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我們究竟要結束一場戰爭，還是避免下一場戰爭？

作者：吾爾開希
太報 TaiSounds 2026-10-1

俄烏戰爭打了4年多，俄羅斯至今持續空襲烏克蘭基輔。美聯社

戰爭開始之後，世界很快就會被「誰是侵略者」、「誰應該勝利」、「哪些領土必須收復」這些問題主導。然而，戰爭最殘酷的部分，往往不是地圖上的顏色如何改變，而是那些被地圖遮蔽的人。

無數人生命正被摧毀　澤倫斯基前幕僚沉痛發聲

近日讀到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前新聞秘書尤利婭・孟德爾（Iuliia Mendel）的一篇演說。她首先提醒聽眾：沒有真正經歷過戰爭的人，很難理解戰爭究竟意味著什麼。她從孩子、家庭、醫生、學校、電力以及流離失所的人談起，提醒我們戰爭不是新聞畫面上的前線推進，也不是外交辭令中的「戰略目標」，而是無數人的生命被改變甚至摧毀的現實。

理解孟德爾今天的言論，也需要了解她這幾年的政治轉變。她2019年成為澤倫斯基的新聞秘書，是這個政府早期的核心新聞幕僚之一。離開政府後，她並沒有立即成為澤倫斯基的反對者，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之初，她仍公開支持烏克蘭抵抗侵略。但此後她的立場逐漸轉變，愈來愈把注意力放在戰爭成本、外交選項以及烏克蘭長期存續的問題。到了2026年，她接受Tucker Carlson訪問時已經把澤倫斯基描述為和平的主要障礙，對前老闆的批判變得非常尖銳，其中一些指控也受到烏克蘭媒體質疑。

因此，孟德爾當然不是一個中立的觀察者，她對澤倫斯基的指控也不能因為曾經身處政府內部就直接當成事實。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認真面對她提出的一個問題：一場戰爭究竟應該以什麼來定義勝利？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前新聞秘書尤利婭・孟德爾（Iuliia Mendel）近來立場轉變，對前老闆多所評批，圖為她接受Tucker Carlson訪問。翻攝YT@Tucker Carlson

什麼叫做打贏？什麼又稱之和平？

她明確指出普丁對戰爭負有責任，卻同時質疑一種日益僵化的思維：如果沒有把所有失去的土地全部拿回來，就不能算勝利；任何可能讓俄羅斯獲得利益的妥協，都不能討論。她甚至以芬蘭在二戰後的經驗提出問題：國家的勝利，究竟是恢復地圖上的每一平方公里，還是保存人民、國家、經濟以及下一代的未來？

這很容易被理解成「烏克蘭應該割地求和」，但真正值得討論的沒有那麼簡單。問題不是單純要不要割地，而是我們如何定義戰爭的勝負，又如何定義和平。

國家主權、領土完整以及禁止以武力侵犯他國，是二戰後國際秩序的基本原則。因此，俄羅斯發動全面入侵的責任不能被模糊。但是，確認侵略責任與思考如何結束戰爭，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前者回答誰破壞了規則，後者則必須回答：怎樣的和平才能避免同樣的戰爭再次發生。

而這正需要我們把視野拉得比俄烏雙方今天的政治立場更高。

基輔大樓遭到攻擊毀損，一名住戶抱著家當在家園前哭泣。路透社

當今現實為歷年累積　烏國棄核武即是一例

今天的「國際現實」並不是2022年2月24日突然出現的，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一連串國際現實不斷疊加的結果。戰後國際秩序確立主權、領土完整與禁止侵略的原則，同時又必須面對蘇聯作為超級強權存在的現實；冷戰形成勢力範圍與核武恐怖平衡的現實；蘇聯解體又形成新的國界、民族國家與安全問題；其後歐洲安全架構的演變、北約東擴、俄羅斯重新追求勢力範圍，以及西方對俄政策的選擇，又一層一層疊加上去。

所以，我們今天所說的「面對現實」，不能只面對最後形成的這一層現實。因為今天的現實，本身就是昨天面對現實時所作出的妥協、選擇、誤判以及未解決問題累積而成的。

這一點對今天如何結束戰爭尤其重要。否則，我們可能為了解決今天的國際現實，再製造一個明天不得不接受的新現實。

烏克蘭城市蘇米去年遭到攻擊，導致35死119傷。美聯社

1994年的《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就是一個無法迴避的例子。烏克蘭放棄境內繼承自蘇聯的大量核武器、加入《核不擴散條約》，俄羅斯、美國與英國則承諾尊重烏克蘭的獨立、主權與既有邊界，並避免以武力威脅或侵犯烏克蘭。今天回頭看，我們必須問：一個國家相信國際安全安排、放棄核武，最終卻仍遭到武力侵犯，這個結果向其他國家傳遞了什麼訊息？

提出這個問題，不是在替俄羅斯侵略尋找理由。恰恰相反，它是在追問：如果今天的和平方案無法處理過去國際秩序失效的原因，我們如何確保今天結束的戰爭，不會成為下一場戰爭的起點？

停火與和平大不同　借鏡俄烏看台海

因此，如果只告訴烏克蘭「一寸土地都不能失去」，卻不能回答戰爭如何結束，並不足以構成政策；反過來，如果為了立即停火，就接受以武力取得領土可以成為永久事實，同樣可能鼓勵下一個侵略者。

這就是「停火」與「和平」最重要的區別。停火只是回答什麼時候停止開槍；和平必須回答為什麼未來不需要再次開槍。

我認為，這也正是民主國家面對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時，制定政策應該參考的思路。

這並不是說台灣與烏克蘭完全相同，更不是把俄烏戰爭簡單套用到台海。兩者的歷史、國際法背景、地緣環境以及安全架構都有重大差異。但是，「國際現實如何被逐步製造出來」這個問題，卻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

中國屢屢升高威脅　民主國家慎防變「台海現實」

北京對台灣的軍事壓力並不是靜止的。近年來，中國持續以外交、資訊、經濟與軍事手段對台施壓，並增加軍機、軍艦活動、聯合戰備警巡與大型軍事演習。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每一次軍機、軍艦增加多少，而是這些行動會不會因為一再發生，逐漸從「異常」變成「正常」，最後成為全世界不得不接受的「台海現實」。

這正是「國際現實疊加」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共軍運8反潛機擾台，被國軍拍下清晰照片。國防部提供

今天一次軍演，明天一次越過海峽中線，後天更大規模的海空包圍；每一次如果都因為沒有真正爆發戰爭而被國際社會消化，新的軍事壓力就可能在下一次危機中成為出發點。原來不能接受的行為，逐漸變成已經存在的事實；而已經存在的事實，又被用來要求下一次政策必須「面對現實」。

因此，民主國家思考台海和平，不能只問「如果中國真的攻打台灣，我們怎麼辦」，還應該更早問：如何防止軍事脅迫本身一步一步改變現狀？

一旦害怕戰爭而退讓　反而導致「脅迫有效」

G7近年一再公開反對任何以武力或脅迫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的企圖，並主張台海問題應透過和平方式解決。這裡真正重要的其實是「脅迫」兩個字。因為改變現狀未必從戰爭開始，也可能從讓國際社會逐漸習慣威脅開始。

如果因為害怕戰爭，而對每一次軍事施壓退讓；如果每一次新的威脅都被解釋為「為了和平，我們只能接受的現實」，那麼我們其實是在告訴威脅者：脅迫有效。今天為避免戰爭而接受的新現實，就可能成為明天更大脅迫的起點。

這也是俄烏戰爭值得民主世界思考的地方。不是簡單地問「烏克蘭給台灣什麼教訓」，而是理解：和平政策不能只在戰爭爆發之後處理現實，也必須在戰爭爆發以前，防止侵略者以脅迫一層一層製造新的現實。

近年來，中國海警船屢闖東沙海域，遭海巡署廣播驅離。海巡署提供

和平不能以停戰定義　否則將禍留子孫

回到孟德爾的演說，她提醒我們，戰爭首先是一場人類災難，勝利不能只用地圖來定義。我想再補上一句：和平也不能只用停止戰爭來定義。

真正的問題不是誰在俄烏戰爭中「贏」，而是戰爭結束之後留下什麼樣的國際秩序。如果只是停止今天的槍聲，卻把造成戰爭的問題以及鼓勵下一次侵略的條件保留下來，那麼我們不是解決了戰爭，只是把戰爭留給下一代。

同樣地，台海和平也不能只是「今天沒有戰爭」。如果今天的和平，是建立在一次又一次接受軍事脅迫所製造的新現實之上，那麼這種和平究竟是在避免戰爭，還是在累積下一場戰爭的條件？

所以，我們究竟要結束一場戰爭，還是要努力避免下一場戰爭？

兩者本來就應該是同一件事。

作者為旅居台灣中國民主運動人士，維吾爾人，立法院人權委員會秘書長，無國界記者組織榮譽董事

所谓“中国式强大”，只会让我们这些海外华人更丢脸、更直不起腰

罗夏日记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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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式强大”，只会让我们这些海外华人更丢脸、更直不起腰》

最近看到薄瓜瓜庆祝十一，还说什么中国如果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混得再好也站不住腰板。 我看完只觉得讽刺。他们家本身就是中共政治清洗和权力斗争的受害者，结果人到了海外，依然要把自己的腰杆寄托在这套体系的“强大”上。 这让我想起斯大林大清洗时期那些老布尔什维克：自己都成了清洗对象，有些人直到被审判、被处决，依然没有挣脱对党和这套体系的忠诚。人都快被机器碾碎了，还舍不得这台机器，这才是最可悲的。 我在海外生活这些年，对于所谓“中国强大了，海外华人才能直起腰”这套说法，完全不苟同。 道理很简单：实力可以让别人忌惮你，但忌惮从来不等于尊重。我看到一个越南人，会因为越南没有中国那么多导弹就看不起他吗？当然不会。正常人看的是你有没有教养、信用、能力和边界感。国家也一样：文明、开放、文化和创造力可以让人佩服；可如果所谓“强大”表现出来的是威胁、战狼和民族主义外溢，那拳头再大，也换不来尊重。 最让我反感的，就是一部分海外华人的所谓“爱国表演”：跑到涩谷街头搞表演、挡人家的路，跑到日本景点挥五星旗，甚至跑到日本景点撒尿；到了欧洲，又恨不得把汉服、《黑神话：悟空》之类往外国人脸上硬塞。结果塞了半天，人家一看：“哦，日本的吧？”你还气得跳脚。这就更搞笑了：文化真有那么大吸引力，还需要你追着外国人硬塞、塞完还现场考试吗？ 你自己觉得这是“文化自信”“扬我国威”，可在别人眼里，可能只剩下吵闹、冒犯和没有边界感。越是拼命证明自己“牛逼”，反而越暴露出骨子里的不自信。 更可笑的是，中国人从来不会换位思考。你跑到日本街头挥五星旗觉得理所当然，那如果日本人跑到中国街头挥日本国旗，你受得了吗？自己接受不了的事，却理直气壮地跑到别人国家去干——这不是自信，是不懂边界和尊重。 其实现实已经摆在那里了。你天天喊“中国强大了”，可中国护照并没有因此获得与日本、韩国护照相同的全球通行待遇；一些国家在签证、入境和居留政策上也在加强审查。你以为你在国外怎么折腾，人家都看不见？国家形象、国民在海外的表现，都会影响别人对你的信任。你嘴上越喊“强大”，现实中别人却可能对你越来越警惕。最后承担这种信任成本的，恰恰还包括那些在海外老老实实生活的普通华人。 至于我自己，我只想说一句：我不想跟你们这些人做同胞，咱们最好也别是一类人。你们是你们，我是我。这个身份这辈子我没得选；如果真有来生，我不做中国人。 结论：所谓的“中国式强大”，如果就是拳头越来越硬、战狼越来越多、民族主义越来越外溢，那它不会让我们这些海外华人更有尊严，只会让我们更丢脸、更直不起腰。 ——文｜罗夏日记

刘欢走了，我才猛然发现，那个场子，早就散了

 泉河小路  2026年9月29日

他一生都在用声音挽留时间，现在，时间放过了他。

2025年12月31日，上海金山城市沙滩的跨年夜，零下三度的寒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

刘欢站在零点压轴的舞台上，唱完《我欲成仙》，对着镜头笑着说“新年快乐”。

弹幕里飘过一排排的“明年再见”，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声音会陪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新年。

九个月后的2026年9月25日上午9时52分，他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

《我欲成仙》。他最后唱的歌，成了他自己命运的谶语——一个唱了一辈子“人间”的人，最后用尽全身力气，唱的是想超脱人间。

而命运给了他一个最人间的结局：股骨头坏死，长期剧痛，行动受限，在上海，在家人的陪伴下，安安静静地离开。

没有成仙。只有肉身。

他的肉身，用一首《从头再来》，支撑着着无数人，走过了人间最泥泞的道路。

《从头再来》风靡于下岗潮期间。

他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可他自己的成败里，从来没有“再来”这一项。

他的人生是一条近乎完美的直线：

1985年高校歌唱比赛夺冠入行，80年代影视金曲封神，2008年奥运会站上巅峰，然后在对外经贸大学的讲台上站了三十多年，直到退休。

我觉得这首歌，有着穿越时代的力量，它永远属于我们这些，被命运一次次打翻、又一次次从地上爬起来的人的。

70后的我，这一生，始终被生存的危机裹挟，在生活的鞭笞下，总是慌不择路，一次次改行，一次次重新出发。

从工厂到商业企业，从电台到晚报日报，步步都是身不由己，被推着前行。

到了媒体后，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想着就这么着在媒体了此残生吧，谁料十多年前又迎来了纸媒最坏的时代。

于是，我又被迫转身，扎进现在的单位。

当我们跟着刘欢的歌声一次次“从头再来”的时候，他本人，却在替那个时代慢慢退场。

刘欢的作品有一条清晰的曲线：《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80年代末，理想主义还在烧；

《弯弯的月亮》《亚洲雄风》——90年代初，集体情绪正昂扬；

《好汉歌》——90年代末，江湖气、草莽气，是市场化浪潮里最后的豪情；

《从头再来》——1998年，下岗潮，歌声第一次开始安抚“被时代甩下的人”；

《我和你》——2008年，全球化想象中的巅峰一刻，温柔、平等、共同体。

之后再没有同等量级的作品。这未必是刘欢江郎才尽。时代也的确不再需要“刘欢式的声音”了。

刘欢的声音是什么？是宏大、是集体、是一个能被十几亿人同时听懂的音色。

他的歌属于广播、属于春晚、属于奥运会——属于那个“所有人还在同一个频道里”的年代。

而当世界碎成无数个圈层、算法把每个人喂给不同的歌单时，那种“一个人唱、亿万人听”的位置，本身就消失了。

刘欢走了，而那种“共同收听”的时代已先他退场。

他本人就是那个时代最后的余音，他的去世，是余音终于散尽的那一刻。

所以当我们再回头看他那场最后的演出，才会觉得格外心疼。

一个用声音飞了一辈子的人，最后被身体钉住了。

2009年他被确诊为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疼起来钻心，一点点偷走他的行动自由。

2010年他做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术后重新学走路，像小孩一样一步一步挪。

后来，他的体重从最高时的87公斤，降到了70公斤。

2009年前后，他淡出公众视野。各种传言四起：健康出问题、退出歌坛、出国定居。

他后来自己说：我停了一阵子，让生活拐了一个弯。

那段“拐弯”，他去美国陪女儿高考，每天早起做早餐、开车送上学、买菜、接放学、做晚饭、散步。

他说，那是他成为歌手之后，最平静最安宁的一段日子。

他特别喜欢女儿跟他发脾气，因为他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父亲。然后他领悟了那句“爱是人生所有的意义”。

一个站过鸟巢、被亿万人听过的人，用几年时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普通的父亲、普通的丈夫、普通的儿子。

他在大众视野里“缺席”的那几年，恰恰是他人生里“在场”得最完整的几年。

而我们这个时代最缺的，恰恰是这个。

我们太害怕“缺席”了。我们怕不上热搜、怕没有曝光、怕被别人忘记。

可刘欢用他的后半生告诉我们：有时候，退场才是真正的在场；有时候，被世界忘记，你才第一次真正记得自己。

现在他走了。他终于可以停下来，不用再拐弯，不用再重来，不用再被身体困住，不用再在寒风里颤抖着唱《我欲成仙》。

他一生都在用声音挽留时间，现在，时间放过了他。

愿天堂没有病痛，只有讲台、音乐和月圆。

托马斯·魏劳赫 | 德国人与“德式”文化大革命

作者：托马斯·魏劳赫（Thomas Weyrauch）
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文件之十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在德国纽伦堡纪念中国文化大革命，寓意深远。1933年起，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 简称纳粹党)定期在纽伦堡召开“帝国党代表大会”。 对纳粹及其与斯大林，毛泽东同样犯下有史以来最严重“危害人类罪”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而言，纽伦堡是黨國重鎮。因此本人十分高兴藉此机会与出席此次“纪念文化大革命60周年纽伦堡国际研讨会”的各位贵宾同时探讨德国这段历史。

本人想对中国出身的与会来宾解析为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时期，众多德国人对毛泽东产生浓厚兴趣进而崇拜。

英国、美国和中华民国这三个民主国家很早就开始抗击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为首的法西斯国家联盟。遗憾的是，这三个民主同盟国需要苏联作为盟友，因此，由这四个大国共同创建的“联合国”以及战后的新世界秩序，也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同盟国击败德国、结束纳粹恐怖统治之后，大多数德国人的脑海里仍残存纳粹意识形态遗毒。民主与和平的精神经历了很长时间，才逐渐在德国社会中确立起来。

按理，人们应可期待，至少在民主西德，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无法续存。战后年轻一代以指责的态度把矛头指向他们父辈和祖父辈，因为这些人：

— 把希特勒及其犯罪政党送上了权力宝座；

— 在自己的犹太邻居遭到灭绝时袖手旁观，甚至有人出卖他们；

— 满怀热情地参加侵略战争，并犯下战争罪行；

— 战争结束后，却对自己曾经所作所为选择失忆。

因此，这一代年轻人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免疫力，应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大多数德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而言， 时至上一世纪60年代他们确实已成长为民主制度奉行者。然而，德国仍存在旧时纳粹分子，同时也出现了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恰恰因为年轻人曾经就1933年至1945年间父辈和祖父辈所扮演的角色提出尖锐质问，却始终得不到令人满意的回答，一部分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转而追随宣传者的蛊惑，接受共产主义。

毋庸置疑，德国东部由苏联占领区建立起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建国初期坚信社会主义, 是制度使然,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西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也有不少年轻人相信：“经济奇迹”之后不断增长的消费和奢侈生活，是建立在经济和政治上弱势的“第三世界”人民的苦难之上, 以美国为首的富裕帝国主义国家劫贫自肥。事态昭然若揭，无怪乎他们论定：社会主义国家才是正确的一方。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而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状况本来足以驳斥这种看法，因为这些国家的威权统治在西德也并非秘密。然而，北越、朝鲜、古巴或者中国貌似有所不同，这些国家不是形势大好一片光明吗？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许多德国大学生的房间里都挂着“伟大舵手“毛泽东豐腴圓潤臉龐的画像，背景是光芒四射的“红太阳”，映照着下方一个个获得解放的，幸福的小小的人民形象。毛泽东的这些追随者了解多少真相? 还是, 他们应该知道些什么？

让我们回顾一条历史时间轴

1921年，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系成立。

1925年，中共开始对手无寸铁的农民实施最早的恐怖行动。

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人在13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控制了大片地区。

1934年至1936年，共产党人在中华民国政府的军事压力下被迫逃亡。后来，中共宣传把这次逃亡美化为英雄式的“长征”，描绘成毛泽东在行军过程中动员中国人民的壮举。

1936年，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Jiang Jieshi，蔣介石）在一次政变中被俘，并被迫同意停止剿共，同时将共产党的军队编入国家军队。

1937年以后，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正规军在长期消耗战中承受巨大损失，而共产党部队则相对保存实力并储存武器。

1945年，中华民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台湾结束日本殖民统治，重新归还中国。中华民国也是联合国四个创始国之一。一个由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组成的中国代表团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其中也包括一名中共领导成员。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共产党在苏联支持下最终控制中国大陆，并于1949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不断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恐怖政治运动，以恐吓人民并剥夺其权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中国人民已经损失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

为什么德国年轻人不了解这些情况？

大部分上述历史事实，当时多数德国年轻人并不了解。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距离遥远。此外，由于麦卡锡主义造成的影响，人们也不愿意接受来自美国的有关中国的消息。相反，一些外国记者和学者描绘中国美好景象的著作却受到欢迎。

于是没过多久，来自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印刷宣传品便直接进入西德，对感兴趣的人产生影响。

1968年，反对派学生运动达到高潮。这场运动的抗议动力来自大学改革以及越南战争。在这一背景下，德国出现了第一批毛主义组织，其中一些组织彼此之间甚至相互斗争，并采取激进甚至暴力的行动。

这些被统称为“K-Gruppen”（共产主义小组）的毛主义组织包括：

— “德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KPD/ML）及其众多分裂组织；

— “德国共产党/建设组织”（KPD-AO），以及后来由其发展而来的“德国共产党”（KPD）。这个组织除了名称以外，与1918年成立、1956年被禁止的德国共产党并没有关系；

— “西德共产主义联盟”（KBW）；

— “共产主义联盟”（KB）；

—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联盟”（KABD）；

— “反帝国主义联盟”；

— “重建德国共产党工人联盟”（AB）。

这些毛主义组织虽然彼此之间争斗激烈，却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即1968年成立的“德国共产党”（DKP）。DKP与苏联共产党以及东德统一社会党（SED）关系密切，因此在毛主义者眼中属于“修正主义”。

除了谴责作为法西斯主义组成部分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之外，越南战争的残酷以及德国高等教育立法，也是青年抗议运动的重要批判对象，这使得主要由学生组成的反对运动不断壮大。

其中大多数人都赞同反对权威。所谓权威，包括父母、政治家、法官、警察、教师，以及抽象意义上的“国家”。

然而，这些反对者当中有一部分人数虽少、却不可忽视的成员，转而投向北越或中国的威权主义者。在他们眼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由于发表了大量革命著作，且貌似“第三世界”的领袖，因此具有最大的吸引力。

反权威、反法西斯主义、对贫困国家的声援、反帝国主义, 普遍地也反美和反资本主义，共同构成了这些“K小组”最初形成其斯大林主义—毛主义世界观的思想环境。

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毛主义者？

尽管当时已经存在相关信息，他们个人究竟为什么仍然选择加入毛主义阵营？

为此，我考察了一些前毛主义者的生平，并特别向记者**贝恩德·齐泽默（Bernd Ziesemer）和政治家莱因哈德·比蒂科费尔（Reinhard Bütikofer）**询问了他们当年的经历。

齐泽默当年着迷的是一种看起来正在反抗官僚主义的革命。他认为，这也许能够产生一种不同于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另一种社会主义”。

对于比蒂科费尔而言，毛泽东对权威的质疑尤其重要。他回忆说，吸引他的是那种反叛精神，以及毫不留情地质疑一切的态度。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他眼中的一种权威，恰恰是因为毛泽东激进地质疑权威。毛对马克思及列宁的一句批判：“千年后马，列两人也不过是人们笑谈的对象” 曾令比蒂科费尔激赏地放声大笑。

不过，比蒂科费尔也补充说：

“我从来不用《小红书》；对我来说，那东西太简单粗糙了。”

然而，毛主义者最终走向的却是一种由命令、控制、服从和严酷迫害构成的威权统治。这与他们最初宣称的反权威主义完全矛盾，却与他们的反法西斯主义原本应该反对的专制社会秩序高度一致。

当时德国人究竟能够知道多少中国的真实情况？

由此产生了一个关键问题：当年，人们从何种可信的资讯来源汲取对中国的了解？在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以及左翼圈子中都颇受重视的信息来源之一，是德国新闻周刊《明镜》（DER SPIEGEL）。

尤其是《明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篇长篇报道，本来完全有可能令德国毛主义者洞悉真相。

1966年6月20日，《明镜》非常详细而且具有相当专业知识地报道了红卫兵的暴力以及中国的社会状况。不过，当时《明镜》尚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已经发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死亡人数达到3000万至4500万。

该杂志报道了红卫兵的狂热与暴力行为，也报道了毛泽东针对知识分子以及党内批评者发动的斗争。

然而，这些报道并没有动摇德国毛主义者。

我再次引用比蒂科费尔的话：

“那篇《明镜》文章我肯定没有读过。我读过的《明镜》文章也没有动摇我的立场，因为我认为它们带有有立场导向；在我看来，即使其中报道的很多事情可能是真的，写这些报道的人也不是中国的批评者，而是中国的敌人，是一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的人。”

齐泽默则回忆说：

“我们只阅读《北京周报》，但是对资产阶级的信息来源不屑一顾”。

对于一些毛主义者来说，所谓“反动派”访问中国令他们震惊不已。无论是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还是来自各位此刻所在的这个德国联邦州－－巴伐利亚州右翼州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而对于比蒂科费尔来说，其意识形态立场真正发生转折，则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

对反权威立场他信守不渝,因此很快把曾经的红卫兵魏京生视为真正的反抗者——一个批评共产党并要求民主的人。当魏京生要求民主的呼声遭到镇压以后，比蒂科费尔便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对者。

德国毛主义者后来怎么样了？

德国毛主义者后来与毛泽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政治疏离的过程，各不相同。

莱因哈德·比蒂科费尔后来走向了重视环境保护和人权的绿党。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绿党主张人权并反对各种权威；第二，与共产党人不同，绿党的批判并不止于生产关系，而是进一步发展出对生产力本身的批判。

他举例说：

“核电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并不会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好。”

后来，比蒂科费尔成为欧洲议会议员，并支持西藏和台湾。

对于曾经是德国共产党/建设组织（KPD-AO）成员的贝恩德·齐泽默而言，他所属政党最终决定自行解散有许多原因：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明显失败；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讨论；以及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发生的变化。

可以确定的是，曾经参加西德共产主义联盟的前毛主义者Ingo Nentwig和Thomas Heberer后来成为知名民族学家；Michael Kahn-Ackermann成为重要翻译家；Reinhard Bütikofer成为欧洲议会议员；Winfried Kretschmann成为巴登-符腾堡州州长；Ulla Schmidt成为德国联邦卫生部长。

德国共产党/建设组织的创党者之一, Jürgen Horlemann后来成为出版业者，Christian Semler成为记者，Peter Neitzke成为建筑师。

这些前毛主义者的激烈转变，也是德国左翼整体发展的一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至今天，这种发展在环境保护、促进和平、反种族主义、妇女解放、教育和养成等领域给德国带来了巨大变化。当然，这一切在1966年还无法预见。

少数前毛主义者则保持极端主义路线。例如律师Horst Mahler，他曾加入恐怖组织“红军派”（RAF），服刑以后不久再次走向激进——不过这一次转向了极右翼和种族主义，并因此多次被法院判刑。

 

作者简介

托马斯·魏劳赫（Thomas Weyrauch，中文名：韋唐仕／韦唐仕），1954年9月6日出生于德国本斯海姆（Bensheim）。他曾在吉森大学学习，并于1987年获得法学博士（Dr. iur.）学位。

1988年至1990年，他作为德国杜伊斯堡市代表在武汉工作；1991年至1993年任职于德国联邦议院；1993年至2018年退休前，一直在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工作。

自1983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人权事业以及争取中国政治犯获释。在武汉工作期间，他亲眼见证了政治镇压，并于1991年根据这些经历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中国题材著作《灰色钢城中国》（Graue Stahlstadt China）。

除了有关德国法律史的出版物以外，他的重要著作包括：

— 《庇护地德国——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移民》
(Fluchtziel Deutschland – Migranten aus der Volksrepublik China），1995年。

— 《中国被忽视的共和国》第一卷（1911—1949）
(Chinas unbeachtete Republik, 1911-1949），2009年。

— 《中国被忽视的共和国》第二卷（1950—2011），
(Chinas unbeachtete Republik, 1911-1949), 2011年。

— 《中国从19世纪到当代台湾的民主传统》（
(Chinas demokratische Traditionen vom 19. Jahrhundert bis in Taiwans Gegenwart），2014年。

— 《东亚政党概况》
(Die Parteienlandschaft Ostasiens），2018年。

— 《东亚政治用语词典》
(Politisches Lexikon Ostasien），2019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小党 》
(Minoritätenparteien und -gruppe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2020年。

—《王寵惠不朽的遺產。法律 – 外交 – 政治》
(Wang Chonghuis bleibendes Erbe. Recht – Diplomatie – Politik），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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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化：事先预测或事后调整？激进与保守的分野

作者： 施化 
施化的博客 2026-9-20

我承认自己是保守派，与激进理念的拥趸者水火不相容，不过以前可不是这样。为什么会变成势不两立的现在这个样子，只因看到古今中外的激进主义者太不可取。不但不断地犯着低级错误，害人害己，还洋洋得意自以为高明。假如有人把激进保守分为左派和右派，我会大致上同意。

为什么说大致？因为左派右派太难分了。人是最为复杂的动物，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衡量与区分。比如希特勒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中国的左派是否等同于美国的左派？一万年都讲不清楚。所以，用不带褒贬的中性词汇激进和保守表达，比较合适。如今我发现了一个既简单又明晰的衡量标准，以这个标准检验，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到底是激进还是保守，立马辨别出来，绝无含混。什么标准？简单一句话：事先预测还是事后调整。

估计这会令一些人爆笑：事先预测叫先见之明，事后调整叫马后炮，事后诸葛亮，连这么简单的常识都不知道，还在这里夸夸其谈？且慢，请听完下面的分解。

激进与保守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完全不同。前者不承认自己的渺小和局限，认定我才是改造世界的主宰；后者则从历史经验中看到，人不是神，不能狂妄，否则必定犯错吃亏。

原理是这样的。首先，从控制论、信息论与统计决策学的角度来看，事后处理（反馈控制）往往比事前预测（前馈控制）更可靠。事前预测设计，在系统受到扰动之前，基于自认的模型和信息提前采取行动，偏差较大且不稳定。事后应急处理（反馈控制 ），在系统受到实际扰动并产生真实偏差后，基于真实测量值采取纠偏行动 。两者可靠性用系统的最终偏差方差（即结果的不确定性与失误风险）来衡量，方差越小越稳定。

其次，从信息论角度证明。事后处理所依据的信息密度和精确度，在数学和统计学上天然高于事前预测。事前处理的最终结果偏差有：1，预测误差（对未来干扰估计不准）；2，系统建模误差，对现实世界理解有偏差；3，控制实施误差，提前干预引发副作用。由于预测链条长，各项误差会叠加或指数级放大（黑天鹅效应）。

而与之相比，事后处理的误差则小得多。事后处理不依赖对未来的预测，只依赖对当前状态的测量，直接吸收现实中的随机扰动，将未知的外部变化转化为已知的测量误差，因此在统计学上方差更小、鲁棒性（Robustness）更强。这就是为什么工程学强调“冗余与韧性（Resilience）”，它往往比预测更具容错和快速修复能力，比完美的预测更靠谱。

下面从几个不同方面加以实际说明。

一，软件工程。在项目启动阶段，架构师会尝试预测未来两年的用户需求、技术演进和所有潜在漏洞，编写成百上千页的技术规范书，然后再按计划开发。结果实际上线时，往往发现许多预设的功能用户根本用不上，而预想的架构无法应对未预测到的因素，系统脆弱且难以调整。

事后反馈的做法，则承认无法准确预测所有需求与Bug，因此先推出最小可行性产品（MVP），利用自动化测试和用户实际反馈，在问题暴露或需求变更后快速迭代和热修复（Hotfix）。因为真实用户的行为和技术环境极度复杂，事前预测的模型必然存在认知偏差。事后根据报错日志和反馈进行微调，纠错效率和产品质量远高于预判。

二，公共卫生与防疫。事前预测的做法，是根据早期流行病学模型，预测某种新型病毒在未来半年的传播轨迹，并提前数月固定分配全国的医疗资源、药品和隔离设施。结果，病毒容易发生变异，如传染力或致病力突变，导致事前根据原模型部署的资源严重错配。比如某地资源闲置，另一地医疗挤兑等。

事后反馈做法建立在高灵敏度的监测网络基础上。一旦某个区域出现病例新增，系统立即触发“事后响应机制”，动态调度周边医疗资源并调整防控等级。病毒变异和人类行为具有强随机性，模型预测的置信区间极有限。依靠实时监测加快速响应，比依赖几个月前的预测模型要准确得多。

三，城市防洪与工程设计。事前预测做法，比如基于过去100年的气象历史数据，预测极端暴雨的最大降水量，并据此修建一座多少米高的防洪堤。结果呢，由于气候变化，一旦遇到超百年一遇的暴雨，堤坝被冲垮将引发毁灭性灾难。

事后反馈做法，不押注于预测雨有多大，而是设计大量的地下蓄水池、湿地公园和可渗水路面。当暴雨发生并产生积水时，系统自动吸收和分流超量雨水。“防洪堤”是典型的刚性预判结构，遇到预测之外的“黑天鹅”即彻底失效；而“海绵系统”是基于反馈的弹性结构，无论雨多大，都能通过持续吸收和泄洪来衰减灾害影响。

在上述所有实例中，事前预测依赖的是“假设的模型”，而事后处理依赖的是“确凿的事实”，预测试图消除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在物理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反馈则是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将精力放在缩短“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时间上。只要响应速度够快，事后处理的效果和可靠性就会远远超越事前预测。

四，在基层社区治理上，也分“预判式行政规章”与“接诉即办”的做法。自上而下的预判型管理是，上级部门根据经验预判居民的需求与矛盾（如小区停车、垃圾分类、宠物管理），统一制定详尽的管理条例并强行下发执行。结果往往“顶层设计很好，基层落地绝倒”。每个社区的邻里结构和空间差异极大，预判方案常因不贴合实际而引发居民抵触。

而事后反馈做法，政府不替居民预设所有生活痛点，而是设立 12345 等统一响应平台。只要居民反映问题（如路灯坏了、井盖松动、邻里噪音），工单直接派发至对应责任人，并限定时间解决与回访。

为什么事后解决问题更靠谱？因为社会治理极其碎片化且随时变化。依靠“问题触发-快速派单-解决反馈”的负反馈闭环，政府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获取信息，精准解决公众最真实、最紧迫的诉求。此时联想到中国所谓的“顶层设计”，不禁哑然失笑。

在社会治理与政治哲学中，“事后反馈型治理”与“事前预测型治理”这两种模式，与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和激进主义（Radicals / Rationalist Progressivism）的内核存在着非常深刻且直接的对应关系。事后反馈型治理在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而事前预测型治理在本质上是激进主义的。

保守主义哲学（以埃德蒙·伯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代表）的核心假设是，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社会系统极其复杂，任何人都无法掌握全知全能的信息去规划未来。保守主义认为，既有社会秩序和演化规则包含着无数代人的隐性知识，难以估摸与掌控。事后反馈型治理不是妄图凭空设计一个“完美方案”，而是承认现实的复杂性，只对已经暴露的具体问题进行局部、微小的修正。循序渐进，日臻完善。

哈耶克指出，社会中的关键信息是高度分散且动态化的，中央决策者不可能提前收集所有信息。事后响应机制（如市场价格机制）利用的是当下发生的真实信号，这正是保守主义理念的核心，依靠分散的系统自发调节，而非自上而下的预设指导。保守主义极度警惕“大兴土木”式的社会工程。并且，事后反馈将试错局限在局部，即使解决问题的手段失败了，代价也极小，不会引发系统性崩溃。

激进主义（以法兰西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理想国式的社会工程为代表）假设，人类理性是强大的，可以通过科学计算、逻辑推理和顶层设计，预判并消除社会的一切缺陷。激进主义倾向于将社会视为一台机械装置，认为只要收集足够的历史数据、建立足够先进的模型，就能推演出未来的发展轨迹，并在问题发生前通过行政手段“防范于未然”。它往往以预判性干预，用“完美未来”重构当下。

事先预测型治理为了消除潜在的1%风险，往往需要建立极其庞大的监管体系或预警机制。这与激进主义的逻辑一致：为了实现一个预判的理想状态，不惜重塑甚至打乱现有的社会自律结构。激进主义方案通常是“刚性”且“全盘”的，一旦事前预测的模型偏离了现实（即遭遇预测之外的未知），其建立的庞大预案不仅无法应对，反而可能因为结构过于僵硬而引发大规模的连锁失误。

谈到这里，有分析能力的朋友大致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正巧，在本文结尾的时候，美国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从侧面佐证了前面介绍的理论。这就是AI监管案。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继OpenAI、Anthropic和Meta承认旗下模型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外部系统后，谷歌承认其AI模型在安全测试中侵入过三家公司系统。 逾百名学者及专家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确保第三方AI评估人员拥有科学客观性和透明度。而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等人则呼吁政府设立法案，管控前沿AI发展。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则建议实施“轻度”联邦级监管以避免各州法规冲突。 

但美国总统川普公开斥责对AI安全的担忧为“骗局”，反对放慢AI迭代或增设严厉监管，并宣布仿照太空部队模式成立“人工智能部队”。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也明确反对新增AI监管规则。

为什么这群平时最讨厌被束缚的科技巨头，现在却排着队地往华盛顿跑，哭着喊着要求政府来监管他们呢？这背后是有商业算盘的。巨头们从来不怕监管，他们真正怕的是没有门槛。大厂手里有上千亿的资金和顶尖法务团队，再严苛变态的合规标准，都可以扛得住。但是那些初创公司和开源开发者们却经不住那高昂的合规成本和审批流程，后来的追赶者可能就被扼杀在摇篮里。

根据连线杂志的报道，OpenAI还曾向国会议员咨询，行业集体放慢会不会违反反垄断法？在自由市场里，如果行业排名前几位的巨头私下商量，假如咱几家明天一起降速，一起控价，一起不推出新的产品，这在法律上叫做非法卡特尔联手垄断，可能是严重的违法。所以，得把政府也拉下水，只要让政府出面出台监管政策，强行要求大家集体降速，这个这非法联手垄断的责任就不在自家身上。

一个是提前预测，画出一幅恐怖图景，要求事先规范监管；另一个是，反对强行监管，只要警惕就足够了。比如气候控制。看见了吧？谁激进，谁保守；谁败事，谁成事，不言而喻。

2026-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