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宇宙的尽头是“辱华”

李承鹏（大眼哥）  X 
@dayangelcp  · Oct 29, 2026

我的油管第13期：《宇宙的尽头是“辱华”》： 我小时候在新疆养了一条牧羊犬，极会看主人脸色，只要我爸眼珠子一瞪，它顺着我爸视线就开始狂吠。其实它啥也没看见，有时候我爸眼珠子一瞪，那只不过是便秘。它也狂吠。对不起，我真不是辱华，我跟这狗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可是长大后我学习了成语“一犬吠形，百犬吠声”。 姆巴佩辱华？不，这不过是一群深情的斯德歌尔摩重症患者放弃血海深仇为已故领袖献上的一声忠诚的呐喊。动物界也不会帮着屠杀过自己家人的野兽说话，何况人类。当然，它可能不是人类，而是类人。 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出厂设置——“百年国耻”，我们从小被告知：从鸦片战争到火烧圆明园，从甲午海战到八国联军，直到现在帝国主义也亡我之心不死。所以，你从小听“外人时刻准备欺负我们”，长大后看谁都觉得要欺负我们。我们不是被真正的教育滋养大的，而是被“百年国耻”吓大的。 “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最早出现在1959年《人民日报》谴责印度侵犯我国领土的文章，从1959年到2015年，这句话《人民日报》一共用了240次，日本伤害了我们感情96次，美国伤害了我们感情62次，法国伤害我们感情16次，印度伤了9次，德国伤了3次，英国伤过1次…… 你觉得羊圈外的狼侮辱主人就是侮辱你？你要是不做点什么就会被狼叼走。于是你挺身而出，发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怒吼：汪，汪，汪汪汪汪……傻小羊，你是羊，不是牧羊犬，别串了，乖，别绷着胸大肌、背阔肌、肱二头、股四头冒充主人的打手。社保交齐了吗，就业灵活了吗，彩礼凑齐了，泡面舍不舍得多加根火腿肠。 这样的国耻教育，就是心理学家沃尔坎提出的概念，叫“选择性创伤”。一个民族会从历史里挑出一段受辱的经历，一代一代讲下去……讲到最后，这道伤疤就成了民族身份的一部分。我们的“百年国耻”就是这样一道伤疤，外人一碰，全国都疼。柯岚安把中国叫作“悲观的乐观主义国家”，一边觉得自己是被欺负了一百年的弱者，一边又觉得自己注定要重回世界之巅，两种情绪拧在一起，成了一颗玻璃心。 阿Q，你谁啊？人家就算调侃，调侃的也是占了你家房分了你家地枪毙了你祖爷大饥荒饿死三千万把你爹妈弄去上山下乡，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独裁者，你着什么急啊。你不姓赵，也不姓毛，你配吗，你顶多只敢去姆巴——呸！ 这事儿最讽刺的地方在于：一群都不敢在国内公开议论姆巴佩辱华内容的中国人，却跑到国外来征战外国人辱华，还不承认自己正活在独裁国家？得，本来说毛主席，现在你们把习主席捎带上了。 小粉红说：姆巴佩仅仅道歉就可以放过他吗，不，必须让他付出沉痛的代价。可他一个法国人又不来中超踢球，一年收入是中国收入的十几倍，你让他付出什么代价？当然，如果能让你开心起来，我们可以幻想，勒令姆巴佩向中国人民赔罪，让他买A股、买华为汽车，买小米手机，开着华为问界用小米手机导航，一路开一路喊“武统台湾，拉黑蔡康永，踏平赖清德”，一路驶向中国人民心中的圣地：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冲…… 远远地看到这神圣的地方，这位迷途知返的黑兄弟，泪流满面地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跪下。 点击进入：

李承鹏（大眼哥） @dayangelcp

近年“辱华”的外国体育明星和运动队： 2007年，信奉佛教的巴萨队长普约尔与访问马塞罗那的达赖喇嘛见了面。中国网友怒斥其“搞藏独”，号召“抵制巴萨”。 美国速滑奥运冠军奇克批评中国支持屠杀平民的苏丹政府，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前两天，中方吊销了他的签证。 著名的足球教练克洛普，2013年批评拜仁就像中国工业，“先看别人怎么做，再抄过来，靠钱多人多照着走”。被指“辱华”。 2019年，NBA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发推支持香港游行抗议。央视停播NBA一年多。 2019年，德国球星厄齐尔发文批评中国迫害维吾尔人。央视取消阿森纳比赛直播，网易把他从中国版《实况足球》里删掉。从此阿森纳不准他上场，他不得不于2021年1月黯然离队。 2020年，法国球星格里兹曼，因为不满华为参与开发识别维吾尔族的人脸识别系统，主动终止和华为的代言合同——被中国舆论斥为“辱华”。 2021年，NBA球星坎特因为穿了“自由西藏”的球鞋，还骂习近平是独裁者，腾讯下架凯尔特人的比赛。 香港友谊赛时，梅西没上场，理由是伤病。几天后却在日本上场打了半小时，被视为辱华，阿根廷队在杭州的友谊赛也被取消。 还有网球选手穆塞蒂，2025年在中网比赛时嘟囔了一句“该死的中国人，老是咳嗽”，被收音收进去，这是一句比赛焦虑期中的抱怨，被视为“辱华”，不得不在第二天发文道歉。 今年2月，皇马队员赫伊森在Instagram上转发别人的留言，一条说“连中国人都说他像中国人”，另一条说“用一根牙线就能挡住他的眼睛”……随后他删了帖，在官方微博发了道歉，称“不慎转发，纯属无心之过”。中国网友不买账，仍称其辱华。 今年4月，巴萨青训学院的一所联合办学机构网页出现青天白日旗，“辱华”。巴萨不得不致歉并声明一个中国原则。 今年9月，皇马在提到泥石流时，把西藏与尼泊尔并列，被中国官媒批评“辱华”。但不少国际媒体也这么写，比如阿联酋《国民报》就写的是“尼泊尔—西藏边境洪灾”。 而美国媒体报道飓风时，比如2022年美联社的标题就是：“伊恩飓风来袭，古巴-佛罗里达严阵以待”，没人说美国承认佛罗里达独立；灾害报道关注的是受灾区域，不是政治。 点击进入：https://youtu.be/w3JUi9ygy50?si=7Xe9lROYaj-BBpph

李承鹏（大眼哥） @dayangelcp

制造一个虚拟的伤害，转移一个真正对你的伤害。 别人的坏，我都是听你说的。你的坏，是我亲身体验过的。 https://youtu.be/w3JUi9ygy50?si=5ApuB89NWqYtvM_x

李承鹏（大眼哥） @dayangelcp

人人皆可辱华，国国皆想辱华。更神奇的是，一些中国人总把国家的面子当成自己的面子，当国家被人笑话，他觉得自己也丢了面子。 阿Q，你谁啊，人家就算调侃，调侃的也是占了你们家房分了你家地枪毙了你祖爷大饥荒饿死三千万把你爹妈弄去上山下乡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独裁者，你着个什么急啊。 你不姓赵，也不姓毛，你配吗，你顶多只敢去姆巴——呸！ 进入：https://youtu.be/w3JUi9ygy50?si=OS-2rGyQ3BPE1I0X

李承鹏（大眼哥） @dayangelcp

刺激不刺激。中国的二手平台闲鱼上有人兜售“姆巴佩原图原话”，一口价4.9元，想要的私聊。 而且没过多久，卖家就说，“原话已经卖掉了，只剩原图”。网友在底下留言：“这都有人卖？这位昆明网友你神了。”也有人替他担心，连“独裁者”三个字都不敢打，只敢写拼音缩写。 一句国外满大街都能看的话，在中国成了要私下交易的紧俏货，4.9元一份，比姆巴佩曾代言的一瓶东鹏特饮还贵。 这才是了解真实中国的窗口：一方面官方引领民众公开谴责“辱华”，声势浩大。而私下里民众却非常想知道到底辱了啥。 嗨，外国人们，你们注意了，真话在中国也有无限商机。

李承鹏（大眼哥） @dayangelcp

这件事最好玩的是，“毛泽东是独裁者”本来只限于时政圈。现在中国小粉红闹得全世界都知道他是独裁者了，毛泽东，被你们给整破圈了。 这事儿被你们弄砸了，全世界都在讽刺“一群都不敢在国内社交媒体公开姆巴佩说了什么辱华内容的人，挂上VPN跑到国外来征战外国人辱华，这还不证明你们活在独裁国家吗”。 本来姆巴佩只是说毛泽东是独裁者，你们这一通全世界出征，骂“你妈死了”。人们缓缓地把目光移向习近平，把习主席都捎带上了。 点击进入：https://youtu.be/w3JUi9ygy50?si=Zmita7Ez9FPp90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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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純鈎：煽動民族主義轉移視線，愚昧仍是發展最大阻力

 作者臉書  2026-10-29

法國足球明星姆巴佩，因一句調侃老毛的玩笑話，招惹了中共和中國人，被全面聲討封殺，姆巴佩隨即在其社交媒體用三種語言聲明道歉，連他所在的皇家馬德里球會，也要發聲明公開道歉。一句平常不過的玩笑話，鬧成一個國際事件，這也算是當代怪事。

姆巴佩有什麼理由要公開道歉？這種事在民主社會根本是小兒科，哪一個民主國家，不是每天都有人拿政治領袖來尋開心，尋開心已經是很客氣了，公開的羞辱謾罵也不算出格，更不必說，他嘲弄的對象，是別國的政治領袖，還是一個已經死掉的、被國際公認為殺人狂魔的共產獨裁者？

姆巴佩人在西班牙，安全根本不成問題，他賺到手的錢多到令外人難以想像，就算中國大陸幾家商業機構的代言收入，根本對他也是牛脾對蚊脾的差別，他有什麼必要一見中共變臉，腰骨就軟掉？皇家馬德里球隊又何必道歉？一個球員的個人言論，與球會有什麼干係？又不是球會讓他去拿老毛開涮？皇家馬德里離開中國巿場就活不下去了嗎？

首先完全沒有道歉的理由，其次是沒有利害考量需要道歉，最後，他們的道歉只是給言論自由抹黑，而助長了中共專制政府的氣焰，所以即使在民主社會，糊涂的人也還不少。

美國NBA球員多次「辱華」，NBA球賽被中共禁播多年，沒見過這些球員要公開道歉，結果如何，還不是要恢復NBA賽事在中國播出？證明中共的恐嚇也只是慣常的發洩而已，只不過是中共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一種手段。

說到中國人的國族義憤，那也是一種常態，自中共統治中國至今，屢屢發生這種為一點小事就舉國聲討的怪事，日本就不知受過多少無妄之災了，還有菲律賓、台灣，都已習慣了這種大陣仗的口誅筆伐，而結果，人家不理睬你，你也只能自已消停。

早前台灣藝人蔡康永因參加沈伯洋集會被大陸朝野針對，蔡康永近日發表短文，聲明不會再去大陸，那不就完了，何必道歉？參加什麼集會是你的自由，你對自己的言行負責，承擔後果，那就兩不相欠，你道歉不是多餘嗎？如果一句玩笑話也能傷害你的感情，那不是玩笑話的問題，是你的感情太脆弱。中共朝野每天罵美國罵日本罵菲律賓罵台灣，喊打喊殺，他為何從不為傷害別國人民的感情而道歉？

除了官方之外，大量中國人義憤填膺，沒有人去統計這些為國家「受辱」而拍案而起的中國人，到底有多少？到底是些什麼人？我猜這裡頭社會底層的百姓居多，如果有少數中上層，也只是當作一種名利需要的表態，沒有人會真心認為老毛是不能取笑的，因為中上層大多知道老毛是什麼人。

真正為老毛被取笑而肉痛的，更多是底層百姓，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愛國要忠於「毛主席」，又永遠珍視國家尊嚴多於個人尊嚴。這些人根本不知道毛澤東造了多少孽，甚至也不想去了解，他們只堅信政府的洗腦。當他們飽受失業之苦，為日常三餐而焦慮的時候，他們也會罵政府，但一旦有外人罵他們的領袖，他們就會拍案而起，與黨同心同德，作為他們個人價值的一種自我認定。

至於中共，為什麼受不起這麼一句尋常的玩笑話？因為中共本身就是一個小農黨，自卑感深重，更未經現代文明的洗禮，習慣於一言九鼎不容冒犯，他們一聽到不順耳的話就要跳起來，就要還以顏色，這是專制思想決定的，永遠改不了。

中共幾十年來，不斷以民族主義意識來挑起中國人的仇外情緒，因為中國人普遍仇外，有助中共政權的向心力，只有人民仇外，才使對中共的認同感有社會心理基礎。

仇外心理又是一種有效手段，用來轉移中共劣政的社會視線。當前中共社會千瘡百孔，百姓生活每下愈況，社會弊端百出，未來希望渺茫，中共蒙受空前的執政壓力。通過煽動民族主義，強化國家利益，有助淡化社會矛盾，將民眾的不滿向外導引，減輕內部的政治壓力。

所以中共治下，每隔一段時間就要祭起民族主義大旗，誘導中國人為國家尊嚴亢奮一次，叫囂一次，鬧完一次消停一兩年，再找機會撩撥，如此循環往復，保持中國人民族主義情緒永遠高漲的狀態。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百試不爽的話語，成為中共維護政權的有效手段。

中共這一招之所以行得通，建基於中國人千年傳承的愚昧。中國人只講立場不講是非，只求情緒發洩，而不問情緒的來龍去脈，中國人不與現代文明接軌，而頑固地堅持民族劣根性。直至二十一世紀AI機器人已經在敲人類大門的今日，即使社會嚴重不公、個人生活拾級而下，中國人依舊每日為「偉大的中華民族」而驕傲。

愚昧至今仍是中華民族的大敵，中國人之所以至今仍未得到真正解放，要拜千年不變的愚昧之所賜。中國人愚昧，其原因除了思想閉塞、文化僵化之外，還包括自私、懦弱、苟且等等劣根性。英國哲學家羅素，上世紀二十年代曾赴華講學，後來寫過一本書《中國問題》，書中曾提及中國人三大性格缺點，一是貪心，二是懦弱，三是缺乏同情心和冷漠。羅素一針見血指出中國落後的原因，但至今，中國人仍沒有徹底反省過。

中共改革四十年，經濟上取得相當大的發展，但因為中共的專制本色，中國人的民族性並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得到改善，相反的，因為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的固化，因為數十年的強制洗腦，中國人的認知世界並沒有開化，中國人仍舊以舊腦筋看新世界，仍舊一如既往的愚昧。

只要中國人仍舊死抱民族主義的僵屍，中國就沒有真正現代化的可能，這便是從姆巴佩事件中，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中共垮不垮台是一回事，中國人能不能自我解放是另一回事，越是愚昧越是安於現狀，越是安於現狀越是愚昧，這樣的死循環才是中國發展的終極障礙。

陶傑：太陽會「西昇東降」？

作者臉書  2026-10-29

太陽會「西昇東降」？中特高層全體竟模仿台灣南韓模式，就宏福苑「事件」自我扭曲脊體「道歉」。面子掃地，特區政府強勢行政主導大受打擊，令人擔心。

Wow，又會咁嘅？凡獨立思考者，先要懷疑係咪AI改圖，加強digital literacy 意識，先調查有無外國勢力或惡作劇者企圖博香港人破涕為笑。我在’fact check‘後，發現不幸原來此圖屬實。

原來香港特首真的率高官全體展示「柯P式」鞠躬，還捧送房屋局長何永賢一名，定性「問責」落鑊。唯開此落地人頭缺口，必生以災亂港事端，果然有香港傳媒即刻軟對抗追擊，追問只犧牲一名局長，是否足夠，追問李家超是否要「個人問責」，一副不搞到李特首提早下台誓不罷休的樣子。董建華先生當年就曾遭此迫害，含冤腳痛提早下台。我覺得有點過份。

最重要的是中國守不守得住、中國網民認為夠不夠。因為中國人有一種「得勢不饒人」的文化習性，你越道歉，他們越乘勝追擊，麥巴比和蔡康永，都為辱華和支持台獨say sorry了，但中國官方與人民似更火滾，還看不到該兩名兇徒下跪、自摑嘴巴，自罵「我不是人、我是畜生」、復將一把狗糞塞嘴巴——-道歉明顯缺乏誠意，遂拒不收貨。

但，無論此美麗風景會不會平息宏福大火冤魂，我有一個夢想（I have a dream)：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模仿香港特首李家超，率領全體內閣官員，就「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錯誤言論及日本侵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罪行累積一次性三鞠躬道歉，咁就天下太平咯。

時間可以治療創傷。當前最大的任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前途是光明的，經一塹長一智，道路是曲折的，希望大家既往不咎一齊向前看啦。

两个外国人，一所大学，一个政党

1920年的中国，两条改变社会的路

佚名

1920年，中国还不大安生。

皇帝已经退了位，民国的招牌挂了起来，可老百姓的日子并没有跟着换一块招牌就好过多少。军阀各占一方，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读书人忙着救国，年轻人忙着找出路。旧的东西还没有完全倒下，新的东西已经挤进门来。至于新东西究竟能不能救中国，那时候谁也不敢打包票。

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外国人，各忙各的。

一个叫司徒雷登，忙着办大学；一个叫维经斯基，忙着联络革命者，推动建立共产党。

一个想把校园盖起来，一个想把组织搭起来。一个要砖瓦、捐款、教授和学生；一个要同志、刊物、经费和纪律。

看上去，他们做的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可是，把他们放在1920年的中国看一看，就会发现，这两个人都相信一件事：一个社会不是天生就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要改变它，得有人动手。

至于动手以后，究竟会把它变成什么样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 一、司徒雷登：先把学校办起来

司徒雷登生在中国，后来成了美国传教士和教育家。他熟悉中国，也熟悉中国的读书人。他知道，办学校不是把几间房子圈起来，挂一块牌子，再请几个人来讲课，就算完事。

学校要有钱。没有钱，教授不能请，房子不能盖，书也买不齐。学校还得有人信。捐款的人得相信钱花得值得，学生得相信读书有前途，家长得相信把孩子送进去不会白费几年光阴。

这些事情，说起来没有多少英雄气概，做起来却很磨人。

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他要做的，是把原有的教会学校整合起来，逐步办成一所像样的大学。美国的差会、捐款人、建筑师、教授和中国学生，都得想办法拢到一处。他还得筹钱、找地、盖楼，盘算课程，延请教师。

他手里的中国，不是一张地图，而是一笔一笔的账目、一封一封的信、一间一间尚未盖好的教室。

捐款人远在美国，学生却在北京；建筑师可以画图，砖瓦却得一块块运进来。学校今天缺这个，明天缺那个。理想倒是现成的，办事的麻烦却没有一个肯自动消失。

司徒雷登所走的路，不能说没有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目的。燕京大学有自己的基督教背景，也有美国教会与捐款网络的支持；它所传播的知识、教育理念和价值观，自然也会影响中国青年。

然而，学校又不只是外国人的讲台。中国学生进来读书，中国教师进去任教，中国社会的现实也会反过来改变学校。校园一旦建成，里面的人未必都按照创办者最初的设想行事。

办教育就是这样。你可以盖房子，可以排课表，可以请教授，却不能把每个学生的脑袋也一并盖好。

司徒雷登相信，教育能改变人；人变了，社会才有改变的可能。

这条路走得慢。今天种下去的树，未必明天就能遮阴。一个学生毕业了，还得找工作；一批学生毕业了，也未必马上就能改变国家。办学的人只好接着募款、盖楼、招学生，明年有明年的缺口，后年有后年的打算。

他要的是一所能够活下去的大学。

大学活下来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子，却不完全由他作主。

### 二、维经斯基：先把组织搭起来

维经斯基的办法不同。

他生于1893年，来自俄国，参加过革命活动，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工作者。1920年，他受派来到中国，任务之一，就是同中国的革命者建立联系，推动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

他不是来中国旅游的，也不是来考察哪一处风景最好。他需要找到人，弄清楚中国的政治情形，了解哪些人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哪些地方有工人运动，哪些读书人愿意进一步组织起来。

说得直白一点，他需要知道：中国有没有可以一起做事的人？这些人彼此认识吗？能不能从读书、讨论，走到有组织的行动？

中国并不是一张白纸。

五四运动以后，许多青年对旧制度失去了信心，正在寻找新的思想。李大钊已经在北京传播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办《新青年》，上海、北京等地也有各种研究社团和社会主义团体。中国人自己已经在寻找道路，俄国革命则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

维经斯基的作用，不是凭空把一场运动变出来，而是把原来分散的思想、人物和活动，同一种更有纪律的组织形式连接起来。

据相关研究，他于1920年4月抵达中国，先在北京接触李大钊等人，再赴上海同陈独秀等人商谈。他的工作既包括了解中国的政治环境，也包括传播布尔什维主义、推动建立组织，并向上级报告中国的情况。

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组织不是思想的另一个名字。

一群人读同一本书，可以有许多种想法；一群人坐在一起谈救国，也未必就会成为一个政党。要从讨论走到行动，还得有联络、有分工、有经费、有刊物，还得有人愿意接受某种共同纪律。

维经斯基看重的正是这一步。

他带来的不是一座现成的大学，而是一套组织革命者的方法。它要把彼此认识的人连起来，把分散的讨论变成共同的行动，再把共同的行动变成能够持续下去的政治组织。

1920年夏，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逐步形成。此后，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也陆续出现相关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这条路同样不是凭空铺成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是基础，共产国际的人员、经验和组织支持则构成了外部推动。两者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各自的考虑，并不是一个外国人来了，中国历史便听从他的安排。

不过，维经斯基的确参与了一个重要转折：一些原本以思想传播和社会讨论为主的活动，开始向更明确的政党组织形式发展。

办学校，先得有地方让人读书；建政党，则得先找到愿意一起行动的人。

一个人要等校舍落成，另一个人要等组织成形。两种工作都需要耐心，只不过，耐心的用法不同。

### 三、一个带着图纸，一个带着组织办法

把两个人放在一起，区别就出来了。

司徒雷登要筹款，要买地，要请建筑师。钱从远处来，房子在北京盖，学生从各处来。事情摊在桌上，哪一项都躲不过去。

维经斯基则要找联络人，要接触知识分子，要讨论刊物，要推动各地形成组织。一个介绍另一个，一个城市联系另一个城市。人还没有聚齐，事情已经得往前推；思想还没有完全一致，组织却需要逐步建立。

司徒雷登面对的是一所学校能不能办下去的问题。

维经斯基面对的是一群政治志同道合者能不能形成持续行动的问题。

前者需要制度、经费和人才，后者也需要制度、经费和人才。不同的是，大学的制度主要围绕教学、研究和培养学生展开；革命组织的制度则围绕共同纲领、政治行动和组织纪律展开。

当然，这个区别不能划得太死。大学从来不是与政治完全隔绝的地方，革命组织也不可能只靠纪律而不靠教育。燕京大学会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组织也需要办刊物、传播思想、培养人才。

但两者的主要目标不同。

司徒雷登希望学生在学校里获得知识，成为能够参与社会建设的人。维经斯基希望革命者从分散的个人变成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推动他所相信的社会变革。

一个想让人学会做事，一个想让人联合起来做事。

这两件事听上去都不坏，关键是：做什么事，由谁决定，最后又要把社会带向哪里。

### 四、外国人能做多少事，还得看中国人愿意做多少事

若只讲外国人如何改变中国，就容易把中国人写成站在门口等人来安排的角色。

事实并非如此。

司徒雷登办燕京大学，固然离不开外国教会、捐款人和教育资源，但大学里还有中国教师、中国学生和中国社会的需要。没有这些人，校园再漂亮，也不过是一处建筑群。

维经斯基推动建党，也不是一个人带着几份文件，便能让一个政党从地里长出来。李大钊、陈独秀以及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中国社会里进行探索。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震荡、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青年对国家前途的焦虑，构成了这一组织能够生长的土壤。

外部力量能够提供资源、经验、联络和组织方式，却不能代替一个社会内部的矛盾与选择。

换句话说，外国人可以带来图纸，但房子要有人盖；可以带来组织办法，但人得自己决定是否加入，是否接受纪律，是否愿意承担行动的后果。

这也是为什么，把中国近代史写成单纯的外国渗透史，并不充分；把它写成完全不受外部影响的自主发展史，同样不充分。

真正的历史发生在两者相遇的地方：外来的思想和组织经验进入中国，中国人按照自己的处境加以选择、改造、利用，或者拒绝。

有时是合作，有时是冲突，有时双方以为自己正在做同一件事，走着走着才发现，各自想要的终点并不完全相同。

历史并不总是照着谁的计划表走。它常常是许多人各打各的算盘，最后却共同把一件谁也没有完全预料到的事情做成了。

### 五、两条路，都不是没有代价

办大学，需要钱，需要时间，也需要一种能够容纳不同意见的学术环境。学校可能培养出创办者欣赏的人，也可能培养出反对创办者的人。教育的效果往往无法由教育者独占。

建立革命组织，则要处理另一些问题。组织必须回答谁来领导、如何决策、怎样分配资源、成员如何服从共同规则。纪律能够让行动持续下去，也可能使个人越来越难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一个组织能够迅速动员人，也就需要面对权力集中之后的约束问题。

这两种道路，不必预先判定谁高明、谁落后。它们面对的是不同的目标，也承担着不同的风险。

大学如果只剩下创办者的意志，就很难成为真正的学术机构；政治组织如果只强调行动而不处理权力约束，也会遇到自己的难题。

教育需要自由探索，组织需要共同规则。前者不能没有制度，后者也不能因为纪律严密，就免除对自身权力的审视。

这两个人的故事之所以值得放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都来自外国，而是因为他们都试图通过一种组织形式改变中国：一个借大学培养人，一个借政党组织人。

他们都知道，单靠个人的热情办不成大事。必须有可以延续的制度，必须有不断加入的人，必须让今天的行动能够影响明天。

但制度一旦建立，就会有自己的生命。创办者可以留下章程，却不能完全控制后来的人如何使用它；可以提出目标，却不能保证历史最终走到自己预想的地方。

### 六、一个留下校园，一个参与推动政党诞生

司徒雷登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他离开中国，1952年回到美国，1962年在华盛顿去世。他与燕京大学的联系，则随着这所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并入北京大学而进入另一个阶段。

维经斯基在1920年代继续参与共产国际的中国事务，后来回到苏联，1953年去世。他的名字不如陈独秀、李大钊那样为普通读者熟悉，但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时，仍然绕不开他所参与的联络与组织工作。

两人的个人命运不同，留下的历史痕迹也不同。

司徒雷登的工作，可以在校园建筑、大学制度和教育传统中寻找；维经斯基的工作，则需要从早期组织史、共产国际档案、革命者回忆与政治网络中辨认。

一座校园，可以在地图上找到。一段组织史，却往往要靠许多人的信件、回忆和文件拼起来。

但不能因此说，一个人只留下建筑，另一个人便独自创造了一个政党。燕京大学不是司徒雷登一个人的作品，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不是维经斯基一个人的功劳。历史需要记住外部推动者，也需要把中国参与者放回他们自己的位置。

说到底，办学和建党都是集体事业。一个人可以是重要的推动者，却很少能够独自成为历史的全部作者。

### 七、回到1920年：今天还允许怎样的改变？

把目光从1920年移到今天，当然会产生一些联想。

今天的中国，对外国组织、境外资金、教育活动和政治活动有不同的法律规定。外国人不能因为自称教育家或革命者，就当然获得在中国自由建立组织、开展政治活动的权利；中国公民的结社、办学和其他社会活动，也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规范。

但把这些规定统统说成“外国人绝对不能染指，中国人也不许自己办”，并不准确。依法设立的学校、社会组织和其他机构仍然存在，只是它们各自适用不同的准入、登记、监管和活动规则。至于这些规则如何影响社会自主性、公共参与和思想交流，则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1920年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制度条件并不相同，不能简单拿一个年代去替另一个年代下结论。

不过，两段历史确实可以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社会究竟允许多少种组织方式？人们能否自主办学、自由讨论、组织社团？外部资源进入时，怎样保护本地社会的自主性？国家对组织的管理，又应当如何在公共秩序与社会活力之间取得平衡？

这些问题并不因为时代变了就自动消失。

一个社会需要学校，需要知识，需要能够让人合作的组织；它也需要防止外部势力借资源和组织影响本地政治。真正困难的地方，不在于承认其中一项，而在于怎样处理它们之间的边界。

如果说1920年有什么值得回望的，那不是简单地把两个外国人分成好人和坏人，而是看见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开放、动荡、充满试验的时代。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信念进来，中国人也在自己的困境中寻找出路。许多想法最后没有实现，许多组织后来改变了原来的面貌，还有一些行动产生了远超参与者预料的结果。

历史并不替我们省掉判断。它只是把问题留了下来。

一个人盖起校园，另一个人参与搭建政党。一个相信教育能够慢慢改变社会，一个相信组织能够推动革命。两条路都进入了中国近代史，也都说明了一件事：

**改变一个社会，不能只靠一个外国人，也不能只靠一种组织。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是外来思想、内部需求、制度条件，以及无数身在其中的人，怎样彼此碰撞，又怎样共同承担结果。**

## 史实说明与可继续深挖之处

这版文字刻意没有把“外国人办学”和“外国人参与建党”简单写成同一种“渗透”，因为两者的组织性质、政治目标和历史后果有实质区别。若准备公开发表，建议特别核对以下几点：

- \*\*燕京大学的创办过程：\*\*司徒雷登于1919年出任校长，学校由几所教会学校整合而来，其发展依赖美国捐款网络，也离不开中国教师与学生的参与。
  BDCC
- \*\*维经斯基的角色：\*\*学术研究确认，他于1920年受派来华，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建立联系，推动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但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本土思想运动、政治环境与共产国际介入共同作用的结果。
  Oxford Academic
  +1
- \*\*组织机构的时间：\*\*不宜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直接写成1920年已经在伊尔库茨克正式成立的机构。相关研究将远东书记处的设立时间记为1921年1月。
  Brill
- \*\*今天的法律对比：\*\*如果要把结尾写得更有力度，最好分别核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外国人在华活动、民办教育和社会组织登记的现行法律，而不是用一句“全部禁止”代替具体分析。

我认为，这篇文章最值得保留的核心，不是“两个外国人改变了中国”这个容易引发争论的判断，而是这句话：

一个留下校园，一个参与推动了政党的诞生。前者试图通过教育塑造人，后者试图通过组织动员人。两种方法都进入了中国历史，而中国最终走向哪里，从来不是这两个人单独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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