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7-9
中国大规模植树工作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自1978年以来，该国在其绿墙倡议下种植了约660亿棵树，这是一个旨在减缓戈壁和塔克拉马干沙漠在中国北部蔓延的长期项目。
根据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通讯》上的一项新研究，卫星观测显示，这些种植的森林的叶子树冠扩张速度比附近的天然森林快66%。研究人员将快速生长归因于年轻的树木、积极的森林管理、使用快速生长的物种、战略间距以及与周围植被的竞争减少。
以人力興大工程，原是一種「大河文明」，從幾千年前古埃及和金字塔就開始了，或它也可稱為一種「治水社會」之功效。
易兴大事功也易生大灾难，应是“治水社会”衍生的一个特征，我从美国生物学家贾德戴蒙著《崩溃》一书中，看到非常贴近的描述，他分析道：中国海岸线平直，无大型半岛，主要河流由西向东、平行排列，利于“大一统”，因此早在公元前221年，核心疆域的统一局面就压倒分裂，这也使得统治者可以在广大的疆域内，随意改弦更张，事情不是更好就是更糟，常常在须臾之间。
在中国，這套事功的典範即那条“红旗渠”，真乃古今中外也找不到这么完美的一个“治水社会”，且出现在二十世纪，一九七五年我在豫北跑农村，跑得最勤的地方，是安阳（彰德府）西部最缺水的太行山区林县，“红旗渠”如一条青龙缠绕太行峭壁，乃是文革期间全中国最惊人的水利事功，非常难得而生动的一个“治水社会”标本。
林县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处，山地面积占70%，所谓“七山二岭一分田”。这里的太行山余脉，皆自西向东倾斜，地质构造犹如漏斗，留不住水，几条过境河，才露出头就都流走了。明朝以来五百多年间，大旱104次，民众皆往山西逃难，吕梁山一带多有“林移村”。对付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自古松散、官府不达县以下的中国民间社会，自是无可奈何。黄仁宇认为，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亚洲大陆主体的产物），管辖过于广阔而无效率，不能具体而微，后来“蒋介石及国民党因抗战而替新中国造成一种高层机构，毛泽东及中共因土改而造成一种新的底层机构”，这个理论在林县被应证得淋漓尽致。五四年派来的县委书记杨贵，受“大跃进”氛围激励，萌发从山西引水的“狂想”，并锁定漳水，即《西门豹治邺》中提到的“河伯娶妇”的那条千古闻名之河。
“红旗渠”开凿於文革时代，乃是可以跟山西大寨媲美的一个奇观，实际上超越大寨。周恩来曾不无自豪地告诉国际上：“新中国有两个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但是对这个奇迹，至今没有一个到位的解读。其实杨贵以旷古未有的“底层机构”制度（党），组织十万农民，一锤一铆地削平一千多个山头，打通两百多个隧洞，在太行山的岩壁上，开凿长达1500公里的引漳入林工程，与其说它跟玛雅金字塔和复活节岛石像一样叹为观止，倒不如说它奇迹般地把“治水社会”重演一次在现代中国。
红旗渠是“政治决策”，所以才会乾枯。戴蒙在《崩溃》中写道：中国淡水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拥有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南北悬殊，北方仅为南方的五分之一。尤其农业灌溉三分之二靠地下水，含水层正在慢慢枯竭。中国是世界上河流断流问题最严重的国家，至今河水仍在被不停地抽取，因此断流问题进一步恶化。例如从1972年到1997年这25年间，有二十年的时间黄河下游出现断流，而断流天数也从1988年的10天增加到1997年的230天，甚至在潮湿的南方，如果遇到干旱季节，长江和珠江也会断流，从而影响航行……。
近三十幾年，中国有两亿廉价劳动力拼命工作，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大概要等一百年后，才看得比较清楚。
这么庞大的物质生产，财富创造，只获得了维持一个腐败专制政权那么一点意义；或者仅仅令一种粗糙的“国家主义”（从政治控制到经济干预）在如此巨大的一个社会中得以实验且极为成功，又因为自由经济乏力困顿，这样一种解释，令我实在不甘心。
一日偶读《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那位天才型的以色列青年尤瓦尔·赫拉利写的两本畅销书之一，他阐述“农业革命”在人类演进中的意义，解析人类摆脱250万年的采集狩猎阶段之后，开始驯化植物、饲养畜牲——关于农业对人类的重大意义，论述甚广，我记得《枪炮、细菌和钢铁》一书中，详述农业带来定居、专职精英、士兵、征服等等，赫拉利也作如是观，说农业正是未来大规模政治和制度的基础，他写道：
『正是这些征收来的多余粮食，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在现代晚期之前，总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农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们生产出来的多余粮食养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是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于是，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仓廪足而知荣辱”，在“全球化”的今天获得新的含义。中国巨大的社会劳动，在东方比较保守落后的社会里进行，不僅製造了極少數權貴階層，它也意外地令比较开放、自由的西方社会，得以更闲暇地专注精神、价值层面的嬗变和提升。这个星球的确分成两半：有几亿人勤劳并注定拼命使用肌肉而不太劳烦精神，而另外几亿人尽可以腾出精力玩得更高级一些——世界原本就是这么分工的，在吃不饱的饥饿时代（肠胃优先）是跑不出“同志”来的。
很有趣的非预期现象：六十年代在西方，自由主义、民权运动、社会福利等价值提升，恰恰造就了他们八十年代后的经济低迷，仿佛预先为后“六四”的中国几亿廉价劳动力出场，预备好了市场和购买力。所以，西方福利社会运作的条件之一，是东方必须出现一场庞大的物质生产运动，并且是维持低劳保、低工资、低人权的，否则不可能形成，而西方经济也会崩溃，因为资本的铁律是剩余价值，它兼顾“美国优先”和“中国模式”的衬底，克林顿时代将贸易与人权脱钩，是“符合”资本性格的行为。
另一个未明的机制是，价值嬗变抑或提升的肇因，究为痛苦还是愉悦？或两者兼顾？将生物学引入人文领域乃当下时髦，物种的自私倾向甚至是存活选择决定的，是基因的规定，所以利它的价值提升（文明基本含义），居然有反基因（克服基因趋势）倾向。但是我们可以窥见，六十年代西方的价值嬗变，其总趋势是符合基因选择的，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强烈抬头，但是女性觉醒、女性主义兴起的直接后果，是核心家庭的解体，它导致了离婚率上升、生育人口下降、单亲家庭普遍、子女孤单等一系列问题。
但是另一个非预期后果，是单身孤独的寂寞，可能导致社会对同性恋容忍度扩大，竟意外地使少数的同性权利得到普及，这在社会仍然以婚姻家庭为风气的保守氛围中，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却是，同性风气又进一步解构传统家庭，同时由于生育的替代需求，而推动试管婴儿、无性繁殖技术的精进。所以，女性撤离家庭的后果，其实是传统生殖功能的衰减，直接危及人类物种的首选：繁衍后代。
然而也不尽然。2011年全球人口已突破七十亿大关，早已超出地球负荷而成一大危机，其中出生率上升和寿命延长是两大因素，与此同时，历史上造成人口锐减的战争和饥饿两大因素，也消停了近七十年，导致大自然平衡的“马尔萨斯灾难”失效。
可是另一种神秘机制，又悄悄地进行新的人口填补。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因为富裕而不振；反而是伊斯兰文明圈内人口激增，天主教拉丁语的南美洲出生率上升，呈现出来的吊诡是，制度好保障人权的地区人口下降，坏制度失败国家却大量繁殖。这里提供的结论是，人权保障个人主义上升的非预期效果，居然是节制生育的。“人口之最”的中国计划生育颇具成效，在这里是个特例，但是恶果严重，導致中国劳动力萎缩。
球賽在中國是政治物件，如毛澤東跟西方的媾和，是從乒乓球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禁絕大部分門類的藝術，獨尊京劇，搭配體育，跳起寂寞的雙人舞。不知道是不是秦始皇焚書坑儒那會兒還沒體育，所以它能在兩千年之後溜號？這竟然構陷了世界乒乓球男子單打冠軍莊則棟有染「紅都女皇」江青，成為文革後期膾炙人口的黃段子。
新中國的體育，是一枚「雪恥」的溫度計。中國近代思想史，原本是近代恥辱造的孽，委實延續出一段新中國續篇，或可稱一部《「東亞病夫」摘帽記》，卻絲毫沒有引起理論界的重視。要知道，「東亞病夫」這四個字構成的恥辱，藏在歷史記憶並不深遠處，卻控制著近代以來華夏民族的潛意識。這個詞的出現，最早據說是1896年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報》上，乃西人泛指「落後國家」，其意與「個人體魄」原本無關；卻是我們的「如椽大筆」梁啟超，1903年發表〈新民說〉，首次用它來說國人；1904年曾樸用它作筆名，開始發表、出版《孽海花》（至1941年止），也跟體質虛弱相聯繫。顯然，這是國人給自己扣的一頂帽子。
「解放後」，中國要出「東亞病夫」這口惡氣，所以前十七年的國家體委主任是元帥級的賀龍，他同時兼任軍委常務副主席，掌兵權的管體育，可見其功能。但中央領導人對足球賽都很情緒化；六四年國家隊輸給巴基斯坦，賀龍一怒之下竟將其解散；八一足球隊出征前，外長陳毅（也是元帥級）對隊員說：你們要贏巴西隊，「我陳毅就給你們磕頭!」鄧小平要看電視轉播足球賽，下令中央電視臺晚間八點不准插播新聞；九〇年亞運會中國輸給泰國，鄧竟打電話責問萬里：「怎麼搞的，我們這麼個大國連泰國都打不過啦？！」
政客（國家領袖）不一樣，中國球迷跟英國球迷絕對不是一個種類。北京學生鬧事之前，早有球迷鬧事；中國政治危機的先聲來自球場，只是沒人讀得懂。八五年北京工人體育場的「五一九」球迷騷亂，我們不妨把它當一個起始點，生發出兩條平行的軌跡：一條是從這綠茵地，延伸到幾年後的天安門廣場，空間變得更闊大，模式則從球迷騷亂轉變為街頭政治抗議；另一條則是銜接到「鳥巢」，空間沒有廣場闊大，但是「雪恥」的含義濃烈到了頂點，幾近凱旋式。
用電視對民眾灌輸愛國主義之濫情是中國電視的一貫作法。1961年4月，使電視和乒乓球同時在中國暴得大名的一場國際比賽——第26屆世界乒乓球賽，至今令中國人記憶猶新，整個所謂「祖國話語」都是在那時被植進心靈的——莊則棟的勇猛、李富榮的穩鍵、徐寅生十二大板扣殺星野、丘鍾惠絕境一球扳成女單冠軍等，這些彷彿是命運的決戰，當年都讓中國人如醉如狂。
北京當時約有一萬架電視機，幾乎每架之前都擁擠著幾百人。1981年第36屆世乒賽，中國囊括了全世界七項冠軍，一時彷彿「拔劍四顧心茫然」，老百姓開始對乒乓「小球」沒興趣了，中國的乒乓球也由此從頂峰跌落。
同一時期，中國人正為他們的「大球」苦惱。足球不爭氣，連亞洲都衝不出去，讓球迷們痛苦萬分，電視臺每轉播一次都要鬧事。突然，1981年中國女排在日本舉行的第三屆世界盃，奪得第一個中國大球冠軍，此後又「二連冠」、「三連冠」，成了民族英雄。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爭奪「四連冠」，最後一局即將決出勝負時，實況轉播突然轉為「新聞聯播」，觀眾勃然大怒，怨聲四起。後來中共「十三大」開幕新聞專題，同中國足球衝出亞洲的關鍵一戰轉播時間衝突，中央批准把時段讓給球迷。
1981年乃中國人的體育年。3月20日，中央台通過國際通訊衛星實況轉播世界盃排球賽亞洲預選賽，中國男排反敗為勝，擊敗南韓獲小組冠軍，電視轉播之後，北大、復旦、科大學生立即在校園遊行，高呼「振興中華」——這個八○年代最煽情的口號，便是一場體育賽事的電視轉播所引發的民間產物。那天還有人跑到復興門廣播大樓門前高呼「中央電視臺萬歲」。
北京要把2008奧運辦成一幕「雪恥」大秀，國際社會是看懂了的。美國作家夏偉（Orville Schell）在美國《新聞週刊》的點評，便使用了一個字眼：humiliation（恥辱），並詮釋得甚為透徹：「中國終於可以自我陶醉於它的國家認同，從受害者轉為勝利者，全賴奧林匹克的點金術。一場盛大的象徵性的一舉成功的比賽，意味著中國歷史上的恥辱一筆勾銷，翻過它那受難遺產的一頁，這個國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臺上重生，儘管中國人可能還會不對勁地繼續尋找他們的自信。」
研究義和團運動的美國漢學家科恩（Paul Cohen）也指出，中國意識形態的監督者們，隨時隨地、從不猶豫將國家舊時之痛「用於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修辭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難性質，獨佔了所謂「往昔痛苦的道德權力」。
中南海非得抓住國際體育盛會的機會，來向世界宣佈他們收復了國家尊嚴，自然涉及到眾所周知的那個近代圖騰「東亞病夫」。這個精心設計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對「恥辱」的培育、教唆，應有一個二十多年的草蛇灰線可尋，這便令我不由得回味起一九八七年重返製作《河殤》時期，那「五一九」球迷的狂躁，竟給了我第一個靈感：哦，我們中國人原來有「輸不起」情結。
你看在這些體育競技場上，中國人是多麼狂熱呵。
當五星紅旗升起的時候，大夥兒都跳、都哭。
如果輸了呢？大夥就罵、就砸、就鬧事。
一個在心理上再也輸不起的民族。
中國女排的姑娘們已經是五連冠了。壓在她們肩上的是民族和歷史的沉重責任。假如下一次她們輸了呢？
《河殤》這個著名的開頭，靈感就來自「五一九」的工體騷亂。
但是，「新中國」的趕超意識，就是一種競技，是要跟西方（國際）比快慢、高低、勝負、優劣，在所有的領域裡比試；體育是第一利器，豈能逃脫？所以，它是由一個元帥主管的、半軍事化的、「從娃娃抓起」的、「一條龍」的、仗著人口基數大「萬裡挑一」的、急功近利型訓練模式的、一將成名萬骨枯的……，總之，是和平建設時期的一支「雪恥」軍隊，戰略目標是用最短時間，衝到世界第一。這個戰略的最早模式，就是毛澤東的「趕英超美」，後來又直接成為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
這種「趕超欲」，被民族心理的自卑、嫉恨所驅使，也被梟雄玩於股掌之上，不僅在五○年代鬧了一場荒唐的「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更在「開放時代」被來自西方的資本、文化所煎熬，仇外心智愈趨偏狹愚昧。凡此種種，令晚近中國二三十年，瀰漫著憎羨交織的人格分裂氛圍，摘除了「東亞病夫」的帽子又怎地？
麦金德《陆权论》：谁控制了中亚腹地，就控制了世界岛，也就能控制了世界。
马汉《海权论》：制海权对于一国力量最重要，海洋航线带来巨大商业利益，保有强大舰队、商场、港口才有此一利益。
斯皮克曼“边缘地带”说：地缘战略地区和资源富集地区，都是“可争夺地带”。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西方有上述三大著名地缘政治学说，也是冷战时期的战略依据，最近忽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斯蒂芬•班农，拿去詮釋一番，2019年3月13日他在日本，发表了一个演讲，矛头直指中国。他说在最近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讲话，另一个就是美国布朗大学的沃森中心做了个研究报告，结论是过去十七年美国的反恐战争总共耗费了5.6万亿美元，但是没有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获得真正的胜利。班农极为苦恼：
“习的十九大报告，长达三个半小时，道出了他们未来全球霸权统治的计划，而西方对此根本没有人关注。中国领导层的计划有五个方面，他们基本上是在规划未来几年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他们实际上会控制世界的主导地位。
“第一是2025计划，这是中国领导层几年前提出的一项战略计划，掌控全球10个产业，其中3个产业，芯片及硅片制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
“第二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中国真正大胆的地缘政治扩张。每当我在美国各地谈到此事时，他们都说，哦，哦，班农，你错了，你错了，中国人从来都不是领土的扩张主义者。他们其实是地缘政治的扩张主义者。”
原来西方三大地缘政治学说，被北京活学活用了，证据就是“一带一路”。班农说，“一路”就是中国从丝绸之路开始扩张，把中亚那些重要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用孔子重商主义的市场模式，把伊斯兰教政治统一到一个市场中去，这不就是“陆权论”吗？不就是要控制“世界岛”吗？
中国人在波斯湾、吉布提、南中国海做什么，用海军、用港口控制世界岛屿，把沿途的主要港口都连接起来。这是他们的“一带“，这不就是马汉的《海权论》吗？
所以“一带一路”，就是把麦金德和马汉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干过。
班农说中国人控制南中国海，在那里造岛，实际上更加大胆，这不是斯皮克曼的理论吗？该理论是关于从海洋向内陆的沟通线，把侵略者远拒国门之外，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外，让日本和美国无法发起大规模的入侵。
习近平讲的第三件事是5G网络。中国在这方面比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先进得多，如果他们赶在前面完成这项工作，他们将再一次在科技技术上占主导地位。
第四是金融技术。目前西方以及日本和美国等国尚且可以把它从世界资本市场上踢出去，对它的公司实行真正的制裁，或者把它的银行从全球资金流中赶出去，或者将它的大银行隔离于全球资本市场之外。这是中国今天的一个弱点。但是5年、 7年或8年后，随着他们金融技术进步，这种可能性将会消失。
第五是开始用人民币，来作为汽油和所有石油产品的兑换货币，让美元失去储备货币地位，也使美国在世界资本市场失去极大影响力。
这五大方面，便是中国领导人战略部署，到2030或2035年，他们就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也就是说，十五年后，他们将成为世界霸权。
海派江泽民渴求入世的低三下四，也早已被人忘得一干二净。
廉价劳力，是中国起飞的诀窍，这是北京的一项“专制红利”，由中共打造，西方资本主义艳羡而不得，然而也不要眼红，因為“中国由盛转衰只需3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DE），针对中国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展开一项研究，得出这个结论，它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达到顶峰，然后到2060年左右会再被美国赶超。中国生育率仍远低于其更替水平，这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也开始萎缩。中国15岁至60岁群体的人数在2012年开始下滑，预计还会进一步降低。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劳动力将下降约四分之一。到21世纪30年代左右，中国经济必然赶超美国，但在此后，由于人口老龄化，中国经济增长将开始减速。
中国目前最大的对手，是东南亚与印度的约二十亿“农民工”，他们比中国农民工更廉价、更年轻、素质更高，很大一部分能说英语。在马来西亚，一个二十来岁高中毕业的印尼籍佣月工资不到1200马币，即不足2000元人民币，英语流利的菲佣月工资在2500元人民币左右。周边国家年轻劳动力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与中国农民工一样，马国无需负担他们福利；而且，这些国家没有严密的网络防火墙，包括越南在内，所有东南亚国家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随便上；这些国家“民主宪政”不是敏感词，没有那么频繁的删贴封号；这些国家的执政者不管好歹都得靠竞选上台，连缅甸都“选举”了。
整个地球当前只需要五亿人从事低端制造业。一旦东南亚与印度二十来亿人口中，有四五亿人真正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国的产业向外转移将势不可挡。由于中国的劳动法、驱赶大城市低端人口、一刀切的环保风暴、高税收、产权人权保障不力、各种运动式执法、土地垄断导致的社会综合成本上升等等因素，将加速中国产业外迁的速度，而使失业风暴更加猛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