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16 卜伞的博客
陈家梁子先生的文章，把江青的暴烈、猜疑和歇斯底里归因于性压抑：毛泽东冷落她，她的欲望与自尊得不到满足，被压抑的“力必多”便化作文革中的疯狂。这篇文章抓住了一个真实的情境，那就是江青建国后在私人生活中长期被边缘化，与毛的关系更多是政治性的。但它的解释方向，我不能同意。
我的看法是：江青的恶，不是性压抑的发作，而是毛泽东以冷落控制她、并且利用她的恶。冷落不是病因，而是阀门；歇斯底里不是核心，而是阀门边漏出来的一点气。
还有一个必须先说清楚的问题：江青到底是不是毛的工具？我的回答是：论权力结构里的位置，她是毛的工具，用不用、用到什么程度、事后由谁担责，都由毛决定；论意志，她不是工具，她有自己的野心、私怨和名单，是主动而自愿的执行者，是共谋。这两句话并不矛盾，文章后面会展开。
性压抑说为什么解释不了江青的恶
第一，时间顺序对不上。江青在上海时期就以争强好胜、好惹是非著称，那时她与毛毫无关系，谈不上“被冷落”。一种性格在诱因出现之前就已成型，诱因就只能是放大器，不可能是成因。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她早年的描述，不少出自她倒台之后的回忆与传记，带有事后色彩，所以这一条我不让它单独承重，而是与下面几条合起来用。
第二，发作有方向。真正意义上的情绪失控，应当是不挑对象的：压力到了，哪里都可能崩。可是江青的暴怒有明确的指向，她对身边工作人员、对政治对手、对下属可以声嘶力竭、无理取闹，在毛面前却谨小慎微，处处察言观色。一个会看对象调整“失控”程度的人，她的失控里有很大的算计成分。能选择向谁发火，说明火是可控的。
第三，她的恶，形态不是发作，而是行动。发作是一阵一阵的、无组织的；迫害却是有名单、有专案、有程序、有目的的。文革中，她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参与并推动了对刘少奇、王光美等人的迫害；她也整肃了不少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的旧识，王莹、郑君里、赵丹等人在文革中被关押，王莹、郑君里死于关押期间。不少研究者认为，这里面有清除她早年经历的见证者的动机。这样的行为需要记忆、算计和长期的耐心，而不是内分泌。
第四，原因与后果不成比例。性压抑是一个档次太低的原因。它最多能解释一个人在私人生活里的怨气和坏脾气，却承担不起名单、专案、批斗会和监狱所代表的那一整套罪恶。把这么重的后果挂在这么轻的原因上，在因果上不成比例，在叙事上更是替罪恶留了一条退路：一个追求进步的文艺青年，因为婚姻不幸、情感不遂，一步步“沦落”为歇斯底里，读者读完，不觉得愤怒，反倒觉得可怜。这正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地方。顺带一提，用情欲和婚姻来解释女性政治人物，是一个很古老的写法，吕后、武则天、慈禧都被这样写过。它看上去有“人性深度”，实际上是用私人情绪取代了对权力与责任的追问。
私域冷落，公域使用
陈文把毛对江青的冷落，当成婚姻里的私人事件。我认为它应当被当成一种用人之术来读。
先看安置。流传的说法是，当年党内对这桩婚事有条件，要她不要过问政治。建国后，她长期没有正式职位，主要是照料毛的生活、接待外宾、参与一些文化事务。她有名分而无实权，有“毛夫人”的头衔而无毛本人的亲近。
但她并不是一直被晾在一边。六十年代初，毛在文艺领域主动依靠她：她抓京剧改革，经营样板戏，1966年初又出面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经毛亲自修改；毛在1966年7月写给她的信里，也谈了他对形势和人事的看法，可见毛并非只把她当作家里人。所以更准确的概括是：私域冷落，公域使用。私人生活里不给她亲近，政治上需要时就启用她。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她成为第一副组长，名义上不是组长，实际上可以在许多场合代表毛的意志。她的一切权力和体面，都只来自毛一个人，可以给，也可以收。
一个被这样安置的人，会发生什么？她不会因此安静下来。她会时刻等待被启用，渴望证明自己的价值，并且为了得到启用，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冷落制造的不只是压抑，更是一种对权力与承认的饥饿。而饥饿的人，最听话，也最好使。
关于意图，需要说得严谨一点。冷落最初未必出于设计：毛与江青的疏远，可能有私人感情、她的健康、早年党内的限制等多种原因，不必证明毛一开始就在布一个局。我要说的是另一件事：无论起因如何，毛清楚这种冷落带来的依附，维持了它，在需要时启用她，在她越界时警告她。意图不在冷落的起点，而在使用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之为“驾驭”，我认为并不过分。
毛要的，恰恰是她的恶
如果江青只是一个因为冷落而神经质的女人，毛没有理由重用她。毛重用她，是因为她身上有他需要的东西：敢咬人，不怕得罪人，放得开，没有底线（聪明的领导需要有人为他去做恶人）。有读者评论说，毛说她“有政治头脑”，不是说她是政治家，而是说她是一条好的斗犬。这个比喻难听，但切中要害。
一场要打倒大批老干部的运动，需要有人出面做那些不便由领袖亲自出面的事：点名、挑动、追查、施压、制造气氛。江青做了这些，毛可以保持距离，留有余地。事情顺利，功归领袖；事情败坏，责任可以由前台的人去背。后来“四人帮”的名目，就是这种结构的收尾，把罪责集中到几个人身上，客观上也让毛和体制得以抽身。1974年，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说“不要搞四人帮”，也批评过她有野心，这不是丈夫对妻子的态度，是使用者在提醒执行者不要越过界线。
当然，这个结构里不止江青一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林彪集团，都曾被毛用在不同的位置上，“斗犬”的角色并不是她独有。但她的位置有一点特别：她的权力不来自任何组织，只来自毛，这让她成为最贴身、也最依附于毛的一把刀。
这也不等于毛始终得心应手。他多次压制过她，批评过她，她也有越界的时候，这恰恰说明使用与约束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毛并不是不了解她的性格，而是清楚地了解，并且持续地使用。她的恶是先在的，毛没有制造这种恶，他做的是给它一个出口、一个方向、一个边界。
容器与阀门：歇斯底里只是小孔
江青像一个高压容器，里面装的是对权力的渴求、对他人的无情、报复心和控制欲，这些在她遇到毛之前就有了。毛的冷落，不是往容器里添了什么，而是给它装了一道阀门：不给她独立的权力，不给她完全的信任，一切要看毛的脸色。阀门有两个作用：一是限制，她不敢也不能自行其是；二是引导，她想释放，就必须往毛指的方向释放。
至于“歇斯底里”，在这个容器上只是一个小孔。吵闹、猜忌、迁怒、被迫害妄想，这些确实难看，也确实是压力的外露，但它们只是慢慢漏出来的气，危害范围有限，是外表上的小恶。这并不是说私人生活里的恶无足轻重，对身边人的羞辱和迁怒同样伤人，只是它与一个人能让多少人付出代价，不在一个量级。真正的大恶不在小孔里，而在阀门打开之后：被她推动、参与的那些迫害，被她点名、关押、折磨的那些人。小孔漏出来的是脾气，阀门打开放出来的是罪行。
有人会说，我讲的“饥饿”，不过是把匮乏的东西从性换成了权力和承认，与陈文只差一步。差别在于，匮乏解释的是她为什么可以被控制，不是她为什么残酷。一个饥饿的人会听话，却未必会去整人，整人的那份狠，是容器里原有的东西。同样，压抑和被利用也并不互斥，她的不满和渴求完全可能成为毛使用她的条件。但承重的是后者：让这份不满变成罪行的，不是她的情绪，而是毛给她的位置和授权。
所以，把一切归于“性压抑”，等于把问题放在了小孔上，既没有看见容器里装的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握着阀门的那只手。
反事实：专宠只会放大她的恶
有人会问：如果毛不冷落她，给她专宠，她会不会变得温和？
陈文的逻辑暗含着肯定的回答：欲望得到满足，歇斯底里就消失了。我的推论恰恰相反。如果毛既专宠她、信任她，又授予她实权，那道阀门就失去了作用。那时的江青，不再需要看谁的脸色，她的权力欲、报复心和控制欲会获得无限的正当性。歇斯底里的小孔也许会堵上，但容器里的东西，会以更大的量级释放出来。
这个推论有三层依据。
第一，它驳的是“满足则平和”背后的补偿模型。这个模型假定她的攻击性是匮乏的补偿，匮乏消失，攻击就消退。反方的推理，也就是得到满足后安全感增强、攻击性下降，要成立，必须先证明她的恶是补偿性的。可前面已经看到，她的攻击在被冷落之前就有，发作有选择，并且指向权力。一个以权力为目标的攻击性，不会因为得到感情而收手，只会因为得到权力而放大。
第二，历史里有半个“实验”。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高潮，毛对她的使用越多、授权越大，她造成的破坏就越大；到1974年前后毛开始警告、限制她，她的空间大体随之收窄。权力越大、牵制越少，危害越大，这个趋势在1966到1976年内部就能观察到，并非只存在于想象里。
第三，这个推论可以被推翻。如果有证据表明，在毛给予她更多信任、更大授权的时期，她的行为反而更克制、更少伤人，它就站不住。我愿意把它放在这个检验之下。它仍然是推论，不是定论，但它是有结构、可检验的推论。
她是不是毛的工具：位置上是，意志上不是
江青到底是不是毛的工具？这个问题容易说得含糊，其实答案可以很清楚，因为“工具”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是位置。在权力结构里，江青是毛的工具：她的权力来自毛，用不用她、用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收回、事后由谁担责，都由毛决定。从这一层看，她是被使用的。
第二层是意志。从这一层看，她不是工具。工具没有自己的议程，江青有。她积极争取被使用，主动扩大自己的权限；她借运动清算旧识，这些人与毛的政治目标并无关系，那是她自己的私怨和忌讳。一个只是工具的人，不会有自己的名单。
据流传的说法，她在1981年受审时曾自称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咬谁就咬谁。这句话要谨慎引用，它既可能是辩护策略，也不能直接当作她的自我认识。但它恰好是“纯工具论”最典型的表达：把自己放在没有意志的位置上，把全部责任推给使用者。本文拒绝接受这种说法，同样拒绝它的反面，即把一切推到她身上，说文革是一个疯女人的杰作，毛不过是被蒙蔽、被拖累，那等于把他的冷落说成家务事，把他的用人之术抹成私事。
所以我的概括是：毛是主谋和使用者，江青是主动的执行者，二人是共谋，但并不对等。毛决定用不用，江青决定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毛的责任重在授权与放任，江青的责任在亲手去做。两份责任不会互相抵消，也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各自承担的，都是完整的一份。至于这个结构换一个同样有野心的人也许照样运转，那并不改变一件事：坐上那个位置并且做了那些事的人，要为所做的事负责。
所以我说，江青本质上是坏人，毛泽东也是坏人。这里的“本质上”，不是指天生，而是指：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他们一再选择了作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从中获益。这个判断靠的是他们做了什么，而不是靠一个性格标签。
结语
把江青的暴烈归于“性压抑”，叙事上很有吸引力：简单，有理论背书，还带一点悲剧色彩。但它的代价是，把一个政治机器的运转，说成一个女人的病；把一场权力的使用，说成一桩婚姻的不幸；更把一连串有名单、有对象、有后果的罪行，缩小成了值得同情的情绪问题。
我更愿意这样理解：恶，是原本就有的；冷落，是控制的方式；利用，是目的；歇斯底里，只是这套机制运转时漏出来的那一点气。看清了这一点，才看得清真正该被追问的东西：不是江青的内分泌和情欲，而是一个权力结构，如何识别、驯化并使用一个人的恶，以及被使用的人，又如何心甘情愿地去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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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江青给人的形象，常常与尖刻、暴烈、猜疑、无法控制情绪联系在一起。她时常小题大做，过度的激动、哭喊或暴怒，讲话声嘶力竭，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
她的这些表现无疑是典型的“歇斯底里”（ Hippocrates）症状。“歇斯底里”病患者大多为中青年女性。弗洛伊德从性心理学的角度对“歇斯底里”症状的成因进行了分析。他与他的导师约瑟夫·布洛伊尔一起对歇斯底里症进行了大量临床研究，并于1895年合著出版了开创性著作《歇斯底里症研究》，认为歇斯底里症是性压抑导致的。当一个人的性冲动、性欲望或相关的心理创伤被自我强烈压抑时，“力必多”（ Libido）会被压制到潜意识中；但被压抑的能量不会就此消失，而是会寻找其它的借口和机会宣泄。女性的性压抑容易表现为“歇斯底里”，而男性则容易表现出暴力和攻击倾向。
江青1914出生于山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解放女性”思潮的影响下，成为了一个追求进步的文艺青年。她1929年进入戏剧团体，后来在上海从事演艺活动，演出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戏剧和电影。并有过几段浪漫的感情史。
抗战时期，她由重庆转赴延安，1939年与毛泽东结婚。她与毛泽东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毛泽东当时已经是中共无可争议的最高领导人，而江青则只是一位由国统区投奔延安的文艺青年。与毛泽东结婚后，也没有给她安排一个正式职位，她的主要工作是照顾毛的生活和满足毛的个人需要。
1949年以后，江青长期处于相对低调的状态，主要承担接待外宾和参与文化事务等角色。据文革史专家、《江青年谱》一书的作者余汝信考证，江青在1949至1957年间四度赴苏联治病，在患子宫癌后与毛已无性生活。江青时年35岁，正当盛年。1966年7月江青搬到钓鱼台独居，那里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地。毛发动文革要打到刘少奇，开始重用江青，让她担任文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虽然她不是组长，但文革领导小组实际上由她掌控，她直接听命于毛泽东。
毛泽东对待江青的方式，非常地不尊重江青。江青作为“正宫娘娘”的待遇 ，赶不上过去的皇后。过去皇帝虽然有三宫六院，但还是给皇后很高的礼遇和体面。不一定同床，但至少会有一些共同的私人时间，比如一块用餐。而江青作为毛的唯一合法的妻子，毛既不愿意与她同房，又不愿意与她共度一些私人时间。同时毛公然招揽年青女性满足他的性需求，与她们长期共同生活。到1972年前后，毛泽东的生活和日常事务处理完全由张玉凤等人承担。甚至江青想见到毛，都要经由张玉风传话，很难见到毛。在生活上等于毛完全将她打入冷宫，只是在政治上无情地利用她。
江青受到毛的冷遇和无情对待，心理被极度扭曲。主要是性压抑，江青年轻时风流成性，也曾与毛有过一段卿卿我我的蜜月期。对性和情感需求很高。在毛冷落她后，就得不到满足。但她是毛的禁脔。毛可以有婚外性生活，她绝对不可以。即使毛冷落她，她本人和其它男人都不敢有这念头。除非吃了豹子胆，不要命了。再加上更年期内分泌紊乱，就变得歇斯底里了。
再一个因素也很重要，个人自尊受到很大打击。作为毛的唯一合法妻子，没有得到毛的起码的尊重。想见自己的丈夫一面，都要由张玉风传话。可以想见，心理是多么的憋屈。
毛泽东江青夫妇，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林彪叶群夫妇、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形成鲜明对比。后四对算是相濡以沫，一直共同生活。而她与毛的关系，完全是政治夫妻。在这方面，两人互相利用。毛利用江青作为他的政治打手，而江青则利用毛夫人的角色在毛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充分释放她被压抑的表现欲、控制欲和攻击性。无论是在与政敌的斗争中，在与盟友的交往中，在对待身边工作人员上，都表现出激昂亢奋、尖酸刻薄、无理取闹，勃然大怒、突然发作的神经质特征。时常猜疑他人，还时不时说有人要害她，患有被迫害妄想症。
江青从一个追求独立和解放的文艺女青年沦落为“歇斯底里”，主要责任在于毛泽东对她的无情对待；其次在于她自己在毛对她如此无情的情况下，也甘愿做毛泽东的“一条狗”，不愿意放弃毛夫人这一身份上所附着的极大权力。当然，从存在主义哲学来看，主要责任在于她自身。人总是有选择的。她完全可以要求与毛泽东离婚，以维护自己的尊严。在这一点上，她就不及贺子珍刚烈。当毛不尊重她，她就决然离开了毛泽东。
江青的“歇斯底里”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致尽，从文革的一些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出。她是文革运动的一个缩影，响应文革运动的许多积极分子和众多的卷入者都具有类似的特征。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文革”就是一个疯人院国度的精神病大发作。充满了疯言疯语和疯狂的、癫狂的、破坏性和毁灭性的举动，以理性的思维无法理喻。
2026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