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

吕洪来:中国共产党成为专制极权政党的六大因素

作者臉書 2026-10-1


一、中国共产党的鼻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政治激进运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于欧洲。1847年 6月在伦敦由正义者同盟改组成立的以德国工人为主体,吸收英、法、比利时等国工人参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诞生。1848年 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一个明确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马克思担任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区部领导人,1848年马克思受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托在巴黎建立新的中央委员会﹐当选为主席。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初,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相脱节,产生了社会分配的不合理,对工人合法权益缺乏保护,对资本垄断缺乏有效制约;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工人的高失业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引发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普遍不满和反抗,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因此而爆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起源于资本主义初期的工人运动。
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工人运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经济发展与制度建设互相脱节所引发的,是工人阶级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进行的反抗和斗争,有些像我们今天的维权运动,工人运动对于维护和提高自身的生存条件,对于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但是当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走向联合,形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后,各国的工人运动就成为了政治运动。特别是当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纲领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做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和目标。使一场各国工人抗争性质的维权运动转变成为一场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为目标的政治运动。本来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初期出现一些社会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可以通过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迫使资产阶级加以解决,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事实上历史也正是这样发展的。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却将当时资本主义制度初期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绝对化,将资本主义制度妖魔化,主观的判定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走向灭亡,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极端激进的提出要消灭资本、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公有制社会的极端化政治主张,历史的发展证明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致命的错误!
这种政治上的极端和激进,客观的反映出当时工人阶级做为一个整体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历史无情的证明:那个时期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都不可能成熟,都还只能处于发展成熟阶段!当时的工人阶级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还处于发展阶段,处于上升时期,只有资产阶级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代表。
应当说爆发于19世纪的工人运动,是资本主义制度初期爆发的一场工人阶级争取和维护合法权益的抗争性质的运动。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在马克思主义极端激进思想的指导和鼓动下,演变成为一场以推翻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为政治目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事实上成为了极端激进的政治团体,其提出的:以暴力手段消灭资本、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公有制的主张,不仅违背了时代的潮流,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必然给人类社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
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决定了其必然走向专制极权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卡尔·马克思 (1818—1883) 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者。马克思是一个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应当说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由于其所处时代的局限,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认识的、以偏概全的荒谬的理论。其主要表现在:
1、由于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不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更无法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后来的成熟和发展,因此马克思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做出全面、科学的合乎客观规律的科学阐述和论证。
2、马克思将自己所处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误判为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从鼎盛走向灭亡。这已经被历史的发展证明是对资本主义完全错误的认识,这是由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和历史局限所造成的。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初期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主观的判定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问题和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错误结论,这同样已经被历史的发展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3、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单的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一部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单的归结为阶级斗争史、仅凭想象和推理而得出无产阶级必须打倒资产阶级、特别是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极其荒谬,而且是极端的激进和专制,这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共各国共产党最终无一例外都成为血腥残暴的一党专制独裁的思想和理论根源;
4、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正是建立在上述对资本主义和人类历史完全错误认识基础之上的。站在今天的历史角度,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不难发现,当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完全是主观的臆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不折不扣的激进主义与极端主义的思想产物,而马克思所极力推崇的所谓共产主义,更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
如果说马克思对初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分析,对哲学、政治经济学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的话,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却是极端偏激有害的。
特别是马克思所提出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极其荒谬、极其有害,将不讲规则、不讲道德、残暴、野蛮、血腥的暴力做为推动社会进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手段;将人类社会人为的划分成不同阶级,制造社会分裂和对立;其结果必然会给所在国家造成极大的社会灾难。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更是中国共产党明目张胆的实行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的理论依据。所谓无产阶级就是共产党、所谓专政就是专制、独裁、极权、暴力,就是依靠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暴力来实行强制性的统治,这就是今天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真实写照。
三、中国共产党的来源共产国际就是一个专制恐怖暴力集团
说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就离不开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可以说没有共产国际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来源,是产生中国共产党的母体。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后产生过三个国际性组织,第一个是1864年由马克思等人在英国伦敦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第二个是1889年由恩格斯等人在法国巴黎成立的社会党国际,史称第二国际;第三个是1919 年由列宁等人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史称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标志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爆发后,投入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彼此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上存在巨大差异,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纲领存在巨大分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巴黎公社失败后,绝大多数成员开始认识到马克思理论的缺陷,纷纷放弃了暴力革命路线。
在第二国际中,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主张修正马克思错误理论的改良派已经占据多数和领导地位,成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派别。马克思理论的错误在第二国际中已经基本得到修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绝大多数党派已经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现实与存在,而转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向议会道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开始回归到自己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推翻臨時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所谓的社會主義國家前苏联, 出于与第二国际的彻底决裂,1919年列宁在前苏联莫斯科成立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总部,简称共产国际。
如果说马克思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误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走向灭亡还是认识问题,历史局限问题,那么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公开主张用恐怖暴力手段在世界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砸碎旧世界“强行建立共产党统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就是赤裸裸的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明目张胆的破坏人类正常的社会秩序!
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尔什维克派,是一个充满乌托邦幻想,主张激进、暴力的政治组织,列宁本人就是一个充满乌托邦思想具有激进倾向的暴力主义者,面对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主流,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顽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极端激进暴力路线,并且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的荒谬主张。
1、列宁主义的最大危害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错误发展到了极端:列宁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错误认识进一步的极端化!绝对化!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更是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错误进行了极度的发展和放大!
2、列宁主义的本质就是政治投机:列宁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胜利,即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有意忽视这些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的环节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者仅仅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向前苏联刚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向中国刚刚结束封建统治,这证明了列宁不仅一个充满乌托邦思想的激进、暴力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
3、列宁的共产主义本质就是共产党掌控国家权力: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暴露了列宁头脑中的所谓社会主义是一个完全可以脱离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为基础的社会;无产阶级是一个完全不需要经过现代工业化大生产锻炼就能够随意产生的阶级;所谓社会主义根本不需要历史客观的发展,只需要打着共产党的名义夺取和控制国家政权;
4、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俄罗斯国家历史的一次大倒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由于前方战事造成俄国国内空虚,列宁乘机发动起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列宁的所谓“十月革命“是俄罗斯一次空前的历史倒退,给前苏联人民和社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使得列宁的乌托邦极端激进的暴力主张和机会主义路线具有了强大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得以迅速扩展蔓延!使得已经得到修正的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死灰复燃;
5、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孕育和扶持者:1919年3月列宁脱离第二国际组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是为了与第二国际相对抗而成立的。共产国际的成立标志着列宁同第二国际的彻底决裂,标志着世界性的极端激进的共产革命运动的正式形成。由于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一般都已经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为了明确区别于第二国际,共产国际规定: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都应该称为:
某某国家的共产党(第三共产国际支部)。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就正式分为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第三国际两大阵营。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起源。
虽然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第三国际都产生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是两者所孕育、产生的社会母体却完全不同。社会民主党大多孕育产生于经济发达、充满西方文明、已经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发达社会;共产党则大多产生于经济落后、封建专制思想浓厚、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都还刚开始起步的愚昧落后社会;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经济、历史、传统、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使得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虽然同属国际共产主义营垒,但是其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党员的思想素质、文明素养、思想境界有着巨大的区别和差异。
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选择改良主义路线,承认和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主张通过立法来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将议会民主做为争取“政治权利”的主要手段,用法律手段维护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推动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最终发展成为成熟的民主政党,成为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以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共产党则是一个主张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和一切现存社会制度,实行共产党统治和无产阶级专制的恐怖集团,而中国共产党正是由共产国际扶持、资助的中国境内的政治恐怖组织,这样的一个天然带有马列主义和共产国际组织基因的组织,篡夺了中国的国家政权后,实行一党专制极权统治,血腥屠杀中国人民,造成中国当代历史的大倒退,给中华民族和人类造成深重的灾难,也就成为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以最美好的愿望开始,以最革命的口号为旗帜,以最彻底的暴力为手段,以人类社会的最大灾难为结果,这就是列宁主义与共产国际真实写照,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写照!共产国际给我们人类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越是不成熟的民族,越是容易被时髦的政治主张所蛊惑!越是容易被极端激进的口号所煽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鸦片能够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最终建立起一党专制极权统治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共产党早期就是共产国际扶植的一个激进乌托邦组织
前面我们讲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成为专制极权政党的一些外部的客观因素,包括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来源,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特性和本质。
要弄清中国共产党的特性和本质,首先要弄清楚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社会?因为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本质和这个社会中人的本质。
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刚刚摆脱封建专制独裁的社会,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和大工业化生存的封闭社会。那时的中国既没有真正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无产阶级,更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切特征。
当时的4亿多中国人就是刚刚脱离清王朝统治的愚民和奴隶,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刚刚结束了封建帝制。历史的发展事实证明:一个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既不会凭空产生资产阶级,也不会凭空产生无产阶级,更不会有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更不可能爆发真正的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历史根源和依据的乌托邦。
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在共产国际(第三国际)领导和扶植下,主要是由蔡和森、陈独秀、李大钊、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的。虽然说当初中国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成立中共共产党的初衷,是为了追求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一个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要在一个刚刚摆脱帝制的封建社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因此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注定了是一个激进的乌托邦组织。
五、毛泽东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蜕变为一个痞子暴民组织
在一个刚刚结束封建帝制的社会,组建和发展共产党,加入的除少数激进的知识分子外,绝大多数是刚刚剪掉大辫子的小农和佃农,由于当时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所以中国共产党为了聚集力量,夺取国家政权,就将革命的任务从推翻资本主义变成了“打土豪、分田地”,这与所谓共产党的革命目标风马牛不相及。
由于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主体主要是小农和佃农,即中国共产党自己定义的“贫雇农”, “贫雇农”是当时农村中经济地位最低、生活最困苦的阶层,也是受教育程度最低、最没用文化的阶层,但这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最主要的依靠力量。要知道小农和佃农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经历过经历过现代大工业、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产业工人;一个是刚刚脱离封建专制独裁统治,充满小农意识、只想着要打土豪分田地、睡地主小老婆的封建小农和佃农。
所以中国共产党很快就由一个以激进的知识分子为主导的激进的乌托邦政党,蜕变为一个以根本就不知道民主究竟是什么、更不知道民主制度是什么的,满脑子封建意识的农民为主体的痞子暴民组织。
本来经过几千年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几亿中国农民虽然愚昧落后,但还保持着基本的淳朴和善良,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利诱和蛊惑之下,很快就丧失掉了原本的那点淳朴和善良,对中国社会的乡绅阶层展开大规模的杀戮和洗劫,蜕变为不折不扣的痞子、暴民和强盗。
从政治方面讲: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以激进知识分子为主体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闹革命就必然要大量吸收小农和佃农加入,这是为中国社会的客观历史所决定的。随着大量的封建意识浓厚的小农和佃农的加入,党的领导权也开始向党内具有农民意识的代表者过渡,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必然会由激进的乌托邦组织向封建小农暴民为主体的痞子暴民政治过渡。
遵义会议后,随着以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被大量清洗,相继失去领导权。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实际最高领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早期的激进乌托邦组织完成了向痞子暴民组织的过渡。
一个以封建小农、佃农、暴民为主体的乌托邦组织,不要说有什么科学思想和现代民主意识,连最起码的规则和信仰都很难具备。让这样的一群愚民暴民大规模的任意使用暴力,对社会乡绅阶层进行大规模的打砸抢,让这样的一个组织控制了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仅是中国的悲哀,也必定影响到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如果说当年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扶植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进行所谓共产主义革命;那么是毛泽东进一步的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式成功的与中国的封建小农运动相结合;是毛泽东将马列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转变为痞子暴民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将共产主义运动的绚丽外衣披在了中国痞子暴民运动的身上;中国小农佃农传统的封建思想意识、加上马列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严密残酷的组织形式,这三者的结合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痞子暴民组织的精髓。
是毛泽东完成了将中共从一个最初以激进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崇尚乌托邦思想的的列宁主义组织,向封建农民为主体的痞子暴民组织的转变;如果说激进的乌托邦组织多少还具有一些理想成分,而痞子和暴民组织则完全是对历史的反动,是对社会秩序和规则的破坏。为什么今天欧洲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走上了社会民主道路,唯有北朝鲜、古巴、中国这些落后国家还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就是因为这些招牌更有利于权力垄断和传承,更有利于实行专制极权统治和独裁。
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背景和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成为专制极权政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和暴力性、列宁主义的政治投机和恐怖性,这些是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成为专制极权政党的政治因素;
20世纪初的中国刚刚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统治,使得封建传统、封建文化、深入几亿中国人的骨髓,这是中国共产党必然成为专制极权政党的历史和文化因素;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当时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一群刚刚摆脱了臣民奴隶身份的读书人,对西方现代文明缺乏起码的认知和了解,所谓无产阶级就是刚刚摆脱几千年封建专制束缚,满脑子封建意识的小农和愚民,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民主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必然会成为专制极权政党的社会因素。
刚刚摆脱了几千年封建专制束缚的小农和愚民,在一些激进的读书人带领下,打着极端激进暴力的马列主义旗号,靠着共产国际这个国际恐怖暴力组织的支持,用极端恐怖暴力的手段打土豪、分田地来赢得支持,靠谎言欺骗获得社会同情,在夺得天下后建立起一个一党专制极权统治的社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真实写照!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背景和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成为专制极权政党,这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确实有相当一批热血青年和理想主义者加入,这是中国共产党内不断出现政治路线斗争的深层原因,也是后来中共党内能够出现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任仲夷、等党内改革派的重要原因。
本来文化大革命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有望回归第二国际路线,但是随着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随着政治体质改革的破灭,随着改革派领导人的被逐步清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被权贵阶层和庞大的错综复杂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因此今天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极权不仅有其历史的背景和根源,而且又与现实的既得利益牢牢地捆绑了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内部已经很难再出现向胡耀邦、赵紫阳式的理想型的改革派领人物
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成为专制极权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即不是哪一个人造成的,也绝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改变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出现所折射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成熟,是面对时髦的蛊惑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狂热,因此在中国要真正结束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靠的不是救世主,而必须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
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成为专制极权政党,这即包括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积淀的因素,又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背景,也与我们整个民族的不成熟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成为专制独裁政党,其自身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我们的民族同样负有不可推卸历史责任!没有我们的民族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做为一个产生于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土壤里的政党、一个由共产国际这样的激进、恐怖、暴力集团扶植的政党、一个由封建小农和暴民组成的政党、一个靠恐怖暴力起家的政党、一个政治目标和奋斗方向完全违背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乌托邦政党、一个嗜权如命的政党,怎么可能不专制?不独裁?不极权?血腥、残暴、专制、独裁、极权,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注定的本质。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瞎折腾之后,已经成为了一个没有任何理想和信念的政治躯壳,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搞公私合营、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锅饭这样的瞎折腾,还有一点所谓理想主义的色彩,那么后来的所谓改革开放、发展民营经济、到今天的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与普世价值和人类文明世界为敌,则都纯粹是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和既得利益。
面对这样一个从根源上就是专制极权性质的政党,一个与将权力与既得利益完全捆绑在一起的党国一体的政权,国家和平转型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中国共产党内部已经很难再出现向胡耀邦、赵紫阳式的理想型的改革派领人物。中国社会要结束一党专制极权统治,既不可能指望中国共产党主动的放弃手中的权力,还权于民;也很难指望被手无寸铁赤手空拳的普通民众所推翻;要结束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极权统治,中国的政治反对力量只能与世界民主阵营共同携手,走和平革命的道路。
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

高瑜:兩次空中事件的對比

 作者臉書  2026-10-1



兩次空中事件的對比

今天,全世界都在關注9月30日四位以色列乘客協助杜拜航空FZ1073航班印度裔英雄機長马赫查尔,戰勝阿曼裔副機長的恐怖襲擊,5秒鐘內,重新操縱了正在下墜的班機,挽救了174名乘客和機組人員生命的重大新聞。以色列總內塔尼亞胡親自接機,接見了救機英雄。



偏偏兩天前中國東航9月28日MU6741航班上發生的醜聞,不但登上中國熱搜,也驚動國外傳媒。因為餐車移動時不小心輕碰了一個熟睡的乘客伸到過道的胳膊肘,驚醒的乘客不但大罵連連道歉的乘務員,逼她下跪還要還以一腳。



雖然兩個事件的性質不能相提並論,但是英雄行為為什麼發生在國外,發生在以色列?醜聞卻發生在中國?

2022年3月21日東航MU5735航班墜機事件,機上132人全部遇難。恐襲性質與杜拜航空FZ1073航班遇襲完全相同,但是中國官方至今不公佈事件內情。無視人的生命的國度,出現毫無人權意識,不尊重服務人員人格的乘客確實不稀奇。


英雄總發生在抗擊恐怖襲擊最前列的以色列也不稀奇。據悉911事件第一個犧牲的也是和恐怖分子搏鬥的美國以色列人。

陶傑:以色列看穿了西方的偽善與怯懦

 作者臉書  2026-10-1


英國警方保釋五隻黑夜企圖爆破駐英美軍基地的恐怖生番👇,引起美國不滿。以色列總理尼坦也胡嘲笑英國:以色列情報部門早已對英國提出恐襲警告,但在警告發出後幾小時,英國外相文利班(下左)卻宣布制裁以色列——-由以下圖中👇兩人長相,即可判斷哪一個屬於低智商。



伊斯蘭恐怖活動,以色列是情報專家,既然英國制裁,則以色列可以完全切斷對英國的情報,讓英國慢慢「大愛包容」恐怖份子。
西方白左輿論抨擊川普「敵友不分」,對加拿大和歐盟態度苛刻,對中國的習近平、北韓的金正恩勾肩搭背。看見英國與歐盟對以色列的仇恨、對本國和歐洲伊斯蘭化的瘋狂推動,川普刻薄對待這種貨色的「盟友」,以牙還牙,好得很。
川普還應嚴正警告英國:
1,限48小時內將該四名恐怖生畜重新拘捕,不得被判無罪;
2,經此一役,證實英國工黨政府絕不可信。美國勒令所有英國的美軍基地,由美國派兵親自駐守,並擁有開槍格殺勿論及對恐怖份子疑犯軍事審判之特權,由此引致之額外軍費,由英國政府繳付,成本一定比開放酒店永久收容中東「難民」低亷。
3,以上兩點,英國若敢不從,美國可將軍事基地全部撤出英國,轉往佈防遠東。讓英國效法加拿大,邀請中國解放軍進駐基地,防衛美國「侵略」——加拿大的民粹主義左膠總理卡尼正在如此恐嚇未見過大蛇屙尿的加拿大選民——-皆大歡喜。
中國要善用白左的智障,趁此千古難逢機會,左右逢源。
至於以色列,面對白左聯同哈馬斯的所謂「種族滅絕」指控,堅持公義,橫眉冷對千夫指,雖千萬人吾往也,奈坦也胡示範了魯迅風骨、孟子公義,是一條漢子。
哈馬斯先撩者賤,以色列反擊,除惡務盡,維護生存權,定義此為total war,與邱吉爾當年轟炸德國漢堡,與德萊斯頓平民區,報復希特拉轟炸倫敦,現代國際公義先例在前,天公地道。
若這是「種族滅絕」,那麼1945年美國對東京大轟炸,對東京的平民木製建築施放燃燒彈,屠殺十萬東京平民,一片火海,其種族滅絕,殘酷於以色列百倍。每次我到東京,看見許多高樓大廈,就想到美國民主黨政府當年對亞洲人的種族主義戰爭罪行。
聯合國去了哪裏?為何不向以色列派出軍隊,由紐約市長馬丹尼親自指揮,拘捕以色列總理,成立國際戰犯法庭,專門招呼尼坦也胡等整個戰爭內閣,交付審判?即使以色列罪名成立,也證明西方的白左只是「死剩把口」,並無誠意,他們對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只限於兩片嘴皮。
乜唔係日日都有平民被殺咩、大佬?
一如當年赤柬攻入金邊,對華人與柬埔寨人展開大屠殺,長達三年,聯合國袖手旁觀,西方左翼輿論噤聲。
以色列看穿了西方的偽善與怯懦。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歐盟等左翼領袖和荷李活那群白痴明星對日本東京平民集體下跪懺悔之前,尼坦也胡切勿停手,一定要將殲滅哈馬斯恐怖組織的偉大戰爭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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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白左的仇猶情結為何與納粹殊途同歸?

王五四:弯弯的月亮,照亮这场病有多荒诞

 作者:王五四  2026-9-30

 

近几年我一直在学着看淡生死,不是自己的,是别人的。虽然早到了英年早逝的年纪,但身边更多的是上了年纪的亲朋,“我们该如何告别呢?像过去见面那样”。

这些年去世的名人很多,只有刘欢老师的离开让我着实吃了一惊,或许是他身上集中了太多个人记忆、时代记忆,他的歌不是听过那么简单,而是长在生活里,有时代的烙印。不论是初代热播电视剧、春晚、奥运、毕业季、下岗、团圆……,每一个人生的重要节点,都有他的作品作为主题曲或者背景音乐。他的声音有一种罕见的“公共重量”,而且是那种不令人讨厌的大国叙事风格。他既能唱《好汉歌》那种江湖侠气,也能唱《弯弯的月亮》的温柔抒情,还能在鸟巢唱《我和你》那种世界级的宏大叙事,一个人同时是豪迈的、抒情的、庄严的、日常的,而且没有任何表演痕迹。

在《马大帅》里,范德彪哥有一句口头禅,“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 ,从头再来。”《漫长的季节》里桦钢厂长在宣布下岗名单时也讲了这句话,这是央视当年为鼓励东北下岗工人重新树立信心,鼓起勇气再就业而拍的公益歌曲广告《从头再来》,刘欢老师唱的很感人,但恐怕东北下岗工人听了只会骂娘,毕竟文艺是文艺,现实是现实,为了生存下去,别说维多利亚了,路边的小店下岗女工也要含泪走进去,这是我们如今谈论“东北人”和“东北人的性格”时,不应该忽略的时代创伤。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那时那刻,全国人民都被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打动了,只有东北地区对它嗤之以鼻,那几百上千万的下岗工人心里明白从头再来有多难。没人要跟一首歌曲较劲,歌再好听,再恰逢其时,再唯美大气,再情感共鸣,再能抒发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心情,也得配合着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只谈思想境界,不聊温饱问题,是很容易饿肚子的。只是这事,我认为跟演唱者刘欢关系不大,可以讨论,没必要给他上纲上线,需要上纲上线的其他人,很多。

这次那英在成都演唱会上临时加了首《弯弯的月亮》缅怀刘欢,我觉得挺温馨的,挺好汉歌的,而被举报后成都文旅的处理方式也挺刚直不阿的,谁说成都只有电线杆子和筷子是直的,成都文旅也挺直。成都的男孩们应该雄起,挺身而出捍卫这首自己的主题曲《弯弯的月亮》,否则下次你们就只能听到《直直的日》了。

对于举报那英临时加唱《弯弯的月亮》这事,很多人是愤怒的,不解的,这又刷新了他们的下限认知,但有时候也怪不了举报的人,是你的下限太容易被刷新了,而且你只怪举报的人,这本身也很怪,他只是利用规则举报了,而规则制定者,规则出炉的时候,其他人被规则处罚时,咱不也都默认了吗?谁也别怪谁了,弄得好像非要分出个是非对错黑白分明似的,都默默的吧,对于那些人,我也释怀了,不骂了,以前是同胞,现在是同坑,同一个粪坑,相煎何太急。

回首这些年的脏事和烂人,该如何评价这个时代呢?我觉得没有哪一个历史时刻可以参照,它先是坏,再是烂,最后还臭了,是一种层层递进的腐败感。坏,还是有规则有边界的,坏人也是盗亦有道,而且社会有处理方式和解决办法。而烂,则是冲破了这个规则和边界感,有种让人避之不及的压迫感,甚至开始对未来失去希望,但及时清理,尚能保住晚节但已经保不住命了。到了臭这个地步,那则是丧失了上限和下限,人们早就不知希望是何物了,只有希望工程在招摇撞骗,很多时候人们退无可退,也不想退了,怕到极限也不再害怕了,大多时候是等死的心态,偶尔又想着跟生活干那么一下子,但往往又拔剑四顾心茫然。

总结一下就是,人们的日子,从“明显违法”转向了“规则、情绪和公共空间的边界之争”,而这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权力黑手在操纵。最初的坏,是坏人做坏事,比如诈骗、暴力、贪腐、明显侵害他人权益。这类问题相对清楚:谁错了、错在哪、该不该罚,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社会判断成本比较低。后来变成了烂,很多行为不一定违法,但让人不舒服,感觉恶心,政治绑架、道德绑架、故意挑事、用举报或舆论施压……,它们未必触犯法律,但却利用法外之法施加压力,很多时候比法律还管用还高效。到现在,变成臭了,你也可以美化一下叫荒诞,很多事情不但合情合理,也合法,但它就是不让你出现,而且你还没法讲道理,更没法讲法。一个本来属于人情、艺术、日常互动的行为,却被硬生生塞进最硬的规则框架里接受审判。

现在的法律执行起来有个特点,越是庄严肃穆重中之重的,好像越没啥存在感,反而是一些家长里短的经常被人拿来扯虎皮做大旗,法无大小之分,但现实生活里不仅分了大小,还分了内外和高下。很多规则被异化得严重,现在一张截图、一段视频、一句质疑,就可能把一件原本不起眼的私事举报成极端公共事件。“打小报告”这么一件当年被人鄙夷的事情,现在却大行其道,举报制度早就有之,但从未像现在这么如此厚颜无耻,这种风气的助长,跟腾讯和新浪平台方的暗箱操作以及有关部门的胡作非为和不作为有很大关系。

一些规则如果只强调“有没有程序瑕疵”,不看动机、场景、后果,就会从“维护秩序”滑向“找茬式合规”,而在这种情况之下,部分公众的言行只会越来越情绪化极端化,就会形成让一部分公众先极端起来,先极端的带动后极端的局面。法律法规一旦被政治绑架也就很容易被公众情绪绑架,公共事件就更容易荒诞化。

你以为荒诞之后就完了吗?荒诞是戏剧性的,现代性的,还有更原始的叫魂。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本来只是浙江德清修桥、石匠贴名这类小事,后来被不断放大成“妖术盗魂”“剪辫谋反”,最后演变成半个中国都在抓乞丐、游僧、和尚的全国性清剿。它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不是“古人迷信”,而是:一个看似荒诞的指控,为什么能迅速变成人人可用的武器?《叫魂》里有个关键判断:在权力稀缺的社会里,指控别人“叫魂”,成了普通人突然可得的权力,就像如今的举报。当年有人借“叫魂”清算宿怨、吓唬陌生人、替自己出气;捕役、胥吏也可能借机勒索、栽赃、立功。放到今天,举报、投诉、截图、带节奏,也常常不只是“维护规则”,而是普通人获得道德优势、舆论审判权、程序杀伤力的一种方式。

“叫魂”案之所以扩散,不是因为所有人都真相信妖术,而是因为恐惧、怀疑和程序压力叠加在一起。皇帝担心统治合法性,把民间事件政治化;官僚怕担责,要么瞒报,要么过度执行;民众把焦虑投射到边缘人身上;信息在层层传递中被不断放大。今天也一样,一个即兴演唱片段,未必真构成“变更节目”,未必真有所谓的意识形态问题,但一旦被放进“报批”“合规”“举报”“处罚”的框架里,就会自动获得严肃性。哪怕最后结论是“不处罚”,过程中的围观、审判、施压和伤害已经完成。荒诞感就来自这里:手段是合规的,情绪是真实的,但对象常常是错位的。

所以,与其说社会越来越荒诞,不如说社会基层治理越来越无能和无效,差生文具多,社会管理细则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件件乱套,一开始人们还愿意讲常识,而当正常人都缄默不言,道路以目,荒诞不经的事自然就会层出不穷,妖魔鬼怪,魑魅魍魉,自然就横行乡里,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每晚睡觉前都要听一下东北跳大神神曲和看一集《马大帅》,这是中国东北乡村对付荒诞现代社会的一种传统农业办法,既然正经话说不通,那就给你来个满满萨满祭祀二人转风味的民间说唱,“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十家都有九家锁,就有一家门没关”,大神请神、二神帮腔,鼓声一响,狐黄白柳全来了。 但萧红写得很毒:大神一边说病人今夜必死,一边把祭品鸡拿回家煮了吃,红布染了做裤子穿。 它从来不是纯粹的神圣仪式,而是神圣、恐吓、表演、生计、围观和情绪宣泄混在一起的东西,活像这个时代。

其实有关部门,不是不知道事情可能没那么严重,而是怕不处理会被追责,于是程序被启动,事件被升级,边界感消失了。这或许就是孔飞力分析的,上层用非常规政治压力打破行政惰性,基层用程序化执行自保,而我们,夹在中间,正常生活就被碾碎了。

对于普通人而言,正经规则一旦被滥用,直接反驳成本很高,但神调一唱,“文王鼓,武王鞭,小小鼓边一尺三,脚踩地,头顶天,恭请身后众位仙。”所有上纲上线的事,突然就变成舞台戏,这同时也给无力感一个出口,很多人面对举报、带节奏、规则武器化时,最难受的不是损失,而是“我明明没做错,却要被拖进一个荒唐程序里自证清白”。神调式的表达正好接住这种情绪:既然你们要装神弄鬼,那我就请狐黄白柳来审判你。

所以,那些总说我只指出问题,从不给解决方案的人,现在给你们解决方案了,唱神调,跳大神,把“叫魂”反写成“跳神”,叫魂是把恐惧投向弱者,跳大神是把恐惧编成段子撒向人间都是爱,二手玫瑰那首《跳大神》就是典型,把民俗、摇滚、讽刺搅在一起,唱的是“东楼望西楼,贫穷望着富有”,最后落在“勇敢地歌唱”。

但神调也有边界,神调能泄愤、能讽刺、能让人在荒诞里喘口气,却不能替代制度修复。该追责的还得追责,该明确规则边界的还得明确,否则它只会变成另一种围观:大家笑着看完,第二天照样被同一套机制碾过去。所以更准确地说:神调治不了病,但能让人看清这场病有多荒诞。

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今天的社会,像一个荒诞的村庄,还重复着过去的神调。

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

从纳粹到哈马斯:以色列为何坚持“一个都不能放过”

来源:斌闻天下  2026-10-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9月29日的一番话,再次把以色列的睚眦必报摆到了台面上。

在以色列军方宣布击毙哈马斯北加沙旅指挥官后,卡茨表示,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同样在以色列的打击范围之内。他警告,那些在2023年10月7日的恐怖袭击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人,不可能寿终正寝在床上。对于此前卡塔尔境内针对哈马斯高层的行动,他也直言:上一次因为故障没有成功,下一次还会再来。

这番话让我想到以色列曾经追杀的德国纳粹军官艾希曼,并不只是因为“追杀”两个字,它背后其实有一条非常清楚的历史线索:以色列并不认为跨过国境线,就等于从责任名单上消失。




艾希曼留下的历史记忆

60年代,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藏身阿根廷,使用假身份生活。以色列特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将其抓获并带回以色列受审。1961年,艾希曼被判犯有针对犹太人的罪行、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次年被执行死刑。

这件事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家记忆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它传递的信息并不复杂,但是却令人印象深刻:战争结束、政权垮台,并不意味着个人责任自动消失;逃到海外,也不等于从历史中消失。

如今那些参与恐怖袭击的哈马斯分子面临同样的命运,虽然纳粹与哈马斯领导人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但在以色列自己的安全叙事中,10月7日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历史分界点。

因此,卡茨现在强调的其实不只是“报复”,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被以色列认定为10月7日袭击的核心参与者,那么住在哪里,并不会改变以色列对他的判断。


“海外”不等于安全区

这里才是睚眦必报这个词真正重要的地方。

哈马斯的海外领导层并不是完全脱离战场的旁观者,海外网络可以涉及资金、政治宣传、组织联系和谈判。对于以色列来说,如果这些人物仍然能够参与组织运转,那么他们的地理位置本身就不能成为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

这也是为什么卡茨特别强调海外领导人。

过去几年,以色列已经多次把针对哈马斯高层的行动延伸到加沙之外。2024年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遇袭身亡;2025年以色列又曾在多哈发动针对哈马斯政治领导层的行动。卡茨此次再次点名海外领导层,实际上是在告诉这些人:加沙之外,并不意味着以色列的行动边界之外。

这并不是一句口号,过去三年,以色列已经用一系列行动证明,它确实在按照这套逻辑在追责。

最有代表性的,是哈马斯军事翼最高指挥官之一穆罕默德·戴夫。以色列长期将他视为10月7日袭击的主要策划者之一,2024年7月,以军在加沙的汗尤尼斯附近发动空袭,将其击毙。

在此之前,以色列还击毙了哈马斯中央营旅指挥官阿伊曼·诺法尔。以色列称,这个诺法尔参与了10月7日袭击的策划和执行;还有被击毙的北部旅拜特拉希亚营指挥官纳西姆·阿布·阿吉纳,他被以方指认为直接指挥了对埃雷兹和内蒂夫·阿萨拉等地的袭击。

再往上,是哈马斯最高层的辛瓦尔。作为10月7日袭击的核心策划者之一,他最终也没有能够长期躲在加沙的地下掩体中,2024年10月被以军击毙。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追责对象并不只限于这些最高层人物。2025年,以军公布了11名被其认定为直接参加10月7日袭击的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被定点击毙的名单,其中包括参与诺瓦音乐节袭击、杀害平民、绑架人员以及进入以色列多个社区的人员。

换句话说,以色列所说的“追到最后一个”,已经出现了相当具体的行动记录。名单上既有负责策划和指挥的人,也有直接越境实施袭击的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卡茨现在特别强调海外领导人:在以色列的逻辑中,10月7日的责任并不会因为一个人躲到了加沙以外、甚至以色列以外,就自动消失。

这和单纯的战争宣传有区别,因为一旦一个国家把“责任人在哪里”与“能不能继续追究”直接连接起来,它的安全政策就天然会突破传统战场边界。

这不只是军事问题

当然,跨境行动远比在加沙内部打击目标复杂。

如果目标身处第三国,问题立刻就从军事行动变成主权、外交和地区政治问题。以色列2025年在卡塔尔的行动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目标即使被以色列认定为哈马斯领导层,也不意味着在当地行动没有外交代价。

所以,卡茨这次公开喊话,本身也有心理战的意味。它既是在对哈马斯领导层施压,也是在告诉以色列国内社会:10月7日的账还没有翻篇。

而“一个都不能放过”之所以能够在以色列政治语境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大屠杀记忆长期塑造了以色列的安全观。

这也是艾希曼故事今天仍然会被重新提起的原因。


睚眦必报现在也伸向外交场合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睚眦必报并不只出现在军事问题上。

9月22日起,左倾的荷兰政府开始禁止进口、购买和销售来自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荷兰政府将这一措施定义为针对其所称“非法定居点”的贸易限制,同时特别说明,这并不是对1967年国际承认边界内以色列商品贸易的全面禁令。

以色列的反应很快。

9月27日,以色列外长吉迪恩·萨尔宣布撤销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由以色列签发的证件,并要求七日内交回;届时相关外交特权和豁免将失效。此前,以色列还曾禁止荷兰代表进入位于基里亚特加特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

萨尔外长明确表示,以色列不会忽视针对它的单边措施,并称如果荷兰希望继续处理与巴勒斯坦方面的事务,可以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区域进行。由此大量舆论说,他们那么维护巴勒斯坦,那就搬到加沙去好了。

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看,就能看出一个更加完整的趋势。

军事上,以色列说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不能把国境当成安全盾牌;外交上,以色列也在告诉其他国家,对以色列采取单边措施,同样会产生实际成本。

两者当然不是一回事,也不能简单混为一谈。但它们共同体现了一种越来越鲜明的政策逻辑:以色列正在主动扩大自己定义“安全利益”和“责任边界”的范围。

这也是为什么睚眦必报这个词比单纯的“复仇”更准确。复仇讲的是情绪,而卡茨现在谈的,是一套持续追责的安全逻辑。

10月7日恐怖袭击之后,以色列显然没有准备把责任名单限制在加沙的一片土地上。至于这种追责最终会延伸到哪里、又会付出怎样的外交和地区政治代价,仍然取决于情报、行动机会以及第三国的态度。

但至少有一点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在以色列的逻辑里,躲进海外,并不意味着可以把10月7日翻篇。

马斯克回顾第一国际:如果巴枯宁准时抵达,世界可能不同

 原创  Elon Musk  All About Elon  2026年9月26日


马斯克转发了一条推文,配图是米哈伊尔·巴枯宁的肖像,上面印着他的名言:"When the people are being beaten with a stick, they are not much happier if it is called 'the People's Stick'."(当人民被棍子抽打时,如果这根棍子被叫作"人民之棍",他们并不会因此好受多少。)

马斯克在下面回了一句:"如果巴枯宁能准时抵达荷兰,从而使无政府主义派在与马克思的辩论中获胜,世界可能会大不相同。"




一句话,把152年前第一国际的一场分裂,带到了今天。先铺垫下历史背景: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剧烈震荡,公社让各国统治阶级深感恐惧,随即对第一国际展开疯狂打压。与此同时,国际内部矛盾也全面激化。巴枯宁派主张彻底打碎国家,建立自由联合,马克思派主张以国家为工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为统一思想,1871年的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强调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这激怒了巴枯宁派,他们随即召开会议予以否认,并号召召开新的代表大会。

这迫使马克思派在1872年9月于海牙召开大会,核心任务就是通过正式决议将伦敦会议的成果肯定下来,从组织上彻底清算巴枯宁派。

马克思派主张强化总委员会的中央集权。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夺取国家机器,才能实现社会改造。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先掌握它,才能最终消灭阶级。

巴枯宁远在瑞士,被法国和德国当局通缉,无法到会。他通过副手詹姆斯·吉约姆传话:国家本身就是罪恶的源泉。哪怕它叫"人民国家"或"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仍是压迫机器。他主张彻底废除国家权威,代之以自由的自治公社联邦,自下而上打碎一切权力结构。

巴枯宁缺席,马克思派以绝对优势通过决议,把巴枯宁开除出第一国际。国际工人运动从此分裂为两条路:

一条通往列宁式的无产阶级专政: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系统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来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建设新社会。这条道路最终催生了苏联及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深刻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

另一条通向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公社,以及此后一个多世纪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潮:巴枯宁的支持者于1872年9月在瑞士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无政府主义国际”,标志着运动的正式分裂。这个组织主张反权威,不设中央机构,但仅活跃数年便逐渐瓦解。

巴枯宁的思想在数十年后的西班牙内战(1936-1939) 中得到了最大规模的实践。在共和派控制的区域,无政府主义者推行了广泛的社会革命。工厂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农村土地被集体化;在无政府主义势力最强的加泰罗尼亚,高达75% 的企业被工人控制。这场宏大的社会实验最终被佛朗哥的国民军击败,但其理想激励了此后一个多世纪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潮。

巴枯宁"人民之棍"的警告,听起来尖锐,但确实它戳破了一个谎言。

棍子还是那根棍子,挨打还是挨打,只是换了个听起来正当的主人。他警告:那些自称代表人民、代表无产阶级、代表进步的人,一旦掌握权力,就会成为新的主人。马克思嘲笑他是"空想家",但20世纪的历史多次验证了这根"人民之棍"的杀伤力。

马斯克假想,如果巴枯宁"准时抵达",凭借其演说能力和在拉丁国家工人中的影响力,决议未必会一边倒。如果巴枯宁派占据上风,历史可能沿着巴枯宁——更温柔的路线——前进。

在意识形态路线上,他更偏向于巴枯宁,而非马克思,这可能是他“有感而发”的核心原因。

在他看来,"觉醒文化"对言论的规制、进步主义对科技产业的过度审查、平台以"安全"和"公共利益"之名删除账号、限制传播,都是"人民之棍"的当代版本。

棍子换了名字,可能叫"包容"、叫"反仇恨"、叫"保护社区",但挨打的体验没变。

顏純鈎:花千樹是非一般出版社,張五常恃才傲物品行差

 作者臉書 2026-9-30


因為花千樹出版社宣佈結業,有人在報章撰文緬懷舒巷城和張五常,讓我回想起一些舊事,也值得一記。

在香港出版界,花千樹是一家特別的出版社,它是張五常獨資,基本上不以盈利為目的,主要出版張五常與舒巷城的作品,張五常系列是他在信報專欄的文章結集,舒巷城則是他的舊作整理出版。有一次我向張五常約稿,希望出版他的書,張五常婉拒了,說他的書都要給花千樹出版,賺一點錢,用來出版舒巷城的舊作。
據說張五常青少年時代,長時間跟在舒巷城身邊,舒巷城多才多藝,張五常深受他的影響。後來張五常學術上出彩,到港大經濟系任教授,他就把舒巷城請到自己身邊,給他一個助理的職位,領港大的薪水。當年舒巷城在中環寫字樓做一般文員,收入當然與港大職員不可比,可見張五常相當念舊,對老朋友舒巷城照顧有加。
張五常請舒巷城在身邊工作,主要是為他的中文文稿把關。舒巷城的文字當然沒話說,因此張五常在信報的文章,文字都是一流水平,清通有味,把一些財經大道理簡化成人人都看得懂的常識。
當然,我們不知道張五常的文章中,有多少成份是舒巷城手筆,不過舒巷城去世後,我再讀張五常的文章,不但仍保留原先那種指點江山揮斥人世的風格,也還保留文字那種隽永雅致的韻味,不知道是張五常本色如此,還是他又請了新的「槍手」。
舒巷城是老一輩香港本土作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已經成名,他的代表作長篇小說《鯉魚門的霧》,也是不少學院派教授的研究對象。他也寫詩和散文,詩風恬淡口語化,與當時年輕詩人熱衷的現代詩不同,有一次他寫一首詩,嘲弄現代詩的晦澀,字裡行間妙趣橫生。
當年我初來乍到,向新晚報和文滙報投稿,舒巷城也在那幾個左派文學園地發表作品,因此彼此有印象。後來曾敏之成立香港作家聯會,我們又都是會員,因此慢慢熟悉。
舒巷城是少見的有真性情的人,臉上永遠有一種孩童般天真的微笑,他性格隨和,也喜歡聊天,有時談興來了,會即席唱一段粵曲,一邊唱一邊在桌邊打拍子,自得其樂。他與妻子陳月明女士住在鰂魚涌一幢舊樓,我去過他家,家裡清簡無煙火氣,不知為什麼,有一點淒清。
舒巷城去世後,作聯會刊做了一個追思特輯,我也寫了一篇文章回憶與他的交往。後來花千樹出版舒巷城的文集,有一次他妻子約了我們幾個朋友,請我們幫手整理他的舊稿,我們也都應約,盡了一點力。舒巷城去世後,張五常安排他妻子到花千樹任編輯,用意大概是讓她有一份收入,生活不會有問題,足見張五常還是相當有人情味的。
我與張五常本來不會有什麼交集,他是大教授,彼此又在不同圈子,但本世紀初我與古劍和舒非得到藝發局資助,主編一份文學雜誌《文學世紀》,籌劃第一期內容時,我就想找張五常做一個訪問。
張五常不是文學界中人,但他的財經文章與林行止一樣,都很有文學味道,大可當作散文來讀。香港專業界別中,能寫好文章的人不多,張五常是其中之一,如果能採訪他,請他談談讀書心得和文學理念,不失為一個好的選題。
我寫信給他時本不抱太大希望,因為他根本不認識我,也不知道《文學世紀》是什麼雜誌,但他居然一口答應。我自己猜想,可能在作聯紀念舒巷城的特輯上,他有看過我的追懷文章,所以對我有點印象。
那天對他的採訪,印象最深的是從頭到尾,他兩隻腳都筆直架在辦公桌上,上身向後仰起,兩隻手交叉在肚皮上,鞋底對著我。在那一兩個鐘頭內,我就瞪眼看著他那污黑的鞋底,而他居然也沒有改變一下自己的坐姿。
我不知道他的同僚和學生來見他,他會不會都以兩隻鞋底招呼他們,也不知道港大校長和城中權貴來了,會不會也有同等待遇。我與他遠無冤近無仇,他犯不著特意浪費時間,約我去當面羞辱我,所以當時我只覺他是一個被人慣壞的、不懂檢點個人行為的狂狷之士。我曾經上山下鄉,什麼骯髒的東西沒見過?一雙鞋底遮住他的臉,那是他的損失。
訪問內容都忘記了,只記得他說一句話,說自己「有料到」,就可以躺在地上和別人說話,這句話在採訪稿給他過目時他刪掉了,大概覺得太狂妄突兀。在我看來,即使自己真的看別人不起,也大可不必躺到地上和別人說話,那樣豈不是把自己擺在別人腳下?
與我接觸的林行止先生與張五常相比較,兩人的品行天差地別。林先生溫文爾雅,令人如沐春風,與張五常的目中無人,恰是兩個極端。兩人都是人中龍鳳,天姿聰穎,問學精進,事業成功,但個人品行之差別不可以道里計,這與天性有關,也與家庭教育有關,也與自我修養有關。
張五常才氣縱橫,他在國際財經界赫赫有名,他評論各國財經從來都居高臨下,口沫橫飛。我對財經是外行,但有時不得不承認,他真的有一些別出心裁的創見,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他的攝影作品風格強烈,後來又跟上海書法家周慧珺學書法,自稱書法成家了,我不懂,只能說他「八足咁多爪」,沾什麼都可以輕鬆上手。
張五常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是他很早就公開主張,中共應該適度容忍地方官的貪污,因為金錢好處對地方官的工作有激勵作用。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貪腐終究成為中共改革開放的副產品,自此尾大不掉,到今日還在作怪,關於這一點,中共不知應感謝他,還是要怪罪他才好。
因為恃才傲物,張五常也不將國家法規放在眼裡,他後來被美國政府通緝,罪名是串謀逃稅和藐視法庭,因為香港與美國有移交逃犯協定,他長期在大陸居住,自此與香港漸行漸遠。
在香港四十年,張五常是我見識過最狂傲的人。他有狂傲的資本,又念舊情,他學有專精,又興趣廣泛,他對社會有貢獻,又犯法被政府通緝。只能說,他是一個我行我素禀性複雜的人,把人性善惡都發揮到極致,他是香港殖民地時代的特產,這種人以後都不會有了。

喻智官:谁更惧怕“文革”?

作者:喻智官
原载《争鸣》2016年第7期

   
   
    不能轻易翻过去的一页
   
    文革五十周年来临之际,海外媒体掀起纪念反思的热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在中宣部的管控下波澜不兴,一片寂静,直到五月十七日——文革起始标记日五月十六日的翌日,人民日报才发表评论《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同日,环球时报发表《“文革”已被彻底否定》,这是官方媒体仅有的两篇评论。有如人民日报把评论放在不起眼的四版二条,两文的目的都不是探讨文革,更似为文革话题降温。



   两文都重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作出彻底否定的权威定性,”环球时报还轻巧地说“‘文革’那一页彻底翻过去了”。怎么翻过去?《决议》一边彻底否定文革,一边继续维护文革发动者毛的地位,还编造毛被林彪和江青利用的幼稚谎言,如此难以自圆其说的结论没解决,这一页怎么能轻易翻过去?更何况文革中受迫害的民众至今没得到应有的道歉和赔偿,这一页又怎么能轻易翻过去?
   中共愈急于想翻过去,愈说明其想回避这道罪恶的坎,想推拒人民追求真相的诘问,我们愈要解析其中缘由,揭穿他们的用意,不让他们蒙混过关,尤其要弄清,中共为何罔顾《决议》“彻底否定文革”又撇清“毛文革”首恶责任的巨大矛盾,顽固坚守三十五年岿然不(改)动。
   
    中共官僚集团在文革中受重创
   
   中共建政六十多年,搞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迄今没有自我反省否定过任何一次运动,连错划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右派的反右,也只承认扩大化而不肯全面否定,为何单单“彻底否定文革”?皆因其他政治运动都是镇压打击阶级敌人和异见分子,中共各级干部都是运动领导者或执行者,唯独文革,中共官僚集团自身受到重创,从中央到基层的绝大多数官吏成为主要的挨整对象,这是毛发动文革的目的使然。毛的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此不惜搞乱全国,鼓动民众“舍得一身剐,敢把(刘)皇帝拉下马”!并捏造出一个“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以摧毁刘少奇把持的从上到下的整个官僚体系。
   为什么“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老百姓闻风而动一呼百应?学生组织红卫兵,以工人为首的各行业劳工组织造反队,猛烈地冲击各级官僚,除了被个人崇拜神化的毛代表绝对真理,青年学生轻易被蛊惑蒙蔽外,劳工大众是拉毛的大旗做虎皮,发泄对中共领导下的各种现实不满。
   其时正值中共建政十七年了,经济方面,老百姓的生活非但没改善,与“解放前”相比反而倒退;而中共高官,尤其是中央和各省市的巨头,或占用出走的外国人和出逃的资本家留下的豪宅,或新建高级住宅。他们有专用的医院和楼堂馆所,老百姓即使有钱也不能进。他们高高在上深居简出,完全和老百姓生活在两个世界,哪里会了解民瘼,更遑论为民造福。在政治方面,单位里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就可以代表党,谁向书记提意见,谁就是对党不满,甚至反党,就可能遭受政治经济上的惩罚,五七年,许多人就是那样当上右派的。
   文革是天赐良机,有毛的号召在,民众可以名正言顺地造党官的反,上至国家高官及各省市大员,下到本部门领导,没有人不可以怀疑,没有人不可以打倒。
   倒台的中共巨头首当其冲,他们的面具被一张张揭开,街头大字报传抄着他们的种种恶行。他们的政治问题,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什么“三自一包”、“三和一少”,老百姓没几个人搞得懂,但他们腐化堕落的生活激怒了民众,他们骄奢淫逸的丑态,不少都在后来李志绥、陈伯达、戚本禹等人的回忆中得到了印证。
   当时,老百姓走出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不久,对“灾害”时期高官们的“吃相”特别敏感:刘少奇用螃蟹,只食蟹黄,剩下的蟹肉都扔了;邓小平饕餮山珍海味;杨尚昆嗜啖西餐;谭震林的老婆让空军运活鸡;贺龙的两条猎犬都是顿顿大肉;有些高干子弟在学校竟然扔掉蛋糕……一九四九后,老百姓一直被严厉禁欲,发生婚外情,甚至婚前性行为都是大罪,但中共高官却视婚姻为儿戏,甚至荒淫无度:王光美是刘少奇的第六任老婆,此前有三任老婆根本没正式离婚;叶剑英更有“花帅”美名,也有过六个夫人,都是旧人没离又找新人的;邓小平一九五九年摔坏了腿,两个女护士照顾他,其中一个女护士肚子被搞大了……这还是中央高官的丑态,军队和各省市的高官中的许多人也都有一本烂账,不胜枚举。
   看到大字报上的这些内容,老百姓能不恨中共高官么,批斗他们时能不狠么!中共在土改等政治运动中玩过的非人道把戏——抄家没收浮财,戴高帽子批斗游街,如今报应不爽地用到刘少奇、王光美、彭、陆、罗、杨及各地省长、市长及大小官吏身上,他们第一次领教了被压迫民众奋起反抗的威力。
   
    争权如狼,保权如虎
   
   文革遭际是中共官僚集团永远的痛。文革后,老官僚几乎全部官复原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是痛定思痛,反省毛的个人独裁和中共专制是文革的根源,推进必要的政治改革;相反,一面报复性地清算江青集团,清除基层造反派头头及“三种人”,以除后患;一面在失而复得的地位上,争权如狼,保权如虎,定下“让自己的孩子接班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的思维国策。大批红二代进入政商两界,他们互相勾连肆无忌惮。早年,他们的父辈打土豪分田地、搞公私合营,掠夺地主、资本家的财产收归国有;如今,他们以经济改革的名目搞私有化,疯狂瓜分鲸吞国家财产,巧取豪夺经济发展的果实,一个个摇身变为千万、亿万富翁。
   与此同时,文革时的“领导阶级”劳工大众成了弱势群体,他们先是下岗吃低保,如今拿微博的退休金。他们认为毛警惕的“资本主义复辟”了,毛要防止的新生资产阶级出现了。中共坚持高举毛的旗子,不敢公开毛是中共贪腐第一人的真相,更让他们怀念毛的“廉洁奉公”,怀念毛时代的“公平正义”,希望再来一次文革,打倒比文革前腐败百倍的贪官污吏。
   因此,中共官僚集团比谁都明白,民众对他们的仇恨十倍于五十年前,倘若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将遭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他们比老百姓更惧怕文革重演。这就是为什么面对一九八六年底和八九六四学运时,邓小平首先联想(也是故意歪曲妄想)到的就是文革,就是邓朴方那条断腿。他决不允许那样的事再次发生,他要保住自己家族及权贵子孙的福禄,决定大开杀戒,不惜用二十万人头换中共二十年的江山安定。
   二十年后的今天,有赤色基因的红二代习近平继承大统。尽管习近平一开口就是毛式语言,一举手就滥用文革手段,怂恿手下大搞个人崇拜,自任各种小组的组长,抓捕镇压异见人士,逼迫他们在电视上认罪等等,但他这样做的目的,仅是树立权威独揽大权,想当毛泽东第二。至于像毛那样发动文革,他即使有心也无胆,再蠢也知道,今日的中国人早已不是五十年前的愚民了,以他那点威望,如果再来一次文革,不仅他手下的各级官僚被打倒,他自己也将赔进去,中共堡垒也将在愤怒民众的造反大潮下垮塌,中共专制政府也将被人民推翻。他敢试吗?
   
    应当彻底否定导致文革的一党独裁制度
   
   明此事理,我们决不能跟着中共“彻底否定文革”,尽管文革一亿多受害者中绝大多数是老百姓,但历次政治运动,诸如:文革前的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四清;文革后的“严打”、六四镇压、取缔法轮功、近年的打击维权人士等运动,哪一项遭罪的不是普通民众?老百姓在这些运动的受难与文革相比,只有人数多寡之分,伤害轻重之别,并无本质区别。唯有文革,在一部分老百姓受害时,还有一部分老百姓可以“奉旨造反”,“合法”革当权派的命,也就是所谓的“人民文革”。人民有有限的结社自由,可以组织红卫兵和造反队,有有限的言论自由,即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一九七八、七九年的民主墙运动,都是依凭这四大自由才兴起的。因此,利用民主墙打击华国锋的邓小平,一旦看到魏京生的大字报批到自己头上,马上命令在宪法中取缔四大自由,夺走了老百姓自由发声伸冤的唯一工具。
   所以,中共要“彻底否定文革”又不否定毛,不允许民众借否定文革来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套用文革时流行的毛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要彻底否定毛,以及导致文革的中共专制制度,争取真正的更彻底更全面的民主,并最终建立民主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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