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7日星期五

書摘:《隱形牢籠》第七章 極權主義4.0

时报出版 20210507作者:彼德.布隆(Peter Bloom)

第七章  極權主義4.0

你是個好人嗎?你對社區和社會有正面還是負面影響?這些是多數人經常自問的問題。至目前為止,答案基本上很主觀也無法測量。中國的目標是徹底重新恢復個人私德與社會公益,不只是觀念,也包括實踐。中國領導人正設法對全國老百姓落實革命性的社會信用系統,有些人悲觀地稱此舉是「大數據遇到老大哥」:

想像你在這麼一個世界,許多日常活動不停受到監控與分析:你在實體店面與網路商店買了什麼;在某個時間,你人在哪兒;你的朋友是誰,你如何和他們互動;你花多少時間上網、打電動;你支付了(或沒有支付)哪些帳單、繳了什麼稅……現在,想像有一個系統,上述這些行為會被評定為正或負,然後濃縮成一個數字,給分標準是根據政府制定的規則。

儘管國外批評人士擔心會出現最壞的情況,但中國政府將這定調為現代「社會主義」社會創新的一環。中國政府宣稱,這個以數據為本的「信用」制度勢在必行,「建立誠信文化,落實誠信與傳統美德,以守信的激勵和失信的約束為獎懲機制,目的是提高全社會的誠信意識和信用水平」。在實務上,不良的社會信用評分會限制你出遊,降低你的網速,你的小孩無法進入一流學校,你也無法找到好工作,無法進入高檔旅館,被貼上「壞公民」的羞辱標籤。在已開始實施社會信用制度的城市,一些公民已經見識到其正向成效。三十二歲的實業家陳先生表示:「我覺得過去六個月來,大家的行為愈來愈好。例如,我們開車時,現在一定會在行人穿越道前停下車禮讓路人。如果你不停車,你會被扣分。起初,我們是因為擔心被扣分,而今則是習慣停車禮讓了。」

儘管有人給予肯定,但這套系統依舊讓人打從心底擔心人類自由的未來。最起碼,它「讓人民承受成為模範公民的壓力」。它代表可能不是那麼混亂,但堪比二十一世紀的數位文化大革命,而且此現象不僅限於中國。誠如著名技術理論學家亞當.格林菲爾德(Adam Greenfield)所言:「這絕非中國所獨有,所以會擴大到其他地方,(一旦)別處的條件也成熟。社會信用的到來,預告了世界各城市的生活將會出現戲劇性的重大變化,這也包括你可能稱之為家的地方。」

但是原則上,它也可以充當為一次激進的機會,藉由大數據讓企業和政府更負責,因為它們的數據必須被公開追蹤與分享。不過實務上,一個更壓榨的現實埋伏在角落,蠢蠢欲動。社會信用制度的政策在貴州這樣的窮鄉僻壤先行上路測試,並非巧合,這裡的規定少,公共關注度也低,所以吸引了科技巨擘,諸如谷歌、微軟、百度、華為、阿里巴巴,皆陸續在此成立研究機構與數據中心,蘋果(Apple)在二○一八年稍後跟進。就此而言,「作為中國數據中心的地位,貴州雀屏中選成為地方政府實驗社會信用制度的理想實驗室」。這點揭露了科技界試圖把對數據那種「多還要更多」的無止盡欲望,結合了追求社會進步與文化美德,這景象頗振奮人心,但聽起來也非常極權。

中國的社會信用制度只是最新又最明顯的威脅,顯示全面可行、市場化的數位極權主義(digital authoritarianism)威脅並非空穴來風。這是當代的壓迫形式,建立的基礎是,我們生活裡有愈來愈多面向可被轉換為量化的數據,成為監控我們的主要資源。因此,「許多國家陷入陣痛期,辯論政府可對人民的監視程度。但是在其他國家,對國家監控權的約束少之又少(如果有的話),因此數據獨裁已經近在眼前」。同樣讓人不安的是,「大數據、老大哥、大把銀子」三者之間的關係日益綿密複雜,催生了「智慧」鎮壓。

這些政策以及隨之而來可能成真的做法,再一次引起大家的疑慮,不禁要質疑演算法在人治(human governance)上的角色;演算法成了一種「迷思」,祕密控制我們的生活。各種演算法的影響力愈來愈大,規範我們的人際關係與社會,影響程度之大,前所未見。它們放棄使用數據調查所在的世界,改而愈來愈集中於「繪出」(mapping)我們生活、行動、想法的全貌;這麼做,靠的不是監獄的瞭望塔、政府到家裡安裝的電視監視器,或是街上的監視攝影機,而多半靠的是你手上行動裝置的應用程式,可能是你主動下載,但更常是你沒有掏錢買的程式。

新的老大哥並非電影裡或海報上那個凶巴巴看著你的獨裁者,而是無所不知的數位「雲」,會「連續、全程、偷偷分析你的數位足跡,這些數據來自於你的種種行為,包括工作、購物、睡覺、飲食、運動、溝通」。這種侵入性監視受惠於我們持續產出的「數位軌跡」(digital tracks),這些數位軌跡是我們在線上凡走過必留下的痕跡,被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政與商所用,進行經濟剝削。但我們也不用全然絕望,這些侵犯個人自由及隱私的行為,同時也助長了各種形式的反抗。對抗這種侵入式的監控,叫做反監控(sousveillance),亦即受監控的對象重新定位追蹤與監看的鏡頭,以便更清楚地「看見監控者」。例如現在有一種「haccessible」眼鏡,可以記錄你的活動與行為,萬一你被冤枉,被指控犯了罪,可以將此作為「數位不在場證明」,還自己清白。就政治上而言,手機讓每個市井小民可以拍下警察與政治人物,揭露他們濫權的一面,並將其醜行上傳到更大的網路世界。

不過,此一最新版本的威權主義實例及其堅定的反對者,並未說明全貌。關於以數據行壓迫之實,背後有更黑暗的一面: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決策模型裡,演算法會發揮威權角色,甚至到了不受人類控制的程度。其實,人力(human power)的功能被限縮到執行數據統治者下達的「客觀」決定,以及監督那些膽敢反抗的人。如果這聽起來過於牽強,那麼考慮一下這個已經出現但規模較小的實例:航空公司往往會超賣機位,然後利用複雜的演算法決定把哪一位持票旅客趕下飛機;超賣以及趕乘客下機的做法雖違反「常理」,但至今員工或旅客仍拿它沒轍。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啟動,威權式決策(不容反抗,照做就是!)可能導致暴力升級」。

它也助長了當代公民一種矛盾但由衷的渴望,亦即克服世上種種艱鉅的挑戰,畢竟全球資本主義在當今給世人製造的問題似乎甚過福祉。因此「臉書、谷歌、『大數據』革命,削弱了西方民主,反而使威權國家的影響力上升,強化它們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分量」,尤其是讓計畫經濟的想法死灰復燃,主張大數據是有效協調與組織經濟關係的關鍵。據稱,「現代世界數據暴增說不定(至少理論上)可以提供所需資訊,大幅提升管理決策,降低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的資訊失衡。中央計畫者快速取得工具,可以更有效地處理與消化數據」。

本章將詳細敘述數位技術如何對極權主義構成了政治風險。值得注意的是,這描繪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未來,不久之後,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會受到滴水不露的監控與分析,以評斷其經濟價值。本章也會揭露這種「極權主義4.0」如何讓菁英階層藉由更新的技術進一步規避個人責任,以及繼續放任資本主義系統性地逃避責任。本章建議,我們應該擺脫「監控」或「反監控」,進入「全面監控」(totalveillance)時代,在這個環境裡,所有人都試著二十四小時彼此監督與競爭,看看誰可以在全面監控的文化裡受益最大。本章將透過分析包羅萬象的「虛擬力」以得出結論,虛擬力漸漸被去個人化,無限延展到我們一切虛擬與具體的互動上。

封閉的情資

二十一世紀原本應該是民主的黃金期,蘇聯解體,象徵專制與獨裁統治結束。當然這並非一夕之間發生,但大家預期自由市場、民主化是未來的必然趨勢,過去所有形式的暴政都會被這巨浪吞沒。沒想到這些夢想在短短數十年後,成了夢魘。新的千禧年第一部分,已被威權主義與非自由主義(illiberalism)破壞,很大程度顯示,資本主義(儘管樂觀人士稱,它是通往民主的唯一必經路徑)為國家壓迫、文化暴力、寡頭統治、大規模監禁等大開方便之門。22不過,數位進展改變了高度依賴技術官僚統治(technocracy)以及壓迫的現象,把數據定位為「智慧」管理的最終可用資源,幾乎不需人為干預。數據提供「客觀」知識,靠的是預測分析、即時政策工具技術,從而在宏觀及微觀層面上,重新塑造權威。

數位治理的好處之一是大幅提升透明度,對於相對封閉以及視資訊為力量的社會,「開放資料」(open data)有明顯的吸引力。因為按理,這可讓資訊從封閉的高牆後被釋放出來,提供我們未經修飾、更精準的分析,有助於我們了解自己及所處的社會。然而這類披露,「開放」的程度不見得如我們所認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中介技術(mediating technologies)在這裡指的是揭露工具,它們擁有獨特的組織特性,對於監控具備重要功能。它們扮演重要角色,試圖揭露客體、主體、行為背後隱而不見的現實,也有助於建立或瓦解組織內與跨組織的關係」。因此,如何讓資料「開放」以及為什麼要「開放」,會左右當代社會關係、透明度論述,乃至問責制的關鍵。此外,還有其他值得注意的面向:誰是促進開放資料的「資料中間人」?其動機與意識形態是什麼?因此,這清楚說明了,政府宣揚「開放性」的重要性之際,卻也積極起訴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這樣的吹哨者。史諾登一案揭露了國家贊助的監控機構偵蒐的廣度與深度之大,令人瞠目。這些疑慮因為「數據黑暗時代」風雨欲來而雪上加霜,大家擔心大量的網路資訊因為儲存在過時的系統裡,可能會憑空不見或受損。因此,當今我們務必要問,哪些資訊是被公開攤在陽光下,哪些是被隱藏在數位陰影裡。

相較於我們在數位知識上的落差,更重要的是,數據如何包裝人類的偏見與不平等,讓它們披上高科技外袍,顯示出科學上的「客觀性」。即便是最基礎的水平,有偏見的抽樣也往往會讓大數據偏斜,之所以有偏見,是因自我選擇(self-selection)之故。也就是說,人的因素被忽略了─誰在收集他們的數據?收集者在明與在暗的偏見如何汙染了這樣的共享?除了有偏見的抽樣,演算法在深度學習與分析的過程中,還會重複系統性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症與階級主義。它所提供的情資會延續這些系統性的偏見,甚至透過據稱是意識形態中立、不受人類干預的演算法,而強化了這些偏見。

可以預見,大數據已成為政治與社會的武器,作為更廣泛控制的一環,用於鎖定歷史上被邊緣化的人群。例如,它進一步豎起一系列藩籬,阻礙窮人取得社會福利與改善經濟的機會。在當今時代,可以公平地說,數據有助於富者更富、窮者不幸地變得更窮。數據也用來監控少數團體,以便能訓誨與規範他們的行為,這延續了長期以來倚賴技術維持現狀與權力分配的做法。一如媒體正義中心(Center for Media Justice)創辦人暨執行總監梅爾基埃.西里爾(Malkia A. Cyril) 所觀察到的:

早期的技術以及在背後支撐這些技術的政策與做法,目的是區隔公民與奴隸。當年的奴隸通行證、在奴隸身上烙印、燈籠法(lantern laws),猶如現代的手機追蹤程式、臉部辨識軟體、穿戴式攝影機。然而今昔做法的目的與功能實則如出一轍─差別在於現在進入了數位時代。這些技術與各個層面的執法過程互相結合,包括了預測性演算法,評估審判前的風險與犯罪活動,以及廣泛應用於警用的技術,受到的監督少之又少,甚至完全沒有。這些技術(包括偽基地台、監視攝影機),應用於有色人種社區(尤其是非裔)、移民、阿拉伯裔和穆斯林。在每一種情況下,技術與演算法被譽為對抗偏見的關鍵,儘管有充分證據顯示,出自歧視性做法的數據會強化而非消除偏見。

這顯示數據情資(data intelligence)漸進式、帶目的性的壓迫形式已經崛起,為的是捕獲愈多數據愈好,然後在策略上盡可能利用蒐集到的數據,實現支配與獲利的目的。這猶如變形的軍備競賽,核心是誰擁有可蒐集以及有效利用最多數據的技術,而這反過來代表了一種全新的監控形態,亦即一種「結構上不對等」的監控,畢竟「僅有那些可進入數據庫、握有處理權限的人可以進行監控……同理,這樣形成的知識必然是不透明的;並非可共享以利了解這世界的知識,而是行動情資(actionable intelligence),目的是落實一個非做不可的措施,或是回答數據庫掌控者心裡的疑慮與問題」。因此,我們已經從迫在眉睫的末日式威脅(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轉變為隱蔽但同樣危險的「數學毀滅性武器」。

實時專制

大數據不僅升級了傳統的威權主義,也快馬加鞭提高其速度。事實上,政治和宰制很大程度上只是時機的問題,例如,不同的思想與意識形態有時代性,可以精準地根據「時間性」加以判斷它們屬於哪個年代,並從中找出不同的思想與意識形態如何影響所在年代的人,對時間的理解與體驗。具體而言,為社交與治理方式設下截止日期與時間表,對於維持現狀有巨大的「政治價值」。當代逐漸掉入「虛擬時間」的陷阱,它可根據每個人的需求靈活地客製化,然而,它也包含二十四小時實時監視和監控,以便確保時間能被善用,提高產能與獲利。

治理本身迅速擺脫了人類時間。傳統上,統治權建立在統治者擁有清楚的地理版圖與統治時間,傅柯稱這是「國家控制」(étatisation),創立一個界線分明的國家,統治者代表這個國家,負責制定短期與長期的戰略及狡猾的決策。現代民主出現,進一步制度化了時間,所以會定期舉行選舉,官僚式的治理方式與作業也有固定的時間表。而今數位化時代,需要不斷更新數據,承受全球資本主義二十四小時「不停機」的壓力,讓傳統的時間觀顯得過時。取而代之的是,根據「客觀」資訊提供即時、可預測結果的機制,以便迅速而明智地做出重要決策。數位時代需要後人類形式的統治,這類統治很大程度上不受人類監督。為此,「以大數據為本的做法有助於即時反思與覺察,同步管控出現的危機與問題,這麼做有助於培養自我管理,提高社會的韌性與適應力」。

再過不久,將出現嶄新的技術官僚統治,煥然一新是因為既要根據即時數據定期更新,又要壓抑我們對於資訊「多還要更多」的無止盡渴望。「智慧」治理需要即時數據支撐,從而導致「技術官僚式的治理與城市發展;企業化的城市治理與技術鎖定(technological lock-in);脆弱、可被駭、可被全景監控的城市」。這個仰賴演算法的統治方式可以監視我們個人舉動,以便能沒完沒了地監控、指揮我們的集體發展。既有的人類偏見搭配「智慧」治理,「客觀地」再現既有的不平等及系統性的歧視。影響所及,打著「技術官僚的價值以及發展不公」的名義,將民主打入冷宮。

不過,這種仰賴數據的專制統治,並不僅僅是監督公共政策,說不定也可用於指導我們作為數位公民(digital citizen)的行為。它代表了個人與社區落實自動守規矩的可能性,遵循一系列高科技工具以及往往隱藏的暗示,落實社會期待的價值與行動。這種對人類行為細膩而強迫性的管理,當然並非前所未見的新鮮事,例如,在資本主義下的工作日,學校如何按日程表操課?其中一個方式是敲鐘提醒學生上下課時間到了,或是每完成一個活動就敲一下鐘,彷彿學生是工廠的僱員。然而,當代在一個關鍵面向上和以往有所不同,它會不知不覺地利用公民嘗試不同的社會存在狀態與時機,以便最大化效能和獲利。想像出現「瓦登3.0」(Walden 3.0)─「隱私問題被視為『掌控資訊』,顯而易見的是,在數位世界,有些領域可能通往我所謂的瓦登3.0;社區會受到各種測量工具及實驗的影響與控制」。大數據的部署若是為了解決塞車問題,或是改善看病的等待時間,肯定會受到大家歡迎,但是,它們也有恐遭濫用的風險,例如蒐集更多資訊,方便剝削他人。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自動化的政治學,操弄大家愈來愈樂見出現更「開放」的社會與更高的社會可見度。儘管演算法隱身在幕後,但它所倚賴的數據倒是能讓我們所有人看見,因此,這在表面上具備了透明度,合法取代了公開審議與民主問責。大家接受數據也許治理了我們的國家,並規範了我們的生活,但是過程中所用的數據必須開放且清晰。同理,以公開方式進行的數位羞辱與懲處也是說得通的。回到中國的社會信用系統,一個人的社會信用系統若顯示他是「壞公民」,他將會在社群媒體和告示板被「公開」譴責。這現象也許看似極端,但多少已出現在全球的經濟做法中,例如「不良信用評分」可以被用來禁止某人申請房貸、購車,甚至不得增貸以便有錢繼續進修。

這類「公開」方式的懲治,顯示公共責任已從制度轉嫁到個人身上。信用評分不佳,錯誤不在於被不正當操弄的經濟,迫使我們為了生存只好接受不公平的貸款條件;而是反映我們自己個人能力不足,沒能力管好自己的財務。就這點而言,數據成了工具,能夠「科學地」證明一個人是否為優良的市場主體、是否該受罰或受賞。同理,對於「後人類」治理的渴望,掩蓋了在高科技治理背後真正有利人類的利益,讓菁英得以掩飾自己如何操弄經濟與政治,以便圖利自己,卻稱這個操弄是「智慧地做決策」。此外,它讓菁英更靈活地更新並調整自己的權力,以適應一變再變的社會環境,並不斷監控社會趨勢,防範任何危及他們特權與優勢的「病毒」。這些努力必然無法盡善盡美,卻也代表他們努力建立一種實時專制。

作者為英國公開大學(Open University)人民與組織系的系主任及資深講師,REEF(Research into Employment, Empowerment, and Futures)研究團隊的共同創辦人。
除了在國際知名期刊上發表學術著作之外,也曾在國際和國內頂級媒體上發表作品,包括《華盛頓郵報》、《衛報》、《獨立報》、《新政治家》、《周刊》(The Week)、對話網(The Conversation)、開放民主網(openDemocracy)等。近來擔任BBC一系列節目的首席學者顧問,包括BBC廣播四台、BBC廣播二台以及近期的電視紀錄片《矽谷的祕密》(The Secrets of Silicon Valley)。


書名:《隱形牢籠
作者:彼德.布隆(Peter Bloom)
出版社:時報
出版時間:2021年4月

——转自思想坦克

苏晓康:袁世凱覆活

【按:有一種觀點認為,八九六四這場衝突,在學生與鄧小平的博弈中,有攪局的玩家,才弄到雙輸結局,其中最大玩家,便是「楊家將」。蹊蹺的是,前幾年出現一本《六四真相》,坊間稱有楊家背景,就更是惹人猜測這兄弟倆的狡詐。鄧小平臨死前罷黜了楊氏兄弟,可是趙紫陽在最後留下的回憶錄中,依然對楊老大沒有貶義,是我很奇怪的。】

晚清有個"袁項城",在帝制傾廢之際,憑出賣、度勢、投靠、離間、暗殺等等,總之是嫻熟的權術,逼退宣統,壓服民國,竊得總統,旋又覆辟,玩出了馬基雅維利也難描述的政治遊戲。大凡極權中樞虛弱的時候,總會有玩家出來弄權,八九危機中也不例外,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這里的關鍵,是晉見"老佛爺"的管道。西太後"垂簾"時代,大臣想見她,必先通過太監李蓮英、小德張,至少野史演義上這麽說;朝臣能見到慈禧的,大概只有恭親王奕忻和李鴻章,也要經過太監才行。所以在山寨版"垂簾"時代,鄧小平想見誰,或誰想見鄧,必須通過楊尚昆,可見這個人位置的吃重。在這種制度設計里,楊尚昆甚至比"老佛爺"還關鍵,八九悲劇,他何能脫了幹系?
"楊家將"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為鄧與政治局常委的聯絡人,位居中樞,當時可以隨意出入鄧府的,只楊一人。楊尚昆曾單獨去鄧府兩次,趙紫陽毫不知曉,在他的書中也沒有痕跡;可是張良的《六四真相》里,甚至出現"談話記錄",既然在"垂簾"中,又是私下場合,怎會留紀錄?除非是楊的事後追記,為了留檔自保。在八九大沖突里,楊窺視鄧的態度需分秒不漏,怎會只去兩次、每次又怎會不留記錄?楊開始支持趙、反對戒嚴,後來大顛倒,唯鄧之馬首是瞻,但他自己的小算盤究竟是什麽,至今一筆糊塗賬,甚至趙紫陽到死對他毫無芥蒂,筆下頗多褒詞。
楊尚昆有縱橫捭闔的空間,關鍵更在於"軍委主席"一職的懸浮。皖南才子吳稼祥曾在大內行走,頗諳機關,也是他最早提出"二十世紀的袁世凱"這個概念,我們不妨聽他怎麽說:
『中共13大時,我是中央主席團會議秘書,在一次主席團會議上,楊尚昆向大家表功,敘述他是怎樣勸留鄧小平的。他說鄧小平要在13大全退的決心很大。薄一波发動中央顧問委員會各支部對他進行車輪戰法,輪流勸小平同志不要退,都剎羽而歸。薄只好請高人出馬,找到了楊尚昆。楊見鄧,只說了一句話,就把鄧說服了。可見他的內功何等深厚。他說:"小平同志,你全退,我們讚成。但是,你想過沒有,三軍統帥誰來做?"他看了看鄧的表情,然後輕輕地說:"你放心,我還不放心呢!"
『這分明是在告趙紫陽的狀。鄧全退,三軍統帥自然是總書記趙紫陽,還用問嗎?問過以後,知道鄧想到了趙,馬上補上一句,"我還不放心呢!""我"是誰?軍委常務副主席。話的份量夠重了。鄧想了想,說:"我有個條件,你們不答應,我就全退。我推薦趙紫陽做軍委第一副主席,我隨時把軍委主席一職交給他。你們答應了,我半退,只兼軍委主席一段時間。" 』
這是中共江山社稷的死穴,打天下一代雕零,後嗣空虛,"鄧改革"走過十年,漸漸觸碰到它,一定波瀾大起,所以八九是一劫,過了它之後就出現"自己子弟"的安排了。當時整個元老層戒心趙紫陽,破局只能政變。楊尚昆於是有了玩火的機會。
讓我們看吳稼祥如何分析。他說,鄧小平只要讓出軍委主席,楊就隨時準備搞掉趙紫陽了。4月25日趙紫陽赴朝鮮訪問,行前他怕有人搗鬼,特地交待,他不在北京期間,不許召開中央常委會,作重大決定前要讓他知道。誰知趙剛上飛機,李鵬就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隨後楊尚昆就帶領他和李錫銘、陳希同去見"老佛爺",引出鄧"三不怕"(不怕流血,不怕罵娘,不怕制裁)講話,吳稼祥在此點睛:
『此舉十分高明,用謀略術語說,這叫一箭雙雕。首先是把鄧小平逼到墻根,不怕流血是你說的,只要发生流血事件,帳都會記在你頭上,鄧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完了;其次是把生米煮成熟飯,給學生運動定好性,讓趙紫陽回國後沒有回旋余地。接受四二六社論的結論,趙就要帶頭鎮壓,但功勞是楊尚昆、李鵬的;不接受,就要冒與鄧小平直接對抗的風險。當時我就聽說鄧的一個女兒對這樣的傳達很有意見,說,"怎麽他們的話都沒有了,只有我爸爸的?"』
楊尚昆在另一端,又忽悠趙紫陽,一直給他以撐腰的感覺,以致趙從頭到尾都說"尚昆是支持我的"。趙從朝鮮剛回來,第一個給他打電話的就是楊,他問趙紫陽:"我們該怎麽辦?"——這是什麽意思?是套趙的話,引誘跟他聯手,軟禁元老嗎?從權力結構來說,當時楊尚昆跟誰結盟,天平就會傾向誰。吳稼祥如此破解:
『他已經套出鄧小平"不怕流血"的話來,把他置於無路可退的尷尬境地;如果再套出紫陽"對老人動手"的話來,那紫陽也就徹底掌握他手里了。無論怎麽幹,他都會立於不敗之地。假如密謀敗露,他說自己那樣做是有意套紫陽的話,好向小平匯報;如果反鄧成功,老人們一網打盡,只剩下他一個元老。他的野心是要代替鄧小平做幾天老皇帝玩玩。』
一番腥風血雨後,楊尚昆最終背棄趙紫陽。楊尚昆的"國家主席"頂戴上,沾著趙紫陽的血,末了還是鄧小平奪了他的頂戴。"大玩家"玩別人,最終也玩了自己。
但幾年後,這位"鎮壓執行人",又對三〇一醫院軍醫蔣彥永說: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無力去糾正。這個細節來自神秘的《楊尚昆日記》:
『1998年3月25日:"今天北京301醫醫生蔣彥永來我住處,向我匯報他訪問台灣的情況。他匯報完畢後,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我能否把自己真實的想法和經歷告訴您?我說當然可以,他便講述了64期間他搶救被子彈打傷的民眾情況,其中還包括一名解放軍少校。也談了他對64的看法。他問我解放軍怎麽能夠向老百姓開槍?我聽了以後,無語。他還告訴我,他和其它一些黨員起草了一封給人大和政協的信,要求平反64,並從口袋中拿出這封信讓我過目,我看了後,過了很久,說,64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一次錯誤,我年紀大了,已經無力糾正,但只要共產黨是一個堅持實事求是的政黨,就一定會糾正這個錯誤,在適當的時期為64平反。"』
據傳1997年11月,楊尚昆就自己的日記,向中央政治局請示:"我身體極度虛弱,有可能去見馬克思,如何處理有關我的日記資料檔案?"李鵬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告知楊尚昆:"現在工作繁多,也很覆雜,還是你保管好。"1998 年3月2日,在中共第十五屆第三次全會後,楊尚昆又提出有關資料問題。中共中央主席江澤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楊尚昆說:"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員都看 過,還是由你保存比較合適,考慮到多個方面:黨內團結、黨的形象、鄧小平同志功過評價、等方面。"直至楊尚昆逝世後,他的日記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屬下的機要局保管。2009年3月,中共對楊尚昆日記作了啟封,有限範圍作黨史研討,不作政治結論。
又據吳稼祥分析,二〇〇一年橫掃中外的"天安門密件"(又稱《六四真相》),也是"楊家將"背景,為了洗刷"屠城"罪責,此說很有見地。
這個"袁世凱視角",實乃"六四公案"至今唯一公開的高層秘密,其中有關胡耀邦與楊尚昆的談話,留下很多珍貴細節,讓人一窺"虎狼"原貌:
『1988年7月14日:耀邦告訴我,沒想到小平同志這麽霸道,聽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見。竟然搞垂簾聽政。很後悔采用卑鄙手段搞倒華國鋒,扶持鄧小平。耀邦說,西單民主墻就是在鄧小平的慫恿下搞起來的,目的就是搞臭華國鋒,讓鄧小平上台。但沒想到,鄧小平上台後便把民主墻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進了大牢。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訴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鄧小平慫恿他搞起來了的。他已經與作家師東兵在88年3月和4月兩次談過四五事件的來龍去脈。是秘密地在家里與師東兵見的面,連家人和秘書都瞞住了。耀邦告訴我,76年1月15日,鄧小平在周總理追悼會上致完悼詞後,找到我說,今天我給總理致悼詞,或許我們死後就沒有人給我們致悼詞了。我們不能坐以待斃,要搞點行動。3月中旬,鄧又找到我,說他的孩子聽人說,4月5日清明期間,有人決定去天安門給總理送花圈。這是個好機會,要想辦法把事情搞大,給主席一個刺激,證明並不是人人都聽他的。耀邦又說,小平讓我找幾個幹部子女,讓他們去工人中間鼓動一下,把矛頭對準江青和張春橋。但有個別人把矛頭對準主席,這也是我們沒有料到的。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搶,打傷了許多的解放軍,小平後來也很生氣。認為這是讓他下台的直接導火線。這也是後來我們沒有給四五高調平反的原因。因為如果那幾個人如果不把矛頭對準主席,不搞打砸搶,主席根本就不會讓小平下台。而他就會在政治局會議上反擊江青和張春橋了。
『76年4月5日鄧小平專門坐車去了天安門一趟,觀察廣場的動靜。回來後,透過家人對我說,廣場人很多,幹得好!但他謊稱是去北京飯店理发的。其實鄧小平一直都是讓北京飯店的師傅去他家理发。"
『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見了一面,耀邦說,小平是過河拆橋式的人,你要當心。同時,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說這是他最見不得人的事件,不說出來對不起自己的良心。80年4月,我們當時以清理"三種人"為理由,將北京市公安部門24名科級到處級的幹部騙到雲南大理秘密槍決,當時還派了王震去現場觀看。我問,為啥子秘密槍決他們,他們犯了啥子罪?耀邦說,他們當時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後指揮的證據。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鄧榕和其他的高幹聯動成員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兇手的證據。當然,還有人也掌握了聯動成員於66年8月在北京大興縣殺死大批所謂的"黑五類"人員的證據。我說,我知道這件事,殺人的主謀高福興和胡德福不是當時就被判刑了麽?耀邦說,是呀,可高福興和胡德福在75年9月突然翻供了,說是聯動成員幹的。他們是冤枉的。但75年9月小平同志已是政治局常委,把這件事壓下來了。83年小平指示我給高福興和胡德福平反,我便照著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門的幾個幹部秘密向這些"黑五類"人員的家屬通風報信,結果這些家屬便起來鬧事,反對給高福興和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將北京市公安部門的這幾個幹部也作為三種人秘密殺掉。我聽了後很震驚,說我們現在講法治,怎麽可以這樣隨便殺人,四人幫也沒有這麽幹過呀?耀邦說,所以我內心有愧呀。但我已經指示將這24名幹部作為因公死亡處理了,也給了他們的家屬撫恤金。其中五個幹部也授予了烈士稱號。
『1988年8月6日:耀邦說還有一事很後悔,凡是群眾給他寫信攻擊鄧小平的,他一律轉給公安機關,要求嚴厲查處,並將查處結果告訴他。結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殺。』

——摘自《鬼推磨》
作者脸书

「千秋讀史心難問」:和平演變的歷史猜想

  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上週以「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來形容臺灣之後,德國《明鏡》(Spiegel)雜誌網站昨天也刊登了一篇談及《經濟學人》此文的評論,標題為《金錢或是自由:德國對中國的致命依賴》(Geld oder Freiheit: Deutschlands fatale Abhängigkeit von China,作者Henrik Müller為多特蒙德工業大學教授)。
  這篇評論指出:長期以來,歐洲都認為中國的開放與經濟發展,遲早會促進政治與社會的自由化,但事實卻與預期大相逕庭。德國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市場,已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長此以往,終將被迫面對在自由與金錢之間擇一的根本難題。直到2019年,才開始出現為時已晚的反思。歐洲是否還有足夠的時間挽回局勢?後世的史家將作出評判。
  Müller教授這篇評論值得一看,但我想要補充一點:我不認為德國人、歐洲人,乃至於其他西方人,當初在擁抱中國市場的時候,真的那麼單純地相信「中國的開放與經濟發展,遲早會促進政治與社會的自由化」(Chinas Öffnung und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würden früher oder später zu einer politis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Liberalisierung führen)。這種想法,是西方擁抱熊貓派的立論基礎,大致上是認為隨著經濟發展而壯大的中產階級,將會建立一個具備足夠能量的公民社會,進而從內部進行和平演變,終結專制政權。
  不過,這也是一種經不起檢驗的想法。歐洲的歷史早就證明,經濟發展也好,中產階級的擴大也好,都不見得會孕育出自由社會與民主政治。隨著工業化而茁壯的中產階級,完全可能會在大棒與胡蘿蔔的雙重伺候下,熱情洋溢地為極權主義唱讚歌。借用哲學家卡爾•洛維特(Karl Löwith,原德國猶太人,納粹期間流亡海外,戰後出任海德堡大學教授)的說法:納粹這種現象,本身就是一種小資運動與普羅中間階級的暴動(eine kleinbürgliche Bewegung und ein Aufstand des proletarisierten Mittelstands,S50)。
  所以說,姑不論北京的經濟政策本來就不是以建立強大的中產階級為取向,縱或有之,也完全沒有理由認為這樣就能走向民主化。這些西方國家本來就有相當精深的極權主義研究,也不乏熟諳世局的政治人物,難道他們真的會通通不知道,不斷把資金與技術往一個極權政體送,不斷滋養它的國力,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嗎?
  我不認為如此。當然,那種一派天真的人肯定有,而且也很多,但若主要的政策決策者都是這樣「好傻好天真」,這些國家恐怕早就倒閉了。在我看來,他們不是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而是明知卻漫不在乎。反正,雙方實力差距太大,等到威脅成為現實的時候,大概也是下一代的事了,害不到作決策的人,趕快先享受東方「低人權優勢」的發展紅利再說。更何況,歐美國家遠在天邊,等到猛虎下山咬人的時候,也是亞洲人先倒楣。
  換言之,「和平演變論」的真正意義,並不是要透過和平演變實現民主化,而是要給擁抱熊貓派一個跟極權政體合作的大義名分,「我不是去資助政權,而是去實現民主化」,諸如此類。有時候,他們也會作點好事,比如營救一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遺孀之類,為自己的立場添加說服力。雙方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結果就是和平演變無望,養虎貽患有份。等到極權政體在他們提供的資金與技術下修煉成魔,開始威脅世界秩序的時候,這些擁抱熊貓派就會表示情況不如預期、實在非常遺憾,只差沒用無辜的眼神眨著水汪汪的大眼睛。
  事實上,不是所有人都贊同這個禍留子孫的把戲。比如說,曾經經歷二戰、冷戰的美國外交元老George F. Kennan,在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之年)11月25日的日記當中,就提到美國根本不應該再跟中國建立任何更密切的官方關係,務必要敬而遠之,並且應該防止產業界對中國市場發展出依賴性(p653-654)。然而,在後冷戰和平的紙醉金迷下,抱持這種想法的人無力扭轉局勢。於是,歷史就照著我們所知的路徑前進,而雙方圖窮匕見的時間點也一定會到來。說起來,後冷戰時代的繁華,就是建立在一個無以為繼的發展模式之上,並以預支後繼世代的和平安穩為代價。
  當然,以上這套對於歷史的解釋,有相當程度只是我個人的推測,不一定完全正確。決策者內心的主觀意圖是很難證明的事,他們究竟是處心積慮的陰謀,抑或一派天真的愚蠢?要找到足以清楚分辨的外在證據非常困難。畢竟,決策者倘若心懷「有意為之」的想法,也不會主動留下記錄,這是馬基維利主義的基本功。
  總之,這個世界就是有許多難以證明的事,律師辦案有時候也會遇到證明的極限,就當成一種姑且聽之的猜想吧。但無論如何,即使這個猜想並不全對,我想,總也比「一批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深政客集體受騙上當」的解釋版本來得可信些。在此,我想引用史家陳寅恪的兩句詩,作為這篇文章的結尾:
  「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秤勝屬誰?」
(下圖為《金錢或是自由:德國對中國的致命依賴》原文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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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明鏡》雜誌《金錢或是自由:德國對中國的致命依賴》閱覽連結:
Karl Löwith, 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 J. B. Metzler 2007
George F. Kennan, "The Kennan Diaries", W. W. Norton & Company, 2013


何清漣:12年後,中國五萬億救市後遺症猶存

大纪元 / 上報

美國政府正在大力推動基建計畫,方式與中國2009年政府投入五萬億救市(地方配套資金當年高達二十多萬億)相同,都離不開印鈔機的功勞。他山之玉,可以攻石,美國人特別需要記取中國當年5萬億救市的經驗。如今回過頭看,中國2009年5萬億救市的主要成功在於保障了就業,主要失敗在於扭曲了經濟結構,形成了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高度依賴,嚴重抑制了居民的消費。更大的後果則是當時「鐵(路)公(路)基(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嚴重過剩,資金的主要流向是房地產,尤其是流向居民住房,當房地產嚴重過剩之後,中國不得不為過剩產能尋找出路,於是有了推向全世界幾大洲的「一帶一路」計畫,這個計畫如今經濟效益不彰,引發的國際矛盾甚多,不少項目成了一個又一個「援外」的准爛尾工程。

 

當此際,有必要分析當年中國5萬億救市的成敗得失。

 

印鈔機的開動

 

從2009年開始,中國經濟基本依靠增發貨幣來拉動增長。形象地說,每年發的貨幣,除了堆到房子裡,剩下都堆積在債務鏈條裡。

 

我這話不是唱衰中國,引自金融高官的話。2010年,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就說過:「過去30年,我們是以超量的貨幣供給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貨幣超發嚴重 經濟貨幣化領先全球》(21世紀網,2013年1月28日)一文稱,2009年以來中國央行的貨幣供應量先後超過日本、美國、歐元區,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印鈔機」,2012年全球新增貨幣供應量超26萬億元人民幣,中國占近一半。該文稱,經評估發現,均衡人均收入差異後,中國的經濟貨幣化程度高居全球前列。

 

中國到底超發了多少貨幣?以下資料可供參考:1. 中國貨幣發行增速遠遠快於GDP增速,截至2012年,中國十年間M2增速平均是18%,而GDP是9.5%;2. 截止2011年底,中國M2與GDP比值為1.89倍。其結果是人民幣購買力快速下降,中國陷入持續的高通脹狀態。這種情況下,一些專家討論過發行大面額鈔票,以便於流通,也可節約印鈔成本。中國政府權衡再三,寧可承擔高發行成本,也不肯發行大面額鈔票,其實主要是基於心理因素,不願意通貸膨脹顯性化,造成民眾心理恐慌。不少人已經公開說過,中國經濟穩與不穩,在於民眾信心。

 

美國是否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印鈔機?只要上美聯儲網站查詢,不難得出結論。

 

房地產抑制消費

 

中國人收入有限,出於對通脹的恐懼,人們擔心「鈔票毛了」,覺得只有買房子才算穩妥,所以居民購房支出逐年大幅增加,這裡只列幾個居民購房支出破千億、萬億、10萬億數據的年份。

 

從上述圖表所列的幾個關鍵資料可見:

 

一、房價直線上升。1998年,房屋銷售均價為2,062元人民幣;2020年,銷售均價為9,860元,較2019年上升2.6%。22年之間,中國房價平均上漲4倍多;

 

二、居民消費被購房支出嚴重擠壓。2020年,城鎮居民收入增幅只有3.5%,全年消費物價漲幅為2.5%,而消費支出萎縮了3.8%,是從1990年以來的首次消費支出萎縮,也是中共建政以來的首次。根據測算,2020年中國的購房總支出規模為13.90萬億,較2019年的12.45萬億,增長11.6%。直白一點說,居民寧可擠壓其它消費支出,也得買房。

 

三、中國居民個人債務沉重,多數源于購房。據金融從業者統計,在過去五年(2016-2020年),中國是居民債務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增幅達22.2%,遠超過美國的0.9%、日本的7.2%和德國的4%。這就是中國居民的購房負擔率超高的原因。

 

政府對房地產的財政依賴更形嚴重

 

據中國官方資料,2020年中國賣地收入8.41萬億,全國財政收入約18萬億元,賣地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44%,占地方財政收入84%,這種情況下,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無法也無真實意願調整經濟結構。

 

中國居民個人債務沉重,多數源于購房。(湯森路透)

 

無法調整,是因為中國國內消費萎縮,市場不景氣,產業結構自然無法調整,仍然是政府財政仍然依賴房地產的格局。這種情況下,自然也無意願調整。數年前我就撰文分析過,中國政府控制房地產的價格與規模,努力維持這個泡沫的存在,到後來,政府出於財政需要,房地產公司出於市場需要、房產擁有者出於個人財富不至於縮水,早在201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個利益一致的利益共同體,都需要這個泡沫繼續維持。這也是房地產泡沫這頭灰犀牛至今仍然未發瘋的原因。

 

一個普遍的誤解:中國出口重新興旺

 

2020年,中國出口增加,除了中國官方媒體之外,美國幾家主流媒體也一致認為中國出口重新興旺,很快可以與美國經濟一爭雄長。

 

美國經濟會怎樣,目前拜登政府的經濟政策追求意識形態滿足,違反市場規則,非常多的變數,本文另文專論。但如果仔細分析中國出口商品結構,就會發現,醫療用品、生活用品和在家辦公用品這三類商品,就是推動2020年中國外貿出口資料小幅增長的三大支柱,增幅最高的是醫療用品和紡織品(其實主要就是口罩用料),增幅分別達到40.5%和29.2%,這種增幅與疫情有關,註定是不可持續。其它的主要出口增長商品,以手提電腦為主的資料設備出口增加,是迎合疫情封閉狀態下人們在家辦公之需。塑膠製品主要各類生活類用品、燈具、傢俱、玩具之類,都是全球在疫情狀態下,各國被迫增加向中國的進口。概言之,到2021年年中疫苗大規模普及之後,這一波出口熱潮就結束了,不可能長期持續。

 

3月下旬,美國智庫、大學教授(含六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前總統經濟顧問共20餘位去中國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1》,其中包括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兩位及現任成員;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的六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親民主黨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與前任會長、福特基金會會長、《經濟學人》主編等全部出場,這些機構、這些人是近二十多年美國對華關係的主導者。其中有幾位都在會上透露,美國拜登政府大興基建之後,將向中國、日本、歐盟購買大量商品,這對中國來說是個好消息。

 

從「二戰」以來,羅斯福新政成了政府實行寬鬆貨幣政策、通過大量印鈔加大財政投入刺激經濟、減少失業的代名詞,這些舉措既來自於凱恩斯的理論,又得到他的盛讚,在二戰之後成為西方國家政府干預經濟的模式,並且只談它的好處,但也有將近30%的經濟學家們對此持異議。如今,各國央行(美國是財政部,因為美國央行與財政部的功能正好與中國顛倒)都是凱恩斯主義者,奉行貨幣寬鬆政策。中國2009年五萬億刺激經濟,當時西方一片讚譽之聲,認為中國在國際金融危機之時拯救了世界經濟。但是,中國此後一直苦苦掙扎於債務泥潭,改善經濟結構無望,這些經驗都值得記取。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

區家麟:拒絕新編歷史 保住自由記憶

20210507

「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1984》下的香港,歐威爾的文字,已經成為家傳戶曉的名句,也是特區政府管治新綱領。

林鄭多番說過,政府有大量工作要「完善」,包括教育、傳媒及公務員培訓等,說穿了,就是一個重塑歷史、重塑記憶的龐大工程。

植入新歷史新記憶,首先從孩童的腦袋入手,第一件事,抹去獨立思考,故通識科非殺不可,繼而全方位滲透國家安全教育,再引領學子到祖國交流,訓練基建崇拜,學會被震懾被感動。公務員是成年人,清洗腦袋較困難,但教育他們「完結即完善」、「枉法即依法」、「無知即力量」等新時代法則乃老大哥常規,蕭規曹隨,緊跟北風,測試公務員誦念「基本大法好」時的亢奮度,也總得要做。

列寧祖師爺教落,黨管傳媒乃不二權力法則,染紅香港傳媒,日子有功,剩下冥頑不靈的,可活化殖民地煽惑惡法處理之,或以無邊界國安大法鎮壓,又或立假新聞法設置真理部管理之。

香港電台劊子手一方面滅絕不從命的節目,植入喉舌內容;另一手則指令刪除 YouTube 網上影像庫,清剿歷史回憶。港台發言人謂,新做法乃與電台官網一貫只保留十二個月重溫的規矩看齊,這講法睜大眼講大話,節目儲存在自家網站供重溫,涉伺服器容量及公帑,但放在 YouTube,不花公帑,沒有容量所限,更可以開源收錢,兼增加收視,例如《鏗鏘集》的〈7.21 誰主真相〉,單在 YouTube 官方頻道已有 150 萬點擊,一個公共廣播機構有辦法接觸更多公眾,理應熱烈擁抱、用心經營,百利而無一害。那些節目是香港人的資產,不是庸官的私產。

落刀閹割片庫,把節目束之高閣,又嚴限傑出作品參展,勇奪獎項也要退出拒絕領獎,唯一解釋,要全方位抺掉記憶,審查令權貴尷尬的事,不留任何歷史記錄。

有人會說,教育就是要灌輸規則,教育本質就是洗腦,有何不妥?又有人說,編輯就是揀選內容,編輯本質就是審查,舉世如是。這種人腦海渾沌,教育和洗腦的分別是,洗腦不准思辨質疑,洗腦只容許一種答案;新聞編輯同新聞審查的分別是,審查不問專業準則,審查只按主子的準則。

記憶挪移,再歌功頌德,今年,維園燭光將遭抹去,「結束一黨專政」口號隨時有罪。五四運動精神,變作國家安全猶關,歷史再無德先生。香港電台新面貌,推出「百年長征」共產黨百年豐績新節目,企圖控制過去,記憶工程全面開展。

艱難時刻,個體如何抵禦洪流沖擊,視乎每個人身位。仍在位者,處身任何機構與體制,可以陽奉陰違,又或暗渡陳倉,主子推行愚蠢政策,有時也可積極配合,用力協助他們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在個人日常層面,每個人首先要保衛自己腦袋;分清真偽、明辨是非,曾經是中學通識科廣為頌揚的價值,學校不教,每個人可以自學,公民社會可以義教。可幸,保存記憶,是每個人都可以做、有能力做的事;新聞是歷史的初稿,記憶與遺忘,在乎一心,掌握於自己一念之間。香港電台蠻橫無理刪除網上重溫節目,激發網民全面拯救記憶,十倍百倍重溫,更廣泛流傳。請繼續刪吧,直到《鏗鏘集》成為一個傳說,直到香港電台往日的節目成為一個傳奇,化為香港人自由記憶的堡壘。

保住自由的記憶,不只關乎尊嚴與原則,也有實效。三十年前東歐變天經驗,某些國族例如捷克,重獲自由後發展較好,源於曾經享有過民主,國民自由記憶不滅,有助日後機會來臨時浴火重生。

「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米蘭昆德拉如是說。莊梅岩在其劇作《聖荷西謀殺案》有一句對白:「你說的是生存,而我說的,是如何生存得有尊嚴。」電影《V 煞》,女主角在監獄高牆的狹縫中,讀到前人留下的字條:「我們的尊嚴不值多少錢,但它卻是我們真正擁有的。它是我們最後的一寸領地,在那一寸領地裏,我們是自由的。」

當有朝一日,去到封網鎖港,焚書坑儒,請銘記,我們的寸心是自由的,腦袋是屬於自己的,沒有人可以僭奪。當每一人保住自由的記憶,向身邊人講述真實的歷史,記憶之網牢不可破;庶民一同抵抗遺忘,一同嚴防新編歷史,過去將不由權貴所控制,庶民才能命運自主,重新掌握未來。

(本文原刊《蘋果日報》論壇版
作者網誌

鲍彤忆文革:习仲勋是毛泽东“大大的受害者”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文革"中被批斗。(网络图片)

2021年适逢中共建党一百周年。今年也是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55周年。北京当局为了配合正在大力宣传的中共一百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在新近推出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刻意淡化、粉饰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灾难,却着力彰显文革期间取得的"伟大成果",并突出宣扬"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梦",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文革加速还魂的质疑和担忧。而对于将数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等历次残酷政治斗争、工业"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等激进共产主义运动导致数千万生命饿死的"大饥荒"、和1989年的"六四屠城"等值得人们深刻反思的历史悲剧,官方宣传则或轻描淡写,或列为禁忌,尽管中共党媒一再强调要"以史为镜","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在这一背景下,原中共中央委员、1989年北京武力镇压学生运动前曾担任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最近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回顾了叶剑英元帅近45年前对文革作出的评价。他还回忆了对文革结束后重新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印象,以及毛泽东以"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迫害习仲勋的一些往事。

鲍彤忆文革:习仲勋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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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鲍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记录。采访内容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

记者:在(中共)建党百年的历程中,文革这段历史,您是怎么看的?

鲍彤(资料照片)
鲍彤(资料照片)

鲍彤:不知道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结论)有没有改变。我记得在几十年前,是把它说成史无前例的浩劫。史无前例,就是超过以往历史,三皇五帝、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过的大灾难。当时的中共中央大概是这样来评价的。当时这个评价最初提出来的人,大概是叶剑英。我的印象,我的记忆, 是叶剑英一开始最早把它说成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后来我记得这是官方一贯的评价。至于现在是不是还站得住?就我几十年以前记得叶剑英评价过,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浩劫。

如果现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同意叶剑英,那么我想,这个评价应该不会改变。如果他认为叶剑英是在胡说八道,那么我看他对文化大革命将会作出他自己的评价。到底怎么评价,我不知道。我等待着阅读、学习最高领导人关于(中共建党)一百年的大文章。

资料照:中共前领导人叶剑英(左二)和胡耀邦(右二)在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赵紫阳(右)与邓小平(左)坐在后一排座位上。
资料照:中共前领导人叶剑英(左二)和胡耀邦(右二)在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赵紫阳(右)与邓小平(左)坐在后一排座位上。

记者:前几年把这个教科书改了,错误发动,把"错误"两个字去掉了。把文革的历史错误说成"艰辛探索"。(现在)又改回来了,又把它说成一场"内乱"。这说明了什么呢?

鲍彤:我认为这个反反复复并不是说明中共最高领导人动动摇摇。我认为这是一些耍笔杆子的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吃饱了饭没事干,干这种事。我认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始终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他那些耍嘴皮子的人,他嘴巴要动动。所以,他不断地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也没个准头。不值得一提,不足为奇呀。

记者:习仲勋老先生在毛泽东统治下一直被列为斗争对象,"利用小说反党",等等,还坐牢那么长时间。文革时他又被群众拉出来游斗。这个照片里面都有,有图为证。原来的叶剑英或者历史文件的定案,您觉得会把它翻过来吗?他有这种想法吗?或者应该这样做吗?

鲍彤:这个我不知道。习仲勋老先生,我的印象是,1962年在北戴河吧,开开会。本来他是国务院副总理,负责文教工作。1962年夏天,就是毛泽东突然讲起来阶级斗争形势、矛盾。讲了几句话,批了几个人。我记得当年批了邓子恢,批他包产到户。批邓子恢,实际上批了两个人 ----- 刘少奇跟邓小平,因为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支持邓子恢包产到户。毛泽东假装不知道,跑到北戴河去,批的是邓子恢。没点刘少奇跟邓小平的名,所以刘少奇跟邓小平就逃过一劫。

文革前的中共政治局常委(1962年),左起:朱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林彪
文革前的中共政治局常委(1962年),左起:朱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林彪

还有一件事,就是对国务院不满意,对书记处不满意。因此他在北戴河讲,现在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叫做计划委员会,是李富春。还有一个独立王国是中央组织部,就是安子文。他点的是这两个人的名。他讲李富春,实际上讲的是周恩来。他讲安子文,实际上讲的是邓小平。这件事后来他又不再提了。李富春、邓小平赶快检讨,赶快紧跟嘛。这个事情就完了。这是北戴河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在北戴河开开会,康生又提出来了。康生为什么提出来呢?是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揭发,说现在有一个叫作刘景范,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的夫人写什么西北的斗争,这个东西不是给高岗翻案吗?好像这个东西还有习仲勋支持。阎红彦这么一揭发,康生写了个条子给毛泽东,说有这么件事,说是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还是一大什么东西。毛泽东就火了,就说了一通,就是说有一个反党集团,叫作习贾刘反党集团,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他说是彭高饶(彭德怀、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是总公司,分公司叫作习贾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这就是要整习贾刘了。

所以从1962年,我的印象,1962年以前习仲勋在北京的生活还好过。1962年以后,日子就不好过了,就审查了。大概审查了三年。1962年审查到65年,然后分配工作。把副总理习仲勋同志分配到洛阳什么工厂(矿山机器厂)工作。我印象是这样。1962年到65年是分配了。65年以后嘛,文化大革命了,那整得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自己也在挨整,我弄不清楚习仲勋同志后来情况怎么样。

后来好像是1980年或者79年,他重新出来到广东当第一书记。当时广东第一书记是习仲勋,第二书记才是杨尚昆,(后来的)国家主席杨尚昆是第二书记。当时我记得是这样。后来(习仲勋)调回来了。调回来就当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是胡耀邦。胡耀邦如果不在,离开北京到别的地方出差,那么北京的工作就由习仲勋老人主持。

习仲勋老人是非常和气的人。见到人,随便什么人,哪怕我这样的年轻人,哦对,现在我老了,也八九十岁了。当时我年纪轻,见了我也点点头,握握手。他非常随和的,见到哪个人都拱拱手,说你好你好,非常随和。

习仲勋文革后恢复名誉重返北京工作期间会见客人时留影(Reuters)
习仲勋文革后恢复名誉重返北京工作期间会见客人时留影(Reuters)

他特别重要的就是,他说:我主张,中国要有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应该是保护不同意见。他提出这个意见,使我肃然起敬。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见。习仲勋说,中国就是要立一个法来保护不同意见,我认为这抓住了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看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大家也心情愉快了,也没有恐惧了,政府言路也开通了,民情也能上达了,领导也不会昏头昏脑了,我看中国政治就清明了。一句话,只要能够保护不同意见,中国一切问题统统解决。所以我对习仲勋老人是钦佩的。他这一句话,可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没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比人家千言万语还好。

记者:习仲勋他们家也是遭受迫害的,在文革期间,对吧?

鲍彤:对,至少整他13年嘛。1962年到65年。文化大革命他又倒霉了。文革十年,他(挨整)也是十年啊。

记者:他们家也是文革受害者,或者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他们家深有体会嘛?

鲍彤:对。肯定他家里是大大的受害者。是毛泽东的大大的受害者。如果文化大革命十年,他父亲还加了三年嘛。62到65,然后66到76。而且76年他父亲还没解放。我的印象他父亲解放大概是79或者80年才解放的。

记者:他后来的复出跟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有直接关联吧?

鲍彤:那当然。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耀邦是首创者。耀邦是得到华国锋支持的。是得到了叶剑英支持的。后来邓小平多少也支持。邓小平有的不赞成。像平反右派,邓小平就不赞成。邓小平说,右派99.99%平反了,(反右)还是正确的。真的,邓小平就不支持。但是华国锋还支持。包括习仲勋出来工作,也是华国锋支持的。那个时候耀邦光是个组织部长,也不是中央总书记,也不是主席。一个组织部长要平反这么大的事情不经过华主席、不经过叶剑英副主席行吗?当然他们是支持的啰。

1982年9月9日胡耀邦和中国总理赵紫阳(右)在北京。
1982年9月9日胡耀邦和中国总理赵紫阳(右)在北京。

记者:习仲勋跟赵紫阳的关系怎么样?您觉得他们在工作中配合得怎么样?

鲍彤:很好啊。我从来没听说过他们两个有什么矛盾啊。当然我也不打听这种矛盾。人家有人讲张三李四,听到这种事情我就躲得远远的。我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我当时觉得领导人好像都是蛮好的。我从来没觉得哪个领导人跟哪个领导人在勾心斗角。当时我没这个感觉。当时也许觉悟不高。反正我没看出来。我没看出紫阳跟习仲勋有什么不同意见。

习仲勋有的时候还打个电话给我,说你到我这儿来一趟,我就去了。他说,有几句话你跟紫阳说一下。那么我就回去跟紫阳说一下。有这些事儿。那么可见他们还是很融洽的。没什么矛盾嘛。对吧?他有什么想法,他年纪大了,也走不动路了,他就打个电话给我。他说,请你来一趟,很客气的。请你来一趟,那我就去了。到他家里去,他夫人、女孩子都在家。

记者:习仲勋对六四的态度也是很鲜明的吗?他跟邓、李鹏的态度都是截然不同的吗?他对紫阳被罢免,被定成一个什么分裂党这样一个结论,您觉得他会同意吗?他是不是有一些不平的言论呢?

鲍彤: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没法、没法(回答),因为六四以前我就抓起来了。我就在秦城了。我哪知道这些事情。

记者:但是他对六四的态度,他是反对开枪的吗?

鲍彤: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敢乱说。乱说就是不负责任了。我就是不知道。

(记者注:1.1989年5月,北京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之前,鲍彤被捕,成为当时被捕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关在秦城监狱7年。出狱后,他的人身自由及通讯仍长期受到监控。每到北京两会、清明节、六四等敏感时期,他都被限制行动自由,并被禁止对外媒发表评论。2.问答部分根据采访录音整理,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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