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幸彤結案陳詞 重申「結束一黨專政」是追求民主轉型 並籲法庭莫做「幫兇」 縱容中國政府對六四屠城無止境逃責

 庭刊  2026-5-19【支聯會國安案 第24天】

已解散的支聯會被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及前副主席鄒幸彤不認罪，案件今（19日）於西九龍裁判法院續審，鄒幸彤結案陳詞時，回應控方所指「結束一黨專政」的自然合理效果為「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她質疑控方「生安白造」，所謂效果只是「堆砌出嚟滿足控罪要求」。她指，「結束一黨專政」已存在30多年，不停被大規模使用和接收，其效果觀乎歷史自有答案，若法庭不小心把關，在何謂自然合理效果上劃出嚴格界線，「好易變咗縱容權力犯罪嘅幫兇，縱容中國政府對六四屠城無止境嘅逃責」。

她在陳詞尾聲，重申「結束一黨專政」是追求民主轉型，「無論控方用幾多難聽同犯罪語言描述呢件事、呢個目的，我哋立場唔會變」，又懇請法庭作正確選擇，「喺價值被重塑嘅年代，守住返法律嘅尊嚴同底線」。

各方陳詞完畢，法官李運騰明言「我哋需要好多時間去寫嘅」，無法訂下確切的裁決日子，料於七月中至下旬裁決，屆時會預先通知各方。【支聯會國安案報道結集】

訂閱《庭刊》

鄒幸彤就罪行元素方面作結案陳詞，就控方指稱「結束一黨專政」等於「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等於「推翻破壞國家根本制度」，她反駁指，憑常理可知悉「推翻」不等同「結束」或「破壞」，而「推翻」須關注方式，而非結果，「如果控方講唔到任何喺方式上嘅指控，其實推翻嘅情況就已經冇可能成立」。

反駁「推翻」國家根本制度指控　支聯會是漸進式演變

鄒指，「推翻」一詞並非適用所有對象，一般會指推翻某種秩序或制度等，且「推翻」涉快速變化，近乎一次性地發生，不可形容漸進式的演變，如本案被告30多年來推動人權教育、培養公民社會等，「呢啲滴水穿石工作，唔可以用推翻呢個字眼」。

鄒續指，「破壞」沒有徹底及快速的意思，適用的對象更闊，且行為性質比起「推翻」帶有更多惡意或不公等。此時，法官李運騰關注，失去信心是否亦算破壞制度？鄒遂舉例指，如在餐廳用膳時「食到曱甴」，其後寫食評致餐廳結業，「我只係講緊事實」，亦是食客有權做的事，故不屬惡意破壞。

李運騰續問，若然在食評中說出「大家以後唔好幫襯佢喇」，關注會否有分別。鄒稱，在自由社會中，上述是正當的行為，為他人健康着想提醒不要光顧，並非破壞性的行為，除非找黑社會上門尋仇。

李運騰問及，是否基於事實作出批評「亦唔過份嘅話」便不屬破壞？鄒回答：「係，fair enough。」李運騰再問是否意指「fair comment」，獲鄒確認。鄒重申，支聯會一直講事實、講道理、講證據，完全是公平合理，亦是公民有權做的事，即使言行傷害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都不涉破壞。

鄒續指，控方指稱各被告無叫人用合法方式修憲，然而控方須證明被告叫人用違憲手段達致「結束一黨專政」，兩者猶如「隔咗成個大西洋咁遠」，亦質疑控方無理取鬧。

違憲不能視為國安法下「非法手段」　因憲法不在港直接實施

鄒又指，違反中國憲法不能視為《國安法》第22條下的「非法手段」，因中國憲法不能直接在港實施，要透過本地法律作為中介，才可產生法律上可執行的效力。李運騰關注，鄒是否意指違憲本身不足以構成非法手段，因缺乏了詳細法律條文，將憲法內抽象的概念實體化？鄒確認。

她指，即使退一步，接受違憲屬非法手段，法庭始終要作出裁定，如何判斷某個行為是否違憲，控方指稱以實現「結束一黨專政」為目標的行為，便等同違憲，「完全係思想罪嘅標準」。

至於控方指稱「結束一黨專政」的自然和合理效果，就是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鄒在陳詞時反問：「被告究竟煽惑咗他人做咩行為？到呢一刻，都停留喺一件唔知係咩嘢，但又會違反憲法，兼又會結束到一黨專政嘅行為。」

鄒力陳，說話本身含意與其效果屬兩回事，惟控方「撈埋一齊講」，鄒舉例指，憲法提及「支持被壓迫民族和發展中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正義鬥爭」，單看字面意思「好激動㗎喎」，可包含支持藏獨或牽涉武力，反問難道憲法有煽動藏獨、武裝叛亂的效果？

鄒指，本案各被告擺街站呼籲他人參與六四集會，「主觀目的又好，客觀效果又好，街站自然效果咪就係叫人去集會囉」，不會因為在過程提及「結束一黨專政」，就由鼓勵參與集會，突然變成「鼓勵他人做一件唔知係乜，但會違憲，兼結束到一黨專政嘅行為」。

鄒質疑控方所指的「自然合理效果」本身「已經係好唔自然、好唔合理」，假設她叫人做違憲兼可結束一黨專致的行為，正常人反應是「黑人問號」，她直言：「一句冇人聽得明要做乜嘅所謂煽惑效果，點樣係自然合理嘅效果，我係搲晒頭嘅。」

鄒續指，「結束一黨專政」已存在30多年，不停被大規模使用和接收，其自然合理效果「唔係幻想出嚟」、「睇歷史應該都有答案」，甚至多年來最直接接收這句話的人正是支聯會自己，連在港最全心擁護此綱領、有一定資源組織人力的機構，都無做過控方所指的行為，她反問道：「憑咩話呢句話講出嚟自然合理效果就係控方描述咁講呢？根本個效果就係生安白造、堆砌出嚟滿足控罪要求……完全脫離一般人對呢句話嘅自然理解、合理反應。」

本案言論天生不受政府歡迎　籲法庭警惕莫讓政府無限上綱

鄒又指，法庭考慮每項罪行元素時，都要衡量人權問題，在一個尊重言論自由的社會，對政府的批評、對不公不義的揭露、對政制改革倡議正常不過，亦是有必要存在的言論，除非有妄想症，否則聽到上述說話的人，不會因為「你鬧緊政府」，而被煽動做非法的事。

鄒稱，當然世界上的政府均為「被害妄想症嘅高發群體」，總在正常的公民行動中見到對政權的威脅，即使明知沒有威脅，往往都有動機將不利自己的聲音消滅於萌芽狀態，因此法庭非常警惕政府對言論作出過度詮釋。她引用加拿大最高法院有關仇恨言論的案例，提及歷史上曾「唔畀講地球係圓嘅」，可悲的是現時面對同一問題，「唔畀講專政係專政」，反問法庭是否要重蹈覆轍。

鄒指，本案所涉言論，核心是要限制和監察權力、追究濫權違法的責任，「咁嘅言論天生就唔受政府歡迎㗎啦」，法庭可不去論斷事情對錯或六四誰是誰非，但不能不警惕政府作為被批評對象會有不良動機，並對言論無限上綱。

鄒強調，如法庭不能小心把關，在何謂「自然合理效果」上劃出嚴格界線，「好易變咗縱容權力犯罪嘅幫兇，縱容中國政府對六四屠城無止境嘅逃責」。

鄒最後總結指，本案出現3個奇怪情況，即被告完全擁抱所指稱的犯罪行為、控方自行抹黑憲法為確立一黨專政的制度、公民竟成為違憲的主體。

鄒指，在本案之中何謂對錯的標準全被顛倒：「說出真相，變咗煽動仇恨。尋求公義，變咗利用苦難。問責限權，變咗違反憲法。還政於民，變咗顛覆國家。」她指，本案核心的「結束一黨專政」，本質上是法治的訴求，「要結束黨大於法嘅情況，攞返我哋應有嘅人權，包括民主權利，呢個目標本來就係法律同法庭自己嘅使命，（被告）由day 1開始就唔應該被擺上被告席嗰邊。」

鄒續指，刑事法律程序要適用亦有前提，法律設計是用以處理社會上發生「唔好嘅事」，例如死人冧樓、強姦搶劫，惟現時「有咩壞事發生咗嘅情況都唔存在」。法官陳仲衡遂指，亦有預防性的罪行，鄒同意，但是預防壞事發生，觀乎本案，「法庭喺本案被要求去禁止、去懲罰嘅嘢，根本係社會同法律本身應該去鼓勵嘅嘢，係禁止香港核心價值，歲月累積落嚟嘅共識同理想」。

法庭「畀人迫埋牆角」　早晚面對「專政」與「法治」根本矛盾

鄒明言：「被告唔可能同呢啲追求切割，如果法律夾硬懲罰完全正當行為，只會扭曲埋法律本身嘅原則同價值。我哋而家喺度面對緊，正正係權力嘗試利用法律，重新為呢個社會寫過咩係是非對錯，用法律令所有人放棄對民主追求，擁護專政嘅現實。」

鄒重申：「我哋唔會任由權力去定義我哋嘅對錯，唔會跟住上頭指揮，打倒昨日的我。共產黨領導再無所不能，都領導唔到我哋嘅良知，被告清楚我哋要咩嘢，就係要結束一黨專政，就係要民主轉型，無論控方用幾多難聽同犯罪語言描述呢件事、呢個目的，我哋立場唔會變，對是非對錯根本判斷都唔會變。」身在被告席的李卓人邊聽邊點頭。

鄒又反問道：「法庭係咪甘心成為專政重塑社會價值嘅工具？係咪明確拋棄民主價值？為共產黨嘅永續執政去保駕護航呢？」她指，「今次呢埸檢控，與其話係對被告嘅挑戰，其實係對法律嘅審判」，當專政真實存在，法庭早晚要面對「專政」與「法治」間的根本矛盾，早晚要表明自己站在「民主原則」還是「權力意志」一方，如今法庭正正「畀人迫咗埋一個咁嘅牆角」。

她最後強調：「希望法庭作正確選擇，喺價值被重塑嘅年代，守住返法律嘅尊嚴同底線。」

官未定裁決日期　「需要好多時間去寫」料7月中至下旬完成

代表支聯會的資深大律師林芷瑩陳詞指，支聯會已被清盤，她未獲任何指示，強調如法庭信納李卓人及鄒幸彤作供所言是真或可能是真，控方便無法證明涉案罪行，若兩人被判罪名不成立，支聯會亦應獲判無罪。就其他議題，她均採納書面陳詞。

各方陳詞完畢，法官李運騰表示「我哋需要好多時間去寫嘅」、「但真係冇辦法畀到確實日期」，心目中料於七月中至下旬完成，屆時會預先通知各方，笑言希望不要出現「禮拜五話畀你知禮拜一裁」的情況。

鄒在懲教人員看管下，由大律師席行至被告欄，她一貫望向旁聽席露齒笑，有人向她做出豎姆指手勢。李卓人亦面帶微笑，又向其法律團隊雙手合十致意。

---

本案4名被告依次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

控罪詳情指稱，被告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間，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即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特別是第一條和序言）），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即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支聯會國安案報道結集】

法院：高等法院
法官：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黎婉姫、陳仲衡
被告：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
控罪：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

法律代表
辯方：鄒幸彤自行代表；李卓人、何俊仁由大律師沈士文、大律師梁麗幗、大律師胡栢昌、大律師劉樂遥代表；支聯會由資深大律師林芷瑩代表
控方：副刑事檢控專員黎嘉誼、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高級檢控官吳加悅
案件編號：HCCC155/2022

許穎婷：特朗普提起了黎智英 然後呢？

 追光者  2026-5-19

特朗普週五離開北京，確認已向習近平提起黎智英和金明日牧師的案件。他表示習近平正認真考慮金牧師的情況，但黎智英則「比較棘手」。

每一次外國元首到訪北京，對中共來說都是一場表演。北京要的是塑造習近平仍然掌控大局、中美「平起平坐」的畫面。尤其在中國經濟下行、外資信心動搖的時候，這些畫面對中共的宣傳機器更加重要。 但事實上，中國現時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需要美國市場。正因如此，美國在這次峰會上絕對有條件換取實質成果。

過去三十多年，從老布殊、克林頓、小布殊、奧巴馬到拜登，這些美國總統都曾在訪華期間，成功爭取中國釋放良心犯，而絕大部分獲釋者都不是美國公民。每一次的談判，背後都是白宮、國務院、國會等不同部門，連同家屬、民間組織及國際盟友合力推動的結果。向中國就人權問題交涉，是美國外交傳統，也是民主大國一直承擔的道德責任。

特朗普總統本人曾多次承諾會爭取黎智英獲釋。在其他範疇中，這屆政府已曾促成白羅斯、委內瑞拉被囚者、烏克蘭兒童，以及以色列人質獲釋。各國政治條件固然不同，但這些案例說明，特朗普團隊並非沒有能力，也不是不理解政治犯和人質外交的重要性。

過去一個月，我和團隊以及多位政治犯的家屬，幾乎每天都在國會、媒體、智庫和倡議會議之間奔走，推動輿論關注。在所有人都想擠進峰會議程的時候，要讓政治犯的名字不被遺忘，是我們唯一的目標。

從上個星期，超過一百名國會議員聯署致函總統，呼籲他在峰會中爭取黎智英獲人道釋放；到這個星期，參眾兩院一致通過兩份決議案，要求將黎智英、金牧師、高全福牧師、Gulshan Abbas 等人的獲釋，列為峰會優先議題。在美國政治如此兩極化的今天，幾乎沒有多少議題能得到這種程度的共識。每一個簽名、每一次政治犯的名字被提起，都並非偶然，都需要長時間的協商及堅持。

峰會前夕，我們在白宮前舉辦集會，讓家屬和支持者站在一起。看見他們的真誠和互相扶持，是這份工作帶給我最大的滿足。在他們眼中，被囚禁的人不是新聞標題，不是談判籌碼，而是父親、母親、丈夫、兄長，是一個個仍被等待回家的生命。

但香港的問題不止於被囚禁的人，過去幾年中共同時利用香港協助其他獨裁政權繞過西方的制裁體系。就在特朗普訪中前，我們發表了第四份相關研究報告，揭示香港如何協助伊朗政權規避制裁、處理石油資金、取得軍事零件，甚至提供監控技術。單是 2024 年，超過一半伊朗影子銀行的資金，都是經由香港相關帳戶流轉。

香港的自由被摧毀，不只是人權問題，同時是對民主和國際秩序的威脅。若美國要結束俄烏戰爭或遏制伊朗擴張，就繞不開處理香港的轉口漏洞。這正是美國在中美談判中應該運用的籌碼。美中可以在不同領域談判，但若當中不包括釋放良心犯、不觸及香港作為制裁漏洞的現實，長遠而言也不會得到真正的穩定。

為黎智英爭取自由是特朗普的選舉承諾，是超過五百名國會議員的跨黨派訴求，也是國際社會持續關注的焦點。中共從來不是可靠的談判對手，今次峰會得出的任何協議，最終會否被遵守仍是未知之數。但若特朗普能成功為黎智英和其他良心犯帶來自由，這將會是一項跨越黨派、跨越國界、被歷史記住的外交成就。

我們感謝特朗普總統在這個議題上願意發聲，亦期望他在未來有足夠手腕，把承諾化為行動。倡議的成果需要不斷累積，而每一位的關注，都是推動這個過程的重要力量。

請各位繼續以行動關注黎智英、黃之鋒、金明日牧師、高全福牧師、Gulshan Abbas、Ekpar Asat，以及所有仍被中共和港共政權囚禁的人。

不要讓這些名字消失。

作者：許穎婷

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的政策及倡議主任

陶傑：川普在吹哨子，快要啟航了，西方的挪亞方舟

 作者臉書 2026-5-19

川普訪中，又激起台獨「問題」。賴清德不斷被追問的，在哲學上，是一道鼎泰豐小籠包式的「餡題」（loaded question)。

賴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互不從屬。亦即習近平與民選的賴清德的行政管轄範圍，互不重疊。正如用人民幣不能在台北買一碗牛肉麵，用現行的台幣也不可能在北京買一瓶茅台。這就是「維持現狀」。

但一旦引伸到「你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外國嗎？」就鋪設了英文類似的「你還打老婆嗎？」（Have you stopped beating your wife)的語意陷阱。

Have you stopped beating your wife是一個有餡的包子（對不起），是一個loaded question 的謬誤，明顯還有惡意的謬誤陷阱。要害在將土地與文化的「中國」與政權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混淆。亦即在1967年，將「廣東」與「廣東省人民政府」與文化大革命期間，連廣東省人民政府也被文革造反派接管了的「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混淆。

這三者的分別，顯而易見。那麼在邏輯上，「你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外國嗎」，也是偽命題。

對待鼎泰豐小籠包的問題，不必吃，也不必將小籠包即刻用手撥進垃圾桶，可以對着小籠包，一張撲克臉孔靜坐着，不舉筷，碰也不碰。

不必答Yes或No，可以像川普被問「若中國武力攻打台灣，你會防衛嗎？」pass，第三選擇，不予回答。

然後可以反問：「你認為今日的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嗎？」

等待對方回應。當然，對方會說：「現在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你可以答：「我的答案取決於你對我這條問題的答案，兩條問題在哲學的意義上有內在的認知關連。正如問：韋小寶是好人還是壞人？要先回答：滿清入關，取代了三百年朱姓的明朝，是好事還是壞事？」

台灣人很喜歡圍爐探討文學和哲學的問題，不知是不是受了法國人巴黎塞納河左岸沙龍的影響。法國的知識分子生活太舒適，喜歡清談，台北的知識分子似乎也很喜歡。但法國人的沙龍清談，沙特、杜魯福、畢卡索，俱是自發而自由的，不會散發仇恨，因為沒有一隻無形之手在社交媒體與大數據從中操弄。

台灣詩人楊牧，有一首很深奧的詩，叫做「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對著一壺苦茶，我設法去理解

如何以抽象的觀念分化他那許多鑿鑿的

證據，也許我應該先否定他的出發點

攻擊他的心態，批評他收集資料

的方法錯誤，以反證削弱其語氣

指他所陳一切這一切無非偏見

不值得有識之士的反駁。

我聽到

窗外的雨聲愈來愈急

水勢從屋頂匆匆瀉下，灌滿房子周圍的

陽溝。」

很少有人寫詩寫成像講課的樣子。但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出發點、心態、收集資料的選擇性、偏見，在英美的法庭上，控辯雙方的律師都正於使用小籠包式的餡題來影響陪審團。

將有限的生命浪費在虛無的討論，正如美國左派知識界將「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變成了意識形態政治，要全民糾纏於變性政治、印第安原住民「賠償」、黑人奴隸史「索償」等生物泡沫、歷史泡沫、文化泡沫，類似用「南京大屠殺」與「抗日神劇」，向一座靖國神社隔空不斷咆哮，川普和基督教就變成了美國白左眼中的拜鬼份子和「靖國神社」。

但川普認為，美國東西岸通通才是鬼上身，出來用激烈的手段驅魔。

這是一場全球化在北半球的超級鬧劇。

窗外的雨聲越來越急，川普的咆哮也越來越大，被驅魔的病人面孔也越來越扭曲。巨大的瀑布在人類的屋頂猛砸下來，第三世界的移民拼命擠向歐洲和美國，大水將至，淹沒了四周的鴻溝。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是一國還是兩國還是幾多國？俱語言泡沫，重要的是中國人有了錢，不管有沒有打過老婆，也拚命帶着二奶和私生子想辦法向外跑，搶奪一個空位，川普在吹哨子，快要啟航了，西方的挪亞方舟。

祟優拒愚，深入討論。加入陶傑披藏：

https://patreon.com/tokitchannel

追光者報道 2026 年 5 月 18 日 特習會上周告一段落，台灣問題是其中一大焦點，餘溫燃燒至今。美國總統特朗普受訪時重申，美國對台政策無改變，也不期望台灣要獨立。言論一出，引起台灣執政在野兩黨隔空開火，總統賴清德更強調，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特朗普是否撐台灣？民進黨和國民黨隔空開火

中國之行結束前，特朗普在北京接受《霍士新聞》專訪，主持人問到特習會之後，台灣人民的安全感應增加還是減少。特朗普回應「中性」（Neutral），並重申對台政策沒有改變。你續稱，不希望「有人發展獨立」（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又直言不會「長途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期望兩岸雙方冷靜、「希望中國冷靜下來」。 針對對台軍售，特朗普拒絕透露進展，僅稱他仍未批核。他又指，台灣有人想獨立，但獨立很冒險需要打仗，「他們覺得美國會支持他們」（they figure they have the United States behind them）。然而，特朗普直言，他傾向維持現狀。 特朗普稱習近平問 美會否保衛台灣

特朗普的說法引起外界關注，是否代表美國不支持台灣。不過，特朗普回程時在空軍一號上與記者交談時，又披露了他與習近平的對話細節。他坦言，在台灣問題上，習近平不希望看到爭取獨立的鬥爭，認為將會是一場非常激烈的對抗。 記者追問，假若事態發展到那一步，美國會否保衛台灣。特朗普賣關子回答，他不想說，也不會說，表示答案只有他自己一個人知道，更透露習近平問了同一問題，而他只回應「我不談論此話題」（I don’t talk about that）。 賴清德親解台獨意思 國民黨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外國嗎？」 特朗普接二連三評論台灣後，台灣也掀起爭論，賴清德星期日（17日）下午出席活動時，更特別解讀「台獨」的意思，意指「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呼籲大家要了解台獨兩個字的意思，又稱「有主權才有國家、有台灣才有中華民國」。 國民黨即晚在社交平台開火轟賴清德「不要再硬拗」，反問他「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外國嗎？」若然是外國，促請賴裁撤陸委會，將「中國事務」歸由外交部全權負責，更引述憲法，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關係，又嘲諷民進黨不敢宣布台獨、自欺欺人。 一小時後，賴清德隨即在社交平台再反駁，重申台灣不會挑釁、也不會升高衝突，直言台灣從來都是兩岸現狀的堅定維護者，而非改變現狀的一方，並強調是要捍衛現狀，沒有所謂的「台獨」問題。他又指，拒絕中國以假「統一」為名，實質上是企圖併吞台灣的統戰滲透，與具政治目的脅迫式交流與對話。

美国高院门楣的孔子：不是等级维护者，而是让权力不舒服的人

 来源：蝉鸣  2026-5-15

“特朗普:美高法门楣上刻着孔子雕像”成了热搜词条，翻了下公开视频，原来是他在欢迎晚宴上的发言片断。

这有的早就知道，很多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其实，上面不只有孔子，还有摩西、梭伦。

其设计者麦克尼尔在1935年提交给最高法院建设委员会的说明解释中大意是说"法律是文明的一个要素，美国的法律自然地继承或派生于以前的文明之中。因此，最高法院大楼的东侧门楣雕像群寓意对源自东方的基本法律和戒律的借鉴。摩西、孔子和梭伦被选为代表三个伟大的文明。"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有的把它解读成是美国人强调孔子对“身份秩序”的重视，认为其思想与司法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相通；个人觉得这就有点扯了，也与美国精神明显相悖。

设计者理解的孔子，不是把孔子当成一个“中国圣人”做文化陈列，而是属于“法律文明的源头人物”之一。

摩西代表律法的神圣来源，梭伦代表城邦立法与政治改革，孔子代表的则更像是：把社会关系从赤裸的权力斗争中提升为一套可被普遍要求、可被道德审视的角色伦理。

今天很多人一提儒家，自然就想到“三纲五常”、等级森严、长幼尊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可问题是，这里面有多少是孔子本人的思想，有多少是后世政治塑形的结果？

易中天先生在不少讲话中就表达过他“认同先秦儒家，而董仲舒的儒家已经变质”的观点，如果回到原典脉络，《论语》里的孔子，当然重视礼，但他的礼，并不是单向度的服从跌序，而是角色与责任的同时绑定。

最典型的，也许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非单纯“各守本分”，强调的应该是：君先得像君，臣才像臣；父先得像父，子才像子。

名分不是天然生效的，是要靠履责来兑现，你既然占据这个位置，你有没有履行这个位置应有的责任？你主张某项权利时，是否承担了对应义务？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最早的“角色责任审查”。

这和现代法治当然不能简单等同，但两者有一个深层共通点：秩序不是为强者减压，而是为所有角色加责。

18世纪到19世纪，西方世界认识的孔子，是启蒙时代对中国思想的再阐释，是一个凭世俗理性和伦理实践来建构秩序的道德哲学家。

图片来源于视频截图

这种被启蒙“翻译”过的孔子，与中国后世庙堂里那个服务君权合法性的孔子，并不是同一个。他未必完全符合中国思想史上的复杂真实，但符合美国人对文明法统中“法律不只来自强制，更来自古老道德理性对公共生活的塑形”的想象。

19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余波未平，国家制度、社会秩序、民主政治都在承受巨大压力。最高法院大楼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建成的。

高院门楣上的三贤，

摩西提供的是“法律不是权势的随意命令，而是更高准则”；

梭伦提供的是“法律可以改革政治共同体”；

孔子提供的则是“秩序要建立在角色伦理和自我约束之上”。

这组成了一种非常现代的古典叙事：文明之所以能成为文明，是因为人类逐渐学会用规范节制力量。

美国人把孔子放进去，这也许也是一种文明自信的表达：美国司法要显示自己继承的，不只是西方传统，而是整个人类文明中关于正义与规范的积累。孔子真正“配得上”那个位置的地方，是他让权力不舒服。

《论语》里有这么一句话，“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它的意思不是“我要忠心服务于君主”，而是“我拿道来侍奉君主，若不行，就停止”。

这就不是臣仆逻辑，而是士的逻辑。不是“你给我位置，我就适配你”，而是“我带着方案来，你若接受，我为你做事；你若拒绝，我保留我的道”。不把自己降格为权力的附庸，而坚持规范对权力的优先性。

孔子周游列国，很多时候并不是没人赏识，而是赏识一半，谈着谈着国君就不爽了；原因正在这里。君主需要的是治理技术、强国方案、战争效率；孔子却总要附赠一套“君主自我约束系统”。

图片由AI生成

孔子之所以能站在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不是因为他最懂怎么让秩序听话、历史也证明只靠道德说教作用有限，而是因为他提出了一类让权力尴尬的问题：你凭什么坐这个位置？你是否配得上这个名？

法庭不总是革命性的，但法庭至少应该保留这个提问资格。他是那个不断要求权力“知道羞耻”的人。

真正有意思的是，美国为什么需要一个这样的孔子，而我们自己又为什么常常只记得那个最适配帝皇统治的儒家。

先秦儒家的核心，不是把所有人固定在不可质疑的等级链条里，而是通过“正名”把每一个社会角色都拖进责任之中。这里面当然有等级色彩，但并不是单向授权，而是双向问责。

后世帝王儒学则不一样。它需要的是稳定、服从、可考试、可复制、可治理。于是儒学被不断裁剪，把最锋利的部分磨平，把最适合秩序管理的部分放大。一个原本包含批判性的伦理传统，就逐渐被改造成了一套服务统治的共同语言。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的孔子，更像是在无意中保留了那个还没有完全被编制化、工具化、臣属化的孔子。

所以门楣上的孔子，最值得珍惜的不是“东方元素”，而是他所代表的那个朴素但难得的政治直觉——上位者并不因为上位就无条件正确；相反，越在上位，越应首先接受规范。

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刻着孔子，归根到底，不是因为美国人迷恋中国式等级秩序，而是那时他们需要一个足够古老、庄严的人物，来证明一个现代法治最根本的信念：文明不是强者说了算，而是强者也要讲理。

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仅为对“美国最高法院门楣孔子”这一符号的个人解读，探讨先秦儒家思想中“权责对等”与“规范优先于权力”的维度，不代表对孔子或美国司法的全面评价。如有意义，欢迎指正。

吴洪森：现代决定传统

 作者臉書 2026-5-19

很多人以为，传统决定现代。其实恰恰相反。真正决定一个社会最终呈现出什么“传统”的，往往是现代环境本身。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很像基因与环境的关系。基因决定“可能性”，环境决定“表达方式”。同一个基因，在不同环境下，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同样，一份传统，在不同的现代条件下，也会长成截然不同的样子。

传统不是死的，它更像文化基因库。现代，则是激活这些基因的环境系统。

决定哪部分传统被放大、被压制、被激活、被淘汰的，不是祖宗，而是今天。

这就像人体里存在大量“沉默基因”。特定环境一刺激，它们就会突然表达。

有的环境激活健康，有的环境激活疾病。

传统也是如此。一个开放、自信、繁荣的现代社会，往往会激活传统中最文明、最温和、最有生命力的部分。而一个焦虑、封闭、充满危机感的社会，则会迅速激活传统中最保守、最排外、最极端的部分。

所以，真正决定传统面貌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

最典型的例子。儒家这套“文化基因”，过去一百年经历过两次完全相反的表达。二十世纪初，整个社会认为自己“落后挨打”的根源在传统，于是儒家被视为压迫、愚昧、专制的总代表。“打倒孔家店”成为时代口号。

而今天，当经济高速发展后的社会开始进入精神焦虑、信仰真空、秩序不安阶段，儒家又重新被大规模激活。孔子学院、国学热、汉服热、祭孔大典重新兴起。

环境越不安全，人类越会本能地寻找边界感与身份认同。于是，传统中的“免疫系统”开始启动。这和生物学没有本质区别。

人在健康环境中，身体更容易保持平衡；而在危机环境下，免疫系统可能过度反应，甚至产生自身免疫攻击。

社会也是如此。当现代环境病态化，传统中的极端部分就会被异常放大。历史上很多极端民族主义、宗教狂热、文化复古运动，本质上都是“社会环境恶化后”的文化应激反应。不是传统天然危险，而是坏环境会诱发传统中的危险基因。

如果现实公平、繁荣、开放，人们通常不会沉迷极端传统；只有当现实充满不安，人们才会疯狂向过去寻找安全感。

所以，只有好的现代环境，才能激活传统中好的部分。就像良好的土壤，才能让植物健康生长。

好的环境，会让文明表达；坏的环境，会让黑暗表达。

所以，决定一个民族未来的，从来不只是祖先留下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社会环境，正在激活哪些东西。

最终，拥有什么样的现代，就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传统。

（吴洪森写于2026年5月19日上海莘庄）

“文化大革命”60周年：学界详解被掩盖的文革真相 ——“集体杀戮”

罗四鸰 BBC中文特约撰稿人
2026年5月16日

• • Role,
• Published

历史事实和大量学术研究显示，共产政权国家的每一场运动常常伴随着可怕的政治暴力与“集体杀戮”（包括国家恐怖、清洗、镇压、强制劳动、饥荒导致的大规模死亡等），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然而，“文革”时期的极端暴力与“集体杀戮”，是一段极力被掩盖和扭曲，世人所普遍忽视的历史。

近年来，随着文革资料的收集和研究的深入，这一段鲜为人知的“集体杀戮”历史也开始浮现出来。

这些研究不仅对文革时期的死亡人数有了更接地一些的估算，更有助改变人们对文革的一些错误认识：文革时期造成死亡最多的不是人们最熟知批斗，而是基层发生的血腥的“集体杀戮”。

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发起六十周年，结束五十周年，BBC中文特别采访了宋永毅、苏阳与程映虹三位学者，对此现象深入解读。

其中宋永毅认为，文革不太可能重现，但作为一种极端的政治文化，文革仍在进行。苏阳则说，人们要时刻警醒。

文革中至少爆发11起“集体杀戮”

谈起文革中的暴力，文学影视作品中通常出现的是文革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场面。然而这些年随着文革绝密档案的公开和研究的深入，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发现，文革时期大部分死亡并非源于批斗，而是至今被中国政府的竭力掩盖的“集体杀戮”，而这种杀戮往往发生在基层和农村。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文革研究学者宋永毅介绍说，过去十几年，一些机密档案和“集体杀戮”资料陆续被带到海外，公之于众，如广西文革和湖南道县的机密档案，以及像何清涟、遇罗文、谭合成、郑义、启之等人的调查报告和民间记录。

2016年和2017年，宋永毅、程鹤和他们的团队收集整理、编辑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及续编、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文革大屠杀机密档案等资料，包括《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资料库》陆续出版，文革中的大屠杀才逐渐为世人所知。此后不断有新的历史资料出现，证明文革中的大屠杀事件的存在。

据1984年广西自治区“处遗办”的统计，全区有名有姓的死亡人数为8.97万人，官方核实武斗致死仅为3,000至4,000人左右，约95%以上的死者是在非武装冲突状态下，被“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这也是广西文革屠杀的最显著特征，也是文革时期“集体杀戮”的最典型代表。

目前鲜有声音质疑这些民间史料的真伪。

最令人震惊的是在武宣、武鸣等县发生了非饥荒背景下的“人吃人”现象，全广西约有30个县市发生过此类事件。官方机密档案《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记录有名有姓或有统计的被食者至少有302人；另有民间调查，指有名有姓的被害人为421人。

参与食用或杀害后剖腹取肝的人数估计达数千甚至上万人。然而官方的相关调查和统计，始终处于保密状态。

宋永毅说，文革中这样的大屠杀至少有11起，大约分为三类，第一是军队对平民的直接杀戮，如青海军区1966年2月23日对占据了《青海日报》的“818”造反派的剿杀和1975年春昆明军区对沙甸回民的“平叛”。

第二种是阶级灭绝式杀戮，由基层的武装部军人、党组织、基干民兵对所谓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屠杀。

第三种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如内蒙古借深挖“内人党”对成千上万蒙古族群众的残害便是典型。有时，这三种类型也混合出现，宋永毅说。

就源发性而论，道县的事件爆发的时间较早，在1967年8月。而广西、内蒙等地的大屠杀一般要到1968年中才大规模地发生，他解释说。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红卫兵对“黑五类”抄家批斗，手法残忍；被批斗的人被戴上高帽、颈挂写上罪证的大字牌罚跪。

对农村非正常死亡的估算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也建立了“县志资料库”（1998-2010），通过对2200多本地方志进行大规模的量化处理，建构大规模的资料库，揭示了文革动荡在全国的时空演变，成为研究文革基层政治暴力的基石。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苏阳当时师从于魏昂德，他不仅是这个资料库最核心的成员之一，更是最早利用资料库资料对文革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其成果便是享誉学界的《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一书。

苏阳利用1530本县志和大量的田野调查和采访，分析了广西、广东、湖北三省的农村“集体杀戮”的动态过程与发生机制。

苏阳说：“县志由地方政府编撰，并且由官方出版的。所以其中有关文革暴力的记录偏于简略，甚至隐瞒。即便如此，根据广东、广西两省的县志整理出来的图景，还是触目惊心。”

通过数据和统计模型进行文革研究的一个优势是可以更精准地对“集体杀戮”进行描述。如其中一个广为人知的成果便是对文革死亡人数的估计。

文革死亡人数，一直有两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一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研究室1984年编写的内部资料估计，文革十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2.8万；另一个经常被引用，是时任中共领导人叶剑英的说法，称文革中超过2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叶的说法却无从通过官方途径考究。

基于1,530本县志中提供的资料，苏阳和魏昂德教授估算出，文革中农村的死亡人数介于492,000至1,970,000之间。基于2,213个县市志，魏昂德又估算出1966-1971年间死亡人数约110万至160万，直接政治迫害受害者约2,200万至3,000万。

同时，来自这些县志的数据也清楚地显示“集体杀戮”。曾席卷全国，尤其是广西省和广东省。

在这两个省份，超过半数的县曾发生过“集体杀戮”。县志中显示的“集体杀戮”的时间点也可以推断出文革中绝大多数的死亡是由于杀戮而非批斗或武斗导致。

谁该为“集体杀戮”负责

宋永毅说，发生在中国文革中的这十多起大屠杀惨案无一不是各级国家机器行为。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共产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在文革中，凡动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都必须有中央军委甚至主席毛泽东的亲自批准。如中共党内关于广西大屠杀的机密文件也承认，广西杀人多是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杀人多是在非武斗情况下，被个别或集体加害的。”

“当然在每一个集体杀戮事件里，施害的国家机器的级别层次和它们发挥的功能稍有不同，有的是直接策划和组织，有的是积极参与，有的则是纵容预设，”宋永毅说。

他说，哪怕是广西文革中出现的“人吃人”的狂潮，根据机密档案的记载，绝大部分的“吃人案”不仅是代表中共国家机器的那些人的亲力亲为，还是他们推波助澜的直接后果。对“人吃人”风潮的间接支援和直接纵容还来自权力的更高层面。

“尽管毛泽东和中共的领导集团从没有支援过吃人，甚至也有过反对极端暴力的指示，但是他们仍难辞其咎。”

与宋永毅从国家政策、高层政治角度分析文革“集体杀戮”不同的是，苏阳则选择从“社区视角”更为动态和微观地看文革时期的“集体杀戮”——来自国家的支援，如何使得普通人成为杀人者？“集体杀戮”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方发生？

苏阳认为，这些“集体杀戮”事件是在特殊情境中出现的，而不是预先策划的结果，国家政策的影响是间接的。

“我提出的社区模型，也就是没有中央政府明确的灭绝政策的条件下，灭绝杀戮仍然可能发生了，即所谓邻居杀邻居的现象。这一点，文革农村的‘集体杀戮’体现得明显。延依此模型，进而可以对历史上的重大屠杀事件找到新的发现。”

他说，比如在希特勒的德国，很多迫害和杀戮，其实不是国家组织进行，而是公民自发而为。卢安达的屠杀虽然有政府号召，其实施过程也发生在基层社区里，邻居扑向邻居。

在具体分析广西和广东两地的“集体杀戮”的发生机制时，苏阳指出，文革时期，划分阶级敌人、激励潜在的行凶者以及法律解体，几乎是一个全国普遍现象，也是从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就不断推进的进程。

他说，比起其他地方，广西省和广东省还有两个其他省份没有的进程，一个是独特的移民历史，这使得两省人沉浸在浓重的宗族认同和相互竞争的文化之中，这一点为其他进程的发挥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另一个进程便是两省显著且深入的“战争状态的建构”，派系间的暴力事件在这两个省延续时间尤其长。

为了结束暴力局面并加速新的省政府权威的建立，国家高层领导认可并强化了处于领导地位的派系编出诋毁对手的阴谋论，这大大激化了运动进入“战争状态”。这也是为什么这两个省的集体杀戮尤为骇人的原因。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土改模式与“指标杀戮”

对新中国历代政治运动进行了专门研究的宋永毅发现，文革时期的“集体杀戮”与土改时期的政治暴力极为相似。他说，毛泽东依靠政治运动治国，但是对大规模的法外的“集体杀戮”，毛策划、参与并采取了纵容态度的却只有两个，即作为毛时代开端的暴力土改运动和作为毛时代最后一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我们对这两场政治运动中的大屠杀做一个粗浅的比较研究，便会非常清晰地发现两者在源流、对象、形式、方法等方面的血脉相连和惊人相似。”

和土改一样，文革中最大规模的几次“集体杀戮”如北京的“大兴惨案”、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事件、湖南邵阳的“黑杀风血案”、广东和广西的农村大屠杀以及江西瑞金的“民办枪毙事件”都发生在中国农村，都形塑于土改模式，他说。

特拉华州立大学程映虹教授则将文革时期的“集体杀戮”视为对“指标杀戮”的失控。

据宋永毅的资料库里的档案《毛泽东对镇反杀人比例的指示》记载，1951年4月20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发电报，对当时的镇反运动（即镇压反革命运动）下达明确的指示：“关于杀人比例，中央二月会议确定为千分之一，先杀一半，再看情形办理。现在西南已达到这个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有些省份也已达到千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千分之一。看来，要解决问题，华东、中南、西南这三个地区都必须超过千分之一，但也不宜超过太多。”

程映虹指出，镇反运动中出现“千分之一”这个比例和指标，像幽灵似的出现在新中国的早期的政治暴力中。按指标杀人，并不新鲜，在苏联时代就有，但斯大林镇压配额的计算并非完全由中央凭空捏造，而是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申报、自上而下核准”的互动机制、极其冷血地计算出来的。那么，中国“千分之一”从何而来？

1925年底至1926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和《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程映虹说，他发现1920年代中期毛泽东文章中指出的中国农村“极端反革命分子”的人口比例，与1950年代初全国的处决指标完全一致。

然而吊诡的是，这三篇文章仅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于195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但经过大幅删改，尤其是删除量化人口比例数据。另外两篇长期未收入《毛泽东选集》；其中《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迟至1993年才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官方正式选集与文集中始终未全文收录。

程映虹说，毛泽东早期高度量化的阶级分析在1949年后全部消失，然而其量化思维却贯穿在新中国的政治运动中。

“当时没有任何机构展开过全国性的人口结构调查，毛泽东的这些数据从何而来？可能是毛泽东出于某种原因没有注明某些资料来源，更有可能的情况则如几位历史学家所推测的那样，即这些数据是毛泽东根据当时常识做出的估算，”他说。

程映虹说，这种量化模式不仅大大减轻了杀人者的道德压力，更是成为一种隐形的“政治公式”，似乎杀戮成为实现某个政治目标的必要手段。

“对于许多原本对杀人犹豫不决的党国基层干部来说，指标进一步使他们对已被党的意识形态正当化的谋杀行为变得麻木，同时也使他们的任务变得比执行那些强制性却往往措辞模糊的命令更加机械和简单。”

从这个意义上说，指标在最初可能被一些人视为压力，但后来却被他们带着解脱的心情接受，他说。

程映虹说，随着时间推移，地方干部的狡黠和政治精明不断增长，几乎没有任何记录显示省级及以下党组织“浪费”了指标或控制数位。 相反，他们甚至主动要求增加额外指标。

此后的政治暴力与“集体杀戮”，可以看成是“指标杀戮”的延续，或是彻底失控，他说。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1968年9月6日，一群男女矿工集体朗诵了毛泽东《毛主席语录》中的一些段落。

“毛时代的普通人”

从社区视角研究集体杀戮的苏阳认为，“集体杀戮”是国家动员与崩溃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由于国家结构无法统合各社区，使得地方性动员和崩溃在社区中的效果各有不同，这就可能导致社区在地理位置和组织层级上离中央越远，越有可能经历权威的崩溃并按自己的方式进行地方性动员，也越有可能发生“集体杀戮”事件。

宗族归属强并伴随地方性的跨宗族冲突（尤其是客家之间）且缺乏少数民族的地方，更易发生“集体杀戮”，他说。

苏阳说，在官方公布的资料，比如县志，几乎没有任何行凶者的资讯。

在他进行的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访谈，以及他人的报告访谈中，一些幸存者、受害者的家人以及退休的干部提供了相同的答案——地方干部和民兵对“集体杀戮”负有直接责任。

苏阳把集体杀戮的参与者分为三种，一是授权者，即那些有可能也有能力阻止杀戮发生却选择对此视而不见的上层领导；二是召集人，即当地作出杀人决策的官员，主要是村或者乡镇的领导，通常由他们来选择受害者，然后组织安排杀人事件，在一些个案中，县级领导也会参与其中；最后便是少数干“脏活”的人，通常都是民兵中的精英，不仅包括那些殴打、射杀受害者的人以及那些直接下令实行杀戮的人；还包括那些在暴行中进行协助和教唆的人，没有他们，事件也不可能发生。

苏阳说，这三种人全部都是“毛时代的普通人”。

“普通人”的概念来自德国二战种族大屠杀的研究。此处“普通”指没有心理毛病，居家过日子的人。

但苏阳说，这些“普通人”和其他大多数的普通人还是有着显著区别的。首先，他们都与国家有着联系，有的是地方干部、民兵中的精英，有的则是上层的官员。其次，他们的个人履历证明他们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有着深层的意识形态信仰。

第三，虽然缺乏广泛的证据，但一些杀人者似乎受心理因素困扰，这可以从他们杀戮特别弱小人群的意愿以及有时显示出的异乎寻常的残酷看出。

文革会否再来？

今年是文革爆发六十周年，结束五十周年，文革是否再来却成了近几年的热门话题。

宋永毅说，文革是一场持续了十年的大政治运动，可以说穷尽了一般政治运动的所有模式和特点。对以后的政治运作方式和参与者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是必然的，甚至89年天安门运动的参与者中有不少其实就是当年的造反派。

“如果我们说，文革作为一场针对官僚阶层的群众运动，那么我认为文革不太会重演。但如果把文革作为一种极端的政治文化，那我认为文革是现在进行时，尤其是天安门还挂着毛泽东的画像，依旧阴魂不散。”

对比世界上其他的屠杀，侧重研究“集体杀戮”过程和多重机制的苏阳提醒，大屠杀和“集体杀戮”，虽然罕见，但却是反复出现的现象，而非历史上的孤立事件。

即使在同一国家政策下，不同社区的暴力程度、参与模式差异巨大，受地方领袖、社会网路、机会结构、与中央控制的隔离度等影响，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加害者。

“人类需要时刻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