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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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 。街頭的槍聲已響起，黑暗裏，有市民用路障阻擋軍車，流彈四飛。
《人民日報》的編輯張寶林此時在北京城西的木樨地， 這裏已經有不少市民中槍。坦克的隆隆聲越來越近。他騎單車沿長安街向東一路飛奔回報社，不知何時，鞋子、褲腿沾上了鮮血。
行至西單路口，一輛坦克從北邊急駛而來，張寶林趕緊閃躲到路邊。前方路口，一位老太太正費力推著一輛裝滿蜂窩煤的三輪車，在坦克開到面前的一瞬間，老人突然用力將車推向路中間，頃刻間小車被碾壓，坦克毫無減速，轉向後沿長安街飛馳而去，留下碾爛的小車和一地煤粉。
回憶起這個瞬間，張寶林說他當時才真正明白了什麼叫「螳臂擋車」。
「老百姓明知這輛小車在坦克面前什麼也不是，但還是要擋一擋，哪怕馬上就灰飛煙滅。」
1989年春夏，因悼念中共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引發的大規模學生運動，在六月四日凌晨遭軍隊鎮壓。「寒冬」後，作為記者的張寶林卻無法將自己看到的一幕幕如實報道出來。而在此前數月，中國的新聞工作者一步步突破體制界限，爭取到了短暫的自由春天。1989年5月中旬，出現了中共建政後，中國新聞史上「最自由的三天」。
張寶林回到報社，將途中遭遇寫成一千多字的特稿《北京這一夜》。截稿時被刪成不足200字的簡訊，嵌入其他宣傳文字裏， 但仍以原標題刊登在6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這是當天唯一發稿記錄軍隊開槍和人員傷亡的中共黨報。
張寶林告訴BBC中文，「當時負責聯繫人民日報的中宣部副部長王維澄，三次電話嚴令報社不准刊登。但老陸（副總編輯陸超祺）頂住壓力，堅持刊載本報訊。」
目前仍在北京生活的張寶林在接受BBC中文訪問期間遭遇國安約談。他在電話多次受阻、郵件多番攔截之後，仍然試圖衝破屏障，向世界告知中共一直掩蓋的真相，讓《北京這一夜》的發稿幕後在三十年後終於得以公開。
在胡耀邦、趙紫陽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沿襲了蘇共模式的新聞管制一度有機會鬆動， 中央已啟動新聞立法，並起草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法（草案）》。八九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群眾明確要求新聞自由、政治改革。在全世界的聚焦下，來自中國官方媒體和港台的記者目擊、報道，甚至親身參與了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然而，軍隊鎮壓使八九學運以悲劇告終，也徹底關閉了中國新聞改革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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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火索 今年62歲的張偉國當時任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以下簡稱《導報》）編輯一職。這家報紙由兩間學術機構創辦，具有民營性質。採編人員中有不少在之前的政治運動中遭受打壓、文革後復出的老一輩報人，也有恢復高考後培養出的第一批大學生。因總編輯欽本立倡導「探索在中國進行新聞改革」的辦報理念，報紙在當時極具影響力，讀者中不乏中共當權者和經濟學家。
在欽本立的帶領下，敢講、敢做的兩批優秀新聞人聚在一起，有意識地利用「打擦邊球」的方式尋求突破，把新聞報道運作到政治環境所允許的最大限度。
直到1987年初，胡耀邦被指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職，方勵之、劉賓雁等知名知識分子被開除出黨。《導報》意識到，打「擦邊球」的日子快到頭了。
張偉國對BBC中文說，「當時我們非常深刻的感受到，新聞走到了瓶頸。政治體制不改，新聞就沒有出路。而且，政治體制改革對於去除當時存在的很多危機，是比較穩健的道路，否則不解決根本問題。」從那以後，《導報》就一直朝政治改革的方向推動，以「快半步的步伐」走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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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5日，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去世，張偉國和欽本立決定在北京舉辦座談會，請支持改革的出席人演講和發言， 並對此大幅度報道。
張偉國通常會在落筆前詢問欽本立，《導報》有哪幾個版面可以使用。但對於這次座談會，欽本立說，「有多少發多少」。
對於這樣的決定，張偉國最初感到意外，但他認可欽本立對推動新聞改革時機的分析和判斷。1989年初，要求特赦魏京生等人權運動人士的簽名信廣傳，似乎出現一種凝聚的社會共識來推動公共議題。同時，當年還是五四運動70週年、法國大革命200週年。「一個會有變數的時代出現了，要借力往理想的方向推動。」
新聞改革到了突破口，用新聞改革撬動政治改革的時機到了。他對BBC中文說，「用當時的話說，進一步進十年，退一步退十年。那時有一種感覺，輕輕推一把，就能事半功倍。」
報紙出版前一天，上海市委得知《導報》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專欄，以會造成「思想混亂」為由，要求刪除《光明日報》記者戴晴和知識分子嚴家其的發言。在此之前，如果上海市委認定《導報》已刊出的某些文章越界，會讓記者檢討，但這次提前介入審查報紙，極不尋常。
印刷廠簽樣之後，欽本立被叫到上海市委辦公室。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和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再次提出刪掉兩段內容，爭論持續到半夜12點，雙方僵持不下。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急急趕來，親自施壓。一直以為江澤民支持《導報》辦報方針的欽本立大受刺激，強壓之下表示收回報紙，用其他內容頂替版面，重新印刷。
但彼時已過了報紙出廠時間，欽本立只攔住了通過郵局投放到訂閲戶的發行渠道。而其他通過內部直送市委機關和中南海的訂戶，還有從印刷廠到街頭報販攤上的報紙，已經開始派發。
最終4月24日早晨， 街頭出現的《導報》用了五個版面報道座談會。頭版主標題《人民的悼念蘊藏著巨大的改革動力》以大字排版，並配以醒目的胡耀邦肖像。
江澤民大怒。兩天後，在上海萬名官員參加的大會上，他宣佈撤銷欽本立的總編輯職務，並向報社派駐整頓小組。在八九學運的重要關頭製造了一起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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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欽本立被撤職當天，黨內高層中的保守勢力授意《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和「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引發4月27日大遊行，全國多個城市爆發大規模抗議。
兩日後，數百名北京新聞工作者聯名致函上海市委，抗議江澤民撤銷欽本立的職務，指責其違反了新聞條例及中共自定的「黨政分開」的原則。聯名的記者和編輯來自十幾家中央級報紙，包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婦女報》、《中國日報》等。他們還對欽本立和《導報》表示敬意，其中75名來自《中國日報》的記者和編輯稱，「威武不屈，欽總樹天下報人風範；真理不死，導報是十年改革先鋒。」
此後，與學生的訴求交相呼應，《導報》事件貫穿八九學運的整個過程，也成為中國新聞工作者參與運動、推動新聞改革的導火索。
曙光 5月4日，近500名北京新聞工作者打著「首都新聞界」的橫幅，由新華社向天安門行進，打出「嚴正抗議上海市委撤銷撤銷欽本立職務！」「不要逼我們造謠！」「新聞要說真話」等標語，穿行在北京街頭。
五天後，200多名北京新聞工作者來到中國記者協會，提交一封來自30多家新聞機構一千多名編輯記者的聯名信，要求就《導報》事件和近期報禁與中央主管宣傳的官員對話。
發起簽名的是《中國青年報》的編輯李大同。當年37歲的李大同進入報社前曾在內蒙古草原插隊十年。因兼通蒙漢兩文，1979年被招進報紙擔任駐內蒙古記者。
李大同沒有受過新聞專業訓練，自學西方新聞理論，苦練採訪和寫作。在30年後的今天， 回憶起當時閲讀美國施拉姆著作時的震撼，還會感慨：「那家伙寫得，說理透徹、行文簡潔、主旨到位，讓你感到非常漂亮。而中國那些新聞理論，看兩眼就扔到一邊了，就是一大堆廢話。」
李大同是普通百姓出身， 常識告訴他，新聞就是宣傳——這套中共傳統做法，意味著對社會撒謊，他本能地反感。而新聞要客觀、要真實，要無止境地逼進真相，完全符合他的期望。
駐內蒙古不到兩年，李大同就被調回北京總部擔任編輯。他和同時間進入報社的記者開始承擔中層領導的職務。「這批報人用了五、六年時間，到1985年左右完成了整個意識形態的更新。我們再也不認為新聞就是宣傳了，新聞有它自己的職業道德和職業倫理」，李大同對BBC中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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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加註文字， 1989年5月9日，李大同在中國記協宣讀請求對話的信件。 4月21日，李大同作為報社代表去參加胡耀邦追悼會。從大會堂向東門外望，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黑壓壓一片站滿了大學生。他們大喊，「我們要參加追悼會！」武警戰士手挽手站在一起，排成兩百米長的三排人牆。李大同意識到，「世界級的新聞事件就在我們眼前！」
當晚回到報社，記者與總編輯吵到半夜12點，要求如實報道。後來向《人民日報》詢問口徑，對方乾脆回應：怎麼可能呢，根本不可能報道！
第二天，除了《科技日報》深入報道了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悼念胡耀邦的情景，其他媒體基本保持沉默。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十幾所大學的學生在校內集會遊行，抗議新聞媒體不說真話。
4月29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等人受國務院總理李鵬的委托與官方選出的北京大學生代表對話。電視轉播中，袁木用官僚式的腔調對學生說，「我可以負責地告訴大家，我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我們實行的是報刊總編輯負責制。」學生無以應答。
李大同看了之後非常氣憤，「完全是謊言，大學生哪裏知道，（總編輯）根據什麼負責？」在採訪中，他停頓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說道，「根據中宣部指令負責！」
在《中國青年報》內部，記者與總編輯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大。一位部門主任要求全體主任辭職表達抗議。李大同說，「我當時想了一下，覺得這不是總編輯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新聞體制的問題。在報社瞎鬧沒用，要做就和中央直接對話。」
通常情況下，一位普通的新聞編輯與中央對話，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街頭抗議示威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李大同認為：「上面需要有一幫理性的、可以對話的人。證明他們願意跟基層對話，願意解決問題。」
主張推進改革的《光明日報》記者戴晴在《也談春秋之交》一文中記載，與中央對話的想法在4月29日，由統戰部新成立的知識分子局組織的聯歡茶會中，就有記者提出過。當時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複在茶會的反應卻非常乾脆，說道：「好，可以。你們要見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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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的自由 5月4日，趙紫陽在出席亞洲開發銀行年會時發表講話，肯定學生愛國；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此次表態與「四二六社論」的強硬立場有所不同。
趙紫陽的講話令新聞媒體的報道尺度有所放寬。當晚，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中報道了北京數萬名高校學生上街遊行的實況。這是學潮爆發以來該台第二次報道學生遊行。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幅新華社所發的遊行照片，圖中隱約可見被定性為非法組織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會旗，以及聲援《導報》的橫額。不少媒體紛紛效仿。
趙紫陽在後來出版的《改革歷程》中記載，5月6日，他與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和書記處書記芮杏文專門討論了新聞改革的問題。他說，「制定新的新聞法著眼點應當是適當放寬新聞報道和言論尺度。」
根據時任新華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和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陸超祺《六四內部日記》記載，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在接下來的兩天裏分別收到芮杏文和胡啟立的意見。
芮杏文說：「新聞報道前一段時間控制嚴一些，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些，遊行作了報道，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而胡啟立希望《人民日報》根據學運的報道，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政治公開性和透明度，在客觀、真實報道的同時進行監督並引導輿論。他希望「最後產生一個中央政策文件，在新聞法之前公布。」
5月11日，李大同提交聯名信之後兩日，胡啟立、芮杏文、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複和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分別到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國青年報》社，與編輯、記者對話。李大同回憶，在《中國青年報》的對話進行了三、四個小時之久，「現場氣氛熱烈，大家暢所欲言，基本毫無遮攔。」胡啟立當場宣佈：中央將立即開始起草中央關於新聞體制改革的決定。
李大同說，去年，他還同胡啟立當年的秘書張宏遵聊天。據張回憶，那天對話之後，胡啟立在回去的路上非常興奮地說，「你看吧，下面的同志完全可以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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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加註文字， 1989年5月16日，李大同與同事遊行至天安門廣場。 正當大家對對話充滿期待之時，情況卻有了變化。5月13日，北京十幾所大學的300多名學生開始絶食抗議。知識界、文化界、醫療界等各個領域紛紛到天安門聲援學生。形勢越來越複雜。李大同說，原定於15日新聞界與政府的公開對話被無限期拖延。
5月17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刊登了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的書面談話。他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表明黨和政府不會秋後算賬，希望學生保重身體，停止絶食。
張寶林說，由於這篇講話強調是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見，消息出來後大家非常振奮。「我們覺得，大概以後的事情好辦了。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日報》加大了報道力度。」
於是便有了中共建政後，中國新聞史上「最自由的三天」。
5月17、18、19日，電視實況報道了全國各大城市數萬人上街遊行。浩浩蕩蕩的隊伍從城市的四面八方起步，所到之處無不響起市民的歡呼和掌聲。舉著橫幅的不僅有大專院校的學生和教師、工廠工人、新聞工作者，還有北京各大醫院、金融、電信、交通等機構的職工，連許多國家機關的幹部也加入聲援。「救救孩子」「鏟除腐敗」「打倒官倒」等標語隨處可見。
各家報紙的頭版刊登了醫務人員在天安門廣場救治絶食學生的圖片，市民送藥、送水的情景；電台中連續播出各界人士的聲援信，夾雜著廣場的嘈雜聲和不斷響起的救護車鳴笛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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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在香港的《香港時報》記者蔡詠梅在4月26日之後一直在北京採訪學運，每天撰寫現場報道。但在那幾天，一旦力量強大的官方媒體對學運開始全方面報道，香港媒體的優勢立即失色。
香港媒體只能了解到局部形勢，蔡詠梅覺得現場報道成了一種吃力不討好的任務，於是給報館打電話，建議直接引用官方媒體的報道。自己不再做現場報道，而是去做人物訪問，寫深度報道。
《香港時報》有國民黨背景，蔡詠梅對BBC中文說，「國民黨的報紙，從來都覺得共產黨在講假話。但那時覺得他們講真話了，而且做得很好。那就直接用他們的吧。」
張偉國稱這幾日是「49年以後僅有的、短暫的新聞自由的盛大節日」，與之前新聞界發起對話有直接關係。他說，「政治領導人做了姿態，各個媒體從業人員也通過這個信號抓到機會，加以充分利用。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突破。」
張寶林也說，「這種事態的形成，完全是中央高層和媒體自覺的互動。」
同新聞媒體一樣，蔡詠梅稱，那時的天安門廣場變成了「中國的海德公園」，人們充分享受著「言論自由的假期」。但人民所不知道的是，此時戒嚴部隊已駐扎在北京城外，等候命令隨時凖備向城內進發，「此時的廣場彷彿是一個自由的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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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幕 據《李鵬「六四」日記》記載，5月19日上午，鄧小平召集陳雲、李先念和楊尚昆等中共元老，以及幾位政治局常委、軍委常委等開會。會上提到對輿論的監管，鄧小平說，「中央要成立宣傳小組，常委直接管起來。要立刻派人進駐電台和電視台，對戒嚴要及時宣傳報道。」當晚，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北京從明日起實行戒嚴。記者在天安門廣場的採訪成了非法的事。
《北京日報》的23歲年輕記者侯傑仍留在廣場上。1983年大學剛畢業，侯傑就進入了報社。在接受BBC中文採訪時，他說，當時對自我的認知是「一位黨的新聞工作者」，與報社領導的關係「像父親和兒子」。
他說，「雖然老是批評它，說它不好，但就是覺得自己是裏面的一員，跟我的關係密不可分。跟領導也什麼都說，有時候撒撒嬌、發發小脾氣；領導有時候很喜歡，有時候覺得太調皮搗蛋。甚至，對黨和政府都很有感情。」
侯傑從4月17日開始每天記錄學運的進展。但由於採訪的內容不適合公開上報，領導派他寫報社《內參》，與報紙一樣機器油印、鉛字排版，裝訂成冊，每天一本。呈遞給新華社和北京市委。
侯傑不斷採寫學生的想法，拍攝遊行照片，卻拒絶動筆。他說，「自從接觸了學運，人的感情和立場發生了變化。忘了自己是誰的那種感覺。」
出於好奇，他頻繁地與各地記者交流。也幫助記者介紹學生、聯繫採訪對象。他說，自己的報道無法刊出，但想「借助他們的筆傳遞出來」。
6月3日夜晚，與平常一樣，侯傑向天安門廣場走去。喊了一天戒嚴命令的大喇叭此時終於停下來。路上漆黑一片。當他走到六部口時，突然，「嚓」地一聲，一道光線滑向夜空。侯傑知道戒嚴部隊開槍了，他循著亮光望去，子彈形成的一條條紅色的光線，搜搜地升上天空。「突突索索地往上打，打幾梭子就停一下，頻率不是很高。」
他起初以為子彈只是朝天打。片刻後，在他旁邊一米處，「通」地一聲，一個人倒地了。侯傑蹲下拉他，地上一灘血散開，他這才意識到，「子彈是平著打的。」
天亮後，侯傑回到報社，「感覺整個人都傻了，像做夢一樣。情緒好幾天平複不下來，沒辦法接受。」
「30年了，想起來就跟昨天發生的一樣。刺激太深了」，他嗓音低沉地說。
6月4日，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主持人杜憲和張宏民身著黑衣，播報新華社的消息。杜憲語速緩慢，低沉哀婉。同日，北京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向全世界播出了以下消息：「請記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悲慘的事件。幾千名民眾，其中大多數是無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裝的士兵們在向市中心推進的過程中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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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後，胡啟立、閻明複、芮杏文等主導新聞改革的中共領導被撤職。《世界經濟導報》的張偉國以「反革命煽動罪」被逮捕，1993年被迫出國，兩年後護照被中國政府吊銷，從此流亡海外。《北京日報》的侯傑被逮捕，甚至沒有罪名，關押210余天。《中國青年報》的李大同被調離崗位，到單位的新聞研究所擔任閒職。《人民日報》的張寶林被調離單位、撤銷職務，終生都未返回原單位復職。
對新聞工作者的清洗在學運後的幾年一直持續，未有完整的統計名單。根據總部設在紐約的非政府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於1993年初公布的統計，至少24位記者和編輯被捕，20位新聞工作者被撤銷職位、調離單位或被迫退休，8家新聞機構被迫關閉。這僅僅是已知的數據。
時任《中國日報》編輯的張曉剛也是當年學運的參與者和見證者。六四事件後，他幫助保護記者委員會統計受事件影響的中國新聞工作者名錄。當年的事情對他影響很大，令他從此離開新聞一線。對於經歷的細節，張曉剛對BBC中文說，很痛心，不願再回顧了。「但回想一下，感到為那時的改革做了貢獻，參與創造了49年以後最負責任的媒體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