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档案馆 2026-8-4
正值文革60周年之际，今年6月，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了《文革中公民抗争的文字记录》一书。这是一部以编年方式呈现的中国民间抗争史料集，收录的资料来源于地方志、判决书、报刊以及其他原始文字记录。书中，以时间为轴，将散落在各种载体里的中国民间抗争片段重新串联，呈现了文革时公民反抗的连续性及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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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公民抗争的文字记录》一书，分上、下两大册，共947页，由不平（本名许绍吉）编著。
我与不平未曾谋面，但很早就读过他的书和文章，也看到过别人对他的介绍，例如印红标在《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一书中，就对他有长达8页的介绍。我们是同龄人，都是文革前的高三级学生（他当时就读于上海同济附中）；都在文革中开始了独立的批判思考，呼吁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也都在文革结束后考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又先后都来到了美国。不平长期以来致力于文革研究及文革史料的发掘，尤其注重文革期间的公民抗争——这也是我一直关切的。
“在历史的狂风巨浪中，寻找中国的良心与脊梁。”不平曾如此描述自己出版此书的初衷。
文革是一场席卷中国的浩劫。在个人崇拜狂热蔓延、普通百姓噤若寒蝉的腥风血雨年代，中国人民的思想与声音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钳制。然而，中国人并非全是盲目顺从的“无脑儿”与“软骨儿”。面对“公安六条”（即1967年1月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以及一系列残酷的倒行逆施与严刑峻法，一批有骨气，有血性，也有头脑的勇者挺身而出。即使声音微若蚊鸣，他们依然向狂暴的时代喊出了最坚定的“不”。其中一些人，不畏酷刑、无惧监狱，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留下了挑战暴政的历史身影。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一书封面
有关文革期间民间异议者的史料，此前已经出过几本书。重要的有如下：
1、余习广《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这本书收集了文革期间普通人（多为普通干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或百姓）向上级、中央或毛泽东本人的上书、信件与进言材料，内容多为对文革错误政策、派性武斗、干部迫害等问题的批评与建议。
2、宋永毅与孙大进合编《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6年）。这本书汇集了文革时期“异端思潮”的代表性文章，并附有分析，展现出文革中异端思潮的演进与发展。
3、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本书是对文革时期民间思想史的挖掘与梳理，系统考察了文革时期中国青年社会政治思潮的演变，并指出这些思想者在当代中国思想史的特殊意义。
4、宋永毅《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文革”中异端思潮文献档案》（上、下册，香港国史出版社，2015年）。这本书选编了文革中93篇最重要的异端思潮文献，探讨红卫兵一代如何从狂热拥护毛泽东转变为反对派的思想过程。
5、宋永毅《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上、下册，香港国史出版社，2018年）。这本书收录了近70名异议人士在文革期间挑战官方统治的个人文献，其形式有匿名传单、私人信件、日记、狱中手稿等。
另外，还必须提到的是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香港开放出版社，2004年）。作者通过长期采访与调查，详细记录了659名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普通人的姓名与遭遇。以受难者的视角呈现文革的罪恶，来对抗官方叙事中对普通人苦难的忽视。
余习广《位卑未敢忘忧国》一书封面，1989年湖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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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和上面几本书相比，这本《文字记录》有何特点呢？
首先，这本书非常看重“说出来”。这本书收录的文字，不是亲友间的私下交流，也不是抽屉文学，而在当时就以各种方式被公开说了出来。作为文革的过来人，我和本书的编辑不平先生一样，能体会到这些文字的作者当时充溢心中的不可遏制的冲动：说出来，一定要说出来。要在暴政肆虐的时候就说出来，要在暴君活着的时候就说出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另外，这本书收录的不只是那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文章，也收录了大量并不知名的人物和文章。2019年，成家出版社曾出版《文革英烈》上、中、下三册，也是不平编辑，《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地论证了真理并没有阶级性——中共否定自由民主的一整套话术，是给二者打上阶级的标签，作者从否定真理的阶级性出发，来推出自由和民主没有阶级性的结论，并表达对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认同与追求。
寻找和收录原始抗争文字的过程是极其艰难的。我也是一个抗争者，深知，当一个人开始抗争时，最关切的，还不是自己将面临怎样的风险，而是如何让声音传播开去，被尽可能多的民众听见。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你贴出的大字报，或者是散发的油印传单，还没有几个人看到，就被撕毁或者截断；而你被逮捕和判刑，审判照例是不公开的。在当局发表的布告上，思想犯的罪状照例也只是空空洞洞的几句话――“该犯一贯思想反动，恶毒攻击党和伟大领袖”云云。
专制政权只让民众知道有一种思想是危险和有罪的，要杀一儆百，但同时又决不让民众知道这些思想的具体内容。甚至，抗争者被游街示众或绑赴刑场时都要扼住他们的喉咙，让他们发不出声来。如是，他们愿以生命为代价所表达的思想，以及为公开表达思想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最终被当局彻底消音。这也使得牺牲无法产生它应该产生的意义——这才是最最悲哀的。
但最终，在有心人的努力下，后人还是听到了其中一部分抗争者的声音。《文字记录》一书中收录的文中200多位公民的抗争文字，有少量当时我就知道其人其文，例如北京遇罗克的《出身论》，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还有少量是文革结束后知道的，例如王容芬、张志新、王申酉等。其余的多数人是我读了不平编辑的这本书才知道的——都是散落在各地的普通人。
其中有不少表达反抗思想的农民。例如江西安远县濂江公社石湾大队的农民杜善美，在县人民委员会的门口张贴大字报《造“万岁”的反》，说万岁这个口号是封建朝代皇帝的尊称，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死对头，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上册，第120页）；而上海南汇县盐仓供销社的会计庄秋寒，散发具名“铲毛林支队”的油印传单至县内38个单位，历数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被判处了死刑（上册，第157页）。
发出不平之声的人遍布全国。例如云南省东川市粮食部门的石琨等八名职工，因常在一起议论时政，批评毛泽东搞独裁；批评共产党不像话——宪法规定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但别人这样搞，又把别人打成反革命。结果八个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为首三人分别判处15年、10年和5年徒刑（下册，第645页）；成都市王家坝橡胶生产组的会计张建奎，在街头贴出小字报《全国人民深思》，直斥以江青为首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一小撮集团”，被判反革命罪（下册，第875页），等等。
不平所著《文革中公民抗争的文字记录》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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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200多位公民的记录，也并不全面，还有许许多多抗争者和他们的文字，人们至今都无从知道。关于他们的记录，有些或许还沉睡在公安机关蒙上灰尘的档案堆里，有些或许已随风而逝，尸骨无存。
我能够想象不平先生为搜寻、抢救这些被封闭、被湮没的原始文本付出了多大的心力。我也想到王友琴，同样是以一己之力，投入拯救文革记忆的伟大工程。王友琴记录的是受难者，不平记录的是抗争者。两者同样重要，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可以说，不平的贡献不亚于王友琴。
值得一提的是，不平本身也是文革期间的一个抗争者。1972年5月24日，当时还是中学生的不平（许绍吉），在上海市人民广场贴出一份长达22页的大字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地论证了真理并没有阶级性——中共否定自由民主的一整套话术，是给二者打上阶级的标签，作者从否定真理的阶级性出发，来推出自由和民主没有阶级性的结论，并表达对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认同与追求。李逊所著的《革命造反年代》一书，其中第38章《另类思潮，来自边缘的思索》（参见《记忆》杂志118期）中，就用一节专门介绍了许绍吉的思考与行动。
这份大字报当时只贴出半天就被撕掉，作者当时另外写的《论自由的阶级性》等几篇则根本没有机会张贴出来。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小，但这种思想文本曾经存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实。今天，通过不平编著的这本书，我们也能看到，即使暴虐如文革，个体自觉而形成的抗争也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如一条看不见的河流，贯穿其中。这是今天我们回看这段历史时，不能忽视，也能因此鼓舞起信心的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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