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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国 By Zhang Weiguo (非赢利同仁园地,无广告、无稿费,所转文稿如有版权要求请联系博主)
2026年3月4日星期三
吴洪森:哈梅内伊统治术
李忠憲 | 當監視者開始恐懼:習近平與數位監控的悖論
2026年3月3日星期二
史诗之怒行动的前奏:不再拖延的历史拐点
来源:斌闻天下 2026-3-4
史诗之怒行动是一场精心策划、规模空前的联合打击,旨在彻底摧毁伊朗政权的核心威胁,包括其核野心、弹道导弹库、海军力量以及支持恐怖代理网络的能力。这次行动不仅是美国军事实力的巅峰展示,更体现了川普“以实力求和平”原则的不打折扣地执行。
然而,不要把它视为川普个人的战争,这实际上是四十多年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拒绝结束的战争,如今终于有一位总统决定是时候该结束了。
行动的起源:长期积累的危机与外交失败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与伊朗政权之间的对抗已持续近半个世纪。从人质危机到支持恐怖袭击、炸毁美军营房、资助代理武装杀害美国士兵,再到持续推进核计划和“美国去死”的公开叫嚣,伊朗政权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行为从未停止。从卡特到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的历届美国总统尽管采取过制裁、空袭、秘密行动或外交谈判等不同手段,却始终选择回避彻底解决这一根源性威胁。他们或因国内政治顾虑,或因担心引发更大规模战争,或因寄希望于“政权行为改变”,最终都未能终结这场漫长的、单方面的“影子战争”。伊朗政权因此得以不断壮大其破坏能力,积累了足够接近核门槛的实力。
川普则不同。他在第一任期就以“最大压力”政策重创伊朗经济,并在2020年果断下令击杀苏莱曼尼。如今重返白宫后,他明确视伊朗为“世界头号恐怖主义国家赞助者”和“美国最大外部威胁”。当谈判彻底失败、情报显示伊朗即将突破核红线时,川普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不再拖延,不再容忍,不再把问题留给下一任总统。这不是个人冲动,而是对四十多年累积账单的最终清算——用压倒性军事力量,一次性终结伊朗政权的进攻性能力,为美国及其盟友付出的长达数十年的代价画上句号。
早在2025年4月,川普政府就启动了与伊朗的核谈判,试图通过强硬姿态迫使德黑兰放弃核计划。川普亲自致信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设定60天期限,要求伊朗达成全面协议,包括彻底放弃核武器开发、停止支持恐怖主义,并结束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行为。然而,谈判在日内瓦等多轮会谈后陷入僵局。伊朗拒绝做出实质让步,继续推进铀浓缩活动,并通过代理势力威胁地区稳定。
情报显示,伊朗已接近核突破点,其弹道导弹射程覆盖中东乃至更远地区。美国中央司令部早在数月前就开始制定应急计划,这份高度机密的作战方案后来成为“史诗之怒行动”的蓝本。川普多次公开警告:如果伊朗不放弃核野心,美国将采取“压倒性”行动。2026年2月中旬,随着谈判彻底破裂,白宫评估认为伊朗可能先发制人袭击美军基地或以色列,这成为行动的直接导火索。
顶级机密的资产重新部署:隐秘而迅猛的准备阶段
为了确保“速度、突然性和泰山压顶之势”,川普政府在行动前数周启动了大规模的秘密调动。这一切都处于最高机密级别,甚至国会“八人帮”也仅在打击前数小时才收到通知。
- 海军力量集结:两支航母打击群紧急部署至中东海域,包括一艘原本在太平洋的航母群加速穿越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波斯湾的美军舰艇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 空中资产分配:B-2隐形轰炸机携带巨型钻地弹悄然转移至前沿基地;F-35隐形战机和无人机群完成重新定位。
- 情报与特种部队协调:CIA与以色列摩萨德提供实时情报,锁定哈梅内伊及其核心将领位置,特种部队在周边国家待命。
这些调动高度保密,避免任何风声走漏。美国战争部长(即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后来透露,整个准备过程强调“外科手术式精确”,最大化破坏指挥链,同时避免大规模地面入侵。
最终“执行”命令:川普的九字命令
2026年2月27日晚,在最新一轮谈判无果后,川普在白宫战情室做出决定。他向联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中央司令部司令发出简短而决绝的九字命令:“Operation Epic Fury is approved. No aborts. Good luck”,即“史诗之怒行动批准。不得终止。祝好运”
这一命令于2月28日凌晨1:15正式生效,数小时后,美以联合打击波展开。第一波攻击针对革命卫队指挥中心、导弹阵地、防空系统和军事机场。B-2轰炸机摧毁多处地下设施,以色列精准打击哈梅内伊官邸,导致最高领袖在开战初期丧生。随后,多名高层也在打击中丧生。
随后川普在《真相》媒体上发布8分钟视频,宣布行动开始。他直言:“这是我们最后、最好的机会打击这个病态而邪恶的政权。”他列出四大目标:摧毁进攻性导弹能力及其生产设施、消灭海军力量、阻止获得核武器、削弱代理恐怖网络。
川普还直接对伊朗人民喊话:“你们的自由时刻已到。推翻这个政权,它将是你们的。”
精密规划与执行的成功体现
从资产秘密调动到最终命令下达,整个过程展示了极高协调性。中央司令部实时更新战果:首两天内,美军打击超过1250个目标,包括击沉9艘伊朗军舰(现在已经是11艘)、摧毁革命卫队总部。行动被描述为“外科手术式、压倒性且毫不妥协”。
截至目前,行动已持续数日,造成伊朗政权严重瘫痪,但也引发伊朗报复,导致美军基地和以色列遭导弹袭击,造成美军士兵伤亡。川普表示,战役预计持续4-5周,但美军准备“走得更远”。
“史诗之怒行动”不仅是军事胜利,更是川普对四十多年伊朗威胁的终极回应。它证明了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致命的作战力量,同时也开启了中东新篇章,一个旨在终结伊朗核威胁与恐怖主义输出的时代。这场清算来得晚,但来得彻底。
吳祚來 | 當代中國被政變重創與重塑: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下篇)
毛時代的政治大變局,鄧小平是不是完全修正過來了?
毛澤東確立了新道統與新法統:新『道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絕對不允許修正主義出現;社會主義道路,是毛澤東的新『道統』,毛澤東說的話,就是革命法則,這是他的新『法統』,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結果,不是依法治天下,而是『毛語錄治天下』。
鄧時代最大的『政變』,是終結了『毛語錄治天下』,不再搞政治運動,從中央到村庄革命委員會還權於黨組織,村庄一級村支書與村長分權、中央黨政分權開始實行,但習時代被逆轉;
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確立黨領導一切的超憲法原則,才能實現個人極權,只有個人極權,才能重走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與習近平都走在這個閉環中,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對其制約,導致他們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造成重創,同時重塑中國政治體制。
一、鄧時代的政變與權變:
鄧時代,所謂撥亂反正,更多的是表象的改變,或有限的改變:
其一,社會主義道路沒有變,沒有回到新民主主義道路,真正的社會主義初期階段是《共同綱領》確立的,土地私有,政治協商,民主選舉,工商業自主,沒有黨領導一切的黨國原則,因為這一原則確立了黨在法上,黨的領袖或『核心』的威權因此高於憲法。
鄧小平的修正主義,只是有限修復,僅對毛澤東時代罪錯進行有限修復。毛澤東非法剝奪的私有土地未退還,城鄉二元制未變,黨天下未改。
鄧小平的政變或政治修復,促成黨內左右「共和」:分權、分治、分利,通過經濟利益分贓式共治。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成為合法性,不再修正社會主義道路至新民主主義,即土地不歸還人民,工商業在黨國控制下繁榮。鄧小平右手發展黨國經濟,左手執韁,確保經濟驢馬行走在社會主義大道上。有笑話說,他「打左燈向右轉」,實則始終走在毛澤東大道上。
鄧小平改變了哪些?終結文革極端,引入市場經濟。但未變者更多:未回歸新民主主義路線,未還權於民。政治變革上,對己有利如修憲,卻未規範任期制、年齡限制,留下遺患。一旦任期制被破壞,即會出現毛式終身制,黨天下變個人天下。
鄧時代沒有真正的政治大變局:未通過政治大變局回歸共和國法統與道統,故鄧江胡時代調和紅色與黑色,形成灰暗,權貴資本主義做大,導致黨政軍全面腐敗。某種意義上,鄧小平仍然是讓毛澤東放心,沒有像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那樣全面否定毛澤東,只是有限修正毛的極端做法,不搞『兩個凡是』,卻有『四個堅持』,老祖宗馬克思沒有丟,紅色江山沒有變色。
政治上鄧只有修復,用資本主義修復社會主義貧困,鄧從八十年代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鎮壓八九之後『一家一個副部級』,紅色權貴資本主義侵蝕了黨國的權力與財富,為習近平的政變與權變奠定了合法性與迫切性。習之所以能夠重新集權並實現極權,是因為鄧小平八二年修憲,確立了軍委主席負責制,槍指揮黨,習近平當政之後,強調這一權力,用軍權與黨的領導權,啟動政治變局與權變,重走毛澤東路線。
二、江胡時代:錯失政治改變良機
江澤民是民國時期培養與成長起來的技術官僚,胡錦濤是中共建政後培養出來的大學生,他們在體制內並沒有天然的優越性,政治基因上介於平民與紅色家族之間,這注定他們不是原教旨共產主義者,他們既要把革命事業繼續下去,就是對得起黨,也要對得起人民,無論是政治變局,還是權利壟斷上,都有中庸的一面,他們是鄧小平指定的兩代領導人,所以,按照鄧小平路線走下去,符合黨內政治正確,符合人民意願,也符合西方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需要。
鄧確立的那些實用主義規則,對這兩位技術官僚是有用的,一是隔代指定,使江澤民無法控制下一代領導人,這樣就無法長期控制黨國大權,而導致一家獨大,江派與團派之間各種明爭暗鬥,形成了黨內惡意平衡,社會因此有了一定的自由度與成長空間。
還有一些黨內『規矩』,如『七上八下』,二屆即退,在年齡與時間上限制了最高權力者通過集權走向極權。
江胡時代兩次政變:一是江當政之初,被極左裹挾,鄧已不是中央軍委主席,卻用軍中盟友的力量,喊出誰不改革誰下台,以準政變的方式,迫使江沿著鄧的既定路線走。
二是胡時代的準政變:十八大之前周永康想通過政法委的武警力量有所『作為』,準備與薄熙來聯手,改變最高權力格局,但無法與總書記兼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抗衡,所以,九龍治水的格局,儘管弱化了黨中央威權,但仍然保證了中共政權和平過渡。
江胡時代在政治領域有無變革?答案是有,但非常有限,我用『增量』二字來定性其政治改革的有限性。
一是江時代增量民主政治:江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允許資本家入黨,既是讓資本家進入黨國體制,有利於共產黨勢力做大,又是讓資本家們獲得參政議政機會,這實質上混淆了共產黨與資本家本質上的區別,因為共產黨黨章上寫著,最終要消滅私有制,而資本家、企業家等等,都是剝削者。但這一『改革』,實質上促成了紅色權貴資本主義聯姻、做大,甚至掏空了黨國經濟;
二是胡時代增量政治改革:從鄉村開始,推進民選村長,村支書負責黨務,村長負責村務,黨政分離從底層開始,結果當然是失敗的,因為村庄裡是熟人政治、家族政治,政治改革應該自上而下,或者從縣市開始。溫家寶有倡導政治改革的喊話,但吳邦國公開表示『五不搞』,堅決不搞西方那一套,結果江胡時代,只有增量的GDP財富增長與增量的腐敗,政治改革幾乎沒有增量。只是由於網絡的興起,城市與市民社會的形成,公民社會與網絡自由度有增量發展,這是江胡時代的政治亮點。
江胡時代,既致力財富增加,又致力穩定發展,自覺做黨的「好孩子」、紅色江山「好傳人」。最後被紅二代收官,無真正政變或自我革命,故溫預言十年成真:文革再現,成果喪失。
三、習時代:國進民退、增量集權
習近平時代第一大政變,是放棄韜光養晦的國策,致力於重塑世界格局,基於東升西降的認知,要與俄羅斯聯手,實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建立多極世界,與毛澤東建立第三世界相呼應。
由於中共對俄上不封頂的支持,促成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習近平通過軍改,將統一台灣當成使命目標,某種意義是,習已然改變了世界格局,中、俄、伊、朝、古巴等國形成的邪惡軸心成型,使中國成為文明世界的一號公敵,由此帶來高新技術與產品制裁、禁運,並在關貿等領域弱化中國經濟。如果說鄧時代的開放政治積極促成了中國進入世界經濟體系,習挑戰西方世界則導致世界經濟大門正在對中國逐漸關閉,因為經濟崛起的中國,增加世界動盪的風險。
習近平當政後最大政變,是『修憲』,使連任乃至終身制成為可能。鄧時代形成的內部規矩七上八下與兩個任期制,也隨之失效。習在第一個任期,通過設立多個領導小組,分解國務院權力,一步步集權,以使國務院最終成為黨中央的一個國務辦公室,黨政一體。
在疫情之時,一個人的意志決定了整個國家受到疫情重創,也波及世界各地,不僅給數以千萬計的生命受到傷害,也使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受到嚴重影響,三年疫情的災難性影響,可類比毛時代人為製造的三年大饑荒。一個人的指令、一個人的政治意志,就能讓無數人改變命運,整個國家與世界皆受災難性影響(全球報告的累計確診病例超過7億人,另有數據顯示,數以千萬計的生命逝去)。
習近平不搞增量政治改革,反其道而行之,搞增量社會主義:
政治上增量黨的集權與個人威權;
經濟上增量國企,弱化民企;
外交上增量戰狼式的國際鬥爭,地緣政治上增量衝突與備戰;
社會領域打壓公民社會,增量黨對基層的控制,甚至將黨組織建立到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
媒體與網絡自由空間被限制,增量黨組織控制與黨宣內容,教育領域亦是如此。
結語: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7日召開會議,會議稱接下來5年的「十五五」時期將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要回歸鄧小平路線嗎?鄧小平敗於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習近平與毛澤東的問題則是,最高權力不受制約,所以,溫家寶的話,最具警示價值:如果沒有政治改革,改革開放的成果會歸零,文革還會再現。無論是回歸毛路線還是回歸鄧路線,都解決不了中共病因。
访谈吴国光:共产党之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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