赢得了我们的伟大。 “民族主义”一词成了贬义词。于是，我们拆毁了纪念碑，谴责了自己的历史。在很多地方，我们甚至教导我们的孩子为他们将要继承的国家感到羞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放了边境，将产业外包，任由我们的军队衰落和瓦解。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似乎将越来越多的主权外包出去，将决策权移交给远远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全球官僚机构。 但其他人却非常乐于填补我们留下的真空——我们软弱留下的真空。随着西方信心的动摇，它的对手和竞争对手反而变得更加强势，取代我们的积累财富和权力。 而现在，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十字路口。因为未来十年以及我们所做的决定，将谱写下一个世纪的篇章。我们所采取的路线将决定西方是继续保持其世界领先地位，还是屈服于萎缩、奴役和衰落的未来。我们要么选择现在就行动，要么就彻底失去行动的选择权。 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已经做出了选择。我们选择毫不妥协地追求国家实力：重新掌控我们关键的供应链，重振我们的经济，重建我们的国防，为未来技术和产业的主导地位而战。 我们选择开拓新的领域：在先进制造业和超级智能领域；在无人机、武器和战争领域；在芯片、矿产、网络安全以及人类所能涉足的其他所有领域。释放我们的能量，重建我们的工厂，将宇航员送回月球，开启太空探索的新时代。 尽管古希腊人拥有崇高的理想，但他们并非天真。他们明白国家有其自身利益。他们明白治国之道需要审慎和外交，但也明白在审慎和外交失效时，治国之道需要运用武力的能力。他们明白，实力不仅在于拥有自卫的手段，更在于让人相信你敢于使用这些手段。 这是特朗普政府希望重新夺回的经典政治和治国之道——不仅是为了我们国家，也是为了我们整个文明。 我们相信，欧洲能够从长久的沉睡中觉醒，重新点燃几千年前就已存在的火焰。 已经有迹象表明这一点。 在整个欧洲大陆，我们正在见证我们希望是划时代的转变：国防开支飙升，一系列新的伙伴关系和项目涌现，制造业和生产规模扩大，这一切都源于去年在海牙做出的历史性国防承诺。 希腊一直是这一转变的中心。这个国家的人民再次证明，无论在能源、移民还是国防等各个领域，希腊都是欧洲和美国不可或缺的朋友，在这些领域，希腊都是典范盟友。 我们真诚地希望整个欧洲都能效仿你们的做法。 尽管激情有时可能会使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友谊纽带变得紧张，但我们绝不能允许它破坏这些纽带。我们必须共同加强联盟，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威胁。 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不认为跨大西洋友谊应该是零和博弈。恰恰相反：我们的愿景是建立一个实力大于各部分之和的联盟。就在上个月，我们见证了这一愿景的实现——美国、丹麦和格陵兰达成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新协议——这项协议将重塑北极，并加强整个北约的安全。该协议中的所有三个伙伴都取得了胜利。整个欧洲——以及北约和美国都因此变得更加安全、强大和可靠。 我们想要共同胜利。我们必须共同胜利。 如今，认为开明的外交政策意味着将国际社会置于本国人民之上已成为一种时尚。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也能从古希腊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们明白，忠于自己的国家并非自私或错误，为捍卫国家利益而战也并非自私或错误。 他们坚信伟人的理想：杰出人物能够通过自身功绩获得永生。但他们也相信，荣耀和名望是通过奋斗、牺牲和为了比自身更伟大的事业取得巨大成就而获得的。古希腊世界反复出现的英雄，正是那些愿意为值得他忠诚的事业付出任何代价的人。 我们在苏格拉底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拒绝放弃对真理的探求。我们在传奇的300名斯巴达勇士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被波斯大军包围，寡不敌众，却拒绝了自救的机会，选择战斗到最后一人，也不愿放弃阵地或职责。我们在阿喀琉斯的史诗神话中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可以选择回家过上长久而平静的生活，但他却选择留在特洛伊，为了追求永恒的荣耀而牺牲。 这些——正是这些品质塑造了西方人的道德想象。从拒绝背叛信仰的基督教殉道者，到为国捐躯的爱国者；从圣托马斯·莫尔到阿拉莫战役，贯穿始终的是《美国独立宣言》不朽的结尾语：“我们彼此以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互相担保。” 西方从古希腊继承了其责任感——对自身准则、事业和国家的坚定忠诚。我们的英雄，西方的英雄，正是那些在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刻依然选择忠于职责的人：言而有信的人、不擅离职守的士兵、与船共存亡的船长。 这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截然不同，例如伊朗的激进毛拉等狂热分子，他们的死亡崇拜将儿童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奉为民族英雄，并将殉难本身描绘成一种目的。 我们的英雄——我们的英雄或许愿意为他们的事业献出生命；但他们并不崇拜死亡。正因为我们珍视生命，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那些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背叛原则的人的英雄气概。如今，我们接受了西方对英雄主义、荣誉和责任的理解，并将它们视为理所当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品质对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人们都是普遍适用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们是特定民族性格的产物，这种独特的性格诞生于此，并塑造了后世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今天，我们必须像我们的先辈一样，满怀激情地捍卫这一文明。 建造帕特农神庙的先贤们之后，是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建筑师们建造了米兰、科隆和佛罗伦萨的大教堂。古希腊雕塑家们追求完美的人体形态的努力，在米开朗基罗手中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希腊哲学家们对宇宙结构的探索，被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继承。 对新知识的渴望，催生了麦哲伦的首次环球航行、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并最终促成了阿波罗11号的登月之旅。而促使亚历山大征服整个已知世界的那些特质，也在凯撒、查理曼和科尔特斯身上重现。 在美国，同样的传统重新焕发了生机。一片广袤无垠的土地，成为了西方想象力和雄心壮志伟大复兴的场所。希腊人对新视野的渴望，演变成了美国的边疆精神。雅典和罗马的文明，将一个新兴的沿海共和国，发展成为一个横跨大陆的帝国。 每一代最伟大的美国人都继承了其先辈们的鲜明特征——生于雅典，受罗马塑造，在基督教世界受洗，在中世纪欧洲的熔炉中淬炼，被赋予了英国人追求自由的天赋，然后跨越大西洋，在新世界的海岸上重生。 我们现在必须共同重拾这种精神。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今天面临的威胁与古代戏剧舞台上的威胁一样真实。 国家利益并未在国际机构面前消失。战争也并未因为我们崇尚和平而消失。其他国家继续武装自己，寻求影响力，争夺领土、技术、资源、市场、能源和权力。 如今，战争再次爆发。大国之间再次展开新的竞争。脆弱性、侵略性、恐怖主义，以及一系列新的威胁和袭击再次出现。 因此，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机构和联盟，共同应对这些威胁——要明白，这些机构和联盟的目的并非废除组成它们的国家的主权，而是为了捍卫它们。各国无需放弃其独特的身份，就能承认其共同利益。 我们已经与我们在希腊的合作伙伴建立了一个这样的模式。在我们的国防合作关系、能源和技术领域，以及我们共同致力于保护欧洲边界免受大规模移民威胁的雄心壮志中。 我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我国建国之初。 1821年，希腊在奥斯曼帝国数个世纪的统治后，奋起反抗，恢复独立。美国人在那场斗争中看到了熟悉的景象。三年后，伟大的美国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向国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帮助年轻的美国共和国的代表们了解了希腊革命的事业。 他首先让众人关注他们周围的一切。他在演讲中这样说道：“这种自由的政体、这种民众的议事会……这种自由辩论和公开讨论的做法、思想与思想的较量……甚至连我们聚会的这座宏伟大厦、这些比例匀称的廊柱、这满饰雕花的建筑，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希腊曾存在过，而我们，如同人类的其他成员一样，都深受她的恩泽。” “ 这些话在今天依然如当年他讲时那样真实。我们所有人——不仅是美国人，还有欧洲人和我们在西方各地的朋友——都必须重新学习我们的先辈从这个地方及其历史中所汲取的教训。 希腊的历史——希腊的历史不仅仅让我们一窥究竟，它不仅仅让我们一窥我们制度的早期形态。希腊的历史向我们反映出了我们自身的形象。 它向我们表明，我们继承了伟大英雄的遗产，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出身感到自豪——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出身感到无比自豪。我们应该惊叹于我们的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开垦出的的奇迹。我们文明的故事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而它就始于此，始于西方的第一批男女。从他们身上——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重新发现美德、勇气和力量，去面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种种危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