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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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为什么有人鼓吹中国不能实行免费医疗？
二
2024年4月26日星期五
吴国光：胡赵遗产与当今思考
吴国光
![资料照片: 1989年4月19日中国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展示胡耀邦像和]()
资料照片: 1989年4月19日中国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展示胡耀邦像和"民主之光耀邦"等标语
资料照片: 1981年9月，时任中国军委主席邓小平身穿军装和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一起检阅部队。
资料照片: 1989年5月17日，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名民主示威者。
VOA 【国事光析】20240427
今年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三十五周年。四月中旬以来，进入政治舆论的热季，许多持续多年的争论再次浮上水面，其中争论之一就是如何评价胡耀邦和赵紫阳。
胡赵都曾是中共党魁，如果人们要否定中共制度，是不是也要否定一切中共领导人物呢？胡赵一度能够登上中共高位，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和此前此后的那些中共掌权者们一样也是罪行累累呢？胡赵最终都是中共权力舞台上的失败者，这是不是说明，即使他们提出过什么有益于民众的政策，那也不值得讨论，因为他们并没有能够实现这些政策？胡赵年代以改革为特点，纪念胡赵是不是就意味着仍然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中共领导层出现所谓改革派呢？
本文回答不了这些巨大的问题，但是愿意就此做一些思考。
评价历史人物需要有历史意识
第一点思考是：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历史上的人物，对于他们的评价需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看。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第一项事态发展是：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去世，立即引发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展开悼念活动。为什么悼念他，这可以有不同的解说，但是，大学生悼念胡耀邦而开启了1989年天安门运动，这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的历史真实。
同样，正是在是否允许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的问题上，赵紫阳与李鹏、邓小平等出现了对立：赵认为学生有权利悼念胡耀邦，李和邓却认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是在挑战邓小平的权威。赵紫阳为什么持这样的立场，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说，包括完全将之看作政治阴谋——李鹏当时就是这么看的。但是，即使李鹏也不能否认，赵紫阳当时就是这样一种立场。
胡耀邦、赵紫阳曾是中共党魁，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和也曾是中共党魁的毛泽东、江泽民、习近平等都是一样的政治人物呢？如果这个逻辑成立，则要么35年前的这个时候不会有万千大学生和市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也就不会有1989年的民主抗议运动，要么这场运动本身就是中共内部权争的某种形式，不值得人们纪念。前一个假设没有意义，因为运动当年就是那样发生的；后一个假设就很有意味了，因为它可以釜底抽薪地帮助中共消除来自纪念天安门运动的威胁。如果主张把胡赵与毛习同等看待的论者并不想帮助中共，那你的论述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走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呢？
只是把胡赵作为中共党魁来看，看不到他们当年的想法、政策和作为对共产党基本制度的削弱、挑战乃至颠覆，这或者是过于简单化的认知，或者是以党划线的党派偏见。共产党思维的一大特点就是以党划线，即所谓党性高于一切；他们也最喜欢人们只有简单化的认知，这样才有利于他们的舆论欺骗与专制统治。脱离历史地空谈什么宏观视野和深刻思辨力，其实很容易陷入共产党这种舆论欺骗的陷阱：人类历史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两个阶级的对立，无比宏观也貌似深刻，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个人可以完全被忽略、被模糊、被掩盖、被抹杀。这样以所谓深刻和宏观来抽离历史，现实意涵其实也很清楚：既然胡赵与习近平没有区别，你也不用讨厌习近平了，其实中共天下从来如此；从胡赵到天安门抗议，也都是中共圈内的游戏，咱谁也不用掺合那玩意儿了——如此那般听上去恶狠狠仇恨中共的言论，效用却是消除人们反抗中共的意愿与勇气。
只有全称判断的思考是深刻的吗？
貌似公允中立或看似激烈反共的思考，还往往宣称胡赵有历史劣迹而全盘否定他们在1980年代推动的变革，或者直接宣称胡赵根本无意改革中共政治制度，不过是在和中共元老派争夺权力，只不过没有邓小平的本事大而被邓干掉而已。这种评判容易契合流行的以一句"狗咬狗"来否定政治实质分歧的犬儒思维方式。你恨毛泽东、习近平，他就把胡赵与毛习打在一堆；你恨邓小平、陈云，他就说胡赵和邓陈是一路货色。当然，如果你热爱邓小平，那就更好说了：胡赵为了个人权力而挑战邓，怎能不死有余辜呢？
我不敢说胡赵二人一生没做过一件坏事。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做过的好事也等同于坏事呢？至于胡赵有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在简中世界之外既有坚实的历史记录，也有多年的舆论公论：他们的改革肯定有局限，但他们的改革对于中共政治制度的挑战也是不需要什么"宏观视野"和"深刻思辨力"就能认识到的。至于他们推动政治改革的主观意愿是不是为了和邓小平们争夺权力，这是那种具有不看事实就能阅读别人心思的超自然能力拥有者喜欢提出的问题。简中圈的神奇在于，有这种能力的人似乎不少。不过，这唬人的本事并不难得到，我现在照猫画虎就可以说他们做这种判断的主观意愿就是维护天安门镇压。如果读者认为这样的判断没有根据也不能服人，那很好，咱们就思考方法达成了共识。
胡赵的变革失败了，天安门民主运动也失败了，这是中国的悲剧。但是，失败了，并不是没有存在过，更不是因此没有价值。要走出悲剧，起码条件之一，是具备健康的思考能力，不是热衷于判断别人主观意愿，也不是以动辄做出全称判断而作深刻状。
至于纪念胡耀邦赵紫阳是不是就在寄希望于中共领导层出现所谓改革派呢？就我个人来说，至迟自2002年我提出"改革的终结"以来，种种言论记录在案，读者可以明判。但是，否定中共垄断权力的政治安排，否定今天中共还有政治改革的可能，既不意味着否定中共在1980年代出现过主张政治改革的领导人，也不意味着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必须与全部的一亿共产党员为敌。十四亿人中找出一亿人即百分之七的敌人，这比毛泽东总是把总人口中的百分之五确定为敌人的打击面还要大，从实际政治来说也是很不明智的。就认识方法而言，中共内部没有了改革派，不意味着其内部就没有了矛盾、分裂和斗争。当人们讨论中国政治变革的时候，有人总在言辞凿凿地说中共其实铁板一块，其主观意愿也好，客观效果也好，会是什么呢？
长平：中国兴奋剂风波，难以完成的调查
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指派瑞士检察官科提尔对中国游泳运动员涉嫌服用兴奋剂事件进行独立调查。时事评论作家长平认为，比最终可能查出大规模违规造假更为可悲的是，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德国之声中文网）2021年1月，中国23名游泳运动员被测出违禁药物曲美他嗪阳性。根据媒体报道，国际反兴奋剂专家普遍认为，这种情况应该立即让他们停赛。但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声称，这些运动员所入住的宾馆厨房出现“污染”，因此没有进行任何处罚。
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在没有进行实地核查的情况下，认可了中国方面的处理。几个月之后，这些运动员畅通无阻地出现在东京夏季奥运会赛场，赢得数枚金牌并打破多个纪录，成为又一批“为国争光”的体坛英雄。
外界对此“厨房污染”一无所知，处理过程都是暗箱操作,直到最近媒体才曝光出来，引起国际舆论大哗。美国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主任古普塔（Rahul Gupta）是WADA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根据他办公室的一份声明，他和他的团队直到上周才被告知此事。他的愤怒表明，他显然认为自己应该更早知道。
事情的最新进展是，昨天（4月25日），WADA任命了一名特别检察官——来自瑞士的科提尔（Eric Cottier）主持对此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就在两天前，WADA还坚持说没有证据表明此事需要重新调查。
科提尔先生的两大任务
改口之后的WADA至少给了科提尔先生两大任务：第一，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是否为运动员洗清禁药；第二，WADA对中国方面不干预的决定是否合理，其中包括WADA是否给予中国特别对待。
为此，WADA表示，科提尔将被授予“完全且不受限制地查阅WADA所有与此事有关的档案及文件权限”。
这个进展听上去令人振奋，但是稍加辨析则令人疑惑：第一，WADA当初并没有就此事进行直接调查，而是接受了中国方面的解释。通过查看WADA的文件，就能厘清中国方面是否有组织地参与造假吗？
那么中国政府是否也会授权科蒂尔先生“完全且不受限制地查阅”相关档案及文件呢？答案是明摆着的：4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记者的问题时称，“相关报道是虚假信息，是不实报道”，“涉及的中国游泳运动员无过错、无疏忽，不构成兴奋剂违规”。
第二，WADA已经承认，在这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它没有遵循自己已有的程序。单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已经受到了特别对待。在进一步调查之前，WADA是否可以就已经确认的事实认错并道歉呢？
这种特别对待的理由之一，是当时还在新冠疫情期间。疫情除了造成行动不便之外，作为一个国际监管机构，WADA恐怕也不难得出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中国政府和无所不受它管制的国内各种机构，缺少基本的诚信和透明度——连发展成为全球重大灾难的疫情本身，中国政府至今都拒绝国际专家前往武汉进行病毒溯源调查。
俄罗斯的“制度性阴谋”
世界各地的运动员都可能违规使用兴奋剂，但是政府控制的监管机构系统性参与造假，显然更容易发生在专制国家。因此，让人惊讶的是，在经历中国疫情广泛瞒报、彭帅案不了了之之后，尤其是在经历了同样是专制国家的俄罗斯体育监管机构系统性大规模作弊之后，WADA竟然还能对中国反兴奋剂中心言听计从并秘密配合。
据WADA指派的调查官麦克拉伦（Richard McLaren）的调查，在2011年至2015年间，俄罗斯有超过1000名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涉及30个体育项目，是由国家操纵的大规模服用兴奋剂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在2012年的索契冬奥会，俄罗斯运动员以13金11银9铜的成绩“傲视群雄”。
经过长达数年的反复调查和争讼，2020年12月，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宣布，认定俄罗斯反兴奋剂中心违规。因此，处罚俄罗斯在随后两年之后不得参加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如果俄罗斯运动员能够自证清白，可以中立身份参赛，但不得穿着、佩戴任何有俄罗斯字样的服饰，比赛现场也不得播放俄罗斯国歌。这种惩罚显然是针对麦克拉伦所说的“制度性阴谋”。
在当下的中国游泳运动员兴奋剂风波中，WADA一再强调，该机构官员接受了来自中国安全部门的调查结果，也就是酒店厨房“污染”导致违禁药物曲美他嗪检测阳性。这个国际机构真是健忘——在俄罗斯的大规模兴奋剂丑闻案中，内部爆料人透露，在调换了索契冬奥会上俄罗斯运动员的尿液样本这个关键环节上，就是俄国斯安全人员亲自出手的。
他们当然也会假装不知道，原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的队医薛荫娴揭露，中国曾经由政府组织系统性推进兴奋剂的全面使用，数以万计的中国运动员在1980到1990年代集体使用违禁药物来提高成绩。薛荫娴因为说出真相遭受中国国安的威胁和迫害，在77岁高龄时前往德国政治避难。
区别可能在于，中国不只有不输于俄罗斯特工的国安人员，还有远远强过俄罗斯的国际公关手段，以及脸皮更加厚实的“战狼外交”团队。俄罗斯最终接受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裁决，同样的结果很难想象会发生在中国。
根据德国电视一台调查兴奋剂的编辑部在专业实验室进行的模拟实验，中国方面声称的“厨房污染”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可能性极低。更为可能的是，这些运动员在此前数周就已服用了该违禁药物。我同意这并不能被视为权威结论。但是，在我看来，比最终可能查出大规模违规造假更为可悲的是，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跟我们永远不知道新冠病毒在武汉都干了些什么一样。
祝科提尔先生好运！
揭中国体坛兴奋剂丑闻的女队医在德国避难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原载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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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買春秋：香港二、三事回看台灣
這是疫情過後我第二次來到香港，街上的車水馬龍依舊，耳邊多了操中國口音的遊客，而以往不時聽見的台灣腔，幾乎消失了。
疫情之前我隨著丈夫的工作在香港進進出出住了四年，比之前住在新加坡的時間短了點，比住在中國的時間長了些。當年知道要住在香港的我很是興奮，我喜歡香港的歷史甚於中國的歷史，且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與中國的糾葛，還有知道期限、必須回歸的殖民地的特質，比新加坡更引人入勝。
那幾年我們住在跑馬地，貫穿港島北岸的電車是我的主要交通工具，四年來坐在搖搖晃晃的老電車上層，看盡香港最進步和最傳統的街市百態，經歷了幾年令人心碎的反送中遊行抗議，目睹香港的殞落。我們在疫情爆發之前回到台灣，一直到疫情結束，才再度回到香港取回匆忙離開時未帶走的行李。
大約六個月之前的香港行目的是取回行李，處理銀行帳戶，此次則是參加朋友的生日慶祝。前一次在台灣大選之前，我多麼希望台灣在過去八年的路上繼續前進，此次在大選之後，心中的悲傷和恐懼，竟然更甚於那年1124的公投全敗。
香港移民潮
我們和住在香港多年的英國朋友與他的新婚妻子見面，兩人都在國際連鎖旅館集團工作。在港的外國人還是過著和以前沒什麼差別的日子：在荷里活道逛逛老外喜歡的古董小店，在最時髦的咖啡館酒吧餐廳和朋友聚會一擲千金，住在離島的話週末吆喝數十好友烤肉開趴。
朋友提及他的香港朋友去年舉家連根拔起，疫情一過就帶著兩個稚兒移民至蘇格蘭一個荒涼的小鎮。真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朋友說，我不相信他們能習慣！
雖然離開的不少，但對留下來的外國人而言，香港還是一樣。而對一些香港人而言，因為不願意下一代生活在中國統治下，咬牙去到一個願意接受他們的地方，不管那裡有多荒涼，氣候有多惡劣，融入有多困難。
只要那裡有自由，在不久的未來，他們的孩子不會因一言一行觸犯天條就入獄。
2020年7月1日，英國政府認定中國實施《港區國安法》嚴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且中方明顯違背在《中英聯合聲明》條文中，保障香港自由、自治及維持司法獨立的承諾，因此宣布於隔年1月起，符合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的香港人及其家屬，將可在英國居住、讀書或工作5年之後，可申請無限期居留，再居住12個月後則可登記成英國公民，這是英國政府首次為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持有者提供額外權益。
2023年2月，英國內政部表示，過去兩年來有14.45萬港人經該計劃赴英展開新生活。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陳偉強估計，未來移民英國人數可能會高達30萬人。同年11月，英國內政部表示自從2021年開放 BNO「5+1」移民英國計劃，共收到超過十九萬份 BNO 申請，其中超過十六萬人已抵達或已經住在英國。
我認識的香港朋友，有辦法的許多都離開了。我想到在台灣，國民黨立委要制定荒謬絕倫的《藐視國會法》，要重啟服貿，要放寬中配取得台灣身分。如果有一天他們要取消同婚，我也不會感到驚訝。
如果台灣有那麼一天，如果你有辦法，你會不會想要離開台灣？
香港外國記者會的起落
在中環的香港外國記者會FCC（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Hong Kong），因為亞洲樞紐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外籍記者的大本營，歷史悠久的大廳酒吧，每晚都聚集了各大媒體的老將新兵，還有公關銀行外交界人士，舉杯談笑之間互通新聞有無。
此次踏入隱約感覺幾分蕭條，記者還在，但許多外商人士都已離開。
外國記者會於1943年在重慶成立，旨在聯繫香港境外記者與當時的國民黨政府，1949年後記者會遷移至香港，幾經搬遷落腳於原為「舊牛奶公司倉庫」的二級古蹟中環現址，從英國殖民期間起以幾乎一半的市價向政府承租，每月付給港府數十萬港幣租金。
外國記者會與港府交惡起於2018年8月，記者會邀請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演講。政府及建制派認爲此舉挑戰香港主權歸屬希望取消，記者會基於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原則，堅持演講照舊。之後記者會副主席因此不再獲得續簽記者簽證，相當於變相被趕離香港。
當天我沒有買到演講午餐會的門票，不過大廳各個角落的大型電視現場轉播演講實況，吧台四周擠滿了各地記者，記者會外的馬路上則是有反港獨人士舉標語抗議。此後建制派人士提議政府收回在中環黃金地段的會址，警告意味不可言喻。
當年如果不是陳浩天，日後也可能是任何台灣政治人物，外國記者會觸怒港府是不可逆的。
我坐在吧台冷眼看著這個我從上個世紀末，從菜鳥記者就開始造訪的外國記者會，當年為了抗議在重慶的蔣中正國民黨政府限制言論自由成立的外國記者會，幾乎是全世界最知名最有歷史的外國記者會，如今終究不敵中國政府，或許租約三年後期滿，會被趕走吧？
記者會酒吧牆上極具歷史意義的新聞照片中，蔣中正和毛澤東在1945年日本戰敗後舉杯互相慶祝，我看著覺得背脊發涼。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三番兩次造訪中國，前總統馬英九在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之前說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國民黨立院總召傅崐萁已經率團出發前往中國，在台灣民選總統就職之前，給賴清德一個下馬威。
牆上還有一張1989年六月十日發行的《旁觀者》（The Spectator）雜誌封面， 圖中象徵英國的布列塔尼亞女神，還有象徵英國驕傲的獅子，同時向中國低頭行禮，只差沒有叩頭了。封面標題：Our Betrayal of Hong Kong─我們對香港的背叛。
《旁觀者》1828年首度發行，是較為保守偏右的英國政治週刊，在六四之後的雜誌封面不談六四，談的是英國背叛了香港，如今看來竟是先知。如果台灣的那一天真的來臨，我們會是被誰背叛呢？想到這裡，手中的這杯酒，有說不出的苦澀。
看看香港想想台灣
香港街頭宣傳一國兩制的政治標語讓人覺得荒謬，什麼一國兩制？但再想想台灣的現況，卻讓人覺得加倍荒謬。香港自始至終沒有選擇，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是不可逆的命運。台灣有選擇，而我們的選民選擇了向中國靠攏的國民黨和民眾黨。香港至少明確知道是哪一天，我們則把未來放在叛國者的手中，任他們和中國宰割台灣。
幾天來在香港的記者朋友紛紛提出疑問看法：你們的新總統會繼承蔡英文路線，沒有問題吧？眼見民選立法院過去幾個月的亂象我無言以對，且慚愧到無地自容。台灣的民主，會在我們手中發揚光大或是回到過去？
若是再有機會造訪香港，這顆原來耀眼的東方之珠，怕只會比以前或是現在更黯淡，而我來自的婆娑之島將會如何？島上的叛徒政客和愚昧選民，正努力把台灣變成第二個香港，而且出於自願。
這是香港，路上簡體字和中國人越來愈多的香港，外資紛紛撤退的香港，有機會就要移民的香港，或許假以時日就會被深圳超越成為一個中國二線城市的香港。
請想想我們希望的台灣未來，是什麼模樣。
作者在海外漂泊二十多年後，目前與同為路透社記者的英國丈夫，在八里左岸和普羅旺斯之間如候鳥般移居。希望兩人近半個世紀的國際新聞生涯，能提供些許真切看台灣的觀點。
黃世澤：西方與中國關係難以修好
黃世澤 RFA 20240426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雖然成功見了習近平，但會談取得所謂重大進展，則純屬外交用語，始終中美關係還未到宣戰時刻。只不過，這次布林肯訪華無法在任何問題上取得實質協議，無論一些重大議題，還是相對容易解決的課題，都無法取得成果。既然如此，西方與中國不斷拳來腳往，甚至最終衝突無法管控，都是無可避免的事。
無跡象顯示中國會減少對俄羅斯支持
這次布林肯訪華最重要的課題莫過於俄烏戰爭，中國只要持續對俄國軍工產業提供支持，西方就必須提供更多軍火，甚至北約介入烏克蘭都是無可避免的選擇。而在這個問題上，習近平並無任何跡象會鬆口。換言之，要停止俄烏戰爭的方法，就是連西方對中國的科技出口，以至金融支持都一併切斷，甚至中國願意停止將西方取得的資源轉交俄國為止。這次習近平可謂敬酒唔飲，走去令罰酒。
或許俄烏戰爭這課題太過難搞，連德國總理蕭凌志（Olaf Scholz，又譯朔爾茨）訪華都處理不來的事，布林肯無法取得成功都可以理解。而芬太尼這個比嗎啡強效以百倍計的止痛劑，相信當毒品來管理是共識，中美在禁毒問題上照計可以高調而衷誠合作，但現在只得中美雙方官員繼續對話，很明顯習近平不想放過芬太尼這個工具，一如越戰時越共透過在南越各地銷售毒品在美軍身上賺錢，兼打擊美軍戰鬥力一樣。
布林肯這次訪華幾乎是空手而回
中國如果仍然用這種超限戰思維方式去處理美中關係，美中關係持續惡化幾乎是肯定的事。這也是為何可以斷定布林肯這次訪華幾乎是空手而回，因為芬太尼這問題，如果不是中國政府故意用來作武器化之用，攜手禁毒其實是很容易達致的共識，正常沒有國家想售賣芬太尼、海洛英一類嗎啡類毒品的廠商尾大不掉。但習近平所思所想，明顯另一回事。
簡單如芬太尼問題都無法取得成果，其他問題像台海、南海、香港、新疆等問題，固然不可能有任何成果，習近平肯定寸步不讓，就算經貿有關問題，無論產能過剩傾銷產品，還是氣候變化等問題，都一樣不會有成果。要中國為氣候變化問題減碳，其實等於要中國放棄現有無須考慮界外成本的所謂世界工廠模式，中國本來在減碳問題上，已經裝作發展中國家，拒絕承擔應付的責任。本來可以為環保作出貢獻的太陽能光電板，變成了迫害維吾爾人的幫凶。中國連處理氣候問題，都可以用這副態度去應付，表面上看來最容易，目標最高尚的課題，一樣都不會有任何共識，這是一向見山吃山，見水吃水的共產黨本性使然。
五月變得風起雲湧不會令人感到太意外
在布林肯見習近平前，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終止中國國有電訊公司餘下營運寬頻業務的牌照，而布林肯在上海下塌的酒店前，停泊了中國的軍艦。這種氣氛前進行會談，其實談不出任何成果都可以預見，只不過各方面都期望至少不要令事態惡化。但現時無任何實質協議情況下，事態只會持續惡化。拜登已經簽署迫字節跳動公司出售Tiktok的法案，這法案在這次會談應該是沒有談出任何共識，字節跳動公司一定用各類怪招頑抗到底，由入稟法院引用美國憲法進行司法覆核，到煽動Tiktok使用者作出滋擾政客的行為都會，再加上香港、台海、南海的情況，五月變得風起雲湧不會令人感到太意外。
四月西方領袖連串訪華行動，令人聯想俄烏戰爭爆發後，西方領袖都曾多次去莫斯科訪問，勸普京收兵。當普京不聽到，俄國同西方的關係就決裂，相信中國與西方的關係，現時都向相類似的方向進發，爭在現時那一個火頭會爆發。畢竟火頭多到這個模樣，常人都知道要管控實在難度太高。
魏京生: 劫贫济富 习近平的新版割韭菜
魏京生 RFA 20240426
前面各级官僚和奸商们合伙割韭菜，已经是历史了。老百姓大多有了警惕，不那么容易骗了。但是这个割韭菜获利的模式，把习近平羡慕坏了：这样来钱太容易了，正好拿来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不好骗了，没关系，不是还有无产阶级专政吗？强制割韭菜不用骗，这就是习近平的新版割韭菜。
中共的经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几面透风，捉襟见肘。特别是所谓的外向型工业生产，在别人的市场上赚快钱，是无根之木，无本之源。不但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而且损害了别人的经济运作，是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早就提醒中共这是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但是都叫不醒装睡的人。因为这种模式就像中了毒瘾一样，自己不愿意戒毒，别人也没办法强迫他。只好走到别人说他没有国内市场，产能过剩危害太大，要采取措施封堵倾销了，这才不得不想办法救急。
有什么办法呢？基建狂魔搞不下去了，就把钱撒到一带一路。穷棒子国们没钱怎么办？就搞个亚投行继续撒钱。俄罗斯打仗，倒是靠坑哥们赚了一笔，但赚的也不多。现在那么多地产电器行业，眼见着就要亏本停工破产了。这就是经济崩溃，不是危机。别说老百姓了，官商结合的上层集团也不会放过他。怎么办？
小习的聪明大脑或者是狗头军师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不是没了外国的市场吗？可以开辟国内市场。十四亿人每人几千块钱，不就解决了大问题吗？靠爱国主义套不出钱来，就上手段强制掏钱。专政工具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掏穷人的口袋帮富人解决问题，这就是改进版的割韭菜。
中央带头割韭菜了。按照中共多年来的习惯，地方必须在中央的基础上加码，显示领会精神之外借机大赚一把，不辜负自家的口袋。中央下令更新房产电器，地方就可以没收房产，下边可能还有花样百出，就像大跃进时大炼钢铁一样。
老百姓果然有那么多钱可供割韭菜之用吗？肯定没有。官商结合割的是一小部分中产阶级的韭菜，割完就跑路到国外隐姓埋名了。现在要割的不仅仅是中产们，而是广大的穷人。狗头军师们盯上了银行里的多少万亿存款，可那大多不是穷人的存款。大部分可能是贪官污吏中比较无能的人，没办法转移到国外的存款。
另一部分穷人的存款，是为了保险保命看病的危机存款。中共的社保医疗搞得一塌糊涂，老百姓有病或者遇到紧急事务，就得靠这点儿存款救命了。你这割的不是中产多余的钱，是穷人的救命钱。老百姓还能忍他多久呢？
明朝也有过劫贫济富的故事。江南各省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朝政，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把税收转移到贫穷的北方各省。加重税收的结果就是李自成、张献忠造反，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主张加重南方税收的太监魏忠贤，至今还被知识分子们说成是奸臣。抵抗外族侵略的袁崇焕，被老百姓分吃了受刑后割下来的肉。老百姓就不想想是谁割了他们的韭菜，他们的血肉。
习近平很聪明。他知道割了老百姓的韭菜，他们也不敢造反。即使割到了资产阶级的头上，他们也不敢造反。但是这个割韭菜的方法其实是饮鸩止渴。国内消费者变得更穷了，国内市场进一步萎缩。都换成新房、新电器了。下边生产的房产电器卖给谁？发达国家还会继续被你忽悠，不要自己的国内经济来与你们合伙赚大钱快钱，再次卖国，美国老百姓还能允许吗？
王丹: 中国新贫困阶层开始形成
王丹 RFA 20240426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近几年来，由于疫情引发的社会封控，中国国内经济不振，许多人失业致贫。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很多人选择采用走线的方式，从拉丁美洲非法入境美国。据美国官方数据显示，仅2023年一年，通过走线来到美国的中国大陆人士就达到2.4万人，超过过去十年的总和。随着走线人数增加，其中一些年纪较轻的人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这些人衣着得体时髦，看起来经济条件并不差，不像一般的非法入境者。这不禁引起了公众对这些人走线来美动机的怀疑，中国移民的形象出现了被污名化的趋势，甚至被贴上了"有钱人"的标签。其实，根据《世界日报》的报导，大部分通过走线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与其他族裔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入境后的生存之路也非常艰辛。我认为，来自中国的走线人数的增多，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因为很明显其中大部分人并非是因为政治上反共，他们离开中国投奔美国，主要还是为了寻求生路才铤而走险，这代表在中国，新的贫困阶层已经出现，且人数在持续增加。
走线的人变多主要原因是国内贫困人数增加，这并不仅仅是观感，而是有具体数据支持的普遍现象。例如，过往是中国经济发展代表的科技行业，最近频频传出裁员的消息。据《南华早报》报导，亚马逊云计算部门四月初宣布裁员，但未公布裁员人数。另外，瑞典通信服务供应商爱立信上个月宣布，将在中国裁撤约1200个职位。同时，特斯拉15日对内宣布裁员，主要涉及销售人员。而英特尔本月初也开始针对销售与营销部门启动新一轮裁员。除了这些跨国企业，中国本土的科技公司也没能逃过这轮裁员潮。据知情者披露，自上个月起，Tik Tok母公司字节跳动已开始在其内部平台上进行裁员，涉及员工约1000人。其他已启动裁员计划的中国科技公司还包括腾讯、小米、京东、快手科技、滴滴出行、哔哩哔哩和微博等。如果连科技行业都如此，制造业等其他行业的惨况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经济下行，受到冲击的远远不止民间的科技行业等。由于经济低迷，各地财政紧张，导致许多地方公务员出现降薪潮，各种补贴和退休金也被大幅削减。例如，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广州某中学教师去年的绩效奖金被停发，工资比2018年减少了45%，现在年薪连20万人民币都不到。报导同时指出，广州一名网友表示，他的母亲是当地某高校退休教师，最近接到学校通知，退休金从每月8000元人民币降至4500元人民币。这些事实并不是孤例，说明包括基层公务员在内的中产阶级的返贫现象正在进一步加剧。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面对疲软的经济，中国政府也试图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例如，据中央社报导，为了刺激经济，国务院决定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放假五天。但是这五天里，两天是例行的周末假期，两天是调休，真正的节日假期其实只有一天。这种貌似大方，实则吝啬的放假安排，一公布就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纷纷抱怨政府并不想让民众真的休息，集中假期只是为了拉动消费。但是虽然中国政府想尽一切办法试图拉抬消费，只要新贫困阶层不断出现和扩大，在这样的的大环境下，无论做什么都是缘木求鱼。
尤其重要的是，当下出现的新一代贫困阶层，他们大多没有经历过大饥荒等毛时代最艰苦的日子，多数都生长在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不断增长的时期，经历过生活无虞的阶段，他们对于贫困的忍耐程度远低于上一代穷人。对于现在的贫困状况，他们能够忍耐多久，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稳定还能够维持多久，非常值得观察。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曹家榮：監控與數據科技的反烏托邦未來──讀《監控國家》
報導者 THE REPORTER 2024/4/10
文／曹家榮（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副教授）
文／曹家榮（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副教授）
2023年7月6日，在中國上海舉辦的世界人工智慧大會（Wor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WAIC）上，現場展示的監視器畫面可清楚辨識路人。（攝影／AFP／WANG Zhao）人工智慧與數據科技今日的發展，幾乎可以說正要開啟決定我們未來生活與命運的關鍵時刻。這不僅是在說包含ChatGPT等令人驚豔的人工智慧應用，或是Vision Pro所謂空間運算將帶來的改變，我們更需要認識到的，其實是日常生活中漸漸無所不在的各類監控科技。
《監控國家：中國全力打造的數位烏托邦，一座不斷進化、從上到下集體共構的全景監獄》這本以厚實的調查報導為基礎的新書，雖然是以中國為主體，但我認為，卻像是向讀者遞上了一面反思之鏡，讓我們能即時地（或者，希望不算太遲地）、更警覺地去思量，該選擇什麼樣的科技與未來生活？因此，這篇書評試圖向讀者們指出：《監控國家》除了是一本能讓我們更清楚地看見中國作為極權監控國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會發現，那樣被監控的生活其實並不只是遠在天邊，很有可能也將會是我們的未來生活。
以日常監控治理社會的「中國方案」
本書的故事背景是兩位作者筆下維吾爾族人塔依爾（Tahir Hamut Izgil）一家的遭遇。跟著塔依爾的故事，我們幾乎經歷了中國對於新疆維吾爾族的監控日常，隨處可見的警察崗哨及監視錄影機、各種數據收集與分類的表格，甚至是不明究理的生物識別數據採集作業。這些日常監控的運作，目的不僅僅在控制當下，更在於控制未來。如同本書第一部的另一要角，前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所說的，他們要做到的是，在威脅出現之前，就先消滅威脅。
透過監控科技來消滅未來威脅，這種看似科幻電影《關鍵報告》（Minority Report）的情節，其實也正是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一書中警示的，無所不在的監控與數據科技，將會導致一種「確定性的烏托邦」。但不同的是，《監控國家》讓我們可以更清楚看見，中國作為一個極權監控國家，是如何走上這一通往反烏托邦未來之路。或者說，對中國而言，這可能是一條夢想實現之路。
中國現任領導人習近平就任後不久，就清楚地宣示要將人工智慧與數據科技視為其國家發展計畫的核心。《監控國家》的兩位作者，在書中相當貼切地形容了習近平中國大夢的理想未來：
在理想的未來裡，只要擁有足夠的數據和正確的演算法，他們就不必像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其他20世紀的暴君那樣，動用暴力來強加自己的意志，而是能像谷歌（Google）的廣告商那樣，預測要在何時、何種方式，來推動國民按照中共偏好的方式行動，同時也可以抹除異議。中國將不再存在自由或壓迫，只會剩下最佳化。（頁152）
這種「最佳化」的想像，背後浮現的正是將社會整體看作是可加以設計、改造以及驅動的工程學思維。一方面，兩位作者帶我們看到，這種社會工程學思維在中國的萌芽，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返回中國的重要科學家錢學森。他在1981年出版的書中主張，社會主義的社會，透過其所謂社會控制論的幫助，將「可以被設計成能自動進行自我修正的社會」。其後，錢學森的學生又進一步地將這種工程控制的思維，結合資訊科技的進展，將監控與數據分析帶進了中國的治理系統之中。
另一方面，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監控國家》一書的兩位作者指出了，這個中國夢實際上也是中國向西方民主社會提出的一種挑戰，也就是有別於西方的、關於美好未來的「中國方案」。也因此，《監控國家》帶讀者看到，中國政府如何致力於監控科技與治理系統的「輸出」──例如，華為在烏干達設計的「平安城市」系統。但就如同兩位作者主張的，中國政府的目的不見得是要讓其他國家複製中國的治理模式，而更像是要向全世界展示「這世界除了自由民主之外，還有其他替代方案」。
《監控國家：中國全力打造的數位烏托邦，一座不斷進化、從上到下集體共構的全景監獄》， 李肇華（Josh Chin）、林和（Liza Lin）著， 李易安譯，麥田出版
絕非正義與邪惡的單純對立
甚至，我認為這本書更令人感到衝擊、也更值得一讀的地方在於，兩位作者不單純是在「揭露中國極權監控的邪惡」。特別是當我們從第8、9章看到，中國的各類監控科技背後不斷地有著西方科技公司的影子。像是微處理器大廠英特爾（Intel Corporation）便投資了一家名為東方網力的中國新創，其產品後來被用於新疆的影像監控網絡。而思科（Cisco Systems）的網路路由器設備，不僅協助了中國政府建造了舉世聞名的「防火牆」，更被用於打擊中國境內的宗教活動。當然也不用意外，新疆警方用的硬碟是希捷（Seagate）與威騰電子（Western Digital）的產品。
這些西方科技巨頭，在面對外界相關質疑時，總以「不知情」、「震驚」等說詞試圖含混過關，但實際上難以否認的是，對於資本主義企業而言，當中國這一龐大的市場擺在眼前時，那些民主與自由的理念、價值，恐怕早已成了營利的必要代價。換言之，這些因著所謂自由的政府與市場制度才得以獨立與茁壯的大企業，如今等同於是以助長極權監控的方式，貪婪地賺取大把利潤。而這樣的作為，恐難令人相信所謂的「西方」還有著任何「正義」。因此，如同兩位作者主張的，我們今天面對的，早已不是簡單的正邪二元對立的問題。
監控與民主，自由與安全的曖昧張力
本書的尾聲回到了塔依爾一家的故事，他們終於克服萬難去到了美國，但這卻也意味著將走上無法歸鄉的流亡之路。從人文地理學的角度來看，「家」是安全棲居之所，相對地，自由則源自於空間探索的可能性。然而，實際上更為複雜的是，對於人的基本需求而言，兩者從不是二擇一的選擇題，而是有著曖昧矛盾的張力。換言之，所謂的自由的探索，不可能讓人全然捨棄安全的需求；同樣地，絕對的安全若要以自由為代價，那必然帶來窒息的生活。《監控國家》一書以塔依爾一家的生命故事，帶讀者看到在監控科技擴張的未來世界中，自由與安全需求的滿足將是更難解的問題。
一方面，去到美國的塔依爾逃離了中國極權監控，某種意義上自由了，但無家可歸的流亡卻必然帶來某種不安全的焦慮感。另一方面，流亡的自由卻也可能在某一天變得虛假。雖然塔依爾一家可能尚未經歷到，但《監控國家》的兩位作者已指出，如今，臉部辨識系統也已成為了美國境內警察治理的武器。從九一一事件到COVID-19疫情的爆發，美國（以及其他許多所謂民主國家）正以看似不同的方式，卻實際上極為相似地靠向中國。
因此，如同本文開頭所說的，我們正面臨了人工智慧與數據科技將導向何種未來的關鍵選擇時刻，同時，我相信也如同《監控國家》兩位作者最後所說的，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就像台灣過去在COVID-19疫情期間已經歷過的類似選擇：在特殊情境下合理且有效的監控科技，在多大程度、何種條件與程序、以及該由誰能決定，它的持續甚至擴大使用？也許讀者們在讀完《監控國家》後，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
（本文由麥田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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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京吾：历史学者如何构建国家——德国历史学派痴狂史
施京吾
20200521
20200521
德意志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深切关注，不仅在于建构一个民族史学，还在于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深刻影响了德国道路的演进，对德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军国主义膨胀负有重大责任。
早期德国历史研究既宣扬自由主义也具有民主和世界主义意识。在拿破仑入侵、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德国历史学渐渐脱离欧洲自由主义传统，试图以德意志民族性为依据，转向对普鲁士王朝军国主义的欣赏，信奉权威主义和具有侵略性的沙文主义。俾斯麦以“铁和血”对德国的统一正是这一追求之结果。
德意志历史学家以历史主义(historismus，和波普尔批判的“历史主义”，即historicism概念上有所区别)的姿态建构了自己的民族史学。它核心的意义是用个体化观察代替对历史-人类力量的普遍化观察。这样，历史就丧失了相互间关联，变成一种可以任意把玩、解释的碎片。他们对“国家理性”无条件信任，只在乎材料真伪，极少进行价值的审查，对历史研究的最终结论是：德国必须要走“国家主义”道路。美国学者戴维·哈克特·费舍尔对德国历史主义尖锐评论道：“按一般的理解，它在认识论上是唯心的，在政治上是反民主的，在美学上是浪漫主义的，在伦理上，它的核心是邪恶的，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正当的。”
19世纪末，欧洲思想家敏锐观察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家主义倾向，对此表达了深深忧虑。法国历史学家安托万·基扬在《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一书中指出：德国舆论在历史学家引导下已经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特征。
德国历史的制造家
拿破仑取缔神圣罗马帝国激发了德意志人强烈的民族情绪，但终究没有一个叫“德意志国”或者叫“德国”的政治疆域可供依托，因为并不存在这样的国家。既然没有，那就制造一个。缔造德意志国的任务就落到普鲁士的头上：“普鲁士没有其他的资源，但它的历史可以成为力量的源泉”。所谓“普鲁士历史”，就是从欧洲偏之一隅的贫瘠地带、从最穷困地区发展成为欧洲强国。是故，引领国家走上强国之路的普鲁士各位君主们，就成为这个国家的道德楷模。
普鲁士在德意志地区脱颖而出，成为思想家们眼中最先进、最锐意进取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启蒙者就是普鲁士精神的卫道士。
德意志国的先驱者们从德意志四面八方来到普鲁士：施坦因男爵来自拿骚，为普鲁士提供了基本国策；沙恩霍斯特少校来自汉诺威，他是“这个武装国家的主要组织者”“所有改革的灵魂”；费希特来自萨克森王国，他从1807年12月到次年3月在柏林科学院圆形大厅连续发表14次演讲，极大煽动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感情，被称为“德意志民族主义之父”，他还是柏林大学首任校长。
制造国家是一起政治事件，自然由政治家来完成。普鲁士政治家的不寻常处在于，不仅打算制造一个国家，而且还要制造历史和历史学家。施坦因男爵曾经担任普鲁士首席大臣，他具有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更加擅长“用历史来达到政治目的”。遗憾的是，此时没有德国，也就没有德国历史，更没有德国历史学家。
不是要制造德国吗？干脆，连同德国历史和德国历史学家一起制造了：1819年1月20日，德国历史学会建立，“它是德意志民族史学的摇篮，施坦因男爵被视为它的缔造者”。德国历史学派由此出现，他们是霍亨索伦王朝的有力支持者、19世纪普鲁士政策的奠基人。
不能说历史都是公正的。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据说使德意志丧失的人口达到了八百万之巨。拿破仑摧毁了德意志全境，若非英俄奥多次组织反法同盟，可能就不再有普鲁士。因此，施坦因屡屡从英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强国之路，法国则是普鲁士的敌人。
英国信奉经验主义——也就是现实主义，一切皆从现实出发，并以经验为依据。但英国人没有放弃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尤其没有忘记个人权利乃一切权利之源，没有个人权利就不存在什么“国家权利”。所以，英国可以没有宪法，但不能没有《权利法案》。
德意志人呢？正如特赖奇克举证的那样：“历史教导我们，国家更经常地是由征服者和暴政、违背其公民意愿而形成的。”这当然是部分实情，但绝非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更不是历史演进的真谛。德意志史学家却能“从年久日深的恶行劣迹中生拉硬拽地找出了劣迹永存的原则”，“巧妙地从由来已久的非正义中提取所谓的历史权利，在旧制度的表面建立起一个正义的殿堂”，这个“殿堂”正是建立在普鲁士“国家权利”之上的，“国家权利”和“历史决定”由此被结合成一个紧密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兰克表示：普鲁士要“服从历史决定的命运”。
德意志历史学家们对政治家的回馈极为丰厚：“历史尽管是个有限的学科，但它比任何学科都有助于全体德国人民的统一。”就如特赖奇克雄心勃勃地要从历史中创造一个德意志民族一样。海涅却说：“法国式的疯狂远不如德国式的，在后者，疯狂具有理智化的形式。”
民族史学的先驱者
格奥尔格·巴特霍尔德·尼布尔，1776年8月27日出生于哥本哈根，是定居于丹麦的汉诺威家族。他本是一流的金融家，施坦因将他招至柏林，委任的也是金融工作，但他不喜欢这项工作，而是爱好文学和学术、思考和想象。同时，他又把自己过于发达的想象力当作是公正、思想以及道德的敌人，他觉得自己“真正的天职是历史，我想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它”。于是，威廉·冯·洪堡请他到柏林大学任古代史教授。初建不久的柏林大学集中了当时德国许多一流学者：费希特、施莱尔马赫、萨维尼等等。尼布尔的学术能力非同一般：懂20种语言，在语言学、希腊和拉丁考古学、古典语文学、历史学等领域都拥有广博知识。
格奥尔格·巴特霍尔德·尼布尔
尼布尔的史学代表作是《罗马史》。他“具有当代历史学家的两个特征：讲究研究方法和科学的历史观念”，研究历史有如解剖学：“我解剖词句，就像解剖学家解剖尸体一样。”通过对“方言和神话、法律与宗教的比较，他在历史学中引入了演化理论……这个理论将发展成历史科学，并由此产生了其他学科：语言学、语音学、美学、民俗学、比较神话学、宗教史等。《罗马史》是对这类方法的第一次运用”。因此，尼布尔不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也是现代史学开拓者之一。
尼布尔书写《罗马史》的意图在于：在普鲁士人眼前树立起榜样，并从历史总结归纳出教训，以此服务于普鲁士的政策——于是，这部《罗马史》不可避免地看起来更像影射史学。他坦言：“普鲁士屈辱的不幸时期在我的历史著作中有所反映。……我回过头来审视一个早已作古的伟大民族，以图增强我的思想力量以及我的读者的思想力量。”书写对象是罗马，感情却是德意志的：对被压迫人民的深刻同情，实际是对普鲁士的同情；对恺撒、亚历山大的厌恶，实际是对拿破仑的憎恨；他阐述复杂历史问题的手法，实际是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写照——他还是一名外交官，担任过普鲁士驻意大利大使。
尼布尔属于自由派历史学家，与经典自由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始终认为个体自由是群体自由的开端，人民一旦被剥夺自由，革命就是人民基本权利。而尼布尔则认为：“自由来自权力当局：它必须是后者授予的，而不是从后者那里夺得的。”这个“权力当局”是普鲁士。
同为德意志民族史学先驱，分量更重的史学家是利奥波德·冯·兰克。他是隶属萨克森王国的图林根人，拿破仑来到时他12岁，老师唤醒了孩子们的爱国情感，并告诉他：在小小的萨克森祖国之上，还有更大的德意志祖国。不过，这个大的“祖国”只存在于观念中而非现实中。于是，将观念变成现实就成为兰克的梦想——建立，而非建设祖国的任务只能由普鲁士来完成。但1815年普鲁士兼并图林根时，兰克还是有些伤感，他父亲却告诉了他“普鲁士行政管理上的优越性和腓特烈大帝制度的有效性”。再于是，兰克成为“普鲁士君主制出色而忠诚的仆人”，开始“赞赏我的新祖国敏锐而开明的管理体制”，他在《自传》中写道：“国家的理想让人衷心赞同，成为他的一员真是令人欣慰。”
兰克著作等身，在历史著作中努力保持着客观、公正和谨慎的姿态，材料挑选严格。“他热衷研究细节，但他的思维也喜欢超越细节把握整体”，其目的就是“我希望按事实发生的状态叙述之”。所以，兰克的历史观仍然属于普世的而非民族的。尽管憎恨法国，却从不挥霍这种感情，他为亨利四世的早逝感到惋惜，认为他很可能会阻止三十年战争；也为吉伦特派进行了必要辩护。他还对普法战争的胜利进行了小心翼翼地劝告：“有一种爱国主义仅仅表现为排斥一切外国事物，蔑视后者有价值的东西。这种思想只会扭曲真正的民族精神。我们引以为豪的东西何处不曾受到法国观念的影响？”诚实而平和。
对历史的公正叙事并不排斥德国的整体利益。在《普鲁士历史九书》（此著先为九卷，后扩充至十二卷）中他表示：“腓特烈大帝的想法在第三卷中，在查理七世当上皇帝后开始显露出来。”如此一来，他为德意志未来的政治设计就显得十分直白了。
1848年革命时，普鲁士国王就时局问题征求他的意见，他的回答是：“给一部宪法……宪政体制应该被视为现代社会装门面的政治形式，对此无须带有什么爱恨情绪。在我们目前的局势下，两个方面的情绪有利于宪政：首先是旧的普鲁士行政体制，它原来曾如此伟大，其服务是如此出色，但现在已不复存在……第二原因是，现在的人们已经只习惯于在宪政形式下考虑政治生活。”帝国宪法具有重大缺陷——是他们刻意设计成如此形状的，提供原则的正是兰克。他端出了一整套具有国家社会主义色彩——就是后来纳粹主义的早期蓝图——要求政府为社会提供工作岗位和福利是为换取他们的权利：“对那些没有多少财产的人，我们不会给他们多少政治权利。”军队的作用是强制德国人接受普鲁士的条件，以制服“反叛的君主们”。他还说“普鲁士真正的命运是要成为军事君主国并一直维持下去……人民的真正代表是国王……反抗历史权利有什么用处呢？”他甚至写信给普鲁士内政大臣曼托伊费尔，直接建议兼并瑞士，根除欧洲这个社会主义避风港。
德意志帝国皇帝对兰克的评价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他都做了。其实远不止这些。
兰克自称追随的是尼布尔的足迹，在历史领域他比尼布尔更加伟大，在政治领域则更加危险，而历史领域的严谨、善意和公正遮蔽了他政治态度的危险性。
历史学家的诗人气质
蒙森的《罗马史》在中国要比尼布尔的《罗马史》出名得多，这部五卷本巨著仅仅写到帝国的开端。蒙森知识渊博程度也不亚于尼布尔，他倾五十余年之功编纂了《拉丁铭文大全》，对考古学、语言学、铭文学、钱币学、法学、神话学甚为精通，他“对自己所写的每件事都出示证据”。基扬认为：“从学术的崇高、伟大和无私上来说，特奥多尔·蒙森是19世纪德国学术中最卓越的典范之一。”
特奥多尔·蒙森1817年出生于当时还是丹麦统治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蒙森内心深处满怀爱国主义精神”——他爱的是德国：“有些傻瓜还坚持认为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不是德国的土地。”他学问深奥，非常人能及，气质上却更像一名艺术家，思想活跃，富于幻想。
蒙森思想上属于自由派，感情上亲近普鲁士，是普鲁士自由派。蒙森自由主义特征相对突出，德国统一后，他认为学者应该回归学术，而帝国的政策是反自由的，所以，他又反对帝国；他不赞成俾斯麦反社会党人的“非常法”，在做国会议员时与俾斯麦关系僵硬，两人甚至还闹上了法庭；在种族问题上更深信犹太人的现代精神完全是指向进步的。
先是普鲁士国、而后是德意志国的自由派们拥有一个专有名词：民族自由派。这意味着，他们在阐述自己理论、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不是按照自由主义的普遍原则，而是按照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进行的。这样，蒙森的《罗马史》就大可值得玩味了。
《罗马史》的卓越之处很多，而蒙森所呈现的观念——或者说价值观，可以归纳为四点：一、他的“历史哲学是为生存而斗争的哲学”，政治斗争、内部斗争等各式各样的斗争充斥整部历史。二、与尼布尔对人民的赞赏相反，蒙森只赞美胜利者，而被征服者总是错的，对弱小民族的苛刻导致其正义丧失。三、字里行间都表现出他是热情的德意志爱国者，除了德意志民族，其他人民都不屑于齿。他写的是《罗马史》，对拉丁人并没有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他认为更完善的民族是希腊人和日耳曼人。基扬说这部《罗马史》成了“日耳曼民族的辩护词”。四、论述方式专断而傲慢，行文颇为冷酷。
蒙森关于历史的“一个重要观念是，罗马人证明了民主制和君主制是一回事”。于是，这部史学巨著中充满影射：罗马贵族就是“容克”“充满偏见的保守派”“一个围绕着王座和祭坛的阴谋集团”；从庞培的怯懦使人看到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奥尔缪茨的可耻让步的全部怒火”。正如他每件事都能拿出证据一样，《罗马史》展示出蒙森观念上的荒谬性。
在《罗马史》中，蒙森热情讴歌的是尤里斯·恺撒，这和他“力量优于正义”的理念是相匹配的，他由此被视为尼采的直接导师，尼采的“强力意志”正是蒙森历史观念的再现。基扬说，应该将这位历史学家称为“诗人”。尼采不也被人称为“诗人哲学家”吗？
颠倒黑白的绝妙才华
与蒙森同龄的海因里希·冯·聚贝尔是威斯特伐尼亚人，也是民族自由派中的一员。
特别能体现聚贝尔自由观的是他在《德意志帝国创建史》中写下的一段话：“我渴望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无非是削弱中央权力去满足个人权利；而我的自由则意味着国家权威的增强，其具体方式是国家在履行一切责任时都得到人民充满爱国热忱的合作。”——熟悉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人都知道，这不是自由主义。如此原则指导下的历史研究，不难想象聚贝尔会得出怎样的结论。
聚贝尔有两部重要著作，一部是五卷本的《法国大革命》，一部是七卷本的《德意志帝国创建史》，都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民族自由观。
德国史学家对材料发掘功力无疑是一流的，聚贝尔亦是如此。在此，理应向他们致敬。在他之前，法国“大革命史可以说是推演出来的”，而他是“第一个接触一手史料的”，对当时大革命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知识、新材料。
但不论是德国民族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对法国革命的态度是一致的：不欢迎这场改变世界面目的革命。因此在不得不做出必要的赞美之后，想方设法贬低大革命的价值。在重要价值被贬低之后，那些次要的材料和事件、“黑暗和悲剧特征”就被严重放大，成为主流。7月14日就和九三年、和1807年都成了一回事，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模样也很相似。然而，以我对德国史的了解不能不指出：希特勒是德国历史演变的直接结果。倘若，德国人对法国革命的眼光稍许宽厚些，德国或许会变成另外一个样：法国大革命的过程绝非无可指摘，诋毁却是另一回事。
这样，聚贝尔笔下的法国革命就变得十分滑稽了。他为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辩护，毫无根据地说她与国王的出逃是为“领导旺代或普罗旺斯的天主教运动”，而一旦出逃成功“将会确认封建制度和血统制度的废除，承认国家制度的统一性和工业和贸易的自由”——尽管王后出逃方向与旺代和普罗旺斯的方向完全相反。他还能推导出与原意完全相反的结论，王后在致迈尔西公爵的信中说：“我必须让他们放松警惕，以便今后更好地愚弄他们。”聚贝尔推断出：别人的“一切承诺都不能保障她未来的安全”。他还创作了一段小太子在监狱中死亡的悲伤传奇：小太子确实死了，只是聚贝尔的创作确实传奇。
基扬讽刺道：聚贝尔对法国革命显示了他“颠倒黑白的绝妙才华”。在《普鲁士帝国创建史》中聚贝尔所表明的政治态度，使他的著作更像霍亨索伦王朝的御用宣传品：对俾斯麦刻意美化，将所有问题的责任都推卸给对方，掩盖事实真相，等等。“在每个场合下他都想证明其同胞的清白，总想把他们表现得像雪一样洁白。”
普鲁士国家的伟大当然要归功于国王的伟大，聚贝尔说：“这个国家之所以变得强大、坚韧、充满生气、组织有力，应该感谢国王们……在这个坚实基础上，国王之中最伟大光辉者以作为国王的权威宣告了自由的两项基本权利……——信仰自由和司法独立。”信仰、自由、司法都是好的，宪法也是必要的，但都必须在一个强有力领袖指导下才能实现，使之成为权力的附庸。这难道不就是卡尔·施米特所论证的“总统”是“宪法的守护神”吗？这些说辞强烈展现了德国思想在通往纳粹道路上的一致性和延续性。
德国历史学派的普遍特征是赞赏强人政治，聚贝尔在一封信里写道：“我赞同特赖奇克的意见：历史是有强有力的人物创造的。普通大众毫无作为：他们受生计所迫甚为强烈。”这个强有力的人物在法国是拿破仑，在霍亨索伦王朝是俾斯麦，那么，在将来的第三帝国呢？当然是希特勒。
特赖奇克对聚贝尔的著作却反驳道：没有史实的错误，错误的判断很多。
民族主义的狂徒
为伟大历史学家的同时，特赖奇克也是十足的民族主义狂徒。
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可能是近代德国历史提及次数最多的历史学家，他仿佛是霍亨索伦王朝的职业辩护师：“其使命就是宣扬霍亨索伦制度的优越性。”
特赖奇克是萨克森人，和前辈兰克基本算老乡。1875年，41岁时成为柏林大学当代史教授，同时还是普鲁士国王的传记史学家，职业与历史观有着高度一致性。他的老师波迪格尔、达尔曼都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普鲁士主义倾向，尤其参与过1848年帝国宪法制订的达尔曼教授对他产生了“最具决定意义的影响”，特赖奇克说：“从我遇上达尔曼的那一天起，我就清楚地懂得我该做什么，而且我立即便开始行动了。”
早年，特赖奇克也算“民族自由派”，只是他以国家或者民族为前提的自由观更加明确。既然“自由”并非自在之物，作为“前提”的国家或民族才是他真正追求的本质，他成为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就不意外了。普奥战争是导致特赖奇克思想裂变的重大事件。萨多瓦之役，普鲁士的胜利使特赖奇克成为比铁血更加铁血、比俾斯麦更加俾斯麦、比普鲁士更加普鲁士的历史学家：“是的，我们时代是战争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铁血时代。……强者压倒弱者……这是不容置辩的生存法则。”而普法战争的胜利，德国不仅在战争中战胜了法国，也在思想上“消灭了”自由主义，自然权利和自由主义在特赖奇克那儿很快成了“乌托邦”。
特赖奇克在1863年至1870年发表过难以计数的演讲，反复强调的就是“德意志祖国”。1871年俾斯麦果然给他送来了统一的“德意志国”——他的“祖国”。
特赖奇克的代表作是五卷本的《19世纪德国史》，是他呕心沥血二十年的史学力作，不仅凸显了他作为伟大史学家的才华，还展示了他杰出的文学才能，他笔下人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既擅长表现细节又精于再现整体，他语言“丰富、饱满，富有乐感”，词汇丰富、风趣幽默，非常富有感染力。然而，特赖奇克的史学观念却使他丧失最基本的公正。他说“梅特涅是这个大陆最大的骗子和无赖”；说犹太人“是享用德国农民之痛苦的食腐肉的鸟类”……言辞激烈、具有强烈攻击性的句子比比皆是。基扬认为他“并不是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他承认自己“缺少历史学家的平静”，但又肯定了这种激情：“我不指望被称为一名公正的历史学家，要我获得这样的名声是不可能的。”他笔下普鲁士历任国王都是十全十美的完人，哪怕并不完美也要捏造出完美：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懒散和放纵归咎于时局艰难；刻意淡化威廉三世的顽固和懦弱，只说他是“一个好父亲”。而普鲁士以外——不论德意志范围内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国王，就统统不是东西了，他对书中涉及的大大小小几十位国王没有赞美过其中任何一位，且言辞刻薄，竭尽挖苦之能事。
特赖奇克表示：“在政治上，人们只能以成功者的角度来判断。”——成王败寇。在这部巨著里，最重要的就是展现纯粹的“德意志美德”：既然普鲁士取得了胜利并统一了德国，那只有普鲁士人才拥有“最纯粹的德意志美德”，只有普鲁士人才是“德意志种族最杰出的代表”。他强烈的反犹主义立场也就应运而来。
在一本《略论我国的犹太人》小册子中，他对犹太人进行了强烈谴责：“当我们在考虑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时，今天表现最强烈的骚动就是德国大众一种自然的反感情绪，这种情绪是针对一种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大位置的外来因素的。”并发出这样断言：“犹太人是我们不幸的原因！”由于有着这样的反犹“先知”，在德国出现纳粹主义、出现希特勒这样的极端种族主义者，一点也不显得突兀。
对业已丧失历史学家本分的特赖奇克，安托万·基扬痛斥道：“他的工作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是在犯罪。”得到这样的评价，不论是学术还是思想，都可以被认为是巨大失败，看看他身后的历史：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3年至1945年纳粹统治下的第三帝国，却不得不说，这些正是特赖奇克思想的再现。
德国历史学派之余绪
从尼布尔到特赖奇克，他们的政治思想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直至痴狂：尼布尔和兰克主要还是揭示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它的政治教训还需要读者去分析演绎；蒙森将罗马与德国之间的局势进行了比较——并非是比较史学而是影射史学；聚贝尔则完全服从于自己的观念；特赖奇克不仅将历史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甚至直接引导了德国民族主义思潮的迅猛发展。而共同点在于：他们没有一个是普鲁士人，一个都不是。
安托万·基扬在书的最后极具警示性地写道：“靠欺骗和谎言维系的东西绝不会长久——自食其果是早晚的事。”但在德国并没有引起警觉，一战之后，他们依然放浪于宏大的历史建构中，比如，堪称兰克之后德国最伟大历史学家的梅尼克。限于篇幅，将来，我将专门讨论这位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历史学家，是如何继承了前辈们的精神要素，而对“德国文化会产生希特勒”这样的结论，他又是如何心有不甘的。
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指出，德国的“历史思想和历史研究的民族传统对于反民主思想难辞其咎，他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后的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伊格尔斯作为纳粹统治下的逃亡者“见证了这个政权的种族主义”。可谓切肤之痛。
（曾刊發《随笔1979 》2019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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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谁是中国真正的朋友和敌人
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损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包括不平等条约，租界、外国在华特权，包括领土的丧失。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平心而论，绝大部分的进步都发生在1949年以前。
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我讲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大家知道东南亚地区这两三百年经常排华，但是东南亚国家中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排华事件的国家，也就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应该是泰国。历史上东南亚这些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大规模排华事件，就是泰国没有发生过。可是泰国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中，70年代曾经我们认为是最坏的国家，那个时候官方对泰国的说法是美国等反动统治集团统治的国家，而且我们当时支持泰国共产党在他们那里搞革命，我们的昆明曾经设过泰国共产党的电台，在那里天天骂泰国，而且骂得很厉害。那个时候越南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很多，可是越南对华侨、对华人、对华商都很坏，基本上是对他们实行剥夺政策的。而且老实说，这个剥夺政策也不是1978年中国和越南翻脸了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就已经剥夺了，可那个时候中国跟越南的官方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越南并不是最坏的，那个时候最坏的是……
听众：印度尼西亚。
秦晖：不是印度尼西亚，老实说印度尼西亚是不是比越南更坏都是一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比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要坏得多的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对华人已经不是剥夺的问题了。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华人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死了三分之二。红色高棉屠杀华人，不光是屠杀所谓的富有的华人，甚至连侨共也杀。什么是侨共呢？就是华侨中的共产党，当时不属于红色高棉，而是属于中共系统的。侨共在红色高棉时期几乎全部被杀光，死亡率比一般华侨还要大。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红色高棉是我们中国的铁哥们，为了红色高棉，我们不仅敢得罪泰国，也敢得罪越南。为了拯救红色高棉，我们跟越南打了一仗。也就是说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现在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在工业化国家中，我们知道如果要说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好的国家，其实大家都知道不管喜不喜欢，这是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就是美国。哪怕就是民主国家，像欧洲，对华人当然也不能说坏，但是老实说在欧洲华人要像美国那样的融入主流社会仍然是不可能的。欧洲的华人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很多人成为高官，很多人成为教授，很多人成为大科学家，进入主流社会。欧洲的华人基本说只能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开餐馆，一件就是做皮鞋那种手工作坊，别的事情很难做。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是在欧洲获得了学位，他们的导师在学术界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要在大学中谋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要比美国困难得多。
但是欧洲毫无疑问也不是最差的，俄罗斯要比西欧对华人、华侨、华商糟得太多，现在中俄关系很密切，到过俄罗斯的人很多，他们是怎么对待华人的？当然了，其实华人自己也有很多毛病，这个我们应该承认，包括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但是这些东西西欧的华人也有，西欧却为什么没有这样对付华人？包括去年发生的那个.新星号事件.就不是虐待华人的问题，还公开打死了几个华人海员，像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工业化的国家中都不可能发生。但是现在又是俄罗斯跟我们关系最好，欧洲次之，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只要你拍.皇上.的马屁就是友好国家，哪怕把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同胞杀得再多还是友好国家。假如你不讨我们.皇上.的喜欢就是敌对国家，哪怕对我们的同胞再友好都没用，我觉得这样的外交是很奇怪的。如果这样，我们国家所谓的.再崛起.对一般的国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可以想像，如果我们国家进一步崛起了，像那种现在和我们友好的那些国家越来越多，比如说和我们友好的国家有缅甸等，那些国家如果多起来，还有我们中国人的活路吗？
我前不久去了一趟东南亚，有人告诉我一件事。大家知道缅甸也是我们的铁哥们，因为它跟西方不好，就跟我们很好。我们在缅甸搞了一座桥，我方建议要把它命名为.缅中友谊大桥.，但缅甸军政府不同意，要把它命名为他们将军的一个名字，我印象中好像叫金友大桥(音)(注：我没找到这座桥)。当时中方也就同意了，但是这个大桥落成之后给当地华人社区发了邀请，结果大桥落成的时候这些人都不来，为什么呢？后来一了解才知道，原来那个将军就是在 1964年缅甸排华的时候屠杀华人的罪魁祸首，当地的华人对他痛恨得不得了，但就是这样的人是友好人士.。所以我觉得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在缅甸这样的国家中国人站起来了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不想涉及那么敏感的问题，我只是说就算我们把这些问题——也就是国家的地位到底是皇上的地位还是国民的地位——先放在一边，仅仅就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益而言，1949年这场变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改变？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就不说公民权利了，我只说所谓的主权，——至于人权和主权谁大，我姑且不说。那么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或者说所谓的主权，到底有哪些增进？哪一个不平等条约是1949年废除的？哪一块领土是1949年收复的？哪一点经济权益，包括海关权益，各种权益在内是1949年获得的？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出来！的确是找不到！
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损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包括不平等条约，租界、外国在华特权，包括领土的丧失。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平心而论，绝大部分的进步都发生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也取得了进步，比如说收回香港和澳门，但是与1949 年本身有很远的距离。我觉得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的收复，平心而论最早的一个进步应该是在1954年，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上来，他的地位比较脆弱，他当时对中国是最友好的。不过我这里要讲，对中国最友好的人往往都不得好报，这个人后来就成为被中国骂得很厉害的人。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中国夺走了的那些东西都还给了中国，像旅顺、大连和新疆的很多所谓的苏资公司，这些都是1954年以后赫鲁晓夫归还给中国的。但是在这之前，从1949年到1954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中国的国家权益在这五年中有什么增进。中国的国家权益的恢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我前面有一段话，虽然大家都说 1949年的革命变化很大，的确这个革命是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的一场斗争，国共两党的确有很多不同，这应该承认。但是我前面曾经提到，国共两党的不同，与国共两党和中国其他势力的不同相比，应该是要小得多。我们以前经常把国共两党之外的那些势力叫作中间势力，或者叫作第三势力。
——来源：人民论坛 20160813 /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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