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CenturyNet
张伟国 By Zhang Weiguo (非赢利同仁园地,无广告、无稿费,所转文稿如有版权要求请联系博主)
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
吕洪来:中国共产党成为专制极权政党的六大因素
高瑜:兩次空中事件的對比
作者臉書 2026-10-1
陶傑:以色列看穿了西方的偽善與怯懦
作者臉書 2026-10-1
王五四:弯弯的月亮,照亮这场病有多荒诞
作者:王五四 2026-9-30
近几年我一直在学着看淡生死,不是自己的,是别人的。虽然早到了英年早逝的年纪,但身边更多的是上了年纪的亲朋,“我们该如何告别呢?像过去见面那样”。
这些年去世的名人很多,只有刘欢老师的离开让我着实吃了一惊,或许是他身上集中了太多个人记忆、时代记忆,他的歌不是听过那么简单,而是长在生活里,有时代的烙印。不论是初代热播电视剧、春晚、奥运、毕业季、下岗、团圆……,每一个人生的重要节点,都有他的作品作为主题曲或者背景音乐。他的声音有一种罕见的“公共重量”,而且是那种不令人讨厌的大国叙事风格。他既能唱《好汉歌》那种江湖侠气,也能唱《弯弯的月亮》的温柔抒情,还能在鸟巢唱《我和你》那种世界级的宏大叙事,一个人同时是豪迈的、抒情的、庄严的、日常的,而且没有任何表演痕迹。
在《马大帅》里,范德彪哥有一句口头禅,“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 ,从头再来。”《漫长的季节》里桦钢厂长在宣布下岗名单时也讲了这句话,这是央视当年为鼓励东北下岗工人重新树立信心,鼓起勇气再就业而拍的公益歌曲广告《从头再来》,刘欢老师唱的很感人,但恐怕东北下岗工人听了只会骂娘,毕竟文艺是文艺,现实是现实,为了生存下去,别说维多利亚了,路边的小店下岗女工也要含泪走进去,这是我们如今谈论“东北人”和“东北人的性格”时,不应该忽略的时代创伤。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那时那刻,全国人民都被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打动了,只有东北地区对它嗤之以鼻,那几百上千万的下岗工人心里明白从头再来有多难。没人要跟一首歌曲较劲,歌再好听,再恰逢其时,再唯美大气,再情感共鸣,再能抒发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心情,也得配合着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只谈思想境界,不聊温饱问题,是很容易饿肚子的。只是这事,我认为跟演唱者刘欢关系不大,可以讨论,没必要给他上纲上线,需要上纲上线的其他人,很多。
这次那英在成都演唱会上临时加了首《弯弯的月亮》缅怀刘欢,我觉得挺温馨的,挺好汉歌的,而被举报后成都文旅的处理方式也挺刚直不阿的,谁说成都只有电线杆子和筷子是直的,成都文旅也挺直。成都的男孩们应该雄起,挺身而出捍卫这首自己的主题曲《弯弯的月亮》,否则下次你们就只能听到《直直的日》了。
对于举报那英临时加唱《弯弯的月亮》这事,很多人是愤怒的,不解的,这又刷新了他们的下限认知,但有时候也怪不了举报的人,是你的下限太容易被刷新了,而且你只怪举报的人,这本身也很怪,他只是利用规则举报了,而规则制定者,规则出炉的时候,其他人被规则处罚时,咱不也都默认了吗?谁也别怪谁了,弄得好像非要分出个是非对错黑白分明似的,都默默的吧,对于那些人,我也释怀了,不骂了,以前是同胞,现在是同坑,同一个粪坑,相煎何太急。
回首这些年的脏事和烂人,该如何评价这个时代呢?我觉得没有哪一个历史时刻可以参照,它先是坏,再是烂,最后还臭了,是一种层层递进的腐败感。坏,还是有规则有边界的,坏人也是盗亦有道,而且社会有处理方式和解决办法。而烂,则是冲破了这个规则和边界感,有种让人避之不及的压迫感,甚至开始对未来失去希望,但及时清理,尚能保住晚节但已经保不住命了。到了臭这个地步,那则是丧失了上限和下限,人们早就不知希望是何物了,只有希望工程在招摇撞骗,很多时候人们退无可退,也不想退了,怕到极限也不再害怕了,大多时候是等死的心态,偶尔又想着跟生活干那么一下子,但往往又拔剑四顾心茫然。
总结一下就是,人们的日子,从“明显违法”转向了“规则、情绪和公共空间的边界之争”,而这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权力黑手在操纵。最初的坏,是坏人做坏事,比如诈骗、暴力、贪腐、明显侵害他人权益。这类问题相对清楚:谁错了、错在哪、该不该罚,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社会判断成本比较低。后来变成了烂,很多行为不一定违法,但让人不舒服,感觉恶心,政治绑架、道德绑架、故意挑事、用举报或舆论施压……,它们未必触犯法律,但却利用法外之法施加压力,很多时候比法律还管用还高效。到现在,变成臭了,你也可以美化一下叫荒诞,很多事情不但合情合理,也合法,但它就是不让你出现,而且你还没法讲道理,更没法讲法。一个本来属于人情、艺术、日常互动的行为,却被硬生生塞进最硬的规则框架里接受审判。
现在的法律执行起来有个特点,越是庄严肃穆重中之重的,好像越没啥存在感,反而是一些家长里短的经常被人拿来扯虎皮做大旗,法无大小之分,但现实生活里不仅分了大小,还分了内外和高下。很多规则被异化得严重,现在一张截图、一段视频、一句质疑,就可能把一件原本不起眼的私事举报成极端公共事件。“打小报告”这么一件当年被人鄙夷的事情,现在却大行其道,举报制度早就有之,但从未像现在这么如此厚颜无耻,这种风气的助长,跟腾讯和新浪平台方的暗箱操作以及有关部门的胡作非为和不作为有很大关系。
一些规则如果只强调“有没有程序瑕疵”,不看动机、场景、后果,就会从“维护秩序”滑向“找茬式合规”,而在这种情况之下,部分公众的言行只会越来越情绪化极端化,就会形成让一部分公众先极端起来,先极端的带动后极端的局面。法律法规一旦被政治绑架也就很容易被公众情绪绑架,公共事件就更容易荒诞化。
你以为荒诞之后就完了吗?荒诞是戏剧性的,现代性的,还有更原始的叫魂。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本来只是浙江德清修桥、石匠贴名这类小事,后来被不断放大成“妖术盗魂”“剪辫谋反”,最后演变成半个中国都在抓乞丐、游僧、和尚的全国性清剿。它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不是“古人迷信”,而是:一个看似荒诞的指控,为什么能迅速变成人人可用的武器?《叫魂》里有个关键判断:在权力稀缺的社会里,指控别人“叫魂”,成了普通人突然可得的权力,就像如今的举报。当年有人借“叫魂”清算宿怨、吓唬陌生人、替自己出气;捕役、胥吏也可能借机勒索、栽赃、立功。放到今天,举报、投诉、截图、带节奏,也常常不只是“维护规则”,而是普通人获得道德优势、舆论审判权、程序杀伤力的一种方式。
“叫魂”案之所以扩散,不是因为所有人都真相信妖术,而是因为恐惧、怀疑和程序压力叠加在一起。皇帝担心统治合法性,把民间事件政治化;官僚怕担责,要么瞒报,要么过度执行;民众把焦虑投射到边缘人身上;信息在层层传递中被不断放大。今天也一样,一个即兴演唱片段,未必真构成“变更节目”,未必真有所谓的意识形态问题,但一旦被放进“报批”“合规”“举报”“处罚”的框架里,就会自动获得严肃性。哪怕最后结论是“不处罚”,过程中的围观、审判、施压和伤害已经完成。荒诞感就来自这里:手段是合规的,情绪是真实的,但对象常常是错位的。
所以,与其说社会越来越荒诞,不如说社会基层治理越来越无能和无效,差生文具多,社会管理细则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件件乱套,一开始人们还愿意讲常识,而当正常人都缄默不言,道路以目,荒诞不经的事自然就会层出不穷,妖魔鬼怪,魑魅魍魉,自然就横行乡里,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每晚睡觉前都要听一下东北跳大神神曲和看一集《马大帅》,这是中国东北乡村对付荒诞现代社会的一种传统农业办法,既然正经话说不通,那就给你来个满满萨满祭祀二人转风味的民间说唱,“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十家都有九家锁,就有一家门没关”,大神请神、二神帮腔,鼓声一响,狐黄白柳全来了。 但萧红写得很毒:大神一边说病人今夜必死,一边把祭品鸡拿回家煮了吃,红布染了做裤子穿。 它从来不是纯粹的神圣仪式,而是神圣、恐吓、表演、生计、围观和情绪宣泄混在一起的东西,活像这个时代。
其实有关部门,不是不知道事情可能没那么严重,而是怕不处理会被追责,于是程序被启动,事件被升级,边界感消失了。这或许就是孔飞力分析的,上层用非常规政治压力打破行政惰性,基层用程序化执行自保,而我们,夹在中间,正常生活就被碾碎了。
对于普通人而言,正经规则一旦被滥用,直接反驳成本很高,但神调一唱,“文王鼓,武王鞭,小小鼓边一尺三,脚踩地,头顶天,恭请身后众位仙。”所有上纲上线的事,突然就变成舞台戏,这同时也给无力感一个出口,很多人面对举报、带节奏、规则武器化时,最难受的不是损失,而是“我明明没做错,却要被拖进一个荒唐程序里自证清白”。神调式的表达正好接住这种情绪:既然你们要装神弄鬼,那我就请狐黄白柳来审判你。
所以,那些总说我只指出问题,从不给解决方案的人,现在给你们解决方案了,唱神调,跳大神,把“叫魂”反写成“跳神”,叫魂是把恐惧投向弱者,跳大神是把恐惧编成段子撒向人间都是爱,二手玫瑰那首《跳大神》就是典型,把民俗、摇滚、讽刺搅在一起,唱的是“东楼望西楼,贫穷望着富有”,最后落在“勇敢地歌唱”。
但神调也有边界,神调能泄愤、能讽刺、能让人在荒诞里喘口气,却不能替代制度修复。该追责的还得追责,该明确规则边界的还得明确,否则它只会变成另一种围观:大家笑着看完,第二天照样被同一套机制碾过去。所以更准确地说:神调治不了病,但能让人看清这场病有多荒诞。
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今天的社会,像一个荒诞的村庄,还重复着过去的神调。
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
从纳粹到哈马斯:以色列为何坚持“一个都不能放过”
来源:斌闻天下 2026-10-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9月29日的一番话,再次把以色列的睚眦必报摆到了台面上。
在以色列军方宣布击毙哈马斯北加沙旅指挥官后,卡茨表示,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同样在以色列的打击范围之内。他警告,那些在2023年10月7日的恐怖袭击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人,不可能寿终正寝在床上。对于此前卡塔尔境内针对哈马斯高层的行动,他也直言:上一次因为故障没有成功,下一次还会再来。
这番话让我想到以色列曾经追杀的德国纳粹军官艾希曼,并不只是因为“追杀”两个字,它背后其实有一条非常清楚的历史线索:以色列并不认为跨过国境线,就等于从责任名单上消失。
艾希曼留下的历史记忆
60年代,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藏身阿根廷,使用假身份生活。以色列特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将其抓获并带回以色列受审。1961年,艾希曼被判犯有针对犹太人的罪行、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次年被执行死刑。
这件事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家记忆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它传递的信息并不复杂,但是却令人印象深刻:战争结束、政权垮台,并不意味着个人责任自动消失;逃到海外,也不等于从历史中消失。
如今那些参与恐怖袭击的哈马斯分子面临同样的命运,虽然纳粹与哈马斯领导人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但在以色列自己的安全叙事中,10月7日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历史分界点。
因此,卡茨现在强调的其实不只是“报复”,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被以色列认定为10月7日袭击的核心参与者,那么住在哪里,并不会改变以色列对他的判断。
“海外”不等于安全区
这里才是睚眦必报这个词真正重要的地方。
哈马斯的海外领导层并不是完全脱离战场的旁观者,海外网络可以涉及资金、政治宣传、组织联系和谈判。对于以色列来说,如果这些人物仍然能够参与组织运转,那么他们的地理位置本身就不能成为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
这也是为什么卡茨特别强调海外领导人。
过去几年,以色列已经多次把针对哈马斯高层的行动延伸到加沙之外。2024年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遇袭身亡;2025年以色列又曾在多哈发动针对哈马斯政治领导层的行动。卡茨此次再次点名海外领导层,实际上是在告诉这些人:加沙之外,并不意味着以色列的行动边界之外。
这并不是一句口号,过去三年,以色列已经用一系列行动证明,它确实在按照这套逻辑在追责。
最有代表性的,是哈马斯军事翼最高指挥官之一穆罕默德·戴夫。以色列长期将他视为10月7日袭击的主要策划者之一,2024年7月,以军在加沙的汗尤尼斯附近发动空袭,将其击毙。
在此之前,以色列还击毙了哈马斯中央营旅指挥官阿伊曼·诺法尔。以色列称,这个诺法尔参与了10月7日袭击的策划和执行;还有被击毙的北部旅拜特拉希亚营指挥官纳西姆·阿布·阿吉纳,他被以方指认为直接指挥了对埃雷兹和内蒂夫·阿萨拉等地的袭击。
再往上,是哈马斯最高层的辛瓦尔。作为10月7日袭击的核心策划者之一,他最终也没有能够长期躲在加沙的地下掩体中,2024年10月被以军击毙。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追责对象并不只限于这些最高层人物。2025年,以军公布了11名被其认定为直接参加10月7日袭击的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被定点击毙的名单,其中包括参与诺瓦音乐节袭击、杀害平民、绑架人员以及进入以色列多个社区的人员。
换句话说,以色列所说的“追到最后一个”,已经出现了相当具体的行动记录。名单上既有负责策划和指挥的人,也有直接越境实施袭击的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卡茨现在特别强调海外领导人:在以色列的逻辑中,10月7日的责任并不会因为一个人躲到了加沙以外、甚至以色列以外,就自动消失。
这和单纯的战争宣传有区别,因为一旦一个国家把“责任人在哪里”与“能不能继续追究”直接连接起来,它的安全政策就天然会突破传统战场边界。
这不只是军事问题
当然,跨境行动远比在加沙内部打击目标复杂。
如果目标身处第三国,问题立刻就从军事行动变成主权、外交和地区政治问题。以色列2025年在卡塔尔的行动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目标即使被以色列认定为哈马斯领导层,也不意味着在当地行动没有外交代价。
所以,卡茨这次公开喊话,本身也有心理战的意味。它既是在对哈马斯领导层施压,也是在告诉以色列国内社会:10月7日的账还没有翻篇。
而“一个都不能放过”之所以能够在以色列政治语境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大屠杀记忆长期塑造了以色列的安全观。
这也是艾希曼故事今天仍然会被重新提起的原因。
睚眦必报现在也伸向外交场合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睚眦必报并不只出现在军事问题上。
9月22日起,左倾的荷兰政府开始禁止进口、购买和销售来自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荷兰政府将这一措施定义为针对其所称“非法定居点”的贸易限制,同时特别说明,这并不是对1967年国际承认边界内以色列商品贸易的全面禁令。
以色列的反应很快。
9月27日,以色列外长吉迪恩·萨尔宣布撤销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由以色列签发的证件,并要求七日内交回;届时相关外交特权和豁免将失效。此前,以色列还曾禁止荷兰代表进入位于基里亚特加特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
萨尔外长明确表示,以色列不会忽视针对它的单边措施,并称如果荷兰希望继续处理与巴勒斯坦方面的事务,可以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区域进行。由此大量舆论说,他们那么维护巴勒斯坦,那就搬到加沙去好了。
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看,就能看出一个更加完整的趋势。
军事上,以色列说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不能把国境当成安全盾牌;外交上,以色列也在告诉其他国家,对以色列采取单边措施,同样会产生实际成本。
两者当然不是一回事,也不能简单混为一谈。但它们共同体现了一种越来越鲜明的政策逻辑:以色列正在主动扩大自己定义“安全利益”和“责任边界”的范围。
这也是为什么睚眦必报这个词比单纯的“复仇”更准确。复仇讲的是情绪,而卡茨现在谈的,是一套持续追责的安全逻辑。
10月7日恐怖袭击之后,以色列显然没有准备把责任名单限制在加沙的一片土地上。至于这种追责最终会延伸到哪里、又会付出怎样的外交和地区政治代价,仍然取决于情报、行动机会以及第三国的态度。
但至少有一点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在以色列的逻辑里,躲进海外,并不意味着可以把10月7日翻篇。
马斯克回顾第一国际:如果巴枯宁准时抵达,世界可能不同
原创 Elon Musk All About Elon 2026年9月26日
马斯克转发了一条推文,配图是米哈伊尔·巴枯宁的肖像,上面印着他的名言:"When the people are being beaten with a stick, they are not much happier if it is called 'the People's Stick'."(当人民被棍子抽打时,如果这根棍子被叫作"人民之棍",他们并不会因此好受多少。)
马斯克在下面回了一句:"如果巴枯宁能准时抵达荷兰,从而使无政府主义派在与马克思的辩论中获胜,世界可能会大不相同。"
一句话,把152年前第一国际的一场分裂,带到了今天。先铺垫下历史背景: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剧烈震荡,公社让各国统治阶级深感恐惧,随即对第一国际展开疯狂打压。与此同时,国际内部矛盾也全面激化。巴枯宁派主张彻底打碎国家,建立自由联合,马克思派主张以国家为工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为统一思想,1871年的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强调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这激怒了巴枯宁派,他们随即召开会议予以否认,并号召召开新的代表大会。
这迫使马克思派在1872年9月于海牙召开大会,核心任务就是通过正式决议将伦敦会议的成果肯定下来,从组织上彻底清算巴枯宁派。
马克思派主张强化总委员会的中央集权。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夺取国家机器,才能实现社会改造。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先掌握它,才能最终消灭阶级。
巴枯宁远在瑞士,被法国和德国当局通缉,无法到会。他通过副手詹姆斯·吉约姆传话:国家本身就是罪恶的源泉。哪怕它叫"人民国家"或"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仍是压迫机器。他主张彻底废除国家权威,代之以自由的自治公社联邦,自下而上打碎一切权力结构。
巴枯宁缺席,马克思派以绝对优势通过决议,把巴枯宁开除出第一国际。国际工人运动从此分裂为两条路:
一条通往列宁式的无产阶级专政: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系统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来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建设新社会。这条道路最终催生了苏联及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深刻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
另一条通向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公社,以及此后一个多世纪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潮:巴枯宁的支持者于1872年9月在瑞士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无政府主义国际”,标志着运动的正式分裂。这个组织主张反权威,不设中央机构,但仅活跃数年便逐渐瓦解。
巴枯宁的思想在数十年后的西班牙内战(1936-1939) 中得到了最大规模的实践。在共和派控制的区域,无政府主义者推行了广泛的社会革命。工厂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农村土地被集体化;在无政府主义势力最强的加泰罗尼亚,高达75% 的企业被工人控制。这场宏大的社会实验最终被佛朗哥的国民军击败,但其理想激励了此后一个多世纪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潮。
巴枯宁"人民之棍"的警告,听起来尖锐,但确实它戳破了一个谎言。
棍子还是那根棍子,挨打还是挨打,只是换了个听起来正当的主人。他警告:那些自称代表人民、代表无产阶级、代表进步的人,一旦掌握权力,就会成为新的主人。马克思嘲笑他是"空想家",但20世纪的历史多次验证了这根"人民之棍"的杀伤力。
马斯克假想,如果巴枯宁"准时抵达",凭借其演说能力和在拉丁国家工人中的影响力,决议未必会一边倒。如果巴枯宁派占据上风,历史可能沿着巴枯宁——更温柔的路线——前进。
在意识形态路线上,他更偏向于巴枯宁,而非马克思,这可能是他“有感而发”的核心原因。
在他看来,"觉醒文化"对言论的规制、进步主义对科技产业的过度审查、平台以"安全"和"公共利益"之名删除账号、限制传播,都是"人民之棍"的当代版本。
棍子换了名字,可能叫"包容"、叫"反仇恨"、叫"保护社区",但挨打的体验没变。
顏純鈎:花千樹是非一般出版社,張五常恃才傲物品行差
作者臉書 2026-9-30
因為花千樹出版社宣佈結業,有人在報章撰文緬懷舒巷城和張五常,讓我回想起一些舊事,也值得一記。
喻智官:谁更惧怕“文革”?
原载《争鸣》2016年第7期
不能轻易翻过去的一页
文革五十周年来临之际,海外媒体掀起纪念反思的热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在中宣部的管控下波澜不兴,一片寂静,直到五月十七日——文革起始标记日五月十六日的翌日,人民日报才发表评论《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同日,环球时报发表《“文革”已被彻底否定》,这是官方媒体仅有的两篇评论。有如人民日报把评论放在不起眼的四版二条,两文的目的都不是探讨文革,更似为文革话题降温。
两文都重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作出彻底否定的权威定性,”环球时报还轻巧地说“‘文革’那一页彻底翻过去了”。怎么翻过去?《决议》一边彻底否定文革,一边继续维护文革发动者毛的地位,还编造毛被林彪和江青利用的幼稚谎言,如此难以自圆其说的结论没解决,这一页怎么能轻易翻过去?更何况文革中受迫害的民众至今没得到应有的道歉和赔偿,这一页又怎么能轻易翻过去?
中共愈急于想翻过去,愈说明其想回避这道罪恶的坎,想推拒人民追求真相的诘问,我们愈要解析其中缘由,揭穿他们的用意,不让他们蒙混过关,尤其要弄清,中共为何罔顾《决议》“彻底否定文革”又撇清“毛文革”首恶责任的巨大矛盾,顽固坚守三十五年岿然不(改)动。
中共官僚集团在文革中受重创
中共建政六十多年,搞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迄今没有自我反省否定过任何一次运动,连错划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右派的反右,也只承认扩大化而不肯全面否定,为何单单“彻底否定文革”?皆因其他政治运动都是镇压打击阶级敌人和异见分子,中共各级干部都是运动领导者或执行者,唯独文革,中共官僚集团自身受到重创,从中央到基层的绝大多数官吏成为主要的挨整对象,这是毛发动文革的目的使然。毛的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此不惜搞乱全国,鼓动民众“舍得一身剐,敢把(刘)皇帝拉下马”!并捏造出一个“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以摧毁刘少奇把持的从上到下的整个官僚体系。
为什么“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老百姓闻风而动一呼百应?学生组织红卫兵,以工人为首的各行业劳工组织造反队,猛烈地冲击各级官僚,除了被个人崇拜神化的毛代表绝对真理,青年学生轻易被蛊惑蒙蔽外,劳工大众是拉毛的大旗做虎皮,发泄对中共领导下的各种现实不满。
其时正值中共建政十七年了,经济方面,老百姓的生活非但没改善,与“解放前”相比反而倒退;而中共高官,尤其是中央和各省市的巨头,或占用出走的外国人和出逃的资本家留下的豪宅,或新建高级住宅。他们有专用的医院和楼堂馆所,老百姓即使有钱也不能进。他们高高在上深居简出,完全和老百姓生活在两个世界,哪里会了解民瘼,更遑论为民造福。在政治方面,单位里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就可以代表党,谁向书记提意见,谁就是对党不满,甚至反党,就可能遭受政治经济上的惩罚,五七年,许多人就是那样当上右派的。
文革是天赐良机,有毛的号召在,民众可以名正言顺地造党官的反,上至国家高官及各省市大员,下到本部门领导,没有人不可以怀疑,没有人不可以打倒。
倒台的中共巨头首当其冲,他们的面具被一张张揭开,街头大字报传抄着他们的种种恶行。他们的政治问题,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什么“三自一包”、“三和一少”,老百姓没几个人搞得懂,但他们腐化堕落的生活激怒了民众,他们骄奢淫逸的丑态,不少都在后来李志绥、陈伯达、戚本禹等人的回忆中得到了印证。
当时,老百姓走出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不久,对“灾害”时期高官们的“吃相”特别敏感:刘少奇用螃蟹,只食蟹黄,剩下的蟹肉都扔了;邓小平饕餮山珍海味;杨尚昆嗜啖西餐;谭震林的老婆让空军运活鸡;贺龙的两条猎犬都是顿顿大肉;有些高干子弟在学校竟然扔掉蛋糕……一九四九后,老百姓一直被严厉禁欲,发生婚外情,甚至婚前性行为都是大罪,但中共高官却视婚姻为儿戏,甚至荒淫无度:王光美是刘少奇的第六任老婆,此前有三任老婆根本没正式离婚;叶剑英更有“花帅”美名,也有过六个夫人,都是旧人没离又找新人的;邓小平一九五九年摔坏了腿,两个女护士照顾他,其中一个女护士肚子被搞大了……这还是中央高官的丑态,军队和各省市的高官中的许多人也都有一本烂账,不胜枚举。
看到大字报上的这些内容,老百姓能不恨中共高官么,批斗他们时能不狠么!中共在土改等政治运动中玩过的非人道把戏——抄家没收浮财,戴高帽子批斗游街,如今报应不爽地用到刘少奇、王光美、彭、陆、罗、杨及各地省长、市长及大小官吏身上,他们第一次领教了被压迫民众奋起反抗的威力。
争权如狼,保权如虎
文革遭际是中共官僚集团永远的痛。文革后,老官僚几乎全部官复原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是痛定思痛,反省毛的个人独裁和中共专制是文革的根源,推进必要的政治改革;相反,一面报复性地清算江青集团,清除基层造反派头头及“三种人”,以除后患;一面在失而复得的地位上,争权如狼,保权如虎,定下“让自己的孩子接班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的思维国策。大批红二代进入政商两界,他们互相勾连肆无忌惮。早年,他们的父辈打土豪分田地、搞公私合营,掠夺地主、资本家的财产收归国有;如今,他们以经济改革的名目搞私有化,疯狂瓜分鲸吞国家财产,巧取豪夺经济发展的果实,一个个摇身变为千万、亿万富翁。
与此同时,文革时的“领导阶级”劳工大众成了弱势群体,他们先是下岗吃低保,如今拿微博的退休金。他们认为毛警惕的“资本主义复辟”了,毛要防止的新生资产阶级出现了。中共坚持高举毛的旗子,不敢公开毛是中共贪腐第一人的真相,更让他们怀念毛的“廉洁奉公”,怀念毛时代的“公平正义”,希望再来一次文革,打倒比文革前腐败百倍的贪官污吏。
因此,中共官僚集团比谁都明白,民众对他们的仇恨十倍于五十年前,倘若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将遭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他们比老百姓更惧怕文革重演。这就是为什么面对一九八六年底和八九六四学运时,邓小平首先联想(也是故意歪曲妄想)到的就是文革,就是邓朴方那条断腿。他决不允许那样的事再次发生,他要保住自己家族及权贵子孙的福禄,决定大开杀戒,不惜用二十万人头换中共二十年的江山安定。
二十年后的今天,有赤色基因的红二代习近平继承大统。尽管习近平一开口就是毛式语言,一举手就滥用文革手段,怂恿手下大搞个人崇拜,自任各种小组的组长,抓捕镇压异见人士,逼迫他们在电视上认罪等等,但他这样做的目的,仅是树立权威独揽大权,想当毛泽东第二。至于像毛那样发动文革,他即使有心也无胆,再蠢也知道,今日的中国人早已不是五十年前的愚民了,以他那点威望,如果再来一次文革,不仅他手下的各级官僚被打倒,他自己也将赔进去,中共堡垒也将在愤怒民众的造反大潮下垮塌,中共专制政府也将被人民推翻。他敢试吗?
应当彻底否定导致文革的一党独裁制度
明此事理,我们决不能跟着中共“彻底否定文革”,尽管文革一亿多受害者中绝大多数是老百姓,但历次政治运动,诸如:文革前的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四清;文革后的“严打”、六四镇压、取缔法轮功、近年的打击维权人士等运动,哪一项遭罪的不是普通民众?老百姓在这些运动的受难与文革相比,只有人数多寡之分,伤害轻重之别,并无本质区别。唯有文革,在一部分老百姓受害时,还有一部分老百姓可以“奉旨造反”,“合法”革当权派的命,也就是所谓的“人民文革”。人民有有限的结社自由,可以组织红卫兵和造反队,有有限的言论自由,即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一九七八、七九年的民主墙运动,都是依凭这四大自由才兴起的。因此,利用民主墙打击华国锋的邓小平,一旦看到魏京生的大字报批到自己头上,马上命令在宪法中取缔四大自由,夺走了老百姓自由发声伸冤的唯一工具。
所以,中共要“彻底否定文革”又不否定毛,不允许民众借否定文革来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套用文革时流行的毛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要彻底否定毛,以及导致文革的中共专制制度,争取真正的更彻底更全面的民主,并最终建立民主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