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9日星期二

小民之心:能舍身救人 敢挺身杀人




几天前,福建莆田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家5口,两人被杀死,三人受伤,凶手随后逃走。就是这样一起凶杀案,民间的舆论竟然是一边倒,都在同情这位凶手,期望他能平安。而胡锡进则说,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存在为行凶杀人进行辩解的道义,他的杀人行为被全社会谴责应当是无条件的。当局认为应该无条件谴责凶手,而民间却注意到,这位凶手杀人并不是无条件的。


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位凶手名叫欧金中,被杀的那一家人是他的邻居。5年前,欧金中的旧房子成了危房,在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批准之后,他将原有的旧房拆掉,准备建新房,但是却遭到了邻居的阻挠,网上传说,这个邻居是村里干部的亲戚。5年下来,欧金中的新房始终都没有能够开始建造,他的母亲已经89岁高龄,他的儿子已经30多岁,他们一家几口人只能挤在临时搭建的雨棚中,一住就是5年,期间,欧金中找到了他能够找到的所有政府机关和媒体进行申诉,都没有效果。那个邻居的住宅是一座四层的楼房,他们可以从自家的楼房中俯视欧金中的雨棚。几天前,莆田遭到台风的袭击,欧金中一家栖身的雨棚被风刮破,一些碎片落到了邻居家的菜地里,欧金中遭到了邻居的辱骂。一时愤怒的欧金中终于忍无可忍,挥刀砍死、砍伤了邻居一家5口。


此前,在村民的心目中,欧金中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好人。欧金中生活的村子就在海边,他在30年前曾经不顾性命冲进海浪救起了一个男孩,他自己因此生了一场大病。被救的孩子和孩子的父母多次前往探望,带了营养品和治疗的费用,欧金中都拒绝了。那个被救下的那个孩子说,"他在我们村里面确实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很有正义感,说话也是非常和气的那种。"福建当地媒体《海峡都市报》还曾报道过欧金中救助两只海豚的新闻。在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流行的年代,欧金中却并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而是一个乐于帮助他人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顾一切的人很多,为了挽救他人的生命,而不顾一切的人很少。欧金中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他遭到邻居的阻挠之后无法建房,为此他找过村委会,找过镇政府,找过信访机构,找过公安,找过电视台,找过一切他能找到的地方。不仅如此,他还特地买了一个智能手机,学会了发微博,通过网络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向媒体寻求帮助。结果,都一无所获。欧金中杀人事件发生后,各路媒体蜂拥而至。有记者走进欧金中家的雨棚,发现在一张烟盒的反面写满了媒体、信访、纪委、公安等各个部门的联络方式。显然,欧金中想通过合法途径来解决自己的困境,却失败了。最后,他只能选择了最原始的手段,做了了断。


或许是因为,这种发生在偏远的乡村、发生在社会底层的事件,远离统治中心、远离统治阶层,所以,媒体对这类消息的报道比较没有顾忌。也因为如此,所以,这类事件往往能够成为舆论的热点。欧金中被逼杀人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网上众多的评论和留言几乎一边倒地同情和支持他。引起这么多人产生共鸣,这背后显然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很少埋怨凶手为什么不寻求法律帮助,实际上,人们对这个国家太了解了,他们知道政府和法律机关帮不了他们,无数的民众都对这个国家的现实极为不满,这里公平正义得不到伸张,为非作歹反而大行其道。这并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也不是个别地方的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类似欧金中被逼杀人的事情已经出现过很多很多次,每一次,民间基本上也都是一边倒地同情凶手,乃至呼吁当局从轻发落。然而,当局几乎从没有响应过民间的呼吁。可以说,每次发生类似的事件,当局和民间都严重对立。凡民间以为是者,当局必以为非。当局以为是者,百姓必以为非。当局把凶手当作罪犯,而民间则把凶手当作好汉、当作英雄。这样的情况,在世界上并不多见,这才是中国特色。


事件发生后,有人提到,中国的农村治理困难,农村人际关系复杂,有一些人欺善怕恶,欺压邻里,等等,为事件的发生做出解释,似乎,和农村的落后有关。确实,中国的农村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是这些年来,出现了全面的衰败,道德伦理面临崩溃。应该说,欺压良善这类问题是普遍性的,在每个地方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只是,由于农村地区近乎于被统治集团放弃了,所以,那里的问题表现的更加严重。事实上,人际关系的全面紧张,一些人仗势欺人,这类问题不仅发生在农村,在城市、甚至在文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中国的大学,也同样如此。只不过,那里动刀杀人的事情少了一点,而并非没有霸凌、没有欺辱。就在今年夏天,上海复旦大学发生了一起杀人案,拥有美国大学博士学位的姜文华,自感受到很多陷害,持刀将学院的党委书记当场杀死。底层百姓用刀解决问题,海归博士也得用刀解决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博士还得用刀解决问题 平民孩子高考还有用吗)在权势面前,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等于虚设,当然,人们也对各种法律制度没有任何的信任。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只好选择原始正义。


事件发生后,有人看到了人性的弱点,自私贪婪,欺善怕恶,但是,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上,人性都是一样的,都有善的一面,也都有恶的一面。关键的是制度,一个好的制度,可以最大限度的遏制人性中恶的一面,让人不敢不能随意欺压他人。当人们遇到不平,遭到欺凌,可以通过法律、通过制度加以解决。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有坏人,都有歹人,都存在利益冲突,国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维持基本的秩序,维护基本的社会正义。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地方去寻求正义,弱者往往得不到支持和援助。类似欧金中和姜文华的情况,这显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无数的民众每每站在了凶手的一边,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统治集团的不满,反映了他们对制度的不满。中共的组织极端的严密,极端的强大,他们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他们控制着每一个角落。只是,它并不为百姓服务。如果是百姓危及到中共,危及到中共政权,稍微有异常,当局就会立刻行动起来,就会立即采取措施,他们绝对不会像面对欧金中遭难时那样,无动于衷。在欧金中被逼杀人后,当地政府悬赏通告称,发现对破案有重大帮助线索的,将一次性予以奖励2万元;如发现欧金中的尸体,将一次性予以奖励5万元。地方政府的这个悬赏通告,让胡锡进都感到吃惊。如果,当初地方政府也这么积极主动,帮助欧金中把房子盖起来,让他有处安身,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欧金中事件爆发之后,央视网发表评论,其中提到,这里面是否存在基层干部不作为的情况?村委会的多次调解是否充分顾虑了欧金中"有房子可住"的基本诉求,进而尽早着力解决?这些合理追问当被正视和直面。其实,中国的问题的根源并不在基层干部,而在于现行的制度。事到如今,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已经完全处于失序状态。官员不作为,乱作为;政府不作为,乱作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这一切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各级官员都没有责任感,也没有能力、更没有威信;各级政府都没有责任感,也没有能力、更没有威信。因为,他们自我授权,自我用权,他们根本不在意百姓的感受,不在意百姓的死活。在这个地方,有人在欺凌弱者,同时,他们也被比他们强势的人所欺凌,而百姓处在这个生物链的最低端。在这个地方人人都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公平和正义,整个社会充满着戾气。如果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那就只有用刀来解决。这谈不上什么高尚,而是他们别无选择,这是他们唯一的办法。可以推断,未来,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多人陷于冷漠和自私。但欧金中并不冷漠,也不自私。敢于舍身救人,也敢于挺身杀人,欧金中确非等闲之辈。落到这样的下场,真是令人惋惜。 



2021年10月18日星期一

乐尚嘉:自相矛盾的可疑的拜登戴琪对华贸易政策

202110月初,美国拜登政府的贸易大使戴琪发表了公开讲话,概述了拜登-哈里斯政府处理美中双边贸易关系的新方法。 


戴琪讲话的言语之间还是要继续与中国交往的、做生意的。 


然而,不能简单的就认为拜登政府是对中国"绥靖",他们已经认清对方近年来强化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模式,西方期待的原来意义上的改革已难以实现但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否认这个现实,不与其做生意事实上也是难以做到的。 


拜登、戴琪他们认为,特朗普时的中美贸易协议起了一些作用但很有限那么,他们认为应该怎样去做呢? 


西方主流社会包括拜登政府的确看透了认清了中共政府,中国凭着"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在钢铁、太阳能、农业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得了对美国的显著竞争优势,并且还将在半导体等前沿领域取得进一步的成功。美国要求中国就此"改革"的努力没有成功。非但如此,近年来中国还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 


美国要回这种劣势,就要"两手硬",一手,加大国内"铁公基"和先进产业的国家投资(就是学习"中国模式");另一手,与欧盟等盟友携手对中国施压,迫使中国"遵守"符合市场经济理念的国际规则。 


美国与盟国携手对付中国,在战略层面拜登上台十个月来基本已经做到。因为,无论英国,还是欧盟、日本、澳洲或印度,甚至东盟或台湾,这几年来都已经认清中共的本质,认识到与中国贸易就是与"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在交易,没有多少商业平等可言。当然,在具体的细节上各国与中国的交往还会有不同有分歧。 


掌控一切的"中国模式"不可学 


依我看,按照戴琪讲话的逻辑,里面自相矛盾很难站住脚。 


第一,采用违背市场经济、不符合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经济政策,对一个国家是有巨大好处的。这就是"中国模式"为什么成功的根源。戴琪样的看法与中国国内当下占主导地位的对"中国模式"的解读如出一辙。其二,所谓顺应市场规律、遵守国际规则,说到底居然是一桩利他主义的经济慈善事业,对本国是有坏处的,对他国是有利的。 


然而,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在自由经济制度下的任何一个企业,都不会去做损己利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那么,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自由经济制度的国家必须学习"中国模式"吗?美国及西方自由经济制度的国家能不能学到"中国模式"? 


这里,很有必要了解什么是"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式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 


所谓中国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说白了就是国家政府掌握一切。国家政府非但始终拥有占整个社会经济绝对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掌握经济领域所有原材料、资源能源、金融、通讯、动力……,而且中国政府掌握了政治、社会、法律等领域的一切。这就造成了即使存在民间资本、存在私有企业,这些民间资本、私有企业全方位的淹没在国家政府统治的汪洋大海中,不可能按照民间资本、私有企业天然属性——按市场规律行事。何况,它们随时可以在汪洋大海中淹没消失。 


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来自于现代极权体制下的计划经济,它的主要的这种政治社会极权机制一样也没有放弃,改变的仅仅是经济体制上出现了民间资本和私有企业,而这些民间资本和私人企业的生存发展必须也只能依附于政府权力。 


这样体制下的市场秩序不可能是正常的,市场交易各方面不是平等的,产生的价格必然是扭曲的。譬如,劳动力价格的制订根本没有交易对方主张的机会。 


"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下的经济效率当然低下,其商品(及服务)的利润率应该很低甚至亏损。然而它的外在价格表现可以脱离其真实内涵,即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富有竞争力。关键就在于,前者主要依靠的是垄断,后者则可以尽量压制劳动力成本。 


美国可以加大"铁公基"等基本设施建设的投资,改善其陈旧的基础设施,这可以提高美国的就业率,直接的间接的拉动美国的GDP。譬如美国今年通过了四万亿美元的基本设施建设投资(分几年)方案,但是美国国会能够像中国一样通过一年投资六万亿美元(按美中两国GDP重量比例,中国曾经一年投资"铁公基"二十多万亿人民币)吗? 


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不可能掌握美国的一切,甚至不可能直接掌握多少美国经济力量。美国不可能生产出与"中国制造"同类的中低端商品价格相仿的商品,因为美国劳工也有议价权。

 

所以,"中国模式"不仅不值得学,而且美国及西方自由经济世界不可能学会,也永远学不会。因为即使西方白左势力再强大,西方政府也不可能掌握西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自然文化的一切资源。 


极权的"中国模式"不会听劝的 


"中国模式""中国制造"商品的外在表现,即在贸易尤其在国际贸易中表现,其在自由市场经济秩序下认为是非法得来的利润,说句实在话,不是由中国政府一家独吞的。中国出口企业(国有或民营的)高管是得利者,中国商品出口对象国的进口商及消费者同样也是得利者,就是进口国政府也能从不正常的廉价商品中获得平衡国内通胀压力的好处。 


可是,对于正常的自由经济制度国家政府来说,如此违背市场规律的恶性竞争就是在破坏国际贸易规矩,而正常的贸易秩序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维持国家经济及国际贸易正常秩序是每一个正常的自由经济制度政府的职责所在。为此,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曾经一再压中国政府根据实际的国际贸易状况提高人民币汇率,中共则置若罔闻。直到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贸易量大到国际硬通货美元自动贬值迫使人民币升值,从而一度使中国政府手中巨额花花绿绿的美钞莫名其妙的流失。 


然而中国政府仍然没有也不会放弃"中国模式",特朗普政府只能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全部商品施以高关税,求贸易平衡和贸易公正。 


特朗普的政策不够稳定且有时缺乏长时间操作性,然而戴琪表达的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还是可疑。 


美国主流社会既然认清了"中国模式"的本质,那么就应该联合盟国,在高精尖技术上限制中国,而在一般贸易上以高关税从外部硬性求得国际贸易的公平。换句话说,即延续特朗普后期的对华贸易政策,并使变得可操作且稳定。而不是去对中国政府空言国际社会将更加关注经济领域的人权。 


极权的"中国模式"是不会听劝的,它也不会被外部轻易击倒。"中国模式"本身就蕴涵着无法回避的矛盾——经济发展是建筑在牺牲14亿人口中的12亿人口的基本经济利益的。只要美国及西方世界不去艳羡甚至学习"中国模式",从外部条件给"中国模式"续命,那么这个"中国模式"将会越来越走不下去!

李江琳:歷史會重複嗎──40年前的炭疽菌洩漏事件始末

李江琳 2021年10月19日

2020年初,武漢新冠病毒疫情初起,全世界一片恐慌。人們僅有的消息將病毒來源指向武漢海鮮市場,罪魁禍首是蝙蝠,以及中國人出了名的食用野味的習慣。這個説法從一開始就漏洞百出經不起推敲。武漢海鮮市場並不出售蝙蝠,湖北人也沒有食用蝙蝠的習俗,而且那時是冬季,遠方的蝙蝠不可能活躍在寒冬中的武漢。病毒來源涉及抗疫防疫,事關重大。巧的是,武漢有一個中國最爲先進的病毒研究所。這不由得讓人聯想起當代一起重大的生化武器洩漏事件,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炭疽菌洩漏事件。

 

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軍工基地

 

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是蘇聯的一個城市,卻不是普通的城市。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是一個軍工基地,這個城市百分之八十以上生產的東西是軍工產品,包括坦克、彈道導彈、火箭等等。這是個封閉城市,未經許可不可出入。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在此展開生化武器的研究,叫做「國防部衛生科研研究所」,該所的工作人員中包括被俘的日本生化武器研究人員。從1970年起,該研究所重點研究炭疽病。1974年該研究所改名為「細菌疫苗製備研究所」。

 

1975年3月26日,國際禁止生化武器公約正式生效。但是這並不妨礙位於封閉城市的研究所繼續展開能夠用於生化武器的炭疽菌。

 

40年前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圖片摘自網路)

 

這個生化武器研究機構位於一個稱之爲「19號」的軍事基地內,保密極爲嚴格。在它的附近,有一個肉類加工廠。在此設立肉類加工廠也有為生化武器研究提供必需之營養材料的考慮。「19號」本身是封閉而高度自給自足的,它自身帶有一家75個病床的醫院,還有郵局,商店,幼兒園,俱樂部,體育館,甚至有自己的檢察機構。在這裏工作的人都要通過嚴格審查。「19號」占地200公頃,分成三個區域。最外圍是居住區,居住著科學家、輔助工人和家屬約七千人。然後是工業區。最核心的也是保密級別最高的是鐵絲網包圍下的特別區。出入每個區都要經過重重檢查。

 

炭疽洩露

 

1949年4月2日夜間,從「十九號」的特別區一棟四層樓建築中,有一些炭疽菌 B. anthracis 孢子洩漏到空氣中。這棟建築物從事武器級別的炭疽菌研究,有四十名工作人員,由尼古拉·策爾尼科夫中校指揮。這些外泄的炭疽菌孢子形成一種看不見的羽狀物,飄過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和附近的幾個村莊。

 

炭疽菌感染造成的炭疽病是一種死亡率非常高的疾病。後來的蘇聯官方數據說,有95人感染了炭疽菌,其中死亡68人,死亡率高達71.5%,但是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和死亡,也許永遠也不可知。最慘的是這棟大樓南面的陶瓷工廠,這工廠從外面吸入空氣供應瓷窯和廠內其他地方,一開始的幾天內就死了18人。

 

應對這一突發事件,蘇聯當局做了緊急動員,對被懷疑感染的區域中的建築物實施消毒,衣服織物都收集起來銷毀,對病人家屬實行全員檢驗,發燒的人全部住院,症狀嚴重者全部轉移到專門的醫院。莫斯科成立的緊急委員會對該事故做出了強烈應對措施,到4月22日,消防員和工人們將所有建築物實行消毒,對19號和周邊地區的人注射炭疽病疫苗,總共59000人注射了蘇聯自己研發的炭疽病疫苗。

 

所幸的是,炭疽菌造成的疾病死亡率雖高,傳染力遠遠比不上如今的新冠病毒,而洩漏和疫情都發生在高度封閉而且嚴格保密的軍工廠區域內。至此,外界對這次作爲生化武器研發而發生洩漏的疫情一無所知。

 

掩蓋和揭開真相

 

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炭疽菌洩漏事件的消息,第一次出現在外界是1980年1月。在法蘭克福一份由蘇聯流亡者辦的雜誌上登出了有關這一事件的消息。這文章說1979年4月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軍事基地發生爆炸,造成了炭疽菌洩漏的傳染病。

 

沒有蘇聯當局的配合,外界無法進行調查。一直到1986年,哈佛大學Matthew Meselson教授獲得蘇聯政府的許可,前往莫斯科,調查了四天,約談了多名蘇聯高階衛生官員。隨後他發表的報告說,他同意蘇聯官方對這次事故的結論,這次事故是那個肉類加工廠裏帶進了受炭疽菌污染的牲畜而造成的。他認爲這個結論是合情合理的,是前後一致的。

 

1991年10月,華爾街日報莫斯科記者站主任Peter Gumbel親自前往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調查,他訪問了多個病人家庭、醫院工作人員和醫生,得出結論是,蘇聯官方的解釋「漏洞百出,半真半假」。1992年5月,在事故發生時恰好擔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蘇共黨書記的葉爾欽總統公開承認,說克格勃已經向他説明,「我們的軍事研發是這次事故的真正原因。」

 

由於葉爾欽總統的認可,1992年6月,哈佛大學的Mattew Meselson教授率領一個團隊,終於獲准進入事故地區展開調查。他們手裏有蘇聯當局交給他們的68人死亡名單。他們按圖索驥找到了倖存的家屬,查明了這些病人生前居住在什麽地方,發病前在什麽地方,入院時的記錄,等等。這些地點在地圖上並沒有形成一個「模式」,但是他們發病前工作的地點,清楚顯示他們都在那棟大樓的下風處,説明他們都是從氣溶膠攜帶的細菌而受到的感染,而不會從接觸肉類加工廠的肉品而感染。所幸當時的風向不是吹向城市居住區,否則就有可能造成幾十萬人的感染。Meselson教授幾年前第一次調查認爲這次傳染病爆發是出於自然原因,蘇聯當局聲稱他們沒有從事生化武器研發的説法是誠實的,這一結論至此被全盤推翻。

 

俄羅斯前總統葉爾欽的道德勇氣,改變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炭疽洩漏事件的調查方向。(湯森路透)

 

神秘的蝙蝠在哪裏?

 

人類如今仍在艱難煎熬的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于湖北省武漢市,其起源到底是什麽,全世界的科學家和政府從第一天就急於知道答案,因爲這涉及對病毒發生和傳播的瞭解,涉及怎樣防疫抗疫。病毒來自於海鮮市場的蝙蝠這個説法,顯然無法自圓其説,如今已不再提及。當代生物化學和醫學的能力,並非完全沒有能力探索其蛛絲馬跡。然而,十分詭異的是,中國政府再三藉口,拒絕國際組織和科學家前往武漢實地調查。美國總統下令美國政府調查90天,最後不得不說無法得出確切的結論,因爲中國政府不予配合。

 

歷史常常會發生驚人相似的事件。如果新冠病毒來自蝙蝠,而武漢病毒研究所就以研究大量活蝙蝠攜帶的病毒而著稱,其科學家水準名列世界前茅,那麽,那隻神秘的蝙蝠,什麽時候能找出來?我很懷疑,疫情一開始就聲稱病毒來自蝙蝠的人,其實對病毒的真正來源是有所知曉的。

 

武漢病毒研究所以研究大量活蝙蝠攜帶的病毒而著稱,其科學家水準名列世界前茅。(湯森路透)

 

科學家們什麽時候能夠確定地說,就是大自然中的這隻蝙蝠身上的病毒,造成了2020年的疫情;或者,科學家們能夠說,自然界的蝙蝠身上並沒有這樣的病毒,病毒來自別的什麽地方?

 

四十多年前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炭疽菌孢子外泄,到1992年由於葉爾欽總統的勇氣才得以真相大白。歷史常常會重複,而這一次呢,會重複嗎?

 

※作者為江西南昌人,作家、歷史學家, 1982年獲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學位,1988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獲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當代西藏史。曾在《動向》、《明報月刊》、《開放》等雜誌發表過100多篇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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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我对荣剑“为革命招魂?”一文的看法(长风)

作者:长风

2021年9月,台湾《思想》杂志第43期刊发了大陆知名学者、有影响的政治文化评论家荣剑先生的文章"为革命招魂?——评汪晖新著<世纪的诞生>"(点击这里查看该文),引起了海内外知识界人士的深切关注。为此,作为媒体人的青年学者长风专门对现居纽约的政治文化学者徐友渔先生作了一次访谈,徐先生高度评价和赞扬了荣剑的文章。以下是访谈记录的摘要。

长风:友渔老师,谢谢你抽时间接受我的访谈。我想,你一定读了荣剑先生于今年9月发表于台湾《思想》杂志第43期的文章"为革命招魂?——评汪晖新著<世纪的诞生>"。我知道你一直关注中国大陆政治思想方面的动向和争论,而且曾经与汪晖先生发生过论战,想来你对汪晖先生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很了解的,很想知道你对荣剑先生文章的评价,当然也想知道你对汪晖先生观点的看法。
徐友渔:荣剑的文章写得好,这篇文章,我读了不止一遍。我要说,他的文章,不但这篇好,以前写的,我看过的,基本上都好。一般的赞扬——比如论点、论据的强有力,观察和分析的高度与深度——我这里就不说了,我只想拿荣剑的文章和汪晖的文章来作一个对比。荣剑的文章流畅、可读性强,他反对什么、赞成什么,表述得直截了当、一清二楚;而汪晖的文章,总是夹缠不清,说得云山雾罩,要么使人摸不着头脑,要么极大地考验读者的阅读毅力。事实上,人们只有在读了荣剑的文章之后,才能比较清楚地弄明白汪晖到底想说些什么,他的论证思路是怎么样的。
长风:汪晖受批评的书很长,荣剑的批评文章也很长,你能不能简短地说说他们两人的观点是什么,他们的根本对立在哪里?
徐友渔:可以。当然,我不方便引证原文,而是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和解释。
我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政治思想问题,根本点在执政党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在两个方面遇到危机,受到挑战。从现实的层面看,人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得不到保障,贪腐得不到遏制,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大政方针加速左转,不但政治体制改革的承诺被抛弃得一干二净,而且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也不再继承。从历史发展潮流的角度看,苏东剧变破除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历史必然性神话:共产主义一定能战胜资本主义,取得最后胜利。汪晖的着力点就是要说明,中国现存政权相当具有合法性,它来源于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依靠人民战争,用枪杆子夺得政权;至于从历史潮流、历史必然性方面谈合法性,如果我们破除传统的欧洲中心论,不把苏俄的十月革命看成开启20世纪新纪元的事件,而是把中国革命放在20世纪的中心,那么关于革命的过去、现在、未来,关于人类命运的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可以得到一幅完全不同的,光明灿烂的图景。
长风:这难道不是一种用新概念、新术语装点起来的"中国模式"论吗,这不是变相地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轮到中国领导世界潮流了!"
徐友渔:正是这样,所以荣剑在文章中指出,汪晖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世纪的宏大叙事,是要为一党永远执政提供新的合法依据,是要把世界历史置于中国革命的价值系统中,把中国革命及其政权塑造成世界普遍正义的终极来源和终极裁判。
汪晖的理论,具有某种意义的完整性和彻底性。我们知道,在二、三十年前的某些时候,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的惨剧被揭露,由于在所谓"土地革命"、"解放战争"中残暴事件的部分曝光,当局已经多少改变了对自己的合法性辩护的策略,从之前大讲"革命合法性"转而大谈"政绩合法性",即由改革、开放后取得的经济成果来论证统治的合法性。但汪晖不满足于"政绩合法性",他实际上也很不愿意谈论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他硬着头皮重塑革命的合法性。对此,荣剑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用新概念、新术语包装起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江山、坐江山"理论,是赤裸裸地为暴力革命招魂。
长风:真佩服汪晖的"理论勇气"啊!不过,确实有这种说法:汪晖的理论特质是独创性,他的观点确实与众不同啊!
徐友渔:我看不见得。当然,评判理论的价值,首先是看它是不是正确。就算只谈独创性,汪晖的"20世纪中国中心论"也算不得他的独创,而是拾文革理论家康生、王力等人的牙慧。
长风:此话怎讲?
徐友渔:文化大革命中,中共的大理论家康生、王力等人提出,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从苏联的莫斯科转移到了中国的北京,世界革命的基本模式已经从俄罗斯首创的城市工人起义改变为中共发明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全世界已经进入了"毛泽东时代"。康生、王力使用的是经典的马列主义语汇,而汪晖使用的是庞杂时髦的各种"后主义"语汇,但他们的指向都是一样的,即证明人类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时代",观察时代风云、判断历史潮流必须从"中国革命的视角出发"。想当年,康生、王力的"毛泽东时代"论为亿万中国人信奉,全体国人都为中国取代苏俄高举世界革命大旗而欢欣鼓舞。但文革过后,我们只能在历史的垃圾堆中重新翻到它,康生、王力也是从红极一时变为历史的丑角,真可谓"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
长风:汪晖的思想虽然远离中国的现实,但他主要依靠并大量引证西方的学术资源,尤其是欧美左派的理论,所以在中国显得处处抢占先机,有恃无恐,这也是他成名的原因之一吧?
徐友渔:他其实对于欧美左派的运动、理论和发展变化并没有全面和准确的了解,相比而言,荣剑在这方面的修养要高得多。在荣剑文章的论证中,有两个地方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我甚至把这看成是这篇文章中两个小小的亮点。第一,荣剑强调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和大多数左派都经历了一个从赞成并准备实行暴力革命到否弃暴力革命,坚定不移地走议会民主道路的过程,只是在经历了这个转变之后,欧洲的社会民主和左派力量才得以行进在有前途的康庄大道上。这一点,对于长期浸淫在暴力革命教义中的中国人应该有极大的启发才是。第二,荣剑指出两点重要的事实,欧洲左派一度支持和赞扬斯大林体制,但在得知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大镇压的真相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改变了态度,同样,在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之后,他们承认共产主义业已失败这一事实并认真思考失败的原因。显而易见,汪晖的立场与欧洲左派的主流思想、行为是完全相反的,虽然他很得某些欧洲左派的青睐。
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一个左派——不论是什么牌号的左派,不论是老左派还是新左派——只要不是丧心病狂和走火入魔,只要他对于自己宣称服膺的人道主义还有几分真诚性,在人类经历了那么多死亡、流血、暴力和镇压之后,他还会支持暴力革命的主张,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但汪晖这样做了,他不但支持暴力革命,而且为其大唱赞歌。难怪荣剑要不客气地指出:"鉴于暴力革命和战争对于人类文明所造成的有目共睹的巨大破坏,新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哪位学者会公开出来为暴力革命和战争做辩护,尤其是把暴力革命和战争视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汪晖是少有的例外。"
长风:你对汪晖的这种立场是否感到奇怪?
徐友渔:老实说,我不但感到奇怪,而且感到震惊。
我记得,中国当代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于1997年几乎同时出现于中国大陆的公共言论空间,双方各不相让地争论了10来年,之后是多年的沉寂。沉寂的原因,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是原来有限的言论空间丧失殆尽,比如当局发布的"七不讲"禁令,条条都是针对自由主义的主张。对于新左派的沉默,我给了一个善意的解释。我想,随着斯大林主义的严酷性的充分展现,随着对于民间思想的镇压和压制的日益加剧,中国新左派即使没有切肤之痛,至少也应当有惶惶不安之感,即使不会起而抗争,至少会愤愤然地嘟囔几句"这太过分了!"我以为,他们会和自由主义者一起分享着整肃与失语,他们的沉默更意味着无言的抗议和重新思考。但是,看来我错了。我不知道众多新左派在高压局势下的思想和感情,我只看到汪晖出版了他的新著,力挺当权派。这已经使事情变得不再是学理之争,而是各自在展示自己的基本道义立场。
荣剑在文章中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基于左翼或右翼的立场与汪晖的理论之争,绝不可能是左右之争,而只能是文野之争——文明和野蛮之争。"这是恰当的结论,我赞成。

来源:中美印象

顏純鈎:香港法治垂危,香港還有活路

近日讀完吳靄儀博士的著作《不中聽文集》,這本書收集了她近年來有關香港法治的一系列文章,在香港近來日漸窒息的政治空氣下讀這本書,更令人百感交集。
吳靄儀是大律師,曾為立法會法律界代表,曾任傳媒機構高層,對香港的政情與法治傳統有貫徹始終的認知和經驗,她親身參與不少法律的制定,也為維護香港法治而站到抗爭最前線。直至今日,她揹負「有罪之身」,為維護香港的傳統價值觀而抗爭不息,她的言傳與身教,值得年輕人學習。
這本書深入淺出解說深奧的法律常識,既重原則性的精神,也結合具體案例,撥開種種謬論的迷霧,直達清澈關鍵的內核,是我們理解和貫通法治精神的入門書。
這些文章在不同時間內寫成,依我不全面的理解,可以歸結為幾個重大議題:一是所謂法治究竟是誰的法治?二是法律須服務於人民,還是人民侍奉法律?三是香港面臨什麼樣的法治危機?四是我們如何堅持司法獨立的精神原則?
法律是社會契約,是生活於同一社會的每一個人,為維持社會正常運轉,而彼此認可的一種相處原則。一個社會沒有法律就失去規範,就不可能保持穩定健全的運作,就會瓦解。所謂法治究竟是誰的法治,這是最根本的大哉問。
專制統治者也有法律,他用他的法律來統治民眾,法律對他是沒有管束力的。相反的,民主社會的法律,不但用來約束社會的每一個成員,更重要的是約束管治政府官員。法治屬於人民,不屬於獨裁者,這是文明社會與野蠻社會的基本分野。所以我們談法治,最先應搞清楚這個問題。
法律須服務於人民,還是人民侍奉法治,這個問題從第一個問題衍生出來。如果法治是人民的法治,那法律當然須服務於人民,人民製定法律,督促政府執法,又設立獨立的司法機構進行公正嚴明的仲裁。人民守法,因為法律是人民製定,維護人民的利益,守法是每個公民的職責。相反的,若法律是統治者製定,維護統治者利益,那就變成人民在侍奉法律,統治者以法治治人。
香港面臨的法治危機,是傳統獨立的法治,變成政府統治的工具,政府將法律玩弄於股掌之上,以法律來壓迫人民,損害公眾利益,維護政府的專制統治。香港傳統的法治,並沒有賦予香港政府有壓迫人民的權力,為達此目的,中共製定國安法,以國安法凌駕基本法,侵奪普通法,徹底改變了香港司法獨立的傳統,自此之後,法律就變成政府壓迫香港人的工具。
國安法之下,香港人面臨日益痛苦的政治壓迫,我們對這種自上而下的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侵犯無法抵抗,那麼我們應如何自處?我們選擇服從,慢慢習慣,最後變成整個專制體制的一部份?還是保持內心的清醒,在高壓下據理力爭每,揭露獨裁者陰險毒辣的真面目?
世道在變,如果邪惡可以長命,人類就不會有今天。我們只有持守自己的良知,才能挽救香港。
香港之死自香港法治之死開始,法治死了,香港很難活下去,這是我們應有的清醒認識。中共要摧毀香港,要從摧毀香港法治做起,所以在反送中運動中,中共祭出國安法,以國法凌駕香港基本法。
看看今日,法律已成為香港政府打壓香港人的工具,法治服務於香港政府,政府以法「治」香港人,我們原本擁有的個人權利朝不保夕,這就是今日香港的現實。
那個叫練錦鴻的法官,居然在法庭上宣講他的政治觀點,為政府張目,足證今日香港部份法官,已經墮落成政府的僕從,法律不再服務於人民,而是服務於政府。香港英治之下傳統的法治精神至此已面目全非。
不幸中之大幸,今日香港已不只是香港本身,香港是世界民主與獨裁兩大陣營交鋒的前沿陣地,我們的命運不再取決於我們自己,而取決於世界兩種命運的交戰。最近美國已重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美國重回人權委員會,當然不是回去玩玩,是回去做事的。中美兩國全方位的對抗,最終將決出勝負,國安法之存廢,不決定於中共,決定於世界兩種命運交戰的結果。
人類的法治精神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數千年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這個過程還在進行中,還有波折和困難,但趨勢卻是不可逆轉的。讀吳靄儀博士這本書,令我明白更多法治精神,明白法治是每個人身家性命的唯一保障。希望香港年輕人利用這些陰晦的日子多讀書,多了解我們的處境,提高我們的思想和理論水平,以應付未來更大的挑戰。

——作者脸书

蘇暁康:黃雀之後是鏗鏘

江湖傳聞,華叔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命名營救行動系誤傳,實則出自曹植『田野黃雀行』詩句,乃黃雀遭殃而有少年救之。橫豎我們這些被通緝者和流亡者才是黃雀,而後黃雀飛散歐美,落草為生,從此只有《鏗鏘》在後。
《山海經》有云:「鏗鏘其鳴,聲如鐘磬。」《鏗鏘集》四十三年,二千二百夜,我與她也有二十幾年的互動,在他們的一個系列裡。香港被毀之後,慘禍連連,最近斬刀終於落到《鏗鏘》頭上。我便要二十年從頭說起。
『今天又是美國的什麼節﹐孩子都不上學﹐一早就聚到我們家﹐整整折騰一天。我買菜﹑做飯﹐一天不知忙得什麼。曉康又在接受采訪。昨天和今天他都在接受采訪﹗中午聽說誰出了車禍﹐不寒而慄。天知道我開車的運氣如何﹖
『補記﹕妻子買菜﹑做飯﹙給客人備茶﹐還得管孩子﹚﹐丈夫則只做一件事﹕接受采訪——日記里這兩句真的很傳神﹐是「流亡度假村」的寫照﹐家家戶戶大約都如此。記者從世界各地蜂擁而至﹐拍照錄像的都有﹐照明燈一直打到「狐狸跑」來﹐「精英」們上英語課甚至考駕照﹐都跟著采訪。這樣的「流亡」大概古今中外從未有過。舒服是舒服﹐但有一樣﹐是大家都拿命當兒戲的﹐即駕車。三十五歲以上者占多數﹐亦多數買二手車﹐若按美國交通事故機率的那種算法﹐年齡大和二手車是兩大因素﹐這里恐怕就高得驚人。』
這是傅莉的日記,我摘進《離魂歷經自序》中,用以描述她初到普林斯頓的不適,巧在她的記錄中就有《鏗鏘集》的影子——『照明燈一直打到「狐狸跑」來』,我找到的舊照片,便有一張恰好是張國良率攝製隊在我家拍攝,鏡頭裡是傅莉在廚房整理什麼(右上角一圖)。
記得張國良當時還問我:將來結束流亡之後回了國想做什麼?「辦個電視台!」我順口答之。這是1991年中秋之夜《鏗鏘集》第一次採訪我,可知當時我雖流亡,仍心意極高,滿懷抱負。
然而,留在《離魂歷劫自序》中的卻是:
『﹙九一年中秋節﹐傅莉來美國還不到月把﹐一個晚會散了之後﹐她回家黯然在日記裡寫了幾句﹐車禍後我才偶然讀到。﹚
——今天是中秋節﹐也是三年來第一個團圓節。十二年前的今天﹐我和曉康結婚上廬山﹑泰山﹐時間過得讓人不敢相信。剛才曉康說﹐你看你已經老了﹐當年登泰山﹐外國留學生還說你漂亮哩。我說﹐你這麼說太讓我掃興了。但我的確老了﹐還一事無成。真讓人傷心。——』
十八年後,二〇〇九年春,一個週二,我約好香港《鏗鏘集》劇組的兩位編導薛友德、潘達培,到普大東亞系的「壯思堂」做採訪,他們從香港就聯絡我,計劃拍攝《鏗鏘集》六四二十年特輯 《走過二十年》。
這時我們已經搬到德拉瓦,在九三年車禍後離群索居的第十六年,《鏗鏘集》是否知道這些變故,我其實並不清楚,我卻彷彿覺得,讓他們來德拉瓦拍攝,跟流亡似乎不搭界,要找一個比較神聖的場所才好,就想起來「壯思堂」,十八年前《中國學社》常在那裡開會,於是聯絡東亞系秘書惠小姐,很多年來一有事情她還會打電話給我。
我也必須帶上殘廢的傅莉,可是不便帶她去壯思堂呀,於是我給普鎮的一個朋友艾達說好,將傅莉「寄居」她家幾個鐘頭。那天在一夜雨水之後,清晨還濕漉漉的,我們冒雨穿越費城南郊到普鎮艾達家,放下傅莉,我再去接《鏗鏘集》劇組進壯思堂。
那天談的話題是「回家」。朱耀明牧師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右下角一圖,朱牧師、严家祺、朱太太、我),他開始問「流亡者能不能回家」,我發現流亡者群體中反而沒人問這個問題,大概因為答案不言而喻,但是香港人就是這樣,他們沒有不言而喻的答案。我向《鏗鏘集》談了我多次寫過的意思:
二十年前逃离中国之际,觉得不久便能回家的。
二十年的流亡生涯,已将回家渐渐看淡了。
2003年春天仓促回国奔父丧之后,开始掐断回家的念想。
没有人不想回家的。我只是非常想念妈妈……。
再過四年,《鏗鏘集》又策劃一個『六四廿五年系列●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這次領隊來的是個女士叫鄔詠恩,她跟我說也想採訪嚴家祺,而我剛要去華盛頓DC拜訪嚴氏夫婦,他們剛從佛羅里達搬過來,於是我們約在嚴家見面,《鏗鏘集》很意外地拍到了兩家流亡者相聚的難得場面——我推著輪椅上的傅莉,去看病得不輕的高皋。
隔天《鏗鏘集》又來德拉瓦我家,我指一副照片給鄔詠恩,1989年五月首都知識界遊行抗議至人民日報社,我被簇擁在中間(左下角一圖),後來剪接出來的視頻,就從這張照片起頭,從凝固浮動起來,接續到天安門廣場上的沸騰人潮,遊行、旗海、口號……。
《鏗鏘集》抓住一個細節,做特寫處理,其技術之嫻熟,令人驚嘆。



——作者脸书

趙君朔:習式民主──掩蓋大難將至的遮羞布

 20211018

習近平上周在中共人大工作會議上對於民主的談話引起了華文世界相當的矚目和「側目」,因為他的談話非常有信心地認為中共目前的政治制度是符合民主的精神,這樣的說法和中共之外存在的普遍共識有相當大的差距,所以他到底說了什麼,他說的東西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他要這樣說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習近平對民主的四種詮釋

習講話的重點有四:⑴民主是人類共同的價值,也是中共始終不渝的重要理念。⑵一個國家到底是否民主,取決於國家是否由人民當家作主,關鍵在於投票權以及「廣泛參與權」。⑶國家是否實行了民主,應由人民來判斷,不應由「其他少數人」指手畫腳。⑷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共領導人民在「在人類政治制度上的偉大創造」。

這四點透露出了很有有趣的訊息,首先習並沒有否定民主,還認為這是中共一貫的理念。雖然說過去不論是東歐的共黨或是中共也有類似的說法,說西方社會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有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但在中共今天整個社會價值是如此的金錢、買房至上,中產以上的百姓在疫情前瘋狂的到先進國家搜刮各種名品或是在直接在當地置產,如果再重彈無產階級民主的老調會變成誰也騙不了的笑話。所以習只好另闢蹊徑,從具體的實踐來證明自己的黨是在實行民主。

習自認為中共的政治制度是有投票權和廣泛參與權。按照中共法律的字面解釋,中國政府的運作的確要受到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而中共在各個行政層級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成員要透過選舉產生,所以理論上中共的政治運作是受人民監督的民主。

但實際上中共進行的選舉和西方社會的選舉有很大的差別,最大的兩個差別就是:⑴選舉的結果是中共完全可以操控的,是選舉前其實就已經知道的。⑵選舉結果不但事先知道,而且只是追認誰究竟有權利決定政治職位誰屬這個事實,無法帶來權力的移轉。

既然連投票權都只是一場戲,習再來提到的廣泛參與權就更奇妙了,他不是從正面去說明為何中共統治下的人民能廣泛參與政策制定的過程,而是說中共的政治不像是西方民主國家「只有競選時天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後就毫無發言權,只有拉票時受寵、選舉後就被冷落」。習肯定的說中共不像西方國家的民主只是一場戲,那麼中共是到底是如何讓人民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有廣泛的參與,他卻沒有明說。

也就是因為他說的投票和廣泛參與根本禁不起外部其他真的有如此經驗國家的檢視,他接下來意有所指的說這些他自己定義的民主不該由不受中共統治的「少數」外人來評判是否真的是民主,而要由在這套制度底下的人民以及國際社會來共同評判。

但很明顯的,除了少數針對地方官員或是具體政策的抗議,中共的人民並沒有在公共場合表達反對意見的自由,即使有些名義上可以發聲的管道,出來講話的人很清楚什麼話是不能講的禁區,因此在中共的民主之下人民在公共場合中發出的聲音必定是滿意政府表現的,這種沒有表達意見的自由就違背了民主的基本原則。

但習和中共歷來都是靠無所不在的監控和暴力威脅讓人民了解講出真實想法的後果,因此成功維持了在其有效統治的領域內人民都很滿意的假象,但一離開中共統治的範圍,不論是在實體或是虛擬的空間,對中共統治的真實評價便赤裸裸的呈現出來。習和中共對於這些批評向來是以境外勢力操縱來為自己開脫,但為何有越來越多的人捨棄自己國家良好的「民主」不要,甘願跑到不熟悉的國外去受人操控則是一個始終得不到圓滿答案的謎題。

至於習主張要由國際社會共同評價,是因為國際社會還有非常多缺乏資源與意願了解中共政治實際運作的發展中國家,因此習可以把在國內操控、壓制人民的這套,換成用金錢收買這些國家的政客或是少數意見領袖,因此便能換到正面評價來抵銷少數真正和中共大量接觸、瞭解實情的西方富裕民主國家中流傳的負面意見。

人大就是橡皮圖章

最後關於人大是中共領導人民「在人類政治制度上的偉大創造」,人大的職掌和產生方式如果真的按照中共法律字面上的規定執行,絕對是可以發揮和西方民主國家的國會一樣的功能,這就是為何知名的流亡美國中共政治學者嚴家其曾寫過一本名為《民主怎樣才能來到中國》的小書,書中的核心論點就是只要讓人大發揮法律規定的功能,中國便自然成為一個擁有民主制度的國家。

但在中共「領導」人民的重重操弄下,人大變成一個幫中共獨裁統治披上「民主」外衣的橡皮圖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的確是一種「偉大創造」。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明顯看出,習只是在自說自話、自我吹捧並創造出一個自圓其說的論證。但他不會憑空這樣做,他的動機可能是什麼?首先,他還是認為當下中共的國力足以和在國際舞台上美國一爭雄長,而美國現任政府把美中關係定位成民主與威權國家的競爭,對習來說,接受這樣的定位就在正當性的競爭中落居下風,所以他需要加以反制。

於是他把這場他覺得他有機會贏的競賽定位成假民主和真民主之爭,出問題的是美國,而不是真正實行民主,得到人民擁護、還要領導國際社會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他。而今年3月18日美中首次阿拉斯加的高層會晤楊潔篪一開場打破規矩滔滔不絕的「教訓」美國17分鐘時就已經講過類似的內容。

其次他根本不敢交代為何中共的民主有做到廣泛的參與,但中共的一貫手法是對實際的「民主」過程語焉不詳,但在結果上選取對自己有利的少數事例來證明廣泛參與的存在,中共在疫情前的經濟發展成果表面亮眼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現在習面對累積十多年的人類史上最大房地產泡沫(中共的房地產總值據估計高達62兆美元,全國累積的未出售房屋可容納8千萬人)面臨爆破、全國又苦於電力供應不足之際,改喊出「共同富裕」、刻意整肅科技巨頭為主的大型民營企業來迷惑一般生活水平已經開始停滯甚至下滑的一般百姓,只要在媒體和(受控制的)公共與論上對此概念大聲叫好,甚至強調人民已經開始受惠的聲音出來,習就可以拿此來做文章,當作中共的政治體系的確是透過人民廣泛參與決策而得到良好成果的「民主政治」。

所以習有底氣講出「廣泛參與」這個空洞的概念,有可能是為了要用「共同富裕」政策下的種種新措施加以充實(爭議已久的房產稅這次很可能就會在實現共同富裕的口號下為了解決中共的財政危機而正式開徵),然後繼續吹噓中共的民主才是真正的好民主。

《長津湖》就是洗腦片

當然,空談政策不要說在習慣對政治冷漠的威權政體,連在民主國家一般民眾除非和自己切身相關否則都不太會花太多時間去關心各種政策議題,所以為了應對眼前隨時會爆發的經濟、金融危機避免其蔓延到政治領域,習除了加強例行性的政治宣傳外,也靠宣揚盲目民族主義的電影來進一步洗腦人民,讓它們為受苦最好準備,並且還會感到這是為國犧牲的光榮行為。

這就是為何現在一部由中共政府委託拍攝講韓戰中共參戰士兵在極為艱苦的環境中為了戰勝美國被大批凍死,死狀類似冰雕的影片《長津湖》現在被中共大力推廣,組織各種官方能控制的機關團體去看。這部電影目前已經成為中共影史上排名第7名的賣座電影,並有望成為最賣座的電影。這樣的題材會在此時得到官方刻意推廣、宣傳絕對不是巧合。

而唯一有勇氣在微博上發質疑寫道「半個世紀後國人少有反思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就像當年的沙雕連不會懷疑上峰的『英明決策』。」(將冰雕寫成沙雕應該是羅故意加強諷刺的意味)的前媒體人羅昌平卻因為「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一項今年生效的新罪名,而遭到逮捕。

所以整體來看,習近平如此的睜眼說瞎話,並靠委託知名導演,模仿好萊塢手法拍出戰爭大片來強灌人民愛國情操,其實是為了應付已經無法再掩蓋、隨時會爆發的各種危機,希望大部分的人民在生活受到更多負面衝擊時,還一心以為政府一直很努力的在讓他們過得更好,自己也該效法當年抗美烈士的精神,把吃苦當作光榮。

習這樣的「超前部署」會成功嗎?中共的大部分人民在有不錯的物質生活時,的確不在乎自己缺乏他們現在熟悉的西方、日韓港台人民所擁有的各種政治社會權利,但習主席要把他們一步步帶回毛時代的一窮二白,靠政治口號和愛國情操來填飽肚子時,恐怕就是另一回事了!!


——思想坦克

王山:如果《长津湖》来美国上映

法广特约记者 王山

 

据美国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报道:抗美神剧《长津湖出品人总制片人于冬透露,目前正在推动长津湖在北美、欧洲上映。

 

《长津湖》在中国的热度,不是"绝后"也是"空前"。这样一部电影,仅仅让其在中国的电影院里发挥影响力,当然不够;于冬推动《长津湖》在北美、欧洲上映,尤其是进军美国,应该是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部署。

 

《长津湖》在美国上映,其意义有十条八条,这里只说其中两条。

 

首先是可以颠覆美国人的"韩战史观"。韩战爆发70年以来,美国人一直受美国政府和美国史学界的蒙骗和误导,说韩战是金日成独裁政权发动,意图消灭自由民主的大韩民国,联合国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国为首、16个成员国参加的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半岛阻止金日成的战争行动;中国在苏联指示下,派出190万志愿军,与不到40万联合国军作战。而《长津湖》告诉美国人,美军参加韩战,目的是侵略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则是"保家卫国",是正义之师,尽管杀敌一千,自损一万,但取得了伟大胜利。《长津湖》一旦在美国上映,作用非同小可,今后任何政治人物,竞选总统或者是议员,如果不改变"韩战史观",都将被选民唾弃;大学里坚持老一套"韩战史观"的教授,将失掉教职,去领取社会福利金度日。美国近年因为一位名叫弗洛伊德的黑人在警察执法中死亡而引发"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开国先贤、军队将领、国歌作者、桂冠诗人的塑像都被推到,如果《长津湖》在美国上映,其威力不下于弗洛伊德,最起码首都华盛顿韩战纪念碑那19位美军雕像和刻着阵亡美军名字的纪念墙,会被砸烂。中国每年投放百亿美元在美国开展"大外宣",使了那么大的劲,远不如一部《长津湖》在美国上映。

 

其二是可以让美国人精神崩溃。《长津湖》里最经典的镜头,是被中国官媒盛赞为"抗美援朝战争中不可磨灭的符号,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象征""冰雕连"画面;美国的好莱坞大片,有的是炮火连天、尸横遍野的场景,但韩战的中国军队让整个连的军人冻成冰雕,《长津湖》将其拍成极致之美的形象在美国的电影银幕上展示,再加上影片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迎击美军的坦克大炮,却是美国人的心灵无法承受的。《长津湖》在美国上映之日,就是美国人精神崩溃之时。精神崩溃的美国人,会失去思维、战斗、工作、生活的能力,沦为任由中国宰割的奴隶,什么南海争端、武统台湾、毁灭香港、新冠病毒溯源、美中贸易逆差、新疆劳改营,等等,统统都得听中国的,拜登总统也得对习主席俯首帖耳。中国人不动一枪一炮,依仗一部电影《长津湖》,习主席2035年中国拥有美国的誓言,将提前实现。

 

美国没有电影审查制度,于冬先生推动《长津湖》来美国上映的战略部署可顺利达成。《长津湖》在中国的票房快要突破50亿人民币,来美国上映,少说收入10亿美金,可超过美国历史上票房收入最高的《星球大战》9亿7千万。顺便说一句:制片于冬、导演陈凯歌、演员吴京们,在美国的票房收入可留在美国慢慢享用,不再怕被人逼捐,也不会有人批评他们消费志愿军烈士。



惨烈的国运对决

作者:金立扬

来源:深交所综合研究所


在苏联,它叫做卫国战争。在德国,它叫做东线战争。


1941年6月22日到1945年5月9日,整整1418个日日夜夜,两个世界级工业强国以死相拼,从北极圈打到高加索山脉,从伏尔加河打到欧洲心脏地带的易北河,战线绵延几千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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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场重大战役,双方都投入百万大军,坦克数千辆,火炮数万门。参战的士兵来自整个欧亚大陆数十个国家,平均每天都有数万官兵伤亡,一直打到一方的国土全部被占领,武装力量几乎全军覆灭。战争彻底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并且把胜利者打成了超级大国,曾经主宰半个地球的命运五十年。


战争的双方对这场战争有着不同的称谓。在苏联,它叫做卫国战争。在德国,它叫做东线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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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损失统计数字,二战期间,苏军阵亡、伤重死亡、病亡和被俘后死亡相加,共计866.48万人,再加上动员入伍途中死亡的50万人,总计军人死亡916.48万。苏军受伤人员为1520万人,总伤亡数达到2400多万。


除了军人的伤亡,还有数量惊人的平民伤亡。俄罗斯统计,二战苏联和平居民死亡1740万人,总计军民死亡约2660万人,相当于全国人口的七分之一。


1941年,包括大战前新吞并的西乌克兰、摩尔多瓦、波罗的海三国等地区,苏联人口约一亿九千万。减去一半多点的女性,再减去男性中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苏联的中青年男子大约在五、六千万左右,其中红军伤亡了2400多万,再加上男性平民的伤亡,可以说苏联全国成年男子的一半非死即伤。


受创最深的是1923年出生的苏联男性。1941年,他们满18周岁,正赶上参军的年龄,四年打下来,他们80%没有活到胜利的那一天。1945年,苏联总人口从1941年的1.9亿下降到1.67亿,男性人口只剩43.2%,女性则为56.8%。


为了对苏军的伤亡有个更清晰的概念,我们不妨做些比较。1812年俄罗斯与法国战争,基本歼灭了拿破仑的主力部队,俄军死亡不过20万出头,1941年俄罗斯与德国的战争是这个数字的45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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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1年7-9月的基辅防御作战中,红军阵亡失踪超过60万。9月30日,德军发起台风行动,直扑莫斯科,在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完成了双重包围圈,合围了红军三个方面军。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苏军阵亡20万,被俘67万,再加上受伤入院的,莫斯科门前的百万苏军被一扫而空,以致于斯大林问朱可夫:"朱可夫同志,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是在怀着内心的巨大痛苦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诚实地回答。"苏德战争中苏军的每一个转折性战役,都是以巨大的牺牲换来的。


1942-43年初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阵亡失踪47.7万,负伤64万。1943年夏的库尔斯克战役,苏军彻底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但是其间的7月至9月,苏军阵亡68万,失踪11.5万人,负伤183万,作战部队在3个月内减员三分之一,是整个战争中伤亡最重的时期。到了战争后期,苏军的伤亡依然很大。


在反攻德国的道路上,苏军平均每天留下2500具士兵的尸体。打到波兰,苏军阵亡60万人。打到匈牙利,阵亡14万。柏林战役,尽管苏军已经具有绝对优势,尽管谁都不愿意在胜利的前夕倒下,苏军仍然付出了阵亡8.1万人、负伤28万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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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空前的伤亡,还有空前数量的人被俘。


特别是在战争的第一年,苏军基本上抵抗不住德军装甲部队的钳击,一个又一个集团军被合围。1941年夏的白俄罗斯防御战,苏军被俘28万。


1941年7月中旬到9月上旬的斯摩棱斯克会战,苏军被俘30万人。7月至9月的基辅会战,希特勒称为"战史上最大的合围战",德军俘虏苏军66万人。据俄罗斯统计,苏军在整个战争期间,被俘362万,近半数即178万人死亡。德国和西方史学家一般认为苏军被俘人数在500万以上。


惨重的损失,即使象苏联这样的人口大国,动员能力也到了极限。在这个不到两亿人口的国家,先后动员了3440万人参军。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苏联首先对23岁到37岁的男性公民实行动员,七天之内就有530万人应征入伍。八月,由于在斯摩棱斯克、乌曼和第聂伯等战役中遭受巨大损失,苏联进一步征发18岁和40-50岁的人参战。


到战争的最后一年,苏军征兵年限进一步放宽,下限17岁、上限55岁的男子都扛起了枪。连妇女也纷纷从军。一般国家的女性从军,主要担负医疗、通信等后勤工作,苏联女兵则当上了狙击手、机枪手、侦察兵、坦克兵和飞行员。


在战争期间,苏联共有80多万妇女从军,死亡过半。


到战争中后期,苏联把罪犯也放出来了。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前夕,为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贝利亚向斯大林建议从劳改营和教养院提前释放犯人:"别让这些苏维埃的灰尘再去浪费苏维埃的粮食了,应该让他们承担战争的责任。"于是,斯大林在1943年8月29日颁布命令,先后把130多万名劳改犯和问题军人送上前线,其中40多万人编进惩戒营,从事最危险的战斗任务。


1944年一年下来,损失超过50%,损失率是普通部队的3-6倍。苏联后方的青壮年男子基本上已经搜罗一空,丘吉尔在参加雅尔塔会议的时候,曾经注意到街上已经见不到男性平民,连交通警察都是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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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德战争中,德国也彻底打得筋疲力尽,其人力枯竭的问题甚至比苏联还要严重。与苏联不同,德军同时在多条战线上作战,北欧的森林,意大利和巴尔干的山地,法国的平原,北非的沙漠,乃至大西洋的海底,到处有德军士兵的身影和坟墓。但是总的来看,苏德战场是毫无疑问的主战场。二战时期,德军死亡、失踪将近500万,其中死于苏德战场的约430万。


苏德战争开战前4周,德军伤亡人数已经超过西欧战役的总和。开战两个月,最早突入苏联的德军部队就只剩下了60%。而苏德战争前期的伤亡还不是最严重的,随着苏军规模的扩大、装备的改善和战斗技能的提高,德军的伤亡直线上升。


德国在东线阵亡人数,1941年约30万,1942年约50万,1943年约70万,1944年达到123万。一个德国老兵回忆,当时征兵以18岁划线,一满18岁立即入伍,中学毕业生一届一届地送到前线。在他毕业的中学里,1922年出生的男生没有一个从战争中活下来。


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失利以后,德国取消了家庭最后一个儿子或者大家庭父亲的免服兵役的规定。征兵年限逐步放宽,上限扩大到45岁,后来又扩大到60岁。1944年,希特勒下令16岁到60岁的男子,一律编入国民冲锋队,承担乡土防御的任务。


1945年3月,德军征召1929年出生的男性入伍,正式打破了十八周岁的最低服役年限。因体检被淘汰的人员也不能免除兵役,例如在西线的第70步兵师主要是由患胃病的人组成的,只能吃白面包,号称"白面包师"。甚至还有一个营,完全由患耳疾的人组成,命令靠手语传达。


为了弥补本国人力的不足,德国还大量征召外籍人员参军。先是德国侨民,继而北欧、西欧的志愿者和苏联战俘都可以加入德军,曾在德军中服役的外籍人员超过200万,来自30多个国家。


至于犹太人,到战争后期,如果只有50%的犹太血统,也可以加入军队。


但是,出于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德国始终没有征用妇女加入作战部队。


到战败之时,德军总损失(伤、亡、被俘和失踪)总计1348.8万,占1939年男性人口的46%,其中在东线的损失达1075.8万人,占了总损失的80%。


就人力资源的动员和损耗而言,苏德战争称得上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总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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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欧洲的战争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中世纪的欧洲小国寡民,战争属于贵族、骑士和雇佣军的职业,目的是王朝的利益,平民并不参战,一场战争往往只有几千人参加,上百人伤亡,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尽量避免会战和流血。但是法国大革命把征兵制和意识形态引入了战争。


1793年8月,法国革命政府颁布了全民动员令:"年轻男子应该去战斗,已婚男子应该制造武器和运送补给;妇女们要缝制帐篷和军装,去医院里服务;孩子们应该把亚麻布做成绷带;老人们应该到公共广场上,鼓舞战士们的士气,宣传对国王的仇恨以及共和国的团结。"当时,法国17到25岁的健康单身男子全部参军。

正如法国元帅福煦后来所言:"法国革命凭着它的原则的力量和能力,凭着它所鼓舞起来的人民的热情,已经把整个民族的全部重量和一切力量,都投放到天平上了。而在过去,天平上的重量只是有限的军队和国家的有限(正常)税收。"


"国王和国王的战争结束了,民众和民众的战争开始了"。


战争性质的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世界上所有最强大的民族国家都投身其中,参战国家的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全都兴高采烈、斗志昂扬地走上前线,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强大的科技和工业围绕战争全速运转。一战参战的军人6500万,死亡857万,青年贵族军官身先士卒,伤亡尤为惨重,致使欧洲许多历史悠久的贵族家族绝嗣。


称雄数百年的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彻底崩溃,不可一世的德意志德国骤然瓦解,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则日薄西山。大战过后,这片富饶的大陆遍地废墟,民穷财尽,欧洲人从此丧失了自信,也丧失了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世界霸权。


对现代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德军高层的有识之士认识是非常清楚的。老毛奇在1890年就预言,下一次战争可能要打7年,甚至30年,因为现代国家的资源太巨大,一次会战不足以放弃战争。小毛奇在1906年说得更明白:"那是一种民族战争,不是一次决定性会战所能完成的,必须经过长期苦战把全部国力都耗尽,否则一个国家不会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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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结束以后,德国名将鲁登道夫写下了《总体战》。他认为,现代战争已经是总体战,从战场的范围看,"已经扩展到了作战国的全部领域","总体战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全体国民必须不遗余力,奉献全部身心,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都必须服从战争需要,唯有如此,战争的胜利和民族的生存才有根本的保证。


一战的经验表明,德国要进行总体战并不困难,难的是进行长期的总体战。德国自然资源极为贫乏,石油、天然橡胶、钨砂、铬矿等重要的战略资源全部需要进口,甚至粮食都不能自给。德国一战宣布投降的时候,寸土未失,军队仍然战斗在敌国的土地上。但是在英国皇家海军的严密封锁下,国内人民生活困难,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德国有80万非战斗人员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德国一战的失败,主要不是败于战场,后方不稳、士气低落是主要的原因。


对德国来说,总体战还有一个特殊的困难,就是纳粹在德国社会的根基不深,就是从它的前身、1919年成立的德国工人党算起,到1933年取得政权,也只有14年的历史。


纳粹党员大多从社会底层和边缘起家,希特勒自己只是来自奥地利的一个下士。只是靠着蛊惑人心的宣传、特别是在解决经济危机中的成就,纳粹才得到了多数德国人的拥护,至于德国的工业家、国防军和知识阶层,对纳粹并不那么买账。如果把德国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总体战,让全国上下自觉自愿地忍受牺牲,那么纳粹的统治还能不能稳固地维持下去,就很难说了。


对此,希特勒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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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量避免陷入持久战和总体战,就成了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的战略目标。所幸的是,在古德里安为代表的德军将领的努力下,德国的闪电战逐渐炉火纯青,避开总体战似乎有了可能。


闪电战的基本打法是在决定性的地段,大量集中使用坦克集群,在空军的配合下突然发起进攻,突破对方战术防御地域后,高速向战役纵深进攻,进而围歼敌主力集团。从战略层次讲,闪电战不仅要在敌人重兵集团展开之前,瘫痪其防御体系,更重要的是摧毁其抵抗意志,使得敌国很快投降。


闪电战在波兰战役中初试锋芒,在西欧战役中达到顶峰。德军1天时间就拿下丹麦,5天占领荷兰,12天打下南斯拉夫,18天荡平比利时,23天夺取挪威,27天内征服波兰,39天就让号称"欧洲第一强国"的法国俯首称臣。


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德国已经占领了大半个欧洲,兵锋所向,无不披靡。在这个过程中,德国并没有投入全部国力,只是利用其现有的工业基础实行了宽度军备计划,军备生产的战线很长,但是规模不大。在二战爆发前的六年,整个德国工业产值仅有6%~7%直接用于军事。


二战爆发以后,德国也没有实行总动员,就顺利地横扫西欧、北欧和巴尔干半岛。对苏开战以后,因为前几个月打得比较顺手,德国甚至把一部分军工生产能力转入了民用。


苏德战争前,德国国防军蒸蒸日上,苏联却出现了伤筋动骨的大清洗。1937-1938年间,红军高级将领大部分被枪决,军官总共被枪决1.5万人,元气大伤。在1939年冬天的苏芬战争中,苏军丢尽了脸面。为了拿下只有400万人口的芬兰,苏联投入了百万大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原定三四天的战争,打了三四个月,丧师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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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德军开战以来还没有败过,难怪希特勒对进攻苏联充满了自信:"我们只要在大门口踹一脚,整座破房子就会倒塌下来。"根据巴巴罗萨计划,德军将用3-4个月的时间,即在冬季到来以前,基本歼灭苏军主力,攻占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推进到伏尔加-阿尔汉格尔斯克一线,基本结束对苏战争。至于苏联剩下的乌拉尔工业区,用德国空军就可以解决了。


斯大林明确指出,苏联将面临"一场长期的、残酷的竞赛,交战双方的全部经济和政治基础都将在这场竞赛中受到考验"。


当时苏联的军事学说,对于未来战争的长期性有清醒的认识。苏军认为,未来战争将是数百万人进行的武装斗争,参战双方的最终目标都是彻底消灭敌人。战争将具有极大的规模,而且不可能是闪电性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实施一系列战略性战役才能最终粉碎敌人。


二十年代后期,苏军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就说过:"现在我们不能期望那样的交战,它们能够导致以一次突击就消灭敌人全部作战军队的结果。正面的宽度、铁路网的高效率和战区的大纵深都不允许达到那样的结局。""我们应当准备进行长期的战争,如果各帝国主义者在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爆发的战争是长时间的,那么毫无疑问,在我们苏联和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也将是长期的、旷日持久的和十分残酷的。"

在这样的环境、认识和心态之下,苏联以举国之力,全速发展重工业,为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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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联最大限度强化劳动纪律,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全部服从军事目的。1939年二战开始以后,随着德国横扫北欧、西欧,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整个苏维埃俄国,苏联的备战工作加快了步伐,其规模是惊人的。


1938-1940年间,苏联工业生产增加了44%,国防工业的增长比全部工业要快2倍。1939年军事拨款占国家预算的25.6%,1941年增加到43.4%。一个又一个重工业基地,在乌拉尔和中亚的荒野中拔地而起。


从1939年到1941年战争前夕,苏联军队规模从200万增加到550万,其中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建设成为重中之重。根据苏军总参谋部拟定的计划,将组建20个机械化军,配备坦克29899辆,其中包括15834辆T-34、KV坦克,这是同期德军坦克和强击火炮总数的5-6倍。


苏军把德军当成了一个可怕的对手,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准备。他们相信德军也会这么干,为此甚至导致了苏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局(即格鲁乌,其情报渗透能力比克格勃还强)误判了苏德战争爆发的时间。


格鲁乌情报专家认为,德国要进攻苏联,不是几个月能够完成的,必须应对苏联冬季的严寒。为此,德军要大量采购羊皮袄,这意味着有数百万头公绵羊被宰杀,大量超出日常需要的羊肉涌入欧洲市场,引起羊肉价格的大跳水。同时,德军必须换用适合寒冷地区的特殊擦枪布以及在严寒地区使用的燃油。基于这样的判断,格鲁乌密切注意欧洲各绵羊产区动向,收集整理各地公绵羊的数量、主要集散地和屠宰中心的情况,格鲁乌局长葛利柯夫每天两次听取欧洲各地公绵羊的价格情况。


苏联情报员还费尽千辛万苦搜集德军使用过的擦枪布,偷运大量煤油灯、煤油炉和打火机等物品。直到战争前夕,格鲁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绵羊价格没有异常波动,擦枪油和燃油的配方也没有变化。


基于上述情况,葛利柯夫虽然知道了德军的大规模集结,甚至知道了德军行动的代号,却向政治局担保德军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结果,10小时以后,德军的全面进攻就开始了。因为,希特勒根本没有打算将对苏战争拖到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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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德战争开始的时候,德国具有一切有利条件在武器装备上压倒对手。德国本来就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强国,二战爆发以后还占领和控制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1941年,德国直接统治区就产煤4亿吨,钢3180万吨,而苏联的产量仅为1亿5千万吨煤、1790万吨钢。德国拥有126万台金属切割机床,苏联仅有58.4万台,至于机器制造工人,德国超过苏联1倍。德国还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精良的武器。德国的MP43突击步枪,MG42通用机枪,虎式坦克,88毫米高炮,都是同类武器中最优秀的。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德国军队是一支武装到牙齿的军队。但事实上,德军在二战中虽然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武器,数量却严重不足,在大多数时候,德国国防军都是普遍缺乏技术装备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的。


德军与苏联开战的时候,德国及其盟国在边境的主要装备数量就低于苏军,坦克和突击炮是4171辆对15687辆,飞机是4389架对11537架,火炮和迫击炮是42601门对59787门。当时苏联的武器大多陈旧,但是T-34坦克和122毫米A-19加农炮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主战装备。德军进攻部队只有19个装甲师和14个摩托化步兵师,其余112个师都是步兵师,靠着士兵的双脚或者马车进行机动。


1941年冬天,德军从莫斯科城下败退,损失了大量重装备,从此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第二年春天,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因为要进行主力方向的作战,装备达到了编制标准的85%,算是情况最好的,这还是从其他两个集团军群中抽西墙补东墙才拼凑起来的。


总体来看,德军在战争中经历了一个 "去现代化"的过程。


在苏德战场上,开战时期德军拥有3600辆坦克,到战争中期的1943年夏天只有上述数量的三分之二。德军一个装甲师在二战初期装备328辆坦克,到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的时候,平均拥有坦克73辆,到1945年,更缩减到54辆。非战之罪也,在战争中,德军主要装备的交换比都优于苏军,坦克经常是一辆换苏联的三四辆甚至更高。但是,德国的坦克经常是损失一辆少一辆,苏联却总是能够造出更多的坦克,直到把德军彻底淹没。这就不能不从军备生产上找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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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军备上的胜利,首先是武器哲学的胜利。苏联武器在国际上一直简单、可靠、耐用著称,而这正是大规模、长期性战争所要求的。


在这样的战争中,兵员伤亡比率很高,武器的耗损也很快。因此,武器没有必要造得太精密、太复杂,因为根本没有时间让士兵接受长时间的训练。


一个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军官问得好:"假如明天必须动员中年的后备役人员或戏剧学校的学生去保卫国家时,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同样,武器的使用寿命也没有必要太长,因为在达到寿命前很早就已经被摧毁了。


所以,苏联武器非常简单,型号简单,使用简单,维修也简单。


例如,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生产了34.8万门迫击炮,占二战所有参战国生产量的一半,德国只生产了6.8万门。苏军特别喜欢迫击炮,主要原因是结构极为简单,只花几分钟就会教会士兵使用它。可靠性高,几乎不需要维护。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立即准备好,随即向敌人发射炮弹。虽然射击精度较差,但是它好歹是门炮,有还是没有是大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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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只有两种主要的坦克,即中型的T34和重型的KV,总共只有五种主要战斗机。


相比之下,德军的武器则是五花八门,军队经常随心所欲地提出生产新式武器或者改进现有武器的要求,为了弥补生产能力的不足,德国还搜罗了占领的欧洲各国各式各样的装备。德国一度同时生产着425种飞机或改进型。中央集团军群在战争中期装备了151型不同的卡车,150型不同的摩托车,要储备一百万种配件。一个装甲师投入作战的时候,有96种人员输送车,111种卡车,37种摩托车。这是生产企业的噩梦,也是后勤部门的噩梦。


德国的武器发展计划同样杂乱无章,仅以飞机为例,就研制过喷气式战斗机、喷气式轰炸机、四引擎远程轰炸机、载重22吨的巨型运输机、无尾翼的隐形轰炸机等,有的远远超越了时代。德国军备部长施佩尔曾经感叹:"我们确实吃了发展计划过多的苦头。假如我们集中发展少数几项,肯定早就完成了。"


为了对付苏联的T-34坦克,德国研究开发了虎式和豹式坦克。但是,生产一辆T-34仅仅需要8千个工时,而同级别的豹式坦克则需要15万个工时,重型的虎式坦克则需要25万个工时。战争期间,德国共生产了1350辆虎式坦克,4814辆豹式坦克。苏联却生产了10.2万辆坦克,其中T-34超过5万辆。苏联红军坦克维修部门还抢修了43万辆次坦克、装甲车辆,相当于苏联战时年产量的15倍。


与简单的武器设计相结合的,是军备生产的全力以赴。苏联本来实行的就是计划经济,完成这个转变并不困难。苏德战争爆发后两小时,最高苏联就发布了"关于战争状态"的命令,规定了公民劳动义务、征用运输工具、生活必需品定量供应等措施。战争爆发的第四天,苏联就通过了《战时职工工作时间规定》。12月又规定了《追究军工企业职工旷工责任》,工作消极或者迟到的,可以被判刑。建筑、弹药、铁路等行业,先后实行军管。


1942年,苏联军工行业的工人工作时间被定为14个小时,有的长达16个小时。大量妇女和少年加入了劳动大军。1939年,工业部门职工中18岁以下的占6%,而1942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5%。1943年,苏联工业劳动力的一半以上是妇女,在集体农庄,女工的比例几乎为四分之三。


整个1943年,苏联用800万吨钢和9000万吨煤生产出了48000门重型火炮和24000辆坦克。


美国和苏联是二战时期运用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最成功的国家,战后,两国均成为超级大国。


在很长时间里,德国在军备生产上一直没有全力以赴。一次大战后期,德国因为遭受封锁、物资匮乏,国内厌战情绪严重,导致了革命,希特勒对此深以为戒。


二战爆发后,德国没有进行经济总动员,反而花了很大力气搜刮被占领的欧洲各国的农产品。1944年以前,德国一直不敢削减民用消费品的生产。当时在参战国中,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仅次于美国。即使在战争的最后时期,德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壁纸,众所周知,这是完全没有军事用途的。而在苏联,战时除了军装就不生产任何服装了,民用服装只能到旧货市场上去买。


因此,苏德战争爆发前,德国军备生产长期停滞不前,以飞机生产为例,1939年飞机产量8000架,1940年10000架,1941年11000架。1942年,德国百分之九十的军工生产部门仍然执行一班制。1943年,德国人一周工作周才从1942年的47小时增加到49.2小时。事实上,德国的军备生产还比不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次大战时期,德国46.5%的粗钢用于军工,1942年初只有37.5%。苏德战争的第一年,火炮和弹药产量仅为1918年的四分之一,到1944年,德国军备生产到达顶峰的时候,弹药产量仍然低于一次大战时期。


1943年1月13日,当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已成定局,希特勒才下达一项指令,要求德国转入总体战。2月18日,戈培尔才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传德国要开展总体战。德国总算把工业生产转入了战时轨道,战争机器全速运转起来。但是,德国的军工生产体系叠床架屋,远远不如苏联。


1942年5月,精明强干的斯佩尔出任军备部长,但是只能管得了陆军的军备。海军军备生产组织权利直到1943年春才取得,空军军备则由于戈林的阻挠,要等到1944年8月。而且皮革和纺织品之类基本物资仍由经济部长掌控,至于劳动力的招募和管理,则由帝国劳工部长沙克尔负责。施佩尔曾经提出从德国妇女中招募工人,但是沙克尔认为这是伤风败俗之举,不只是她们的精神和感情生活,而且连生育能力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希特勒也认为德国妇女没有东欧的强壮,最后没有同意。希特勒甚至迟迟不允许把德国的帮佣征入军队或者工业部门。以至于在1943年,英国的女佣人数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二,德国直到战争结束,女佣还有140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弥补工业劳动力的不足,德国只有征用数百万外籍劳工和战俘。这些人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再加上语言的障碍和缺乏相应技术,生产效率不高。


即便如此,在施佩尔的天才领导下,德国的军备生产出现了飞跃。1943年10月,德国开始按照合理化原则组织军备生产,统一多用途部件的规格,合理使用机器和调拨劳动力,交流经验改进工艺。按武器类型设立了指导委员会,并为调拨部件设立了企业联合组织。确保一个工厂尽可能只生产一个项目,但是要做到大规模生产,各种武器的产量迅速攀上高峰。弹药生产的最高峰是在1944年8月,飞机产量的最高峰是1944年9月;火炮和新潜艇的生产是在1944年12月。1944年全年飞机产量39870架,其中战斗机30511架,是1941年的6.6倍,坦克产量增长33.9%,达到2.7万辆,火炮增加50.3%,达到8.7万门。


但是,这已经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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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美英的轰炸机已经在德国上空铺天盖地了。为了摧毁德国的战争潜力,美英航空兵是下了大力气的。一次轰炸行动,美英往往出动一千架重型轰炸机和同等数量的远程护航战斗机。


整个对德战略轰炸行动,美英损失飞机4万架,空勤人员死亡超过9万人,死亡率仅次于德国的潜艇部队。德国人被炸死炸伤100余万人,无家可归者750万人,不得不把200万人和一半以上的空军用于防空作战。


1944年5月12日以后,英美空军调整了战略轰炸重点,集中轰炸德国的燃料工厂。施佩尔说:"这是决定这场技术战争胜负的一天。"到7月,德国所有的主要炼油厂都被盟军的轰炸破坏,失掉了90%的燃料供应。巴顿曾说:"我的士兵可以吃皮带,但我的坦克必须加油。"德国生产出来的大量武器,因为缺乏燃料和运输工具,根本无法投入前线作战。生产再多,又能奈何?何况本来就生产得不多。


1944年6月,英美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军不仅要与全欧洲几乎所有国家作战,而且要和未来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作战。仅仅一次诺曼底登陆,盟军就投入总兵力约278万人,飞机13700架,舰艇9000余艘。


到1945年1月,德军在西线靠着1000辆坦克对付盟军的6000辆坦克,在东线靠着48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对付红军的14000辆坦克。至于飞机数量差距更大,在东线,德军以1500架战斗机对付红军的15500架,西线则更为悬殊,美国陆军航空队在1945年1月1日保有飞机为72726架(其中作战飞机41961架),主力都集中在欧洲战场。德国的陆军和空军被盟军航空兵打得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


例如,1944年7月25日,在西线德军精锐的130李尔装甲教导师阵地上空,先是来了一波波雷电式攻击机,两分钟一个批次,每次50架,投下了无数高爆炸弹和凝固汽油弹。400架中程轰炸机随之而来,投下一串串500磅重的炸弹。尘埃尚未落定,又来了铺天盖地的重型轰炸机群,这是1500架B-17空中堡垒和B-24解放者,投弹3300吨。收尾的是300架P-38闪电式战斗轰炸机,再次用杀伤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把阵地炸成一片火海。一天之内,这个装甲师防守地域变得象月球一样荒凉,官兵被炸得只剩一半。当美军第3装甲师扑上来的时候,李尔装甲教导师只有7辆坦克还有战斗力。


二次大战是钢铁的较量,各国军事上的表现基本上与各国的工业能力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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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是堑壕战的高峰。对于由铁丝网、机枪和堑壕组成的防御阵地,各国军队几乎都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基本上谁进攻,谁倒霉。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仅英军就伤亡6万多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多少战术可言,战争成了胶着战、消耗战。从1914年开始到1918年战争结束,西线交战各方丧师数百万,战线却没有多少变化。


但是,正如英国军事学家富勒指出的,到了一战后期,由于飞机、坦克和毒气等用于军事,机动性得以再生,进攻再次成为一种优势的战斗形式。


1918年英军发起的康布雷战役已现端倪,1918年8月,英法联军实施亚眠战役,投入坦克670辆,在飞机的配合下,当日突破德军纵深11千米,歼敌2.7万人。大规模坦克部队和飞机出现以后,堑壕战僵局的改变,已经确定无疑了。


在一战以后,欧洲各主要军事大国的有识之士均意识到机械化战争的来临。英国有里德尔·哈特、富勒,法国有戴高乐,德国有古德里安,苏联则有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红军副参谋长特里安达菲洛夫。


苏联在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军事思想非常活跃。他们开始发展了大纵深作战理论,即在主要作战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大量使用坦克兵、航空兵和空降兵等新兴兵种,实现连续不间断地向纵深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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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中期,苏军在机械化战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上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利用计划经济的威力,大量生产机械化部队所需要的装备。1932年,苏军就组建了首批两个机械化军,比德军组建第一个装甲师要早三年。1935年9 月,苏军举行了震惊世界的基辅军区大演习,参演部队6.5 万人、1000多辆坦克、600 架飞机,演练了机械化部队与步、骑兵协同突破敌防御纵深等课题,并首次实施空降行动。这时的苏军装备坦克已经达到15000辆以上,悄然成为世界第一坦克大国。


后来由于大清洗,特别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被清洗后,大纵深作战理论没有持续深入地贯彻下去,但是也没有彻底废止。


1943年,苏联军事工业已经从战争初期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经过艰苦的大迁徙和建设,从乌拉尔到中亚的军工基地体系完整,炉火正红。当年苏联生产坦克24000辆,1944年生产29000辆。而且,英美的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到1944年4月为止,苏联从盟国接收了220,817辆卡车,整个战争期间共接收了427,000辆卡车,数量上超过了二战期间德国卡车的总产量,而且质量更好。苏军的通信联络装备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加强了部队作战的协调性。仅美国就提供了95.6万英里电话线,3.5万个无线电台,38万部野战电话。大规模坦克部队的组建和几十万部队的协调一致的战场快速机动从此成为现实。


在战争中后期,德军已经打不出一次像样的闪电战。闪电战对付缺乏战略纵深的小国最为有效,对付苏联这样的大国就不行了。


1940年德军进攻法国,战场面积19.38万平方公里,德军平均每51平方公里有一架飞机,每75平方公里一辆坦克,而在1941年进攻苏联的时候,战区面积为107.625万平方公里,平均每245平方公里只有一架飞机,每291平方公里一辆坦克。德军1940年在西欧日均推进速度为30公里,以这样的速度,要打到巴巴罗萨计划设定的伏尔加-阿尔汉格尔斯克一线,要连续不断地走一百天,这还不算苏联恶劣的气候、落后的道路给装备带来的严重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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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里安在谈到对苏作战的原则时说:"一切在于快!要快的让敌人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快的让敌人没有爬起来的机会,没有从容集结兵力和布防的时间。一旦它爬起来,做好了搏击的准备,你就很难再打倒它了。因而迅速攻克敌方首都,对着敌人的神经中枢戳一刀,敌人的抵抗便会陷入瘫痪。"


因此,一旦苏联依靠广阔的战略纵深,把战争打成了持久战,闪电战威力顿失。


在1943年的库尔斯克战役中,靠着层层的雷场、反坦克壕以及纵深兵力配置和火力配系,挡住了德军最强大的装甲部队的突击。


而且,德军逐渐失去了闪电战的物质条件。战争后期发展起来的虎式坦克,其装甲防护力和火力惊人,但是机动能力不行,跑100公里就得加油,跑1000公里就得送回工厂大修,经常出现机械故障,又容易陷入沼泽之中。豹式各方面都不错,可惜数量太少。闪电战所依赖的进攻型空军情况则更加糟糕。随着英美对德战略轰炸的全面展开,德军不得不把飞机生产的重点放在防空的歼击机上,而不是用于支援地面部队的强击机和轰炸机上。就连有限的歼击机,也主要用于西线和本土防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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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3年3月起,德国作战飞机在西线的损失就开始持续大于在东线的损失。


1943年7月初,德国空军共有飞机7080架,仅仅7、8月两个月里就在东线损失了1030架、在地中海损失了1032架、在本土防空中损失了1151架,合计损失3213架,几乎丧失了一半的作战力量。1944年初,东线德军与苏军飞机的对比是3073架飞机对8813架,1944年6月则是2796架对14787架,根本谈不上在东线掌握制空权或者有效支援地面部队。


不仅如此,德军连组织防御也非常困难。德军在防御上基本遵循的是1918年鲁登道夫时期的模式,即由步兵分队实施纵深防御,兵力主要用于预备队而不是配置在一线。当敌人进攻的时候,一线兵力可以适当后撤,然后发动迅猛的反突击击退入侵者。西方研究苏德战争的权威学者Glantz指出,这样的防御要行之有效,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有足够的步兵建立防御纵深;二是敌方步兵没有实现摩托化,无法迅速发展进攻;三是德军指挥官要有因地制宜选择防御地点和灵活处理的权力。但是,在战争的中后期,三个条件一个也不具备。


由于兵力枯竭,德军一个师的防御正面很宽,无法形成兵力纵深配置,很多地域不得不通过大量布雷来代替。苏军的快速机动能力已经在德军之上,一旦突破,德军根本来不及构筑下一道防御体系。更重要的是,希特勒完全剥夺了德军指挥官灵活防御的权力,而是坚持寸土必争,不得放弃任何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筑垒地域。


在战争末期,希特勒甚至下令,士兵可以就地处决命令他们撤离的军官。日耳曼民族打仗一直有委托式指挥的传统,上级只是告诉下级战斗应当达成的目标,至于具体怎么打,由下级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正如十八世纪普鲁士名将塞德里兹所说:"在会战之后,国王可以随他的意思来处分我的头脑,可是在会战之中,他却应准许我用自己的头脑。" 但是,苏德战争后期,德军的优良传统荡然无存,只能听任苏军包抄、包围和最终歼灭。


1941年9月18日,苏军在叶利尼亚战役中击溃了德军,取得了卫国战争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发布第308号命令,把战功卓着的4个步兵师改称近卫师,1690年彼得大帝创立的近卫军重新回到俄罗斯大地上。近卫军官兵均佩戴"近卫军"胸章,拥有最好的武器,最高的薪金,从事最艰巨的战斗任务。苏军规定,近卫军的军官领取一倍半的薪金,士兵则是两倍。为了维护近卫军的威信,苏军明确规定,近卫军不能用来打杂,在进攻时必须用于完成最重要的任务,防御时则用于反突击。


1943年1月,苏军决定换发新军服,指挥员原来的大红领章被象征俄国军官传统的大肩章所取代,原来代表工农的朴素军服焕然一新。在这紧张的战争时期,为了让军官穿上真正象样的军服,苏联专门向英国定购了礼服肩章用的金穗。


1943年8月5日,为庆祝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的解放,斯大林决定按照俄罗斯古时候的传统,在莫斯科以124门火炮齐鸣12响,同时燃放礼花。从此以后,红军每当取得一次重要胜利,隆隆的礼炮声就在莫斯科响起。18天之后,红军攻克哈尔科夫。哈尔科夫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曾经在苏军和德军之间数度易手,为此,礼炮改为224门火炮齐鸣20响。在鸣放礼炮前,苏联所有的广播电台转播最高统帅部的嘉奖令,嘉奖立功的部队番号和指挥员。有一次,嘉奖令播出时提到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却漏掉了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的名字,斯大林立即下令重新广播。随着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莫斯科的礼炮越来越频密,规模也越来越大。1945年5月9日庆祝战胜德国时,莫斯科1000门火炮齐鸣30响。


重奖的反面是重罚,苏联对投敌、动摇的人毫不留情。开战仅仅一个月,苏军基辅会战失利,最大的一个重兵集团被围歼,西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赫少将,西方面军通信主任格里高利耶夫少将,第四集团军司令员科罗布科夫少将被判处枪决,立即执行。1941年8月16日,斯大林签发大本营第270号命令:"凡在战斗中撕下肩章和投降者即为最可恶的逃兵,其家庭成员因其违背军人誓词、背叛祖国应予逮捕。此类逃兵应就地枪决。凡陷入包围者应战斗到底,冲出重围回到我方。凡宁愿屈膝投降者,应以一切手段予以消灭。对投降的红军战士的家属,应剥夺其享受的国家补贴和救济。"


严格的战场纪律在残酷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得到了最坚决的贯彻。1942年夏,德军猛扑高加索油田,苏联巨大的战争机器有因为缺乏燃料而停止转动的危险。渡过伏尔加河参加斯大林格勒巷战的苏军官兵,平均存活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


此时,斯大林签署了国防委员会第227号命令,要求在各集团军建立3-5个阻截队,放在不坚定的部队后面,把惊慌失措者和胆小鬼就地枪毙。


1942年9月,在斯大林格勒外围战中,德军霍斯的装甲集团军所向披靡,苏军节节后退。一个步兵师因为逃亡人员过多,师长下令全师列队,在训话之后,他举起手枪,走向前排,挨个数数,每数到十,就把士兵当场枪决,直到把弹匣中的子弹全部打光。


对古罗马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十一抽杀律,一种专门针对临阵脱逃的部队的刑罚。俄罗斯对此并不陌生,沙皇军队中就盛行此法。1918年,为了提高刚组建的苏军的战斗力,托洛茨基也动用过十一抽杀律。


根据Antony Beevor的记载,在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内务部队总共处决了13500名军官和士兵。二战期间,仅从档案记载的数据统计,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官兵有15.7万人。


国运相赌的残酷战争中,在一切为了胜利的前提下,生命只是低值易耗品。


对此,苏联的选择是简单而毫不犹豫的。1941年9月,德军在进攻列宁格勒时,把苏联的老弱妇孺赶在前面,防守部队一时不知所措。斯大林得知后,立即下令不要心慈手软,要狠狠打击敌人及其帮凶。


当年11月17日,斯大林发布0428号训令,指示苏军组建特遣部队,穿上德军军服,在敌后焚烧和毁灭居民点,以激起苏联平民对于德军的仇恨。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为了躲避苏军的狙击手,德军常常诱使苏联的小男孩与小女孩帮他们去伏尔加河边取水。红军发现以后,对这些孩子毫不留情地予以射杀。


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还记述了这么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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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他见到朱可夫元帅,谈到盟军对如何通过德军的雷场深感头疼。朱可夫告诉他,地雷有两种,一种是防步兵的,一种是防坦克的。当苏军面临雷场的时候,步兵直接发起攻击,就像通过无雷区一样。步兵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触雷造成的损失,不会比通过德军重兵防守的无雷区大。只要步兵在雷场那边建立了桥头堡,工兵就可以从容地扫除其他地雷,为装甲部队的跟进扫清障碍。艾森豪威尔感叹,这种做法确实有效,但是盟军是万万学不来的。


为了防止内部的叛乱,苏联甚至把整个整个的民族流放。从1941年至1944年,伏尔加流域日耳曼族、车臣族、印古什族、克里米亚鞑靼族等10个民族被迫从它们的传统居地全部迁移到遥远的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原来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建制被撤销。连同被部分强行迁移的少数民族在内,总共达500余万。


与苏军相比,二战时期的德军不仅在战斗技能上高出一筹,而且其战斗意志也绝对不在苏军之下。两个民族均表现出了高度的战斗意志,也只有这样的民族之间,才能打出一场总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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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德国是由普鲁士主导下完成民族统一大业的,在各个方面都打上了普鲁士的印记。而普鲁士是一个在贫瘠荒凉的土地上、在强敌的环伺中崛起的国家,以军事立国,按照法国米拉波伯爵的说法,这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


纪律、秩序、忠诚、服从,是普鲁士引以为豪的美德,并逐渐成为德国人的民族特性。希特勒还强化了德军的纪律,实行残酷无情的军法。一战中德军只处决了48人,二战时期处决的官兵则在15000人以上。


苏德战争期间,双方军队都出现了大量针对平民的暴行。但是德国国防军的暴行主要是执行命令,而苏军的暴行则多是自发的。


在莫斯科战役中,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前有强敌,后无援军,所有的坦克和装甲车辆都被冻住,官兵们依然冒着零下52度的严寒,徒步发起进攻。当苏联在莫斯科城下开始大反攻的时候,德军部队就地转入防御,在风雪中苦苦支撑。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期,被包围的德军第六集团军10万残军每人每天只能分配到一片面包,15个人分食1公斤土豆,每人每天只能领取30发子弹。即使这样,饥寒交迫的德军还是忠实地执行了希特勒抵抗的命令,给进攻的苏军造成了巨大损失。


曼斯坦因元帅曾经谈到,"有许多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假期届满之后,纷纷飞回包围圈中,这已经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这些军官——有许多都是系出名门的,例如俾斯麦和比罗的后人——他们自己都坚决要求返回部队,这证明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袍泽友爱传统经得起最严格的考验"。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军几乎与全世界作战,四面楚歌,稍有理智的人都认识到战败已成定局,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军的士气还是没有出现整体性崩溃。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德军可以被歼灭,可以投降,但是很少出现溃不成军的情况。


二战时期,德军中的官兵关系非常好,极为注重集体主义精神。希特勒上台以后,国防军传统的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不那么严格了,军官和士兵更趋平等。而且,德军向来把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士兵编在一个部队,强化了士兵的归属感。


德军的入伍训练"都是以班为单位完成的,让士兵从一开始就有集体概念,培养自己是集体一员的习惯,换句话讲就是训练士兵如何协同作战。


比方说,当军队接近战线时,在敌人火力下,一个班只准一个兵前进,其他都是火力掩护,后面的先跃进,在状况许可之下,可以有两人一起行动,但是人数不能再多。火力掩护者不需要一直使用武器,只要有准备,前进的人就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德军如此的用意是训练军队团体行动,不塑造个人英雄"。


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则在《柏林日记》中谈道,二战时期的德国国防军与一战时期相比,军官和普通士兵之间那种巨大的鸿沟消失了,"他们好像就是置身在一个大家庭之中。甚至连敬礼都有了新的含义:普通士兵之间也经常相互敬礼,这对他们来说更多的只是一种问候,而不是对于更高级别的军衔的一种认同。在咖啡厅、餐厅、餐车以及在卸下了责任的业余时间里,军官和普通士兵们可以围坐在桌子旁自由地交谈,而这种交谈是一种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这样的情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一个后起的单一民族国家,德国的民族凝聚力超过苏联。在苏德战争中,苏军曾经出现大量叛军。曾任集团军司令、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立下大功的弗拉索夫是最有名的一个,他投降后曾经组织了10万俄罗斯解放军。此外,德军中有一些师级、团级的俄罗斯志愿军,甚至还有80多名驾机叛逃的苏联飞行员组成了一个由原苏联空军上校维克托·马尔采夫指挥的战斗群。


如果再加上为德军提供后勤服务的人员,苏联人在德军中的人数将近百万,死亡超过20万。但是德军则没有出现为苏军作战的情况,只有不到一万的德军战俘为苏军提供战场宣传服务。


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败将塞德里茨曾经想过组织一支为苏军打战的德军部队,没有成功。


如果追溯到德国人的深层心理,就会发现,在这个民族严谨、刻板和高度服从的表面下面,是一颗永远躁动不安的心灵。这可以从北欧神话、日耳曼人祖先的神话找到端倪。在所有人类先祖的神话中,北欧神话是最为庄严、沉重、壮烈和狂暴的。那里没有爱琴海蔚蓝的天空和明亮的阳光,而是茫茫暗夜中冰与火的世界。那里没有神与人欢乐的聚会和幸福的爱情,而始终是战斗与毁灭。


那里的众神不是永生的、幸福的,而是最终要在与魔界的搏斗中玉石俱焚。但是,即使清醒地意识到最终的结局,也要与优势的敌人做绝望的战斗,在杀戮和毁灭中、在意志的张扬中感受到极度的快乐。在这样的神话中成长起来的日耳曼民族,一直有着刚健、阴暗、狂暴的气质。


在上古时期,日耳曼人一直在迁徙、战斗,一个又一个部落在罗马军团的刀剑下全体覆灭。在中世纪,北欧的海盗让整个欧洲不得安宁。到了现代,理性主义大行其道,但是那种来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深层次的气质始终没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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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战争对战后的苏联影响深远。


一方面,战争空前地振奋了苏联的民族精神,提升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苏联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它把第一个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它的核武库能够把世界毁灭数次,它在东欧建立军事势力。


另一方面,战争又进一步强化了苏联的国家体制、经济结构和军事战略。二战后,苏联又开始认认真真地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直准备到民穷财尽,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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