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笑张爱玲”晚景凄凉”的人 不懂什么叫体面

 贴地飞行的余皮  2026年11月2日

体面不是排场，是三样东西：对别人留余地，对自己有标准，对时间有耐心。而真正能打败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外部的强势，是琐碎和重复。

1969 年 4 月 1 日，张爱玲在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做了一场座谈演讲，全程英文，72 分钟。

这段录音在档案馆里躺了五十多年，今年十月被翻出来，片段传到微博和小红书，写了几十年字的人，第一次被听见声音。

同一时间，另一种声音也起来了：“你看她晚年多凄凉。”

PART 01
一个连署名都不用自己的名字的人
先说那个让我停住的细节

这段录音在档案馆里的文档署名，用的是 Reyher——她已故丈夫赖雅的姓。她去讲这么一场学术演讲，档案里留的都不是“Eileen Chang”。

一个人可以低调到这个程度。

档案　·　Schlesinger Library

时间	1969 年 4 月 1 日
场合	哈佛拉德克利夫学院座谈
题目	《中文翻译：文化影响的载体》
时长	72 分钟，全英文
署名	Reyher（亡夫的姓）

但她的学问一点没低调。那场演讲里，她谈中国文学翻译的困境，谈 1949 年之后文艺创作环境的变化，谈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一个把《海上花列传》逐字译注、把《红楼梦》读出十几万字考据的人，在用自己的方式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不争署名，只争内容。

这就是体面的第一层。

PART 02
“凄凉”这个词是怎么被安上去的
凄凉是旁观者的感受 不是当事人的处境

先算一笔时间账。

张爱玲 1920 年生，1995 年去世。她跨过了整个八十年代，活到了九十年代中。比她同时代太多人都活得长——这句话说出来确实有点恐怖，因为那意味着她熬过了多少事。

从 1955 年赴美到 1995 年离世，四十年。手头确实不宽裕，靠版税、稿费、驻校作家的薪水过日子，搬了无数次家，为了躲跳蚤，为了一点安静。

但你把这些年摊开看：1977 年《红楼梦魇》出版，晚年持续做《海上花》的译注，与宋淇夫妇通信数百封，遗稿《小团圆》后来被整理出来。

学思没断，创作没断。

这叫凄凉吗？我看更像另一种东西：一个人把生活的标准降到了最低，把做事的标准守到了最后。

我们之所以会误判，是因为今天衡量“过得好”的尺子只剩一把——热闹。

有没有人陪、有没有人拍、有没有人点赞、生日有没有人送花。按这把尺子量，一个独居、不社交、不解释的老太太，必然是凄凉的。

但这两件事，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嘲笑她“晚景凄凉”的人，验证的不是她的失败，是自己对另一种人生的恐惧。

PART 03
真正能打败一个人的，是什么
英雄主义死在大事上 普通人垮在小事里

我越来越相信一句话：

一个人无法被打败，靠的不是对外强势，不是会大吼大叫、颐指气使、看起来很牛很能打，而是能抵抗生活中的琐碎和重复性的枯燥，在做任何事中都能享受到自己那份平静的能力。

注意，是“琐碎”和“重复”。

大风大浪反而好过。人对剧烈的苦难是有准备的，甚至会在苦难里生出一股劲。真正磨损人的，是一天三顿饭、一周五次通勤、一份改到第八版的方案、一段看不到进展的关系、一个必须每天面对却不能翻脸的人。

张爱玲晚年做的事，说穿了极其琐碎：看稿、校订、回信、找房子、搬家、把一箱箱手稿整理好。没有一件是“大事”。但她一直在做，做到了最后。

这就是没被打败的样子——不是昂着头，是低着头，还在做。

PART 04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爱攻击过往的学者
议论功过和消费私事 是两件事

这几年有个风气：动不动就翻出一个故去的学者、作家、艺术家，攻击他的立场、他的选择、他的私德。论据往往不足，多是一句“据说”、一张截图、一段脱离语境的引文。

而仔细看，很多分歧根本不是道德问题，是政治理念不同。理念之争可以争，可以辩，可以各执一词。但理念不同，不等于对方在道德上有问题。

瑕疵谁又没有？

一条界线

议论一个人的功过，需要史料、语境、把自己放进那个年代去掂量；

消费一个人的私事，只需要一点猎奇的快感，和一点点廉价的道德优越感。

前者是学问，后者是围观。

所以我一直认同这句话：于学问若缺乏敬畏，则厚诬先贤之事当层出不穷。前人之过节难以确知，断不可发人阴私以逞一己快意——这才是所谓的体面。

注意最后半句：发人阴私以逞一己快意。这八个字，把很多“正义”的皮给剥了。你揭的那件事，到底是为了求真，还是为了爽？

分辨方法很简单：如果一件事你只在能伤害对方的时候才说，那你说的就不是真话，是刀。

求真和求爽之间，
隔着的就是体面。

PART 05
体面是一门关于“余地”的手艺
浮冰下的暗流 只能靠将心比心去体悟

还有一层，很少被写进明面。

很多人情与世故，并非都白纸黑字写在表面上，而是像浮冰下的暗流，在汩汩流淌。所以它没法靠规则学，只能靠情感与经验去思忖体悟，去将心比心，去留足余地。

具体是什么？都是很小的动作：

·　不在饭桌上当众纠正别人一个无关紧要的错误；

·　不在别人落难时补那句“我早就说过”；

·　不在群里转发一段还没核实的“黑料”；

·　不在一个人已经低头的时候，还要他再低一寸。

留余地不是软弱，是给关系留一条能回头的路。

因为你自己也会有那一天——说错话、判断错、站错队、被人抓住把柄。那时候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现在就怎么对别人。这就是“将心比心”的全部技术含量，一点也不玄。

PART 06
“老派”那套东西 价值核心只有四个字
厚道、体面 落到方法论上就一句

很多人说“老派”过时了。我不这么看。

那些老派作风，剥掉形式，价值核心其实只有四个字：厚道、体面。落到方法论上更简单，就一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之所以今天显得过时，是因为这个时代恰好把它反过来了。

这个时代的默认设置	老派的做法
宽以待己： “我只是个普通人”	严于律己： 先把事做对，再说别的
严于律人： “他怎么能这样”	宽以待人： 他有他的难处
赢过别人， 才算数	把事做好， 交给时间
看起来很爽， 但每天都在消耗	看起来吃亏， 但不需要赢任何人

在一个人人强调“自我”的年代，“严于律己”看起来像自我压抑，“宽以待人”看起来像没有原则。

可我做了这么多年事，越来越觉得这套准则是最划算的活法——因为它不需要你赢过任何人。你只要把事做好，把人待好，剩下的交给时间。这比天天在评论区赢一百场争论，扎实得多。

PART 07
体面还有一种审美形态：那个“尖”字
贵不稀奇 有骨头才稀奇

说个看起来不搭的例子。

香港有一批时尚先锋，最典型的是 Joyce Ma马郭志清。

1970 年，她在中环文华东方酒店开了第一家 700 平方英尺的买手店，是香港最早跑去欧洲直接采购设计师成衣的人。

Armani 还只是自己设计、自己卖的小店时，就被她发现了；1970 年代中期，她在半岛酒店开第二家店，把 Comme des Garçons、山本耀司、三宅一生带回香港。

有人说她做这件事的决心，像“唐僧取经”。

JOYCE　·　一个人的取经路

1970　中环文华东方酒店，700 平方英尺首店，引入 YSL、Balenciaga、Lanvin

1970s 中　半岛酒店第二家店，把 CDG、山本耀司、三宅一生带回香港

1990　Joyce Boutique 在港交所上市，鼎盛期代理逾 200 个品牌

2005　获法国骑士荣誉勋章，表彰其对欧洲时装界的贡献

使命感这个词现在很轻，但她那个是重的。明知道香港当时没人买这些，还是要一家一家谈、一季一季买、一个一个说服。

而她身上另一样东西更难复制：一种几近天真的乐观底气。

她自己说过，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对生活保持热情、诚实并坚信自己的信念、懂得尊重他人和自己、待人慷慨有耐心、永远乐观。

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才有了那个年代香港人的穿衣风格——筋骨极其柔软，包容得下出格前卫的设计。

而且那时候香港人穿衣，最讲究的一个字是“尖”。互相暗自较劲的，不是谁穿得更奢华、更体面，而是谁穿得有型格、有棱角，甚至有点晦涩。

贵不稀奇，有骨头才稀奇。

体面是有自己的标准，
而且这个标准不靠别人的眼光来校准。

PART 08
所以，体面到底是什么
拆成三层 都很具体

第一层

对别人留余地

不揭私、不拆台、不补刀。你可以不同意一个人，但不必把他按在地上。

第二层

对自己有标准

没人看的时候也把事做对。稿子没人催也改到第三遍，活儿不署名也干利索。

第三层

对时间有耐心

接受琐碎，接受重复，接受不被理解，接受一件事要做十年才有一点样子。

这三层加起来，就是那个听起来很虚的词：体面。

它不给你带来流量，不给你带来掌声，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你看起来“吃亏”。但它给你一样东西，是任何外部强势都拿不走的——

在没人鼓掌的地方，你还能把自己收拾干净，把事做到底。

张爱玲在哈佛那场演讲，档案上署的是别人的姓。三十年后她一个人死在洛杉矶的公寓里。

按今天的算法，这是失败。

但我更愿意这么看：一个人写了五十年，译了五十年，考据了五十年，到最后连名字都不争——这不是凄凉，这是把体面做到了骨头里。

嘲笑她的人，大概一辈子也做不到。

体面不是给别人看的排场，

是没人看的时候，

你还能把自己收拾干净。

罗夏日记：台灣，一个独立的国家

罗夏日记  X  
@Hh06554468Hh · Nov 2

《台湾，一个独立的国家（一）：联合国承不承认，不影响台湾是一个国家的客观现实》

我始终认为，判断一个地方是不是国家，关键在于它有没有正常行使国家职能的能力，而不是某个国际组织承不承认它。

联合国承不承认台湾，对台湾政府实际行使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对台湾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和法治，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它爱承认不承认，台湾照样正常运转！

比如说，你在中国宣称自己是清朝的正统继承者，这在现实中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因为你根本没有行使行政权力的能力。反过来，台湾政府拥有完整的行政体系、司法体系和军队，实际治理着台湾。这才是我所说的本质区别！

你们实在找不出什么有力的论据来说服别人了，于是就把联合国搬出来，拿国际承认做文章，仿佛联合国不承认，台湾就不存在了。可现实是，联合国的立场并不能改变台湾政府实际治理台湾的事实！

台湾也没必要像你们中共国似的，整天靠嘴炮宣称自己有什么主权。美国当年发表《独立宣言》，是因为它要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英国当时仍然对北美殖民地宣称并行使统治权。台湾今天的处境不同，中共从来没有实际统治过台湾。台湾不需要再发表一份《独立宣言》，才能证明自己拥有正常运作的政府。

我的结论很简单：国际承认与实际统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联合国承不承认，改变不了台湾拥有完整政府体系、实际行使治理权力的现实。台湾政府的执政权力和民主合法性来自台湾人民，而不是联合国的认可。至于台湾未来采取什么样的正式国家定位，那是台湾人民自己决定的事情。

——文｜罗夏日记

附：

锅巴  X
@huoguoba · Nov 2, 2026
Replying to @Hh06554468Hh

国际上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中华民国的所有主权与治权。有本事宣扬正统，北伐啊。

————————————

罗夏日记  X 
@Hh06554468Hh · Nov 3, 2026

《台湾，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大国承不承认，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一个国家的客观事实》

上一篇，我已经从国家职能、实际治理、人民权利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论证过，台湾是一个独立运作的国家，联合国承不承认，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

今天，我想再谈谈所谓的“大国承认”。

台湾目前有12个正式邦交国，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多数欧洲国家都没有与台湾正式建交。但实际上，这更多影响的是外交形式，而不是台湾社会的实际运转。

我们先搞清楚，国家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究竟是为了什么？说到底，无非是为了促进人员往来、经贸合作、科技交流，以及处理双方的各种事务。

可现实是，即使这些大国没有与台湾正式建交，上述活动照样可以正常进行！

台湾的台积电可以向美国、日本和欧洲销售芯片，台湾的农产品可以出口海外，台湾人民可以持护照前往世界各地旅游、工作、学习，企业之间可以投资合作，大学之间可以开展学术交流。

这些最实质性的东西，并没有因为缺少正式外交关系而停止。

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美国没有与台湾正式建交，但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照样访问台湾，台湾领导人也可以在一定安排下赴美交流，美国甚至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

所以，没有正式建交，并不等于双方没有实质关系。没有互派正式大使，也不意味着台湾无法正常开展国际交往。

再看看护照。

台湾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或通过简化手续前往许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多数国家。相比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与这些国家正式建交，但中国大陆普通护照持有人前往其中多数国家，仍然需要提前申请签证。

这恰恰说明，正式建交与普通国民实际享有的国际旅行便利，并不是一回事。

当然，缺少正式外交承认会带来一些国际组织参与和官方外交上的限制，但这并不影响台湾正常行使国家职能，也不妨碍其主要的国际贸易、人员往来和对外交流。

更何况，台湾本身还有12个正式邦交国。

所以，判断台湾的现实地位，不能只盯着那些国家有没有在外交文件上写下“承认”两个字。

大国没有与台湾正式建交，台湾照样能够治理自己的社会、发展经济、开展国际合作，台湾人民照样能够走向世界。

外交承认与实际治理是两回事。大国承不承认，都改变不了台湾作为一个独立运作的政治实体这一客观现实。

——文｜罗夏日记

奥威尔：一个只活了46岁的穷作家，凭什么成为20世纪被引用最多的名字之一

 群学书园  2026-11-3

近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乔治·奥威尔：生平与书信、传奇与遗产》中译本。本书英文版于202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直译是“成为乔治·奥威尔”（ Becoming George Orwell）。

本书英文版封面

作者约翰·罗登（John Rodden）研究奥威尔的身后声誉已超过三十年，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一个1950年死于肺结核、年仅46岁的穷作家，凭什么成了二十世纪被引用最多的名字之一。

罗登的核心判断：奥威尔不是上世纪最杰出的文人，甚至不是同代最好的小说家，但身后影响无可比拟——“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早已进入日常语言，没有第二位作家给现代政治词汇贡献过这么多词。 真正要解释的是这份影响从何而来：冷战各方如何把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征用为反共圣徒“圣乔治”；美国天主教界为何出人意料地推崇一个无神论者；“奥威尔式”（Orwellian）一词如何从冷战一路用到网络战，变成政治攻讦的通用武器。

罗登在序言里直接把时间拨到2017年：特朗普当选后《一九八四》销量暴涨，“另类事实”成为新闻热词——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就是解释这种一波接一波的“奥威尔热”（据原书序言及《泰晤士高等教育》书评）。

贯穿全书的，是一组区分：埃里克·布莱尔是一个具体的人，“奥威尔”是一个被时代不断重塑的公共符号。这本书写的，是前者如何被后者吞没。

下文节选自本书绪论，经出版社授权转载。

绪论

奥威尔，我的“奥威尔”

文 | 约翰·罗登
来源 | 《乔治·奥威尔：生平与书信、传奇与遗产》

本书的基本思路

本书《乔治·奥威尔：生平与书信、传奇与遗产》旨在探讨一个荒诞不经的传奇主题： 作家何以在死后更受世人推崇。作为学者和作家的乔治·奥威尔如何嬗变为一个伟大的象征，即偶像式的“奥威尔”，这一点备受关注。在以下十几章中，我将对奥威尔的“作品”和“效应”进行区分，这种区分已在《序言》中得以生动呈现，其中提到，媒体狂热追求“另类事实”的行为让作家奥威尔蜕变成令人厌恶的“奥威尔”（回想一下，一名记者将特朗普政府女发言人的那个有名的委婉说法戏称为“乔治·奥威尔式短语”）。

奥威尔与“奥威尔”，以及作品与效应之间的区别也在本书副标题中得以体现。 本书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前六章涉及奥威尔的“生平与书信”，后六章探讨了“奥威尔”的“传奇与遗产”，深入思考了“奥威尔，我的‘奥威尔’”这一话题，并就本人所继承的奥威尔思想衣钵表达了个人见解。我把奥威尔称为“我思想上的老大哥”，而且，说句玩笑话，我本想给本书加上一个副标题 “代言人与心灵的老大哥”。

在依次详述所有主题时，本书首先在 第一部分围绕奥威尔的个人生活和文学成就，多方面聚焦这位堂吉诃德式的英国人的怪异之处，特别关注了他与一位中学同窗终其一生的争论，他从初出茅庐的“埃里克·布莱尔”（ Eric Blair）到散文桂冠得主“乔治·奥威尔”鲜为人知的转变，以及其晚年在小说和非小说作品上的创作成就。

第二部分则从各个方面探讨奥威尔的巨大声誉和丰富遗产。通过叙述奥威尔离世以后所发生的种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件，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前两章通过把奥威尔与另外两位投身左翼运动的同时代法国作家进行对比，发现他们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明确其作为文学家、知识分子和世界文学人物的地位。正如我们所见，他在有些方面可以与行事古怪、鲜为人知的小说家让·马拉奎斯 （Jean Malaquais），以及作风乖张、异端激进的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相提并论。（奥威尔的母亲有部分法国血统，而法国是英国之外唯一一个奥威尔长期居住的欧洲国家——除了他在西班牙内战中作为民兵组织成员在加泰罗尼亚前线待过几个月——他快30岁时生活在巴黎，并于1945年作为《观察家报》的战地记者又回到那里。）

接下来的几章解释了奥威尔死后成名的方式和原因，特别是惊世骇俗的“奥威尔传奇”与神话般的典型形象“圣乔治”·奥威尔（''St. George'' Orwell）的诞生。其后两章简要介绍了奥威尔死后的境遇，既光芒四射，又被无情抹黑，一直徘徊在光明与黑暗之间。首先，人们推崇他是“虔诚的不可知论者”和宗教同路人（尽管他对天主教素怀敌意，但对于许多天主教知识分子来说，他的确几近圣者）。而转眼间，他又变成了与“老大哥”一样的妖魔，成了“奥威尔式”的世界末日预言家，能够预言即将发生的无休止的冷战或者网络战争。

从书中讲述的历史片段可以看出，奥威尔死后依然饱受非议，我们由此见证了世界史上的传奇与遗产相互作用所带来的后果。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则把目光从国际舞台上的这些场景中移开，站在个人的角度，深入思考了奥威尔对我本人的政治观和道德观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本章的结尾部分，推测其遗产的未来走向，即“奥威尔和‘奥威尔’将何去何从？”

“双重”麻烦

但是，“奥威尔”这个阴魂不散、幽灵般的存在是谁——或者是什么？奥威尔与“奥威尔”、其作品与效应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奥威尔”是作家奥威尔本人的同父异母兄弟。“奥威尔”这个幽灵如影随形般藏身于奥威尔身上，经常扮演作家奥威尔；反过来说，在公共舆论中，奥威尔通常被误认为“奥威尔”。这对血脉相连的兄弟，自作家忍受病痛、耗尽心血完成《1984》的那天起，就已紧密相连、难分难解，这种（选择性的）亲密关系经常让他俩很容易被混为一谈。“分身”（doppelgänger），尤其是身份错位问题反复出现，贯穿本书始终。但这与其说是历史上的乔治·奥威尔遇见幽灵“奥威尔”的问题，倒不如说是21世纪的我们偶然遇见“奥威尔”并且——震惊地发现——在“对方”身上瞥见了我们自己。我们与分身“奥威尔”的遭遇是一次犹如漫游怪诞之境时的离奇经历。蓦然之间，我们以一种陌生的方式瞥见了自己的影子——就像弗兰肯斯坦博士（Dr. Frankenstein）在那个被自己赋予生命的怪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被吓得魂不附体。

接下来的几章中，我提请大家注意另一个“奥威尔”的多种表现形式，以及它与奥威尔这个人和作家的复杂关系。对其保持警惕可让我们在大众心理剧的喧闹声中保持清醒，因为“奥威尔”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或者一位海德先生 （Mr. Hyde）——扰乱并模糊了我们作为公正的“光明之子”（Children of Light）的自负形象。“奥威尔”把镜子倾斜着举起来对着我们，从而激起我们无休止的沉思和自我拷问：我们真的是启蒙自由主义的伟大继承者，有资格推进自由、扩大平等、培养博爱吗？这是我们文化神经官能症的表现，这种审视恰好暴露了我们后事实、后现代者身份的不稳定性。

让我们回到奥威尔本人与作家奥威尔和幽灵“奥威尔”之间的关系。从一个角度来看，乔治·奥威尔被黑暗、卑鄙的“奥威尔”幻象赋予了双重含义，这当然是不幸的。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二者也指向了作家奥威尔自身的双重性格，他不仅是清新质朴的散文精品的作者，也是“新语”和《1984》中政党口号的创造者。因此，奥威尔的文学艺术才华使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内心的“奥威尔”，即使我们可能会听到他说：“《1984》，这就是我！”

然而，即使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奥威尔在舰队街（Fleet Street）的一家酒吧遇到了他的幽灵之身，很可能认不出自己——就像我们在“奥威尔”身上认不出自己一样。英国散文桂冠得主和聒噪的“新语”“鸭讲者”（duckspeaker）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二者根本无法比较。奥威尔的形象看上去似乎与高贵的“标准英语捍卫者”毫无关系。尽管其色调纷繁多样、低沉灰暗，但《1984》仍可能是奥威尔最真实的自传，也是二战后时期最具启发性的传记。

我在研究中经常发现， “奥威尔”——这个无法估量的人物内涵极为丰富。在这方面，奥威尔或“奥威尔”要求我们将其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来处理——可以说，这是一部由奥威尔本人和纪念他、熟悉他的文学同人们共同创作的小说。他们的回忆录清楚地表明，奥威尔（和埃里克·布莱尔）所创造的最伟大的人物实际上就是乔治·奥威尔。

潘嘉偉 | 堅毅的女聲：三個不同時代、國家和背景的女性作家共同的哲學理想

作者：潘嘉偉

央廣 Rti 2026-10-17

可能沒有人會把英國作家Virginia Woolf（維吉尼亞．吳爾芙）、中國作家張愛玲和香港大律師和香港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放在一起，但我覺得她們畢生各自在追求的價值是共通的。

維吉尼亞·吳爾芙透過她的書信和其他文學作品表達對女性權利的關注，張愛玲把她對愛情的想像投射在她的小說裡，幸彤把她對民主人權的追求在她的獄中書信透過其朋友幫忙管理的臉書專頁和Patreon的帳號和大家隔空交流。

維吉尼亞．吳爾芙於1925年發表的代表作《戴洛維夫人》（Mrs. Dalloway），意識流的寫作手法在文壇引起了很大的震撼，戴洛維夫人熱衷舉辦派對，刻畫女性在社會中的既定角色，與女性以隱晦的方式反抗，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舊社會一些對性別定型的期待仍舊沒有改變，戰爭帶來的傷痛引發了對精神病和抑鬱症的探討。

張愛玲在現實中與胡蘭成的敢愛敢恨，在戰亂、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抵抗外敵和文化意識博弈紛亂的時代背景尤其具傳奇色彩，很多文學評論認為張愛玲筆下寫的經典角色，其實是寫她自己，相識與別離，充滿悲痛與無奈。雖然家世顯赫，她深具個人特色和獨立思想，在香港與上海兩座中西文化交融的大都市，她的作品和風格充份反映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皇軍在中國及其他國家引起的戰亂情況，但充滿時代氣息，有些評論認為她表現出反共，但亦有認為她的政治立場並非那麼純粹。

鄒幸彤身處表面和平的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面對沒有戰亂的華人社會但在中共極權表面看似繁華盛世的大時代，她作為劍橋大學畢業高材生作出的抉擇，令只看功利的人大惑不解，為甚麼在就讀關於地球物理學博士學位的時候放棄，回香港做關注勞工的非政府組織工作，在職期間讀法律，繼而成為大律師，代理人權個案，其後更積極參與香港支聯會，她面對的時代是在原來享有言論自由的後英國殖民的香港，作為高級知識份子的女性，她顯示出比Virginia Woolf時代和張愛玲時代的女性更獨立、更不受一般社會對女性的期待和看法。

維吉尼亞．吳爾芙身處的年代是維多利亞女王晚年和愛德華七世，19世紀末、20年紀初的英、美、歐洲處於世界各地有殖民地但又有逐漸有殖民地獨立的年代，社會充斥著各種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分配現象。維吉尼亞·吳爾芙以她在作品和其他文字表達對女性權利的關注。 張愛玲的年代是華人社會剛受西方文化薰陶的年代，鄒幸彤身處的年代，原來是一般會覺得思想和政治制度理應進步很多了，女性的聲音和權利也應該比一百多年前的英國或幾十年前的華人社會有翻天覆地的改變，但雖然維吉尼亞．吳爾芙、張愛玲和鄒幸彤都是著名大學畢業，女性是能有高學歷，而維吉尼亞．吳爾芙和張愛玲都成了著名作家，她們在文學上的地位，並沒有讓她們的思想在仍由男性主導的文化領域中得到足夠的重視。鄒幸彤成了香港著名的香港支聯會副主席，行使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卻被政權以所謂「國安法」的惡法起訴，在法庭的精彩陳述和在網絡上寫給公眾的文章，單看法庭對她的態度，她的言論並沒有得到重視。

她們都是時代造成的人物，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堅持，但都被時代忽視她們想追求的東西。 

作者》潘嘉偉 作者為蘇格蘭聖安德魯大學前訪問學者丶日本明治大學丶東京大學前訪問研究員丶國際特赦組織前中國研究員丶亞洲律師網絡理事丶人權衡量倡議組織東亞負責人，旅居日本香港人權工作者丶前記者。

刘军宁：今天的中共到底是不是一个反党集团？

刘军宁  X 
@liujunning · Oct 30, 2026

今天的中共到底是不是一个反党集团？

如果中共不是反党集团，为什么长期地、系统性地、巨大规模地整肃本党政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原376人，五中全会出席仅279人，出席率74.2%，为毛泽东时代结束以来最低。同一次会议确认开除33人（军方16人），创改革开放以来全会单次最高纪录。中央军委从七人清洗到仅剩两人。正战区级二十五席抓了三十八个，同一把椅子清空不止一遍。2026年前九个月已处分约68万人。自2012年以来累计数百万。当本届中央委员会超过四分之一、政治局多个席位、军委绝大多数成员被清除或缺席时，这已不是普通反腐，而是有力地证明了中共在整体上是一个反党集团

如果中共不是反党集团，为什么用反党语言把干部定义为敌人？

官方文件对党政干部的指控高度标准化：理想信念丧失、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热衷政治攀附、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以及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家族腐败、生活腐化等。这些表述几乎逐条对应《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违反政治纪律”的条款。2026年《求是》刊发的文章更直接警告“心怀二志、言行不一的两面人”：口口声声讲政治忠诚和“两个维护”，实际上阳奉阴违、我行我素、随时准备“跳船”；思想上自由主义、政治上投机主义、组织上宗派主义、工作上本位主义。凡此种种“对党的事业、党的形象危害极大”，换届必须“擦亮眼睛，决不让两面人蒙混过关”。这里的态度和语言都是用来针对反党分子的。

如果中共不是反党集团，为什么一再发誓要刀刃向内，全面从严治党，重典治乱？

官方反复强调“刀刃向内”“坚决清除那些对党不忠、阳奉阴违、以权谋私的人”。若这些指控成立，被清除者已是党的敌人；若指控主要服务于权力巩固，清除本身构成对党的组织与干部的系统性敌对。两种解释都不支持“中共不是反党集团”的前提。

如果中共不是一个反党集团，胡春华为何要携带党章出席五中全会？

五中全会闭幕画面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委员胡春华桌上放着一本明显经过反复翻阅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此举并非普通备查，而是把党章从“服从核心的工具”重新拉回“约束所有人的根本规范”。这一动作直接挑战了当前把党工具化、把干部敌人化的逻辑，因而可被论证为反党行为。它既符合官方对“两面人”的定义，也符合系统内部从合作转向对抗的制度后果。

结论，目前的中共也许不是一个反共集团，但肯定是一个反党集团，并将被长期清洗、整肃！

（@baotiantimes）

背景资料：https://x.com/baodiantimes/status/2115820254324728165

 

吴祚来：从胡春华携带《党章》想到刘少奇手执宪法

吴祚来  X 
@wuzuolai · Oct 29, 2026

《爆点周刊》通过对中共官方公布的会议视频及现场照片进行分析，发现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竟然携带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出席中央全会。

可能吗？不真实吗？

我立即想到的是文革之时，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执宪法，向红卫兵抗议的情景。毛泽东在宪章之上，在党章之上，毛泽东的红卫兵们就拥有了上方宝剑，动用无产阶级直接专政的方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胡春华携带党章出席党的五中全会，也许是对党的最高领导人最后的警示，或者是他自已最后的一份抗议，他在提醒党中央，文革不远，一个人的极权高过宪法与党章，国家将重蹈灾难。

从二十大胡锦涛被架出会场，到后来历次胡春华出席中央高层会议，我们都看到他的一副另类的面孔，写满失败感与无奈感，写着无法表述的愤懑，无法掩饰的悲怆。

他不是代表他一个人，他代表一个派系，他见证了党内寡头共和与平衡时代的结束，见证了另一个人的权势崛起。

按照邓小平确立的隔代指定的党内潜规则，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结束后，将总书记大位交给胡春华，以实现权力的和平移交，实现党内不同派系的政治力平衡。这是非民主制度下，避免党内无规则的内斗内卷、为争夺最高权力恶斗的一种实用方式。最重要的还有，譬如一个人通过集权，像毛泽东那样实现极权，会导致文革灾难又一次出现。当然，一旦个人极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导致中共政权脆断。

因为时刻准备着接班，所以胡春华当政过程中，难有严重的违规行为被查实，这使他成为团派中仅有的留在高层的孤臣，都知道他是老大的眼中钉，都知道他承接大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都知道他内心的失落与悲愤，但又不得不坐在一起，开大会，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

胡春华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习近平会怎样的容忍他的持续存在，成为观察中国政治的一个标志性的存在，而爆料周刊报道的胡春华携带中国共产党章程进入会场，讨论这个话题是有意义的。

我们要继续看，习近平会对胡春华怎么办？

胡春华的韧性或忍辱负重还能坚持多久，难道仅仅是为了体面退休？

借此机会，我们一起阅读中国共产党党章，看看一百多年，这个党，它的党章哪些在改动，哪些坚持不变？

根据中共百年党章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党章因领导人不同，而不断修改，关于党的集体领导，又是如何规定与异变的呢？

以下为中共党章的资料综述：

中共党章关于集体领导的规定，经历了确立、削弱、恢复及重新强化核心权威的异变过程。

民主集中制确立，已有百年：

1927年修章明确民主集中制，并完善中央政治局等组织设置，为委员会领导奠定制度基础。

1945年七大党章进一步规定党内民主与集中统一，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也使组织制度与领袖权威同时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东方红唱响，整风运动整人，都在向个 人集权发展；

1956年八大党章强调集体领导，要求通过党的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问题，体现执政后防止个人专断的制度取向。1957年反右，知识分子与政协精英遭受重创，国内与体制内，没有了平衡毛泽东威权的力量；

然而，1969年九大党章删去多项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规定，将林彪的接班人身份写入总纲，使领袖意志压倒组织程序。1973年十大虽删除林彪，仍延续文革路线；

1977年十一大恢复部分民主集中制规定，却未彻底清理其理论基础。

1982年十二大完成关键恢复：取消中央主席、副主席，明确委员会集体决策，禁止个人崇拜，反对任何领导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此后历次修章总体继承这一框架。

习近平时代修改党章则出现新的重心变化：

一方面反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却要党内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反个人崇拜是虚，搞个人极权是实。

2017年突出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和党中央权威，2022年将“两个维护”列入党员义务。集体领导条款并未取消，但维护特定领袖的要求得到强化。由制度文本看，这是集体领导原则的延续与核心权威强化并存；其实际效力，取决于集体讨论、监督和不同意见能否真正约束最高领导人。

@baodiantimes

附：AI整理的资料，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中共党章的历次修改，既记录政治路线的变化，也反映组织与领袖之间权力关系的调整。其演变并非不断完善的直线过程，而是在革命动员、个人集权与制度约束之间反复转向。

1922年二大制定首部正式党章，重点规定党员资格、组织层级和纪律。此后几次修订逐步完善候补党员、基层支部等制度；1927年明确民主集中制，1928年进一步确认共产国际的领导。这个时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纪律严密、能够开展革命的组织。1945年七大增设总纲，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突出群众路线，标志着中共形成以自身革命经验和领袖权威为基础的政治体系。http://12371.cn

1956年八大党章适应执政后的建设任务，强调经济发展、现代化和集体领导。1969年九大则发生逆转：肯定文革及“继续革命”，删去党员权利和多项集体领导规定，取消监察委员会，甚至将林彪的接班人身份写进总纲。1973年十大删除林彪，却保留文革路线；1977年十一大恢复部分组织制度和现代化目标，仍未摆脱文革理论。党章由此显示：它既能约束权力，也可能被改造成确认领袖意志的工具。http://news.12371.cn

1982年十二大是另一重大转折。党章取消中央主席、副主席，只设总书记；明确集体领导，禁止个人崇拜，反对领导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并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些条款试图把文革教训转化为制度约束，但仍属于一党体制内部的自我限制。http://fuwu.12371.cn

此后至2012年，修订主要围绕改革、发展和扩大执政基础展开。1987年完善选举等组织程序；1992年突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市场经济改革，取消顾问委员会；1997年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2002年写入“三个代表”，扩大党的代表性和吸纳社会阶层的范围；2007年写入科学发展观，2012年将其升为行动指南，并充实生态文明建设。总体上，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与历届领导人理论的制度化同步推进。http://12371.cn

**习近平时代的关键变化，应把2017年与2022年连起来看。**2017年已将以在任总书记姓名命名的思想列为行动指南，明确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并把军委主席负责制写入党章。因此，这些并非2022年首次出现。http://12371.cn

2022年的突出变化，是进一步把政治集中转化为党员的明确义务：第三条新增“两个维护”，将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与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相结合。它使服从组织的要求，更直接地关联到特定领袖。须区别的是，“两个确立”受到修章决议强调，但这一提法并未直接写入党章正文。http://dangjian.people.com.cn

政策上，2022年充实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斗争本领，以及反对和遏制“台独”等内容；组织上强化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及监督责任。由此可以判断，其重心是以更强的政治统一和组织控制，应对发展与安全问题。http://sdcourt.gov.cn

**与1982年相比，2022年的深层区别是权力约束与核心权威之间的重心移动。**禁止个人崇拜、集体领导等条款仍然保留，但维护特定领袖核心地位的要求更加突出，两者形成制度张力。也不能把习近平第三任期解释为2022年党章取消了总书记任期限制：党章原本就没有连续两届的上限。其变化主要在政治权威的集中，而非这一任期条款的删除。

林保華：台日菲三點一線，處於反共最前線

作者：林保華
自由時報 2026/11/04 

中共五中全會結束，雖然目前中共的最大問題是經濟的長期低迷，但是戰略部署卻是如何延續習近平的獨裁統治。因此台海問題似乎尚未迫在眉睫，然而一旦習近平的統治出現危機，在台海或周遭製造事端，仍是習近平製造政績與轉移視線的最佳辦法。

美國雖受伊朗局勢牽制，仍一再表示未放棄對台海的責任，然而事實是美國的彈藥已經大量損耗，對台灣與烏克蘭的軍售不得不推遲，這點對中國和俄羅斯都是機會。烏克蘭有無人機與歐盟支撐戰局，台海呢？

美國這次期中選舉，不論哪一黨得勝，最重要的是擴大新式武器的生產，包括軍機、軍艦及彈藥，全世界民主國家都要依靠它防止共產國家的侵略，至於先進晶片，盟國的非紅供應鏈確保無虞，不必掛在心上。

台灣對美國的重要性，最主要並非台積電，台積電不可能永遠領導全球的半導體；台灣的重要性在於它的戰略地位，也就是麥克阿瑟將軍所說的「不沉的航空母艦」，它是無法取代的。

航空母艦需要護衛艦，才能組成戰鬥群，台灣的護衛艦就是日本與菲律賓。美日安保條約早將台灣囊括進去，但是對台灣南翼的菲律賓不夠重視，雖然美國有軍事基地，但不穩固。幾個月前中國的御用學者就聲稱位於菲律賓最北端、靠近台灣的巴丹群島在地理上是台灣島的延伸，也是中國領土。菲律賓也成為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駐菲律賓大使已揚言如果中國使用武力，「可能輕易就能取勝」，導致中菲關係日趨緊張。

即使對日本，中國也一直策動沖繩的獨立運動來分裂日本。不過今年沖繩知事選舉中原先親中知事已經敗選，此事稍有緩解。高市首相的「台灣有事論」鞏固了日台關係，即使面臨中國的巨大政經軍壓力也不收回；政府修訂安保文件沒有稱中國是國安最大威脅，而是最大戰略挑戰，避免關係進一步緊張。然而安保措施一點都不馬虎，一是自行製造先進武器，不用全靠美國；一是加強西南諸島的國防，在接近台灣的地區駐紮軍隊與部署設施。

菲律賓以前對台海問題並不關心，直到中國不斷入侵菲律賓海域島礁，才覺得同病相憐，然而小馬可仕總統態度仍然猶豫，副總統則是前親中總統杜特蒂的女兒，還好國防部長鐵歐多洛堅決反中。

近年來，美國、日本都加強對菲律賓的援助，日本還贈送艦艇，並聯合開展軍事演習，菲律賓對中國強硬起來。但菲律賓最根本的問題還是經濟，在東南亞主要國家中最落後。這是對外資限制過嚴與內部腐敗的問題。菲律賓有一億多人口，八成以上是天主教徒，通用英語，平均年齡廿六歲，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只佔六％，絕佳的人口紅利無法發揮。美國、日本、台灣應該協助菲律賓內部改革，否則菲律賓可能因中國的經濟利誘而動搖。菲律賓堅強起來，台日菲三個國家才能夠成為第一島鏈上無法剪斷的反共鏈條。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林兆彬：預言者在獄中，荒謬在人間

文/ 林兆彬
追光者【Pulse 快評】2026-11-2

宏福苑大火11個月後，「獨立委員會」發表調查報告，政府隨後召開記者會宣布多項所謂「全面改革措施」，包括成立「樓宇維修支援及服務局」、修訂《建築物條例》大幅提高違規罰則等。翻開9年前、即2017年的立法會會議紀錄，便會赫然發現，林卓廷等民主派議員早已在議事堂提出過類似建議。

2017年6月8日，立法會就林卓廷動議的「打擊圍標，捍衞業主權益」議案進行辯論。當時林在發言中提及，自己在廉署工作的最後兩年，主要任務正是參與打擊樓宇維修圍標的調查。他曾帶隊拘捕黑社會背景的圍標集團首腦，亦曾因揭發圍標而屢被恐嚇，外出時要背著背囊以防範背後揮刀襲擊。

在那場辯論中，林卓廷提出了五大針對性建議：堵塞《建築物管理條例》漏洞、加強執法、加強宣傳教育、提供專業支援，以及成立法定的「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統一監管業界操守與維修質素。

當時的發展局局長馬紹祥如何回應？官員在議事廳內大放厥詞，聲稱成立監管局是「救不了近火的遠水」，執法部門與市建局的「招標妥」機制已經足夠，另設機構只會增加小業主負擔。

林卓廷當時在議會內痛陳：「最初這火是如何點起的？是政府迫令小業主進行維修，卻不加以監管所致，原本只是小火，卻越燒越大，燒至遍地火頭！你說是遠火，政府卻把它變成近火，卻不撲救！」

九年過去了，林卓廷今日身陷囹圄，而當年被官府視為「遠水」、拒絕考慮的「樓宇維修監管局」建議，卻被李家超等官員冠以「樓宇維修支援及服務局」的新招牌粉墨登場。宏福苑耗資3.36億港元的維修工程，正正是2017年立法會辯論中所揭露的所有圍標黑幕、工程造假與監管失效的總集合。

調查報告揭示，大火由一根未熄滅的煙蒂點燃平台紙質雜物起火，但之所以演變成慘絕人寰的火災，全因總承建商宏業與顧問公司鴻毅為了削減成本，違規採用價格僅為阻燃網一半的非阻燃安全網與塑膠帆布。這些非阻燃物料在高樓外牆形成長達31層樓的垂直燭芯，引發火勢蔓延。

房屋局獨立審查組（ICU）在兩年間接獲46宗居民有關發泡膠板、易燃網及施工安全的投訴，竟然全數輕信承建商片面之詞而不作實質調查；甚至每次巡查前均預先通知承建商，讓不法商人得以作假蒙混。獨立審查組連一張日期標示為2024年的偽造阻燃證書都未能辨別真偽。這應驗了林卓廷在九年前警告的「不法業者一條龍包辦，小業主求助無門，官府監管形同虛設」。

｜被處分的良知

人禍過後，民間的良知並未泯滅。中大政政系學生關靖豐去年發起「四大訴求」聯署，但警方國安處以涉嫌「煽動」罪名將他拘捕。之後，中大紀律委員會在他未被法庭定罪的情況下，以在聆訊中「態度不禮貌」、電郵「字眼具侮辱性」及「洩密」等名目累計記過三次，將他開除學籍。

把今日政府的改革藍圖，與一年前的「四大訴求」放在一起對比，兩者是否同出一轍？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政府便設立了陸啟康法官主持的獨立委員會； 要求「重新審視工程監管制度」，政府便宣布修訂《建築物條例》、重組屋宇署與成立新管制組； 要求「追究監管疏忽」與「官員問責」，獨立委員會報告便批評獨立審查組、屋宇署與消防處等部門缺乏危機意識、規管疏漏，房屋局局長何永賢也請辭下台，公務員敍用委員會正調查部門首長等有否失職。

關靖豐當初提出的建議，全部都是正確的。那麼，差別究竟在哪裡？差別只在於身分。平民提出這些建議，就是「煽動」、「以災亂港」、破壞社會安寧；而高官將同一套建議寫成政策文件發表，就變成了「大有為政府」、「積極回應社會關切」。

在文明社會，政策的對錯應取決於其是否符合公眾利益與客觀事實。但在今日香港，權力不容許民間擁有解釋災難的權利，更不容許民間搶先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當關靖豐在街頭派發傳單時，他觸犯的是官府的尊嚴。政府不能承認學生的眼光比文官更銳利，於是體制必須動用警察逮捕他，將其踢出校園，藉此維持「只有政府才是唯一救世主」的虛幻權威。

戰國末期，屈原屢次向楚懷王進諫，指出朝政腐敗、聯齊抗秦的必要。結果他被陷害，流放江南。屈原在流放中目睹楚國衰敗，投汨羅江而死。後人為他包粽子，紀念的正是那份「民間良知」。想不到，在二千多年後的今日，香港竟然也要紀念「民間良知」。

#宏福苑 #特區政府 #獨立報告 

何曉清 |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寫於流亡兩周年

文 / Rowena He 何曉清
Substack  11月 02, 2025

兩年前的今天，午夜時分，我在德州暫居的一個狹小的房間裏，收到了香港入境處電郵通知，工作簽證正式被拒；一天多后，中大歷史系副教授的職位也被即時終止。從2022年夏天申請簽證續期到2023年被正式流放，在不停地搬家不斷的等待后，終於塵埃落定。 作爲書寫《天安門流亡者》的研究者，我最後也因為記錄這個歷史的傷口而成為一名流亡知識人。

以上這開篇文字，是在上個周末開始下筆的。那天我坐在剛剛搬進到的斯坦福大學宿舍的地板上，用紙和筆為兩周年留一個儀式的記錄。過去兩年時時在腦海裏與大家對話分享，這個“大家”，包括許許多多素未平生卻在遠方默默支持祝福我的朋友們。例如去聽了黃耀明演唱會，回家後很多天都在心裏哼着《邊走邊唱》。一位朋友講《邊走邊唱》會讓人想到白樺的《苦戀》，我覺得更讓我想到崔健的《一無所有》。我在 少女時期聽達明一派沒有太特別的感覺，畢竟八十年代的香港歌壇太陽光燦爛。那天聽到黃耀明在台上的演繹，不能自已。「是我對你不起 /沒法與你一起/ 但叫我遠走的偏是你/從你眼裡出發/ 從你兩臂出發/矛盾永遠只得你明白/是我對你不起 /是我愛你不起/ 但放棄我的始終都是你/其實我太留戀這禁地/ 而必需出走都只因為你」

”崔健的“你”與林夕的“你”，如此遙遠又如此接近，以至於我這個講廣東話的内地人一生中在1989年與2019年兩次經歷了這個“你“。好想寫一本書，就叫《一起走過的日子：我的香港故事》。我要把這本書送給我的好朋友也斯。多年來，也斯一直鼓勵我回到香港。過去不明白為什麼上天要那麼早就帶走秉鈞。後來想大概是不忍讓他見到自己心愛的香港要經此一劫。

2019年離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從當年為逃離納粹德國的愛恩斯坦提供避難所的研究院到了錢穆先生等新亞先賢避秦而來創立的中大校園。余英時先生在為劉再復先生《西尋故鄉》作的序中寫到漂流「是古今中外無數知識人的命運」。余先生提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第三次被貶逐時，不但「親賓故人」都為他餞別，外郡的詩人也道義聲援。因此，「放逐是中國知識人的光榮」。 先生也用范的故事來說明：「可見專制皇權的威力并不能壓倒士大夫的公論。」

只是從今以後不能回到自己深愛的中大校園，與同學們山上山下同行，與大家圍爐，與香港人一同守住維園不滅的燭光。過去兩年的路漫長艱辛，恍如隔世，疲於奔命，為生計，更為少年時許下的諾言，為1989年那些為自由付出生命的年輕人。過去兩年做了數十場講座，在機場與機場之間穿梭，見到許許多多沒有放棄的普通人。有一次在大學做講座，一位香港媽媽帶着三個女兒來聽；又有一次一位中大畢業的同學，工工整整地寫了一段話，在一張香港女孩子很喜歡用的那種漂亮的信紙上，等所有人都離開後，害羞地上來送給我，謝謝我的堅持，希望我不要放棄。還有我的同學們，上過課的，sit過堂的，香港同學内地同學美國同學，用各種方式傳遞問候，大家都知道我不定時吃飯不按時睡覺的壞習慣，孩子們就像母親那樣叮囑我要好好照顧自己。有兩位朋友聽過到我的一次講座後，兩年來風雨不改的機場接送. 這樣的故事太多太多，讓我一路走來，活過了一次又一次的萬苦千辛。情義無價。

對於一個從來不用社交媒體，沒有Facebook沒有Twitter的人來說，用Substack用Patreon，是大躍進。若不是同學幫忙，趕鴨子上架幫我創建並開啓了賬戶，我一定就又不了了之。我甚至不知道應該用美國常用的Substack還是香港朋友慣用的Patreon，更糾結於到底是用英文寫作還是中文寫作; 用廣東話還是國語。寫作的表達本身就是看心情的：想家的時候是用廣東話，英文表達又是另一種思維。在一些特定語境裏，言語是蒼白無力的。另外也覺得自己沒有準備好，總是想等自己有一張書桌有一張凳子再開始，但又想想其實人生從來都沒有準備好的時候，歷史往往就在我們沒有準備的時候發生，讓我們措手不及。

就這樣，在地上，我開始了這篇文字的寫作。過去兩年，一有機會到胡佛研究所，就去檔案館看林昭。我們生死相隔，卻猶如忘年之交。她在那個暗無天日的牢獄裏，用自己的鮮血書寫。在一篇題為“破碎山河破碎家”的獄中文字裏，林昭提到如今她與媽媽，還有在她被捕一年後自殺身亡的父親天各一方。她對親人的思念，我感同身受。經歷了那麼多，女兒有淚不輕彈。好幾次在閲覽室忍不住落淚。我時常為有機會在中大課堂講授林昭而感恩。2019年在同學們即將面對他們一代人的“星火”前，我們就已經瞭解當年蘭州大學有那樣一群大學生, 以及後來的厄運，為他們準備了即將到來的風雨飄搖。

過去一個多星期都在生死時速中活著，白天各種研討會，工作到深夜錯過了校巴，在黑暗中拼命地奔跑到火車站卻發現看錯了時間表又或者看反了方向。這些時候總是想起19年剛到中大時總是迷路，晚上又拼命地追趕最後一班校巴下山，同學們總是用Whatsapp陪伴，讓我不覺得在“孤身走我路。” 這一周每天早上睜開眼睛就想着：現在是香港的晚上了，快點起來把文章寫完發出去，卻又開始一天的工作忙碌。梳洗過後又去趕火車。 就這樣日復一日過了一個禮拜。今天充滿期待滿心歡喜，因為訂的電腦臺凳終於要到了，結果又沒有送到。大失所望，幸好如今有了床，不用坐在地上了。

有很多年，我在深夜寫作的時候，總會想到我大學時期背誦下來的一段文字，出自北大校慶合輯《精神的魅力》，作者是北大校友。這段話是這樣的：“許多感覺都麻木了，憑着一種生命的本能我摯愛着也仇恨着。在深夜的孤燈下我思考並且開始寫作，在最需要良心和聲音的時候我拍案而起。”這位決意「在最需要良心和聲音的時候」「拍案而起」的作者叫李書磊，現任中宣部長。2019年我就和同學們講，多年後他們會發現，人真的是會背叛自己的青春以及青春所承載的理想的。

每晚我在黑夜裏背著電腦狂奔到車站卻懊惱地發現又錯過火車后，坐在路軌旁等待下一趟車的來臨時總有一種天蒼蒼野茫茫的感覺。黑暗里看著路軌難免會想到89年3月臥軌山海關的海子。提前結束生命的他在天國一定慶幸自己逃過了碾碎理想主義的濃墨的歷史篇章。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這一代人的密碼，讓自己記住當年那些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的目光，以及如今生生不息的民主渴望，在監獄裏，在花果飄零中。

兩星期前，我把書本從德州的書架上一本一本取下，再一本一本地放到箱子裏，然後把它們搬到郵局去，又到了斯坦福，他們就這樣跟著我流浪。從美國到香港，又從香港運囘了美國。因爲書太多，放不下，只能選最常用的上架。那天我一本一本書的跟它們講話，抱歉自己不能給它們一個安定的架/家。但人在旅途的我們又回到了校園，重生。感謝主。

過去一周，雖然Substack和Patreon是空白的，但每天都在内心和大家對話；或許這就是流亡生涯的日常。千言萬語卻只能留白。或許這也是我們面對的處境，千愁萬緒只能留白。但我知道大家都在那裏。兩年前，在我最艱難無助的時候，大家成千上萬的留言，讓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無權者的權力就如此在日常的細微中彰顯。特別感謝在沒有見到片言隻字就登記了我的賬戶的朋友對我的信任和支持。盡在不言中。

魯迅說過，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今，雖然我們看不到光，但是因為大家的同行，我們守住了内心的光，一如香港人在89年后守住了維園的燭光，我們也最終會守住了屬於這個時代的榮光。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香港人，加油！

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