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日星期二

英媒:为什么中国男足这么差

 邸钞  2026-6-1

问AI · 中国足坛腐败如何拖累男足晋级之路?

插图:丹·威廉姆斯


2026年5月31日

当2026年世界杯参赛队伍从32支扩充到48支时,亚洲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亚洲获得了8个直接晋级名额,外加一个通过附加赛晋级的名额——比之前的4个直接晋级名额加一个附加赛名额的安排有所增加。2026年亚洲球队的参赛名额几乎翻了一番,那么拥有庞大人口、雄厚足球财力的中国,难道就不能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吗

差得远呢。中国队在小组赛中落后于阿曼、印尼,甚至巴勒斯坦等地区强队,连争夺最后两个参赛名额的第四轮都没能晋级,几乎毫无起色地从资格赛中出局。男队只能梦想着能像女队那样取得尚可的成绩,女队已经连续三届晋级,并在1999年闯入决赛。

事情本不该如此。中国足球三大愿望:晋级世界杯、举办世界杯并赢得世界杯冠军。诚然,其中一个愿望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实现,中国队在2002年成功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然而,那支“黄金一代”却颗粒无收,失球数高达9个。

2015年,一项包含50项内容的计划出台,该计划表面上听起来很吸引人,也为足球投资打开了闸门,不仅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中国国内联赛,也促成了中国企业对欧洲俱乐部的收购。然而不到两年后,包括阿森纳主帅温格和切尔西主帅孔蒂在内的英超联赛主教练们,开始公开担忧中国联赛。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从哪里开始出错的呢?答案往往出在管控不当。如今,国内足坛一片混乱。中超联赛超过半数的俱乐部因涉嫌操纵比赛、赌博和腐败等违规行为而受到处罚,赛季伊始便以负分开局。赛季进行到第十轮,天津队仍未转正。

成功的足球文化通常是杂乱无章、本土化且自然形成的。它们依赖于儿童的非正式比赛、社区俱乐部的扎根以及人才在相互关联的联赛金字塔中逐步涌现。

获得参赛资格至少还需要四年时间,而赢得冠军的可能性则可以完全抛诸脑后。剩下的就只有主办权了。

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于2017年访问中国。当时,人们都在讨论中国何时(而非是否)举办男足世界杯。中国官方媒体甚至猜测举办年份可能是2030年或2034年。

然而,鉴于国际足联长期以来实行洲际轮换举办权的政策,由于这两届世界杯分别已授予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和沙特阿拉伯,中国最早也只能在2042年夏天才能真正有机会举办该赛事。但即便如此,似乎也不太可能。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是,中国对世界杯的兴趣已经降到谷底,以至于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一个月的时候,中国主要官方媒体集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联(FIFA)之间竟然还没有签署转播协议。最终,双方在5月中旬达成协议,但据报道,国际足联只收到约6000万美元的转播费——仅为最初预期金额的五分之一。

如果每次有人问我为什么中国14亿人口中找不到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我都能拿到一元,那我恐怕早就成富豪了。这种矛盾并不陌生。中国在个人奥运项目上表现出色,因为这些项目的成功可以通过反复训练来打造。相比之下,足球则依赖于即兴发挥、不可预测性和深厚的基层基础。十年前,中超联赛短暂的巨额投入吸引了众多知名外援,但对提升国内水平却收效甚微。

当然,如果中国参赛,世界杯会更加精彩——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但真正的输家是中国的球迷,他们依然像以往一样热情。2023年,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在北京对阵澳大利亚,球票需求量极大,球场内外的气氛都让人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的盛况。中国依然热爱足球。

王朝末年不是没有路,但皇帝和官僚集团一次又一次选择最烂的绝路

来源:壹家言  2026-6-2

纵观中国数千年王朝更迭,每一个王朝末年,朝堂之上、朝野之中,永远存在固本安民、续命延祚的生路、稳路、正道。而王朝最终轰然崩塌的唯一真相,是专制体系下的帝王与官僚集团,在每一次关键抉择的十字路口,无一例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自私、最短视、最溃烂的那条烂路。

一、东汉末年:明明可以节流安民,偏偏竭泽而渔

东汉中后期并非注定亡国。和帝、安帝之后,虽然外戚、宦官渐起,但国家整体底盘仍在:吏治尚有清流、民间尚有积蓄、边军尚能镇边,生路清晰摆在眼前,收缩宫廷开支、裁撤冗余内官、抑制外戚封地、轻徭薄赋、灾年免租、安抚流民。只要守住这几条,东汉完全可以稳住局势、缓缓回血。

但东汉帝王与官僚集团,次次反其道而行:

第一,连年天灾、蝗灾、大旱频发,百姓颗粒无收、人相食,朝廷生路是免税赈灾,可桓帝、灵帝选择加征赋税、追加摊派,把灾区当成敛财宝库。地方官僚层层加码、截留赈粮,灾民无活路,只能逃荒、聚啸、起义。

第二,朝堂皆知外戚专权祸国,生路是制衡收权、整肃权贵,但皇帝为制衡士族,主动扶持宦官,放任宦官乱政卖官。汉灵帝公然开设“西园卖官”,郡守、刺史、三公明码标价。官员上任第一件事不是治民,而是回本敛财。

第三,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本可就地安抚、招安流民、专项治理土地兼并,这是最稳妥的平乱生路。但朝廷直接选择最烂的一条路:放权地方、允许州牧募兵平乱。

平乱一时爽,乱世一百年。

明明可以中央集权维稳、渐进改革,偏偏为了偷懒、为了短期维稳,主动放出军阀割据的魔鬼。东汉不是亡于黄巾,是亡于统治者在“维稳生路”和“割据烂路”之间,坚定选了后者。

东汉末年的悲剧极其典型:每一次都有上策、中策可选,统治阶层永远精准踩中最坏的下下策。

二、晚唐:明明可以削藩固本,偏偏内耗自废

安史之乱后唐朝并未必死,中晚唐足足续命一百五十年,多次出现中兴曙光,证明大唐底盘极厚、生机极多。

晚唐所有危机,核心两条: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对应的生路极其明确:削藩强军、收拢财权、整顿禁军、抑制宦官、休养生息、安抚河北。

可唐朝皇帝与朝堂官僚,次次精准选择最烂路线:

第一,对藩镇:明明可以循序渐进、分化瓦解、以强吞弱、徐徐收权。晚唐皇帝偏偏要么无脑大举征伐、耗空国库惨败,要么彻底躺平姑息纵容。打赢了不建制、不收权,打输了加倍赔款求和,让藩镇越来越骄横、越来越独立。

第二,对宦官:晚唐多次出现清流朝臣联合皇帝想要根除宦祸,甘露之变本是自救生路。可皇权优柔寡断、行事不密、摇摆反复,最终朝廷放弃根治权阉,反而任由宦官屠戮朝臣、掌控禁军、废立皇帝。

第三,到晚唐末年,黄巢起义前,天下最大问题是土地高度集中、流民渐多。朝廷生路是减免重税、裁撤苛政、安抚流民。但地方官僚为政绩、为搜刮,加倍盘剥百姓,逼良为寇。

黄巢本是可招安、可安抚的流民之乱,朝廷但凡稍微让步、减免苛税,即可化解大乱。但晚唐朝堂选择最极端、最愚蠢的道路:寸步不让、严刑镇压、赶尽杀绝,把无数本可安分的百姓彻底推到对立面。

最后朱温篡唐,不是大唐没救,是一百五十年间,每一次自救窗口,朝廷都主动关上;每一条绝路,朝廷都主动踏进去。

三、北宋末年:盛世底盘最厚,作死速度最快

很多人误解北宋积贫积弱,实则北宋经济、科技、人口、财政、民间富庶度,都处于古代巅峰。北宋是历代末年里,活路最多、家底最厚、最不该亡国的一朝。

宋徽宗时代,天下无大规模饥荒、无全国性民变、内部安稳、财力充盈。

摆在朝廷面前的生路非常清楚:整顿吏治、抑制花石扰民、谨慎外交、守好边防、不轻启战端。

可徽宗、蔡京、童贯集团,专挑所有选项里最烂的一条:

对内:放弃轻徭薄赋,选择花石纲、造艮岳、举国奢靡,层层盘剥东南百姓,把最富庶的江南逼出方腊起义;把正常耕农逼成流民盗寇。

对外:北宋外交原本维持百年平衡,联辽制金、保持缓冲。这是百年安稳的生路。朝堂偏偏选择最蠢最短视的烂路:联金灭辽,自毁屏障、引狼入室。

满朝并非无人劝阻,无数大臣直言“灭辽则金必图宋”,可帝王权团为了虚无的“收复燕云”虚名,执意赌国运。

靖康之耻,不是天亡大宋,是大宋统治层在有万全稳路的前提下,主动选择自杀式操作。

四、晚明:每一次续命机会,都被官僚皇权亲手废掉

晚明危机虽重,但绝对不是无解。张居正改革已经证明:整顿吏治、清丈土地、一条鞭法,可以迅速充盈国库、稳住民生、压制兼并。

晚明第一条生路:延续改革、约束宗室、丈量土地、向豪强征税。皇权与官僚集团选择的烂路:废除新政、包庇权贵、放过藩王士绅,把所有税负压在底层小农身上。

第二条生路:辽东稳守、以守待变、裁撤辽饷、安抚西北。朝廷偏偏选择连年加派三饷、竭泽而渔。天灾之年不减税,反而加倍搜刮,直接逼出李自成、张献忠。

第三条生路:议和缓边、先安内再攘外。明末有多次和谈窗口,可朝堂党争裹挟舆论,皇帝虚荣怯懦、官僚爱惜名声,坚决拒绝所有务实活路,硬选两线作战的绝路。

李自成兵临北京前,并非没有迁都、议和、招安任何一条退路。但崇祯偏执、朝臣推诿、人人避责,所有人集体选择最僵硬、最毁灭的道路。

大明之亡,最能印证核心真理:王朝末年从不是无路可走,是权贵阶层为了私利、虚名、党争,一次次主动否决生路,精准选择覆灭。

五、晚清:时代给足机会,统治层全数浪费

晚清更是典型中的典型。

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后、甲午之后、庚子之后,时代给了晚清四次大规模转型续命窗口:

生路一:早期开眼看世界,渐进洋务、实业救国、强军固本。

烂路选择:官僚贪腐挪用、军备废弛、派系内斗、洋务流于表面。

生路二:甲午惨败后,举国共识变法,维新改制、开启宪政、放开民智。

烂路选择:慈禧集团为保专制皇权,屠戮维新、彻底扼杀制度自救。

生路三:清末新政、预备立宪,是封建王朝最彻底、最有可能和平转型的生路。

烂路选择:清廷拖延、造假、集权不放,皇族内阁彻底葬送士绅与精英信任。

晚清每一次,都有最优解、次优解、稳妥解,唯独统治阶层执着选择最坏解。

他们不是不懂改革,是不愿放弃特权。

对他们而言:国家亡可以、天下乱可以、百姓苦可以,唯独自己的权柄富贵不能动。

所谓气数已尽,从来不是天命,是人性固化。王朝前期,统治阶层利益与国家利益重合,所以愿意选正道。王朝末期,特权固化、阶层锁死,利国利民的路就是损权贵的路,祸国殃民的路就是保私利的路。

于是历史千年不变。

非无生路,是掌权者不屑生路;非天绝王朝,是人自毁山河。

醒世恒言:灭亡,都不是绝境降临,而是一代代帝王官僚,在无数次选择题里,持之以恒、义无反顾地,选出那条最烂、最恶、最致命的绝路。

2026年6月1日星期一

宋國誠:國民黨的法理政變

作者:宋國誠
上報 2026-6-1

——必須保衛台灣系列專文3


今日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已經不是一個繼承中山先生和經國先生思想的政黨,而是「中國共產黨台灣支部」。諸多事實已經證明,特別是一條「鄭麗文路線」,一條「損台利共」的路線,正在幫助中共「慢死台灣」。 

建立「在野獨裁」

 在2024年大選之後,所謂「藍白合」在國會取得多數。自此不斷透過擴張立法權、大幅干預行政權,對政府的立場從監督轉向暴虐,從制衡變成獨裁。

 1,擴張國會職權:類司法裁決權 國民黨推動的「國會改革五法」是國民黨「國會獨裁」的旗艦案例。雖然部分條文在2024年底被憲法法庭判決違憲,但其策略意圖非常明顯。透過刑罰化與罰鍰,建立對行政官員的心理威懾。當官員的答詢被立法委員定義為「虛偽」或「隱匿」並訴諸懲罰時,國會等於變相擁有類似司法的裁決權。國民黨還試圖繞過監察院,將調查權收歸國會。

目的是讓在野黨隨時針對行政部門啟動調查,將行政能量耗費在無止盡的聽證與資料準備中。 在人事同意權的行使方面,國民黨採取「人事同意權的武器化」。藉由延長修法審查期,要求被提名人提供極度詳盡的個資,甚至直接不排審,例如對2024年的大法官、NCC委員、考試委員人事案進行杯葛,使行政機關陷入空轉和停擺,造成實質的人事封鎖。 

2,僭越行政預算權:掏空國防與建設主導權 國民黨透過提出高額、具體的建設法案,試圖架空行政院的預算編列權。例如「花東三法」爭議,國民黨(傅崐萁)領銜提出總額高達數兆元的交通建設法案,強迫行政部門執行,這種由立法委員單面決定預算怎麼編列、經費花在哪裡,是公然以立法權僭越行政預算權的政治霸凌。又如《財劃法》修法,藍白聯手推動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試圖將數千億預算從中央撥往地方。在「地方包圍中央」的結構下,導致中央政府在國防、外交與重大科技投資上失去財政自主權,弱化國家的整體韌性。

 3,以法律反對法律:程序杯葛與政策阻斷 國民黨充分運用國會的多數席次,將議事程序變成阻斷執政黨意志的屏障。例如否決覆議與彈劾的戰術化,當行政院對法案提出覆議時,在野黨以多數優勢直接否決(如《財劃法》爭議),甚至在2025年底,針對賴清德總統未公布法案的行為,發動彈劾總統案。又例如,利用「程序封殺」策略,將執政黨提出的國安法規或預算案,在程序委員會就直接「退回」,不排入議程,強制剝奪法案進入實質討論的機會。這種「沒收討論」的做法,正是「在野獨裁」最赤裸的表現。 

4,「損台利共」:削弱國家自我防衛 國民黨以以「監督」為名,凍結或刪除關鍵國防預算(如潛艦國造、無人機研發),利用國內政治抗爭來滿足中國的戰略目標;國民黨還反對或阻撓《反滲透法》與相關國安法規的修訂,讓國家在面對紅色滲透時,法律工具幾近失效。 當在野黨不再是「忠誠的反對黨」(Loyal Opposition),而是運用國會多數作為解構國家生存的工具時,台灣的民主就正處於離開「自由窄廊」,滑向「不完全民主」的深刻危機中。 

模糊「主權紅線」

 國民黨的模糊策略,是透過一系列語意、程序與空間的模糊化,進行是一種「間接否認主權」,使台灣的「主權防線」在不知不覺中被削弱。這包括4大手法: 

1,以「民族」置換「主權」 國民黨利用各種「修辭陷阱」,例如「同文同種」、「血脈相連」或「兩岸都是中國人」等等「文化/民族」概念,來覆蓋兩岸制度的差異與政治敵對的本質。 在「鄭習會」中,國民黨強調「兩岸同屬中華民族」,而非堅定主張「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這種做法在國際法上極其危險,因為它將「國與國」的政治問題,降格為「家族內部」的糾紛,使國際社會難以介入中國對台灣的入侵。 

2,建立「非官方」的平行外交 國民黨利用在野黨身份與中共建立「國共平台」或「政黨交流」,並稱之為「避免戰爭」或「維持和平」。在政府(民進黨)與中國斷絕官方溝通時,國民黨以「民間代表」或「政黨領袖」身份赴中簽署各種諒解備忘錄,這就創造了「台灣有兩個聲音」的假象。對國際而言,模糊了台灣唯一合法政府的代表性;對台灣而言,讓國民黨得以繞道政府,直接與中共進行政治分贓,達成「在野包圍在朝」的滲透效果。 

3,以民主機制阻礙民主防衛 國民黨利用國會多數,凍結國安法規,稀釋防衛預算。批評《反滲透法》為「東廠法」,試圖修法放寬「在地協力者」的權力施展展範圍;把軍購案或潛艦國造預算包裝成「錢坑法案」或「挑釁行為」。當法律與預算這兩道治權紅線遭遇「程序性阻礙」時,國家就失去實質的防衛能力─外表看起來民主,內部卻已無力抵抗。 

4,製造「和平與戰爭」的假性二分法 國民黨常宣傳「投國民黨就是和平,投民進黨就是戰爭」,這是共產黨統戰與國民黨生存戰略的結合。國民黨一律將中共的武力威脅歸咎於台灣政府的「挑釁」,而非中共的威脅與擴張,甚至主張只要承認「九二共識」或降低主權堅持,就能換取和平。這其實是模糊了「誰是侵略者」的紅線。當台灣民眾被誘導認為「和平的責任在於台灣是否讓步」時,台灣的主權就成為隨時可以交易的籌碼。 

擴大「人口染紅」

 國民黨運用其在立法院的多數優勢,針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提出修正案。草案主張陸配應比照一般外籍配偶(外配),將取得身分證的時間從6年改為4年,這是近年台灣國安戰略與人口政策中最具爭議的議題之一。換言之,國民黨試圖在法律源頭開出「缺口」,以利於中國擴大對台灣的「陸配滲透」。

 1,「人口染紅」的戰略邏輯:投票權與依親權 (1)提前獲取投票權 所謂「人口染紅」指的不僅是人數的增加,而是透過改變人口結構來達成政治目的。縮短2年年限,意味著數以萬計的陸配將提早兩年在各項選舉(特別是關鍵的2028年大選)中投票。在台灣藍綠政治板塊勢均力敵的情況下,這足以成為左右政局(有利於國民黨)的關鍵力量。

(2)健保資源的擠占 陸配取得身分證後,其70歲以上的父母及特定親屬可申請來台定居,此即「依親權」。這會導致短期內大量具備特定意識形態背景的高齡人口移入。 雖然「事實查核中心」指出陸配雙親使用健保有額度與年齡限制,但長期來看,大量高齡人口移入確實會增加健保與社會資源的壓力,增加社會福利的負擔,從內部弱化國家的財政韌性。 

2,制度防禦的缺口 陸配是台灣唯一不需要放棄原籍且不需要通過歸化考試就能入籍的群體。在中國「超限戰」背景下,若缺乏入籍時的認同審查,大量對台灣民主價值缺乏共識的人口進入決策系統(投票),就會導致「民主脆性」加劇。在缺乏防禦配套(如增加歸化宣誓、國安審查)的情況下,國民黨推動縮短年限,等於門戶洞開、開門揖盜。 這就是「以台灣反對台灣」的法理政變之一,利用民主的包容性,引進可能摧毀民主的力量。 

肆行「預算閹割」

 國民黨在國會所運用的「多數暴力」,不只是政黨鬥爭,更是一種針對國家防禦韌性的「系統性閹割」。這種策略並非直接廢除國防,而是透過「凍結、刪減、改編」三部曲,使政府空有防衛之名,卻無防衛之實。 

1,戰略性「大幅刪減」:以 GDP 佔比為名進行實力削弱 國民黨(特別是立委徐巧芯等)主張將2026年國防預算強行限制在GDP的3%以內,針對行政院編列佔GDP 3.32%的9495億元國防預算,國民黨主張砍除至915億元。這在中共國防預算大幅增長期間,國民黨單方面設置「預算上限」的行為,是在人為製造國防缺口,這種做法等於切斷如油料、彈藥零附件等維持「最低嚇阻能力」的必要經費。

 2,「國防特別條例」的實質癱瘓:從1.25兆到3800億 針對政府提出的8年1.25兆元「國防特別預算」,國民黨展現了「視死如歸」的強大阻力。國民黨拋出「3800億+ N」或「8000億」版本,要求將原本一體化的特別預算強行「拆解」並列入年度公務預算。但是國防部指出,這類高科技軍購(如AI輔助與C5ISR系統),需要系統性規劃,無法任意切割。然而,國民黨透過「預算歸類」的爭議,導致預算卡關,使台灣無法及時獲得AI輔助決策等不對稱戰力。 

3,「凍結權」的濫用:創造行政空轉 國民黨利用「先照列、後凍結」的手法,將預算變成威脅行政部門的「肉票」。以「防弊」或「程序不透明」為由,大量凍結關鍵計畫經費(如潛艦國造後續計畫、防空系統整合)等等。雖然預算名義上通過了,但行政部門必須不斷向國會進行「專案報告」才能動支。當在野黨在程序委員會利用多數封殺報告時,預算就處於永久凍結狀態。這就是「在野獨裁」的體現:讓行政權在每一筆支出前都必須向立法權下跪,進而導致戰備建設的延宕。 

4,阻礙文宣與認知防禦預算 國民黨團聲稱為了打擊網軍,明確表示要將各部會的「媒體文宣費用」刪光,也就是對政府反制假訊息、國際宣傳等相關預算進行「毀滅式刪除」,這就是解除台灣的「認知武裝」。當國家失去向國際發聲及反擊紅色滲透訊息的資源時,台灣的民主機體就更容易被病毒式的認知作戰所侵蝕。 國民黨透過合法的預算審議權,精準地切斷了台灣防禦體系的「神經系統」(認知作戰預算)與「肌肉系統」(特別國防預算)。這種「在野獨裁」導致的後果,中共在不開火的情況下,就已使台灣的生存能力在預算刪減中被悄悄剝奪。 

變裝「紅色代理」

 1,戰略上的「認知失能」:無視中共的本質變化 國民黨在立法院對國防預算的杯葛、對反滲透法案的阻撓,以及頻繁赴中交流的行為,在客觀效果上與中共的「超限戰」目標一致。大部分國民黨菁英已淪為「在地協力者」,透過民主制度的漏洞,配合中共進行「飽和式滲透」,從內部解構台灣的民主韌性。

 2,失敗主義:散播恐懼與依附意識的 國民黨將台灣的自我防衛與國防投資扭曲為「挑釁」,並與「疑美論」與「投降主義」相互呼應。國民黨將台灣的生存寄託在中共的「善意」之上,這不是追求和平,而是「跪求和平」。這種敘事將導致國民喪失戰鬥意志,加速台灣生存韌性的退化。

 3,文明背離:放棄普世價值與主體性 國民黨強調「同文同種」的民族主義敘事,明顯落入了中共的「血緣統戰陷阱」。國民黨忽視了台灣作為「廣納型體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的價值,反而傾向於認同中國的「榨取型體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這種價值觀的倒退,會使台灣在國際社會中失去道義支持。 如果一個國家的主要反對黨,其核心論述與敵國的統一戰線高度重疊,那麼這個國家的民主體制就會出現制度性崩潰。


【延伸閱讀】
宋國誠專欄:全域戰爭與台灣的民主脆性──必須保衛台灣系列專文 1
 宋國誠專欄:鄭麗文是「台版王滬寧」──必須保衛台灣系列專文2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 ,《宋國誠觀點》(YT頻道)主持人;《宋國誠觀點》(Blog)版主;最近著作圍堵中國(2026, 今周刊出版)

林保華:台股創新、港股淒涼 昔日「亞洲金融中心」老本正逐漸被啃食

作者:林保華
Newtalk 新聞 2026-5-30

今年五月份的最後一個工作天 5 月 29 日結束,台灣股市至少有 3 個創新:加權指數以 44,732.95 點收盤(盤中最高 44,933.95 點),成交金額 1 兆 8,199.47 億元,台積電(2330)也以 2,355 元新高價收盤(盤中最高價來到 2,375 元)。台股的市值已超越 14 億人口的印度,位居全球第五,僅次於美國、英國、日本、香港。

馬英九執政時台股最高 8 千點,蔡英文執政時突破 2 萬點,賴清德執政兩年,達到目前水位。除了歸功於執政路線之外,更是世界大環境的變化,按照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的說法,是世界處於 AI 革命的新時代,而台灣是居於核心地位。按照世界首富馬斯克的說法:「得台灣者得天下」。他是從科技角度,從地緣政治的戰略地位,也是如此。

為此,中共對台灣會更加貪婪,口水流出來也不必抹乾淨了。但是美國對台灣的態度也更加清晰,我根本不會懷疑川普會出賣台灣,那些言論只是他百計之王的一計而已。

回想 20 年前剛移居台灣時,台積電根本不到百元,在台積電越過百元後,我查過它的籌碼分佈,外資股權佔 78% 以上,現在兩千多元的台積電,外資只佔逾 70% 以上,所以是有 8% 回到台灣人手裡?有沒有這樣多,我不敢肯定,但是台灣人手中的台積電肯定比以前多了很多。因為,它是外資拋空期指的工具,拋出買不回來了?去年台股的成交金額每天才三、五千萬,近期卻暴增到上兆,大量資金哪裡湧來的?

台灣富了,台灣民選政府發出了 18 歲以下的成長津貼。如果再說「沒有感受」,實在說不過去。不過,也需要提防在野民粹的作怪。

與台灣榮景相對照的是香港。台灣加權指數已遠遠拋離香港恆生指數,但香港媒體不敢分析,恐有吹捧台獨之嫌,因而香港也可以自得其樂。5 月 29 日這天,台日韓股市都創新高,港股隨外圍做多,恒生指數曾升最多逾 300 點,但全日僅升 0.7%(176.23點),成交額高見 4,621 億港元(接近兩兆台幣),為港股超過 7 個月最大金額,卻只升一點點,應是有許多資金趁機走資。

台股處於瘋狂狀態,恒生指數首 5 個月卻累計跌 1.75%,成亞洲最弱主要股市。五月全月計,韓國股市跑贏亞洲區,一個月升28.46%,台灣及日本股市分別累升 14.92% 及 11.88%,但港股表現落後,恒指全月累跌 2.3%,國企指數更累跌 2.95%。香港特區政府一再喊「背靠祖國」,現在祖國卻成為拖累,還執迷不悟。

香港在吃金融老本,特區政府一再得意洋洋地稱,去年和今年香港的 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首次公開募股,透過此過程,公司完成「上市」或「上櫃」,由封閉的私人企業轉為公開發行公司)是全球第一,然而,絕大多數都是中資企業,豈止首次?好多是 A 股早上市,再來香港刮第二次資金,以彌補虧損,真的用以擴大生產的可能不多,而出來做保證的,除了香港的外資投行,有的只是中資投行,其中必有許多欺詐行為。我們在看香港這隻「會生金蛋的母雞」,如何被中共殺雞取卵。雖然許多業內人士都有這種顧慮,但是沒人敢公開提出,唯恐觸犯《港版國安法》。

特區政府不斷吹噓發展香港科創企業,但是成效不大,因香港缺乏這方面的人才。即使中國的科技股來充場面,也會露餡。5 月 29 日這天的港股,晶片股處於弱勢,中芯國際逆市挫 7.54%,瀾起科技重創 12.8%,而天域半導體及天岳先進均跌逾 11%;阿里巴巴及京東也分別逆市跌 0.7%、0.6%。

近期,中國證券會對跨境券商富途控股的重罰,理由是其長期未持牌向中國境內投資者提供非法跨境證券業務,這項監管風暴目前已引發券商巨額罰款並對中國境內用戶進行全面清退,勢必也影響到香港股市,有些外資投行已降低今年港股目標價,影響多少,且拭目以待。

为何还要纪念“六四”?(2)又一说辞

茶先生  X
@liaoping2020 · June 1, 2026

前接:为何还要纪念“六四”?(1)写在儿童节


为何还要纪念“六四”?(2)又一说辞

                                   

海外华人纪念“六四”,常要面对一些新说辞。

中共以笔杆子起家,懂得语言的力量和谎言的份量,吾人不得不察。

中共编造“六四”是“暴乱”谎言,被无数事实戳破后,为阻击海外华人纪念“六四”,不断推出或推动一些新的说辞,其中最具欺骗性的是:

“海外民运,一事无成。”

老茶尚未确认这一说辞的最初发明者,但无论是谁,中共却喜闻乐见。

2012年4月6日方励之先生逝世,胡锡进三天后发表《环球时报》社评,称方是“六四”后流亡美国的异见者当中的代表人物,当中许多人在流亡中“一事无成,渐被中国社会遗忘,其中一些默默客死他乡”。

乍一听,似在陈述事实,并非谎言。此乃叼盘们的高明之处,极具迷惑性,让很多人不幸上套,无意中也成为此说辞的推手。

解这个套,颇费笔墨,老茶在此勉力一试,去厘清其中的逻辑。

“海外民运”定义或不同,无论怎样定义,有多少不同路径,其目标却一致,即要成就一件事: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实现中国的民主化。

此目标实现之前,此事做成以前,中共永远都可说“海外民运(在其成一事之前),一事无成。” 即使它寿终正寝前一秒钟,都可用此来壮胆。此层面而言,海外民运只要成一事,中共独裁专政就结束了。

胡适先生当年说:“成功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中共推动“海外民运,一事无成”的说辞,说的是:所有反对我的努力,都是白费,都是“唐捐”(佛家用语,白费之意)。

逻辑和事实上,此说辞至少存在下述矛盾:

其一,它把“海外民运”与“一无所成”的失败者(Loser)混同,使得普通人对“海外民运”闻而生厌、望而生畏。您读到这里,若“心有戚戚焉”,证明老茶所说非虚。

中共希望海外华人依然一盘散沙,其操控的各类同乡会、校友会、学生会行动起来,如入无人之境。效忠中共的组织者们,曾几何时,在华人圈里风生水起,近年来却偃旗息鼓,一部分人甚至锒铛入狱。他们多么希望“海外民运,一无所成”,如无海外民运,此变化或许永远不会发生。

其二,它把“海外民运”等同于现存的海外民运组织。中共在海外肆无忌惮的扩张,自由世界的绥靖主义,加之中共的全方位的渗透,确有一些民运组织及组织者在这个大背景下表现不佳。

传播学的事实是,此过程中,中共恶意散布的真真假假的传言,会让一些普通人莫衷一是。厘清真相之前,他们强化了普通人对“海外民运”的负面观感之目的,却早就部分实现了——有多少普通人有时间和精力去分辨真假呢,姑且信其有。

其三,它把“海外民运”混淆成有道德瑕疵的“民运领袖”。一当民运组织的某个个人出现负面传闻,王局们就兴奋起来,说海外民运,一事无成。组织都是为了捞钱,要是这些人掌权了,比共产党还坏。

此逻辑与“滚刀骡”的“爱泼斯坦涉案者比共产党坏多了”如出一辙,老茶所写《中X奇葩笑忘录(1)扒骡皮》五篇长帖尽情嘲笑过,不赘。

对中共层出不穷的丑闻,他们却婉约地说是个人缺陷,不是制度问题,中共制度不断进步,对中共要阶段性地看。

中共辩护者曾有一大法宝:“复杂中国论”,中国很复杂,民众素质低……这已被批得体无完肤:正因复杂性恰恰需要民主,单一决策中心最容易犯下低级且巨大的错误(如大跃进、文革、三年清零);民众素质低,正需要民主体制来提高素质,难道指望专制愚民政策提高民众素质?

为中共拉磨的骡子抛出“中共阶段论”来试水,说中共是一个不断“变异”的生命体,毛时代的共产党和现在的能一样吗?

这逻辑妙就妙在,用“物种演化”偷换了“政治责任”。按此说法,一个杀人犯只要整了容、换了西装、就不再是杀人犯了。他换身西装、整成网红脸,那不叫演化,那叫潜逃。

如何看此类人物的本质?套用中共祖宗马克思的定义,“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看看他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企图发展的社会关系,就可看到骨髓。

同样也借用这句话,给“海外民运”作简洁的定义:“海外民运不是那些流亡组织的私产,而是以追求中国民主宪政为目的之一切社会政治活动的总和。”

任何反对中共独裁制度的人都可以自认是当中的一份子。

你对某些组织不认同,你可创设新的组织;

你对创立、参与组织没兴趣,可以如老茶一样独自发声;

你也可以不发声,自我修炼和自我成长,吐出狼奶,在时代大潮里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在未来的变局中作出正确的抉择……

以上种种,都可视为海外民运的广泛组成。

37年来,中共一直逃避“六四”大屠杀的政治责任,这个政治逃犯高唱“海外民运一事无成”论,其实恰好暴露出逃犯的恐惧心理。

我们纪念“六四”,就是把这个政治逃犯一遍又一遍地放置在阳光之下,在正义的天平上,在全世界的目光的注视下,让其无所遁形。

而在这个混乱迷茫的年代,在政治价值观上,八九的旗帜或许就是你我之间能有的最大的公约数。

祭奠过去,正视当下,构建未来。

在此过程中,反对专制的人们不断集结,不懈地继续着世代传承,八九的薪火或将再起………

🙏🙏🙏🙏🙏🙏

🙏🙏🙏🙏

@baodiantimes

李承鹏:关门打狗是秦制最拿手的工艺

李承鹏(大眼哥) X
@dayangelcp · Jun 1, 2026


该来的总会回来。今天,国务院最新发布的《对外投资规定》:

投资者不得以组织人员赴境外工作、提供技术指导等方式,向其他国家转移国家禁止或未经许可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



所有事情都有预兆的,只是你还有幻想,还有侥幸心理。但最糟糕的结果一定会来到:

当中国规定每人每年只能换汇5万美元,就注定有一天会封杀富途长桥这种帮内地人炒美股的平台。

当中国规定事业编上缴护照,就注定有一天连程序员也会失去出国自由。

当王健林被禁止买买买,就注定有一天Manus三个年轻人20亿美元的AI产品,会被发改委叫停收购。

从规定来看,发改委、商务部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只要他们认为该投资行为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就可进行安全审查,不配合审查的,将没收所得,已经投资的,可以责令限期处分资产。

关门打狗。是秦制最拿手的工艺。


 

李承鹏(大眼哥)
@dayangelcp

所谓手续,就是手铐。所谓规定,就是让所有人陷入全面犯罪。

即便“法无禁止即可行”到“未经允许不可行”,这还是温柔的,其实现在是你做什么都是以前的犯罪,抓不抓你,看心情。

确保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罪犯,才是治国之本。

韩联潮:香火钱敬神还是敬党?——从释永信案看中国宗教的制度性腐败

韩连潮  X
@lianchaohan · Jun 1, 2026

香火钱敬神还是敬党?——从释永信案看中国宗教的制度性腐败

前嵩山少林寺住持释永信因职务贪腐,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判决一出,似乎让这场轰动多年的佛门丑闻终于画上了句号。

然而,在社交媒体与公众舆论中,人们关注的依然是那些最具猎奇色彩的细节:商业帝国、香火经济、豪车豪宅以及奢靡的私人生活。仿佛这一切,不过是一个贪婪和尚堕落沉沦的故事。事实上,这种将制度性问题归结为个人道德败坏的浅层叙事,恰恰掩盖了案件最值得追问的本质。

释永信当然应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但释永信案绝非孤立个案。他不过是党国体制下,中国宗教长期被异化、被寄生的一个缩影。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商业和尚的倒台,而隐于其后的,则是一整套将信仰纳入权力体系、将宗教变成政治工具与利益平台的制度逻辑。

阿克顿勋爵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而在党国的现实语境下,这条规律往往表现得更加直白:有党就有权,有权就能搞钱,搞钱就搞腐败。

这是千年不变的一种权力运行规律:当权力高度垄断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又彻底缺乏独立监督时,权力必然转化为利益,利益必然诱发寻租,而寻租最终必然演变为系统性的腐败。

问题在于,当这种逻辑侵入宗教领域时,其危害远比普通官场腐败更为深远。军队腐败,损害的是国家安全;企业腐败,损害的是经济秩序;而宗教腐败,侵蚀的却是社会稳定赖以维系的人心。 因为宗教原本存在的意义,恰恰在于为世俗权力和人性欲望提供某种超越性的约束。

然而在党国体制下,宗教首先必须接受权力的约束。

今天的宗教场所,普遍建立党组织,接受统战系统和宗教事务部门的双重管理。寺院升起国旗,庙宇建立党支部,僧侣定期学习政治文件,宗教活动必须服务于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目标。当信仰必须首先证明自己的政治忠诚时,它就已经失去了独立性。

与之相对应,宗教领袖的评价标准,也不再主要取决于修行、德行与佛法造诣,而越来越取决于政治可靠性、统战价值以及资源整合能力。释永信之所以能够在多年的举报风波中始终屹立不倒,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佛法高深,而在于他成功扮演了体制所需要的角色——一个既能创造经济收益、又能配合统战工作,同时还能维护政治秩序的政治和尚。

更严重的问题,是权力垄断所衍生出的寻租机制。

从宗教场所审批到宗教活动管理,从门票收入到香火经济,从商业扩张到文旅开发,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行政权力的分赃。当宗教资源被纳入行政分配体系之后,寺庙便不再只是修行之地,而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的利益平台。

权力负责审批,宗教负责变现;官员提供保护,寺院贡献收益,双方形成利益共生关系。释永信能够长期掌控如此庞大的商业版图,并非仅仅因为监督失灵,而是因为在那个体系内,真正独立而有效的监督机制根本就不存在。

在此背景下,判决书中的行贿罪尤其耐人寻味。一个本应四大皆空的佛门住持,却不得不像世俗官场中人一样向权力输送利益。这恰恰撕开了体制的底牌:在全能型的党国体系下,即使是身披袈裟的宗教领袖,也必须依附权力才能获得安全感;必须向权力输送利益,才能维持自身地位。

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把敬神的香火钱,源源不断地敬给大权在握的各级党官,才能继续披着袈裟搞钱、当神棍骗钱。当行贿成为生存逻辑时,腐败便不再只是个人选择,而成为制度运行的一部分。

因此,只把释永信案理解为一个和尚的贪婪与堕落,无疑是避重就轻。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个和尚变坏了,而是宗教本身被权力逻辑所改造。

原本应当约束欲望的地方开始鼓励欲望,原本应当超越利益的地方开始经营利益,原本应当守护信仰的机构开始服务权力。过去是信仰约束权力,后来变成权力管理信仰,最终则演变为权力利用信仰。这,才是释永信现象最深层的制度根源。

当党组织接管了神龛,寺庙便不再只是寺庙;当权力开始丈量香火,信仰便不再只是信仰。

释永信案最大的悲剧,或许并不在于一个和尚究竟贪了多少钱,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现实:当宗教失去独立性之后,寺庙依然香火鼎盛,僧侣依然身披袈裟,但信仰本身却已经悄然发臭。

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CEO和尚的谢幕;但只要将宗教纳入权力体系、将信仰变成治理工具、将香火变成利益来源的底层逻辑不变,这片土地上就永远不会缺少下一个释永信。

因为被异化的从来不只是一个和尚,而是整个宗教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当权力成为最高信仰时,腐败便不再是个别人的堕落,而是整个寄生体系必然迎来的系统性崩溃。

为什么与美国死磕到底的国家领导人很少善终?

 来源:微评社  2026-5-10


翻开世界地图,你总能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那些排队等着“美国治不好,坟头三尺高”的名单,真可谓星光璀璨,可惜全是“流星”。

拉美有诺列加,中东有萨达姆和卡扎非,非洲有阿明、博卡萨、蒙博托,欧洲有米洛舍维奇,亚洲还有如今天天挨炸却死撑着的。这帮大腕儿要是能活着凑一桌,聊的话题绝对经典——“你最惨的时候是怎么被冠以‘独裁者’标签的”?

这帮人有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共同点:硬刚美国前,他们大多跟白宫握过手、碰过杯、称兄道弟。 博卡萨当年赴美访问时,贵宾席上坐得端端正正,跟美国高官并肩观礼。巴拿马的诺列加,早年可是美国中情局的正规军,长期替美国看管巴拿马运河,每月按时领情报津贴,合作无间。扎伊尔的蒙博托,更是号称“非洲最铁杆的亲美代理人”,从华盛顿拿了整整32年保护费,几乎是美国扶植下的“模范州长”。

后来分道扬镳,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坏了,而是因为他们不小心触碰了美国最敏感的神经。 萨达姆想抛弃美元用欧元结算石油,卡扎非要搞全新的泛非货币冲击美元霸权。帝国脸上笑嘻嘻,心里已经在磨刀了。只要你敢对石油美元体系下手,就会被立地归入“独裁者”名单,享受从亲密盟友到“新邪恶轴心”的待遇。 这就是江湖规矩:你可以腐败,可以残暴,但绝对不能动“爸爸”的奶酪。

再看看这帮人的下场,简直是一部教科书级的《世界反面教材大全》,全是“反面得分王”:

第一类:死得狼狈型。

萨达姆被美军从地洞里拖出来,还一脸不服,但三审五审之后,2006年绞索一拉,三尺白绫送他上西天。卡扎菲更惨,一代沙漠枭雄,躲在下水道里被揪出来,俘虏期间挨了一顿来自群众的“全方位亲切问候”(扇耳光算什么),最后在一阵枪林弹雨中成了蜂窝煤。

第二类:客死他乡型。

阿明仗着沙特土豪收留,好歹算是老死在病床上,临死前还想着“落叶归根”,但这富贵只是生前的回光返照。蒙博托在摩洛哥因前列腺癌病逝,享年66岁。米洛舍维奇还没等来海牙法庭的判决书,审判进入收尾阶段时便死在海牙监狱的监室里。至于阿萨德,虽然侥幸逃往莫斯科,但仍难逃被投毒的命运。

第三类:正在煎熬型。

委内瑞拉的马杜罗,目前被美国精准锁定,不但全家上下(连大姨子小舅子)全被拉入制裁黑名单,还被扣上了“外国恐怖组织”的帽子。昔日的石油富国崩溃到如今这个地步,美国在其中做了多少“贡献”,路人皆知。至于哈梅内伊,虽然每天都在德黑兰铿锵表演永不屈服,实则早已困兽犹斗。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冷幽默是什么?

是天真的卡扎菲直到临死前几分钟,还在满腹委屈、一脸懵圈地朝反叛武装官兵大声质问:“我对你们做了什么?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卡扎菲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在不合适的时机、不合适的地点,为了挑战美元霸权交出了一张100分的错误答卷。

这支队伍的入场券,往往是从手握香槟、神气活现地庆贺开始,最后以囚车、下水道和国际通缉令收尾。

这些领导人在当地民不聊生,唯一的共同牌技就是“修理内政”、“血浓于水”。他们最大的本事通常不是懂得如何治理国民,而是懂得如何折腾对手;通常不是怎么把经济搞上去,而是怎么把家庭规模的资产垄断下来。

这些人无一例外,在对美死磕这条路上走向了死亡、流亡或深渊。为什么?因为这从来就不是一场公平的掰手腕,而是“大富翁”玩家对“普通棋子”的降维打击。

萨达姆就是最好的实验体——用一管“洗衣粉”就可以撬动整个伊拉克战争,两河流域从此尸横遍野,埋下了20年的战火地狱。

当国际舆论机器全功率开动时,你就是刚果布拉柴维尔的食人族亲王;当中央情报局的渲染模式开启时,你就是巴拿马运河区的大毒枭;当美军芯片锁定目标时,你就是被推翻的“独裁者”。

说这场“挑战”是螳臂当车,都是对螳螂品格的侮辱。

写到这里,有一个“幸存者偏差”不得不提。

如果当初古巴的卡斯特罗当年没顶住,如果他面对猪湾事件直接破防,如果核弹头危机中他没挺住——“反美豪杰”的勋章怕是早就换成“罪大恶极大毒枭”的公示牌了。但是,苏联崩了,他撑到了最后,最终健健康康活到了90岁高龄,用时间耗死了9位美国总统。

如今,古巴旗帜虽然传到了第三代手中,虽然在加勒比海强硬地挺着,但可以预判的是,过不了多久,就会屈服于美国;否则,马杜罗的下场将会轮到他们了。

可见,想要把这份“豪杰”的活期存款变成定期,不仅需要顽强的生命力,还得看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定海神针”在你身后撑多久。

所以,凡与美国死磕到底的“独裁者们”,他们的结局其实都是注定的——毕竟,当你的对手手里玩的是“美元大棒+夹头术”,而你玩的是土制坦克和老旧口嗨时,这场对垒从一开始,就已经写好了剧本。

万润南:十七年前,我做了两件事(附:为什么我在十七年前做这两件事 )

作者:万润南  20060603~04
转自 评述万家


十七年前,我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企图促成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另一件是企图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

下面是关于这两件事情的陈述:

(一)人大常委签名事件

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香港《文汇报》的头版头条消息是"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在幕后运作这件事的,是以曹思源为首的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

八九年四月下旬以来,我们和全北京、乃至全国的老百姓一样,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学生运动。戒严以后,北京的局势已极为复杂,曹思源按照他一贯要让人大这颗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的思路,建议草拟一份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希望通过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我同意曹的想法,并且认为,"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个时候,召开紧急会议,是完全符合宪法原则的,也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必要措施。"曹在《建议书》中写道,"在此紧急关头,应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

在我的支持下,由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全力进行院外活动。曹思源首先找到时任人大常委的胡绩伟。胡老审阅了《建议书》后,表示明确支持,并在《建议书》上加了一句话:"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非正式紧急会议。"胡签名后,表示愿意以他的名义,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等人向其他常委委员办理征集签名事宜,并正式写了委托书。从五月二十一日晚开始到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各方联系,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要求同意这一主张的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建议书》上签名。有的人大常委委员见了《建议书》,在上面签了名;有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在听了内容后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代为签名。

最后,一共有四十六位常委委员或直接签名或电话委托签名。有的回电话表示赞成开会,有的回电报表示赞成开会。加上之前已有一部分人大常委委员也呼吁从速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谋求问题的解决。先后共有五十七位人大常委委员赞成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超过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达到了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的提案人数。二十四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将关于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信件及收集到的常委委员的意见材料交给了胡绩伟。胡老又分别给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副委员长、彭冲副委员长写了亲笔信。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于二十四日下午一时半将这些材料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据此发了第二天的头条消息。

李鹏对此进行了追查。五月三十日,高登榜、王厚德、宋汝棼、李琦、顾明、刘大年等六名常委委员发表声明,声称自己没有同意签名,是造谣,要求追究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法律责任。五十一名常委委员对签名没有提出异议。

未及六四开枪,曹思源在自己家门口被秘密绑架;我的座车被明显跟踪;公司气氛弥漫着紧张和不安。公司内部开始有人责怪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活动,并建议与之作某种切割。我在公司召开的大会上明确表态: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进行的活动我知情,也赞同。我鼓励四通同人:我们的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

(二)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

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许,我在国际饭店彩虹中餐厅,召集北京和外地近八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静坐学生负责人开会。在会上,我首先肯定了学生们的行动,赞扬他们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做了贡献,也告诫他们:民主不是一天可以达成的。提醒他们凡事必须考虑到社会承受力。再在广场上僵持下去,会造成群众社会生活的不安定,也会成为军队镇压的理由。

我说,"同学们,如果把你们的行动比作一部作品,那将会是一部杰作。这部杰作的上篇和中篇已经写完了。如果写好下篇,写好结尾,那就更加杰出伟大了。""现在,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主动地撤回学校,再坚持校园斗争。这样,你们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赞扬。"

我提醒他们:"你们应当知道,军队进城意味着什么?如果学生回学校了,广场上没有学生了,部队进城就没有理由了。""当然,撤退,你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条件。第一,就是军队回去,学生回校;第二,取消戒严,秩序正常;第三条,要有策略,我建议他们要尊邓、打李、拥赵。对邓小平和杨尚昆,可以请他们光荣退修;对李鹏,可以要他下台;对赵紫阳关于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要拥护。

我建议把撤离广场的行动称为"凯旋在子夜",是进军,是为了新的目标的进军,不是灰溜溜的退却。我还直接找了王丹,告诉他情况的紧急和面临的风险。那是在北京饭店的咖啡厅,王丹处在极度疲劳的半昏睡状态,听不进、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五月二十三日,四通公司的曹务奇根据我与学生对话的内容,起草了一份《倡议书》,由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二十所高校署名。《倡议书》要求"撤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要求新闻单位对此进行公开报道。《倡议书》写道:"我们郑重倡议:撤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我们呼吁:迅速召开人大常委会和中央全会,按照民主和法制的程序讨论并接受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如果军队回去,撤消戒严,我们相信在运动中一直保持理智、克制、秩序的广大同学会同意撤离。我们的撤离不是退却,而是把民主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我们认为,我们的合理要求没有理由得不到满足,如果要求不能实现,我们不答应,人民不答应。"

主张撤退的学生领袖回到广场大多被罢免,左右广场的,永远是最激进的主张。

这两件事,留下了两份白纸黑字的文字材料,一是《建议书》;二是《倡议书》。请有办法的网友,找出来贴到网上,以为佐证。

附:

为什么我在十七年前做这两件事 

为什么我在十七年前做这两件事?我负责任的告诉各位,我既不是受政府某官员委托,也与赵紫阳或其秘书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习惯听命于人,我也不需要看人脸色,我也有能力独自作出决定。当时确有政府官员找我谈过话,也是我的学长。他对我的告诫是:"万啊,如果邓和赵有什么不同,我们还是要支持邓啊!"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我做不到。我清楚那是为官的准则,但却不是做人的准则。那位学长六四后果然官符如火,先后做到一方大员和一部之首。我依然尊重他,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处世的方式。也感激他,对我说那番话,他完全是善意。后来他在自己的位子上,为保护四通和我的一些朋友尽心竭力,默默做了许多事情,我在海外也感同身受。

我做事不听命于人,不等于不受外界影响。当时北京大街小巷的气氛、救护车凄厉的笛声、市民阻挡坦克的勇气……我不是那种很容易被感动的人,但我也不是一根木头。公司员工联名给我写信,呼吁我站出来。信的第一句就提到:我们初到公司,你就说要"先做人,后做事"。我能感到他们殷切的目光和期许。

当时有两位长者也影响了我。首先是李昌,他是一二、九运动时的民先队总队长,对学生运动,他和其他党官自然有不同的感受。看到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权,有可能对今天的年轻人开枪,可以想见他的不安和焦虑。十位退休上将出来反对戒严,背后就有他的运作。他还找过李鹏,自然是话不投机。他也确实问过我,看看有什么人能和学生说上话。我理解他,不要流血、不能流血,这是我们的共识。为此他差一点被清除出党,与他同命运的还有李锐、杜润生、于光远。

另外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罗征启。当时他是深圳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他们正在开党代会,他领衔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表达了关注,对党内生活的不正常反映了基层组织的看法和意见。这是党章规定的权利,在清算时被说成是官办动乱,老罗也因此被双开。

十七年了,我没有什么需要隐瞒、更没有必要说谎,因为我已经无所求。谢谢网上朋友对我的理解。我说过,曾有朋友设法安排我回去。一开始,他们希望我写一封信,对自己六四期间所做的事情表示一下"内疚"。我斟酌再三,这两个字仍说不出口,因为我对我所做的两件事,并不"内疚"。回去的事只好作罢。

对第一件事,我后来到美国,遇到一位华盛顿DC的大律师,他对此极为肯定。他说,当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你主张议会解决,邓小平主张坦克解决,历史将证明你是对的。看到国内外许多志士仁人,说了许多宪政民主的口号和主张。我说不出那么多道理,但我想,十七年前曹思源他们所做的,不就是在实实在在地推动宪政民主吗?在六四之前一年多时间里,曹思源一直在推动"破产法"、推动设立"人大旁听制度"、推动修宪、推动如何使人大这颗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也因此同人大的衮衮诸公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采取这样的动作,可以说完全是一种合理的延续。哪里有这么多的阴谋和阳谋呢?

对第二件事,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看到从广场上找来的学生代表一个个面有菜色、鱼贯走进国际饭店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我了解许多朋友努力过了,并没有成功。但只要当局还没有开枪,我就还有再作了一次努力的时间和空间。在六四之前,我已经到人大、北大、清华、北师大、北京经贸大学等许多院校作过演讲,同当时的大学生有过广泛的接触。我向他们报告四通的创业故事、鼓吹"学而优则商",一般都得到非常热烈的响应。北师大校刊上报道过我的演讲和同学的对话,内容相当有可读性。所以在非常时期,我把学生领袖们请来对话,可以说也是一种合理的延续,哪里需要什么"高人"来指点呢?

本来,凡事都应当"就事论事",不应当纠缠什么幕前幕后。既然网上的朋友认为这方面的内情重要得很,我就再补说以上多余的话。


——新世纪20251014转发

《堅若磐石: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四卷》內容連載:張先玲

博客來


堅若磐石: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四卷



內容連載

張先玲:祖籍安徽桐城,出生於浙江杭州。其祖上是清代名臣張英、張廷玉,安徽桐城的大宅子被稱為「相府」。祖父張傳縉曾捐過候補知府,祖母黃玉檀是浙江布政使黃祖絡的女兒。抗戰爆發後,父母帶著她從杭州輾轉回到桐城老家。

1952年,張先玲畢業於華東郵電學校(現為南京郵電學院),分配到北京電信局五分局工作。後調到清華大學電話總機房任技術員,文革中因出身不好,調至清華大學木工廠做小工。1973年,申請調至北京第二分析儀器廠,從事儀表製作研究和工廠管理工作。1983年調航天部標準化學研究所,從事電話機房維護及總機系統管理。

1970年,張先玲生下小兒子王楠。

1989年,胡耀邦去世引發學運。王楠是月壇中學高二學生,熱衷於照相,常常到天安門照相。剛開始,他說聽不懂大學生們在講什麼。後來,去多了,就回來對張先玲說:「媽,我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他們的行為是正確的,應該支持他們,他們是為了國家好。」

張先玲告訴兒子:「你不要去。學生運動早晚是要被鎮壓的,或是被利用。」王楠卻說:「學生運動會被利用,但是,學生運動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王楠認為媽媽太膽小了。張先玲又說:「你還是趕快讀書的好,明年就要高考了。」1949年之後歷次政治運動,她都經歷過,知道共產黨整人的厲害,不願孩子參與學運。但王楠還是被大學生的熱情感動,積極參與其中。在五一七大遊行時,王楠與同學在學校組織了支持大學生的活動。
6月3日晚,母子倆最後有一次交談。王楠問:「媽媽,你說會開槍嗎?」張先玲回答:「不會吧,四人幫的時候都沒有開槍,今天會開槍嗎?」她再三叮囑兒子:「晚上千萬不要出去。四五運動時有人拿大棒子打人,打到頭上也會有生命危險。」王楠說:「我不會出去,媽媽放心吧。」兒子平常比較聽話,張先玲就放心了。當時,王楠自己住在旁邊一棟樓的一間公寓。這番交談後,王楠就回公寓去溫習功課了。

張先玲真的以為兒子沒有出去。第二天早晨,她六點起來到兒子的房間去看,卻發現床上看起來不像睡過,兒子留了一張紙條說去找同學。她趕緊打電話詢問兒子的同學,對方說,王楠在前一天晚上 11 時 20 分左右出門前打過一個電話,告訴同學,他要出去記錄歷史的真實情況,有人說會開槍,有人說不會開槍,他要去看看到底是開槍還是不開槍。他走時,還將朋友留在其住處的頭盔戴在頭上(大概是因為他聽媽媽說警察有可能拿棍棒打人,要保護頭部,卻沒有想到軍人會開槍,頭盔抵擋不了子彈),騎著自行車、帶著照相機出去了。結果,一去不返。

張先玲和丈夫心急如焚,四處尋找兒子,一無所獲。一直到6月12日,學校開學了,學校來通知說,有小孩的屍體在護國寺中醫院,說是公安局送過來的。起先他們以為是戒嚴部隊戰士,戒嚴部隊來看了幾次都說不是。當時王楠穿了一身軍訓時發的軍服,繫了一根新發的武裝帶,還有編號,他們以為是軍隊士兵。因為幾所學校報中學生失蹤,西城分局就找到學校,學校就通知張先玲去辨認屍體。

於是,一個學生陪張先玲去醫院。一開始,這個學生死活不讓張先玲去看屍體,他去看了之後告訴張先玲說,確認是王
楠。張先玲聞訊,痛不欲生。

醫院的一位姓張的醫生告知,這個學生是從天安門附近、南長街南口的第二十八中學門口挖出來的。一個坑埋了三個人。這個孩子是其中一個,挖出來的都是無名屍,身上沒有證件,證件都被戒嚴部隊收走。因為別的大醫院的太平間都沒有地方了,他們這個醫院還有個冰凍的格子,就把屍體放在裡面。

張先玲整天痛哭。但她還是比大部分父母冷靜和理性,慢慢恢復了一些。隨即,她發現,兒子屍體的頭上包著繃帶,繃帶還有血跡,就追問:「他怎麼頭上包著繃帶,說明有人救過他啊,那怎麼人不在醫院,怎麼又埋起來了呢?」她開始追尋兒子遇難的真相。

經過多方查證,張先玲得知,屍體是由戒嚴部隊跟警察一起埋的,上面有命令,6月4日7點以前必須把長安街上的屍體全部處理掉,就是打掃戰場的意思。還說7點鐘有西方衛星開動,如果不把屍體隱蔽起來,就會被衛星拍到。中共當局謊稱雋水沒開槍,沒死一個人。於是,很多屍體在附近就地掩埋。王楠等三人的屍體被埋在二十八中門口的草地下。但過了幾天,下雨後,就有味道了。學校12日要開學,8日派人去挖出來,然後送到醫院。

張先玲後來接受外媒訪問說:「除了我的兒子,那兩具無名屍體恐怕到現在家屬都沒有找到。我們天安門母親難屬群體兩百多個遇難者中,有十幾個都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這是多麼殘酷,人被打死了,還不讓被抬到醫院,不讓家屬來認, 還把人埋掉。我認為還不止二十八中外面,可能在人民大會堂外面也埋了人。」

張先玲聽說,兒子學校傳達室的一位老先生接到過一個電話,是一位聲稱在現場救治過王楠的名叫吳先的醫生打來的。她找了很多線索,才打聽吳先畢業分到北大工作,就給對方寫了一封信。

1989年12月,四名醫學院學生來到張先玲家,告知當時的詳情。其中一個女學生是吳先的女友,三位男學生都在現場救助過王楠。他們是北大醫學院的學生,分配在協和醫院或北大醫院實習,臨時在西單組織起來參與救護工作,自稱「北大協和聯合救護隊」,跟在戒嚴部隊後面,從西單一直跟到南長安街南口,一路救了不少人。他們發現南長街有三位中彈者,其中一個就是王楠,王楠當時還有體溫。他們聽到旁邊的群眾說,王楠是一點多左右,部隊開槍過來,他去照相,被打中的。打中以後,老百姓湧過去把他拉到牆後。戒嚴部隊拿槍對著老百姓說,你們不准拉他,他是暴徒,你們要是想拉他,我們就槍斃你們。老百姓只好縮回去了。

這時,南長街北口開過來救護車,救護車想要到長安街救人,戒嚴部隊不准過去。之後,有大夫下車說:「你不讓車過去,我們人過去,把受傷的人抬回來,可以吧?」但那也不行,不准大夫過去。張先玲感嘆說:「這種行為是很卑鄙的。兩國打仗,傷者也該救啊,共產黨都不讓救。」

於是,這幾位醫學生只好在現場幫王楠包紮。然後,他們準備將王楠還有另外兩個受傷的孩子抬走,因為他們還有體溫。

來了一個上校軍官,有一些同情的樣子,但還是說不能抬走,只能就地搶救。他們幫王楠包紮以後,人工呼吸也沒用,到三點鐘,人就死亡了。他們又要求把遺體抬走:「我們把遺體抬出去送到醫院,家人可以找。」軍人仍然不准。這時,又來了一個年輕的少尉軍官,很凶狠地說:「你們馬上離開,不走就把你們抓起來。」這幾位醫學生只好離開。

離開前,這幾位醫學生拿到王楠口袋裡的證件,就在一張紙上寫下死亡年齡、身分、什麼時候中彈、什麼時候死亡、中彈部位在哪兒等,寫得很清楚,然後將這張紙放在孩子的口袋中。但後來護國寺中醫院的醫生再挖出屍體以後,王楠口袋裡沒有這個證明,說明埋屍體的戒嚴部隊或警察把證明拿走了。

在找王楠的過程中,張先玲瞭解到不少人家裡出了類似的事。後來,她將王楠的骨灰放在萬安公墓的骨灰堂,並且在走道的地方擺了一張很大的照片。她希望讓更多的人看到。果然,尤維潔看到了,她留了一張小紙條,說自己的丈夫也是六四遇難的,希望和張先玲聯繫。後來,張先玲、尤維潔、丁子霖三位難屬最先連結到一起。然後,又找到六四罹難者楊燕生的妻子黃金平。就這樣,天安門母親群體慢慢形成。在最初階段,張先玲和丁子霖在尋找難屬上出力最多。

孩子遇難後,張先玲從單位病休,直至1992年正式從單位退休。作為天安門母親核心成員,張先玲夫婦成為中共重點維穩對象。每到所謂「敏感日子」前夕,有三路人馬便出現在她家門口:一路是國保,一路是派出所,一路是社區。他們一般是兩人一組二十四小時值守,樓下有一個警員和一輛警車。她雖然出去是自由的,但警察的的車或人在後面寸步不離地跟著,有特殊情況如外國重要人物來訪,還強迫她坐警察的車出門,除司機外還有一人同行。警察禁止她去天安門等敏感的地方,也攔截前來訪問的外國記者。在她家門口值班的警方人員會仔細查驗來客的身分證。警察明確告知:「我們來你門前設崗,就是因為你見記者。如果你答應不見記者,我們就不設崗位。」張先玲說:「那我不可能答應你。我的底線就是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媒體、任何人,他只要來採訪,我肯定接受,我說的就是六四的事。」警察就說:「那不行,那我們只好設崗。」

張先玲的丈夫王範地是一位音樂家,此前很少關心政治。身為六四難屬,仍處處被當局針對。2013年5月底,王範地受宋慶齡基金會邀請,到香港擔任一場琵琶比賽的專家顧問。他預計28日抵達香港,6月1日返回北京。張先玲則因為需要照顧患有心臟病的丈夫,而陪伴同行。兩人本來就沒有計畫出席香港舉行的悼念六四活動,卻遭到北京當局多番阻撓因而被迫取消行程。

張先玲當時告訴《蘋果日報》,中共曾力阻她陪伴丈夫來港,「大概一週前,警察來找我,說六四快到啦,你能不能不去香港,香港很緊張,很多人籌備活動」。張先玲說,丈夫有心臟病,身體不好,要有人照顧,「還未到六四,我們6月1日就回來啦,我去就是去照顧王老師的身體,你們不必如此恐慌」。但警方沒有接受她的解釋,強行阻止他們夫婦赴香港,還說即便他們到了機場,也會被攔下。王範地與張先玲對事件表示憤怒,「一個文化交流活動,完全沒任何政治色彩,人家精心準備這麼長時間,卻被粗暴取消」。

2017年12月8日,王範地去世。那時,張先玲精神、身體都很不好,警方卻仍然在門口設崗,強迫前來探望的友人出示身 分證,使張先玲在精神和身體上都受到嚴重傷害。張先玲說,兒子冤案未雪,老伴去世的時候死不瞑目:「他非常遺憾,他走前跟我說,我的擔子就交給你了,以後你要保重好身體,爭取看到兒子昭雪那一天。」張先玲說,作為殺人凶手,政府現在還不承認,你還怎麼說你要社會和諧、要人們有幸福感呢?幸福感從何而來?這麼大一個殺人慘案,你都不敢面對,那誰還能相信你們呢?中國政府堅持不道歉不改變,這說明他們內心的怯懦和恐懼,就是一種殺人犯的心態:「哪個殺了人的人,心裡不害怕?但是作為一個執政黨,應該考慮到,這麼大的一個慘案你不承認,不等於不存在,只有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別人才能相信你。」

每年六四這一天,張先玲都會與多名親人骨灰放置在萬安公墓的難屬,到萬安公墓舉辦一場公祭,並發布一份聲明。張先玲表示:「六四是一個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國家犯的屠殺的刑事案件,因為是政府調動正規軍,荷槍實彈的用真槍實彈來殺害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平民。這是國家犯罪。殺了人怎麼能夠這麼多年都不追查呢?」

天安門母親的第一個要求就是真相。什麼是真相?你殺人了沒有?為什麼要殺人?你殺了多少人?這就是真相。當局必須將真相說清楚。

其次,是賠償。天安門母親要求政府通過立法,來做出道歉、積極賠償。

第三,是追責。交通肇事還要追查責任。政府軍公開的開槍殺人,這麼大一個刑事案件,不可能遮掩過去。必須追究責任 者的刑事責任。誰指示的、誰決定的、誰動用軍隊來殺老百姓。張先玲表示:「三十年來我們一直為這件事情抗議。要求政府與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對話。這是我們一貫的要求,我們主張和平的、理性的抗爭。我們主張在法律的道路上解決問題。」

張先玲有兩位地位顯赫的近親,他們對六四屠殺態度迥異,形成極為鮮明的對照。

一位近親是丁關根—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是所謂「副國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丁關根靠陪同鄧小平打橋牌而在中共黨內平步青雲,擔任中宣部部長時,嚴厲控制傳媒,被民間人士譏諷為「盯緊」、「關緊」、「跟緊」。丁關根的妻子是張先玲的親妹妹。張先玲家有三姊妹,張先玲是老大,其中一個妹妹就是丁關根的妻子,還有一個妹妹在南方工作。據傳,王楠死訊傳出,丁關根眼中噙滿淚水,這個侄兒是他從小看著長大的。但時間一長,尤其是張先玲參與「天安門母親」,成為黨國眼中的「敵對分子」,丁關根夫婦的態度就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斷絕了與張先玲一家的來往。大家都住在北京,但形同陌路。可見,中共這個政黨完全是邪教,一旦加入中共,就泯滅人性、六親不認。

張先玲的另一位近親是其大表哥余英時。余英時在1993年9月7、8日的《中國時報》發表一篇題為〈一位母親的來信〉的長文,詳細披露了這段淵源:「在數以千計的天安門死難者之中竟包括了我自己的近親在內。我有一位至親,1945至1946年我曾在她家住過一年,那時她才上小學。我們重逢是在1978年的北京,她已是幾個孩子的母親了。1992年初她給 我寫了一封信,託人轉寄,但這封信一直最近才交到我的手中。這是一個孩子的母親用血和淚寫成的關於天安門屠殺的一個鏡頭,任何註釋都是多餘的。四年以來,我讀了無數篇關於天安門屠殺的記載和評論,但這一切文字加起來也比不上這封短信給我的震動之大,哀痛之深。由母親親筆寫兒子在天安門被屠殺的經過,這是我所讀到的第一篇文字,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文字。信中還附了死者的一張照片和北京廣播電台轉播過的死者在高中一年級時所寫的一封公開信。從這封信中,我們知道死者生前和他的母親之間存在著一種非常慈愛而又互相瞭解的關係。他因此希望天下的父母也都能和子女成為朋友,這樣才能消弭代溝於無形。這明明是一個充滿著推己及人的愛心的好孩子,但這樣一個剛剛開始茁壯的幼苗卻活生生地為北京屠夫扼殺了。他中彈倒下去的時候竟『不准搶救』,我想不出世界上還有什麼野蠻的政權能做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他死的時候只有十九歲吧。⋯⋯照片上的他笑得很甜,透著清秀、聰慧和溫厚。難道這樣一個可愛的孩子竟是中共宣傳中所說的『挑起反革命動亂的暴徒』嗎?⋯⋯天安門前已乾的血和我的體內尚在流動的血竟有一部分是同源的。這個十九歲的高中生為了『伸張正義』,為了『記錄下歷史的真實鏡頭』,獻出了他的寶貴生命。這將是我此生永不能忘懷的一個悲痛記憶。我不可能而且也不配對大陸的民主運動作出任何直接的貢獻,但是為了不能愧對這個孩子,為了不能讓這個孩子的血白流,至少,我必須『記錄下歷史的真實鏡頭』。這個孩子只是數以千計的天安門前被屠殺中的一個,不用說,其他的許多死者也必然同樣會留下無數的記憶—在他們的親人和朋友的心裡,甚至在更多的不相識者的心裡。世界上沒有比記憶更偉大的力量,這個力量便是大陸民主運動的最後保證。」

余英時去世後,張先玲於2021年11月10日寫了一篇名為〈在北京包餃子的期望—憶英時表哥二、三事〉的悼念文章,談到1940年代中期與「面黃體瘦」表哥的交往,再次見面已是1978年,「表哥到北京之後,我和母親帶著兩個孩子王楊、 王楠去北京飯店與他見面」。然後就是六四屠殺發生,余英時奮筆疾書,寫下〈一位母親的來信〉一文,披露孩子遇難的事實,譴責中共的暴行。「對於我參與『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事,他十分理解,並囑咐我注意安全。1990年代後期,他曾將一筆稿費捐贈給群體中困難的老人。」最後一次見面是在華府,2000年11月,張先玲隨王範地到美國參加一個藝術活動,兩對夫婦得以在華府會面,「他們對王楠遇難表達了深切的關心和哀悼,對六四屠殺十分憤概。表哥說:『六四慘案不解決,我不會去大陸!』」他們還相約,如果中國民主化了,「到那時請他們來北京包餃子」。可惜,他們未能在北京重逢。

——新世纪2026-1-3转发

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