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

刘军宁:长城还在,只是改成了信号

刘军宁  X
@liujunning · Sep 15, 2026




长城还在,只是改成了信号


如果法老今天能来中国考察一趟,我猜他会挺欣慰。技术升级了不少,思路一点没变。

摩西去见法老,开口第一句不是“请善待我的百姓”,是“容我的百姓去”。整场较量压缩成一个动词:去。法老那边的答复也干脆:不行。

有意思的是,他从头到尾没打算杀他们。以色列人跑了以后,他带兵追上去,理由说得明明白白:“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事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翻成今天的话就是:人力资源流失了,谁来干活。

所以暴政最原初的形态,不是杀人,是留人。

不过法老有一点比今天厚道:他好歹是当面拒绝的。摩西求了九次,他驳了九次,次次有回应,虽然回应得很难听。

今年的出入境新规就省事多了。涉及国家安全或者刑事侦查的,可以不书面告知当事人。也就是说,你到了机场,闸机一红,你才知道自己出不去了。至于是谁、哪一级、依据哪一条把你列上去的,不必告诉你。

摩西那会儿还能找法老理论。今天你连该找谁理论都不知道。这算是三千五百年来最实在的一项进步。

执行层级也下沉了。法老手下好歹是宫廷督工,如今县级机关就能办这事。一个县城的科长,动动手就能决定一个人能不能上飞机。

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九节,法老顺手给自己的政策写了一份立项说明:“要把更重的工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

这句话值得裱起来。一句之内两项措施:让他们忙到没空想,让他们听不见外面的话。而摩西带来的那个消息,被定性为“虚谎的言语”。

三千五百年过去,同一套组合拳:996耗掉你的精力,防火墙隔掉你的信息,最后把隔掉的东西统称为“境外敌对势力的造谣”。连措辞的结构都懒得换。

法老当年只是加重劳役,今天更进一步:翻墙这件事本身,已经从技术问题变成了法律问题。个人装个VPN看看外网,可以处罚;卖VPN的,可以入刑。

法老的直觉其实很准。一个听得见不同于法老声音的奴隶,已经不完全是奴隶了。

新规里最见功力的一笔,是把科技从业者列入边控范围,理由写的是“技术安全”。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的头脑是国有资产。

法老要的是砖,今天要的是芯片。法老清点的是砖窑的产量,今天清点的是工位上的人头。格局上,法老到底还是小了,他只想到了人的手,没想到人的脑子也能算固定资产,出境属于资产外流,得报批。

财产被没收,好歹还剩一个人。人被扣下,就什么都不剩了。

至于墙,得说句公道话。墙真正的危害不是让你看不见真话,是让你分不清哪句才是真话。法老的术士也能把杖变成蛇。那一幕的政治功能不是证明术士比摩西厉害,是让百姓看不出哪个是神迹、哪个是戏法。

清教徒离开了英格兰,胡格诺派离开了法国,门诺派离开了欧陆。西方那些最要紧的制度成果,基本都是出走的人在别处盖起来的。五月花号公约签署于一条已经离港的船上。假如当年英格兰也搞出境审批对新教徒边控,那份文件压根不会存在。

退出的权利,实质是同意的权利。走不了的同意,不叫同意,叫认命。

今天的“润学”这两个字本身就是一份民意调查,而且抽样范围比任何官方问卷都广。

还有一条律,几乎没有例外:政权开始焊门的时候,从来不是它最强的时候

柏林墙建于1961年,不是因为东德兵强马壮,是因为人在漏。苏联的出境签证,朝鲜的边境封锁,道理都一样。改革开放头三十年,中国的门是越开越大的——那时候没人担心人才跑了,因为人才在往回走。

所以出入境管制与取缔VPN这两道新政与其说是肌肉展示,不如说是一个晴雨表。真有底气的政权,不必焊门。

边控锁得住肉身,但防火墙拦不住思想。

(@baodiantimes)

李承鹏:徐湖平安全落地了(附:论爱国及《南京博物院之官人我要》)



徐湖平安全落地了。南京博物院的事判决如下:徐湖平利用担任常务副院长、院长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承接工程、促成商业合作等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那些国宝级文物的事儿没提,提不得。在中国,要当官就得当大官,到了一定级别,好多事儿就不算事儿了。 所以金瓶梅是一部伟大作品。




李承鹏(大眼哥) X
@dayangelcp · Dec 30, 2025


李承鹏最新文章:论爱国及《南京博物院之官人我要》


到了年底,没想到被一个画面给震撼到了:


爱国主义相声艺术家姜昆带领一群老艺术家,在洛杉矶豪宅拉着手风琴深情演唱《我和我的祖国》,夕阳,圣诞篝火,永不结冰的泳池……冷不丁地,像看见洪承畴在盛京拉着满清的二弦子,吟唱《我和我的大明》。


姜昆反复辟谣,却被反复证实,人们说姜老师终于创作出此生最好的相声。拿绿卡住豪宅过洋节没什么问题,但大力呼吁“中国人抵制圣诞节”、写数千字长文缅怀抗美援朝,你却坐拥美国绿卡、豪宅还把女儿留在美国读书工作定居,这“含夹量”就太高了。


这国有个不可能三角定理:正直,有钱,真爱国。正直的人怎么可能有钱,有了钱,哪能真爱国。你看在洛杉富人区住了多少贝勒、格格、衙内,开超跑住豪宅喝名酒,并不关心同胞。他们的父辈却在国内教育人民要爱国,抵制外来文化入侵……都不用去大峡谷,就能瞻仰有多分裂。


爱国越来越神经病了。为了抵制文化入侵,有些地方用鳌拜替代圣诞老人。但鳌拜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满清人哪,留辫子、穿马蹄袖,妥妥的外来文化入侵,且此鳌拜用的还是徐锦江的《肉蒲团之官人我要》版本。警方刚颁布了“私人之间转发不雅视频也是违法”,曲线爱国的群众,别一不小心搞成了聚众淫乱。


到了年底,朋友们按例催更年度总结。但今年真不想写了。刚想写小洛熙被医生害死,想起去年说过宜昌“黄疸入脑窒息致新生儿死亡”。刚准备鞭挞炫富天价耳环的黄杨钿甜,发现去年周公子、北极鲶鱼已被鞭过尸。贪官年年有,器官常常少。杭州早在2011年就喝了粪水,15年前云南鹤庆就因为污染导致89名儿童血铅超标。至于江油,你想想更波澜壮阔的翁安十万人民上街差点把县衙门烧了……


没什么好总结,每一年是上一年的轮回,我们被锁死在某个日复一日情节雷同的系统,困在算法里,这个算法就是:温水煮青蛙,我们要爱国。


倒也有些亮点试图打破算法。除了姜昆圣诞放歌,就是南京博物院,最大亮点不是几幅字画被掉包,而是让大家看见那套行云流水的体系。庞家后人回忆:“当年文化局官员带了一大群人来我家,说庞家一向爱国的啊……”先用“爱国”动员你捐画,再找专家鉴为赝品,院长儿子低价收购“赝品”,左手递右手,市场高推。我看过一次拍卖,高潮部分,买家长跪不起痛哭流涕“与祖国失散多年的文物终于回来了,花再多的钱,我也要表达赤子之心”……后来才知道,这套表演体系他们玩过多次,半月板都磨损了。有时就由博物院高价收回。


看过《金瓶梅》就知道,“雅贿”。领导就喜欢字画。找个懂事的专家把那幅苏东坡鉴为赝品。“不值钱,高仿”。领导目光如炬,心知肚明。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靸仙人,南京纻缎,金碧交辉……太师却道:“礼物决不好收的,拿回去”。慌得来保叩头说道:“都是些不值钱的小东西,小的主人西门庆,进献给老爷去赏人”。太师道:“既如此……朝廷赐了几张空名告身,我安你主人做个理刑副千户,顶补千户贺金的员缺。”


来保叩谢:“小的家主举家粉首碎身,莫能报答!”


《金瓶梅》就伟大在把蝇营狗苟写出人性光芒,把殿堂写出了叫床。流转至今,当然有“老子下馆子都不给钱,吃几个西瓜算什么”的粗暴玩法,“杨卫泽市长有一次到博物馆视察,看上一件瓷花瓶,直接安排手下人拿走。博物馆负责人只好把这件瓷花瓶以破碎为由报销处理。”


格局差了,没有上升到家国情怀。


庞家后人又回忆:“曾国藩的曾侄孙女曾昭燏院长也来到我家,说蒋介石把很多国宝带去了台湾,现在国家有难,你们要鼎力相助”。看,以爱国的名义就不是打劫,而是支援国家建设。昨天刷“听海频道”:1953年,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私人作坊收为集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金融国有)。就是说十年间,捐土地、捐工坊、捐公司、捐银行,顺带捐点字画算什么,你不捐,怎么证明你爱国。


公有制是最坏的私有制,最坏的私有制也比公有制好。打着爱国旗号,到头来,都是官人我要。


刚看到一段:当年蒋介石想看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板着脸,让陈布雷打条子承诺“必须一个月内归还”。陈布雷气得扭头就走,回去抱怨:“什么人一个月看得完《二十四史》,存心刁难”。蒋介石苦笑:“不是刁难,是明摆着不借给我”。


后来马衡送来一部商务印书馆的《二十四史》,说:“蒋先生要的书我送来了,若只是想看书,就是这个,若必须是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那就是别有图谋”。如此公然犯上,有人建议拿下马衡。蒋介石却说:“故宫文物,只可马衡,国宝由他保管,国人放心。”


联想起南博的姚迁因追要领导“借走”的字画,身败名裂,上吊自杀。蒋介石也不把马衡搞倒搞臭抓进监狱,几幅画都抢不过来,怪不得江山也丢了呢。只是我们已不好意思再说“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把大量国宝偷运到台湾”,台北故宫的国宝,是一个都没少的。


不妨事,打下台湾,一切都是我们的。


故宫创始人吴瀛捐了241件文物,仅剩170余件。宋徽宗的《鸲鹆图》,南博和底特律美术馆竟各有一件……网友眼尖,说那些文物不经细看的,库房里箱子也不敢打开细察。就是玻尔的“观察即塌缩”理论。是啊,中国文物具有波粒二象性,你观察了,就是赝品,不观察,就是真品。


还是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未雨绸缪:“南博跑出去一条狗也是可以查到出处的,但文物这东西不好说,不要太在乎真伪。”


大门上明晃晃写着爱国,走进库房,满眼却是盗国。那不是博物馆,是后宫。


康生喜欢上故宫的一方唐代陶龟砚,就“借走看看”,并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他也意识到不能明抢,有一天看上了黄庭坚《梅花三咏》,当即掏出5元钱,豪爽地说“我也不能犯纪律,这画我买了”……


还是让我们谈谈爱国吧。中国爱国史上有个反面人物,被余秋雨口诛笔伐的敦煌王道士。他其实是个好人,一路逶迤来此地修行,修缮时忽然发现大量经书画卷,步行百里上报知县,无果。又心急如焚去找道台、找学政,最后上书慈禧老佛爷,均无果。眼见这一路过去,每一级上报,就会少一些文物,苦闷之际遇上斯坦因、伯希和这两个懂行的老外。老外惊为天物,表示出钱买走。急于筹钱修缮的王道士,这才答应……这才有了敦煌文物的幸存。对了,老外没有将文物占为己有,他们不是强盗而是探险家,按协议全部上交给了英国,最终保护了文物。


还有多少人说“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笑着离开大英博物馆”。


王道士晚年很后悔,喃喃说要是当初把东西全卖给伯希和,该多好,也不会被哄抢被损坏了。


大家总爱说这是缩影、那是缩影,其实文物才是一个国家的缩影。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平生两大爱好,爱文物,爱国。1936年,听说中华第一帖《平复帖》将被转卖英国,他急以4万大洋抢购陆机墨宝。焚香供帖,如奉神明。有人觊觎此帖将他绑架,他宁死不从,并告诉妻子:“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生生被绑了八个月,绑匪只好将赎金降至40万,这才脱身。


后来他听说传世最早的山水画《游春图》,将以800两黄金卖给外国人,怒斥:“谁转手洋人,谁就是千古罪人!”当即卖掉宅子(李莲英旧宅),换了千两黄金,仍差20两,妻子潘素摘下首饰补足,这才留住国宝。蒋介石曾提出,愿意买下这幅《游春图》。张伯驹毫不犹豫拒绝:“贵贱不卖!”


1956年,新中国号召认购公债。已负债累累的张伯驹为了支持建设新中国,将一生珍藏的8件顶级书画捐给了国家,那份清单烁古震今: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赵孟頫《草书千字文》……个个是故宫“镇院之宝”。文化部长茅盾颁发20万奖金,他婉拒,慨然道:“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


张伯驹捐了半个故宫,后来还是被批斗,在操场当众下跪,沿跑道爬行,拎着铜锣到人民广场边敲边喊“我是大右派,我是牛鬼蛇神”。让我震撼的是,原以为张伯驹会形容槁木,神情萎顿。后来看了炎黄春秋写的一段……“嗯嗯!”张伯驹欣然应允,眼中光芒一闪,他那原本僵直的身躯也瞬间活跃起来,接过那铜锣和小锤子,轻快地踏出门去。街巷回荡着那阵阵锣声,以及“我是大右派”……


最后,84岁的张伯驹生命垂危,因“级别不够”只得挤在八人病房。在污浊空气和病人呻吟中,他喃喃重复李白《上阳台帖》:“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那是他捐给毛泽东的。等女儿终于拿到转院批令时,他已撒手尘寰。


我觉得张伯驹也是顶级文物。器物是死的,留在上面的故事是活的。作为直隶总督的儿子、袁世凯的表侄,翩翩浊世佳公子,倾家荡产为祖国,落得个跪操场、爬跑道,最后竟对惩罚熟练自如,眼里光芒一闪,接过铜锣,轻快地踏出门去……这里面都发生了些啥啊,吉林农场有基因改造组吗?


所以南京博物院这事儿,我们讨论的到底是文物,还是有个东西决定了文物。讲个结局,坚决反对将文物运往台湾、力劝把个人藏品捐给国家、因表现优秀当上南博院长的曾昭燏,后来政治压力也大了起来。


1964年12月22日,看完病后的她跟司机说:“去灵谷寺散散心吧”。


司机把她拉到灵谷寺。她下车时贴心给了司机一包苹果,要司机等她。那天她一个人上了灵谷寺,上了塔顶,跳了下来。


陈寅恪为其写了首悼亡诗: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他是了解里面发生的事情。


所有的文物,背后都是人物。不是贩夫走卒,轮不上仓库管理员,必须是通天入地的天龙族。


忽然间,一直独家报道南京博物院事件的亚洲周刊就炸了号。此前,它被令删除所有报道,留下一段藏头诗“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就是“春画未还”。


博物院水有多深,像海一样深。


金瓶梅又说:只怕睁着眼儿的金刚,不怕闭着眼儿的佛。


散朝。


李承鹏/文

八九学生集体声明:支联会不在了,我们还在

王丹   
@wangdan1989 · Sep 6, 2026
9月11日,香港高等法院依据港版国安法,判处支联会前领导人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 “煽动颠覆国家” 罪名成立,三人分别被判刑5至7年。 作为1989年学生运动的亲历者,我们强烈谴责这一判决,这是中共当局掩盖六四屠杀罪行,否定历史的又一例证。 支联会于1989年学运期间成立,为支援北京学生做出了巨大贡献。六四屠杀之后,1990年至2019年,支联会连续30年坚持举办维园烛光集会,守护六四记忆,传承历史真相。2021年,港区国安法颁布之后,支联会在压力下被迫解散。 每年六月四日,维园数十万人的烛光,是对屠杀死难者最好的缅怀,八九学生永远感谢支联会为纪念六四付出的努力。 从1989年到今天,我们始终面对着一场记忆与遗忘的搏斗。六四已经过去三十七年了,但死难者的冤屈依然没有得到昭雪,正义依然没有得到伸张。只要真相一天没有大白于天下,我们就会坚持下去,守护这份历史记忆。支联会不在了,我们还在。 最后,我们呼吁中共香港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李卓人、邹幸彤、何俊仁。就像邹幸彤大律师法庭所言,追求民主无罪,他们所做的一切,一天牢也不应该坐! 八九学生:  王丹 吾尔开希 郑旭光 张伯笠 王超华 童屹 方政 刘俊 李恒青 赵常青 李兰菊 陈破空 金岩 赵昕 唐恺 邬萍晖 余厚强 2026.9.15 几点说明: 1. 昨天与一位原八九同学交换意见, 我们都认为, 香港支联会三君子案, 最应该站出来声援的, 就是当年的八九学生. 因为三君子守护的, 正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 某种程度上说, 他们的义举是八九精神的延续, 而几十年来支联会举办的维园晚会, 更是我们能够坚持下来的精神支柱之一. 今天他们为了声援我们而付出代价, 我们是最不能保持沉默的一群人. 2. 起草了声明稿之后, 我辗转难眠, 从凌晨2点开始, 一一跟一些联络较多的原八九同学联系, 征集联署. 到早晨9点, 就已经拿到十六位同学的签名, 没有人有半点犹豫, 可见大家的内心都有同样的愿望, 愿望也同样的迫切. 3. 由于时效关系, 也由于个人联络范围有限, 第一批联署名单如上. 在此, 我们也呼吁更多的当年参加过八九民运的同学们, 请你们继续联署! 希望有更多的人站出来, 向那些为了守护我们经历过的那段历史的记忆, 而付出巨大代价的香港人, 表达我们的敬意; 让他们知道, 我们永远与他们站在一起!

陶傑:英國歐洲民意開始逆轉反移民

 作者臉書 2026-9-16

英國歐洲民意開始逆轉反移民,左翼指責這是「分化」(divisive)。但若時時強調「文化多元」、繼而叫少數族裔尋找「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就開始了社會的分化。
人類學家認為:人類的起源在非洲,黑人是所有人的祖先。二十萬年前,有一股黑人離開非洲大陸,向外遷徙,由歐洲一路遠征到中亞西亞。遠離非洲的那一股,遇到了寒冷的氣候,不需要皮膚的黑色素抵禦猛烈的陽光,膚色逐漸變淺,演變為歐洲的高加索白人,與亞洲的蒙古利亞裔。
留在非洲的,繼續狩獵;離開非洲的那一批,生存的風險增加,順應氣候的四季,逐漸學會畜牧與農耕。膽敢離開非洲出走的那批黑人,創造了文明,而不是留在非洲的那些。
畜牧馴化了動物,農耕的經驗創造了農業。在小麥與牛羊之間,出走的人,又學會了貿易,有了經濟。自然氣候有風雲雷電,走出非洲的那一支人類,於是也有了神話與信仰,後來更有了航海。
今日的爭論,是二十萬年前人猿進化為「智人」(Homo Sapien)之後,地球的地理與氣候環境決定的。不同的膚色,衍生了不同的種族(race),但同一種族,因為文明與文化的分道揚鑣,又衍生了不同的民族(nation)。華人、韓國人、日本人,屬於同一種族,卻是不同的民族。而民族又各自聚建為城邦,希臘與羅馬。後來形成不同的「國族」(nation-states),是近二百年的事。
左翼不斷呼籲西方國家的少數族裔,如非洲黑人、伊斯蘭移民、印第安人,擺脫本來屬於一個國家憲法的公民意識,尋找自己的「文化根源」(cultural identity),這種呼籲,本身已經是一種分化。
天下本無事,或天下不同的國族之間本來就有利益衝突,如同貧富之間,也必有利益衝突。人聚在一起生活,必定有利益衝突。一旦將這種衝突變成意識形態,就有如撒旦引誘夏娃吃了禁果,擁有了「意識」。有人從中將意識進一步僵固成「意識形態」,就升級為鬥爭與內亂。
馬克斯主義者最擅長分化:資本家和工人階級、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無產階級應該摧毁資本家。家長是家庭的壓迫者,子女應該反抗;因此家庭倫理也是一套鎖鏈,要以絕對的無神論與無政府主義反抗。
納粹也擅長分化:日耳曼的阿利安人與猶太人,阿利安人種最優秀,應統治歐洲,要滅絕猶太人。
但馬克斯主義者的分化,比納粹的種族分化更擅於道德和公義的偽裝,分化得更精細、更多花樣:除了財富貧窮的分化、還有婚姻與獨身的分化、異性戀與同性戀的分化、男女雌雄性別的分化、生育和墮胎的分化、白人和有色人種少數族裔的分化、語言詞𢑥的分化。本來沒有事的,或本來是小事,被左翼一插手分化,就處處對立和分裂,醞釀和散播的仇恨,比納粹德國更為廣泛深遠。
例如,Mandarin 這種語言,在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時代,統稱為「國語」,Mandarin。共產黨硬要改稱為「普通話」(Putonghua)。國語和普通話,本來是同一回事,但共產黨強調:「國語」是蔣介石國民黨的詞彙,應予棄用 。多族共存的新加坡獨立建國,不想捲入這種政治爭論,Mandarin在新加坡,由另行叫做「華語」。
於是無端端,「國語」相對於所謂「普通話」和「汉语」,就帶有政治分化味道。「你會說國語嗎?」與「你能說普通話嗎?」無端端就暗示了台灣與大陸兩種「身份背景」。「香港人的普通話永遠說得不好」、或「台灣藝人的普通話有台灣腔」,就變成了一種「政治拷問」,漸漸你說話的口音,說的是普通話還是國語、說話捲舌與否,在小紅書排山倒海的「拷問」之下,就匯聚成「你到底是不是中國人」的情緒咆哮與獨統政治審判。
本來不敏感的事,通通變成「敏感」。敏感導致自我審查,你一自我審查,就拱手讓出了空間,左翼的馬克斯主義者就毫不客氣地佔領。今日美國自從奧巴馬後的左膠化,病毒感染的疆域越來越大,正因為大多數人的沉默。
有時一方氣勢洶洶的糾纏拷問,另一方當然會反抗。於是英國和德國的白人反抗了。於是台灣那邊尋找「文化身份」,另找出了台灣人、閩南人、台語、高山族(在台灣今日一定要叫「原住民」)、阿眉語,凱達格蘭、玻利尼西亞,找出了「自古以來」之前,更古更古,「我與你就是不一樣」的人類學證據。
在這方面,英國改革黨如果是「極右」,那麼台灣的民進黨又是什麼?
香港的下一代民主派、黃絲,在大陸的欺壓之下,也尋找強調「香港人身份」,茶餐廳港產片、殖民地街道名、粵語。香港的BNO黃絲人士,若出走英國,不票投改革黨,難道應投給「包容」英國伊斯蘭化的綠黨與工黨?
倫敦與伯明翰街頭,看見周圍都是中東人,英國本土白人的不快與抗拒,不也正與香港本土派看見香港街頭四處都是「普通話」的感覺相同?
這只是基本的邏輯思維。很不幸,香港式的綜合政治幼稚病,三十年從無進步。
因為左翼最擅長迷惑的理論、意識形態、挑動分化與衝突,「建構」這個、「論述」那樣,這個「主義」,那個「話語權」,將人類社會本來自然產生的利益衝突,進一步激化、精緻化,令你每天二十四小時就活在分化、分裂、猜疑、衝突、鬥爭中,本來和諧正常的社會,都會被左翼攪成個個「覺醒」、咆哮叫囂虛無口號中,人人抑鬱狂躁。
其中最令人迷惑的,就是到底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法國大革命之前,皇室貴族、僧侶、平民,本來就有三個階級。印度至今,也有婆羅門(祭司)、剎帝利(貴族)、吠舍(商人)、賤民的種姓之分。這是社會千百年歷史形成的「差異」(differences),一旦有一隻手伸進去攪拌,就變成「對立」,迅速升級,最後必以暴力解決。總之他要消滅你。與阿蓋達伊斯蘭國等組織,其實殊途同歸。
賊喊捉賊的左翼,指責川普、共和黨、基督教、保守黨、英國改革黨、德國AFD鼓吹種族主義引起分化,其實左翼自己靠分化起家,靠分化挑動鬥爭,在鬥爭中搶佔道德高地,最後目的是奪權。
人類文化有高低之分、文明與落後之別,這是上帝創造地球遺留下來的錯誤。西方文明對此有三大解藥:第一是雅典的理性精神,第二是基督教的愛心信仰,第三者是人權契約。但在經濟生活中,卻永遠需要槀價勞工成本,如何能完全消除?除此之外,其他一切虛假道德包裝的意識形態,全部是毒藥。
一切爭論,什麼是左、什麼是右?迷惑人心,歷史與文化的演進,非常複雜。若不了解詳情,不要跟隨錯誤的潮流,也不必迷信AI,最終只能歸納為一個神學的問題:上帝與撒但,你到底選擇哪一邊?

👇圖:我近日在非洲的一次二十萬年尋根之旅,與一群比「自古以來」更古、我的遠古祖先小朋友團聚。👇

****遠離愚昧,陶傑披藏:

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

余茂春 | 中共垮台之後:自由世界準備好了嗎?

  作者:余茂春 (Miles Yu)

A gathering in celebration of the 105th founding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held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on July 1, 2026, in Beijing, China. (Getty Images)


中國帶給世界最大的戰略挑戰,或許不是中國共產黨成功之後會發生什麼,而是它一旦突然失敗、垮台之後,世界將面臨什麼。
幾十年來,西方的對華政策幾乎完全建立在一個基本假設之上:中共將長期存在,成為國際政治中的永久因素。因此,我們研究如何遏制其軍事擴張、反制經濟脅迫、保護關鍵科技與供應鏈、保衛台灣,以及與北京爭奪全球影響力。
但我們很少認真思考另一種可能:如果中共不是逐漸衰落,而是突然垮台呢?
這是一種危險的想像力缺失。
歷史一再證明,看似牢不可破的獨裁政權,往往會以驚人的速度突然消失。1989年,東歐六個共產政權在幾個月內相繼垮台。象徵冷戰分裂的柏林圍牆幾乎一夜之間倒下。兩年後,曾經不可一世的蘇聯也從世界版圖上消失。
正如哈德遜研究所《共產主義之後的中國:為後中共時代做好準備》(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報告所指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歷經危機而存續至今,但世界上統治時間最長的共產黨專政政權,以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突然崩潰,絕非不可想像。
而它的後果將遠遠超過中國本身。
中國擁有核武器、世界規模最大的常備軍之一、龐大的安全與情報機構、先進的生物實驗室、巨型國有企業、重要金融機構,以及深度嵌入全球經濟的供應鏈。一旦中央權力突然瓦解,軍事、金融、人道、政治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危機可能同時爆發。
誰來控制核武庫?誰指揮解放軍?武警、民兵、國家安全部以及龐大的國內監控機器由誰接管?誰確保危險生物設施的安全?誰防止地方軍事指揮官或安全首腦割據一方、演變成軍閥?
人民幣怎麼辦?中國的銀行、國家債務、國有企業、外匯儲備以及數以兆美元計的國內資產又如何處置?
政治問題更加棘手。
西藏、新疆會發生什麼——種族復仇,還是立即宣布獨立?香港何去何從?新政府如何處理台灣問題?近一億名中共黨員如何處置?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時代留下的政治罪行——天安門鎮壓、宗教迫害、大規模監控、強迫勞動以及其他侵犯人權行為——如何調查和追究,同時又避免讓正義變成復仇?
這些問題不能等到中共垮台之後才開始思考。到了那一天再準備,可能已經太晚。
20世紀政權轉型最重要的教訓,就是準備決定成敗。
波蘭進入1989年轉型時,已經具備俄羅斯後來明顯缺乏的一項條件:一個有組織、有能力成為替代性政治合法性中心的公民社會。團結工會經過多年努力,建立起知識分子、工人、經濟學家、律師、神職人員和政治活動人士組成的龐大網絡。
在共產政權真正倒下之前,與團結工會有關的經濟學家已經開始認真討論貨幣穩定、財產權、市場制度和經濟轉型。後來的巴爾采羅維奇改革雖然迅猛而痛苦,卻並非在政治真空中臨時拼湊,而是建立在有組織的反對力量、社會合法性以及相對清晰的制度方向之上。
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七七憲章」以及長期存在的異議人士網絡。他們多年來一直思考人權、政治責任、歷史真相以及政府統治的道德基礎。因此,當共產黨政權崩潰時,這些網絡立即為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和公民論壇提供人才、互信與政治合法性。
東德也是如此。當政權開始解體,反對派與正在瓦解的舊體制迅速成立「中央圓桌會議」,處理自由選舉、解散秘密警察、民主轉型甚至制定新憲法。1989年12月7日第一次會議召開時,便成立了起草新憲法的工作小組。
這些轉型並非沒有痛苦。真正的教訓是:成功的後極權重建,需要在舊制度倒塌之前,就準備好人才、制度、原則和方案。
俄羅斯展示的則是另一條道路。
蘇聯崩潰時,俄羅斯沒有成熟的民主制度設計,沒有足以承擔治理責任的獨立公民社會,也缺乏具有廣泛合法性的國有資產私有化制度與穩固的憲政共識。
結果,經濟改革與政治上的臨時應變糾纏在一起。國有財富迅速落入少數寡頭手中,國家制度持續弱化,最終又走向如今的民族主義威權統治。
普丁並沒有恢復蘇聯共產主義。他利用的是蘇聯共產主義垮台後留下的制度廢墟。
烏克蘭同樣繼承了腐敗網絡、寡頭政治和薄弱的國家制度,此後數十年一直艱難地試圖建立一個更加民主、更具問責性的國家。
這些經驗提醒我們一個最基本的事實:獨裁政權的死亡,並不等於民主制度的誕生。
中國一旦發生同樣的劇變,規模和後果都將大得多。
因此,哈德遜研究所的報告把「後中共時代」規劃視為一項戰略準備,而不是政治幻想。它提出的問題包括:如何確保危險設施和戰略武器安全、穩定金融體系、處理國有資產、重組解放軍與安全機構、保護弱勢群體、開放秘密警察檔案、建立真相與和解機制,最終啟動新的制憲進程。
美國在這方面既有特殊責任,也有特殊能力。
1945年之後,美國沒有在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戰敗後慶祝勝利,然後一走了之。美國與盟國以及德、日兩國人民一道,解除軍國主義體制,重建國家制度,恢復經濟,建立憲政政府,最終使兩個昔日的軍國主義獨裁國家成為繁榮的民主國家和美國最重要的盟友。
日本戰後的占領改革尤其明確地以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為目標,並協助建立延續至今的憲政秩序。
因此,美國現在就應該開始準備。
這不是要替中國決定未來,更不是要把一個美國設計的政府強加給中國人民。中國的未來,只能由中國人民自己決定。
但美國、日本、台灣、歐洲、澳洲、南韓、印度以及其他民主國家,都有重大的自身利益確保中共統治一旦崩潰,不會立即演變成內戰、核武擴散、金融崩盤、種族復仇,或者另一個獨裁政權的誕生。
華盛頓應建立一套常設的跨部門「後中共時代」應變規劃機制,並與盟國、中國民主人士、經濟學家、憲法學者、異議人士、宗教領袖、海外華人社群以及轉型正義專家共同思考各種可能情境。
必須預先準備的事項包括:確保核武器及其他戰略武器安全;維持基本公共服務;穩定金融市場;保護政府和秘密警察檔案;防止大規模報復;解散政治警察機構;使軍隊脫離共產黨控制;建立合法透明的國有資產私有化程序;追回被侵吞的公共財產;建立真相與和解機制;以及協助中國公民建立新的憲政秩序。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國有資產問題。
俄羅斯的經驗證明,沒有民主合法性的私有化,很容易從「全民所有」變成「權貴所有」。 如果中國數以兆美元計的國家資產在政治真空中被黨政權貴、軍方將領、安全部門首腦或既得利益集團瓜分,一個新的寡頭體制可能在舊共產體制的廢墟上迅速形成。
那將不是自由中國的誕生,而只是另一種獨裁制度的開始。
因此,後中共規劃的目標絕不是設計一個「美國式中國」,而是盡可能為中國人民創造條件,讓他們自己建立一個自由、和平、實行法治與憲政的中國。
冷戰期間,西方花了40多年研究如何遏制和戰勝蘇聯共產主義,卻令人驚訝地很少認真準備:如果有一天共產主義真的垮台,第二天早晨該怎麼辦?
我們當年的幸運,在於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中歐其他國家的人民,早已替自己做了大量準備。
下一次,我們不能再把歷史寄託於幸運。
中共可能還會統治幾十年,也可能像1989年的東歐共產政權一樣,以幾乎所有專家都來不及預測的速度突然瓦解。我們不知道那一天何時到來。但是歷史沒有給我們第二次措手不及的藉口。
為「共產主義之後的中國」做好準備,不是「政權更迭」政策,更不是鼓吹混亂。恰恰相反,它是為了防止一個獨裁政權的終結演變成更大的災難。
這是自由世界為21世紀最具重大後果的政治突發事件預先買下的一份戰略保險。
附: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后中共設計”報告全文在此自由下載: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China+after...

谁才是“人民公敌”?马斯克与索罗斯背后的媒体双重标准

 来源:斌闻天下  2026-9-16

有意思的是,在今天的西方舆论场,一个亿万富翁究竟会被描述成企业家,还是民主的威胁,似乎并不完全取决于他有多少钱,而取决于他把这些钱和影响力用在了什么地方。

埃隆·马斯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造火箭、造电动车,后来又买下社交平台,并且越来越公开地谈论移民、边境、生育率、言论自由以及西方社会的未来。

于是,一些媒体和评论人士开始用非常严厉的语言描述他。有人称他“极其危险”,有人把他塑造成欧洲政治的“敌人”,甚至把他的政治影响力描述成一种足以威胁民主制度的力量。

问题其实不在于媒体批评马斯克。一个拥有巨大财富、商业帝国和社交平台的个人,当然应该接受公众监督。马斯克也绝不是不能被批评的人。他的言论、商业决策以及政治介入,都可以被质疑。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亿万富翁影响政治”这件事情,在不同的人身上,会得到完全不同的道德解释?

这就不得不提到那个所谓的金融大鳄索罗斯。索罗斯以及其相关基金会网络长期资助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媒体项目、司法改革、移民权益和所谓公民社会项目。那些左媒和左翼支持者认为,这是推动开放社会、民主制度和人权的重要方式。

当然,这些项目并不因为获得基金会资助,就自动变成坏事,而问题同样应该反过来问:如果私人资本可以通过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倡议团体和公共政策项目长期影响社会,那么这种影响力是不是也应该接受同样严格的审视?

如果马斯克因为拥有巨额财富和巨大平台,就被认为可能对民主构成危险,那么同样拥有巨大资源、并且长期介入公共政策的其他亿万富翁,也应该面对同样的问题。

这才是我觉得最值得讨论的地方。

真正奇怪的,并不是马斯克受到批评,也不是索罗斯受到支持。真正奇怪的是,同样是私人财富进入公共领域,有些人的行为被叫作“政治干预”,另一些人的行为却更容易被包装成慈善、民主、和公民社会。

区别究竟在哪里?

也许答案并不复杂。马斯克的影响力非常容易被看见,他直接讲话,直接发帖,直接表达政治立场。他买下社交平台之后,更是把这种影响力摆到了所有人的面前。

这种权力很粗糙,也很透明。你知道是谁在说话,也知道他说了什么。

而另一种影响力则完全不同。它可以通过基金会、大学、NGO、法律项目、研究机构和倡议组织进入社会。资金流向可能很复杂,参与者也很多,最终产生的政策变化甚至未必会被普通人意识到与最初的资助者有什么关系。

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方式一定更坏,但至少,它同样值得被问责。民主社会真正应该警惕的,不应该是哪一个亿万富翁,而应该是任何私人权力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获得过大的公共影响力。

这才是一个一致的标准。


如果今天我们认为马斯克有钱,所以他的政治观点必须接受更严格的审查,那么这个原则就应该适用于所有人。

如果我们认为私人资本参与公共政策是民主社会正常的一部分,那么同样应该适用于马斯克、索罗斯以及其他任何富豪。

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政治观点符合主流媒体的价值观,就把他的影响力解释成“公益”;也不能因为另一个人的观点挑战所谓的主流媒体,就把同样的影响力描述成危险。

否则,所谓的民主价值最后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站在我这一边,就是公民社会;站在另一边,就是对民主的威胁。

这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

我并不认为应该把马斯克塑造成一个完美人物,也不认为索罗斯做过的所有事情都应该被否定。但如果西方媒体真的相信权力需要监督,那么这种监督就不应该只针对自己不喜欢的人。

亿万富翁可以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基金会也可以支持不同的社会议题,企业家可以参与公共讨论,慈善家也可以资助自己认同的事业。但规则必须一样,否则,问题就不再是“马斯克是不是危险”,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在讨论私人权力本身,还是只是在讨论哪一种私人权力符合我们的政治偏好?

人民公敌是一个非常沉重的称呼。如果它可以轻易被贴在一个因为政治观点与主流不同的企业家身上,却很少用于审视另一些同样拥有巨大财富、同样能够影响公共政策的人,那么这个词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多少严肃性。

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不应该害怕不同的亿万富翁。它真正应该害怕的是:当媒体、政治和资本开始共同决定谁有资格被称为“好人”、谁必须被称为“危险人物”时,公众最终失去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声音,而是独立判断的能力。

李承鹏:“新闻界的良心”

李承鹏(大眼哥)  X
@dayangelcp · Sep 15, 2026


说起“新闻界的良心”,我想起了清末民初,有一批报人的口号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了真相以命相搏。

比如说沈荩。1903年,他了解到清政府要与俄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中俄密约》,抢先把密约内容报道出来。舆论哗然,慈禧震怒,下令将其抓走,在狱中活活杖毙。狱卒打了他几百杖,打得血肉横飞仍未断气,就把他勒死,死状极惨。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因揭露政府而被处死的记者。连驻华外国公使都出面抗议。

我还有个老乡,叫卞小吾,四川江津人。1904年,他变卖家产,在重庆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日报《重庆日报》,专门揭露清廷腐败、抨击贪官、宣扬男女平等与革命。报纸一出即洛阳纸贵。清廷以“妖言惑众、结党为奸”封了报纸,把他抓到成都关押三年。因他始终不认罪,在狱中被秘密杀害,年仅36岁。

还有1903年,上海爆发了震动全国的《苏报》案。二十岁的邹容不肯连累他人,自动投案,受尽折磨,死于狱中,年仅二十岁出头。

还有《京报》创办人邵飘萍,以“铁肩辣手”著称,专揭黑幕、不畏强权。张作霖把他枪杀于北京天桥。行刑前,他神色自若,向监刑官拱手说了声“诸位免送”。还有《社会日报》的林白水,文笔犀利、专骂权贵。他因写文章痛斥军阀张宗昌的谋士,被枪杀于北京天桥。他与邵飘萍遇害前后仅隔百日,史称“萍水相逢”。

现在看来,我并不同意他们所有的观点,但佩服这些前辈为了真理不怕付出生命。他们没有军队、没有权势,只有一支笔……后来我的同行中,有报道三聚氰胺的简光洲,报道《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王克勤,报道孙志刚案的陈峰、王雷,写了《墓碑》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这些都是良心。其实还有很多,但他们大多默默无闻,有的生计也堪忧。

所以,当你夸谁是良心时,认真想想那些默默付出的记者吧。虽然夸他们没啥流量。想想,这世道,唏嘘不已。


林保華:從林榮基談到香港獨立書店走向消亡

作者:林保華
作者為資深評論家、專欄作家、中共黨史學者。曾擔任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張五常教授助理研究員,研究中國政經改革。

看 雜誌  第278期 2026年9月5日

2020年4月25日,香港書商林榮基在台北銅鑼灣書店開幕當天向媒體揮手致意。Adobe Stock

香港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於2026年7月2日因肺腺癌病逝,享年70歲。

在台灣的香港人中,應該是我認識他最久。因為1994年書店開業沒有幾天,我就去光顧。我家也在銅鑼灣,走出家居大樓,馬路側面就是當時的大丸百貨大門,走過大丸就是崇光百貨側邊,左轉彎到崇光兩個後門之間的對面就是駱克道上的「銅鑼灣書店」,不到兩分鐘就走到。當時熱賣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書店剛開張,沒什麼人,所以我和林榮基聊天,知道他以前在國營的「中華書局」,後到「田園書屋」,也是我常去的二樓獨立書店,再自己開店。

香港早年的二種書店

不算主要賣教科書的,香港書店大致兩種,一種在地面商鋪,一種在二樓或以上的。地鋪賣的書基本沒有折扣,例如:商務、三聯、中華,都是共產政府開的,後來合併為「聯合出版社」。他們資本雄厚,不會倒閉。另一類開在樓上的獨立書店,幾乎全有折扣,是我光顧的對象,除非他們沒有,我才會去地舖的書店。

和林榮基聊天後,我還在台灣的《中國時報》副刊介紹香港的二樓書店,因為台灣幾乎沒有二樓書店,當年也很少打折。刊出後,我把文章給他看,他才知道我就是「凌鋒」,這是當時我在香港主要用的筆名。於是我們更熟悉了,我去買書,都會小聊一會。

九七後我去了美國,後來到台灣,每次回香港,一定光顧他那裡買書,因為美國的中文書幾乎貴一倍。徹底揭露毛澤東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就在他那裡買的。後來他還介紹李劼的書,我說我們在美國就是朋友。

從老闆變成店長被綁架

最後一次我到香港是2015年,去為立法會選舉輔選,那時林榮基向我抱怨租金太貴,樓下那家小店鋪月租都要50萬港元,他也頂不住了。我不知道那時他已經把書店賣了,他從老闆變成店長。不久爆出他和「巨流出版社」等數人被綁架事件,才知道他已是店長,雖然只管賣書,也逃脫不了被綁架的命運。其中對李波的綁架,更是越境綁架,從此香港人即使守在香港,也沒有安全感。

習近平為了自己的名譽與黨內鬥爭的需要,不惜公然踐踏「一國兩制」,包括越境綁架明天系的頭目肖建華,以對付江澤民派系(最近卻大捧江澤民。可見處境之難,需要收買以前的政敵)。而林榮基,就是以身試法,公開揭露他在深圳被綁架的經過,以及綁架的目的,要書店的讀者資料,對其他被綁架者是要寫作攻擊習近平的作者資料。在香港引發譁然。林榮基是在中共放他回香港拿資料準備送回去時,忽然警覺這是充當中共的幫凶,出賣他的顧客,於是他「背棄承諾」,開記者會公開真相。

來台重開「銅鑼灣書店」

這就迫使習近平必須將綁架事件「合法化」,才策動特首林鄭月娥修改法例,將北京需要的香港人「送中」,才爆發2019年轟轟烈烈的「反送中」運動。所以林鄭月娥一開始準備修例,林榮基立即來台灣避難,因為他的護照隨時會被沒收並且「送中」,關門打狗。

林榮基在台灣堅持要開一家「銅鑼灣書店」,因為它是言論出版自由的一面旗幟。但在目前網路資訊爆炸,出版事業走下坡,多家書店結束營業時,要新開書店是十分困難的事,尤其他缺乏資金。但在台灣人的支持下,通過眾籌,書店終於在2020年4月25日開張。只是位置在南京西路捷運站出口的一家商業大廈10樓,不太理想。林榮基是一直有意在香港人最常去的西門町開書店,只是一直沒有找到地方。

開張那天顧客盈門,蔡英文總統也送花籃祝賀。其後,蔡英文總統、賴清德副總統、游錫堃立法院長都有光臨、支持、鼓勵。後來搬到金門街的地鋪,離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大學近了些,但是恢復不了初期的氛圍。他的生活十分清苦,因為他非常珍惜眾籌得來的資金。書店還可以維持下去,但是他的健康卻沒讓他維持下去。他得了肺腺癌,經過相當時間的治療仍沒有效果。

 

2026年7月31日,行政院長卓榮泰(中)在台北濟南長老教會出席香港書商林榮基的葬禮儀式致詞,並代表總統賴清德頒發總統褒揚令。Getty Images

 

堅守信念,獲頒發總統褒揚令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今年5月24日,我們夫婦約了林榮基,還有經常關心他,並且與書店董事之一的王興中,以及曾經與他同住、當年在北京參與六四的前北京政法大學教師吳仁華一起吃飯聊天。沒想到7月2日一早接到林榮基在台灣的年輕朋友發出的資訊,說他昏迷住院。我們多位朋友立即趕到醫院,他已經昏迷、毫無知覺,到了晚上就與世長辭了。

林榮基的喪事根據遺願,由基督教儀式進行。基督教長老教會濟南教會的黃春生牧師一手操辦,等到家人都從英國來了才舉辦。7月30日火化,行政院長卓榮泰於2026年7月31日前往台北濟南教會,代表總統賴清德頒發總統褒揚令,感念林榮基長年對抗極權暴政、捍衛出版自由及守護民主價值的貢獻,由林榮基長子代表受贈。下午追思會後,骨灰被送到金山面海的山上,安葬於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墓地。

 

2016年6月18日,林榮基(中戴帽者)參加香港舉行的抗議活動。中國當局將其拘留8個月,並強迫他簽署一份事先準備好的認罪書,承認販賣禁書。Getty Images

 

無獨立書店,香港再無言論自由

銅鑼灣書店暫時結束了,怎樣繼續這面旗幟,還在考慮中。然而香港在清除銅鑼灣書店以後,近來再進一步橫掃獨立書店,因為香港公開的言論自由已經封閉,然而非紅書店還有一些尚在苟延殘喘。這是不符合共產黨一言堂的要求的。於是林榮基去世後的7月15日至21日,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的香港書展開始動手了。

書展本來是把香港各個領域、各種觀點的書籍匯聚一堂,讓香港市民便於選購,但已繳交場租並備妥書籍的「樂文書店」與「榆林書店」(分別成立於1984年與1997年的樓上獨立書店)突然被宣布取消參展資格,也沒有說明任何理由,只強調各界須嚴格遵守《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面對特區政府的歧視,榆林書店宣布明年租約到期就結束營業,樂文則以大減價消化存書。

豈料樹欲靜而風不止,在書展開幕的7月15日那天,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與海關同步搜查旺角兩家獨立書店——「留下書舍」與「田園書屋」,並逮捕5名書店相關人員。田園書屋1976年開張,曾經專門進口台灣書籍與出版民運書籍,老闆早就移民;留下書舍是多家傳媒機構被迫結束營業的記者,因為失業而「留下」經營書店。留下書舍遂宣布今年8月就結束營業,田園也將在租約到期結束營業。

搜查這兩家書店時,香港警察帶走多箱書籍,其中被指控具「煽動意圖」的書籍,包括由台灣衛城出版社出版、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駐華府記者馮哲芸(Emily Feng)所著的《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該書內容主要講述習近平執政時期中國社會小人物與抗爭者的處境。此外,官媒報導還點名邵家臻、劉慧卿等政治人物的著作。劉慧卿是罪犯嗎?如果沒有被起訴判刑過,她出版的書有什麼問題?難道政治人物沒有宣傳習近平思想與黨的領導都有罪?

如果馮哲芸的該本著作有問題,沒收並禁止出售即可,為何要抓人?在此之前,深水埗的「一拳書館」(3月)與「獵人書店」(6月)也曾遭國安處搜查,並拘捕相關負責人。但是政府一直拒絕公布禁書名單,因此也沒人知道什麼書犯了忌。

香港赤化,台灣更要獨立展翅!

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如保安局長鄧炳強多次表示,政府不會設立官方的「禁書名單」,並強調書商有責任確保售賣的書籍不違反《香港國安法》或《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中關於煽動意圖的規定,如同販賣食物者有責任確保食品安全一樣。

然而思想的是非怎麼可以和食物有沒有毒素相比較?食物可以化驗,思想怎麼化驗?書商是商人,如果有本事驗出哪些書有問題,他們大可以到國安處或中宣部任職領高薪,何必每天爬階梯到書店上班?一句話,特區政府要製造寒蟬效應,讓獨立書店全部「自動」關門,要買書敬請到黨營的新華書店及其外圍書店接受共產黨洗腦。

由此,更可以知道,林榮基倒了,銅鑼灣書店不能倒;香港赤化了,台灣更要獨立展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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