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nd of Reading Is Here
乐观主义者曾认为，全民识字是不可避免的。如今看来，阅读的时代或许只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短暂的异常现象。
本文刊登于2026年8月《大西洋月刊》印刷版。作者：罗斯·霍洛维奇是《大西洋月刊》的专职撰稿人。
传说，两千三百年前，埃及国王托勒密一世曾要求他的宫廷顾问编纂一部囊括全球所有书面著作的完整藏书。托勒密曾效力于亚历山大大帝，他构想建立一座图书馆，以永久保存人类知识的全部精华。他的继任者继承了这一使命。皇家军队搜查抵达亚历山大的每一艘船只，寻找卷轴文献。这些文献被存放在缪塞翁——一座仿照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而建的供奉缪斯女神的神殿。据说，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藏书也位列其中。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许多历史已湮没无闻。但我们知道，这里曾汇聚了前现代世界诸多最伟大的智慧成就。国王曾支付薪金，让学者们居住并在此工作；馆藏向所有“渴望求学之人”开放，正如一位到访的希腊修辞学家所写：“这激励着全城人民追求智慧。”正是在这座图书馆，埃拉托色尼测算出了地球的周长，泽诺多托斯则校订了荷马史诗最早的抄本。撰写《几何原本》的欧几里得，或许也曾在此求学。
这一段学术繁荣不会长久。到公元400年，这座图书馆已不复存在。许多学者认为，它的毁灭是历史上知识的最大损失，也是黑暗时代的开端。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致力于研读那些残存的纸莎草碎片，以期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
传统上，人们认为答案是战争。公元前48年，在亚历山大围城战期间，尤利乌斯·凯撒点燃了一场大火，至少焚毁了四万卷书卷。此后，这座图书馆以衰败之姿存续至公元四世纪，当时亚历山大主教的追随者洗劫了那座存放剩余手稿的异教神庙。然而，当代历史学家倾向于淡化这些戏剧性事件的重要性，转而将图书馆的毁灭归因于一种更为平常的原因：疏忽大意。
维护这批藏品耗费巨大。湿度、老鼠和昆虫一点点侵蚀着那些纸莎草卷轴。抄写员不得不不断誊录旧有的文献，以免它们逐渐损毁、变得无法辨认。最终，维持这座图书馆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远远超过了人们保存它的意愿。“并非图书馆的消失导致了黑暗时代，也并非它的存续就能改善那段岁月，”古典学者罗杰·巴尼尔曾这样写道。事实上，任由这座图书馆走向消亡，恰恰表明黑暗时代早已降临。
大约2000年之后，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下，黑暗再次悄然聚集。曾经以识字为荣的美国社会成员，如今的阅读量已远不如从前。根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该机构对全美阅读习惯进行着最全面的调查——2022年，仅有不到一半的成年人表示自己读过任何类型的书籍。其中，仅38%的人读过小说或短篇故事。一项分析了23.6万份美国时间使用调查回复的研究发现，每天出于兴趣阅读的美国人比例从2004年的28%降至2023年的16%。（这项研究考察的对象包括：读过图书、杂志或报纸，听过有声书，或读过电子书的人。）如今，赌博已成为一种比阅读更普遍的休闲活动：去年，有57%的美国人参与了博彩投注。
阅读量的下降贯穿各个年龄组、性别和教育水平。甚至那些传统上阅读最多的群体——退休人员、女性和大学毕业生——也出现了阅读量大幅下滑的情况。
人们如今阅读的书籍比过去更加简明易懂。如今，《纽约时报》畅销书的句子长度，大约是百年前的三分之一。其实，句子越长并不意味着一定更好。但曾经普遍存在的长句，却反映出一个时代：那时的美国人既有阅读严肃文学作品的意愿，也具备相应的能力。据《出版者周刊》报道，1958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英文译本成为当年最畅销的小说。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句子又长又复杂：“在那个温暖而灰蒙蒙的山间清晨，日瓦戈不禁为沙皇感到惋惜，想到如此拘谨内向、羞怯退让的性格竟会成为压迫者的本质特征，他内心深感不安——一个如此软弱的人，竟能监禁、处决或赦免他人。”
去年销量最高的小说是《饥饿游戏》青少年系列的最新作——《收割之晨》。纽约公共图书馆馆长布莱恩·巴农告诉我，青少年小说是该图书馆最受欢迎的图书类型之一——甚至在那些明显并非年轻读者的成年人中也颇受欢迎。（排名前十的其他书目还包括儿童读物《派对捣蛋鬼》，以及“小屁孩日记”系列的第20部作品和《狗人：大吉姆相信》。）而最受成年读者欢迎的小说则是奇幻冒险小说《黑曜石风暴》。无论这本书有何种魅力，它可绝非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那种：“他方正下巴的一块肌肉抽动着，目光直视着我，令他那略带棕褐色的胡茬脸颊泛起阵阵波纹。”
美国人如今通过阅读获取新闻的比例也比过去低得多。1975年，大约一半的20多岁年轻人表示自己每天都会读报纸。而如今，这一比例已降至不到10%。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上获取新闻，其中40%的人表示，他们更喜欢观看或收听在线新闻，而非阅读文字新闻。
这种转变通常被称为“识字危机”。的确，美国人的基本阅读能力正在下降。过去十年间，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阅读成绩持续下滑。美国学校图书馆员协会理事阿曼达·科德利斯基告诉我，她和她的同行们不得不购置新书，以适应学生日益降低的阅读水平。其中最受欢迎的书籍包括图画小说：针对小学学生的《神奇树屋》系列等经典作品的全新版本，以及面向初中和高中学生的漫画作品。
2024年，在一项全国性测试中，仅有35%的高中毕业生在分析复杂虚构主题和评估作者论证有效性等技能上达到了“熟练”水平。与此相近的比例的学生得分低于“基本”水平，这意味着他们可能难以从文中明确提及的概念中得出结论，也难以借助上下文线索推断生词的含义。成人文盲率也有所上升：近30%的美国成年人无法对多页文本进行转述或做出推理。而在2017年，这一比例还不到20%。
然而，奇怪的是，美国人如今阅读的字数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他们读什么、怎么读。人们被电子邮件、短信、X帖子、Reddit帖子、Instagram配文等海量文字片段所包围。这种文字碎片的爆炸式增长，正以牺牲人们对篇幅较长、内容丰富而复杂的作品投入持续专注为代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认知神经科学家玛丽安·沃尔夫指出，人们正在逐渐丧失深入思考书面文本的能力。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忘记了如何识别单个单词，而是说，他们正在失去更高层次的理解与综合能力。换句话说，美国并非文盲，而是后文盲时代。
情况即将迅速恶化。与如今的成年人小时候相比，下一代人阅读量要少得多。耶鲁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哈斯金斯全球素养中心的主任本杰明·鲍尔斯告诉我，幼儿园老师们反映，许多学生连儿歌和童话故事都认不全。（在一项针对23.6万美国成年人的研究中，仅有2%的人在某一天给孩子读过书。）从1984年到2025年，自称很少或从不为乐趣而阅读的13岁青少年比例从8%飙升至29%。孩子的年龄越大，越不喜欢阅读。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项目主任罗伯特·汤森德最近组织了焦点小组，询问高中生们对出于兴趣而阅读的感受。他告诉我，大多数高中生都觉得这种做法简直像外星人的行为一样陌生。
如今，就连社会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中，也有人觉得阅读似乎变得多余了。哈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支持助理主任玛格丽特·雷尼克斯告诉我，她曾与一位学生交谈，这位学生正苦于阅读一本用古英语写成的书。罪魁祸首竟是安东尼·伯吉斯1962年的小说《发条橙》。（这位学生借助ChatGPT将这本书“翻译”成了更易理解的语言。）不久前，一位哈佛社会学教授因课程评价中学生们抱怨所布置的密集阅读任务让他们深感不满而忧心忡忡，便请雷尼克斯到他的课堂上为阅读的重要性辩护。她不得不向美国最顶尖大学的学生们解释——这些学生修读的正是以书面观察、论证与分析为基础的学科——节选和摘要根本无法传达完整原文的深度与精妙之处。雷尼克斯告诉我，如今一些学生竟把阅读视作一种毫无必要的、令人不堪重负的知识获取方式。“通过要求他们阅读，”她说，“教授们实际上是在刻意限制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迫使他们必须通过这种更加困难的方式去获取知识。”
对于一家拥有169年历史的杂志的撰稿人来说，力倡阅读似乎未免有些自利之嫌。然而，在一个后读写时代，真正受损的并不仅仅是靠文字为生的人们。阅读不仅仅是一种技能，也不仅仅是众多交流方式中的一种。我们用来彼此互动的媒介，塑造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远古人类曾历经数千年仅以声音进行交流。而阅读与书写的出现，则彻底改变了整个社会。它不仅重塑了人们的意识与政治格局，还极大地拓展了人类所能达成的智力成就。阅读的衰落也将带来同样深远的影响：它将触及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思考，影响我们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甚至改变我们讲述自身文明历史的方式。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些变化其实早已悄然开启。
阅读从来就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人类并没有与生俱来的认知机制，能够将字母串成单词，并将其与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对应起来。为了学会阅读，人们不得不重新利用大脑中原本用于语言表达和物体识别的区域。这种阅读习惯最早出现于6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在随后的数千年里，大部分人口仍处于文盲状态。直到1440年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之后，识字才逐渐成为一种大众现象。
书面文字与口头语言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书写使信息脱离了传递者，从而能够以一种比口头社会更为冷静客观的方式传播信息。由于写下一句话所需的时间比说出来要长，写作迫使作者放慢脚步、仔细思考。书面语言往往采用比口语更复杂的句式和更丰富的词汇。而且，与言语不同，书面文字不会转瞬即逝、消散于无形。读者可以反复阅读同一段文字，从中发掘出新的意义与理解。正因为文字能够长久留存，人们即使暂时忘记了自己所写的内容，也能确信它不会永远消失。这为人们的头脑腾出了空间，使他们能够畅想新点子、实现新发现。
“在所有单项发明中，文字对人类意识的变革最为深远，”历史学家兼耶稣会神父沃尔特·J·翁在1982年出版的著作《口头性与书面性》中写道。他指出，识字创造了内在专注、持久聚焦以及逻辑推理的条件，从而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理性、线性和分析性思维模式。
翁引用了神经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卢里亚的案例研究。20世纪30年代，卢里亚曾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偏远村庄，当时农民们刚刚开始接受初级的读写教育。卢里亚在茶馆、野外营地以及傍晚的篝火旁与他的研究对象们会面。在那里，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旨在揭示文盲与识字农民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卢里亚对农民们说：“在遥远的北方，所有的熊都是白色的。新地岛就在遥远的北方。”随后，他询问他们：新地岛上的熊是什么颜色的？识字的农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一三段论推理。然而，那些不识字的农民却拒绝尝试，解释道：“我们从来没去过北方，所以根本没法回答。”看来，掌握识字能力似乎赋予了人们逻辑思维和抽象思考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识读文字而已。
后来的学者们会将这些新的思维方式部分归因于生活在识字社会中的其他方面，而不仅仅是阅读本身。但翁格的总体论点依然成立：印刷文化推崇篇幅较长、条理清晰的论证。“书写使言语凝固下来，从而催生了语法学家、逻辑学家、修辞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所有那些必须将语言置于眼前，以便看清其含义、发现其谬误并洞察其发展方向的人，”尼尔·波斯曼在1985年写道。阅读与书写的出现，乃是哲学、现代科学、作为一门学术事业的历史学以及艺术批评得以诞生的前提条件。
这些变化带来了极大的动荡。随着识字率在社会中普及，它推动了政治动荡与革命的爆发。在美国殖民地，爱国运动的领袖们利用报纸和小册子煽动反英情绪。“古代罗马和希腊的演说家只能向那些能够聚集在其声音传播范围内的公民发表演讲，”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82年写道，“如今，借助印刷术，我们能够向整个国家发声；而优秀的书籍与文笔精良的小册子则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借助印刷品构建了他们的新国家，并坚信，他们所设计的这套制度之所以能够奏效，正是由于公民们将成为见多识广的读者。富兰克林本人就是一位报纸出版人，还创办了美国第一家借阅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提升了美国人整体的交流水平，”他在自传中写道，“使普通商人和农民也变得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大多数绅士一样聪慧。” 早期，美国人逐渐将保持信息灵通视为一种公民义务，甚至是一种道德责任。
当然，新共和国并非总是能成为冷静分析的净土。开国元勋们在报刊上抨击自己的敌人，散布谎言以煽动民众反对对手。托马斯·杰斐逊的一位盟友甚至称约翰·亚当斯为“一种丑陋的雌雄同体人物，既缺乏男人的刚毅与坚定，也欠缺女人的温柔与敏感。”
阅读机会的获取也并不均等。长期以来，大量美国人无法通过联邦政府的识字测试——尤其是在南方，那里阻止黑人识字正是白人至上主义政府的一项核心政策。
但自一开始，文学便一直是许多美国人的娱乐、意义与情感联结的重要源泉。他们共享着源自《圣经》和英国文学的一系列共同参考。查尔斯·狄更斯深受美国读者的喜爱，以至于1842年他访问纽约市时剪头发时，大批仰慕者蜂拥而至，争相从理发师那里收集他的发屑。
19世纪，写信是一种艺术形式，即便是与至亲好友的通信，也往往采用优雅而正式的文风。“如今我们再看这些信件，会觉得很奇怪：一位南北战争时期的士兵给妻子写信，身上满是泥巴，却仿佛在用莎士比亚般的笔调书写，”哥伦比亚大学的语言学家约翰·麦克沃特告诉我，“你不禁会想：‘他难道不能对自己妻子放松一点吗？’但事实上，这正是他向她表达爱意的方式——就像送她一束玫瑰一样。”
塞缪尔·D·卢吉德曾服役于联邦密苏里志愿步兵第8团，该团曾参加希洛战役和维克斯堡围城战。1862年10月，他写信给妻子：“躺在战场上，身上沾满自己的鲜血，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眼睁睁看着威武的战马肆意践踏那些垂死与已逝的士兵，它们的蹄下毫无怜悯之心，这更是难熬。亲爱的妻子啊，近在咫尺却无法说上一句安慰的话；没有在世的姐妹或母亲，在那人类历史上最悲痛的时刻给予一丝抚慰。啊，这人性啊！啊，战争的种种恐怖！”
1962年，媒体理论界的宗师马歇尔·麦克卢汉预言，西方世界将步入他所称的“后文字时代”。在同年出版的《古腾堡星系》一书中，他指出，这样的时代其实早已开启——电子媒介正逐步取代书面文字。当时，全美已有90%的家庭拥有电视机，而仅仅十年前，这一比例还只有9%。电视正逐渐成为美国人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平均每个家庭每天花在电视机前的时间超过五小时。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似乎并未步入后文字时代。战后，这个国家以惊人的速度变得更加富裕、教育水平也显著提高。人们对书面文字的渴求以及对创作这些文字的知识分子的尊崇，似乎正蓄势待发，日益高涨。1964年，《时代》杂志的发行量已超过300万，该刊以封面专题报道了约翰·契弗——这位以描绘郊区社会病态的阴郁寓言而闻名的作家。文章《奥西宁的奥维德》开篇引用了一段来自《变形记》的长篇引文。在契弗的著名短篇小说《五点四十八分》中，主人公登上那列冠以标题的火车，迎接他的是一幅当时司空见惯、如今却显得格外陌生的景象：一节车厢里挤满了通勤者，他们正聚精会神地阅读着晚报。
然而，电视正在改变美国人的生活节奏与习惯。1985年，麦克卢汉的朋友兼弟子波斯特曼出版了《娱乐至死》一书。他指出，电视劫持了美国人的注意力，将政治变成了一种廉价的娱乐。“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呈现的是有趣的题材，而在于所有题材都被包装成娱乐形式，”波斯特曼写道，“电视已成为我们文化认识自身的主要方式。”当时，美国家庭平均每天观看电视的时间超过七小时，这一数字到2010年已升至近九小时。
如果电视挤占了阅读所需的那种安静时光，那么宽带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更是让这种状况几乎无从改变。不久之前，居家观看屏幕娱乐的内容还相对有限：节目总是在特定日期、特定时间播出。如果你想看一部老电影，就得穿上鞋，亲自去录像店。在那种环境下，书籍还能与之抗衡。至少有些人会关掉电视，在睡前读上几页书。
如今，娱乐已无边界可言。没有明确的界限——一档节目刚结束，下一档便无缝衔接。人们看电视时手里还拿着手机，一边刷社交媒体，一边与朋友发短信。据报道，Netflix已要求导演和编剧假定观众并不专心，并不断提醒观众剧情进展。在这种环境下，人们若想认真阅读，就得格外坚定；但大多数人却并非如此。
当人们真正开始阅读时，可能会发现自己的信息吸收量减少了。这一点在使用手机阅读时尤为明显。无休止的滚动、超链接和通知会诱使人们进行浅层阅读，不断吸引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别处。研究表明，与纸质书相比，人们在数字设备上阅读时的理解力会降低，这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层出不穷的干扰因素所致。如今，要全神贯注、长时间地专注于一段文字，似乎成了一种难以企及的要求。有声书已成为纸质书的一种热门替代选择，部分原因就在于听书能够实现多任务处理：你可以在洗碗或开车上班时同时“阅读”。
面对注意力持续缩短、理解能力日益下降的现状，人们本以为学校会抵制那种倾向于短篇阅读和浅层理解的冲动。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学校反而推波助澜。202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初中和高中英语教师每年布置的书籍数量为零到四本。历次教育改革浪潮促使各学区更青睐短篇阅读材料而非整本书籍，以便更好地模拟选择题形式的阅读理解考试。如今，许多最受欢迎的学校课程都以节选内容为主。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科罗纳市的一所小学的校长安妮玛丽·科尔特斯告诉我，不少管理人员正指示教师不要布置整本书籍；他们要求教师开展针对性的阅读训练，只选用短小精悍的节选内容。
与此同时，数字设备已大量涌入美国的课堂。在《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中，超过80%的小学教师表示，学生在进入幼儿园时便已领到了学校发放的电子设备。在德克萨斯州邓肯维尔一所学前班任教的卢皮塔·维亚洛博斯告诉我，学区为每位学生配备了平板电脑，供他们在校期间使用。她曾阻止学生们使用这些设备，因为她深知孩子们在家花在上面的时间有多长。“我曾经有个学生，刚上学时反应特别强烈，”她说道，“通常情况下，学生头一两周可能会哭着说想妈妈。但这位学生却哭着要她的平板电脑。”
不久前，人们至少还会上网读点东西，但这种状况正在迅速改变。曾经以文字为主的社交媒体，如今已被短视频浪潮席卷。TikTok、YouTube Shorts和Instagram Reels等平台在注意力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受到年轻人的青睐。根据研究代际变迁的心理学教授让·特文吉最近的一项数据分析，到了八年级时，平均每个孩子每天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已高达四小时半。而在这大半的时间里，他们似乎都在观看视频，而且常常是两倍速播放。甚至连短信也逐渐呈现出口语化的特征：人们用全大写字母来表达强烈的情绪，同时刻意回避正式标点符号——如今，这些标点符号反倒显得生硬甚至严肃。和许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样，我和朋友们早已不再频繁发短信，转而更喜欢互相发送语音录音。
书面文字历经数千年，一次次战胜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其韧性显而易见。阅读率或许会波动，但乐观主义者认为，从历史的长远来看，全球普及识字是大势所趋。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马丁·普赫纳研究文学如何塑造历史。他用数十年时间追溯通信技术的变迁及其引发的种种恐慌。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对有关阅读终结的担忧持怀疑态度。“如果书写技术变革的漫长历史教会了我什么，我想那就是：我们应始终抵制那种末日般的悲观论调，”他告诉我。
然而，就连普赫纳如今也认为，末日般的局面已然到来：重返文字时代、远离视频，似乎已变得极其不可能。或许，麦克卢汉和波斯特当初预言我们的社会将步入后文字时代，并非错判——他们只是预测得稍早了一些。半个世纪前，这些理论家所构想的世界，如今已然降临。而文字时代，终将被证明不过是口头时代与数字时代之间短暂的过渡阶段。
阅读塑造了现代人的思维。而阅读的消失，也将重塑我们的思维。认知科学家们正逐渐开始理解，这些变化可能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我向十几位认知科学家询问：当我们停止阅读时，大脑会发生什么变化？其中几位对我的这个初级问题感到颇为好笑。“你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会改变大脑，”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丹·威灵汉告诉我，“真的，哪怕只是读一个字，也会至少让大脑发生几个小时的变化——而且，如果你懂得如何准确测量，这种影响甚至能持续更久。”他试图宽慰我：既然一切都会改变大脑，那么几乎没有任何单一行为会显得特别重要了。
但如果你总是用一种行为（阅读一个单词）去替代另一种行为（观看一段Instagram短视频），又会怎样呢？神经科学领域最可靠的发现之一便是：人脑会熟练掌握自己反复练习的技能。如果我们把大量时间都花在短视频上，而不是用来阅读书籍，我们的阅读能力就会逐渐退化。我们积累的背景知识也会减少，从而影响理解力。当然，目前尚不存在大规模自发性文盲的风险，但阅读所培养的那些复杂认知能力却开始慢慢衰退。心灵这座“图书馆”也渐渐荒废了。
阅读书籍是对注意力集中力的一种锻炼。你读得越多，阅读就越轻松，收获的新理解也越多。最终，这个过程带来的愉悦感会超过挑战感。然而，正如身体锻炼一样，反之亦然：你读得越少，阅读就越困难，获取知识的道路也越崎岖不平。
社交媒体带来即时满足感。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儿科教授约翰·哈顿将刷抖音比作实验室里的大鼠按下一个按钮后获得一剂可卡因：久而久之，你唯一想做的就是不停地按那个按钮。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心理学家格洛丽亚·马克告诉我，2004年，人们在屏幕前的平均注意力持续时间为两分半钟；到了2012年，这一时长已降至75秒；而五年前，更是降到了约47秒。“我们逐渐习惯于内容快速变化，”马克说。
观看视频是一种比阅读更被动的参与方式。赫顿最近采集了3至5岁儿童的大脑影像，记录他们在以不同形式接收故事时的大脑活动。当孩子们观看故事的动画视频时，他们大脑中与想象力相关的区域的活跃程度，大约只有听音频录音并同时观看静态插图时的一半。此外，孩子们在观看视频时，大脑中的小脑——这一与学习密切相关的脑区——的使用也减少了。“他们其实不必那么费力地调动想象力，因为屏幕上已经呈现出了具体的情节，”赫顿告诉我，“相比看插图，大脑在理解并从动画视频中获取信息时，所付出的努力要少得多。”
悖论在于，尽管视频所包含的信息量远超文字——不仅有语言，还有声音和动态影像——但它却并不能激发更深入的思考。恰恰相反，视频一次性向观众抛出如此大量的信息，以至于人们很难专注于其中任何单一内容。画面不断切换，无论观众已经注意到了多少、理解了多少，都无济于事。很少有人会停下来，回放视频以反思自己可能错过的细节。
如今的年轻人从未经历过一个没有无处不在的短视频的世界。在其他研究中，哈顿发现，屏幕使用时间较长、阅读时间较短的儿童，其与执行功能和语言相关的脑区白质发育得不够完善。这表明，他们不太习惯于运用这些技能。哈斯金斯全球识字中心的本杰明·鲍尔斯告诉我，学生们进入小学时，往往缺乏专注力，对脑力劳动的耐受性也较低。“在课堂上，这种现象表现为：学生能够解码或提取信息，却难以理解需要推理、综合或在较长篇幅文本中保持思路连贯的内容，”他说道。
在一项针对三至八年级教师的2024年调查中，超过80%的教师表示，自2019年以来，学生的阅读耐力有所下降。过去七年里，ACT考试的阅读和英语部分得分持续下滑，目前已降至三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SAT考试的阅读与写作成绩同样出现下降，尽管管理人员已缩短并简化了用于评估阅读理解能力的文章内容。
当这些学生进入大学后，他们的教授们发现，不得不教他们如何理解文本——换句话说，就是如何思考。“我用德语授课，因此我们一直习惯于教他们如何阅读，而这一点如今英语系的老师们也逐渐意识到，他们同样需要这么做，”布朗大学德语研究教授乔纳森·法因告诉我。“在你甚至还没来得及问‘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什么？’之前，首先得弄清楚：‘这到底是不是反讽？’、一个比喻可能意味着什么——总之，就是要让他们仔细琢磨每一个单词和语法结构，从而注意到所有细节，这样他们才有望最终建立起更宏大的关联。”
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夸张，但高等教育几乎肯定将不得不更多地侧重于补救教育。2024年发表的一项针对堪萨斯州两所地方性大学英语专业及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学生们阅读狄更斯《荒凉山庄》的前七段。这部小说讲述了贾恩戴斯家族成员因遗产继承问题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的故事。小说开篇写道：
伦敦。迈克尔节学期刚刚结束，大法官正坐在林肯律师学院的大厅里。十一月的天气阴冷难耐。街道上泥泞不堪，仿佛大地上的水才刚刚退去一般；若真遇上一只体长四十英尺左右的巨龙蜥，笨拙地像一头大象般的蜥蜴般摇摇摆摆地爬上霍尔本山丘，也丝毫不足为奇。
研究人员引用了学生们对这段文字的解读尝试。“就是说，嗯，泥巴全都堆在街上，而我们呢……不，总之，所有东西都好像被冲来冲去，我们说不定能找到巨龙蜥的骨头呢，可他却说它们正一摇一摆地往山坡上走呢，”一位学生说道。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受试者将这些修辞手法字面理解，由此推断出恐龙曾在19世纪的伦敦街头漫步。狄更斯接着描写大法官时写道：“一位留着浓密胡须、嗓音细弱、且口若悬河的大律师正在向他致辞。”另一位学生则将这段文字理解为：“是在描述他在一间屋子里，旁边似乎还有一只动物？浓密的胡须？是猫吗？”
学生在面对不熟悉的参考内容时遇到困难，这并不令人意外。但研究人员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整个互联网的访问权限。如果他们愿意，完全能够查找到“米迦勒学期”、“大法官”或“林肯法学院大厅”等信息。然而，学生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弄清楚自己不理解的内容，或者干脆懒得去尝试。大多数学生并未意识到，这段文字描述的场景其实发生在法庭上。只有5%的学生对所读内容有着准确而详尽的理解。
这些变化并不仅限于大学校园。从2006年到2018年，美国成年人解答逻辑问题、有效推理以及分析模式的能力均有所下降。此外，与半个世纪前受教育程度相当的成年人相比，如今的美国成年人词汇量也普遍偏小。近期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代际间持续上升的弗林效应——即平均智商稳步提高的现象——在过去二十年里已出现逆转。西北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德沃拉克告诉我，目前平均智商每十年大约下降三点。
认知上的转变并非全然负面。德沃拉克的研究发现，美国成年人在某些空间推理能力上正不断进步。后文字文化或许蕴含着我们尚不了解的种种优势。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曾著名地指出，文字的出现“将在学习者的心灵中催生遗忘，因为他们不再运用自己的记忆；他们转而依赖外在的文字符号，而不再依靠自身去铭记”。他的确言中了这一点。然而，正如媒介理论家安德烈·米尔所观察到的，尽管文字削弱了个体的记忆力，却促进了社会集体记忆的提升。
那些从小就将大脑与无休止的视频流相连的一代人，是否正在孕育某种新颖却迄今尚未被察觉的认知天赋呢？或许吧。但眼下，阅读量的下降似乎正催生一种更不理性、缺乏分析能力且不够精深的思维模式。很难看出这种转变有何可取之处。
1982年，沃尔特·J·翁观察到，现代文明正步入一个“二次口头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曾经识字的社会重新回归到一些前文字文化所特有的传统。由于口语一旦说出便随即消逝，口头文化格外重视重复，以帮助人们记忆。在口头社会中，吟游诗人惯用固定短语和记忆技巧来理清思路。正如翁所言，他们热衷于使用修饰语和“对身体暴力的激情描述”，因为冲突比冷静的讨论更令人难忘。演讲者无法像作家那样修改自己的言辞，因此他们往往一往无前，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即使后来自相矛盾，他们也不指望听众能记得自己先前说过的话。意义的归属取决于说话者的身份，而非任何客观真理的概念。
唐纳德·特朗普不太可能深入了解过“口头性与文字性”这一概念。但如果他真的了解了，或许会从翁格的描述中认出自己。特朗普的沟通方式完美契合于一个口头社会。他惯用各种绰号——“低能杰布”、“小马可”、“瞌睡乔”——这些绰号既好记又便于重复。他常常自相矛盾，仿佛根本不存在自己先前说过的话。甚至他的书面表达也几乎与口头讲话难以区分。（这其实很合理；据称，特朗普更喜欢口述而非写作。）他发表在网上的帖子充斥着别具一格的标点符号、大写字母和感叹号。许多帖子都是表情包，文字寥寥无几：其中一张图片展示了一艘美国军舰用激光束击中一架伊朗飞机，配文是：“激光：叮叮叮，没了！！！”
特朗普是我们首位后识字时代的总统。很难想象，他竟然能当选一个主要靠文字传播信息的国家的领导人。在2024年大选前夕，NBC新闻对1000名选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阅读报纸的受访者中，乔·拜登领先49个百分点。特朗普开创了一种沟通方式，巧妙地利用了我们这个心神不定、争执不断的时代。“许多人——尤其是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把他视作一位政治革命者，”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名誉传播学教授罗德里克·哈特告诉我，“而我更倾向于把他看作一位修辞革命者。”
在1985年出版的《无处可归》一书中，媒介理论家乔舒亚·梅罗维茨指出，电视及其他电子媒介向美国人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有关潜在领导人的各类新信息。以往，印刷媒体仅让公众接触到政客们经过精心修饰的言辞；而视频则让美国人得以亲眼目睹总统们出汗、打喷嚏和结巴的样子。他告诉我，选民开始关注“约会标准”，而非“履历标准”。
“如今，当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常需要‘外表光鲜、言辞动听’，而非‘文笔扎实、逻辑严谨’，”梅罗维茨在《毫无地域感》一书中写道。他预言，印刷媒体的衰落与电子媒体的兴起终将促使人们转向民粹主义领导人。人们会避开权威与体制，转而青睐那些能在电视上表现得出色的候选人。他的这本书出版不久后，时任前演员的罗纳德·里根便成功连任。
“我最近重读了那本书，越读越觉得：天哪，这本书如今竟比当初我写它时还要贴切得多，”梅罗维茨说道。社交媒体平台为美国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密切关注自己代表们的每一步行动。这些平台的算法更青睐简单直白、煽动性强且能引发强烈情感共鸣的内容，而非复杂多元、注重细微差别和严谨论证的资讯。那些与民间政治观念相契合的观点——比如所有政界领袖都同样腐败、移民抢走了工作、政策难题总有简单易行的常识性解决方案——正在取代来自各领域专家的真知灼见。
左右两派的政治人物都已学会如何利用这些新平台。倾向保守的曼哈顿研究所所长雷汉·萨拉姆向我描述了这一现象：“你只要给公众找出一个敌人，就能实现两极分化，”他说道，“你根本不允许存在任何细微差别，因为在权力斗争中，细微差别只会带来混乱。”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鼓吹对体制和精英阶层不信任的政客反而更容易得势。“你营造出一种幻象：其实一切真的非常、非常简单，只需一位极具魅力的人物，就能取得视觉上和情感上都极具冲击力的胜利，”萨拉姆说道。而这正是建国先贤们所希望广大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能够识破的那种蛊惑人心的煽动者形象。“当你审视我们的宪政秩序及其原本的设计初衷时，就会发现它与这种做法完全背道而驰，”萨拉姆表示。
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从定义上讲，自由世界必然是识字的。”而其反面似乎也同样成立。
如果特朗普是首位后识字时代的总统，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位。曾参与策划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竞选活动的政治战略家大卫·普劳夫近日指出，候选人每天应专注于内容创作。他建议，将每一个想法都精简到足以让沉迷于屏幕的选民集中注意力的短小程度。“如果连一条Instagram帖子或一段10秒的TikTok视频都难以传达，那就得重新构思了，”普劳夫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这或许的确是对后识字时代如何开展竞选活动的良策。然而，若以此作为践行知情自治的方式，则无异于自掘坟墓。
我甚至还没提到人工智能呢。如今，诸多数字技术抢占了人们的注意力，让专注阅读几乎成了天方夜谭。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则是首个威胁到写作这一人类活动持续存在的工具。
写作很难。奥威尔曾将这种体验比作“一场漫长而痛苦的疾病”。人工智能却承诺提供一种简便的解决方案。然而，问题在于，写作并不仅仅是将已成型的念头誊写下来——如果真是如此，写作又怎么会难呢？写作正是人们理清自己想法、并设法将这些想法传达给尚未与自己有相同见解之人的过程。乔治城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卡尔·纽波特指出，写作的过程迫使人们以条理清晰、逻辑连贯的方式思考。它能暴露出那些思路松散、推理粗糙之处。而将思想转化为文字、句子和段落所需投入的时间与专注力，更能让作者建立起新的联系，发掘出全新的洞见。
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再真实不过了。我的工作就是写作。恕我冒犯奥威尔，与面对一张空白纸相比，患上一场痛苦疾病的前景反而让我少了几分恐惧。然而，奋斗的过程却充满满足感。正是通过写作，我才得以打磨并使那些尚未成形的念头变得清晰而严谨，从而获得全新的领悟。通过审视自己的论点，剔除那些缺乏说服力的部分，我最终会找到那些真正站得住脚的观点。写作之所以艰难，正因为它意味着作者在不断学习。如果人工智能消除了这种挑战，也就同时抹去了学习本身。
早期研究指出，当人们借助人工智能进行写作时，正是如此：这一过程更加轻松，产出的质量往往也优于个人独立创作的成果。然而，这种便利却以牺牲心智发展为代价。巴西一项研究发现，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的本科生，在一次突击测试中的表现明显逊于未使用人工智能的学生。即使面对那些需要深度思考和付出努力而非单纯知识储备的问题，这些学生的表现也落后于同龄人。另一项针对英国数百名个体的研究则表明，频繁使用人工智能完成认知任务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呈负相关关系。
现代生活对繁琐的书面工作提出了大量需求。其中一些任务的确可以低成本地交由机器完成。然而，长期研究新技术历史应用的职业经历让纽波特深信：几乎不可能通过自动化彻底消除一个问题，而不引发其他新问题。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以为，自己只是在用某种工具来绕过一项枯燥乏味的日常事务。“可随后却出现了种种始料未及的次级影响，”他告诉我。电子邮件本应成为传真、电话和会议的更便捷替代品。然而，回复邮件本身却成了一项耗时巨大的额外负担。这些未曾预料到的后果最终改变了我们的思想生活。
在这样一个大部分人口都借助人工智能来规避写作的世界里，深度思考的能力将变得愈发稀缺，同时也将变得愈加重要。人工智能正催生海量的文本内容。自ChatGPT问世的2022年以来，亚马逊每月新出版的图书数量已激增至原来的三倍。在同一时期，科学期刊的投稿量也大幅攀升。其中许多稿件至少部分是由人工智能撰写的。
人工智能生成的文稿清晰流畅，颇具专业水准。即使在面对人类与人工智能分别撰写的文本时，连文学硕士候选人也表现出更青睐机器作品的倾向。然而，尽管人工智能写作令人赏心悦目、信服力强，但它同时也缺乏原创性，常常不够准确，甚至两者兼而有之。因此，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具备敏锐的辨别力和深刻的理解力。他们必须清楚自己所想，并懂得如何做出独立判断。而这些恰恰正是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削弱的核心能力。
面临的风险，绝不仅仅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人们过度依赖人工智能代为写作，就可能丧失质疑甚至形成自己观点的能力。而这些恰恰是人类最本质的特质。“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些，”纽约大学哲学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告诉我，“我们就不再是如今这种人类了。我们会变成截然不同的存在。”
一百二十六年前，《大西洋月刊》发表了阿瑟·里德·金博尔的一篇文章，文中描述了“现代美国生活中最严重且无人质疑的变革之一”。美国公民的写作能力和深度思考能力正遭受威胁。那么，口才与持久专注力的敌人究竟是谁呢？正是报纸。在《新闻业的入侵》一文中，金博尔指出，每日出版的报纸凭借其体育版面、八卦专栏、杂项内容以及俚语，正在逐渐取代书籍和文学杂志的地位。他甚至认为，即便是那些声称阅读报纸是为了了解华盛顿或欧洲重大事件的人，也首先会转向“某个有趣‘故事’——也许是一则奇特的自行车冒险，也许是抓获一名狡猾的小偷”。
在报纸出现之前，小说曾被视为对良好阅读习惯和道德修养的威胁。托马斯·杰斐逊认为，阻碍女性接受教育的最大障碍之一，便是她们对小说的热衷，这种热衷会诱使她们远离“有益身心的阅读”。他写道，一旦女性迷上了小说，“就再也无法吸引她们的注意力，除非这些小说披上种种奇思妙想的外衣。”
那些倾向于轻视当前阅读危机的人，往往会援引这一悠久传统：即斥责某种新技术或媒介分散注意力、贬低美国民众。或许，126年之后，这篇短文也会被视为又一场徒劳无功的杞人忧天。回顾这些哀叹，我注意到，那些对旧有模式最为执着的人，往往也是最急于预言一切将不复存在的群体。
至少从某些指标来看，图书市场依然蓬勃发展。去年，纸质书的销量比十年前还要高。巴诺书店新开设了60多家门店。2025年，近400家独立书店应运而生。Substack平台上，长篇写作的订阅量激增。杜阿·利帕和瑞茜·威瑟斯彭等名人利用自身的名气与影响力，成功创办了广受欢迎的读书俱乐部。有声书已发展成为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
但乐观主义者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数据线索：在日益减少的人口中，阅读文本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去年，仅有20%的成年人阅读了超过80%的书籍总量。“这正逐渐演变成一种小众爱好，就像集邮或养兰花一样，”罗格斯大学的阅读史学家莉亚·普莱斯告诉我。如今，读者每天花在阅读上的时间比二十年前还要多。他们对纸质书的热情甚至似乎超过了他们的前辈。然而，那些全身心投入阅读、从文字中获取文化理解与思想共鸣的人，如今已成为一个亚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你正在阅读这篇文章这一事实，几乎可以肯定地表明，你正是这个亚文化的一员。
既然阅读已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它便能作为一种身份标识发挥作用。当你在火车上看到有人正津津有味地读着纸质书时，这种场景仿佛成了一种无声的宣言。或许无可避免地，这类“宣言”如今成了网络上被调侃的对象：如果你在公共场合过于张扬地展示一本书，很可能就会被指责为“表演式阅读”。这种标签暗含着一种预设——对方不过是想刻意彰显自己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高雅的文学品味——否则，又何必大费周章地随身携带一本书呢？
我们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当社会首次从口头传播转向文字书写时，只有极少数人识字。作为掌握这一宝贵技能的唯一群体，他们占据了特权地位，并因其工作而获得丰厚报酬。在亚历山大图书馆，驻馆学者们居住在城市的王室建筑群中。
如今，阅读再次成为少数人群的专属活动，而读文识字所享有的社会地位也已大不如前。那些尚存的读者被边缘化、遭人嘲笑，在许多方面甚至显得毫无意义。对大多数人而言，从事与文字相关的职业无异于走入经济上的死胡同。过去二十年间，报纸行业的就业人数锐减了75%。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岗位的空缺也在持续减少，且幸存下来的职位中，能获得终身教职的更是寥寥无几。2024年，仅有8%的大学毕业生获得了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学士学位。同年，英语和历史两个学科的学位授予量较2012年减少了40%。历史学家们私下里忧心忡忡——在各种研讨会和学术会议上，他们常常低声议论：自己或许将成为最后一代能够系统性地研究过往的学者。
如今，很难想象一位深受大众喜爱的文学人物会登上数百万美国人阅读的印刷型新闻周刊的封面。这样的角色早已不复存在，同样，那些广为读者所追捧的新闻周刊也已不复往昔。相反，许多美国人正以身为后识字者为荣。特朗普总统曾谈到自己偏爱以要点形式呈现的简报，助手们也表示他喜欢图片和图表。全球最富有的人们纷纷炫耀，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无非是X平台上的帖子、播客以及与聊天机器人的对话。那些渴望财富与影响力的年轻人，也被鼓励效仿他们的做法。
文化和经济权力往往流向那些善于运用最热门通信技术的人。如今，这类人包括主播、播客主和网红。乔·罗根所拥有的观众规模，是记者们只能梦寐以求的。他在Spotify上的粉丝超过1400万，在YouTube上的订阅者则超过2000万。MrBeast是一位YouTube博主，他精心策划各种大型噱头，比如真人版《鱿鱼游戏》，其视频经常能收获数亿次观看。像IShowSpeed和TheBurntPeanut这样的游戏直播主，更是国内最受欢迎的媒体人物之一。这些名人塑造着年轻人的志向与谈论话题，甚至影响着他们的言谈方式。
书籍曾是知识、记忆、智慧与道德的重要源泉。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告诉我，这些书籍由老一辈人撰写，以垂直传承的方式代代相传，将文化传递给年轻人。而如今，信息却以水平方式流动，从年轻人传向年轻人。这种动态趋势使像MrBeast和TheBurntPeanut这样的网红成为美国文化的守护者。阅读的衰落并未彻底颠覆世界，而是让世界侧身而行。
年轻人渴望从事能让自己跻身精英行列的工作——而如今，这意味着步入成年的人们都想成为网红。2023年晨间咨询的一项调查发现，近60%的Z世代受访者表示，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愿意成为一名社交媒体达人。美国学校图书馆员协会的阿曼达·科德利斯基也是一位图书管理员，她任职于俄克拉荷马州，并为学生们搭建了录音棚。“播客如今是最热门、最受欢迎的潮流。我哪怕买上一百万支麦克风，依然会有排队等候进入音频实验室的情况，”她告诉我，“每个人都想当网红。”
9月，雪城大学成立了创作者经济中心，并将很快推出面向有志成为网红的学子们的首个辅修专业。“这一中心直击当前及未来学生的抱负，”该大学纽豪斯公共传播学院院长马克·J·洛达托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它旨在与学生们所处的现状紧密对接，并帮助他们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并引领潮流。”
那个世界的到来尚无定数。一些人已经意识到我们正在放弃什么，于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近二十多个州已在上课期间禁止使用手机。自德克萨斯州的禁令于上一学年伊始生效后，达拉斯的一个学区图书馆的图书借阅量比前一年增加了20万册，增幅接近25%。芝加哥郊区的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全美英语教师委员会成员雷克斯·欧瓦耶告诉我，他注意到针对节选内容的抵制情绪正在抬头；一些教师甚至开始将整本书重新纳入教学大纲。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执行馆长费尔顿·托马斯二世表示，该馆最年轻的读者群体已与老年读者一道，更青睐纸质书籍而非电子版。如果这些对抗后文字文化的行为看似徒劳无功，那么那些坚持抵抗的人也绝不会因此而蒙受损失。
我成长于后识字时代。我出生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不久之后，一年级时正值iPhone发布之际。七年级时，我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部手机，并立刻注册了一个Instagram账号。如果你提到任何与互联网相关的内容——哪怕只是随便一提——我几乎（令人遗憾地）总能听懂。我对这个以阅读为基础的世界的大部分了解，都源自我读过的书。
我有幸成长于一个热爱阅读的家庭。几乎每晚，爸爸都会给我读书，一直读到我上中学。（作为一位情绪化女儿的父亲，他常常不知道该对我说些什么。但当我们一起读书时，他却能借别人的词句来表达。）我的大姐姐们迫不及待地想把我拉进她们的读书俱乐部。我们最爱的书是《厢车里的孩子们》，讲的是四个孤儿兄妹在一辆废弃的火车车厢里安家的故事。书中，孩子们刚找到食物和栖身之所，两个姐姐就决定教年幼的弟弟识字。她们用木片刻出字母，再用黑莓汁当墨水。当我10岁时，妈妈把她的童年读物——《兔子山》和《约翰尼·特雷梅恩》传给了我。她当初拿到这两本书时，还在内封页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来，我也在上面添上了自己的签名。
高中时，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我应该读一读经典名著。我的老师们总是推荐他们最爱的书籍。我渴望分享他们的智慧，理解他们书中的种种引用。于是，我硬着头皮读完了《简·爱》，又深深迷上了《安娜·卡列尼娜》。尽管阅读时我独自一人，可我却并不觉得孤单。这些书里蕴藏着历代先贤的智慧。正如詹姆斯·鲍德温在1963年的一篇《生活》杂志专访中所说——那正是他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后仅一周的采访：“你以为自己的痛苦与心碎是前所未有的，可当你开始阅读时，你才发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教会了我：那些最折磨我的东西，恰恰也是将我与所有活着的人、乃至所有曾经活过的人紧密相连的东西。”那一刻，我仿佛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条绵延不绝的知识与文化传承之链中。
从那以后——我也不太确定具体是哪一年——这个习惯渐渐淡去了。这种变化很微妙：我变得越来越忙，睡前不再读书，而是开始刷手机。每翻几页，我的注意力就开始涣散。就算读得少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也没人会过问我的进度。而且那些书总在那里，我随时都能再拿起它们来读。
当亚历山大图书馆消失时，其卷轴上所记载的知识也随之永远湮灭。我们只能推测埃拉托色尼和欧几里得或许还写过些什么。那些文字如今已化为尘土。然而，这样的悲剧在今天绝不会重演；如今，这座宏伟图书馆中的所有文字，都可存储于一枚小小的电脑芯片之中。如今，即便是最冷门的学术专著，也早已被扫描并数字化。谷歌图书与互联网档案馆所构建的数字图书馆，其规模之宏大令人难以想象。我们只需轻点几下键盘，便能轻松抵达这些数字宝库，而无须再踏上那趟充满危险的跨地中海之旅。它们的文本几乎不会因潮湿或鼠患而受损。
但冷漠的威胁依然存在。我们正在失去的，是阅读那些文字的能力与意愿。我们继承了海量令人惊叹的信息与智慧。至于如何运用这份遗产，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本文作者：罗斯·霍洛维奇是《大西洋月刊》的专职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