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做梦也没想到会搞“文革”

 泉河小路   2026年9月23日

读史有一件最难的事：不是查证史料，而是承认——当年身在其中人，并不比我们今天更清楚自己在经历什么。

后人读"文革"，常带着"事后之明"：这么明显的矛头，怎么当时就看不出来？其实，那时的人是在雾里行船。只听见水声越来越急，并不知道前面就是险滩。

一、一句"赫鲁晓夫"，满座茫然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这是全面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

文件里，毛泽东亲笔加写了一段话，点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今天的人一看就明白：说的是刘少奇。

可在当时，会场上几乎没有人明白。

最典型的例子是：5月18日，《通知》通过才第三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会见胡志明。三个人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

这话最值得玩味。刘少奇亲自主持了那次通过《通知》的会议，却一口断言"此人已经挖出"；周恩来、邓小平也同声附和。三个人都是网中之人，却异口同声说：网已经收了。

猎人说猎物已得，而不知猎物就是自己。

那次会议上还有一件荒唐事，可以想见当时党内空气之怪：林彪提出，要中央政治局通过一份决议，证明叶群在同他结婚前是处女。他还亲手写了一张字条摆在主席台上。聂荣臻看了，拿着那张纸生气地说："发这个做啥？收回！"于是收回了。

"九一三"之后，周恩来对刘西尧谈起此事，说了八个字：一个共产党员提出这样的问题，"简直是荒唐"。

一件是"赫鲁晓夫"三字的谜底瞒着满座；一件是这种荒唐字条能摆上政治局主席台。两件事合看，所谓"党内生活极不正常"，就不是一句空话了。

二、杭州的那次密谈

那么，这个"赫鲁晓夫"的谜底，到底是谁定的？

以常理推之，当时真正清楚的，恐怕只有毛泽东一人。若说还有第二个人，那大约是林彪。

"文革"发动前后，毛泽东多次到杭州。就在那段时间里，他与林彪有过一次单独的、不公开的会面。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至今没有留下完整的原始记录，外界只能从会后的人事布局、从林彪此后骤然上升的地位去推想。

但有一点是大致可以说的：正是在这一类密谈之后，林彪被迅速抬到"接班人"的位置，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的倚靠。

所以，"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最终指向谁，很可能是毛泽东与林彪在杭州这样的密谈中，才最后敲定的。

会外之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乃至素以侦察党内风向见长的康生——都不知道。

这里要特别说一句康生。后世论者多把他当成"文革"的谋主之一，以为他无所不知。其实以事理推之，那句"赫鲁晓夫"指的是谁，康生当时恐怕同样在鼓里。一个秘密，如果连公认最会"看风向"的人都没看明白，可见它藏得有多深。知情与不知情，发动与被卷入，这条界线一乱，整段历史就跟着失真。

三、八月，雾散了

雾散在1966年8月。

8月1日到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8月5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措辞极重，说有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大字报不点名。但谁都看得出说的是谁。党中央核心层的分歧，第一次摆到了台面上。

据廖汉生后来回忆，会议期间，周恩来两次对他说："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

"已下了决心"五个字，分量很重。这不是附和的话，是恍然大悟的话。至此，《五·一六通知》里那个"赫鲁晓夫"，才算有了着落。

全会最后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七位。

四、生活会上的沉默

全会前后，毛泽东几次召开政治局生活会，目的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曾私下布置陶铸，要他在会上"打头阵"。陶铸推说自己刚到中央，情况不了解。结果出头的是谢富治。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这样的生活会开了好几次，"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

沉默，在那种会场上，是最难得的态度。

开口就要诬人，闭口只伤自己。周恩来选了后者。这几个字不该轻轻读过。

五、"做梦也没想到"

周恩来一生谨慎，但关于"文革"，他反复说过真话。

1966年8月，他对越南总理范文同说：新的革命运动，我们这些老革命就不熟悉了，变成"保守派"；"我们要保持晚节，就是紧跟毛主席不掉队"。

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说老实话，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大局面。"

12月19日，接见外地来京师生，他又说："文化大革命这种前进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不是我们原来所能料到的。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到了1968年9月，已是两年之后，他仍然坦言："说老实话，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也不是很理解，没有想到今天这样的局面。"

"做梦也没想到"——这五个字，可以做他"文革"心境的总评。

当时与他接触较多的谷牧，看得最真切。谷牧说，那时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处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状态，"包括周总理和少奇同志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他们也是在一种很不自觉的情况下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去的"。至于"文革"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将来是个什么结局，周恩来"也搞不太清楚"。

一个"卷入"，道尽了其中的消息。卷入者，不是发动，不是主谋，是被巨力挟持而身不由己。

六、既然不理解，为什么还跟着走

这是后人最容易责难的一层。论者或讥其软弱，或惜其不能抗争。此皆未察当日之势、未谅当日之心。

缘故大约有三。

一是对毛泽东的信服。 周恩来与毛泽东共事数十年，历经长征、抗战、建国诸大节，所见多是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所以遇有异同，他的习惯是先求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先疑上面的决策。这不是盲从，是几十年共患难积下来的信任。要他一夜之间翻然变计，责人以逆，这不是人情所堪。

二是对"名分"的接受。 当时号召天下的说法，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套说法在当年的理论空气里，自有其不容置疑之处。今天回看，固知"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这些概念，当时理解得含混而不切实际；但要求一个人超出他的时代，这不是史家该做的事。

三是责任。 这一条最要紧。周恩来是总理，一身系着全国的日常运转、百姓的生计、外事的周旋。他若拂袖而去，全局立溃；他若抗言力争，不但无益，反而连那点维系之力也要失去。所以他说"保持晚节"——这四个字不是邀宠，是自重；不是求全于上，是求全于事。

中国历史上每逢大乱，总有一二人处在其间，忍辱负重，替国家维系一线命脉。其人或不为时人所谅，而国脉之所以不坠，赖有此耳。

七、在洪水中筑堤

周恩来最可称述的一面，是他在狂澜既倒之时，仍然设法为乱流立堤防。

"红卫兵"起，以"破四旧"为名，抄家、毁文物、改街名、揪斗师长，辱骂殴打无所不至，多有致死伤者。周恩来忧心忡忡，而且公开说出来。

1966年8月22日，他在清华大学讲话，竟直陈："有许多问题我们也不清楚。拿我来说，就很不清楚。"

以一国总理，而当众自承"不清楚"——这不是示弱，这是对狂热的一种清醒抵抗。

此后，在极度动乱、阻力重重的局势下，他仍主持制订了一系列限制性的政策与措施，想方设法约束那些违法乱纪的行为，能减一分破坏，就减一分。

这件事难如上青天。因为林彪、江青一伙唯恐天下不乱，乱才好篡权；而周恩来所做的，处处与之相逆。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中国史心最深的地方，也是周恩来在"文革"十年中最不可磨灭的功业。

八、三笔账，要分开算

综而论之，可得三义：

一、发动者与被动者，不可混为一谈。 "文革"出于毛泽东的决断，其间或有林彪预闻其事；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乃至康生，都在被蒙蔽之列。

二、不理解与不服从，不可混为一谈。 周恩来始终"很不理解"，却仍"力求加深理解，跟上形势"。其中委屈，非身历者不能道。后人读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句，应当于纸背看见它的沉重。

三、跟进与同流，不可混为一谈。 他一面服从，一面限制；一面维系大局于不坠，一面护惜善类于既危。这两面并行不悖——这正是他处境的复杂，也正是他用心的苦处。

所谓对历史抱"温情与敬意"，不是替古人讳，而是设身处地，还他当日的境遇，量他当日的为难，然后才下笔。

若只拿事后的是非去讥评前人，那么一部二十五史，将无一人可恕，历史也就成了一片骂詈之场，再没有可鉴之处。

周恩来于"文革"，是被卷入者，是力争理解者，是苦心维系者。他的功过，自当留待异日的公论。

而那句"做梦也没想到"，已经足够为那个时代，留下一个最真实的注脚。

曹长青：习近平和川普的底牌

作者：曹长青

原载台湾《看》杂志2026年9月号

9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这是应今年5月川普总统访北京时对习近平邀请的回访。一年之内，两个世界大国领导人的相互正式访问，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也潜在有利于台湾安全、促进台海局势稳定。因为这次习近平访美，中美之间的国际事务对抗点大幅降低，更易走向合作。

 

伊朗战争，没有影响中美关系

 

首先是当前的伊朗战争，中国虽然是德黑兰的老朋友，但这次没敢公开支持伊朗，不想损害和美国的关系，因为川普非常看重其它国家对伊朗的态度，连那个曾被川普视为盟友/朋友的意大利女总理梅洛尼，都因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攻击伊朗）而遭川普公开批评并绝交。南韩总统李在明曾表示不愿帮忙，也被川普修理，并大幅降低美韩军事演习规模。所以这次中国没有公开支持伊朗得到川普赞赏，他公开提到北京没有给伊朗提供武器。所以在伊朗问题上，中美两国领导人更多是共识，而没有重大冲突。这是当今国际政治的重要一点。

 

俄乌战争，中美趋向共识

 

第二就是俄乌战争。在拜登时代，美国力挺乌克兰（提供了3500亿美元支持），中国支持俄国。这是当时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触点。但现在局势改变，川普总统的美国不再像拜登那样一面倒支持泽林斯基，更希望推动乌战尽快停火谈判，俄乌签署和平协议。川普已经停止了对乌克兰的资金援助和军事支持，连泽林斯基想要的爱国者导弹拦截系统，川普也没有答应给。川普并与俄国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高峰会谈，双方基本达成乌战结束的框架。泽林斯基不同意这个框架，那美国的态度就是，不再管，你们双方就继续打吧；而打的结果，就是乌克兰不仅没有胜利的可能，反而失去更多领土，尤其是生命。

乌战爆发以来，乌克兰已失去20%领土，伤亡过百万人，人口从战前的4200万降至今天的2900万（乌东地区和克里米亚失去近1000万人口，加上逃到欧洲的几百万乌克兰人，再不回来了。战场逃兵就有20万——乌国防部长在国会证词）。所以，在乌战问题上，中美不仅没有重大分歧，川普还可能希望习近平帮助调解，促使俄罗斯在谈判问题上更加灵活。

 

北韩核武，中美都想和平解决

 

第三个国际焦点是北韩核武问题。原有的促使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美国，中国，俄国，日本，南韩，北韩）机制早已不复存在。因为乌战和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俄国与美国关系破裂，导致俄国与北韩结盟，双方签署了军事共同防御条约，莫斯科公开表示，理解北韩拥有核武的立场，等于变相支持，这是拜登政府用乌克兰打“代理人战争”、不惜美俄交恶的恶果之一。

中国采取默认态度，也不坚持原来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立场，因为担心平壤和莫斯科走得更近，中国被边缘化、降低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在中俄两个大国都支持或默认北韩发展核武的情况下，美国就比较棘手。所以川普总统的策略是，与北韩改善关系、拆解中俄朝三角联盟（希望他们只保持松散联手）。川普总统决定大幅缩小美韩军演规模，并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喊话，说与他关系一向很好，并谋求今年11月的亚太经合会议（在中国深圳召开）期间与金正恩见面，都是这种策略的一部分。

从伊朗战争就可看出，仅仅靠轰炸，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对北韩发展核武等，更不能用军事轰炸等解决。且不说北韩一旦动用核武，南韩首都首尔就在北韩的大炮射程之内（距三八线太近，所以韩国一直有迁都呼声），如果一旦美军轰炸，不能在第一时间摧毁全部的北韩核武基地和大炮，那北韩的报复、对首尔的摧毁会是难以估量的（大首都圈首尔的人口2600万，占南韩人口的一半）。所以，对北韩发展核武问题，无法用军事解决，只能通过外交等手段运作，保住和平最重要。川普总统被抨击的所谓“亲独裁者”背后，是有着捍卫世界和平为首任的重要背景和策略因素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北韩问题更不会成为中美两国元首会谈的障碍。

 

台湾问题：川普私下对习近平说狠话

 

最后是中美之间的常规问题：台湾安全。双方其实心照不宣，都知道对方的想法，所以也会像以往那样，各自表述；尤其是美方，更可能一笔带过，不会多谈。虽然说美国的台海政策被专家们称为“战略模糊”，其实历来都是清楚的：不支持台湾宣布独立，更反对中共武力犯台。其根本点是保持台海局势稳定，保持现状，保住台湾2300万人民的生活方式和选择权利。

美国不会公开说“支持台独”，避免刺激中国造成台海局势紧张，因那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台湾的安全。同时美国更不会像白痴拜登总统那样，在乌战爆发之前高调公开宣布，对俄国入侵乌克兰，美国和北约不会出兵干预，等于开了绿灯。

对中国，川普的两手策略是：在公开场合，给足习近平面子；但在私下，则明确坚定地告诉习近平，只要我川普在白宫，中国就不要想武力犯台，因为“在我这里不可以”。后来有报导说，习近平也表态，只要川普当总统，中国就不会对台动武。所以，这次中美领导人再次会晤，台湾问题也不会成为焦点，美方甚至都不会把它作为重点谈判内容。

 

合作而不结盟、竞争而不脱钩

 

去掉国际焦点，这次中美领袖会晤，可能更多聚焦在双方经贸和危机管控问题上。而经贸交易等，是川普的强项。中美之间的关税战早已停火，税率问题已基本确定，所以这次也不存在交锋。只是在中国的稀土出口到美国、美国的高科技出口到中国等问题上，双方可能讨价还价。结果可能一如既往：中国购买美国更多大豆等农产品，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对一些限制出口的产品解禁。这些不是像伊朗战争、俄乌战争、台湾安全等那类重大原则问题双方难以让步，而是都有较大交易的空间。

今年五月川普总统访问北京时，中国方面就明确提出，希望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未来三年以上的框架。美国很可能接受这种建议，因为现在中美双方似乎都已经开始接受一个事实——双方不可能消灭竞争，只能学习如何在竞争中共存，尤其是避免战争。所以9月的川普和习近平的中美峰会之后，中美关系的大概率是：“对抗降温但并不和解、合作但不结盟、竞争却不脱钩”。

 

写于2026年8月20日

“9·11” 25周年： 恐怖主义已进入 AI 时代——我们必须适应

2026-9-23  Jinhuasan的博客

今日9月23日早晨，《国会山报》刊发史蒂文·斯塔林斯基（Steven Stalinsky）博士的评论－－‘“9·11” 25周年： 恐怖主义已进入 AI 时代——我们必须适应’。斯塔林斯基先生现任中东媒体研究所执行主任。请君一阅：

9·11事件发生25年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恐怖主义时代。最近几周，当局逮捕了一些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利用人工智能帮助策划重大袭击的人。

尽管这些阴谋遭到挫败，但它们表明，恐怖组织如今正在以影响远为重大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新手”制造化学和生物武器。这种迅速演变的威胁要求立即制定行动计划。

2004年7月发布的《9·11委员会报告》强调，为防止再次发生重大恐怖袭击，需要具备前瞻性、共享信息以及适应能力。报告警告说，我们国家及其安全机构未能预见威胁的最重要失败“是想象力的失败”，而今天应对恐怖组织拥抱人工智能的问题，同样需要这种想象力。

自9·11事件以来，圣战分子已经可以利用一系列不断出现的新技术，但人工智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过去需要专门专业知识才能掌握的技术技能门槛正在消失，而过去曾经存在、且已经因技术发展而不断降低的障碍，如今几乎已被彻底清除。

今天，每一个主要恐怖组织都把人工智能视为一种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而且它们全都已经将其用于一系列目的：宣传和媒体制作、招募和对外联络、网络行动、数字战争（包括无人机和武器）、行动指导、数据科学和数字媒体培训，以及整合先进技术。

基地组织正在把人工智能纳入其长期计划，而伊斯兰国——其成员群体更加年轻，也更加精通技术——则利用人工智能立即产生媒体和行动效果，包括招募人员以及协调“独狼”袭击。

人工智能被称为圣战分子的“能力倍增器”。这一趋势始于2025年3月，当时出现了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伊斯兰国成员播报新闻的视频，并延续至今年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伊斯兰国新闻通讯英文译文。正如一名伊斯兰国支持者所说：“为了在未来继续前进，我们需要学习如何使用新技术。”

这些最初的尝试，很快就被圣战分子对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痴迷所掩盖。8月21日，加拿大当局逮捕了一名蒙特利尔青少年，他涉嫌利用人工智能策划在一所学校发动恐怖袭击。8月18日，一名出生于索马里的英国人因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被定罪；在与伊斯兰国招募人员使用的一个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互动之后，他曾前往叙利亚，试图成为伊斯兰国的“烈士”。

剑桥大学恐怖主义研究人员安东尼娅·尤利希（Antonia Juelich）今年夏天报告称，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正在利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获得地面战术优势，包括直接用于战场。恰好六年前，即2020年8月，我发表了一份关于圣战分子在加密通信平台电报上使用机器人的详细报告——从用户互动方式来看，这些机器人正是今天人工智能助手的前身——其用途包括策划袭击、分享训练信息、制造武器和炸弹、传播新闻以及招募人员。

此后的这段时期，在为今天人工智能成为恐怖分子手中武器这一局面做准备方面，基本上被白白浪费了。8月31日，作为对《9·11委员会报告》进行审查的一部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对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恐怖主义威胁表示担忧，并呼吁“防止恐怖组织获得设备和专业知识”。

然而，对于圣战分子使用人工智能，最令人担忧的应该是封闭和加密应用程序中的交流。例如，2026年1月，伊斯兰国支持者进行了一场关于爆炸物和无人机的讨论，他们考虑袭击纽约市的川普大厦，并利用人工智能获得行动指导。

就像如今所有人一样，圣战组织内部也正在围绕人工智能的常态化展开争论。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呼罗珊之声》一期刊物中的一篇重点文章，为“合乎伦理”且安全地使用人工智能提供了指导，而基地组织一个加密平台上的一名用户最近则指责其他读者分享人工智能生成的帖子，并猜测他们的账户已经被情报人员接管。

恐怖分子采用人工智能为什么意义重大？除了增强其对外传播、人员招募和筹款能力之外，人工智能还将帮助他们发现薄弱环节和目标，并以更快的速度、使用更少的人力策划袭击。

此外，尽管今天一个主要担忧是如何在技术竞赛中阻止中国取得人工智能霸权，但我们应该考虑所有最坏的可能性——想象一下，一家由程序员组成的圣战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开发自己的软件，与那些寻求实施恐怖袭击的人分享。他们已经公开招募人工智能专业人才。

阻止这种情况并不容易。这将需要建立一个研究人员网络，持续监控他们公开和私下所说的内容，并研究迄今为止他们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又在哪些方面遭遇了失败。这将需要人工智能公司进行合作、承担责任并作出承诺。同时，这也将需要《9·11委员会报告》中所提出的前瞻性、信息共享和适应能力，以防止那种曾经使那场袭击得以发生的“想象力的失败”再次出现。

赵晓：“文明持久战”的背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四次心理转换

作者：赵晓
万维博客 2026-9-24

《从“改变中国”到“长期竞争” ——美国对华战略与“文明持久战”的形成》发表后，得到不少朋友的回应和鼓励。一些朋友特别注意到我提出的“文明持久战”这个概念。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文明”是描述性概念，不是价值判断。它不要求一个国家已经进入尊重生命、自由与尊严的现代文明，而是沿用亨廷顿式的用法，指一个社会长期形成并相对稳定延续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政治传统与集体认同。“是一个文明”，不等于“已经现代文明化”；前者描述历史文化共同体，后者判断制度与价值。称中美“文明持久战”，是说明中美面对的是两个具有深厚历史记忆与强烈自我认同的共同体。

所谓“文明持久战”，也非指两个民族的生死决战，更不是要消灭对方的文明，而是两个文明型大国在无法改造对方、无法摆脱对方、也无法承受全面战争的条件下，围绕实力、制度、科技与国际秩序展开的长期竞争。

它的内核是三句话：

不能速胜。不能退出。不能失控。

但“文明持久战”不是突然出现的。它的背后，是美国对华认知近八十年来的一场心理去魅，需专文论述。

这场去魅，可以用四个动词串起来：

从仿佛可以“拥有”中国，到相信可以“塑造”中国；从一度出现“击败”中国的冲动，到今天准备“管理”同中国的竞争。

四步走完，美国才逐渐认识到一件事：

它不能决定中国如何改变，也不能把“中国必然按照美国的期待改变”，作为对华战略成立的前提。

这，或许是理解今天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一、第一次转换：从“拥有中国”到承认中国不属于美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政界随即爆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政治风暴：

“谁失去了中国？”

杜鲁门政府、国务院里的“中国通”以及主张同中共接触的外交官，都被指责为软弱、失职，甚至“出卖中国”。

然而，这个问题本身包含着一个未经反省的前提：

中国原本是美国可以拥有、保住或者安排的。

如果中国不是美国的，何来“失去中国”？

1949年，国务卿艾奇逊在《中美关系白皮书》的送交函中写道：中国内战的结局超出了美国政府的控制；在美国能力的合理限度内，无论美国已经做什么或可能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一结果。它是中国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美国曾试图影响这些力量，却没有做到。

艾奇逊不是说外部力量对中国毫无影响，也不是说美国此前的政策没有得失。他指出的是一个更根本的事实：

中国的历史方向，最终不可能由华盛顿决定。

只有曾经拥有，才谈得上失去。

美国可以失去在中国的影响力，失去市场、盟友或地区优势，却不可能“失去中国”，因为中国从来不属于美国。

然而，艾奇逊的清醒并没有真正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基础。“失去中国”的焦虑退潮之后，另一种更加温和、也更加隐蔽的期待出现了：

美国未必需要控制中国，却可以通过接触、贸易和全球化，逐渐塑造中国。

二、第二次转换：从“拥有中国”到“塑造中国”

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隐含假设：

随着中国进入全球市场，民营经济不断发展，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中国最终会在经济、法律乃至政治制度上向西方靠拢。

这套逻辑可以简化为一句话：

贸易带来市场化，市场化造就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推动政治开放。

贸易因此不只是贸易。

市场也不只是市场。

它们还被寄望成为推动中国制度转型的力量。

当然，不能把冷战后的接触政策简单理解为“以贸易改变制度”。接触还有许多现实目标：避免中美重新敌对，推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开拓中国市场，并在朝鲜半岛、全球经济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寻求合作。

但是，期待经济开放最终带来政治趋同，的确构成了美国精英对华想象的重要部分。

这种想象背后，仍然延续着一种美国中心主义：

美国不仅代表一种国家利益，也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其他国家一旦进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最终就会越来越像美国。

美国不能“拥有中国”，却仍然相信自己能够“塑造中国”。

接触政策当然不是毫无成果。中美双方都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中国社会也被改革开放、国际贸易和互联网深刻改变。

但美国没有充分预料到的是：

中国进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却没有变成美国所期待的中国。

这里必须辨明一点。

问题不在于接触没有改变中国，而在于：

中国发生了巨大改变，却没有按照华盛顿预想的方向和速度改变。

中国既没有拒绝全球化，也没有因为全球化而完全西方化；既融入了国际秩序，又不断扩大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发言权。

美国战略界由此不得不面对一个过去不愿面对的问题：

如果中国不会因为经济接触而自动趋同，美国的对华战略怎么办？

三、第三次转换：从“塑造中国”到“击败中国”的冲动

2018年，坎贝尔与拉特纳在《外交事务》发表《对华清算：北京如何打破华盛顿的预期》。

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第一次主张对华强硬，而在于它系统反思了美国对华政策背后的旧假设。

两位作者承认，美国长期高估了自己改变中国内部发展轨迹的能力。无论是贸易、接触和国际制度的吸纳，还是制裁、外交压力和价值倡议，都没有使中国沿着美国期待的方向发展。

这不是说中国永远不会改变。

任何国家都会改变，中国也一直在改变。

真正破产的是另一个判断：

美国可以通过自身政策，决定中国改变的基本方向。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说“中国不会改变”，是一种静态的文明决定论；说“美国不能决定中国如何改变”，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能力判断。

前者未必正确，后者却越来越成为美国战略界的共识。

川普第一任期的历史作用，首先不是发动了贸易战，而是公开推翻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旧前提。

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称为挑战美国力量、影响力和利益的“修正主义力量”。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心由此发生变化：不再主要关注中国内部会不会转型，而更加关注中国力量的增长会不会改变亚洲乃至全球的力量分布。

接触政策的预期落空后，美国战略界一度出现一种更激进的冲动：

既然不能通过接触改变中国，是否可以通过全面竞争压倒中国？

2019年，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甚至把中美竞争同“文明差异”联系起来。这种带有种族色彩的说法引起巨大争议，也没有成为美国完整的官方战略，却暴露出一种“文明冲突”的诱惑：

既然中国没有被接触改变，中美竞争是否注定是一场只能由一方获胜的文明决战？

然而，中国毕竟不是苏联。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人口、完整的工业体系、广泛的贸易网络、核武器和悠久的文化文明连续性。美国可以限制中国，遏制中国，给中国制造巨大困难，却很难期待中国突然退出历史舞台，更无法保证一个陷入混乱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

美国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现实：

中国很难被改造，也很难被击垮。

这正是“文明持久战”形成的现实基础。

四、第四次转换：从“击败中国”到“管理竞争”

2019年，坎贝尔与沙利文在《外交事务》发表《避免灾难的竞争》。

这篇文章比一般的“对华强硬论”又向前走了一步。

两位作者提出，美国不应追求类似冷战结束那样的“决定性终局”，而应寻求一种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清醒共存的稳定状态”。

换句话说，中美竞争不再被理解为一个必须彻底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国际现实。

这篇文章后来显出特殊分量：两位作者中，一位随后出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另一位后来出任常务副国务卿。

2019年提出的“竞争性共存”，此后成为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重要思想来源。理论倡导者亲自进入决策中枢，也成为这一观念从政策主张走向国家战略的重要标志。

美国对华战略由此出现第二次重大转向。

第一次，是从“接触改变中国”转向“防范中国”。

第二次，是从“击败中国”转向“管理竞争”。

这不是和解，也不是放弃竞争，而是重新限定竞争的目标：

不是消灭对手，不是迫使对手投降，也不是等待某个历史终局，而是防止对方获得支配性优势，同时避免竞争滑向全面战争。

五、从“内部趋同”转向“外部约束”

2022年，国务卿布林肯在阐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时说：

美国不能依赖北京改变自身轨迹，因此，美国将塑造北京周围的战略环境。

这句话很重要，但也容易被过度解读。

它不是说美国从此不再关心中国内部的发展，也不是说美国完全放弃对中国施加影响。

美国真正放弃的，是把“中国最终按照美国期待发生转型”，当作对华战略成立的前提和胜利标准。

布林肯的意思是：

即使中国不改变，美国的战略也必须能够成立。

由此有了“投资、联合、竞争”：

投资美国自己的产业、科技和基础设施；

联合盟友伙伴；

在科技、供应链、军事安全和国际规则上同中国展开长期竞争。

美国战略从期待“内部趋同”，转向构筑“外部约束”：

从等待中国改变，转向限制中国扩张；从制度改造，转向力量拒止。

到了川普第二任期，这种战略收缩变得更加明确。

2026年《美国国防战略》表示，美国的目标不是主宰、羞辱或扼杀中国，而是确保中国不能支配美国及其盟友；实现这一目标，并不需要改变中国内部制度，也不需要把中美关系变成一场生存性斗争。

这意味着，美国开始把对华竞争的目标进一步收缩为：

维持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防止中国取得地区主导地位，同时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保持贸易、外交和必要的战略沟通。

这当然不意味着美国变得温和。

美国仍会强化第一岛链，限制中国获得最先进的技术，重建关键产业链，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但美国越来越清楚地把“竞争”与“改变中国”区别开来，把“拒止性威慑” （deterrence by denial）与“文明决战”区别开来。

过去的冲动，是赢得一场可以终结竞争的最后胜利；

现在的目标，是让任何一方都无法迅速打破地区均势。

美国正在从“胜利战略”转向“均势战略”。

六、美国真的放弃改变中国了吗？

这个问题必须严谨回答。

答案是：

既是，也不是。

说“是”，是因为美国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够按照自身形象重塑中国，也不再把中国必然实现西方式转型作为国家战略的前提。

说“不是”，是因为美国仍然希望中国在市场规则、地区行为和国际秩序等方面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变化，也仍会通过贸易、技术、外交和联盟体系施加影响。

因此，更准确的表述不是：

“美国终于认识到中国不可改变。”

而是：

美国终于认识到，它不能决定中国如何改变，更不能把中国必然按照美国的期待改变，作为对华战略成立的前提。

同样，“不存在失去中国的问题”，也不意味着美国不再争夺对中国的影响力。

它意味着：

中国从来不是任何外国可以拥有或失去的对象。美国可能失去对华影响力，失去中国市场，失去地区优势，却不可能“失去中国”，因为中国的历史命运最终属于中国人民。

外部力量当然可以影响中国，改变中国发展的成本和环境，却不能代替中国人民完成中国自身的历史转型。

七、去魅之后，竞争可能更加冷酷

美国放下“改造中国”的执念，并不会使中美关系自动变得温和。

恰恰相反，一个不再幻想迅速改变中国的美国，可能成为一个更有耐心、更能集中资源，也更加难以对付的竞争者。

过去，美国常常把贸易、投资和国际交往同时当作改变中国的手段。

现在，它越来越倾向于把不同问题拆开处理：

关税就是关税，芯片就是芯片，海峡安全就是军事均势，稀土与供应链就是产业安全，禁毒与危机沟通则属于双方必须合作的有限领域。

意识形态的热度下降之后，剩下的是更加精确的成本计算、力量配置和边界谈判。

这种现实主义减少了救世主义的冲动，却可能使竞争更加持久。

因为一个把目标限定为维护均势、保存优势的国家，往往比一个追求彻底胜利的国家，更能承受长期博弈。

八、去魅必须是双向的

写到这里，一个问题绕不过去：

这场去魅只应发生在美国一边吗？

当然不是。

美国需要放下的幻觉，是“中国必然按照美国的期待改变”；中国同样需要放下一个对称的幻觉，就是“美国必然衰落，时间必然站在中国一边”。

两种幻觉的结构其实完全相同：

都预先宣布了对手的历史结局，都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对方“必然如何”之上。

艾奇逊早在1949年就承认，美国不能决定中国的历史方向；但美国此后绕了近八十年，才重新回到这一清醒。

中国如果以为只要等待，就必然等来一个衰落甚至退出亚洲的美国，实际上是在重复美国当年的错误，只是把方向颠倒了。

因此，对中国来说，真正需要警惕的，不只是误判美国的战略意图，也是误判时间本身。

持久竞争比的不是一时的爆发力，而是数十年里谁犯的错误更少、发现得更早、改得更快。

中国真正的危险，也不只是某一轮关税战或者芯片战失利，而是把一时的动员优势误认为长期的制度优势。

动员能力是集中体制的长项，纠错能力却往往是它最稀缺的东西：权力越集中，坏消息越难及时上达，错误越难被及时发现，代价也越容易被延后。

在速决战里，这个短板可能被强大的动员能力暂时掩盖；在持久竞争中，它却会被时间不断放大。

一场没有明确终局的竞争，对双方提出的是同一个要求：

不再以对方必然改变为前提，而以自己的持续纠错为根基。

九、“文明持久战”的真正含义

上一篇文章把美国的新认知概括为“文明现实主义”：

承认不同文明不会因为贸易而自动趋同，也不必因为不同而走向相互毁灭。

文明现实主义是一种认知，“文明持久战”则是由这种认知产生的历史状态。

中美关系正在进入这样一种状态：

双方无法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对方，无法把对方从世界体系中排除，也无法承受全面战争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所以，中美竞争将越来越像一场没有明确终局的重复博弈：

今天的关税，会重塑明天的供应链；

今天的技术限制，会刺激明天的自主替代；

今天的军事部署，会改变明天的安全判断；

今天是否遵守承诺，也会影响后天的合作空间。

在这场竞争中，真正决定成败的，不只是哪一方拥有更多军舰、芯片和资本，还包括：

谁的文明更有韧性；

谁的制度更有纠错能力；

谁更能持续创新；

谁能让自己的人民保持信心；

谁能吸引更多国家自愿合作；

谁能在拥有力量时保持克制，在遭受压力时避免失控。

这就是“文明持久战”的真正含义。

它不是战争动员，更不是文明仇恨。

它承认竞争，却拒绝把竞争解释为两个民族只能活一个的生死斗争；它承认力量，却不相信力量能够任意改造另一个文明；它接受长期共存，同时警惕共存滑向全面冲突。

结语：从“历史终局”回到“历史之中”

“谁失去了中国”，代表的是一种虚幻的拥有感。

“通过接触改变中国”，代表的是一种温和的塑造欲。

“击败中国”，代表的是接触预期落空后一度出现的对抗冲动。

而今天逐渐形成的“管理竞争”，意味着美国开始接受一个更加有限、也更加真实的战略目标：

中国不会按照美国的期待被改造，也不可能被轻易击垮；美国真正能够做的，是保持自身优势，联合盟友，塑造中国的外部环境，防止中国主导印太，同时维持必要的贸易、外交与危机管理合作。

这不是和解。

也不是决战。

这是美国从改造世界的雄心，退回到力量政治的边界；从追求历史终局，回到历史之中。

最终，可以把这场思想演变概括为三句话：

美国已经放弃“中国必然按照美国期待改变”的幻想，却没有放弃维护自己的优势。

美国开始承认中国不会消失，却不会因此接受中国主导亚洲。

中美关系真正进入的，不是和平时代，也不是决战时刻，而是竞争性共存的漫长年代。

这就是“文明持久战”的背后，也是它最值得双方警醒的地方：

不能速胜，不能退出，不能失控。

而对于任何把时间当作盟友的一方，还要再加一句：

时间不站在任何一方，它只站在犯错更少、纠错更快的一方。

赵晓：从“改变中国”到“长期竞争” ——美国对华战略与“文明持久战”的形成

作者：赵晓
2026-9-23 万维博客

中美峰会在即。

美国一方面加征关税、限制高端芯片、强化第一岛链；另一方面又在最新战略文件中表示，美国不寻求“主宰、扼杀或羞辱中国”，而是希望获得稳定和平、公平贸易与相互尊重。

这两者矛盾吗？

并不矛盾。

美国没有放弃与中国竞争，而是在重新限定竞争的目标：

不是从竞争走向和解，而是从“如何改变中国”，转向“如何同一个不会消失的中国长期竞争”。

我把这种关系称为：

文明持久战。

所谓“文明持久战”，不是两个民族的生死决战，也不是必须消灭对方文明，而是两个文明型大国在无法改造对方、无法摆脱对方、也无法承受全面战争的条件下，围绕实力、制度、科技与国际秩序展开的长期竞争。

它的内核只有三句话：

不能速胜。
不能退出。
不能失控。

 

一、旧战略：通过接触改变中国

1972年尼克松访华，直接目标是联手制衡苏联。

1979年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开始制度化。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进入经济大融合时代。

在这段时期，美国对华战略背后一直存在一个隐含假设：

随着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发展民营经济、形成中产阶级并接触西方社会，中国最终会在经济、法律乃至政治制度上向西方靠拢。

贸易不只是贸易。

贸易还被寄望成为改变中国的力量。

这个战略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成果。

美国企业获得了市场和供应链，美国消费者获得了大量廉价商品；中国则获得资本、技术、订单、管理经验和高速增长。

但最后出现了一个美国没有充分预料的结果：

中国加入了这个体系，却没有变成美国所期待的中国；中国利用这个体系迅速强大，却没有接受美国预设的政治终点。

川普带来的第一个变化，不是关税，而是推翻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旧前提：

经济接触未必带来政治趋同。

一个国家可以进入全球体系，也可以借助这个体系发展自己，同时保持自己的制度与文明传统。

 

二、川普1.0：从接触转向防范

2017年，川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称为挑战美国力量、影响力和利益的“修正主义力量”。

这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正式转折。

中国不再主要被视为一个可以通过接触逐渐改变的国家，而被视为一个拥有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的长期竞争者。

2019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斯金纳又提出，美国正在面对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并称这是美国第一次面对一个“非白种人的大国竞争对手”。

这番话充满争议，也不能代表美国完整的官方战略。

但它暴露出美国战略界一度出现的“文明冲突诱惑”：

既然中国没有因接触而发生美国期待的改变，那么中美竞争会不会演变成一场不可调和的文明较量？

问题是，中国不是苏联。

中国有超大规模人口、完整的工业体系、广泛的贸易网络和悠久的文明连续性。美国可以限制中国，压制中国，给中国制造巨大困难，却很难期待中国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研究专家白鲁恂（Lucian Pye）曾说：

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

这句话未必严谨，却点出了一个事实：

中国不仅是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记忆和强大延续能力的文明共同体。

中国不是美国可以轻易改变的对象。

也不是美国能够承担“失去”的国家。

 

三、拜登时期：竞争被制度化

拜登上台后，并没有回到过去的接触政策。

川普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基本判断，拜登则把这一判断制度化、联盟化。

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可以概括为三个词：

投资、联合、竞争。

投资，是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产业能力、半导体和科技创新。

联合，是重新整合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和菲律宾等盟友伙伴。

竞争，则是在技术、产业、军事、规则与国际影响力上同中国展开长期较量。

川普主要依靠关税和单边压力。

拜登更重视联盟、规则、供应链“去风险”和精准技术限制。

方法不同，方向却高度连续：

美国已经不再相信中国会自动趋同，而是开始为长期竞争作准备。

美国对华战略由“内部改变”，转向“外部塑造”：

中国可以继续发展，但美国要努力阻止中国凭借自身发展，改变美国所希望维持的亚洲秩序。

 

四、川普2.0：竞争目标开始收缩

到了川普第二任期，美国的判断又向前走了一步。

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今天的中美商业关系描述为“近乎对等者之间的关系”（near-peers）。

这并不是说，中美已经在军事、金融、科技和全球影响力上全面平起平坐。

但它意味着：

美国已经不能再把中国视为等待毕业的学生、等待转型的对象，或者可以任意安排的次等力量。

中国已经强大到美国不能绕开，但还没有强大到美国必须全面退让；美国仍然强大到可以给中国制造巨大压力，但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命令中国。

2026年《美国国家防务战略》进一步表示：

美国的目标不是主宰中国，也不是扼杀或羞辱中国；美国寻求的是稳定和平、公平贸易，以及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的相互尊重。

这当然不是美国放弃竞争。

美国仍在强化第一岛链，限制中国获得最先进的芯片和军事技术，重建关键产业链，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真正改变的是竞争目标：

过去的冲动，是赢得一场终结竞争的最后胜利。

现在的目标，是让任何一方都无法迅速打破地区均势。

这就是美国对华战略从“胜利战略”转向“均势战略”。

不是消灭对手，而是阻止对手支配关键地区；不是寻求最后决战，而是维持长期平衡。

 

五、未必是温和，而是现实主义

美国为什么收缩战略目标？

不是因为突然友善，而是因为成本太高。

第一，中国是核大国。

任何以彻底击败对方为目标的战争，都可能走向无法控制的毁灭。

第二，中美经济仍然深度联系。

全面脱钩的代价不仅由中国承担，也会落在美国消费者、企业、农民和金融市场身上。

第三，中国拥有庞大的工业体系、市场规模和国家动员能力，不会因为几轮关税和出口限制迅速失去竞争能力。

第四，美国同时面对欧洲、中东、拉丁美洲和国内财政压力，不可能把全部资源无限期投入亚洲。

第五，美国的盟友愿意防范中国，却未必愿意参加一场以彻底击败中国为目标的全面对抗。

所以，美国今天的战略比早期的文明冲突论更加克制，却未必更加软弱。

它减少了宏大的意识形态目标，反而可能因此变得更加集中、持久和现实。

一个不再幻想迅速改变中国的美国，可能成为一个更有耐心的竞争者。

 

六、文明持久战

中美关系因此正在进入一种新的历史状态。

双方无法改变对方。

无法摆脱对方。

也无法承受全面战争。

因此，两国竞争将越来越像一场没有明确终局的重复博弈。

今天的关税，会影响明天的供应链。

今天的技术限制，会推动明天的自主替代。

今天的军事部署，会改变明天的安全判断。

今天留下的信用，也会影响后天的合作空间。

在这种竞争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一时输赢，而是谁所代表的文明更有韧性，谁更能创新，谁的制度更能纠错，谁能让自己的人民保持信心，也让更多国家愿意与自己合作。

这就是“文明持久战”的真正含义。

它不是战争动员。

而是承认：两个文明型大国将长期共处、长期竞争，也必须长期管理彼此之间的危险。

 

七、中国最需要避免两个误判

第一个误判是：

美国仍然要像当年对付苏联那样，彻底击败中国。因此，中国除了全面对抗，没有别的选择。

这种判断会把所有分歧都解释为生存斗争，最终制造自我实现的敌意。

第二个误判是：

美国开始谈“相互尊重”，意味着美国已经退缩，中国可以迅速扩大战略空间。

这种判断则可能诱发冒险。

更接近现实的判断是：

美国开始接受中国将长期存在，却不会接受中国主导亚洲；中国无法把美国赶出全球体系，美国也无法把中国从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剔除。

两国将继续竞争。

而且可能竞争很久。

结语

过去，美国对华政策的潜台词是：

中国最终会改变。

川普第一任期的转折是：

中国如果不会改变，美国就必须全面防范。

拜登政府的回答是：

依靠国内投资、技术优势和盟友体系，长期塑造中国的外部行为。

到了川普第二任期，一个新的现实主义判断逐渐清晰：

中国不会按照美国的期待被改造，也不可能被轻易击垮；美国真正能够做的，是保持自己的经济、科技和军事优势，阻止中国支配印太，同时维持必要的贸易、禁毒与危机管理合作。

这不是和解。

也不是决战。

这是美国从改造世界的雄心，退回到力量政治的边界；从追求历史终局，转向管理一场没有明确终局的长期竞争。

最后，可以用三句话概括：

美国已经放弃“中国必然被改变”的幻想，但没有放弃维护自身优势。

美国开始承认中国不会消失，但不会因此接受中国主导亚洲。

中美关系真正进入的，不是和平时代，也不是决战时刻，而是竞争性共存的漫长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