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六根 2026-4-10
文 | 陈杰
谈恋爱的时候，谈谈《走向未来》
今天的网友可能难以想象40年前——1980年代的买书狂热，“从半夜就开始排队，等到新华书店早上一开门，玻璃柜台马上就被挤烂了，很多书几乎当场就决定再版。”人们抢购的是一套封面黑白两色、小32开本的丛书《走向未来》，这一场景是这套丛书的编委之一刘东记下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说起，那时在大学校园里，但凡自己觉得有点深度的人，一定是看过《走向未来》丛书，谈恋爱的时候，谈谈《走向未来》，那事情基本上就成了。
《走向未来》等一类思想性丛书掀起的热风吹遍全国。当今中年以上的网友，或多或少都读过其中的几种，留在书架上。也有不少忠实的书友收集了全套丛书，留下一个时代的记忆。
据《中国出版年鉴》1988年版统计，仅1986年至1987年间，全国出版各类丛书已达1500余种之多。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推出系列丛书，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都可以找到一部甚至几部相应的系列丛书。（彦子：《“丛书热”面面观》，《湖北社会科学》1987年第11期）
1980年代出版丛书是创造一流思想产品的优选路径，一套套丛书就是留存的一座座学术纪念碑，优秀的思想性丛书影响何止一代人。
“人的现代化”，最响亮的声音
《走向未来》丛书出版单位是四川人民出版社，自1983年4月筹备，1984年2月开始第一批出版12种，甫一问世，备受关注，名声远播，被业内称为“一件有纪念意义的大事，标志着中国出版发展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方鸣 陈沙 余亦赤：《“丛书热”三人谈》，《出版工作》1988年第7期）还曾被写入四川省改革开放大事记。
1980年代初，人们对用陈旧知识理论、僵化思想方法、单线条公式化说教解释纷繁复杂新问题的社科、政治类读物，十分不满以至厌倦，读者不愿读，作者不愿写，卖者不愿卖，编者不愿编，迫切需要新鲜、有开拓性、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理论、知识和科学方法的书籍。这是个思想解冻的时刻，中青年一代从“文革”浩劫的噩梦中苏醒，产生一大批文化的饥渴者和盗火者，《走向未来》等一批思想性丛书应运而生。
《走向未来》丛书跨越古今中外，覆盖交叉多学科，注重科学思想方法和新兴边缘学科应用，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气魄”，5年累计出版74种，以本土著作为主，占50种；译著为辅，占24种。
李辉称，《走向未来》丛书都是过了20年、30年后来看，依然让人觉得是有生命力、有针对性的书。（胡洪侠、张清主编《1978-2008私人阅读史》，第72页）
“人的现代化”，从1980年代至今中国人最响亮的声音！
声音响起，与《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有关，这一概念为中国人熟稔从本书开始。它是由南开大学哲学系的殷陆君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英格尔斯的著述《走向现代化——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编译，回答了人们怎样做一个现代人的疑问，198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82500册。
它勾勒了一个现代人的特征：准备和乐于接受未经历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思路开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效率……共12种，让人们比较、测量、效仿。“做一个现代人”是1980年代乃至今天人们最强烈的渴望。
以“人”为标题的《走向未来》丛书还有三本，即李平晔著《人的发现——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1983.11）、张猛、顾昕、张继宗编著《人的创世纪——文化人类学的源流》（1987.6）、金观涛著《人的哲学》（1988.5）。其中，李平晔的《人的发现》是丛书的第一本，它讲的是被恩格斯称为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宗教改革，书中说，宗教改革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且也是一场经济革命、一场思想革命。历史上，理论革命往往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它为政治革命提供外衣和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政治革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着更大的作用。这一强音呼应着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启程。
网友们或还记得同期火爆的丛书有一本以“人”为题的作品，即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中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的《人论》，1985年12月第1版，1986年9月第4次印刷，印数163700册，之后不断加印。据甘阳说，一年印了24万册。为什么畅销？就是因为这个书名《人论》！经历“文革”劫难后人们最热衷谈人、人道主义，所以热销“完全是阴差阳错”。（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第203页）
卡西尔是现代西方重要的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人论》是他生前出版最后一部著作。围绕“人是什么”主题，卡西尔旁征博引，独树一帜地提出了“人是符号动物”的观点，人具有创造“理想世界”的能力，人的本质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活动。一本很专业的哲学书，成为相见恨晚的热销书，足见人们对“人”的无限向往。
《走向未来》丛书有两本直接以“现代化”“现代”为题的比较现代化著述，一本是美国学者C·E·布莱克著、段小光译、刘东校的《现代化的动力》（1988.3），布莱克将现代化定义为“反映着人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有些拗口，布莱克强调政治领导在一个国家现代化转型中的决定性作用，划分出政治现代化的7种范型。另一本是中国学者钱乘旦、陈意新著《走向现代国家之路》，1986年， 钱乘旦开始涉足一个新的领域——现代化研究。他认为，中国人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最终认同“现代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现代化”概念，并讨论是否需要现代化。后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历经磨难，现代化目标一再受挫，直至“文革”结束，现代化才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的愿景。作者比较了19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指出西方国家政治发展有三种模式：英国改革、法国革命和德国帝国道路。1987年3月第1版首次印刷99500册。
《人的现代化》的编译者殷陆君的人生就是“人的现代化”故事。1977年恢复高考，只有初中学历的他从新疆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师从方克立教授，像“求知饥饿征”的学生一样到处“蹭课”，特别是外教的新课，1983年，《走向现代化》的原作者英格尔斯首次访华，到南开大学为社会学硕士班讲授“现代化社会学”（即“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殷陆君很有可能接触过英格尔斯，殷陆君是全校闻名的才子，编译《人的现代化》完成在南开校园。时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就读，记不清当时向殷陆君要过什么资料，他竟在午休时跑到学生宿舍送来，挺拔的身材，温煦的笑容，可亲的兄长，永留记忆深处。
1980年代中期殷陆君赴美留学，在斯坦福大学研究比较宗教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在路易斯安纳大学任教。1988年5月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理解的命运——解释学初论》，第1版开印15000册，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系统介绍西方解释学，署笔名“殷鼎”，以致迄今有网友不知“殷陆君”和“殷鼎”为同一人。
此后殷陆君重返斯坦福大学读MBA（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以“殷鼎博士”身份进入商界，担纲喜来登酒店和假日酒店集团亚太区总裁，后回国出任上海新天地总经理，主持过北京前门大栅栏区改造工程和杭州西溪湿地公园规划建设，精心打造“城市文化遗产精品酒店”上海首席公馆。但他说，“我首先是个知识分子。”一位才华出众的学者，转身为职场首席执行官，直接参与历史的文化形态的现代转化，这不是“人的现代化”的一个样本吗？痛惜，2013年5月，殷陆君英年早逝！
李泽厚“有胜于无”引发的争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美学译文》丛书，丛书发起人及主编是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他在1980年12月写就丛书序说，科学的发展必须吸收前人和当代的研究成果，不能闭门造车。目前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地将国外美学著作大量翻译过来。有价值的翻译工作比缺乏学术价值的文章用处大得多。他的倡议得到专家和出版社的热情支持，筹备出一套以迻译近现代外国美学整本著作为主的《美学译文》丛书，只要是有学术参考价值的，便都拿来，尽量翻译，有的译著前加一分析性的介绍序文，消化吸收交给读者去作。
李泽厚认为，博采众家之长，不拒一得之见，批判改造对方，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所译的书尽量争取或名著或名家，或当年或今天具有影响的著作。译文大都出自中青年之手。读者极需书籍，许多人不能读外文书刊，或缺少外文书籍，与其十年磨一剑，慢腾腾地搞出一两个完美定本，倒不如放手先翻译，几年内多出一些书。一方面提倡字斟句酌，力求信、达、雅，另一方面又不求全责备，更不吹毛求疵。有胜于无，逐步提高和改善。
《美学译文》丛书计划出版100种，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辽宁人民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知识出版社等5家出版单位合作，实际出版了50种，网罗了英、美、德、法、俄、意等国的美学名著，除6种由英文本转译，其余均直接由外文原版译出，涉及自然主义、直觉主义、格式塔、符号学、接受美学等多种流派。第一本译著美国美学家乔治·桑塔耶那《美感——美学大纲》，出自翻译家缪灵珠之手，1982年12月第1版，印数55000册，直接带动“美学热”。
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引进了国外前沿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研究者、读者提供了借鉴和开放的视角。但好评与争议齐飞，参与丛书初期工作的陈华中在《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6期发文，指名道姓李泽厚，对这一丛书提出尖锐的批评：译文质量参差不齐，有的迹进粗制滥造，一直为学界所诟病。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在于主编提出的“有胜于无”的指导思想。另一重要原因是把严肃的介绍国外学术思潮的事业变成了“同仁堂”（“同仁”即学术同仁）沽名钓誉的手段。丛书失误在三个方面，一是“有胜于无”的指导思想失当。二、经营作风欠佳。三、学风不正。
李泽厚后来说：今天难以相信，编这种与政治毫无干系的丛书，在当时仍要冒某种严重风险，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理解。翻译西方的东西是禁区，是了不得的事情。一些人都好心劝我，翻译这些东西可能会是一个罪名，因为你是贩卖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我感到高兴的是，这几十来年，在好些有关美学、文艺理论批评以及其他论著中，常常见到引用这些丛书中的材料。这说明，尽管有缺点，这套丛书毕竟还是有用的，是有益于广大读者的。我坚持 “有胜于无”的原则，虽多次被人严厉指责，也可以无悔了。（马群林编撰《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第198页）
锺叔河“走向世界”与刘泽华“反思历史”
《走向未来》丛书主编金观涛道出编辑丛书定位：启蒙性、思想性的丛书。当时湖南出了《走向世界》丛书，我们就叫“走向未来”。（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第169-170页）
1980年到1986年间，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接续出版《走向世界》丛书，其中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0-1983年间出版了27种，以20册印行；岳麓书社于1984-1986年间出版了38种，以10册印行。直至2016年底《走向世界》丛书全部出齐计划中的100种。
丛书主编锺叔河撰写的总序说，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也就是她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希望丛书能在中国向世界开放，同时世界也向中国开放的进程中，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
这套丛书收录了1840至1911年间，中国人到欧美日本通商、留学、出使、游历和考察等留下的日记、笔记和游记，如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容闳《西学东渐记》、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郭嵩焘《使西日记》、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等， 第一次记录了近代中国人睁眼展望西方现代文明的观感，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早期脚印。丛书推出在1989年代初期，产生巨大影响，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李一氓誉为“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
学者陈子善认为，这套丛书出版是1980年代的一个文化标志，与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大环境十分一致。实际上，中国人正是在20世纪后半叶重新“走向世界”。（胡洪侠、张清主编《1978-2008私人阅读史》，第117-118页）
收入《走向世界》丛书中的清人出国笔记，大都是锺叔河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难之后读的。1980年他提议要编印这套丛书，就是根据自己读过书的印象拟定了最初的书目。锺叔河前后浏览过200多种原作，大都是木刻本、石印本和抄本，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100种。作家萧乾赞扬锺叔河：“这是一位学者只手编出来的，是卓越的知识和胆识的结晶，是废寝忘食的成果，是当年照过的镜子，也是一位受过委屈的知识分子在复苏之后对民族文化事业的重大贡献 。”（《读书》1994年9期）
丛书被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启蒙读物。锺叔河“化腐朽为神奇”，赋予旧材料以新生命。用新的方法整理古籍，用新的观点选印旧书。突破传统的方法，不搞烦琐的注释疏证，而是下功夫广搜博采，分类重编，撰写导言，锺叔河认为，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要不要走向世界、能不能走向世界的问题。虽然过程比较艰巨，但“今天的我们依然要走向世界。”
审视传统文化，萃取对中国实现现代化有益的滋养是1980年代思想性丛书的一大主题。如《走向未来》丛书中萧功秦所著《儒家文化的困境》，从近代中国正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认识心理与社会心理三个层次，考察他们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态度是在怎样历史地理环境形成并强化起来，又如何延续到近代，并对应付西方文化挑战的方式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种强有力的排外思潮，不但使中国的近代化和民族自卫过程遭到严重的挫折，同时也构成近代维新运动失败的社会思潮背景。
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推出的《蓦然回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丛书，选题注重历史的延续性，也注意截取特定时期的横断面，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宗教形态、思维模式，并与中国改革和开放大业紧密结合，肯定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探讨发扬光大它的途径，摒弃其中糟粕并指出它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阻碍作用。
《蓦然回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丛书
第一辑书目中有吴予敏著《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何锡章著《历史透镜下的魂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性结构论》、李勇锋著《变革中的文化心态——当代社会心理分析及传统文化的渗透作用》等。何锡章在书后记写道：“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是她，为人们打开了思想的天地；是她，创造了自由的空气；也是她，把年轻的一代推向了思想革命和改革的前沿。”
第二辑书目包括，萧延中著《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发展》，这是“毛泽东热”中的一部力作。萧延中认为，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这一名词已远远超出了个人称谓的狭隘载体，与“我们”及其自己的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毛泽东”的确标志着某种超越个体之上的社会权威象征，已升华为某种体现民族实现与民族沉沦的普遍社会文化现象，应把“毛泽东”视为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人格化身。
《历史反思》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香港中华书局）1987年10月写就的编者献词说，漫长的历史岁月构筑了中国的独特风貌，也铸造了中华民族特有品格。我们必须对我们国家、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今天中国的历史背景，明天中国的发展走向；才能分辨出在我们民族身上蕴藏着多少动能和携带着那些阻力；才能最终使每个人得到发展和社会得到前进；才能迎接世界新格局的挑战！这套丛书向人们回答：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为什么由先进变成了落后；怎样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今天中国人的人格与历史上中国人的人格之间有何关系；中华民族如何认识自己起飞的基点；今天的中国应该从历史的中国继承什么、抛弃什么。
第一批书目包括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泽华和同人汪茂和、王兰仲著《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1988.5），刘泽华等指出，翻开中国的历史，会看到一只巨大的罗网覆压着古代社会的各个角落，这就是以君主为首的政治体系和专制权力，忽视了它就难以把握中国历史。权力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古代，它的基本特点是对人身的支配和占有。压迫、掠夺、维护特权、消费、愚民是君主专制国家的主要社会功能。随着历史的变革，它必然被新的权力机构所取代。历史使人聪明，那是指站在历史的更高点进行反思的结果，否则，历史也教人愚蠢。
这也是被学界称为“刘泽华学派”（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的发轫之作。
许医农主编《传统与变革》“洒尽心血”
《传统与变革》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撰成总序说，社会的现代化需要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人需要有现代化的文化和观念。问题恰恰在于：由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连续性，在现代人的文化性格中往往有可能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内容；而前所未有的新东西也可能是鱼目和珍珠相混，金粒夹裹着泥沙。近百年来，什么时候现代化的呼声高了，什么时候也就有这么些困惑伴随着人们；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观念？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传统？有感于此，萌发了编这套丛书的冲动，主旨是从不同角度对传统作一番描绘，对构成传统文化的万里长城的砌块进行一次清点，看看哪些是坚固的青石，哪些是腐朽的白骨；对传统在现代人的心理、观念、风俗习惯上的积淀作一番透视，并站在时代与未来的角度进行预测和评价。
丛书如林，这套丛书被称为“多角度自审中国文化传统的只此一套”，主编者之一是1980年代“旋风式”名编辑许医农，她曾说：“倘能与理论界这批忧国忧民的青年志士一道，以笔为刀，驰骋疆场，挥戈扬戟，扫荡改革道路上无所不在的观念阻力，催生一个更加美好的新时代，总算不白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纵然是洒尽最后一滴心血，何惜何求！”（伍杰：《她走出崇山峻岭》，《瞭望周刊》1988年第19期）
首批丛书包括美国学者林毓生著、穆善培译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1986.12），第二批书目又重校增订该书。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这种全盘否定尤以五四运动为烈。林毓生以一个关怀现代中国文化与思想前途的知识分子的心情，从现代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新视角，研究五四时期著名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对中国现代全面反传统思想进行了见解精深的探讨，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恰是中国传统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整体观、一元论的思维模式，在五四时代政治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林毓生认为有两大任务，一、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建设，二、不是全盘性否定中国的传统，而是要对中国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所谓“创造性转化”，即是改造中国文化传统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认同。该著初印20000册，已成经典之作。
曹锡仁、李泽普、张胜利著《社会现代化与观念的演进》说，一部人类的现代化史，正是一部打开了的人类心理觉醒过程的历史教科书。中国人在观念领域里的自觉意识是在西方民族的冲击和影响下开始的。由屈辱而反思，由反思而批判，由批判而行动，由此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每一次历史浪潮的前进无不伴随着观念意识的波涛翻滚。
《传统与变革》等一类思想性丛书既在文化领域激起一轮又一轮的轰动，同时也在市井百姓中引起一波又一波的共鸣，一个时期内，哲学家、大学教授与锅炉工、街头小贩同读一本书，同究一个理，即“如何通过改革摆脱现实困境，走上民族振兴之路”。由此构成1980年代读书界一大奇观，即精致文化与市民文化融会为一体。（王一方：《血浓于水——许医农印象记》，《编辑之友》1993年第6期）
面向青年读者与“超级本科生”作者
1980年代思想性丛书的读者目标大都定位于“青年”，《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者献辞》说道：“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面向世界》丛书《编者的话》中所说：“是编者奉献给参与决策和改革实践的各级干部、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大专院校学生，以及广大青年读者的世界知识文库，也是当前高等院校教育改革的一套参考教材。”在这里“青年读者”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样一种“青年”的定位和召唤，突出地体现在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丛书的总序《致青年朋友》：
我疾步向你们走来。
在你们肩上，担负着中国现代化的希望。在你们四周，一个开放的世界在喧响。在你们眼中，无限美好的未来在闪光。
我听到了你们的呼唤，你们是思考的一代，行动的一代，你们求知的渴望和改革的热情为我催生。
我向你们走来，面向着现代化、面向着世界、面向着未来。我熟悉你们的面孔，热爱你们的心灵。你们是新型的探险者、实业家、诗人、思想家，你们是永远不安于现状、企求改革的勇士，你们是匍匐于人类文化的田壤，矻矻地收获与播种的耕夫。是的，你们，只有像你们这样胸襟开阔、目光远大、热爱文化、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的人，才能真正做到三个面向。
我向你们走来，开始了充满希望的航行。大学生的宿舍，自学者的斗室，校内外青年思想家和改革家的沙龙，每一个立志振兴中华的中国公民的角落，是我心中的港口。
也许我和你们一样未脱稚气，因为孕育我的，是一颗颗和你们一样年轻的心；把我奉献给你们的，是一双双和你们一样探索着的手。我向你们走来，正是为了和你们一起前进。
与年青的心一起跳动的是一颗颗年青的文心。思想性丛书大多数的作者都是中青年人。1986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哲学》丛书，主编之一孟伟哉特别说明，本丛书的大多数作者，都是三、四十岁的中青年。他们是一代新人，一代新的学者。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思想的王国里纵横驰骋，乃由于急剧变革的时代要求着他们各逞才情。封闭的门窗打开了，禁锢的枷锁挣断了，世界和历史越来越以其真实的面貌呈现于我们眼前，映射于我们的头脑，为了真正掌握自己的（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国家的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我们必须大胆地无畏地勇敢地研究、探索、思考许许多多问题，乃至开拓许许多多崭新的科学领域。
《走向未来》丛书1987年5月出版《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又一才子朱光磊的作品。这本书的第一稿是朱光磊本科的毕业论文，他在准备西方哲学史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同时，写出了5万多字，取名为《分权论研究纲要》。1986年初，《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的老师得知初稿，鼓励朱光磊拓展分权问题的研究，撰写《以权力制约权力》，字数扩至11.5万，第一版印数107000册。
《以权力制约权力》底稿16万字，作为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朱光磊至今保存着。他在书中细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分权与制衡的理论。朱光磊追寻分权论的历史源头、内在逻辑、特殊本质以及分权制的主要模式，运行有哪些经验教训。这本书既是作者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优秀的本科生作品能够列入《走向未来》丛书，堪称1980年代学术思想解放的一个印证，朱光磊被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徐勇称为“超级本科生。”
一北一南 划破星空
1986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成为一家以出版人文社科图书为主的综合出版社。同年，1980年代影响广泛的民间机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为三联书店带来了两套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直至今日，这些已经泛黄的丛书，还以其优质的内容在学术界散发着光和热。
编委会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硕士甘阳为首（主编）、由研究西方人文学为主的中青年学者组成，班底基本上就是甘阳在北大读书时的同学和同期的朋友们。（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第190页）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从1986年12月第一本《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起，十余年间遴选、翻译、出版了50余种现代西方的经典名著，《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小说的兴起》《在约伯的天平上》等成为中国学界的必读经典。
《读书》杂志编辑扬之水（赵丽雅）1987年6月5日日记写道：《存在与虚无》的征订数竟达十万册。果然有如此之多的人对萨特感兴趣么，译者陈宣良对此表示怀疑。他断定，顶多有一千人从头到尾把它读完，顶多有一百人能把它读懂。
据说目前大学里确实流行着哲学时髦风，人皆以案头置放几册哲学书为高雅。（《〈读书〉十年一九八六——一九八九年》，第67页）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1986年6月所拟《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总序引梁启超的话，“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创办《文库》意在继承前人工作，扩大文化积累，使我国学术译著更具规模、更见系统。文库所选，以今已公认的现代名著及影响较广的当世重要著作为主。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进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
《文库》中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译者之一张旭东在2007年再版序说：这本书的翻译完整地伴随我亲历了19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生活，因此，在译文的肌理里，自然包含了种种1980年代特有的气质、理想、感受方式和语言风格特点。
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角度，朱伟认为，书店复建的第一任总经理沈昌文在1980年代中后期，巧妙地用了甘阳牵头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这颗棋子，在思想文化市场上，布了一个极有纵深的局。1980年代前半期思想文化“启蒙”，在“冲破禁区”后，金观涛、刘青峰为首的《走向未来》丛书起到核心影响；1980年代中后期，则是甘阳、苏国勋、刘小枫为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编辑丛书起核心作用。沈昌文很重要的文化贡献，是以《读书》杂志铺路，推动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一大一小两套丛书的规模出版，构成了三联书店在1980年代中后期无法抹杀的辉煌期。（三联书店编辑部编《大哉沈公》，第35-36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以上海学界为基础，由编辑主导，策划出一套兼顾思想启蒙和学术深耕的丛书，这就是闻名远近的“黄皮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丛书确定了立足中国、立足当代，只收译作，不收原创，注重新学科、新思潮、新观点，具有学科标志性、代表性，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者和作品等策划原则。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编委会由汤永宽担任主编，陈昕、杨鲁军为副主编，编委王沪宁等9人。20本丛书以鲜艳的明黄作为封面、封底的底色，凸显“黄皮书”明快简洁的装帧特色。1987年初面市，受到读者追捧，首印均在5万册以上，而且印数一再追加，最为火爆的是弗兰克·戈布尔著，吕明、陈红雯译的《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1987年2月第1版首印15万册1个月内断货，即加印至20万册才满足第一波市场需求。
另一本在思想界引发轩然大波的是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著，吕明、袁舟译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也是1987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10万册。这是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增长的极限》报告以来具有震撼意义的人类未来“警示”，涉及的领域比《增长的极限》更宽广。作者将熵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运用到哲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西方文化的多个领域，质疑不断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前景，勾勒出历史将不可逆转地步入倒退、衰亡的图画。一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归结，在多个学科之间融会贯通的境界和大历史观呈现给中国读者，启蒙意义不凡。
出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切，政治学名著是这套丛书设计的重要选项，第一批选题中有加布里埃尔·亚伯拉罕·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锋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以及罗伯特·A·达尔著，王沪宁、陈锋译的《现代政治分析》，都是比较政治学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经典著作，为国内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前书1987年2月第1版印数50000册；后书1987年3月第1版印数62000册。
第一批书目中还有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著，张岱云、聂振雄、石浮、宁安生译《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亨廷顿的理论涉及三个要点：一、现代化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的综合体，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引起政治的变化，而没有政治的协调发展，经济和社会也不可能发展，政治的权威和技巧是保证改革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二、政治发展的两个方向是制度化和参政化，政治管理制度化和政治参与民主化相辅相成；三、政治学研究不应局限于行政体制等政府机构的分类比较，而要从经济、社会、心理和文化发展等更为广阔的角度加以探讨。
“黄皮书”的每一本书，编者都要求译者撰写“译者的话”，除了介绍书的基本内容和学术贡献外，还要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认真地评说该书的价值和存在问题。
北京三联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上海译文的“黄皮书”，一北一南，划破1980年代思想、学术界的星空。著名出版家陈昕说，“黄皮书”二十本的选定就有二十个不平凡的故事，二十段思想与学术探索的经历。这些故事既有宏大愿景，也有世俗关怀；有深思熟虑，也有意外触发；有个人的青春冲动，也有时代的集体觉悟；有启蒙夙愿，也有学术寄托，由此，编织成为一个美丽的精神花环，留驻在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史长河里，如今回味起来，依然有几分怦然，几分激越。（《理想在前头：给青年编辑》，电子版）
三大知识分子精神团体的形成
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团体的雏形，主要以丛书编委会的形式出现。思想性丛书热促进知识分子同类相求精神团体的形成。所谓团体，追求的只是一种纯粹精神。
苏炜称，时北京的人文知识界有三个以“丛书”为基础的文化圈子：以金观涛、刘青峰为主导的强调科学主义的《走向未来》丛书，以李泽厚、庞朴、乐黛云等人为代表的强调传统国学的中国文化书院，以及以甘阳、赵越胜、陈嘉映、周国平、徐友渔、苏国勋、梁治平等为核心的高举人文主义旗帜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苏炜：《听大雪落满耶鲁》，第353页）
金观涛认为，1985年前后的“文化热”产生了三个大的民间文化机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这三大文化“圈子”在1980年代实际上成了引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主要“思想库”。（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第172页）
中国文化书院创建于1984年，由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朱伯崑、汤一介、庞朴等著名学者共同发起，汤一介为首任院长。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文化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相关学者、研究人员自愿结成全国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曾被称为“草棚大学”。创院初衷为全面继承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架起中外文化研究的桥梁，全面提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并促进中国文化现代化，其核心理念是：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
在1985-1990年5年间，书院在学术交流方面，主办了八个大大小小的学术研讨会，大部分是国际性质的。在学术传播方面，出版了500多万字八卷本《梁漱溟全集》、百余万字的《中国文化年鉴(1989年)》以及出版《中外比较文化教学丛书》，《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丛书，《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丛书等。
学者陈来说，“走向未来”的科学精神，“文化：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关怀，中国文化书院的传统忧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大陆文化讨论的几个侧面。金观涛以科学衡量传统文化的标尺；甘阳则从西方文化的价值判断中国文化，两者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思想界的文化批判思潮，与两者大异其趣的是中国文化书院，其创立宗旨之一，即弘扬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取向比较地认同传统，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绝非意味着文化书院代表复古或民粹派。文化书院是具有开放心灵的传统文化研究学者的群体。（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第547页）
三大知识分子精神团体以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由不同路径共同推动现代化国家思想文化转型。这是与1980年代思想性丛书热互动的历史产物，其中三大团体惟有中国文化书院实现了实体化。进入199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璀璨星散，中国文化书院迄今薪火相传、赓续绵延，三大知识分子团体丰沃的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和矗立的思想文化立场依然泽被后人，其成员大多成为了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领袖人物与中坚力量。
1980年代思想性丛书热对于中国人文化观念启蒙，走向全方位现代化，功莫大焉！
致敬，从1980年代走来的文化前行者、启蒙者和盗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