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6日星期四

顏純鈎:「清潔網絡」逼中共入窮巷

  蓬佩奧公佈美國最新的「清潔網絡」的對策,這證明美中關係已經去到一個不可挽回的地步了。清潔網絡五大範疇,包括「清潔運營商」、「清潔軟件」、「清潔應用商店」、「清潔雲端」和「清潔電纜」,五項新政,全部針對中共而來。

  這五項清潔網絡對策,比起制裁林鄭梁振英,簡直嚴重到不可比擬。所以,那種特朗普為中美貿易協議要對中共手下留情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

  目前,這五項國策還只是在擬議中,未成為法案,美國人往往先說了,吸收國際國內的反應,再決定要不要做,要做的話做多少。但比如電纜,早先美國已公佈,原本經過香港的海底電纜,已決定繞過香港,直接舖接到台灣。這件事已做在前面,證明美國對網絡空間被侵蝕的警覺,早已不自今日始。

  網絡脫鈎箭在弦上,這種威懾力,有如軍事上的核彈,後果之嚴重不可想像。

  中共為防止中國人接觸外部網絡世界,花費巨量人力物力建了一堵防火墻,中國人早已被隔絕於全世界無遠勿屆的網絡世界之外。中國人要一窺外面的世界,要千辛萬苦花錢去架梯翻墻,還隨時要承擔政治風險。中共自己早已構築了一個「清潔」網絡,現在美國人要搞自己的「清潔網絡」,中共又怨氣衝天了。

  中共不讓中國人接觸美國,但中共自己想接觸就接觸,不但如此,還只准我接觸你,不准你來接觸我,幾乎美國所有的應用軟體都不得在中國流通。中共借世界網絡的自由無疆,在美國搞風搞雨,又築起防火墻,不讓中國人自由進出。中共玩盡網絡,自以為得計,現在美國人一不作二不休,索性把自己國家的網絡關起來,讓你進不去,大家一了百了,互不相干。

  美國在自己境內搞「清潔網絡」,如果其他西方國家不效法,那中共一樣可以通過其他西方國家,去間接對美國作窺探和做手腳,那美國的「清潔」還是靠不住的。因此可以推測,美國接下來要做的,就是說服盟國一起加入他的「清潔網絡」,對中共實行堅壁清野,互相隔絕來往,徹底脫鈎。

  那樣做的後果便是,除了中共﹑朝鮮﹑伊朗﹑古巴這幾個獨裁國家之外,全世界共享一個無邊無際的大網絡,而中共拉攏幾個中小國家,自己去經營一個局部的網絡,兩個網絡各自獨立,各自發展,遲早見高下。

  理論上說,中共完全可以自己搞一個紅色網絡,既然你的國很厲害,現在網絡技術已經很成熟,要自己弄一個獨立王國幾乎沒什麼難度。就像中共說的,搞的也是「內循環」,自我供養,自我滿足。問題便是,中共從此正式與西方國家脫鈎,不但政治經濟國防外交,而且科技社會文化民生,都變成兩個相互孤立的世界,各行其是,然後各擔禍福。

  這樣有去無回的網絡脫鈎,對美國損失不大,對中共卻是致命打擊。首先科技上就走向窒息,中共雖號稱「厲害了我的國」,但在科技上只能仰西方之鼻息,沒有西方走在前面,中共跟在後面,中共的科技就走入死胡同,自己意淫而已。網絡屏蔽之後,西方的科技新知中共茫然無知,人家一日千里,你卻原地踏步,不消三五年,那個差距就明顯了,再過十年八年,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科技落後,經濟能好嗎?武器發展望塵莫及,社會民生千瘡百孔,你固然可以內循環,但越走路越窄,越沒出息,越心虛,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河日下,你的政權能穩固到幾時?

  因此,「清潔網絡」對中共是連根拔起的大威脅,是把中共趕入窮巷,永遠都走不出來。現在中共的唯一出路,便是求上天保庇,美國人不要把事情做到那麼絕,留一條生路給他。可惜之前你自己又做得太絕,武漢疫癥大流行,你不合作又要甩鍋,隔岸觀火很過癮,美國恨什麼你就做什麼,現在好了,你哪裡痛人家就打哪裡,你想求饒會不會太遲了?

  外交部長王毅最近接受內媒訪問,擺出示好姿態,可惜蓬佩奧早就說過,對中共不要看他說什麼,要看他做什麼。要博人家有點好感,還是盡早多做一點實事吧,來不來得及,只好看運氣了。


——作者脸书

二大爷:川普到底有没有权力在南海开战?

今日白宫传出消息,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Azar)将于近期率团正式访问台湾。台面上的理由是"和台湾加强经济和公共卫生合作的机会",但是显然不会那么简单。

这是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帝政府内阁成员出访台湾层级最高的官员,除了在政治层面上是一种极大的突破,很可能也不仅仅是商谈"卫生"事务。美国疫情已经蔓延4个多月,这个时候才想到取经,怎么都说不过去。何况取经,也未必需要这种高段位的访问。

两年前我在《不简单的旅行:台湾旅行法》中谈到过,这个法案事实上赋予了台湾在外交上的主权实体地位。此后美帝又通过了旨在加强军事保障的《台北法案》,目前还有《台湾保证法》和《防止台湾遭侵略法案》正在立法程序中,按目前中美的态势,通过也只是时间问题。

南海作为占世界三分之一贸易量的战略通道,其实和诸多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此前在南海战略同盟中,美国已经拉上了日本、英国、澳洲一起出兵,菲律宾、印度实质声援。如果再加上本身在南海也有利益索求的台湾,无论是地缘上还是政治上,都可以说,一个完美的战略链已经成型。

阿扎尔访台,如果不出所料的话,一是以高姿态向台湾进行军事保证;二是在南海问题上进行拉拢和通气。

中国周边承平日久,现在可能大家都有个疑问,那就是川普到底会不会在南海开启战端,如果会,他有没有这个权力?

首先要说,三年前那份海牙国际仲裁法院作出的关于中国声张的九段线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裁决,不管你是不是"不承认、不参与、不接受",它都作为一份已经生效的海洋争端法律文件摆在哪里了。美、菲、日、澳等国之前公开否认中国的主张,就是依据这份文件。

所以,将来美帝如果真的开启战端,这就是国际法依据。

我们知道疫情发展到今天,美国可谓损失惨重。立国两百多年以来,实事求是的说,美国没有遭受过如此重大的灾难。川建国本身也面临极大的压力,前期本来极为靓丽的经济成绩单,被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导致原本没有希望的拜登现在的民调反而一路领先。

现在不管左右媒体的民调,几乎都是川建国落后,而且落后的幅度都不低。虽然2016年建国也是一路落后最后翻盘,但毕竟这不是什么好事。

如果你注意川建国的讲话,他几乎每次谈到疫情都要讲到"让他们负责"这个话题。怎么负责?经济、外交等层面我们已经或正在见证,军事层面,那就是南海了。在选情岌岌可危、只剩下三个月冲刺的情况下,川建国也迫切需要一场局部低烈度,但又特别能够提振本人威望的战争来助选。所以,他是有开战这个动机的。

美帝的宣战权在国会,那么川建国如果要开战,他能不能做到?

答案是肯定能。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确将宣战权授予国会,但在第二条第二款又把军队的指挥权给了总统。中国有句老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就是形容指挥权的重要性。由于战争这种东西并不是能够合理预计的,通常都是突发情况。所以,美国历史上的战争,一多半都是先斩后奏,总统下令开战了,成了既成事实再通过国会的授权。仗都打起来了国会也没办法制止,通常只能默认。

我们熟悉的朝鲜战争,实际上美帝国会就没有授权,但杜鲁门的依据是"联合国授权",轻而易举就绕过了国会。还有越南战争也是一样,到了无法收拾,国会也无能无力。

国会也知道这个漏洞太大,就在1973年通过了《战争权力法》,限制总统的开战权。规定总统在派出军队前的48小时内必须通知国会,未经过国会授权或者宣战的军事行动不得在当地停留超过60天。

但是你看,这个法案一样漏洞很大。以美帝的军事实力,一般的局部战争,哪里需要60天。总统完全可以在60天干完仗了再向国会交差。干不完你国会难道就认怂?

当年布什打海湾战争,先把上百万和盟国的部队一起调过去,箭在弦上、舆论造足,你国会同不同意? 何况在911发生后,美国国会在压力下又授权总统可以"使用武力打击发动和援助恐怖攻击的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尚方宝剑在手,这就更管不住了。

所以,在法律层面上来说,川建国确有权力发动一场不需要国会同意的局部战争,而且从最近他的一系列动作来看,这样的动机还不小。

美帝的实力不用多说,再加上英、澳、日和台湾,正常人都能算个大概。不管胡主编和金政委给我们打多少鸡血,毕竟上战场的不是他们,而是一个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子弟。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揍这种事情,还是让那个谁去领受吧。

2020/8/6

——作者脸书

盧斯達:中國有國師嗎?從《紐約時報》的報道談起

卢斯达

《紐約時報》有一篇報道,介紹了田飛龍等中國學者的言論,並說「習近平強硬政策背後」有一個「智囊團」,當中自然也提及《港區國安法》最近硬上馬。涉事者在一個內部群組表示,訪問其實是在半年前進行,當時只是談到中國思想界的轉變,並不是講現實政治,並批評該報道只有極端二元對立。該圈子則有批評外媒記者胡亂引申,毫無節操者。

中國自由派法學家張千帆曾經教過大學時的田飛龍,最近也在網上割席 (或可能只是一個叫張千帆的帳號),認為田氏「一路走到黑」,只能「掃地出門」,一時間成為政學界的小熱話。

說回《紐約時報》的報道,大概就勾勒出中國思想界僅在十年前,仍然喜愛討論自由主義和西方思想,而近年卻「轉而宣揚在共產黨領導人習近平領導下興起的自豪的威權世界觀」。驟眼看來,好像中國思想界真的曾經自主地存在過,並且自主地轉變,所以才令人扼腕。凡此種種,可能只是過於浪漫的想像。西方意義的知識份子屬於西方,而東方則有另一套運行秩序。

佛教進入中國之後,呈現跟南傳佛教不一樣的、必須依附官僚的生態。在文化意義上,佛教這種高深知識進入中國,還要卑躬屈膝借助道教的形式立足,但仍需經歷多次滅佛。每當政府莫財,就要「改革」,眼睛就會瞄準不用賦搖役、擁有大批田產的寺家。由三武滅佛,到革命政府在1920年代的廣州,為了籌備「北伐」資金而打劫民間包括宗教界私產,沒有變過。中國讀書人的產業鏈,是由皇帝扶持出來。士能比僧獨立嗎?僧尚且有一個超越世界去寄托,士則只能「得君行道」。士的寄托,只能是當權者。

宗教會發起叛亂,士也可以,不過僅限於有諸侯、有藩鎮的時候。到後來蒙古人、女真人興起的時候,「士」也同樣去幫他們。所以「士」好像水,進入甚麼容器就成為甚麼形狀。「士」本身看來像一個階級,卻不是一個自主的階級。日本的軌跡也是如此。戰國時,本願寺可以成為一個諸侯勢力,跟其他諸便合縱連環,各地信徒也會打起「聖戰」暴動,是非常獨立的勢力。

然而當德川家康勝利之後,鐮倉以來傳入的儒理學,突然上升到「國教」層次。儒學家林羅山年僅23歲,就已經被引舉給德川家康。後來幕府推出了《武家諸法度》,包括要求大名「參覲交替」(定期而頻繁的上京述職)、嚴禁擅自築城、嚴禁大名之間「私了」等規則,一開始就有林羅山的手筆。然而是林羅山影響了德川家康,還是德川家康影響了林羅山?答案十分明顯。中國思想界由熱愛自由主義,到德國施米特變成顯學,只是因為政治需要。「士」等於填詞人,幫君主度身訂造歌詞。有人辭官歸故里,但總有漏夜趕科場。有多少真心,有多少迎合,外人當然說不上來,但迎合不才是中國語境下「士」的本份?

學者痛批儒家「本來不是如此」,後來出現的是「制度化儒家」;究竟是漢武帝影響了董仲舒,還是董仲舒影響了漢武帝?認為漢武帝「分享政權」、提拔學者,是刻意忽略此人在功臣和軍事領袖層層分權下希望幹大番大事才必須培養私人的現實。等於若有人覺得台灣有民主,是因為蔣經國突然大發慈悲放權,就太過肥皂剧了。歷史由士人書寫,學者驕氣多欲,有悠久的自我崇拜傳統,很容易將歷史塑造成唯心史、跨大了讀書人的影響。余英時說過20世紀以來,中國經歷了「知識份子在社會的邊緣化,「……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表現得最清楚的是在政治方面。戊戌變法時代的康有為、梁啟超無疑是處於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是在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中,章炳麟的位置已在外圍而不在核心。」

時間越久,趨勢肯定更是不能逆轉,只會每下愈況而不會突然迴光反照。

所以《紐時》那篇報道,也許有很多曲筆,也許讀來有點天真爛漫,容易令人得出「鷹派學者一手帶動了大政轉變」的印象。中國當然想招請施米特,但現代的「士」只是扮演問米婆的角色,處於鬼魂和問鬼者之間,是一個靈媒 (medium),問米婆怎麼想,可能是無關重要。海德格在風火之間,也顯得半推半就,後人亦不知道如何判定,然而如果說沒有海德格,就沒有二戰,便是太過高估海德格,即使他已經是世界大一流的學者。

——盧斯達 on patreon

管见:中国共产党的“主义”

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上一篇深度报道,介绍了习近平铁腕政策背后的智囊们。据说,这是一群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毫不掩饰地鼓吹一党专政和坚定自信的主权,并且转而反对他们当中许多人曾经接受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秩序的支持者,而不是革命的支持者",时而被称为"国家主义者"。

这些人,据称在"重新思考个人自由跟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以他们现在的看法,"国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而现实的目标,是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们要"抓住机会",放弃似乎正在衰落的自由民主,跻身于正在呼啸前行的"中国模式"之中。

"他们不见得就是党的路线的制定者,但他们正在帮忙塑造它,找到聪明的办法,用语言和法律表达党正在努力做的事",然而,此类人物在脱颖而出之前都要积极表现。前有张春桥,今有王沪宁,虽是少数人得进高层,榜样的力量却是无穷的。

而更让人感兴趣的是,这些"国家主义者"如今得到中共青睐,而"马克思主义"貌似神圣却束之高阁,可以推断,中共现在实际的"主义",已经是国家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义",原本还是相当确定的。据说,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其思想的理论基础,而它做的事情,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以后,经过不到十年的短暂"过渡时期",即开始它的疯狂跃进,展开其"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这一事业,到了1970年代后期,因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到失败,竟然到了几乎进行不下去的地步。

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在形势逼迫下,在民众推动下,它"改革开放",先是试图以不同的姿态,探索了差不多十年的光景,几经反复,终究不适应,就又在相当程度上重温旧姿态,经历了又一个三十年。这一过程里,其突出特点,是党专政与市场经济结合──党专政展开新格局,而市场经济受到政府控制与国有经济垄断的双重制约,并非自由市场经济。

这样一来,中共的"社会主义"几乎面目全非。相应地,到了习近平"新时代",其"理论创新"已是黔驴技穷,再也拿不出貌似"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货色。于是,基于党专政的新形态,干脆就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作"理论创新",以国家主义,直接呼唤古老的帝国霸业。

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里,所谓"社会主义"显然已经名不符实,而资本主义,虽无其名,似有其"实",然而此"实"却很有限──它显然不是自由资本主义,亦非垄断资本主义,表面上,看似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仍以资本主义为其实质或本质,而在中国的现实中,尽管因为市场经济有了相当发展而有了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这资本主义,却是依附于中共的"主义"而存在和生长。一旦资本主义有了些规模或势头,使得共产党专政感受到威胁,就会招来对它的敌意,其喉舌们会举起《共产党宣言》,以"社会主义"名义,不仅兴师问罪,而且可以动用国家机器,设限箝制,甚至兼并鲸吞。

关键在于,国家资本主义,实乃有国家干预或调节的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为其进入垄断阶段而做调整、生变种,而中国现实中出现的变化,则是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来为共产党专政输血输氧,滋润其官僚机器和权贵集团。那么,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就有本末倒置之嫌──或许"资本国家主义"才更合适些。

市场经济发展中卷土重来的资本主义,在共产党专政框架内,不可能是自由资本主义,只能是权贵资本主义。而这大大小小的权贵及其家族,倚仗其本身的权力及其权力靠山,大肆攫取财富,这就给了党专政对其施以打击的很好的依据与机会──归根结蒂,权贵资本主义面目可憎,却是一党专政之附庸。

这样,中共的实践中的"主义",已经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主义,只是,需要探讨它的国家主义的特质。

当年中共批判苏共,曾称对方为"社会帝国主义",这倒是很可以借鉴一下。苏共领导下的苏联,已经在它的"主义"之上,逐渐展开它的帝国之业。如今的中共,似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么,探究它的"主义",或许可以用"社会国家主义"这个概念。


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类,时常有所混淆,而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也许也有这样的问题。

社会民主主义,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出现了。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尚且不足之际,社会主义还缺乏其经济必然性,而社会民主主义,它意味着,在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环境里展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事业。后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从中分离了出来,他们自称共产党,抛弃了社会民主主义。用列宁的话说,他们脱下旧的"脏衬衫"(社会民主主义)换上"干净衣服"(共产主义),改称共产党。依据《共产党宣言》,他们这样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社会民主党一直是工人政党的主要名称,这有其道理,乃历史阶段使然,而列宁为其党命名共产党,则为他的超越阶段埋下了伏笔。

民主社会主义,它的出现,有其特殊性。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以专政著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于是,改革派共产党人推动民主改革,要以民主来改造"社会主义",此即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或"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但是,这样的概念,其实际前提在于,承认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就为自己设定了难以跳出共产党专政局限的致命缺陷。

至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若这样来推敲,也大有问题,因为他的所谓"社会主义",并非共产党人所标榜的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充其量,只是借用了共产党人实践的"社会主义",即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那么,希特勒自己如何思考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就不能拘泥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字面意义。

翻看历史书籍,就有所收获。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希特勒并未创造'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但他却是看到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同一个大众叛乱的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欧洲政治家,并且把他的政策基础建于这个鉴别之上。"这就点到了事情的关键。

希特勒学术造诣不深,军衔不高,这个人却小看他不得。他对德国社会中蠢蠢欲动的民族主义看得清楚,将其引导到极端种族主义的方向,而他看到苏联共产党的名为"社会主义"实则国家主义的实践,也巧妙地接过"社会主义"来运用一番。至于"社会主义"与"国家",谁在前谁在后,对他并不重要,好用就行。

希特勒的"主义",不是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有几分"社会主义"味道的(民族主义之)国家主义。这样,似乎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社会主义",成为纳粹法西斯的旗帜,尽管它实际上也许更适合于称之为"社会国家主义"。

希特勒的视野里,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为真,社会主义只是个幌子。他必须击败德国左翼力量,而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愚蠢地命令德国共产党倾全力对付社会民主力量,流亡的托洛茨基看出了其危险,他却无力改变共产国际的决策,眼睁睁看着它酿成灾难。


显然,"社会"名下的"主义",已经有了变化。

历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意味着在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环境里展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事业,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以及中共的"社会国家主义",就完全不同──它们的"社会主义"徒具招牌意义,而运用国家权力征服世界,方为其本色。

其中的缘故,在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实践,导致马克思学说终结,社会民主主义边缘化。这样,"社会"的概念内涵,转而为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不再有任何的关系了。

不过,苏联人的"主义",毕竟还带有其欧洲色彩,且其"社会"据说已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看得出来,他们对其"主义"相当自豪,坚持说那就是马克思学说的社会主义,从未想过要生造个什么"苏联特色社会主义"出来。

然而,说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即国家消亡,斯大林不得不辩解,声称因为阶级与阶级斗争存在,国家不能消亡。

中国共产党跟在苏联人后面,不仅同样加强国家机器,毛泽东更声称,其实"社会主义"国家并非和谐社会,其社会中对抗性很强,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激烈。在中国,他认为到了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地步,也就难怪其"文革"会演变为"全面内战"。

到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共表面上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它实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乘虚而入,而它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相互结合而构造出视社会生活如同战争的"社会国家主义"。基于这一观念,它先是"维护稳定","稳定压倒一切",继而将勾画泛"国家安全"观念,将"国家安全"提高到先前"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度。

社会中的群众性的一般维权抗争,或者上升为维护公民权利的民主运动,都被党国视为关乎其权力甚至其存亡命运的尖锐斗争。面对八九民运,邓小平认为"退无可退",只剩下其唯一的选择,即军事政变。面对香港人抗争,党国及其御用文人如临大敌,以"反港独"思维迫使港人逐渐倾向于谋求自治、自主乃至独立。

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道引述国家主义文人的看法,"当国家处于极端危险中,即生死存亡之时,"领导人可以将平时的宪法律规范暂置一旁,"特别是其中的公民权利条款,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这清楚地显示,党国官僚集团对市民社会、对公民社会,抱着深刻敌意。他们的国家主义观念,尽管披着"社会"外衣,却表现得强烈、粗暴,貌似理直气壮,实为强词夺理。大陆小品中的一句话,将其形容得淋漓尽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中共改革开放,其合理性在于经济方面转向市场经济,及政治民主化,而十年探索之后,对政治民主化的抗拒稳固下来,经济市场化几经坎坷,到习近平主政时也大为倒退。美国在全球自由市场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中共倒行逆施,即突出表现为"反美",与美国关系恶化。它推行"中国模式",建立其全球霸权,逐渐地引起美国抵制和反击,在它看来,那就是所谓"阻止中国崛起",就要以"社会国家主义"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煽动狂热的沙文主义,时常不惜制造战争氛围,发出战争叫嚣。

这一宏图伟业,其重要一环,在于控制香港──改革开放中,正是香港,在经济市场化及政治民主化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最近,中共承认无法假手香港特区政府实现其压制公民权利的"国家安全"立法,遂悍然亲自动手,推出"港版国安法",实际上把内地的"国家安全"状态,延伸到看似"一国两制"的香港。这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的"法制",与一百多年前德意志帝国的施行"反社会党人法",表面天差地别,实质大为相似,堪称中国共产党人粗暴推行其"社会国家主义"、实现内地与香港统一的里程碑。

习近平之类共产党人,尽管他们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若让他们具体地论述马克思学说,那真是难为他们。他们的众多智囊,其学术兴趣,早已不在马克思学说,而是从国家主义的各色理论中寻求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作理论表达。看清楚这一点,有好处。


2020年8月5日星期三

美宣布扩大“干净网络”,剑指各大中国公司与平台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2020年8月5日)
美国政府星期三(8月5日)表示正在加大努力,使美国的数字网络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国务卿蓬佩奥还把中国拥有的短视频分享应用程序抖音的海外版TikTok和社交媒体平台微信的海外版WeChat称为“重大威胁”。这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当局在数字领域进行脱钩的最新举动,中国所有知名的电信公司都将受到这些措施的影响。
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扩大美国的“干净网络”倡议,以确保美国的网络不受到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影响。这些新的努力集中在五个领域:干净运营商、干净商店、干净应用、干净云储存以及干净电缆。这些新的措施是对蓬佩奥今年4月宣布的5G网络“干净路径倡议”的扩展。
干净运营商
他说,美国正在确保中国的电信运营商不与美国的电信网络连接在一起,因为这些公司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不应提供来往于美国的国际电信服务。
他在发布会上说:“我们正在努力确保不可信的中国电信公司不在美国和其他目的地之间提供国际电信服务。我与司法部长巴尔、国防部长埃斯珀以及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一道,敦促联邦通讯委员会撤销和终止中国电信和其他三家公司提供往返美国的电信服务的授权。”
干净商店
美国也在采取行动把中国的应用程序从美国的移动应用商店里清除出去,以保护美国最敏感的个人和商业信息不被中国利用或是盗窃。蓬佩奥说,中国的这些应用威胁到美国的隐私,散布病毒并传播宣传和虚假信息。
他说:“特朗普总统提到了即将对TikTok采取的行动,他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由于母公司位于中国,像TikTok、WeChat和其他应用对美国公民的个人数据构成了重大威胁,更不用说充当中共内容审查的工具了。”
干净应用
“干净应用”指的是防止华为和其他中国智能手机生产商预装最流行的美国应用程序或是使它们可以下载。
他说:“我们不希望各公司在华为侵犯人权或中共的监视机构中成为同谋。”
干净云存储
蓬佩奥宣布的第四项新的努力是不让中国公司参与美国的云存储业务,以“保护美国人最敏感的个人信息和我们企业最有价值的知识产权,包括新冠病毒疫苗研究,不被阿里巴巴、百度、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腾讯等公司运行的云系统接触到。”
他说,美国国务院将与商务部和其他部门密切合作,限制中国云服务提供商在美国收集、存储和处理大量数据和敏感信息的能力。
干净电缆
“干净电缆” 是要确保把美国与国际互联网联系起来的海底电缆不受到颠覆,以供北京收集情报。
蓬佩奥说:“我们正在努力确保中共无法损害把我们和其他国家连接到全球互联网上的海底电缆传输的信息。”
他明确表示,美国不能再允许华为海洋网络公司以远低于其他公司的价格竞标,使用中国政府支持的海底技术把亚洲、太平洋、非洲和欧洲连接起来。
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还呼吁”所有热爱自由的国家和公司加入这个干净网络”。
在蓬佩奥国务卿做出这番宣布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曾经警告将禁止TikTok后宣布允许微软或其它美国公司在9月15日左右之前完成收购TikTok的谈判。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说,TikTok生意做得很成功,深受孩子们喜爱,但是美国不能接受TikTok以及华为这样的公司的安全风险。

顏純鈎:特朗普被中共牽著鼻子走?

  八月中中美貿易談判代表又要談了,海外有評論員說,中共用中美貿易談判,成功地牽制了特朗普的對華政策。特朗普眼裡只盯著那一筆千億美元的好處,在處理對華關係上毫無作為。

  美國在香港問題上遲遲未有動作,不少人失去耐性,這種想法有相當普遍性。

  特朗普已經多次聲明他對中美貿易協議不在乎了,他的說法可能真心,也可能違心,但中美關係的要害不是錢的問題,是國際政治大格局的問題。美國與中共脫鈎不是小動作,是驚天動地的大動作,不是特朗普一拍腦袋作出的,是美國普遍民意的強烈要求,體現在參眾兩院多次全票通過的對華法案中。

  特朗普會因那區區千億美元的進帳,就把民意和議會的決議都置諸腦後嗎?那這個美國總統也太小家子氣,太不長進,太鼠目寸光了。

  中美貿易談判,只是特朗普為扭轉兩國經貿關係上長期吃虧的局面,所打的一戰役而已,比起美國歷年上當受騙損失的金錢,這一回所得的甜頭微不足道,美國真正贏來的,不是這一次那幾千億,而是扭轉了一個長期吃虧的局面。

  當然,其中夾雜特朗普農業州選票的考量,這是特朗普個人的心事,但如果特朗普一心只盯著選票,而不是美國國家整體利益,美國人也是會看穿他的。

  問題便是,對特朗普來說,中美貿易協議真是重要到可以覆蓋美國國際戰略格局大調整的深廣度嗎?也就是說,只要中共兌現了協議條款,乖乖拿錢出來買貨,美國就會取消近半年來大張旗鼓的全方位對抗,突然鳴金收兵,與中共握手言和,互相擁抱了嗎?

  早幾個月,蓬佩奧風塵僕僕,到各西方國家遊說,威脅英國要解除情報共享,威脅德國要撤駐軍,又答允日本協防釣魚島,與五眼聯盟﹑七大工業國﹑歐盟再三協調,目的就是建立國際範圍的反共同盟。

  蓬佩奧苦口波心,軟硬兼施,終於把英法德及大部份歐盟國家都說服了,又幕後策劃東盟十國的南海統一立場,以圍堵中共的海洋擴張,如此等等,動作大得很,大到史無前例,大到令中共啃唔落。這一切,如果最終都要服從中美貿易協議,那蓬佩奧半年來的辛苦奔波,都準備化作流水嗎?

  這在邏輯上根本說不通,在美國國內,無法對民意和兩院交代,在國際上,無法向各盟國交代。特朗普即使看錢看得比什麼都大,也要考慮他如此顛三倒四,要付出多大的政治代價吧。

  因此,說特朗普為中美貿易協議而放軟身段,被中共牽著鼻子走,與中共眉來眼去,這種說法,無疑太簡單輕率。中美八月中恢復貿易談判,主要是中共至今遠未兌現他們的承諾,需要作出檢討。中共目前相當手緊,大量買貨捉襟見肘,而疫癥導致正常渠道不暢通,美方要催債,中共要求情,就協議執行情況交換意見,是題中應有之義,不能因此就下結論,說特朗普給中共牽著鼻子走。

  中共真有那麼大的本事,憑一份倒霉透頂的協議,就能牽制美國,那中方反擊美國也太容易了,習近平的偉大外交思想,也就可以成立了。

  有網友和評論者抱怨特朗普賣口乖唔落力,其實我們不妨放長雙眼再往下看,十一月美國大選,中間還有三個月時間,可以發生很多事。對特朗普個人來說,眼前最重要的無過於選情,很多事要服從總統選舉的大局,美國會不會被中共收服,有什麼辣招未出,時間一到,自有分曉。

  特朗普果真被中共牽著鼻子走,他如何向美國人和美國國會交代,如何向各國盟友交代?他所有的政治理念和口實都將破產,他就別想連任了。


——顏純鈎

2020年8月4日星期二

二大爷|帝国经理人:史上在华官阶最高的洋人,凭什么掌控大清海关48年?

古代中国作为一个长期"内循环"的帝国,"唯才是举"多半是个安慰庶民口号,自己的人才都往死里整,更不要说用非我族类的外人。除了在盛唐有部分老外当官的记录,其他的时间,异族在中国政坛几乎连打酱油的角色都没有。但在满清后期,却有一个英国人,官至一品大员,把持大清海关48年之久。他不仅一手缔造了满清唯一不贪腐部门的神话,而且在各个方面深度介入中国政治,为满清续命做出了关键的贡献,堪称帝国经理人。


一、学霸的中国之旅


  1853年,随着满清国门被大炮一点点的轰开,英国对华贸易激增,急需大量外交人员常驻中国。英国外交部为此要求各大学推荐人才,时年19岁的学霸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刚刚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毕业,正准备继续攻读硕士。学校看了外交部的意向后,决定推荐他去。这个偶尔也写写小诗的文艺青年,出于对神秘东方的向往,答应了。

可能赫德也没有想到,这个决定让他此后余生都和中国绑在了一起。

赫德出身于中产之家,少年时因为学习过于勤奋,被同学冠以"焖烧锅"(Stewpot)和"远大屁股"(Consequential Butt)的绰号,看得出来这个年年拿奖学金的学霸的不仅闷骚,而且志存高远。

1854年5月,赫德拿着父亲赞助的50英镑,奔赴中国。他在来中国的船上,在日记里面写了一段"官迷"心声:"我踏入政治生活之后,我的目标总是要做官,只要吸引我,不管是哪个部门。"在香港,天资极高的他仅仅用了3个月就学会了汉语和广东话。他还按照中国士大夫的习惯,给自己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字:鹭宾。

面对没落的东方帝国,西方外交人员普遍心高气傲,但年轻的赫德不同,他并没有把自己困在洋人的小圈子里,很快就摸清了中国的国情,和很多满清官员,比如两广总督劳崇光交上了朋友。

1858年3月,赫德被调去广州,担任广州领事巴夏礼的翻译,正式登上了他将要大红大紫的舞台。


二、烂透了的大清海关


满清立国之后,因为郑成功的先例,特别害怕沿海民众通过海上反清,所以实行"迁界禁海",长期都严禁对外通商——"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直到1683年剿灭台湾郑氏之后,才重新准许开海,相继设立了闽、粤、江、浙四大海关负责征税。但是满清并不重商,只要外交内政有点风吹草动,就闭关锁国了事,所以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实际上只有广州一口通商,粤海关成为西方贸易唯一通道。

满清自认上邦,万物皆备于我,有"内循环"足以。所以把对外贸易当做施恩外夷的举措,朝廷要的不过是"八方来朝、四夷宾服"的满足感,根本看不到对外贸易的巨大潜力,所以完全不重视,海关征税的标准极为粗糙:关税的征收仅有两项,船钞和货税。所谓船钞按造货船长短征收,分12档;所谓货税大概是4%。这种简单粗暴的征税方式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好业绩,乾隆末年粤海关每年账面收入不过110余万两白银,仅满清财政岁入的3%。

国家虽然没收到钱,海关官员们可都富了。清廷本身腐败盛行,海关衙门也一样,腐败成风,处处溃烂。粤海关巧立名目私设的各种税费多达70项,所得统统被私分。早在1763年,两广总督苏昌就上奏说粤海关私自设立税目捞钱,每年私分六七万两。羊毛出在羊身上,洋商对此非常不满,屡次要求减免,但嗓子喊破也没有回应。

除了巧立名目,海关还和商人勾兑,少报货物,中饱私囊。比如1852年,江南道监察御史梁绍南就上告朝廷,说粤海关每年进口糖类不下五、六千万斤,但在海关的记录上,仅有四分之一。梁绍南痛心疾首的说,"大帮货物,近年税册,俱觉寥寥。广东如此,外省各关口均同此弊,概可想见。"

但是朝廷何尝不知呢?海关作为肥缺部门,向来主事都是由皇帝直接钦派,中层肥缺也都是裙带关系塞进来的关系户。比如嘉庆23年,粤海关主事就将24位家人和41位手下一次性安排到各关口。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捞钱,谁好意思说谁呢?皇帝派我来,不就是让我捞钱吗?

这种烂透了的衙门,不过是满清整个官场的一隅。


三、因祸得福的上海海关


1853年9月,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起义军迅速攻占上海县城,把设在上海的"江海关"库存的银子洗劫一空。江海关监督吴健彰逃入租界。

大清的官员们都跑了,江海关也就瘫痪了,洋商们就乘机拒纳关税。按理这对于洋人是好事,但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却站出来多管闲事。他认为趁着满清被揍不交税道义上说不过去,以后不好打交道;而且取消关税将在各国商人间引起恶性竞争,对市场稳定不利。所以阿礼国干脆就和法国、美国领事商量,要不咱们成了一个临时海关,替满清收税,等局势好转了,再移交给满清自己来。

清廷对付起义已经焦头烂额,那还管得上收税,这个时候居然还有这样的雷锋,很快就答应了。

1854年7月,英、法、美三国联合成立的新海关在苏州河北岸挂牌办公,它的章程出自英国驻沪副领事——22岁的李泰国(Horatio Lay),这个新海关完全推翻了大清海关那套陈腐溃烂的制度,取而代之以欧美现代的海关制度,成效可谓立竿见影——两年后,小刀会起义被平定。新海关将两年内收到的70多万两银子税款,一分不少地移交给满清。

要知道,当时由于太平天国动乱,满清大部分海关都受影响,全国海关的收入都才200万,洋人主持下的江海关一口两年就收了70万,比满清正常年份自己收的多好几倍!

曾国藩听说这件事后,大为感叹说:"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

大清这个感动啊,你们既然干得这么漂亮,那就继续干吧。


四、初露锋芒


1859年,两广总督劳崇光一看上海海关在洋人的打理下焕然一新,收入飙升,也受到了启发,于是就邀请和自己很熟的赫德在广东筹建一个新海关。

但是作为领事人员,一臣不可侍二主,一边是领馆的小职员,一边是大清的高官,吸引力不可同日而语。赫德很快就辞去了英国方面的职务,于当年5月出任粤海关副税务司——时年仅仅24岁。跨出了人生最关键的一步。

赫德此前并不懂海关业务,但作为学霸学习能力超强,触类旁通。在借鉴英国的海关制度之余,他还给在上海海关声名鹊起的同胞李泰国写信询问。李泰国当时已经说服清廷,把上海的成功经验推广开来,将其他海关一并划入他的管辖,成立全国统一领导的海关税务司。所以他干脆劝赫德来当自己的副手,赫德答应了。

1861年,总理衙门正式委任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副手,统领各口岸新设海关。但是李泰国为人倨傲,骨子里看不起满清,所以和清廷在合作上一直不愉快,爆发诸多矛盾。1863年李泰国被清廷解职,赫德正式接任。

赫德28岁一起步,就已经是满清的正三品官员,外加按察使衔。这是别人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位。满清之所以选择赫德,其实最初是看中他的性格。赫德为人温良谦让,很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气质,对洋人比较抗拒的那些中国传统的繁文缛节他也能安之若素,身体力行。决定启用赫德的贵人——恭亲王奕䜣就评价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

当然,赫德并非只有礼节,能力更是关键。当大臣文祥第一次把赫德引荐给恭亲王奕䜣时,针对恭亲王对海关事务的疑问,早有准备的赫德立马拿出了九条解决方案,让奕䜣对他的业务水平和能力折服。同时,赫德深知自己是给清廷打工,所以他一上任就公开宣布:"本总税务司之所期待者:为中国政府恪尽职守,为关员谋求稳定满意之职位与优厚之薪给"。

这种话,老板开心,员工喜欢。机会确实是给赫德这样的人准备的。


五、大刀阔斧


让洋人来管理中国事务,听起来好像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但这对于满清完全是主动的选择。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与中国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谈论海关改革事宜之时,威妥玛曾表示,中国海关的改革,不一定要用英国人,也可以用中国人。

没想到文祥马上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并且还举例说,原来管理江海关的薛焕,近三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

文祥作为满清高官,不惜自己打脸,算是说了一句大实话。

赫德在中国混迹经年,当然也知道旧海关的弊病所在。所以他上任后大刀阔斧,从制度和体制完全翻了个天。他的几板斧主要是:

第一,海关系统垂直领导,完全独立,行政、人事、财政和清廷官场彻底隔离。赫德只对总理衙门负责,海关内部只听赫德之命,满清其他官员无权插手海关事务。为了彻底斩断牵连,防止受到地方官场影响,各海关的主要管理职位大换血,全部引入洋人的专业人士担任。英语是海关内部的工作语言,一切报表、公文都以英语起草。满清官员想看也看不懂。

第二,海关内部引入了独立的监察体系。赫德抛弃了传统的中式记帐法,引入了英国当时最先进的会计、审计、统计制度,这套制度当时在英国也才刚刚起步,在全世界范围都是先驱。进出口货物须按章征税,申报、查验、估税、审核、征税、交款直至验放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章程作为依据。这个制度引进来之后,在海关内部做假账玩变通,就几乎不可能了。

第三,逢进必考,高薪养廉。跟今天的公务员制度一样,赫德在海关也实行了逢进必考的制度,不管是什么职位,统统要考,而且还是全球招考!每次公开选拔,都会在上海、九龙、广州、青岛和伦敦等地设置考点,不管是谁介绍来的人,必须参加考试。1865年全国14个新关共有中高级雇员71人,其中英国人46名,美国、法国各9人,德国5人,丹麦、瑞士各1人——完全是国际化的队伍。能吸引人才的关键当然是优厚的薪酬,赫德领导下的海关同等职位是满清官员薪酬的两倍有余,还引入了中国最早的绩效考核和养老金制度。比如中级职位年薪最多可达9000两白银,这是满清一品大员的工资。赫德本人的薪酬和清朝的亲王(年俸一万两白银)相当。

第四、严惩贪腐、失职。在赫德手下没有"下不为例",一经发现贪腐,立即开革,失去所有一切。严厉到什么程度,广东海关的一位外班关员仅仅私受报关人员一条鲜鱼,就被开除,永不叙用。甚至赫德本人也要负连带责任。1873年4月,一个副税务司的失职造成了海关23000两银子的损失,赫德认为自己有失察之责,用自己的钱填补了这个亏空。在如此严厉的制度下,本身工待遇又好,大家自然没有贪腐的动力。

赫德曾经对大臣文祥解释他的制度:我不相信"人性本善",我相信"人性本恶",所以反腐的出发点就是要把腐败的成本提高到不能承受的程度。

  1933年《申报月刊》刊文抨击海关招录华人员工较少,却同时也承认:"海关为客卿管理之最大成绩,即税收确实奉公,人员廉洁自持,几鲜营私舞弊之恶习。"在赫德之前,仅仅是粤海关一家,在乾隆年间就先后有6位一把手前腐后继,被革职、抄家、流放……海关糜烂,人尽皆知。在赫德掌控中国海关的48年中,有记录的海关的贪污、滥用公款或其他不正当违法行为的案件仅仅5起,这在晚清官场无官不贪的大背景下,堪称奇迹。就算是放眼全世界文明国家,恐怕也很难找到与之比肩者。


六、鞠躬尽瘁、成效卓然


如果一个官员光是清廉,但没有业绩,就像海瑞那样的沽名钓誉、治下乏善可陈的人,其实也是没个鸟用的。赫德在打造了最廉洁的海关队伍的同时,也用极为傲人的业绩证明了效率。

1861年赫德进入海关时,大清海关税收仅有490余万两,4年后的1865年就涨到830万两,1875年又增加到1200万两……到1908年赫德实际离职时,已经达到3020万两!海关税收占清政府财政的比重也从9%迅速提高到了24.35%。这样的业绩,甚至高于同时期的诸多列强海关的增幅。

满清号称中兴的代表事件——洋务运动中的许多新事物,如京师同文馆、神机营,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赴美留学使团、驻外使馆和1875年以后的新海军计划的一部分或全部经费基本都来自海关关税。可以说,正是赫德这个财神爷的出现,及时为大清找到了一个稳定可靠的钱袋子,为大清加了血、续了命。这套高效的海关管理体制,被历届的民国政府全盘继承,一直运行到1949年。

除此之外,赫德还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扩大海关的附属职权。1868年他下令在海关体制内成立海务部,中国第一批灯塔、引水船以及保证航行安全的航道浮标、信号灯便是在这个海务部主持下修建。在1868年,赫德又买了第一艘海关缉私舰开始打击海盗、海上缉私以及查禁鸦片贸易。1887年海关关舰"福州"号成功铺设了从台湾淡水通往福建厦门的中国第一条海底电报电缆线。1896年,朝廷又批准开办全国邮政,由赫德总司其职。所以赫德也是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的创建人。

如此傲人的功绩,其实也从侧面印证出赫德这个工作狂近乎搏命的付出。

有人用"三不停"概括赫德的作风——脑不停,每天都在不停的思考新东西、新制度;手不停,亲自撰写公文布置工作,现存的1861年到1908年4000多篇通令绝大部分都是他亲自撰写;腿不停,天天跑总理衙门沟通,每年还要花大量时间到各口岸巡查。为了提高效率,他都是站着办公。

1854年到达中国以来,赫德始终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只有在1866年回国结婚,和1878年省亲两次请假记录。一个人在异国前后工作54年,只请了两次假——这种工作态度,恐怕放在今天,也无人能及。如果你是老板,恐怕也没什么话可以说。满清放心把自己的钱袋子交给赫德几十年,绝不是偶然的。他自己在日记中对雇主也可谓忠心耿耿:"我必须时刻牢记,海关是清国衙门,而非外国机关。既然如此,每个公务人员都必须围绕清国的利益开展工作"。

恭亲王奕䜣曾经说:"如果有100个赫德,大清的事情就好办了"。

问题就是当时的大清四亿众生,一个赫德都没有。


七、深度介入中国外交政治


赫德除了在海关事务上的卓越贡献,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在满清其他的政治事务上也贡献颇多。

1865年赫德写了一篇《局外旁观论》上书清廷,阐述自己对中国转型的思考,列举改革建议,并且劝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最终清廷接受了部分建议。可以说,《局外旁观论》事实上是吹响了洋务运动的号角。1879年,他又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海防章程,建议增设总海防司署,并协助满清购买舰船,北洋舰队的建立,他功劳不小。

赫德做为英国人,在外交上也为维护中国利益做了很多努力。

1863年为调停李鸿章和"常胜军"指挥官戈登因为"苏州杀降"引发的矛盾,赫德坐船加步行花了4天历尽艰险从上海到苏州,最终说服双方;1876年,中英因为"马嘉理"爆发冲突,几欲刀兵相见,赫德出面调停,协助签订《烟台条约》;1884年中法越南冲突爆发后,赫德又派人赴法国调停,最终说服双方在天津签署《中法新约》;1900年的庚子之乱中,赫德本人也被困在英国领馆,英国方面甚至为他发了讣告……但是他一出来,就代表总理衙门和各国商谈停战,为了逆转舆论,他甚至专门在英国报刊连续发文,阐述维护中国独立的好处。

赫德还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通过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Rockhill),间接使得美国于1899年发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照会,避免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

《辛丑条约》,其中赔款4.5亿两白银,赫德劝说列强宽限还款期限,分39年还清就是他的建议。

可以说,赫德的职业生涯如果全部展开,基本就是晚清历史的全景图。


八、声誉的倒转


1908年,在为清廷效力48年之后,73岁的赫德身体已经无法支持高强度的而工作,萌生退意。他从海关卸任,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走的时候特地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留下一个中文纸条:"1908年4月13日上午7时,鹭宾·赫德走了。"

赫德回国当天,清朝大小官员、各界名流及欧美驻华使节共计上千人前往送行,在苏格兰名曲《友谊天长地久》声中,送别这位为中国燃尽一生的英国人。

3年后,在满清风雨飘摇的前夕,赫德在英国去世。

当然,满清也没有忘记这个给自己续命的人,1886年赏花翎、双龙二等第一宝星,1889年官阶升为正一品,1893年,赏三代一品封典,追加尚书衔、太子太保……累加封号,史无前例。可谓在华洋人为官的第一人,空前估计也绝后。

到了民国也没有忘记他。北京、上海、香港三地都有以"赫德"命名的道路。1914年上海外滩树立赫德铜像,以示纪念。而今,除了香港的赫德路还在,其他都已经烟消云散。甚至在而今的教科书中,赫德作为"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之一",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进程中,晚清丧权辱国的铁证。

这个恐怕是赫德想不到的。


九、怎么回看历史


赫德在中国演绎的传奇,能给百年后的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我想主要有两点。

一是专业的事一定要专业的人。人类社会越进步,社会分工就细化,很多需要极高的专业素养和经验的领域,并非传统的行政官僚可以胜任。

赫德的身份其实放在古代,并不奇怪,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如张仪、苏秦、李斯、吴起这样的所谓"客卿"。客卿们靠自己的政治素养、雄辩口才和军事才能为诸侯服务,以此安身立命、建功立业。专业人才的大流动,不仅促进了各国的竞争和提升,更促成了有周一代八百年华夏灿烂文明。

放在今天,客卿就更不稀奇——这不就是职业经理人嘛。企业的老板、董事长,邀请一个专业人才来当总经理、总监,各取所长各取所需,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为什么换成政府部门,就会变成民族情感上过不去的坎呢?你们公司来个大牛的洋人总监,难道你就受辱了?一定要同族的贪官污吏骑在你头上,你才舒服?

在国家治理中,很多行政领域是必须要求极高的专业素养的——比如外交、司法、税收、财政、教育等,绝对不是随便拉一个根正苗红、骂街凶猛、八股文过关的官僚过来,就可以指点江山。

昏聩如满清,尚且知道这一点,在风雨飘摇中果断任用了蒲安臣、戈登、帛黎、赫德这样的会念经的洋和尚,在外交、军事、邮政、税收都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效。而今,怕是很多人还赶不上满清的觉悟。

二是好的制度不分中西。赫德在大清海关施行的这一套制度,有自己的创造,但基本上是从当时的英国以及欧美国家现成的制度移植过来的。最先进的制度移植到最古老的帝国,并未出现任何排斥,反而立竿见影、运作有效。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同样的制度,由大清指派官员来执行,那么能成功吗?就像猴子拿着机关枪,可能觉得还没有棍子好用。一定跟洋务运动一样,以失败收场。最后还要叹息:"不符合大清国情"!

其实只要是人类社会,都遵循着某些特定的规律,不存在各方面都特殊的国情。"大清自有国情在"这种说法,不过是爱新觉罗家为保江山永固骗人的鬼话。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是有普适性的。只要你下定决心,像赫德一样,从里到外认认真真的执行,西方移植的制度,一样可以很成功,甚至比原产地还成功。

当然,赫德带给我们的启示还远不止这些。比如历史观。

我们甚至不需要唱什么赞歌,只需要有机会客观的审视一下赫德的功绩,自然就会对那些所谓充满屈辱的历史有新的认识。很多愚昧导致的屈辱,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造成的。事实上,别人给你带来的是文明,是进步,而不是屈辱。

众所周知中国人有个优秀传统就是,专业的事情很扯淡,扯淡的事情很专业。在帝国体制下,艰难的仕途成为唯一的上升通道,专业人才难以寻找出路,不想成为奴才,就只有甘当废柴。自己明明做不好的事情,别人做好了,不承认、不反思、不记得。把所有自己的毛病用仇恨的帝国主义标签一贴上,就理直气壮光明正大的诅咒和遗忘。

赫德曾经饱含深情的说过:"中国将会有很长时期的挣扎,还会做错很多的事情和遭受极大的灾难,但或迟或早,这个国家将会以健康的、强大的、经验老到的姿态呈现于世界。"

这话说了一百多年,前面已经预言成真,后面希望没有说错。


2020/8/3-4

 参考文献:
《中国第一客卿:鹭宾•赫德传》,卢汉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粤海关志》,梁廷枏总纂,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清代关税:1644-1911年》,倪玉平
《上海海关志》,上海社会科学院,1997年版
《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陈霞飞主编第七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
《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以近代海关为中心》,戴一峰,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0年第4期
《中国海关行政之鸟瞰》,沈达时,《申报月刊》,1933年,第2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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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年轻人说说邵燕祥

 杀猪梦 铁蹦豆儿
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在京逝世,享年87岁。
回顾此文,追思逝者。
跟年轻人说说邵燕祥
邵燕祥是个80多岁的老者,虽然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他,但这并不妨碍他照样是中国的一位知名的诗人、杂文家
耽误他被家喻户晓的,是他不善招摇的“毛病”。大众传媒上基本找不到他的影子,是因为他与这类传媒本来就互不需要。他不到大学去讲学,是因为他与今天的大学大致上也是互不需要的。就此,邵燕祥可算个很不与时俱进的人物。他在一部分人中的“很著名”,全是因为他的文字,而且不是那种一本书就能卖上几十万册的文字,就此,他又是个生不逢时的人物。
邵先生跟我说他属于少量的老读者,让我别费这个精力再向年轻人介绍他了,他更没有“开拓图书市场”的雄心。然而我却不甘心那种会喜欢他却不认识他的年轻人与之擦肩而过。
我觉得,思想文化领域中货真价实的好东西是不大会过时的;老头儿中的好老头儿也是应该被年轻人了解、记住的,况且好老头儿们骨子里也大都不会彻底老化的。他们的老,往往表现在时尚方面和语境方面的不够时髦,其思想观念,往往比忙忙叨叨的年轻人和堂而皇之的中年学者们更年轻。
窦海军摄于2016年9月
窦海军摄于2016年9月

这种年轻,是他们历尽一生磨难、几经涅槃后的“新”,是古树残株上面的新枝艳花。这绿叶红花,在遍体鳞伤、伟岸沧桑的枝干的映衬下,散发着来自灵魂的香气。远看,悦目神移;近前闻一闻,则令人的精神家园幽香弥漫。
老与少,自然有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之别。前者,不可抗拒;后者,大可人为。就此,邵燕祥的好友张思之更为典型。玩笑间,我们甚至会出言不逊说他为老不“尊”。事实上这些老先生不但告诉了我们什么叫“赤子之心”,还让我立志将来也要活成个为老不“尊”的样子给这个世界看。
我觉得,中国的古往今来,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不管是家庭的还是社会的,“尊”,都是个挺丑的姿态——像个阴森森的庙堂里会杀人的泥胎
大概是10多年前,我才正式注意到邵燕祥,因为摄影家李晓斌(《上访者》的拍摄者)说邵燕祥是他心目中的“当代鲁迅”。我想这个“帽子”也太邪乎了吧!中国当代哪有什么鲁迅啊!然而这四个字还是刺激了我,因为我很在乎鲁迅,又因为李晓斌本是个“谁都看不上”的人。
窦海军摄 邵燕祥与张思之
张思之与邵燕祥这对老朋友,多年保持着激烈的“好人坏人之争”,以至张提到邵时,常常以“那个坏人”代替邵的名字。
邵燕祥“搭桥”手术后的一次聚会,大家数落着身边的老哥们儿死的死、病的病,他们之中的“小字辈儿”郑仲兵蹙着眉头、不无一丝凄凉地感慨:“你们看,如今怎么总是好人得病啊!”邵燕祥则低声细语、悠悠地说:“哦?思之的身体不是很好吗?”大家频频点头,都觉得郑仲兵的话有点绝对。不想张思之立即拍案相斥:“坏!真坏,你们看清谁是坏人了吧!”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邵燕祥这话是顺着郑仲兵的逻辑说的,意思是“张思之不得病,所以他不是好人”。后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就以“不得病的人”来称呼张思之,以此来暗示他是个坏人。
其实这也正是邵燕祥的文风——总是骂人,却找不到一个脏字。事实上张思之和邵燕祥都是很坏很坏的人,只是坏的表现风格不同。张,锋芒毕露、拍案而起;邵,绵里藏针、不动声色。
这种嚣张与温顽的差异,导致了不同阵营的人们很激烈地喜欢张或讨厌张,却较温和地喜欢邵或讨厌邵。
补图:窦海军摄于2019年12月15日
前左:赵园 钱理群 章诒和
后左:邵燕祥 王得后 谢文秀(邵燕祥妻)

去年的一次聚会,我接送退休教授钱理群。车上聊天,他说不再给年轻人讲课了,因为很多优秀年轻人不解世事,若接受了自己的观点,担心会害了他们
到了饭桌上,邵燕祥又不约而同地发表了类似的观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历史时期,会牺牲大量的人做铺路石的,就此他不忍心看到一些优秀的青年懵懵懂懂地做了这种铺路石。”年轻人尽管可以不了解、不喜欢这些老头儿,但他们却设身处地地惦记着年轻人。
又一次聚会上,大家提起邵燕祥很早以前发表于《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短文曾从灵魂深处解剖了M/Z?D的早年诗作。
在日记本上我竟然找到了这一小片剪报,是1988年5月5日的报,题目是《评M/Z?D的〈咏Frog〉诗》。没想到的是,20多年后我重读此文,竟与当年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邵燕祥20年前就说过:“‘劫富济贫’是历来流氓无产者的口号。流氓有产者呢?他们的行动则是‘劫贫济富’。”与这个观点的深刻性相比,今天我更惊叹它的预见性。而短文《评M/Z?D的〈咏Frog〉诗》,我今天才有能力读懂它的深刻性和预见性。邵在剖析这首诗时写道:
……通观全诗,都与救国救民无关。诗中所透露的“抱负和志愿”,恰恰使人想到屡试不第后来领导农民起义的黄巢《咏菊》:“我花开来百花杀!”这是一种必欲凌驾群伦、唯我独尊的“抱负和志愿”。其诗格与黄巢、朱元璋相伯仲,不用说与富于民主性精华的古典诗歌优秀之作相比,即使置之于帝王诗之间,也远在刘邦《大风歌》之下,思想上、艺术上都不足取的。
此文完成后的一年就来到了1989年,而刚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柔日读史》所收录的,便是邵老从这一年开始写作的“读史杂记”。我想,今天的年轻人若是外国的麦当劳、中国的麻辣烫吃得有点腻烦了,不妨回过头来也品一品邵燕祥煲制的这碗中国汤,说不定会有些“别有滋味在心头”的感觉。
至于邵燕祥这一时期具体的所思所想,有书在,就无需我多言了。
窦海军
2016-9-25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出版短短两个月加印两次,如今已加印六次。
这是将自己碎尸以求解剖中国的一本力著。

2020年8月3日星期一

苏晓康:邵燕祥与一件当代史文物

邵燕祥仙逝,友人传我一件签名信照片,因为邵公乃是当年第一签名者。

这次签名事件,据说诱发了震惊世界的八九学潮,学潮又“诱发”了邓小平的大屠杀,屠杀又“诱发”了大开国门并“起飞”,继而造就了中共前所未有的富裕和强大,也铸成一个超强集权,并使西方第一次觉醒“落后”,于是奋起“灭共”。此间意义极丰富,但是脉络和演变,眼花缭乱,颇显示中国当代史的破碎和偶然性,参与者虽不乏大名鼎鼎者,却都是偶然跨进一扇门,有的终身改变,有的回到原位,当中自有说不尽的好故事。我引入一篇旧文,说说花絮。

没有照片描述。

一、社会名流发声

『安徽、上海、温州、绍兴、杭州、湖南,整整40天奔波下来,摄制组人人精疲力竭,加上年关迫近,导演夏骏决定“班师回朝”。

『春节后,五集脚本的草稿已齐,我的任务是修改润色。夏骏忙着赶拍北京的资料——沙滩红楼、天安门、菜市口、松筠庵、湖南会馆、鲁迅故居……刘东已经钻回他的宋朝。钱钢忙着同戴晴等12名记者和一群专家学者,为拯救将会被腰斩的长江而奔走呼号。

『一日下午,大名鼎鼎的诗人北岛光临寒舍,极郑重地递给我一封联名信,文字极短,大意是今年为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为创造一个和谐的改革环境,建议全国人大对政治犯实行大赦。文后已有十几个签名,全是首都文化界的名流,真可谓群星荟萃。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当下让我只觉得北岛能来找我,乃是看得起我。于是不假思索地签了字。』

上面几个段落,文字来自我的一篇报告文学《世纪末回眸——关于一部电视片的流产记录》,叙述我们拍摄《河殇》续集《五四》的过程,刊于1989年5月号上海《文汇》月刊,我的照片还上了封面,可是下个月北京就发生“六四”大屠杀,这本全国著名的第一流文学期刊,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封掉,再也没有复活。

这里可议的是:

1、三十年前,一个诗人可以联袂名流,施压执政者大赦政治犯;

2、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签名敏感呼吁,非但无恐惧,且是一桩时髦;

3、当年作家诗人们,对于政治参与,年轻者有锦上添花心态,老辈者则无此需求,反而是一种社会责任;

4、每一个人,无关社会地位,仍然需要勇气,但是都是“孤胆”,而且要承担后果。

二、知识分子最怕“海外反动势力”

『未料此事惹出轩然大波,让我感到大惑不解,就跑到马路对面社科院宿舍李泽厚先生家(他也是签名者)向他请教,他也正在纳闷,说公民向全国人大提出某项建议是宪法允许的,与司法程序风马牛不相及嘛。况且,签名者当中还确有几位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建议是否采纳悉听尊便,但提建议本身何罪之有?

『那几日空气颇为紧张,谣传也多了起来,说某某后悔啦,某某检讨啦,某某失去自由啦,令人有“下雪别忘穿棉袄”之感。我却不去理会,只关在家里改稿,反正也没有“鬼敲门”。

『后来听一些来访者说又出了第二封42人签名信,接着又出了第三封43人的信,海外也闹得沸沸扬扬。我既没出去走动,也没报纸可看(报上似乎对此缄默不语,作“无闻”处理),写稿写累了想起此事,只觉得几个知识分子提了点意见或建议,又没有触犯党规国法,何故如此敏惑?

『中国政治舞台历来是争斗得极为残酷,政治上的失败者总要落到囚徒的境地,远的不说,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陶铸等等,哪一个不是死于非命?政见不同,党内有之,党外也有,倘不是人人觉得如斗不过对方就会遭难,便不会那样“乌眼鸡”似的你不饶我我不饶你。所以取消对政治问题定罪,对任何一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人来说都大有好处,政治斗争也会变得温和、文明、规矩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还有人记得“下雪别忘穿棉袄”这个句子吗?

八十年代,当局应对的方式,或上门打招呼,或找人谈话,但是杀手锏,是说这个签名信有“海外反动势力在背后操纵”,并通过宣传工具大造舆论,这一手非常奏效,一棒就打趴了大多数年长者的精神,他们多为“民族主义者”,留过洋,文革中吃足了“里通外国”的罪,签名者中有些老知识分子表示悔意,冰心说自己是不了解情况才签了名。

时至今日,那个杀手锏还很管用吗?我已去国三十年,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中共在屠杀失去“执政合法性”之后,捡起“民族主义”这个破烂货,乃是极高明的一招,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无论老少,都难过”爱国主义“这一关,而知识分子是中国的”四民之首“,统治了他们就能统治中国,种地做工的老百姓,是不知道”爱国主义“几钱一斤的。

三、中国急不得?

『我正这里瞎琢磨呢,夏骏忽然神色惶惶带来一个消息一下子把我打懵了:

“刚刚接到电话,部里指示这部片子立即停下来。财务科也停止拨款了!”

“为什么?部里怎么指示的?”

“不清楚。都怪你们去签那个名?"

『你们?——我恍然想起,参与这片子的顾问李泽厚、庞朴、金观涛刘青峰夫妇都签了名,撰搞人中刘东、王焱和我也签了名。噫唏!大伙儿签名时大概都没想到还有这部片子牵挂着呢。

『是不是这个缘故,我还不敢断定。《河殇》之后想再搞一部类似的片子,我总怀疑我们有些异想天开,得陇望蜀了,但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半载心血、满纸宏论、无数画面连同那上万里路的风尘,眼见要付之东流。我这才觉得很对不住夏骏和他的摄像师们。这些小伙子春节后抬着机器满北京跑,直到兜里只剩下一块七角钱才停机,连晚饭都不知到哪里去混一顿……。

『不几日见刘东,我对他说:“伙计,你不总说中国急不得,需要一剂治本的缓药吗?现在可好,咱这缓药还没熬成,一着急全砸锅了!”

胖子涨红了脸,憨笑不语。』

那封签名信,我到三十年后,才因为邵燕祥的逝去,而得以重见。北岛也多年未闻音讯,听说他只能住在香港,可以进大陆去开会,但不准居留下来。共产党很记仇,他们大概至今不原谅北岛那次领衔、征集签名。

到此我才想起,当年北岛光临寒舍,身后还跟了一人,小个子,也是诗人,不久又跟我在巴黎邂逅,还一起在索邦大学学法语,谁知他后来疯了,流浪失踪二十年,前不久才终于回了故乡。他就是老木。


——作者脸书

陳建仁:李登輝總統為我上的最後一堂課

國人敬重的李登輝前總統,在七月三十日下午七時蒙主恩召,雖然事前早已得知他玉體欠安,但在往生消息傳來時,內心仍有深深的不捨和哀思!

在我年輕的時候,偶而會陪同家父参加「臺北高等學校」和「日本京都大學」的同學會。李總統是家父的學弟,當時李總統先是擔任農復會農業經濟組組長,後來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李總統擔任總統以後,我第一次和他見面是在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的頒獎餐會,當時我是最年輕得獎者之一,有幸和他同桌共餐。最後一次和李總統伉儷見面,是蔡總統在官邸宴請李總統伉儷,我和內人應邀當陪賓。在我印象中,李總統一向很健談,我總是當聽眾,除非李總統問話,我很少主動提出話題。

2017年3月29日,我為了李元簇前副總統的治喪事宜,特地到翠山莊請示李總統是否要出席喪禮、是否要致辭?李總統很爽快地一口答應,他一一詳訴李元簇副總統的重要功蹟和貢獻,他認為李元簇副總統是他的得力副手,對他推崇備至!李總統認為臺灣的民主改革,李元簇副總統也扮演很重要的相助角色!李總統對副手的信任和關心,很令我感動。

原本以為當天只會耽誤李前總統15分鐘,沒想到李總統準備了很多談話資料,我們兩人聊了將近兩小時!他首先提到家父,一開始就從臺北高等學校、京都大學談起,他對當時學生們的深厚友誼十分想念,即使相差十多屆的畢業校友也是彼此熟悉,相互提攜,他也提到和家父都曾經在農林廳服務的往事。他的記憶力驚人,年輕時候唱的校歌都還記得,幸好我能夠哼上幾句一起唱和!他說當時的台灣年輕人都熱愛自己的鄉土,也立志要使台灣變得更美好!

他接著提到臺灣農業經濟與農業發展的經驗,他如數家珍地談到臺灣農業發展的研究,對於發展農業科技、農產品行銷、確保農民收益和糧食充分供應,他都相當有心得。當然,對於他最新從事的源興牛復育工作,更是津津樂道!他提到源興牛的來源,與日本大學合作進行和牛與源興牛的基因體分析,評論和牛種源基因弱化的原因,以及源興牛如何改進和牛的培育等等,他都有豐富的學術原理和科學根據!以95歲高齡,仍然和我分享他的夢想,令我欽佩他的好學新知、博覽廣識、思想前瞻、勇於作夢!

他也和我談到衛生署和國科會的工作,他對全民健保的推行和科學園區的發展,一直相當關注也瞭若指掌,實在難能可貴!當他提到口蹄疫、SARS、禽流感等人畜共通傳染病時,就向李教授講課一樣,相當道地、也很到味!提到臺灣的健康照護者,應該關懷貧病困苦、嘉惠婦孺老弱。他還特別帶我看彰化基督教醫院送給他的「耶穌在最後晚餐,幫門徒洗腳」的雕塑藝術品。他悲天憫人的胸懷,「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真情流露,對我是很重要的啟發!沒想到原定15分鐘的請示拜訪,卻成了收穫豐盛、滿載而歸的寶貴一課,真是感謝讚美天主!

如今哲人已遠,深受世人敬重尊崇的「民主先生」、「寧靜革命家」、「哲學家總統」的肉身雖然已經離我們而去,但是他的精神必將永遠光照他熱愛的台灣,庇護台灣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普世價值,能永續長存!


——陳建仁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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