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dominc20631 ·Feb 15,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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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国 By Zhang Weiguo (非赢利同仁园地,无广告、无稿费,所转文稿如有版权要求请联系博主)
2026年2月23日星期一
黄雀行动中的故事5:安全屋
@Freedominc20631 ·Feb 15,2026
冬奥会收摊了,围观下刘美贤和谷爱凌的讨论
@xchen156
2026年2月22日星期日
施化:别担心美国总统犯错,中国却不然
施化的博客 2026-2-22
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常识:人都要犯错误,包括总统或最高大法官。神不会犯错?也难说。古希腊的众神常常犯错,中国古代神话比如西游记里的神,犯错也家常便饭。说到犯错,还有另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常识,那就是:人在犯错的那一刻,并不意识到自己错。所有错误都是在坏事后方才发现的。问题在于,一当发现错误,大小损失都早已铸成,后悔莫及。虽无法一一细数各类损失,但可以肯定,其中最大的损失,就是损害犯错误的人自己。
可惜最后的这句话,不一定得到多数共识。因为一般人眼中,犯错误致使最大伤害的是其他人,本人的损失算不上。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判。因为只有在大众心中树立起一个观念,即任何人一旦犯错,受害者首先是自己,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发生率。人嘛,天生趋利避害,为避害而小心何乐不为?当一个人在开始行动之前提醒自己,万一错了将要由本人承担损失,便会三思而行,避免出错。比如买股票,用自己银行的钱而不是别人的投资,就小心得多。除非一种情况,即所有损失全部由别人承担,老子概不负责。听起来似乎没道理,但这种事情天天在发生,尤其某个大国。例子多得实在举不胜举。
前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以6比3裁定,川普的全球性关税措施违宪。裁定书由首席大法官罗伯兹(John G. Roberts Jr.)撰写,认为川普总统去年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加征关税之举逾越权限。裁定书写道:“总统声称拥有单方面实施关税的非凡权力,且在金额、期限与范围上皆不受限制。 鉴于这项权力主张之广加上历史背景与宪法脉络,他必须找到国会明确的授权依据,方能行使这个权力。”裁定书指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内未提及关税,法律条文里几乎也找不到任何内容可授权如此大规模的关税课征,川普作法违反“重大问题原则”(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这是美国最高法院近年阐明的一项原则,主张凡总统对经济或政治影响重大的行动,都须获得国会明确授权。裁决一出,举世哗然。
这就是美国三权分立的功效所在。美国政体的设计初衷就是“不相信任何人”,所以建立了一套极其繁琐甚至有时显得低效的防御系统,确保即使总统“发疯”或“犯糊涂”,国家也不至于瞬间脱轨。总统(行政权)并不是唯我独尊的,他身边有两双眼睛盯着:一,国会(立法与钱袋子)。总统想推行新政?国会可以不给钱(预算审批)。总统想立新法?国会可以不投票。即使总统动用“否决权”,国会只要有三分之二多数,还是能强行推翻总统的决定。二,法院。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如果违反宪法,联邦法院有权直接宣布其违宪无效。这就像是一场比赛中,裁判可以直接吹掉球员的进球。
此外还有弹劾机制。如果总统涉嫌违法乱纪,众议院可以起诉(弹劾),参议院可以审判并解除其职务。第25条修正案也是为此设计的,如果总统因为精神或身体原因“无法履行职务”,副总统和内阁成员可以联手暂时剥夺他的权力。最后的防线当然是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只要选民觉得总统犯了错,四年后(甚至两年的中期选举)可以通过选票让他变回普通人。
假如还不放心,自由媒体成为最后一道屏障。美国宪法设计了“第二修正案”,保护每一个反对者的发言权。总统的一举一动都在聚光灯下。一旦犯错,媒体的口诛笔伐和调查记者的深挖,会迅速将民调拉低,这种政治压力会迫使总统及其团队调整方向。
回到前面例举的美国最高法院叫停总统关税案,把来龙去脉理一遍以后就会发现,这一裁决,其实并没有干扰或取代总统行政权。其意义在于,指出了川普总统根据紧急权力法案加增的全球关税,法理依据不足,仅此而已。且并没有撤销总统的关税权,禁止继续加关税和退还已增税款。大法官阿利托还在意见书里建议,可以根据其它法案合法增税。总之整体上没有扰乱总统的全球经济战略,也没有引起市场混乱或国内政治动荡。只相当于暗示,有我最高法院把关,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安全的,别担心。暗自窃喜的人想多了。
总结:人们不必担心美国总统犯错,因为这套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假设总统会犯错的。
问题转回中国。中国人担不担心领袖犯错?太担心了。不光持不同政见者担心,老百姓担心,连统治阶层内部,局内人也担心。因为历史教训太沉痛,中国的领袖不但容易犯错,错了无人能纠正,并且犯错误的结果,会让整个国家十几亿人,全部受牵连,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
远的就不说了。比如抗美联苏失去二十年发展机会;大跃进人民公社导致巨大灾难和死亡;文革十年陷于崩溃边缘;军队镇压北京的抗议市民引发几十年民怨;等等,都拖累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后腿。更有甚者,中国目前的状况,比如人口锐减,经济停滞,失业率高企,消费欲低迷,投资信心消失,人才资金外流,以及与世界的紧张关系等,无一不源自领袖犯错,况且仅仅一个或几个人的错(其中包括推举今上上台的)。
只要是思维理智和头脑清醒的人,都会产生一个不可避免的疑问:这一切是怎么来的?
我猜想大致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从根本观念上相信人不会犯错,至少决策者我不会犯错。继而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设计出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制度建立在盲目自信的基础上。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基础就建立在假设人的无知上。苏格拉底说,我的最大智慧,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无知者无畏,必然犯错。东方哲学却不卖这个帐,把圣人和天子假定为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预设好人不会犯错。东方人还信奉暴力和强权,棍棒底下出孝子。可惜无论暴力或强权,都需要绝对权威,不可显露自己的低智和无知,否则权威倾刻坍塌。
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虽然名字都叫政府,但完全是两样不同的东西,性质不同,结构不同,效用也不同。最大的特性差异就是,一个僵硬,一个灵活。僵硬表现为,不准质疑,不准改动,哪怕犯错也不承认,不光不承认,还拒不负责。用下一个错误掩盖上一个,用替死鬼替罪羊承担责任和损失。灵活的表现就多了,不光是四年一换的任期制,三权分立,还有众多的反对派反对党经常较劲,让你不能安稳过日子。
可是僵硬也有僵硬的好处啊,有人会说。大家都期盼稳定,这不就是维稳吗?错。即便按物理学原理,也没有所谓坚如磐石的稳。世界是由各种不同物质产生的力相互作用形成,在某一时刻达到平衡,然后才有稳。稳总会被打破,然后再平衡;再打破,再平衡。
但是,并不人人都喜欢动脑子思考深层次问题,太烧脑太累了,还是一夜变天最爽。变出一个什么样的天呢?谁知道,说不定会好一点。
2026-02-22
柴静对话梁中堂:一项危害人民的“国策”怎么能走了几十年?
转自独立中文笔会 2022-2-22
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一胎化政策时,30岁的梁中堂就公开表示反对。他预警这一政策将造成养老危机、劳动力匮乏和人口老化,并提出说“未来你们想让人们多生,至少会像今天想让人们少生一样难”。近40年后,当预言成为现实,他感慨:“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一个民族的弯路来证明我的正确,其实是一个很伤感的问题。”
梁中堂提出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曾得到胡耀邦、赵紫阳的关注。1984年他给胡耀邦写信反映计划生育“长期建立在与群众对立的基础上,违背客观规律”,这封信获得批示要求测算。1985年,山西翼城县成为他方案的试点,五千个独生子女家庭的数据竟是虚假的统计。试点实施后异常平稳,1985-1991年翼城平均生育率2.158,低于全国水平。但这个试点从未得到推广机会,梁中堂说:“我领着几个人在北京待了五六天,连王伟(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在不在北京都不知道。”
1989年后,翼城试点被称为“赵紫阳的试点”。在1990年的学术会议上,梁中堂公开反驳:“翼城实验是1979年我提出的学术观点与实践的结合,不能因为政治风波就把赵紫阳参与的所有事都否定了。”他坚持邀请媒体到翼城调查,自印书籍寄给软禁中的赵紫阳作“交代”。2012年他撰文称《计划生育法》是“中国法学的耻辱”,并当面将这本小册子送给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珮云。他说:“我把一生的生命给了它(计划生育),然后发现它应该是一个废弃的(政策),所以最有资格(要求)废弃它的就是我。”
制度的笼子与反思的缺失
梁中堂认为计划生育的根本问题不在一胎或二胎,而在于政府干预生育本身:“生育权是国际公约共同确定的,公共部门不该干预。”他又批评当前鼓励生育的政策仍在重复当年的错误:“现在许多宣传和1979年提倡一个孩子一模一样,那个氛围和感觉都一模一样。”
梁中堂的大部分著作只能在小出版社出版,但他说:“我还能够自由地发表我的看法和认识,只有这个享受就够了。”从1985年起,翼城老百姓每年给他寄小米,他吃了40年。他认为自己的价值是“历史中有记录显示,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思索过、反思过、反抗过”。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他坚持:“生育率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中国应该考虑的不是直接的人口政策,而是持续改革,让市场经济释放人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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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台湾和日本的强硬态度遭到反噬
曾在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担任政策职务长达37年的泰德·加伦·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于今日2026年2月22日凌晨12:03 在《美国保守派》杂志发表评论:中国对台湾和日本的强硬态度遭到反噬。请读他的评论:
2025年10月,当保守派人士高市早苗成为日本执政党自民党(LDP)的新任总裁和首相时,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显然对此感到不满。当高市早苗公开表示强烈支持维护台湾事实上的独立时,中国官员更加恼火。北京视台湾为叛离省份。在11月的一次国会辩论中,她被反复问及日本应如何应对假设的台湾"安全突发事件"。令大多数观察人士惊讶的是,高市早苗一改东京长期以来回避该问题的惯例,表示台湾引发的军事危机将构成对日本的"生存威胁",可能触发集体自卫和日本军事介入。
习近平主席领导的政府对此予以猛烈抨击和威胁。北京对日本企业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制裁。中国海警船被派往钓鱼岛/尖阁诸岛附近海域巡逻,东京和北京都声称对该岛屿拥有主权。去年12月初,日本和中国船只在该海域发生了一起不愉快的冲突。
然而,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日本选民会否决他们的新首相及其对北京毫不妥协的立场,那就大错特错了。高市早苗冒险在二月初提前举行大选,结果对她和她的政党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政治胜利。自民党及其小联盟伙伴赢得了众议院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这无疑是对其政策的有力支持。
这并非习近平及其同僚第一次推行笨拙且不顾民意的政策,最终给北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020年,中国当局对香港实施了一项严苛的新国家安全措施。根据北京在1997年与香港前殖民统治者英国签署的条约,香港本应享有50年的自治权和自决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公然践踏行为,引发了远超香港范围的强烈反响。北京在2024年收紧原有的安全措施,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看法。本月,传媒大亨黎智英被判处20年监禁(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这实际上等同于死刑),这只是中国在世界各地激怒反对派的最新案例。
早在2014年,我就指出,中国领导人无疑可以在香港赢得政策上的胜利,并成功地将他们的意识形态意志强加于人,但从长远来看,地缘政治代价,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将是巨大的。在北京于前一年强行在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之后,我在2021年再次发出了这一警告。中国的霸凌策略尤其疏远了台湾的公众舆论,扼杀了台湾与大陆达成政治统一协议的任何可能性。
曾经,人们一度对台北和北京之间可能出现逐步和解抱有相当乐观的预期。从2008年至2016年,温和派国民党成员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奉行对北京采取和解政策,这与他的前任陈水扁截然不同。陈水扁是首位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民进党成员,其政策强硬。在马英九的两届任期内,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蓬勃发展,旅游业及其他方面的互动也日益频繁。
然而,中国大陆官员开始向马英九施压,要求其做出更多让步,这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强烈政治反弹,尤其是2014年加入太阳花运动的年轻一代。太阳花运动倡导提高政治透明度,并推动其他改革以减少腐败。太阳花运动人士还指出,国民党政府过于顺从北京的目标,而没有捍卫台湾的重要利益和价值观,抵制中国大陆的压力。
这些动荡的政治因素共同促成了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在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然而,面对民进党在民主体制下重返执政,中国大陆领导人非但没有保持冷静,反而以最严厉、最具煽动性的言辞谴责蔡英文。北京方面也恢复了陈水扁执政时期奉行的政策,试图在外交上孤立台湾,并在军事上威慑台湾。中国大陆加大了力度,试图促使少数几个严重依赖台湾经济援助、仍与台北保持外交关系的小国转而与北京建交,其中10个国家在陈水扁执政期间就这么做了。在军事方面,中国大陆增加了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的频率和规模。
正如北京镇压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未能动摇台湾民众支持绥靖政策和统一一样,中国大陆对蔡英文政府的胁迫措施也适得其反。她在2020年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连任,民进党也首次掌控了立法院。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持续镇压,增强了台湾政治领导人的吸引力,他们坚称绝不会让台湾遭受同样的命运。
事实上,现任台湾总统赖清德的政府比蔡英文的政府更加强硬。东亚问题学者、国防优先智库亚洲项目主任莱尔·戈德斯坦指出,与蔡英文试图低调行事、淡化台湾独立地位的主张不同,"赖清德通过一系列演讲,为台湾建国辩护,从而走向了正式独立。" 事实上,赖清德在其首次全国讲话中几乎全部篇幅都在阐述台湾的主权权利。正如一位台湾知名专栏作家所指出的:"台湾总统从未像这次一样,用整篇演讲清晰、逐条、毫不含糊地阐述台湾毋庸置疑是一个主权国家。"
然而,中国大陆的决策者们再次以明显缺乏委婉的方式回应。2024年赖清德当选总统仅几个月后,中国大陆军队就针对台湾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同年晚些时候,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2025年全年,中国大陆的军事活动规模和频率再次增加。2025年末,更是举行了更具威胁性的演习。
中国大陆的强硬派似乎无法吸取教训,即霸凌策略只会适得其反。目前,随着民进党腐败和威权倾向的证据越来越多,赖清德在国内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国民党在下次选举中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很大。事实上,民进党可能会重蹈国民党在2016年大选前夕的覆辙,遭遇类似的急剧衰落——而且原因也类似。但即便存在这些因素,北京的粗暴行径或许仍能帮助民进党长期执政。
此外,即便国民党的大多数成员,尽管他们主张与北京保持不那么对抗的关系,但也强调他们对在共产党控制下的大陆统一毫无兴趣。事实上,国民党为了安抚北京而愿意做出的政策让步是有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需要对台湾民主政治体制内政策选择的性质和范围有更现实的认识。台湾民众并不支持软弱无能的绥靖政策。
不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策者似乎对台湾和日本的这些现实情况一无所知。事实上,北京强硬路线的最大政治受益者是台北和东京的反华鹰派。中国政策精英们需要认真反思一下他们目前对北京邻国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