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亦武
民间档案馆China Unofficial Archives
编者按：
作家廖亦武所著的《刘晓波生死书》中、英、德文版，将于2027年刘晓波离世10周年时出版。本文节选自该书第七章，由作者授权民间档案馆首次发表。文中，廖亦武回顾了1989年“六四”之后，以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如何年复一年地为“六四”死难者讨寻公道，以及天安门母亲们对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深刻精神影响。篇幅所限，发表时有删减和修改，读者们可以在中国民间档案馆网站上读到全文。
刘晓波、丁子霖和蒋培坤2005年初春，我从四川到北京，潜伏在老友忠忠的出租屋里，一个多星期不敢露面。直到三月的北京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了，定点监控由紧绷到松懈，刘晓波才赶过来，带我去仰慕已久的丁子霖和蒋培坤（他们夫妻俩是“天安门母亲”运动主要创始人）老师家。
聊了两个多小时。当然，主要是他们聊，我插不上嘴，就傻瓜似地洗耳恭听。末了，我把刘晓波（他当时是海外网刊《民主中国》的主编）刚刚发给我的4000元稿费掏出来，要捐给“六四”难属群体。丁老师不收，说，你自己都困难。我说不困难，有肉吃有酒喝还有到处乱跑的闲钱。可丁老师依旧不收，说，难属们是需要帮助，我们也不拒绝捐款，但你的作用不是捐款。
看我有些困惑，丁老师就埋头写了一张卡片递给我：“能抽空去看看这对夫妇吗？要不，打个电话也行。你们是同乡。”这卡片上写着的，是“六四”死难青年吴国锋的父母——吴定富、宋秀玲的电话和地址。
回程途中，我把稿费塞给刘晓波，央求他代转（很快，我就接到收据，丁老师已将这笔钱转给了“六四”难属杨银山和伤残者杨子明）。接下来，几经周折，我去了四川新津县探望吴国锋的父母。这次深度专访，后来收录入我的《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一书。文章首发在2005年5月19日的《民主中国》，引起了连锁反应。有多位流亡美国的人士通过各种渠道联系我，说要给因病割除了一个肾脏、生活困难的吴国锋老爸捐款。
其时，我正在阅读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Imre Kertész）的代表作——《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祈祷》。凯尔泰斯是匈牙利籍的犹太人，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在书中，他写下自己为什么拒绝成为一个父亲。
“不！”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毫不犹豫，完全出自本能，是本能反抗着本能，是反本能在起作用，而不是本能本身，这一声“不！”，不是深思熟虑的，也不是一个期望中的回答，表达我的不置可否。
我的妻只是笑我，她理解我，后来她也说，她从心底知道这声“不！”来得多么艰难，尽管我的内心苦苦挣扎想使它成为一声“是！”，而我的回答——我相信我理解她，也知道她在想什么……
不——我孩提时代的经历再也不应发生在另一个孩子身上，
不——我的心中有声音在尖利地叫喊，是可能的，这个孩提时代的经历，应该发生在这个孩子——在你——在我身上。是的，是开始对我的妻讲述我的孩提时代的时候了……
我从以上文字推断，凯尔泰斯没有孩子；在妻子这次堕胎之后，他也再不会要孩子。他拿起了笔，为这个未出生的孩子祈祷，他喊了一连串的“不！”，声泪俱下，因为犹太人一生下来就没有安全感，甚至没有祖国。凯尔泰斯永远记得，一个十四岁的少年，被关入集中营等死，却突然得到一杯热牛奶，他舍不得一口灌下去，而是躲在角落里，小口小口地吮。虽然牛奶的表皮蒙了一层黑灰，这黑灰就是焚尸炉落下来的，但他忽略了这一切，全神贯注地吮吸——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啊，那种黑牛奶的回味令他多年后想把它写出来……
我的眼眶湿润了，而同时，录音机里，我刚刚访问过的，那个失去孩子的父亲，正在讲述这个孩子的童年。这个叫吴国锋的孩子，长大后去了北京，进了大学，燃起父母对未来的种种梦想，再后来，就是“六四”。他被戒严士兵的刺刀捅死在异乡街头，父母的梦想又成死灰。绝望无尽头。试想，如果把吴国锋的父亲换成凯尔泰斯，这个孩子会生下来吗？当他知道，生下这个孩子，21年后，这个孩子，会死在他的国家，死在士兵的刺刀之下？
再如果，把凯尔泰斯文字中的“犹太人”换成“中国人”，我们也不该生下来，以免只要思想，就会犯罪，连累亲人。可我们生下来了，和一场接一场的灾难一样，繁衍着，耻辱如冰雹一般打得人抬不起头。
“不！”，我关掉了录音机。但是——
“不！”，我还会打开它。
1
《子弹鸦片》是2012年在台湾出版的。它被称之为文学纪实，但其实它更是一本证词。书中我自己最珍视的，是对吴定富夫妇的这篇专访。叙述平淡无奇，只是一对暮年夫妇追忆他们的孩子。这个孩子，很可能是死于天安门屠杀的数千孩子中，最有想法的那一个。在物资匮乏的1980年代，中国有照相机的人还很罕见，不满21岁的吴国锋，不仅逼着父母寄钱买照相机，还拿着相机上街去记录历史——这太超前了。所以刽子手急了，要抢他的照相机，他攥紧不让。对付绝大多数人的，是子弹和坦克，唯独对他，是刺刀直来直去插了七下。他的双手握住刀锋，他倒下，却要坐起来，眼睛大睁着。他的眼睛——那是另一台照相机。
事过多年，我了解并记录了这一瞬间，我只后悔，我的文字还不够有力。
那之后我再次去北京。2005年5月26日下午，经艺术家高氏兄弟介绍，我与画家武文建结识，自此拉开长达数年的寻访所谓“六四暴徒（其实是社会底层抗暴者，政府称他们为暴徒）”和普通政治犯的序幕。
2006年岁末，在北京一家餐馆包间，“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丁子霖被授予独立中文笔会第四届自由写作奖。全国各地的三十多名异议作家应邀到场，刘晓波起立鞠躬，致了长达万言的颁奖辞，中途几度哽咽：
痛失爱子的一刻，她站起来，在专制铁钳下，以遇难者家属的身份发出第一声呐喊。从此，她开始了另一种人生，百折不挠地追寻六四死难者，让那些冤魂的家属们从绝望的阴影走到阳光下，以母爱为纽带，互相扶持，互相联络，互相激励，直到十七年后的今天，形成了有一百一十多名六四难属参与进来的天安门母亲运动……
从1994年的《六四受难者名册》、1999年的《见证屠杀，寻求正义》，到最近的这本《寻访六四死难者》，她的浮雕般的文字令所有经历过那场屠杀却刻意回避的社会、历史及新闻学家蒙羞，也令所有自称“幸存者”的知识分子蒙羞，更令那些经历过逃亡、失落、回归，最终大彻大悟，懂得利用国内外、东西方的制度差异，玩弄政治、经济、文化平衡术的时代精英蒙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令我们这类自以为做得不错的学者和作家蒙羞……
七十岁的丁子霖致答谢辞，她追述了丁氏短寿的家族史，二伯父丁文江，驰名全国的地质学家，四十九岁就去世了。她自叹已活得足够长，比家族里任何长辈都活得长。但是“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不定哪天就长眠不起。”这次她放不下的，不再是自己被杀的孩子，而是同自己一样，年复一年为死去的孩子寻求公平正义的、逐渐老去的父母们。“在座的不少朋友还年轻，大有希望迎来民主曙光。”她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请多多关照他们。”
然后，她坐到我跟前，让我用洞箫吹奏和演唱那首《天安门母亲》。没有人想到，六年后，在法兰克福书业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我会为近千名德国观众吹奏并演唱同一支歌曲：“人世茫茫，墓草青青，母亲啊，你的叫喊有用吗？”
2
2011年，我逃出中国后，一直在整理那些浩如烟海的资料，和丁子霖、蒋培坤老师一直邮件往来。2015年9月，蒋培坤突发心梗猝然离世，重温我们的通信，我不禁黯然。两位老师曾一道写下《送别儿子》，如今却由丁子霖独自写下这篇《送别丈夫》。
2025年，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了“1989年六四惨案36周年祭”，再次向中共政权提出“真相、赔偿、问责”的要求——这三个词汇、六个汉字，1994年，丁子霖第一次对外公布“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名单时，就已提出，此后岁岁重复，直至眼下。
没有回应。
就如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在《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祈祷》中的那一声“不！”
“不——我孩提时代的经历再也不应发生在另一个孩子身上……”
“不！”
没有回应。
中共政权没有回应。西方各国政府也没有响应。如果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今天还活着，情况会不一样吗？
在这篇没有任何回响的祭文中，有这样的描述：
“天安门广场在6月4日凌晨清场后，学生们四人一排从天安门广场往西长安街方向撤离。走到西单六部口遇到部队，北京市民护住学生跪在坦克前，拦住部队，部队打出带有毒气的催泪弹,使得在场的学生、市民晕倒在地不能动弹，一排坦克从这些失去知觉的人群中轧过去，田道民也在其中，他的半个额头带一只眼睛被坦克轧掉，只剩下半个额头及另一只眼睛，身上没有伤痕，当场死亡……三十四年后，田道民的母亲黄定英也因病死亡。”
还有不止一处对死难者情况的目击者描述。
在这篇没有任何回响的祭文末尾，也有两份名单，一份是108个签署祭文的人，另一份，这些年已经陆续死去的母亲们（或其他难属）的名字，已长达79个。
这些名字，与《子弹鸦片》附录的205名死难者和49名伤残者的名单，有同等分量。尽管如此，我还是担心，它们会令自由世界的读者们因难以卒读而厌倦——虽然纽约发生过911恐怖袭击，3000多无辜生命转瞬灰飞烟灭时，每个生者都希望记住他们的名字，并希望把死者的名字永远镌刻在石壁和幕墙——类似的记忆文化，德国人更为擅长，除开纪念碑、博物馆、档案馆、书籍和各种展出，许多街道及墓地上，也有大片同一年，甚至同一天消逝的人名——可“六四”发生在遥远而陌生的中国，大多数中国人自己，都觉得那一天像没发生过一样……
我正在写“刘晓波”，将这事过境迁的名单放在有关他的章节，我想，即使他活着，也不会反对。这也可能是唯一的机会，因为除了我，其他中文作家都不会（也想不到）这样做——地球每天都有珍稀物种面临濒危，“天安门母亲群体”也正走向濒危。时间不多了。
在这个人类大脑已被互联网“碎片化”的时代，作为自诩的“时代录音机”，我不得不将这108位“六四难属”和79位已故难属的名单粘贴在此——在这本后世可能注意到的《刘晓波生死书》中——以争取再过若干年，当失忆虚空笼罩国家和民众，“查无此人”、“查无此事”成为社会常态时，至少还有一本中文、德文或英文书“可查可考”。
3
但是，刘晓波，你已经在天上，所以你的记忆始终完整，特别是关于丁子霖、蒋培坤的记忆……你第一次坐牢出来，只因为说了“没看见天安门死人”这句话，丁子霖就叫你不要再去他们家……你受刺激了之后，完全是你一厢情愿的坚持，深陷其中的忏悔，打动了他们……
在《念念六四——刘晓波诗集自序：来自坟墓的震撼》中，你写道：
丁、蒋二位老师把他们历尽磨难编成的《见证屠杀，寻找正义》送给我俩（其中有155名“六四”死伤者名单和一些遗属的证词）……一进家门，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开读起来，从读第一页开始，我的眼睛就湿了。我是在泪水中念给刘霞听的，几乎每读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断，我已记不清中断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断时的沉默都有死一样的寂静，都能听到亡灵们在地下发出的冤哭，那么微弱、那么无助、那么撕心裂肺……
“六四”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以大学生和知识精英为主的八九运动，当惨案发生时，死的都是普通人，被判重刑的也大都是普通人？为什么付出最大的生命代价的默默无闻的人们，无权讲述历史，而那些作为幸存者的精英们却有权喋喋不休？为什么“六四”后，这些普通人的血还要被用来滋养大大小小的投机者，供一些无耻之徒角逐于所谓“民运”的名利场。什么是苦难和牺牲？什么是生命和鲜血的代价？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幸福的分配早已有天壤之别。难道苦难作为一种资源，同样的或轻重不同的受难者从中得到也注定有天壤之别吗……
我这十年多来，时时被负罪感所困扰。在秦城监狱我出卖了亡灵们的血，写了悔罪书。出狱后，我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过多方的关怀。而那些普通的死难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狱之中的无名者呢，他们得到过什么？每每念及此，我都不敢往自己的灵魂深处望一眼，那里面有太多的懦弱、自私、谎言和无耻……
刘晓波，你对自己够狠够绝，我做不到，所以当逃兵了。我知道你在天上瞪着我，在海底瞪着我，死者不需要闭眼，甚至不需要眨眼，做死者最轻松了，只需要像个机器人奴隶主，不分昼夜监督活人干活儿就行了。
（《刘晓波生死书》一书，获得面向全球的S Fischer基金会资助——作者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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