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家祺
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文件之九
“文化大革命”发生六十年、结束五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出版四十年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严家祺
二0二六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六十年、文革结束五十年，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出版四十年。这本书也出版了英文版和日文版。二0二六年再版的这个版本，没有修改以前版本的观点和内容，保留原有的文字和写作风格，只对文革中一些事件的情况做了增补。为此，本书作者四十年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新认识，在作再版增补的同时，在这一〈前言〉中加以分析和陈述。
“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
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目光经常越出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现在只知道地球上有生命。人类是自然界的的一部分，人类行为从根本上说，也是自然行为的一部分。在地球上，除了有“自然力量 ”，还有“人为力量”在起作用 。核裂变链式反应释放巨大能量，是一种“自然力量”，利用核能发电，是“人为力量”起作用。机器人是一种信使体，机器人行为也可以有目的，但这种目的是人有意地从外部输入机器人内部的。人类行为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人为行为，也就是人的有目的的、有意行为或不行为；二是人的自然行为，如逃避灾难。在一个人明知灾难来临时， 能够逃避而有意不行为，就不是自然行为，而是人为行为。自发的巨大数量产生的动物或人类群体行为，都是“自然力量”，“自然力量”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人类只能有限控制。直到今天，金融风暴是一种自然力量引发的自然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控制金融风暴，使它成为人类行为。
文革使我知道，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不是什么”人民群众创造的“，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创造的。广义 “创造”包括“倒退”，所以，人类历史的大趋势，可以用AI，像天气预报一样预测。 预测也会改变历史进程，这称为“反馈”。 文革是人类史上的奇迹，没有一个统治者敢于搅动被统治的亿万民众，在对他本人“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让他们起来向全国各地本地的大大小小官员宣战，而毛泽东 就这样做了。这是掌握党国大权的人，凭借个人意志力操控的民粹主义运动， 这是一种“人为力量”。
一九七六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中国大地上产生了一种与十年文革“人为力量”不同的、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一九七六年全国民众为悼念周恩来而爆发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实质上是与文革精神完全相反的运动，但在毛泽东个人意志支配下，4月5日这一天，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暴力镇压，是一种“ 人为力量”作用的结果，对“四五运动”的镇压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毛泽东用暴力镇压了天安门运动后，不到半年毛泽东去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从毛泽东的遗孀江青被捕到邓小平掌握中国最高权力，文革一步一步被否定，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依然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式的个人崇拜，在最近十年来又一次在中国上演。在文革发生六十年后的今天，回顾往事，可以看到，一九八九年6月4日，邓小平暴力镇压第二次天安门民主运动，是毛泽东“阴魂不散”、“人为力量”作用的结果。
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世纪都有一两个代表世纪精神的重大事件。十五世纪是文艺复兴的世纪，十六世纪是大航海和宗教改革的世纪，十七世纪是科学革命的世纪。十八世纪是能源革命的世纪，十九世纪是大英帝国的世纪。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的兴衰, 二十世纪成为战争和革命的世纪。九十年代柏林墙的倒塌和互联网的兴起预示著世纪精神的大转变，二十一世纪是信息革命的伟大世纪。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六十年后的今天，在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时代，对人类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可以从人类、自然、人工智能的“广义行为学”上进行分析。把政治、经济看作为“ 人为力量”与“自然力量”以各种不同方式交织的现象，不同的交织方式与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有关。对文化大革命，包括天安门事件的分析，有助于今天更好地理解专制独裁、民主自由和民粹主义在人类行为学上的区别。
在保持原有版本的观点和文字内容的情况下。作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两次天安门事件的作者，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出版新版本时，本文谈一谈宫廷政治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形式，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两种力量——“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毛泽东时代依然带有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特点，天高皇帝远，人民身受的压迫，直接来源于当地的官僚。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中学生、中青年教员和几乎所有年轻人，遇到了一个他们从未想过、更未见过的政治运动，很多人不是投入进去，而是被卷入了进去。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当权派，当他们被揭露、被批斗时，也弄不清究竟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就是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面对文革风暴，也只知道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图】高皋 严家祺《文革十年史》天津版、香港版、台湾版、英文版、日文版
在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掌握中国大陆政权后，从一九五四年设立国家主席职位开始，担任了五年国家主席，一九五九年4月开始，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按照宪法规定，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只是不掌握实权的国家元首，实权掌握在宪法未规定的、共产党最高领袖毛泽东手里。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形成了一个以刘少奇为中心的、与毛泽东的政治主张不一致的不同派系。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为了清除刘少奇一大批党内的实力派。在一九六六年，他当时完全不可能依靠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来实现，时间拖得越久，刘少奇的势力就越大。毛泽东写进《五一六通知》中下面的一段话，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想法：“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在《五一六通知》后两个多月公布的《十六条》，用更简练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纲领领，这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后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直到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去世，这一纲领在文革十年中仍得到了执行。由于执行这一纲领，文革造成了中国四大变化：一是确立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最高权力终身制，以新的形式恢复了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二是革除了中国大地上的所有资本主义因素和萌芽，建立了闭关自守，生产资料绝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第三，人民的权利剥夺殆尽；第四，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宫廷政治”与“革命造反”
文革是中国由几千年历史的王朝政治中经常发生的、强化皇权现象。中国的王朝政治传统根深蒂固，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一九一二年1月1日成立的“中华民国”开始以脆弱的“共和制”代替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后，传统的王朝政治以“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形式存在 。
毛泽东在文革中所作的一切，就是从根本上摧毁一九四九年还带有某些“共和”色彩的“人民共和国”，用“最高指示”代替法律，成了“红色王朝”的君主或皇帝。毛泽东的文革，本质上是从根本上废除共和、依靠民众、清除政敌、强化皇权的一次大规模行动。
宫廷政治的特征是权力集中于皇室内部，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国，权力集中于毛泽东和共产党政治局几个人手中，最高权力的转移没有不可动摇的规则，为争夺最高权力，派系斗争频繁。在毛泽东掌握最高权力的道路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关系有重要作用。刘少奇从上世纪三○年代以来就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五○年代后期，毛泽东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刘少奇公开批评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担任一届“国家主席”后，把“国家主席”职位让给了刘少奇。在刘少奇、邓小平一起主持工作期间，刘少奇的势力愈来愈大。从一九六二年开始，毛泽东就怀疑刘少奇威胁自己的最高领导地位。以往毛泽东不带著妻子江青出访外国，当江青看到刘少奇妻子王光美出访外国带著项链、穿著当时中国女人不穿的旗袍时，引发了电影演员出身的江青的强烈嫉妒、林彪对罗瑞卿在军队中权力的扩张、林彪妻子叶群与陆定一妻子严慰冰互不相识时在商店购物时的冲突，杨尚昆对毛泽东安装“窃听器”，这些事件，都成了毛泽东和江青决心清除刘少奇支持者“彭罗陆阳反党集团”的心理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旧专制制度，为了强化皇权，需要从宫廷中清洗掌握实权的功臣、宿将。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当权派，第一次把隐蔽的宫廷政治变成了全民可见的，清除当权派异己势力的“ 革命造反”。许多当权派在文革前的专横跋扈、欺压人民，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部分民众“革命造反”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这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后期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迫害。北大的聂元梓的帮手孙蓬一既是文革的推动者，也是文革受难者。孙蓬一之所以在文革后被彻底打倒，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一九六六年贴出了《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文革后进入了邓小平“开明专制”时代，但邓小平不去追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责任，却怀著恐惧文革重演之心，从一九七九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开始，在“ 反自由化”的同时，注意防备文革中响应毛泽东号召的造反派的再起。
两次天安门事件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次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第一次起因于一九七六年悼念周恩来，第二次起因于一九八九年悼念胡耀邦。这两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既是民众自发的悼念运动，又是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性质上毫无相同之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后果，导致了华国锋的下台和邓小平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当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爆发后，邓小平完全看不到两次天安门事件的相同之剧，而恐惧地认为：“ 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开进北京，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 六四惨案”。
1976年4月5日手挽手的第一排右3一人，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作了十多分钟演说，向大家谈4月4日晚上北京市公安局清场经过后，由他发起穿过天安门广场的游行，主宰了4月5日一天的事件，但此人后来再也没有在媒体上出现，至今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左7是陈子明。
1989年5月中旬的天安门广场情景。
在这两次天安门事件中，中国政府都把数十万、数百万民众参加的和平抗议，当作为“ 反革命暴动”而加以镇压。许许多多人长期为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真相而努力。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我把当时的笔记写成了《四五运动纪实》。一九七八年8月，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我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主办的“ 真理标准”全国讨论会上，用“哲学幻想小说”的形式，以《宗教法庭 · 理性法庭 ·实践法庭》为题做了发言，在《光明日报》马沛文的帮助下，改成近两万字的文章，9月14日用三页全部版面一次刊出了这篇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长篇文章，通过“跨时代旅行”，我访问了十七世纪意大利审判伽利略的“ 宗教法庭”、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理性法庭”和未来中国“实践法庭”方式，全面肯定了一九七六年北京发生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两个月后的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
一九七八年9月14日北京《光明日报》以三版篇幅 一次刊登《宗教 · 理性 · 实践——访三个时代关于真理标准的三个“法庭”》。上图是这篇文章的报道插图。
在江青下台、华国锋时代的大环境下，虽然天安门事件没有翻案，谈“实践法庭”的“跨越时代飞行”的幻想小说还是通行无阻。在《三个法庭》发表后，我又写出了第二篇“ 幻想小说”，访问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专制政体”、英国“光荣革命”后的“立宪政体”和二十一世纪美国的“社会共和政体”。在北京《新时期》一九七九年创刊号上发表和连载。文章题目是《三种政体——专制、立宪、共和政体考察记》。一九七九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与社科院刘长林、李惠国、栾文华共同合作的《四五运动纪实》。
图说：本文作者为文革时期第一次事件天安门翻案的著作。
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年发生的两次“天安门事件”，都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天安门民主运动，这是一种主要由“自然力量”引发的运动。第一次是由北京市民广泛参与的民主运动，第二次是以北京高校学生主导的，北京工人、知识分子和市民参与的、规模更大、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二是中南海内部上演的、有中国王朝传统的宫廷政治；三是对手无寸铁的民众的和平抗议的暴力镇压，即一九七六年“四五”暴力清场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大屠杀”，这是一种纯粹由“人为力量”造成的事件。三十六年来，天安门母亲处于无尽的痛苦中。“六四”大屠杀的惨烈场面，经全世界电视直播，直接引发了东欧的变化。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先后表态严厉谴责中共当局的六四暴行；各国中国留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 抗议北京政府 ; 北京以及各地大学生发起“空校”运动 , 他们不惜生命卧轨拦截火车 , 要让全国城乡人民了解事件真相 , 对抗政府反人民的暴行；海内外大批中共党员公开宣布退党。
“六四”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捩点。如果没有“六四”，“柏林墙”就不会在“六四”后五个月倒塌。“六四冲击波”形成了二十世纪末的一场由“自然力量”引发的“全球政治大旋风”。面对逃亡的人群，匈牙利和东德政府不敢再开枪射杀逃亡者。“六四”后三个月，匈牙利开放西部边界，两天中就有一万多名东德人经匈牙利、奥地利逃往西德。一九八九年11月9日，“柏林墙”在“自然力量”冲击下倒塌，两天内又有七十五万东德人涌进西德。“柏林墙”的倒塌，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的一个标识。
“六四”引发的全球性巨变，这是“自然力量”造成的巨变，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在苏联东欧，导致“一党专政”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在世界大潮前，在全球“资本主义大潮”的推动下，邓小平用他个人的“人为力量”，挽救共产党政权，放弃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中国走上了共产党专政下的局部“资本主义化”道路。邓小平的历史作用是，既延续了毛泽东的专制主义，也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
文革和“六四”的共同根源
在最近半个世纪中，文革中掌握全国、省市权力的人物，一个一个离开了这个世界。文革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现在都已七老八十。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掌握了最高权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否定文革运动，把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文革中大权在握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送进了监狱。
在文革爆发六十年后的今天，回顾文革，可以看到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和林彪儿子林立果对中国的深远影响。林彪是“个人崇拜”的发动者，林彪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动摇后，林彪儿子林立果反其道而行之，一九七一年3月23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人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是旨在推翻毛泽东统治地位的军事政变计划书。该文直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指出毛泽东是“封建暴君”。根据《纪要》，林立果等人共策划了八种手法杀死毛泽东，其中包括炸火车或铁路桥、使用火焰喷射器、以及直接用手枪刺杀等。一九七一年9月13日凌晨，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外逃，在蒙古坠机身亡，当时毛泽东决定把林彪事件和《纪要》向全国民众广泛传达，与毛泽东的愿望相反，《“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广泛传播，成了全国一场空前规模的、认识中国专制政治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天安门运动，实际上是北京学生和北京市民在《“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影响下，以纪念周恩来为名、在“自然力量”推动下、反对毛泽东的行动。
毛泽东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林彪“背叛”他的原因。事实是，毛泽东与林彪总是连在一起，没有林彪在全中国倡导对他的“个人崇拜”，就没有毛泽东“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上册P.85）的地位。林彪之死使毛泽东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有错误，提出“ 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五年初，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邓小平的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使中国经济大有改善。11月毛泽东希望在邓小平主持下，通过一个承认文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决议，邓小平没有接受。于是，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由此开始。
毛泽东统治中国第一要务是牢固地掌握全国的军队。美国诺曼岱尔学院教授丁抒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防止反革命政变开始’，以中南海“宫廷政变”告终，叶剑英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1一九五九年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娱长黄克诚被整肃，林彪、罗瑞卿接掌军队。由于林彪长期生病，贺龙、罗瑞卿逐渐掌握军队的实权。一九六五年12月文革前夕，毛泽东就以清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为名，解除了罗瑞卿的全部军队职务，一九六六年1月初，毛泽东任命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担任原来罗瑞卿担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发动打倒刘少奇同时，解除了贺龙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职务。一九七六年周恩来逝世，在四月清明节前后爆发了第一次天安门群众运动，这一运动是对掌握文革大权的“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抗议运动。近半年后，毛泽东去世。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华国锋、汪东兴在叶剑英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王张江姚”并把他们关进了监狱。为时十年的文革宣告结束。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掌握党政军最高权力只有短暂的两年。一九七八年第一次天安门运动翻案后，邓小平也是依靠叶剑英的帮助和支持，从华国锋手里夺取了中国的最高权力。这些主要是“ 人为力量”起作用的结果。
邓小平文革结束后，否定文革，是一场“局部的非毛化”运动，由于“非毛”不全面、不彻底，毛泽东文革和专制独裁的阴魂不散。就是邓小平本人，在掌握中国最高权力后，面对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天安门运动，采取了比一九七六年更残暴的镇压方式 ，用机枪和坦克杀害了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文革过去四十年后，现在还活著的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红小兵”，以习近平为代表，在掌握了国家大权后，又学起了毛泽东“专制独裁”那一套，大搞个人崇拜，把毛时代的一套重新搬上政治舞台，从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推翻王朝建立共和”理想和实践，否定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取消了邓小平时期一九八二年宪法关于国家主席、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向毛泽东时期的政治大倒退、向有几千年历史的“帝皇专制政治”大倒退。在二○二六年文革结束半个世纪的今天，中国产生了愈来愈强大的制止“大倒退”的“自然力量”，第二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大变革正在来临，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三○年代将是中国大变革、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代。
中国历史两大循环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到“第五共和”对中国的启示
全面推进中国的“非毛泽东化”
历史是不可磨灭的记忆，历史真相不容掩盖，所有掩盖历史真相都会重新恢复。一个在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九八九年中国六四大屠杀，历经三十六年还不能在中国大地上恢复真相，在于文革和“六四”的共同根源，在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时，没有指出毛泽东是林彪和“王张江姚”的总后台。
从文革发生以来的六十年中国全部历史证明，只要毛泽东思想在名义上和实际上统治中国，中国的专制政治就不会消失，中国就不会有民主政治。一九九三年12月24日，这是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的前一天，巴黎《欧洲日报》上刊登了我写的〈改造天安门广场计划〉，文章说： “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毛泽东的影响仅次于孙中山。孙中山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而毛泽东则在中国大陆，以‘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建立了‘ 新帝制’。毛泽东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所谓毛泽东思想，是披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外衣的‘ 帝王思想’。”改造天安门广场，有必要去除天安门城楼前悬挂了四十馀年的毛泽东巨幅画像、移去位于天安门广场中央的、存放毛泽东遗体的“纪念堂”。现在的中国，正面临著一场巨大的转变，这场转变的中心内容是“全面的非毛化”，使“一党专政”的中国大陆，变为自由、民主的中国大陆，并在自由民主和地区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为了清除毛泽东专制主义的影响，天安门广场有必要作重大改造。 怎样改造天安门广场，需要城市设计和规划的专家按科学和听取多方面意见来决定，上述文章只是为了提供专家参考。在改造天安门广场的前后，需要按历史真相全面修订、改写中国近代、现代中国历史。未来的中国将出现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时代 。
中国历史两大循环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到“第五共和”对中国的启示
一九八九年9月14日和15日，法国《欧洲日报》和美国《世界日报》刊登了我写的《如何看待二十世纪中国历史》：“长期以来，我们在看待中国历史时，过多地为一些名称和象征而争论不休。法国曾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政权更迭，法国人只是把这些‘更迭’冠以‘第一共和’、‘第二共和’这些名称。法国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创造出‘法兰西民国’、‘ 法兰西人民共和国’、不同‘ 国家’的名称。中国人尽可以为每一次暴力创建的新政权起一个‘ 国名’、换一面‘ 国旗’，但并不能改变二十世纪中国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这就是在孙中山缔造了中国的‘ 第一共和国’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依靠暴力和战争先后取得了政权，每个政权都把共和主义的原则抛在一边，而建立起军阀或‘一党专政’的专制政治。”
中国历史上有两大循环——一是王朝循环、二是统一分裂循环。毛泽东是二○世纪中国的秦始皇 ，与秦始皇一样，毛泽东在二○世纪保持中国大陆的统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不承认俄国侵占中国北方领土的合法性，2毛泽东也是一位气魄豪放的中国诗人。“非毛化”不是为了用政府权力干预人的信仰自由，每个人都有权利谈论自己对毛泽东看法 。“非毛化”是清除中国“皇权崇拜”的思想和政治，清除天安门广场的“皇权崇拜”的标志。辛亥革命在中国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的“第一共和”。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是名义上的共和、实质上充满帝制特征的“第二共和”，“非毛化”的发展必将导致中国走向一个和平民主、政治现代化、经济大发展的新时代——“第三共和”时代。3 在恢复六四真相的过程中，全面推进中国的“非毛化”，对中国来说，中华民国仍然是第一共和，现在在台湾还存在，而且走上了自由民主和大发展的道路。一九四九年的人民共和国，就像法国路易 · 波拿巴时代一样，成了二○世纪中华帝国，邓小平一九八二年宪法，只是使所谓的“人民共和国”穿上了“共和外衣”；现在脱去了“共和外衣”，穿上了“ 皇帝的新衣” 。中国的前途是建立民主自由的“第三共和”；在“ 第一共和”和“第三共和”并存、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和平途径，没有时间表，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 联邦中国”4，“联邦中国”将消除中国历史的两大循环——王朝循环、统一分裂循环，“联邦中国”就是“第四共和”的中国。
人类历史经历了长达二十个世纪的地中海时代、五个世纪的大西洋时代。在未来的“联邦中国”时代，正是全球从大西洋时代进入印度洋太平洋的时代，中美两个太平洋大国，加上欧洲联邦，将成为全球和平民主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前途光辉灿烂，一片光明。在印度洋太平洋时代以后，人类将进入“大航天时代”。
写于2025 -6-8 巴黎
【注】
1.丁抒：〈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的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 ，《当代中国研究》二○○六年第三期。
2.参见〈中俄边界问题的十个事实——回应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冈察洛夫等人文章〉第一个事实：毛泽东认定中俄割土的条约是“ 不平等条约”，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五年2月号（总第三十五期），摘要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期刊上发表。又见〈中俄边界问题并未划下句号〉二○○四年10月24日，纽约《世界日报》。
3.参见巴黎《欧洲日报》一九八九年9月15日严家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省思》，台湾《中国时报》一九九○年5月2日《中国的前途在于建立第三共和》，严家祺：《第三共和——未来中国的选择》文集，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一九九二年出版，台湾中国时报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
4.参见《联邦中国构想》，一九九二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台湾《中国时报》出版社出版。
严家祺先生简介
严家祺，1942年生于江苏武进，中国著名政治学者、思想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早年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即提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是中国较早公开倡导政治制度改革和限制最高权力任期的学者之一。1980年代曾参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1986至1987年在赵紫阳领导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机构工作。
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严家祺公开支持学生和市民的民主诉求，六四镇压后遭通缉并流亡法国。同年参与创建“民主中国阵线”，并当选首任主席；1994年移居美国，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长期致力于政治制度、民主宪政、权力制衡及中国政治转型研究，与高皋合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另著有《国家政体》《第三共和》《联邦中国构想》《国家首脑终身制》等。他持续主张宪法至上、司法独立、权力制衡、人权保障和国家政治现代化。
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实况转播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live/GUSUQ6FYU2o?si=XUWML3rNNg52fj_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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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況：告別傳統電台，轉戰網台與文字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