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河小路 2026年6月21日
编者按：
林彪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后，机上9人全部遇难。随后前苏联克格勃（KGB）特工赶到现场将林彪和叶群的遗骸头骨取走带回苏联进行处理和化验检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被列为苏联内部仅极少数高层知晓的最高机密。
1993年5月，29岁的自由撰稿记者汉纳姆来到蒙古，实地调查了林彪飞机坠落的现场，采访了目睹飞机失事的两个见证人。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汉纳姆调查了20多个有关人士。他了解到当时苏联人处理空难者头骨的一些细节，如何把头盖骨放到沸水里翻煮，以便把头发和肌肉去掉等等。他还找到了当时苏联专家与蒙古官员共进晚餐的照片。其中的一位是主要的病理学家瓦西里·托米林。汉纳姆根据这个线索，1993年8月来到莫斯科，居然找到了退役的少将军医托米林教授。但没有克格勃的允许，托米林教授不肯吐露真情。
两个月后，克格勃的一批重要档案销密。托米林获准讲话。他和当年另一位参加调查的人扎格沃兹丁将军一同接待了汉纳姆，详细介绍了当年调查的经过。他还告诉这位不辞劳苦的年轻的西方记者，前苏联设法将林彪和他夫人叶群的头颅弄到了莫斯科，存放在克格勃的一个仓库里。不久，俄罗斯《红星报》刊载了该报记者对托米林的采访报道，向世界公开了这一秘密。托米林详细回忆了他当时负责主持验核林彪、叶群尸体的情况：
……我们很快便找到了飞机的残骸。一群野狼已在那里筑了窝。士兵们对天鸣枪驱走了狼群，我和沃尔斯基则开始掘尸检验。尸体共有9具，全都烧得面目全非并已高度腐烂。我在两具尸体的口中发现了做工相当精细的金齿桥和金牙，于是决定将这两具尸体的头骨带回乌兰巴托。我只是凭直觉才这么做的，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猜想。回到使馆随便翻阅几本杂志时，看到林彪的照片，我心里一动，脱口而出：真像啊！回到莫斯科后，我便收集了大量林彪生前的照片。在一张脱帽照片中，我发现林彪的右太阳穴稍上处有一道明显的疤痕，而在我带回的头骨上也有这么一条伤痕。我还找来了卫国战争前林彪在我国进行治疗时的病历档案。这份档案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最令我惊喜的是一张X光片。这张照片清楚地显示出病人肺部组织上有一硬结——那是林彪患肺结核落下的根儿。我于是决定再次飞往蒙古。……托米林教授领导的鉴定小组，找到了尸体上的结核病灶，研究了骨骼和所有牙齿，做了耳廓复原的实验，一切证据都证实是林彪、叶群无异。最后为慎重起见，他们又进行了头骨复原术。托米林几个月的工作最后见分晓了。他说：“结果终于出来了——复制出的头像同照片分毫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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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后，对涉及林集团活动的人和事的清查和处理，清查工作主要在空军、海军、总后勤部进行，进行得比较顺利，基本上查清了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林办”的工作人员集中办了几年“学习班”，到1975年8月，经毛泽东批示后，另行分配工作。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不对他们产生伤害性的影响。但同“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刘少奇等人的工作人员的处理相比，他们应该是幸运的了。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中央专案组对林案涉案人的审查处理共147人。其中按敌我矛盾处理的75人（包括按内部矛盾处理的12）；按内部矛盾处理的12人（严重错误10人，一般错误1人，无错误1人）；未定性1人；团河学习班审查结论59人（严重错误9人，一般错误33人，无错误17人）。以上涉及军队人员132人，省军级以上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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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后大半年，以空军司令部军训部第二部长王海为首的中国空军专家组作出的报告认定：
(256号三叉戟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机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256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王海又称：“我们认为，当时256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油料不够。……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
而蒙方的九人调查委员会，给出的《调查报告》结论部分第3点称，“该编号为256之三叉戟1E型飞机的坠毁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
a/坠毁前该飞机航速为500-600公里/小时，直飞，着陆前没有放下起落架及轮胎，而且襟翼和着陆灯也没有打开。
b/飞机残骸碎片坠落及散布于600×100平方米范围，这证明该飞机是以上述时速或高于上述时速的航速坠毁的。
c/飞机坠毁在大范围内引起爆炸和燃烧，爆炸后的燃烧持续了很长时间，这证明事故发生时，该飞机仍然携带足够燃料可以继续飞行。
d/事故发生时的那一瞬间，飞机引擎仍然在全速运行，并没有损坏(引擎没有燃烧过或被损坏的迹象)。
以上中蒙两方结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中方认定该飞机采取了主动迫降措施，只是“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蒙方却认定飞机未有采取紧急着陆措施。主要相同点在于：双方都认为飞机的着陆速度过大，油箱存油造成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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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资料记载，1969年12月6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中国决定从巴基斯坦进口英国霍克·西德利航空公司1960年代中期生产、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使用过的三叉戟1E型中短程喷气式客机4架，分配给空三十四师作专机使用。1970年8月接收3架，编为250、252、254号，随后不久又接收1架，编为256号。同时，周恩来批准由英国直接进口三叉戟2E型17架，其中6架1973年分配予民航，其余11架分配予空三十四师。
据空军有关资料手册明确记载，三叉戟2E型飞机装有型号为PV726A的飞行数据记录器2个。手册中记载的2个是否包含了飞行数据记录器和语音记录器，并未明确。至于三叉戟1E型飞机是否装有飞行数据记录器和语音记录器，手册中未有记载，笔者也未有见到相关的其他文字材料。
就三叉戟飞机的黑匣子问题，据时任空一〇〇团一大队机务中队中队长的包朝山称，三叉戟2E装有飞行数据记录器，但没有语音记录器。三叉戟1E他不太清楚(三叉戟1E配属一〇〇团三大队)，但从三叉戟2E的配置可以推断，即使1E有飞行数据记录器，也不可能有语音记录器。惟据时任空三十四师工程部助理的侯文仁回忆，三叉戟2E不仅有飞行数据记录器，还有语音记录器。至于三叉戟1E是否配置有以上两者，因事隔多年，已没有什么印象。
据空三十四师有关机务人员供述，三叉戟飞机无论是1E型或2E型，进口时均没有同时进口黑匣子解码设备，也没有进口黑匣子的维护、校验设备。故而，机上即使有黑匣子，它的工作情况、完好情况从来没有人要求检查过，工作与否，也从来不知道。
但是，原256号三叉戟第二副驾驶员康庭梓称，“根据孙一先的回忆，我国使馆人员进入坠机现场的时间，是在蒙古国与苏联的军事专家不止一次去过现场之后才赶到的。飞机坠毁的时间是9月13日凌晨2点30分，距我使馆人员15日下午奔赴现场，已经过去整整两天半的时间。到现场时，发现有些遗物已经被整理过，可想而知，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不会留在现场。反映飞机失事原因的黑匣子也绝不会遗忘在现场。”
时任驻蒙古共和国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则称，“另外，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1E’开始，已装有70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部分录制机上相互通话和同地面的通话，名称是‘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飞机一起飞它们就自动开始工作，其安装位置是在飞机尾部，万一飞机失事时易于保存下来。因此，似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256号飞机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
黑匣子到底有没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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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军区空军探照灯兵二团三营八连五站（部队 简称８２１站）站长曹新华回忆：
我们部队部署在北京市顺义、昌平一带，正好处在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等人乘坐的那架直升机返回的航路上，所以我亲历了那架直升机飞回北京的全过程。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上午我还在朝阳区定福庄煤炭干校的团部教导队集训，下午集训班结束，我立即返回了我们８２１站的驻地——北京顺义县文化营（ 从１９７０年５月开始，我们８２１站就一直驻扎在那个村边，连部则驻扎在顺义县张喜庄）。
回到自己的灯站，发现我站的柴油发电机因大修送去了团部修理所。没有了柴油机， 我站也因此撤出了战备。不过，我没有因此感到轻松，因为我还要担负另外三个没有雷达的探照灯站的夜间作战指挥任务，保不准回来就可能有事情呢。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凌晨３时１刻，刺耳的哨声果然把我和全站１２名战士外加一个电话班的６名战士一起从睡梦中叫起，从连部传来的命令是：部队进入一等战备！
我们探照灯部队一个连有三个排，每个排配备一个装备雷达的探照灯站，三个不装备雷达的探照灯站（我们称之为小灯站）。每个排配置２名军官，一个是排长，主要负责指挥三个小灯站，一个是雷达站站长，直接负责指挥雷达探照灯作战。由于我排的排长一直缺位，我既担负指挥雷达探照灯站的作战任务，也负担这三个小灯站的指挥任务。
进入一等后，我迅速进入了我们排的小指挥所——那是我们在１９７１年５月间用干打垒方式自己建造的一个小屋，屋内有一个小桌，放置一块可以标出约１２０公里距离的 近方图板，其余的装备就是一台３２１１１超短坡无线电台和一架军用电话机。为了防止 空袭，我们还在小指挥所的地下挖了一个防空洞，由于是简单的地洞，到了９月份，防空洞已经成为一个小蓄水池了。
按照习惯，我看了一下手表，此时已经３点２０分。再看我们的标图板，电话班配备的标图员已经按照连指挥所传达的口令，在小小的标图板上画出了一条飞机的航迹，它 位置在河北省宣化以北，正向我们部署的方向飞来。由于我站没有战备任务，我的副站长也进入到指挥所，站在我的边上凝视着标图板。要知道，１９７１年时中苏关系依然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在心理上我们都把从正北偏西方向飞向北京的敌机认定为苏联（修）的 飞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向我们飞来的飞机速度太慢了，从图板上判断每分钟的速度仅有 ６公里左右！到了３点三刻左右，这架飞机又几乎停留在了宣化的上空，大约２、３分钟 ，标图板上的航迹几乎都在一个点上。“直升机！”我和副站长不约而同地作出了判断， 因为除了直升机，没有任何的飞机具有这种特性。
看着标图板，我的心中顿时起了极大的疑惑：什么人？为何凌晨架直升机往北京方向飞？是苏联的飞机吗？不可能！苏联怎么可能派一架直升机来入侵我国？！是演习吗？也不可能，因为连指挥所的命令中一直称该机为敌机，整个过程没有丝毫的演习迹象。当时我的判断是，这个直升机的驾驶员企图驾机出逃，由于他的企图已经暴露，往北京飞行则是企图制造一场政治事件。
接下来的空中情况好像印证了我的猜测：先是我们在标图板上看到从天津杨村机场方向起飞了两架歼击机，它们的航迹在标图板上飞快地接近我们位置，２、３分钟后我们就听到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两架歼击机一下就掠过我们的侧顶空向西北飞去；约５分钟后 ，又有两架歼击机如法炮制，飞过我们的侧顶空。“这一定是警告并试图迫降那架直升机的！”我和我的副站长又不约而同地作出了上述的判断。
顺便说一下，９１３事件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称，林彪搭乘的三叉戟起飞后，周总理下令封锁了所有的机场，从那一刻起，没有一架军用飞机能够起飞。事实上，除了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等人乘坐的这架直升机外，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清晨４点左右，天津杨村机场曾经先后起飞过２个批次共四架歼击机（据我们的判断应该是歼七）。
后来我们才知道，直升机在宣化上空盘旋，实际上正是飞行员陈士印与陈修文为了迷 惑周宇驰、于新野在改动飞机的罗盘方向，从而让飞机飞回沙河机场。
时间过得很快，大约４点半左右，直升机终于接近我们的阵地，并直向北京市区方向 飞来。这是连指挥所开始忙乱起来。因为一直明确是敌机，我不由地担心它是否会飞进市区，然后摔在王府井大街或天安门广场，进而制造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时又在想，歼击机迫降没有效果，部队首长会不会乘它进入高炮２０团的防区，先把它击落？一阵紧张莫名冲上我的大脑：和平时期的北京要听到炮声了！我和我的副站长都在紧张地等待事态的发展。飞机越飞越近，因为我还有指挥三个小站的任务，不敢离开指挥室半步，而我的副站长则比我轻松的多，他直接跑向我们的高空望远镜，直接观测那架飞机去了。
由于我们的北面是燕山山脉，山脉的回波对雷达探测有很大的影响，平时我们连一直 注意进行山脉回波中寻找飞机目标的训练，这样的训练非常有效。整个９１３事件最值得我们探照灯部队骄傲的是，尽管高炮２０团拥有众多的炮瞄雷达，且炮瞄雷达的性能远优 于我们探照灯雷达，可是首先发现目标的还是我们探照灯部队！我们８１１站的雷达操纵手在他们副站长丁晓文（现任上海中建律师事务所主任）的帮助下，在３０多公里处的一 片山脉回波中一眼就发现了这架直升机。就在高炮２０团上下为寻找这架飞机确切位置而 乱成一片时，我们连长将它的方位和距离准确地通报给２０团指挥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八连指挥所听到了高炮２０团团长下达的“只要确有把握， 可以开炮的命令”。据说，当时连部的所有人都一阵的紧张，可是命令下达后，谁也没有听到炮声。事后我们分析：由于部队一直讲究首战必胜，第一炮能不能打响，能不能打中 ，与连队的名誉关系极其重大；在当时的情况下，所有的炮连都面临第一炮打不中而在战 后遭到灭顶指责的危险，谁也不敢轻易开头炮。再说，“确有把握可以开炮”等于“没有把握可以不开炮”，谁愿意冒开炮的风险呢？结果就是谁也不开炮。
大约５点左右，北京郊区的天色已经微微发亮，我们副站长跑回了我们的排指挥室， 他悄悄地告诉我：什么敌机？见鬼去吧！明明一架是我们自己的米６，他甚至都看到上面的八一军徽了。我对副站长的描述深信不疑，它完全符合我们的判断。
所幸的是直升机并没有继续往南飞行，它从我们阵地的西北侧开始转向，然后往东拐去，飞向了怀柔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