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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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国 By Zhang Weiguo (非赢利同仁园地,无广告、无稿费,所转文稿如有版权要求请联系博主)
2026年11月10日星期二
顏純鈎:黃仁勳慘陷美女特務局,中共情報活動無孔不入
李忠憲 | 《侏儒之歌》:羅大佑,你還記得自己唱過什麼嗎?
李忠憲 臉書 2026-11-10
《侏儒之歌》:羅大佑,你還記得自己唱過什麼嗎?
呉嘉隆:黃仁勳案子用桃色醜聞其實是想掩蓋一些更嚴重的事情
作者臉書 2026-11-10
李忠憲:走私晶片,竟然用偽造文書辦案
李忠憲 臉書 2026-11-10
“中国模式”的尽头:从发展叙事到权力自保
“中国模式”的尽头:从发展叙事到权力自保
“中国模式”的邪恶,早已不能用简单的“照搬苏联模式”来解释。
如果说过去数十年,中国体制的合法性尚可部分建立在增长与改善之上,那么当下的“新时代”,则标志着一种根本性的转向:发展不再是目的,而逐渐让位于权力本身的安全。所谓“治国理政”,其内核已不再是治理,而是控制;不再是发展,而是防御。
将这一模式简单称为“斯大林模式”,固然抓住了权力高度集中与政治高压的特征,但仍不足以解释其复杂性。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是一个叠加在市场外壳之上的高控制体系——既保留了选择性开放的工具性,又不断收紧社会与思想空间。在这种结构中,经济不再是社会活力的来源,而成为权力调度的附庸;市场不再具有自主性,而成为政策意志的延伸。
所谓“改革开放”,在逻辑上已经走到尽头。它曾经是体制自我修复与延续的手段,而今则被视为潜在风险的来源。于是,安全压倒效率,忠诚取代能力,服从高于一切。发展的叙事悄然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的不确定与紧张。
更为讽刺的是,在这样的体系之下,真正处于风险之中的,未必只是普通民众。体制内部的官员,反而成为最直接的承压者。权力越集中,责任越模糊;决策越上收,风险却层层下沉。反腐的常态化与政治标准的不断拔高,使官僚体系处于持续的高压与不确定之中。层级越高,所承担的政治风险与替罪可能反而越大。
他们既是执行者,也是潜在的牺牲品;既握有权力,又随时可能失去一切。这种结构性的紧张,使整个体制如同一部高速运转却缺乏缓冲机制的机器——任何局部的失误,都可能被放大为系统性的震荡。
因此,“新时代”的本质,并非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更像是一个收缩与防御的阶段。它不再试图解决既有体制的深层问题,而是通过更强的控制来延缓问题的爆发。表面的稳定,掩盖的是内在张力的不断积累。
当一个体系的主要精力不再用于创造未来,而是用于防止失去现在,那么它所进入的,便不再是上升期,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困兽之斗”。
历史或许不会立即给出答案,但方向,已经隐约可见。
李安妮:從「有耳無嘴」到放心說話
作者臉書 2026-11-06
柏林墙倒塌37周年|建于荒谬的高墙,终将倒于荒谬
先知书店 先知书店店长荐书 2026年11月
1949年,德国分裂为东西两德。东边的叫民主德国,可人民却想尽一切办法逃离。到1961年,总共跑掉了350万人,占到东德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人民外逃并不是外敌入侵,从节省口粮来说,是件好事。
然而对于堡垒内部的人来说,就不是这样了: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在竭尽所能地吹嘘自己的制度最优越,自己的国家最幸福,西方是地狱,结果每年却平均有30万人跑到地狱去,这就算是戈培尔再世,也洗不下去。洗不下去,谎言就要破产,权力就要崩塌。建墙,阻止自己的人民出逃,屏蔽外部世界,成为必然选择。
1961年,东德建立起一道高墙,将柏林一分为二。这堵墙全长155公里,由两道高大混凝土墙、反车辆壕沟、高压警报器、密布的瞭望塔以及由荷枪实弹的边防军和警犬把守的“死亡地带”共同组成,构成了全方位密不透风的边防封锁系统。
东德为这堵墙取名“反法西斯墙”。但是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荒谬——从建立的那一天开始,它就从没阻挡过任何一个企图进攻的敌人,因为西边根本就没有人想进入东边。
相反,这道墙的建立,固然遏制住了东德人疯狂出逃的大潮,但它并没有掐灭东德人出逃的念头:从1961年柏林墙建成之后至1980年,仍然有17万东德人成功“越狱”。
东德人为了投奔“地狱”,绞尽脑汁发明了花样繁多的方式进行“越狱”:挖地道、跳高楼、热气球、弹射器,等等。期间,有201位有名有姓的东德人,死于东德士兵枪下。
心甘情愿地离开幸福的人间天堂,非但是被禁止的,还会因此而命丧黄泉,唯一的解释是,所谓的天堂就是监狱,里面的人就是囚犯,离开天堂就是越狱,就是犯罪。建墙是为了建造监狱,这就是柏林墙的荒谬。
建于荒谬的高墙,不可能永远屹立。1987年6月12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柏林墙下发表演讲,向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喊话:推倒这堵墙!他在演讲中说:这堵墙会在欧洲倒下,因为它抵挡不了信心,它抵挡不了真理,这堵墙抵挡不了自由。
二年多后的1989年11月9日,它真的倒下了。关于柏林墙的倒下,一个并不是秘密却很少人留意到的史实是,它并不是在那种历史大事件里固有的精心策划和气势如虹之中发生的,而是在误会、迟疑和温吞之中进行,带着浓重的荒诞色彩。
它倒塌的直接诱因,是一场乌龙事件。1989年11月9日晚,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东柏林支部第一书记沙博夫斯基在现场直播的国际记者会中,被一个问题袭击得手足无措,这时一位助手给他递了一张纸条。
他打开纸条念了起来:公民可以自由申请私人出国旅游,无需符合任何先决条件。
现场的记者都目瞪口呆,一名西德记者追问:何时生效?沙博夫斯基笨拙地回答:就我所知......现在,马上。
然后他离开了会场,留下一屋子惊愕的记者。
东德当局当时确实正在计划放宽公民出境的限制,然而决定并未最终作出,方案也并非完全的自由出入。以沙博夫斯基的级别,在记者会上的这番发言,显然纯属“信口开河”,是明白无误的乌龙事件,发生得十分荒诞。
然而更荒诞的,是这个乌龙发言,并没有遭受一向以组织严密著称的东德当局的否认。千万东德人在电视上看到了直播,在突如其来的幸福之中,带着疑惑、犹豫和惶恐向边境聚拢。
在东西德来往最主要的检查站伯恩霍莫大街边境哨所,正在吃晚饭的雅格尔中校也看到了直播。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立刻致电上级求证,上级和他一样不知所措。中校一再要求上级下达命令以应对接下来出现的情况,但上级拒绝了,他说:我从帽子里变不出一份文件。
就这样,东德这个对每一个国民的思想都了如指掌的国家,却在这一晚突然瘫痪,没有放行的命令,也没有阻拦的命令,一切顺其自然。中校和他的士兵一度打开了武器库,想履行职责“守住边境”。但最终,望着潮水一样的人群,他在迟疑和惶恐之中打开了大门。
人潮汹涌而过,柏林墙倒塌了,民主德国被宣判死刑了。电影《推倒柏林墙》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表现了这一历史时刻。当身为检查站士兵的儿子拿起武器之际,在检查站当厨师的母亲对他说:儿子,他们也是别人的儿子和女儿。
屠杀并没有发生。当人群汹涌通过检查站时候,儿子紧紧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另一名士兵对中校说,他的儿子跟他说过一句话,“我们有世界观,却观不到世界”。他补充说:当然,这个道理是我教他的。
这两幕,道出这高墙的荒谬所在。正如肯尼迪所说:“自由面临着许多困难,民主也并不完美。然而,我们从未需要建立起一堵围墙,来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阻止他们离开我们。”
自由是人的天性,追求幸福是人天赋的权利。但高墙却把人圈了起来,剥夺他们的自由。而任何违背人性的事物,可以很强大很高耸,但倒塌是迟早的事,因为人终究不是猪,他们对自由世界的向往可以被抑制,却不会被消灭。
为什么像机器一样严密的东德当局,会出现如此重大的乌龙事件,在出现之后又如此罕见地沉默以对?唯一的解释是,没有人再想去维系这座监狱了,所有人都希望或者不排斥它的崩塌。他们心里早已清楚:让一堵建于荒谬的高墙荒诞地倒下,是对所有人的解脱。
回望历史,柏林墙的确是倒得很荒诞,几个小人物成为了主角。然而真正的主角,是人民对自由那种发自内心的渴望——这种渴望,在柏林墙耸立的那一天,就决定了它在日后倒塌的命运。荒诞仅是表象。用荒诞的表象终结荒谬的本质,是再好不过的结局。这世上,还有多少堵墙,在等待荒诞对荒谬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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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运行无比重要,这一点相信没有人反对。但是对于民主一词的模糊和误解,妨碍了人们的认知,为当代社会带来了太多不必要的纷争。因此,正确的理解民主,看清民主的本质,成了每一个现代公民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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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芬纳:这是一部对政治学研究有重要贡献的杰作,可以说是二战以来关于民主最为重要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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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联潮:中期选举对美国未来两年政治的影响
@lianchaohan · Nov 7, 2026
中期选举对美国未来两年政治的影响
中期选举结果出来,满屏都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我表达了对美国民主的乐观态度之后,还受到朋友“乐观从何而来”的质疑。其实很简单,我的乐观来自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了解。我深知,美国民主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弱不禁风,这次所谓的“蓝色浪潮”,也根本改变不了美国的政治格局。
从宏观上看,制度制衡的刹车依然管用。只要参议院没有达到通常结束阻挠议事、推进一般立法所需的60票,激进政策就很难顺利通过。至于推翻总统否决或者提出宪法修正案,则需要众参两院分别获得三分之二多数;参议院要将总统弹劾定罪,也需要出席议员三分之二同意。这样的制度门槛,使得任何一方都很难轻易突破权力制衡的边界。
当然,川普的行政权力虽不受致命威胁,但会被多方牵制与消耗,政党摩擦冲突会加大,他也必须作出更多妥协和让步,尤其是在共和党内,尽管他启用了更为保守的米勒做幕僚长。
要说这个制度的弊端,真正让人头疼的是历届两党总统不断扩张行政权力,而国会又习惯性地推卸责任,导致行政权力大幅膨胀。总统绕开国会,靠一纸行政命令治国,政策随着总统更替来回倒腾,搞得总统越来越像皇帝。
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这个体制的坚定信心。我的乐观不仅来自制度本身,也来自美国的历史。建国250年来,美国经历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各种社会撕裂和政治危机。这个国家并非没有犯过严重错误,也不是没有走到过危险的十字路口,但一次又一次地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并在危机中不断调整和修复自己。历史告诉我,美国的制度和社会具有相当强的自我纠错能力。
当然,我的信心不是来自华盛顿的政客,而是来自身边的普通人。
我住的地方是典型的深红区,村里早就有人打出了醒目的“Trump 2028”大旗。而直到昨晚我才知道,那天在投票站遇到的那位96岁、独自前来投票的邻居老奶奶,居然是一位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她的全家上下却都是铁杆挺川派。在这样的家庭和社区环境里,一位96岁的老人能独自走出来,坚定地投下自己的一票。这份勇气,真是不佩服都不行。
还有选举日那天,我在投票站遇到的一位相识的女性选举官。她平日里的工作是县里垃圾站的守门人。那天见到我来投票,她特别热情,麻利地帮我张罗填票。
看着旁边老奶奶的身影,看着选举官真诚的笑脸,我突然觉得,丘吉尔那句话真是说得太透彻了: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所有其他尝试过的形式之外。(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that have been tried.)
这个体制天天吵架、相互掣肘、内耗不断,也不断暴露出各种荒唐的毛病。但只要制度制衡的机制还在,基层这些政治立场互不认同、却依然能够遵循法治规则彼此相安无事、各守职责的普通人还在,这个社会的底盘就不会轻易被掀翻。
这才是我对美国民主保持信心的真正原因。
五岳散人:黄仁勋案很可能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双簧
徒步的骑手:黄仁勋间谍门
2026年11月9日
#244 黄仁勋间谍门黄仁勋触碰了美国哪根高压线?知情不报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商业利益与国家安全撞车,谁说了算?|英伟达48亿美元芯片去了哪里?10月29日,《纽约时报》刊发重磅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调查一个名叫黄乐的中国女人,她跟英伟达老板黄仁勋关系密切。黄乐曾经在英伟达的大客户Megaspeed公司担任高管。美国情报机构怀疑,她是中国间谍,涉嫌帮助中国规避美国的AI芯片出口禁令,非法获得英伟达先进芯片。 短短两年中,Megaspeed从英伟达购买了超过48亿美元的芯片。美国情报部门在调查黄乐和Megaspeed公司的时候,发现她跟黄仁勋的关系远远超出一般商业往来。根据《纽约时报》的后续报导,美国情报官员认为,黄乐被中国国家安全部招募,任务就是接近黄仁勋,获取有关英伟达和美国AI芯片政策的情报。 对《纽约时报》的报导,黄仁勋和英伟达先是否认。但美国国会开始采取行动。11月4日,众议院三个委员会的主席联名致函黄仁勋,要求他11月18日到国会接受闭门简报质询。 是哪三个委员会呢?第一,外交事务委员会;第二,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第三,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这里简单提一句,三个委员会的现任主席全部是共和党人。他们要求黄仁勋说明他跟黄乐的关系,英伟达是如何防止外国情报机构渗透的,是不是泄漏过敏感信息。 众议院三个委员会的主席发出质询函以后,黄仁勋和英伟达改了口。11月8日,黄仁勋承认了《纽约时报》报导的绯闻部分。同一天,英伟达董事会宣布,由独立董事组成调查委员会,而且将聘请外部律师,调查黄仁勋是否受到外国情报活动的影响。 美国情报部门和国会要调查的真正问题,不是黄仁勋中了美人计,而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具体来说,有这么几点:一是,黄仁勋知不知道黄乐的身份?二是,黄仁勋有没有向她泄漏敏感信息,甚至泄漏机密?第三,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影响英伟达的商业决策?第四,她有没有通过黄仁勋来影响美国政府的芯片出口政策? 现在,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判断,黄仁勋是中国情报活动的目标,但是,除了黄乐,是不是还有其他中国情报人员,也在攻这个目标?他们是不是跟黄乐一样,成功攻下了这个目标?这些问题要看调查结果,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不过,我对黄仁勋陷入这场风波,并不觉得特别意外。几年前,黄仁勋公开叫板拜登政府的芯片出口禁令。当时,我隐隐约约有一种预感,这家伙在玩火。具体说,他在激化一场商业利益与国家安全的冲突。这场冲突在当时,就已经受到美国政府职能部门和国会的审视,而且这种审视肯定会越来越严格。 这几年,英伟达如日中天,它的芯片是AI竞争的命门。中国的土皇帝上台以后,跟美国正面对抗,把美国当成假想敌,美国政府禁止英伟达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芯片。禁令一出,中国的各路人马八仙过海,通过第三国、空壳公司、层层转手,想方设法弄英伟达芯片。这些事,媒体一直有报道,美国司法部也起诉过好几起走私案。说黄仁勋对此一无所知,很难让人相信。 美国对中国的芯片管制,是从2022年10月开始的。拜登政府禁止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AI芯片。英伟达怎么应对呢?它把芯片性能降一格,刚好卡在管制线下面,造出专供中国市场的A800和H800。2023年10月,美国商务部收紧了标准,这两款也被禁了。英伟达再降一格,又造出H20。2023年12月,当时的商务部长雷蒙多,公开向英伟达喊话:你要是围着管制线兜圈子,设计出来一个,我第二天就禁一个。 英伟达跟美国政府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玩了好几年。不但如此,黄仁勋还公开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放开对中国的芯片出口。川普上台后,他成功游说川普,放松了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2025年4月,他在北京见中国官员,说英伟达会坚定不移服务中国市场。同年5月,他在台北的Computex展会上说:“All in all, the export control was a failure”——“总而言之,出口管制失败了。” 有他在那里上下其手,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当然不会成功。 这里就有个问题。一个掌握美国关键技术的企业家,公开反对美国政府的技术出口限制;同时,他的重要客户涉嫌把芯片非法输送到中国,用各种手段规避出口管制。企业家的商业利益跟国家安全发生冲突的时候,究竟谁说了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