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茂春： 論中共的「相互尊重」

余茂春 (Miles Yu)

英文原文在此：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trump-reject-chinas.../

當川普總統即將啟程，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舉行備受關注的會晤之際，北京方面果然再次高調強調它那套老生常談——所謂「相互尊重」應當成為中美關係的基礎。

這句話聽起來很合理，甚至頗有幾分高尚意味。但實際上，它真正想表達的，是要求別人閉嘴、默認、甚至在道義上低頭。

更深一層來看，中共在要求別人「尊重中國」時，其實是在進行一種精心設計的概念偷換，而且是多重層面的。

首先，它故意讓人以為，中美關係緊張的根源在於美國「不尊重中國」，而不是北京自身的行為，以及它長期以來對美國所展現出的敵意。這些行為包括破壞性的貿易政策、大規模盜竊知識產權、針對美國基礎設施發動網絡攻擊，以及向美國輸出芬太尼前體化學品，間接造成大量美國人死亡。

除此之外，還有無處不在的間諜活動、選舉干預、虛假信息宣傳，以及在美國境內進行騷擾、恐嚇和跨國鎮壓。同時，中共還持續扶植世界上一些最反美的政權——這一切都建立在對美國政治制度的意識形態敵視之上，也是它試圖長期取代美國全球領導地位戰略的一部分。

所以，中共口中的「相互尊重」，其實一點都不「相互」。

其次，中共總是刻意把自己等同於「中國」和「中國人民」，彷彿批評中共就等於敵視中國。但問題是：中共並不等於中國。

中共既沒有真正的政治合法性，也沒有文化上的正統性。它本質上是一種外來的强加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系統——一種源於西方的激進共產主義思想，被強行套在中國社會之上。它不僅試圖消滅中國原有的文化傳統與精神根基，還通過制度化洗腦，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和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變成官方信仰。

第三，中共還經常把自己包裝成「美國霸權主義的受害者」，借用中國近代「百年國恥」的歷史記憶，向世界索取同情與服從。但事實上，對中國造成最大羞辱和傷害的，並不是外國列強，而恰恰是中共自己。

真正讓中國陷入最深重災難的，不是1840年代鴉片戰爭以來的那段歷史，而是自1921年中共在上海由共產國際代理人建立以來的這一百多年。

有意思的是，西方很多領導人——尤其是那些對北京最友善的人——其實長期以來反而並沒有真正「尊重」過中共。

幾十年來，不少美國政治領袖一直沒有把共產中國和它的極端破壞性當成一個能夠左右世界格局的嚴肅大國和因素，而只是把它當成一張可以利用的「中國牌」。通過打這張牌來達到其他被認爲更重要的戰略目標。冷戰時期，它被用來牽制蘇聯；後來被用來約束朝鮮；再後來則被當成維持全球經濟穩定的工具。

這並不是真正的尊重，而更像是一種居高臨下，不把中共正真當回事的功利主義般的利用。

某種意義上，反而是特朗普政府第一次放棄了這種打「中國牌」的思維，公開把中共的破壞性當回事，視之為美國最主要的戰略對手和同等級競爭者。自尼克松以來的半個世紀之後，華盛頓第一次真正承認，北京已經成為破壞和重塑全球秩序的重要力量。

從某種奇特但真實的角度說，這反而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尊重」——把對方視作一個必須認真面對、甚至必須擊敗的強大對手。

但被視為大國，並不等於自動擁有道義上的正當性。一個長期系統性不尊重世界的政權，本身並不值得世界尊重。

中共治下的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污染國，卻總在高談環保責任；它長期大規模盜竊他人的技術和商業機密，是世界上最嚴重的知識產權侵犯者；它還不斷為朝鮮、伊朗、俄羅斯、古巴、委內瑞拉等邪惡政權提供經濟和外交支持。

一個政權，只有真正尊重自己的人民，才配獲得別人的尊重。而歷史上，沒有任何外來帝國殺害過比中共殺得更多的中國人，也沒有任何勢力像中共這樣大規模摧毀中國文化和中國家庭。

「大躍進」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則摧毀了寺廟、傳統、學術和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信任。

中共一邊宣稱自己「拯救了中國」，一邊卻恰恰是現代中國苦難最主要的製造者。

1949年之後，至少有七千萬人在共產統治下喪生，而這還不包括計劃生育政策下那些從未出生的數億生命。

直到今天，中共依然在建立全球最先進的高科技監控國家，對少數民族實施迫害，審查言論、打壓異議、監禁記者、迫害宗教人士，並將自由表達視為犯罪。

一個如此懼怕真相、又如此殘酷對待本國人民的政府，根本沒有資格向世界談論和索取什麼「尊重」。

中共對周邊國家同樣談不上尊重。它威脅臺灣，對韓國進行經濟施壓，在中印邊境製造衝突，在南海霸凌菲律賓，對越南進行脅迫，並不斷挑釁日本。

任何公開批評北京的國家，往往都會遭到報復。

自建政以來，中共發動或製造的戰爭與地區衝突，比戰後亞洲任何一個政府都更多。如今，它掌控著全球規模最大的軍事力量，而這支軍隊則隸屬於世界最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其領導人所鼓吹的「中國夢」，本質上也是一種中國主導全球秩序的宏大野心。

中共那套掠奪性的經濟體系，同樣談不上值得尊重。它通過巨額政府補貼、強制技術轉讓、市場封鎖、匯率操縱，以及把供應鏈和稀土資源「武器化」，長期扭曲全球市場。

但與此同時，北京卻始終把自己塑造成「西方霸權」的受害者，尤其是美國的受害者。

它一邊傷害別人，一邊聲稱自己受害；一邊譴責「外國干涉」，一邊卻在全球範圍內開展大規模網絡間諜活動和政治影響行動。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應該敵視中國或中國人民。事實上，中共最大的受害者，恰恰就是中國人民自己——那些被剝奪言論自由、司法獨立、真實歷史、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權的普通人。

世界必須清楚地區分：中國人民，不等於中共政權。

真正「尊重」中共的方式，並不是討好它、迎合它那些刻意製造的受害者敘事，而是迫使它真正表現得值得被尊重。

民主國家應該公開直面中共領導人，直接戳穿虛假敘事，並且不再聽信空洞口號，而是用實際行動去驗證每一個承諾。

世界也應該堅定站在那些被北京霸凌、壓制和噤聲的人一邊——無論是周邊國家，還是中國人民自己。

沒有真相，就不會有信任；沒有互惠，也不會有真正的尊重。

而一個長期系統性剝奪別人尊嚴與自由的政權，也根本沒有資格要求別人給予它「相互尊重」。

李承鹏：写在5.12的爱国帖（旧文）/ 附：(未删节版)

李承鹏（大眼哥）X @dayangelcp ·May 12, 2025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17周年整。当时的情景是：遍地死尸，满目疮痍，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大家年年都在转，我就转一篇未删节版吧——《写在5.12的爱国帖》：

摘要："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主义。在我看来，不要狭隘理解爱国主义就是敢于抵御外敌，爱国主义更是敢于抗争内贼，这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于同别村抢水源时打架，更表现平时勤恳耕种、爱护资源、不对本村妇女耍流氓……一方面欺负本村人民，一方面为了财主利益勇敢跟别村打架，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 

那年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整整一个月，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青蛙上街很正常。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地动时还以为家猫在脚下调皮。直到满书架的书往外飞，才明白是地震。

大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异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我拚命冲下楼，地面像煮沸了一样抖动，地面下像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好容易跟一些邻居逃到小区外空地……慢慢地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北川已封路了，血浆都不够用了。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纠结处热情最为猛烈，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要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我在头晚到处张罗捐款后，次日清晨与唐建光、郑褚进到北川。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临着人生很大的一个困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楼倒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竟没有倒塌。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楼房脆得像饼干一样且建渣里面没什么钢筋，连一楼的学生都没来得及逃脱。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她已不太哭得出声，只指著那堆很渺小的建渣： 看，那是我娃娃呀，手还在动，她还没死，但是我扯不出来她啊……那个情景令人崩溃，我看得见那个女娃娃碎花衣服的一角，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他们中很多还在动，可按部队命令我们不能上前，因为过脆的废墟不能轻易站人，否则会引起二次崩塌。就这样眼看孩子们的身体还在动，与那些石头一起，慢慢变冷，而我们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我还是个爱国青年，我相信生活的很多不幸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我在球评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些总打败中国队的家伙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裔。我骂过CNN长了口蹄疫，因为蒂弗莱说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对抵制家乐福，觉得这一个侧面也可唤醒民主意识。我家离美领馆很近，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我也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抗议的拳头。同年前往美国采访时，我写过一句"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我很困惑。我还坚持过去一些爱国观点，但开始明白建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那些孩子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困惑的是，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而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我认为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另一方面，长城也应该要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

我从2008发生变化，如果晚年写自传，我会以2008为基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那段时间与其他一些志愿者天天在北川山里晃，救了一些老人和小孩，无意发现有一所希望小学完好无损甚至连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最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翻过三座大山逃到山外。我问过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他们说得感谢那个监工。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工程兵出身， 修建过程中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他能从声音里听出有没有多掺沙子，圆石比例、水泥标号是否匹配，如果不合格就责令返工。老师告诉我，那些日子工地上除了施工声音就是这个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除因质量问题吵，就因向当地政府追款吵。因为，企业捐助希望小学的款都要先交当地政府掌握，再由政府拨给具体施工单位……最后一架是关于操场的，终于成功追款修起了操场。大地震发生时，正是这个操场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我问过这所希望小学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才修得这么坚固。这个监工说：不，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我又得知，这个监工监理了五所学校，在那场大地震中奇迹般地无一垮塌。他说：没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之前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来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其实涉黑。前两年的一天晚上，他打来电话，说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著，老婆也离婚了，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个工作……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变化，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无数的冤魂，肯定会变化。我持续四年的困惑：我们不仅不能公布那些死去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今天是汶川大震四周年，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艳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主义。在我看来，不要狭隘理解爱国主义就是敢于抵御外敌，爱国主义更是敢于抗争内贼，这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于同别村抢水源时打架，更表现平时勤恳耕种、爱护资源、不对本村妇女耍流氓……一方面欺负本村人民，一方面为了财主利益勇敢跟别村打架，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所以我认为句艳东是十足的爱国者，他没去攻打钓鱼岛黄岩岛，可他救了很多孩子，他应当得到彰显，可弘扬名望的舞台被骗子占领着，我在灾区一月见闻，多少骗子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我们深爱的国家正在逆淘汰、逆宣传、逆袭真相，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着一些骗子，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就是骗局。

5.13下午再次强烈余震，接命令必须外撤，走了几公里撤到山口时正碰到央视张泉灵在时空连线，无意中我一身雨水的形象被摄进镜头。刚到山下，一个素以厚道著称的央视记者打来电话：你丫真会出风头，没事儿你跑北川干嘛呀，抢我们台镜头。我说：XXX。绝交至今。一月后回京碰一著名央视仁义大哥。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说：贪官该杀几个。仁义大哥深邃地看着我：不，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否则又会乱，毕竟重建还要靠他们呀。又过三年，我不小心批评了倪萍"共和国脊梁"，该名仁义大哥电话里斥：你丫骂人倪大姐干什么呢，她可是好人哪。我在香港书展调侃于丹余秋雨伪善，仁义大哥再斥：想不到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承鹏，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不能见政府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如此欣赏仁义大哥，现在大家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他那些不知是矫造还是表演的关于公平正义的话在微博流传着，星光灿烂，粉丝推崇。以及类似仁义大哥这样的爱国者总说：不管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我觉得这是个病句，我爱这个国，可我不能去爱制造豆腐渣工程的政府，更不能去爱给学校修豆腐渣给自己修豪华办公楼的政府官员。

我认为我仍是一个爱国者，可历经2008年的奥运、毒牛奶特别是汶川大地震，我对爱国主义重新定义。爱国主义肯定不是一边说是外人抢劫了我们，一边亲自掠夺国人财富的主义；不是一边说恶邻让我们石油紧缺，一边派出发改委只涨不降的主义；不是一边号召不要让强盗欺负我们的母亲，一边在大地震里让很多的母亲被欺侮的主义，她们看得见自己孩子的手还在……

—— 李承鹏新浪博客2012年5月12日

新世纪20220512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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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5.12的爱国帖(未删节版)

 (2025-05-12 18:47:20)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17周年整。当时的情景是：遍地死尸，满目疮痍，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

大家年年都在转，我就转一篇未删节版吧——《写在5.12的爱国帖》：

那年川西坝子的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很多天，人们没有意识到什么。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青蛙涌上街头也很正常。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地板晃动时，还以为是家猫在脚下调皮……直到窗外传来上百台起重机齐齐发出低吼，满书架的书弹飞出来，才明白这是地震，那声音，是地吼。

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入夜，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北川封路，血库缺血。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纠结处激情最猛烈，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清晨时分，我揣上钱和几包衣服上路，在北川界口与唐建光、郑褚汇合，进到山里。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临人生最大一个困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教学楼坍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竟没有倒塌，也无法解释大楼像饼干般脆掉后，建渣里竟没什么钢筋，以至于在一楼上课的学生全部没来得及逃脱。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神经质地走来走去，她已不太哭得出声，只是嘶哑地指着那堆很渺小的碎渣：“看，那是我娃娃呀，她的手还在动，还没死，但我扯不出来她啊……”那个情景令人崩溃，我看得见那个小女娃娃碎花裙的一角，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他们中的很多还在动，手在动，脚在动，细小的呻吟。但部队命令我们不准上前，没什么钢筋的废墟不能站人，以免引起二次崩塌。

就这样，眼看着孩子们在扭动、在呻吟，夕阳西下，他们的身体与那些石头一起，慢慢变冷，最终悄无声息……而我竟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我是个爱国青年，相信生活的不幸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我曾在球评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因为这些家伙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裔，我骂过CNN长了口蹄疫，它的主持人蒂弗莱骂过中国充满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对抵制家乐福，认为这可以唤醒民族血性。我家离美领馆很近，19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我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愤怒的拳头，烧过报纸，同年前往美国世界杯采访时，还写过一句“希望女足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的我很困惑。我依然爱国，但渐渐明白碎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孩子们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加困惑的是，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如果你想索要名字，你的名字也会成为敏感词……

如果晚年写自传，我将以2008为基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自以为是，从无怀疑，像面对自己的指纹一样自以为掌握人间道理。可是大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天天在北川的大山里，孤魂野鬼一般晃荡，有时与其他志愿者挖出一些老人和小孩，有时就对着残垣断壁发呆。我顿生沮丧，这是更难熬的青春期，被折磨的并非发育的身体，而是信念。

有一天我看着山上，无意中发现竟有一所学校完好无损，甚至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我才得知，这是一座希望小学，地震发生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翻过三座大山，全部逃到山下，无一伤亡。我问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感谢那个监工。

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他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他是工程兵出身，能从声音里听出柱子里沙子的含量、圆石比例、水泥标号是否匹配，如果不合格，就责令施工队返工，如果施工队不愿意返工，他就大吵大闹。老师们告诉我，那些日子工地上除了施工声音，就是这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除了因质量问题吵，就是为了追款跟当地政府吵。众所周知，企业捐款大多先交当地政府掌握，再由政府拨给下一级政府，再拨给下一级……最后才是施工单位，一百万最后就只剩了二十万。最后一次吵架是关于修建操场，他吼出一句：妈的，黑什么，不能黑教育。他终于追款成功修妥了操场，小小的操场。

大地震那天，正是这个小小操场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大地震时，这名监工吼叫着从山下拼命往山上跑，当看见孩子们都躲在操场安然无羔时，这条汉子倒在地下哭得稀里哗啦。

然后，他凭经验指着出山方向，让老师们带着大部队出山，自己则在原地守着几个家住山上不愿离开的孩子。那些老师就按照他指引的方向，带着孩子翻过了三座山，趟过已被地震震得河床扭曲、河水浑浊的小河，穿过黑暗无比的森林，林子中总是出现奇形怪状的瘴气，那些瘴气不断变幻，有时就变成一群厉鬼的样子，孩子们吓得大哭……终于跌跌撞撞到达了县城。当这名监工打电话确认孩子们安全得救，大哭着向山下城里的方向跪下。

我问，为什么要跪下。他说，是向当初的努力跪下，幸好坚持下来了。

我问，这所学校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才修得这么坚固。他说：不，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我又得知，这个监工监理了五所学校，在那场大地震中奇迹般无一垮塌。他说：没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之前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因为这会让国家出丑。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涉黑……前两年一个晚上，他忽然打来电话，说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着，老婆也离婚了，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个工作……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孩子被压在碎片下，身体慢慢变冷，慢慢死去，肯定会变化。那些碎花花的衣角、还在动着的小手，之后一年之久不断出现在梦中，而我竟并不知他们的名字。这是我的困惑：我们不能公布那些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今天，是汶川大震四周年，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艳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基于上面的故事，我慢慢得知：不能狭隘理解爱国就是抵御外敌，爱国还表现在敢于抗争内贼。就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跟别村打架，更表现在勤恳耕种、爱护资源，敢于反对本村村长欺压村民、调戏妇女。如果一边跟别村打架，一边帮着村长鱼肉百姓，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

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长城也应该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

我认为句艳东是十足的爱国者，他没去攻打钓鱼岛，可是他救了很多孩子，他应当得到彰显，可事实刚刚相反，声名的舞台正被骗子们占据，而他正被生活惩罚，流离失所，仓惶不安。以我在灾区的见闻，多少骗子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让青年们热烈膜拜……我不安地知道，这是更大的灾难，我们深爱的祖国正在逆淘汰、逆宣传、逆真相，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着骗子，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就是骗局。

我的爱国主义：给应得者以所得，给窃取者以褫夺，国家始能昌盛。

有件小事，5月13日下午再次强烈余震，部队命令我们外撤。走了几公里撤到山口时，正碰到央视张泉灵时空连线，我一身雨水和血迹无意间经过镜头。刚到山下，一个素以厚道著称的央视记者打来电话：“你丫真会出风头，没事儿你跑北川干嘛呀，抢我们台镜头”。我说：“操你妈”。绝交至今。

一月后回京碰到央视的仁义大哥。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说：贪官该杀几个。仁义大哥深邃看着我：“不，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否则就会乱，毕竟重建还要靠他们呀。”又过了三年，我批评“共和国脊梁”倪萍。仁义大哥电话里极为不满：“你骂倪大姐干什么呢，人家倪大姐可是好人哪。”香港书展邀我去讲座，我调侃于丹余秋雨伪善，为权力洗地。仁义大哥再度打来电话：“想不到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承鹏，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不能见着政府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欣赏仁义大哥，现在彼此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他那些公平正义名言在微博真真假假地流传，星光灿烂，粉丝推崇。以及，跟仁义大哥同款的爱国者们总说：不管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爱它，就要爱它的全部。我觉得这是个病句，我爱这个国，但我不能去爱豆腐渣工程，更不能去爱坐在豪华办公楼的官员，指出这个国的疾病，正是建设它的重要环节。

经历2008汶川大地震，我重新定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不是一边指责外人抢劫我们的土地，一边又无视拆迁队强拆我们房子；不是一边怒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一边又把子女送到洛杉矶富人区；不是一边宣传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一边让他们在碎片下慢慢死去。

我想让所有人记住：那个妇人看得见自己孩子碎花花的衣角、小手还在动，听得见孩子还在低低呻吟，说“妈妈、我疼，疼……”，但妈妈竟无能为力。

历经世事，我才明白这个珍贵道理：所谓爱国，就是会为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操蛋的事而感到羞愧，并尝试改变它。所谓卖国，每当这个国家做出丢人的事，你却满脸红光地宣告这是“中国特色”，那多邪恶。

我这么说伤害了很多爱国者的感情，纷纷斥责我是汉奸。可是我认为这仍是病句，在中国官不至厅局级，财产不超一个亿，哪好意思夸自己是汉奸。又说我是带路党，可是，不让子女拿着绿卡开着跑车读着长青藤在美国置几处房产，哪有资格带路。还有爱国者训斥我：母亲无论怎样打骂我们，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我就想起当年爱国者曲啸也这么说。但常识是，谁见过这么下毒手打骂自己孩子的亲妈？

有人跑来说：“我也承认这个国家有不好的事，但家丑不可外扬，重要的是抵御外侮，如果收复钓鱼岛黄岩岛，我第一个报名参军，但先收拾你”。这种粘副雄狮牌胸毛表演爱国的作派让人鄙夷，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运动中的梅思平，以爱国之名火烧赵家楼，当日本人打来时，他第一批就当了汉奸。

高呼“收复钓鱼岛、攻打黄岩岛”这种比爱国主义胸大肌行为，很难证明真伪，不如让我们务实地谈谈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给孩子修校舍时少收一分回扣，多添几根钢筋；是政府少修点豪华办公楼，给灾民多建些过冬房屋；是官员们少喝些茅台，给学生们多生产些放心奶；是报纸、电视少宣传点感动中国的虚假英雄，多公布些溘然逝去的平民名字；是每个人能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迁徙，而不是拥有多么广袤的国土。爱国主义不是爱冰冷的国家机器，而是爱温暖如冬阳的共同价值观，让每个人都拥有生活尊严，保护渺小的自己，记得在每一个纪念日，长歌当哭，让每一朵平凡的生命绽开如莲花……

小小黄岩，以我军威武几排炮打成粉齑，收回失地指日可待，以壮国威；重重汶川，多少魂灵飞萦，如不惩前毖后，君将空负民心。

我是一个爱国者，我不在乎伟大胜利的路上矗立着多少座丰碑，我只在乎那些慢慢冷却的小小石头上，是否镌刻上了成千上万孩子的真实姓名。

——是为写在5.12的爱国帖。

（李承鹏/文 原文 12/05/2012）

——新世纪20250512转发

吴洪森：川普是来摊牌的

 作者臉書 2026-5-12

把川普这次访华，放进“能源对决稀土”的大战略背景下，你会发现川普是来摊牌的。

一、真正的背景，不是贸易，而是能源战争很多人仍然停留在旧思维：认为中美博弈核心是关税、芯片、贸易顺差。但2026年的中美博弈，已经进入到能源控制权。

因为川普已经精准锁定，中国真正的软肋是高达70%的能源进口依赖。中国是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工业体系庞大到必须每天“烧油”才能运转。但能源命脉高度脆弱：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印度洋航线，几乎就是中国工业文明的输血管。

2026年伊朗战争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彻底暴露这一致命弱点。中国油轮遭革命卫队炮击、国际油价剧烈波动、海运保险暴涨、能源供应中断风险急剧上升。川普选择在对方最脆弱的时刻，上门摊牌。

二、伊朗战争后，美军封锁伊朗港口，实际掌握霍尔木兹局势主导权；同时深度介入委内瑞拉石油体系，直接管理部分原油销售与收益；再加上全球海军投射能力，美国已形成前所未有的战略能力：谁能拿到稳定能源，谁必须接受高价，谁会被限制，美国越来越拥有决定权。而中国偏偏是全球最依赖外部能源的制造业大国。

博弈逻辑彻底翻转。以前是中国担心美国卡芯片。现在是中国必须担心美国卡能源。芯片断供，产业阵痛；能源断供，国家直接缺氧。

三、川普此次访华，会明确告诉北京：美国已经不再害怕中国的稀土王牌。

因为美日澳正在全面加速稀土供应链重建——美国本土扩产、澳大利亚重稀土项目投产、日本联合投资，多元化进程远超中国预期。美国能承受几年成本上涨，但中国在能源高压下未必撑得住。

此次访华的真正核心议题很可能包括：要求中国立即减少乃至停止购买伊朗石油；

要求中国大规模转向采购美国原油与LNG（数百亿美元订单）；

要求中国在中东问题上重新站队，配合稳定霍尔木兹局势；

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台湾等问题上作出实质让步。

很多人以为这是“谈判”。其实更接近最后通牒。因为川普手中的能源杠杆，远比过去贸易战时期的关税更硬、更急、更无替代。

四、中国最大的误判，是高估了稀土，低估了能源

过去几年，中国舆论一直沉迷于“稀土王牌”想象，认为美国离不开中国稀土。但现实残酷：稀土可以高成本替代，西方已有清晰路径；能源却很难在短期内找到替代，尤其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工业国家。美国可以重建稀土矿、投资盟友项目；中国却无法迅速摆脱中东能源依赖。尤其在中国经济承压、房地产危机延续、制造业利润微薄的当下，能源成本持续上升将带来系统性压力。

川普最擅长的，正是抓住对方最痛的点施压。他是彻头彻尾的交易型战略家。

五、川普这次是来确认现实。

因为整个国际格局已开始向美国有利方向倾斜：美国能源优势持续扩大；美元与金融体系依旧稳固；美日澳印等联盟强化供应链“去风险”；西方资本持续外流中国；而中国最关键的能源软肋，却越来越暴露在聚光灯下。

川普此次访华，真正释放的信息只有一句话：美国已准备好进入下一阶段博弈。过去是贸易战、科技战。现在，能源战已悄然开启。而能源战，比前两者残酷十倍——它直接决定一个工业文明能否正常运转。

六、真正可怕的是时间

美国的优势正在随时间扩大：稀土替代体系加速成型；能源出口能力与控制力持续增长；盟友协调越来越默契。而中国却必须每天消耗海量能源来维持工业机器运转。

时间拖得越久，中国压力越大。这才是川普此次访华真正底气。

（吴洪森写于2026年5月12日上海莘庄）

飘忽不定——不是中美关系的“病”，而是“命”

 来源: 尚曦读史  2026-5-10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基辛格说过：“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走向将决定世界的未来。”

我们官方也将2026年定为中美关系的“大年”——在经历数年深度调整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重新定义彼此认知的关键窗口期。

事实上，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构，地缘政治格局深度调整，人工智能革命正几乎在全领域摧城拔寨。在这个大背景下，中美关系作为影响世界走向的“元变量”，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最值得我们普通人关注的是，历史上每一次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都伴随着中国命运的重新洗牌。

众所周知，国家的方向远远大于个人的努力——从清末的被迫开埠，到抗战时期的联盟抗敌，到尼克松访华后的骤然转向，国运的每一次摆荡都在剧烈改写着每一位国人的就业、房价、教育乃至安全预期。读懂中美关系，因此从来不是外交官和学者的专利，而是每一个希望把握自身命运的人必须完成的认知功课。

然而，如此关键的双边关系，却一直呈现着一种令人费解的节律：要么是热络不久后，骤然翻脸；要么是交恶数年后，悄然回暖。莫非，真的存在所谓中美“价值观悖论”——鉴于文明的差异底色，一旦两国关系“稳定”，就说明某方利益被压制，反转的力量也就会开始积蓄？事实上，这种循环往复的“热—冷—热”模式，的确已经贯穿了中美两百多年的交往史，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暗中操纵着天平的摇摆。

要理解这种周期性震荡，需要回到历史的原点。中山大学梁碧莹教授在《飘忽不定：中美关系的历史考察》中指出，这种摇摆不是当代的偶然，而是两百多年来的历史惯例。本书的一大特色，是从鸦片战争之前的六十年写起——那正是中美关系少有人知的真正起点。

正如梁碧莹教授所言：“中美关系的底层逻辑，早在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的那一刻起，就已悄然写就。后人以为自己在创造历史，其实不过是在重复历史的节律。”

01

利益——中美关系的永恒筹码

飘忽不定的第一层原因，在于双方对利益的永恒追逐。正因为利益会随着时代、国力、国际格局的变化而需要不断进行计算和调整，飘忽不定才成为常态。梁碧莹在书中反复强调一个核心判断：“不是政治家善变，而是利益的算式一直在变。”

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帆船从纽约起航驶向遥远的广州，承载着新生的美国对东方市场的全部想象——彼时的美国刚刚赢得独立战争，国力孱弱，在国际舞台上几乎没有发言权。而它的目的地，是已经延续了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帝国，正值乾隆四十九年的盛世余晖。

这次相遇的开端充满了温情。本书对早期互动进行了精细入微的考察：1821年的德兰诺瓦案件中，美商自愿将本国嫌疑人交由清廷处置，这种“恭顺畏法”折射的是一个弱国在霸权缝隙中的谨慎求生。广州行商则以儒家信义为本，仅凭口头承诺便向美商提供巨额信用贷款——伍秉鉴等行商甚至曾破例将大批茶叶赊给美商。这种基于信义而非契约的合作，在1844年以前维持了中美关系的温情底色。彼时的美国，就像一个初入大观园的乡下少年，谦卑、拘谨、小心翼翼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古老而傲慢的帝国。

但温情并非一定出于善意，也有可能出于无力。当美国商船在珠江口停泊的次数越来越多，逐渐积累起关于东方帝国的全部知识，敬畏开始消解。看到英国垄断印度鸦片获利丰厚，美国人迅速跟进，利用全球航运网络垄断土耳其鸦片的对华贸易，使鸦片贸易从英国主导演变为多国掠夺。早期恭顺守法的美商形象，一夜间崩塌。

1844年的《望厦条约》则完成了最终逆转。这个由美国专使顾盛逼迫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在法理上对中国主权的破坏，甚至超过了不平等条约的始祖——中英《南京条约》。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涅特说过：“美国的远东政策，从来都是商业的婢女”，因此才有从谦卑到跋扈，从守法到掠夺，从合作到压迫——而这一切转变，都发生在短短一个甲子之内。梁碧莹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利益的天平倾斜时，道义的指针总是最后才摆动。”

02

政治——中美关系的震荡源

如果说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永恒筹码，两国国内的政治博弈，就是不断拨动天平的手。梁碧莹在书中写道：“双边关系的每一次摇摆，几乎都能在某一方的内部政治中找到震源。”

先看中国这一边。19世纪中后期，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下，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外交路线之争。以奕䜣、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1861年推动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既是向西方外交机制的笨拙学习，也是古老帝国在霸权挤压下被迫打开的第一道缝隙。

然而，顽固保守派对此强烈反对，认为打开国门无异于引狼入室。两派之争贯穿整个晚清，直接影响了中国对美外交的姿态：洋务派得势时，中国倾向于有限的开放与合作；保守派回潮时，闭关自守的倾向便占据上风。每一次政策切换，都映射着国内权力格局的消长。

进入民国，内部博弈更加复杂。巴黎和会的失败让北洋政府意识到，单纯依靠欧洲列强已不可行，“联美制日”成为北京政府的外交主轴。1920年前后，顾维钧等亲美派外交家的权势迅速增长。然而，北洋政权的频繁更迭，使这一方针因政局变动而常常受挫——北京政变后，直系失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联美制日”便一度中断。梁碧莹在分析这一时期的史料后得出结论：“中国对美政策的‘忽冷忽热’，相当程度上是国内政局碎片化的直接外溢。”

美国对华政策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19世纪，南方种植园主希望对中国开放棉花市场，北方工业家却担心中国廉价商品冲击本土产业，两种声音在内战前就已激烈对峙。

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对华“门户开放”照会，被很多人解读为对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善意”。然而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揭示：这一政策的出台，其实是商业集团、传教团体、外交官僚多方合力的结果——商人在计算利润，传教士在传播信仰，外交官在谋划影响力。

美国对华政策，常常是这种多方博弈的妥协产物。正如梁碧莹在书中所言：“理解了对华政策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延伸，便不会为那些看似矛盾的表态感到困惑——因为华盛顿从来只有一个声音，而那个声音是无数争吵叠加后的余响。”

然而，如果两国的根本分歧仅仅停留在利益和权力层面，为什么庚款退款中的“善意”与“利益”，会如此难以切割？为什么排华法案那样赤裸裸的歧视，会在一个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通过？

03

价值观——中美关系的终极锚点

这是最深的一层，也是最让人困惑的一层。中美关系两百多年的飘忽不定，归根结底，源于两国价值观体系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利益的计算可以量化，政治博弈可以推演，但价值观的冲突与纠缠，却让每一次判断都变得扑朔迷离。

从文明的底色来看，古老的中国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崇尚“天下为公”与“共生共荣”；新兴的美国则以扩张精神为底色、以个人主义为信条、自视为“上帝的选民”。梁碧莹引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的经典判断：“美中之间的根本问题，在于两个社会对世界秩序的不同想象。”这种文明的深层差异，注定双方在“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一根本问题上，始终难以达成共识。

事实上，此前就有基辛格将中美称为世界唯二的两个“例外主义”国家：一个要通过传经布道改变世界，一个则想通过自身示范德仪天下。两种截然不同的“例外”，让双方的拥趸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今天很多人在饭桌、社交媒体、群聊时因中美关系而激烈争吵乃至“撕裂”的深层原因，正来自这种根植于文明深处的认知错位。

梁碧莹先生在《飘忽不定》中，则不仅带我们看懂两种“例外”的本质并指出二者并不存在天然敌对，对弥合“观念冲突”大有裨益，同时更深刻指出，真正的问题远比这更复杂：美国的价值观体系，自身就是一个深刻的矛盾体。

一方面，美国对华政策中不乏理想主义的闪光。1913年，威尔逊总统不顾其他列强反对，率先承认中华民国。他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以其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深刻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市场开放、民主推广、法治合作，这些理念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美关系中的合作面向。梁碧莹指出：“美国对华交往中的道德特征，一直是中国朝野将美国同欧洲国家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

然而，美国价值观的另一面同样触目惊心。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十年，禁止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并驱逐了大批华人。国会辩论中，反对者明确指出这与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不符，但它仍然获得了多数通过。一个宣称以“自由、平等”为立国之本的国家，同时执行着针对一个族裔的系统性歧视——这种价值观的自我撕裂，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反复出现。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美国在首役大沽之战中并未开炮，表面上延续了“道德外交”的传统，但随即迅速参战并与联军共进退，将道德原则与现实利益巧妙糅合在一起。

庚款退款展示了这种价值观纠缠的极致：1908年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此事常被解读为美国的“道德自省”。然而真相正如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在致罗斯福总统信中的直言不讳：“谁能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谁将在精神和商业上取得最大的回报。”

梁碧莹将这一战略概括为“人才培养美国化”——培养亲近美国的新式知识分子，可以在未来的对华竞争中占据影响力制高点。她在作品中感慨：“善意与算计，在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美关系的迷人之处，正在于你永远无法将两面截然分开。”

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内在撕裂，使中美关系极易出现剧烈的波动：当威尔逊主义占据主导时，我们看到的是合作、对话、文化交流；当排华势力、冷战思维占据上风时，对抗与摩擦便随之而来。问题在于，这两股力量同时存在于美国的政策肌体之中——如同一个人的内心同时住着天使与魔鬼，谁占上风，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情境。

这种周期性的剧烈波动，导致一个现实的焦虑，正如基辛格越到晚年越悲观，甚至可以用“忧心如焚”来概括——担忧中美两国走向对抗甚至爆发热战，担忧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走向瓦解——这种焦虑同样困扰着普通人的神经：中美之间到底是战略互信还是战略威胁？

很多评论家认为，今天的中国如同20世纪复兴的大陆大国德国，今天的美国则如同20世纪与大陆有深厚政经关系的海洋大国英国，这种类比让很多人对未来感到恐惧——“中美必有一战”的说法，成为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而打开《飘忽不定》就会明白，中美关系完全不同于英德关系：经济的深度捆绑、核威慑下的恐怖平衡以及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的产业链，都是当年的英德之间所不具备的。历史从不简单重复，这本书恰恰能帮助我们看清那些真正决定战争与和平的结构性变量。

中美关系为何总是飘忽不定？在官方的声明与媒体的喧嚣之下，其实是利益、政治和价值观三层力量在同时运转。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时间分为三个层次：事件的短时段、局势的中时段、结构的长时段，《飘忽不定》中暗合了这一方法论——利益的计算与再计算驱动短期波动，两国国内的政治博弈是中时段的局势变动，价值观的结构性张力则是长时段背景。要真正了解复杂的中美关系，这三层交织，必须逐一详察。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中美关系仍在以让人心跳过速的方式来回摆动。在很多人为此而困惑、迷茫乃至绝望的时刻，本书给出了一个冷静而深邃的答案：美国从当年谦卑谨慎的乡下少年，一路成长为睥睨天下的世界一哥；而晚清及其后的中国，则从一个自诩天朝上国、惯于守成的老者，被迫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现代转型。两者都在变，但变化的节奏从未同步。这种不同步，就是飘忽不定的根源。

梁碧莹由此写下一段值得反复咀嚼的话：“飘忽不定表面看是中美关系的‘病’，实则是中美关系的‘命’。但命运并非不可改写——当价值观的趋同真正发生时，当天平两端的文明学会以对方的眼睛看世界时，飘忽不定终将被新的节律所取代。历史从未远去，它只是在等待被重新阅读。”

作为与资先生、钱满素齐名的美国史大家，梁碧莹教授在本书中采用独特的微观切口，以其细致入微又以小见大的洞察力，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度透视。读完本书，也就看懂了中美关系的今天和明天。

万润南：我的1989（2）钦老板

作者：万润南 2012-05-28

转自 评述万家

不知道为什么，钦本立身边的人都称呼他为"钦老板"。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样的叫法并不常见。钦本立是1949年的老党员，当时在朝阳大学读法律，因为参加学运被开除。于是到徐铸成那里担任香港《文汇报》驻上海办事处的主任。

李玉的父母曾经在华东地区工作过，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和钦老板相识。中共建政以后，《文汇报》一度被解散。50年代毛提出要恢复《文汇报》，找到了创办人徐铸成。徐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要把钦本立请回来。于是，钦担任了《文汇报》的党组书记兼常务副总编，是实际上的一把手。

在1957年反右时，《文汇报》是重灾户。毛亲自撰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当时徐铸成正率领中国新闻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在报社实际主持大鸣大放的是钦本立。结果是徐铸成代钦受过，被打成全国最大的几个右派之一。钦本立则被撤掉了所有的职务。

文革当中，他这个"漏网右派"自然是首当其冲，曾被单独关押了一段时间。据说恢复自由后，连话都不会讲了。他的太太是《解放日报》的资深编辑，不幸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文革结束以后，钦本立到上海社科院担任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党委书记。他利用这个平台，招募人才，办起了一份当时脍炙人口的《世界经济导报》。其视野的开阔、立意的高远、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和执着、对改革的推动和坚持，是当时新闻界的一朵奇葩，无人能出其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出现了许多新事物。在我看来，罗校长办的深圳大学，钦老板办的《世界经济导报》，乃是其中的"极品"。如果非要好事成三，那么，我觉得四通也可以凑一个数。

就像我当年也蹬着三轮平板车去机场提货一样，钦老板在办报初期，还当起了老报童，自己拿了报纸上街去卖。

也许是惺惺相惜吧，钦本立对四通情有独钟。他通过"关系"找到我，这个"关系"，就是我的岳母冯兰瑞。1987年，钦老板在北京请我岳母吃饭。席间，他一句话说得老太太眉开眼笑。他说："你们家怎么这么会找女婿？两个女婿都如此优秀？"

另外一个女婿，是指李玉的姐夫陈清泰，当时我们同为中共十三大代表的考察对象。

老太太很实在，说："是女儿自己选的，当初我还反对来着。"

回家后，老太太心情大好。而且下了懿旨：要我回请一次钦老板。于是，我作东专门请他吃饭。大家所见略同、心有灵犀、一拍即合。我提议四通和《导报》合办一个广告公司，注册资金10万元，四通出钱出人，收益四通分文不取，全部用来资助他们办报。而且，四通的所有广告都在《导报》做一份，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笔不菲的固定收入。

当初，钦老板是从《文汇报》借了两万元起家的。恰好，我们四通也是从四季青借了两万元起家的。《导报》对他，四通于我，犹如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之间的合作，实际上也是一种联姻，本来应该有美好的前景。

当1989年的风暴来临时，面临第一个冲击波，他的《导报》就夭折了。他的心疼，我感同身受。

六四以后，我流亡到海外，他一直被软禁。半年以后，他被查出来有癌症，然后住院。坚持到1991年的4月15日，恰好是胡耀邦去世两周年的那一天，钦老板在有关部门的严密监控下悄然离世。

张伟国是《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的主任，他赶到华东医院的停尸房去送钦老板最后一程。据他说："当时是整个处于一种戒备状态，医院里里外外武警都出来了。不但是便衣，就是穿了军装的也出来了。"

许多来吊唁的朋友看到华东医院外这么多军警，只好无奈地绕了几圈，知难而退，离开了。

"没有什么人讲话，也没有人献花，也没有花圈，我们也就是在他面前鞠三个躬。"

钦老板走得很寂寞。不仅寂寞，而且很纠结。

据张伟国说："钦本立到生命最后期的时候，在4月10日前后，他已经是神智都开始恍惚了，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到他的病床前去宣布对他的党纪处分。宣布后弄得钦本立受到的打击相当大。所以我也感觉到很可悲，作为一个共产党的老干部、老同志，最后共产党用这种方式来给他送终，实在是令人发指。"

——新世纪20251015转发

舒衡哲 | 追忆1983年春天的梁漱溟：一个精神的求索者

作者：舒衡哲
中国民间档案馆

原题 | 一个精神的求索者：追忆1983年春天的梁漱溟

编者按：1983年春天，年轻的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北京与哲学家梁漱溟多次见面，此文中她追忆了当时的情景。彼时的中国，文革过去未久，经历浩劫的知识分子们惊魂未定——梁漱溟也曾在文革中被红卫兵逼迫亲手毁坏父亲梁济的墓园。在舒衡哲的记忆中，被外界称之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并未被摧毁精神。幸存于文革浩劫之后，已年届九旬的他，依然是那个精神与真理的求索者，言行打动人心。今日的读者，也可从此文窥见1980年代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部分境况。

那一年的北大校园，美丽的春天如期而至。我也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并与知识界的同道们重逢。我在1980年的夏天，离开了这里，那时，我作为文革结束后首批赴北京大学的美国交换学者之一，刚刚完成了一年半的学习。当时，我就知道自己还会回来——因为我在撰写一部关于张申府（原名张崧年，哲学家，中共早期创始人。北大哲学教授张岱年之兄——编者注）的著作。然而，出乎我的意料，这次回来，我采访到了梁漱溟，并被他深深地打动——梁和张申府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顺天学堂时期，就已是老友。

与梁漱溟的会面，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是一位真正的求索者——终其一生，他都在深刻的精神层面追寻着真理。他的追寻，已远远超越了张申府（以及我在中国与西方所认识的许多学者）生命中充溢的政治与哲学困境。不过，如果不是因为我彼时正在做张申府的口述史研究，我或许会永远错过梁漱溟，也不会在1983年4月29日的那个春日，敲开他北京寓所的门。

在我们会面之前，我的同事Guy Alitto（美国汉学家艾恺，其著作《The Last Confucian》，也即《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困境》一书于1986年出版——编者注），曾写信给梁漱溟，介绍我做的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随后，我也给梁写了信，请教他关于和张申府漫长友谊的一些问题。4月29日早晨，我在北大校园里接到电话：梁先生已准备好，并急切地希望在当天下午两点半见到我。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北京城中心一栋略显破旧的公寓楼。登上九楼，开门的是一位帮佣的女工，她身后，梁漱溟正等着与我握手——一位已九旬高龄，却依然极为清醒敏锐的老先生。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能遇见这位贤者，是何等的福分。他令人印象深刻。固然体弱，但却如此谦逊、敏锐、细致而体贴。他的品德中没有一丝虚假。他对道德的执着闪耀其间。这与张申府那种自信而仓促的叙述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我见到梁漱溟之时，我已采访张申府将近两年时间。在我面前，张早先的清晰，以及乐于详述自己思想与经历的热情，已逐渐减退。到了1983年5月，我和他的许多谈话都围绕一个主题：张如何将自己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而我已学会对他宏大的自我评价有所保留。但与梁漱溟的相遇，为我打开了一条全新的思考路径：在梁身上，我得以见证一种超越哲学的生命。

梁漱溟让我窥见了一位饱经折磨之人的内在世界——他始终在苦难之上寻求一条精神之路，并试图抵达某种可以疗愈历史创伤的持久真理。

我后来又三次拜访了梁漱溟。分别是同年5月的6日、14日、17日。我们于5月27日告别。每一次见面，我们似乎都更为亲近，更为坦诚。我不再急于提问关于顺天学堂的问题，也不急于比较他与张申府对罗素的不同看法。我只是慢慢啜饮茶水，注视着他瘦削的面庞，在寂静无言之中，体会他内心的宁静。

这多次的见面，让我对梁漱溟与张申府的旧日情谊渐次了解，也同时有幸听到他关于自身精神探索的片段——尽管这些内容与张的哲学探究之间，并无直接关联。

 

《张申府访谈录》中文版封面

5月14日，我们进行了最长的一次谈话——整整三个小时。梁漱溟一如既往地热情迎接我。他穿着旧旧的中山装，光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他看起来不苟言笑，事实上，他始终是一位严肃的求索者，对世界如此，对自己亦然。他那深陷的双眼直视着我，我们坐下来，开始交谈：

“无论别人如何称呼我——比如你那位美国同事阿利托称我为‘最后的儒家’——我首先是一个佛教徒。我一直不吃肉。我也一直在试图理解苦难的根源，并努力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中，将其拔除。”

说完这番话，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仿佛放置在我们之间的那株盛开的红色仙人掌，吸走了他的声音。我第一次走进他家时，就注意到了这株仙人掌——在整齐排列的书籍之间，它格外醒目。那次我拍照时，他没有戴帽子。我隐约觉得，那株生机勃勃的仙人掌正映照着这位老人的性格——在中国二十世纪翻天覆地般的动荡岁月中，他始终葆有那一份被细心培植的顽强精神以及道德上的独立。

张申府与梁漱溟都以思想独立为傲。张以其独特的才智探索西方哲学，而梁则不断探究他所称的“民族心理的基础”。谈及两人的差异时，梁始终称他为“张先生”——这种礼貌出自长期修养的谦逊与对他人的尊重：

“张申府先生，比我更了解西方。他亲自见过、读过的都更多。我不会读外文，虽然学过多年英语，但久未使用，几乎已经忘记了。张先生在这方面帮了我很多。他懂多种外语，而且掌握得很好。我常常依赖他借书、讨论那些被翻译成中文却并不可靠的西方著作。我们当时在北大的兴趣就不同。我研究佛教认识论，张先生研究数理逻辑。至于他的哲学……”

说到这里，梁的声音渐渐消散。他显得疲惫。我告辞时，他又邀请我再来。显然，这些谈话对他而言，其意义不仅只是为我提供一些参究的资料。

三天后再访，他愿意进入更为个人化的话题。我们谈到他与张申府在对罗素的看法上的差异。与我口述史的主角张申府不同，梁对罗素“理性主义可以解决一切人生问题”的主张持批评态度。他曾一度对Henri Bergson（即亨利·柏格森，法国哲学家——编注）感兴趣，但后来通过融合中西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精神道路。

梁并不直接批评张的观点，但通过谈话，他让我逐渐看清，是哪些经验塑造了他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张申府曾加入又退出共产党，而梁则努力保持在政治纷争之外。1936年，张申府因学生运动被短暂监禁时，梁曾前往北平探望；1957年张被划为右派时，梁与他的友谊也没有断绝，并曾去探望困境中的张。同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申府也尽力与梁保持着联络。

在我真正见到梁漱溟之前的两年，张申府曾动情地对我讲述梁在1960年代的遭遇：

“我的老朋友梁漱溟，被一再殴打。红卫兵闯入他家，逼他下跪，用鞭子抽打，还烧了他的书。我尽可能地去看他。他当时真是一个被摧毁的人。”

然而，1983年夏天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精神是如此完整，看不出破碎的迹象。他对自身尊严有清晰的意识。事实上，他始终葆有某种深层的信念核心，才得以穿越最黑暗的年代。

在一次次交谈中，我逐渐将话题引向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此前，我从其他学者那里得知，红卫兵曾强迫梁漱溟拆毁其父梁济（清末著名学者，1918年于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编者注）之墓。但直到他亲口讲述，我才真正想象出那种屈辱：他被拖到北京郊外，被迫举起铁锤，砸毁父亲的坟墓。说到此处时，他的眼中再次泛起泪水。更令人震惊的是，在毁墓之后，红卫兵还向他索要费用——因为他体力不支未能完成毁墓工作，对方“代劳”，而他必须为此付费。

 

梁漱溟于1983年。图片来源：舒衡哲

回到我们见面的这一时刻。尽管1983年的梁漱溟仍承受着沉重的悲伤，但他的目光清澈，声音柔和而坚定。让我深受鼓舞的，正是他的“气节”——一种西方词汇难以完全表达的灵魂正直。

正是这种气节，使1983年的这次相遇如此深刻——即使在同一个月里，我还采访了周扬（中共文艺理论家，曾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编者注）与许德珩（曾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九三学社”创始人——编者注）两位，并几乎每日与张申府会面。在这些幸存的老一代人中，唯有梁漱溟，以一种精神力量之光闪耀其间。

虽然我们未谈及我自己的犹太传统，但他感受到我对他的理解，他似乎认为我拥有一种能够超越语言表层、把握其意义的世界观。

5月27日告别那天，我们谈话不多。我们都明白，这很可能是此生最后一次相见。梁的语速比平时更慢。他幽默地讲起，金岳霖曾对胡适说过：“你少说了一句‘我是哲学的外行’。”（据一些文章记载，西南联大时期，胡适曾发表关于哲学定义的文章，金岳霖看完后对胡适说：“文章很好，可惜你少说了一句话。”胡适问是哪句，金岳霖以此作答。——编者注）

在门口，他握住我的手，沉默地握了几分钟，低着头，不与我对视。那晚我在日记中写道：“多么体贴而充满敬意的告别！我感受到他的情意，也感到他在这种缓慢流逝的时间中教给我某种重要的东西。”

如今，43年过去了，我仍在试图理解梁漱溟在1983年春天教给我的东西。他给我提供的关于张申府的资料，对我后来撰写《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文版译名为《张申府访谈录》）确有帮助。但我们的会面，远不止于信息的交流，而是有更深沉的内在精神意义。

我有幸与一位在二十世纪最艰难的岁月中，始终追随内心之声的人相处。这种“内在的音乐”，至今仍在激励我——每当我看到那张老人与红色仙人掌的照片时，它仿佛在低语：“忠于你对真理的理解，相信它会引导你前行，无论群体的教条多么喧嚣、诱人。”

编者补注：

梁漱溟：1893年（光绪年间）出生于京师（即后来的北京），1988年辞世。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原名焕鼎，字寿铭，后以漱溟行世。1917年入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抗战胜利后曾参与国共和谈，参与创建民盟。1949年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等，曾遭毛泽东点名批判。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与《人心与人生》等。

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名的犹太裔美国汉学家，也是诗人和作家。美国卫斯理安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荣休教授。她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首批官方交换学者，于1979-1980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史研究，尤其在五四运动、口述史领域成果显著。代表作有《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申府访谈录》、《漫漫回家路：一部中国日志》等。关于她更多的写作与出版，请读者参见她的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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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荐档案：

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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