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23 维舟 大家 / 转自九号胡同
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宣告失败。中国在原有制度框架内的维新运动不仅比日本晚了三十年，而且还失败了，这自此决定了清王朝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甚至还决定了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的走向。创巨痛深之下，这场“百日维新”的失败在那之后就一直是中国人念兹在兹的重要历史主题之一。
光绪于1898年起用康、梁两人等推行新政改革的前提
在通行的近代史论述中，这场变法维新经常被描述为维新与守旧“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最终的失败则是因为守旧的反对势力比维新派强大得多。这乍看不无道理，但其实却似是而非，因为在几乎任何一场改革运动中，守旧的势力差不多都是更强大的——有时这正是进行改革的目的，因为这种弥漫于全社会的守旧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借用卡夫卡那句绕口令般的格言：“相信进步意味着进步已经出现，而这就谈不上是相信了。”如果当时的中国站在维新派一边的已经是多数，那这就意味着已经相当进步，维新变法恐怕也没那么迫切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历史上，尽管面临强大的守旧势力，但很多改革仍然成功推行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改革、甚至被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视为楷模的明治维新与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哪一个不是这样？先秦的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甚至在成功推行之后，仍遭守旧势力反扑而使改革者惨死。就现代史而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革命派的力量在起初也都不及旧势力强大。当成功时就惊叹他们创造了历史，而失败时则归结为敌人力量太强，但问题的关键恐怕并不在此。
那些成功的改革都有一个特点：尽管改革派或许属于那个社会中极小一部分有危机感的精英，但却掌握了推行改革措施所必须的权威。秦国之所以能在战国七雄中最顺利地推行变法，与其说是商鞅多有远见，倒不如说是因为在秦国的权力结构中，国君就拥有更大的权威来确保变法的有效执行 。从这一点来看，戊戌变法在一开始就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当时光绪帝名义上已经“亲政”，但实权仍在慈禧太后手里。变法若要成功，要么说服慈禧赞成，（至少获得她的默许），要么就是光绪帝得实际掌握权威。这就像明治维新时如果大权仍掌握在反对变革的德川幕府手中，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维新派可说弄错了顺序：他们应当先夺权，再推行改革。
康有为和梁启超从奥斯曼帝国的近代史也能看出这一点：这个当时被讥为“欧洲病夫”的老大帝国，在面临近代西方压力时的处境与中国十分相似，历任苏丹也曾多次想推行改革，但每次都相当艰难。改革派的塞利姆三世苏丹（1789-1807年在位）开明、真诚，但行事草率、热情过头，结果仓促之间引起近卫军暴动而被废黜；继承其遗志的马哈茂德二世苏丹（1808-1839年在位）虽然矢志变革，但一直等待了17年，才取得了推行改革政策所需的权威。两人所面对的守旧派反对势力其实同样强大，只不过后者在做好准备之前更能隐忍蛰伏。这意味着在形势不利时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难免带上宫廷权力斗争和密室政治的色彩，很难像西方那种制度化的选举政治一样公开——但话说回来，如果是那样，这些改革派也极有可能是少数派而无法坚决推行自己的措施。正是因为变动时代的内忧外患引起了君主传统合法性的危机，他们才成为推行自上而下的宫廷革命的倡导者 。
服饰改革后的马哈茂德二世就光绪帝当时的处境来说，他显然还无法摆脱慈禧太后的阴影。实际上，慈禧当初之所以选择不足四周岁的光绪为帝，原本就是为了更便于继续掌权。1887年光绪帝年满十七岁，已到了亲政的年龄，慈禧虽然表示要让皇帝亲政，但却迟迟不愿交权。据《光绪朝东华录》记载，当时的帝师翁同龢察言观色，以圣学未成，上折希望太后继续听政：“皇太后体祖宗之心为心，二十余年忧劳如一日，倘俟一二年后圣学大成，春秋鼎盛，从容授政，以弼我丕基，非特臣民之福，亦宗社之庆事。”并示意光绪帝在宫中求请，此举深得慈禧欢心。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也向慈禧表示：“亲政后，永照现在规矩，有凡宫内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翁同龢在受慈禧召见时则表示：皇上“亲政后断不改章程，书房随时提拨”。但这仍未能使慈禧就此放手 。即使在光绪帝大婚之后，慈禧仍然长期掌权，“光绪帝的奏折处理，须由慈禧太后进行事后监督，重大人事任命，则须由慈禧太后复核方为有效” 。
事实证明，慈禧对于光绪帝表现出任何独立倾向均极为敏感。1889年，河东河道总督吴大澂奏请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典礼，他原是想以此澄清朝政，不料慈禧震怒，认为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倾己势”，意在离间帝后，严斥吴大澂“阚名邀宠”、“议礼梯荣”，对之大加折辱 。由此可见此事之敏感。光绪帝本人对慈禧也一直极为恭谨，直至慈禧发动政变扑灭百日维新前夕，他仍然连续四天陪慈禧太后看戏 。
在这种情况下，也难怪维新派想拉拢、争取袁世凯了，甚至有策划兵围颐和园的传闻 ，显然，此事若成，就能像康熙擒鳌拜那样，扫清亲政的最后障碍。类似的事历史上确实也有成功的，如武则天病危之际，张柬之等说服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一举扫除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及武氏势力 。但其前提是武则天已经难以掌控局势，而张柬之等老臣在关键时刻比张氏兄弟这类宠幸老到得多，而在这方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显然远非老谋深算。缺乏政治经验却又试图做风险巨大的一搏，失败是在所难免的。也难怪有美国历史学者认为戊戌变法仅是“一位年轻鲁莽的皇帝所领导的一次不智的、狂乱的‘百日’维新” 。
慈禧太后为什么反对变法
在一般人印象中，慈禧太后在“百日维新”中是守旧派的代表，因为正是她镇压了维新运动。但慈禧真的一味守旧、反对变法吗？且不论此前变革自强的洋务运动就靠慈禧在背后推动，即便是戊戌变法，如果得不到慈禧的默许，只怕别说“百日”，连一天都维持不下去。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时，历史学家袁伟时曾接受采访，也强调“其实慈禧在戊戌变法期间是支持改革的”。不仅如此，在戊戌变法失败不到三年后，由慈禧本人主导推动的“新政”，实际上步子还迈得更大。金观涛、刘青峰所著《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对中国传统社会持明显的批判态度，但也承认：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更大范围涌现，而“自1901年局部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加剧后，清廷所实行的改革比戊戌变法时的方法要大胆激进得多” 。
慈禧太后仅仅三年时间里，一个人是怎么从“顽固守旧”忽然变得比维新派还更大胆激进的？那些原本反对维新变法的“强大”守旧势力，又为何忽然之间都不再是新政变革的阻碍了？
当然，这部分可归结于义和团事变引发八国联军入侵的巨大刺激，像徐桐等守旧派也死于此难，但这也表明：包括慈禧在内的这些所谓“守旧派”，其实并非不能转变自己的观点立场，必要时她甚至可以180度地大转弯。这导致后世学者对她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例如《告别皇帝的中国》一书中，对话的历史学者对她的评价相去甚远：
朱维铮：（戊戌变法时）慈禧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人物，她对周围的那批人说，让他去闹，闹几天再说。
章开沅：慈禧这个人有魄力，有多年威权的积累，做事比较果断，所以推动了一些重大改革 。
袁伟时：慈禧是个没有远见的女人。
许倬云：慈禧是一个有手腕有权谋的女人，但是没有见识，热衷权力。
他们对慈禧推动的晚清十年新政，评价也十分悬殊：许倬云认为“改革成果很有限”，余英时干脆说“没有什么‘清末新政’，清王朝只是做了一些行政上的调整来缓和危机而已”。萧功秦则认为正是清末新政才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因为咨议局、新军等在辛亥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力量其实都是新政的产物。袁伟时认为晚清新政“并不是流于字面，而是引发了非常了不起的社会变革”，从教育制度、法律体系到政治体制，其改革程度都是革命性的，然而与此同时，他却又对推动新政的慈禧本人持否定态度。问题在于：如果改革力度更大的新政都不算什么，那么戊戌变法就算成功恐怕取得的成果也有限，那我们又为何对它的失败如此介意呢？
为什么历史学家对这些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出现这么大的分歧？这折射出那个酝酿变化的大时代本身充满着矛盾、动荡和不确定，而这些又集中在慈禧这类重要历史人物身上。尽管如今很多人对她并无好感，但据金启孮所说，满族对她“很爱戴”，“甚至与康熙、乾隆并提” 。简单地把她说成是守旧派（甚至顽固派）或改革派都无助于我们理解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倒不如说她是根据具体情形权衡判断来灵活决定自己的立场。
现在的历史论述给人的印象，仿佛守旧与维新两派人物的立场是固定不变、也不可调和的，但实际上，真正从意识形态层面反对变法的人恐怕是极少的 。英国学者William G. Beasley在《明治维新》一针见血地指出，明治维新有两个特征值得强调：“其一，它们的运作方式是封建性的，并充满个人色彩：表现为那些最终都可诉诸其私家军队的雄藩大名之间的争斗。其二，它们代表的是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而非意识形态之战。” 戊戌变法也是如此，尤其是第二点，甚至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治维新》-[英]威廉·G.比斯利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https://lh3.googleusercontent.com/blogger_img_proxy/AEn0k_ssLY3UM_ua0CvW6jiEubWdDVrhXCapEDrePR3ZQGDxWPesu-XIkt-Sr3q4_u_6Y93RHr-kn37I96ic47FdXbtELYz3vCirOR5eUTbsw7LGBqDOQS4c6dZ6o84hgYylzuUK=s0-d "《明治维新》-[英]威廉·G.比斯利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
《明治维新》-[英]威廉·G.比斯利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在先秦的吴起、商鞅变法中就有这样值得注意的一点：两人推行变法激起守旧派的不满，以至于他们后来都遭报复而惨死，然而在他们死后，变法措施并未被废除。且不说秦国后来就是靠商鞅变法的成效壮大，“没有哪部史书提到吴起之法被废，相反，吴起很多的政策，倒也延续下来了”（刘勃《战国歧途》）。这意味着，这些所谓守旧派不满的与其说是变法本身，倒不如说是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触犯。
在戊戌变法中也是如此。维新派原本就多系来自边缘的南方知识分子，对权力核心而言乃是异类，本就容易引起排斥 ；但正如袁伟时所言：“当时认同国家富强的人很多，你要是不触犯他的利益，不随便很粗鲁去触犯一些符号性的东西，改革会比较顺利。康有为登上政治舞台，得到光绪皇帝的信任以后，他上奏的那些奏章，他提出的那些建议，很多都是很鲁莽的，而且不是当务之急，搞形式主义。”这其中导致很多人反对他的，便是1898年2月康有为第六次上书光绪帝，建议设制度局，这一建议一旦落实，将架空现行军机处及各部院，结果举朝“震愕”，群起反对，荣禄公开大骂：“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内阁、六部，决不能答应。”刚毅等也散布说康有为要尽废所有衙门。甚至原本赞同变法的翁同龢，其权力也会受到削弱乃至剥夺，因而他都开始怀疑康有为的变法动机，转而认为康氏“居心叵测”，不可不防，由此疏远康有为，并公开表示不赞同开设制度局 。1904年翁同龢去世时，康有为作《哀词》十四首，自序“戊戌为中国第一大变，翁公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连翁同龢这样同情变法者尚且如此，那么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翁同龢实际上，就算在西方的代议制政治中，引起太多人不适的全面变革也是很难吸引到足够多同盟者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人们赞同变革，必须尽可能地推进不那么容易遭致反对的渐进变革，而一项制度的变革牵涉的方面越多，实现变革的可能性越小，此时就只能期待下一个“重大历史机遇”的时刻到来。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很多人反对的并不是变革本身。在权力斗争中，具体的主张是并不太重要的。如果他认定你是想要搞破坏，无论你说要变法还是守旧，在他眼里都没本质区别，那都不过是你在权力博弈中所使用的说辞，以掩盖你的真实意图罢了。与此同时，所谓“政治派别”本身也不是以政治主张来划分的，内部往往容纳极为庞杂的各色人等，即便观念根本不同都不妨碍他们为了权力斗争而结合起来。
这是传统政治在向现代政党政治转型时常能见到的现象。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嘲讽说，在哥伦比亚，“如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唯一区别就是，自由派去做五点的弥撒，而保守派去做八点的”。也就是说，不同党派其实极为相似，但仍然斗得不可开交，只是因为他们那不是为了意识形态，而是谁能上台。这也不仅是在上层政治中如此，19世纪早期的工业革命时代，由于蒸汽机取代工人而导致许多人失业，英国卢德分子大范围捣毁纺织机械，但其实，“他们只为保住饭碗，绝无反对技术进步之意” 。
以慈禧为首的晚清守旧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与其说他们是从意识形态理念上反对变法维新，倒不如说他们只是害怕变法损害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正如《剑桥中国史》中所说的，在戊戌变法中，“起初，问题不在于维新本身，而在于追求什么样的维新，以及这个官僚政治的君主国能否接受来自其结构以外的政治上的创新活动。” 也就是说，慈禧可以接受维新，但对她来说关键的是，这个维新不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和满清王朝的统治。因而三年后他们自己推行新政、未必危及自身权位时，原先对维新的那些阻碍忽然之间都消失不见了。当然长远来说，新政引发的后果对清王朝而言几乎是“毁灭性”或“自杀性”的，但对于错过了时机的慈禧来说，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与其等着人来革自己的命，不如自己主动发起革命。
以人为中心的权力政治
这些都表明，当时的中国政治仍未现代化，人们的政治主张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权力地位和利益的影响。事实上直至民国初年，很多政治乱象的症结仍然是“一切为个人私利，所有结合都是出于个人的关系利害” ，因而造成很多人的失望。1913年梁启超撰文《敬告政党及政党员》说到传统的“朋党”特征有五，第一条即是“以人为结合之中心，不以主义为结合之中心”，而现代的政团是有主义的。梁氏在《政闻社宣言书》中说：“政治团体之起，必有其所自信之主义，谓此主义确有裨于国利民福而欲实行之也，而凡反对此主义之政治，则排斥之也。故凡为政治团体者，既有政友，同时亦必有政敌。友也敌也，皆非徇个人之感情，而惟以主义相竞胜。”
王汎森注意到在民国初年、尤其是1920年代之后“主义时代”的降临，到此时中国人才开始突出“非人格化”（impersonal）的理念，强调对主义的坚守，而不像传统政治那样斤斤于个人利害（personal）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就曾反复批评中国文化最大的病症之一就是无法摆脱个人利害的网络，使得人们行事没有真正的信念与原则——当然，值得补充的是，这带来的一个好处是人们可以非常灵活，因为只要对个人有利，他可以随时从“守旧”摇身一变而为“维新”甚至“革命”；也正因此，中国传统时代并不存在像西方那样为了不可妥协的理念而爆发的宗教战争。
《中国的宗教》-马克斯·韦伯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将前现代中国的很多改革中的人物划分为“改革”与“守旧”两派的观点是时代错置的，是我们将现代观念投射到历史中所产生的结果。历史学家黄永年在其论文《所谓“永贞革新”》中曾说到，唐代历次内部斗争（哪怕是牛李党争）本质上都不是施政理念、政策措施甚至社会集团的差异，而是一种人事为中心的权力斗争：“这些集团都得找一个皇帝或皇子为集团的核心，而参加的成员多数是皇帝或皇子的旧人，是以人事关系结集而并非以士族、庶族来区分。而且在政策上各集团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施点仁政之类本是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一般来讲无论哪个集团得势登上政治舞台总得多少做一点。”
在戊戌变法的时代也还是如此。翁同龢虽然原本倾向维新派，但却未必是对其政治主张的认同，倒不如说是因为他自己和康有为一样对公羊学感兴趣 ，当其门人、军机处章京陈炽在《庸书》中主张中国改行君主立宪时，翁同龢无法接受，并强调“西法不可不讲，但中法尤不可忘”。甚至在维新派核心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中，彼此理念也相去甚远。林少阳在《鼎革以文》一书中指出，历史论述中对很多人的“定性”无法说明当事人的复杂性，“后来被追认为‘改良派’的谭嗣同，就其思想理路而言，无疑应该是革命派，但是一般来说他却被归类为改良派。实际上，从其个人的任侠气质、学术等观之，谭嗣同是典型的革命者，李泽厚先生甚至视其为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源头，不无道理。”
谭嗣同实际上，袁世凯称帝时也一样。长久以来，袁世凯所获得的支持多来自其个人追随者，彼此之间是靠个人忠诚结合在一起的，袁世凯练兵时就亲自给将士发饷，注重灌输向他个人效忠，他的部下除了他谁都指挥不了，而可以跟任何人开战，不管他的对手是谁都一样。这在派系斗争中有用，但正如列文森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所指出的，他的这些支持者即便在其称帝期间都未必支持君主制，“他们中许多人在袁世凯称帝时支持他，只是因为袁想称帝，而不是因为他们支持帝制。有一小部分人在袁世凯身上投资是因为他们各有私心，而其他一些人甚至就是对袁世凯本人有信心，无论袁去哪里都愿意跟随他。”
当时所谓的“集团”并不是像现代政党那样有着明确政治纲领的群体，人们之间的联结也不纯然是以政治理念为纽带，而往往与亲属、师生、门徒、同乡、同僚之类的社会关系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这是传统政治转向时无法摆脱的状况，日本近代的首届政党内阁仅维持了四个月就崩塌了，因为各政党内部存在诸多政策分歧，它们并非在一个伟大政治理念下集结的团体，而是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个人和小团体私利的藩阀。确实，即便是在现代政治中，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盟往往也不是仅靠理念内在的共通性就可以维持的，但中国传统政治特别强调“以人为中心”。钱穆一生都在主张中西之分，认为“人中心”与“事中心”是中西史学最大差异，他反复强调“人”才是历史的发动者，“人”才是世运兴衰的关键，没有“人”便没有“事”，而非没有“事”便没有“人” 。
当然钱穆所说的“人”是“人本”，而传统中国政治中的“人”其实是“人事”，但他的观点确实更贴近中国传统的论调。晚清时翁同龢有一次和慈禧太后谈到人治与法治的问题，认为任法不如任人，理由是：法律就算再完备，但如果没有贤臣良吏，这样的法律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法备不如任人”。这番见解给慈禧留下深刻印象，由此对他加以擢拔任用 。中国传统的史论注重的往往也是“人”而非“事”，仿佛某一改革的成败，往往只是因为用人是否得当。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不久，李鸿章在北京会见伊藤博文，认为其失败原因在于“变法太急，用人不当” ，便是这种观念的典型写照。
在这种视角之下，历史上的变革就不是两群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差异，而变成了所谓“君子”与“小人”之争。不要以为这样的时代已经远去，实际上迄今为止，很多人在潜意识里所看到的与其说是“一种理念”，倒不如说是“一群人”。社会学家郭于华曾说过，中国在好多议题上没必要分左派和右派，要分也只能分好派和坏派。这也许是一个尚未完全现代化的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但历史也已告诉我们：“制度”还是比“人”要更能提供稳定、可预期、有保障的条件，就像任何一家麦当劳餐馆的汉堡质量都差不多，而不会像很多中餐馆那样，换了个厨师后立刻连口味都不一样了。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逐步的“非人格化”，使整个社会的运行摆脱个人利害的算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