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10-6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张伟国 By Zhang Weiguo (非赢利同仁园地,无广告、无稿费,所转文稿如有版权要求请联系博主)
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
呉嘉隆:川普追求歷史地位,可能要修改一個中國政策
陶傑:「體驗教育」缺德失貞
作者臉書 2026-10-6
徒步的骑手:爱国老鼠会
2026年10月5日週一
#235 爱国老鼠会党员人数过亿,仍然不是中国最大的组织;中国人的爱国老鼠会是怎么搞传销的?卖的是什么货?一窝老鼠一年能生两百多亿只,结果是怎么算出来的?中国人最大的组织是什么?有人会说,是中国共产党,去年党员人数就破亿了。想想中国总共也才十三四亿人,十三四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共产党员。共产主义事业,光在中国,就有1亿多人等着接班,能实现不了吗?虽然人挺多的,但共产党并不是中国人的最大组织。还有个更大的,就是中国人的“爱国老鼠会”。 这个“爱国老鼠会”在中国不止一亿人,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分支。看看那些身在海外,整天教人心怀祖国的,大都是这个老鼠会的会员。 简体中文世界的听众,可能对“老鼠会”这个词,不是很熟悉。在繁体中文世界,老鼠会说的就是传销。这个说法,据说是从日本传过去的。日本人把传销叫“鼠讲”,写成假名是ネズミ講。 传销是怎么跟老鼠扯上关系的呢?我查了一下,这跟一本日本算术书有关。江户时代有本算术书,叫《塵劫記》,1627年出版,离现在已经有400年,作者是京都人吉田光由。书中有一道题,叫“鼠算”,相当有趣,就是问一窝老鼠,一年到头不停地生,能生多少。答案相当惊人。 它是这么算的。正月,一对老鼠生了十二只小老鼠,就是六对,连同鼠爹鼠妈,一共七对。二月,每一对再各生十二只。就这么一个月一个月生下去,到了十二月,这窝老鼠总共有多少只?答案是二百七十六亿多只,相当于二乘七的十二次方。 这道题说的是指数增长,后世的日本人说指数增长,也喜欢拿老鼠当例子。传销发展下线,也遵循这么个算法。一个上线拉六个下线,六个下线再各拉六个下线,一层一层往下拉,拉到第十三层,人数就超过一百三十亿,比地球上的人口还多。这当然是在假定的前提下,做的一个算术游戏,现实世界并不具备那么完美的前提。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明白了,为什么日本人把传销叫“鼠讲”,ネズミ講。传销的钱是从下线往上流。下线的人交钱,上线的人收钱。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那一伙,才是真正的大老鼠。这是老鼠会这种说法的由来。 中国这套山寨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个老鼠会架构。顶端一伙上线,就是一窝大老鼠,然后是一层一层的下线,一窝一窝的小老鼠,到了最下线的芸芸众生,只有当牛马拼命干活的份。这套架构维持了几代人,这些年,赖以维系的下线开始出现断裂。 有人说,中国几千年都是这么过来的,人都是分三六九等,有高低贵贱,远近亲疏。传统社会都是等级社会,这么说没有错。《诗经》里有一首《硕鼠》,开头就是“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大老鼠啊,大老鼠,别再吃我的粮食了。两千多年前,华夏先民就看透了上面有一群又肥又大的老鼠,还说“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老子不陪你玩了,去个能过上好日子的地方。 那是传统中国。山寨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把传统中国的等级社会推向了极端,它打破了传统的等级,消灭了传统的大老鼠,把自己弄成了一只前所未有的巨无霸老鼠,把所有它能管得到的中国人,都纳入了它的老鼠会体制。整个中国,上面是一伙大号硕鼠,下面是一层一层的老鼠会下线。很多有觉悟的中国人,不愿做这个老鼠会的一部分,但脱离这个老鼠会谈何容易。即便是到了海外,这个老鼠会网络仍然追着你,忽悠你爱国。这个网络就是中国人特有的“爱国老鼠会”。 爱国老鼠会卖的产品,叫“爱国”。这个产品的包装,做得非常到位。一群大老鼠小老鼠,从小学课本就开始包装,从电影电视,包装到抖音互联网,连民俗都不放过,把民间驱鬼辟邪的一个端午节吃粽子,都包装成爱国。爱国老鼠会的产品上,印着让很多中国人动心的标志,长江黄河,长城故宫,祖宗家乡,母语乡音。看到这种包装,中国人有几个不动心呢? 但是,打开这些包装,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包装上印的是“国”,里面包的是“党”,这就是党国。包装上印的是悠久历史、锦绣山川,里面包的是一个权力集团,一堆大号老鼠,有时候干脆就是一个抓住权力死了不放的特大号老鼠。 爱国老鼠会的这个产品,不是白给的,会员要拿钱买。价钱不写在包装上,但人人都必须付,像牛马一样劳苦终生,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积累的财富随时被别人拿走。爱国老鼠会有个口号,叫“报答国家”。它告诉国民,你们欠国家一笔债,得用一辈子来还。 在这个老鼠会架构中,很多人集下线上线于一身,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谁指出来这是个老鼠会,他们就蜂拥而上,维护他们上面的大老鼠,骂那些指出来的人。 各个国家查处老鼠会,都遇到同一个难题。执法的人上门,受害者往往不配合,有的还跟执法的人吵,说你们砸了我的事业,毁了我的前途。有时候,家人劝他们退出来,回头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们听不进去,还会跟家人翻脸。 这是老鼠会最厉害的地方。它把受害者变成推销员,再把推销员变成看门狗。 爱国老鼠会也是这样。一个在城里打工的年轻人,工资低得可怜,房子买不起,生病看不起,一辈子当牛马。但是,听到谁批评党国,他第一个跳出来,骂人家“汉奸”“美分”“恨国党”。他骂的那些人,在各方面都比他强,而且还是在替他说话。 世上怎么会有这种荒唐事呢? 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sunk cost fallacy——沉没成本谬误。说的是,如果一个人在一件事上投入了太多,像时间、精力、感情,还有钱,即使已经很清楚,他投入的是个骗局,他也没法面对现实,承认自己被套在一个骗局中。因为承认被骗了,就等于承认自己愚蠢,前大半辈子白活了。这个代价太大,大部分人付不起。 所以,他们宁肯在骗局中继续投入,继续相信,继续骂那些说真话的人,也不愿出来正常做人。他们要发展更多的下线,把更多的人骗进去。 爱国老鼠会不但在神州大地,生意兴隆,而且到各个国家开分店。这种海外分店,大家可能都见过,像中国人的各种同乡会、联谊会、校友会、商会,虽然有些是正常社团,但很多是爱国老鼠会的海外分店。逢年过节,他们搞活动讲话,主题差不多都是一个:身在海外,心系祖国。 这些分店的骨干,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自己都不住在祖国。他们住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享受这些国家的法治。他们的家产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说话不用担心被喝茶,孩子念书不用考土皇帝思想。他们自己已经“适彼乐土”了,回过头来,却劝墙里墙外的中国人“爱国”。 这些爱国老鼠会的海外小老鼠到底图什么呢?其实,跟老鼠会发展下线一样,就是图好处,图钱。回国考察,有人接待,有人陪吃陪喝;回国做生意,门路宽一点。老家县里开个什么会,请他回去往主席台上一坐,台下无数只水汪汪的大眼睛,衣锦还乡的感觉一下就有了。这种感觉只有在祖国能找到。 在美国,这种人可能是靠一技之长谋生,有开餐馆的、做贸易的、炒房子的、教书的、开按摩院的,跟大家一样挣钱、交税、养家糊口,没人把他当个人物景仰。但是,加入了爱国老鼠会,一回到祖国,他们就成了“海外侨领”。这个身份,在爱国老鼠会中是有级别的。虽然级别不高,下级老鼠,也是老鼠。他们要维持这个身份,就得替老鼠会拉人头,发展下线。 这种老鼠会喊的是高大上口号,讲的全是利益。一个个小老鼠账算得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房子、存款、孩子放在哪里最安全。他心系的不是祖国,是祖国的钱,是从祖国能捞的好处。 中国有个作家,名叫王蒙。王蒙曾经骂美籍华人“没有对祖国尽过一点义务”。在第109期节目中,我讲过余英时先生怎么回应他。这里补充一句:当年王蒙是在中国骂海外华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很多小王蒙跑到了海外,在海外建立了爱国老鼠会分店,忽悠海外华人爱国。这些老鼠肉身与时俱进了,但话术还是那套话术。 人对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有感情,这本身没有错,也很自然。余英时先生说过,离开中国几十年,仍然有中国情怀,不但没减弱,反而与日俱增。他也知道在海外讲中国,费力不讨好,想戒断这毛病,但“屡次自戒,而终不能绝。” 我在节目中也说,人在一个地方长到成年,那个地方就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想念家乡的饭菜,想念小时候的街道,想念师长朋友的乡音,这是人之常情。大部分海外中国人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这跟爱国老鼠会不是一回事。 所以,这里要分清两件事。 |
安可替代:有三个目的:战时需要、政治安全、国企利益
@wuzuolai · Oct 5, 2026
安可替代:有三个目的:战时需要、政治安全、国企利益
一、『安可替代工程』第一是战时需要:
一旦武统台湾的战争打响,『我们』的高端设备安全可靠吗?
会不会被敌对国家远程控制?产品维修与零件会不会受制于西方国家?战时被各种制裁禁运必然会发生,所以,《爆点周刊》爆料的安可替代工程,第一目的,是为了战时安全。
中共的军队建军于1927(本质上,它是苏联-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在中国成立的红军),为迎接中共建军一百周年,解放军『解放』台湾,是使命所在,否则你为什么叫解放军?军队是用来打仗的,解放军就是用来解放台湾的,是不是?
无论是美国军方还是台湾、日本等国等军研究专家,多将2027看成一个关键时间,尽管中共现在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但当年他们已然前置性的考虑到战时高端产品的安全系数,这是必然的。
我们看一下“国资委79号文”就清楚了:
“国资委79号文件”(2022年9月下发),该文件明确要求:所有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必须在 2027 年底前实现 100% 的信息化系统信创国产化替代。替换范围包括底层的芯片、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到上层的办公软件、财务软件、CRM系统等。
为什么将时间线锁定在2027年,当时就是考虑到战争开始启动,所以,国字头的行政与企业,要在战争发动之前达到安全状态。
二、是党和国家政治安全需要:
根据财政部和工信部于2023年底印发的《政府采购需求标准》(涵盖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通用服务器等产品),乡镇以上党政机关,以及乡镇以上党委和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及部门所属为机关提供支持保障的事业单位在采购计算机等 IT 产品时,应当将 CPU、操作系统符合安全可靠测评要求纳入采购需求,并作为采购文件中的实质性要求。
适用范围:并非所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限定在乡镇以上党政机关,以及乡镇以上党委和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及部门所属为机关提供支持保障的事业单位。其他单位可不在采购需求中提出此项要求。
实质要求:相关采购人必须将符合“安全可靠测评”要求作为实质性指标纳入采购文件。
执行方式:供应商在投标、响应环节出具满足要求的承诺函即可,采购人不得在投标环节进行违规检测或要求提供检测报告。 [https://mof.gov.cn/jrttts/202312/t20231226_3924138.htm]
在考虑党国从中央到地方党政信息安全的同时,中共不忘让自已信得过的央企国资成为最大的受惠方。可以说,安可替代工程,一举多得,既自肥自利,又可以开始与欧美国家技术与产品脱钩。结果呢,我检索得到的资讯是:电信和央企:各大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集中采购公告中,国产服务器(如基于华为鲲鹏、海光芯片的服务器)的采购比例近年已大幅飙升至 60% 以上。
安可替代工程在其它行业实施的“蛛丝马迹”:
我继续通过网络搜索相关的行业动态或技术白皮书,发现医疗、教育、广电等系统正在密集采购与适配:医疗/医院系统:例如媒体和科技网站广泛讨论的《医院信创替代的“行政先行”与“临床过渡”两条路线》。文中明确提到如武汉市第一医院等大型三甲医院,如何利用虚拟化技术在国产系统上无缝运行原本依赖 Windows 环境的医疗核心业务系统(HIS/EMR),并逐步完成彻底替换。
三、综述
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共因备战2027需要、因党国政治安全需要,也为党国利益集团的需要,搞了这项隐秘的安可替代工程,在这项工程确立的背后,我们还要看到一个更宏大的背景,更令中国人与文明世界隐忧、不安,甚至恐惧的大变局:
中共政权正在与世界断链,重新封邦锁国,大清并没有完全关闭与外面世界贸易的窗口,在广州有朝廷政府直接控制的『十三行』,中共会一步步收缩对外的技术与高端产品的依赖,特别是在事关党国政治军事安全领域,通过产品与技术,确立『主权独立』,追求信息安全。
习当政之后,逆改革逆开放一步步稳步推进,一步一个脚印一个坑。
1840年,英国人船坚利炮洞开了大清中国大门,1860年才有经济上的改革开放;
1978年,中共政权经济严重危机,不得喝西方技术与资本主义『肮脏』的血,来拯救自已;
2013年开始,习近平政府开始向新西方列强变相宣战,当然主要是经济战,还包括主动或被动的病毒战,以及宣传战心理战,既是为了抬升自已在党国体制内的威权,也是为了保障党国的政治安全,在他的视野里,朝鲜化才是最安全、最理想的社会主义境界。
诗曰:
可用慈禧权势挥血剑
替换内芯内存为备战
代代红基因党国安全?
@baodiantimes
硬核解密:中共史上最大政务工程——安可替代工程 严重危害各国安全
@baodiantimes · Oct 5, 2026
硬核解密:中共史上最大政务工程——安可替代工程 严重危害各国安全
爆点周刊|透明度计划|纽约|2026年10月5日|记者:保罗
《爆点周刊》“透明度计划”近期获得并交叉核验的一批中国政府机密文件显示,一项覆盖中国党政机关、广播电视、医疗、教育、中央企业以及重要信息基础设施的国家级国产化替代工程,已经持续推进多年。这项工程在内部被称为“安可替代工程”“深化安全可靠应用”或者“国货国用”。它并不是一个芯片项目,也不是一次普通的信息化升级,而是一项试图重构中国电子政务和关键行业信息技术体系和政府办公场所设施的系统性国家安全工程,其目标是逐步实现从芯片、服务器、PC终端、交换机、音视频监控设备、存储设备、打印机、政府公务用车、政府办公机构空调、大型照明系统等在党委政府内部一切涉及西方国家产品和技术的领域,到数据库、服务器操作系统、人工智能计算芯片以及其他软硬件系统的国产化替代。其替代规模和范围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绝无仅有。
从《爆点周刊》目前掌握的文件看,“安可替代工程”最初主要针对党政机关电子政务系统,后发展至军方、公安、国安、药监、气象等音视频及数据监控系统,随后又逐步扩展至广播电视、医疗、教育、国有企业等多个领域。由于其覆盖范围极广,涉及的软硬件设备数量庞大,且包括前期研发、产品测评、专项保供、政府采购、系统适配、设备更新和后续安全维护等完整链条,这项工程的长期投入规模可能达到数万亿元级别。从体量上看,其投入规模早已超过三峡大坝、港珠澳大桥等单体基础设施工程,但与这些广为人知的项目不同,绝大多数中国公众对“安可替代工程”几乎一无所知。这本身就是违反中国法律和国际社会普遍规则的。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项工程长期被纳入严格的保密体系。《爆点周刊》获得的一份关键内部文件显示,2022年8月,中央安全可靠应用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安可工作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其他不宜公开的敏感事项清单》,文号为中安组〔2022〕3号。根据该文件,涉及安可工作的部分项目,从项目立项、批复、资金下达、采购,到工程验收等流程,都被纳入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其他不宜公开敏感事项管理。文件还对相关术语本身设置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包括“深化安全可靠应用”“安可替代工程”“安全可靠应用”“安可工作”“安可为常态、非安可为例外”“国货国用”,以及AK、AKTD、GHGY等内部简称和提法都被列为法定保密范畴。
这意味着,安可工程不仅对具体项目内容实施全流程保密,甚至连内部使用的语言体系也被纳入敏感事项管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外界虽然长期能够看到中国政府推动国产芯片、国产操作系统、国产数据库和国产整机,但很难从公开信息中拼接出整个工程的中央决策机制、政策体系和政府机构大规模采购实施时间表。
《爆点周刊》掌握的内部材料显示,中共中央层面设有“中央安全可靠应用推进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相关工作。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该机制与中央办公厅关系密切,并与国家电子政务内网建设等体系相互交叉。在实际执行层面,中央办公厅、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国家保密局、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等多个部门均参与其中,形成了一个横跨党政系统、国家安全系统、产业政策体系、政府采购体系和中央企业系统的庞大执行网络。
2026年6月3日,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电子政务内网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孔绍逊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深化安可替代国产芯片“国货国用”项目存储部件专项保供工作。根据《爆点周刊》获得的会议材料,孔绍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有关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全面落实信息类产品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和相关采购要求,抓紧开展安可整机招标采购和应用系统适配工作,并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完成。
这场会议尤其强调“专项保供”和风险控制。会议要求加强纪律约束和制度执行,严格审查合同真实性,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避免专项保供产品流向其他领域和公开市场,并明确提出要防止相关人员利用专项保供机制牟取私利。会议同时再次强调“严格保密管理,严控知悉范围”。这表明,所谓“国货国用”并不只是一般政府采购政策,而是存在一套专项供应、专项采购、专项管理和专门保密的国家级执行机制。
《爆点周刊》获得的另一组材料涉及第七批深化安可替代国产芯片“国货国用”安全可靠测评。相关工作由国家安全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保密局等部门参与,并通过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国家保密科技测评中心体系发布《安全可靠测评结果公告(2026年第2号)》。根据相关公告,本次共有7家企业的9款国产AI芯片进入相关名单,安全可靠等级全部被评定为最高的I级,有效期三年。
这9款芯片分别为:华为海思昇腾310、昇腾910;阿里平头哥真武M530、真武M890;壁仞科技壁砺166;海光信息DCU-3G;天数智芯KCC-V100X;沐曦股份MXC600;摩尔线程PH100。相关测评范围还包括9款人工智能训练推理芯片、8款集中式数据库和15款分布式数据库。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发布《安全可靠测评工作指南V4.0》,进一步明确测评结果三年有效期届满后的产品复核流程、所需材料和具体要求。
这些材料表明,安可替代的范围已经明显超出传统PC、服务器和办公系统,开始进入人工智能算力、安防监控、汽车、空调、大型照明设施等基础设施和数据库等关键底层技术领域。换言之,安可工程正在从“国产办公设备替换”升级为整个信息技术的系统重构和对一切外国产品的绝对排斥和歧视。
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市场监管总局,2026年第二季度产业工作调度会暨新通过安全可靠测评企业座谈会,则进一步显示安可工程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管理体系。根据《爆点周刊》掌握的会议材料,两部委在听取安可企业关于产能备货、产品出货、技术创新、产品迭代、安全漏洞处置等情况的汇报,并督促相关企业全力保障“国货国用”项目实施的同时,会议还组织国内存储企业和安可整机厂商召开政策宣传贯彻会,要求相关企业密切配合,保质保量完成存储部件专项保供工作。同时,有关部门组织起草《安全可靠人工智能计算加速模块技术规范》等3项人工智能产品技术标准,以及《安全可靠激光打印机技术规范》等3项打印机产品技术标准。会议还通报了2025年软件产品质量抽检情况,分析典型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同时部署启动2026年软件产品质量抽检工作。
这意味着,安可工程已经不再只是政策倡议,而是形成了从安全可靠测评、技术标准制定、产品质量抽检,到企业产能管理、专项保供、系统适配和漏洞处置的一整套产业治理体系。
在网络安全层面,《爆点周刊》获得的另一场会议材料显示,中国已经针对安可产品建立专门的漏洞评估和共享机制。相关机制由国家安全部牵头,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保密局等部门共同参与,专门开展安可产品安全漏洞汇聚、补丁研发和风险消控等工作。2026年第三季度,国家安全部通报3期安可产品漏洞,共汇聚安可产品安全漏洞50个。公安部同期发布3期《网络与信息安全情况通报》,向各地区、各部门通报安可产品安全漏洞有关情况,督促用户单位及时升级防护、消除风险隐患。
这一机制表明,安可产品不仅有独立的产品目录和测评体系,也已经建立与之配套的安全漏洞、补丁和风险管理机制。从制度层面看,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信息安全生态。
安可替代的范围也在从党政机关向重要行业持续扩展。《爆点周刊》获得的中央网信办相关会议材料显示,在对2025年重要行业领域安可替代进行中期评估后,有关部门结合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情况专项审计结果,从6个行业领域选取8家存在问题的运营者开展现场专项评估,督促加快安可替代进程。与此同时,广播电视行业拟纳入专用软硬件应用产品安全可靠测评范围的产品类型,也已经完成专家评审。
这说明,安可工程已经从传统党政电子政务系统逐步进入广播电视等重要行业。根据《爆点周刊》掌握的其他材料,医疗、教育和国有企业等领域也正被逐步纳入这一体系。
国务院国资委组织召开的中央企业深化安可替代专题工作推进会,则进一步说明这一工程已经全面向央企系统铺开。根据相关会议材料,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锚定深化安可替代2027年总体任务目标”,围绕关键任务和量化指标加快推进安可替代工作。有关部门已经从生产运营系统、经营管理系统、网信基础设施等方面遴选45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并发布《中央企业深化安可替代国产芯片“国货国用”典型案例集(2025年度)》。
如果说党政机关安可主要针对国家政务系统,那么央企安可意味着能源、通信、金融、交通、工业制造以及其他国家战略产业的信息技术底座也将被纳入国产替代体系。
软件系统同样是安可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爆点周刊》此次获得的一份关键文件来自中央网信办,文件名称为《关于通报CentOS停服安全风险应对和国产替代工作进展情况的函》,文号为中网办发函〔2026〕307号。该文件要求,CentOS服务器操作系统替代工作在2027年底前全部完成。
CentOS长期广泛应用于服务器系统。如果服务器操作系统被大规模集中替代,这意味着安可已经不再停留在桌面办公终端,而是深入到IT基础设施最底层。再结合国产数据库、国产AI芯片、国产服务器、国产整机和政府采购体系,可以看到,中国正在建立从芯片到操作系统、从数据库到服务器、从终端到行业系统的一整套国产技术栈。
把目前掌握的这些文件、会议、测评、产品目录和行业任务放在一起,安可工程的基本结构已经比较清晰。其第一层是芯片国产化,包括AI芯片、CPU、存储部件和其他核心元器件;第二层是整机国产化,包括PC、服务器、打印机和存储设备;第三层是基础软件国产化,包括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和相关底层软件;第四层是应用系统适配,即将国产软硬件真正嵌入现有党政和行业业务系统;第五层是行业替代,即从党政机关向广播电视、医疗、教育、央企和其他重要行业扩展;第六层则是安全和保密体系,由国家安全部、公安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保密局等部门分别承担安全测评、漏洞管理、技术标准、政府采购和保密控制等任务。
这一整套政策逻辑,已经被中共机密文件浓缩成一句非常明确的话:“安可为常态,非安可为例外。”
近年来,中国政府多次批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限制华为、中兴等中国电子信息设备进入政府和重要基础设施市场,指责西方国家存在“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的问题。但《爆点周刊》透明度计划此次获得的一系列内部材料表明,中国自身早已建立并推进一套规模远大于单一企业禁令的国产化替代工程。
它的目标并不是限制某一家西方企业,而是推动整个党政体系和关键行业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逐步摆脱西方国家的芯片、硬件、软件、数据库和操作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可替代工程”实际上是一场以国家安全为核心逻辑、由中央层面持续推动的国家级技术脱钩。
更为关键的是,整个安可替代系统全面由国家安全部全程介入指导,这就意味着,这套安全系统在中国可以用于监控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一旦进入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或军警系统,极可能对该国国家安全造成巨大风险。
按照目前已经披露的范围和规模,“安可替代工程”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投入规模最大的政务工程之一。然而直到今天,这项耗资巨大、影响深远、浪费严重、与公共财政和国家治理密切相关的工程,其任何信息仍未向中国公众公开。如此重大公共工程长期运行于公众视野之外,不仅严重损害中国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也使巨额公共资金的使用缺乏应有的社会监督。这正是《爆点周刊》“透明度计划”决定披露相关内部文件、还原“安可替代工程”真实全貌的原因所在。
方绍伟《国家为什么会成功:政府禀赋与经济兴衰》序、简介、目录
历史与秩序 2026年10月4日
方绍伟:序言(终结中国人只能翻译介绍和激动推崇西方社科理论的“学术买办史”)
1817年1月26日,著名人口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致李嘉图的一封信中写道:“国富与国贫之原因——此乃一切政治经济学探究之宏大对象。”数百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孜孜以求地寻找问题的答案。到今日,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但又似乎还是知道得很少,因为,强调不同因素的新理论还在不断涌现。我们可以从一段时间以来特别畅销和流行的以下几部著作里,持续地感受到人们对问题和新答案的兴奋之情:
1. 阿西莫格鲁、罗宾逊(2024诺奖得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包容型制度或民主制度最重要。
2. 达利欧(著名投资家):《国家为什么会破产》——国家信用、国债规模和货币价值最重要。
3. 莫基尔(2025年诺奖得主):《增长的文化》(西欧为什么会率先崛起?)——关于自然的文化观念和技术知识最重要。
4. 戴蒙德(演化生物学家):《枪炮、病菌与钢铁》(地理为什么最重要?)——强调地理物产的终极决定性(相关的另一本是彭慕兰的《大分流》)。
5. 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认知革命为什么最重要?)——强调人类认知突变以及虚构故事、想象构建、数据革命和人类一元发展的意义。
6. 格雷伯、温格罗:《人类新史:1492年以来的全球纠缠》(自由实践为什么最重要?)——强调自由实践、多元纠缠、全球化、非欧中心、多因偶然和多元发展的意义。
按照一种把握“理论布局”的分类方法,以上这些书涉及了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问题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经济结果”四个环节。前三本书侧重于社会因素(政治制度、国家信用、文化观念),后三本书侧重于自然因素(地理物产、认知革命、自由实践),还有很多专业经济学著作更多地侧重于经济因素(如投资、储蓄、知识、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等)。
在大学的课堂上,一个学富五车的老教授也许会告诉学生说:“这些理论都各有道理。”但是,如果你碰巧是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学生,你对“各有道理”的判断可能会略有不满。你或许想追问:对于特定甚至是所有国家的经济兴衰结果而言,到底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还是经济因素的作用更大?如果三种因素都能起不同作用,它们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近代以来,许多国家已经给我们展示了经济成功的经验和经济失败的教训,有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对国家经济兴衰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呢?
阿西莫格鲁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针对的就是上述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侧重社会因素的“包容制度论”似乎还是没有击中社会机制的要害,并且对上述三类因素的相互关系也没有给出系统的分析。本书名为《国家为什么会成功》,直接对标的就是阿西莫格鲁《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本书认为,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里提出的“包容制度论”无法成立,因为,“包容制度论”本质上认为“西方民主决定经济发展”,而为了回避“有西方民主也可能没有好发展”(如菲律宾、利比里亚、南非、莱索托、海地、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没西方民主也可以有好发展”(如新加坡、卡塔尔、阿联酋、中国)的现实,“包容制度论”因此就不得不对包容制度的概念进行一般读者所不可能辨识出来的定义扭曲(如把印度民主划在包容制度之外),同时把现实中的持续经济发展说成非持续的经济发展(如中国)。
随着阿西莫格鲁202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包容制度论”似乎成了解释国家经济成败的标准理论。这确实也表明,从理查德·坎蒂隆和亚当·斯密开始的、经过无数经济学家(包括提出“统一增长论”的奥戴德·盖勒)共同努力的经济增长理论由此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但是,这个新高峰也仍然不幸地带着西方政治文化的偏见,以至于连“有西方民主也可能没有好发展”和“没西方民主也可以有好发展”这么明显的事实都会被否认。这对于反对民主的人来说会特别感到问题绕不过去,但对于支持民主同时又有“逻辑正义感”的人来说,就会觉得在逻辑上特别难以自处。这也许能警醒我们,当一个现实问题的经验知识和理论总结发展到一定阶段,全面反思这个现实问题的理论逻辑,就成为一个与经验研究同样紧迫甚至是更为紧迫的任务;对底层理论(潜理论)的逻辑分析和对相同史料的不同解读,也就成为破除旧理论迷信的唯一手段。
为什么阿西莫格鲁的“包容制度论”会流行并特别容易继续流行?因为它太符合一般人的“价值直觉”了——包容好,攫取不好,故包容当然更能推动经济发展。这反映的是一种诉诸价值的真理观,而历史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1800年前后的英国就不是在大众民主那种包容制度中爆发工业革命的,1900年前后的美国经济起飞也不存在大众民主的包容,2000年前后的中国崛起也类似。所以,在包容的程度和细节里,一定存在一般人的“价值直觉”所忽略的更微妙道理。如果不去深究这其中的微妙之处,事情就会成为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说的:“真理,只是当事情符合我们的信念时我们对自己的赞美。”
本书《国家为什么会成功》的基本观点是: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西方民主,经济发展的真相一定是政权相关却未必是西方民主相关的;政权相关的具体表现是,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还从来没出现过一个弱政府或无政府无组织的发达经济体;不是西方民主相关的具体表现是,古今中外的经济发展无一不是好的政府禀赋的结果,同时又不必然是西方民主的结果。西方国家可以有好的政府禀赋,非西方国家也同样可以有好的政府禀赋——这是一个从“特定政体”转向“政体及其功能”去解读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如果政府禀赋决定经济成败,那么,政府禀赋到底是什么?政府禀赋为什么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政府禀赋如何推动其他因素共同起叠加作用?好的政府禀赋又是哪里来的?为何有些地方有而有些地方没有且如何才能有?本书将在详细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由三部分内容(政府禀赋、制度文化、要素推移叠加)构成的“新统一增长论”来完整解答这些问题。
不过,我们首先还是需要知道流行的权威理论错在哪儿,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新理论的比较优势。迷信“洋权威”,往往也是因为自己缺乏好视角和好的底层理论(潜理论)。本书希望能够填补中国人未能对该重大论题做出突出贡献的空白,终结中国人只能翻译介绍和激动推崇西方社科理论的“学术买办史”。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不能仅有跟着西方学术跑的理论应用、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我们不能没有超越性的思想和理论,特别是在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腾飞或摆脱了经济落后的情况下。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由学术版改写而成的半通俗版。因此,“几句话就必须给出注解”的学术化行文就必须被更改如下:贡献突出的观点一般会在书里直接给出作者和著作的名字,其他有贡献者只在各章参考书目里标明,特别突出的才用“页下注”的形式标出(“页下注”也被用于对文中内容进行解释);我自己的原创概念和理论会在行文中加以说明;其他内容将被视同常识直接写出。我要强调的不是“文中细节的出处”而是“进一步阅读的去处”。
本书所说的国家是指控制着特定社会的国家政权,成功是指经济成功或经济发展,特别指现代的持续型经济繁荣,以区别于古代低水平的循环型经济繁荣。在本书中,发展与增长同义(通常认为发展是有结构变化的增长,但实际上,增长必定伴随着结构变化);此外,发展有时也指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我知道读者可能容易忘记这几个起点概念,所以,这里要特意再次提醒记住“国家、成功、增长、发展”的含义。
严格而言,经济成功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有人均国内总产值(GDP)和人均国民总产值(GNP)之分,经济增长的计算不可能纳入经济投入的所有社会内容,而某些内容完全可能包含了经济价值之外的、诸如免于政治迫害之类的社会价值。所以,完整意义的经济成功要看四个指标:一是实际人均产值和总产值(考虑“物价指数”),二是实际值与潜在值的差距(考虑“折腾指数”),三是一般的幸福感(考虑“迫害指数”),四是一国在世界上的相对位置(考虑“国际竞争力指数”)。也就是说,效率有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之分,严格意义的经济成功应该是社会效率高的经济繁荣。奴隶制可能有经济效率(如本书涉及的古罗马和内战前美国),但却不可能有社会效率,这也是以往关于奴隶制经济效率之争中忽视主体问题的盲点。
国家经济成功可以是却未必一定是任何人的目的(注意区分书面目的和实际目的),它其实往往只是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强权主体)行为目标的伴随或巧合结果。就此而言,本书是进行经验解释的纯实证性的历史哲学书,不是进行价值倡导的纯规范性的政治哲学书,尽管实证解释也往往自动包含了政策主张的因素。在回答“国家为什么会成功”的问题时,纯实证性的历史哲学的要求是:集中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和为什么没有如此发生(因果知识),不必太操心事情应该如何才能发生(处方知识)。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如果迄今为止的因果知识都有问题,那么,从它们推导出来的处方知识还能可靠吗?
【内容简介】
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发生了三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第一是1800年前后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第二是1900年前后美国经济的赶超,第三是2000年前后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迄今为止的西方学界对此依然没能给出一个前后一致和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中国学界对这个重大问题则是鲜有贡献。主流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就事论事的经济因素上,其他学者把眼光放在与西方历史经验相关的社会因素上,另外一些学者则把重心放在了与社会机制无关的自然因素上,各种理论莫衷一是,陷入了名为多元竞争、实为停滞不前的状态。
本书提出了一个聚焦社会因素中的“政府禀赋—制度文化”和突破西方历史经验的新解释,并且对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要素推移叠加”的梳理与整合,或将成为由中国人撰写的从大历史和大理论的角度剖析经济增长与国家兴衰问题,并且能够挑战世界顶级学者及其理论的第一部原创著作。一句话,包容制度决定不了经济发展,政府禀赋决定了经济发展。
【作者简介】
方绍伟:1986年获国际关系学院英美文学学士,1989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94年赴美国进修政治学;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兴衰研究,倡导冷酷实证方法论、制度文化组合论、以政府禀赋为核心的要素推移叠加增长论;著有《中国经济的新视角》《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不一样》《中国热》等书,其中《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被认为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和学术名著”。
【目录】
序言
第一章“布里丹之驴”与经济学家的 “三堆干草”
第二章利维坦的诞生:国家的四大起因、四大功能及对经济的决定
第三章深陷两种“马尔萨斯陷阱”之中的古代世界和当代非洲
第四章制度文化与权力博弈:英国有限政府的形成
第五章“限政商数论”:有限政府为何会如此出现?
第六章为什么英国率先起飞———政府禀赋的逻辑
第七章近代中国的转型困境———制度文化的命运
第八章美国霸权的“政府禀赋秘密”
第九章当代中国崛起之谜
第十章结论:一个 “范式革命”的新概念——— “要素推移叠加”
附录经济发展的“国家能力解释”存在循环论证吗?
参考书目
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
喻智官:文革四十周年祭——关于“人民文革”
原载香港《争鸣》二00六年第三期
“人民文革”论和它的困境
在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之际,文革史研究专家刘国凯在《北京之春》2006 年第一期发表长文,修正他十年前提出的文革中存在一条“人民线索”的思路,旗子鲜明地提出“人民文革”的论断,并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详尽分析。
所谓“人民文革”,是从毛泽东主导的官方文革中梳理出来的,也就是当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批领导人,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利用红卫兵和各类造反组织搞乱全国时,也有一批在文革前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受到各级官僚歧视迫害的群体,也趁乱而起,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权益,他们的言行不仅超越官方文革的框架,还和官方文革背离甚至对立。
追溯起来,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有人提出“人民文革”的观点,只是并未得到海内外文革研究者的重视。究其原因,在分析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时,大多数研究者都以红卫兵为主线,围绕着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引发的全国性或各省市的大事件展开,而“人民文革”主要出现在在职员工的造反行动中,刘国凯能够敏锐地提出这个命题,也可能与他当时是一个青年工人的经历有关;其次,人们认证和铭记文革的迫害和灾难,是从刘少奇到老舍、傅雷到普通受难者的一个个案例开始的,相比之下,至今缺乏足够的个案和事例佐证和支撑“人民文革”论。所以要完善和充实“人民文革”论,使它更具深入人心的说服力,还需大量记录当年怀着朴素的“反官僚、反迫害”“争民主、争人权”的意识起来造反的人和事。
“人民文革”的典型“红工司”
事实上,“人民文革”的存在远胜于理论研究者的踌躇,就拿当年上海仅次于工总司(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第二大工人群众组织红工司(上海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最初称上海临时工造反总司令部)为例,他们有四十万之众,参加者都是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当年,临时工不是各单位的正式职工,外包工和合同工不隶属于任何单位,这些工人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拿的是最低的工资,却不能享受工人应有的医疗保障等福利,外包工和合同工还要受中间环节的剥削,他们中的有些人兜里揣着“袋袋户口”,属于上海的“临时公民”,也就是下放外地或农村的上海人被赶回来又报不进上海户口。在各种政治歧视和经济压榨下,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们得不到做人尊严,对政府产生强烈的不满和怨恨,内心充满了反抗的情绪,如果不是中共对老百姓的严密控制,他们早就发扬“解放前”上海工人的斗争传统闹罢工了。是意外出现的文革大动乱,给了他们千载难逢的一个反抗契机。
所以,“红工司”的造反目的始终与众不同,他们既没有像早期的红卫兵怀着所谓的理想和激情为毛泽东主导的官方文革打冲锋,也没有后期工总司之类的组织参与争夺各省市权利的野心,他们提出的要求就是推倒一切加在临时工、外包公、合同工身上的歧视,争取生存权和最基本的人权,虽然他们也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并把临时工们遭受的不平等归咎于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尽管“红工司”的造反行动比较单纯,也很少过激行动,却最不见容于毛泽东主导的官方文革,因为这种纯粹维权和追求经济利益的造反,非但不是官方文革可资利用的力量,还逸出官方文革圈定的运动轨道。中央文革明白,类似的造反一旦蔓延会引起连锁反应,使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利用文革异化出争取人权的运动,最终难免把矛头指向整个中共政权。所以,即使在一九六七年初最混乱的时候,中央文革都不忘发出“反对经济主义妖风”的指示。
在反“经济主义妖风”的口号下,“红工司”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再加出现了全国性的临时工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总部”,更犯了中央文革“不准成立跨省市造反组织”的大忌,立即强令解散“红工司”,使“红工司”只存在100天,而其它造反队、红卫兵都是在几年中逐渐淡出消亡的,可见官方文革对“人民文革”的敏感。
基层单位广泛的“人民文革”
较之“红工司”这样具有“人民文革”倾向的全市性造反组织,“人民文革” 更广泛更普遍地出现在各基层单位内部的造反运动中。
文革前夕的中国,经过中共十七年的铁碗统治和洗脑驯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空前稳固,形成一个大金字塔,而每个单位从领导到普通干部、党员、团干部、团员,也形成一个小金字塔,“入党做官论”“驯服工具论”植入人心,像雷锋那样做党的螺丝钉成为主流,每个人都无条件地跟着国家机器运转。在如此顽固僵化的体制下,各单位必然官僚主义盛行,溜须拍马成风,而那些独具个性喜欢提意见的人,就难免被淘汰出局,成了体制的边缘人和落后分子,不仅吃不上任何好果子,还得遭受各种排挤打击。
文革给这些落后分子提供了舞台,尤其是出身成分过硬的人,他们纷纷揭竿而起,成为各单位造反派的主力。
这些文革前受压者的造反特点是,扛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把本单位本部门领导作为刘少奇的代理人拉上审判台,并以自己受歧视迫害的事实作为武器,清算官僚主义领导的错误。虽然难免个人恩怨的报复色彩,却是对中共官僚专制弊政的反击,包含了追求平等尊严的人权意识。而各单位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生“抢档案”行为,反映了民众对中共反人性的档案制度的深恶痛绝,极大地冲击了中共的管理体制,为“人民文革”添加了浓重的一笔。
两次清算导致“人民文革”失语
既然“人民文革”普遍存在于基础单位,那么文革后,人们读到铺天盖地的各种受害者的控诉文字,甚至当年参与造反的红卫兵作家,毫无忏悔地反复张扬文革时期的“理想主义精神”,为什么唯独罕见“人民文革”参与者的回忆和记录,以致刘国凯慨叹自己的“人民文革”论是空谷足音。
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大概有二:
首先,局限于各单位的“人民文革”,虽有同行业间的交流串联,却没有统一的模式,更少跨行业或全市性的组织和声势,对比各种全国或全省、市性的大事件,显得毫不起眼,事后不容易进入文革研究者的视野,而中共主导的舆论一律的文革研究,又限制了人们思索挖掘探讨“人民文革”存在的可能性。
其次,中共先后两次清算“人民文革”参与者,扼杀了他们直言真相的勇气,导致他们事后差不多集体噤声。第一次发生在毛泽东清洗了刘少奇的人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就派军代表进驻各单位,先是促进造反派大联合,然后成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委会,一切摆平了,就开始对造反派实施清算。“红工司”的头头和各单位的大多数造反派头头都难以逃脱,有些人又在接下来的“一打三反”“清队(清理阶级队伍)”中受到重点打击,那些参与“人民文革”的造反派被打得一蹶不振,许多人不无上当受骗的委屈,毕竟他们是相应毛主席的号召参与造反的啊!
不料,邓小平上台后又以打击文革中参与“打砸抢”者为由,开展清算各单位的造反派的运动。本来除了抢档案,“打”和“砸”多数是红卫兵在社会上的破坏行为,但十年后除了几个全国著名的红卫兵头头,当年的红卫兵们早已离开学校,他们当年的行为查不胜查,只能不了了之。而各单位的造反派却依然在原处工作,那些平反回潮重新掌权的老干部,可以逮住他们报复性地大肆整肃,并再次把他们打入另册,使他们第二次遭受政治业务双重歧视。
一年多甚至几个月的短暂造反,引来两次长时间的各种清算和迫害,沉重地打击了投身“人民文革”的造反者的身心,尤其是文革后对造反派不分皂白的妖魔化,使造反派在后辈眼中成了凶神恶煞,为了自保,他们掩盖自己当年的“劣迹”都唯恐不及,哪里敢引火烧身地揭示当年的真相?
谁怕第二次文革?
从毛泽东的官方文革对“人民文革”的警惕、排斥和第一次清算,到邓小平对“人民文革”恨之入骨地第二次清算、整肃、打击,显示“人民文革”击中了中共的要害。“红工司”之类的造反,可能是中共执政后唯一一次“合法”的工人运动,各单位的造反则第一次冲击了中共固若金汤基层组织,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高官的历史和各种腐败丑闻可以写进大字报贴在街头,更是复辟回潮的旧官僚永远的噩梦,难怪八九民运兴起时,邓小平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允许出现第二次文革。把八九民运比作文革,本身就是移花接木地栽赃,也是中共在文革后的惯用手法,把文革中受害的百姓与受难的中共高官捆绑在一起,利用文革受害者的恐惧心理,使不明真相的民众闻“文革”丧胆。
有鉴于此,刘国凯提出“人民文革”论,不仅是对文革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述,也有非常实际的现实意义。时下的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临时工、外包公、合同工已成为受雇的主要形式,其中绝大多数的农民工比文革时加入“红工司”造反的临时工、外包公、合同工们的遭遇更惨;而包括医院大学研究院所等学术单位在内的国营单位的官僚主义现状,更是比文革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现实的矛盾如果不能得到切实的解决,客观上就是在酝酿第二次“人民文革”。
中共一方面害怕人们研究文革,力图使人们忘记文革,一方面又坚决拒绝群众的民主诉求,并用高压来积蓄民间的反抗力量,这不是在实际上为第二次“人民文革”作准备吗?
顏純鈎:新聞工作者是政府天敵,揭社會真相是記者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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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泡沫香港
作者臉書 2026-10-5
陈乐民:他“集中西绅士于一身”,已成绝响
原创 先知书店 先知书店店长荐书 2026年9月20日
他1930年出生在北京,亲历了屈辱的日本占领,目睹了家族的衰弱,见证了国民党政权的败逃,亲身参与了民间外交事业。
改革开放之后,他又以半百之龄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成为中国欧洲学研究的开创者,潜心于中西历史文化比较。他眼里看的是欧洲,心里想的是中国。
他说:“治西学者不谙国学,则飘浮无根;治国学而不懂西学,则眼界不开。文化割弃了传统,是贫瘠的文化。”
言行如一,他既治西学,精通欧洲历史文化,也谙国学,书画堪称一绝。
他博览群书,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孜孜思索。尤为令人惊叹的是,他大部分的学术硕果都是在以“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完成的。
内敛温润却又深邃如海,有人说他是这样“集中西绅士于一身”的人,已成绝响。
他就是陈乐民先生。
“我们处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则无力出生。为此海德格尔坚持认为,哲学家必须考虑自己所处的时代,必须意识到这个时代所有的黑暗。”
这是陈乐民先生遗留的诸多思考碎片之一,已足以引人深思。陈乐民先生写的书系统集成了关于欧洲文明、中西之间、启蒙、历史、哲学等领域的探究思考,其思广阔深邃,其文典雅素朴。
吴敬琏说:“我读陈先生的文章如沐春风,就好像回到了当年19岁、20岁的时候......从中得到了知音之感。”
陈乐民先生学贯中西,文史哲兼通,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却因生前过于低调,不愿当谋士,而被大众所忽略。
另一方面,他对欧洲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看法,也为他惹来非议。他说:
“中华帝国封闭性之严重,使它如同一只密封的罐头,必待外力才能开启。19世纪中叶,中西文明迎头相撞,中国历史的‘自我循环’才停了下来,出现了‘中西之交,古今之异’的局面。”
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缺陷以及现代化道路的判断,常常被扣上“西方中心论”的帽子。然而他却衷心不改,老而弥坚。
如果一个社会只剩下一种声音,那一定会是灾难;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健康的社会,那就一定需要陈乐民这样清醒的知识分子。他给了我们重新审视自身的角度,重新观察西方与中国。陈乐民,绝对不应被忽视。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士风悠长:陈乐民文心画事》,与陈先生一起放眼世界的同时,接续文化传统。
本书集中展现了陈乐民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相浸的一面。陈乐民先生并不是书画家,书画只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他在著书立说之余,坚持用毛笔在陋室书巢中挥洒出一方书画天地,这些“文人字画”基本是他的“自娱”,其中许多连家人也未尝见过,这些作品向读者展现出一个人——他的人生际遇、他的心路历程、他的志趣胸襟、他的思索与抗争,以及他对国家和家人无言的挚爱。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