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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中国文人千年一遇的大劫。有人惨遭迫害，宁折不屈，如老舍、梁漱溟等。有的卖身求荣、助纣为虐，如于会泳、刘庆棠之流。还有的人，因在文革某一时期、某一事件中的表现而被人质疑，成为争议人物。
一、一代文豪郭沫若
（一）1966年4月14日，预感到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的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即席做了自我检讨，全盘否定了自己的作品：“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同时也全盘否定了自己，否定了所有知识分子。经康生指令，毛泽东批示，4月28日《光明日报》刊出这篇奇文，全国各报相继转载。立刻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认为郭沫若支持焚书坑儒。郭沫若后来做了一些辩解，试图补救。但仍有人指责他缺乏骨气。
（二）文化大革命开始，郭沫若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幸亏得到周总理的特别保护，才得以躲过一劫。毛泽东不止一次对他提出批判，江青多次对他颐指气使，他的两个儿子郭民英和郭世英先后自杀身亡。但就是这个饱受文革摧残的人，却写下了不少诗文，为文革大唱赞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1976年5月12日写下的《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这使他的政治人格广受质疑。
（三）在郭沫若的颂诗中最为人诟病的是赞美江青的《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但正是这个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 “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两次点郭沫若的名，要他站起来，对其当众羞辱。
（四）1971年，郭沫若发表学术论著《李白与杜甫》。为了迎合毛泽东对李白诗的偏爱，一改此前称李白、杜甫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评价，极力“扬李抑杜”，被质疑为背弃了中国文人坚持信念、追求真理的优良传统。
（五）批林批孔中，毛泽东先后写了两首诗批评郭沫若的学术论著，否定他的史学观点，郭沫若则抱病捉笔，写两首诗给毛泽东，不但全面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彻底否定自己，还要感激涕零，宣誓对毛的忠诚。有人指责其尽显“御用诗人”本色。
（六）郭沫若逝世后；根据其遗嘱骨灰洒在山西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一代文豪把文革中的农业典型选做自己的归宿地，是不是有一点滑稽？
二、哲学大家冯友兰
文革初屡遭批判，后毛主席提出要“给出路”，得以“解放”。在"批林批孔"时期，作为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的顾问，过分地谄媚迎合江青，放弃了自己的学术信念与立场，一改过去尊孔观点，违心地写了一些批孔文章。因此为学界同仁所质疑。
长冯友兰两岁，与之有半师半友之谊的梁漱溟先生的评价颇有代表性。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直言：“他批孔而谄媚江青，我责叱之。”显示出一种诤友精神。梁漱溟在晚年谈及冯友兰先生，不无幽默地说：“冯先生不是那么本着自己相信的道理，很重视，不随风使舵，不，他有点像玩世不恭”。
1985年，冯友兰九十华诞设家宴，梁断然拒绝邀请，复信说明理由：“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参加寿筵。”难能可贵的是，冯接信并无愠色，反觉这种直言难得。后来他也不止一次反省过当年的错失，说他那些批林批孔文章“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能有这样的自谴，说明冯友兰先生知耻而后勇。
三、劫夫红色作曲家
（一）“文革”初，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首创并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成为文革初期最流行的“红歌”，因之成为受到江青一伙保护的、被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音乐家。
（二）劫夫张洛夫妇与黄永胜项怀芳夫妇之间关系密切，来往频繁，并因之参与了叶群为女择婿的进程，受到林彪接见。回家后，劫夫夫妇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1970年又主动为林彪写的《重上井冈山》谱曲，博得黄永胜、叶群等赞扬。
（三）1971年9月下旬，劫夫从偷听到的蒙古电台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坠毁，到“十一”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举行庆祝活动，便猜彻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集团而接了班。于是，他想提前创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叫《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林彪事件后，劫夫因“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被拘押；1976年12月17日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学习班”中。
八十年代，在肯定劫夫犯有严重错误的同时，对其给与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他创作的一些歌曲也被开禁。但他仍是一个有争议的文革人物。
四、“批林批孔”风云人物杨荣国
1973年“批孔”运动中，杨荣国迎合江青等发动批林批孔的需要，对其《简明中国哲学史》一书作了相应的修订，在书中加入了关于儒法斗争的内容，并写下了《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获得毛泽东的赞赏，写下“杨文颇好”的评语。
之后，杨荣国扶摇直上，成为大红大紫的“批林批孔”学者，为江青一伙发动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立下汗马功劳。
客观地说，“反孔”是杨荣国一贯的学术思想，这篇文章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指挥捧下出笼，不必过分苛责。但为学界所质疑的是文章突破了最起码的学术底线，抛弃了最基本的道德良知。
如他在《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中说“南子长得漂亮，孔子对她有野心，特地去会见她，由此可见孔子的所谓品性，所谓道德，看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并不那么正派”，这几乎是对孔子进行人身攻击了。
当江青等借反对“走后门”发难，把矛头对向周总理等老干部时，杨荣国又在其批孔巡回报告中不顾历史学家的本分，妄将“子见南子”解释为孔子“想到卫国去做官，走内线”，以及“孔子走后门，想通过南子在卫君面前讲些好话，使自己能在卫国上台，做大官”等等。
因此，一些业内学者认为杨荣国不仅仅是被“四人帮”利用，而是相当主动地投靠，完全背弃了一个学者应有的良知和道德底线。
五、陈寅恪得意弟子周一良
（一） 作为被“公认可以传陈寅恪之学”的陈寅恪得意弟子，却早在文革前就与老师异趣殊途，渐行渐远。他醉心政治，努力紧跟，历次政治运动都冲在前面。文革中，他烧掉博士证书，认为 “过去几十年远离革命，如今不应再失时机，而应积极投身革命，接受锻炼和考验”，他还较早加入造反组织，成为少见的造反学者之一。
（二）周一良的表现得到了肯定，很快就被招入臭名昭著的“梁效”写作组。他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奉献报答组织，炮制出一发发重磅炸弹，为能“服务于革命路线”而欣喜若狂。
四人帮倒台后，他面对组织的审查，面对学界的指责，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章“配合甚嚣尘上的儒法斗争，……客观上也构成'四人帮’反革命舆论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又极力为自己开脱，以“我自己还以为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出力”自辩，用轻飘飘的“毕竟是书生”的太息来自嘲，用 “组织上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谈不到经验教训。”来自解。唯独缺少深刻的自省。这与同是北大教授、同样陷入梁效的冯友兰先生成为鲜明对照。而周一良先生的 “一个老朋友”谴责他“无耻之尤”，被一些人认为也不算过分了。
六、左翼诗人袁水拍
“文化大革命”初期，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袁水拍成了重点打倒的 “大判官”， 曾自杀未遂。73年以后，五七干校的人陆续回城，原来的领导干部有的被结合，有的被冷落；有的升迁，有的黜降。袁水拍不仅重新“登场”，而且在1976年高升文化部副部长。有人说是因为江青满意他在批判《武训传》时的表现而主动笼络，但更多的人把这归于袁水拍的阿谀逢迎，据说有人还背地里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袁会拍”。
“四人帮”垮台后，袁水拍成为被清算对象。文化界一些同人对他多有诟病，不屑往来；与他同在《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工作过的老同事钱钟书，在札记中写道：“袁水拍谄附‘四人帮’得官，事败被唾骂，辄曰：吾妻欲吾作官，勉从其意，故降志为之。”穆旦在给巴金的信中说：“听说袁水拍正在挨批，因为他是文化部副部长。大概为‘四人帮’染污了，很可惜。” 诗人曾卓说：“袁水拍‘文革’中当上文化部副部长，对徐迟这样一些老朋友也不理，最后在寂寞冷清中死去。”
袁水拍自觉无颜面对故人。蛰居家中，悔恨苦闷，心情极度压抑。直到1982年去世。
七、一枝独秀的作家浩然
（一）1972年，浩然出版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成为了那个年代里唯一被江青等人认可的作家。有一句顺口溜说“八亿人民八个戏，中国作家一支笔。”这个一枝笔就是指浩然。
对于浩然在文革中的创作，很多人持否定态度，认为与当时的政治意识靠得太近，贴上了鲜明的文革标签，是典型的“奉命文学”。但浩然对此却采取了一种相当顽固的态度。1998年，他发表言论称：“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 "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后来有文章说，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他“创造了中国文坛的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
他的这番言论引发了一场被称为“奇迹”之争的轩然大波。批评者说，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也有人为浩然辩护说他在文革中的创作是时代的裹挟，但却几乎没有人赞成他对《金光大道》的固执评价。
（二）浩然在“文革”初担任北京市文联文革负责人，曾在老舍自杀的前一天，将被中学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的老舍送入派出所。浩然自述他是想对老舍实行保护，但也有人指责他应对此承担一定责任。
（三）浩然在文革期间一直受到江青的关爱和笼络。据传曾有意让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浩然则自辩说: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任何歪门邪道，没有顺应一些样板的路子，顺水推舟地沿着他们开出的路子往前推进，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
又通过采访者之口表示：“江青对自己好，谁也不能对他怎么样，可以换来的就是安静的写作环境，这就是浩然最真实的想法。”“他没有往上去爬，没有利用江青去干很多事，其实如果他想，就会很容易。他没有给江青写过效忠信，没有跟江青单独求见，都是很被动地接受江青给他的任务”。
然而，很多人对他的自我表白并不认可。
八、著名钢琴家殷承宗
（一）1967年，他把钢琴搬到了天安门广场，连续弹了三个下午的革命乐曲。此举得到江青的肯定。
（二）他编写的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进入“准”样板戏之列。殷承宗的这些探索，被具有政治野心的江青所利用。江青亲自为他改名叫殷诚忠，由此备受赏识，成为中央乐团首席钢琴演奏家，并出任中央乐团的团长。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被列入“四人帮”组阁名单，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文革后殷承宗受此牵连，被隔离审查至1980年结束。很多人在质疑其文革错误时也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为了保护“钢琴生命”而作的一种妥协。
1983年移居美国，成为享誉世界的钢琴大师。
九、著名画家邵宇
1974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黑画事件”，波及到18位画家的215幅作品；被列为黑画之首的是黄永玉的那幅著名的猫头鹰。黄永玉后来撰文指证，他即兴画在另一位画家册页上的这幅小品，正是由邵宇“进贡”给四人帮在文艺界的爪牙的，并在1973年11月23日的一次会上，首先提出了黑画问题，“发表了相当长的一席‘揭发’。
首当其冲地被具体提出来的罪证，就是我在画家宋文治册页上作的一幅《猫头鹰》（有趣的是，邵宇不提我早先在他家为他画的那张）。邵宇的这一下无疑启发和扩大了四人帮攻击周恩来总理的想象力，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口。” 之后， 四人帮即积极进行全国性的“黑画”追查活动， 1974年2月15日，这场名曰“联系美术战线实际批林批孔”的批“黑画”展览拉开了大幕，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重要部分。
作为事件的主要受害人，黄永玉的上述质疑应该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是邵宇似乎并未做出正面回应。故真相和细节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十、齐白石弟子娄师白
齐白石之孙齐展仪揭发说：文化大革命中，娄师白曾带领“批齐战斗队”开到跨车胡同１３号齐白石故居，将白石老人为他刻的印章当众在水泥地上磨掉，并声称与齐白石划清界限。又称：“文革”初期，曾在西单十字路口看到8张批判祖父的大字报，“第一张是一幅漫画，上半身是一个丑化的人像，下半身是一只虾，整个漫画上打了一个大叉。另外几张大字报写的是‘与齐白石划清界限’、‘最大的反动老贼’等，署名是‘娄批白’。齐白石的另一名弟子许麟庐在一份采访中曾说：“就像娄师白，他是在齐先生身边长大的，后来批判白石老人。后来都改了名字，叫‘娄批白’。就是因为他批判老师，娄师白后来和齐家后人势不两立。” 还有人证实，曾在齐白石家中亲眼见过批判齐白石的大字报照片，落款就是“娄批白”。
2004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的《齐白石辞典》有这样一段文字：“娄师白，国画家……‘文化大革命’中曾改名‘娄批白’，并声明与老师划清界限。‘文化大革命’后又改名为师白”。娄师白认为辞典严重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并将其告上法庭。一审判决支持娄师白的诉讼请求。中华书局提起上诉。在二审法院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中华书局对《齐白石辞典》给娄师白造成的损害深表遗憾；承诺重新印制内容经娄师白审核的5000册《齐白石辞典》。
质疑者认为判决并不能完全还娄师白以清白。因为娄师白是否曾在大字报上署名“娄师白”并与齐白石划清界限，仍无定论。
而随后齐白石子女及后人郑重声明：正式解除齐白石和娄“师白”的师生关系。将其清除出齐白石入室弟子和齐派艺术传人名系。
娄师白与齐白石的师生关系能否由其后人解除，姑且不论。但事情真相如何，也许永远无法澄清。
十一、京剧演员杨春霞
文革中因出演样板戏《杜鹃山》的柯湘而名闻全国，并受到江青等人的宠爱。在被揭出的“四人帮”组阁名单中，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文化部部长。其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成为人们质疑的对象，社会上也有种种传言。1976年11月，杨春霞进入“学习班”，被隔离审查。1979年，杨春霞重返舞台。
十二、军旅作家金敬迈
1965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适应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立刻成为轰动全国的畅销书。发行量达到3000万册，金敬迈也凭此一夜走红。文革开始后，他因缘际会，从一个普通的士兵，一步登天成为“中央文革文艺组负责人”，相当于文化部部长。在这个位置上，金敬迈一共干了四个多月，却风云突变，被以“整江青的黑材料”和“企图绑架毛主席”这两大吓人的罪名抓进监狱，关了七年多，直到1974年被释放出狱，1978年得到彻底平反。
文革后人们的质疑就在于对《欧阳海之歌》的评价和他身处权力峰巅的那123天。而人们最终比较能够原谅他的，就是因为他随后2684天的牢狱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