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6日星期日

蘇暁康:先知

 作者臉書  2026-8-15


【按:查AI ,「先知」英文是 prophet,指宗教或神圣语境中的先知,代表神向人类传达旨意或预言未来;還有seer:具有超自然能力、能预知未来或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尤指古代或神话中);clairvoyant:具有透视力、能预见未来或感应超自然现象的人。人類愚蠢透頂,打了兩次世界大戰,好像都是跟德國人(条頓民族)打,卻催生了也是一個德國人在大英博物館裡空想出來的「共產主義」,馬克思造的魔鬼,文藝復興以降領先群倫的西歐,竟無人預知它,而它被俄國人列寧帶到彼得堡,又經「十月革命」傳到中國和亞洲,血流漂杵,反倒是一個26歲的亞洲人,在1948年就發出預言,「令人可慮」的「共產黨問題」,那時二戰剛剛結束,然而這位先知的預言,亦未能擋住中國從蘇俄引進這個魔鬼——史達林直接就造了兩個黨禍害中國,至今猖獗。】



一、「殷海光故居」庭院深深
九十年代我曾去過台北三次,最後一次是一九九一年夏,二十年歲月洗刷,將這個熱帶雨林都會,在我的記憶中漸漸抹淡,只剩下忠孝東路雨夜裡流淌的霓虹燈碎片的溫馨,也只因大陸生涯的堅硬冷酷,便叫我將這點溫馨久藏於心。
我第四次赴台北在二〇一二年初,台北已經摩登得我認不出來,最酷自然是信義路四段至五段沿線國際會展中心世貿中心,一直延伸到台北一〇一摩天樓,氣勢宛如一個小號的巴黎拉德芳斯(La Defense)建築波浪群。硬體並不難為「現代化後來者」,上海不也有了一個「東方明珠塔」——不曉得那風格是俄羅斯東正教還是阿拉伯?硬體包裹下人性還剩多少,有無冷暖,那才是「現代化精髓」。台灣的便利店無處不在,無所不包,多如牛毛,除了日用品食品,還是銀行分支(包括代繳水電費、停車費、罰款),郵局分店(也辦國際快遞),文印中心,購票站點等等,功能綜合到了驚人地步,大概舉世無雙,世界上最適宜華人的居住地,臺北當為首善之選。
所謂「把人放到第一位」,我看誰也不可能比台灣便利店做得更出色,而人性社會,無非如此。更有甚者,西方現代營運技術與東方溫情的接榫,台灣便利店就是一個成功範例,林毓生教授曾苦思他的「創造性轉化」實踐運用而不得,這不就是一個可操作性領域嗎?
那次我來台北總共八天,季季陪了我三次。第一次她特意選了武昌街「明星咖啡館」斜對面的「添財」,先請我們吃日本料理,再到「明星」那個「文學聖地」去聊天,在座的還有台灣「鄉土文學論戰」靈魂人物尉天驄、「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新銳出版人顔擇雅;新近流亡德國的大陸「底層」系列作者、文學鬼才廖亦武恰在台北,我也叫他過來。我們落座那個著名的三樓,喝著咖啡,伴以俄羅斯軟糕,話題從當年季季一個人在此寂寞寫小說、林懷民有時坐在旁邊,他也曾經寫小說說起;再到尉天驄一九六六年創辦《文學季刊》舊事,以及傷感他的老友,那位至今贊揚大陸文革、中風後被中共以副部級待遇養在北京的陳映真;直說到一群白俄流落台灣,辦起這個咖啡店,最後剩下一個無國籍的艾斯尼終老台北,凄凉中不失典雅,好像跟大陸流亡者廖亦武和我,似有未明的前世今緣。我不禁請廖亦武獻技他的拿手好戲,先吹簫《蒼山問》一曲:
一股風追著一股風
一個人愛著一個人
蒼山問
這是為甚麼?
一棵草壓著一棵草
一個鬼摟著一個鬼
蒼山問
這是為甚麼?
……接著他又拿出撥指琴,拈撫了一曲,皆古樸蒼凉,如泣如訴。
那天離開「明星咖啡館」時,季季特意又買了一盒俄羅斯軟糕,吩咐我帶給傅莉。她約我臨走前再談一次,又問我最想看甚麼,我說「殷海光故居」。我們約在捷運民權西路站碰頭,然後一路去公館站台大附近,繞著台大院牆漫步,季季說「殷海光故居」禮拜一正好休舘,她事先找到「殷海光基金會」董事王汎森——余時教授的博士弟子,我跟他在普林斯頓有緣結識——如今已是中研院副院長,他請基金會董事長潘光哲特別通融,請人來給我們開門。「人家兩點鐘等我們,先去吃碗牛肉麵吧。」
我們順溫州街十八巷一路找到最深處的一個院落,一位女士應門,並引領我們順客廳、書房、臥室,一一講解、參觀,還看了殷海光生平的一段視頻,然後來到後面的庭院裡。花木茂盛令人驚羨,而殷先生掘河堆山的悲憤,又令人斷腸。
我之仰慕他,不止因他是中國自由主義第一人,也不止因他高中時代即「先知式」地窺破所謂「列寧黨」之邪惡,而在於林毓生教授詮釋他「以一個讀書人扮演了近似反對黨的角色」,無疑沒有他便沒有台灣之今日。所以,殷海光雖幽憤成疾,得年僅四十九,他卻以這異常短促的生命,將正面的個體價值最大化至極致,那恰是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於天地之間」。
二、殷派入門弟子
1949年3月,《中央日报》撤到台湾,殷海光也随之来到了台湾,仍任该报主笔、代总主笔,同时又兼任《民族报》总主笔。殷海光依然写评论抨击国民党统治,又一次遭到了蒋介石的批评,受到国民党的批判和围剿,最终被迫离开了《中央日报》。
1949年8月,殷海光转入台湾大学任讲师,主讲逻辑学和分析哲学。到台大之后,殷海光很受青年学子欢迎,一时成了时代偶像,是“台大校园里的一块精神磁石”(张灏语)。他的学生刘福增回忆说:“一讲到三十多年来的台大,第一个常被提到的人,不是傅斯年,就是殷海光。但是,如果从学术思想的内涵、学术批评精神和风范的树立,追求真理精神的光辉,以及感动和影响青年学子思想精神和学术情趣等方面来看,殷海光,无疑的,是台大三十多年来的第一人。”
在台大,殷海光招收了一些入门弟子,如张灏、刘福增、林毓生、李敖等,后来都成了很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殷海光每次登台演讲,都挤满了人,是台大校园内难得的风景。
三、在那遙遠的地方
……七天七夜后我醒在一個灰蒙蒙的世界里﹐是兒時在杭州﹐高燒退燒后窗櫺上那種灰蒙蒙的況味﹐還攪伴著濃烈的消毒水氣味。眼前出現的人影面相﹐都是虛幻不真實的﹐他們說“你昏迷了三天﹐又夢囈了三天”﹐他們說話的聲音如發自磬中般嗡嗡作響。右腿沒有知覺﹐砥部生疼﹐一時我還走不了路。
世上發生了什麼﹖傅莉和蘇單呢﹖有人來領我﹐給我一副拐杖﹐我就一瘸一拐跟那人走﹐走進一間屋里﹐只一張床﹐被五花八門的器械包圍著﹐一個女人躺在那里﹐頭發散亂攤在枕邊﹐她卻不是虛幻的﹐雖然她的臉被一個奇怪的呼吸罩擋著﹐我看不見﹐但她那覆蓋在白布單下的軀體輪廓都是極清晰的﹐化成了灰我也熟悉的。依稀我還有門檻那邊她緊繃姿勢的殘影﹐如今她躺在門檻這邊﹐不止是徹底松了下來﹐也不知道魂兒還在不在……。
第一眼就明白﹐我的人兒出事了。
對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九日﹐我只有接受兩個事實﹕一是傅莉昏迷不醒﹔一是當地警察的車禍報告稱﹐這個司機根本不會開車。對此﹐我從一開始幾乎連憤怒的能力都喪失了。從這一天開始的天昏地暗將我徹底吞噬。
窗外是水牛城市中心的一片貧民窟。伊利湖區有個伊利縣﹐縣立醫院是一座十幾層大樓﹐孤零零矗立在這里。我常常推著她﹐躲到病房走廊的一個角落﹐從大窗戶前呆看黃昏夏日跌進貧民窟里去的無言淒涼。人生就這樣突然凝固在一種黃昏里﹐北美的豐厚也頓時變得淒涼起來。我倆如今在哪里﹖
忽有一個旋律﹐熟悉極了﹐聽得教人寒顫。是傅莉床頭一部錄音機在汩汩的唱﹕“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一位好姑娘……”。余暉悠悠地涂滿被綁在輪椅上的傅莉﹐她的腦袋被夾在兩片支撐物之間﹐否則那顆永遠昂然的頭顱就會低垂下來﹐我們這樣相視而坐﹐可以很久﹐任錄音機反複詠嘆著。那是水牛城大學的一個大陸留學生送到醫院來的﹐他叫康華﹐物理博士生﹐車禍前就是在他家「胡侃」到半夜的。
我不知道她還能不能聽得到那個熟悉的旋律﹐也不知道聽見我哽咽著哼給她的“小燕子”沒有﹐卻發現我自己深深的沉浸在這個旋律里﹐聽出某種亙古的﹑最原初的意味來﹐那意味總使我想到我和傅莉此刻的悲涼和生就在世的無奈。我對她說﹕上一次我們分手在1989年暮春﹐我逃走了﹐一別就是兩年﹔這一次在1993年盛夏﹐只分手一個星期﹐而已判若兩世。這心情便溶進那旋律中﹐使它成了我所獨占的「在那遙遠的地方」﹐日後總讓我一聽就淚流滿面。
四、“比慢“
我們在東西方徘徊。醫學上的東西方相隔比什麼都遠。回頭再去找傅莉的主治醫﹐那個長連腮鬍的猶太人﹐他大吃一驚﹐對我說﹕傅醫生﹙他永遠尊稱傅莉為Dr.Fu﹚康複如此﹐決非西醫之功﹐大概一是針灸﹐二是你幫她鍛煉得勤。
那天在醫院偶然碰到桑蒂﹐一個女複健師﹐竟主動提出到家里給傅莉作物理治療。她是引領傅莉邁出第一步的人﹐當時幾乎是抱著傅莉走路﹐幸虧她個頭兒比傅莉還高。傅莉在混沌中覺得這位祖籍英格蘭姑娘不尋常﹐出院時吩咐我﹕ “回家找找我那根項鏈﹐送給桑蒂。”
是她自己最喜歡的﹐由圓潤的白色軟玉串成的那一根。
又一次數月的療程開始了﹐從秋到冬﹐從冬到春﹐橫跨九五年那個嚴寒﹐可這次是桑蒂跑﹐下班後她坐火車來﹐我到車站去接。
威斯康辛的林毓生教授來普林斯顿開會,請傅莉和我出去吃飯。他并不是要來開會﹐他只是很想過來看看我們——九三年夏天我們要去威斯康辛﹐是因为他邀請我暑假里帶妻兒過去玩。出發的前一天﹐林毓生聽說我打算同別人合租一輛車上路﹐夜里打電話過來﹕
“我不懂﹐你們都有自己的汽車﹐為什麼還要租車﹖誰開車呢﹖”
我說我會自己開的。
几分鐘后﹐他又打過來﹕
“你要向我保證﹐絕對不讓別人開車﹐否則你們不要來了﹗”
我向他保證了﹐心里還在想﹕這真是林毓生的脾氣。
可是﹐我騙了他。欺騙林毓生這種天下少有的認真的人﹐是要得報應的﹐這個念頭我從昏迷中醒過來才閃了一下。
兩年里林毓生有差不多每天給我一個電話。他很難過﹐覺得自己同這樁不幸擺脫不了干系。他也是少有的講「責任倫理」的中國人。
他一點都不會安慰人﹐在我最絕望慌亂的時候﹐只有他一個人還敢於對我說重話,要我絕對不能干擾醫生的治療。“不要太受感情支配。傅莉现在就是一个病人,或者是一个孩子。这种时候你心肠要硬一些,切不可心软再出问题!”
他最恨病急亂投醫。他的專業就是批判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病急亂投醫。
當初﹐他也最早在海外不客氣地指出「河殤」乃“夸張”﹑“非黑即白的簡單二分法”﹑承續「五四」整體反傳統主義的偏頗”……
可是,車禍后我再見到他﹐忽然明白自己依然陷在病急亂投醫之中﹐那已不是一廂情願的以為「蔚藍色」可以拯救中國﹐而是痴痴的期待總會有「靈丹妙藥」讓傅莉傾刻複員。
而今我又想起他曾說過﹕“中國的現代化﹐不是要「比快」﹐而是要「比慢」”﹐這個著名的「比慢」之說﹐一九八八年就讓我在國內聽了有震聾發瞶之感﹐才生出經營「河殤」續集的念頭。
那天吃完飯回家﹐翻出他的「中國人文的重建」一文,又讀到一段從未注意的話﹕
「近年來,我之所以一有機會就提倡比慢精神,原因之一是我深感我們文化的危機是無法用才子式的辦法來解決的。我們的問題是﹕老老少少的才子太多,現在更有文化明星的加入,這些人的言論和著作,實際上,除了反映了我們的文化危機以外,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對于這些才子而言,假若我們對他們還抱有一點希望,不認為他們將來的一切活動均無意義,那麼我們除了要求他們要把持知識與文化的良心以外,還要給他們再教育。」
這就像是在說我這類人似的,說得一針見血。
這一句前面還有一段﹕
「比慢精神是成就感與真正的虛心辯證地交融以後所得到的一種精神。心靈中沒有這種辯證經驗的人,比慢精神很難不變成一個口號;相反地,有這種精神,自然會超越中國知識分子所常犯的一些情緒不穩定的毛病,過份自歉,甚至自卑,要不然則是心浮氣躁,狂妄自大。」
我確乎沒有真懂“比慢”的意思﹐而這個意思﹐比起我所傾慕的那些玄想型的宏大理論來﹐要簡單得多。
而今﹐傅莉的傷勢﹐也許同中國得的是「慢性病」﹐斷然不會有「根本解決」的藥方﹐唯有尋求緩藥和慢功一樣。也許﹐針灸﹑氣功甚至向上帝的禱告﹐原本都是求慢功求緩藥的﹐只是我太被靈媒們廣告式的神奇宣傳所迷惑﹐仿佛這個世界舍了神奇便沒人相信他們﹐以致他們自己都不敢說是一定要「慢慢來的」。
桑蒂提出复健更深一層的課題﹕重建大腦對左側的指揮功能﹐病人要嘗試轉右利為左利﹐改變一生形成的頑習。這在腦科上還處於探索階段﹐桑蒂說﹐以猴子作實驗證明,控制它一側的功能,它就會自然地使用另一側﹐但人的本性太趨自然﹐抗拒控制﹐左利習慣培養尤重「自然」二字﹐否則是無效的。
她將傅莉安排進一個特殊治療項目,先用電腦測出她的精確現狀(如平衡能力),然後帶來各種瓶瓶罐罐,如擰瓶蓋、擠牙膏、倒水、端杯喝水、拋球、舉物上櫃等,一切放在左側要傅莉以左手完成,每作一次都記錄距離、時間並錄相;她還要求我每天記錄傅莉在半個小時內主動使用左手的頻率。他們是一切以數字為準,以數字的改變斷定情形的變化,這大概就是科學試驗的基礎。他們相信一種超越的宗教,但在現實生活里,他們反而拒絕任何幻想、神跡,只接受精確的事實。這是我第一次理解的西方精神。桑蒂也嚴禁我提醒或強壓傅莉做這些事,他們是不相信任何不自然後果是真實的,他們沒有自欺的習慣。
我從來沒有如此頻繁在火車站等一個人﹐從上班族一張張疲憊的面容里期待那張臉的出現。陳淑平說﹐這又是傅莉的一個貴人來了。想想自她受傷以來﹐多少人是自願來幫忙的﹐每一個都是可遇而不可求。我知足了。
春雪消融。車站已在暮色下靜了。
“我不能為你們再多作什麼了。一切你都學到了。”
桑蒂終于這樣說了。她說今天是最後一次。送她到几個月來無數次接她的地方﹐走上月臺,我忽然想哭﹐快兩年沒有這種感覺,有些陌生而強烈,但我忍住了。
回到車里,幾乎放聲哭出來。那種感覺是夢幻式的,它把你平時刻意回避、吞咽的所有東西,猛的全又端了出來。那味道真的很讓人崩潰,讓人脫出時空的現在感,向一切最軟弱的方向迷醉過去。
我下意識地拒絕了它。桑蒂的這次離去,仍留給我某種被拋棄之感,意味著下面的路要靠我們自己去走了。我們不再同醫院有關係。孤零零走這條路的恐怖我已經感覺到了。
五、杭之:再讀殷海光《中國共產黨之觀察》
(跟著林毓生戀棧「自由主義」,也結識了台北深諳殷海光自由主義的杭之,這次竟然又在網上讀到他2020-9-10的新作,亦在詮釋當下大陸共產黨以「統一」壓迫台灣衍生的種種情勢,不啻再次召喚了殷海光的先知預見。)
【今天是殷海光先生逝世 54 週年的日子。3 年前這個時候,我曾寫了一篇短文〈再讀殷海光《中國共產黨之觀察》〉(蘋果日報.蘋中信,2020-9-10)。蘋果停刊後,網上好像已找不到這些文章了。
最近,下屆總統選舉的氛圍越來越濃厚,各候選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讓人印象深刻的口號或者主張。譬如有一位到目前還沒取得法定參選門票的候選人,高姿態提出一份「和平宣言」,提出要在所謂「一中各表」的基礎上跟共黨中國重新談判,並誇誇其談的說,讓他當四年總統,他給台灣50年和平。
熟悉兩岸關係發展及其脈絡關節的人都知道,兩岸的問題不是一些自以為是的人自言自語,現實就會像他自言自語的那樣,而共產黨恐怕比那些在中國對之卑膝屈躬者所想的更複雜得多。
聽多了那些誇誇其談,在殷先生去世54年的這時,我又想殷先生銳氣初生時的這本著作,推薦對相關議題有興趣的人去找找這本篇幅不大、有如來自曠野的聲音的書來看看。(台大出版中心出版,《殷海光全集》第5卷,不必全集買,可分售)。同時我也把這篇舊文再貼在這裡。這篇短文限於篇幅,殷先生很多精采之論沒能介紹或再申論,這也是無可如何的。這裡只把文章最後所引的一句話引全一點,以供參考:
「到現在還有人以為共產黨這個東西可以用協商的方法訂立什麼條款來約束。這種人對于歷史可說是毫無觀念:不求諸歷史而求諸幻想。與共產黨訂條約,等於鄉下人化冥紙。條約的有效時間,恆等於其勢力尚未成長之時間。過時作廢。」】
下面是我三年前在蘋果日報寫的一篇舊文 :
再讀殷海光《中國共產黨之觀察》
杭之 2020-9-10

再過幾天是殷海光教授忌日(16日)。51 年前,他在蔣介石政權封口、封筆的煎熬壓迫下,病逝於台大醫院。在那個苦難的年代,他只活了半個世紀。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十年,他以他的道德熱情,在那個政治上不許可有「公民」的年代,堅持追求作為一個自由的「公民」。他這種堅持,在他生命前一階段為另一個重大問題奮鬥時,已經埋下種子。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國際戰略形勢有很大的變化。環繞著美中兩大強權之戰略競爭與對峙,上個世紀 70 年代以來所形成的戰略秩序面臨「範式轉移」的情境,「新冷戰」之說慢慢成為論述主題。在這轉變過程中,作為「戰略對峙」一方之中共政權是一個怎樣的政權,便成了一個重要的課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等人一系列演說,就很清楚要將意識型態意義的「中共政權」跟民族意義的「中國、中國人民」區分對立起來,將中共定位為繼蘇聯之後對全球特別是西方國家最具威脅性的極權政權,而習近平則是像斯大林那類要建立中國霸權的極權領袖。
對這種戰略判斷與定位,當然有不同看法,說其中有戰略誤判。北京更是卯足全力反擊,最重磅的是習近平。他在前幾天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5 週年會議上說,「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醜化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這是把「中國」、「中國人民」跟「中共政權」畫上等號。
大概幾個星期前,我們殷海光基金會一位同仁寄給我二份從國家圖書館找到的舊書電子檔,是殷先生 1948 年在上海出版的兩本政論小冊子,《馬克斯主義與實際政治》《中國共產黨之觀察》。前者還未收入全集,後者則在1990年代全集出版時看過。在這「新冷戰」氛圍已現之際,我又重看了殷先生這本寫於「冷戰」待起、中國歷史變局前夕的政論小冊。
《中國共產黨之觀察》的內容,部分已在三年前出版的另一本《光明前之黑暗》中討論過。也就是說,殷先生在抗戰結束時就關注這個使中國政象「令人可慮」的「共產黨問題」。他在書一開頭就說這是「攸關中國民族底歷史與生命之存亡絕續的重大問題」,必須對之「具有嚴正的認識」。前一本小冊出版時,殷先生26歲,戰爭結束從青年軍復原不久。
殷先生這本政論小冊子在當時是「不合時宜」的。當時,左翼的「進步思潮」佔據輿論與道德高地。但是,殷先生本著贊成反對共產黨,都應有正確的認識這樣的想法,對當時還沒全面掌權,而只是割據華北幾個地方的中共,作了深刻的剖析。
小冊子出版後第二年,中共全面掌權。70 年後重看,我們不得不驚訝於當時不滿而立之年的青年殷海光觀察力之銳利。他先從方法論的角度指出,「中國共產黨底目的是一,手段是多,本質是常,型態是變。這四個概念是疇範中國共產黨問題的四個基本範疇」。指出其特性是富於權變詭詐性、多形的、有其特殊的倫理學;其次,他們具有獨特的強烈排他性,徹頭徹尾是一個鬥爭體系;再者,他們對其「主義」採取的態度是宗教性的,和異已是極不相容的;……如果我們把許多具體的事例添進殷先生所說的四個基本範疇,你會驚訝於那銳利的觀察。比如說,建國後毛曾指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後來習近平更把「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寫進黨章。這不就是「一」的極致嗎?
這本小冊子的精采觀察處處,引一段。他告誡「把共產黨誤認為普通政黨」和「共產黨可以用條款來約束」的錯誤,他指出,「條約的有效時間,恒等於其勢力尚未成長之時間。『過時作廢』。」看了《中英聯合聲明》成為歷史文件,我們不能不再度佩服青年殷海光的敏銳!

顏純鈎:中共落難時慈眉善目,一朝得志即青面獠牙

作者臉書  2026-8-16

朱鎔基去世後,網上有不少他往日談香港的視頻流傳,一個是他在公開講話中說的:「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壞了,我们岂不成民族罪人?」

另一個是,他在一次禮賓府的講話中,用普通話背誦香港流行曲「獅子山下」的歌詞:「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聚,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兩次講話至今聽來,都令香港人覺得很貼心。第一句言外之意是,中共是對歷史負責任的,也對民族未來有期待,中共必定會搞好香港。第二句言外之意是,他知道香港人與中共在思想上有隔閡,但只要「拋棄區分求共對」,就可以「理想一起去追」。
朱鎔基當時對香港的善意,不是他獨有的,而是整個中共最高領導層的共同表現。還記得鄧小平接見李嘉誠說的話,鄧說:五十年不變只是一個概念,五十年後大陸自己都變了,香港更不需變。
這句話聽在香港人耳朵裡,真是最大一顆定心丸。那時全世界的理解都是,中共會在經濟改革後繼續作出政治改革,改革到最後,中國大陸在體制上與香港都趨於一致了,那時香港當然不需要再變。 其實,我們都太一廂情願了。早在1979年3月30日,在北京舉行的「理論工作務實會」上,老鄧就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這個中國改革開放最後的紅線早就劃定在那裡,可惜我們對中共的老謀深算缺乏足夠的了解。
為什麼當年中共對香港那麼好?很簡單,那時他們有求於香港人。中國正在崩潰邊緣,再不改革就要垮台,但要改革,又沒有一點起碼的底氣。中共需要香港的資金、香港的技術與人才、香港的巿場管理經驗,也需要通過香港搭通世界貿易的通道。
那時的中共,對香港簡直好話說盡,又在鄰近香港的深圳劃出經濟特區,又給廣東的經濟發展最大限度的自由。那時中共根本顧不上香港是港英殖民地,香港人滿腦子自由、人權、法治和民主的價值觀,只要錢才能來,管理經驗輸入,借道香港搭通國際線,什麼都好說,什麼條件都可以談。
中共的慈眉善目收買了香港人,香港人果然最先踩進中國黑不見底的深水區,從那裡摸索往前走,把深圳無中生有搞起來,很快向廣東幅射,再向大陸東南先進地區擴張,再普及全中國。後來,台灣資本見香港捷足先登,也急忙回大陸投資,這樣才把中共的改革開放搞起來。
但中國經濟起來了,香港的價值就下去了,香港失去矜貴身份,中共對香港的承諾就拋到腦後,中英聯合聲明成了廢紙,基本法高高掛起,等到香港人開始不滿,中共的臉色就變了。直選是吊在天花板上一塊肉,志在讓我們流口水,民主沒到,自由已經嫌太多,法治要規管,人權更屬多餘。幾經抗議,幾經鎮壓,終於發展到反送中政治浪潮。
反送中是中共搞出來一台大戲,在香港人多年抗爭的形勢下,搞一條「送中條例」,在當時根本沒什麼必要性,只是借題發揮,但中共志在借「移交逃犯」條例來警告香港人,以後犯了事很大機會要送交大陸審理。
這是一種溫水煮蛙的手法,就是一點點的威脅不斷追加,直至把香港人都訓練成七百萬順民。但香港人長期壓抑的精神苦悶,卻借這一次小動作而大發作,這是中共未曾料到的。到那時,中共就露出一付青面獠牙的惡相出來,不但指使香港警察大開殺戒,習近平甚至準備調深圳武警入香港行暴力鎮壓,來一次香港式的六四事件。
如果不是特朗普反對,香港人已經血濺英皇道了,中共到那時,早已忘記曾經對香港人說過什麼,曾經如何的慈眉善目,與香港人幾成莫逆之交了。
我說過江澤民是機會主義者,朱鎔基是實用主義者,二者之分別很有限,而共同點卻是都沒有道德底線。中共本就沒有道德底線,所以在食碗面反碗底這件事上,兩人沒有什麼分別。
放習近平在改革開放之初,他也一樣會慈眉善目,放朱鎔基在今日,他也一樣會青面獠牙,不同的只是,朱鎔基相當聰明,習近平卻相當笨。中共幹部中,論政治上冷酷,人人都差不多,因為都是黨性訓練出來的,論處事的機智敏捷,高瞻遠矚,卻各人的素養不同。
放朱鎔基在今日,中共的事情不會敗壞成這樣,也不會敗壞得這麼快,始終朱鎔基善於審時度勢,統觀大局,腦袋好用,不會給自己挖坑。而習近平既沒有政治智慧,又魯莽衝動,他把容易的事辦砸了,又把難辦的事辦成災難。這是沒辦法的事,是中共一代不如一代,命中注定如此。
最關鍵的問題不是誰在中共最高層執政,而在於中共整個意識形態與組織架構,都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上生成出來。中國只有拋棄中國舊文化,與世界價值系統接軌,才能起死回生,否則永遠都是一種死亡輸迴,歷朝歷代都沒什麼本質差別,差只差在命長命短而已。

林保華:特區首次慶黨生日 但不知港共在哪裡?

作者:林保華

看 雜誌 /  香港觀點 2026年7月28日


作者為資深評論家、專欄作家、中共黨史學者。曾擔任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張五常教授助理研究員,研究中國政經改革。

2026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105週年,也是香港主權轉移29週年。圖為一面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9週年的橫幅懸掛在城市天際線上。Getty Images

2026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105週年,又是香港主權轉移29週年。以前這個日子,香港放假,只慶祝主權轉移,今年連黨的生日也一起慶祝了。黨的生日也放假慶祝,在全中華民族所在地是首例,這大概就是「一國兩制」的真諦。

據媒體報導,7月1日香港特區政府早上先舉辦升旗儀式及香港主權轉移的慶祝酒會,其後與中聯辦舉行「慶祝中共成立105週年活動啟動儀式」,出席者先在場觀看於北京舉行的黨慶大會及習近平講話。特首李家超在兩場活動分別致辭時,在特區成立的慶祝酒會上,他提及「今年的七一有另外一個意義,今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5週年的重要日子」。

香港教育界扮演「愛國急先鋒」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愛國教育支援中心7月1日連同香港升旗隊總會合辦「教育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週年暨香港回歸祖國29週年升旗禮」,活動直播「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週年大會」、國家主席習近平頒授「七一勳章」及發表講話。逾300位教育界人士出席教聯會在大圍的愛國教育支援中心舉行之升旗儀式,教育局副秘書長劉穎賢、中聯辦教育科技部處長陳志祿、沙田民政事務專員李愷崙、立法會議員兼教聯會主席黃錦良等人均出席。黃錦良致辭時還表示,今年適逢長征勝利90週年暨建黨105週年,呼籲教育界將長征精神和民族奮鬥歷程融入日常教學。

8間教資會資助大學,即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城市大、理工大學、嶺南大學、浸會大學及教育大,除師生參與,部分亦有中央駐港機構人員應邀出席,其中,國安公署處長曹奇峰等人應邀出席教育大學升旗禮,理工大學儀式則由共軍駐港部隊及理工大學學生升旗隊負責。而4所自資大學,包括聖方濟各大學、樹仁大學、香港恒生大學和香港都會大學亦分別在各自校內舉行儀式。

中華蘇維埃工農紅軍是1936年10月流竄到陝北,中國還沒有慶祝,香港就率先慶祝,扮演先鋒角色,教育界更是急先鋒,可見香港的愛國人士愛國愛到爆棚了。我們也可理解香港中小學生人數為何一下是幾萬、幾萬的減少。

香港的「中國共產黨」在哪裡?

街頭與民間社團也在各區舉辦唱紅歌、嘉年華等慶祝活動,形成氣氛。

問題是被慶祝的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什麼地方?中聯辦當然是共產黨的集中地,中聯辦和中共香港工委是一個班子兩塊牌子,但是中共沒有真實宣布過。認同除了北京來的共產黨,本地的共產黨又在哪裡,怎樣找到他們,向他們祝賀?上述那些教育界的參與者是共產黨嗎?或僅僅是積極分子,真正的共產黨還隱身幕後?高調出來慶祝的特首李家超是共產黨嗎?不知道,這是祕密。

中共從成立的那天開始就是從事祕密工作,目的是便於顛覆政府,這與西方國家的共產黨參與民主選舉不同。習慣祕密工作以後,什麼都是祕密的黑箱作業,連掌握政權以後,也是祕密對付人民,把人民當敵人。即使是表明服從共產黨領導的尾巴黨的「民主黨派」,他們的頭子也是祕密的中共黨員,便於控制這些尾巴黨。

香港的1922年1月海員大罷工,發生於中共成立後的半年,與中共毫無關係,但是中共把它算在自己領導的帳上。實際上參與者沒有一個共產黨員,不過中共看到有利可圖,便招納他們、利用他們,於是他們成為現在香港中共外圍團體工聯會的前身。蘇兆徵就是最早的海員工會一員,他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中的產業工人,而不是後來那一夥流氓無產階級,他後來被中共吸收而成為早期的黨員。但他健康不佳,1929年2月就病逝。所以在1928年6、7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道道地地的境外勢力的介入和干預)選出另一位工人出身的總書記向忠發做總書記。他用共產國際的經費包養妓女,1931年就被國民黨逮捕,並立即跪地求饒而被槍斃。

香港的土共都是做祕密工作的,不過英國殖民當局對他們相當寬大,避免得罪中共,即使是混入警界華人最高層的「曾昭科間諜案」,也是驅逐出境了事;「六七暴動」因為暴力出了人命,抓了一批,關了一陣也放人。那時的土共多出自基層,即使高學歷也領極低的薪資,因為還有那麼一些「理想」,文革的惡行被揭發後也令他們震動,所以當時的陳婉嫻、曾鈺成、譚耀宗等,和我們的關係並非完全敵對關係。九七後,曾鈺成擔任過立法會主席,立法會運作也沒癱瘓,但是北京認為他們太軟弱,所以不給曾鈺成選特首,同是地下黨員,非找另一個貴族身分的梁振英不可,再重用一批投機分子,導致香港政局每況愈下。

中共還要把香港人當作敵人?

最近曾鈺成出版了回憶錄《崢嶸歲月》,是1947年到1997年階段的回憶錄,原定在書展舉行講演,但是書展當局突然宣布取消。理由是他得了「流感」,怕傳染給大家。其實是他書裡提到六四,被出版社退稿,但是因為他創辦的民建聯(香港的中共外圍政黨)的創立與六四有關,如果刪去就得把這個民建聯整個刪掉,最後換了黨性非那麼純粹的出版社出版。

曾鈺成在接受專訪時,也談及政治局前常委李瑞環。1995年李瑞環將香港比作一把百年宜興紫砂茶壺,認為茶壺內的「茶垢」雖看似汙漬,卻是長年累月積累的精華,不識貨的人想將其洗淨,反而會毀掉茶壺的價值。當日在現場聽到「紫砂茶壺」論的曾鈺成說,李瑞環的說法有其背景,針對回歸前中國因與英方矛盾,香港有意見急於清理英國管治流弊,甚至街道名等。多年下來,中央由回歸初期少管,逐漸發展至全面管治權,以及2019年後中央出手的措施。他表示,要以辯證角度看,例如香港過去國家民族意識薄弱、少談愛國,不能什麼都不改,「始終茶壺就是茶壺,香港就是香港」。不能否認香港受外國勢力影響。他早年撰文提及「外因因內因產生作用」。曾鈺成受訪時亦說,不能將問題推到外國勢力,「要做好自己,包括鞏固人心」。

曾鈺成的觀念與目前的香港愛國者不太合拍,所以他的言論自由也受到限制。雖然他的黨齡比他們長多了。他們誰更具有「初心」?他從來沒有否認他是黨員,但也沒有承認是。但以他的地位絕對是。不像梁振英明明是黨員,前新華社社長(也就是中共香港工委前書記)許家屯說的,他卻否認到底。至於籌備中的下集,曾鈺成仍未定以何時作結。他說2016年離任議員後經歷很多事,不易寫,但自己對管治、民主理解與數年前不同,「不交代這一筆,又好似不太完整」。下集如果沒有人敢出版,就拿到台灣出版吧。

中共聲稱香港已經「二次回歸」,香港目前有數十萬地下黨員,那麼中共還要把香港人當作敵人?香港人在明處,數十萬中共黨員在暗處算計如何對付香港人,那香港還有前途嗎?

徒步的骑手·刘宗坤:中国财富大转移的奥秘

Aug 15

这三代中国人经历的财富大转移;史无前例的土地炼金术;房地产赌局的终场;看好钱包,调整好心态…

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有篇报导,题目是《Why so many Chinese are drowning in debt?》——《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被债务淹没?》。曾几何时,中国人以勤俭节约,爱存钱著称,贷款消费,更是匪夷所思。

25年前,中国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为新成员,经济开始起飞。但最初几年,中国的家庭负债水平相当低。直到2006年,也就是加入世界后的第5年,中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仍然不到11%。然而,在短短18年中,突飞猛进,一路飙升到60%以上。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年的统计,中国家庭负债占GDP比重为63.67%,已经超过德国,接近美国,跟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等量齐观。中国的城市中产和新一代打工族,迅速习惯了贷款消费:房贷、车贷、装修贷、旅游贷、教育贷、留学贷,各种小额贷、微贷,还有更方便的信用卡贷。

中国有个“全能”政府——“全能”是加引号的。它在某些方面全能,比如说在管控社会和搞运动方面,它是全能选手,但是在另一些方面,比如说,在促进民生、保护民众利益方面,却是无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像搞运动一样,鼓励民众借贷消费。像过去70多年中的每一场运动一样,那个政府鼓励什么,什么就会泛滥成灾。

借钱是要还的。这几年,经济进入下行期,家庭还债成了问题,而且越来越突出。《经济学人》引用一家研究机构的估测,中国已经有2500万到3400万人债务违约。如果算上那些被银行允许逾期还款的人,这个数字高达6100万至8300万人,占到中国成年人口的5%到7%。更触目惊心的是,中国的债务违约人数,在短短五年内翻了一番。

房屋贷款是中国家庭贷款的大头,占到家庭贷款的65%。在中国房地产的黄金十年,贷款买房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但随着房地产市场逆转,房贷违约迅速蔓延。去年,全国因为还不上房贷被拍卖的住宅数量,高达36.6万套。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根据中国和国外的媒体报导,银行和监管机构出于维稳考虑,为很多无法按月还贷的房主展期,允许他们逾期还债。这意味着,中国实际无法偿还房贷的人数,要比银行法拍房的数字高得多。

经济下行期,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被债务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有些甚至被压垮。因为中国没有个人破产制度,个人和家庭一朝负债,终身负债,一旦被债务套牢,很难有翻身的机会。在房价跌跌不休的时段,这种债务“吃人”制度,正在吞噬成千上万的家庭,成了很多70后、80后、90后的噩梦——这几个年龄段的人是中国贷款买房的主力。他们也是当下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

《经济学人》采访的几位陷入债务泥潭的中国人,都是在这几个年龄段。这篇报导不仅提出问题,还为中国政府指明方向,说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发达国家那种“个人破产”制度,让走投无路的负债人,能有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几年前,深圳率先试点个人破产法,但推行得非常谨慎。试点了好几年,虽然有超过2700人申请,但法院受理的案件只有10%左右,也就是说,整个深圳,整个中国,法院只受理了不到300起个人破产案。

为什么全国性的个人破产法迟迟无法出台?政府有关部门说,允许个人破产,会纵容过度消费和投机行为,引发道德风险。但阻碍个人破产法实施的真正原因,是政府要保护银行的利益。在中国,大部分银行是政府的,银行是债主,银行的主人是政府,所以,政府才是真正的债主。有十几年时间,政府像搞运动一样,鼓励借贷消费,鼓励贷款买房,现在后果出来了,政府当然不会让自家开的银行承担后果。承担后果的当然是响应号召的负债人。

《经济学人》的文章报导了这个现象。但它没有展开追溯造成今天普通中国人陷入债务泥潭的深层原因。表面上看,这是过去不到20年间出现的现象,但事实上,如果把这种现象放到过去70多年的历史中来看,它是中国整个国家财富大转移的必然结果。

财富转移,用高大上的语言讲,就是“再分配”。前面讲到,中国政府在管控社会和搞运动方面是全能选手,在转移财富方面,它也有一只全能的手。今天,我们从《经济学人》揭示的现象出发,讲一讲中国历时七十多年,跨越三代人,财富大转移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起点,是70多年前,苏联扶植的中国共产党推翻了民国政府,建立了苏联式的党国。在战争年代,为了动员农民,为革命充当炮灰,它承诺掌握政权之后,实行“耕者有其田”。

1950年,党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没收地主的土地、牲畜、农具、粮食和房屋,分配给没有地的农民。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大约三亿农民分到原本属于地主的七亿亩土地。地主作为一种身份,一个阶级,在中国彻底消失。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位本来没有地的中国农民,第一次分到土地时的喜悦。但好景不长,党国通过成立互助组、合作社等手段,逐步控制农民刚刚分到的地。几年后,人民公社成立,农民,事实上跟几年前的地主一样,彻底失去了土地。上千万农民在随后到来的大饥荒中饿死。幸存者成了党国的农奴。

他们的第二代,在1970年代末分田到户以后,又开始吃饱肚子了。很多人到城市打工,有了第三代。他们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在城市打工,贷款买了房。这本来是个阶层上升的美好故事。但时间到了2025年,沉重的房屋贷款、不断下跌的房价,让他们的第三代承受着,甚至比上两代人更沉重的生活压力。

从党国第一代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短暂喜悦,到第三代“居者有其债”的残酷现实,这中间发生了什么?简单讲,从这三代人命运的变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场规模宏大、设计精巧、手段粗暴的“财富大转移”。这场财富大转移的主角,是土地——这个国家最古老,也是最根本的财富。它从党国攫取全国的所有土地开始,利用”土地炼金术“,置换成巨额财富,进入政府和裙带利益集团的腰包,最终转化成全民负债。

我们探讨一下这场财富大转移背后的游戏规则,为什么能让一方永远赢,而另一方注定永远输?当这场游戏进入终局,当输家越来越多,中国又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这场财富大转移的第一步,并非发生在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初期,而是发生在1953年。那一年,党国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又被以“自愿互助”的名义,集中起来,收入了“合作社”。先是初级社,随后是高级社,土地开始归“集体”所有。到了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立,农民手里的土地证,彻底变成了一张废纸。

党国消灭了地主阶级,把自己变成了全国唯一的地主。这一既成事实在法律层面得到最终确认,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82年,中国颁布新宪法,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它听起来好象属于所有人,但事实上又不属于任何人。“集体”必须有具体的代理人,才有意义。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集体”的代理人,或者说代表,就是党国。党国就是“集体”,“集体”就是党国。

从1949年到1982年,党国完成了从事实到法律,对全中国土地的绝对垄断,有史以来,中国的统治者第一次做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为后面40年,党国用“土地炼金术”变现天量财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的垫脚石,就是党国的第一代农民。

在完成第一步,也就是对土地的绝对垄断以后,第二步,就是要找到一个迅速把垄断土地“变现”的有效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所谓的“土地财政”——我称之为“土地炼金术”。

1982年修宪6年以后,也就是1988年,中国再次修改《宪法》,说“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它巧妙地绕开了“土地公有”制,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允许土地的使用权在市场上交易和流通。党国仍然是全中国的最终地主,全中国的唯一“房东”,但它可以出售土地的“租约”。大家对这种土地使用权租约不会陌生:住宅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业用地40年。

1988年《宪法》为党国把垄断的土地变现,扫清了法律障碍。而真正打开土地印钞机开关的,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这次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中央政府拿走了税收的大头,却把大量的公共服务支出责任留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修路、建学校、发工资,钱从哪里来?最诱人的答案,就是土地。

于是,“土地炼金术”应运而生,在此后近三十年,成为驱动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土地炼金术“的运作逻辑简单、粗暴:

第一步,低价征地。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名,根据土地的农作物产值,用极低的补偿价格,从农民这个“集体”手中征收大量土地。

第二步,变性增值。政府把征收来的农用地,改变性质,变成价值连城的“开发建设用地”。

第三步,高价出让。政府再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把这些土地的使用权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

因为党国是全中国的最终地主,地方政府无非是这个最终地主的代理人,它们垄断了土地的供应,也垄断了土地的价格。

那么,中国各级政府通过卖地,究竟赚了多少钱?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只是最近十来年,从2011年到2023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累计超过了70万亿元。在房地产最火热的2021年,土地出让金一年收入就达到8.7万亿元。在很多城市,土地财政收入一度占到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50%以上,有些城市甚至超过100%。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土地炼金术“。回顾这场历时七十多年的土地财富变迁,我们会发现一个清晰的路径,一个历经三代人完成的“财富大转移”。

第一代,他们在土改中短暂地拥有了土地,又在集体化和人民公社中失去了土地。党国利用他们,完成了土地资本的原始积累。

第二代,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政府征地的对象,拿到极低的补偿,成了城市化的垫脚石。党国利用他们启动“土地炼金术“,走出把垄断土地变现的第一步。

第三代,就是从70后到90后这一代,成为这场财富转移的最终买单者。开发商从政府手中高价拿地,最终都以高昂房价的形式,转嫁到了他们身上。他们掏空“六个钱包”,背负30年贷款,买下一套下面的土地只有70年使用权的房子。

根据经济学家任泽平团队的研究数据,2022年中国商品房的价格中,土地成本加各项税费,占到63.4%。也就是说,一套售价500万元的房子,有317万元进了党国腰包。党国的土地收入成了购房者的负债。

这就是党国通过“土地炼金术”实现“财富大转移”的全景。本来属于国民的土地财富,被粗暴地、巧妙地转移到了政府和裙带利益集团的钱包中,利用房贷变成整整一代人的巨额负债。这代人的房贷负债规模有多大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2024年末,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是37.68万亿元。

前面提供的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只是最近十几年就超过了70万亿元。那么,这笔超过70万亿的巨额财富,最终又流向了哪里?

有一部分,变成了今天看得见的成就:宽阔的马路、宏伟的机场、林立的摩天大楼。这是“土地财政”最光鲜、最值得称道的一面。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这笔财富的再分配。巨额资金,缺乏有效监督,最终大量流入了跟权力捆绑的利益集团的腰包。围绕征地、拆迁、土地规划、工程招标、房产开发和银行贷款,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权力在这个链条中,设租寻租,把公共财富转化为部门利益和个人私产。

这场财富大转移为什么能如此顺利地完成?简单说,答案就在于中国特有的攫取财富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的核心,就是党国拥有的无限权力——无限权力意味着,无限攫取财富的能力。

我们打个比方。在这个名叫“中国”的巨大赌场中,党国是唯一的庄家,它既参与赌局,也制定赌规。它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剥夺了地主的土地,也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不但消灭了地主阶级,也消灭了农民阶级,把所有农村人口全都变成农奴。它把自己变成全中国唯一的终极地主。然后,它制订《宪法》,确立党国对土地的绝对垄断——这是这场赌局最根本的、不容挑战的规则。

党国控制了赌场的全部资源,垄断了土地的供给,想什么时候卖、卖多少、卖多贵,完全由它说了算。国民相当于赌客,没有选择,没有议价能力。党国也是赌场裁判。所有法律、法规和政策,都由他说了算。而且,它还可以随时修改游戏规则,随时添加筹码,随时减少筹码。一旦赌局对自己不利,它可以限供、限购、限贷,朝令夕改。

在这样的赌局中,赌客的命运在进入赌场那一刻就注定了——一个字,就是输。在这样一个国家,国民作为整体,永远是输家。他们的人生重大决策——在哪里居住、子女在哪里上学、能否获得体面的医疗、能否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都跟这场房地产赌局深度绑定。为了进入这座赌场,买套成家立业的房子,他们押上三代人的积蓄和未来30年的收入。他们看似在投资自己的未来,实际上是在为庄家的财富大转移买单。

讲到这里,问一个问题:这种一方必定赢,一方必定输的赌局,能永远玩下去么?从历史上看,这类赌局玩到某个节点,就玩不下去了。庄家永远赢,输家越来越多。当人们意识到,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跑赢那个永远在收割自己的庄家时,“躺平”、“摆烂”就成了最理性的选择。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已经输无可输,又不愿躺平、摆烂,他们会选择掀桌子。

这正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土地财政这台印钞机熄火,“土地炼金术”破产,千千万万背负巨债的“赌客”发现他们的最大“筹码”——房子,正在贬值,这场党国永远赢的赌局就玩不下去了。

这两年,外界已经频繁看到“掀桌子”的早期迹象。从房贷“断供潮”,到此起彼伏的“烂尾楼“维权抗议,从无奈“躺平”到”最后一代“的愤懑,都是这代人用行动表达的不满和绝望。

中国折腾了一百多年,经济大幅增长,技术也不断现代化,但在制度上,仍然是个前现代国家,仍然没有建立起宪政民主的现代秩序,还有大致公平的游戏规则;权力仍然凌驾于法律之上,国民基本权利,包括财产权,仍然没有实际的法律保障。财产仍然是权力的附属品。这十几年,整个国家离法治越来越远,权力越来越绝对,越来越武断颟顸。

面对这场财富大转移导致的危机,政府的应对方式,不是改变“庄家通吃”的模式,而是试图“救市”。所谓“救市”,无非是拯救这场已经破产的赌局,让“土地炼金术”能继续玩下去。没有迹象表明,这场危机能够转化成改善的契机。相反,它更可能导向固有模式的“加强版”:党国以更强硬的控制、更粗暴的干预,来维持这场赌局的运转。这或许能避免短期的崩溃,但它只会让游戏规则变得更加扭曲,让国民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让国民手中的财富份额变得越来越小。

这场历时70多年,跨越三代人的财富大转移正在进入终局。加入世贸后的快速经济增长,曾经像一块光鲜的遮羞布,遮盖了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弊病和制度性罪恶。如今,经济增长的引擎熄火,问题浮出水面,但解决问题的结构改良和制度变革道路,却被堵得死死的。

希望这场毫无人性的赌局,不会以暴力“掀桌子”的激烈方式收场。目前为止,它好象正在以一种非暴力的、隐忍的方式走向终结——越来越多的玩家选择离场、躺平,越来越多的国民陷入“我们注定会输”的集体宿命感。这是这场国民连输三代的财富大转移的终局氛围。

至于终局的最后一幕,怎么收场?普通人只能看好自己的钱包,管理好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时间中,静观其变。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是一种不失智慧的人生。

(选自徒步的骑手频道第75期节目文字版《财富大转移的奥秘》)

在审查发生之前:谁在保存中国的抗争记录?

“许多人会狭窄地看待抗议:抗议没有达到目标就是没有意义。其实并不是这样。抗议的过程会改变你——你参加一个抗议,便可能会参加第二个抗议。不论这些中国人出于何种原因开始参加抗议,Ta们都会被不自觉地改变。”

撰文|Yalin
编辑|于深林
排版|田昀

你可以把他们想象成“和审查员赛跑的人”。抗议者的影像在互联网的任何角落随机闪现。有时候,审查员会先找到Ta们,抹去Ta们的声音;有时候,他们会赢过审查员,于是抗争的影像会被保留下来。很多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审查员为什么没有删掉这则帖子,抑或为什么在很久之后突然删除了它。

这就是数年来,“昨天”(Yesterday)和“异言网”所做的努力——记录这个国家抗争的声音。而记录和留下抗争的影像,也会改变你理解中国的视角。


高压年代的中国,抗议还存在吗?

今年2月,异言网更新了关于中国抗议情况的第十一期报告:2025年第四季度,共收录1363起抗议事件,其中工人主导的抗议活动超过半数。报告提及,国企“欠薪”现象愈发普遍,2025年三大国企“中建集团”“国铁集团”“中国交建集团”的工人抗议活动比2024年增加79%。整体上,2025年全年抗议活动比2024年增加44%。

自2022年6月起,异言网一共收录了15600起抗议事件。其中主要收录中国大陆线下的公开集体行动,也记录公开程度较低或线上异议事件。他们发现,自2024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的抗议事件出现连续六个季度的同比增长。

数据记录和分析或许打破了很多人对中国沉寂现实的印象。“我遇到的大部分中国人,都对这件事感到很意外。”异言网研究组组长Kevin Slaten(史凯文)说。

Kevin是美国人,能讲很流利的中文。过去十几年,他从一个对中国公民社会感兴趣的政治系学生,成长为公民与人权领域的研究者和倡导者。

对于很多人来讲,中国今时今日的社会环境相当高压,早年的维权者、访民和人权活动家的故事已经是过去式了。“抗议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Kevin经常听到的话。

异言网网站封面制图(图片来源:异言网)

但在异言网的搜集里,这些案例覆盖劳工、房地产纠纷、土地拆迁、婚姻平权、教育等主题。总体来看,广东省作为制造业大省,成为收录抗议事件最多的省份(18%),其次是河南省(10%),劳工维权和业主维权是所有的抗议里最大的两个主题,分别占比44%和26%。数字并不能代表中国抗议地图的全貌。但这仍然是一份激动人心的“抗争地图”,也是一份了解中国现实和经济态势的民间数据库。

抗议的参与者如此普通,就在你我身边。例如,2025年1月,四川宜宾的一位工人以跳楼威胁的方式讨薪,相关帖子评论称,还有20多位被欠薪数月的工人,过几天也将“集体上天台”;同月,因物业车位管理问题,湖南长沙新城国际花都的业主们合力推倒了小区东门的闸口;4月,广东惠安东桥镇村民集体阻挡火电厂施工,引发大量公安人员到现场施压;7月,陕西西咸新区数百名家长与学生走上街头抗议中学学位不足……如果不是有人费心搜集存档,这些事或许就像“从未发生”。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呈爆炸式增长。外界普遍沿用的一组官方数据是:2003年到2005年间,中国每年的群体性事件数据分别是5.8万、7.4万、8.7万起。经济飞速发展,造成社会不公的因素却没有解决,集体抗议和上访活动不断。但在中国官方定性中,它们却等同于妨碍公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斗殴、滋事等社会治安事件。

2003年上台的国家主席胡锦涛,以“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执政口号,他在当年底的全国公安会议上便宣称,“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群体性事件”本身是一个“非常党国”的词语,极具统治工程视角,2009年被收录到《党的建设词典》里。2010年,Kevin开始来到中国青岛交换学习,进过工厂调研、也在劳工NGO实习,逐渐开展中国研究。这些宏观数据可以帮助他了解“中国民间社会正在发生什么”。

但官方统计数据公布止于2012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也仅粗略提到,“中国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冲突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

“非新闻”的出现,部分填补了这片空白。该项目致力于从网上尽可能多地收集、存档集体抗争事件,从2012年持续运作到2016年,随着创办人卢昱宇和李婷玉被捕而中止。

“有几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什么信息,我们只能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Kevin说,后来可以参考的唯一一个公开、连续的抗议资料库就是“中国劳工通讯”,但它的记录“只限于工人抗争”。他一直都惦记着这样一块信息缺口。很多年里,他都想做一件类似的事情,于是便有了2021年启动的异言网。

被“寻衅滋事”的先行者

“非新闻”顾名思义,指的是那些不会出现在新闻里的事情。卢昱宇对“非新闻”起始的2012年记忆犹新:乌坎事件引发了世界对中国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关注;薄熙来倒台一度宣告“唱红打黑”运动破产;微博上,“郭美美红十字会炫富事件”“我爸是李刚”等舆情事件高潮迭起……从知识分子到普通人,普遍关心着这个国家方方面面正在发生什么。

卢昱宇亲身踏入了这股浪潮。当年5月,在许多网友的关注和帮助下,维权律师陈光诚逃往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卢昱宇曾打印T恤试图声援,连打印店老板也知道这件事;年底,“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民间呼声极高,上千人联署建议书,卢昱宇也跑到上海街头举牌。但随即而来的是被警察找麻烦,他过上了四处躲藏的日子。

卢昱宇回忆,他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些事,对公共空间出现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微博上,他经常刷到集体抗争的事情,最初这些群体给他的印象是“很激烈”,无论是农民工讨薪、拆迁案、城管执法导致的集体抗争,现场都非常生猛,群众和执法人员打作一团也是常有的事情。

出于兴趣,他尝试搜索,并想要搜集更多,彷佛在满足孩时的某种“搜集癖”。到了第一年年底,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农民工讨薪的数量多到无法想象。那时,他一边在福州的塑料厂里打工,一边还在微博上继续搜集集体抗争事件,也慢慢收到一些网友的鼓励。后来他又辗转到了云南,逐渐开始全职做这件事。

卢昱宇不太喜欢和人打交道,自称脾气也不好。学生时代他打架,从大学退学;辗转多个工厂,他做过流水线工人,“要是一生气,马上就不干了。”这样的性格,反而在重复枯燥的搜集与存档工作里找到了适合的位置。

当时,卢昱宇主要使用的社交媒体是微博(腾讯微博和新浪微博)、QQ空间、贴吧。卢昱宇搜索之后,搭档李婷玉会下载,上传到博客上保存。但水温变得很快,卢昱宇意识到,周围的网友被请喝茶变得频繁。2015年又接连发生了劳工NGO“大抓捕”和女权五姐妹被捕事件。他感到不安,开始看一些移民的帖子,但绝大部分时间仍在忙着搜集与存档,他始终没有真的为移民做准备。

“非新闻”在博客上保存中国各地的公民抗争事件,记录停滞在了2016年6月,正是两人被捕的时间。(图片来源:“非新闻”博客截图)

直到2016年,卢昱宇以寻衅滋事罪被逮捕、起诉,判刑四年,李婷玉被判刑两年、缓刑三年。

四年间搜集的七万多个案例里,法院以其中8个信息有误为由宣判了他。卢昱宇记得,实际上只有一条指控是有根据的:“把一个村的名字写成了隔壁村的。”他曾在庭上说:“按照你们8条微博判4年的标准,我的刑期应该是35000年。”

这四年里,卢昱宇几乎从未休息过,“不想再有一天会缺掉,因为365天都会有事情发生,我很不能接受缺了一天。”以至于入狱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精疲力尽。出狱后的前两年,他几乎没想过要再做这件事,“再做肯定给你抓起来嘛,出狱之后,(我)也有一些应激创伤,需要恢复。”

直到朋友请他帮忙为一个纪录片找素材,他感觉到自己在真实影像面前仍然“有一种很原始的冲动”,一种紧迫感。“这些东西会消失,和十年前相比,寿命更短了,甚至只有几个小时或者几分钟,删掉了,就没有了。”

这种对于维权者声音“转瞬即逝”的危机感,正是他刚开始做“非新闻”时的原动力。2012年的微博,算法推荐机制远不如今天智能,许多维权抗争的图片是由几乎没有粉丝的账号发布,“很多小的抗争,发布的账号没有影响力的话,其他人就看不到,绝大多数就这样过去了。”

2023年,经过艰险的偷渡、走线,卢昱宇顺利获得加拿大的政治庇护,随即恢复了往日的工作。他给项目换了名字,叫“昨天”(Yesterday),因为隔着时差,他在网络上看见的许多帖子显示发布时间是“昨天”。

“昨天-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主页上,卢昱宇写道,他希望这个项目“在保存真实历史的同时,让人民了解到抗争的持续存在和其庞大的规模,减少人们对参与抗争的恐惧”。

“昨天”YouTube平台主页,该项目自2023年1月启动。(图片来源:YouTube截图)

维权短视频配乐,难听却有效

卢昱宇今年49岁,住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多数时候和猫一起宅家,日复一日对着电脑,找影像、事实核查、存档,很多年下来,早已没有什么情绪。

他感知到大家维权的方式有了变化。2016年,卢昱宇入狱之前,人们尚能写得明明白白——几月几日,何地,何人因何事而维权。待到2020年,他出狱时,腾讯微博已停止服务,抖音和快手不断渗透下沉市场(三线以下城市、县镇及农村),维权者们开始使用短视频配上文字来记录现场经历。又过了几年直到现在,配文也消失了,卢经常只能看到视频画面,配上一段跟维权紧张氛围不太相符的嘈杂音乐。

正如“昨天”(Yesterday)和异言网共同收录的一个案例:2025年5月,深圳绿景白石洲璟庭项目的数百工人,曾用集体堵门的方式向房地产开发商讨薪。工人现场录下数百人带着安全帽聚集的视频,后期添加的背景音乐则是一首网络歌曲:“谁知打工有多难,谁知打工钱难赚,泪水留下眼泪湾,都是为了这碗饭。”

“昨天”于2025年5月收录的深圳绿景白石洲璟庭项目工人讨薪维权事件。视频片段由讨薪工人拍摄,“昨天”则据此整理了视频素材,并向公众提供事件的背景梳理。(图片来源:YouTube截图)

起初,卢昱宇难以理解那些突兀的配乐,后来才意识到,这是为了避开平台审查。但这也导致他常常听不见人们到底喊了什么口号和诉求,为核实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Kevin也观察到类似的变化。他经常看到一段没头没尾的视频,时间、地点、事由都没有,“今天发布的不代表今天发生。”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人留言“发生了什么?”帖主回复:“我不能说,说了发不出来。”

入狱前,卢昱宇已经意识到,保存海量图文资料越来越吃力。短视频的兴起让这件事更难了,“没有这么多钱买一个网站存下它们,下载费时间。”但好处是,视频的信息量会比图文时代多很多。

卢昱宇回忆,在“非新闻”时期,如果消息来自一个关注度很低的账号、涉及的又是规模很小的事件,“(当事人)其实很难有什么动机去编造一个事件”;而如果是规模较大的抗争,信息源往往十分丰富,不仅有维权者发布的内容,也有旁观者记录的影像和描述,彼此之间可以交叉印证。那时,直接私信当事人核实信息并非难事。如今,出于安全考量,卢昱宇已不再主动联系维权者。异言网将“绝对不能联系抗争者”写入了工作守则。

细节不明的事件,异言网倾向于保守的处理方式。“很怕错误的记录,如果有一个记者问我,你们为什么要收录某个案子,我得拿出证据来。”

“昨天”(Yesterday)会先确定时间和日期,抗议者身份和抗议原因可以标记未知。今年1至6月,“昨天”(Yesterday)共发布了348起群体性抗争事件,这是筛选核实过后的结果。过去三年里,“昨天”(Yesterday)收集了大约五万起群体性抗争事件视频的资料,但编辑为长视频、梳理背景介绍发布出来的有1600多个。

卢昱宇还提到,“一个大规模事件的视频,要用到几百个视频和信息源,才能确定事件的大致时间线。”其中最知名的也许是2025年发生的江油事件,“昨天”(Yesterday)制作的纪录片仅在YouTube频道上就获得了356万浏览量。

Kevin观察到,在中国政府的视角里,维权不是敏感词,而是一个很广阔的概念。“审查员一定会着重观察维权的帖子 ,但不会全部删掉。比如律师维权,起诉、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都是维权。‘正规渠道’的维权是政府想要的维权。”

他认为,对维权帖子的挑选、删除和保留,是中国政府意在告诉公民:“你用制度性抗议维权,而不是异议维权,我是同意的。”根据异言网对异议行为的界定,它一般并不收录上述通过制度性渠道抗争的行动,除非行动导致或可能导致被权威者报复。

长期浸泡在中国社交媒体上,Kevin也看到,在强大审查之下,这个国家人民的另一面。“中国人和很多国家的人一样,政治观点和看法是非常多元的,没有像大家平常说的那样,很害怕或者不敢说;相反,异议言论其实非常多,许多充满创意的讽刺。”

“当然,你得在审查员删掉Ta们的评论之前去看。”Kevin补充道。

在抗议中,“经济问题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并不全面的民间抗议数据库,成为窥见中国现实和经济态势的另一扇窗。

异言网和“昨天”(Yesterday)都提及,劳工维权和业主维权一直作为最主要的两种抗争类型存在,“经济问题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格局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几乎没有改变。

2023年初,在“清零”封控政策结束之后,异言网注意到劳工抗议活动有所增加。当时,他们分析这些抗议活动可能与中国广泛的经济衰退有关。直到2025年下半年,他们对比了连续两年的数据,发现2025年上半年共记录了1219起劳工抗议事件,比2024年同期增加了66%。

卢昱宇解释道,欠薪维权的案例是经济下行最明显的表现。他解释,如果某个工厂仅因经营不善破产,且足额发放了员工的工资,通常不会引发抗议,以致被收录到抗争案例里去;工人抗争式维权往往是被逼到了最后的境地。他分析:“就业机会和以前没法比了。以前一份工作没了,还能再找另一份,(很多人)不一定会选择抗争维权;但现在这个环境下,一旦失去工作,很可能就找不到下一份了。”

根据异言网统计,2025年上半年,与房地产相关的抗议共收录220起,是2023年与2024年同期的两倍。Kevin原以为,这些抗议主要集中在烂尾楼项目,但梳理具体案例后发现,针对物业公司的抗议也明显增加,多与物业费上涨等经济问题有关。这一现象鲜少受到关注。他推测,这或许与物业公司普遍营收下滑、创收压力加大有关。

2024年年中,异言网曾对房地产相关抗议做过系统性分析。当时,住房相关案例占其收录抗议事件的比例高达44%。其中,超过一半由业主发起,主要涉及开发商烂尾或未履行其他承诺;其余多由建筑工人发起,要求开发商支付拖欠工资,但开发商无力或拒绝支付。在这些案例中,至少有106起涉及碧桂园集团,71起涉及恒大集团。

一些抗议与中国隐秘的经济形势变化有关。2024年底,中国新修订的《公司法》规定,即便前股东已经转让股权,仍然要为受让人未按期缴纳出资承担补充责任。随后,中国11个地区的高级法院内外都发生了抗议活动,相关视频一度流传于抖音,随后很快遭到删除。又如多地公交车司机罢工的案例,也被认为可能与地方财政危机有关。

“Women我们”查阅了异言网迄今为止发布的十一期报告,其中收录的许多事件都和新闻记忆吻合。例如,2022年6月至9月,收录的 214 起事件(32%)涉及烂尾及延迟交房。这一时期,中国主流媒体曾广泛报道烂尾楼维权事件,包括著名的“亮亮丽君夫妇”:2023年11月,这对在郑州打拼的年轻夫妻,因掏空积蓄购买的融创城期房停工烂尾,遂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维权,却遭遇不明人士殴打、多平台禁言,最后心碎地宣布离开郑州。

2023年11月,郑州视频博主亮亮和丽君夫妇在融创售楼部遭不明人士殴打。两人全程记录下维权经过,但后续遭多平台禁言。(图片来源:网络)

但越往后,他们收录的事件和趋势分析,无法再从任何境内机构媒体上找到类似的记录。去年几起大型抗议,例如江油事件,不仅无法被报道,在短视频平台上,也受到了高规格的审查。“那段时间,甚至连地级市绵阳也成为审查的关键词。”Kevin回忆道。

无论是群体性事件,还是抗争维权,都在最近十年中逐渐消失在中国公共视野里。早在2005年初,国务院便出台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二十年来,围绕群体性事件的应急机制不断优化更新,直至今日,无论是各级政府部门,还是学校、国企、商场等场所,都普遍建立了配套的“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

抗争是否还有结果?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Kevin说,他经常看到评论区里,有抗议者在传递经验,“你应该如何如何做,才能拿到钱。”Kevin只能推测:“每年有几千个甚至上万个抗议,大家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抗议,可能多少还是有结果的。”

工人们希望自己的故事被世界看到

去年6月,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宣布将停止运作,官方解释原因为财务困难。这家成立于1994年的非政府组织,曾持续为世界提供与中国工人相关的资讯。在中国劳工运动兴起又被打压的变化年间,中国劳工通讯一直是外界了解中国工人状态、劳动环境变化最可靠的信息来源。

异言网也经历了难关。2025年初,由于特朗普政府冻结大量资助,异言网隶属的美国人权机构“自由之家”受到影响,异言网曾经被迫下线了一段时间。留下2025年上半年原定两期季度报告的“空白”。

这是一份以血肉之躯对抗庞大审查机器的工作。异言网的团队一直很小,分析师有时候是三个,有时候是四个,“几乎是疯狂地在爬数据”。“就算我对抗议这个议题非常感兴趣,但你连续几小时都盯着电脑找一样的东西,它也是很苦的。”Kevin说。

“从人权的角度,这是信息自由,中国人有权知道,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在哪里发生,跟他们自己生活中遇到的情况有什么关联。”谈及为何多年来坚持运作异言网,他说,“你理所应当地希望别人听见你抗议的声音。”

“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你不可能从一个故事或一个数据了解这个国家的全部,你需要很多数据,很长时间,(我们搜集的)时间越长,资料总体的研究价值就越大。”

但在一个高度审查的国度,统计数据本身也会受到干扰。“政府的审查每一段时间都不一样。当你观测到的数据减少时,你无法判断,究竟是真的减少了,还是因为审查加强,你看不到它们了。”Kevin举例道,2024年第一季度,异言网收录的抗议事件数量陡降。直到年底,他们将全年数据放在一起比较,才发现只有那一个季度形成了明显的低点。他们据此推测,这很可能与当年春节期间开展的网络“清朗行动”有关。

卢昱宇也认同统计和数据分析对于呈现中国现实的重要性。2024年1月,“昨天”(Yesterday)上线一周年时,他曾试图做全年统计,再与十年前的数据做对比,但“无奈工程巨大,时间不够,做了一个月就停了。”如今回望那个时刻,他接纳了人力的局限,“我们无法干完十个人的工作。”他提到,过去三年搜集到的抗争资料内存有两个T。

但今年1月开始,“昨天”(Yesterday)又恢复了数据分析的工作,开始有规律地逐月发布针对当月已发布的群体性抗争事件的汇总和分析,按照“抗争群体”“地点”“事件规模”“引发原因”“警察镇压情况”来逐项分析。

“昨天”于社交媒体发布的2026年6月中国群体抗争事件汇总,当月统计共发生46起群体抗争事件。(图_”昨天“YouTube频道帖文)

在数据统计之外,Kevin更在意项目能否呈现“人的行动和声音”,而不仅是停留在讨论国家层面的打压和暴力。这是他筹备异言网时立下的目标,也是他理解这项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抗议事件是否会对其他人产生持续的影响?

“许多人会狭窄地看待抗议:抗议没有达到目标就是没有意义。其实并不是这样。抗议的过程会改变你——你参加一个抗议,便可能会参加第二个抗议。不论这些中国人出于何种原因开始参加抗议,Ta们都会被不自觉地改变。”Kevin说。

“抗议往往是个人政治意识变化的开始。”Kevin这样看待“去中心化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当某个问题影响到社会每个阶层时,大家会一起站出来抗议。事实证明,当抗议规模足够大时,审查就会变得困难,或者审查的速度会跟不上。”

2025年底,因为工厂订单减少,工人工资下降,深圳易力声工厂的上千工人爆发了为期一周的罢工抗议。当澳洲Sky News的记者扛着摄像机走过抗议工人的面前时,工人们朝着镜头挥手,并爆发出猛烈的欢呼声。

Kevin将这个视频发给“WOMEN我们”,留言道:“工人们希望自己的故事被世界看到。”

2025年12月,深圳易力声工厂工人集体罢工现场。(图片来源:网络)

(本文修改于2026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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