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4日星期三

吴洪森:哈梅内伊统治术

作者臉書 2026-3-4

伊伊斯兰共和国1979年革命至今,统治近47年。哈梅内伊本人1989-2026年掌权约37年。其统治手段是构建了一套高度制度化、适应性强的镇压+利益+意识形态复合体系,而非单纯依赖个人魅力或"神棍"迷信。
1979 年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当时确实有广泛社会基础。宗教网络(清真寺体系、神职人员组织)深入基层,在革命后成为动员与控制的重要工具。
意识形态并非只靠压制维持,它还通过教育体系、媒体系统、宗教组织不断再生产支持者。
伊朗拥有多层安全结构: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宗教警察、巴斯基民兵组织。
这些机构不只是工具,更是政权核心受益者。他们控制电信、建设、能源等经济命脉。
卫队成员多为革命派后代,镇压抗议是"保家卫国+保饭碗"。他们知道政权倒台自己会先被清算。
任何长期存在的威权体制,都高度依赖安全系统的忠诚与利益绑定。
伊朗是重要的石油出口国。即便在制裁下,能源仍提供基本财政来源、对支持群体的分配能力、对精英阶层的利益捆绑。
资源型国家往往比非资源型国家更容易维持威权结构。
长期制裁和外部威胁,会产生一种"围城效应":当国家面临外部敌对力量时,一部分民众即便不满意政府,也会优先考虑国家安全。这在历史上多次出现——外部压力有时反而延长内部体制寿命。政权不断把经济失败归咎外部,短期有效。
伊朗社会内部存在:改良派、世俗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左翼、王朝复辟支持者、海外流亡政治力量。目标不一致,路线分裂严重。碎片化的反对力量往往难以形成统一替代方案。
历次抗议(2009绿运动、2019燃料、2022马赫萨·阿米尼、2025-2026经济抗议)都被迅速、残酷扑灭。最近一次数万死伤。
政权从每次危机中"学习":监控更细、选择性逮捕、切断网络。
哈梅内伊及其四十余名高层被美以联合行动斩首后,川普表示将持续轰炸,彻底摧毁伊朗的武装力量,甚至不排除派出地面部队。川普吸取美国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教训,不会接管伊朗,而是通过持续的军事打击,在摧毁伊朗的统治力量同时,逼出一个能够整合各派的政治力量来接管伊朗政府。当然,这个政治力量的前提必须是亲美。
(吴洪森写于2026年3月4日上海莘庄)

李忠憲 | 當監視者開始恐懼:習近平與數位監控的悖論

作者臉書 2026-3-4

數位獨裁的中國,因為伊朗獨裁者集團被數位監視器暴露行蹤集體殲滅,媒體發現習近平為了自己的安全,現在正在開始消失原先部建監視人民的街頭監視器。
那天接受記者訪問,我說:研究資安的人,都是現實主義者。我們不相信善意。我們不相信承諾。我們只相信攻擊面。
這種思維,讓我每次看到中國打造的「數位獨裁體系」時,都會產生一種工程師式的直覺:這個系統很強,但它也很脆弱。
這也是林宗男教授和我努力拼命阻擋數位身分證在台灣發行的原因。
在習近平主政下,中國建立了全球最密集的監控體系之一:
• 街頭數位監視器
• 人臉辨識
• 行動定位
• 金流監控
• 社會信用系統
• 大規模資料集中化
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治理模式,用技術強化控制,用資料提升預測,用演算法壓縮反抗空間。這種模式的邏輯很清楚:只要掌握資訊,就能掌握社會。
但資訊安全的現實主義告訴我們:掌握資訊,同時也創造風險。
監控的雙刃劍:假設某一天,監控系統被滲透,資料被外流,定位被反向利用。
那會發生什麼?原本用來鎖定人民的系統,也可以用來鎖定權力核心。原本用來監視社會的資料庫,也可能成為攻擊者的精準地圖。
資訊科技沒有忠誠,它只服從架構與漏洞。任何你能用來監視別人的工具,都可能被用來監視你。
「如果監視者開始拆監視器」
如果有一天,權力核心開始對自己建立的監控體系感到不安,不論是限制、調整、或重新分配控制權。
那不是笑話,那是一種焦慮的訊號。
那代表他們意識到:技術不是單向的,控制不是絕對的,數位集中本身就是風險。
在資訊安全的世界裡,我們稱之為:
Single Point of Failure(單點失敗)。
高度集中化的監控系統,在平時是效率,在危機時,是脆弱。
習近平打造的是一個數位獨裁強權體系,但數位獨裁強權有一個根本矛盾:它需要高度集中,但高度集中等於高風險。
他可以透過技術壓制社會,但無法透過技術消滅漏洞。他可以強化監控,但無法讓系統絕對安全。這不是道德問題,這是工程問題。
為什麼資訊安全是現實主義?
因為我們從不問:「這個領導人善良不善良?」我們只問:「這個系統會怎麼被利用?」資安訓練我們去思考最壞情境,而最壞情境永遠存在。
數位獨裁的最大諷刺,不在於它殘酷,而在於它自以為可控。當監視者開始害怕被監視,那是權力結構出現裂縫的徵兆。
我說研究資安的人是現實主義者,不是因為我們冷血,而是因為我們知道:
• 所有監控都可能反噬。
• 所有集中都可能失守。
• 所有權力都會留下攻擊面。
數位獨裁不是不可戰勝,它只是把自己的弱點藏在最深的資料庫裡。
在資訊安全的世界裡,沒有永遠的掌控者。
只有尚未被利用的漏洞。

2026年3月3日星期二

史诗之怒行动的前奏:不再拖延的历史拐点

 来源:斌闻天下  2026-3-4


史诗之怒行动是一场精心策划、规模空前的联合打击,旨在彻底摧毁伊朗政权的核心威胁,包括其核野心、弹道导弹库、海军力量以及支持恐怖代理网络的能力。这次行动不仅是美国军事实力的巅峰展示,更体现了川普“以实力求和平”原则的不打折扣地执行。

然而,不要把它视为川普个人的战争,这实际上是四十多年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拒绝结束的战争,如今终于有一位总统决定是时候该结束了。


行动的起源:长期积累的危机与外交失败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与伊朗政权之间的对抗已持续近半个世纪。从人质危机到支持恐怖袭击、炸毁美军营房、资助代理武装杀害美国士兵,再到持续推进核计划和“美国去死”的公开叫嚣,伊朗政权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行为从未停止。从卡特到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的历届美国总统尽管采取过制裁、空袭、秘密行动或外交谈判等不同手段,却始终选择回避彻底解决这一根源性威胁。他们或因国内政治顾虑,或因担心引发更大规模战争,或因寄希望于“政权行为改变”,最终都未能终结这场漫长的、单方面的“影子战争”。伊朗政权因此得以不断壮大其破坏能力,积累了足够接近核门槛的实力。

川普则不同。他在第一任期就以“最大压力”政策重创伊朗经济,并在2020年果断下令击杀苏莱曼尼。如今重返白宫后,他明确视伊朗为“世界头号恐怖主义国家赞助者”和“美国最大外部威胁”。当谈判彻底失败、情报显示伊朗即将突破核红线时,川普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不再拖延,不再容忍,不再把问题留给下一任总统。这不是个人冲动,而是对四十多年累积账单的最终清算——用压倒性军事力量,一次性终结伊朗政权的进攻性能力,为美国及其盟友付出的长达数十年的代价画上句号。

早在2025年4月,川普政府就启动了与伊朗的核谈判,试图通过强硬姿态迫使德黑兰放弃核计划。川普亲自致信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设定60天期限,要求伊朗达成全面协议,包括彻底放弃核武器开发、停止支持恐怖主义,并结束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行为。然而,谈判在日内瓦等多轮会谈后陷入僵局。伊朗拒绝做出实质让步,继续推进铀浓缩活动,并通过代理势力威胁地区稳定。

情报显示,伊朗已接近核突破点,其弹道导弹射程覆盖中东乃至更远地区。美国中央司令部早在数月前就开始制定应急计划,这份高度机密的作战方案后来成为“史诗之怒行动”的蓝本。川普多次公开警告:如果伊朗不放弃核野心,美国将采取“压倒性”行动。2026年2月中旬,随着谈判彻底破裂,白宫评估认为伊朗可能先发制人袭击美军基地或以色列,这成为行动的直接导火索。


顶级机密的资产重新部署:隐秘而迅猛的准备阶段

为了确保“速度、突然性和泰山压顶之势”,川普政府在行动前数周启动了大规模的秘密调动。这一切都处于最高机密级别,甚至国会“八人帮”也仅在打击前数小时才收到通知。

  • 海军力量集结:两支航母打击群紧急部署至中东海域,包括一艘原本在太平洋的航母群加速穿越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波斯湾的美军舰艇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 空中资产分配:B-2隐形轰炸机携带巨型钻地弹悄然转移至前沿基地;F-35隐形战机和无人机群完成重新定位。
  • 情报与特种部队协调:CIA与以色列摩萨德提供实时情报,锁定哈梅内伊及其核心将领位置,特种部队在周边国家待命。

这些调动高度保密,避免任何风声走漏。美国战争部长(即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后来透露,整个准备过程强调“外科手术式精确”,最大化破坏指挥链,同时避免大规模地面入侵。

最终“执行”命令:川普的九字命令

2026年2月27日晚,在最新一轮谈判无果后,川普在白宫战情室做出决定。他向联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中央司令部司令发出简短而决绝的九字命令:“Operation Epic Fury is approved. No aborts. Good luck”,即“史诗之怒行动批准。不得终止。祝好运”

这一命令于2月28日凌晨1:15正式生效,数小时后,美以联合打击波展开。第一波攻击针对革命卫队指挥中心、导弹阵地、防空系统和军事机场。B-2轰炸机摧毁多处地下设施,以色列精准打击哈梅内伊官邸,导致最高领袖在开战初期丧生。随后,多名高层也在打击中丧生。

随后川普在《真相》媒体上发布8分钟视频,宣布行动开始。他直言:“这是我们最后、最好的机会打击这个病态而邪恶的政权。”他列出四大目标:摧毁进攻性导弹能力及其生产设施、消灭海军力量、阻止获得核武器、削弱代理恐怖网络。

川普还直接对伊朗人民喊话:“你们的自由时刻已到。推翻这个政权,它将是你们的。”


精密规划与执行的成功体现

从资产秘密调动到最终命令下达,整个过程展示了极高协调性。中央司令部实时更新战果:首两天内,美军打击超过1250个目标,包括击沉9艘伊朗军舰(现在已经是11艘)、摧毁革命卫队总部。行动被描述为“外科手术式、压倒性且毫不妥协”。

截至目前,行动已持续数日,造成伊朗政权严重瘫痪,但也引发伊朗报复,导致美军基地和以色列遭导弹袭击,造成美军士兵伤亡。川普表示,战役预计持续4-5周,但美军准备“走得更远”。

“史诗之怒行动”不仅是军事胜利,更是川普对四十多年伊朗威胁的终极回应。它证明了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致命的作战力量,同时也开启了中东新篇章,一个旨在终结伊朗核威胁与恐怖主义输出的时代。这场清算来得晚,但来得彻底。

吳祚來 | 當代中國被政變重創與重塑: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下篇)

作者:吳祚來
央廣 Rti 2026-3-3

毛時代的政治大變局,鄧小平是不是完全修正過來了?

毛澤東確立了新道統與新法統:新『道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絕對不允許修正主義出現;社會主義道路,是毛澤東的新『道統』,毛澤東說的話,就是革命法則,這是他的新『法統』,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結果,不是依法治天下,而是『毛語錄治天下』。

鄧時代最大的『政變』,是終結了『毛語錄治天下』,不再搞政治運動,從中央到村庄革命委員會還權於黨組織,村庄一級村支書與村長分權、中央黨政分權開始實行,但習時代被逆轉;

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確立黨領導一切的超憲法原則,才能實現個人極權,只有個人極權,才能重走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與習近平都走在這個閉環中,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對其制約,導致他們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造成重創,同時重塑中國政治體制。

一、鄧時代的政變與權變:

鄧時代,所謂撥亂反正,更多的是表象的改變,或有限的改變:

其一,社會主義道路沒有變,沒有回到新民主主義道路,真正的社會主義初期階段是《共同綱領》確立的,土地私有,政治協商,民主選舉,工商業自主,沒有黨領導一切的黨國原則,因為這一原則確立了黨在法上,黨的領袖或『核心』的威權因此高於憲法。

鄧小平的修正主義,只是有限修復,僅對毛澤東時代罪錯進行有限修復。毛澤東非法剝奪的私有土地未退還,城鄉二元制未變,黨天下未改。

鄧小平的政變或政治修復,促成黨內左右「共和」:分權、分治、分利,通過經濟利益分贓式共治。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成為合法性,不再修正社會主義道路至新民主主義,即土地不歸還人民,工商業在黨國控制下繁榮。鄧小平右手發展黨國經濟,左手執韁,確保經濟驢馬行走在社會主義大道上。有笑話說,他「打左燈向右轉」,實則始終走在毛澤東大道上。

鄧小平改變了哪些?終結文革極端,引入市場經濟。但未變者更多:未回歸新民主主義路線,未還權於民。政治變革上,對己有利如修憲,卻未規範任期制、年齡限制,留下遺患。一旦任期制被破壞,即會出現毛式終身制,黨天下變個人天下。

鄧時代沒有真正的政治大變局:未通過政治大變局回歸共和國法統與道統,故鄧江胡時代調和紅色與黑色,形成灰暗,權貴資本主義做大,導致黨政軍全面腐敗。某種意義上,鄧小平仍然是讓毛澤東放心,沒有像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那樣全面否定毛澤東,只是有限修正毛的極端做法,不搞『兩個凡是』,卻有『四個堅持』,老祖宗馬克思沒有丟,紅色江山沒有變色。

政治上鄧只有修復,用資本主義修復社會主義貧困,鄧從八十年代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鎮壓八九之後『一家一個副部級』,紅色權貴資本主義侵蝕了黨國的權力與財富,為習近平的政變與權變奠定了合法性與迫切性。習之所以能夠重新集權並實現極權,是因為鄧小平八二年修憲,確立了軍委主席負責制,槍指揮黨,習近平當政之後,強調這一權力,用軍權與黨的領導權,啟動政治變局與權變,重走毛澤東路線。

二、江胡時代:錯失政治改變良機

江澤民是民國時期培養與成長起來的技術官僚,胡錦濤是中共建政後培養出來的大學生,他們在體制內並沒有天然的優越性,政治基因上介於平民與紅色家族之間,這注定他們不是原教旨共產主義者,他們既要把革命事業繼續下去,就是對得起黨,也要對得起人民,無論是政治變局,還是權利壟斷上,都有中庸的一面,他們是鄧小平指定的兩代領導人,所以,按照鄧小平路線走下去,符合黨內政治正確,符合人民意願,也符合西方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需要。

鄧確立的那些實用主義規則,對這兩位技術官僚是有用的,一是隔代指定,使江澤民無法控制下一代領導人,這樣就無法長期控制黨國大權,而導致一家獨大,江派與團派之間各種明爭暗鬥,形成了黨內惡意平衡,社會因此有了一定的自由度與成長空間。

還有一些黨內『規矩』,如『七上八下』,二屆即退,在年齡與時間上限制了最高權力者通過集權走向極權。

江胡時代兩次政變:一是江當政之初,被極左裹挾,鄧已不是中央軍委主席,卻用軍中盟友的力量,喊出誰不改革誰下台,以準政變的方式,迫使江沿著鄧的既定路線走。

二是胡時代的準政變:十八大之前周永康想通過政法委的武警力量有所『作為』,準備與薄熙來聯手,改變最高權力格局,但無法與總書記兼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抗衡,所以,九龍治水的格局,儘管弱化了黨中央威權,但仍然保證了中共政權和平過渡。

江胡時代在政治領域有無變革?答案是有,但非常有限,我用『增量』二字來定性其政治改革的有限性。

一是江時代增量民主政治:江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允許資本家入黨,既是讓資本家進入黨國體制,有利於共產黨勢力做大,又是讓資本家們獲得參政議政機會,這實質上混淆了共產黨與資本家本質上的區別,因為共產黨黨章上寫著,最終要消滅私有制,而資本家、企業家等等,都是剝削者。但這一『改革』,實質上促成了紅色權貴資本主義聯姻、做大,甚至掏空了黨國經濟;

二是胡時代增量政治改革:從鄉村開始,推進民選村長,村支書負責黨務,村長負責村務,黨政分離從底層開始,結果當然是失敗的,因為村庄裡是熟人政治、家族政治,政治改革應該自上而下,或者從縣市開始。溫家寶有倡導政治改革的喊話,但吳邦國公開表示『五不搞』,堅決不搞西方那一套,結果江胡時代,只有增量的GDP財富增長與增量的腐敗,政治改革幾乎沒有增量。只是由於網絡的興起,城市與市民社會的形成,公民社會與網絡自由度有增量發展,這是江胡時代的政治亮點。

江胡時代,既致力財富增加,又致力穩定發展,自覺做黨的「好孩子」、紅色江山「好傳人」。最後被紅二代收官,無真正政變或自我革命,故溫預言十年成真:文革再現,成果喪失。

三、習時代:國進民退、增量集權

習近平時代第一大政變,是放棄韜光養晦的國策,致力於重塑世界格局,基於東升西降的認知,要與俄羅斯聯手,實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建立多極世界,與毛澤東建立第三世界相呼應。

由於中共對俄上不封頂的支持,促成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習近平通過軍改,將統一台灣當成使命目標,某種意義是,習已然改變了世界格局,中、俄、伊、朝、古巴等國形成的邪惡軸心成型,使中國成為文明世界的一號公敵,由此帶來高新技術與產品制裁、禁運,並在關貿等領域弱化中國經濟。如果說鄧時代的開放政治積極促成了中國進入世界經濟體系,習挑戰西方世界則導致世界經濟大門正在對中國逐漸關閉,因為經濟崛起的中國,增加世界動盪的風險。

習近平當政後最大政變,是『修憲』,使連任乃至終身制成為可能。鄧時代形成的內部規矩七上八下與兩個任期制,也隨之失效。習在第一個任期,通過設立多個領導小組,分解國務院權力,一步步集權,以使國務院最終成為黨中央的一個國務辦公室,黨政一體。

在疫情之時,一個人的意志決定了整個國家受到疫情重創,也波及世界各地,不僅給數以千萬計的生命受到傷害,也使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受到嚴重影響,三年疫情的災難性影響,可類比毛時代人為製造的三年大饑荒。一個人的指令、一個人的政治意志,就能讓無數人改變命運,整個國家與世界皆受災難性影響(全球報告的累計確診病例超過7億人,另有數據顯示,數以千萬計的生命逝去)。

習近平不搞增量政治改革,反其道而行之,搞增量社會主義:

政治上增量黨的集權與個人威權;

經濟上增量國企,弱化民企;

外交上增量戰狼式的國際鬥爭,地緣政治上增量衝突與備戰;

社會領域打壓公民社會,增量黨對基層的控制,甚至將黨組織建立到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

媒體與網絡自由空間被限制,增量黨組織控制與黨宣內容,教育領域亦是如此。

結語:

中共中央政治局227日召開會議,會議稱接下來5年的「十五五」時期將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要回歸鄧小平路線嗎?鄧小平敗於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習近平與毛澤東的問題則是,最高權力不受制約,所以,溫家寶的話,最具警示價值:如果沒有政治改革,改革開放的成果會歸零,文革還會再現。無論是回歸毛路線還是回歸鄧路線,都解決不了中共病因。

作者》吳祚來  獨立學者 專欄作家

访谈吴国光:共产党之后的中国……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ICDT) 
@chinatransition



著名政治学家吴国光在接受《中国民主季刊》采访时说,中国不一定会按照亨廷顿“交叠替代”(transplacement)四阶段(即专制放松、反对派壮大、专制收紧、政治谈判)来实现社会变革。 吴国光认为,不一定要当局“放”才会“松”,不管“放”不“放”也可能“松”的可能性会一直存在。 “讨论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我听到一种主流的反对声音,就是:习近平之后的中国可以讨论,而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人还是想回到江胡时代。我想讲的是:你想回到江胡时代,这是你精英阶层的主观意愿;如果江胡时代真像你们想象的或怀念的那样比习近平时代要宽松一些,那么,对不起,民间的民主力量就要利用这种宽松,不能让中国只按照新的当局所设想的路线去走。 “这就是 transplacement(交叠替代)了 , 你要改,我要革,咱俩就是这么配啊。不一定是主观上配合,但客观上我就要利用你了。能不能抓住这样一个可能松动的机会,这对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重要的关节,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问题在于,能不能形成强大的、有一定组织性的、有明确民主诉求的力量。现在当我们讨论习近平之后的中国或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时,甚至鲜有听到有明确民主诉求的声音,某些据称是民运人士的力量也认为只能有习近平之后而不可能有共产党之后,这是共产党的声音还是民主力量的声音啊?习近平之后的中国走向哪里,民主力量的诉求必须是民主化啊,民主力量必须要入局博弈啊,这是第一点,也是最起码的。你连明确的民主化诉求都没有,哪还有什么革改不革改啊? “第二就是一定的组织性,这一点是非常难的。因为共产党的权力垄断,根基之一就是对于组织性的垄断:只能共产党搞组织,其他任何组织都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决不容许公民的自组织。那么,怎么办呢?我看,中国的民主力量要从列宁主义的组织观念中走出来。不要一搞组织就是列宁主义式的组织;没有这种组织,没有这种严密的集权体系,没有自上而下的等级和约束,好像就不叫组织了。现在这样的互联网时代,应该有新的组织观念。 “第三,怎样才能强大呢?很明显,力量在于民众。现在中国的民怨这么多,你非要说民怨只是针对习近平的,不是针对共产党的,你还讲什么民主?共产党里的人这么讲,那是可以理解的;你搞民主的人也这么讲,那你根本就不想搞民主,你觉着老百姓也不是要民主。什么叫要民主?老百姓要自己的权利,就是要民主。不管要什么权利,这都是要民主。不是说他一定要说我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我明天要选票,我要多党制,这才叫要民主,那是概念的民主。实际的民主就是民众对自己的权利有要求,要保护,这就是民众在要民主。看不到民众要民主的这样一种诉求、这样一种力量,只看到共产党高层那些和习近平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是中国民间民主力量的一个严重缺陷。” 吴国光在这里强调:社会自发形成变革诉求的主动性至关重要。如果民众对自己的权利没有要求,就无法形成有效的变革诉求。其次是社会需要革新组织观念,不能一提到组织就想到列宁主义组织。这关系到社会变革模式的自发探索:我们必须跳出中共制造的历史叙述陷阱,中共历史上沿用的社会变革模式(列宁主义政党领导工农武装暴动)不再适应新环境下的社会变革,社会需要找到全新的适合当前环境的变革路径。再次是民主诉求和新的组织观念相结合要在社会形成真实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反对声音。 在变革诉求向变革力量转化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变革模式仍然存在“革命”与“改革”交替叠代的可能性。这对于主动寻求社会变革的群体来说是一个重要启发。 ------ 我们近期对吴国光做了一个主题为《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的访谈,读者可循着吴国光的讲述,进一步探索这些问题: 《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3季访谈:吴国光/王天成《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上)》: chinademocrats.org/?p=5378 《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4季访谈:吴国光/王天成《想象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下)》: chinademocrats.org/?p=5765 读者也可在此处免费下载最新出版的《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季完整版本: chinademocrats.org/?p=6153 欢迎订阅我们的Substack专栏: chinademocratictransition.substack.com/?utm_campaign=

陶傑:伊朗少女的邏輯思維

作者臉書 2026-3-3

外國記者問街頭慶祝哈米尼身亡的伊朗少女:現政權跨台,你怕不怕將來上來的比現在更差?她答:只要現在這幫人跨掉了就好。任何人上台,都不會比現在這批王八蛋差。👇

多年來許多中國人說:中國有十四億人,只有共產黨有本事維持穩定,餵養和統治了我們三代人的黨垮了,必定大亂,難道由王丹吾爾開希或劉曉波之流上台會更好?
說到此處,四周之大媽退休群組嗤之以鼻,小腦條件反射,同一個答案:對呀,讓那些人上台,一定大亂,壞一百倍呀,我呸。
香港我也多年聽說過:你們只懂得示威抗議,香港不可以亂。現在的林鄭月娥至少是港大政務官出身,她的政府跨掉了,難道黃之鋒上台會懂得管治香港?
然而這位伊朗少女的邏輯思維積極而清晰:拆掉了地獄,未必見到天堂,但她還願意賭一把。不錯,伊朗是不可以亂,北韓也長期不曾亂過。可是她認為,現世就是地獄第十八層,她不相信還會有第十九層。不嘗試,你怎會知道?
「現在的政權垮台了,上來的會更糟。」中國人提出之慣常問題似是而非,是一種虛無的假設,為懶惰和喪失意志尋求藉口。有若一群在監獄裏的囚犯,其中一個提議越獄,其他人反對,說:監獄裏確實生活艱難,伙食差劣,但至少睡覺有天花板,有四面牆壁,夜有一宿,三餐飯準時。冒險越獄,即使成功,你怎知道外面的生活會更好?萬一要露宿呢?露宿還會被人搶劫呢?三餐飯找不到,會活活餓死呢?
越獄出去,外面的世界交通亂、治安亂、大學校園亂、經濟也亂。但可以找工作,可以工作勤奮,可能因此遇到貴人。也可能、萬一,你會在街上撿到一張別人遺失的彩票,一夜之間變成富豪呢?
懶惰的人,會用最負面的假設當做事實,為自己一事無成的怯懦和懶惰製造天公地道的理由。
但香港1997年曾經歌頌過:明天會更好。
而同一個問題,1948年,中國的大量知識分子覺得蔣介石的政府行政管理腐敗,倒台在即,沒有任何紀錄,任何人曾經問過:蔣介石的民國政府,抗戰勝利,當務之急是維持穩定,如有不滿,要求改革,可以保持對話,國家不可以亂,難道從延安出來的毛澤東會比蔣介石管治更好?
國家不可以亂?當然。但作亂的正是毛澤東。不過那時眾口一詞,認定毛澤東上台,必比蔣介石更不亂、更好。
於是此後八十年發生什麼事?哈哈,我沒有興趣探討。
清末戊戌政變,譚嗣同被殺,他的好朋友唐才常繼續抗爭,被張之洞逮捕於漢口,審訊時唐才常辯供:「中國時事日壞,故效法日本覆幕舉動,以保皇上復權,今既敗露,有死而已。」
唐才常和譚嗣同,學日本的坂本龍馬與西鄉隆盛,去留肝膽兩崑崙,有熱血武士般的友誼。這是中國大地早絕了種的真精英。
推翻了滿清,迎來了軍閥割據、須要連年北伐的民國,果然比以前亂。至少溥儀和慈禧太后統治的,是一個統一的大清國。
洋務運動學西方,戊戌維新啟蒙於日本,五四運動後又學蘇聯,到底「明天會更好」還是更差,一個中國人至今無法解答的假設性難題。基本思維似乎連德黑蘭一個街頭女子也不如。
而大變局的機遇來了,這個伊朗女子的態度很明確,命運在我手裏,將來如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活在當下,我不要做奴隸。她才是一位哲學家——而且她對記者說:感謝川普,也感謝上帝。
美國以色列要聯同解放伊朗,看熱鬧歸看熱鬧,想一想,重建常識邏輯,驅除歷史和人生的虛無主義,腳踏實地,尋求定位,或不如學伊朗人。

苏晓康:海峽貓膩,兩岸戰降、大陸天亮

作者臉書 2026-3-3

  我的一篇舊文曾寫道:「台灣的痛與美:大洋與大陸之間,這個島嶼,面對一座大陸,背靠一片大洋,夾在中間,這個位置就是痛苦。」倘若細析一番,痛苦的細節就多了,網見「紅頂商人」遭殃,便勾連出一些回憶。
一、史學泰斗余英時痛批 台灣商人收買媒體迎合中國
那是2012年5月6日,原文如下:
史學泰斗、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四日發表聲明強調:「台灣有一些有勢有錢的政客和商人,出於絕對自利的動機,已下定決心,迎合中共的意旨,對台灣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公共媒體的收買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
旺旺中時集團總裁蔡衍明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稱六四事件「不可能有那麼多人死亡」,加上旺中購併中嘉遭質疑壟斷媒體,學界發起「拒絕中時運動」,余英時以具體行動,在五四當天發表聲明,展現知識分子的風骨。
二、太陽花
"八九六四"是一個亂世的起點。
三十年來香港四次大規模社會運動,起點也在北京屠城:
1989年声援八九民运的150万人大游行;
2019年返送中的200万人"谴责镇压,撤回恶法"大游行;
2019年8月18日170万人"煞停警黑乱港;落实五大诉求"的大型"流水式"集会运动;
2014年9月26日深夜120万人的"雨伞革命"。
然而,"雨傘"又來自"太陽花"。
2014年伊始,傅莉跟我說"今年是個凶年",我並未在意。未料三月中旬台北爆發"太陽花學運",學生突襲佔領立法院,抵制馬英九與北京簽署"服貿協議",兩岸衝突迅速從制度差異,遞進到生存空間、資源分享、經濟分餅等實質領域,我至今記得,當時學生撤離台北立法院後網上一封忠告信,言辭激勵哀傷:
「這是我們的最後一役,一旦我們輸掉了這場戰爭,我們的下一代、世世代代都不會有翻身的餘地,只能重蹈西藏人的命運……聆聽香港人的忠告,借鏡防火長城下新加坡人的那會,感受新疆人遭受血腥鎮壓的悲痛,悼念西藏人自焚又自焚的哀歌……這一切都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三、回首辛亥
「批判激進主義」的大師,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變革」、極言「滿洲黨」不肯改制才誘发革命,進而肯定革命並非「暴力」,甚至「軍閥割據」才有多元空間而生出「五四」,比比皆歷史洞見,非「大師」不敢言也。
四、洞穿歷史,尋找人的永恆歷史
秋天他從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訪問歸來,我們在電話上聊起大陸暴富風景,他說他對民主制度在中國,短期內已不做預想,我估計他的失望也包括近來台灣的亂局,我問他,難道中共就此穩坐下去了?「我想,大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蘇聯,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則看不到了……。」他說。未料川普新近發明『讓領導先走』一劑政治新策,餘下讓該國民眾自行「政權更迭」,先有委內瑞拉,再有伊朗,下一個劍指古巴還是誰?再下一個呢?余先生嘗言,對中國,『短期,我有点悲观;长期,我是乐观的。利用廉价劳工和资源,经济高速增长能够维持吗?如果社会越来越不平等、不公平,将来如何维持秩序?如果不能维持秩序,黑社会也会越来越厉害。随着早期革命时期出现的「强人」的凋零,集权体制越来越难以维持了。大的变局很快会出现的。』當年他從清末不肯改制,梳理辛亥革命之由來,不失委伊兩個集權覆滅之下對中國的觀瞻。我可以想見,余先生若是活著看到今天這首「史詩」,不知道多麼高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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