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6日星期一

张爱玲与“润学”火热背后:中国人去国离乡的多舛与无常命运、对异域它邦的想象与真实

王庆民 Wang Qingmin
Medium 2026-10-22


近日,媒体人柴静制作了一期关于中国女作家张爱玲的节目,披露了张离开中国前后的一些细节,引发不少议论。关于张爱玲在1952年离开中国大陆、又从香港辗转前往美国的经历,这几年在中文互联网上一直是热门话题,也是近年中国“润学”的一个侧面。曾是中国央视记者、多年前已移居欧洲的柴静,也算是新一代去国离乡的中国“润人”中的知名者。她做关于张爱玲离开中国内幕的节目,本身就有一种“同病相怜”之意,也将跨越数十年、相隔几代的中国人“润”的历史连接和呼应起来。

所谓“润”,是以英语词汇“Run(跑、逃离)”为谐音,指离开或准备离开中国故土、以逃脱困境乃至灾祸、到异地异国寻求新生活的行为。关于如何“润”、“润”到哪里、“润”的历史,这些信息、知识、讨论就是“润学”,正在离开或已离开者被称为“润人”。

张爱玲正是1949年前后、中国大陆剧变时的逃亡浪潮中,大批逃离的“润人”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另一思想巨匠胡适,还有如钱穆、傅斯年、倪匡等,以及更多知名度较低的精英和平民,也是在那一时段离开中国大陆,前往台湾、香港、欧美、世界各地。他们在港台或西方过的不算很幸福,但躲过了之后数十年中国大陆残酷的政治风暴、饥荒与短缺,较安稳的度过了后半生。如张爱玲直到1995年才去世。胡适等人较早去世只是由于疾病。还有李政道、杨振宁等一开始就未返回中国的在美华人学者,与张爱玲类似先到香港后去美国的高锟,在中国大陆之外较为自由富足的环境中成就巨大,还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殊荣。

而留在大陆或从外国返回的各阶层中国人,尤其知识精英,如老舍、陈寅恪、沈从文、丁玲、姚桐斌、赵九章、陈天池等,则在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多轮灾祸中,或悲惨死去,或幸存但遍体鳞伤。两厢对比,更令人感叹张爱玲等“润人”的幸运和留下者的不幸。中文网络上许多人津津乐道于这些人物和相关历史,显然是在喻指今日中国的情形、反映当下一些国人的心态。

近年之所以“润学”兴起,在于中国改革停滞,经济明显下行,尤其经历疫情及“封城”等“清零”政策冲击,人们生活普遍变得困难,未来也缺乏希望。权利和利益遭受损害的许多中国人,对中国现状失望、对未来无望,于是打算离开中国、在海外寻求出路。而张爱玲、胡适等早期“润人”的经历,给了他们启发、成为榜样。他们也称赞张爱玲等人见识高远,没有被花言巧语欺骗留在大陆,及时“跑路”躲过了后来的灾祸,并将张爱玲、胡适等称为“润学前辈”、“反诈先锋”等。

许多中国人出于各种原因希望“润”出中国、推崇张爱玲等早年的“润人”,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对“润”的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其实是有偏颇和美化、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的。

以张爱玲为例,她离开中国确实免于后来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在西方陌生的环境里,收入微薄、生活窘迫。她也再没有知名作品产出,此后几十年都相当低调沉默的度过,与其在中国时佳作迭出、声名鹊起形成鲜明对比。这很大程度在于她离开了滋养其文学创造力、让其如鱼得水的家乡人事、祖国故土、母语环境,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即便张爱玲英语流利,但还是更长于中文写作而非外文表达。在美国生活的压力和琐事,也让她难有闲时和舒畅的心情写作。在美国默默无闻的张爱玲晚年和逝后重新知名,也是因被中国学界挖掘、为中国读者青睐,并反过来催生里西方对她的关注和研究。

可以说,对于一个如此重量级的作家而言,张爱玲离中赴美后的人生是平淡且有些凄凉、事业上不算成功的。而其他那些知名度较低的“润人”,有些取得成就,也有的并不顺遂、不尽人意。只是那些成功者普遍在聚光灯下、无论在所在国还是中国都更得到关注,失意者则被忽视、自身也有意远离他人目光而不为人周知罢了。

“润人”的命运是幸运还是不幸、日子是好是坏,往往是被时代大环境所决定的,自身难以主宰。比如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也有一波出国潮。当时许多人认为中国将会崩溃,欧美则是天堂,加上当时中外经济民生水平差距确实很大,他们宁可在国外住地下室、打工刷盘子也要留在外国。离国者中不乏一些体制内和社会精英,放弃在国内优越地位也要“润”去发达国家。但后来中国经济起飞、社会转稳,同一阶层留在国内的普遍抓住了发家致富的机会,比漂泊海外的更成功。这与1949年前后选择留下和“润走”的人截然不同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

. 而他们命运的不同,在于中国执政者在关键历史节点上不同的选择和政策变动,以及“润”去国家的情况尤其对待移民的态度,以及中外相对的发展水平和趋势,而非他们个人的努力,也非他们能够准确判断和施加影响的。张爱玲和胡适当年也并不能非常确定的预料后来的中国发生什么,只是在“去”和“留”之间做出了出于个人好恶的选择。

. 如1990年代的执政者闭关锁国、变本加厉迫害异见者,中国经济崩溃、发展停滞,那“润”往外国者就变得“明智”和“幸福”,未离国的则类似1950年代留下的人那样凄惨;如1950年代执政者没有大抓大杀,而是按照49年及之前信誓旦旦承诺的那样善待知识分子、社会贤达,留下及从外国回国的人就会得到重用,“润”去港台美欧的人反而是“不识时务”,失去建功立业的良机、在失落和边缘化中度过余生。根据当时背景和前情,这些假设都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而现实时间线里留下和离开的人遭遇幸福或灾祸,则是不容易预料的。

而在新冠疫情结束、中国解封之后,这新一波“润”风潮中的“润人”们,是相对不幸的。因为他们正面对欧美日在内全球保守排外的民粹浪潮。各国从国家政策到个人态度,都对移民和难民很不友好。如美国的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大肆抓捕无证移民,许多“走线”偷渡入美的中国人被抓进移民监狱;日本对经营管理等签证及永居门槛大幅提高,还溯及过往,不少喜爱日本而“润日”的中国人欲哭无泪;欧洲各国也收紧移民政策,正规移民和流亡难民都更难获得长居身份,前途未卜。世界各国社会氛围也从支持多元化、欢迎外来者,变成敌视异类、种族歧视盛行。而且即便反中国体制的自由派流亡者、亲美亲日亲欧人士也在歧视排挤之列,各国排外主要看针对对象的族群和出生地,而非政治立场,并不因中国“润人”向往自由民主、亲近所在国而亲近和接纳(少数有利用价值的除外,但不代表大多数)。

即便不谈近年的风向,中国人前往异国他乡,在陌生的环境里,也面对种种困难与障碍。语言、文化、习俗等的差别都会造成诸多不便。民主也不是万能药,民主国家一样有阶级分化、人性丑陋、官僚主义、各种歧视与不公正。满怀对自由世界憧憬的“润人”到了外国,也要为衣食住行、人际纷争而忧愁。许多在国内生活还算体面、有些资源人脉的国人,“润”到国外后资源和技能几乎“归零”,一切要从头开始,包括不得不从事一些繁重而不体面的工作、相对在中国时阶层滑落。在适应与家乡差异颇大的规则与世故的过程中,许多“润人”难免为各种经验教训“交学费”。

如曾对美国倍加推崇的中国自由派名人袁腾飞,刚移居美国不久就收到美国医院高昂的医疗费用账单,忍不住在朋友圈大骂发泄不满。欧盟各国虽医疗保障较好、自费少,却又有效率低下之弊。除了医疗,欧美各领域都有一些外人不熟悉、亲历才知道的弊病,如效率低下、程序复杂、种族歧视等情况。许多“润人”真的来到欧美日等国,才体会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颇为失望。在“润人”(离散群体)内部,还有因为利益、立场、私人恩怨等引发的斗争,相互算计与伤害。还有许多艰辛苦楚,难以言传。笔者个人作为羁旅西欧洲的中国人,颇有直接的体会。有一些已“润”的中国人因为在异国他乡过于困顿、痛苦、没有希望,选择回流中国。

无论当年的张爱玲、胡适,还是今日的袁腾飞、柴静,以及更多不知名的去国离乡的中国“润人”,他们无论为了自由还是生计,逃脱灾祸或者寻找新生,离开熟悉的故土前往异国他乡。他们逃离了一些苦难,又面对另一些艰难;得到了部分想要得到的,也失去了若干不愿失去的;有些人相对幸运和幸福,有些人相对不幸与落魄;有些人挣扎着在异国扎根,也有些回流故土,还有的居无定所、有家难回、在“润”与“回”之间徘徊不定……

根本上,中国体制和社会存在的种种危机和弊病,尤其民主自由的缺失、中下层劳苦甚多而所得贫乏,是许多中国人选择背井离乡、“润”往异地的原因。但不少中国人又对“润”去的西方乃至港台日等地抱有过于美好的想象、对自由民主及其效用有过高期待,与现实存在明显的偏差。流散异国的中国人,大多数生活并不如意,离开中国却并没有摆脱忙碌与焦虑,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生命如野草浮萍,没有认同与归属。中国人未来幸福的希望,还是在于中国大陆本土的变革与进步。

什么是革命?为什么会爆发革命?——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来源:壹家言  2026-10-27


1856年,法国政治思想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这部著作并非按年代叙述攻占巴士底狱或雅各宾专政的过程,而是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偏偏在最繁荣、压迫有所减轻的旧制度末期爆发?革命究竟摧毁了什么,又继承了什么?

2012年,该书被中国高层在反腐座谈会上公开推荐,引发知识界重读热潮。因为在转型社会中,托克维尔的警示从未过时。


一、革命为何不在最黑暗时爆发——托克维尔定律

传统认知中,"民不聊生必生革命",托克维尔却观察到反直觉的事实: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常见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最难忍受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路易十六治下的法国,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工商业增长、废除部分农奴制、减免部分苛捐杂税。但恰恰是这个"开始改革、压迫略减"的时刻,民众权利意识已被启蒙运动唤醒,对残存的免税特权、贵族豁免权和不平等感到比以前更不能容忍。

这就是托克维尔的核心判断:当社会期望增速超过制度改革速度,动荡风险反而最高。繁荣提高了参照系,减轻了恐惧,却放大了不公感的刺痛。这被称为"托克维尔悖论"或"托克维尔定律"。


二、旧制度未死,只是换了外壳——中央集权的延续

托克维尔另一颠覆性论点是:法国大革命并没有与过去彻底决裂,而是完成了旧制度已开始推行的行政中央集权。

大革命废除了封建君主、拍卖教会土地、宣布人人平等,却同时扫除了唯一能对王权形成制衡的力量地方贵族和自治团体。旧制度下,国王通过总监制一点点剥夺贵族的地方治理权;大革命干脆消灭了所有中间团体(行会、公社自治、省议会),使国家机器直接面对孤立的个体公民。

结果是拿破仑接手后,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比波旁王朝更庞大、更彻底、更具"革命合法性"。托克维尔痛切地写道:

"大革命在摧毁旧制度某些部分的同时,却更牢固地确立了它最核心的部分——行政集权。这是旧制度留给新法国的真正遗产。"


换言之,推翻旧政权不等于消灭旧制度的结构性痼疾。

三、阶级孤立与特权——引爆革命的火药桶

旧制度晚期,法国贵族被剥夺了管理地方、审理案件、维持治安的政治职能(这些被中央督办官接管),却保留了免税权、优先任官权、狩猎权等经济与社会特权。贵族阶层逐渐退居凡尔赛,与资产阶级、农民彻底脱节,既不承担公共责任又垄断好处。

托克维尔对此刻画极为犀利:

"当贵族不仅拥有特权而且拥有政权时,当他们进行统治管理时,他们的个人权利更大,却不引人注意……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情,贵族特权的分量便显得沉重,甚至贵族本身的存在也成为问题。"

失去治理功能却保有剥削特权的寄生阶层,与承受重税且无政治表达的第三等级之间形成致命隔阂——这便是法国社会"老死不相往来"的阶级孤立。农民感到被抛弃,资产阶级感到被排挤,仇恨在沉默中积聚,直到陈情书打开闸门。

四、"革命"被滥用之后——什么是真正的革命?

二十世纪以来,"革命"一词被极权运动、法西斯组织、宗教极端势力广泛盗用。以"阶级解放""民族复兴""信仰救赎"之名夺权,宣称代表历史进步,实则建立比旧制度更专制的恐怖统治。历史反复证明:推翻旧政权本身不保证社会进步,自称革命也不等于真正革命。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大革命的复杂态度提示我们:真正的革命不应仅凭是否砸烂旧庙堂来判断,而应依据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尺来审视:

是否尊重人的生命与尊严;

是否保障思想、言论、信仰与结社自由;

是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行有限政府与权力制衡;

是否保护合法财产权与司法独立;

是否通过民主制度实现政府的和平更替与公民对权力的真实监督。

真正的革命,是推动上述文明原则发展,使人更自由、权利更有保障、权力受更多制度约束、法治更完善、人民能通过有效参与监督政府。

而不是与之相反。

它未必伴随街垒战与断头台,却可能比暴力更深刻地重塑一个国家。

王丹:是時候可以討論後習時代了

作者:王丹
鏡報 2026-10-23
美國新聞網站Semafor13日發表了一篇題為「習近平的終局倒數計時,將成為全球矚目焦點」的評論文章。 文章指出,現年73歲的習近平身體狀況不佳,行動明顯遲緩。 近期訪美期間,他走下飛機時甚至需要妻子彭麗媛暗中攙扶。在白宮時,中方罕見地提出了需要休息室的要求,而且他與川普的會談時間也出人意料地短暫。 評論作者據此認為: 習近平的終局倒計時已經開始了。
如果作者的意思是有跡象表明習近平已經去日無多,我是無法苟同的。 毫無疑問,習近平的身體狀況明顯不如以前,這次訪美把這一切暴露在了公眾眼前。 但身體不好與死期在即是不能聯繫在一起的,身體不好的人很多可以活很久,何況習近平的醫療條件應當是世界頂尖的。 但是,如果作者的意思是「後習時代」已經開始了,我完全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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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走下飛機時甚至需要妻子彭麗媛暗中攙扶。圖/達志影像
我們一般都知道,毛澤東不死,中國的政治局面就不會改變。 但這會誤導我們產生一個判斷,似乎只有獨裁者死亡,事情才會發生變化。 事實其實並非如此。 早在毛澤東去世之前,由於毛的身體狀況江河日下,他已經無法親自處理很多政務,再加上得力助手周恩來也病重住院,他被迫重新啟用了元老派的領軍人物鄧小平出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政治變化。 鄧小平等就是抓住這個機會,加緊政治上的重新佈局,才能夠在毛1976年去世之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就發動政變奪取了政權。 換句話說,不必等到1976年毛真的去世,後毛時代其實提前幾年,就因為毛的身體狀況惡化而悄悄地開始了。
這樣的一種政治發展,是合乎邏輯的。 獨裁者的身體狀況一旦發生問題,即使不到死亡的程度,也會產生幾個政治後果:
第一、他的精力會下降,這使得他不僅無法像以前那樣面面俱到,親自掌控政治局面,而且在心態上也會發生一定的變化,包括倦怠在內。 蔣經國晚年身體的極度衰弱,與他的政治判斷之間,應當就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第二、他的身體狀況開始走下坡路,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周圍一些政治力量對局勢的評估,一些原本想都不敢想的可能性,會在那些有野心的人心中開始發芽,這反過來會增加新的政治變量。
第三、一個獨裁者的身體狀況下降,通常會導致他的疑心病更加嚴重,或者說,他對於自己的身後事的擔憂的心情越迫切,他的政治判斷越容易偏執和固執,從斯大林到毛澤東,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 這種現象其實是高度集權的獨裁制度本身決定的。
以上這三種情況,我認為伴隨著習近平的身體狀況的變化,都會一一出現,並引發我們無法預期的新的變數的出現。 這就是我說「現在是時候可以討論後習時代了」的原因。
我們應當看到,習近平的身體狀況本身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成為一個外界關注的話題,幾乎就不會成為後習時代開啟的標誌。 但現在的問題是,習近平這次出訪美國,把他的身體狀況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外界對這個問題的關注熱度,幾乎超過對於中美關係的討論。 這樣的關注度,就標誌著後習時代的開始。 也就是說,對一個問題的關注,本身就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 當然,從後習時代到習近平死亡導致中國政治發生巨大變化,應當還會延續一段時期。 但這段時期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將非常關鍵。 這也是我們是時候開始討論後習時代的另一個原因。

程翔:龍應台的「最後的停頓」

作者:程翔


最近,台灣和平論者龍應台在聯經出版的《思想》第54期中發表文章〈十日之行:人類最後的停頓〉[1],透過歷史寓言與現代科技的對比,指出和平的關鍵在於給予人類理性的停頓空間,並主張透過道德理性與戰略嚇阻並重的雙軌手段來化解戰爭危機。她說,在台海及全球地緣政治籠罩在戰爭陰影的當下,人類必須死守住屬於理性、倫理與對話的最後停頓。她所指的「停頓」,是指在「決定開戰」與「正式執行」之間,留出讓人類理性、外交斡旋與倫理思考介入的緩衝時間。龍應台之所以強調需要「最後的停頓」,是因為現代科技(如AI自主武器、網路戰、高超音速飛彈)正在消滅這個讓人獲得緩衝化解矛盾的機會。

筆者擔心,她這種「和平觀」會產生麻痺作用,就如她過去的和平論一樣,把和平建築在中共的理性上。將和平寄託於對方的「理性」、「倫理」或「對話」,在現實中是極其危險的麻痺劑,因為:

 

第一,她誤判了楚王(中共)的「理性」定義


龍應台文中的邏輯是:墨子透過兵推,讓楚王意識到「代價太高,無法必勝」,於是楚王選擇了不著兵戈的理性放棄。但現實是:中共是一個極權體制的政權,其「理性計算」與自由民主社會完全不同。中共也是一個由意識形態驅使的政權,台灣問題常被提升到「歷史定位」、「政權合法性」與「民族復興」的至高層次。在這種情況下,即便代價極高、即便兵推顯示會傷亡慘重,決策者仍可能認為開戰是「理性的、必須付出的代價」。將和平建立在「對方會因為不化算而收手」的假設上,容易導致防線的心理麻痺。


第二,她看不到台灣現行的「防禦體系」會被「反戰言論」削弱


龍應台自己說:墨子勸阻楚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宋國城牆上真的站滿了「三百名墨子的弟子」,他們能用墨子傳授的技術反制公輸般(按:即魯班)的發明,這正好說明積極防禦的重要性。所以她應該看到,在台灣的輿論環境中,過度強調「反戰」、「和平對話」或「不要挑釁」,往往在無形中解構了這「三百名弟子」的抵抗意志。當社會普遍瀰漫著「開戰就是兩敗俱傷、所以大家都不要打」的和平主義時,往往會導致兵役改革、國防預算、民防準備受到掣肘。沒有強大意志與實力支撐的「墨子」,只會變成跪求和平的宋國。


第三,模糊了「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本質區別


龍應台文中的邏輯:墨子與楚王、公輸般是平等的智者對話,戰爭是一個可以被討論、被推演的技術和倫理問題。但現實是:兩岸問題的本質,是一方不承認另一方的主權地位與生活方式。龍應台過去常將戰爭的責任簡化為「執政者的挑釁」或「大國角力的棋子」,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的論述,容易模糊了「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本質區別,進而讓防守方產生「只要我們不挑釁,對方就會停下來」的麻痺幻想。

她所提倡的「停頓」,更是對「AI自動化殺人」的恐懼。在過去,楚王要攻宋,尚有「十日之行」的時間和空間可以去勸阻。但未來的AI戰爭,演算法可能在0.001秒內就判定敵方有威脅並自動發射飛彈,人類決策者甚至連「停頓」的機會都沒有,就已經進入核末日了。她所以強調,過去國際間很多危機,都是靠有片刻「停頓」的空間而得以化解。

今天龍應台提出「停頓」,可說是正中中共的下懷。歷史經驗說明,每當中共力有不及時,它會和對手談「停戰」、談「和平」、談「統戰」,用親情、友誼、同根生來麻痺對手;但當它力有所及時,它會徹底消滅對手。關於這個特點,筆者曾經引用中共的內部檔,把這套伎倆呈現出來[2],這裡不贅。今天中共沒有武統台灣,恰恰反映它力有不及的實際處境,這個時候它需要的是一個積聚實力(直接軍事打擊及建立內應勢力)的時候,龍應台的「停頓」,正契合它這個時候的需要。當然,我不是說龍應台是主動配合中共的策略,但很遺憾她在這個時候推出「停頓」論,客觀上產生同一個配合中共需要的效果。

龍應台應該從西藏《十七條協議》(1951年)與香港《中英聯合聲明》的「十二條方針」(1984年)這兩個歷史「前車之鑑」,得出一個結論:當中共能力有所不及時,它會講協商、一旦到它能力足夠時,它會用武力。請看下表:


歷史的鏡子:西藏與香港的「和平麻醉」


案例中共「實力不夠/有所顧忌」時的和平姿態中共「實力足夠/時機成熟」時的武力與收權
西藏《十七條》

1951年

中共剛建政,西南局勢未穩,且藏區地形險要。為了順利進軍,中共承諾「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不予變更。1959年,解放軍公路修通、對藏控制力穩固。中共開始強推「民主改革」與集體化,最終撕毀協議,引發拉薩騷亂,達賴喇嘛被迫流亡至今。
香港《一國兩制》十二條
(1984)
鄧小平時代,中國剛實施改革開放,急需香港作為引進外資、技術和西方體制的窗口,且忌憚英國與國際社會的反應。承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隨著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香港的經濟佔比驟降,國際依賴度減弱。2014年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全面管治權」,2020年,直接跨過香港立法會強推《香港國安法》,一國兩制實質上變為「一國一制」。

所以,對中共而言,任何「和平協議」或「政治承諾」都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而是一種「在其實力不足、或有戰略需要時,用來麻痺對手、爭取時間的戰術工具」。一旦兩岸或國際的實力天平徹底傾斜,這些承諾就會變成「權宜之計」或中共外交部口中的「歷史檔」。

從這「十七條」和「十二條」兩個歷史案例出發,我們可以看清當實力不對等時,盲目追求政治對話和協議會帶來怎樣的災難性後果。

既然歷史給了如此沉痛的教訓,台灣社會在面對中共的「和平、可親、願意交朋友」(如推動兩岸大融合、文化交流、青年創業優惠)的基調時,就必須:一、採取「現實主義的防禦眼光」:拒絕任何形式的「和平協議」政治談判、看穿「以經促統、以民逼官」的麻醉劑。二、當中共對台展現「和平惠台」的姿態時,其核心目的是為了弱化台灣內部的防衛意志,以及將和平建立在「中共付不起代價」的硬實力上。

所以,龍應台在文中所說的「停頓」,如果變成對中共善意的天真期待,將會成為致命的麻醉劑。台灣社會必須牢記西藏與香港的血淚教訓:和平從來不是談出來的,而是當你手裡握有讓侵略者折斷牙齒的武器時,對方不得不表現出來的「暫時客氣」。


[1] 《夾縫中的馬華社會(思想54)》,2026年10月22日。

https://store.linkingbooks.com.tw/product/15708954


[2] 程翔〈中共對美開展微笑外交〉,自由亞洲電台2025年1月6日。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ching/china-us-relations-smile-diplomacy-01062025132207.html

百家争鸣的悖论:思想繁盛何以催生王权专制(金陵钟)

 2026-10-22  胡述安 万维网博客


在中外思想发展的普遍认知中,思想自由、学术争鸣往往是民主意识萌发、政治体制开放的重要推手,思想的多元碰撞终将推动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多元化发展。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通用逻辑,也是后世解读思想革新与政治变革关联的核心范式。但历史学家刘泽华在《中国的王权主义》中,抛出了一个颠覆常规认知的历史悖论:战国时代空前繁盛的百家争鸣,并未孕育出民主思想与民主政治,反而成为君主专制主义理论成熟、集权制度固化的核心推手,最终为秦朝大一统专制帝国的建立铺就了思想与制度基石。这一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撕开了先秦诸子思想的底层底色,也揭示了中国早期政治文明独特的发展轨迹。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自由、学术最繁荣的时代。周王室衰微,礼乐崩坏,宗法分封制逐步瓦解,旧的思想桎梏被打破,士人阶层崛起,各家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周游列国、辩难争鸣,构建起“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世。世人向来将这场思想盛宴视为中国古代思想解放的巅峰,认为其彰显了思想自由的价值,蕴含着朴素的民本与平等理念。然而拨开表层的思想繁盛,深入诸子学说的核心逻辑便会发现,这场跨越数百年的学术争鸣,从根源上从未跳出君主制度的框架,所有思想辩论的终极目的,从来不是颠覆王权、革新体制,而是优化、完善、强化君主统治。

 

刘泽华精准点明了这一历史悖论的核心症结:战国诸子的思想交锋,从未涉及“是否需要君主制”“以何种制度取代君主制”的根本性体制探讨。除农家等极少数学派曾隐晦质疑君主集权、倡导均平民生、挑战既定王权秩序外,道、儒、墨、法等所有主流学派,都将君主专制制度作为不可动摇的理论前提与社会基石。各家学派争鸣的核心议题,不是要不要王权,而是如何更好地构建王权、巩固王权、治理天下。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竞赛,本质上是一场“君主治理方案的优化比拼”,而非政治体制的革新博弈。

 

主流学派的思想内核,无一例外都是王权主义的理论延伸,只是治理路径与统治手段各不相同。儒家以“仁政”“礼治”为核心,构建了以德辅政的君主统治体系。孔子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严格界定君臣尊卑秩序,强调君主的道德表率作用,主张君主以礼制约束天下、教化万民。孟子的“民贵君轻”历来被视作古代民本思想的典范,但深究其意,其核心并非限制君权、赋予民众政治权利,而是告诫君主“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为君主长治久安提供的治国策略,本质上服务于君主统治的稳固。荀子更是直接为集权秩序背书,提出人性本恶,需要君主“起礼义,制法度”,以王权权威矫饰人性、规整社会,直接将礼制改造为君主专制的统治工具。

 

墨家的思想看似平民化、平等化,实则同样依附于王权体系。墨子倡导“兼爱”“非攻”“尚同”,否定贵族世袭的等级特权,却极力推崇自上而下的绝对秩序。“尚同”思想要求百姓、士人、官员层层向上认同,最终统归于君主意志,实现天下思想、政令、行动的绝对统一。这种思想消解了民间的多元诉求,弱化了社会的自主空间,极大强化了君主的思想统治权与政治主导权,为中央集权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支撑。

 

道家以“无为而治”著称,看似疏离政治、主张放任自治,实则是另一种君主治理的智慧范式。老子提出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并非否定君主权威,而是倡导君主减少过度扰民的苛政,以简约治理实现天下安定。其核心目的是规避苛政引发的社会动荡,维护王权统治的长久稳定,本质上仍是服务于君主专制的治国方略,从未动摇君主制度的根本。

 

而法家更是君主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直接将王权集权理论推向极致。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摒弃道德教化,以人性好利为底层逻辑,主张君主以法、术、势驾驭群臣、管控天下。法家明确否定贵族分权、民间自治,主张君主独掌立法、行政、司法、军事所有权力,构建绝对的中央集权体系。相较于其他学派,法家的理论最贴合战国诸侯富国强兵、集权争霸的现实需求,成为各国强化君主专制的核心指导思想,也为秦朝大一统专制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正是这种“全员默认君主制、各派优化君主制”的争鸣逻辑,造就了独特的历史走向。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没有转化为约束君权、开放民权的政治力量,反而通过多元的思想碰撞,从道德、制度、治理、思想、秩序等各个维度,填补了君主专制体系的理论空白。各家学派取长补短、相互辩驳、相互融合,不断完善王权统治的理论体系,让君主专制从早期简陋的王权制度,逐步发展为体系完备、逻辑严密、适配性极强的成熟政治模式。每一次学术辩难,都是对君主治理体系的一次打磨;每一种思想流派的传播,都是对王权合法性、合理性的一次论证。

 

思想的演变与现实政治的发展高度同频。战国数百年间,各诸侯国依托诸子治国理论,不断削弱贵族势力、强化君主集权、完善官僚体系、集中国家权力,君主专制制度在各国持续落地、不断强化。从列国各自的集权改革,到思想理论的高度统一,最终在秦朝实现汇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大一统王朝。可以说,秦朝的专制制度并非偶然诞生,而是战国百家争鸣长期塑造、层层铺垫的必然结果。

 

厘清这一历史悖论,是读懂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关键。后世常将百家争鸣视为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源头,但刘泽华的王权主义研究打破了这一认知误区。先秦诸子的民本思想、仁爱理念、自治智慧,始终依附于王权框架之下,民本不等于民主,治民不等于民权。所有思想的核心落脚点,都是“如何让君主更好地治理百姓、稳固天下”,而非“如何保障民众权利、限制君主权力”。

 

这场跨越百年的思想盛宴,最终没有开出民主自由的果实,反而孕育出成熟的君主专制文明,深刻塑造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底色。王权至上、集权统一、君权主导的政治逻辑,贯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而其思想根源,正藏于战国百家争鸣这场特殊的思想革新之中。读懂这一悖论,方能跳出传统认知的局限,真正洞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本质,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独特的发展脉络与历史基因。

周成柱:沉思录(162)两党政治的极化主要是民主党的极化

 作者脸书  2026-10-26


1、今天还投票给民主党那就是作死、今天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区别就是做人还是做鬼的区别、吃饭还是吃屎的区别!今天还用过去的眼光审视美国两党政治那就是刻舟求剑缘木而鱼、什么左一点右一点无所谓、大不了几年后再选回来;什么中期选举执政党丢掉众议院很正常;什么美国政治的钟摆就是左右来回摇摆、太左不好太右也不好等等诸如此类隔靴搔痒。事实上、一百年来美国政治的钟摆一直是在向左转、向右走一步向左走两步、才会导致今天民主党成为一个极端主义政党。
两党政治的极化主要是民主党的极化、两党之间宪法共识国家共识越来越低、两党之争早已变成路线之争原则之争姓社姓资之争、两党之间极端撕裂的价值体系已经逐渐突破宪法约束、两党还能否在民主体制下搁置分歧达成共识已经成为一个不容逃避的问题。以前两党之间的分歧不影响他们均认可民主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今天则是民主规则本身受到挑战、而这种挑战主要来自民主党、开放边境放任非法移民入侵、选举不查公民身份、给非法移民投票留下作弊空间、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在摧毁民主动摇国本!对民主党而言、摧毁民主不是计划与阴谋而是正在实施的具体措施、开放边境与选举不查公民身份就是证据。
民主党早已沦为一个极左党仇恨党犯罪党卖国党、民主党要搞死美国、共和党要捍卫美国、抛开价值谱系不谈、对两党而言、每一次失败的后果都将变成难以承受之重、每一次失败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民主的韧性将在此得到考验。事实上、你想建设一个成功的国家十分困难、要逐步摸索、要克服重重困难与障碍、但是你要摧毁一个国家十分容易、只要开放边境、高福利主义与计划经济即可、民主党恰恰三者兼具!所以我说、今天还投票给民主党就是作死、民主党赢就是自由的沦陷文明的丧钟。当然、此次中期选举、人们也可一窥美国民情秩序的变化、短期看川普近两年执政选民反响如何;长期看MAGA运动十年、美国民情秩序究竟有没有发生整体较大幅度的右转。
当然、这里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公立教育体系与媒体领域的左倾流毒没有得到较大程度清理、这应该是一大遗憾。左倾化的教育系统一直在为美国社会输送无数小左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左翼媒体继续对人们进行认知战、对川普吹毛求疵求全责备、川普两天不露面、川普病了;川普一句话引起争议、全网讨论与批判;拜登几个月不接受采访、媒体若无其事;拜登一句话有争议、媒体视而不见;这些流氓左媒拉偏架的行为其实是在直接间接的塑造人们的认知与行为。正如同一位网友所言:对很多美国人的短视很失望、川普两年干成那么多事、药价降了、小费税收降了免了、边境安全了、资金漏斗堵上了、婴儿账户建立了、伊朗打残了、为什么只看到眼前那点油价?看不到委内瑞拉 、中东、格陵兰岛、甚至俄罗斯石油尽在掌握中、人的愚蠢、短浅和自私大致相似!
其实、与其说部分美国人短视、倒不如说左倾化的教育系统与媒体系统一直在塑造美国人民的认知、川普的政绩被无视、川普的短板被放大、左倾教育系统塑造人民的价值观、左倾流氓媒体塑造关于川普的叙事、最终由它们决定你如何投出手中那一票!因此、这场中期选战、真正检验的不仅仅是众议员与参议员的选举、不仅仅是选择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不仅仅是如何看待川普近两年执政成绩、真正检验的是美国人民多大程度从左倾教育系统与左翼媒体塑造的价值观与虚假叙事中突围而出、最终投出手中那神圣的一票!
2、关于伊朗、黄左川黑有一个很奇葩的观念、川普打伊朗只会让更多小国寻求拥有核武器保护自己、只会导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是不是很奇葩?所以你们要理解川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潜台词是:川普是邪恶的、伊朗是正义的、川普打伊朗是在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是霸权主义、是在公然侵犯践踏伊朗国家主权、只会引起众多国家的愤恨、迫使它们唯有通过发展核武器来保护自己——只有看懂这个逻辑思路、你才能明白黄左川黑为什么会这么说!挺川者认为、打掉伊朗核武器才是在制止邪恶捍卫和平守护文明;反川者认为、打掉伊朗核武器无助于和平、只会导致更多国家寻求拥有核武器、让世界更加动荡不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背后是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伊朗神棍与川普美国谁代表正义谁代表邪恶、黄左川黑已经作出了他们的选择!
3、普京没有下台、俄罗斯没有解体、没有战败。泽连斯基承认乌克兰丢失了25%的土地、这才是真相、才是事实。没有美国的情报、星链、武器和财政援助、乌克兰会败的更快更惨。其实、当泽连斯基在全世界借钱贷款打仗的时候、当乌克兰当局在街上抓壮丁上战场的时候、你就要明白、乌克兰败局已定!这场失败是双重的、既有军事上的也有政治上的、军事上伤亡惨重丢城失地;政治上民怨沸腾民心尽失!一个真正理解自由为何物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不会动辄将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领土放在第一位、而是将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和私有产权放在第一位、因为国家利益不等同于你的利益、国家领土不是你的领土、国家有钱不等于你有钱、国家强大不等于你强大。正是考虑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当国家被入侵时、古典自由主义者会站在自由本位的层面审视衡量个体与国家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站在国家本位层面、因为自由高于国家、国家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侵略——侵占与掠夺——更多的时候来自你的国家与政府而不是他国。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国家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并将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2026.10.26

《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簡介、目録、序

 博客來

  • ISBN:9789570881783


內容簡介

是浪漫的革命理想,還是殘酷的清洗與鬥爭地獄?
在這個酷寒國度中,共產與理想的殿堂,將對兩位後來的國家領導人
──蔣經國、鄧小平──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偉大理想與熱情青春,留下的卻是血色教訓。★
 
紅色麥加:救國理想與革命輸出的交會點
1920年代,莫斯科是全球共產革命者朝聖的「紅色麥加」。數以千計的中國青年懷抱救國理想,跨越西伯利亞進入蘇聯的共產主義大學,期望為中國打造新的未來,夢想規劃烏托邦中國的藍圖。但這一場浪漫的追求,卻一步步捲入極權政治的漩渦,最終成為一場煉獄。
 
領袖同窗:重塑國共兩黨的祕密基因
國共兩黨的未來領袖蔣經國與鄧小平,皆曾在此學習。學校刻入他們的記憶裡,不只是共產主義的理想,更有紀律、批鬥以及集權統治的思維。蔣經國對蘇聯經歷諱莫如深,但日後他的政治職務與手腕都隱含這段經歷的影響。鄧小平後來所推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被認為帶有蘇聯基因。這段莫斯科歲月,深刻影響了中國與台灣的政治發展。
 
解密檔案:革命真的可以被「輸出」嗎?
歷史學家阿林切瓦與潘佐夫運用了首度公開的布爾什維克黨的紀錄片素材與第三國際檔案,以及中國留學生與史達林的勞改營囚犯回憶錄,重建了1917至1940年間鮮為人知的歷史現場。當革命成為可以「輸出」的理想工程,等待這群年輕人的,究竟是烏托邦,還是權力吞噬信仰的血色教訓?
 

作者簡介

達利亞.阿林切瓦(Daria A. Arincheva)
俄國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中國研究的副教授。她已出版十五種以上著作,包括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in Soviet Russia in the 1920s and the 1930s (2015)與 Lives and Fates of the First Chinese Communists (2021)。
 
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
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首都大學(Capital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愛德華與瑪麗‧凱薩琳‧吉賀德人文學講座(Edward and Mary Catherine Gerhold Chair in the Humanities)教授。潘佐夫生於莫斯科,畢業於莫斯科國立大學亞非學院(Moscow State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獲俄羅斯科學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頒授博士學位。出版多項著作,包括《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毛澤東:真實的故事》、《鄧小平:革命人生》等書。


譯者簡介
梁思文(Steven I. Levine)
美國蒙大拿大學(University of Montana)莫林‧曼斯菲爾德及邁克‧曼斯菲爾德中心高級研究員,哈佛大學博士。梁思文專攻現代中國政治及外交政策︑美國─東亞關係,曾出版多本譯作,包括《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毛澤東:真實的故事》、《鄧小平:革命人生》、與韓德(Micheal H.Hunt)合著的《弧形帝國:美國在亞洲的戰爭,從菲律賓到越南》(Arc of Empire: America''s Wars in Asia from the Philippines to Vietnam)等︒
 
何修瑜
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紐約理工學院傳播藝術碩士。史學譯著包括《帝國的勝利:從哈德良到君士坦丁的羅馬世界》、《法蘭西全史》、《1953:伊朗關鍵之年,一場被掩蓋的政變》、《伊斯蘭新史》、《鄂圖曼帝國的殞落》、《在風暴來臨之前:羅馬共和國殞落的開始》等。

目錄

縮寫詞表
圖片目錄
人物介紹
前言
第一部 在俄國革命的旋風中
1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大戰之後在蘇俄的中國人
2 在「紅色麥加」──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中國學生
第二部 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3 教育與史達林化
4 學生的派系鬥爭
第三部 俄國的中國共產黨與史達林的肅清運動
5 國際列寧學校的中國學生
6 「人民公敵」:從「赤色麥加」到勞改營
結語
致謝
附錄一:參加蘇聯國際共產黨會議的中國革命者
附錄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高機構的中國代表
附錄三:派駐蘇俄國際共產黨組織的中國成員與代表
註釋
索引

序

前言(節錄)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傍晚七點,莫斯科大劇院裡坐滿了人。由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提供資金與指導方針的國際性革命組織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來自五十二個國家、一百零三個共產主義組織的六百零五位代表以及為數眾多的來賓與記者,熱烈歡迎以主席團成員身分在舞台上就座的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季諾維也夫(Grigorii Evseevich Zinoviev)、托洛斯基(Leon Davidovich Trotsky)與其他蘇俄領導者。名叫張太雷的二十三歲中國共產黨員是大會的正式代表,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位與會的代表,與在場其他人一起熱烈鼓掌。他「身材高大,留著梳理整齊的長髮」,從他的圓眼鏡後方「以聰慧的堅定目光,無畏地注視著他人」,展露出開朗、燦爛的笑容。
三週後的七月十二日,在克里姆林宮豪華的安德烈耶夫廳(Andreev Hall)裡討論東方問題的第二十三次會議中,張太雷發表了一場關於中國共產黨運動的五分鐘演說。他的英語十分流利。按照大會規定,他的演說時間不能更長。他準備了一份二十二頁的書面報告,詳細說明中國政治與社會經濟現狀,以及日益壯大的共產主義勞工運動(他早在六月十日就已準備好)。這是一名實際參與發展中的中國共產黨運動成員所提交給共產國際的第一份書面報告。
除了張太雷,其他幾個中國人也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包括二十二歲的俞秀松,他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委員會書記,同時也是上海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的核心人物。他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非正式代表。此外還有二十二歲的瞿秋白,他是張太雷的同鄉與同窗,張太雷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在莫斯科推薦他加入共產黨,他是以北京《晨報》記者的身分觀察大會。另一名觀察員是俞秀松與瞿秋白的同僚陳為人,是一九二○年七月十九日創建的上海布爾什維克黨圈子裡的成員,他和俞秀松也代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社會主義黨創始人之一,三十八歲的江亢虎也是正式代表,他有諮詢投票權,然而他並非共產黨員,並且在代表大會召開的第四天後,因為非正式代表俞秀松與正式代表張太雷寫了幾封信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季諾維也夫,譴責他為「間諜」,他的出席資格遭取消。
張太雷、俞秀松、瞿秋白與陳為人從一開始就參與代表大會。但現在,在克里姆林宮的安德烈耶夫廳裡有同情中國共產主義的另一群人,他們三天前才來到莫斯科,剛拿到訪客通行證。他們來到這「紅色首都」,在剛開辦的共產國際學校──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俄文首字母縮寫為KUTV)上課。這些人包括劉少奇、羅亦農、吳芳、任培國(即任弼時)、蕭勁光、卜士畸、任岳、周兆秋、胡士廉、陳啟沃、謝文錦、 蔣光慈與廖劃平。他們都在上海共產黨員的推薦下抵達莫斯科。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是對中國革命分子敞開大門的第一所共產國際高等教育機構。不久之後,蘇俄將會設立全面的國際學校網絡。其目標是培訓國外的布爾什維克黨員,以便推動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因為自從布爾什維克黨經由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在俄國掌權之後,該黨從一開始就熱切地宣傳此一概念。
……
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寧倡議的特殊組織──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創立,將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員集合在一起,其目的是掀起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熱潮。共產國際並非政黨之間的聯盟,而是一個僅有單一計畫與章程的統一組織。它由選舉所產生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所領導,不只是布爾什維克黨員,也有其他共產主義團體的代表參與其工作。然而俄國的共產黨員卻全盤掌握領導權。共產國際對其外國支部提供實質的組織、政治、意識形態、軍事、精神鼓舞與財務上的支援。
歐洲無產階級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年的潰敗,尤其是一九二○年蘇俄入侵波蘭失敗,引發俄國共產黨自一九二○年代初開始,不只關注西方,也逐漸更關注東方的革命運動組織。在俄國革命與內戰期間,布爾什維克索求的大筆款項,開始透過共產國際流入各國,對象不只是歐洲與美國,也包括東方各國。中國、日本、印度、印度支那、埃及與土耳其的共產黨員都開始利用這些資金。一九二一年,共產國際給了中國共產黨一萬六千六百五十元中國幣,而在一九二二年又給了一萬五千元中國幣。如果考慮到當時的匯率是一枚中國銀元相當於金本位美元的五十分,那麼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共產國際給羽翼未豐的中國共產黨的金援,共計一萬五千八百二十五美元。這還只是一開始的數字。中國歷史學者楊奎松根據中共的檔案數據,斷言從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二三年六月)開始,莫斯科幾乎全額資助該黨的運作。到了一九二七年,對中共的經濟援助已達一百萬中國幣,即五十萬美元。這筆資金分配的對象包括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人與農民運動、對抗帝國主義、軍中的工作以及各式各樣的特別計畫。許多份俄國檔案中也顯示,不只在一九二○年代,共產國際與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三○年代也對中國共產黨提供全方位的金援,這一點證實了楊奎松提出的資訊。援助的總金額高達數千萬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遭到納粹德國攻擊之後,蘇聯依舊持續幫助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局通過決議,授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匯「一百萬美元協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協助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扶持中國共產黨培訓革命幹部。以此為目標,蘇俄在許多共產國際的教育機構招收中國革命分子。一九二○與一九三○年代,蘇俄針對該領域投入許多心力。而此舉與當時中國革命運動的快速發展息息相關。
在這段時間,中國革命分子在完整的國際學校網絡求學。
……
規模最大的教育中心,就是位於莫斯科的三所高等學府:於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以及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間開設給中國人就讀的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五月改為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科學研究院;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年間開設的莫斯科中山大學(該校於一九二八年九月重組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以及國際列寧學校(一九二六至一九三八年)。
一九二○與一九三○年代,有不少於三千名來自中國的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革命分子與運動人士,在蘇維埃布爾什維克黨的直接控制之下,於這三所學校接受培訓。在保存於莫斯科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的原中央黨史檔案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九年改名為俄國保存與研究當代歷史文件中心,現為俄國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中,保存著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三千三百二十八份個人檔案。在這些檔案中,絕大多數都是當時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學校就讀的中國學生。其中大約有四分之三都是中國共產黨員,而裡頭的一百六十七位黨員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重要性特別顯著的,包括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任弼時、楊尚昆、陳雲、葉劍英、鄧穎超、林彪、陳伯達、李富春、林伯渠(林祖涵)、劉長勝、吳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張聞天、王稼祥、劉伯承、蔡暢、聶榮臻、蕭勁光、烏蘭夫、閻紅彥、孔原、張琴秋、伍修權、王觀瀾。一九七○年代末與一九八○年代,這當中有許多人--首先是鄧小平、陳雲、楊尚昆、葉劍英、烏蘭夫、鄧穎超與聶榮臻等人,在中國實施大規模經濟改革,促成中國蓬勃發展的開端。鄧小平與其他許多中共領導人在蘇俄期間以及他們的求學過程中與布爾什維克黨的接觸,無疑並沒有白費力氣。他們全都汲取了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的影響。鄧小平領導集團引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概念,與蘇維埃新經濟政策極為類似,此一事實或許可解釋這些人接受蘇維埃教育的深度不可小覷。有著這樣的關聯性,研究在莫斯科接受培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領導幹部的歷史,不只有助於我們了解一九二○與一九三○年代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對於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的社會政治與經濟轉變,也有其顯著的重要性。
……
一九五○到一九七○年代,對於此主題不感興趣的中國史學界,其原因顯然是遵循中國共產黨的指示。即便是在與蘇俄友好的年代,中國也無人提及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中國學生至蘇俄求學的事。唯一例外是中國勞工參與俄國內戰,且因此接受某些布爾什維克培訓的主題。例如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一年間,雙語期刊《友誼》(Druzhba)經常提到那些經歷俄國內戰洗禮的中國人;而在一九五九年,歷史學者彭明甚至出版了一本書,書中以幾頁篇幅介紹了蘇俄工農紅軍的中國戰士。然而這位彭明卻完全沒有提到中國幹部在共產國際教育中心培訓的歷史。
這現象可以解釋,因為早在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毛澤東與其他支持他的中共領導人,與某些從蘇俄返國的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畢業生(博古、洛甫、王明與其他人)進行了長時間的權力鬥爭,後者受到布爾什維克黨當局的庇護。在這場鬥爭中,毛澤東對於中國革命分子在共產國際高等學府培訓的成果提出了相當負面的評價。他的主要論點是,中國共產黨員在蘇俄吸收了教條主義,他於一九三○年的論文〈反對本本主義〉(原標題為〈調查工作〉)一文中揭示了這種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有害本質。
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在粉碎了政敵之後,毛澤東開始對他們進行意識形態的再教育,宣稱「我們的戰鬥任務,就是以持續且有計畫的方式,培訓大量新幹部」。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的整風運動中,他勒令所有「教條主義者」(除了王明以外)在報告中承認他們在蘇俄什麼也沒學到。
舉例來說,以下是毛澤東之前一名主要政敵博古(本名秦邦憲,以化名波戈列洛夫〔Pogorelov〕於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讀)在他的「自白書」(一九三一年自蘇俄返回中國後,他領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二月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寫道:
我在莫斯科接受……一種教條式的派系教育……在我個人生涯發展中,〔在蘇俄求學〕的這三年……是對我的意識有所毒害的一段時間……對於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而言,〔這所〕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毫無用處;反之卻帶來無以計數的傷害……學生被灌輸對實踐的蔑視,盲目信仰學究式的教條,忽略了中國的現實,卻歌頌著外國「典範」……接受如此教育的翻譯幹部卻沾染對外國事物的浮誇愛好。對蘇俄與共產國際的尊重與景仰,被用來教育紅色買辦……這些學生,尤其是口譯員之中,逐漸形成了一群模範教條主義者,他們是外國走狗。
另一位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畢業生楊尚昆(化名薩爾蒂科夫〔Saltykov〕)也在大約同一時間召開的某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期中說過同樣的話,周恩來也一樣,他對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與這所大學的情況十分了解。
無論是毛澤東或任何一位中國領袖,都不敢公開對在莫斯科成立培訓中共黨員教育中心的布爾什維克黨人表達不滿。即便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權威性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也沒有將教條主義與蘇聯連結,但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卻自然而然地組織起來,成為毛派領導階層的主要任務之一。
這也就是為什麼不僅在一九五○年代,也包括在之後,即便中共與蘇共一刀兩斷,當時的中國史學家不被准許說任何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科學研究院、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或國際列寧學校的任何好話,列寧與史達林主義時期的中蘇關係,都未曾在中國史學中留下悲傷的一頁。

《縣裏的文革:江蘇豐縣的動亂十年》簡介、目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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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裏的文革:江蘇豐縣的動亂十年

  • ISBN:9789882373594

內容簡介
  文革的展開是均質的嗎?偏遠縣城和中心城市各自能揭示怎樣的文革景象?變幻的高層政治在縣級政治中如何得到執行、遞進或者扭曲?基層群眾派性鬥爭真正的動力何在?
  本書通過對江蘇豐縣十年文革史的研究,試圖為上述問題提供新的思考。董國強與魏昂德藉由十餘年調查走訪搜集而來的傳單、小冊子、工作筆記、官方文件與檔案等一手文獻,以及對派性鬥爭親歷者所做的大量訪談,原原本本呈現了一幅區別於既有認知的「縣域文革」圖景:當運動以不同於北京、上海、武漢等中心城市的模式發動後,派性鬥爭迅速走向深入,幹部、軍人、工人、學生、造反派等角色次第登場,各以錯綜複雜的利益考量,與中央、軍隊等其他層面的勢力展開角力。
  董國強和魏昂德關於豐縣十年動亂的開創性研究令人印象深刻。這部引人深思、論證嚴謹的新作表明,我們通常認知的那幅以城市為中心的文革畫面,完全是錯誤的。—賀蕭(Gail Hershatter,美國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歷史系教授)
  《縣裏的文革》以豐富的基層資料和訪談為基礎,探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如何在1966年至1976年間塑造了這個偏遠縣城。這是一部獨一無二、引人入勝的作品。—周傑榮(Jeremy Brown,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學歷史學教授)
  這是首部關於縣城文革史的著作,對於糾正人們對這一時期的許多既有認知至關重要。作者運用大量過去難以獲取的資料,以扎實的內容和嚴謹的結構,澄清了許多常見的誤解,也會深刻影響我們如何理解當時的衝突所產生的種種遺產。—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德國弗萊堡大學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系教授)
  這部研究超越了兩位作者的前作,豐富和細膩到令人驚歎。他們巧妙地融合了種類極盡繁雜的文獻資料與訪談,為這段動盪時期偏遠鄉村的情況提供了重要的新視角,挑戰了長期以來關於毛澤東時代晚期派性鬥爭的解釋模式。—藍夢琳(Patricia M. Thornton,牛津大學政治系教授)

作者簡介
董國強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史、社會史和醫療衛生史。在中英文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多篇,著有《親歷「文革」—14位南京大學師生口述歷史》(2009)、《南京通史.共和國卷》(2015)等。
魏昂德(Andrew G. Walder)
  斯坦福大學Denise O’Leary and Kent Thiry 社會學教授,多年致力於研究1978年之前中國社會的政治制度與群眾運動,著有《脫軌的革命:毛澤東時代的中國》(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2015)、《失序的造反:文革初期集體行動的內在機制》(Agents of Disorder: Inside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2019)等。

目錄
圖表目錄………………………………………………………………………… ix
中文版序………………………………………………………………………… xi
第1章 序曲…………………………………………………………………… 1
第2章 兩大派別…………………………………………………………… 19
第3章 軍方介入…………………………………………………………… 41
第4章 衝突升級……………………………………………………………… 59
第5章 北京干預……………………………………………………………… 81
第6章 打造秩序…………………………………………………………… 111
第7章 反衝力………………………………………………………………… 139
第8章 最後的決鬥………………………………………………………… 159
第9章 動亂的十年………………………………………………………… 179
大事記…………………………………………………………………………… 191
人名錄…………………………………………………………………………… 201
參考文獻………………………………………………………………………… 207
索引………………………………………………………………………………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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