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

美国的南非化:一场潜在的社会重构与文明危机

 来源:南文视界  2026-9-29


南非,曾经非洲大陆唯一的发达国家;

美国,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被誉为“彩虹之国”的南非,在1994年由黑人执政后在短短的30年时间内,就从非洲大陆最发达国家沦落为如今世界最失败的国家之一,其社会和经济的倒退衰落速度,堪称人类社会的奇迹。

而近年来,“美国的南非化”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中关注的问题,南哥也对美国社会的演变现象关注已久,下面南哥就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是否会重蹈南非从发达国家沦为动荡失败社会的覆辙?

南非的衰落始于1994年曼德拉执政后,其经济、治安和治理能力因种族配额政策、土地改革和社会分裂而全面衰退。如今,美国的政治极化、移民危机、人口结构逆转以及宗教文化冲突,似乎正在将这一历史剧本搬上北美大陆的舞台。

本文将从人口、政策、经济、社会及国际关系四个维度,剖析美国“南非化”的逻辑链条与现实风险。

一、人口结构的“定时炸弹”

南非的教训表明,人口结构的根本性改变可能颠覆国家治理基础。在1994年前,南非白人虽仅占总人口的17.3%,却掌控了国家经济命脉和90%的土地资源。黑人执政后,通过《公平就业法》和《黑人振兴经济法》强制推行种族配额制度,导致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流失,资本外逃引发经济衰退。

美国正面临类似的潜在危机。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当前白人比例已从1960年的85%降至2023年的58%,而拉丁裔和黑人群体占比分别达到19%和13%。若按当前生育率推算,非拉丁裔白人将在2050年前成为少数族裔。这一趋势引发共和党保守派的深度焦虑:一旦少数族裔通过选举主导政权,美国可能效仿南非,以“矫正历史不公”为名推行激进政策,例如强制土地再分配或就业配额。

而这种焦虑已经成为现实,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密歇根州的赛义德,明尼苏达州的伊尔汗.奥马尔等少数族裔已经在各自的大选中,开始逐步主导和影响政权。

其实,在他们之前,美国已经开启了一场隐秘的“南非化”社会实践行动。那就是自奥巴马2008年担任美国总统开始,奥巴马政府打着多元化﹑公平﹑包容的口号在美国各个领域推行DEI政策。

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美国少数族裔,特别是非洲裔在美国各行各业受益匪浅,他们在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司法机构,国会议员竞选和军队中平步青云,担任要职。

甚至在学校录取和企业招聘中,奥巴马政府也试图通过“种族配额”,不惜降低录取标准,也要让更多的黑人得到录取名额。例如,加州大学系统在招生中降低亚裔和白人学生的权重,优先录取黑人及拉丁裔学生,引发“逆向歧视”争议。

所以,在奥巴马时期,肤色成为职场晋升和学生升学的一大关键因素。

不仅在职场,在美国的软实力的电影文化中,DEI政策也大行其道。

曾几何时,白雪公主的主演变成了黑人,美人鱼的主演也变成了黑人。

编剧和导演甚至不顾历史,将越来越多的历史角色也换成了黑人,例如莎士比亚著作里的朱丽叶也变成了黑人演员。

“种族歧视”逐渐成为美国社会不可触碰的红线,白人生活在“历史的负罪感”中,逐渐矮化自我。

很多人白人背负着“历史原罪”,生活得战战兢兢,一不小心就会被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轻则丢掉工作,重则身败名裂。

而少数族裔则踩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抱怨美国社会的不公平和来自白人的“种族歧视”。这一矛盾,在2019年弗洛伊德事件中引爆了整个美国社会,劣迹斑斑的弗洛伊德在街头被美国白人警察窒息而亡。

美国的黑人群体为抗议白人警察的“暴力执法”,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美的“黑命贵”运动,他们将和平游行演变成了一场打砸抢的狂欢盛宴。“黑命贵”运动,将美国白人与黑人的矛盾激化到顶点,让美国社会陷入种族撕裂的漩涡之中。

在特朗普胜选美国总统后,特朗普团队与马斯克等保守派精英的担忧正源于此。马斯克多次公开批评民主党的“多元、公平与包容”(DEI)政策,认为其与南非的种族配额制度如出一辙,导致教育、就业等领域的能力标准被种族身份取代。这种政策若持续扩大,可能削弱美国的核心竞争力——精英教育与技术创新。

二、从DEI到土地改革的争议

南非的《征用法案》成为美国政治博弈的镜象。

2025年1月,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签署新版《征用法案》,允许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由征收土地,并可能不给予全额补偿。尽管南非政府强调此举旨在纠正殖民时期的土地分配不公,但特朗普政府指责其“系统性歧视白人”,并以此为由冻结对南非的援助。

这一争议在美国国内引发连锁反应。民主党推动的“进步主义议程”中,包含对警察系统改革、移民政策宽松化以及财富再分配等议题,被保守派视为“南非化”的前兆。例如,2024年明尼苏达州通过法案,要求企业董事会中少数族裔占比不得低于30%,否则将面临税收惩罚。此外,拜登政府放宽边境管控,三年内接纳超1150万非法移民,其中多数来自拉美和非洲。保守派批评此举将导致美国“低技能人口激增”,加剧社会福利负担和治安恶化。

马斯克的政治转向颇具象征意义。作为南非裔美国人,他亲历了祖国的衰落,并将民主党的政策与曼德拉时代的南非相类比。他在特朗普集会上直言:“DEI政策正在摧毁美国的竞争力,就像南非的配额制度摧毁了其经济一样。”这种焦虑在红州尤为明显,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已立法禁止公立机构实施DEI计划,试图遏制“逆向种族主义”蔓延。

三、资本外流与产业空心化

南非的衰落与其经济结构崩溃密不可分。1994年后,南非年均GDP增长率从3%骤降至0.8%,外资撤离规模超千亿美元,失业率飙升至35%。这一过程正在美国部分领域初现端倪。

南非推行种族配额后,大量缺乏专业训练的黑人进入医疗、教育等行业,导致服务质量下降和公共信任崩溃。美国若过度强调“平权”而忽视效率,可能重蹈覆辙。例如,纽约市消防局为满足族裔配额,降低入职体能测试标准,引发公众对应急能力的担忧。

2025年2月,美国以“歧视白人”为由冻结对南非援助,并威胁制裁其矿业和农业出口。进入2026年,特朗普政府接收的难民几乎都是来自南非的白人。

而且,特朗普政府冻结南非援助,高调拒绝参加在南非举办的G20峰会。由此可见,当前的美国政府不仅意识到南非化的风险,而且正在做物理性的切割。所以,202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尤为关键,如果民主党上台,南非化的风险值将会卷土重来。



四、社会分裂与政治激化

南非的种族对立最终演变为暴力冲突与社会失序。当前美国的社会撕裂程度已达内战以来峰值: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与哈里斯的支持者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对立,甚至在地理空间上形成“红蓝隔离”——保守派白人向农村和中小城市迁移,少数族裔集中于大城市。

这种分裂因文化战争而加剧。民主党推动的“进步主义”议程:如跨性别LGBTQ权利、警察系统改革和批判性种族理论(CRT)被保守派视为对传统价值的颠覆。

马斯克收购推特并解封保守派账号,实质是对民主党媒体垄断的反击。他在演讲中痛陈:“我的儿子因‘进步思潮’选择变性,这让我意识到文化战争的破坏性。”这种价值观冲突使美国难以形成社会共识,进一步逼近南非式的治理瘫痪。

五、写在最后

美国的“南非化”并非必然,但已具备多重危机交织的特征:人口结构改变将削弱治理基础,两党对立撕裂社会共识。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警示:“帝国的崩溃往往源于内部腐化而非外敌入侵。”

罗马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国家的人口结构逆转,其结局必然是帝国的崩塌;南非的教训表明,任何国家若将身份政治凌驾于能力原则之上,或将付出文明倒退的代价。

来而不往非礼也?白宫晚宴上的《悲惨世界》和《我的祖国》

陈家梁子的博客  2026-9-29


在美国白宫招待来访国家元首的晚宴上,演奏音乐是必不可少的活跃气氛和提高兴致的节目。但音乐的选取则往往引起外界的无限遐想。

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两场跨越十五年的白宫国宴:一场发生在2026年9月24日的“川习二会”;另一场则要追溯到2011年1月19日胡锦涛主席访问白宫的盛宴。

这两场晚宴上,美中双方在音乐选曲上上演的“暗战”与“巧合”,不仅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也呈现出大国博弈中文化心理与外交思维的深层差异。


2026年白宫晚宴:《悲惨世界》与《月亮代表我的心》


2026年9月24日晚,特朗普在白宫国宴厅招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在晚宴气氛渐入佳境之时,美方军乐团与合唱团缓缓奏响了一首举世闻名的音乐剧名曲——来自《悲惨世界》的《只待明日》(One Day More)。当演奏进入高潮,奏响了那句震撼人心的《你可听见人民在歌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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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首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歌曲,旨在号召反抗压迫、推翻暴政。且曾在香港抗争运动中被广泛运用并在中国大陆遭到封杀。疫情期结束后,该剧还在上海演出过;演出结束后,上海的观众齐唱此曲,以宣泄疫情期间被禁闭、被规训和被压制的愤懑之情。 

不仅如此,当晚美方乐手还用竖琴演奏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由已故台湾传奇歌手邓丽君唱红全球。而在海峡两岸的现代历史中,邓丽君生前坚定的反共立场与政治态度,同样是极为显著的标签。

这两首曲目同时出现在接待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白宫国宴上,瞬间引爆了中文舆论圈的猜想与热议,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


解释一:“有心之举”—精心布置的政治敲打


不少政治评论家与网民坚定地认为,这绝对是一场经过精密算计的“外交暗战”。

理由是,白宫国宴的歌单审查制度极其严苛,每一首曲目都需要经过国务院外交礼宾司、白宫幕僚乃至情报文化顾问的多重审核,以确保外交场合的妥帖与准确。在如此高规格的政治场合,连续出现两首敏感度极高的曲目,用“纯属巧合”或“无心之失”很难说服大众。

在这一派观点看来,美方借《悲惨世界》暗讽威权与压迫,借邓丽君的经典曲目隐喻海峡两岸的微妙关系,是在用极其隐晦且高明的方式对中方进行政治试探与意识形态的敲打。


解释二:“无心之举”—特朗普的个人偏好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出于特朗普个人极其独特的审美偏好。

事实上,特朗普对音乐剧《悲惨世界》的情有独钟由来已久。早在2016年及2024年的两次总统大选造势活动中,他就频繁在大型竞选集会、出场仪式甚至个人演讲背景音中播放《悲惨世界》的曲目。对于特朗普而言,《悲惨世界》中关于“被遗忘的人民”的宏大叙事,恰好契合了他注重底层民众的政治动员诉求。

在这一逻辑下,美方军乐团选奏这首曲目,极有可能只是为了迎合总统个人的艺术品味,而完全忽略了这首歌曲在中国政治语境中所被赋予的敏感含义。

但无论是美方的“说者有心”,还是“无心之放”,在整首曲目演奏过程中,主宾习近平却毫无反应。此曲演奏结束,他更是随现场嘉宾一道大方地鼓掌致意。即使美方真的心存某种政治隐喻,这种毫无反应的回应也让所谓的“政治敲打”失去了作用。正所谓“说者或有心,听者却无意”,


2011年白宫国宴:朗朗演奏《我的祖国》


如果说2026年白宫晚宴上的《悲惨世界》只是一场令人遐想的微澜,那么十五年前发生在同一座大厅里的另一次演奏,则真正在中美外交界掀起了惊天巨浪。

2011年1月19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白宫设晚宴款待了他。作为晚宴的重头戏,享誉全球的华裔钢琴家朗朗受邀弹奏钢琴。他演奏了《我的祖国》这首曲子。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我的祖国》绝不仅仅是一段优美的旋律。它是1956年中国经典抗美援朝战争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歌词更唱道:“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晚宴结束后,西方主流媒体与外交圈一片哗然。各大媒体纷纷质问:中方与艺术家是否在白宫的主场,给美国总统下了套、唱了一出“下马威”?

面对舆论质疑,朗朗随后作出了公开回应。他解释称这纯粹是一次“无心之举”, 完全没有考虑过歌曲背后的政治对立背景。之所以选择这首曲子纯粹是因为其旋律优雅、情感真挚,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在如此隆重的场合,借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与自豪。

然而,这种“单纯艺术”的解释显得相当单薄。本人倾向于认为,此曲是朗朗与中方访问团队精心商定的。

如果中方是有意选择此曲,那无疑是一次极其隐晦却极其坚决的政治宣示。而美方审查团队居然批准了该曲目,只能说明美方工作人员要么对这首中国歌曲的政治背景一无所知,要么根本不屑于对其进行深挖,或者知道也不在意。

最耐人寻味的一幕发生在演奏结束后,奥巴马总统面带微笑,极其热情地走向朗朗,与他温暖握手并致以谢意。显然,他在当时对“一条大河”背后关于“豺狼与猎枪”的政治寓意毫不知情。

 

如果这两起事件都真是“有心之作”,那算是“一报还一报”,“来而不往非礼也!”先是中方以客人身份阴了美国一道,然后,美方以主人身份阴了中方一道。

这种看似回合制的大国博弈,完美契合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微言大义”。在许多人眼里,外交国宴俨然成了一座充满暗号与隐语的迷宫,双方幕僚在曲目单的隐喻中进行着无声的较量。就如鸿门宴那样步步惊心。只能说,宫斗剧看多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处理文化符号与外交礼仪时,其底层逻辑与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

中国文化讲究“言在意外”、“含沙影射”,极度注重符号背后的历史脉络与政治隐喻;而美式文化则更倾向于直来直去、实用主义与当下体验。在美式思维中,一首乐曲的艺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其旋律是否动听、节奏是否宏大、能否在当下引发情感共鸣,至于其百年前或千公里之外的政治背景,往往不在其考量范围之内。

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北美殖民地军队在与英国皇家军队浴血奋战的同时,却毫无顾忌地大量借用英国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旋律,直接填上自己的歌曲进行传唱,用来鼓舞士气。例如,《扬基歌》 (Yankee Doodle) , 原为英国军队讽刺北美殖民地土包子的滑稽曲,美军借过来并反讽,成为“第二国歌”;《自由之歌》 (The Liberty Song) ,旋律取自英国皇家海军军歌《橡树之心》,成为北美革命者的抗英战歌;《自由美国》 (Free America),旋律取自英国近卫军进行曲,成为独立战争宣传曲。

最能说明这种文化惯性的,莫过于美国的国歌—《星条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这首象征着美国国家尊严与独立精神的庄严国歌,其旋律并非由美国人原创,而是完整借用了18世纪英国伦敦一个名为“阿那克里翁学会”(Anacreontic Society)的绅士俱乐部的会歌/饮酒歌——《致天堂里的阿那克里翁》(To Anacreon in Heaven)。这首英国原曲的歌词内容充满了关于酒神、爱神、欢宴与畅饮的世俗喧嚣。然而,当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在英美战争的炮火中写下《星条旗》的诗篇时,美国人极其自然地将这段来自英国饮酒俱乐部的旋律套用了进来,并将其奉为国家至高无上的象征。

明白了这一点,再回头看白宫晚宴上的两出演奏,答案便不言而喻。在2011年,奥巴马团队听到的《我的祖国》,只是一段充满东方底蕴、旋律极其优雅动人的钢琴独奏。他们既不了解《上甘岭》的电影情节,也不可能去逐字翻译和解读“猎枪与豺狼”的歌词意象。在2026年,特朗普与白宫团队安排《悲惨世界》,极大概率只是因为总统本人对这部音乐剧的热爱,以及乐团对这首气势磅礴的名曲的熟练掌握。至于这首歌在香港或上海曾引发过怎样的政治共鸣,超出了美方文秘与礼宾人员的日常关注视野。

美国文化习惯于直来直去,不屑于,也往往想不起在外交国宴上搞这种弯弯绕绕的“小动作”。在美国的现实主义逻辑里,政治的角力是摆在谈判桌上的芯片禁令、关税清单与现实中的军事部署。白宫宴会厅里的音乐,仅仅是外交礼仪和表示欢迎,尽主人之谊。所谓的“微言大义”,不过是中国人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对美方外交行为的深度误读,一场由文化错位所引发的无限遐想。


2026年9月29日

中国特色还是中共特色?——从“听床政治”到制度如何变成文化

艾地声Edysen  X
@KA594594 · Sep 28, 2026


中国特色还是中共特色?
——从“听床政治”到制度如何变成文化

这些年,中国政治舆论场里出现了一个颇有黑色幽默意味的词:“听床师”。某个高官几个月没有公开露面,是不是出事了?某个将领缺席会议,是不是被查了?某篇新华社通稿里少了一个名字,是不是政治排名发生变化?某领导人的座次变了,是不是失宠了?某句话突然不再出现,是不是路线调整?甚至一个镜头、一张照片、一处标点,都可能被赋予远远超出文本本身的政治含义。

一批人因此专门研究谁露面、谁消失,谁站在谁旁边,央视镜头停留几秒,《人民日报》把谁放在第几段。蛛丝马迹被反复拼接,形成一套近乎“政治密码学”的解释体系。很多预测后来证明不过是捕风捉影;但有些时候,一些重大政治变化又确实首先以这种极为含混的方式留下痕迹。

问题并不只是:“听床师为什么这么多?”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进入21世纪二十多年,一个拥有现代官僚体系、互联网、大数据、卫星通信和世界最大新闻宣传机器之一的国家,其最高层政治仍然能够不断制造出类似古代宫廷秘闻的公共信息环境?再进一步说:这究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还是更准确地说,是“中共特色”?答案恐怕既不能简单归于“中国文化”,也不能把两者完全割裂。

一、“宫廷秘闻”:权力越封闭,政治越像猜谜

中国人当然不是今天才开始猜皇帝在想什么。传统王朝政治中,关于最高权力的信息从来具有极高价值。皇帝病了没有?太子还能不能继位?某个大臣为什么突然不朝?某位妃嫔为什么得宠?谁能够进宫见皇帝?一道诏书究竟出自皇帝本人,还是宦官、外戚、权臣之手?这些问题在传统政治中绝非茶余饭后的娱乐,而可能关系一个家族、一派官僚甚至整个国家的命运。原因很简单,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中,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可能直接改变官员命运和政策方向;而最高权力运行本身却又缺乏公开、制度化的信息渠道。

这就形成一个基本规律:权力越重要,信息越稀缺;信息越稀缺,猜测越有价值。这才是所谓“宫廷政治”真正的社会学基础,并不是古人天生喜欢八卦,是他们必须通过有限线索判断权力风向。因此才会产生门生故吏、耳目消息、密折、内廷传闻、官场风声和各种政治秘闻。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互联网上的“听床”,确实可以在中国历史中找到久远的文化原型。

可是,如果分析到这里就停下来,把今天的一切都归结为“中国人几千年的宫斗文化”,反而会遮蔽最重要的问题。现代中国毕竟不是清朝,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宪法、国务院、全国人大、最高法院、中央军委以及庞大的现代官僚组织体系。那为什么现代政治机构之上,仍然会重新生长出如此旺盛的“宫廷秘闻政治”?答案必须进入第二层。

二、“听床”首先不是文化现象,是信息制度现象

一个人如果每天都能看到透明、稳定而可信的政治信息,通常没有必要去猜。如果高级官员的任免存在公开程序,重大政策存在公开辩论,领导人的健康与履职情况有稳定披露机制,军政高层变动能够由制度化新闻渠道及时说明,那么某个人一次缺席会议,并不会产生巨大的政治想象空间。

但是,当正式信息非常有限,而实际权力又高度重要时,任何细节都会升值。一个名字有没有出现,一个镜头有没有给到,一个排名有没有变化,都会变成信息替代品。所以,“听床师”并不是某种中国人的特殊人格类型,它首先是一个信息供求失衡产生的政治职业。正式信息越稀缺,非正式信息越值钱;透明度越低,传闻市场越繁荣;制度不给确定性,人们就会从细节里制造确定性。

这其实是一种普遍机制,并不只存在于中国。苏联时代的西方研究者也曾根据苏共领导人在红场阅兵时的站位、照片排序和《真理报》的措辞变化分析克里姆林宫权力结构,“Kremlinology”由此成为冷战时代一个著名词汇。这正说明“听床政治”的核心,不是民族性,是黑箱权力。

三、中国今天的黑箱政治,又不能只用传统帝制解释

这里就必须区分“中国特色”与“中共特色”。中国传统政治确实留下许多历史遗产:大一统国家传统、官本位、中央集权倾向、家国同构、关系网络、政治忠诚伦理,以及围绕最高权力形成的政治心理。这些不是共产党创造的,但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同样不能简单看作传统王朝换了一块招牌。

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一个现代列宁主义政党。它拥有严密的组织体系、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纪律机构、组织部门、宣传体系、干部任命体系以及遍布国家与社会的大量党组织。按照中共自己的制度表述,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还明确强调,“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不仅党的组织、宣传、统战、政法部门要贯彻落实,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等机构中的党组织同样要贯彻落实。

这一制度结构显然不是秦始皇、朱元璋或乾隆留下来的。它首先属于20世纪革命政党和党国体系的政治遗产。因此,今天中国政治的秘密性,不能简单解释为“皇权传统死灰复燃”。更准确地说,是两套东西发生了叠加:传统中央集权政治留下的文化记忆,与现代列宁主义党组织结构发生了结合。于是形成了一种非常特别的现代政治形态。

四、值得研究的是:传统帝制与列宁党如何彼此改造

这也是“中国特色”与“中共特色”最有意思的交界处。中共最初当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王朝组织,它产生于20世纪革命时代,其组织原则、革命语言和政治结构有鲜明的国际共产主义背景。但任何外来的制度进入一个历史悠久的社会之后,都不可能原封不动。列宁主义进入中国以后,必须在中国社会中运作;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社会关系和权力心理也会进入这个现代组织。

两者发生相互塑造。例如,“忠诚”本来是所有政治组织都会强调的品质,但是在一个拥有悠久君臣政治传统的社会里,“忠诚于组织”“忠诚于核心”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忠君心理之间,很容易产生新的文化共振;又比如“大一统”,它本来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以后长期存在的政治理念;现代政党则可以赋予它新的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解释;再比如中央集权,传统帝国的中央集权主要依靠皇权—官僚体系,而现代党国则可以通过组织、人事、纪律、宣传和技术系统,把中央权力贯彻到传统王朝无法抵达的社会深处。

所以,今天中国政治有时看起来很“古老”,实际上其控制能力却极其现代。这正是最容易造成误判的地方:外观可能像帝制,组织技术却属于现代。

五、“皇帝政治”只是比喻,并不是准确的制度描述

今天有人习惯把中共总书记直接称作“皇帝”,把中南海政治理解成现代皇宫。这种比喻当然容易传播,也能够捕捉某些个人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但在分析上必须保持距离。

皇帝与共产党总书记毕竟不是同一种制度职位。中国共产党目前正式制度仍然存在党章、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军委以及干部组织体系。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与纪律体系,并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之一。真正值得研究的并不是“中国是不是重新有了皇帝”,是为什么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组织政党,在权力越来越集中以后,会重新产生如此强烈的宫廷政治观感?这比一句“复辟帝制”更值得研究,它揭示的不是名号,是政治结构。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已经回答了一半问题

有意思的是,中共自己实际上并不否认“中国特色”与中共制度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明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并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意味着至少按照官方理论,“中国特色”不是一个脱离共产党的文化概念。它首先是一个政治制度概念;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共又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谓“中国特色”,究竟有多少是中国文明自身的延续,又有多少是共产党得到政权以后重新塑造出来的?二者必须拆开来看,否则,就很容易出现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凡是中国今天出现的问题,统统说成“中国文化如此”“中国人自古如此”。这种解释看似深刻,实际上常常偷换了因果。

七、最大的认识陷阱:把制度问题民族性化

这是讨论“中国特色”时尤其要警惕的一点。例如官员揣摩上意,可以说中国古代就有;关系社会,中国古代也有;政治避讳,中国古代有;对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古代同样能找到大量例子。于是很容易得出结论:“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这样。”但这种说法遗漏了一个最关键的变量:制度会选择、强化甚至重新生产某些文化特征。

一种文化因素存在,并不等于它必然成为社会的主导行为方式。中国历史上同时存在皇权,也存在乡约、宗族、民间自治、商人契约、士绅公共生活以及各种地方社会传统。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的某些传统被放大,而另一些传统不断萎缩?这里就必须考察制度:制度奖励什么行为,什么行为就更容易扩散;制度惩罚什么行为,什么行为就更容易消失。如果直言政治风险较高,揣摩暗示就会变得理性;如果公开讨论受到限制,私下传播就会繁荣;如果权力运行不透明,关系网络就会升值;如果正式规则不足以提供稳定预期,人们就会寻找非正式信息。久而久之,本来是制度适应行为的东西,就会逐渐表现得像一种“民族习惯”。

八、制度运行久了,会制造自己的文化

这可能才是“中国特色”和“中共特色”之间最关键的一层关系。我们通常习惯把文化看作很古老的东西,把制度看作后来附着其上的东西,其实并非如此,制度本身也在不断生产文化。

七十多年足够长。一个政权持续几代人以后,社会成员会围绕它形成大量适应性行为。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知道什么时候要沉默;知道哪些文件是真政策,哪些只是宣传口号;知道什么时候风向变了;知道哪个部门真正有权;知道公开规则之外还要找谁;知道新闻报道里哪些词值得注意;知道“没有消息”有时候本身也是消息。这些都不是写在宪法或法律里的制度,但它们同样真实地塑造着社会。父母教孩子,领导教下属,体制内老人教新人,商人教商人。经过几代人的社会化以后,人们甚至会忘记这些行为最初为何产生。

制度塑造行为,行为沉淀成习惯,习惯最后被误认为文化。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九、“听床师”成为一种制度标本

回过头来看,“听床师”其实非常有研究价值。他们并不只是互联网时代的滑稽人物,他们更像一种政治生态的边缘产物;他们存在的前提,是正式信息不足以满足社会对最高权力运行的巨大需求。而这个需求又来自另一个事实:最高层政治变化可能深刻影响整个国家。于是人们不得不寻找替代性信号。

新华社稿件、央视镜头、《人民日报》排序、会议座次、领导人活动、军方报道,甚至一个人突然消失,都可能被放进政治显微镜下。其中当然充满臆测、夸张、误判乃至自媒体流量生意。但不能因为大量“听床”错误,就认为这种现象完全没有社会学意义。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现代中国需要“听床”?如果一种政治制度能够稳定、及时、可信地解释自身的权力运行,那么“听床产业”自然会失去大部分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听床不是黑箱政治的原因,是黑箱政治的副产品。

十、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共特色”?

或许可以作一个基本区分。所谓“中国特色”,首先应该指中国漫长历史中形成并持续发挥作用的社会结构、文化资源和政治传统;所谓“中共特色”,则应主要指1949年以来、特别是在列宁主义政党国家体系中形成和发展的制度结构、组织行为与政治文化。二者并不相同,但是执政七十余年以后,它们又发生了越来越复杂的重叠;有些中国传统被共产党压制,有些传统被重新解释,有些传统被制度放大。

与此同时,共产党自身创造出的组织习惯、语言体系、权力逻辑和社会行为,也已经逐渐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所以今天最难辨认的正是:哪些是历史留下的中国,哪些是中共塑造的中国。

十一、真正需要摆脱的是一个错误命题:“中国人就是这样”

每当看到关系社会、官本位、政治沉默、揣摩上意,有人就会感叹:“中国人几千年了,改不了。”这句话非常轻松,却可能也是最偷懒的一种历史解释,它把制度造成的行为,解释成民族无法改变的性格。

事实上,一个民族从来不是一个固定人格,不同制度会生产不同的公共人格。什么样的人容易获得奖励,什么样的人容易受到惩罚,什么样的行为能够成功,久而久之,就会塑造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与其问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宫斗秘闻,不如问什么样的制度不断让揣摩权力变得有价值;与其问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听床,不如问为什么重大公共权力运行需要通过猜测才能获知?这两个问题,只相差几个字,解释方向却完全不同。

十二、中国特色还是中共特色?

答案到这里大概已经清楚。不能把今天中国所有政治现象都归罪于几千年传统,也不能假装1949年以前不存在任何权力文化遗产。更接近现实的解释是:中国传统政治遗产、现代列宁主义党国结构以及长期执政形成的社会适应机制,共同塑造了今天的政治文化。它可以简化成一个公式:历史传统 × 党国制度 × 长期社会化 = 当代政治文化。其中真正值得特别研究的,是最后一步。

历史不会自动变成现实,只有当一种制度不断选择、奖励和复制某些行为,历史遗产才会重新获得生命。于是宫廷政治的语言回来,揣摩上意的技巧回来,政治秘闻的市场回来。这一切又通过电视、互联网、大数据和现代党组织系统,以完全现代化的方式运行。这可能正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一个重要入口。

所以,“中国特色还是中共特色?”并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更深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现代政党如何选择性吸收传统政治资源,又如何经过数十年统治,把自己的制度逻辑重新塑造成社会文化?

也许几十年之后,人们会把今天很多行为称作“中国人的传统”。但研究者最应该做的,是把这层坚硬的文化外壳重新剥开,许多看似千年不变的“中国特色”,未必有那么古老。

它们也可能只是一个制度存在得足够久以后,

把制度变成了习惯,把习惯变成了文化,最后又把文化伪装成了民族性。

吴祚来:中共的精神控制工程,会不会烂尾?

吴祚来  X
@wuzuolai · Sep 28, 2026



中共的精神控制工程,会不会烂尾?


其一、推举习思想是第一政治任务

马列毛思想已经过时了,邓、江、胡思想,不受习待见。

要让习思想引导中共或中国的未来,成为当务之需,当务之急,是党国第一政治任务。

蔡奇曾经在党务会议上多次强调党政干部学习习思想要『入脑入心入魂』,但成年人不太可能接受习思想洗脑了,他们的心性已然定格,所以,洗脑要从娃娃抓起,爆料周刊发布的中共内部文件:『丁薛祥秘密部署基础教育改革,头等大事是:推进习近平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因此并不奇怪。

推举习思想是政治任务,开始由蔡奇亲自倡导与推进,主要方式是让体制内官员每周学习,甚至要通过考试,现在已开始制度性的通过基础教育在学校课程中落实,政治课考试,习思想的内容还占有很大的权重;

洗脑教育正在从娃娃抓起。

中国的教育,又一次全面政治化,要像文革时学习毛语录那样,学习习思想;


其二、

习近平精神控制工程会否摧毁中国年轻一代?

人不吃饭不行,干革命不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行。

当年雷锋日记里写的,影响了一代人,先有学雷锋,后有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已然看到,通过视频或报道,甚至在海外华人中,许多粉红深度的爱党爱国,爱国与爱党不分,也因此热爱毛泽东与习近平,这是宣传与教育洗脑的结果。

它不是摧毁一代人精神健康,而是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纳入到党的编程中,成为其中一分子,一砖瓦,成为党和领袖政治工具。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领袖一挥手,群众齐欢呼。也就是我们常识的,中国因此一步步朝鲜化;


其三:中共的精神控制工程,会不会烂尾?

答案是肯定的。

尽管会成功洗脑一部分人,但现实的教育,家庭教育,与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会弱化当代统治者的精神控制与洗脑成效。

毛时代,没太多的书可读,少有广播电视收听收看,更没有互联网,加上习近平思想或著述并没有毛泽东的语言那样生动,还有毛泽东的诗句,以及对毛在红色革命过程中的神化故事,习近平一概没有,所以不可能入脑入心入魂,强化学习,只会使更多的青少年反感,甚至会产生反抗。

据我所知,多年前已有体制内官员提前退休,就是不堪强迫政治学习,心理与生理上的反感,无法忍受,愤然退休赋闲。

我们六十年代生人,基本都接受了七十年代初的文革教材教育,结果呢,上大学之后,极其反感政治课,八九民运,主要成员都是六十年代生人。

说明什么?

说明毛泽东时代那样的极致洗脑与精神控制都没用。

但对习近平来说,通过洗脑工程,让新生代更少的接受自由民主宪政的知识,更多的接受中共主流宣传,能培养一个粉红是一个,能影响一些是一些,在粉红与反贼的比例上,此消彼长,总是有利于中共,有利于习近平形象的提升。


结语

有一句话,让人钻心之痛,但却是他们的大实话:

文化大革命,纵有千错万错,但培养出一个习近平,就是值得。

如此类推 

现在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式的红色宣传与洗脑,无论造成了怎样的恶果,但只要培养出中共红色江山真正的传人,对中共政权来说,也是值得的。

但文化大革命大悲剧大失败,不是习近平挽救了败局,是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拯救了社会主义。

习时代文革败落之后,还会有资本主义来拯救中共国吗?

@baodiantimes

刘瑜: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作者:刘瑜  / 搜狐 2024-3-12
来源|所见读书

年少的时候,我觉得孤单是很酷的一件事情。长大以后,我觉得孤单是很凄凉的一件事。现在,我觉得孤单不是一件事。至少,努力不让它成为一件事。

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刘瑜

文章配图-1

今天,想要与大家分享这篇朗读稿的原文,来自作家刘瑜的《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出自她的著作《送你一颗子弹》。


前两天有个网友给我写信,问我如何克服寂寞。

她跟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一样,英文不够好,朋友少,一个人等着天亮,一个人等着天黑。“每天学校、家、图书馆、gym、几点一线”。

我说我没什么好办法,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克服过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学会的,就是适应它。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

快乐这件事,有很多“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基因、经历、你恰好碰上的人。但是充实,是可以自力更生的。罗素说他生活的三大动力是对知识的追求、对爱的渴望、对苦难的怜悯。你看,这三项里面,除了第二项,其他两项都是可以自给自足的,都具有耕耘收获的对称性。

我的快乐很少,当然我也不痛苦。主要是生活稀薄,事件密度非常低,就说昨天一天我都干了什么吧:

10点,起床,收拾收拾,把看了一大半的关于明史的书看完。

下午1点,出门,找个coffee shop,从里面随便买点东西当午饭,然后坐那改一篇论文。期间凝视窗外的纷飞大雪,花半小时创作梨花体诗歌一首。

晚上7点,回家,动手做了点饭吃,看了一个来小时的电视,回e-mail若干。

10点,看了一张DVD,韩国电影“春夏秋冬春”。

12点,读关于冷战的书两章。

凌晨2点,跟某同学通电话,上网溜达,准备睡觉。

这基本是我典型的一天:一个人。书、电脑、DVD。

一个星期平均会去学校听两次讲座。工作日平均会跟朋友吃午饭一次,周末吃晚饭一次。

多么稀薄的生活啊,谁跟我接近了都有高原反应。

孤独的滋味当然不好受,更糟的是孤独具有一种累加效应。同样重要的东西,你第一分钟举着它和第五个小时举着它,感受当然不同。孤独也是这样,偶尔偷得半日闲自己去看一场电影,和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只能自己和自己喝啤酒,后果当然完全不同。我以前跟一位曾经因为某政治事件而坐过牢的朋友聊天,他描述那几年被单独关押的生活,这样形容:度日如年,度年如日。说得可真确切。

我曾在日记里大言不惭地写道:出于责任感,我承担了全世界的孤独。我的意思是,我不但孤独,而且我的孤独品种繁多、形态各异:在女人堆里太男人,在男人堆里太女人;在学者里面太老粗,在老粗里面太学者;在文青里面太愤青,在愤青里面太文青;在中国人里面太西化,在外国人里面太中国....我觉得上帝把我派到人间,很可能是为了做一个认同紊乱的心理实验。

我其实并不孤僻,简直可以说开朗活泼。但大多时候我很懒,懒得经营一个关系。还有一些时候,就是爱自由,觉得任何一种关系都会束缚自己。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知音难觅。我老觉得自己跟大多数人交往,总是只能拿出自己的一个维度,很难找到和自己一样兴趣一望无际的人。这句话的谦虚版说法是:很难找到一个像我一样神经错乱的人。

有时候也着急。我有幸生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没有吃过多少苦,但是在我所经历过的痛苦中,没有什么比孤独更具有破坏力。这不仅仅是因为错过了亲友之间的饭局谈笑温情,不仅仅是因为一个文学女青年对故事、冲突、枝繁叶茂的生活有天然的向往,还因为一个人思想总是需要通过碰撞来保持。长期的孤单中,就像一个圆点脱离了坐标系,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思考的问题是否真的成其为问题,你时常看不到自己的想法中那个旁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巨大漏洞,你不知道什么是大,因为不能看到别人的小,你不知道什么是白,因为不能看到别人的黑。总之你会担心,老这样一个人呆着,会不会越来越傻?

文章配图-1

好像的确是越来越傻。

但另一些时候,又惊咤于人的生命力。在这样缺乏沟通、交流、刺激、辩论、玩笑、聊天、绯闻、传闻、小道消息、八卦、MSN...的生活里,没有任何圈子,多年来仅仅凭着自己跟自己对话,我也坚持了思考,保持了表达欲,还能写小说政论论文博客,可见要把一个人意志的皮筋给撑断,也没有那么容易。

“忍受的极限会是什么养的结果?”

让我告诉你,忍受是没有极限的。

年少的时候,我觉得孤单是很酷的一件事情。长大以后,我觉得孤单是很凄凉的一件事。现在,我觉得孤单不是一件事。至少,努力不让它成为一件事。

有时候,人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绝望。

真正的绝望跟痛苦、悲伤没有什么关系。它让人心平气和,让你意识到你不能依靠别人,任何人,得到快乐。它让你谦卑,因为所有别人能带给你的,都成了惊喜。它让你只能返回自己的内心。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不同的自我,他们彼此可以对话。你还可以学习观察微小事物的变化,天气、季节、超市里的蔬菜价格、街上漂亮的小孩,你知道,万事万物都有它值得探究的秘密,只要你真正-我是说真正-打量它。

当然还有书、报纸、电影电视、网络、DVD、CD,那里面有他人的生活、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音乐的美、知识的魔术、爱的可能性、令人愤怒的政治家...我们九九八十一生都不可能穷尽这些道理、美、爱、魔术的一个小指甲盖,怎么还能抱怨生活给予我们的太少。

绝望不是气馁,它只是“命运的归命运,自己的归自己”这样一种事实求是的态度。

就是说,它是自由。

以前一个朋友写过一首诗,叫《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我想象文革中的顾准、狱中的杨小凯、在文学圈之外写作的王小波,就是这样的人。怀才不遇,逆水行舟,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我想自己终究是幸运的,不仅仅因为那些外在的所得,而且因为我还挺结实的。总是被打得七零八落,但总还能在上帝他老人家数到“九”之前重新站起来,再看到眼前那个大海时,还是一样兴奋,欢天喜地地跳进去。在辽阔的世界面前,一个人有多谦卑,他就会有多快乐。当罗素说知识、爱、同情心是他生活的动力时,我觉得简直可以和这个风流成性的老不死称兄道弟。

因为这种幸运,我原谅自己经受的挫折、孤单、原谅自己的敏感、焦虑和神经质,原谅上帝他老人家让X不喜欢我,让我不喜欢Y,让那么多人长得比我美,或者比我智慧,原谅他让我变老变胖。因为他把世界上最美好的品质给了我: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如果你还在为自己孤单寂寞怀才不遇举世皆浊我独醒而深深叹息的话,那么让我告诉你,你买不到那个彩票的,别再把你时间的积蓄两块、两块地花出去,回到你的内心,寻找你自己,与心灵深处的他、他们一起出发去旅行。如果你有足够的好奇心,你可以足不出户而周游世界,身无分文而腰缠万贯。人生若有知己相伴固然妙不可言,但那可遇而不可求,真的,也许既不可遇又不可求,可求的只有你自己,你要俯下身去,朝着幽暗深处的自己伸出手去。

本文来源于刘瑜著作《送你一颗子弹》。作者简介:刘瑜,学者、作家、诗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著有《送你一颗子弹》《观念的水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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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里的守望者》有一个词语,守望。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陈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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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种子,相信岁月。埋下种子,以日以年;守望岁月,静待花开。——陈东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 帮助师生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守望新教育】:聆听大师的教育智慧,分享智者的教育心得,汇聚田野的教育创造,助力同道的教育梦想。【守望新教育】:呈人之美,成人之美。
新教育实验, 是一个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以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建”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新教育新在何处? 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继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

喻智官:文革大赌盘上的一个骰子——从蒯大富浮沉看中共

作者:喻智官
原载香港《争鸣》2011年第10期

                                       
   

   文革是中共一个见不得人的大疮疤,即使在文革爆发四十五周年的今天,官方照样采取鸵鸟政策装聋作哑,有关文革的事无声无息,好似那场浩劫没发生过。
   
   蒯大富出“访谈”反思文革


   然而,民间却是另一番光景,随着中共权贵的腐败愈演愈烈,民间开始怀念文革期间的“大民主”。当时,在毛泽东怂恿下,学生、工人和农民可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为此,当年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大将纷纷出书或接受访谈,回顾文革和自己的造反生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蒯大富。他不仅自己作了长篇访谈,与他齐名的红卫兵领袖韩爱晶化名许爱晶,出了一本《清华蒯大富》,为他辩解。
   蒯大富出身于普通的贫农家庭,是无权无势的一介平民学生。是文革给他搭出发挥“才干”的舞台。他先被刘少奇打入地狱,又被毛泽东捧到天上。
   在文革的最初两年,蒯大富在红卫兵中呼风唤雨,可随时与中央文革联系,也因此,他最终跟着四人帮一起下狱。
   翻翻蒯大富大起大落的履历,不但可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更可从中看清中共是什么货色!
   
   刘少奇钦定的一号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革正式拉开序幕。毛泽东玩弄欲擒故纵的伎俩,放手让刘邓在北京主持运动,自己到南方去“静养”旁观。
   刘少奇刚成功领导了“四清运动”,驾轻就熟派工作组到大专院校领导文革。王光美担任清华大学工作组顾问,她在“四清”时搞出个镇压群众的“桃园经验”,这次准备再为文革弄出个“清华经验”。
   偏偏清华蒯大富对工作组强调秩序、否定群众运动的做法极为不满,贴出质问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几天后,他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夺权”正是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
   工作组组织学生和蒯大富辩论,辩不过满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蒯大富。在别室专线收听辩论的王光美批语:“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工作组立即在学校掀起“反蒯”运动,蒯大富在那二十天里日日贴大字报反驳。
   这时,通过王光美掌握情况的刘少奇发话了:“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这也是“一九八四”式名言,国家主席不给公民民主,是因为公民不给国家主席民主。刘少奇还下指示,要像反右那样,抓一批“右派”“反革命分子”。国家主席一言九鼎,工作组立刻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蒯大富随即被关起来。
   
   毛泽东“拯救”蒯大富
   
   七月十八日,眼看刘少奇闹得差不多了,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北京来了。次日他就发表讲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刘少奇慌了,赶紧下令放人,蒯大富这才结束半月多的囚禁生活。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毛泽东点名让蒯大富参加,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当天晚上和翌日,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亲自找蒯大富谈话两次。第一次在清华外宾接待室,谈了一个通宵,第二次在人民大会堂又谈了一个晚上。果然,两天后,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因领导文革犯错被免去副主席的职务。毫无疑问,蒯大富向周恩来提供的材料是倒刘的炮弹之一。
   八月五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毛泽东拿蒯大富的例子当对手的罪证:“……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张大字报也代蒯大富伸了冤。前一天,清华大学已经召开了万人大会,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委员几乎都到场,周恩来在会上宣布平反蒯大富,蒯大富由此名扬全国。

   打倒刘少奇的马前卒
   
   蒯大富从此和张春桥、江青等人挂上了钩,成了中央文革调遣的一员干将,未几就参与弄出一出轰动全国的“骗斗王光美”大戏。
   蒯大富手下的人谎称刘平平出车祸把王光美骗到北大医院,然后把王光美带到清华批斗。批斗会开到一半,江青打电话给蒯大富说:“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蒯大富说:“是啊,王光美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尝还。”江青在电话那头“嘎嘎”直笑,蒯大富也在替她清王光美的账。
   到了六六年十二月的一天,张春桥把蒯大富叫到中南海,暗示他把“打倒刘少奇”的事捅到社会上,不用说,这是毛泽东的授意。
   蒯大富立即组织了五千清华红卫兵上街。不到一个星期,“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刷满全城,“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传遍全国。
   蒯大富的行动契合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立下了打倒刘少奇的第一功。十二月三十日,江青亲自到清华表扬蒯大富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中央“顺应民意”,在革命群众“打到刘少奇”的呼声中,于六七年四月,通过戚本禹的文章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正式点名批判刘少奇。
   清华红卫兵再接再厉,又组织了第二次批斗王光美大会。
   同时,中南海造反派在红墙内批斗刘少奇,刘少奇这时想到了《宪法》,他抖着手上的《宪法》愤怒地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是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一切都晚了,当初,他不按宪法对待蒯大富,现在,宪法自然保护不了他。
   
   狡兔死,良狗亨
   
   刘少奇倒了,毛泽东的主要目的达到了,他要开始收了。
   各地成立了革委会,蒯大富和另外四大学生领袖都当了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参与决策北京的大小事情。
   六七年五月,清华大学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权利组成和分配问题上,蒯大富为首的清华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发生分歧,成为势不两立的两派。蒯大富仰仗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挑起武斗,妄图用武力制服对方。在历时三月的鏖战中死伤数百,造成震惊全国的“百日武斗”事件。
   毛泽东下令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协同解放军去平息武斗,蒯大富竟然对抗工宣队,他的手下还打死五个、打伤七百多工人。
   毛泽东以此事为由头,召见蒯大富等五位学生领袖,蒯大富还天真地向毛泽东告御状,指责有黑手派工宣队镇压学生,毛泽东说“黑手就是我”。以毛泽东这次讲话为标志,闹了两年的红卫兵运动,以轰轰烈烈开场,以落花流水告终。
   毛泽东就是要这样的结局,逼着他们跟工人武斗,不然,以什么借口收回红卫兵这个他们放出来的“魔鬼”?这也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从座上宾到阶下囚
   
   以蒯大富为首的红卫兵主将还不止失势失宠,在接下来的“一打三反”“清除五一六”运动中,几乎都没逃脱被审查清算的命运。
   蒯大富一九六八年底被分配到宁夏,一九七零年把他当“五一六分子”逮回北京审查,七三年审查告一段落后被安排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直到一九七八年。
   吊诡的是,邓小平上台后开始清算造反派,蒯大富作为反革命被北京公安局逮捕,一九八三年三月又同四人帮一起受审,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
   
   文革大赌盘上的一个骰子
   
   不少人按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同情地认定,蒯大富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当枪使了。
   在我看来,蒯大富远不及被人利用的一支枪。
   蒯大富更像大赌盘里一个骰子,一钱不值。
   邓小平在文革中吃足了苦,他不去算毛泽东的账,却不放蒯大富等红卫兵头头们过门。王光美文革后一出狱就声称:自己“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晚年还摆“宽容宴”招待毛家后人。八七年蒯大富刑满释放,有一阵他想调到北京工作,全家已经来北京了。王光美给陈希同打电话,说蒯大富对老同志有刺激,陈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驱逐出北京。最后,蒯大富总算在深圳安了家,但他妻子的户口因他的问题进不了深圳。
   
   从蒯大富的悲剧看中共本质
   
   四十五年的的惨痛经历,给蒯大富换来一个明白:“说起来,毛泽东是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共产党这个体制啊,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
   蒯大富含泪带血的总结警醒人们,所谓“毛(左)派”和“刘邓(右)派”,不过是他们权力斗争的外延,在对待民间异议人士上,他们从来只有镇压这一派。
   同样,在中共当权派的眼中,民间反对派中的所谓“左派、右派”也不在话下,对他们的政权产生潜在威胁的都是敌人。一九八四年三十五周年国庆,军委主席邓小平举行阅兵,六六年文革的红卫兵头头“左派”蒯大富、韩爱晶和七九年民主墙的民运代表“右派”魏京生等在狱要犯一起被递解出北京,押往大西北青海劳改农场。近年,尽管蒯大富在政治上非常低调,却仍然和维权人士一样经常享受“喝茶”待遇。
   从蒯大富的遭际可见,中共当政的六十多年,中国社会不可调和的最主要矛盾,就是中共专制独裁统治和民众追求自由民主的矛盾,就是中共权贵利益集团和被压迫被奴役民众之间的阶级斗争。因此,要想免遭蒯大富的悲剧,就不能僵守“左派”“右派”立场,不人为地以“毛派”“邓派”划线,而应团结一致对抗共同敌人——中共权贵集团,舍此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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