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Finding心归何处🇨🇦🇺🇸 X
@Freedominc20631


致所有90后、00后、10后，以及所有对历史好奇的年轻人：你们生活在智能手机、短视频、高铁和外卖的时代，可能很难想象，仅仅60年前，中国曾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1966-1976）。那十年，不是课本上模糊的“探索”，而是千万家庭破碎、文化古迹被毁、经济濒临崩溃的真实灾难。
今天，我强烈推荐一本必须读的书：《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 著，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这本书当初不是“禁书”，而是改革开放初期大陆正式出版的首部系统文革通史。全书739页，当时定价4.65元，发行量超100万册！作者高皋（主笔，一位医生）和严家其（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夫妇，用7年业余时间，基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公开资料，客观梳理了那场“非常运动”的全过程。它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清极端主义如何从“革命热情”走向全民灾难。1989年后作者流亡海外，书在大陆停印，但它的价值永存，让更多年轻人知道历史，才能不让悲剧重演。
这本书讲了什么？全书按时间线分为多篇（约30章），从1965年底《海瑞罢官》批判拉开序幕，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结束。它不是干巴巴的编年史，而是用事实说话：权力斗争如何裹挟亿万群众，群众运动如何失控成暴力狂潮，最终带来全国性灾难。
核心主题：个人崇拜 + 群众专政 = 法治崩坏 + 人性扭曲。 我挑几章最震撼现代人的部分，配上简要解读。读完这些，你会明白：任何“打倒一切”的极端，都可能重蹈覆辙。
1. 第三章：红卫兵运动和个人崇拜热潮的兴起
1966年夏，北京中学生率先成立红卫兵，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戴上袖章。书中详述“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如何被疯狂宣扬。
学生们高喊“造反有理”，把老师、校长拉上台批斗、戴高帽、游街。曾经的“革命小将”转眼变成施暴者。想想今天刷短视频的你，如果被裹挟进“站队”狂热，会不会也举起拳头？书中引用大量当时报刊，真实再现了“个人崇拜”如何让理性集体失声。
2. 第四章：“向旧世界宣战”
红卫兵发起“破四旧”（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北京、上海等城市，寺庙、文物、古籍被砸；店名、路名全改“革命化”；传统服饰、发型被当街剪掉；甚至猫狗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遭杀害。
高皋本人亲历，家里小猫被“革命者”吃掉，房屋被抄，家人生活巨变（她后来在回忆中详述）。文化瑰宝一夜间灰飞烟灭，多少无辜者因“出身不好”家破人亡。现代年轻人爱追星、爱旅行、爱传统文化，读这一章，你会心痛：毁掉的不是“旧”，而是我们共同的根。
3. 第八-十章：从“二月逆流”到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老帅们（陈毅、谭震林等）试图制止乱局，却被打成“二月逆流”。国家主席刘少奇从“第二号走资派”被批斗至死，惨遭软禁、疾病无医、遗体火化时竟用假名。
权力斗争下，连最高领导人也无法自保。书中用大量原始材料，展现“群众专政”如何变成私刑。试想：如果今天有人喊“打倒一切权威”，你会支持吗？历史证明，没有底线，革命就成内耗。
4. 后期章节（林彪事件、武斗、四人帮）
林彪“副统帅”从“最亲密战友”到坠机身亡；全国多地武斗真枪实弹，死伤无数；经济停滞，知青上山下乡，教育中断十年。
书中数据和案例显示，文革导致上千万家庭受迫害，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和高铁、5G、GDP世界第二的今天对比，反差巨大，极左狂热不是“解放”，而是倒退。 对我们年轻人的启示这本书不是“黑历史”，而是警世之作。高皋夫妇写作初衷就是：探讨文革成因，寻找防止类似动乱的办法。今天我们更该反思：极端主义如何伪装成“正义”：社交媒体时代，“网暴”“站队”会不会演变成新版“批斗”？
个人崇拜的危险：任何“神化”领袖或偶像，都可能让集体失去思考。
守护底线：教育、文化、法治是文明基石，毁掉它们，繁荣只是泡沫。
以史为鉴：知道文革，才懂得珍惜，才不会被“复辟”口号蛊惑。
1980年代，这本书唤醒了无数人。今天，它依然能点亮年轻一代的认知。 虽然大陆已难买到实体书，但海外增补版、PDF、网络流传版（搜书名即可）很容易找到。读完后，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年轻这一代，要如何避免历史轮回？历史不是过去式，而是未来的镜子。多读书，少盲从；爱国家，先懂历史。
如果你读过这本书，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最震撼你的片段！一起把真相传给更多年轻人！

韩联潮：旧瓶装旧酒的习郑会

韩连潮  X
@lianchaohan   · Apr 10, 2026

中共党媒就习郑会发通稿。通读全文，没有发现习近平提出什么有新意的东西，还是老套路：威逼利诱这两手，这次不同是，除了辞藻铺陈外，还加大了温情攻势。
首先，是威逼的柔化与定型。
习抛出的“四个不可”，被其包装为文明定论，试图将现实中的制度分歧，改写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这并非新的法理推进，而是以所谓“历史大势”构建心理压强：将统一设定为唯一正解，将抵抗暗示为对文明的背离，但“罪魁祸首”、“决不姑息”、“决不容忍”一连用，习凶神恶煞的底裤就跑光了。这仍是北京对台一贯的心理高压手段。
其次，是“利诱”的精准投放。
习将两岸关系嵌入十五五规划框架，从农渔产品到青年交流，利益诱导的指向性极强。其逻辑并不复杂：绕开岛内政治结构，通过精准的分领域、分群体的利益嵌入，在台湾社会内部制造依赖与裂缝。这是一种更具操作性的社会层面统战，意味着北京将加大利诱这手的发力。
第三，黔驴技穷的迹象
对国民党，北京强调其正当性与代表性，巩固其作为主要沟通渠道的地位；对民进党，则以高调会见在野力量形成侧压。这种老套路的不断重复，恰恰暴露了北京在面对台湾民意变迁和复杂国际局势时的手段匮乏。
在这套威逼利诱的循环机制中，“一家亲”的温情叙事，被用来粉饰制度冲突以及文化冲突的硬核现实。然而，当政治话语异化为一成不变的公式，这种缺乏新意的叙事，究竟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台海的未来，值得深思。尤其是，台湾人又不傻，北京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实施的“一家亲”，以及对香港人对“一家亲”的结果，世人有目共睹。
在中共的极权逻辑下，“血缘”从来不是统合的基础，“党性”与绝对控制才是。
习近平的鬼话唯一能感动的恐怕只有郑丽文了。

顏純鈎：東方之珠是港英政府打造，民運是香港歷史重要一頁——也說說我心目中的「香港故事」

作者臉書 2026-4-9

香港歷史博物館常設展館「香港故事 」重開，特區政府用六年時間，將原來的展品改頭換面，將我們熟知的香港故事重新改寫，準備就那樣留給歷史了。

我沒有機會去親臨展場，只是看了有關報道，對於中共在這一類歷史敘事中作偽的本事，我早已心中有數，不過看了報道後，仍覺得有些話想說。

據報道，英國政府在香港歷史中的作用被嚴重削弱，歷代港督的畫像墻被取消，一百多年來在香港實施的英式管治被淡化，港英政府各種社會改革措施被掩蓋。

香港一個蕞爾小島，僻居南國邊陲，本是一個窮破小漁村，居然在英國政府手上，打造成揚名世界的東方之珠，其間有多少成功經驗值得後人省思，但在中共手下，英國於香港只是「強佔」兩個字。

英國政府管治香港，用的是「大巿場小政府」的政策，盡可能賦予社會最大的自由度，以西方文化開導保守的中國傳統，引進先進工業國的成功管理經驗，不斷在現實政治變遷中調整社會政策，以良性管治代替嚴苛的法規，這是英國政府善待香港人造就的社會進步。

在香港生活最大的感覺是自由，除了每年交稅，違反交通規要交罰款，平日幾乎感覺不到政府的存在。香港人除了「搵食」，就是飲茶行街，沒有政治洗腦，愛中共愛國民黨悉隨尊便。

英國政府自中共掌權第一天起，就無私接收來自內地的政治和經濟難民，第一波是國民黨軍政要員及恐共的各界精英，第二波是大饑荒下逃命南來的災民，第三波是經歷文革苦難的紅衛兵一代。港英政府從未拒絕來自大陸的中國同胞，也沒有任何歧視政策，這是香港當代經濟蓬勃起飛的其中一個原因。

香港是在大陸連年饑荒和政治動亂的同時快速上升的。當年老鄧改革開放，中國窮得叮噹響，香港人到珠江三角洲投資，幫助開發中國商品的海外巿場，香港文化深刻影響了大陸的思想解放，這一些重要的歷史過程，在中共的香港故事裡，被故意忽略。

港英政府鼓勵私營經濟，善待工商界和專業人士，也不忘照顧社會底層的平民。當發生社會亂動時，政府除了維持治安，就是以舒緩社會矛盾入手，增加社會福利，加強廉政建設，開拓外部巿場，重視巿場的調節作用，由此引導香港平穩發展。沒有英國政府的善政，香港不會是九七年交給中共的那個樣子。

假設香港早年不是割讓給英國，在中共治下，香港人還不是與大陸民眾一樣，都要在紅色恐怖和饑荒中過日子？中共刻意貶低英國管治的輝煌歷史，便是要將香港煥發經濟與文化異彩的功績，偷換到中共的歷史敘事裡——莫非香港是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嗎？為何九七到今日，香港淪落成被世界邊緣化的城巿？

說香港故事，沒有比香港人二十多年來的民主運動更重要的了。香港人的民主覺醒，是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啟發的。中共鎮壓學生民主運動，強烈刺激了即將「回歸祖國」的香港人，六四前後港人自發的百萬人遊行示威、全民捐款、社會一面倒的聲援，對北京民主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也促使香港人更切身地思考自己的命運。

就是從六四運動開始，香港才有了支聯會。香港人二十多年來關心香港的政治現實，擔心未來的自由法治，不斷與中共周旋，被中共一再推諉搪塞，假仁假義，直至最後變臉，實行殘暴的血腥鎮壓。這是「香港故事」重要的一筆，在中共的敘事裡，也被輕描淡寫地敷衍過去。

中共為什麼強行為香港立一個「國安法」？為什麼這幾年香港社會籠罩一片政治肅殺的氣氛？為什麼大量民運人士被中共無理扣押判刑？這些問題，如非從八九六四溯源，便無法解釋，淡化八九六四對香港歷史的影響，便說不成「香港故事」。

自稱是歷史學家的劉智鵬回覆明報，說新展覽沒再提港人聲援民運，是因為展覽「主要談香港發生的事」，認為「香港人（對六四）有反應而已，但與這件事不是這麼直接有關」。在劉智鵬的認知裡，香港人八九六四其間的激動和憤怒，不是「在香港發生的事」，與香港故事也不太有直接關係。

劉智鵬知道支聯會的全稱是什麼嗎？知道支聯會被中共強行解散，支聯會負責人正被國安法無理懲處嗎？沒有八九六四，就沒有香港人的政治覺醒，就沒有中共接管香港二十多年來港人前仆後繼的抗爭，也就沒有香港今日這種萬馬齊瘖的局面——為人師表的劉智鵬，竟是如此誤人子弟！

中共篡改歷史是老本行了，中共掌權以來，中國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與當代史，在中共的語境中，被篡改﹒偽造、曲解了多少，真是罄竹難書。中共做這些醜事，騙不過現在香港的成年人，但對青少年卻是一種奸狡的政治洗腦，作父母的只能以更多的歷史書寫來辯正。

所幸，歷史不是一種單向度的記載，歷史是由各種不同的敘述互相印證和辯駁來完成的。中共單方面的杜撰，只能蒙蔽人於一時，在歷史文件的淘洗之下，中共的偽歷史觀，很快就會原形畢露。

高瑜：李銳絕唱 “毛病不改，積惡成習”的來龍去脈

作者臉書 2026-4-9

《李銳日記》的歸屬之爭，終於在李銳老辭世長達7年之後，在加利福尼亞北區聯邦地區法院，在一記法槌莊嚴的敲擊聲下，這份跨越79年，長達1000萬字的私人文獻（日記、書信、筆記），完全遂捐贈人李銳本人的心願，繼續保存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供世人研究閱覽。

我想李銳老遠在天際，也會發出稱心如意的笑聲。

生命長達近102年的李銳，是中共想抹也絕對磨不掉的人物。他不僅擔任過政府部門的高官，還擔任過中共黨務的高官，給高崗、陳雲、毛澤東都擔任過秘書，他的資歷超過江胡習三代領導人。更傑出的，李銳不是靠資歷吃飯的人，他是中共黨內少有的有獨立思想的大知識分子，著作等身。他的一生，本職工作之外，是書寫中共不同歷史階段真實歷史的史家，是推動中國憲政民主變革的思想家，是對中共理論、政治、經濟、人權現狀、社會問題毫不留情的批判者。

連日來，李銳老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現在我的眼前。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2018年8月8日，我和杜光、盛禹九兩位老先生去北京醫院探視，趕上他病情恢復的最佳期，可以下床，在小書桌上給我們的贈書上題字。當天我一條短短的推文竟然被VOA、rfd等多家媒體轉發，李銳病情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思維清晰，健談”的消息立即傳播開，暖人心扉。

李銳老一生接受采訪無數，影響最大的當屬2018年4月13日，李銳101歲華誕當天，VOA中文部至今為止最後一任駐京記者葉兵到北京醫院病榻前對他的採訪。李銳女兒李南央稱其為“李銳絕唱”。其中李銳對葉兵說了這樣一段話：

“美國之音播過我一些隨便講的厲害文字（話），我與一個老朋友的女兒一起閒聊，她就講了一句什麼話呢？她說現在網上有這樣的話：‘毛病不改，積惡成習’，聽說傳到美國去了，美國把它公開了。”（笑）

老朋友的女兒對李銳講網上那句話，應該是5年前（2013年）的事；傳到美國，應該是2016年的事，其經過李銳沒有細說。既然李南央在父親辭世後11天寫下的長篇紀念文字用下邊的一段話做結尾：“蒼天有眼，在李銳一百零一歲的那天，給了他最後一搏的機會——美國之音的記者走進了他的病房，讓他留下了絕唱：“毛病不改，積惡成習……”，我願意把我知道的情況寫給大家。

2016年，正是《炎黃春秋》被搶奪的一年，一天謝韜女兒謝小玲到社長杜導正家，正遇到李銳、蔣彥永醫生也在，她也屬於在座的“老朋友的女兒”。老人們對《炎黃春秋》的境況焦慮萬分，李銳就說出那8個字。謝小玲回家後，收到美國王康的微信，王康是VOA每週五《焦點對話》節目的嘉賓，他向小玲打聽國內情況，小玲就把李銳的話寫給他。沒想到王康在VOA的直播中，打開手中的一個小紙條，照本宣科：“我國內的朋友謝韜的女兒謝小玲告訴我……。”

這就是李銳對葉兵說的：“聽說傳到美國去了，美國把它公開了。”（笑）的經過。

此後小玲處境一度尷尬，她從此不再使用微信，杜導正家的大門也不再向她敞開。

图：2018年8月8日，我同杜光、盛禹九兩位前輩一起看望治療中的李銳老，張玉珍夫人正陪床。那個女孩是李老老朋友的女兒。

乐尚嘉：现代极权主义对市民社会的容与不容

作者：乐尚嘉

《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民众基础》是美国学者迪伦•莱利所著。

他想说明的问题是，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既不是马列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论，也不是托克维尔主义所解释的：有强大的市民社会——各种形式的民间组织，国家就不会发生法西斯主义。

作者还批判了韦伯的理论。可那不是主要的。

现在流行的一种看法是，有坚实的民间社会的国家，其容易形成政治民主制度，而且这样的民主制度能够持久保持而不易被中断。

迪伦•莱利在本书中举了二战前意大利。西班牙和罗马尼亚三个国家，他们都已形成比较深厚的市民社会，但他们在国家层面还是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道路。

他还举了两个反例：匈牙利和德国。   

                                     

那些有大量民间组织的国家里，这些民间组织有些是民主的，有些是不民主的。即使绝大部分是民主的，法西斯主义政权还会产生。

迪伦•莱利说，他同意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观点。即这些社会中，没有形成阶级或阶级间的霸权。

我的理解是，统治阶级或四分五裂或软弱，没有一个核心霸权，继而统治阶级也不能对其他人形成霸权。

于是法西斯主义崛起而夺取政权。

匈牙利的精英阶层多半保守，这反而使法西斯势力霸权的社会基础。

而德国的民间组织众多且民主，但是这许多民主的民间组织既缺乏足够的动员能力，也无法形成阶级内和阶级间的霸权。于是纳粹起来了。

然而，法西斯主义终究“不是一场产权革命，而是一场身份革命，其目标是要创造一种’新人’。”（第xiv页）所以，我一直认为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只是1.50版的极权主义。它对国家对社会并不全覆盖全笼罩，只有具有浓厚的帝制专制味的现代极权主义才是3.0版的现代极权主义，才是现代极权主义的顶峰。

我同意葛兰西的观点，也同意作者的分析。同意无论初级版的极权主义或是顶峰版的现代极权主义，都有一定的民众基础。但我觉得，现代极权主义夺得政权，虽然有民众基础，但从来不是全社会的多数。全世界至今为止的各式版本的现代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夺权，有一定除了有民众基础，无一不是依靠强势强力而成。

其实，迪伦•莱利的研究是否有多此一举只限？起码有点繁琐。以色列学者J•F•.塔尔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指出，极权主义也是源于民主主义。另一种民主，即不包含自由的民主。

我以为，比法西斯-纳粹更厉害的2.0版、3.0版现代极权主义，多半出于有帝制专制传统的国家，在现代极权主义夺得政权之前，这样的社会无或少有市民社会基础，即使有自由民主思想的民间组织，也没有或鲜有动员群众的能力。而崛起的现代极权主义以其极强的动员能力，显示出其凌驾于社会的霸权，而一旦政权在握，原有的微弱的民间社会就不再存在。现代极权主义国家之内，党国直接统治民众。

对于各式现代极权主义政权来说，它们在夺取政权之前，可以容许利用各种民间组织，但一旦政权到手，便不可以有自主的民间组织，便没有了市民社会活动的空间。

 

                                   2026.4.

他没写过一本专著，却成了整个20世纪的“思想防毒面具”

原创  诗与歌的旅行  2026年4月6日

如果你最近觉得：网上全是极端言论，身边开始有人信“只要彻底就能解决一切”，某个强人说的话让你越来越不舒服——那今天这篇文章，就是给你看的。

咱们先把时间拉回到19世纪。如果把人类历史想象成一条热闹的大街，大多数人都在高声争论、挥舞旗帜、坚信自己掌握了真理，只有极少数人，会站在路边，看着人群，然后冷不丁说一句：你们走的方向，可能不太对。

约翰·达尔伯格-阿克顿，就是这种人。

他的人生开局几乎可以用“配置拉满”来形容。贵族出身，生在意大利，从小在欧洲最好的教育体系里打磨，语言天赋惊人。家里吃饭像一场小型联合国会议：跟孩子说英语，跟妻子说德语，跟小姨子说法语，跟岳母说意大利语。你要是不小心坐在他旁边，很可能一顿饭下来只听懂一句“请递盐”。

但真正让人佩服的不是语言，而是他的脑子。他一生藏书近六万卷，而且不是摆设——是读过、能用、能引用出处的那种。别人聊天靠记忆，他聊天靠数据库。有人形容他是“活的百科全书”，这评价一点不夸张。

可偏偏这么一个人，一辈子没写出一本完整的专著。他想写一部《自由史》，听起来像要一锤定音，结果越写越觉得不够好，越改越觉得不严谨，写了又推翻，推翻再重来。最后人都走了，书还停在草稿阶段。换成今天，大概会被催稿编辑逼疯。

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留下来的东西反而更锋利。没有铺垫，没有废话，全是结论，像钉子一样扎进人脑子里。

最出名的那句，你肯定听过：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这句话今天听起来像常识，但在他那个时代，其实很“扫兴”。19世纪的欧洲，大家普遍充满信心：科学在进步，民主在扩展，人类似乎正在掌握改造世界的方法。很多人相信，只要制度设计得足够好，社会可以被一步步优化，甚至接近完美。

而他站出来，说了一连串让人不太舒服的话。

他说：“自由不是做我们喜欢的事，而是不做我们不喜欢的事。”——自由不是任性，而是免于被强迫。

他说：“历史不是赞美，而是审判。”——这一下子把历史从“歌功颂德”变成了“追责现场”。

他说：“最危险的偏见，就是认为自己没有偏见。”——你越觉得自己客观，越可能看不见自己的盲点。

他还说过一句最容易被人误解的话：“伟大的人物几乎总是坏人。”他不是说所有成功的人都坏，而是说——当一个人拥有巨大且不受约束的权力时，他很难不伤害别人。

更系统的判断，是他总结的那四条：每个时代，自由都面临四种威胁——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不平等的怨恨，无知者对乌托邦的向往，以及人们把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

你看，他不是在反对某一类人，而是在提醒：自由的敌人，可能来自任何方向。上层、下层、理想、情绪，全都有可能变成压力。

他最“不合群”的地方也在这里。那个时代的人，普遍相信进步、相信理性、相信只要设计得好就能解决问题，而他却不断提醒：你们太自信了。别人说“只要目标是好的，手段可以激烈一点”，他用一句话堵回去：“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别人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他不直接反对公平，但他提醒：当你试图“彻底解决不公平”时，往往就开始使用强制。别人说“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他提醒：多数人同样可以压迫少数人。

更有意思的是，他不仅在理论上这样说，现实中也这样做。他和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关系很好，但一旦政府想扩大权力，他立刻公开反对。有人问他，你这样不怕得罪人吗？他说，我忠于自由，不忠于党派。他甚至敢直接挑战宗教权威。在当时，“教皇永无谬误”被提出来，很多人默认接受，他却公开反对，说如果权威不可质疑，那良知和历史都可以作废。这种操作，放在今天相当于当众拆台顶级机构，风险可想而知。

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讨好，不迎合，不站队。

你要说他严肃，他也有很生活化的一面。他对孩子特别温柔，把女儿称为“我们生命中的太阳”；但写作时却苛刻到极点，不满意就全部推翻。聊天时别人吹牛，他不拆穿，只是微笑；但只要你认真请教，他能从原文到出处一整套讲给你听。这种“平时很安静，一开口全是干货”的人，大概就是最难被忽视的那种。

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地位很高，但影响其实有限。大家敬佩他，但不太愿意完全听他的。毕竟他说的东西不太让人舒服——他总是在你最兴奋的时候提醒风险，在你最自信的时候指出局限。

直到20世纪发生了一连串剧烈的历史变化，人们才慢慢意识到：他当年那些“扫兴的话”，其实是在提前划红线。后来哈耶克从另一个角度补充了他的判断：问题不仅在于权力会腐败，还在于人会高估自己的理性，以为自己可以设计一切。两个人合在一起，就像给现代社会装了一套“双重提醒系统”：一边防权力失控，一边防理性自负。

放到今天看，这些话一点都不过时。你依然会听到各种声音：有人说“只要给我更大的权力，我就能解决问题”；有人说“只要再彻底一点，就能实现真正的公平”；还有人说“这套方案已经完美，只需要执行”。听起来都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们都提供了简单答案。

但他留下的那些句子，会在你脑子里轻轻响一下。

“权力导致腐败”——那权力有没有被限制？
“自由不是做喜欢的事”——那有没有人在被迫做不想做的事？
“历史不是赞美，而是审判”——那我们是在歌颂，还是在反思？
“最危险的偏见，是以为自己没有偏见”——那我现在的判断，是不是也有盲点？

对于中文读者来说，理解他其实不需要读厚书。你甚至可以从这些句子开始，把它们当作一套“思考工具”。当你面对复杂世界、面对各种看似正确的声音时，它们会帮你多问一步，多想一层。

他没有留下完整的《自由史》，但他留下了一种更重要的东西：一种在热闹中保持清醒的能力。

说到底，他没有给你一个完美世界的蓝图，他只是不断提醒你：当有人告诉你世界可以被完美设计的时候——你最好先看看，他打算用多大的权力。

转发这篇文章，不是因为你多懂阿克顿，而是你希望身边多一个人保持清醒。

附：阿克顿最值得记住的四句话

1.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2. 自由不是做我们喜欢的事，而是不做我们不喜欢的事。
3. 历史不是赞美，而是审判。
4. 最危险的偏见，就是认为自己没有偏见。

推翻沙皇的人，或许比沙皇更残暴

 原创  叶宁拙笔  叶宁谈  2026年4月6日

在历史的叙述中，革命往往披着正义的外衣登场。

推翻旧制度的人，被赋予“解放者”的光环，而被推翻的统治者，则被简化为腐朽与压迫的象征。

然而，当时间的尘埃渐渐落定，人们开始回望那些曾被歌颂的革命者时，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浮现出来：推翻暴政的人，是否真的带来了更自由、更人道的世界？还是仅仅换了一种更高效、更彻底的压迫形式？

在20世纪初的俄国，沙皇制度确实已经走向衰败。尼古拉二世的统治无能、优柔寡断，加之战争失败与经济困顿，使整个帝国陷入危机。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惨败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在这样的背景下，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此时，许多人相信，一个更加自由、更加现代的俄国即将诞生。然而，这种希望很快被现实击碎。

因为真正决定俄国命运的，并不是二月革命，而是随后发生的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通过武装政变夺取政权，取代了尚未稳定的临时政府。

革命，从这一刻起，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列宁并不掩饰他对权力的理解。在他的理论中，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并不是多数人的民主统治，而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先锋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在这一逻辑下，任何反对者都被视为“阶级敌人”，而消灭敌人，则成为革命正当性的组成部分。列宁曾明确表示，革命不可能是温和的，它必须通过暴力来实现。

于是，一个新的国家机器迅速建立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便是秘密警察——契卡。这一机构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可以逮捕、审讯甚至直接处决所谓的“反革命分子”。

这不是旧制度的延续，而是一种更加彻底的控制形式。沙皇时代的专制，尚且受到传统、宗教与贵族体系的制约，而列宁的政权，则试图打破一切约束，将国家暴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1918年，随着内战的爆发，布尔什维克政权面临来自各方的挑战。在这样的压力下，列宁推动实施了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政策。

红色恐怖并不是一时的情绪性反应，而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国家暴力。大量的“嫌疑人”被捕、被处决，许多人甚至没有经过任何审判。贵族、知识分子、神职人员，乃至普通农民，都可能因为某种身份标签而成为清洗对象。

在这一过程中，暴力不仅是手段，更成为一种治理方式。它通过恐惧来维持秩序，通过消灭异见来确保权力的绝对性。

如果说沙皇时代的压迫更多依赖等级与传统，那么列宁时代的压迫，则建立在意识形态与组织动员之上。这种压迫更为深入，也更难逃避。

列宁政权对待尼古拉二世的方式，是理解其政治逻辑的关键。

在退位之后，尼古拉二世与其家人最初被软禁。然而，随着内战局势的变化，布尔什维克逐渐认为，沙皇及其家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胁。他们可能成为反对势力的象征，甚至被用来恢复旧制度。

于是，在1918年7月，尼古拉二世及其妻子、子女以及几名随从，在叶卡捷琳堡被秘密处决，长达几分钟的机枪扫射使得现场血溅满屋，惨不忍睹。这一事件，即罗曼诺夫王朝灭门事件，成为20世纪最震撼人心的政治暴力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仅仅是对一个前统治者的处置，而是对整个家族的彻底消灭，包括未成年的孩子。这种做法，已经超越了政治斗争的范畴，进入了一种近乎“根除敌人血脉”的逻辑。

在沙皇时代，政治对手可能被流放、监禁，甚至处死，但对整个家庭的灭绝，并非常态。而在列宁的政权下，这种极端手段却被视为必要甚至合理。这正是问题的核心，当革命将敌人定义为“必须彻底消灭的存在”时，暴力便失去了边界。

列宁诞辰148周年（列宁    斯大林）

列宁的支持者常常强调，他的行为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不得已之举”。

内战、外部干涉、经济崩溃，这些因素确实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但问题在于，列宁并没有仅仅在危机中使用暴力，而是将暴力上升为制度，并为其赋予理论正当性。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暴力不仅是工具，更是历史进步的动力。

这种观念，最终导致了一种悖论。革命原本是为了反抗压迫，但却在新的体制中复制甚至强化了压迫。而这种逻辑，并没有随着列宁的去世而终结。相反，它在后来的苏联政治中被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达到了更加极端的程度。可以说，如果没有列宁所建立的政治结构与暴力机制，斯大林式的统治也难以实现。

当我们比较尼古拉二世与列宁时，很容易陷入一种简单的对立，一个是旧制度的象征，一个是新世界的开创者。

然而，历史的复杂性恰恰在于，这种对立并不等同于善与恶的对立。尼古拉二世的统治固然存在诸多问题，但他的专制更多是一种传统的延续。而列宁的统治，则是一种现代化的极权尝试，它利用组织、宣传与意识形态，将国家权力扩展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更重要的是，列宁并不认为这种扩展是问题，反而将其视为革命成功的标志。

因此，当我们问“谁更残暴”时，答案并不在于简单的比较数字或事件，而在于对权力性质的理解。沙皇的暴力，是一种有限的、相对松散的统治手段；而列宁的暴力，则是一种系统化、制度化的控制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推翻沙皇的人，确实可能比沙皇更具破坏性。

历史并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它常常以不同的形式呈现相似的逻辑。列宁的革命提醒我们，当一个政治运动以“绝对正义”的名义出现时，它往往也在为“无限暴力”打开大门。

尼古拉二世的失败，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列宁的成功，则开启了另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危险的时代。

或许，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统治者，而是那种相信“目的可以证明一切手段”的思想。一旦这种思想占据主导，无论是沙皇，还是革命者，都可能走向同一个方向——将人视为工具，将生命视为代价。

而这，才是历史中最深的阴影。

马建：在麻木与觉醒之间——序周远志的长篇小说《浑浊的婉儿河》

 独立中文笔会  2026-4-9

在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态更趋物质化、道德腐败、金钱泛滥之际，周远志没有跟随文人堕落一同滑坡。他以独立思考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为时代留下一部理想社会与失败制度交织的作品。它让我们看到人的内心与社会交织所产生的冲突与矛盾，也因此证实：文学不仅要紧扣时代，也要与作家自己的人生感悟相一致。 

确切地说，《浑浊的婉儿河》就是今天中国善恶不分的缩影：人人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家家彼此防备，构成一种政治恐惧弥漫的社会。这是一部残酷与麻木混合、相互扭曲的长篇小说。作者的创作意图十分明确——国人的善恶与制度密不可分，并描写个体性格生成的前因与后果。书中描写了一位名叫上官婉儿的风尘女子，如何走进“红楼”，又如何走出红尘，最终成为雇凶杀人犯的过程。小说揭露了当代中国社会从基层到高层的腐化与残忍，以及中国人的麻木与冷酷，同时也描写了上官婉儿在痛苦中的觉醒，使这部绝望的长篇小说显露出一线希望。 

书中以莫少晟律师在犹豫不决中收取一万元贿赂作为开端，使故事成为善恶势力摇摆的座标。而这个人物恰恰是中国社会的润滑剂，因为善的社会和恶的制度都无法独立存在。因此，正是村干部宁显贵的凶恶逼出了上官婉儿的复仇。 

而在政治权力控制之下，个人的觉醒往往也成为一次政治反抗。今天的中国社会，表面看似人人富有：有车有房，甚至有情人；大城市高楼林立，人们只用一台手机就可以搞定生活中吃喝拉撒睡等几乎所有事务。可以说，中国人已经过上了高科技的现代化生活。外国人更是被京剧脸谱、长城、旗袍与女性形象所吸引，把中国理想化为文明的样板。上官婉儿在北京纸醉金迷的生活环境是故事的高潮，在“银河人间”的浮华幻象下，权贵的纸醉金迷彻底撕开了秩序的底裤。那是官商勾结的饕餮盛宴：名酒入喉如水，权力化作筹码，在包间内肆意挥霍。官僚们沉溺于感官的极度膨胀，以金钱豢养青春，将法律与尊严践踏于昂贵的皮鞋之下。这种腐烂不仅是肉体的荒淫，更是手握重权者对民生的集体背弃，在霓虹灯影中，勾勒出一幅极度扭曲、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的权力终局。 

但这本书的真实描写，却如同啄木鸟一般敲开树皮，将虫子啄出，使中国现实呈现出扎心的悲痛感。这绝不是种上几盆花草、建起几栋高楼就能消失无踪的中国农民、农民工的精神困境。我们知道，一个靠暴力建立的政权，必然用恐怖来控制社会。而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下来的人们，就不得不具备某种麻木的品格。但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残酷的统治得以顺利发展并扎根。在伊斯兰国家，女性往往被包裹在黑色或咖啡色的头巾（赫佳布）中生活，受教育、上街都受到限制。相比较而言，中国女性似乎“自由”一些。但中国每年仍有大量女性被拐卖，“铁链女”并非个案，烈女邓玉娇也不是个案，而是在贫困地区反覆出现的现实。对女性的不尊重，与落后国家的意识并无本质差别，因为许多女性受害者背后，往往都有权力在为罪恶撑腰。

在这本书里，我们真切地感到，权贵势力横行乡里、掠夺财富、强占人妻、环境污染、拐卖儿童与野蛮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上官婉儿一步步走向逼良为娼的绝路，这是一种来自制度变异的迫害。我们不仅要看到各级党员干部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所带来的经济巨变现实，也要看到这舞台背后基层民众血泪交织的真实处境。不然，我们就无法看到人心向善的努力。 

上官婉儿的命运绝非个案。权势集团为了打压个性独立、思想解放、敢于挑战不公不义社会现实的女性，施展了一切肮脏的政治手段。历史进入到21世纪，各地维权女性风起云涌，各地残酷暴力打压手段层出不穷。于是近年来涌现了震惊中外的江西女孩李宜雪“被精神病事件”，网红县委书记陈行甲当政时期的湖北省巴东县，丈夫和大儿子非正常死亡而维权的向贤玲“被寻衅滋事”的判罪事件；湖北黄石市的女孩刘清香“被精神病”事件、湖北汉川市女子刘风兰“被精神病”事件、湖北恩施女子谭小英“被精神病”事件，等等。这些风靡网路平台的不幸事件数也不清，都是上官婉儿的缩影。政治流氓们为了掩盖其罪恶本质，对待人民用尽了流氓手段。在本书里，以上官婉儿为主的女性们与社会、与制度、与官僚们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勇气与斗志。 

我认为，作者正是借上官婉儿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阶层重新分化的权力结构。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中国社会发生了人性极度的扭曲。特别是在政治生态原地踏步的同时，经济却高速发展，整个社会变成了一党专制与资本逻辑混合的“八宝粥”。又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一个巨大的“天鹅绒监狱”逐渐封顶。但在这穹顶之下，潜藏着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贪污腐败肆意横行、情感缺失等一系列社会精神危机。科技与人性、家庭与国家，也在不断地撕裂与重组。 

而这部《浑浊的婉儿河》的大部分叙述，是以坐台小姐的日记形式呈现。从文学手法来看，这未必是最理想的结构，但却真实贴近了上官婉儿的情感伤疤，使其一步步演化为复仇的心理过程。周远志生活在当代中国。他所面对的，是在市场经济相对成熟条件下，对穷人与富人共同人性处境的探讨。他在既开放又封闭的社会空间中游刃有余地书写，在压抑与表达之间潇洒地进出，将自身的苦难忠实地表达出来。这种独立的文学意识，使现实与虚构结合在一起，也使上官婉儿这一人物更加生动感人。这也说明，中国当代文学正处在一个复杂阶段：既有粗劣之作，也仍然存在旷世经典的文学。在娱乐小说铺天盖地的小资趣味之中，文学尚未完全失语。 

周远志其人，我未曾见过，甚至也不知道这名字的真假。但由于同处独立写作者的文人圈子，我看到他不断进出监狱，也不断以文字冲撞现实，使地下文学与流亡文学得以延续。至于其真名或笔名，在这样的语境中已不重要——正如古代经典作者，也需后人考证其真实身份。文学在过去，被视为道德书写；回归正常审美判断，则应当包含同情、悲悯与真诚。从《金瓶梅》中，我们看到个人与社会的相互腐蚀；从狄更斯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工业时代城市与人心的演变。文学既是作家的内心表达，也使读者获得真实感受，从而在文明层面产生共鸣。 

从《浑浊的婉儿河》这一标题就可以看出：腐败社会必然有一整套制度在守护，缺一不可。从县委政法委书记到法院院长、检察长、公安局长、司法局长、派出所长，几乎同流合污。同时，作者又试图从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之中​​开辟出一条希望之路，这也构成了小说的核心冲突。 

这也是周远志在谎言与暴力统治之下仍然坚持写作的信念。他从莫少晟律师，引出更年轻的助手朱可可与经验老道的姜律师、伍腾飞、茅也思，在更高层的权力结构中呼唤良知，呼唤社会正义与道德的回归。这让我看到周远志与上官婉儿共同的绝望：因为故事的结尾虽然令人松一口气，却依然令人不胜悲哀。因为这个看似富裕的新时代，仍然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时代。 

马建
2026年3月27日

启蒙运动为“白左”叙事提供了最核心的思想素材与话语框架

 来源：壹家言  2026-4-9

在对西方“白左”叙事的溯源讨论中，将其思想滥觞锚定在启蒙运动，并非简单的历史归因，而是基于二者在价值内核、逻辑进路与话语范式上的深层勾连。启蒙运动以“理性”为旗帜，打破了神权与王权的思想垄断，却也在祛魅的过程中，埋下了一套日后被不断演绎、异化，最终成为“白左”叙事核心的价值预设。

启蒙运动的核心命题之一，是“普遍人性”的建构。从卢梭的“天赋人权”到康德的“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启蒙哲人们主张存在超越民族、阶级、文化差异的普世价值，将自由、平等、博爱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真理。这种对“普遍性”的执着，剥离了价值观念的历史语境与文化根基，为后世“白左”叙事的“道德优越感”提供了思想源头——后者正是以这套普世价值为标尺，无视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与文明传统，对他国事务进行居高临下的评判，将自身的价值偏好包装为“文明的灯塔”。

同时，启蒙运动催生的“理性主义乌托邦”倾向，也为“白左”叙事的空想特质埋下伏笔。启蒙哲人们相信，凭借人类的理性力量，可以设计出完美的社会制度，消弭一切社会矛盾。这种对理性的过度崇拜，弱化了对人性复杂性、社会运行规律的现实考量，演变为后世“白左”的典型思维：主张无差别的移民开放、绝对的多元文化包容、激进的环保主义等，试图以理想化的道德方案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却忽视了政策落地后的社会成本与族群冲突，最终沦为脱离实际的“道德说教”。

此外，启蒙运动中“个体权利至上”的价值取向，在后世的演绎中逐渐走向极端。启蒙思想强调个体对国家、社群的优先性，本是对封建专制压迫的反抗，但当这种取向被剥离集体责任与文化纽带后，便催生了“白左”叙事中对个体欲望的无底线纵容——从激进的性别平权异化到“身份政治”的泛滥，从对传统家庭伦理的解构到对历史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本质上都是将个体权利凌驾于社会秩序与文明传承之上，而这一逻辑的起点，正是启蒙运动对个体价值的绝对化推崇。

值得注意的是，启蒙运动本身并非“白左”叙事的直接源头，二者之间存在着历史的扭曲与异化。启蒙哲人的理性精神，本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与对进步的审慎追求；而“白左”叙事则抽离了启蒙思想中的现实维度与辩证思维，将其价值理念僵化为教条化的道德模板。从启蒙运动的“理性之光”，到“白左”叙事的“道德绑架”，其间经历了工业革命后的社会分化、20世纪以来的文化思潮嬗变与全球化带来的文明碰撞，是多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启蒙运动所奠定的普世价值、理性乌托邦与个体权利至上的思想底色，为“白左”叙事提供了最核心的思想素材与话语框架。

由此可见，启蒙运动与“白左”叙事的关系，是“源”与“流”的扭曲——前者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革命，后者是对前者核心主张的教条化、绝对化与工具化改造。二者看似同源，实则在精神内核上早已背道而驰：启蒙思想追求的是基于理性与现实的进步，“白左”叙事则沉溺于脱离现实的道德幻想。

鄒崇銘：從陳冠中、呂大樂和香港的文化精英談起

棱角 The Points 2026-4-9

作者：鄒崇銘

瞥見英國布里斯托大學陳冠中和呂大樂的對談，既是《號外》創刊五十周年，亦追憶那一代文化人的集體去向。作為曾經出版三本關於香港世代論專著的人，我實在忍不住要乘機「抽吓水」（註 一）——副作用是：總難免予人老氣橫秋的感覺，都冇法子！ 

對談與其說是聚焦1970年代、尤其是1976年《號外》創刊之初，香港本土身分文化的奠基期；倒不如說還包含了呼之欲出的潛台詞：到了1980、1990年代之後，這批具開創性的文化精英（包括陳呂自己）都去了哪裡？「其後」才是對談的真正焦點，亦是本文嘗試回答的問題。

嬰兒潮的黃金一代

事實上，這些被呂大樂稱為第二代人、也就是香港本土初代的文化精英，黃金期大概只有1976-1985的短短十年（如果計埋後續的「阿叔話當年」，自然可以維持很長很長的時間！）。正如陳冠中開宗明義指出，創辦《號外》乃是受歐美小報文化影響，乘載著左翼、反戰和hippies等精神；但1976年正好亦是一個轉捩點，不但四人幫倒台，中港兩大的學運風雲驟變，香港亦開始步上文化和財金之都的坦途。

對談中最經常提及的名字，如已故的丘世民和趙來發，其後成為香港大眾文化的骨幹人物（趙離世前的幾年，我還曾和他在《明報》短暫共事過）；就如陳冠中說，《號外》也很快被冠上yuppies的標籤，他本人則往電影圈發展去了。至於呂大樂、葉健民（對談主辦者）和已故的曾澍基等人，則快速轉戰至擴展中的學術界（另一文化大台）。在香港文化和經濟的起飛期，實在很難懷疑主流體制的吸力能有多大。

當然，如呂葉曾幾位，亦曾經是新興的政治大台——論政團體滙點的骨幹成員（因此我亦和他們有過一些交集）；但幾十年後回看，顯然易見的是，當滙點急速步向參政之路，文化精英大都已經退居二線，換上了那些深耕社區運動、願意「把手弄髒」的人——說得直白一點便是職業政客，並且背負著後人「民主回歸派」的指控，歷久不衰。

區運相對於學運和社運，可說是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下文續談。

剛好就在同一階段，不少人覺得香港的電影新浪潮，如許鞍華、嚴浩等已經無以為繼，徐克去了主流商業的世界，「第二浪」如關錦鵬、張婉婷等則變得工整精緻得多；即使是在電視（大）台，擁有文化貴族氣質如許冠傑、張國榮的，亦不再復見——代之而起是以市井形象示人的梁朝偉、周星馳。

那一代的文化、社運和區運中人，經常曝光而又歷久不衰的，我首先想到的是馮可立（已於幾年前與世長辭）、Q仔/Q爺（常見他在網上大談飲食）、張燦輝和區龍宇（到了外地仍筆耕不斷）。當然還可找到有一些其他名字，在此不贅，但就肯定不會太多了。

嬰兒潮陰影中的一代

至於我們這些較嬰兒潮晚生10-20年的，便顯得格外平庸和毫不起眼——這和歐美關於X世代的描述，可說大同小異。但其中也有一些較為突出的人物，例如1964年出生的戴耀廷。在後來的佔中三子中，他比陳健民年輕五年、比朱耀明年輕廿年。但自1986年起，他已經成為學界基本法諮委——側面反映了無論你的政治立場，在那個年頭，還是可能和「中方」有傾有講的。

當然，整個世界在1989年反轉了過來——就連諮委秘書長梁振英也成了反共旗手！戴耀廷其後轉戰到學術圈，不少學聯同代人則加入了新興的政黨，擔任了上一代政客的助選團成員——並且可能一當便是十幾廿年！我個人雖然也曾助選，並一度被說參選，但畢竟由於性格不合而淡出，倒不曾面對過類似「上位無門」的困局。

事實上，我最早接觸的政團不是滙點，而是太平山學會，現在不知還有多少人會記得呢？僅有的記憶包括上過他們灣仔的會址、見到何俊仁；不過何很快便加入了港同盟，太平山學會也就不見了。另一個重要印象是：該會雖然是根正苗紅的民主派，但也不乏鄉事會、街坊派等的成員，予人感覺是相當的大雜燴。

1994年民主黨成立，就連滙點亦成為歷史陳跡了。而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當年不少滙點成員皆踢足球，主場是大埔廣福道（即宏福苑對面）。他們之中不少都是前述那種文化精英，民主黨成立後便都徹底淡出政治了。而我則在踢球時不小心脫骹——同年剛和香港民主運動「失諸交臂」——對不起，這只是一個爛gag而已！

當然，一雞死、一雞鳴，也有不少同代人加入民主黨，並且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不過能夠堅持下去的好像沒有幾個。那些繼續關心政治的，當年或許仍可在不同的文化大台上找到位置——就連比我年輕十年的一位「後輩」，都可以在《壹周刊》做到中上層位置。現時不少仍然活躍的KOL，撇除那些年近八十、半途出家政治的，年齡和背景也相當接近。

從2003的分水嶺、有大台到冇大台

無庸多言，1997年後踏足社會的「後輩」，大多數便沒有那麼幸運了。呂大樂最廣為人熟悉的「上位論」，正是指向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一代——「上唔到位」，上街去也！回想起來，我讀書時也看過呂的學術專著——上一代中產在市場「買乜都有」，也就懶得上街（或參與政治）去了！好不簡潔直白的唯物史觀！

當然，那年頭被稱為「八十後」、或呂筆下的第四代人，到底是因為什麼群起上街，現在大概已經有所公論了。他們並沒有承繼傳統的社會運動，而是開拓出新文化和新社會運動，對此多年來已有大量研究，在此不贅（註二）。我反而想提出三點額外的觀察：

一、那些年學聯和學生會的參與度較低，組織上街的更多是已畢業的大學生。事實是自1990年代，香港學運便長期陷入低潮，在社運的角色愈來愈趨邊緣化；

二、在天星皇后碼頭、囍帖街、菜園村等早期運動中，基本上都是以本土社區為基礎的，同樣願意「把手弄髒」的大不乏人，但大部分卻並不是以選舉為導向；

三、那亦是一個紙媒江河日下的年代，各類網絡媒體則方興未艾——不少積極參與者既扎根社區，又具備高度的文化觸覺，例如不少都和《獨立媒體》有關。

或許可以說，這一代「動腦」的水平都很高，和1970年代末那一代本就不遑多讓，但對香港長遠發展卻擁有更宏大的理念。與此同時，他們「動手」的能力就更強，能將宏大理念結合本土社區的實際情況——上一代是否也有這種融會貫通的精英？我更多聽到他們說成長自屋邨——不過，也就很快已經告別了屋邨！

可惜這一代生不逢時，際遇也就差天共地。從2009的反高鐵、2012的反國教到2014的雨傘運動，社區議題不斷被中港矛盾淹沒，本土議題讓位予迅速膨漲的排外思潮；左右之間的政治分野固然可以辯論，但描述是否合乎事實卻愈來愈難辨清。我自己作為土地運動的第一身（亦是最年長的一批）參與者，自有切膚之痛的體會。

與此同時，鋪天蓋地的網絡影音和文字資訊——當然亦蘊含一定的知識和文化元素，通過智能手機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環節，但同時又急步向美國巨企的少數平台集中。傳統的新聞、電視和電影等文化大台，則完全失去了既有的聚焦能力，自不待言。

而在雨傘運動中扮演主要角色的「雙學」，似反映學生運動再重新走到台前，但很快又陷入「拆大台」以至「冇大台」的混沌中。香港民間似乎也湧現很多新的政治和文化論述，但就更易淹沒在社交媒體眾聲喧嘩之中。到了2019年前後，固然仍不乏捕捉時代變局的各種努力和嘗試，但必須坦白承認，均已難再刻印在我的記憶了。

區判、文化精英與象徵秩序

執筆至此，思緒忽然飄回近半世紀前的一部巨著：《區判》。此書法文版出版於1979年，英文版於1984年問世，幾可說是二十世紀末最重要的社會學著作之一。全書厚逾千頁，行文艱澀曲折，直到近年才有較完整的中文譯本。然而多年前初讀之時，雖然似懂非懂，卻又忍不住一頁接一頁地追看下去，那種尖酸抵死過癮的感覺，竟有點像讀《鹿鼎記》的痛快。

說穿了，《區判》的問題意識其實極為簡單：文化資本如何與經濟資本進行角力。自此書出版以後，「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幾乎成為社會學最常用、也最具穿透力的概念之一。

若沒有記錯的話，《區判》的研究背景主要是二戰後的法國，尤其是巴黎。當時高等教育迅速擴張，經濟結構逐步邁向後工業化，文化產業與知識生產空間大幅開放。對布迪厄及其同代人而言，這是一個機會大量湧現的年代——某種程度上，與陳冠中及《號外》所處的歷史情境頗為相似，只是時間上略早10-20年。

布迪厄在書中指出，在後工業特定的政治經濟體制下，經濟資本始終佔據主導地位，但文化資本的重要性亦不斷上升。新興的文化生產者，一方面與傳統（經濟）資本家競逐資源與地位，另一方面亦試圖晋升、取得認可甚至融入其權力結構。然而，文化生產者內部絕非鐵板一塊——剛好相反，內部競爭往往比對外競爭更為激烈。誰能在眾多競逐者中脫穎而出？又是憑藉何種策略和路徑？

文化資本不僅有「多寡」之分（例如教育程度的高低），更有「性質」之別：傳統與前衛、高雅與大眾之分，正是布迪厄筆下的象徵秩序的重要競技場。對布迪厄而言，傳統與高雅文化固然長期由統治階級壟斷，但前衛與大眾文化的市場亦迅速擴張。它們往往源自反建制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然而一旦取得影響力，卻又極易被統治階級吸納和轉化，佔據象徵秩序中的策略性位置。

《區判》成書之際，正值大眾媒體方興未艾之時：電視、電影、電台與流行音樂迅速普及，文化產業的規模與影響力同步擴張。相比之下，陳冠中提及的歐美小報文化，由於對象較為邊緣和小眾，其發展潛力反而逐漸受限。那是一個機會廣泛開放的年代——在香港稱之為「黃金十年」，並不為過；對那一代而言，各行各業皆存在向上流動的實質可能。

然而，若將時間軸推進至1990年代中後，情況便出現了關鍵性的轉變。表面上看，文化產業似乎變得更加開放：高等教育進一步大幅普及，創作工具與網絡平台大幅降低門檻，幾乎任何人都可以「進場」。但與此同時，另一種更深層的收縮卻悄然發生——那就是對「持久認可」的競逐，變得前所未有地困難。

換而言之，當代文化產業呈現出一種弔詭的雙重結構：進入的門檻愈來愈低，但象徵秩序的權力卻愈來愈鞏固和集中。其原因至少有三：一，文化生產者數量爆炸式增加，導致注意力成為最稀缺的資源；二，網絡平台與演算法壟斷了分配機制，但運作方式卻完全是黑箱作業；其三，傳統中介制度（大眾媒體、正統學院、出版體系）逐漸弱化，令原本較為穩定的象徵秩序，轉為短期而不穩定的曝光循環。

在這樣的條件下，文化生產者競逐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變得更加激烈——只是其形式已由過往的制度性競逐，轉為高度流動且不穩定的注意力競爭。過去那種可以透過時間累積、逐步鞏固的策略性位置，如今愈來愈難以維持；取而代之的，是瞬間爆紅與迅速消散的浮動循環。

如果說布迪厄所描述的，是一個可以透過文化資本逐步晋升的場域；那麼當代的文化世界，則更像是一個不斷開放入口，卻同時收緊出口的系統。人人都可以參與，但真正能夠被記住的人，反而愈來愈少。

起跑線vs.全過程的機會平等

在我移居加拿大之後，五時三刻總會聽見上一代人細說當年，說自己如何胼手抵足、辛勞半生……終於可以修成正果、安享晚年（上刪1000字！）。這除了反映那些年上流機會普遍存在，亦反映在即使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機會平等——就正如當年文化精英能夠集體告別屋邨——早已初步全面實現。

當代文化產業進入的門檻大幅降低，豈不意味普遍社會的機會平等進一步大幅提升？假如機會平等被定義為起跑線的平等，那當然是大幅提升了；但假如機會平等的定義，顧及從起跑線到終點線之間的全過程，那麼結論便顯然會截然相反。若再加上宏觀社會上流空間的普遍收縮，則新一代面對競爭處境的惡化便可想而知。

然而，若我們的公平或平等觀念，仍舊停留在上一世紀，聚焦起跑線的機會平等確是有所提升，便難免予人一種錯覺，是社會普遍為新一代創造了更多機會（註三）。這種觀點其實並沒有錯，但卻顯然是嚴重的以偏概全，忽視了到達終點線前的全過程，正如何到處散播新的不平等——而前述文化產業和知識生產空間的雙重結構，便很能清楚說明這種轉變的底層邏輯。

與此同時，假如新興的文化生產者涉及經濟資本的競逐，則自然構成「上唔到位」的客觀論據；但如上所述，布迪厄往往更強調文化生產者的內部競爭，「區判」更多發生在市場經濟以外的空間，爭奪的是政治和文化發展方向的詮解權，和經濟資本的關聯反而微乎其微，如此「上位論」便頓顯捉錯用神。

事實上，正如我在出版剛好廿周年的《香港的鬱悶》中，早已明白無誤地指出：「欠缺客觀的政治和經濟基礎，新生代要突破嬰兒潮——Bourgeois 或曰Yuppies的文化霸權，實在是談何容易。在策略而言，新生代的確需要更多Bohemians激情和反叛的養份，但這些素質卻不能依賴靠市場力量來培養，否則很可能立即破吸納為Bourgeois秩序的一部份，變成大企業流水線上的一份子，就如Sunday的Bobos廣告一樣。弔詭的是，香港亦沒有足夠的非市場空間，令富創意和突破常規的文化素質滋長壯大，形成自威一格的次文化體系。」

我當時嚴重忽略的卻是：香港以至全球其實皆擁有極多「非市場空間」，只是均不足以「令富創意和突破常規的文化素質滋長壯大，形成自成一格的次文化體系」，如此而已。

在人工智能時代，祈盼新秩序……

在此仍大可引用葛蘭西的金句：「舊世界正在死去，新世界正挣扎著誕生：在此期間怪物横行」——舊世界指「有大台」的出版、電視、電影、電台與流行音樂等大眾媒體時代，新世界則指「冇大台」、網絡平台、文化產品井噴和注意力稀缺的時代——悲觀地說，後者永遠再也無法建立新的象徵秩序；樂觀地說，只是新的秩序仍「正挣扎著誕生」。

千萬不要忘記：現時我們每天花數小時在（很可能就是大家均正在看的）網絡平台，無非都是中美科網巨企的產品，背後皆涉及兩國政府千絲萬縷的關係。百花齊放的文化產品和知識生產空間，不過是公諸世人眼前的表層現象；背後仍存在完全黑箱作業的演算法，以至巨大政商利益深不可測的盤算。作為數碼產品的消費者——以至生產者，我們對身處的網絡環境其實所知甚少。

進入AI狂潮的時代，生成式人工智能進一步取代傳統平台，運作方式就更加難以測知——當ChatGPT或Gemini提供貌似客觀中肯的文案，天知道它們如何篩選龐大的後台數據？如何千挑萬選餵飼給用戶的答案？隨著虛擬與真相的界線愈來愈模糊，用戶更逐步難以辨清到底何謂虛假、何謂真實……但在人工智能超級強大的功能下，我們都甘願選擇臣服於它的操控，不再追問神奇力量背後的權力結構。

或者可以說，在當代的文化產業和象徵秩序中，文化資本只佔據了看似自由開放的最表層；往下深掘才知不過是經濟資本堆疊的幻象，文化生產者完全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再往下更可能是無法洞悉的政治資本操作——事實上，在虛擬真實的年代，不要說威權以至極權得到鞏固，自由民主的根基亦已動搖——這些看似由所謂「市場失效」所帶來的秩序失控，其實全都建基於特定的政治經濟體制之上，很有可能只是統治階級和精英權貴的操弄結果。

這是個全球頭號的大問題，也不是簡單三言兩語便能說清。個人倒是傾向相信，唯有在高質資訊、知識和文化的基礎上，民主才能避過扭曲和變質的厄運（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對哈伯馬斯「溝通理性」的「愚忠」吧！）；反過來說，網絡平台亦必須透明化、問責化以至民主化，才能遠離精英權貴的利益綑綁。唯其如此，「舊世界才會真正死去，新世界才能真正誕生」，否則便只剩下無間斷的「怪物横行」。

我當然沒有萬應靈丹，但上述種種，皆在即將出版的新書《Demotopia: an exploration of democrac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26）中，戮力盡心加以疏理分辨，務求對這些「時代之問」，帶來一絲半點的反思。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期待你我一同踏上求索之路。

註一：我曾出版過那三本書，包括《香港的鬱悶》（2006）、《80前後》（2010）和《這一代的鬱悶》（2015），大致是第四代人活躍於學運/社運的年代。

註二：可參閱較新的《香港社運口述歷史計劃》（2025），我在那裡曾經談過的話題，在這裡便不再複述了。

註三：我研究人工智能近十年，接觸大量「科技製造新的社會不平等」的文獻，卻鮮有觸及「科技製造機會平等幻象及其幻滅」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