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徐晓宏的遗作《The Great Separatio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Ordoeconomism》已于本月出版，笔者也是迅速搞了一本电子版来阅读。全书除了前言和导论以外，主体内容是三篇文革相关的论文，其中两篇早就发表。虽然只是论文集，但是徐晓宏在每一篇论文中都尝试融合传统政治史和社会科学解释，对文革进行再阐释，这是本书比较有创新的地方，也体现了中文文革研究和英文研究取向之间的差异。
1.对话性角力视角下的文革
本书第一篇论文《Dialogic Struggle in the Becom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试图用对话性角力（Dialogic Struggle）解释文革的起源和进程。徐晓宏在文中强调，文革不是毛泽东在1966年以前预定目标的实现——毛泽东一开始压根没有预想到文革会发展到“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程度——而是各种行动者在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局势中，通过对意识形态和符号的积极挪用、解释与碰撞而共同构成的“突显过程”（emergent process）。文革初期，中共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到处派出工作组，在下级党组织和机关中清洗被视为阶级敌人的政治精英，这一过程本来和“天下大乱”、群众和官僚的对立之间没有关系。因此，文革初期只是被视为一个大号的反右运动，阎红彦在云南省常委会上宣称“全国要抓40万右派”，并且和1957年反右运动中抓的右派数量相比，制订“大逮捕、大清洗、大换班”的计划。”
文革初期的政治运动运作模式和四清运动类似，群众虽然没有决定政治走向的权力，但是依然被发动起来批判阶级敌人。在这一时期，北京学生的参与文革的过程引发了工作组和学生的冲突，聂元梓张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蒯大富和工作组激烈地作对以至于自己一度身陷囹圄都体现这种冲突。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契机，选择站在学生一边“砸烂旧世界”。徐晓宏指出，学生的造反行为凸显了文革前的学生塑造的内在矛盾，一种是革命历史上造反的英雄人物，他们大无畏的精神不仅让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更被融入中共历史合法性中，另一种是雷锋式顺从的螺丝钉，只需要服从党的领导、按照党的意志执行就可以。总而言之，正是学生这种“造反-保守（顺从）”的内在张力，出乎中共官僚地将学生导向革命造反，进而被毛泽东赋予合法性，化“第二次反右运动”为全民参与的历史浩劫。文革的历史不是1966年以前就被预定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毛泽东、学生和官员之间争夺话语和能动地参与形成的。
徐晓宏使用用对话性角力理论的终极目的还是统一既有的“两个文革”叙事中精英和群众行动的逻辑，“两个文革”指的是文革存在“上层斗争”的文革史和“人民文革史”，二者经常被分割开来指代两类历史的进程。徐晓宏同时尝试学着布尔迪厄的资本和场域理论，跳出对文革评价的“理性-非理性”二分的框架，融合理性选择和非理性话语诠释历史——文革不是王绍光笔下那种无论是意识还是潜意识层面都具备的理性行为，也不是自由派经常谴责的完全非理性从众行为，虽然参与者的运用话语经常展现出非理性的特征，但是他们选取话语并且自行诠释以争夺话语权其实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在这个角度上，徐晓宏的思路大体上也是遵循既有的文革的社会学研究进行的，后者普遍也在尝试破除传统的文革叙述模式。魏昂德在《失序的造反》一书强调了文革参与者行为具有的不确定性，这和个人理性与否无关：
无论我们想像行动者的理性程度如何、心理过程是怎样，其选择都必然是充满问题的。现存的政治架构或是早已坍塌，或是濒临崩溃，一切基于以往经验的预期和规范都不复存在。一个人即使精于算计，时刻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也会在前所未有的局面和风云变幻的环境中失去对行为的可能后果的预测能力。这样的行动者面临著高度不确定性，这使得其做出的选择问题重重。同时，如果某个人始终以长期不变的政治立场和文化判断作为决策的基础，那同样会在这一时期手足无措：那些先前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要素早就被打碎，甚么规范、价值甚至是个人的忠诚都已不复存在，这意味著个人需要在波诡云谲的环境中快速判断并做出决策。这样一种始终追求“做事有意义”的人也会遇到极大的模糊性，不断变化的环境也会干扰其笃信的价值。因此，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广泛存在，必然意味著光靠个人与群体的初始属性无法判断其后续的具体走向，原有的利益与身份不再能够决定他们的选择：博弈的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不同的人可能会怀著不同的动做出相同的选择，反之亦然。
但是笔者感觉这种解释，就结合“两个文革”的历史不如乔晞华的对文革的社会学研究更具有说服力，乔晞华将文革定义为“党内和党外各自的激进派、温和派和保守派6个集团之间和集团内部，进行了一场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式的博弈”。针对文革中高层主导的政治进程和人民基于自身利益参与和选择的造反派组织两条历史线索，乔晞华认为既有的“社会矛盾派”（认为个人出身等自然情况决定了政治参与选择）和“政治过程派”（个人出身在前期有一定的影响，后期政治过程对政治选择的影响占据主流）都存在局限性——政治身份和个人动机对个人选择基层派别的影响大多了，而两种理论都忽略了这一点；政治过程影响主要作用于省市一级的高层派别组织之上（基层派别组织也有影响），个人出身和个人因素影响对高层派别组织相对较少福斯特在讨论浙江最大的两个造反派组织“红暴”和“省联总”群众构成的时候指出两个组织之间构成的相似性，李逊也反驳上海工人“老造反”中落后分子多的观点，指出上海老造反工人中，党员团员所占比例远比上海工人平均值高。因此，中央和地方官僚之间政治斗争的影响主要作用于高层的派别组织，进而影响基层的派别组织，而基层派别组织也会作为一个团体影响高层组织，其具体因果模型参见下图。
乔晞华的理论已经很好地解释了群众和高层之间如何互动影响文革的发展，这不是单方面的支配，而是双方共同做出的选择。至于话语争夺的问题，赵鼎新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中概括了社会运动的组织和话语之间的关系——社会运动组织在一个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越大，该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就越有创造性运用现有的话语，而组织性越差，其参加者就越有可能依据既有文化文本中的一些固定方式行事。因此，当一个社会运动的自发性很强时，该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的文化对该社会运动的发展就会起决定性作用；而当一个社会运动有着良好的组织时，该运动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传统文化的作用从而决定自己的发展策略。
在文革中，有一定组织能力的群众组织就可以灵活利用既有的话语，和官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进行合作或者竞争；当组织性很差的时候，例如高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群众就可能遵循既有的阶级斗争话语进行斗争，结果导致“天下大治”难以达成。
2.文革中的时间体验
本书第二篇《Moder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Newness》则基于时间社会学，将“稳定-变迁”的二元模型变成“日常（日常、循环且受到制度规范约束的生活）-狂欢时间（周期性、仪式化的社会秩序颠倒与情绪宣泄，狂欢过后会回归并重新巩固常规秩序）-新时间（行动者试图彻底打破过去、开辟未知且具有开放结局的社会结构转变过程）”的三元时间体验模式，将文革解释为新时间和狂欢时间之间的转换，从而对造反等革命活动和胡温时代如抗拆等一般集体行动之类的带有破坏性的活动进行区分。
在徐晓宏笔下，毛泽东1966年文革初期抱有一种总体的、史无前例的改造社会的雅各宾主义冲动，试图通过发动亿万群众打破旧世界、创造“新时间”和“新人”，从让学生造反、进行大串联，到将文革指向党内走资派，都是为了“创造新世界”。1967年上海文革的“一月风暴”是又一次突破性的表演，毛泽东将夺权与批判经济主义结合起来，再次赋予其宏大的革命新时间意义，引发全国范围的夺权浪潮。但是面对各地夺权后续不可收拾的派系混乱，毛泽东开始从追求史无前例的“新时间”退却。1976年后中共官方对文革中政治狂热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都根植于对当年文革“新时间”实验表演性失败的反思与清算。
笔者认为，本文继承了很多亲历者对文革不同于“主流”的评价——官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定义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一般民众和自由派也觉得文革是一场非理性的浩劫；对于相当多的左派（毛泽东主义左派、新左派和一些建制左派）而言，文革是一场由毛泽东领导、人民参与的、以维护平等反对修正主义的正义运动，应当被纪念。除了这两大观点以外，较为非主流的观点就是被刘国凯、周伦佐等人鼓吹的“人民文革”，这一类观点虽然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是邪恶的（本质独夫民贼行为），但是人民作为革命的参与者是伟大的，应当被继承的。他们不同于官方一派觉得文革是完全邪恶的，也不像左派觉得毛泽东是好的。徐晓宏利用三元时间观对文革进程的阐释，实质上将人民参与制造“新人”的革命式文革和文革中的无秩序、破坏性以及最后回归更严苛的列宁党秩序的负面文革区分开来，从而证明参与者在前者体验中的创造性——文革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直接参与，孕育了后来的新启蒙和民主化运动，某种意义上“对上了”林伟然所谓的“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社会并不只有负面（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变迁和正面（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稳定，也存在创造性的活动，这一观点将会开启下一篇论文对中国政治经济秩序的看法。
3.威权主义市场经济是怎么出现的？
本书第三篇论文《The Great Separation》，也是本书的书名来源。美国在和中国交往过程中，很长时间内实行著名的“接触战略”，旨在通过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的深入交往，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在合作中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接触战略”的实行基于一种“政治-经济”整体化的信念，如果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会逐渐走向和美国类似的民主政治。但是这种信念在中国完全不成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培养出一批新中产阶级，却愈发巩固了威权政治，政治在这里和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分离，徐晓宏称之为“秩序经济主义”（ordo-economism），这种秩序经济主义是怎么出现的呢？既有的研究很多是基于左派对市场化（新自由主义）和政治威权主义之间具有亲和性的静态观点得出的，但是具体历史进程中如何巩固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分离的？这就是徐晓宏本文关注的主题。
徐晓宏在本文捏他了波兰尼名著《大转型》，用“大分离”诠释革新开放后政治和经济分离，他将历史追溯到上海的文革实践，毛泽东一方面用经济动员工人以发挥他们的政治力量，打倒陈丕显和曹荻秋这些文革前上海的领导人，另一方面又遏制他们的经济诉求，打击“经济主义”，这就是政治-经济分离的起源。这一策略在上海大获成功，但是这种成功高度依赖上海特殊条件（陈丕显被动配合、文人造反派的话语包装、误传等），毛泽东和文革造反派却误以为可全国复制。全国复制上海模式导致派系武斗、事实上的内战，最后毛泽东不得不用军队和旧官僚镇压造反派以恢复秩序，群众政治参与随着“三结合”被打压。
文革无秩序结束后，毛泽东因为之前打击“经济主义”没有正确回应民间对物质的诉求，大搞政治挂帅和反对物质主义（魏昂德称为禁欲家长式平等主义），冻结工资不改善工人待遇，引起政治和经济进一步的分离，民众不需要政治参与，他们更需要的是吃饱饭、过上好日子，这就是徐晓宏所谓的“大众物质主义”（popular materialism）。
改革开放后，文革前的经济技术官僚普遍回到政策制定者的位置，他们更关注运用经济手段满足民众物质需求。以否定这种政治挂帅、满足经济诉求的改革为基础，中共逐步建立了秩序经济主义，以发展经济需要政治稳定的需求压制了民主化的呼唤。这一秩序在改革开放以后有诸多体现：80年代追求政治进一步改革的学生和追求经济稳定的工人（大众物质主义的支持者）出现了分化；温家宝2012年卸任的时候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结果后来经济发展后，再也没有人提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都说明对于多数民众来说，政治民主一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只要经济发展起来，政治改革并不是势在必行的。
笔者认为徐晓宏对“秩序经济主义”的总结具有洞见，但是对其产生的背景依然存在疑问。秩序经济主义大体可以拆分为两个命题：经济发展至上（为了经济发展可以不需要政治改革）的需求，以及中国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分离甚至对立关系。二者可以追溯的历史远比1966-1967年久远。
如果读者阅读近代史就不难意识到，富强本来是近代中国精英的追求，从“学制度”的戊戌变法以来，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为了发动群众力量，增强国家民族实力救亡图存，即民主是富强的方法而非目的，双方本来就是分离而非像洋人想象的那样具有协调一致性。
史华慈在《寻求富强》一书中研究了引进“群己权界”（自由主义）的严复思想，严复推动政治民主化（立宪）的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而救亡图存需要发扬民族共同体内部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些活力可以通过驾驭开明的利己来加强的自由、平等、民主创造了使开明的利己得以实现的环境，最终可以服务于国家共同体：
严复对于导致富强的综合因素中的自由的价值观念所进行的激进的再估价。韦伯意义上的军事的、官僚政治的和工业的“合理化”，仍然为严复所牢牢信奉；而这种“合理化”在严复心目中是由中国思想中法家流派的韩非子和申不害等所代表的，权威主义在近代世界并没有过时。然而，这种权威主义必须是有生气的、建设性的权威主义。
严复的英国式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之后的中国就不那么盛行了。然而，他对于富强的关注、对于西方文明中“浮士德性格”的反应，仍然是中国知识界的觉悟的基本特征，构成了当时所有独立思想流派的基础，并与它们都发生了联系，不管这些流派自登台之日起即标榜为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或者甚至是新传统主义的。当然，这一概括不适用于许多独特的思想家、诗人和文学家，这些人所关注的很少同国家富强这一目标有关。但是，在我看来，上述概括总的来说是正确的。
80年代新启蒙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呼唤的五四新文化启蒙，将文革浩劫归结为启蒙不足、封建残余太多，然而正如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或者更准确地说，启蒙的目的是为了救亡，无论是陈独秀还是胡适皆是如此，倡导新文化的诸公全盘否定传统基础恰是清末国粹派学者主张的“教”（即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保人也不能保国的观念。因此，当一战暴露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社会问题，导致随着苏俄革命传入中国的共产主义迅速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国民大革命前自由主义在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中的优势地位让位给共产主义也是必然结果，正如王奇生描述的那样：
在急于改变“一盘散沙”现状的愤激和新造“士敏土”式有机体社会的期待中，“社会改造”的声浪，迅速转化为“社会运动”，也最终导向了社会革命。傅斯年“无中生有造社会”的理想，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集权之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五四之后成为一种“恶名”，甚至成为革命的对象。
因此，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中重要性远比政治民主化高，它们是民主化的目的而非原因。既然如此，为了富强，牺牲民主和改革是理所应当的。哪怕是自由派乃至温家宝想要倡导政治改革，依然需要以“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作为体制改革的旗帜，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新中国政治和经济分离也在50年代就存在了，白区党（长期在白区工作，在建国初期因为城市工作经验丰富，主管经济）和苏区党（长期在苏区担任军政领导。根据地政治建设经验丰富，但是城市经济工作匮乏）之间分化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分离在精英集团的体现。自从延安整风后，刘少奇和毛泽东建立起紧密的联盟关系，过去在白区工作领导者周恩来也对毛泽东完全屈服。因此，白区党和毛泽东更亲近的苏区党得以在解放战争时期搁置分歧并肩作战，但是在全国解放后，为了快速恢复城市秩序和发展经济，很多熟悉城市工作的白区党干部在中央和各地担任领导干部，他们在经济政策上相对保守的态和毛泽东的理想和规划存在较大的冲突，他们基于战争时期形成“军事发包制”获得的自主性也和毛泽东实现集权的需求矛盾。奉毛泽东为绝对领袖的苏区党对于在建国初期分工中带有“经济专业主义”属性的白区党干部存在不满，最终还是演化为高岗、饶漱石事件。在白区党和苏区党（以及毛泽东）的对立中，读者不免看到官员具有身份上政治和经济取向的分离——在经济发展上任用代表城市经验的白区党执行经济恢复政策的时候，受到作为政治上“根正苗红”代表的苏区党在是否符合正确的政治方向的质疑，恰恰说明政治理念和经济实际政策之间的不一致。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民众一直具有经济需求自发性（例如三大改造时期退社风波），而中共中央摇摆在满足民众自发性（例如1955年暂缓农村集体化）和国家改造民众意识之间，并不总是能确保政治和经济的一致性。这种矛盾在1958-1961年大跃进被放大了，毛泽东让周恩来、陈云等白区出身、主管经济的领导人在政治上靠边站，试图用政治动员实现全民参与经济建设的结果，实现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这种无视客观性的政治性改造引起经济上的困难，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右的经济政策退了一步——曾希圣一度在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刘少奇鼓励城市企业大量招募廉价合同工减少企业用人成本，进而减少国家开支，这都是经济上的现实主义政策。但是与此同时，中共在政治上越来越左，毛泽东和刘少奇发动四清运动，到处复刻“桃园模式”。文革初期“经济主义”恰恰是这种政治经济分离的结果——经济主义活动参与者最多就是各类合同工，他们希望能转正，在文革以前他们是完全没有这种机会的。这是当时政治决定的，也说明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并非1966年才出现——文革恰恰就是这种分离的一个结果，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恐惧基础就是政治日趋反修防修的时候，经济却越来越右的现状。
另外，民主制度也并不是随着中产阶级形成就可以水到渠成的。中产阶级也许是成熟的民主制度最好的压舱石，但是他们未必会成为民主制度建立和巩固的正面因素。赵鼎新认为，人类的小群体动物本性和大规模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张力，要将本质上只注重小群体认同和利益的智人组织起来为某种“公共物”（如民主）持续奋斗是很困难的，强制和意识形态灌输便往往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这就带来威权专制的风险。
这对于中产阶级也是一样，中产阶级本身规模巨大，而且随着地域、从事行业、教育背景等不同存在大量的分化，动员他们进行民主化的成本很高。二战后大部分民主化国家多有赖于执政者主动放权或者战争，这些都不是中产阶级直接被动员导致的。甚至中产阶级有可能在民主不成熟的时候，作为主要的投票群体，因为高度分化引起政治动荡和国家失能，进而导致民主政治的崩溃。中产阶级并没有民族认同以外的统一认同，他们行动依赖小群体的认同，并不可能以为成为中产阶级就自然而然开始追求全国性的民主政治。中国是从全能主义国家转化而来的，这样的社会中，大量的新中产直接间接受益于“官督商办”的经济发展模式，从经济基础上他们恐怕也不会激烈地反对现存的秩序。
4.总结
综上所述，徐晓宏的书，使用较为新颖的框架，重新阐释了文革的历史，具有独到之处。但是，徐晓宏的研究整体还是解读性大于解释性，他运用新框架与其说是通过解释新的内在逻辑，发现某些前人没有发现的新结论，不如说是将前人的解读性结论合并进一个新的框架中，其中各种结论依然是相当解读性，以理解和厘清文革参与者行为的含义为特征，这多少会让这些研究的价值打一定的折扣。而且，本书无论平均质量如何，只有三篇文章终究还是太少了，读完有一种意犹未尽之感，能否打通长时段历史和结合全国（而非只有上海和北京），对文革有一种结合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全面分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