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從未消散的文革陰影

作者：高瑜
歐洲之聲【文革60周年】2026-5-23

高瑜文章表達了這層意思：文革以後的一次次政治運動與災難，無疑證明了文革模式以不同形式、方式繼續在腐化中國社會，即影子效應……。

歐洲之聲編者按：「從未消散的文革陰影」，從三個層面表述：記憶沒有完成、結構沒有完全改變、以及行為模式的延續。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共確實做過定性（比如「十年浩劫」），但整體上並沒有經歷一種徹底的公共討論過程——沒有廣泛的社會對話、沒有系統性的反思機制，也沒有給不同經歷的人充分講述彼此版本的空間。

文革究竟意味著什麼？有解釋為權力鬥爭，也有純粹災難敘事，尤為普遍的是覆雜個體記憶群（有受害者，也有得益者，又反轉置換結果……），那段歷史並沒有完全變成「過去」，而是以更隱蔽、更分散的方式，嵌進了後來的社會運行裏。高瑜文章恰好表達了這層意思：文革以後的一次次政治運動與災難，無疑證明了文革模式以不同形式、方式繼續在腐化中國社會，即影子效應……。

文革影子從三個層面表述：記憶沒有完成、結構沒有完全改變、以及行為模式的延續。網絡截屏

今天是5月16日，1966年「五一六通知」發布整整一個甲子。下邊是我對親身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60年的一段感言：

一個甲子，「文革」並未停止

被中共官方認定的「十年浩劫」——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整整一個甲子了。這場號稱「革命」的規模宏大的政治運動，實際是源自法西斯主義與史達林模式的「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政治理念在中國的一場瘋狂的政治實踐。

這裡需要對「一個領袖」作一點說明，文革十年，維護的只是毛澤東一個領袖，這是文革最核心的內容，使得他的「個人迷信」達到空前絕後的頂峰，「四個偉大」和「紅太陽」成為他個人的專屬名詞。

一、1967年1月他用破壞憲法的「公安六條」保駕他大搞「個人迷信」，保障他可以隨意發動群眾摧毀原有的黨和國家的官僚體制，達到他清除身邊「赫魯雪夫」劉少奇的政治目的。

二、1975年，他將「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個人理論寫入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職位。使得他的「文革理論」成為中共全黨奉行的指導思想，決定國家的治理方向。

三、毛澤東文革中的指示更具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是運動爆發與演變的核心驅動力。徹底改變了中國前17年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結構，建立起 個人專制的硬性國家制度。對外使得國家陷於空前危險和孤立，前蘇聯差點發動對華的核戰爭；對內造成政治高壓、社會動盪、經濟瀕臨崩潰、法治無存、文化教育斷層；人道災難空前慘重，冤假錯案堆積如山。

六四屠殺是「文革」繼續最明顯的證明

37年前發生的「六四」大屠殺，是1976年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幾位「文革」臺上派發動「懷仁堂政變」，抓捕「四人幫」，結束「文革」，開始改革開放之路的終結。

「六四」屠殺責任在鄧小平，他一個人就可以決定調動幾十萬野戰軍鎮壓中共建制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場民主運動，血洗北京城。他權力的依據，依舊是文革建立起來的個人專制的硬性國家制度。從這一點看「六四」就是「文革」的繼續。

六四屠殺是「文革」繼續最明顯的證明……。網絡截屏

1979年2月鄧小平主導發動對越戰爭,奪取了對軍隊的最高領導權，12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又取得對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隨後,他馬上提出「四項基本原則」，阻止黨的高級幹部和理論界對毛澤東錯誤的批判。他主導十一屆六中全會做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文革」，卻把「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對毛澤東只做「三七開」，肯定毛澤東功大於過，也就是肯定毛澤東建立的一黨專政的國家制度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俗稱「8.18講話」），向全國人大提出全面修憲建議。1982年12月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了《82憲法》，一直被中共宣傳為建立了反對個人專制的硬性制度——實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的限任制，並歸功於鄧小平。這種宣傳並不是全部事實。《82憲法》實際是為鄧小平量身定制，只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做了限任制，唯獨不包括鄧小平擔任的國家軍委主席職務，實際就是將毛澤東文革中建立的個人專制的硬性國家制度獨獨保留給了鄧小平。這也是文革的一種繼續。

「清零3年」而爆發的白紙運動，是又一次「文革」繼續的證明……。網絡截屏

正因此，鄧小平在80年代，只用一句話就能掀起「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政治運動，連續拿掉三個黨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六四屠殺之後，中國陷於世界孤立，鄧小平被迫交出軍委主席職務，但是他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進行南巡發表講話，啟動了中國權貴資本主義之路。這充分證明文革中建立的個人專制的硬性國家制度在中國的韌性。

正因為中共這種專政制度的韌性，十八大之後能夠提出「兩個30年互不否定」；2018年第5次修憲取消國家主席和國家副主席任期限制，向毛時代的終身制全面回歸。「清零3年」之後，國際環境、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全面陷入危機之中。

被压抑的声音：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异见者

撰文：商昌宝

AI摘要（此内容由AI根据文章内容自动生成，并已由人工审核）
本文回顾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异见声音。文章指出，萧军在三次会议上均提出与毛泽东不同的观点，涉及文艺政策、立场及歌颂与暴露等问题，引发了争论。除萧军外，李又然、丁玲、张庚、吴奚如等人在会内或会外也表达了异议，反对盲目歌颂，强调文艺独立性与批评自由。这些异见声音虽然在会议后期受到组织和舆论的压抑，部分作家被迫表态，但并未真正消失。文章认为，这些被压抑的多元声音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原了更真实的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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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42年5月2日座谈会当天的会议情景，萧军在日记中记下：“由毛泽东报告了边区现在危险的政治环境，国际的环境，接着他提出了六个文艺问题，我第一个起立发言，约四十分钟。对于每个问题，我给了自己的说明，同时也阐明了政治，军事，文化应该彼此接近和理解。”这段话表明，萧军对于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大致可以从他后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中看出来，其中在作家创作存在立场、写典型性或进步人物、文艺应该制定“文艺政策”等问题，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发言的响应，但在不能脱离和拘泥于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内容要深、水准要高、抱有文学启蒙目的、提高和普遍一定要并行；作家应该是“人类的”“百货商店”等问题上显然存有异议，甚至相冲突。

萧军的发言在当天的会上反响如何呢？他自己在日记中写道：“我第一个起立发言，约四十分钟。……我的讲话和平时一般，引起普遍注意凝神和欢腾。我的精神和言语始终是控制着他们。”这番话究竟是萧军客观描述还是自我感觉良好或夸大会议氛围呢？《讲话》研究专家高杰（曾用名高浦棠）教授在大量采访当事人之后整理出《流动的火焰》，其中记述道：萧军第一个发言后，“其他人有表示赞同者，也有表示反对者”。这两个材料稍有些差异，也就是萧军现场的发言产生的影响，可能并未象他自己描述的那样乐观，但同时也证明现场的确存在“赞同者”这一事实。

萧军日记中提供了一定的信息：“接着发言的是徐特立等。又然也发言了，他说得很好，很得体。杜矢甲说得不好，我很愉快我的熟人们能发言而发得好。丁玲在我的后面，她为我的话感动地笑着……”据与会的温济泽1988年8月25日接受冯蕙、刘益涛采访时证实，赞同者中有罗峰。至于罗峰、李又然等“熟人们”究竟说了什么，虽然现在因为资料限制很难知晓，但他们的基本态度，应该更趋向或符合萧军的观点是可以判断出来的。至于此时尚不明就里的丁玲的自然率性的表现，在大体上说也是认同萧军观点的。

萧军

第一次座谈会上，萧军不仅在发言中与毛泽东同中求异，而且还在会上当面讥讽何其芳表态要改造思想的发言。更为过分的是，会后第二天萧军致信毛泽东要在18日出发旅行。这种无视毛泽东作为延安最高领袖用心整顿文艺界的行为本身，就是最大的异见派的体现。当然，在私下里，萧军的异见表现更为深刻，在5月8日这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我终生要作为一个艺术者，入党那会杀死我艺术的生命！我会失了光芒，而变得可厌。我要独立地行走自己的路，等什么时候能把一些可耻的杂念肃清了，毫无所动了，那对我是幸福。”萧军还在5月10日的日记评价毛泽东说：“按艺术来讲，他是近乎希腊的，女性的，非是文艺复兴男性的，佛罗凌沙的。”在《解放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就文艺批评问题“主张批评——对外与对内——越批评越接近，越谈论越了解”。此后，萧军还写作了《杂文还废不得说》发表在《谷雨》。

不仅萧军公开反对“歌德派”们改造思想的发言和举动，何其芳曾回忆说：在自己第一次发言检讨后的另一次小组讨论会上，一个平时与他“很熟、当时追随‘暴露黑暗’论的作家”，当面表示对他的发言很不满，并说：“你这是带头忏悔。”据高杰与朱寨探讨，说话人应为胡风曾栽培过的诗人天蓝。正是因为存在这么多的异见声音，陈晋后来对此评论说：“看来，那时的文艺家还不像后来，有了领袖的讲话后便众口一词地诠释和演绎，……仍然有不少文艺家在这样的公开场合发表相反的观点。”

显然，第一次座谈会上，萧军、李又然、天蓝、丁玲以及那些无法考证出的赞同者们的不同声音虽不能说占据了上峰，但是已经严重影响到会议发起和组织者的警觉和担心。据当年负责《解放日报》专栏的编辑黎辛在2006年接受高杰电话采访时说：“第一次文艺座谈会的讨论情况不怎么样，毛泽东很不满意，于是就准备在《解放日报》开辟专栏，也参与讨论，以引导下一次讨论的走向。”基于这种并不乐观的情况，一方面毛泽东责成《解放日报》接连刊发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和增设“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并刊发《恩格斯论现实主义》等文章引领座谈会的舆论导向，同时刊发萧军的《关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艾青的《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引发讨论；一方面延安中组部部长陈云出面约谈包括刘白羽、丁玲等在内的一些党员作家，提出：“对于共产党作家来说，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不但组织上要入党，思想上还要入党”。对此，刘白羽后来评述说：“陈云这次找我们谈话，显然是为文艺座谈会做准备工作的——要我们站在党的立场上发言。”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座谈会“失控”，主办方还在发言方式做了安排，即改变上一次的自由无序的发言而为先报名然后由主持人指定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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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总结了第一次座谈会的经验，也在会前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和会议发言方式的调整，5月16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效果要比第一次有所提高。高杰曾总结说：“从后来会议进展的实际情况看，会议的前半程基本上在预期的轨道上进展着，而到了后半程则又完全流为一种自发的、自然的、随意的、无序的状态，其具体程序主要是按照发言者的内容逻辑和情绪轨道来推演的。”如高杰所述，第二次座谈会的前半程自然是主流声音占绝对地位，例如“倒戈”的丁玲作了检讨性的发言并声言自己要脱胎换骨，欧阳山尊高调重申了党要加强对文艺的领导和作家们应该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的观点。其他还有艾思奇、柯仲平、周文、周扬等。但是，在文艺家尚未充分组织化之时，异议者终究要勉力发出声音来。

首先还是萧军。针对延安整风，他在发言中语带讥讽地说：你们共产党现在整顿三风，是“露阴狂”，将来还要整顿六风。关于作家立场和暴露与歌颂等问题，萧军认为“在光明里反倒常常看不到光明”，并当场与吴黎平和艾思奇等展开争论。会后的5月17日，他还分别给这两位论争者写信继续申明自己的观点，并在日记中写道：“这些人让书本已经把他们的智慧源泉塞死了。我要挺身和这些论争，失败也无关，这可锻炼自己，胜利了也有益于他们，有益于人群，这样糊涂人，如何算为思想战士。”

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

萧军之外，戏剧家张庚也发言说：“我也不赞成主席的有些意见，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一个“也”字表明，张庚之外还有另外的人持这样的意见。高杰经过考证后认为，曾主张向外国音乐水平看齐的鲁艺音乐系主任吕骥在发言中“极有可能发表了支持张庚发言内容的意见”。温济泽后来还补充说张庚在发言中说：“普及和提高都很重要，能不能来个分工？像文工团、演出队，那自然要做普及工作；像鲁艺这样的学府，能不能主要来做提高的工作？中国目前还是应该有人在文学艺术方面做提高工作的。对这个意见，有赞成的，有不完全赞成的，也没有展开讨论。” 陈晋在《文人毛泽东》一书中写道：继萧军发言后，“吴亮平起来反驳萧军的时候，赞同萧军的人就起来批他，说你不要在那讲课了，这里不是课堂”。批评吴亮平的人是谁，暂时不好考证。不过，异议者中肯定有吴奚如，因为他在此次会上被朱德严正批评，“批得很凶”，说他“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因为他在发言中谈到：搞文学的要有个立场，抗日时期，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革命文学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应该放弃争斗团结一致。
这次会议，除了萧军、张庚、吴奚如、吕骥以及赞同萧军、张庚观点的人之外，还有一些不同意见。例如胡乔木回忆说：“会上继续有人发表‘人类之爱’和‘爱是永恒的主题’、‘不歌功颂德’之类的言论。”“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毛主席开始找作家谈话，越谈找的人越多，有的谈过多次，比如说‘不歌功颂德’的那个作家并不出名，他的话就是跟毛主席讲的，不是写文章讲的。毛主席在讲话时提到这个观点，我就知道是针对那个作家的话讲的。”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主要整理者之一鲁振祥说：“胡乔木说的这个‘并不出名’的作家，大概叫李雷。” 高蒲棠考证后证实，李雷确曾在座谈会召开前的谈话中当面向毛泽东表达了“我是不歌功颂德的”主张，并表示了对这种主张的执意坚守。吴伯箫回忆说：“轮到大家发言，论点却相当庞杂。正确的意见而外，有谈文艺定义的，有谈‘人性’和‘爱’的，有谈‘杂文时代’的。”欧阳山在1991年12月7日接受高杰采访时说道：“罗烽也说，延安还是杂文时代。”草明也回忆说：“会上，不少同志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提出人性论啦，爱是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啦等等。”尽管持“人类之爱”、“人性论”等异见者具体都是哪些人尚待考证，但是除李雷外显然还有另外的不同异见者。相关的佐证材料有，据曾克在接受高杰采访时说：“在文抗，这种思想是普遍的，……像我们这些当时在文抗算是年轻人，这种思想在我们身上仅仅是一种朦胧的影子，不是很严重很明显。这种思想突出的，主要是经过20世纪30年代，而且有创作成果的老一点的作家。”刘白羽后来也证实说，座谈会前夕，当自己将毛泽东后来在“引言”中所谈的内容向文抗的作家们宣讲后，“会场上就一哄而起，议论纷纷”。这些“起哄”的文抗作家，显然不会在文艺座谈会上迅速迷途知返，改换文艺思想，只是因为座谈会的发言时间有限，没有得到发表意见的机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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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5月22日在杨家岭召开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当年与会的《解放日报》记者黄钢在1977年曾撰文描述过：“第三次座谈会同前两次一样，仍是在激烈的论争中进行。”尽管黄钢意在描述座谈会的热烈氛围，但是客观上也揭示出一个事实，即座谈会上存在很多不同观点。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异见者和异见声音呢？

萧军一如既往地唱对台戏。他在日记中记录下了自己的发言： 

（一）……对何其芳所提的忏悔解释：A，我过去没有，将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忏悔，因为我没有意识堕落过。要有一种有内容的忏悔，不然就是抒情的游戏，或者骗子的谎言。B，忏悔本身并无多大价值。C，在没有提出整顿三风以前，一些忏悔的人是否思考过这些问题，假使将来再整顿六风时，或在这中间有人指出是否肯承认。人是思考动物，党员要有自发性。
（二）关于王实味的问题：A，我仍然承认他主观上是站在革命立场上，根据是他是个党员。何氏否认他主观的立场是不对的。B，对于王实味批评的态度是不对的。究竟对他是同志还是敌人。
（三）萧三那是一种阿Q式的一般批评法。
（四）文学上批评问题：A，对于自己只有认真批评才有接近和团结。B，有谈论才有了解和通心。
（五）党员作家与非党员作家：A，作家应以作品，党员应以身份两况要个别看。B，一切言语应以行为来证明，C，要团结必须真诚坦白。工作时讲朋友，攻击时讲党性是不中的。没有半斤换不来八两。
（六）我的态度：A，任何人全可以和我相交。B，为真理而工作，不惧一切谰言（首长路线，借钱等等）。C，我是自负的，愿意和任何人竞赛。D，欠共产党的钱我将来一定还补，只要我不死，不病，不穷困到连饭也吃不上。E，我不想仗着过去历史来这里混饭吃，我工作。F，除开对真理和我所尊敬的人而外，我没有谦卑…… 

王实味

除了上述内容外，萧军在会议上还就鲁迅的思想是“发展”还是“转变”的问题与胡乔木进行了争辩，并在会后的23日致信胡乔木继续讨论，在25日面见毛泽东时试图纠正和说服其认为“转变”与“发展”没有区别的观点。在日记中虽然萧军针对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结论表示“这是一个值得欢喜的结论”，但是他同时还认为毛泽东“深刻浸澈力不够”，“宽而不够深”，他还确信地写道：“我于这些操马克思主义枪法的人群中，也还是自由杀入杀出，真理是在我这面”。再之后，萧军还与胡乔木当面争论鲁迅思想，并寻求《死敌》、《苏联的发明故事》、《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突击队》、《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它》送与毛泽东。5月29日这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散步时候我把前几天看的几本书带给毛泽东，我们要互相教育，互相影响，互相帮助，这里面毫没有不洁的动机，我希望他更深地理解文艺，理解鲁迅先生，这对于革命，他自己，文艺本身全有好处。” 他还在致毛泽东的书信中写道：“关于鲁迅与尼采一文，愿您读完或先给乔木同志看看，因为此中关于鲁迅底‘发展’或‘转变’问题，比我同他解释得清楚的多。”6月2日，萧军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与毛泽东夜谈后的体会：“他居然也和我发起文艺见解来了，我只好听着。他要在老婆面前卖卖聪明。”至于6月15-18日在文抗作家俱乐部举行的延安“空前之未有”批判王实味大会上萧军仗义执言不惜引火烧身，10月18日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的千人大会上萧军以一人敌全体等言行，就更是显示他拒不妥协见证了。
《萧军日记》还显示，第三次座谈会后，他在去找毛泽东谈话回来的路上，遇见方纪和邓发，他们有过一番谈话。萧军在日记中记道：“他（指方纪——本文注）说听昨天我的讲话，几乎要马上过来拥抱我，他为了我言语的力量所激颤：‘我一年多……你是不知道的，我是在你那“强”力的影响下生活着……我很想和你接近，但又不敢，因为我们是不同啊……你也许不理解我，我是哈姆雷特式的人物……’”萧军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与邓发遭遇后，邓发“热情地抓住”自己的手。另有杨女士，她说萧军的“文章有一种伟大的无所顾忌的，引人向上的大力”。显然，方纪、邓发、杨女士等人都赞同萧军的观点，像这类在会场上无法或不敢发声的文艺家究竟还有哪些，虽然不好考证，但是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座谈会上还有很多声音被压抑了。
更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座谈会上那些持主流意见的文艺家，也还有言不由衷者。例如吴亮平在会上反驳了萧军的发言，但在座谈会不久的5月27日就私下里去找萧军“解说那天座谈会发言的事，并无恶意”。萧军为此在日记中评述道：“这些人总有一种愚蠢，自大和不真实的墙和人隔开着，使人感到浅薄、公式而不愉快。”同一天，那个表面上宣称接受《讲话》精神、积极改造思想的李又然在私下里对萧军诉说了自己的悲怨：“书我也不想去教了……那太呆板，学生程度也不齐，还是广阔一点生活去吧。看我这样子，能吃，能睡，能跳舞……只有半身疼痛，无气力……需要吃些好的，谁知道这痛苦，有母亲还可以在母亲面前撒撒娇……为革命他妈的什么全丢了……跟了这样多年……谁来管你……”萧军为此评价说：“他是有悲哀的：悲自己，悲环境，忽然兴奋，忽然消沉，忽而骄傲，忽而谦卑……这是一个神经质的多血质的易冲动的人物……他将为自己的性格，一生演着一串小悲喜剧度过着……这也是个时代的殉道者。” 
经过以上不完全的梳理和考证，可以做一个统计学上的直观认识，即以广泛流传的座谈会合影照片上的人数来说，105人中，排除不从事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党政军干部20余人，实际与会的文艺家也就80人上下，以此为基数，可以看出，三次座谈会共有约十五人次是作为“反对派”和异见声音而存在的，这个比例并不是太低。如果以发言者40多人为基数，异见者的声音所占比例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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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三次，但是自第二次会议后与会人员并没有进行自由发言和充分辩论，所以很多文艺家并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能存在的异议声音也就被压抑了。例如，座谈会之前欧阳山曾提出：“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既然已经存有这样的观念或成见，通过三次会议就迅速转变思想并皈依《讲话》怕是难让人信服。据高杰采访，晚年的于敏曾谈起毛泽东做结论时说“依了你们，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本家，就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一句时自己“颇为反感，怎么拿大地主与我们画等号呢”？干学伟在2006年接受高杰的采访时就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之间，我准备了发言的内容，在第二次会议上有人批评鲁艺的‘关门提高’，我不同意这样的批评。我认为提高是必要的……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艺术体系作标准进行提高，有何不可呢？”
还有一种情况应该也引起注意，那就是一些延安文艺家当时未能与会，所以即便持有不同意见，也无法公开表达。例如据与成仿吾关系密切的牛汉晚年讲：“成仿吾在延安就不完全赞成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参加座谈会的胡绩伟晚年自述中说到，当自己将毛泽东讲话精神传达到《边区群众报》报社时，就听到反对的声音，尤其是对他所传达的毛泽东所说的“知识分子不干净”、“工人农民不脏”等论调，报社的人笑说毛泽东“实际上并没有长期生活在农村，在农村时也不是真正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因为不能否认“农民不讲卫生以及生活上比较脏的事实”。成仿吾与《边区群众报》报社的人，虽然未能与会，但是这种私底下的观点应该说更真实。如果他们与会，想必也是作为异议者而存在。
对《讲话》持更激烈批判态度的也大有人在，高长虹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1943年12月24日，高长虹在致萧三的信中这样写道：“你的诗也是不容易找到发表地方的。有时候叫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时间的浪费。……最近鲁艺的交通很发生问题，各部院不能来往，买东西都不能出门，所以住起来非常不便。我已另找住处。现在每天是看书，写文章，写文章，看书，连很少的几个朋友都不能一谈，的确是很畸形的生活。后方的报纸、杂志一份都看不到，像在井里一样。”这封信侧面反映出高长虹并不认同座谈会以及文艺整风后的延安文化生态。这种不满情绪并非一时的情感宣泄，1944年1月8日，高长虹在写给萧三的信中再次写道：“我们如借口民众不懂，不翻译，不创作，只把流行的民间文艺传写传抄，报上发表，这里朗诵，那里朗诵，即使很卖力气，听者欢迎，但我们终不会就因此自满起来。音乐家们比我们‘幸运’的一点是音乐的历史发展过于落后，以至社会上把歌唱演奏当做音乐的全部，把作曲只当作□（原件折叠遮蔽，无法辨认，下同）外的工作。要说大众音乐，□不可能介绍，不可能创作，创作的、介绍的大众音乐是大众不可能领□□，那末，萧斯托可维基、普罗科夫耶夫，岂不要不能出苏联一步了吗？希望你从生活经验，从书报（浏）览，把苏联的榜样时常介绍宣传一点，给我们的姊妹行艺术一点刺激，叫她们时常醒醒，记起来往前走路。半身不遂的病是很不好过的呵！”显然，这时的高长虹仍然未能接受《讲话》，并敢于在整风——审干的肃杀气氛里发泄不满的情绪。为此，有研究者这样评述说：“作为一种不可复制的历史遗存，它们以‘铁证如山’的‘白纸黑字’，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可触可感的文学现场，让我们看到了‘延座’召开之后的延安文坛一隅之情景，看到了活动在这一隅中的具体‘人’之精神状态。”高长虹在1943、1944年整风和审干运动进入高潮之际仍持这样的观点，相信如果他参加座谈会期间应该也不会是“歌德派”。

高长虹

综上可见，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萧军等异见派的声音，无论在会场内还是会场外，都是不容忽视和难以改造的存在，只是因为当时被有组织地压抑，表现得不那么强势，再加之1949年之后意识形态有选择地叙事，才形成今天人们片面的固化的历史认知。 （注释、参考文献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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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名国军将领投诚一年后皆遭镇反

 泉河小路  2025年5月5日

自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镇反指示后，起义投诚的国军将领厄运便到来了。

被镇压的前国军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 解放战争末期起义投诚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 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 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 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

下面整理了部分前国民党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些人的沉浮命运个例，对历史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第一号: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

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老已经命赴黄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二号:辛亥革命元勋夏之时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三号:辛亥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1923 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

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第四号:护法健将宋鹤庚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的北伐因南北军阀的夹击而失败，宋鹤庚愤而辞职，脱离军界。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1950年镇反开始，时宋鹤庚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第五号:起义军长陈春霖

陈春霖，别字思棣，1900年出生，四川资阳人。1944年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率军在湖南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人事处处长兼三青团组织处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副官处处长。1948年3月被选为国大代表，6月任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归属于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序列。12月随同罗广文率部参加在川西起义。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983年9月成都军事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六号:投诚军长徐经济

徐经济，1897年出生，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1930年年被杨虎城任为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44年任第五十四师师长。1948年任宝鸡守备司今。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南向解放军投诚。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学学习。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七号:投诚将领尹作干

尹作干，字子固，1905年生，山东日照人。1941年任第九师参谋长。1944年，曾去印度蓝姆伽美国陆军战术学校受训，1945年秋任十八军十一师参谋长。1948年任第九师师长，1949年8月长沙起义后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长沙参加陈明仁起义，任兵团高参，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1952年被中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逮捕，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八号:起义将领甘清池，第九十九军副军长，参加湘赣诸战役。抗战胜利后，1949年春任广东省阳江县县长。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起义。1950年，被任命为信宜县电力厂厂长。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1982年8月信宜县人民法院宣布对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九号:投诚将领叶干武

叶干武，1901年出生，广东梅县人。1947年应李铁军聘任为甘肃省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监察官。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诚，后自愿返回原乡梅县畬江务农。1950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0年获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十号:起义将领曾宪成

曾宪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于湖北钟祥。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起义，后入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同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十一号:北伐抗日将领周址

周址，字之础，广东开平人，1890年生。1940年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抗战后于1947年7月授陆军中将，同年秋退役。以后离开军界在南京经商。1949年一度出任广东省政府顾问，不久回家乡开平定居。1953年3月8日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1985年1月开平县法院宣告其无罪，属于错杀，给予平反。

第十二号:抗日将领宋士台

宋士台，字君博，1893年生，广东花县人。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六十六军一六0师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浔战役和昆仑关战役。1942年任第七战区惠阳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调任第七战区少将高参。1946年退役从商。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5年8月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第十三号:抗日将领陈应龙

陈应龙，字美山，1897年出生，海南文昌县人。抗战爆发后参加凇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 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以后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鄂西枣宜会战。1948年携眷还乡，创办文昌县文西中学，受家乡父老称赞。1951年在镇反中被捕处死。八十年代平反，宣告系无罪错杀，并立碑于他创办的文西中学旁边草坪，以志纪念。

第十四号:北伐将领孙天放，1944年任江苏省政府防空处少将处长，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7月授陆军少将。不久因病辞职返乡定居。1951年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宣布为错杀，无罪平反。

第十五号:两广老将林伯民

林伯民，原名秉彝，1886年生，广东梅县人。1931年出任广西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参军，授衔陆军中将。1941年任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中将处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家乡梅县南口居住。告老还乡后曾多次设法掩护过当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1949年7月，国民党军胡琏兵团南逃经梅县时，他也曾设法保护南口乡民的安全，得免败兵之骚扰。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6年6月4日梅县市法院宣布系属错杀，予以平反昭雪。

第十六号:起义将领何际元

何际元，字印三，湖南宁乡人，1908年出生。1946年任交警第十三总队总队长。1947年交警第十三总队编入陆军第一六九师，任副师长，开赴东北作战，曾参加四平解围战斗。后升任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师长。1949年5月经中共地下党策动，在湖南宁乡率部起义，改称湘中挺进纵队，自任司令员。后所部编入陈明仁第二十一兵团，改任兵团司令部高参。1950年9月25日以历史反革命罪行在长沙被枪决。1983年宣布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七号:起义将领唐伯寅

唐伯寅，字剑椿，号剑湘，湖南湘潭人，1897年出生。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4年11月后先后调任江西南丰师管区司令、浙江临黄师管区司令，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共华中局社会部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并积极策反湘军旧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任第二十一兵团高参。1952年2月21日在镇反运动中在湘潭被枪决。1983年3月湘潭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八号:起义将领刘晴初

刘晴初，名垂霁，1894年8月生于湖南湘潭。1926年随贺耀祖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一旅旅长， 1936年冬考入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1938年冬毕业后，被征召为第九战区长官部中将高参，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以后策动当地游杂武装起义，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 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在湘潭被处决。1983年7月湘潭地、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九号:起义将领潘峰名

潘峰名，别字目屏，1899年生，江西乐安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一一三师师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1946年退役。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参，1949年参加起义。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补发起义证书。

第二十号:起义将领方涤瑕

方涤瑕，别号秀泉，1903年生，江西九江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毕业。任中央宪兵司令部西南区宪兵司令等职。1949年在成都参加起义。1951年镇反时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一号:起义将领王育成

王育成，字鸣琴，1912年生，甘肃伏羌人1944年任第十七集团军第十一军少将参谋长。1947年任第十七集团军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9月23日在宁夏银川起义。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二号:起义将领项丽源

项丽源，1912年生湖北监利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军职。1946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处少将处长等。同年底在成都随部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三号:起义将领杨健民

杨健民，1900年生，安徽宿县人。第九十六军少将参谋长。1949年11月在四川金堂起义，以后返乡居住。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四号:起义将领周伯英

周伯英，别字湘雄，1909年生，湖南东安人。1929年7月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六期步科。湖南省补充第十七旅旅长。1948年春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五号:起义将领林芝云

林芝云，又名盖南，1901年生，湖南湘潭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战区游击挺进纵队副司令。1947年7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8月随陈明仁部起义，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4年获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廿六号:起义将领糜藕池

糜藕池，别字济民，1897年生，贵州毕节人。第九十四师中将副师长。1949年任川黔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率部起义。1951年7月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七号:起义将领赵俊图

赵俊图，1911年生，湖南醴陵人。1929年于中央军校第七期第一总队步科毕业。1949年任湖南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8月率部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八号:起义将领赵鸿厚

赵鸿厚，1904年生，河南怀庆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军官训练班毕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十师师长，郑州绥靖公署军官总队大队长。1949年任长沙绥靖公署军官总队副总队长，后随程潜等参加湖南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九号:起义将领唐宪尧

唐宪尧，别号再兴，1899年生，四川梁山人。第三十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1949年12月在四川渠县起义。1951年冬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三十号:起义将领曹森

曹森，别号润轩，1906年生，河南唐河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独立第一旅团长、旅长，第一一六师参谋长、副师长，第—六九师师长。1946年起任整编第二十六师一三九旅旅长，第二十六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1948年9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底在云南参加起义，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一号:起义将领梁顺德

梁顺德，别号真心，1909年生，广东梅县人。1927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第一总队炮科。抗战爆发后，调炮九团任少校团附，年底任营长，1938年守潼关。1946年任河西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少将参谋长。1947年到重庆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八期学习。1949年冬在川南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在东北沈阳高级炮校任深造班教员。1951年镇反中被部队判处死刑。1984年7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地面炮兵学校政治部决定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看待。

第卅二号:起义将领彭永年

彭永年，1899年生，广东揭西人。1946年到台湾，任台北远洋运输公司经理。1949年2月返回湖南，任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同年5月随吴奇伟起义。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三号:起义将领覃守一

覃守一，1910年生，湖北长阳人，土家族。1949年5月任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少将司令兼代长阳县县长，11月11日率部起义。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四号:起义将领焦达梯

焦达梯，别字岛松，1903年生，湖南浏阳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1932年任第八十九师独立旅副旅长，参加一二八凇沪抗战。1949年5月与中共华中局社会部取得联系，策动旧属起义，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十师师长，并收编土匪千余人。7月率部在浏阳迎接解放军入城，1952年冬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卅五号:起义将领谢灵石

谢灵石，别号云根，1902年生，四川简阳人。抗战胜利后任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1949年参加新疆和平起义，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六号:投诚将领邓士富

邓士富，1903年出生，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二期工兵科，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十二军二师六团团长，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副师长等职。1948年任新编第七军暂六十师、六十一师师长。1948年10月长春和平解放，率部向解放军投诚。建国后自愿回乡定居，曾任银场村村长。1952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1983年5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卅七号:投诚将领列应佳

列应佳，别号介人，1903年生，广东增城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军官研究班毕业。参加北代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第三游击挺进纵队支队司令，1948年5月17日投降并接受改编。1952年镇反时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八号:投诚将领关仲志

关仲志，别号宗志，1909年生，广东番禺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军官训练班毕业。1946年5月于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二十期毕业。1949年任广东省保安第四师副师长、代理师长。同年10月24日在广东台山那扶镇向解放军投诚。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秦爷：“四大名著”原来是四大“靠不住”【附作者女儿秦娥泣告】

作者：秦孙全耀

《四大名著》是指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简称四大名著，按照成书先后依次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作者依次分别为元末明初施耐庵、元末明初罗贯中、明代吴承恩、清代曹雪芹。

活了大半辈子，都73岁了，死到临头才慢慢看懂了“四大名著”。年轻时看的是故事，热闹、英雄、美人；年纪上来才发现——这些书，讲的不是传奇，讲的是人心。一句话概括：《三国演义》讲的是朋友靠不住；《红楼梦》讲的是亲戚靠不住；《西游记》讲的是神仙靠不住；《水浒传》讲的是大哥靠不住。听着有点绝，可越琢磨越有味道。

《三国演义》：朋友，挡不住利益

在《三国演义》里，“义气”喊得震天响，可真到关键时刻，还是利益说了算。吕布与刘备称兄道弟，却转头夺了徐州；袁绍与曹操表面周旋，背后早已各怀鬼胎。乱世之中，朋友不是没有，但永远排在利益之后。

《红楼梦》：亲情，挡不住算计

《红楼梦》看似写儿女情长，其实最冷。贾雨村受甄士隐提携，却对其女英莲见死不救；王熙凤表面周全，暗中逼死尤二姐。同一个屋檐下，笑脸背后全是算盘。亲情不是没有，只是经不起权势和自保的考验。

《西游记》：神仙，也讲规则不讲公道

《西游记》看似神话，其实最现实。孙悟空被招安，只封个弼马温，待遇不过副局正处；而闹了天宫，被压五百年，却几乎无人过问。有后台的妖怪，往往被“收走了事”；没背景的，才被打死。神仙不是不管事，是按体系办事，托关系，走后门。

《水浒传》：大哥，挡不住权力

《水浒传》讲“替天行道”，但走到最后，全是悲剧。

宋江一步步掌控梁山，以“忠义”为名，改变方向；李逵一片耿耿忠心，最终却被惨烈毒死。江湖讲义气，可一旦沾上权力，就不再是江湖。

其实看穿了，不是“靠不住”，而是“看清楚”，一遍遍地让人们越看越清楚。这么一看，似乎“四大名著”好像都在讲这三个字——靠不住。

朋友靠不住，亲戚靠不住，神仙靠不住，大哥也靠不住。但这不是教人绝望，而是教人清醒。它们真正想说的，其实是：在权力、利益和生存面前，人性会变形，关系会变味。与其盲目相信，不如看清边界；与其寄托他人，不如把握自己。换句话说：不是世界不讲情义，而是情义，从来都是不太靠的住。

人活一世，要面对多少个“靠不住”？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答案。因为“靠不住”从来不是一个可以统计的数字，它是一种流动的状态，是人性、处境与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今天靠得住，明天未必；此时可靠，彼时可能就变了。

是啊！与其去计算一生会遇到多少次“靠不住”，不如换个角度想问题：在哪些关系里，我们愿意承担这种不确定？愿意明知可能失望，仍然选择信任；明知有风险，仍然愿意投入情感与时间。因为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有没有靠不住”。而是——你愿不愿意为一段关系，承担它可能失效的代价。也许正是在这种“可能靠不住”的地方，人与人之间，才有了更深的连接和思考。

今天“五一节”，走在灯市口街头，正好碰上三十年前将我赶下台的一个副手。见面之亲切就甭提了，他后悔当初不该这么做。我说道：倘若当初你们不逼宫，我又如何东山再起。感谢还来不及了，走！今天我请客。

附：

2026年5月14日12:20分，我最引以为傲的父亲-秦全耀因急性心肌梗死经抢救无效离世。

    他离开的干脆，用大夫的话说就是一点儿没受罪；他离开的安详，从面容上看仿佛从未遭受过病痛；但他也离开的太过突然，以至于虽已经过了一周我仍然无法平复情绪。甚至在写下开头那句话时，还是觉得很不真实。

     我想如果知道我要给他写讣告，他大概会挤挤眼，然后挑着眉毛说：“早知道能这么可着劲儿夸我，我早死呀！”连他离开的时间，他八成也会说：“12:20，差20分钟医院能不能按按半天算钱？”

    他就是这样的人：再沉重的事，也会开上几句玩笑，让人瞬间觉得什么事都不叫事了，只剩满心的快乐轻松。可如今没了他在一旁调侃，这告别好像无论怎么写，都轻不了。

    父亲一生爱思考，爱较真，看不惯愚昧，也受不了不公；他不喜欢人云亦云，更不愿把复杂的世界简单的贴上标签。他在嬉笑怒骂间，把人性、世道、时代看的通透。

    他不装深沉，不假正经，不把自己“太当回事儿”，始终保持谦逊清醒。他是曾经的“老兔崽子”、被人称声“秦爷”又赶紧自己连降两辈儿当了“秦孙”。

他写历史，写世道，写人心，也写他看不惯的不平与糊涂事。他不一定温和，但他真诚。没被生活和疾病磨去棱角，骨头一直都在没被磨成面条。他看重事实而不是立场，并始终笃信自由、民主、理性、科学和开放，也坚信人应该有基本的善意和尊重。

    从小到大总有人对我说：你爸他这人聪明/明白/善良/谦虚/幽默/慷慨/大度/洒脱….而从我的视线望去，他更是一个好父亲，好朋友，好知音，是我第一崇敬之人。从小他就教我要平等待人，独立思考，坚守原则，自重自爱。

在我们家里没有长幼尊卑之念，作为孩子我自小就被赋予不被束缚的人格自由以及做选择做决定的权力。记得当年得知我一人踏上开往兰州的火车去往西北“流浪”，我妈妈立刻打来电话说你一个女孩子如何如何不安全，让我立刻回家云云。见说服无果，甩下一句“让你爸说你！”就挂了电话。我以为很快会迎来老秦的斥责，却只等来他的四字信息：吴忠好玩！那一瞬间我觉得有父若此，何其幸哉！

    如今他灵魂驾鹤西去，肉体也已入土为安，作为女儿能为他做的也所剩无几。其中一件就是想替父亲感谢所有陪伴过他的微信网友们。这些年来，感谢您们读他的文章，和他聊天，给他留言，即便是和他争论甚至互怼。那些春风吹又生的群就是您们一起构筑的、可以让他暂时忘记病痛的精神乐园。在那里有观点，有争执，有共识，更有隔着屏幕的惦念。和父亲同在屏幕的这侧，我看到这些陪伴对他有多重要。我代表全家衷心感谢大家！

    父亲如果有机会亲自与大家告别，他大约会先郑重地鞠上一躬，认真的和大家道声感谢，然后脖子一缩，手一摆，脸上的笑凝成一团，说一句：“就是他吧，回见了您内！”然后潇洒地转头离去，因为他不愿大家为他悲伤。

    爸，愿您一路走好！

     愿您在那个世界能和那些先您而去的朋友们重聚，继续侃大山，继续写文章！

     也愿那里再没有病痛，没有封群也没有封号！

     我会想您！

     我们会想您！

     我们会永远想您！

女儿秦娥泣告

2026年5月21日

射击白宫警卫者其人其枪其精神病

丁力   X
@Ding_Li_2019 ·3h

《射击白宫警卫者其人其枪其精神病》

我检索了我订阅的《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等等互联网权威媒体，写下我对这个事件的第五篇报道。

枪手射击警卫亭，不是白宫

在事件初期有报道说，枪手朝着白宫大院内部开枪，这属于情况不明时候的错报。

现场最新的弹道和物证调查显示，枪手纳西尔·贝斯特（Nasire Best）当时是从随身携带的包中掏出了一把左轮手枪（Revolver），并对准安全检查站的特勤局哨位开火。

多名特勤局特工迅速拔枪还击，在几秒钟内将其击倒。

枪手曾徘徊，形迹可疑

据目击者和现场监控初步复盘，嫌疑人在拔枪行凶前，曾在西北区第 17 街附近有明显的异常举动，在检查站外围长时间可疑地来回踱步（Pacing suspiciously），随后才突然走近并开火。

精神异常有前科

法庭记录和医疗记录进一步曝光了该男子的精神异常。

2025年6月：他曾在华盛顿西北区第 15 街与 E 街交界处强行阻碍车辆通行，因而被特勤局特工当场拦截。由于他当时在现场疯狂高喊“我是上帝”，特勤局将其强制送往华盛顿精神病学研究所进行精神鉴定。

网络危险言论

调查人员在他过往的社交媒体账号中，发现了大量荒诞的，具有妄想性质的言论，例如他曾多次在网上公开自称“真正的奥萨马·本·拉登”。

不过，执法部门也特别指出，在今天这起严重的枪击案发生之前，虽然该男子多次因精神问题在白宫外围滋事，但他的档案中从未出现过暴力伤人或持有武器的记录，这也是他此前未能受到更高级别监控的原因之一。

目前，白宫周边的第 17 街及相关路段仍被警方与联邦调查局大范围封锁，技术人员正在连夜对现场遗留的弹药、枪支以及嫌疑人的随身物品进行深度取证。

下面左图是这名枪手（Mugshot，即过往被捕入狱照）。他在 2025 年 7 月 曾因试图强闯白宫、不服从特工命令而被特勤局逮捕（当时他声称自己是耶稣基督），该照片就是当时拍摄并录入执法档案的。

文化大革命文明资产审计报告——关于1966—1976年中国社会系统性文明损失的普通人审计

千晓生  X
@zfs2018 · May 17, 2026

文化大革命文明资产审计报告——关于1966—1976年中国社会系统性文明损失的普通人审计

报告编号：BTA-CR60-0001
发布机构：昨日银行文明资产审计中心
Bank of Time Civilization Asset Audit Center
主审计人：千晓生
Lead Auditor: Qian Xiaosheng
审计方法：普通人文明审计法
Audit Method: Ordinary People Civilization Audit Method
审计对象：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1976年10月
Audit Objec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y 1966 – October 1976
审计类型：现代历史事件文明资产审计
Audit Type: Civilization Asset Audit of a Modern Historical Event
版本号：v1.0
发布日期：2026年5月17日
关键词：权力边界｜革命党转型｜群众动员｜知识系统｜家庭结构｜普通人成本｜记录权

一、审计说明

本报告不是《文化大革命》全史。
本报告不承担替代司法调查、政治判决、学术专著、地方志汇编、受难者名录或亲历者回忆录的功能。
本报告采用“普通人文明审计法”，以文化大革命作为现代历史事件样本，对其进行文明资产审计。
本报告不以胜利者叙事为唯一尺度，不以国家目标替代普通人处境，不把普通人视为历史背景，也不以单一阶层的苦难替代整体文明损失。
本报告审计的核心问题不是：
谁在文革中一时得势；
谁在文革中一时失势；
谁被打倒；
谁被平反；
谁在政治斗争中胜出。
本报告审计的核心问题是：
文革使中国社会损失了什么文明资产？
普通人为这场运动承担了什么成本？
权力、知识、群众、家庭、档案、语言和记忆，在这场运动中发生了什么结构性变形？
文革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的注解是什么？
本报告尤其强调一点：
数字不明，不等于损害不存在。
相反，重大历史灾难如果长期无法形成公开、完整、可验证的统计，本身就是一种文明损失。

二、审计边界与资料原则

本报告基于公开可获得的历史文件、研究成果、亲历者文本与公开资料进行结构性分析。
本报告不声称掌握完整档案，不替代专门史研究、司法调查、官方统计或受难者名录。
对存在争议的数据，本报告采用审慎表述；对无法形成统一结论的数字，本报告不作虚假精确化处理。
本报告不采用未经核实的最高估计制造情绪冲击，也不以统计缺失否定损害事实。
对于死亡人数、妇女儿童受害人数、地方暴力规模等存在较大统计差异的问题，本报告只作边界说明，不作最终数字判定。
本报告将“缺乏公开、完整、可验证的统计”本身视为记录权损失的一部分。
本报告不做以下六件事：
第一，不编写文革全史。
第二，不以单一死亡数字制造情绪冲击。
第三，不把文革简化为“群众疯狂”。
第四，不把文革简化为“知识分子受难史”。
第五，不以政治口号替代结构审计。
第六，不以情绪性控诉替代文明损益核算。

三、摘要

文化大革命，通常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发生于中国的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通常被视为文革发动的重要节点。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文革实际结束。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作出否定性评价，称其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本报告认为，文革不应仅被理解为一场权力斗争、一场群众运动、一段苦难史或一次政治灾难。

从普通人文明审计法看，文革是一次现代国家治理失败后的再革命化处理，是革命党未能完成执政党转型后，以群众动员替代制度治理、以政治忠诚替代法律程序、以阶级标签替代个人身份、以运动逻辑重组社会生活的文明系统失控事件。

文革造成的损失，不仅包括死亡、暴力、抄家、批斗、教育中断、知青下乡和干部清洗，也包括更深层的文明资产损失：

法律边界被突破；
知识系统被羞辱；
家庭信任被撕裂；
社会语言被污染；
个人尊严被公开剥夺；
普通人的自我解释权被档案和标签取代；
大量死亡、羞辱、迁徙、失学、创伤与沉默，未能进入完整、公开、可验证的文明账本。

关于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目前不存在一个公开、统一、经官方正式确认的全国总数。学界估计差异较大，部分研究估计为百万级别，也有更高或更低估计。

本报告不采用未经核实的最高数字作为结论基础，而将“死亡数字长期无法公开、完整、权威确认”本身纳入文革记录权灾难。

本报告的基本判断是：

文革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核心注解，不只是“十年浩劫”，也不只是“群众疯狂”，而是：

当权力拒绝边界，革命逻辑无法转化为治理逻辑，知识失去保护人的能力，群众被组织为斗争工具，普通人就会从文明主体退化为标签、材料、档案、罪名和沉默。

四、审计结论

结论一：文革不是突然发生，而是结构性积累后的爆发。

文革不是1966年突然从天而降。其前史包括反右运动后的知识恐惧，大跃进后的纠错失败，庐山会议后的党内沉默，个人崇拜的上升，阶级斗争语言的持续强化，以及国家长期依赖运动方式处理社会矛盾。

文革的爆发，是前期治理失败、纠错失败、权力边界失败、制度化失败长期积累后的总爆发。

结论二：文革不是治理能力的表现，而是治理失败后的再动员。

革命党擅长组织、动员、斗争、宣传、敌我划分、牺牲叙事和高度集中。

治理国家则需要法律、程序、服务、边界、妥协、事实尊重和普通人保护。

文革的问题在于：国家已经进入治理阶段，却重新启用革命逻辑。

因此，文革不是治理能力的胜利，而是治理失败后的再动员。

结论三：文革不是单一阶层灾难，而是普通人成本总爆发。

知识分子是文革中最具象征性的受害群体之一。

但从规模、持续时间和社会深度看，普通人才是最大成本承担群体。

普通人承受死亡、羞辱、抄家、失学、下乡、身份污染、工作中断、家庭破裂、代际创伤、档案控制和长期沉默。

文革伤害的不是某一类人，而是“人作为人”的资格。

结论四：文革制造了短期受益者，但没有真正赢家。

文革中存在收益结构。

最高权力重新获得政治主动权；

政治投机者获得上升机会；

部分边缘群体获得短暂斗争权力；

某些制度责任在灾后被模糊化处理。

但从文明资产角度看，文革没有真正赢家。

短期政治收益，换来长期文明亏损。

结论五：文革最大受害者不是某一个阶层，而是人的完整性。

文革把人从完整个体压缩为政治标签：

出身；
成分；
派别；
路线；
档案；
历史问题；
政治态度。

当一个人不再首先被看作人，而首先被看作某种政治分类，文明即开始倒退。

结论六：文革是一场记录权灾难。

文革中的普通人大多没有能力记录自己、解释自己、保存自己。

权力为他们建立档案；
组织为他们贴上标签；
运动为他们制造罪名；
历史却没有完整保存他们的痛苦。

无数人的死亡、羞辱、沉默、失学、迁徙、创伤、家破人亡，没有进入完整、公开、可验证的文明账本。

因此，文革不仅是生命灾难、政治灾难、制度灾难，也是一场记录权灾难。

五、核心定义

本报告将文化大革命定义为：

文化大革命，是发生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一次全国性文明系统失控事件。它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名，由最高权力发动，以群众动员为形式，以阶级斗争为语言，以政治忠诚替代制度程序，以群众斗群众消解治理责任，最终造成生命、家庭、教育、财产、知识、信任、语言、法律预期与普通人记录权的系统性损失。

这一定义包含四层含义：

第一，文革不是单纯文化事件。
第二，文革不是自发群众运动。
第三，文革不是普通政治整风。
第四，文革不是只属于过去的苦难记忆，而是一个现代社会如何失控的文明样本。

六、关键数据说明

1. 时间边界

本报告采用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作为审计时间范围。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通常被视为文革发动的重要标志。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文革实际结束。

2. 官方定性

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作出否定性评价，称其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并认为其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

本报告在事实边界上承认官方决议的重要性，但不止于官方政治定性，而进一步进行文明资产审计。

3. 死亡人数

截至目前，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不存在一个公开、统一、经官方正式确认的全国总数。

不同学者、机构和资料之间估计差异很大。部分研究估计为百万级别，也有更高或更低估计。

本报告不采用未经核实的最高数字，也不以最低数字稀释灾难规模。

本报告采用如下表述：

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构成重大历史问题；但由于档案开放不足、统计口径不一、地方资料残缺、正常死亡与迫害致死界线复杂，至今不存在可被普遍接受的官方总数。

数字不明，不是灾难不存在，而是灾难没有完成公开审计。

4. 妇女儿童受害

目前缺乏公开、完整、全国性的妇女儿童受害总数。

但从文革运行机制看，妇女儿童并非边缘受害者。

儿童承受家庭出身连坐、教育中断、亲属死亡、恐惧记忆和代际身份污染。

妇女除了承受与男性相同的政治风险、家庭损失、迁徙和贫困外，还可能遭遇性别化羞辱、性暴力、家庭负担加重和失去保护系统。

由于全国统计缺失，本报告不对妇女儿童受害人数作虚假精确估算，而将其列为：

未完成统计的文明损失。

5. 上山下乡人数

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期间影响普通家庭最广泛的事件之一。常见研究口径认为，1968年至1978年间，约1700万城市青年被迁往农村和边疆地区劳动。

这不是单纯的人口迁移，而是一代城市青年的教育、职业、家庭与人生路径重置。

七、历史边界审计：名称、起点与终点

“文化大革命”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名称本身即构成政治工具。
“无产阶级”提供正当性。
“文化”扩大审查范围。
“大革命”制造历史紧迫感。
这三个词叠加，使一场政治运动被包装为文明更新工程。
名称的作用，不是描述事实，而是组织行动。
当一场运动被命名为“革命”，反对者便容易被定义为“反革命”。
当一场运动被命名为“无产阶级”，质疑者便容易被定义为“资产阶级”。

当一场运动被命名为“文化”，学校、书籍、风俗、家庭、姓名、历史、服饰、礼仪、宗教、墓碑、家谱、私人收藏都可能成为审查对象。

因此，文革从名称开始，就已经突破普通政治运动边界。

它不是单纯改变政权内部关系，而是试图重新定义社会生活本身。

八、制度根源审计：革命逻辑与治理逻辑的断裂

文革的深层问题，是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型失败。

革命党依靠什么取得政权？

组织能力。
动员能力。
斗争能力。
宣传能力。
敌我划分。
牺牲叙事。
高度集中。
对异议的清除。
对目标的绝对服从。

这些能力在夺取政权时可能有效。

但治理国家需要另一套能力：

法律边界。
程序约束。
公共服务。
社会妥协。
事实尊重。
专业治理。
财富保护。
家庭安顿。
普通人安全。
打天下追求效率。
治天下追求安顿。
打天下可以高度集中。
治天下必须限制权力。
打天下可以要求牺牲。
治天下必须保护生活。

文革的制度根源正在这里：

政权已经取得全国统治，却没有完成从革命逻辑到治理逻辑的转换。

革命逻辑不能停止，就必须不断制造敌人。

斗争语言不能退场，就必须不断寻找斗争对象。

个人崇拜不能降温，就必须不断制造忠诚仪式。

运动机制不能退出，就必须不断重启社会动员。

因此，文革不是治理国家的正常方法，而是治理失败后的运动替代。

秦朝的历史问题，是用打天下的办法治天下。

文革的问题，是在坐天下之后重新打天下。

两者之间隔了两千多年，但普通人的命运结构相似：

国家目标宏大，个体成本沉重。

制度效率强大，文明保护薄弱。

政权完成叙事，普通人承担代价。

九、运行机制审计：发动、扩散、执行与固化

文革不是单点暴力。

文革是一套运行系统。

这套系统至少包括六个环节。

1. 最高权力发动

文革首先是最高权力发动的运动。

没有最高权力授权，群众运动无法达到全国规模，也不可能持续十年。

因此，文革不能被简化为“群众自发失控”。

群众可以参与失控，但失控的政治授权来自权力顶层。

2. 文件定性

《五一六通知》和后续“十六条”等文件，为运动提供纲领、对象、语言和方向。

文件的功能，是把最高意志转化为组织行动。

一旦文件规定社会存在“隐藏很深”的敌人，整个社会便进入审查状态。

人们不再只看行为。

也看出身、关系、沉默、历史、态度、私人言论。

3. 宣传塑形

运动需要语言。

文革的语言系统包括：

革命；
路线；
阶级；
造反；
斗私批修；
破四旧；
牛鬼蛇神；
黑五类；
反动学术权威；
走资派。

这些词不是中性词汇，而是分类工具。

语言先将人分类，行动再对分类对象实施打击。

4. 群众冲锋

红卫兵、造反派、群众组织成为运动前台力量。
红卫兵兴起，使青年学生被推上斗争前线。
青年人的热血被转化为政治能量。
学校变成战场。
老师变成对象。
学生变成执行者。
课堂变成审判场。
代际关系被政治化。

5. 基层执行

真正让文革进入普通人生活的，不只是中央文件，而是基层系统。

学校；
单位；
街道；
工厂；
农村；
居委会；
革委会；
群众组织；
档案管理系统。

普通人每天面对的不是抽象国家，而是具体单位、具体领导、具体邻居、具体同事、具体学生、具体审查材料。

文革不只发生在广场和会议里，也进入每个家庭、每张书桌、每个档案袋。

6. 档案固化

文革不是只制造即时伤害，也制造长期伤害。

档案系统将政治标签固化。

一个人的出身、言论、家庭关系、历史问题、被批斗经历、检讨材料、举报材料，可以影响升学、就业、婚姻、调动、住房和后代前途。

文革中的档案，不是普通记录。

它是命运工具。

当记录权只掌握在组织手里，普通人就失去解释自己的权利。

十、成本承担结构审计：普通人如何成为主要承压者

文革的成本承担者不是单一群体。

知识分子是文革最具象征性的受害群体之一。

教师、作家、学者、工程师、艺术家、医生、出版人、文物工作者，被批斗、羞辱、下放、审查、停职、监禁、自杀或长期沉默。

知识分子的受害具有强烈象征意义。一个社会如果羞辱知识，最终损害的是自己的判断能力。

但本报告不认为知识分子是唯一或全部意义上的最大受害者。

干部群体大量被审查、冲击、打倒、隔离、批斗或重新站队。高层政治清洗证明：在没有制度边界的权力结构中，地位并不构成安全。

青年学生既是参与者，也是受害者。他们被动员、被鼓励、被使用，也被运动耗尽青春。许多学生停课、串联、造反，随后又被下放农村。上山下乡造成大规模人生路径重置。

工人卷入派性斗争、武斗和单位政治。农民承受基层清查、贫困、政治动员和下乡知青带来的社会压力。部分地区发生极端暴力，普通乡村也被纳入阶级斗争系统。

妇女既承受政治迫害，也承受家庭破碎后的照料责任。在父亲、丈夫、子女被批斗、下放、死亡、失踪或失业后，妇女常常成为家庭维持者。同时，性别化羞辱、身体羞辱、性暴力和名誉摧毁，是文革损失中长期缺乏公开统计的一部分。

儿童不是文革旁观者。他们承受父母被批斗、家庭被抄、亲人自杀、学校停课、出身标签、同伴歧视和长期恐惧。许多儿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却承担了后果。这是一种典型的代际成本转嫁。

从文明审计角度看，普通家庭是文革成本的主要承压结构。

家庭承受：

出身连坐；
亲属揭发；
抄家；
档案污染；
教育中断；
亲人死亡；
婚姻受阻；
迁徙下放；
长期沉默；
代际创伤。

因此，文革中的普通人，不能简单定义为善良受害者，也不能简单定义为盲目参与者。

普通人的处境是结构性的：

他们没有发动历史，却被历史发动。
他们没有制定规则，却被规则审判。
他们没有设计运动，却被运动卷入。
他们没有掌握档案，却被档案定义。

普通人的基本状态是：

被卷入、被表态、被分类、被审查、被使用、被遗忘。

这正是文革的主要文明成本结构。

十一、收益结构审计：谁从文革中获得短期收益？

任何重大历史灾难，都不只有受害者，也存在收益结构。

审计文革，不能只问谁受害，也要问谁受益。

1. 最高权力受益

文革最大的短期政治受益者，是重新取得压倒性政治主动权的最高权力。

通过发动运动，既有党政官僚系统被冲击，潜在政治对手被清洗，组织程序被打破，个人意志重新凌驾于制度之上。

这是一种权力收益。

2. 政治投机者受益

运动中，一些人通过表忠、揭发、站队、批斗、夺权获得上升机会。

他们不是文革的最高设计者，却可能成为局部受益者。

在正常治理秩序中，他们未必拥有位置。

在运动秩序中，他们通过政治积极性获得临时权力。

3. 边缘权力受益

文革也让某些原本处于边缘位置的人获得短暂权力幻觉。

学生可以批斗老师。

下级可以冲击上级。

邻居可以审查邻居。

普通积极分子可以掌握他人命运材料。

这种权力并不稳定，也不真正属于普通人。

它是权力碎片化下放后的短期授权。

授权可以突然给你，也可以突然收回。

你今天可以批斗别人，明天也可能被别人批斗。

4. 制度免责受益

文革结束后，如果灾难没有得到完整公开审计，如果档案没有充分开放，如果受害者名单没有完整建立，如果普通人的痛苦没有被记录，真正的责任结构就会被模糊。

这是更深层的收益：

制度避免了完整责任核算。

5. 审计结论

文革制造过短期受益者，但没有真正赢家。
因为任何局部收益，都是以文明资产整体亏损为代价。
最高权力得到主动权，制度边界被摧毁。
投机者得到机会，社会信任被破坏。
边缘者得到短暂权力，普通人安全感被消耗。
责任结构得到模糊处理，历史记忆失去完整性。
从文明资产角度看，文革总账为巨额亏损。

十二、精神与社会创伤审计

文革的损失不仅在肉体和财产层面，也在精神结构和社会关系层面。

1. 恐惧

恐惧使人提前服从。
还没有人命令你，你已经开始审查自己。
还没有人举报你，你已经开始删除自己。
还没有人逼你说假话，你已经开始回避真话。
恐惧一旦内化，运动结束后仍会继续存在。

2. 羞辱

文革大量使用公开羞辱。
挂牌、游街、弯腰、剃头、批斗、检讨、围观、殴打。
羞辱不是普通惩罚。
惩罚针对行为。
羞辱摧毁人格。
一个人被公开羞辱后，损失的不只是社会评价，还有自我理解。

3. 举报

举报破坏亲密关系。
学生举报老师。
孩子举报父母。
邻居举报邻居。
同事举报同事。
朋友举报朋友。
举报机制使社会信任坍塌。
一个人不再只担心自己说了什么，还要担心谁听见了、谁会怎么解释、谁会把它写进材料。

4. 沉默

沉默是文革留下的长期遗产。
很多家庭后来不再谈过去。
不是因为过去不重要，而是因为过去太危险、太痛苦、太复杂、太难解释。
沉默保护了家庭，也封存了创伤。

5. 语言失真

文革制造了一套高度政治化语言。
语言不再主要用于表达事实，而用于证明立场。
人们学会正确表述，却失去诚实表达。
人们学会口号，却失去判断。
人们学会表忠，却失去自我。
语言诚实，是文明资产。
文革对语言诚实造成长期损害。

6. 代际创伤

文革不是只伤害亲历者。
孩子继承恐惧。
家庭继承沉默。
社会继承不信任。
语言继承谨慎。
历史继承空白。
这种创伤不总是以哭泣出现。
它可能表现为冷漠、回避、不敢信任、不愿表达、过度自保、对权力的本能恐惧。

十三、文明资产损益表

审计项目：生命安全

损失机制：批斗、武斗、迫害、清查、非正常死亡

长期影响：死亡数字长期不清，家庭记忆残缺

审计等级：重大损失

审计项目：法律边界

损失机制：权力与运动突破程序

长期影响：普通人安全预期下降

审计等级：根本损失

审计项目：家庭结构

损失机制：出身连坐、亲属揭发、家庭政治化

长期影响：代际创伤、长期沉默

审计等级：重大损失

审计项目：教育系统

损失机制：停课、批师、招生中断、下乡

长期影响：一代人教育断裂

审计等级：重大损失

审计项目：知识系统

损失机制：知识分子被羞辱，专业被政治压倒

长期影响：社会判断力下降，知识不再安全

审计等级：重大损失

审计项目：社会信任

损失机制：举报、站队、派斗、审查

长期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受损

审计等级：重大损失

审计项目：财富秩序

损失机制：抄家、没收、毁物、身份污染影响机会

长期影响：家庭财富安全预期下降

审计等级：重大损失

审计项目：语言系统

损失机制：口号化、表态化、政治化

长期影响：语言诚实受损

审计等级：长期损失

审计项目：普通人记录权

损失机制：档案标签取代个人叙述

长期影响：受害者记忆残缺，普通人历史缺席

审计等级：根本损失

审计项目：文明信任

损失机制：人与人互相审查、互相揭发、互相防备

长期影响：文明底层信任受损

审计等级：深层损失

十四、最终审计判定：文革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位置

经本报告审计，文化大革命不宜仅被界定为一次政治运动、权力斗争或社会动乱。

从普通人文明审计法看，文革应被判定为一次现代国家治理失败后的再革命化处理，是革命逻辑未能转化为治理逻辑后，对社会结构、知识系统、家庭伦理、普通人安全与记录权造成系统性损害的文明资产亏损事件。

本报告确认以下最终判断：

第一，文革的主要问题不只是暴力失控，而是暴力、标签、档案、群众动员与政治忠诚共同构成了一套社会重组机制。

第二，文革的主要受害者不只是某一阶层，而是普通人作为完整个体的主体地位。

第三，文革的长期损失不只在死亡、批斗、下放和抄家，也在语言失真、信任破裂、家庭沉默、教育断裂、法治预期下降和记录权缺失。

第四，文革没有真正赢家。其短期政治收益，以长期文明亏损为代价。

第五，文革对今天的警示，不是简单重复“不要再搞文革”，而是必须防止权力高于法律、忠诚高于事实、立场高于人性、标签高于个人、运动高于生活。

据此，本报告将文化大革命列为：

现代中国历史中的重大文明资产亏损事件；

普通人记录权缺失的典型历史样本；

革命逻辑无法转化为治理逻辑后的制度性灾难案例。

文革到底是什么？

本报告的最终回答是：

文革是一次以革命名义发生的治理失败，是一次以群众动员形式展开的社会重组，是一次以政治忠诚压倒法律程序、以阶级标签压缩个人身份、以档案记录替代个人叙述的文明资产亏损事件。

它提醒后人：

普通人不是国家目标的材料。
普通人不是历史叙事的背景。
普通人不是档案标签的附属品。
普通人作为人来到世界，本身就应该拥有尊严、安全、记忆和长期、可验证的存在记录。

附录一：主要资料来源与参考文献

A. 官方文件与历史决议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

2.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1966年8月。

3.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4. 中共关于1976年10月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后续历史表述。

B. 学术研究与数据资料

1. Andrew G. Walder 关于文革暴力、死亡人数与社会结构的研究。

2. Roderick MacFarquhar 与 Michael Schoenhals 关于文革史的研究。

3. 宋永毅关于文革资料整理与研究。

4. 王友琴关于文革受难者调查与研究。

5. 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武斗、清理阶级队伍、广西文革等专题研究资料。

C. 亲历者文本与回忆资料

1. 巴金：《随想录》

2. 杨绛：《干校六记》

3. 季羡林：《牛棚杂忆》

4. 郑念：《上海生死劫》

5. 韦君宜相关回忆

6. 遇罗克相关文本

7. 知青回忆录、地方口述史与家庭记忆材料

D. 昨日银行内部方法文献

1. 《中国朝代文明资产审计》系列

2. 《姓氏文明资产审计》系列

3. 《记录权：AI时代普通人的基础人权》

4. 《普通人文明审计法》方法说明

附注：关于记录权项目

昨日银行（Bank of Time）长期关注普通人的记录权、存在坐标与文明记忆保存问题。

THES（Terra Human Existence System）是昨日银行关于“长期、可验证的存在记录”的实践项目之一。

本报告涉及“记录权”的分析，属于昨日银行文明资产审计中心的方法论框架。THES并非本报告的论证前提、资料来源或审计对象，也不影响本报告对文化大革命文明损失的独立审计判断。

附录二：术语表

普通人文明审计法：

以普通人承担的文明成本为核心尺度，对历史事件、制度变迁、家族命运、财富重置、权力运动和社会创伤进行结构性审计的方法。

文明资产：

不仅包括土地、货币、制度、工程、技术和国家能力，也包括生命安全、家庭信任、知识尊严、语言诚实、财富预期、法治边界、社会信用、历史记忆和记录权。

记录权：

普通人解释自己、保存自己、建立长期可验证存在入口的权利。

未完成统计的文明损失：

指某类重大历史伤害客观存在，但由于档案缺失、统计口径不一、公开不足或政治原因，未能形成公开、完整、权威数字。其缺乏数字本身，构成文明审计对象。

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型：

指以动员、斗争、牺牲、敌我划分取得政权的组织，能否在取得政权后转化为以法律、程序、服务、边界和普通人保护为核心的治理系统。

本报告由昨日银行（Bank of Time）文明资产审计中心归档。

昨日银行（Bank of Time）

文明资产审计中心

审计专用章

存档日期：2026年5月17日

李承鹏：大跃进与矿井灾难

 李承鹏（大眼哥） X
@dayangelcp ·23m

1960年5月9日下午1点45分，山西大同老白洞煤矿15号井口突然喷出火舌，随即是震耳欲聋的巨响。16号井随即塌方，连环爆炸迅速蔓延。

那一刻，905名工人困在井下。

原因极为荒诞：早班的人还没出来，中班的人已经下去了。管理混乱，两班人马挤在同一个矿井里，没有人做交接，没有人确认井下状况。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大跃进。

老白洞煤矿设计年产90万吨，到1960年实际产量飙升至152万吨，超产近七成。月产指标从5万吨硬翻到12万吨，年底还要冲20万吨。没有人敢说这不可能，说了就是"右倾保守"。通风系统严重不足，煤尘积聚到随时可爆炸的程度——煤尘爆炸指数高达344%，这是有记录在案的。但没有人停下来处理，因为停产意味着完不成指标，完不成指标意味着政治问题。

瓦斯监测仪不断报警，值班员嫌它碍事，关掉，继续干。

经过七天七夜的抢救，228人生还，684人遇难——其中110人被井底大火彻底焚毁，连遗体都没有留下。

然后，更黑暗的事情开始了。

事故调查追查组由大同市检察院姜院长任组长，下设政法、技术、后勤三个小组，花了将近十个月时间，走访了近百名幸存者，仔细勘察每一个环节。

在调查过程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方向：这是反革命蓄意破坏。

这个方向对某些人而言极为有用。如果是"阶级敌人点的火"，那死684个工人就不是指标逼的，不是安全隐患无人处理的，不是大跃进的问题——是敌人的问题。责任就这样转移了。

但调查组走访了所有能找到的幸存者，查遍了每一个技术环节。1961年3月24日，结案报告出炉，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反革命直接点火的线索至今尚未发现。老白洞矿事故是煤尘爆炸事故，性质是生产指挥中严重忽视安全所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

说穿了就是：不是反革命，是指标害死了他们。

但这份报告被贴上"绝密"标签，锁进了柜子。

对外，口径依然是阶级敌人破坏。那顶帽子虽然查无实据，但它有用——它让所有该负责的人继续安然无恙。

家属想讨说法，被劝阻。幸存者一次次上门询问，被拒之门外。逢年过节只能偷偷烧纸，孩子问起亲人的去向，只能含糊其辞。幸存者王德福身上留着永久的伤疤，干活时总觉得鼻子里飘着井下的味道。

1971年矿井重启，工人们在井下发现了更多遗体，有的已经变成蓝灰色骨架，旁边还放着当年的工具，定格了最后的瞬间。没有人被允许公开谈论这些。

这种沉默持续了38年。

1992年，北京作家何于清开始采访。他在矿区蹲守数年，访谈了上百名幸存者和家属，1998年写成纪实作品《问苍茫大地》。中国煤炭报随后向国内外公开这一惨案，人民日报称之为"在暴风骤雨般的大跃进岁月发生的骇人听闻的灾难"。2005年，在旧址设立了"五九事故纪念馆"。

684条命。调查报告早在1961年就写清楚了真相，却在档案柜里烂了38年。

这场矿难的逻辑链极为清晰：超产指标，安全隐患，煤尘爆炸，684人死亡，扣上反革命帽子，封存绝密，家属被噤声，38年后才解密。

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做了决定。没有一个人被追究。

有一个细节，是遇难者口袋里揣着给女儿的红头绳。

那根红头绳，陪着他在井下压了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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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大眼哥） X
@dayangelcp · May 22, 2026

突发：山西留神峪煤矿事故已致90人死亡。

央视记者从现场了解到，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已造成90人死亡，现场搜救仍在进行。

山西通洲煤焦集团曾是中国民营 500 强、山西省百强民营企业，总资产约100 亿元、员工1 万余人。集团创始人任铁柱是山西省第九届、十届人大代表，是山西知名民营企业家。

当地人透露，死亡人数远不止90人。

为什么中共不搞选举呢……

荒野猎人  X
@TheWildHunter02 ·2h

有朋友说，中共已经统治中国七十多年，反对的人有，但基本盘稳固，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支持最起码不赞成推翻共产党，为什么中共不搞选举呢，大概率它会赢啊。

这个问题值得认真回答，这是政治学上一个经典的悖论：威权韧性悖论（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Paradox）

表面上看，经过七十年洗脑教育，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确实对中共有真实的支持，民族主义情绪、经济发展的获得感、对“稳定”的珍视等。

那中共为什么不敢放开党禁，不敢搞公开选举呢？

第一，选举本身会摧毁它的权力基础

真正的选举需要前提条件：开放的媒体、反对党的合法存在、独立的司法、公民自由讨论政治。

这些条件一旦开放，中共七十年来的历史真相就会涌入公共空间。大跃进、文革、六四、新疆……一个无法控制信息的选举环境，会在选举前就动摇其支持基础。

就是说，它害怕的不是选举本身，是选举所必需的开放环境。

第二，选举结果无法保证

即使今天支持率足够高，明天呢？

经济下行、失业率攀升、社会矛盾激化，任何一个执政党在自由选举中都可能落败。中共无法接受通过选举，失去其权力的可能性，哪怕概率只有百分之一。

对它而言，权力不是手段，是目的本身。

第三，选举会打开无法关闭的潘多拉盒子

一旦承认选举的合法性，就等于承认权力来自人民授权。那么下一个问题自然出现：1949年之前，谁授权给你？大跃进期间，人民授权你饿死三千万人了吗？六四那天，人民授权你调坦克了吗？

选举是一把钥匙，打开的不只是投票箱，是对整个历史的清算。

第四，洗脑的效果没有它自己相信的那么牢固

中共比任何人都清楚，它的民意支持建立在信息封锁之上。一旦开放，支持率会以多快的速度崩塌，它自己没有把握。别说选举，互联网防火长城都不能放开。

因此，中共不搞选举，恰恰证明它对自己的合法性心知肚明，那是建立在刀枪和谎言上的，根本经不起阳光照射。

章立凡：历史因一场悲剧而改变

作者：章立凡

来源：墙外楼 2015-6-7

每年“六四”前后，是中国一年一度的“国家例假”（月经期）。届时官家高度紧张，疲于防范各种“侧漏”。

今年5月26日，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发表题为《境外势力试图煽动八零后九零后》的社评，抨击一些中国留美学生近日联署的《纪念六四26周年致国内同学书》。社评在各大门户网站头条转载，数小时后突被全部撤下，其原因耐人寻味。

越是禁忌的事物，越能激发年轻人的好奇心。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下，官方对“六四”讳莫如深，党史、国史“虚无”到近乎空白。近年互联网的普及，给真相的探索插上了翅膀。《环球时报》发此社评，反而提醒了年轻人——不妨上网翻墙，一探历史真相。

这篇社评宣称：“中国社会对不就八九政治风波继续争论、让那一页翻过去逐渐形成了共识”；“淡化处理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它是中国社会‘向前看’哲学的一种选择”。从26年前官方定性的“动乱”、“反革命暴乱”（简称“两乱”），到后来的“政治风波”、“北京风波”，的确显示出“淡化处理”的趋势，当然也“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因为执政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

喉舌习惯于“代表”全民说话，我却从未知晓，中国社会何时就“让那一页翻过去”形成过共识？相对于鼓励遗忘的“向前看”官方哲学，历史学者应该是“向后看的预言家”，惟有理性地总结历史，才能准确地预见未来。

品尝历史的苦果

“六四”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深远，就我所见，其后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共识破裂，政改葬送：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是一个朝野有共识，全民有追求的时代，当时社会民意的主流，是支持执政党改革而绝非“颠覆”中共政权。中国本来有望通过政治改革，再次走上宪政民主之路，成为正常的现代国家。“六四”枪声一响，共识基本破裂，改革陷入危机。此后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保住了经济改革的半壁江山，但政治改革一直未能重启。26年间跛行的改革日渐丑陋，最终异化为食人怪兽，致有今日“体制腐败、社会溃败”的糜烂之局。

二、党在法上，监督缺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担心经济转型导致政权腐败，在废除干部终身制之后，曾计划通过政治改革实现“党政分开”，让执政党和政府接受人大监督。“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句话，写进了党章和十三大政治报告。“六四”之后权力重新集中，“老人干政”固化为政治潜规则，“党政分开”无人再提，人大重回“橡皮图章”，再没有任何机构能从法律上对权力独立行使有效监督。法自我立之，任我用之，由我坏之。法律为党服务，则依法治国徒托空言。

三、腐败升级，权力失范：80年代体制内的腐败尚处于“初级阶段”，1989年学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口号，本是民气可用，与当下执政党的反腐败方向并无二致。学潮被当作“敌对势力”镇压之后，原本有望的“双赢”变为“双输”，政治改革停摆，权力既不受法制监督，也不受道德羁縻。当下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改革红利被权贵集团吞噬，腐败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润滑剂，政府丧失了维系社会公正的基本功能。

四、信仰破灭，道德沦丧：“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信仰危机。“六四”将国人自毛时代以来蓄积的政治能量，一次性释放殆尽后，全体投入商海逐利；也令大小官员顿悟权力的价值，不再迷信理想的神圣。周永康、徐才厚等中共高官的暴富史，实为共产主义信仰崩塌之明证。随着26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格分裂、道德沦丧、弄虚造假、巧取豪夺成为社会常态。

五、失信于民，社会撕裂：“六四”的另一后遗症，是社会责任感普遍丧失，关注公共利益者成为另类。各级政府机构普遍“公司化”，权力成为牟利工具。入党只为做官，做官只为营利，党员不对执政党负责，官员不对体制负责，地方不对中央负责，军队不对国家负责。政权丧失公信力，掉进了“塔西陀定律”的陷阱；官与民撕裂为利益对立、互不信任的两个板块，中国掉进了吉拉斯的“新阶级”陷阱。

六、危机处理，有权任性：当年高层误判形势，对危机的处理缺乏政治智慧，令有机会和平化解的社会冲突，以出动军队镇压收场，同时也为日后的暴力维稳树立了样板。近年地方政府在处理上访、拆迁及社会群体事件时，往往夸大“敌情”，动辄使用暴力，以争取更多的维稳经费和编制、装备。维稳成了一条粗壮肥厚的产业链，也进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社会蓄积着暴戾之气，仇恨的种子不时绽放出恐怖之花。

将来要想治愈这场悲剧在文化、道德层面上给中华民族留下后遗症，恐怕需要150年到200年的时间。

悲剧的文化基因

历史的悲剧往往与文化有关，“以伦理为宗教”（梁启超语）的中国文化，孕育出“成王败寇”的政治传统。中国人两千年徘徊于平时顺民、乱世暴民的两个极端，走不出王朝更迭的治乱周期律。

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以“六四”事件为例，指西方文化“为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为“杀子的文化”。的确，植根于航海、殖民传统的基督教商业文明，崇尚竞争和冒险，鼓励年轻人超越老年人。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农耕文明，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长幼秩序，臣民忠于君主，幼者服从长者，否则便是“乱臣贼子”。

26年后探寻悲剧成因，不可忽视文明要素的缺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博弈双方都缺乏西方现代政治文化中妥协、共存的智慧。庙堂上的老人和广场上的学生，其实是同一种政治教育的产品：学生们陶醉于传媒的聚焦和民众的力挺，忘记自己身处险境，不理会“希望同学们给党内改革派一点时间”（闫明复语）的呼吁，多次推翻接近达成的妥协；老人们则坚持传统的“江山意识”，将娃娃们的诉求视为“犯上作乱”，最终铁心大开杀戒的同时，也断送了政权自我更新的历史机会。

另一缺失关乎科技文明：据我现场观察，1989年学生和军警所使用的通讯工具，仅限于对讲机。当时国际流行的移动通讯已经进入中国，但模拟手机尚未普及；另一通讯利器万维网（WWW）这一年刚刚在美国推出，要等上七八年才开始在中国运营。历史不容假设，但我总是为自己的推想扼腕——若现代通讯科技提前在中国普及，则1989年的历史很有可能改写。

余论

近百年来，中国人每隔几十年做一场“中国梦”：1911年结束了“君主立宪梦”，改做“共和梦”；1949年第一“共和梦”结束，改做第二“共和梦”，这场梦逐渐变味，最终演化为历时十年的噩梦；1976年毛时代结束，三年后“改革开放”又成新梦……。有梦想，才有前行的动力；美梦不断变成噩梦，国人已习惯于被循环的历史忽悠。

历史的悲剧意识属于全人类，超越一切种族和国界。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通过国际媒体的现场播报，震撼了全世界。中国人并未从这场悲剧中受益，事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中国蝴蝶翅膀的扇动，引发了改变世界历史的飓风。北京街头的枪声沉寂五个月之后，柏林墙于同年11月9日一夜崩塌，此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改变了东欧多国的历史，直至体量庞大的前苏联轰然解体。共产主义阵营的断崖式塌方结束了冷战时代，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或许更加客观的历史评价，要在历史事件过去50年至100年后才能做出，但政治改革所错失的历史机遇，却很难再次出现。这一判断，我在1989年5月18日《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上，就已经提出过，这里不再重复。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政治人物若缺乏历史感，最终可能连现实感也会丧失。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辨人心所向，不明历史潮流走向，极有可能犯下“颠覆性错误”。

2015年5月31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余汝信《江青年谱》代前言： 江青史料十辨

作者：余汝信
新世纪出版社

代前言：
江青史料十辨

本年谱并非是对江青生平系统性研究的成果，而仅为后继者提供江青研究的一些基础性史料。

收入本年谱的全部史料，均经过编者以常识及逻辑推理作反复考证、对勘与辨析。其严肃筛选的过程，编者愿作如下若干披露，相信读者诸君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一、关于江青的家庭情况

流传甚广的叶永烈著《江青传》称，江青父亲李德文“原配妻子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名叫李建勋，后来改名李干卿，生于一九○一年三月十三日。女儿名叫李云露。”“李德文五十多岁了，嫌发妻年老色衰，娶了一个比他小二十多岁、颇有姿色的女人作妾。这个小老婆生下的一个女儿，便是本书的主角──江青。”“在三十年代，曾有不少报导说江青本姓栾，名淑蒙。其实，她的母亲姓栾，山东临沂人。按照中国传统的‘命名法’，她的母亲便叫‘李栾氏’。”【1】

关于江青的家庭情况，官方其实早在1976-77年已公布过两个材料，一为1976年12月25日中共山东省委清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小组办公室调查组编写的《关于江青的家庭及其在山东时期政治历史情况的调查报告》，二为1977年3月王张江姚专案组编写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中的《叛徒江青的历史罪证》。两个材料中前者详细，后者简略。前者称，江青“母，李王氏（李德文的小老婆），诸城县小岳峙村人，一九四八年秋病死在济南。兄，李建勋，现名李干卿，……姐，李云露，现年七十三岁，随其子王博文住北京清华大学宿舍。李德文的大老婆早死多年，生一子二女。”【2】

两相比较，编者相信并援引官方材料。不过，也有相信叶的。如江青原秘书杨银禄也说李云露是江青“同父异母”的姐姐。【3】

二、江青在诸城已经同康生相识吗？

1982年初版已印12.5万册、仲侃所著《康生评传》称，1917年间，“康生全家搬离了常年居住的大台庄，到诸城城里避难去了”。“在这段时间里，他（抄注：指康生）同江青相识。……康生初到诸城时，江青刚上小学，康生离开诸城去上海时，江青小学已近毕业。从年龄上说，康生当时是二十一岁至二十八岁，江青是七岁至十四岁。他们是怎样相识的呢？江青上小学，每天路过张家门口。一为活跃少女，一为富户阔少，一攀一求，自然各取所需。从康生的家门口到江青家门口，不过步行十分钟的路程。张家居城中心的南街，江青家居东关。两家相距远近，且不必说，反正两人从此之后，关系就密切起来了。”【4】

仲侃为时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马仲扬、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王子恺两人共同的笔名。此前，马亦担任过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故马、王两人曾为同事。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资料室曾在1979年3月率先编出三册《康生言论选编》。可见以他们的身份，应该是熟知康生材料及中共官方文献的。据《康生评传》自己说，康为1898年出生。而据《叛徒江青的历史罪证》，江青为1914年生人。那么，1917年，康生19岁时，江青仅有3岁，1924年，康生26岁离诸城到上海，江青仅只10岁。熟知康生材料及中共官方文献的仲侃，为什么要故意放大康、江（尤其是江）当时的岁数呢？

本年谱编者曾于2022年间到过诸城，在诸城市文化局长陪同下作过实地考察。得知康生家居诸城城区中心府前街，江青家居城区东南外曹家岭村。一家在城里，一家在城外，两家相距约两公里。更何况江青在五六岁时已被其母背起离开了这个家。【5】仲侃故意缩短两家的距离，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即使退一万步几岁大的江青经过比她大十六岁的康生家门口，与两者“从此之后，关系就密切起来了”的论断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仲侃关于江、康在诸城已相识的说法，既不合常理，更不合逻辑。

更有甚者，为王稼祥夫人朱仲丽以笔名珠珊于1980年在香港《新晚报》连载并结集出版的《江青野史》中对江、康在诸城关系的描述。珠珊称，江青的母亲“领着女儿偷偷地逃出了这地主之家”后，

但马上就投进一个更大的地主之家，投奔到本城姓张的大地主家里。这个张老爷见她们母女颇有姿色，一个是四十多岁，风韵犹存，一个是十四岁多，如花初开，即刻答应把她们留下来作仆人。

张老爷有个儿子（后来化名赵容），已是二十多岁了，在济南齐鲁大学读书。他放假回到家中，发现新来的女仆有一个俊俏的女儿，……这张大少爷见了，不禁眉飞色舞，便终日与李云鹤厮混纠缠起来。这个张大少爷就是后来为祸中国，名传天下的康生。

李云鹤自幼常听人们赞自己长得漂亮，心里很是得意。如今见这位张大少爷仪表堂堂，……她自然愿意相就，不多时，两人已是互订终身。李云鹤在张大地主家里，于是身价倍增。张大少爷终于把她带到济南，送入山东省实验剧院学戏。【6】

江青的母亲确实在三个地主家庭里当过佣人，但绝非张家。江青对其母的这段经历，悲痛欲绝而绝非朱仲丽描写的那么“浪漫”。【7】朱仲丽有关江、康关系的夸张描述，其实在多年前已引致辛辣的批评：“也许关于未来的康生和未来的江青如何初次见面，最使人感兴趣的说法，是由一位中国作家朱仲丽提供的，她是资深的共产党领导人、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的未亡人。江青的母亲在张家做过女仆，她说，江青曾在张家的仆人房里住过。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康生的批评者们在七○年代末声称他同江青早期有过关系的说法就变得更有可能了。一如《红楼梦》那样的古典小说所示，女仆和她们的女儿往往必须顺从主人及公子的性要求。朱仲丽的说法是传统中国文学的描述方式，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历史，她叙述的许多插曲也许是虚构的。”【8】

也许碍于诸多因素，对朱仲丽的批评只能由两位外国人完成。无论如何，这样也就毋须我们多费口舌了。

三、子虚乌有的婚姻故事

1990年代初，中国大陆出了两本关于江青的著作，对早有传闻的李云鹤（江青）与“裴明伦”的婚姻故事，作了新的演绎。

一本是1993年初版即印了10万册的王素萍著《她还没叫江青的时候》。其称，早在李云鹤1930年在济南演出《湖上的悲剧》时，“在众多为之倾倒的群众中，有一位叫裴明伦的青年观众格外动心。他是一个中学毕业生，家境殷实，开有店铺，在济南市里有房产”。1931年晦鸣剧社在北平解散，李云鹤回到济南，与裴明伦“按照当时当地的婚俗礼仪，在裴家的四合院里，举行了拜天地的古老婚礼”。据该书所附“江青前半生大事年表”，煞有介事地记载为“1931年5月，在济南与裴明伦结婚。1931年7月，与裴明伦离异，到青岛投奔赵太侔”。【9】

另一本为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的《江青全传》【10】。该书称：

一位姓费【11】的年轻人，中学毕业，喜欢京剧和现代戏，在云鹤主演《湖上惨事》的那天晚上，他正巧去剧院。费是济南一位商人的儿子，他为云鹤的风度和美貌而着迷。他比云鹤大几岁，一表人才，是一位孝顺的务实的青年。自己的演出能使人着迷，云鹤感到很高兴，她和费曾有几次约会。

因为剧院关门，云鹤生活拮据，再说，在剧院的学习使她与家庭比以前更加疏远了。很多朋友劝告她不要坐失良机。1930年底，她与这位姓费的青年结了婚，按照习惯，成了费家的儿媳妇。

……

这桩婚事只维持了几个月，到后几周，他们每天都是不停地吵闹，据说云鹤很懒，“日出三杆才起床”，“象贵妇人一样”坐在那里等别人伺候她，也不到厨房做饭。家里人指责她不尊重婆婆，不守家规，经常外出参加舞会，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她不知道自己的地位虽然变了，但是在费家，仍然是地位最低的人。

……

云鹤有一位属于现代派的、生活豪放不羁的朋友，她曾经征求这位密友的意见，她的这位女友代表云鹤到费家谈判离婚的条件。谈判的结果是“无条件地离婚”。也就是说丈夫家不再对云鹤有任何要求。【12】

而根据自2021年以来披露的新材料，上述两书所说全为虚构。事实是李云鹤1931年1月仍随晦鸣剧社在北平演出。【13】3月，李云鹤接到原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时任青岛大学教务长的赵太侔回信，同意其去青岛大学，遂决定前往青岛。【14】

1931年4月1日，李云鹤临别时赠送一张照片给她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及晦鸣剧社的同学、好友陈宗娥，并题赠语称：“赠给我的娥姊，四·一。”陈宗娥后在照片背后题字称：“《湖上的悲剧》中饰主角白薇（田汉编剧），一九三○年·六月中旬。鹤摄于山东实验剧院（17岁），现已赴青岛大学做特别生，故赠此以为别念。娥志，四月四号，一九三一。”【15】

李云鹤刚到青岛，人生地不熟，赵太侔便安排她临时住进了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赵太侔本人、校医主任邓仲纯合租的青岛黄县路4号别墅楼。李云鹤与杨振声的女儿杨蔚合住一间卧室，大约住了两个多月才搬出另觅居所。【16】

1931年4月间，同住在黄县路4号的四个女孩子邓译生、李云鹤、杨蔚、邓宛生拍摄了一张合照。同一天，李云鹤拍摄了一张在黄县路4号的单人照。在这张照片背面，为当年李云鹤将照片寄送给陈宗娥所题：“赠我的娥姊，鹤，一九三一年·四·二四于青岛。”还有陈宗娥（或其家人）用铅笔所记：“一九三一年摄于青岛大学校长（原山东剧院院长）赵太侔家年十八岁。”【17】

1931年7月26日，李云鹤在一场病后拍摄了一张照片，寄赠予远在北平的陈宗娥。在此照片背面，李云鹤题：“娥姐：挚友！──你的鹤妹赠，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陈宗娥（或其家人）用铅笔记：“一九三一夏，病后摄于青岛大学18岁。”【18】

以上材料，与江青同维特克谈话时所述是吻合的：“1931年早春，我到了青岛（她形象地回忆对青岛的最初印象：码头上寒冷的雾气和带着海水咸味的微风。多奇怪呀，她说，尽管老家诸城距离此地不到50英里，但从没见过大海。）我以前的老师赵太侔，一个同乡，曾经是济南实验剧院的院长，现在出任青岛大学校长兼文学系教授。通过这些关系，他安排我进入青岛大学。”【19】

四、毛江结婚请了何人？

1938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叶子龙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与毛关系密切。据他在回忆录中称：

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过江青，他们于1938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当时处于战争环境，结婚一般也不举行婚礼，当事双方写个申请，由领导签字批准就行了。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是中央几位主要领导研究同意的，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

11月19日，贺龙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说:“主席结婚大喜，为什么不请客？”

毛泽东马上对我说:“想喝酒了，好啊，子龙，办两桌饭，请他们来吃一吃。”

……

我带上两元钱，开着车到城里采购，当时一元钱能买200个鸡蛋，我买了一些肉、蛋、水果和新鲜蔬菜。

出席的有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同志。王若飞是很能喝酒的，但这次不知怎的，还没喝多少，他就醉了，嘴里喋喋不休地说“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见状，让我把他扶回了住地。

第二天又办了一桌饭菜，参加的人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滕代远、王观澜、徐明清等。【20】

毛泽东请客一事，未辨真假，暂且不论。即使请客是真，上述宾客名单则大有疑问。

首先说说朱德。当时，朱德并非常驻延安而是常驻山西八路军总部。据《八路军总部大事纪略》，1938年11月11日，“朱总司令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由延安返晋东南前线，途中在兑九峪检阅了肖华部队。”【21】

权威的《朱德传》亦称：“十一月六日，六中全会闭幕。”“六中全会结束后，朱德动身返回华北前线。”【22】

看看周恩来。据《周恩来年谱》，周1938年10月27日从武汉抵长沙。整个11月，周一直在湖南长沙、衡山、衡阳一带工作，一天也未离开湖南。12月3日，周经衡阳到达桂林。【23】

综上所述，朱德、周恩来均无缘毛江1938年11月19日的饭局──如果这个饭局是存在的话。

再看看贺龙。目前《贺龙年谱》有两种，1988年版《贺龙年谱》1938年11月19日条记载：“从延安出发返晋西北。”【24】1996年版《贺龙年谱》1938年11月19日条记载：“和关向应、肖克离开延安，经过青化砭、米脂、临县，于23日到达岚县。”【25】两种年谱都没有说这天贺龙与毛谈工作，当天喝完毛的喜酒才出发离开延安的可能性更几乎等于零！

至于叶子龙说第二天参加的有张闻天、我们还是看看张闻天夫人刘英是怎么说的吧：“闻天告诉我，毛、江要结婚时，议论纷纷，反映很多。……意见都集中到闻天这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闻天反映，希望闻天劝说。闻天觉得这种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他也了解毛主席个性很强，认准了的事很难回头。但是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26】

将当日不在延安或惹怒了毛泽东的人列入毛江请客的名单，诚为叶子龙的一大败笔。惟刘英所说毛“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究竟请了什么人？却是我们很想知道的。

五、有没有“约法三章”？

毛江结婚后须遵守“约法三章”的传闻，由来已久。崔万秋在1988年出版的《江青前传》中引述了多人对此问题的说法。其中之一为：

陈绥民的《毛泽东与江青》则说，三条件中，附有期限。条件如下：

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请求。

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作者按：以上三项决定存于中央政治局，国军攻克延安时，曾见于王若飞日记内，亦记有上述三项条件。莫斯科亦提及此项决议，但其所指时间有误。）【27】

本世纪以来，则有李海文说“师哲对笔者讲过有约法三章”。又在文章中引述师哲的说法称，“事情闹僵了，朱总司令出来圆场。他找了一个办法，说：不要反对结婚，但是我们可以约法三章。第一，不准江青干政；第二，不准江青搞党的工作；第三，不准江青在公开场合和主席平起平坐。主席接受了。对于‘约法三章’，江青也不否认，也同我谈过。朱总司令德高望重，一言九鼎，中央党校的干部才平息下来。这样由主席摆了几桌，宴请大家，连张鼎丞都请去了，但是主席不请张闻天。对张闻天转信有看法。（李海文《师哲谈他所了解的江青》《湘潮》2014年第7期）”【28】

“约法三章”的鼓吹者首先在认识上漠视了毛江结合的重大意义。事实证明，毛不可能在与贺子珍的争吵声中领导中共从延安走向全中国。24岁的江青极大地焕发了毛的革命激情与创造力。没有江青，中国共产党能否在1949年取得胜利恐怕都要打上问号。

“约法三章”的鼓吹者亦无视以下事实：

（一）江青婚后以毛泽东妻子身份参与的公开活动

1. 1939年5月25日、6月1日，以毛泽东妻子身份陪同毛泽东接见到延安访问的苏联电影摄影家、记者罗曼·卡尔曼。卡尔曼拍摄了毛、江在一起的照片。

2. 1944年7-8月间，以毛泽东妻子身份与毛泽东一起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合众社兼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福尔曼拍摄了毛江在一起的照片。

3. 1944年9月25日，以毛泽东妻子身份陪同毛泽东在延安参观一个军事技能表演，毛泽东将江青介绍给在场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4. 1944年底，美国记者白修德在毛泽东住处与毛长谈。谈话后，以毛妻子身份陪同一起吃饭。

5. 1946年2月8日，以毛泽东夫人身份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在重庆出席张治中为招待政治协商会议及文化界而举办的联欢晚会。

6. 1946年3月4日，以毛泽东夫人身份随毛泽东到机场欢迎马歇尔等访问延安。

7. 1949年11月7日，以毛泽东夫人身份随同毛泽东出席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鸡尾酒会。【29】

（二）江青婚后担任的职务

1. 江青婚前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导演，兼任鲁艺女生生活指导员。未有资料表明她婚后辞去此两职务。

2. 1939年2月10日，当选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理事会理事。

3. 1940年1月12日，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委会成员。

4. 1940年1月17日，当选延安市妇女界宪政促进会理事会理事。

5. 1940年6月23日，被公推为全国剧协陕甘宁边区剧协分会理事长。

6. 1946年7月底，任延安电影制片厂董事会董事。

7. 1947年3月，转战陕北期间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大队政治协助员。

8. 1950年6月7日，任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

9. 1951年11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30】

以上在在表明，不存在一个所谓对毛、江结合的“约法三章”。

六、到苏联治病的时间及经过

自1949年至1957年，江青曾四度赴苏治病。因当年高度保密的制度所致，直到今天，人们对此尚所知甚少，仅可从随行人员的回忆中，窥知点滴。而经过分析比对其他材料，这些回忆不少还是不甚准确的。

（一）1949年赴苏经过

5月19日，从北平经大连乘飞机去苏联。抵达莫斯科机场时，她的翻译、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前往机场迎接。据林利后来回忆：与江青同机抵达的，有李讷和照顾李讷的老红军、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的夫人陈真仁。江青一行住进莫斯科郊区一所幽静舒适的高级别墅，还住过克里姆林宫医院、巴尔维哈疗养院以及克里米亚沙俄时代的一处行宫。江青和李讷去检查身体，结果两人都没查出什么病来，但都有扁桃体肿大的问题，于是动手术割扁桃体。李讷和陈真仁先期回国，江青则直到10月初才回北京。【31】

（二）1952-53年赴苏经过

据陪同江青前往苏联的翻译、李公朴的女儿张国男后来回忆称：9月6日，江青在南苑机场乘苏联专机去莫斯科，毛泽东亲自到机场送行。江青在苏联享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到莫斯科后，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经检查，患有胆囊结石。结石呈泥沙样，需进行胆囊冲洗治疗。经治疗后，按医生建议，去高加索的索契疗养院进行泥疗。1953年2月，回到莫斯科，不久，林利也奉命来到医院。此后江青自觉症状不佳，肝区常痛，天暖后再去南俄疗养。9月初，乘专机回到北京，毛泽东亲自到机场接机。【32】

以上两次经过，因缺乏其他参照材料，我们只有依赖林利和张国男的回忆。在有参照材料的情况下，可以对张国男的回忆提出异议的，是以下两次。

（三）1955年赴苏经过

据张国男称，“5月初接到了再次陪江青赴苏联治病的任务”，“发着烧的我随天津著名妇科专家俞霭峰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一向不晕机的我在飞机上大吐不止，反而受到俞教授的照顾。”“我们紧急赴莫斯科是为江青赴苏治疗子宫颈癌打前站。我们首先到了莫斯科全苏妇产科学研究院妇产科临床医院。俞教授和苏联专家们研究了江青的病情，确诊还是原位癌前期，无须手术治疗。定下了做子宫颈局部的放射治疗，江青同意了此治疗方案。”【33】

而据同时受命陪伴江青的林利却有不同的说法：“这次江青身体似乎更不好，但查不出病来，情绪很低差，脾气也不好，整天病恹恹的。”【34】

张国男说“确诊还是原位癌前期”，林利说“查不出病来”，我们相信后者。因为据李志绥也说，确诊为子宫颈癌变是在1956年秋天。【35】

张国男又说，“江青在此邀请过随中国艺术团赴莫斯科的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到别墅来共进午餐”。“午餐结束后，她问程先生能否清唱一段《荒山泪》，这是她最欣赏的一出戏。”“程先生轻声唱了一段。”【36】查《程砚秋日记》，程砚秋1955年并没有到过莫斯科，他到莫斯科见到江青是在1957年1月，我们下面将会提及。

张国男还说，“周总理对江青也十分关心，他每次到莫斯科，不管多忙，都要抽空来别墅看望江青。告诉她国内发生的大事，如高岗、饶漱石事件。询问她需要些什么。”“总理注意到江青想吃绿叶子菜，他回京后不久，我们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说已托人带了一箱新鲜蔬菜。”【37】据《周恩来年谱》，1955年周恩来并没有到过莫斯科，更遑论“抽空来到别墅看望江青”了。

张国男最后说：“一晃半年，江青的白血球还是上不来多少，决定还是回北京找中医治疗。”是否回北京找中医治疗我们不清楚，但如按林利所说查不出病来，呆上半年也是多余。据有关材料，同年8月6日，江青已随同毛泽东到北戴河，那么她在莫斯科的时间只有两个多月而非半年之久。

（四）1956-57年赴苏联经过

张国男说，“1956年5月，江青做放射治疗整一年，需要赴莫斯科复查。复查结果令人满意。她自觉精神也不错。”因为与苏共领导人的夫人们见面交谈话不投机，“这次会见大伤了江青的自尊心，住了三个月就回北京了。”【38】

张国男的说法与事实相距甚远。实际情况是，1956年5-6月，江青尚随同毛泽东到武汉、广州、长沙等地。7-8月，随同毛泽东到北戴河。在北戴河由林巧稚、俞霭峰做了子宫颈细胞涂片，由她们分别带北京和天津做细胞染色检查。江青回到北京以后，她们再次取了子宫颈细胞标本，最后诊断是癌变，但癌细胞没有蔓延，是原位癌，可以治疗。报告毛泽东后，最后定下来，由俞霭峰大夫陪同，去苏联进行钴60放射治疗。【39】

1957年1月上旬，周恩来在率团赴苏协助处理波匈事件问题期间，到医院看望过江青。1月19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彭真夫人张洁清与程砚秋到医院看望江青。1月26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时提及：“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4月，从苏联返国。【40】

七、1959年江青有否上庐山？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江青有没有上庐山？坊间流传着多种说法。比较典型的，如当年奉毛泽东命陪同贺子珍上庐山会见毛泽东的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在回忆文章中称：“这次庐山会议期间，江青一直在北戴河避暑，是主席亲口说的，而且有据可查。而有些文章却说，当时江青正在杭州，接到庐山一个秘密电话，便立即赶来，大闹一番。其实这年江青根本没有上庐山。”【41】

其实，当日江青是上了庐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证实。

（一）江青本人的回忆

《红都女皇：江青同志》称：“在这个灼热的夏天，这群人以及他们之间的争夺对于江青来说是很遥远的事情，因为此时她正在北京东面的海滨度假胜地北戴河专为主席和她准备的别墅里疗养。她回忆在北戴河温暖的海水和微风里如何的愉悦，而这种愉悦很快被主席的一封短信给打破了。在这封主席给她的短信里，有主席回复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草稿，彭德怀刚刚提交了一份万言书，批判主席大力推行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彭德怀的这份万言书是7月14日交上来的。……因为没有亲见彭德怀写的万言书，所以江青无法对毛主席回复的草稿做出合理的评论。这样，她就给主席打电话说准备马上飞往庐山，以便了解更多冲突之后的问题”“主席说：‘斗争太尖锐了’，反对江青来庐山。但无论如何她还是到了庐山参加会议，虽然对此主席很不高兴。这里发生的人与人、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冲突比她以往见过的都要激烈，这让江青的病情愈发严重了。毛主席对此很着急，会议一结束就带着江青去杭州疗养，两人一起休息了一段时间，同时对他们的下一步行动做部署。”【42】

（二）毛泽东及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工作人员的回忆，对于江青1959年上庐山的时间各有不同说法，但异口同声均宣称江青这一年上了庐山。时任江青在赣期间随身警卫的廖安民，称江青上庐山为7月10日。【43】李志绥称是7月24日，“二十四日上午叶子龙、王敬先和我约了汪东兴乘车到了九江机场，将江接到山上。”【44】而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则称：“8月11日上午，我前往九江接江青，我陪江青乘坐车上的山。这次她带的东西很多，共四个大皮箱。”【45】

经比对，本书采纳了李志绥的说法。【46】

（三）留存下来当时的照片

1959年7月，毛泽东夫妇与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一家在庐山电站大坝的合影（侯波摄）。【47】

1959年夏，江青、李讷等在庐山含鄱口（高广江提供）。【48】

1959年，江青、朱旦华、李培君等在庐山（李培君提供）。【49】

以上三幅照片说明，江青1959年的确上了庐山！它们还可以证明，历史照片（用现代技术刻意对照片进行过涂改的除外）及历史档案材料，在还原历史过程中有着同等的重要功效。它们互为补充，都可以起到匡正某些历史著述、人物回忆录或口述中选择性记忆或记忆误差的作用。

以上三幅照片已收纳于本书中。

八、毛泽东何时突然休克？

1972年初，毛泽东有一次突然休克病危。这一情况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毛泽东年谱》与《周恩来年谱》有着不同的说法。

据《周恩来年谱》1972年1月中旬条称：

1月中旬 闻毛泽东病危，立即前往组织抢救。毛泽东经救治转危为安。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由周恩来、张春桥、汪东兴等共同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中央保健部门也抽调有关专家充实了医疗组力量。此后周恩来多次与汪东兴和医疗组医生谈话：研究毛泽东治疗问题。【50】

《周恩来年谱》1972年1月下旬条又称:

1月下旬 毛泽东患病治疗期间，江青一再干预治疗方案，甚至以吵闹相要挟。毛泽东愤而拒药。为此，周恩来数次找江青谈话，并同汪东兴一起和医务人员研究解决办法。【51】

惟《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均称，毛泽东休克是发生在1972年2月12日。

《毛泽东年谱》1972年2月12日条称：“晨，突然休克。晨二时周恩来赶到。经抢救后苏醒。”【52】

《毛泽东传》则称：“从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泽东心情很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了。那是在二月十二日凌晨，也就是他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一个月零两天。”“这一次生病，爆发突然，来势凶猛，使人措手不及。发病时，护士长吴旭君正在身旁，发现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呼叫他也没有反应，意识到他发生休克，立刻大声喊人。”“得到消息的周恩来立刻赶来了。他的心情比别人更沉重、更着急。当坐车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门口时，两腿无力，许久都下不了车。”“毛泽东的生命力仍很顽强。经过紧张抢救，他慢慢睁开了双眼，对周围的一切愕然不解。当他知道自己刚才曾经休克时，平静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毛泽东清醒过来后，体温仍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负责他的医疗工作，还成立了毛泽东的医疗组，持续存在了一年多。”【53】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没有如《周恩来年谱》般“江青一再干预治疗方案，甚至以吵闹相要挟。毛泽东愤而拒药”此类没有事实根据的、带强烈批判性语调的字眼。对比起来，虽同为官方著述，《周恩来年谱》字里行间过于偏颇，而《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则显得平和、中性很多。故此，一般而言，本书力求多引用《毛泽东年谱》而尽量少引用《周恩来年谱》的材料。

九、谢富治追悼会在何处举行？

1972年3月26日，时任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多个重要职务的谢富治，因患胃癌，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时任江青机要秘书的杨银禄，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有一天，中央办公厅通知江青到公安部礼堂参加谢富治的追悼会。我报告江青时，她很难过地说：“我知道了。”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听到她打铃又叫我。我快步走进她的办公室，她抬头对我说：“你刚才告诉我，富治同志的追悼会是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吧？没有错吧？”

我说：“是，是在公安部礼堂，是这样通知的。”

江青很不高兴地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是我的意见：富治同志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不合适的，他是政治局委员，追悼会应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总理考虑我的意见。”

我打通总理的电话后，把江青的原话报告了总理。

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富治同志的追悼会的地点不能再改了，他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他生前的愿望。他曾对我说过：‘我死了以后，追悼会就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因为我是公安部部长，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就意味着我死后又回到公安部了，我对那里有感情。’我们还是尊重他生前的愿望吧。”

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江青后，她沉思了片刻无奈地对我说：“那好吧，我尊重总理意见和富治同志的愿望。”

江青到了公安部大院，难过得迟迟下不了汽车。等她下了汽车以后，可能是因为她既难过，脑子又乱，所以走路都不稳了，警卫员和我一边一个人搀扶着她，艰难地走进追悼室。一进门她就用哭泣腔叫了一声：“富治呀，你受苦了，你走得太快了！”眼泪夺眶而出。

她步履蹒跚地走到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面前，两人相拥而泣，她对刘说：“要节哀呀！保重身体，富治同志离我们而去，这是无法挽回的，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继续跟阶级敌人斗。”

江青从追悼室出来，还难过得直流眼泪。上汽车都比较困难，是警卫员和我架着她才上了汽车。【54】

杨银禄上述绘形绘声的“回忆”，与事实相距十万八千里！实情据新华社1972年3月29日讯：

追悼谢富治同志的大会，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天安门广场、新华门等处下半旗致哀。

追悼大会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会场中央悬挂着谢富治同志的遗像，安放着谢富治同志的骨灰盒，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会场里摆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献的花圈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献的花圈。

会场里还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副主席宋庆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香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伯承、许世友、陈锡联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献的花圈。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党政军一些领导机关，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献了花圈。

参加追悼谢富治同志大会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委员朱德、江青、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

……

李先念同志主持追悼会。追悼会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周恩来同志致悼词（全文另发）。【55】

谢富治生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的追悼会完全有资格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杨银禄作为一位政治局委员的秘书，按常理不应该不明白这一基本的政治常识。而即便杨的所谓“回忆”有误，当代中国出版社的编辑亦应觉察，完全有条件对照当日的《人民日报》判断其错。出现如此重大的史实错误，人们有理由连带对杨银禄整本书的可信度打上问号。

十、毛泽东看过《江青同志》吗？

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同志》连带对江青的严厉批评的传闻，最早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一书。该书称：“维特克回美国后，根据自己的记录，写成《江青同志》（即《红都女皇》）一书出版，歪曲中共领导人形象，并泄露大量中国国家机密。中央决定，派外交人员用重金买下版权。该书送回国内，毛泽东阅后，十分气愤，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批件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感到处理江青的条件仍不成熟，只好‘暂缓执行’。”【56】

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一书，抄袭了上述说法：“但是那位女士在美国还是按照江青的意图，成书出版，内容乌七八糟，泄露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后来中央决定，让一位外交人员不惜用巨金买下版权，把这本书送回国内。毛泽东看了之后，非常气愤，挥笔批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批件首先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总理当时看出毛泽东不过是在气头上，并没下定处理江青的决心，只好‘暂缓执行’。”【57】

邬吉成在其回忆录《红色警卫》中又演绎了一遍：“因为《江青同志》中歪曲中共领导人形象，并泄露了大量中国的国家机密。中共中央决定派驻外机构，用重金买下了该书版权。有记载称：该书送回国内，毛主席阅读了十分气愤，作了‘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的批示。批件送到周总理处，周总理认为此事不便于立即处理，决定‘暂缓执行’。”【58】

维特克的《江青同志》出版于1977年，而毛泽东早于1976年9月9日已经离世。有关毛泽东看了《江青同志》“十分气愤”、“非常气愤”的谣传，不攻自破。根据中共政治情报机关中央调查部的情况说明，1973年，维特克在“现代中国问题联合委员会”召开的讨论会上，发表了未正式命名的《江青传》（后命名为《江青同志》）的第一章《江青的成长》，该文编入《中国社会中的妇女》一书，1975年初由斯坦福大学出版。这本书当时并未译成中文，中调部1976年第120期《快报简讯》只是简单报道了该书出版的消息。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11月，中调部方将《江青的成长》译成中文，印发“中央首长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59】此应为中国大陆高层最早能看到《江青同志》其中一小部分内容的中文译本。

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于史料。史料的收集与辨析，是历史研究的根基。如何在有关江青的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作出适当的摒弃与选择，是对本书编者史识的一大考验。这一考验是否过关？切盼读者诸君在阅读本书后能够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注释

【1】 叶永烈：《江青传》，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24-25。

【2】《关于江青的家庭及其在山东时期政治历史情况的调查报告》，页1；见本年谱1914年3月条。

【3】杨银禄：《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大字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页322.

【4】仲侃：《康生评传》，红旗出版社，1982年，页15-16。

【5】见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中译本《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页48-49。

【6】珠珊：《江青野史》，新晚报，1980年，页1-2。

【7】《红都女皇：江青同志》，页48-50；见本年谱1920年部分。

【8】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康生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页21。

【9】王素萍：《她还没叫江青的时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页89-102，280。

【10】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该书为英文版Madame Mao: The Whiteboned Demon的中译本。原著为特里尔于1984年出版的The White-Boned Demon的1992年增订本。后者于1988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译出，命名为《江青正传》内部发行。

【11】英文版原文为“Fei”，疑为特里尔对中文“裴”的误读。

【12】R·特里尔：《江青全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8-20。

【13】见本年谱1931年1月条。

【14】梦月：《宗娥传》，世联出版社，2024年，页76；见本年谱1931年1月、3月条。

【15】《宗娥传》，页76；见本年谱1931年4月1日条。

【16】沈嘉蔚：《世纪见证人（上）》，澳洲网www.au123.com，2021-5-6；见本年谱1931年4月条。

【17】见本年谱1931年4月条。

【18】见本年谱1931年7月26日条。

【19】《红都女皇：江青同志》，页56。

【20】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页65-66。

【21】李志宽、王照骞编：《八路军总部大事纪略》，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页36。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下）》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页550。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页433-436。

【24】《贺龙年谱》编写组：《贺龙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页222。

【25】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275。

【26】刘英：《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23；见本年谱1938年11月条。

【27】崔万秋：《江青前传》，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8年，页317-318。

【28】李海文：《关于江青的两件事》，载《世纪》，2017年第1期。

【29】以上分别可见本年谱相应日期的条目。

【30】以上分别可见本年谱相应日期的条目。

【31】林利：《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页146-149；见本年谱1949年5月19日条。

【32】张国男：《我所接触的江青》，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4期；见本年谱1952年9月6日、1953年1月-9月初条。

【33】张国男：《我所接触的江青》。

【34】林利：《往事琐记》，页166；见本年谱1955年5月条。

【35】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77。

【36】张国男：《我所接触的江青》。

【37】张国男：《我所接触的江青》。

【38】张国男：《我所接触的江青》。

【39】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177；见本年谱1956年秋条。

【40】见本年谱1957年相应日期各条目。

【41】水静：《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页219。

【42】《红都女皇：江青同志》页 302-303。惟江青以上叙述有两处大的偏差：一为彭德怀7月14日的信只有3,700 字，一般所说彭的万言书，是指其1962年6月16日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一封长达八万字的申诉信。二是根据《毛泽东年谱》，毛并非“会议一结束就带着江青去杭州疗养”，而是会议结束后很快就回到北京，两个多月后的10月31日方到杭州。

【43】陈政：《庐山老相册1895-1987》第2辑，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页61。

【4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304。

【45】李家骥、杨庆旺：《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页372。

【46】见本年谱1959年7月24日条及注释。

【47】载马社香：《庐山档案──毛泽东与名人在庐山》，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65；见本年谱1959年7月26日条所附照片。

【48】马社香：《庐山档案──毛泽东与名人在庐山》，页59；见本年谱1959年8月7日条所附照片。

【49】马社香：《庐山档案──毛泽东与名人在庐山》，页61；见本年谱1959年8月20日条所附照片。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页509。

【5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510。

【52】《毛泽东年谱》第9卷，页427；见本年谱1972年2月12日条及注释。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页1615-1617。

【54】杨银禄：《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大字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页287-288。

【55】新华社讯；《人民日报》，1972年3月30日；见本年谱1972年3月29日条。

【56】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850-851。

【57】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下），华文出版社，2002年，页562。

【58】邬吉成、王凡著：《红色警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页165。

【59】见本书1976年11月15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