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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国 By Zhang Weiguo (非赢利同仁园地,无广告、无稿费,所转文稿如有版权要求请联系博主)
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
蘇暁康:「緩藥」與「血藥」
纽约时报观点:美国左派在犯罪问题上一再犯错
一杯半 2025年04月24日
在凶杀案和其他犯罪急剧上升,引发人们对90年代血腥纽约重现的恐惧后,纽约市的主要犯罪率已开始降至历史低点。
在纽约及全美各地,2020年以来的犯罪率上升之前,进步派推行的政策试验使罪犯与嫌疑人免于监禁,削减了警力规模与执法活动,将更少的违法行为定性为刑事犯罪,并最终侵蚀了公众对左派的信任基础。
当前犯罪率降低的一个原因,尤其是在纽约备受欢迎的警察局长Jessica Tisch领导下,是对常见反警察执法方式的拒绝,增强了执法力度,集中在纽约市犯罪率最高的地区。
但纽约和其他地方的进步派仍在试图消除使警察更有效的工具。
在向犯罪率最高地区部署警力时,帮派暴力是一个核心关注点。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Tisch局长指出,该市约60%的枪击事件与帮派有关。
近期数周内,地方与联邦层级检察机构充分利用警方建立的帮派成员情报数据库,正式对涉及数十起枪击案的大量疑似帮派人员提起刑事诉讼。此类针对性执法战略有坚实证据基础作为支撑。根据2021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在2011至2019年期间实施的帮派集中打击行动,直接促成’纽约市公共住房区域内枪支暴力事件减少了近25%’的显著安全改善。
帮派数据库——基于警官和侦探收集的情报,持续记录疑似帮派成员的个人——是这些努力的核心。正如警察局犯罪控制战略办公室前督察、国家司法研究所学者John Hall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解释的那样,"当帮派成员被枪击时,警官使用该数据库评估敌对关系,预测报复行动,并战略性地部署资源以遏制不断升级的暴力。"
尽管如此,民主党议员和进步派活动人士正在推动废除帮派数据库,就像全国各城市的进步派多年来一直在尝试做的那样。
一个城市如何在没有任何追踪帮派成员身份的手段的情况下解决帮派暴力问题?数据库的进步派批评者对此未作说明。
他们声称,那些被列入此类数据库的人会遭受过度的警方监视、刑事指控,甚至可能面临更严厉的处罚,即使他们实际上不是帮派成员。但被列入帮派数据库本身并不是刑事指控或更严厉判决的独立依据。如果警察更密切地关注疑似帮派成员,也不应被视为骚扰。
对帮派数据库最有共鸣的反对意见可能是,它们主要包含黑人和西班牙裔男性。例如,在纽约市,批评者指出,虽然约60%的纽约人是黑人、西班牙裔或混合种族,但数据库中约99%的人是黑人或西班牙裔。他们声称这是种族主义的证据。
但这与该市已知枪击受害者和嫌疑人中黑人和西班牙裔所占比例大体一致,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2019年至2023年间,所有已知枪击受害者中平均每年95.8%是黑人和西班牙裔,已知枪击嫌疑人中平均每年96.5%是黑人和西班牙裔。纽约市约一半的暴力犯罪发生在仅占全市街区3.7%的地方。
如果警察要对犯罪暴力问题作出回应,他们的努力必须反映这一问题的地理和人口集中性。因此,执法中产生种族差异并非种族主义问题,而是人口统计问题。这也意味着,帮派扫荡行动带来的好处主要集中在警方资源不成比例地部署的社区,这些社区主要是黑人和西班牙裔社区。
在纽约和其他城市,进步派批评者对声音枪击探测技术(如ShotSpotter)也提出了同样的种族主义和不成比例执法指控。今年早些时候,纽约市审计长兼市长竞选人Brad Lander拒绝登记警察局的枪击探测服务合同续约。Lander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建议警察局终止其枪击探测合同。
(ShotSpotter 系统通过在城市高犯罪率区域(如路灯、电线杆等)安装多个高灵敏度麦克风,持续监听环境声音。当系统检测到类似枪声的高强度、短促声音时,会利用三角定位技术计算出声源的精确位置。随后,数据被传送至公司的数据中心,由人工智能算法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确认是否为真实枪击事件,并在不到60秒内将信息发送给当地警方,以便快速响应。该系统的设计初衷是提高警方对枪击事件的响应速度和准确性,减少对911报警的依赖,尤其是在居民可能因恐惧或其他原因未能及时报警的情况下。)
该技术的批评者表示,它效率低下且错误分配警力资源,因为很少有警报能够导致实际枪击的证据。但没有找到枪击证据并不意味着没有发生枪击。考虑到大多数枪击事件都没有报告给911,该技术为警方提供了他们原本无法获得的信息。一项研究发现,使用该技术时,枪击受害者死亡的可能性较小,这表明它帮助警察及时到达受害者身边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在芝加哥,市长Brandon Johnson于9月终止了该市对该技术的使用。当地一个犯罪监督机构的分析随后发现,在以前由该服务覆盖的地区(通常是未报告给911的枪击事件中)发现的42名枪击受害者中,37人是黑人或西班牙裔。
在芝加哥终止使用枪击探测技术的推动在Adam Toledo死亡后获得了动力,这名13岁少年在深夜手持枪支逃跑时被警察射杀。警察是通过ShotSpotter系统被引导到Adam所在位置的。
他的死亡也导致芝加哥限制了徒步追捕,使武装罪犯更容易逃避逮捕,警方更难将他们的枪支从街头缴获。这种政策反应毫无意义。毕竟,证据表明Adam在被杀前刚参与了一起枪击事件。那些枪声触发了警报,将警察引导到枪击事件的确切位置,在那里他们观察到Adam手中仍持有枪支。
警察决定追捕Adam——穿过黑暗的小巷,而且Adam仍然持有武器——这远非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左派根本没有对警察为保护社区居民免受武装犯罪分子恐吓而每天承担的风险表现出足够的赞赏。
值得关注的是,众多纽约州民主党人显示出明显抵触情绪,不愿对该州2019年实施的证据开示程序改革进行合理调整,而该改革对检方施加了极为繁琐的证据提交义务。支持对此项改革进行修正的重要政治与司法力量包括Kathy Hochul州长、该市全部五位区检察长以及警察局,他们认为此类修正将有效遏制因检方无法承担改革所设定的过度程序负担而导致的案件大规模撤诉现象。当前改革规定要求检方必须搜集并向辩方递交大量潜在与案件核心事实关联性微弱的文档材料。数据显示,在2019年改革实施前,案件撤诉率仅为42%;而到2023年,这一比率已显著攀升至62%。
该改革修正方案体现了程序正义与实质效率的平衡原则,构建了三重核心机制:其一,设定辩方律师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对检方已披露证据材料提出明确异议的程序性义务;其二,将证据披露要求精准限定在与具体指控事项存在实质关联性的范围之内;其三,确立’实质损害证明责任’原则,即被告方必须在案件被司法撤诉前,证明检方未能及时披露的特定司法记录确实对其有效行使辩护权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实质性妨碍。
虽然立法妥协似乎已经就位,但进步派民主党人迄今一直在抵制。
好像进步左派对公共安全问题的默认设置是使犯罪成本降低或使法律更难执行。有时候,左派似乎比起关心受害者,更关心罪犯。
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人经常看到左派和右派在犯罪控制上达成共识,即使存在分歧。让我们不要等到情况变得和那时一样糟糕,再向中间回归。
原文 The Left Keeps Getting It Wrong on Crime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4th, 2025
李立三横死之谜:主张工会独立 被毛泽东批判
佚名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刘伯承、陈毅、李立三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开国大典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发言。
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1967年6月22日),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是中国共产党一位领导人,中国政治家,中国工人运动领袖。
李立三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到中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分别在武汉、上海和广州进行工会活动。其中1922年安源大罢工中任罢工总指挥。1925年五卅运动中李再次任罢工总指挥。从1927年起任中共中央常委,1930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他出任中央主要领导期间,推行较为激进的“立三路线”。《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他在1930年6月至9月犯了左倾路线错误,1931年被派到苏联学习,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国时报》主编。1945年当选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回国,历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长、城工部长等职。1948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劳动部部长。1955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第四至八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刘少奇的牵涉受迫害,于1967年6月22日服安眠药自杀。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宣布对他进行平反。
【图略】夫人李莎 (俄语:Елизавета Павловна Кишкина),俄罗斯人。
【图略】李立三曾主张工会保护工人权利、工会独立,被毛泽东批判
经历了千难万险,从安源走出的革命者终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仪式上,刘少奇、李立三分立毛泽东左右。此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李立三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刘少奇以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分管全总工作。但28年前的情景不再——共产党执政后,工会既要维护工人权益又要动员工人奉献,这双重使命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李立三认为,国营企业内部仍然存在公私矛盾,但这种矛盾的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当用公私兼顾的方法加以解决,他“在全国范围内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强调工会要保护工人阶级“私”的利益。
1951年10月,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全总工作存在严重失误和方向性错误。随后,李的职务被解除,以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代之。 1951年12月13~22日,李富春代表中央主持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集中批判李立三的错误。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大上,李立三的劳动部长一职也被免去。
被批判的不止是李立三。新政权建立之初,党的领导人在工会工作方针问题上逐步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1950年7月19日,中南局副书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备成立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工会与行政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前提下,因为彼此的岗位不同、任务不同,所以“具体立场又有所不同 ”。8月4日,邓的报告由刘少奇加了赞同性的“批语”下发,李立三要求《工人日报》当天登载,并说:“群众为什么还要工会?工人认为工会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东北局书记高岗不同意邓的观点,主持写作了《论国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的一致性》,认为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公私兼顾的政策不适用于国营企业。文章上报中央后,刘少奇批示“暂不发表”。李立三受批判后,刘少奇也于1954年2月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作了检讨。
1951年揭批李立三工会路线错误的运动,对毛、刘、李三个老战友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毛泽东来说,发起这场斗争既是当时党内政治形势的反映,也与其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密切相关。共产党既成为执政党,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随之提高,其经济生活水平也高于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站在党的立场,毛高度警觉“工人至上”、工会独立的倾向,绝不允许工会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
1946年回国前,李立三和妻子及女儿英男合影。 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第3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第1排左起:周恩来、李立三、贺龙、陈毅。 李立三“自杀”之谜
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计划继续审讯李立三,同时通知他参加下午还将举行的批斗会。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他身体不好,上午需要休息,下午的批斗会实在也不能参加。造反派做了让步,允许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斗会必须参加!
当天下午3点,批斗会现场就是不见主要批斗对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后,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因故改期……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同时留下遗书一封。
李立三死后,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放出风来说:6月21日李立三与李莎 李立三夫人 在汽车上分手时,他的“特务上级”李莎向李立三发出要他自杀的指令,意图灭口。安眠药是李莎交给李立三的。
然而,那“权威人士”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因为:
其一,据6月21日押解李立三夫妇的常某(批斗李立三联络站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6月22日交代,李立三夫妇在车上的谈话根本没有李立三向李莎要安眠药的内容。
其二,6月21日下午常某押送李立三夫妇上了同一辆汽车,原以为是送他们回家。谁知车行到文津街人民医院附属医院附近突然停下,常某命令李莎下车转到另一辆汽车去,李莎当时根本不可能有要把他们分开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她怎么有机会在这时向李立三下达“让其自杀的指令”呢?在这种情况下,李莎怎么会有可能当着常某的面把安眠药交给李立三呢?
其三,据说,1970年华北局机关干部在追查李立三的死因时,原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又说,“李立三自杀时服的安眠药是他自已早有思想准备,早就带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说法同样毫无根据。
李立三服用安眠药有几十年的历史,这点我们当秘书的(指李思慎)最了解。晚上没有安眠药,他不能入睡。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防不测,我(指李思慎)曾经给李立三的服务员胡玉珍明确提出要求:必须加强对安眠药的保管,每晚只给李立三两粒(这是李立三习惯服用量)。后来,在李立三思想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服二粒安眠药不能入睡,就找服务员胡玉珍要安眠药。胡玉珍对他说,李秘书早有交代每天只给两粒,坚持多要不给。第2天,李立三把我叫去,对着我大发脾气,追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安眠药。我笑着回答说:“立三同志,我这是好意。”李立三向我吼着,“这简直是笑话,几十年风风火火我都过来了,难道还经不起这次考验?你不就怕我自杀吗?自杀是叛党行为,这点我明白,难道我能走上叛党的道路吗?简直是笑话。”表现得很激动。但无论李立三怎么发火,我始终不让步。事后我对胡玉珍更加明确地要求:把安眠药保管好,控制好。这说明,服务员每天给他送两粒安眠药,他每天必须吃掉,不可能不吃或少吃积攒起来。也就是说李立三根本没有自带大量安眠药在身上的可能。
直到1983年,河北省委机关在整党中,又对涉及李立三自杀问题(因一些当事人在河北省直机关)进行过一番追查,同样毫无结果,不能自圆其说。
1980年3月,中央决定给李立三召开追悼大会前,中央组织部让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看了李立三死亡时的医院“验尸报告单”,上面记载:身高1.63米(与实际的1.78米相差了15公分),体重56公斤。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成了又一个谜……
所以,李立三之“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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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翻车指南 24 —— 一个月(下)
上一篇被那啥了,原因一如既往的不详。
个人预计这一篇的命也不会太长,所以能早点看就早点看吧。
万一挂了,我也会转移到zhihu上去。
这是上一篇在zhihu的链接,名字也是佛要跳墙。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0346516/answer/3193631865
很多读者老爷希望我重发一下历史文章、或者怎么综合一下之类的。但兄弟我忙的陀螺一般,实在是没时间打理,只能麻烦大家就这么将就着看看,有一篇是一篇吧。
非常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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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下)
可问题也出在这里,荫昌这辈子虽然都跟军队相关,但主要做的都是沟通、协调、外交斡旋等文职工作。比如从克虏伯家族勾兑采购军火;跟威廉二世的德国政府协商《辛丑条约》赔款;争取普鲁士的军事培训之类。之前提到,炸死革命军蔡德懋的克虏伯75mm野战炮,大概率就是他采购到手的。
辛亥年、戊戌月、葵丑日
宜:造畜棚、修路
忌:诸事不宜
值日星神:玄武、主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