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

吴洪森:重大十字路口,如何选择?

 作者臉書 2026-5-13

历史总是以惊人的相似性提醒世人:每逢社会剧变的关键时刻,总有一个十字路口横在每个人面前。它不问出身、不论贫富,只考验一个人的判断力、勇气和远见。1
1949年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大变动的节点。那一年,山河易帜,旧秩序崩塌,新时代来临。少数人敏锐地嗅到时代洪流的转向,毅然选择“逃离此地”。而大多数人选择留下,他们相信“政治与我无关”,相信新社会会带来公平与繁荣,结果在随后数十年的风波中,终生抱憾:财产充公、事业中断、甚至家庭破碎。
历史用血的教训证明:站在危墙之下,幻想自己能独善其身,往往是最危险的幻觉。
如今,中国再次站到了一个重大的关键时刻。这个十字路口,与1949年一样,关乎每个人的未来人生走向。
经济结构调整、国际环境变化、社会预期重塑……种种信号交织成一张复杂的网。
遗憾的是,很多人依然重复着历史的老路,作出了看似“安全”、实则高风险的选择。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下楼市的“抄底”冲动。不少人坚信“房价已经跌到底了”,于是贷款加杠杆、倾尽积蓄买房。他们以为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投资,却忽略了更深层的趋势:人口老龄化、城镇化红利见顶、地方债务压力、以及全球资本流动的转向。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房地产作为财富蓄水池的时代正在悄然落幕。
结果呢?房子成了深度套牢的枷锁,几十年的辛苦积蓄打了水漂,每月还贷如同一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
更可怕的是,这种选择不仅锁住了财富,还锁住了人的流动性——当环境进一步变化时,想走都走不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少数清醒者。他们没有被短期波动蒙蔽双眼,而是看清了大趋势:不仅将财富转移到更稳定的海外资产,甚至连人也选择了“逃离”,为自己和后代开辟第二跑道。这些人知道,在剧变时代,“与政治无关”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经济政策、国际关系、规则变化,每一项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普通人的财产安全、职业前景和生活自由。
那么,在这个重大十字路口,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
第一,要有“看趋势”的能力。
要拉长时间维度,观察人口、债务、产业升级、全球供应链重构这些底层变量。历史一再证明,忽略大势的人,往往在小利中迷失。
第二,要有“行动的勇气”。
行动永远比空谈代价更小。等趋势明朗到人人皆知时,窗口早已关闭。
第三,要有“长远的人生观”。房子、存款、户籍,这些都是工具,而非人生全部。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可迁移的技能、可转移的资产,以及可选择的生存空间。
心存幻想、被动等待“安全”降临的人,最终往往发现,自己才是最不安全的那个。
当下每一个中国人,最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万一货币崩盘,我提前做好了防备吗?
(吴洪森写于2026年5月13日上海莘庄)

中共当局通过跨国镇压:将境内的恐惧统治延伸到海外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X
@whyyoutouzhele · May 12, 2026

https://海外黑手档.com


长期以来,中共当局通过跨国镇压,将它在中国境内的恐惧统治延伸到海外。

今年3月,意大利以国家安全理由驱逐8名涉嫌参与对李老师进行跨国镇压的中国公民。这是欧洲国家在应对中共跨国镇压问题上的一次重要行动。

也说明民主社会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共的跨国镇压,不只是海外中国人的私人困境,更是对民主国家主权、法治与公共安全的直接挑战。

在美国,司法部和 FBI 也已经采取行动。美国曾起诉涉嫌在纽约曼哈顿运营中共秘密海外警察站的人员,并指控多名中国公安部人员通过假账号、网络骚扰和威胁手段打压在美中国人和民主活动人士。美国政府已经把中共跨国镇压视为对美国主权和居民安全的威胁。

同样,德国、瑞典、英国等国家也开始积极展开针对海外侨民实施此类活动的个人进行了调查和起诉。

这些行动证明了一件事:只要我们把证据留下来,把案例讲出来,把零散的恐惧变成系统的记录,跨国镇压就不再是无法追责的黑箱。

这不只是针对少数异见者的个案。现如今越来越多普通海外中国人,也开始遭遇监视、威胁、骚扰、定向举报、社交平台封禁、银行账户冻结、家人被派出所约谈、被要求“回国配合调查”、参加集会时被拍照跟踪,甚至在民主国家境内仍然被迫自我审查。

基于我们自身长期遭受跨国镇压的经历,也基于许多海外中国人正在承受却难以说出口的恐惧,我们决定不再沉默。

今天,我们与保护卫士( @SafeguardDefend )合作,正式启动跨国镇压专题项目:

https://海外黑手档.com

这是一个面向海外中国人、留学生、移民、异见者、活动人士、记者及其家属的匿名案例收集项目。我们希望系统记录中共在海外实施跨国镇压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派出所、国保或街道办联系国内家人,要求劝阻海外亲属发声;

海外人员被拍照、跟踪、威胁,或被要求参加“谈话”;

推特、YouTube、Instagram、TikTok 等账号遭到定向举报、封禁或人肉攻击;

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国内资产或亲属生活受到威胁;

CSSA、侨团、同乡会或其他组织参与反游行、盯梢、拍摄、施压;

被要求或胁迫配合亲共活动,向中国国内部门提供海外同学、朋友、社群成员的信息,或协助监视、举报、阻挠他人发声;

中国使领馆、海外警察站或相关人员介入骚扰、恐吓、信息收集;

因参与抗议、转发信息、接受采访、发布评论,而导致本人或家人在中国境内遭到报复;

被要求删除内容、停止发声、回国“说明情况”,或被暗示“不听话会有后果”。

我们收集这些案例,不是为了制造恐惧,而是为了终结恐惧。

所有提交内容都可以匿名。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保护提交者安全,并在去识别化、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对案例进行整理、研究和国际倡导。相关资料将用于向媒体、人权组织、议会、政府机构和国际社会揭露中共跨国镇压的真实规模与具体手法。

每一份记录,都是一份证据。

每一次讲述,都是对沉默的突破。

每一个案例,都可能成为保护其他人的基础。

中共希望海外中国人在民主国家继续害怕、继续沉默、继续觉得“说了也没有用”。

但我们想说: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把恐惧留给自己。

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曾经遭遇类似经历,请填写匿名问卷。

让我们一起记录中共伸向海外的黑手,揭露跨国镇压,捍卫民主社会的自由、安全与尊严。

https://海外黑手档.com

胡少江:六四的枪声开启了中国腐败新纪元

作者:胡少江
RFA 2014-5-30

一九八九年民运期间出现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幅大标语


中国政府出动军队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来,这个事件留给中国人的负面政治遗产日益彰显。中国社会迅速蔓延的腐败现象就是六四镇压的一大政治遗产。可以说,六四的坦克声和枪声,开启了中国社会加速腐败的新纪元。

六四之前并非没有腐败。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腐败直接表现为共产党官僚集团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用计划经济和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社会的一切资源。那种腐败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法权",换言之,那时的腐败实际上政治制度明文规定的等级式的政治权力和物质享受

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共产党扼杀了三十年之久的市场经济,开始在中国大地发出新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员们,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法权之外寻租。最常用的做法是将计划内的商品低价批给自己的子女和朋友,让他们在市场上高价专卖盈利。

反对官员的子女利用父辈的特权进行"官倒"是一九八九年北京街头市委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丶叶剑英丶王震等几大家族的子女都被街头示威民众看作是"官倒"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儿子主持的康华公司等,都被看做是典型的官倒产物。他们都是当时反对腐败的对象。

虽然邓小平在民愤之下解散了儿子举办的康华公司,但是各级官员的子女凭借父辈的权力谋取物质利益的现象,却在六四事件之后有增无减。六四之后中国腐败的一个新特点是,几乎所有的官员们不再满足于通过子女谋取物质利益,他们开始直接跳上前台,利用政治权力来收取,甚至索要贿赂。

六四之后,腐败开始彻底摆脱了"法权"的限制,官场的权力与市场的利益之间的交换变得赤裸裸地毫无遮掩。这一方面是由于一九八九年春季的群众大规模抗议使他们感到了丧失权力的危机,他们开始以世纪末日的心态来疯狂地攫取财富。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开始抛弃"为人民服务"的遮羞布,直接宣扬的"打江山丶坐江山"的理念。他们的"坐江山"绝不仅仅是满足于掌握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更重要的是为了攫取这些政治权力所能够给他们带来的物质享受和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胃口;是为了要将对江山的控制权变成"江山"和财富的所有权。

六四镇压彻底撕碎了共产党执政为民的谎言,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推向表面。镇压就像是使执政党上瘾的麻醉剂,越用剂量越大。他们需要动员所有的官员来维护这个非法的不得人心的政权。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党的最高层与各级官员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各级官员帮助镇压不满的民众,而最高当局则容忍各级官员的腐败。

就这样,在执政党与民众的对峙中,在所谓的"维稳压倒一切"的口号下,腐败变成了中国政治镇压机制的灵魂和中枢,甚至变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粘接剂。一旦失去了腐败,失去了腐败的各级官员,现有的政治制度就会坍塌,甚至现有的中国社会,也会出现一种失序的震荡。


——新世纪 20140530转发

鄭旭光:六四流血不可避免吗?

 鄭旭光  X
@xuguang1989 · May 12, 2026



六四流血不可避免吗?

写于 2005年10月5日【修定于2005年10月18日】


韩国光州事件与台湾绿岛事件我不了解。

中国的89民运,确是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枪声响了,大局定了,这点可能与很多现代民主运动的命运相似。

在火兵器主导的现代,面对意志坚定的掌控着军队的独裁者,民间抗议运动的命运也就是这样了。

64事件不得“平反”,大概是相关镇压人士及事件得利者势力犹存,“平反”不单会使他们丧失利益,而且有遭致清算危险,况且若“六四”若平反,可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地位不保。

事后看来,89民运的转折点自绝食始,这是个“胜负手”,绝食学生放手一搏,球到了中共脚下,然而历史若可假设,绝食只是学生把主动权丧失了,并不一定会必然招致失败,众多因素起作用的事态里,正确的行为也可能招致失败,错误的行为也可能意外成功。历史的分析很难有确定性,但是,事件的概率是正确行为的分析依据和起点。我和王超华等北高联常委院校代表坚决反对发起绝食的原因也在于此。

我记得在说服马少方放弃绝食之议时,曾提醒他:中共政治局不大可能在一周内否定4.26社论。希望他考虑到僵持下去的局面如何收场,并在他强调绝食是绝食学生的个人行为时提醒他,其他学生不可能在他们在广场绝食的时候继续上课,而在声援绝食学生之后也有可能加入其中。他所说的发起人能够控制绝食人数的想法是不可靠的。

在马少方去年“历史在鞭打现实”一文中这样提到:

“绪光由此以后,交往比较多。绪光的理性、纪律和随和,让我这个散漫惯了的人,很是佩服。记得五月十二日晚,我去北航看大字报,正好赶上北航在开一个会议,绪光在会场门口撞到我,立即说:正好遇到你,两件事,一是请你在这里讲讲绝食倡议的事,也听听大家的意见,一是会后一起去北大向「高自联」的常委们讲讲绝食倡议的事。我说:在这里讲一下绝食倡议的事可以,去北大参加会议就不必了吧。绪光非常认真地说:不行,你一定要去,去听听大家的意见,看看有没有补救的措施。原来绪光并不赞成发动绝食,所以他希望我能去听听,也去阐述一下自己的观念。他希望我们慎重对待这件事,并且向我分析了绝食可能带来的后果。可惜,他又哪里知道,我这个绝食倡议人,也是不赞成绝食的,王丹也不赞成,王丹的签名还是被我逼的。但倡议已经发出去了,并且我也在北航看到了张贴出来的绝食倡议书,还看到了上面有很多人跟著签了名。到那时,我也没有认真想过真的绝食了,结果会怎样,又当怎样收场,而绪光已经在认真考虑这些事情了。 ”

当时的形势是,北高联大会在“五四”前通过决议,决定于“五四”后各高校陆续复课,原因在于各个理工院校课程拉下很多,而且由于“4.27”抗议游行成功地反击了“4.26”社论,使校园中和知识界中紧张的恐怖气氛为之一变,大家的情绪也缓和了,后来在中共统战部我听到戴晴讲“4.27游行,是学生救了知识分子”。五四大游行,去天安门广场,在高联常委会是4:4,一票弃权,结果提交大会表决,大部分没能参加“4.27”游行的小院校非常积极,高票通过游行至广场并于广场纪念“5.4”的决议。

事实证明,“5.4”游行比起“4.27”游行的气氛已经大变。而且随后的光明日报对游行作了图文报道,图片中天安门广场上“北高联”会旗上的“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字样清晰可见。

中共的宣传口也顺水推舟地将学生的复课与赵紫阳的“54”讲话联系在一起,倒果为因地称复课为赵紫阳讲话的效果。

我记忆里,五四后,仍坚持罢课的学校是“北大”和“北师大”,有意思的是,这也是两所有悠久学运历史的高校。

绝食的发起者(绝食发起六人王丹,程真,吾尔开希,杨朝晖,王文,马少方;前列四人为两校学生)和绝食团的骨干也是以两校为主。

民主运动的发展高潮和成功当然是以各类条件为依据的,但是在历史分析中,囿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身大陆的研究者往往忽视时运和个别关键人物的偶然因素,其实古人早就发现了“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互动关系。站在历史的情境中,必做之事和必不可为之事都是当事人的主观看法,事件变迁以各种偶然和意外所展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故而我并不赞成“六四流血不可避免论”。

民主运动的发展高潮和成功需不需要条件?当然需要,一般地说,需要和平宽松的政治气氛。事实证明,在现代中国,往往是和平宽松时期主流舆论危机意识强,而在危机时期中的主流舆论往往是歌舞升平和麻木不仁。在国家的危机中独裁专制政权才得以稳固,而在国家安全和平的环境中,独裁专制政权的危机倒开始了。

中国历史上的政权交接很多是和平和半和平的方式,比如辛亥革命就是以清帝逊位方式完成。中国近代史的战祸不断主要与我们的北方邻居俄罗斯和日本有关,这两国确实是中国人近现代史上的大祸患,无日本的入侵和俄国势力的介入,(国共两党均是赤色俄国的孽生物。),20世纪的中国史肯定得全部重写。

从结局看,中国大陆应当兼具苏东共产极权国家与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西方国家和韩国台湾东亚国家的双重特点,是由掌握极权政府的共产党向威权政府靠拢的结果。这可能是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带来的特点。在89年前,新权威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知识界和官方的主流思想,而自由主义是完全弱势,“六四”事件使民间与官方的精神和情感彻底分立,政府和民间都明白了,人民不是政府的人民,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放弃幻想,各奔前程。“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朝野各自的共识。六四血案,苏东巨变,幻灭了体制内外改良力量的指望和预期。讨论的话题也由如何改良传统社会主义变成了如何向自由资本主义转轨。不同看法的分歧更多地着眼于手段和利益的界分。 政府变成地道的新权威主义政府,而民间社会开始向传统文化和自由主义寻求资源。

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与2005年的思想界实不可同日而语,那时是太幼稚,太浮燥了,积累和深度都差很远,是个囫囵吞枣来不及消化的时代。当然,那本就是个“狂飚突进”的文化时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极好的,“六四”前的绝食和戒严期间,(香港传媒云:还没“军管”已“学管”。),据官方媒体报道统计,在北京,在警察不作为的情形下,交通事故率和刑事犯罪率都下降了。学生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极其和平和非暴力。

89年,不光市民而且包括也包括学生和知识界主体,并无明确的自由主义图景。而一旦发展到戒严对抗,多数人就无行动的心理依据了。六四镇压前,大部分北京学生和外地声援学生已经撤离广场,只有少部分人坚守。而到了六月三日当夜,当戒严指挥部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时,在校生和市民又拥上街头保护那些满怀“革命激情”的广场坚守者。因此伤亡在天安门广场之外的市民何止万计!说“因此一旦镇压开始时,只有学生在孤军奋战”是绝对不公道的!!政府的愚蠢成就了89民运。也启示了知识界的心智。

任何时候,当政府和人民心怀革命和反革命的恐惧时候,自由是罕有的。

“民主运动的高潮”不是假想,是认知的错误。那些热心深受“共产革命神话”影响的“广场革命者”,将市民的出于道德同情的声援高潮当成了“民主运动的高潮”,同样,“六四”镇压,从狭隘处看是对“民运”的扼杀,从广义上看更是对“自由”的扼杀。 “因此,如果历史可以重来,能不能尽量避免这场悲剧,尽量不与政府彻底决别和撕破脸皮,以一种更理性和现实的态度以保护稚嫩成长中的民主和启蒙运动.而同时以这种运动建立起影响力和威信,给改革派以依靠,在朝在野同时进行民主运动.而同时在那场运动中所做到的那样,争取到权利展开与政府的对话,施加影响压力,而做到一种良性互动.”

这是民运在六四流血后的主流意见,也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理想方案,其有效实施,不单要朝野良性互动,还要有好的环境。在朝野双方的稳健力量不能以坚决意志制止或不妥协于那些认知和意志都很决绝的己方强硬分子的鲁莽行动的时候,对抗结果难以避免。况且,对于一个长期的不能形成“有组织,有预谋”的民间政治抗议环境的大陆中国,奢望骤然勃兴的民间抗议运动能够像一个理性组织一样应对中共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极权组织,是有些妄想。

对于学生的不成熟,我是这么看,正是学生的不成熟和他们的自知之明,使他们将自己的目标限定于有限领域,不做无法自控的行动,而且在严格污染了的政治思想和话语之外,他们提出了“落实宪法三十五条”和“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并要求对话解决。这些行为现在看来,仍是如此精彩。而这一切,正是“北高联”“对话团”两个主流学生组织在清晰认知到学生的局限性和时势环境的特点而采取的。他们在行为中严格遵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他们深知学运不可能不为党内权力斗争利用,所以他们更加注意不主动介入党内斗争的原则, 保持学生运动“纯洁性”的原则。如此这般,由于学生谨守原则,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反而学运搞的有声有色,而所谓成熟“黑手”的介入,反而有可能是失败的祸端。

那种纯粹以得失论成败的事后诸葛亮们式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建议,无论是大众式的“见好就上”还是精英式的“见坏就上”都是不治病的狗皮膏药。都是夸大了相对于环境和对手而言自己的能力。以当时的情势,89学运能够全身而退,以待时变,就是大功告成了。遑论成与败!

在新的时代,政治博弈的环境变了,而邓小平为首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仍然以你死我活的心态看待问题,以“阴谋论”的阴暗心理看待正常的民意表达。而这恰恰和那些迷失于“人民革命神话”的激进学生和其幕后黑手(负责任的说,我也是揣测他们的存在)形成对手,搞了一场臆想之中的真实战争。而整个中国和普通的良知之士却为这些恐龙时代的老练的和幼稚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付出了血的代价。

“有人说,89民运成就了东欧,却没成就自己”是有些道理,“64”惨案以及整个文明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谴责和制裁,在东欧领导人内心所唤起的良心震动是不能小视。对于苏东的演变是有不可以低估的心理影响,就如同苏东巨变也影响了中国朝野的心理和认知。

在非暴力的图景下,天鹅绒革命之后还有颜色革命。

“阿卡耶夫说,他没有下令警察向示威者开枪,这是他总统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也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所作出的唯一正确抉择。’‘我没有让我的双手浸满鲜血,我没有允许国家出现分裂’,阿卡耶夫说,‘我留给你们一个清白的心和灵魂,不值得为权力流血,哪怕是一滴。’”

‘我留给你们一个清白的心和灵魂,不值得为权力流血,哪怕是一滴。’这个就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精神!

古语云: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

说到经验,有个玛雅人的神话传说,说到了经验总结和预防的悖妄。他们预测世界有三次灾难,第一次他们居住在河谷,结果发洪水;后来他们住进森林,结果生了火灾;最后他们搬上山,却碰上地震。

从事后看祸患,都是不可免的,原因简单:免过了的祸患(可能发生的)都不是祸患(事实发生的)!所以我常想,六四的发生,事后看来,简直是在劫难逃,是中国一劫,因为事后看来,中间有那么多的机会,都可以不走到那个血腥的63之夜。当然,这是宿命的说法,卸去了相关行事人的道德责任,不能替代认真的探讨。而人世间的道德和规则的价值,就在于由于我们事先不可能知晓行为的结果和全部意义,所以我们得遵循道德习俗和戒持。

结果的不可逆转只能加强对行为者的责任要求!

尽管个人是无知而弱小的,然而罪错却不可免,作为89年学运和民运的亲历者,我无从回避来自各方的对我当年行为的指责和审判。事实上,在1991年,对我而言,紧随中共的审判的就是流亡海外的激进学生领袖的指责(前者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后者参见莱因笔会《回顾与反思》),只是囿于狭隘的“政治正确”自律,我不客气地回应了前者,却客气地一直没有回应后者的指责,这个也是我的心理不够强大的一个证据吧。


注释:配图为1989年5月2日,以王超华为领队,王丹、郑旭光为副领队,率领北京五十多所高校自治会学生代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全体会议成员)赶赴中办国办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递交“提请对话请愿书”。


香港最後的港督:彭定康的榮光與離別

 Eric Chau 臉書 2026-5-13


1944年5月12日,克里斯托弗·弗朗西斯·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出生在英國倫敦一個普通天主教家庭。父親曾是爵士樂鼓手,後來轉行做音樂書籍出版商。彭定康在綠福德長大,靠獎學金進入倫敦西部的天主教聖本篤學校就讀,後來考入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修讀歷史。年輕時的他並非出身政治世家,卻在1966年加入保守黨,從此踏上從政之路。
1980年代,彭定康在英國政壇嶄露頭角,先後出任環境大臣和保守黨主席。他是柴契爾夫人時代的內閣成員,參與過極具爭議的人頭稅政策。1992年大選,他意外在巴斯選區落敗,政治前途看似黯淡。但首相約翰·梅傑(John Major)給了他一個歷史性的「安慰獎」——出任香港第28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督。1992年7月9日,彭定康正式上任,當時香港距離1997年主權移交僅剩五年。


與以往港督不同,彭定康不是外交官或殖民地官員出身,而是民選政客。他拒絕傳統殖民地官服,也未接受任何爵士頭銜,一登場就帶來親民作風。因為身形較胖,加上中文名「彭定康」聽起來親切,香港人暱稱他為「肥彭」。他不只坐在總督府辦公,更經常走上街頭,與市民握手聊天,用流利的英語(偶爾夾雜粵語)談民主、自由和香港未來。
上任不久,彭定康就在1992年10月提出政改方案,擴大立法局直選議席比例,旨在讓香港在移交前建立更民主的制度。這一舉動立即觸怒北京,中國政府指責他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稱其為「三違反」。中英關係一度緊張,彭定康成為北京眼中的「麻煩製造者」。但他堅持立場,認為英國有責任在最後階段為香港人爭取更多保障,讓「一國兩制」有實質意義。
五年任期內,彭定康面對多重壓力:北京的強硬反對、香港商界擔心影響生意、倫敦希望平穩移交的期望,以及香港市民對民主的渴望。他推動新機場計劃、改善民生,同時大力宣傳法治和公民價值。1997年6月30日下午,在毛毛細雨中,彭定康在總督府前舉行告別儀式。他接過總督旗,與夫人林穎彤(Lavender)和三個女兒登上座駕,在府前花園繞行兩圈(媒體多報導為三圈,寓意重返香江)。當晚,他出席交接儀式,目送英國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起。
午夜零時,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彭定康向倫敦發出最後電報:「我已交出政府的管治權。天佑女皇。」隨後,他與查爾斯王子一同登上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在 HMS 漆咸號護送下離開維多利亞港。香港的英國殖民時代正式落幕。



離開香港後,彭定康繼續活躍於國際舞台,先後出任歐盟外交事務專員、牛津大學校監,並被冊封為巴恩斯男爵。他多次撰書回憶香港歲月,如《東方與西方》、《香港日記》,批評北京未能完全兌現「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也為香港人發聲,支持民主價值。時至今日,他仍被許多香港人視為象徵——一位在歷史轉折點上,努力守住自由與繁榮的「末代港督」。


彭定康的故事,不僅是英國殖民地最後一頁的紀錄,更是香港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他曾說,香港是偉大的城市,希望它能再次成為偉大的城市。這句話,至今仍迴盪在許多人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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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後的港督:彭定康的榮光與離別

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香港啟德機場陽光刺眼。一架英國皇家空軍專機緩緩降落,機艙門打開,走出一位身材略胖、笑容親切的英國政治家。他就是克里斯托弗·弗朗西斯·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人稱「肥彭」,即將成為英國在香港的第二十八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督。當天,他身穿淺色西裝,沒有穿傳統殖民地總督的正式制服與羽毛帽,而是以一位現代政治家的姿態,踏上這片他即將守護五年的土地。
彭定康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二日出生於英國蘭開夏郡一個愛爾蘭天主教家庭。父親是音樂出版商,家境普通。他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攻讀現代史,畢業後加入保守黨研究部門,一九七九年當選下議院議員,代表巴斯選區。他曾任北愛爾蘭政務次官、教育及海外發展部長,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二年擔任保守黨主席,協助約翰·梅傑(John Major)贏得大選。然而,一九九二年大選中,他意外失去巴斯議席,政治生涯看似觸礁。梅傑卻給了他一個「安慰獎」——香港總督。這位從未擔任過殖民地官員的政治家,就這樣成為英國在遠東最後的代表。
上任伊始,彭定康就展現出不同於前任的風格。前二十七任總督多為職業外交官或殖民地官員,行事低調,注重與北京維持關係。他卻是政客,習慣直言不諱、親民接觸。一九九二年十月,他在立法局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提出一連串政改方案:大幅增加一九九五年立法局選舉的直選成分,取消所有委任議席,擴大功能組別選民基礎,讓更多普通市民有投票權。他強調,這是為了讓香港人在主權移交前,擁有更多民主參與,讓「香港人治香港」的承諾更具實質。



這番改革立即引發中英關係劇烈震盪。北京強烈反對,認為彭定康違背中英聯合聲明精神,未經充分磋商就單方面改變選舉安排。時任港澳辦主任魯平公開痛斥他為「千古罪人」。中國媒體連番抨擊,稱他的方案是「三違反」。彭定康卻毫不退讓,他在公開場合多次重申:英國對香港人有道德責任,必須在離開前盡可能鞏固法治與自由。他拒絕「跛腳鴨」式治理,也不願做北京的「填鴨」。
政改方案於一九九四年六月在立法局通過,一九九五年九月舉行選舉,民主派大勝。北京隨即宣布不會承認這屆立法局,「直通車」安排破裂,改設臨時立法會。彭定康任內與中國領導人幾乎斷絕會面,關係降至冰點。但在香港,他卻贏得極高民望。市民欣賞他親自落區、出席社區活動、用流利英語(偶爾夾雜粵語)與民眾對話的作風。他推動新機場建設、改善社會福利,香港經濟在九十年代中期依然繁榮,股市屢創新高。
然而,作為殖民地最後一任總督,他的日子並不輕鬆。北京的壓力、香港親中商界的抱怨、倫敦希望「平穩過渡」的期待,三方拉扯讓他疲於應付。他在日記中記錄了許多內心掙扎:一方面要維護英國的尊嚴與對香港的承諾,另一方面又清楚知道,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後,英國將徹底離開。他曾說,自己不是來「埋葬」香港,而是希望留下一個更有韌性的香港。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歷史性的一天來臨。傍晚,港督府舉行降旗儀式,英國國旗在夕陽中緩緩落下。彭定康穿著深色西裝,表情凝重,與家人一起出席。午夜十二時,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會展中心舉行。查爾斯王子、英國首相、東道主與中國領導人出席。英國國旗正式降下,五星紅旗與紫荊花區旗升起。彭定康在告別演說中動情地說:「今天對香港整體而言,是慶祝而非悲傷的日子……我有幸與你們共度五年,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榮幸與特權。現在,香港人將治理香港,這是承諾,也是不可動搖的命運。」



儀式結束後,彭定康一家登上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遊艇緩緩駛離維多利亞港,伴隨著煙火與人群的揮手,他望向燈火通明的香港天際線,眼眶濕潤。這一刻,標誌著英國對香港一百五十六年殖民統治的終結,也標誌著「一國兩制」時代的開始。


離開香港後,彭定康的人生並未結束。他先出任歐盟對外關係委員,後擔任牛津大學校長、BBC信託主席等職。二○○五年獲封巴恩斯男爵。他多次出版回憶錄,如《東方與西方》、《香港日記》,詳細記述任內點滴。他始終關心香港事務,批評北京在《國安法》後對香港自由的收緊,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一國兩制」的落實。他說,只要香港人堅持對自由的嚮往,獨裁政權就不會有長遠未來。
回顧彭定康的一生,他從英國保守黨的忠實黨員,意外成為殖民地末代總督,又在歷史洪流中扮演了民主改革的推手。他推動的政改雖被北京推翻,卻在香港人心底種下民主的種子,讓後來的抗爭運動有了制度與價值的參照。他在香港的五年,是榮光與爭議並存的五年:有人讚他勇敢捍衛港人權益,有人批他加劇中英對抗,延緩了平穩過渡。
如今,二○二六年,彭定康已年逾八十。他仍以「半個香港人」自居,偶爾在公開場合談及那段歲月,語氣中總帶著一份複雜的情感——既有對香港繁榮的驕傲,也有對承諾未完全兌現的遺憾。香港從英國殖民地變成特別行政區,經歷風雨,卻依然保持著獨特的活力與韌性。這其中,有彭定康留下的印記:那份對民主、法治與自由的堅持。


彭定康的故事,不僅是個人政治生涯的縮影,更是香港從殖民到回歸這段歷史的生動註腳。他離開時說過:「香港將永遠留在我們心中。」而香港人,也將永遠記得這位最後的港督——那位在風雨中試圖為這座城市多撐起一把保護傘的英國人。

退伍兵亲历六四:“打越战也没有这样惨!”

朱韵和  X 
@zhu0588 · May 12, 2026


退伍兵亲历六四:“打越战也没有这样惨!”


在六四的前夕,一个有十几年侦察经历的退伍兵,用文学的笔触,描述了亲历23年前那场血腥的镇压。

大难将至的感觉

1989年6月3日晚上,我辗转反侧睡不着,干脆爬起来,骑上自行车冲呼家楼、三里屯、农展馆、东直门,看到每一个十字路口都上万人攒动。人人都六 神无主,噪动不安,他们在街上窜来窜去,说再迟钝的人也觉出风云际会,雷霆将至。人们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危险飘浮在空气中,连鼻子都闻出了火药味。

谣言不胫而走,因为人们相信它或许是真的。人人都在马路上打探消息,马路消息比什么都来的快,口传心授――最古老的交流方式超过现代声光电。人人在争论,喧闹的人群即创造出一种统一的节奏,这节奏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狂热,人人都疯了!本能竟列队朝着一个即定的方向,一个悲惨的目标冲去。

关键是谁也无法选择,也不能控制,一群籍籍无名、平常被人想不起名子的人,在危难时挺身而出或被卷入漩涡。毫不怀疑他们中有精英,有痞子,也有人渣,但因为共和国的大事使他们人格得到了升华,像火山喷发那样,他们被抛向天空,灾难又把他们重重的摔在地下。

20点12分:东直门路口

公共汽车司机用电车和大通道车挡住了几辆军车和指挥车,人群全都爬军用卡车,爬上了引擎盖上喊叫争执著。军车看牌照是野战军的V14—1356,一个上校军官在向群众解释着,他请群众放心,绝对不会镇压群众,部队没发子弹,他把56冲锋枪拉开,枪膛是空的,弹匣也是空的。他的表演像蹩脚演员不自然。

21点50分天安门广场

我绕城一周,最后又从小道插进天安门广场。贴在广场边边上,把自行车架好,我找个安全点地界,坐在红白相间的隔离桩上,万一出现情况好溜,点上一只烟喷云吐雾。看看表21:50,地点离国旗100米。此时我冷静的出奇,仿佛等候着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纪念碑高音喇叭嘈嘈声,不时有讲演的喧闹声,有口号声,还有鼓掌声。

23点50分高音喇叭声很急

“我是军博的一名文职,军博以西已经打起来了!军博以西已经打起来了!他们在开枪!他们在开枪!我确认在我离开时,已有5人被打死!有人说是橡皮子弹,有人说是实弹,我相信他们会包围广场。”

广播未完,人们就全站起来了,依稀听见西边像过年时放鞭炮声,声音时紧时松,声音连成了片,看西方有些泛红, 很可能还有火光,动静不小哟。我从15岁就当兵,我确认是枪声。广播又响起,号召人们去木樨地救援。忽忽拉拉站起一批人就奔木樨地,一大批自行车流直奔响枪的地方。

0点15分:装甲车

突然,传来重型马达的轰鸣声,一大汉举着望远镜四处寻找,两辆装甲车飞速而来,从南边插过来,分别从人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通过天安门时速不低于60 多迈,车号是337-339,真来了,时间是0:15。

我嘴上不由自主咕噜一句:“63装甲运兵车。”那手持望远镜大汉手也搭拉下来:“你再说一遍。”我张口就来:“63式履带装甲运兵车,自重12.8吨,乘员13人。你还需要啥?”大汉睁大眼把我打量个遍。看啥?我心说我15岁就是侦察兵。

这时疯狂的装甲车会车拐弯都不减速,驾驶员开疯了。等到人们反应过来,装甲车也跑远了。愤怒的人群蜂涌而至,有人喊出:拉路障!几千人顿时响应,一声声号子过后,仅仅几十秒,道边隔离桩全横在长安街上。

西边枪声更紧密了,我起身向远处眺望。

23点20分:木樨地

最伟大的军事行动也不能超越其政治目的,单单看到冒烟的枪口是不够,必须找到它背后的东西。对于国家重大事件快速解决,就等于什么也没解决。

我弟小波他们在木樨地,从一开枪就在,他们从木樨地一直退到天安门,他比我勇敢。

装甲车、坦克集群已经冲过了木樨地大桥,小波和英则伟俩医科毕业生爬在复兴医院前的草地上:“真打啊!打越战也没这样的。”能听出班用机枪、冲锋枪的散布射,79阻击步枪的点射。当枪声渐稀后,装甲车、坦克车一马平川开过来,谁栏得住啊!

愤怒人群手无寸铁,只好骂开了:“操你妈,法西斯!”枪械、装甲车、坦克是不怕吐沫星子的。有些人去扒地下的花砖,把花砖再摔碎砸过去,虽然无济于事。

1点06分:西单路口

我抄起自行车迅速奔向西单,行至西单路口,听到枪声连成一片,不时夹杂着阻击枪的点射和坦克高射枪打平射很沉闷的散步射。

1点06分枪响起的同时一辆辆汽车被点燃了,西单路口燃起一道火障,火光中钢盔的反光很抢眼,五个、十个、十五个,越来越多,沿长安街左右两侧,成两列纵队半蹲半猫腰前行。我心头一沉:坏菜了,突击兵!

随即59冲锋枪作动筒火光四闪,我处地型位置好,看见冲锋枪作动筒打出扇面火光,枪口火光比这要小。我当即也半蹲着,他们运动我运动,他们停止我停下。我们学的是一个教程,停下就是瞄准射击。

我向后观察:还有几个人在掩护群众撤退,一看就是退伍兵,在最后边压阵,十几人要掩护上万人的撤退,对上万人和十几个退伍兵来说,此时正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冒险。

离突击兵最近时就是40米,子弹打的满地面冒火星,像过年放鞭炮,我听不到枪声,只看见火花四溅,我得踩着火星跑才不会受伤,因为火星就是前一弹着点,两颗子弹不会落在同一地方,这是常识。

我跑着跑着,不时地回头看看后边的大兵有多远,80米、100米了,身边开始有人倒下,有人像被割的草软软的塌了,有人硬硬捕地发出很响动静,有人像纸片一样飞出去,千姿百态。突然,我面前像爆开一朵红菊花,跑在我前头是一个穿白衬衣的人,红色就在白衣上开放,我们跑一条轴线,伸手可及他的肩膀。

他还在跑,我拍拍他肩膀:“哥们,你中弹了,背后。”他伸手触及背后,一看一手血,忽的倒地,还末触地面,我的一条胳膊就夹住了他,另一个人胳膊也伸过来,同时把他捞起来。平常想练练这份功夫都不容易,这叫寸。

终于脱离了危险区,把他送到民航售票大楼工地的胡同口,自发救援的人,打接力把伤员转移走,效率很高。一个女孩大叫:“妈哟!”捂着手冲进胡同,我一看她手指打断了,随手扯下一条男人围在脖子的毛巾,给她捆住动脉。

这当口,一小伙子冲过人们的阻栏,手抓两块板砖:“他们枪杀平民,我跟他们拼了!”我纵身一捕,将他强按到在草地上,他嘴上黏着白沫喘粗气,我也喘着粗气,等他冷静了,我小声说:“他们有枪!”

我躲在胡同里喘一口气,人们全龟缩在胡同里。奇怪,又听见枪声了,紧张时听不到枪声,全是视觉感受。点射穿过街道是回声,还有脱音,散步射打在地面上是啪啪声,打在土地上啾啾声。老兵知道回声是子弹离的远,“啪啪、啾啾”子弹是离的近,得当心了,这也是常识。

01点45分:吸烟老人

大兵们开过来了,看到胡同的人群..

我醒悟到还得换安全地界,民航售票大楼是工地比较安全,有大铁门,是铁皮的,也可一档穿透力,于是,我翻过大铁门,从铁门缝隙观察,突击兵过后就是装甲车队,黑影瞳瞳的墨绿色装甲车133、135、144,首尾相顾。

装甲兵过后是军用车卡,指挥车、通讯车,游动步兵分队,连绵不绝。这会儿枪声停了,人群又从胡同冒出来,工地的墙头翻出来,人群并不比打枪时少。两女孩不听人劝告,一直尾随着大兵走到街口,她们还穿着拖鞋,我忍不住大声吼:“不要命了,还穿拖鞋,要跑都跑不了!”女孩子平静地说:“那你哪?”

人类的大无畏精神来源于女性, 正是女人使男人更勇敢。

一个老人就坐在马路牙上,手拿烟斗吸烟,从他坐的姿势来看好久没动,续烟也续好几锅了。

当兵也觉得怪了,围拢他转几圈,就见烟火一红一灭的,眼光迷茫,目空一切,当兵的觉得:这老头怪兮兮的,他不怕死吗?不怕死就能永远不死,神了!在这大屠城时节,他是练的那份功啊,他想些什么?烟火一红一灭。惦记自家孙子,还是八只鸽子一只猫。当兵的放了他一马。

03点05分:白衣少女

2点10分我赶到了金水桥,是沿护城河沿绕东华门,穿午门进天安门城洞的。尾随着我的还有几个不怕死的人。一路不多话,大家都想:广场肯定完了!又想知道广场的切实情况,进广场肯定全包了饺子。

我寻思着:当兵的起码不会向毛主席像开枪,我认定天安门城洞里最安全。站在金水桥隔着长安街看天安门广场很遥远(整个句式像最最蹩脚诗)。此时此刻,安全最重要。不时传来口号声,还有女孩尖叫声。广场华灯灭了,纪念碑只三四个灯亮着,能见度很低,还弥漫着硝烟。

我弟小波跟同学一路退至天安门广场,我在外边时,他刚好在里边。关键时刻到了1:30,广场高音喇叭传来:“有武器的同学,请你们放下武器!有武器的同学,请你们放下武器!”广场上稀稀拉拉的枪声全停下来了,人们渐渐的冷静下来。

喇叭里传来一个低沈的声音:“我是侯德建,我们已经流了很多血,我们不能再流了。同学们,市民们,全体公民们,我敢说,就现在我们已经取得这场运动的胜利,不是今天,我们早已取得很大的胜利!我相信――在场的人都是英雄,都是民族精英,我们不怕死!但我们要死得有价值。我是侯德建,我们四人刚刚到指挥部谈过,我们已经答应尽量说服和必需说服同学离开广场,他们接到了死命令,5:30,必需清场。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国际歌从广场中心的纪念碑升起,人们的声音嘶哑、咽哽、悲壮,人们唱国际歌唱了很多次,从来没像这一次投入那么深厚的感情,这是第一次,兴许也是最后一次。大军压城,兵临天安门,面对坦克、装甲车,面对手59冲锋枪的全副武装的军警。第一次对国际歌理解得如此之深,女孩子的高音清晰可辩。

远处有军人过来,我想上前看看是武警还是老野(野战军),我有心看看他们的领花和肩章,是武警,手里还拿根棍棒,这我就放心了。武警驱赶人群,把人往城门洞赶,城门洞像一条直直隧道,要是开枪就全没命了,幸好他们手里只有棒子。

一大批军警压过来,群众就退下,军警一停,群众再回来,反反覆覆像拉锯。又一批军警从东华门后头包抄,没退路了,人真成了老鼠,人群只好争相逃命。

我拎着自行车就跑,得抬高后轮,因没开锁,跑远了再开锁,飞身上车,一路狂奔出午门口,前边故宫两侧门同时开进几辆吉普,我一看是武警的车,别叫他们堵住,得快跑啊,急不择路从故宫侧门斜坡上冲下来,我方松了口气。

沿护城河急行,旁边一白衣女子骑车跟着我问:“能出去吗?”我说:“跟我试试吧!”一路骑行,她在说着今晚她挨了三棍子。我们在逃命,大难不死遇到第一个人,把我当成救命稻草,我一直不吭气。一直骑到东华门,我们终于脱险了。

我说:“现在可以停下来。”东华门一群一群的人向我们打听天安门广场里面的情况,我们只坚持到三点多,很难说清里边情况。人人在叹息,国家完了,共和国完了!我知道我们该分手了,我们一起逃命,却不知对方名字。我想鼓起勇气想问问她的名字,凑上去却变了:“早点回家!”她说:“好!”比我的声音还小,只记得她音色挺好,言谈之间有着一种超乎少女的成熟。

6点12分:血色黎明

4点我回到家打了一通电话,也接了几个电话。知道双方家里的情况。我跟妻子告诉了天安门的情况,妻子眼含着泪水。老岳父说:“我70多岁了,听一夜枪声,等着俩孩子回家,5点多还没影儿。”不行,我还得走一趟台基厂,我妻子的姐姐、姐夫全没回来。

走建国门、长安街,到王府井,我本可以向南拐进台基厂,可南池子传来枪声,6点12分,我本能地寻着枪声就来到南池子,南池子口上,人群缩在里面喊口号,军队一字排开封住路口,后排的大兵坐地休息,前排大兵有些异样,撸胳膊卷袖,胳膊上扎条白毛巾,单手拎着冲锋枪,不符合军事条例规范,不时向南池子方向射击,里边喊几句口号打几枪。

几个当兵的神情显然恍忽,就那野劲,还是吃药啦,真疯了!打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像打鸟一样。一个尉级军官拿54手枪,左手扣右手为依托,对南池子躲在垃圾筒后一个个平民开枪,喊几句口号打几枪,直到一个个平民中弹。一响一个平民倒地。

伤员有的比军官年轻,有的比他大不多少,一会倒下一片,年青人杀年青人是不是很过瘾。我头一次看到杀人像打鸟一样。我离着30多米,清楚看弹匣打空了还楼几下板机,手枪弹仓打空,枪膛卡在后头处开机状态,他又连搂几下枪机,这太有失常理。一个老人骑自行车说要上班,边说边掏工作证,还没等他掏出,当胸一枪撩倒,连车带人就这么给撩了。

这家伙真疯了,军官啊,军官,你也有老人,有父母,你现在要活着,你就不怕50年后下地狱,北京人诅咒你,全世界人都诅咒你。

北京街头创造了举世无双伤员抢救,民众很英勇,随即就被人们拖进胡同里,效益速度之高,超过国际红十字。我再不能这样看下去了,就这样假装冷静抱着双肘,若有所思的看下去。

骑行在正义路的林荫道上,被人称之正义那个东西,你在哪?你原本就是一场梦。我们流血,我们哭泣,我们忍受,你都看见了没有。你回答啊!你不回答,你就不存在!勇气打掉了,尊严消失了,思想麻木了,只剩下一条弯弯的脊梁和跪着的膝盖。当世界上一样东西消失,我们就要创造她。

6月4日早晨,天阴的特别利害,黑黑的云,血色天安门,我有幸欣赏这夜半血色黎明。

7点到8点,在老岳父家等了一个小时,我妻子的姐姐、姐夫终于到家了,姐姐的裤角被子弹穿了一个洞,谢天谢地没出大事。我还得去三里河我母亲家。这样,我沿长安街奔木樨地,看看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长安街沿线,六部口、西单路口上都有汽车在燃烧,冒着滚滚浓烟。到处是碾碎的自行车零件..

左一堆,右一摊,剩下的就是很厚一层碎砖,可见昨晚上抵档坦克有多激烈。自行车在艰苦的蛇行,走到老商业部时,坦克迎面开来,行人纷纷躲避,我继续直行。车长从车顶钻出半个身子,手持手枪左手扣右手托着,总处于临战状态,比我还紧张。

一夜间北京变成了战场,百年罕见。人是什么?人是动物,动物的本能就既嗜血又爱钱。思想是什么,是痛苦的积淀,一半是痛苦,一半是血液。

9点01分:木樨地

木樨地公共汽车站站牌子被12.7毫米机枪洞穿,西北角少女的不锈钢雕基座上留下三个12.7毫米高机的枪眼,弹洞钻得都挺深,是坦克高射击机枪打平射造成的。地铁站的大玻璃窗被打碎,有几扇像开放的菊花,有几扇是洞穿留下园园的弹孔。

人行道的隔离杆油漆被子弹打掉了,露出新茬。行道树的树皮上有弹痕,有几个孩子爬上树,去抠钻进去的子弹。槐树枝叉被子弹打折还连着,风吹过后晃晃悠悠,旁边居民楼的窗户玻璃被打稀烂,木樨地22楼晾的一件衣服,穿了 8、9个洞。地上横七竖八散布单只的各样的鞋,一只高跟鞋壳里灌满了血。

绿树篱的灌水槽里有一大滩血浆,还没有完全凝固,显然有人选错了掩体,他不是单兵,他是老百姓,绿树篱能档视线,不能档子弹,人体被洞穿之后,12.7毫米子弹还不解气,又打在国家计算机中心墙上。要知道这子弹的威力有多大,你伸手指比一下,像手指般粗。

拐到中科院慢行道上,七七八八的血流子,像墩布拖的一样,弯弯曲曲的长及百米,肯定是凌晨抢救伤员留下血痕,不规则血痕可以想见伤员挣扎的痛苦状。 中科院门口的水泥地上,一大滩一大滩的血痕,足有四、五块之多。估计出血量有上千CC之多,经过几小时氧化都开始发稠了,还没有完全凝固。

看来这里是伤员集中地,战地医院,可更像屠宰场。人们在科学院门口受伤,在此做最后的挣扎,爱神缪斯她帮不了她的子民,当然也帮不了她自已。谁来保佑我们!

流血最多的地方,反抗也越强烈。木樨地人行道的花砖扒的也最多,人们用手指抠出来摔碎,把它当成对抗野战军那些装甲车、坦克车的唯一武器。士兵们都丢弃装备和手中的武器四散。

坦克的机枪被人卸下,被挂在红绿灯灯杆上。孩子们只是比平时更忙合,他们从河里捞出枪枝和班用机枪的子弹链,从火里抢出退了火 的冲锋枪,孩子们腰里捌着64自动手枪,只是塑胶手柄烧坏了,向人们臭显呗!

30多辆63装甲车,59坦克车和40多辆军车被档在木樨地,沿长安街排了足有2公里长的各种军车陆续被点燃,浓烟翻腾着升空达二、三百米高,将近一个轻装快返师的军车都报销了,整条街都在燃烧,长安街在燃烧。车里弹药被高温点燃砰砰的爆响。

成人们则阴着脸,沉默若有所思。一个老工人对一群放下武器的大兵们责问:“你们有父母吗,你们有兄弟姐妹吗,有没有?你们就这么冲着人脑袋开枪,我操你妈,操你妈!你懂吗?你们的枪是干什么用的,睁开眼,这儿不是越南,动脑子想一想,北京怎能这么多反革命,父母要是看你们打天安门,哭不哭?你们说不打天安门?怎么十字路口四处都是枪眼啊——。”战士们低着头不说话,岁数都像老工人的儿子一般大。

14点多,阴沈的天空阵阵闷雷从天空滚过,雨终于下来了,落在树枝上,落在树叶上,再掉在草地上,大滴大滴的雨水落在大片大片的血迹上。深色的血迹已经氧化,几乎变成棕黑色。一经雨水泡湿了,融化了,泛起一层酱色的泡沫,急雨又把它冲散了,我骑自行车尽量规避这血色泡沫,她落地不到十个小时,还具有灵性就这样四散奔逃了。

15点天怒人怨的雨水继续下,落在燃烧的坦克上,落在怒火中烧的人脸上,今天无人带雨具,任凭雨水打湿全身。雨水把马路冲溜光,迎宾路变得水色凄迷。没有人,有人也像个魂儿,弯腰躬背悄无声,马路上没有汽车,连自行车都很少很少,按一下车铃,吓自已一大跳。这就是4:30的寂静钓鱼台。恐怕,中国近百年历史不曾有过这么寂静的白天。

几千年来,对付同样的问题,采用同样的手段,其相似程度让人惊讶。历史证明这是个错误,不管什么错误,错误本应当避免的。人们沉默的捌过脸用眼泪、用雨水温润自已的心灵。他们似乎睡着了,不用去叫醒他,也不要希望他觉悟,更不能使他产生怀疑,听天由命是危险的,但大彻大悟更危险,谁也不能强迫人民,伟大的人民在退缩时,把一切都忘掉!包括今天。

谁来保佑我们?谁!


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

谁的文革?谁的责任?——董郁玉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作者:董郁玉
中国民间档案馆


编者按:

近日,据媒体报道,已身陷囹圄四年多的中国记者董郁玉被检查出心律失常,肺部发现肿瘤。他的家人呼吁当局实行人道主义,让董郁玉取保送医,以接受更好的治疗。

董郁玉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9年因参与天安门抗议,被下放劳动一年,后回到《光明日报》工作,曾任评论部副主任。2022年2月董郁玉在北京失去自由,2024年被以“间谍罪”判刑7年,尽管官方未能提供定罪证据。董郁玉是中国资深的记者和评论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学养丰富的政治学研究者,在1998年就与人合著出版《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一书,呼吁宪政民主与民主。

2013年,董郁玉曾在《炎黄春秋》刊文评论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的三卷本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对这本书的价值,以及如何看待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今年正值文革爆发六十周年,本站精简此文,重新刊发,并在此呼吁全球知识界关注董郁玉的案件以及他的处境,希望这位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能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


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的中译本,于2012年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齐。该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在1980年代和1990年,曾由中国内地的出版社删节后出版。

这部专述文化大革命起源的通史,从文革前10年的1956年写起,到1966年文革爆发时止,分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大跃进1958—1960年》和《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三卷,共计1430多页,实可谓皇皇大著。《起源》对来自官方与民间的海量历史资料,条分缕析,多方考证;细致甄别,贯通因果。以至句句有根,事事有据,旁征博引之全面,在中外文革研究领域中,尚不见出其右者。

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更重要的则在于,《起源》以文革起源为全书叙事的脉络,其成书的逻辑却迥异于中共党史的逻辑。整部书都是在中共官方党史、或者说是联共(布)党史的话语体系之外,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契入构成文革起源的国家政治运作,使读者既能身临其境去体味文革的种种细枝末节,又能与文革拉开必要的观察距离,而不至深陷文革起源历史的具体是非中,而不可自拔。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中文名:马若德)


1. 谁的文革?

在传统的中共党史话语体系中,党即是国,国即是党;党史就是国史,国史就是党史。于是,各种官定的中国国家现代史乃至近代史,其叙事结构与内容,与中共党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结构及其内容毫无二致,雌雄不辨。这种国史党史同为一体的叙事结构,几无政治权力来源、国家权力合法性、政治责任和政治道德的位置,而尽是革命、路线、领袖和阶级的范式。

正是在这种范式的阐释中,在国史混同于党史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以中国的国家政治灾难和社会灾难被叙事,而是被当成了一个党在革命征途上的一次挫折被叙事。并且,这个挫折被有选择、有限制地展开叙事,以证明党因为战胜了挫折、纠正了造成挫折的错误,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当然,人们不能“对事实发火”(西方格言——编者注)。从《起源》一书中,读者可见,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治架构和社会结构中,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把中国国家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从某种角度上重叠在了一起。而同样的事实,如果放置于不同的叙事结构当中,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以国家历史为叙事框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文化大革命则是这个政治组织为国家制定政策并实施的结果。

而以中共党史为叙事框架,国家、社会、公民就很难在其中找到厕身之处。中国共产党则在不同的执政阶段中,被分割成了代表不同路线的“左、中、右”派别;这些派别又被划分成“好人”与“坏人”的不同群体。如是,在面对其对国家负有的政治责任方面,中国共产党就不再是一个掌握了国家全部的政治权力,从而应对国家负有全部政治责任的政治组织,而是由其中的四人帮、或所谓改革派、保守派代表整个党,并承担某个阶段的政治责任——这样,文化大革命不再是这个政党的政策输出和权力运行的结果,而是四人帮、林彪等“坏人”当道、“好人”受难的结果,是右派不识时务、左派错整右派、“中间派没有觉悟”等一堆党内事务。

这种叙事框架,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中共党内事务,实则掏空了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或者说把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变成了厘清并公布谁是党内的“好人”、谁是党内的“坏人”,谁是党内的“七分好人、三分坏人”,谁是党内的不折不扣、彻彻底底的“坏人”,谁又是党内的胸怀“好心”却不得不办了错事、坏事的好人等党内是非。

如此一来,党内“好人”的受难,便可替换国家的政治灾难;党内“坏人”的罪错或某个派别对党负有的党内责任,亦可顶替整个党对国家负有的全部政治责任。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中,依党内是非而划定的“好人”与“坏人”,不是构成党的整体的不同部分,而是“好人”代表党,“坏人”——通过把他们开除出党——则似乎成了与党组织无关的一部分人,由此便可摆脱这些“坏人”施政而带来的整个政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任。也因此,党内的“坏人”不仅仅是党的敌人,也被用来充当国家的“公敌”。

麦克法夸尔《起源》的最大叙事特点,就是没有在中共党内划分出“好人”与“坏人”,进而诠释他们所主张政策的好、坏。没有“好人”“坏人”,当然也就没有国家政治责任的党内替罪者。中共党史叙事中的“好人”与“坏人”,在麦克法夸尔的《起源》中,都是中共党的一分子;就大的政治目标而言,他们都是为中共党的执政利益而怀相同的政治理想、存相同的政治动机、有相同政治目的的同志。这种不分“好”“坏”的客观叙事,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历史过程。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译本封面


2. 谁的政策?

对国家政治而言,一项公共政策,在实际中发生的效果,总是会强化或削弱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政治威信,从而强化或削弱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党内政治权力。这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动力所在,也是所有权力斗争发生的重要因由(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49—451页)。因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正是麦克法夸尔契入文革起源之处。

《起源》一书把文革缘起的研究范围扩展至1956年,也正是因为中共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开始引发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并由于党内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限制而难以被纠正,以此为文革的爆发累积了政治能量。麦克法夸尔注意到,“1956年发生了两个关键性的事件——中国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它们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明显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5页)。

毛泽东在1955年7月31日的一个报告中,对那些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持谨慎态度的官员进行了嘲笑,说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当然,可能连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想到,压指标、下命令的军事指挥方式在和平时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农业合作化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速度,让毛泽东自己规定的14个月的时间都相形显得过分保守了。几亿农民世代延续的生产方式,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被彻底改变。正是这个“伟大的成就”,空前膨胀了毛泽东的意志。也正是在1956年底,他信心满满地宣布:“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很大的把握了。(本段引文均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21页)”

但是,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不似一项军事命令的执行那样可以迅速见分晓。农业合作化在4个月之内被迅速完成了。然而,这个政策的实施速度,加倍放大了其原本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不能像打扫战场那样,在短时间内被打扫干净。为此,具体实施政策的人,必须采取补救措施来为这个政策善后,并由此产生分歧——这也是党内政治权力斗争的起源。

当然,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中共党内权力格局中,身处“一线”的政策实施者,与置身“二线”的政策设计者毛泽东的分歧,只能以前者向毛泽东低头检讨而消弭。然而,所有政策的参与者都清楚,此时,失去更多政治威望的不是检讨者,而恰是毛泽东本人。而毛泽东由此产生的对失去政治权力的焦虑,和堆积于胸的块垒,直至10年后的1966年,才被毛泽东一吐为快(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2—453页)。

《起源》一书,以中共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为经,以党内权力斗争为纬,为文革起源串通起了因果链条。并且,《起源》也常常以寥寥数笔来交代中共在其历史上党内权力斗争的脉络,为读者建立起相关的阅读背景。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无疑就是要铲除“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除掉那个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上有自己的一套,并总是以检讨的姿态来蚕食自己政治地位的刘少奇(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3页)。不过,正如《起源》所述,从中共党内权力派系的渊源上讲,刘少奇应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刘少奇堪称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如日中天地位的最力建造者。如果没有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不遗余力的帮衬,没有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具有超越性的意识形态主导思想,以及其他无数任劳任怨、鞍前马后的铺路和善后,毛泽东在党内说一不二的威望,就不会在曾经“山头”林立的中共党内如此快和如此牢固地建立起来。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英文版封面


3. 谁的责任?

共产党在进行内部的权力斗争时,虽然没有公开的、制度化的既定政治程序,但并不等于说,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毫无遵循。从各国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历史看,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胜出者,无不是其意识形态的忠实体现者。

而正是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性,为那些残酷的党内权力斗争方式,提供了合理性以及正当性的支持。权力斗争的胜者,一定要申明其拥护、遵循和代表那个支撑党的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一定被冠以反对、违背和篡改了党的意识形态。

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以后,共产党内部的实体性政治权力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结合,就具备了现实的基础——把党的意识形态附体于个人,某种程度而言,也就等于把这个人化身为了党的意识形态。事实上,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待遇”(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314—322页,第448—449页)。

正是这样的“附体”,让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具有了“神性”。这个“神性”就体现在毛泽东的言说、政策设计、权力与党的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上。而1945年之后中共所取得的一系列革命成就,都成了这个“神性”的证明。

问题也正在这里。如果共产党的事业一帆风顺,那么,不会有人去怀疑这个神祗的灵性。但是,当党的最高领导人设计、制定的政策在实际中遭遇失败时,让其去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政治责任,这就不啻让那个丧失了保佑灵性的神祗去担当凡间的具体罪错。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反对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指导思想,反对党的意识形态,反对党,反革命……就都成了一回事情。由此,在党内政治权力斗争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毛泽东奠定了不败的基础(参见《大跃进1958—1960年》第299—302页,《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171—181页)。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成了其所打造的这个政治神祗的最大祭品。这也正是麦克法夸尔的不解之处:“刘几乎肯定从未想到过任何政变,但他却未作任何抵抗,这确实是很奇特的。相反地,他1966年5月顺从地主持了打倒他的主要政治盟友的会议。”(《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1页)

当然,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对毛泽东那些在国家政治实践中已然遭遇到多重失败的种种政策感到无能为力的,还不止是刘少奇。在党的意识形态附于毛泽东之身时,那些曾亲眼见证过神祗灵性的同志们,看着“这位带领他们从漫长的革命征途走向胜利的人,现在又以某种捷径,带领他们向乌托邦发起了冲刺”的时候,“谁会去提醒作为神的毛说,大自然可以驯服,却不可被践踏;人们可以移山,却不能创造奇迹;政治革命可以在十年或者甚至一天里成功,但思想革命却需要几个世纪”?(《大跃进1958—1960年》第314页)

也正是这样的“人神”一体,使毛泽东具有了党内其他任何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本钱——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化身,“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党的指导思想,因此,毛泽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化身。这个现实,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几近彻底颠覆了党的组织结构,却能给除他自己以外的所有人扣上“分裂党”的帽子,他本人则凌驾全党之上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现实,也是中共在日后整理文革瓦砾之时,颇有投鼠忌器之感,难以将毛泽东与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彻底剥离,并且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及对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引文均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根源。

中共执政地位的确保,需要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存续,又需要确保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必须对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宜粗不宜细”,才有当下中国大陆文革历史研究的冷清局面……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环环相扣的制约和限制中,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任,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灾难,都始终没有得到细致言说的机会。也正因此,今日中国,在相当多的人的想象中,文革竟然有了玫瑰色调的魔幻色彩,由此,也才会公然出现“重庆模式”(指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的政治实践。

至今,“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仍旧站在中共历史的制高点上。这,也许正应了天安门上那句证明毛仍身在神坛的口号——“毛主席万岁!” 以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点的《起源》一书,也正是用“毛主席万岁”这句耐人寻味的“最高指示”,结束了这三部探讨文革发生起源的皇皇大著(《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4页)。

本期档案推荐:

《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炎黄春秋》

王五四:武大郎,武大喂你吃药了

 作者王五四  2026-05-12

 

对于这次武大的惊诧,我也很惊诧,一个武大文学院毕业的oppo手机的职员,写了个涉嫌伤风败俗的手机广告文案,把母校武大都给弄惊诧了,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广告文案里“我妈有两个老公”这句话,也刺痛了母校武大的隐疾?武大包括国内所有的大学,有个爱好,喜欢研究自己的校史,听都没听过的学校,都敢给自己追溯出近百年的历史。哪有什么百年校史,学校的根都断了几回了,往哪里史。我们喜欢称自己毕业的学校为母校,那么母校的校史,跟你妈的婚史差不多了,你一个武大毕业的郎,写出了“我妈有两个老公”,而且大肆传播,即便金莲不生气,武大肯定要生气,幸好你不是在西门子公司工作。

武大这次惊诧,毫无必要,你们不说,谁会去管这孩子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呢?虽然大家被大学教育教育得脑子都不太好了,但是基本事理还是通晓的,这几年抓了这么多贪官,有很多级别都比母校校长高了,纪委也没去追究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即便有人研究了他的学历,那也是赞叹这个学校能出大官。

武大这次惊诧,其实会引发很多不好的后果,校友出事了学校要出来表态,那大学就不用忙别的了,一大早就要起来道歉,直到日落西山,周而复始。什么文学院也别开了,搞成忏悔堂、戒律院,这都是小事,大事是按照你们高校的逻辑,那省里的人犯事了呢?省政府要出来表态吗?党员犯事了呢?国民党中央党部要出来道歉吗?

你们不是不能惊诧,真需要你们惊诧的校友有的是,比如雷总,他的一些广告文案的危害度,他嘴里说出来的一些谎话,不论是对公众还是对母校的伤害,远比“两个老公”大得多,这些你们倒是不惊诧了,反而把他当成优秀校友的典范,反而拿了他的巨款,母慈子孝,母爱四溢。这倒是十分令人惊诧。

鲁迅再世,也要惊诧了: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高瑜:談談天壇公園和警察

 高瑜  X
@gaoyu200812·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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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天壇公園和警察


昨天11日,天壇公園管理處發的12日祈年殿及圜丘、回音璧幾個重點景點暫停開放的通告,愚蠢至極,原因竟然是“因古建築維護”。12日一早外電、外報已經刊登12日天壇公園內的祈年殿忙着拆鹰架的照片,這是維護工程的完成,而不是在 “維護”。 同時被外媒捕捉到鏡頭下的是天壇公園內園林工人正在不停往公園裡搬運巨大盆栽的月季花。



11日中午天壇公園發布公告之前,眾多遊人已經發現在天壇公園內著名景點祈年殿、皇穹宇附近,掛著“京A…JW”車牌的黑色轎車和商務車竟然在遊客中穿行。“JW”的車輛通常是國家警衛用車。園內所有景點周邊都出現不少身著黑或白色T恤、身材精壯的年輕人;身著制服的保安人員也比平日明顯增多。


12日中午天壇公園管理處再發通告:5月13日至14日天壇公園暫停開放,沒有說明原因。11日中國媒體已經公佈美國特朗普總統13-15日訪華。日前多架美國空軍C-17飛抵北京,12日已經有北京市民拍到美國特勤局的車隊,由北京首都機場開往市區,當中包括兩輛防彈的總統座駕“野獸”,以及其他特勤人員支援車輛。


14日下午特朗普總統將由習近平主席親自陪同遊覽天壇公園祈年殿等主要建築,美國早已公佈。今天在北京也成為公開消息。

天壇公園發個歡迎特朗普總統的告示不好嗎?非的得寫這樣“着三不着两“的通告?好像來北京的遊客都是傻子。

警察通知明天將來我家,具體措施是什麼,明天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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