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羅恩惠 追光者【消失的歷史．專題｜】2026 年 9 月 4 日
（編者按：今年是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大災難的60周年。作為文革浩劫的見證者和倖存者，今年73歲的芝加哥大學學者王友琴，用一人之力尋訪文革無辜受難者並為他們建碑立傳至今47年，其忠於歷史、忠於良知的決心和行動不僅令人肅然起敬，更對當世和後世的人發出良知的拷問：這種規模的民族災難，孰令致之？
《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在此長文中詳細把王友琴的畢生努力呈現給讀者。對照刻下正孜孜於「平反67暴動」，洗刷自己的愚昧無知隨文革起舞的人，可謂是當頭棒喝。殷鑑不遠，就在60年前！）
文革史專家王友琴2004年出版《文革受難者》，52萬字承載659名受難者的故事。她的尋訪至今未停。 今年74歲的芝加哥大學學者王友琴，用一人之力尋訪文革受難者至今47年。從1979年以全國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開始，她就對受過磨難的學生、教師及受難者家屬進行一對一訪談。她為受難群體建立悼念牆 [1]，以田野調查、微觀方式將焦點對準真名實姓的普通受難者。她幾乎是一家一戶去打聽，尋訪遇難地點、還原出事細節。為了資料核實，她透過通信、問卷調查再結合私人日記、認罪書、文革小報與官方「內參」進行交叉驗證。
1988年王友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取得文學博士學位後赴美，先在史丹福大學教授中文，1999年轉往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任教。文革題材屬中共禁區，為了調查不受干擾，王友琴不接受學術基金會或官方機構資助，選擇以個人薪金建立「平民死亡檔案」。上世紀九十年代國際長途每分鐘高達一美元，為了向家屬或倖存者核實名字或死亡日期，她常常自費支付巨額電話費。學校假期長途跋涉回中國進行秘密田野調查、購買原始印刷品、維護海外網絡伺服器。為了不給任何試圖污蔑她的人留下藉口，她在個人生活壓縮一切開支，省吃儉用。唯一希望是將歷史記錄下來，汲取教訓，望文革慘劇不再重臨。
1995年8月，她發表論文《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調查了76所學校，刊登在《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6年發表增訂版，研究範圍擴展至118所學校，涵蓋北京及外省市的大學、中學、小學和幼兒園。她發現1966年「無一例外」都發生學生以暴力攻擊教師的情況，確認有30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情節極其殘暴。[2] 王友琴論文英文版 “Student Attacks Against Teachers: The Revolution of 1966 ” [3] 被收入哈佛大學歷史與政治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 ）開設的中國文革歷史課作為讀本。
好多人對暴力創傷選擇迴避，她不單選擇面對，更是尋根究底地。為此王友琴過着苦行僧的生活，教學之餘就是尋訪文革受難者。她不休假、滿屋都是檔案，累積個案超過1000人。究其原因是目睹1966年的一宗慘劇有關。
操場上的十三歲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操場上聚集了約一千六百名學生。三個多小時裏，副校長卞仲耘和另外四位校領導被自己的學生逼跪在台上，戴着寫了紅「×」的黑牌，衣服上被澆滿墨汁，脖子上掛着沉重的牌子，身上被帶釘子的木棒和從鍋爐房提來的開水輪番折磨。五名被鬥者被亂棒橫掃，被迫狂吼「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王友琴同學陶洛誦站在文革委員會負責人宋彬彬右側，宋彬彬是時任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女兒，主持東北三省黨政。宋自言自語：「 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 」[4]
當時13歲、剛升上高一的王友琴站在人群裏看了大約二十分鐘，走廊裏回盪着皮帶抽在肉體上的「啪啪」巨響和學生的尖叫聲。她沒有看下去，「 對一種自己不能參與的恐怖行為也難保持長久的興趣，就回宿舍去了。 」[5] 傍晚下樓吃飯，經過宿舍樓道時，看見雪白的牆上有一大片像黑板一樣大的血跡，還有一個鮮紅的血手印。食堂裏，動手打人的同學仍處於興奮之中，議論着如何逼校長吃髒東西、如何用開水燙她。
第二天早上，校文革委員會學生領導劉進 [6] 透過校內廣播向全校1600多名同學宣布：「 昨天發生了武鬥，是為了殺卞仲耘的威風。因為她有心臟病，高血壓，死了。毛主席說：好人打壞人，活該。大家不要因為發生這件事，就縮手縮腳，不敢幹了。這件事，任何人都不許向外面講，否則就按破壞文化大革命處理。 」[7] ——卞仲耘是文革中北京第一位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在該校工作17年，年僅五十歲。
劉進父親劉仰嶠，時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文革爆發，她是校園運動第一把手。與宋彬彬、馬德秀三名學生黨員帶頭貼出聲討校領導的大字報。直接導致學校行政體制癱瘓，全面停課。6月3日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中央青年團派出「工作組」進駐學校。在工作組扶植下，學校成立了「革命師生代表會」，由高三的劉進擔任主席。
6月23日，工作組在學校主持針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卞被學生虐打。29日，她寫信向上級即鄧小平匯報：「 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彎身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腳踢，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槍口捅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裏塞滿，往臉上吐口水。 」[8]
卞仲耘的求救信沒有得到回覆。
「工作組」撤走後，劉進與宋彬彬在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胡啟立牽引下，向鄧小平匯報北師大女附中運動進展，將人劃分為「左中右」並領取指示。7月5日上午，鄧小平在中南海家中接見女附中工作組組長張世楝，劉進及宋彬彬。胡啟立事後回憶，鄧小平十天之內向北師大女附中下達三次指令，兩次召集會議，一次電話、一次傳遞，鄧小平可說是運動「黑司令」。[9] 鄧女兒鄧榕都是校內積極份子；鄧榕當年角色另文再談。
8月5日，為了掩飾卞仲耘死因，宋彬彬、劉進及鄧榕都刻意將死因轉向「心臟病、高血壓」。又因為是「紅八月」首次打死人，劉進廣播時還警告同學不能外傳：「 死了就死了。 」
卞仲耘死後，遺體送往郵電醫院。卞仲耘丈夫王晶堯要求主事者提供名單，劉進寫下七個名字，左一為老師李松文，其餘都是學生領袖。名單由王晶堯保存。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毆打致死。圖為卞仲耘遺像及遇害時所穿衣服，卞丈夫王晶堯攝於1966年8月6日。
牆上的血手印 紅色恐怖萬歲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旗戰鬥小組」，之後暴力迅速蔓延到其他學校。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8至9月，北京市被打死的共1772人，抄家的33,695戶。
「紅八月」對暴力推崇暴力，出身決定一切。紅衛兵組織綱領對聯是：「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成員來自五種家庭的學生，分別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殉道者」、「工人」和「貧下中農」，能進入這隊伍就是光榮。
王友琴父母是大學教師，文革只能靠邊站。不過「 紅色恐怖萬歲 」浪潮對13歲的她仍舊影響深遠，她無法忘懷卞仲耘被凌虐至死，無法忘記學校白牆上留下的大片血斑和血點，還有一個清晰、五指分明的血手印，是副教導主任汪玉冰被毒打掙扎時留下的。
毛澤東8月18日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跟宋彬彬說「 要武 」以後，「紅色恐怖萬歲」遍及各中學、小學及大學，紅衛兵施暴後殘留的血跡毋須掩蓋，這些「罪證」反而被當作威懾階級敵人、展示革命堅定性與「紅色恐怖」的圖騰。北師大女附中之血手印兩年後才清除洗刷，北京第六中學的紅衛兵在校內更自設監獄，牆上先用紅漆寫上「紅色恐怖萬歲」，再蘸人血塗描，以示「進步」。校工徐霈田、學生王光華，居民何漢成都死在這監獄內。
北京第六中學紅衛兵在校內自設監獄，監獄牆上先用紅漆寫上「紅色恐怖萬歲」標語，再蘸人血塗描。（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頁9） 「紅八月」，多名校長、教師被虐殺。有工人被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打死，領取屍體證明由清大附屬中學紅衛兵開出。（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頁6） 旁觀「學生打死老師」的極端反人類行為，對年幼的王友琴造成難以平復的創傷。全校籠罩在巨大恐懼中，老師們不敢哭，學生們不敢說。全社會的「失聲」讓她感到窒息。
1968年底，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王友琴被強制下鄉。17歲的她和14歲的大妹妹被分配往雲南西雙版納農場（兵團），在原始森林的橡膠園開荒種樹、清理竹林，常年鹽水伴飯，體力勞動一過就是六年。[10]
記憶中，下鄉勞動並不浪漫： 「天不亮就被哨聲喊起『割膠班，上工囖』，挑着膠桶沿山路走，一天要重複下刀、收膠幾百次，腰直不起來就哈着腰跑；一噸乾膠片值五千九百塊錢，都是這樣一滴一滴從膠乳裏提煉出來。 」[11]
在西雙版納，王友琴承受着肉體痛苦，更見證了無數同齡知青在邊疆的絕望、自殘、甚至因政治迫害和意外而悲慘死去。同時，她也看到了中國農村最底層、最真實的貧困與落後。
《失落的一代》 上山下鄉運動 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ael Bonnin ）《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形容這場運動的本質是「實用主義的政治清算與經濟止痛劑。」毛澤東將1700萬青年強行推向農村，是因為文革導至經濟停滯，城市無法提供就業機會。潘鳴嘯使用數據及血淚個案，打破了官方宏大敘事的政治神話，將這場運動定性為「由國家一手造成的人口、教育與精神悲劇」，形容下鄉青年為「 失落的一代 」。[12]
潘鳴嘯（Michael Bonnin ）的《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是研究上山下鄉運動的權威。中譯本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初版。 1968年底至1969年，長安大街舉行多場誓師大會，知青們向毛主席肖像致敬。忠誠的紅衛兵帶着建造烏托邦的狂熱下鄉，火車站塞滿了歡送人群，他們唱紅歌、高叫「無限忠於偉大舵手」。現實卻是知青們的青春、肉體和精神，都被國家體制徹底消費並遺棄。
像王友琴般平民背景是無法拒絕下鄉的。她中學尚未畢業就要「服從分配」，否則學校、居委會、父母工作機構會聯手找麻煩。父母工資會停發，城市戶口會被取消，除了特權階級，誰都逃不過極權機器施壓。
知青下鄉接受再教育，《失落的一代》收進的宣傳圖片。
知青集體反抗 「我們要回家」 在1978至1979年間，以雲南西雙版納農場的知青為核心，爆發了一場席捲全國、組織嚴密的集體抗爭，抗爭的導火線是雲南西雙版納農場一名上海女知青瞿玲仙因難產與醫療疏失不幸母子雙亡。這起悲劇點燃了積壓十年的怒火。在知青領袖丁惠民等人的發起下，雲南國營農場爆發了中國數十年來罕見的大規模合法罷工。數萬名知青在要求返城的 《給鄧小平副總理的公開聯名信》 上簽名、按血印。他們建立了自己的指揮部、宣傳組和聯絡組，展現了極高的組織紀律性，直接擺脫了地方基層黨組織的控制。知青組成「 北上請願團 」，成員在冰天雪地中來到天安門廣場，向中南海方向集體下跪，高喊「 我們要回家！ 」、「 我們要上學！ 」。這一歷史畫面給當時的中共高層帶來了巨大的道德壓力與政治震撼。[13][14]
1979 年前後，各地知青們發起大規模的絕食、請願等反抗運動，迫使體制終止了上山下鄉。然而，當他們好不容易回到城市，卻發現自己沒有學歷、沒有專業技能。無論復學或就業也難以彌補失去的時間，造成一代人的延宕。
天才少女與蹉跌的青春 從閱讀中尋找出路 王友琴出生於1952年的北京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學教師，母親教物理、父親教工程。她從小成績優異，連跳三級，13歲就升上高一，是同齡人中的「天才女生」。
在雲南精神極度貧瘠之際，她讀到殘缺的《安妮日記》（The Diary of Anne Frank ）。猶太少女 Anne Frank 出生於1929年， 13歲跟隨家人躲避納粹大屠殺，從1942年7月6日至1944年8月4日，在父親安排的密室隱蔽生活了兩年。同住的還有其他猶太人共八人。[15] 意外地，一本小書燃起在森林勞動王友琴的求生意志。
《安妮日記》1947年發行，被譯成70多種語言，全球累計超過3000萬冊。圖為2022年發行的繁體中文版。 安妮每天書寫，又給日記本命名「吉蒂」。「 1940年5月後，快樂的時光久久才出現一次。先是戰爭，接着是投降協定，然後德國人來了，我們猶太人的苦日子開始了。 」[16]
在極端困境中排解孤獨、記錄成長，安妮展現出超乎年齡的成熟與對自由、尊嚴的渴望。「 我無法形容不能出門讓我多麼煩，我擔心我們的藏身處會被發現，大家會被槍斃。不用說，那會是非常可怕的命運。 」[17]
1942年10月的《安妮日記》。 1944年8月藏身處曝露，他們被逮捕再分送往不同集中營。15歲的 Anne Frank 在卑爾根-伯森集中營被英軍解救前一個月左右因斑疹傷寒病逝。她的日記多年後被公開，內容像空谷回音。「 戰爭結束十年後，讀者讀到我們躲起來的猶太人的生活情景，吃些甚麼，談些甚麼，一定會覺得非常有趣。 」[18]
蘇聯強迫勞動營《古拉格群島》動搖蘇聯統治合法性 揭露蘇聯強迫勞動營的《古拉格群島》，於1973年出版，索忍尼辛用自身及227名生還者口述證詞重構真相。 15歲的 Anne Frank 安妮早逝，她的《安妮日記》讓人讀到納粹之瘋狂，為王友琴帶來溫暖。對山林中的她更震撼的是讀到蘇聯作家 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 ） 揭露蘇聯強迫勞動營的巨著《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 ）。索忍尼辛結合了新聞調查、個人及227名生還者的口述證詞，配以大量歷史資料撰寫而成。這些被關押於西伯利亞荒涼地區勞改營的倖存者遭到無預警被捕、經歷殘酷審訊逼供再面對強制重體力勞動。即使有人零星地反抗，面對的卻是終身流放。[19]
《古拉格群島》亦揭開了蘇聯神秘面紗，徹底震驚當時對蘇聯抱持幻想的西方左翼知識份子，特別是法國共產黨沙特（Jean-Paul Sartre ）等左派旗手，他們陷入集體失語，打破了「史達林主義只是列寧主義的偶然偏離」之神話。是冷戰時期最重大思想與政治事件之一。
王友琴感嘆泣血的控訴可以訴諸文字，還原勞改犯的音容。也從中取得共鳴，感慨在國家機器面前個體之的渺小。
「 一個國營商店的女店員，無意間用有斯大林頭像的報紙，包裹食品，被顧客告密，按照蘇聯刑法，得到一張『十元券』（10年有期徒刑），送進勞改營。一木工工作，順手將外套搭在列寧的塑像上，被告發，得到「十元券」。 」[20]
索忍尼辛曾經因為在私人信件中批評史達林被判處勞改8年。他在勞改營反思，驚覺擔任砲兵上尉時曾經對部下或囚犯展現過權力的冷酷，意識到每個人在特定體制下都可能成為惡的共犯。「 劃分善惡的界線，並不在國家之間，不在階級之間，也不在政黨之間，而是穿過每一個人的心靈。 」[21]
索忍尼辛刑滿出獄後被流放至哈薩克，開始寫勞改營生活。發表 《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 ） [22] 後一直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 ）緊盯的目標。KGB誓要搜出隱藏的手稿並切斷索忍尼辛與「線人」（口述證人）及地下協作者的聯繫。索忍尼辛卻成功突破重重封鎖、排除萬難以微縮膠捲通過秘密管道分批走私至西方，並於1973年在巴黎首次出版。
《古拉格群島》出版後，索忍尼辛不容於蘇聯。《真理報》聯合多名蘇聯體制內作家譴責索忍尼辛「誹謗偉大的祖國與社會主義制度」，他被驅逐出境並剝奪國籍。
簡體版《古拉格群島》由群眾出版社出版，全三卷。是華文圈中最完整的全譯本。 《古拉格群島》勞改犯生存狀態及索忍尼辛的堅持，對王友琴影響深遠。她深刻反省文革之禍，「 殘酷的行為竟能使人興奮快樂，這對人類來說實在是一種最具威脅性的經驗。這種經驗誘惑人們殘殺同類，引起一連串順之而來的災難。 」[23]
未名湖，你聽我說 1976年毛澤東去世，高考恢復。1979年，王友琴以全國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82年又跳過一級提前畢業。她比多數同學年長好幾歲，經歷過六年的橡膠林生活，這使她在燕園裏的目光和心事都與旁人不同。1981年8月13日，她在《光明日報》發表散文〈未名湖，你聽我說〉，「 我收到了那麼多信，就因為我在高考中比別人多得了一些分數。一些空洞的數字。沒有甚麼，我經受過十年歧視，我懂得甚麼是自己真正的價值。 」她想起收到一封來信令她沉思很久，一個因家庭出身而在鄉間備受欺辱、奮鬥八個月仍未能考上學校的農村姑娘。她問自己「 我既然沒有和一個好人共同受苦，我就感到自己是有責任的。在人民、祖國和歷史面前，我做了些甚麼呢？ 」。
被文革耽誤了十年，重回校園的王友琴用嶄新的眼光看世界。
跟北大同學相處，有些年齡跟她相差十多歲，若接受基礎教育的路途平順，家裏除了讀書甚麼也不談。有些同學對十年浩劫茫然不知。她感慨1966年「紅八月」開始時，做出滅絕人性行為的都是14-19歲之間的學生，王友琴常常思考是 甚麼環境和基因才會這樣做？副校長卞仲耘喪命後，校內沒有人從人道、事實或法律觀點進行討論。牆壁上的血手印過了兩年多才清洗，她跟同學們天天路過也無感，這又是如何造成的？
要學會思考 要有道德勇氣 北師大女附中一半學生高幹子女，被稱為「皇家女校」。十多年後回校參觀，物事人非。 王友琴參加過母校北師大女附中一次校慶活動，舊同學重逢歡喜雀躍，沒有人提及舊事。她曾經以高考文科全國第一名進入北大中文系，故此被邀在初中一個班會跟同學分享。她語重心長：「 要學會思考，要有道德勇氣。 」[24] 這兩句莫名其妙的話學妹們當然不知所云，卻是她經歷了變故後認為最重要的特質。
1978年開始，中共領導人開始「否定文革」，官方媒體開始提到一些文革受難者的名字，為他們恢復名譽。不過，報道範圍很小，都是被「打倒」的中共高級幹部和個別社會名流，平民受難者不在其中。她為自己目睹殘暴虐打副校長及四名老師沒有制止感到羞愧。紅衛兵想點子「 打黑幫去！ 」，將木工房的棍拿出來，木頭扣上釘子，每一下都鉤出血。又找開水去「燙黑幫」。迫唱「牛鬼蛇神歌」，同學們跟隨紅衛兵輕率、冷酷又亢奮。
直至卞仲耘被打死12年後，她才想到作為旁觀者沒有制止虐打「 也是罪惡的同謀 」。
周恩來、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文革後，社會上有種「 原諒性 」的說法，「 說那是因為『年幼無知』。給一代人提供了一條精神解脫之路。 」[25] 她想到自己下鄉時受到不公平對待感嘆世態炎涼時，意識到唯有法律和社會公義才可以保障公民權利。
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從個人記憶到歷史工程 王友琴〈學生打老師：1966年的革命〉1995年8月刊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調查76所學校，學生怎樣打老師，發生原因及打老師之後等等。 進入北大之後，她開始利用課餘時間拜訪女附中老同學，一個一個問他們在文革中親眼見過甚麼？1979年，她正式展開系統性調查，此後數十年被訪者的人數從最初的20多人，一路累積到超過一千人次。訪談對象覆蓋北京、上海、天津等25個省市區逾200所學校，涵蓋大學、中學、小學乃至幼稚園。在她的記錄下： 全中國沒有一所學校在1966年沒有發生過學生毆打教師的事件；僅在她最初調查的118所學校中，就有三十名教育工作者被直接打死，還有更多人在羞辱與折磨後自殺。 [26]
這項調查極其艱難。許多受害者家屬因長期的政治恐懼而不願開口，甚至把親人的自殺視為一種羞恥；一些曾參與打人、心懷愧疚的當事人乾脆掛掉她的電話。而更棘手的是記憶本身的失真：暴力造成的心理創傷讓不少倖存教師出現選擇性失憶——所有被她訪問過、曾被逼進「 牛鬼蛇神隊 」的老師，都說自己已經忘記了當年被迫天天唱的自我詛咒的《牛鬼蛇神歌》歌詞，反倒是當年的中學生記得。
為了避免記憶錯誤，她拿受訪者的私人日記、學校舊檔案，甚至鄰居的生日這樣的旁證來交叉核實。清華附中學生郭蘭蕙自殺的具體日子，就是這樣一點一點拼出來的：有人記得那天是星期六，有人記得那是毛澤東「八一八」接見紅衛兵之後不久，最後一位被訪者想起那天是自己的生日，王友琴再查證那年他的生日確實落在星期六，才鎖定了郭蘭蕙死亡的準確日期。她說這是一項「掛一漏萬」的工程——由於始終無法查閱官方的死亡檔案，記載下來的人數只可能比實際發生的大大減輕，而不是誇大。
重構卞仲耘之死 王友琴目睹副校長卞仲耘被虐打致死，是她「立碑」工程的原點。卞仲耘死後骨灰無處安放，家人在客廳建立小小靈堂。《我雖死去》紀錄片截圖。 文革前，卞仲耘、王晶堯及四名子女一家六口合照。 在她所有的個案研究中，卞仲耘之死被寫得最長、也最為完整，是她「立碑」工程的原點。她核對出：卞仲耘在6月21日的鬥爭會上已遭受長達四五小時的拷打，被強迫戴高帽、罰跪、雙手反捆，嘴裏被塞進污泥；丈夫王晶堯把她寫給上級的求救信送往中南海，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8月5日的致命毆打持續了三個多小時，卞仲耘昏迷後被丟進一輛運垃圾的平板車，在校門口停放了兩個小時才被送去醫院——此時她已死亡多時。[27]
1978年6月3日，北京市西城區委為卞仲耘恢復名譽《 關於卞仲耘同志的昭雪決定 》，為她舉行了追悼會並正式「昭雪」。1973年，她得到「沒有問題」的結論，不談死因，僅被當作「 工作時死亡（因公死亡） 」處理，校方給了家屬400元人民幣。平反後，她的骨灰被允許安放於 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的烈士紀念園 ，規格上被視為體制內對「烈士」及受迫害致死老黨員的骨灰安葬待遇。
文革後，王晶堯試圖透過司法途徑討回公道：1981年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做出「不起訴」決定，198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維持原判，理由是「 已過追訴時效期限 」，並將整件事定性為「 受左的思想影響，學生仿效北大附中作法所為 」，沒有任何一個具體施暴者被追究法律責任。同一天在同一所學校，紅衛兵還把一名在附近飯莊工作、與這場政治運動毫無關係的18歲女服務員綁在化學實驗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王友琴在她的名錄裏，把這個沒有人記得全名的女孩記作「 無名氏 328 」。
她的調查同時揭開了女附中另外四位教師的死亡：化學教師 胡秀正 1968年墜樓身亡，留下年幼的女兒；地理教師 趙壽琪 、歷史教師 梁希孔 、語文教師 周學敏 ，也都在「 清理階級隊伍 」運動中被迫害致死。倖存下來的副校長 胡志濤 [28]，曾被強迫連續站立48小時接受批鬥，卻在1993年收到一封匿名道歉信，她選擇了原諒。這些細節，如果不是王友琴一次次登門拜訪、耐心核對，很可能就永遠湮沒在「集體的沉默」裏了。
歸國學人響應號召變政治犯 不堪凌虐服毒上吊 跳樓 中共建政之初，毛澤東號召海外留學生回國參與建設，當時中共面臨國際封鎖和產業廢墟。要造原子彈、建工業體系、發展醫療和現代教育，必須依賴掌握西方先進科技的專家。從1949年8月至1957年底，克服冷戰封鎖陸續回國的留學生和學者累計高達 2500多人 ，知名科學家 李四光、華羅庚、錢學森、鄧稼先、朱光亞 ，物理學家 饒毓泰 與 葉企孫 等等都響應號召陸續回國。
不過，毛澤東對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始終不信任。 1952年推動「思想改造」 ，強迫教授們在學生面前進行公開的自我醜化、寫「思想檢討」，逼他們承認自己「崇美、親美、恐美」以及「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錯誤」，為的是摧毀他們的尊嚴及獨立思考能力。
1957年反右運動 ，全國55萬知識份子被劃為「右派」，大批剛回國的科學家和教授被開除公職、流放荒漠農場，如夾邊溝農場等勞動改造，無數人死於飢餓與折磨。1958年大躍進高潮，更發起「 拔白旗，插紅旗 」運動，科學家在實驗室裏失去了發言權，學術權威被徹底踩在腳下。
王友琴1999年開始在芝加哥大學任教，她在自己的「 紀念園 」整理一份十六人名單 [29]，都是曾經在芝加哥大學留學或進修的學者。他們回國後為中國現代學術、科學、教育、醫療和文化領域的重要人物：饒毓泰是現代物理教育先驅；葉企孫、周華章、肖光琰、葉渚沛等在科學教育或研究機構居於要職；陳夢家、查良錚、陸志韋、吳景超則在考古、文學、語言、心理學和社會學領域具重要貢獻。
然而，在政治運動的語境裏，留美、外語能力、海外學術聯繫、宗教背景、曾在國民政府服務，甚至曾為盟軍提供翻譯服務，都可能被轉換為「特務」「間諜」「買辦」「歷史問題」或「反動學術權威」的證據。這些愛國學人不論專業成就有多高都無法免疫，多人在長期政治迫害後去世。其遭遇包括批鬥、毒打、隔離審查、校園或機構內監禁、勞改、下放「五七幹校」、抄家、焚毀書籍與手稿、強迫勞動、剝奪醫療、逼迫家屬「劃清界限」，以及被宣布為「自殺」等等。
饒毓泰、葉企孫歷盡羞辱 饒毓泰1913年留學芝加哥大學，後在普林斯頓取得博士學位，是南開大學物理系的創建者，也曾任北大理學院院長。1968年，77歲的他被關進北大物理大樓、被迫睡在冰冷的實驗桌上，僅僅因為夜裏起身上廁所而遭到辱罵，還被要求交代與胡適的關係。10月16日，人們在他的舊居裏發現他用一塊嶄新、從未用過的布擰成繩子，在水管上自縊——他甚至來不及找一根真正的繩子。[30]
葉企孫1920年留學芝加哥大學後在哈佛取得博士學位，長期任教清華，卻在1967年被受其愛徒熊大縝冤案的牽連，誣為「特務」關押一年半。[31] 中央軍委辦事組關押審查期間遭受長期肉體折磨、精神摧殘與政治迫害。出獄時，他的兩腿腫脹得發黑發硬，無法直立，整個人骨骼變形，身子弓成九十度，走路極其艱難。出獄後被所有熟人避之不及，這兩位物理學界宗師的遭遇，後來成為科幻小說《三體》裏「葉哲泰」一角的現實原型。王友琴將他們置於受難者脈絡，是要說明政治迫害如何摧毀一個社會的知識傳承與學術制度。
三個階段，一份「反人類罪」的判斷 王友琴把她重構出來的暴力，清楚劃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罵到打，大約在1966年6月到7月間：北京大學貼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後，學校停課，中共中央派出的「工作組」把教師逐一「排隊」分類，大批教師被劃為「反黨右派」並「停職反省」，校園裏語言暴力氾濫，也出現了零星、不受控的鬥打與教師自殺，例如北大教授汪籛的自殺。
第二階段從打到打死，發生在7月下旬到8月中旬：毛澤東下令撤銷工作組後，校園出現權力真空，各校紅衛兵自行組建「勞改隊」，8月5日卞仲耘遇難即發生在這一階段，而中央高層對此非但沒有制止，反而高度讚揚紅衛兵的「革命行動」。
第三階段是大規模殺戮的頂峰，發生在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發出「要武嘛」的指示之後：僅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北京一地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多用拳頭、棍棒和帶銅頭的皮帶，隨着紅衛兵「大串連」，這股血腥風氣迅速從北京蔓延到全國各省市。她統計過，單是北京大學，文革中就有63人被害死；清華大學52人；北京農業大學30人；北京師大女附中5人；連一個只有30名教師的四川鄉村初中，也有兩人被活活打死——受難者的總數和分布密度，「都是駭人聽聞的」。[32]
暴力源頭是誰在鼓動？ 從1979年開始採訪，王友琴一直追問暴行為何能在短短兩個月裏蔓延到全中國每一所學校？毛澤東接見外賓時提供了答案。
1970年12月18日 ，毛澤東在中南海書房與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 ），《西行漫記》作者進行長達5個小時的長談。斯諾1936年訪問陝甘寧邊區，是第一個在中共紅區採訪的西方記者。後來寫成《西行漫記》，為中共及紅軍在國際上作正面宣傳，成效顯著。毛澤東會見老朋友，坦誠回應廣泛問題。
1970年十一國慶，毛澤東在城樓上與斯諾交談。 毛澤東承認「對於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這段對話收進 1971年39號文件：
「斯：我認為，你強調教育和生產勞動結合是很重要的。
毛： 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啊，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裏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拋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讓他們在那裏，年紀老了，不能幹事了，養起來了。 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勞動結合，逐步逐步來，不要忙，不要強迫，不要強加於人。」[33]
毛澤東與斯諾（Edgar Snow ）對話，視為九二中全會重要談話之一，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發行。 大中小教教員是否都是國民黨？文革開始中共建國已經17年，這種捕風捉影，「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是否犯下「 反人類罪 」？放任紅衛兵虐打殺人，冤假錯案之多是否看背景作出「 群體滅絕 」？文革後的司法程序始終沒有真正審判過這些罪行。
芝加哥的三個八小時 1988年，王友琴在社會科學院取得文學博士學位後赴美，先在史丹福大學教授中文；1999年轉赴芝加哥大學，在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的擔任高級講師。
為了持續追訪文革受難者，她為自己設想過一種「三個八小時生活法」：八小時教書，八小時睡覺，八小時寫文革歷史，她後來承認這個時間表「實際上不能做到」。真實的生活首要完成教學任務，聯絡受訪者、核對材料、整理筆記，幾乎沒有界線分明的休息時間。
1995年8月，她在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發表〈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同一命題的內容一直在擴充。2006年發表增補版，除北京外，文中增加或詳述南京、上海、西安、南昌、天津、廈門、廣州、長沙、瀏陽、重慶、瀘州、成都、武漢、常州、揚州、紹興等地資料。案例包括校長、教師、教職員、校工、學者，以及被帶進校園或在校外被學生暴力侵害的居民。[34] 此一擴展使論文不再圍繞北京校園暴力史，而是以北京為中心，具全國範圍的比較性敘述。
2000年10月，她把整理好的一批文件上傳到網路上，建立了「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Chinese Holocaust Memorial ）網站，網址掛在她任教的芝加哥大學伺服器下。[35]
「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Chinese Holocaust Memorial ）為受難者建立悼念牆。 這個網站在中國大陸只存活了17個月，2002年3月即被北京當局全面封鎖，此後境內讀者只能透過翻牆軟件瀏覽。她為卞仲耘寫了最完整的故事，希望在大陸出版。當地編輯告知內容不能過關，因為所有涉及文革的書稿都須送中共中央宣傳部審查。正是這次退稿，促使她轉而自己動手做網頁。
1979年進北大開始採訪，2004年將659名受難者故事結集成書。 2004年，她把數十年積累的材料整理成52萬字的 《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實錄》 ，由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記載了659名受難者的姓名與遭遇。[36]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 ）與作家蘇曉康分別為此書作序。此書後來還在日本出版了兩本日文譯本，一位日本學者稱她為「孤高之人」。
余英時在序言中寫道，這項工程「對於一個患了嚴重失憶症的民族，真是一劑及時良藥。整個『文革』時期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72萬以上，除了極少數知名人物和中共高級幹部之外，這一百七十多萬人都已 成了無名冤鬼。」馬若德則提醒，如果不能促使人們建立防止暴行重演的制度，「這些受難者還將會是白白死了」。余英時、馬若德的評語道出了王友琴的心願：不是為了獵奇或渲染，而是要為後世立一份可信的、有名有姓、有時間有地點的史料底稿。
王友琴住處擺滿了文件、報章及檔案。《芝加哥大學校刊》圖片 王友琴的書架上排滿了裝滿訪談筆記的文件夾，一摞摞塑膠箱裏是整齊標記的複印件。私人空間裏的檔案，構成了她口中「一個人的文革博物館」。
2022年初，一群素未謀面卻長期閱讀她文字的網友，自發幫她把網站遷出大學伺服器，註冊獨立域名 （ ccrhm.org 。他們自稱「粉絲」，決定分擔她一個人扛下的調查、寫作、建站與出書的重負。網站使用中文、英文及日文三種語言。
《Victim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estimonies of China’s Tragedy 》於2023年出版。 2023年2月，由資深譯者（Stacy Mosher ）翻譯，Oneworld Academic 出版的英文版 《Victim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estimonies of China’s Tragedy 》 問世，這部厚達六百頁的英文版按主題與時序重新編排，並補入她過去二十年間新增的材料。同年5月16日，113位來自全球各地的讀者自發集資，為她頒發了一個仿照諾貝爾獎命名、卻完全出自民間的「讀者獎」，表彰她近半個世紀「一個人抵抗着對黑暗時代的遺忘」。如今，紀念園上已經列出755個確認身份的受難者姓名，另有70名身分不明者的簡短描述，來自中國各地，仍在持續增補。[37]
素未謀面的讀者為王友琴集資出書，又仿照諾貝爾獎命名。送給她「讀者獎」。 在紀念園裏，每一個名字後面連結着一篇具體的傳記：出生年、任教學校、死亡日期、死亡方式，盡可能精確到某一天、某一小時。王友琴刻意選擇了這種近乎枯燥的「編年史」寫法——不誇張、不渲染、也不迴避受害者身上可能同時存在的複雜性。
《紐約時報》前駐華記者張彥（Ian Johnson ）在書評中形容她講述這些故事時「不帶感傷」，即便某些受害者本身也曾是施害者，她也大多不作道德上的寬宥或悔恨，而是把是非留給史料和讀者自己去判斷。[38] 不過，張彥提及卞仲耘死後，王友琴指全校唯一一個到副校長家中弔唁的是一名身心殘疾的雜工，是他將卞仲耘的遺體用手推車抬起來，又向卞的家屬講述事發經過。王友琴寫整個女子學校唯一到卞家慰問的竟是一位善良的雜工，「這讓其他人感到羞愧」。
這種尖銳苛刻的誠實，讓她在文革敘事爭論中處於風口浪尖。面對宋彬彬2014年就卞仲耘之死公開道歉，王友琴的態度沒有軟化。她指1966年8月18日，正是宋彬彬代表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而那條袖章沾滿了卞仲耘的鮮血。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至死都拒絕接受這份他認為「虛偽」的道歉。[39] 有人批評她的敘述帶着道德優越感、簡化了那個年代的複雜性，她的回應始終如一：如果她的研究有具體錯誤，請指出來，而不是空泛地質疑動機。
願後人不要忘記 王友琴常說，自己所做的，其實是把「歷史學家通常依賴的文字檔案」缺席之處，用一場又一場的訪談重新填補起來。她在《文革受難者》一書的獻詞裏寫道：「 謹以此書獻給所有的受難者，願你們的慘劇不再被隱瞞、忽視或遺忘，而成為永遠的警示：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義進行的群體性迫害。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2004年）
這句話幾乎可以視為她畢生工作的自我總結——記住每一個名字，不停留於悲情。是為了讓後人，尤其是不曾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年輕人，能透過具體的、有血有肉的故事理解歷史真相。在下一次群體性狂熱來臨之前，選擇站在保護生命與尊嚴的一邊。[40]
沙嶺公墓無名墓碑 誰為他們重整故事？ 王友琴為不幸被暴政吞噬的無辜死者立碑樹傳的努力，深深啟發了我們。 2019年波瀾壯闊的反修例運動，香港出現了許多「死因無可疑」個案。實際的死因卻令人生疑：跨區上吊、溺斃、離奇跳樓。香港自殺報道資料庫跟進細節，做了圖表，可見特定日子「自殺」數字特別多。[41] 雖然網站已失靈，但 Telegram 上還可以見到數據。2019-2020沙嶺公墓出現許多只有編號，墓碑上沒有姓名或照片的亡者，按年份與數字編號排列。[42] 為何遺體會無人認領？他們經歷了甚麼，家人在那裏？有誰可以為這些「無名者」重整重整故事？
2020年4月19日沙嶺公墓《立場新聞》圖片 在強權洗刷記憶的年代，我們不要忘記文革。不要忘記國家機器曾經惡毒愚弄人民，閱讀細節你會發現文革過去60年，只是當年的揭發、舉報、污蔑，人性極其扭曲、熱愛尋找敵人的特點，原來離我們沒有很遠。
作者：羅恩惠 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
[1] 芝加哥大學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memorial_homepage.htm
[2] 王友琴：學生打老師：1966年的革命（2006年增補版）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947.html
[3] “Student Attacks Against Teachers: The Revolution of 1966” http://www.cnd.org/cr/english/articles/violence.htm
[4] 陶洛誦：〈我的同學王友琴〉刊2021年12月18日《北京之春》。
[5] 王友琴：〈女博士生校園隨筆〉1988年9月，北京出版社。
[6] 劉進，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之首。打死卞仲耘後在醫院面對卞家人，提供七名負責人名單。
[7] 《宋淮雲談話記錄》1966年8月15日
[8] 卞仲耘向上級求救信，家中存有底稿，由丈夫王晶堯保存。
[9] 胡啟立：鄧小平是鎮壓師大女附中革命學生的黑司令（新北大公社胡啟立1967年1月1日） https://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52
[10] Jake Smith, “Cultural reve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
[11] 王友琴，〈未名湖，你聽我說〉，《光明日報》1981年8月13日。
[12] 潘鳴嘯為「失落的一代」立傳《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月6日 https://tinyurl.com/3u9kshkf
[13] 「雲南知青大回城」的來龍去脈《《南南方方周周末末》》2018年3月6日
[14] 沉痛悼念：雲南知青大返城總指揮丁惠民 2024年9月23日 https://bbs.wenxuecity.com/zhiqing/1696011.html
[15] 《安妮日記》繁體中文版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25448
[16] 《安妮日記》1942年6月20日
[17] 《安妮日記》1942年9月28日
[18] 《安妮日記》1944年3月29日
[19] 古拉格勞改營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F%A4%E6%8B%89%E6%A0%BC
[20] 劉水：制度的力量－重讀《古拉格群島》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72017
[21] 《古拉格群島》第一卷，第一部分第四章。
[22] 《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英文版 https://tinyurl.com/mwb5fthj
[23] 王友琴：《女博士生校園隨筆》之〈女性的野蠻〉1988年9月，北京出版社。頁37
[24] 王友琴：《女博士生校園隨筆》之〈女性的野蠻〉頁42
[25] 王友琴：《女博士生校園隨筆》之〈女性的野蠻〉頁31
[26] 王友琴：〈學生打老師：1966年的革命〉，2006年增補版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947.html
[27] 王友琴寫卞仲耘，刊於「文革浩劫受難者紀念園」（芝加哥大學網站） 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bianzhongyun.htm
[28] 「八·五」祭——一場史無前例的教育大摧殘 胡志濤《華夏文摘》 http://www.cnd.org/CR/ZK14/cr777.gb.html
[29] 王友琴：曾在芝加哥大學留學的文革受難者16人 https://ccrhm.org/%E8%8A%9D%E5%8A%A0%E5%93%A5%E5%A4%A7%E5%AD%A6%E7%95%99%E5%AD%A6%E5%BD%92%E5%9B%BD%E7%9A%8416%E5%90%8D%E6%96%87%E9%9D%A9%E5%8F%97%E9%9A%BE%E8%80%85
[30] 饒毓泰 https://tinyurl.com/yk3579pz
[31] 晚年街頭乞討 大師葉企孫往事 https://tinyurl.com/4vmb2vv5
[32] 王友琴:〈學生打老師：1966年的革命〉（2006年增補版）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947.html?page=7
[33] 1970年：毛澤東與斯諾會談紀要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381851.html
[34] 王友琴：〈學生打老師：1966年的革命〉（2006年增補版）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947.html?page=7
[35] 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namelist.htm
[36]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電子版由此下載 https://ccrhm.org/%e6%96%87%e9%9d%a9%e5%8f%97%e9%9a%be%e8%80%85-2
[37] 全球113位讀者集資，籌得美金12285元贊助王友琴出書。又仿照諾貝爾獎命名，2023年5月16日頒給王友琴民間「讀者獎」，感念她「一個人抵抗黑暗時代的遺忘」的勇氣。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3/05/blog-post_46.htm
[38] Ian Johnson, “The Battle against amnesia”. May 4, 2023 https://thechinaproject.com/2023/05/04/the-battle-against- amnesia/
[39] 王晶堯：關於宋彬彬劉進虛偽道歉的聲明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1/blog-post_6210.html
[40] 《文革受難者》作者王友琴專訪：反人類的紅衛兵運動不容重演〉，美國之音 2021年9月9日
[41] 香港自殺報道資料庫根據公共資料，整理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的「死因無可疑」數字。網站連結已失效，但是 Telegram 上圖表仍能讀到。
[42] 警方發短片指沙嶺遺體有死因證明《立場新聞》2020年4月19日 https://collection.news/thestandnews/articles/116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