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對稱下的「交往」陷阱──「鄭習會」如何反向侵蝕台灣安全

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鏡報 2026-4-6

鄭習會絕對不是什麼互利共贏的一家親，而是木馬屠城。攝影鄒保祥

一、 前言：一個深層的病理現象

對2026年4月7日「鄭習會」的觀察與分析容易落入了一個盲區，即透過「尋求和平或穩定」來解讀兩位政黨領導人的會晤，忽略國民黨並不是一個能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平等戰略博弈的行為者。不幸的是，此一忽略有極大之風險會將台灣推向危險，而非帶往安全。

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也是一個有韌性的小國，但絕對不是強權。事實上，台灣高度暴露於風險之中；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讓台灣在面對一個從不放棄武力侵略它的北京政權時，永遠必須居安思維。因此，核心問題不在於「交往」（或「接觸」）能否為兩岸帶來和平或穩定，而在於一個居於劣勢的台灣，如何在不弱化自身安全立場的前提下，與居於相對優勢的中國共產黨進行政治互動？歷史的實證經驗告訴我們，對於在安全情勢上居於劣勢的小國而言，跟對否認自己擁有主體性的強權進行交往，有很高的機率會得到反效果，也就是讓自己變得更不安全。

「鄭習會」的根本性問題並非是台灣在野黨的黨主席要和中國共產黨的黨主席會晤是有風險的，而是即便現在台灣的執政黨是國民黨，這樣的會晤仍一樣具有風險。「鄭習會」所體現出的是，台灣安全戰略中一種深層的病理現象：偏好以象徵性的安撫取代實質的作為，並將兩岸能有「交往」化約為兩岸能夠和平或穩定，誤認與中共高層的「會晤」會比自身實力的累積更有助於保衛國家安全。

二、台海兩岸的結構性不對稱

台灣海峽不僅是一個充滿政治爭議的地理空間，更是一個由三種相互加乘之差距（gaps）所構成之「不對稱戰略環境」。首先，是物質力量的差距；中國共產黨無論在軍事規模，還是經濟體量上，均取得壓縮台灣生存空間的明顯優勢。其次，互動關係之主從性差距；北京當局在多數時間掌握了與台北當局互動之主從性，也就是幾乎任何兩岸議題都會被北京操作或定性為「中國與台灣的主從關係」，並且北京是關係中的「主」，而台北則是「從」。第三，敘事能力的差距；明明台北當局沒有實際支配管領大陸地區，而北京當局也沒有實際支配管領台灣及其周邊附屬島嶼，但在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的敘事上，台灣的實質獨立就會被法律上台獨的爭議綁架，以致事實上明明已經獨立的台灣卻無法不去理會「一個中國」。

但基於相同的邏輯，為什麼在法律上已經變成獨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卻始終不需要提供詳細的解釋，或甚至總是提供背離事實的言論，將事實上沒有被自己治理的台灣說成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上述三種差距交織而成的環境下，兩岸的「交往」就如同學者David Shambaugh指出的，是北京刻意為之的「選擇性接觸」與「政治訊號」傳遞，其背後是滿滿的套路與算計，而非旨在尋求和平與穩定。此一情況對於位居弱勢的台灣來說，形成一個根本性的兩難：增加「交往」，極可能反而強化原本試圖管控之國安風險。而減少交往，通常就容易被妖魔化是台海局勢不穩定之兇手。

為了凸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人大設有毫無代表性的台灣代表團，圖為國台辦主任宋濤聽取意見。圖／中共國務院台辦官網

三、病灶的根源

為何國民黨的政治菁英與領袖偏好與中國共產黨「交往」？本文認為，答案在於對「能動性」(agency)的誤判。從4月7日會晤雙方的當事人立場來看，這種「交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鄭麗文主席證明國民黨在兩岸關係上擁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然而，國民黨究竟有沒有這樣的重要性應該是取決於自己和中國共產黨在台灣議題上的「能動性」是否對稱。由於「鄭習會」對北京當局之所以有價值，恰恰是因為這樣的兩岸「交往」並非對稱互惠的，反而是在向全世界展示，台灣在野黨領導人願意在中國共產黨所設定之條件下進行交往。因此，在台灣國內層次上看似國民黨具有能動性的表現，在兩岸實際互動層次上體現的是：若無共產黨這個「主角」，就沒有國民黨這個「配角」。

對台灣而言，與北京當局的「交往」不應該是政治作秀，而必須是維護生存安全的溝通。學術研究上已有汗牛充棟的文獻指出，台灣的安全高度仰賴於對北京釋放正確的訊息，對華府做出明確的保證，以及不斷強化自身民主社會的韌性。而「鄭習會」一次將這三件事全部拋諸腦後，為台灣帶來高度的不安全。因為，只要國民黨主席4月7日真的搭機前往上海，就意謂著台灣內部存在可以被共產黨分化的群體，而國際社會恐怕也會認為，即便在欠缺官方授權的情況下，台灣在野黨的領袖也還是會與中國共產黨接觸。這些「鄭習會」所傳遞出來的訊號都是台灣內部對於兩岸問題的分歧，而不是兩岸關係將因「鄭習會」而獲得穩定。

其次，「鄭習會」削弱了台灣在戰略定位上的清晰度。對華府而言，台灣內部對於兩岸問題的分歧會使美國在「美台中三邊關係」上不得不保留相當程度的模糊，而一個始終難以從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的美國，就自然很難用它的承諾來擊退「疑美論」人士之質疑。最後，台灣的民主制度把原本良性的政黨選舉競爭變成稀釋自我民主韌性的兇器；毋寧，那些受到選舉誘因驅動的政治人物，為了能夠獲得黨內提名或成功連任，將不惜以台灣集體變得不安全為代價，去交換自己在的政治牌桌上的籌碼。

「交往」常被人視為一種降低風險的手段；然而，對位居劣勢的行為者而言，「交往」更多時候既不能降低風險，還可能產生安全弱化的反效果。在一個互動關係裡，相對較弱的行為者是能動性不足的，而相對較強的行為者傾向透過低成本（相較於武力衝突）的「交往」方式來讓相對較弱的一方對自己「順從」。正因為如此，台灣難以因為即將舉行的「鄭習會」而獲得更多安全，但已然因為國內政黨政治的惡性競爭而對北京釋放錯誤訊息，讓華府不得不保持一定程度的戰略模糊，以及導致自身社會的民主韌性流失。

四、結語：誘人的會談內容，致命的政治輸誠

在2026年全球能源市場動盪與中東區域戰爭的陰影下，「鄭習會」的談話核心將非常可能圍繞在「穩定」、「避戰」與「未來」。詳言之，國民黨主席應該會拋出台灣海峽非戰區的論述，強調台灣不應成為美中衝突的前哨站或犧牲品。同時，在伊朗戰爭引爆的能源危機壓力下，鄭主席會試圖說服習近平去維持台海現狀，以符合其政權當下的戰略利益（特別是在內政上的經濟成長壓力）。此外，鄭主席會提出兩岸應建立某種「經貿避風港」的倡議，作為確保台灣半導體與關鍵產業不被外國關稅恣意制裁或不被其它地區軍事衝突波及之策略，甚至針對能源與電力短缺的問題，尋求某種程度的兩岸能源合作可能性。一旦上述這些倡議獲得習近平的正面回應（哪怕只是口頭性的），國民黨就可以透過「鄭習會」像台灣人民邀功，收割選舉紅利。

反之，若得不到回應，鄭麗文可打「九二共識」的保底牌，向習近平承諾國民黨會在立法院「捍衛」中華民國的「一中憲法」，換取解放軍對台「不武」的保證，以此向國際社會證明國民黨具備與中國共產黨溝通之能力，同時瓦解民進黨在國內政治上的「抗中保台」論述。

少有人知道鄭麗文主席差一點就取得劍橋大學國際關係的博士，並曾在任職立法委員期間擔任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的成員。如此專業的學術背景和實務經驗，極可能讓她會想利用「鄭習會」為台灣尋求國際空間的「微型突破」；詳言之，她可能會請求習近平在某些政治性低但功能性強的國際組織（如WHA或ICAO）給予台灣用「觀察員」參與的空間，並特別指定要由國民黨籍的專業人士去代表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如果這一招真的成功，最快今年5月下旬的WHA就會為台灣的民主韌性投下震撼彈，屆時台北當局如拒絕參與WHA，必將招致非議與責難；惟若同意參與，實質上淪為稻草人，喪失參與國際組織身分的主動性，也喪失指派代表的行政主導權。

最後，世人千萬別忘記，中國共產黨的主席習近平不是慈善家，而是精於計算的政客。他一定會在形式上用高規格的接待來給足鄭主席面子，但在雙人會晤過程中一定會把「反獨」或「促統」的黃金約束衣穿在鄭麗文的身上。因此，「鄭習會」結束後若能帶回任何與台海和平有關的「成果」，在本質上均只是時光倒流的老調重彈，而非往前邁進的開拓新局。換句話說，「鄭習會」其實並無法許諾台灣一個更好的未來，但極可能將台灣封印在1992年的結界裡。

這樣的代價恐怕過於高昂，因為在美中競爭更加白熱化的時刻，國共兩位黨主席的會晤將被美國解讀成台灣內部的「轉向」，也就是身為小國的台灣既然沒有毫無懸念地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並且台灣的在野黨還試圖與長期威逼武嚇它的政權私下妥協。這樣的兩岸「交往」根本不是在做外交或爭取安全，而是在做政治豪賭與致命的輸誠。

綜上所述，我們已然高度預見國民黨的鄭主席會帶回一份看起來頗誘人的「鄭習會」合約，裡面會有許多看得到卻吃不到的美味大餅。這些大餅將會對台灣的民主韌性構成挑戰，社會可能變得更加分裂，政府可能執政更加艱辛。然而，這些「大餅」在中共對台的導彈、軍演、認知戰及灰色地帶行動面前，顯得異常諷刺。事實上，如果鄭麗文能夠以在野黨主席的身分從習近平手中拿到任何承諾，本質上都是以台灣「自我防衛意志」的去軍事化作為代價！當國民黨從對岸爭取到越多紅利，台灣的國家安全與社會韌性就越脆弱。北京正在用「交往」這根絞繩慢慢勒死台灣的「主權自覺」。這絕對不是什麼互利共贏的一家親，而是教科書級別的木馬屠城。

深度：美国退出北约，欧洲人到底怕不怕

政经老法师  X
@PolEcoGuru · Apr 6, 2026

特朗普逼欧洲扩军，但埋单的是欧洲人的养老金

上周，特朗普又说了一句让欧洲人睡不着觉的话。

他说自己"正在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

这不是第一次说了。从2018年峰会骂德国"被俄罗斯俘虏"，到2019年被国务卿马蒂斯拦住没能签退出文件，到2026年4月1日再次放话"绝对在考虑"——特朗普在2026年3月更表示："我不需要国会就能决定北约去留。"

欧洲人听得越来越清楚：这不是说着玩的。

然后德国、法国、波兰的政治家们开了一个又一个紧急峰会，签了一个又一个扩军声明，最终在2025年推出了那个让经济学家们头皮发麻的计划：欧盟领导人批准了"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同意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总值8000亿欧元用于防务开支的目标。

8000亿欧元。

换算一下，这笔钱够建800座三峡大坝，够给德国每个人发将近1万欧元，够让整个欧盟的小学全部免费运行整整四十年。

但现在，这些钱要去造坦克、买导弹、修防空系统。

问题来了：这笔钱从哪出？谁来买单？

答案让普通欧洲人看了会想骂人：是他们的债务，是他们未来的社会福利，是他们下一代要继承的财政负担。

美国退不退约，欧洲已经先输了一局

先搞清楚一件事：特朗普到底会不会真退出北约？

按照当前的判断，正式退出的概率其实不高。预测市场Polymarket给美国正式退出北约的概率不到20%，更可能停在威胁阶段——特朗普用"退出威胁"作为杠杆，逼欧洲多掏军费。第一任期他就用这招，成功逼出了欧洲6000亿美元的额外军费增长。

说白了，这是一场交易谈判，不是真正的分手声明。

但问题在于：就算特朗普没退，欧洲已经被他逼着按照"他退了"的剧本在走。

美国已宣布计划撤离多达30%的驻欧美军，裁撤美国在北约近30个机构的200个驻欧岗位，并将3个北约四星作战司令部移交给英国、意大利、德国和波兰指挥。这已经是实质性的"减负"动作，不是嘴上说说。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明确表示："美国将不再主要关注欧洲安全"，并强调欧洲国家必须"承担起欧洲大陆常规安全的责任"。

欧洲人面对的现实是：美国的安全兜底正在撤走，不管最终形式是正式退约还是战略抽身，安全账单都得自己算。

这件事的经济后果，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深远得多。

欧洲的问题：钱从哪来

以德国为例，把这笔账算得最清楚。

德国计划将军费开支从2025年的950亿欧元增至2029年的1620亿欧元，增幅达70%，占GDP比例从2.4%升至3.5%。为实现这一目标，德国放宽债务上限，允许十年内为国防和基础设施借款1万亿欧元，预计赤字将从2024年的330亿欧元升至2029年的1260亿欧元。

这在德国是什么量级的事？德国的"债务刹车"机制是写进宪法里的，改它需要联邦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票。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将默茨推动的这项改革描述为"德国战后历史上最具历史性的范式转变之一"，并表示"它发生的速度和预期财政扩张的规模让人想起德国的统一"。

这句话有多重要？德国统一是1990年，是整个联邦德国历史上最大的财政冲击。现在的扩军，规模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但军费跟基础设施投资有本质差别——炸弹打出去就消耗了，不像桥梁和学校会持续产出价值。德国曼海姆大学经济学教授汤姆·克雷布斯指出，军费支出的"财政乘数"最高仅0.5左右，即每投入1欧元军费，经济活动仅增加约50欧分的价值；而基础设施、教育和托幼投资的"财政乘数"往往是军费的两到三倍。

翻译成大白话：花同样一欧元，建幼儿园的回报是造坦克的6倍。

但没有办法，安全是刚需。德国普通家庭的生活也将受到影响——为筹措资金，政府或将提高税收，尤其针对高收入群体和企业。而债务和利息压力可能促使政府在未来预算中更趋紧缩，进而影响社会福利支出，如养老金和公共医疗等领域。

这才是这场地缘变局真正影响到普通欧洲家庭的方式：养老金的实际购买力可能下降，公立医院的等待时间可能拉长，子女的教育补贴可能收紧——这些看不见的削减，都会在未来五年内以隐蔽的方式出现。

在德国，这件事已经不只是新闻，而是茶几上的日常话题了。

对美国军工来说，这是一场灾难还是好消息？

答案很反直觉：两者都是，取决于你看的时间维度。

短期内，欧洲扩军对美国军工业是巨大利好。特朗普视阈下，"财政回报"是：不是从欧洲直接收钱，而是通过逼迫他们承担更大的安全支出，而大量新增的欧洲军费，很大一部分将用于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如F-35、爱国者导弹、波音运输机等，这实际上是美国国防工业的隐性"财政收益"。

根据咨询公司"纵向"研究合伙公司的分析，预计2026年美国五大国防承包商的现金流将达到260亿美元，是2021年的两倍。洛克希德·马丁、雷神、通用动力——这些公司的订单本来就多，现在欧洲的8000亿欧元又撑开了一片新的需求。

但中长期，麻烦来了。

欧洲人被逼急了，已经开始系统性地走向军工自主。欧盟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50%的防务订单本土化采购，而2022年至2023年度欧盟防务订单本土化率仅为22%——这意味着欧洲要在六年内把本土军工采购比例翻倍以上。

更直白的数据：莱茵金属将其155毫米炮弹的年产量从2022年的7万发增加到2024年的75万发，目标是到2027年达到150万发；弹药现在占集团销售额的27%和利润的52%。这家公司自2022年以来股价涨了超过2000%，市值超过了德国大众汽车。

英国BAE Systems在2025年销售额增长10%，得益于欧洲各国政府的"台风"战斗机、护卫舰和战车大量订单，截至2025年12月底储备订单达到创纪录的836亿英镑。

欧洲军工的崛起，长远看会蚕食美国军火商的欧洲市场份额。特朗普现在的策略是：先用北约撤出威胁逼欧洲加码军费，短期内美国军火商吃得满嘴流油；但欧洲建立起自主军工体系之后，美国武器的市场就会系统性萎缩。这是一把刀，有时效的。

好问题，这是前篇文章的一个重要盲点——美军撤离对欧洲当地就业和经济的直接冲击，值得单独深挖。先做研究。数据已经足够充分了。现在这道题的核心矛盾非常清晰，可以直接作为深度分析回答，不需要再写一篇完整公众号文章——用户问的是"为什么没有"，属于逻辑分析题，我给出结构化的深度解析。

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视角，也是前篇文章确实没讲透的地方。让我把这个问题的完整逻辑拆开来说。

美军撤离欧洲，对当地经济的冲击被严重低估了

先说规模：驻欧美军到底有多少人、多少钱

目前驻欧美军约8万人，截至2025年12月，美国在海外部署的军事及文职人员共计22.16万人，日本和德国承载了超50%的海外美军。其中仅德国就有约3.5万美军，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驻扎有约5万名美军及相关人员（含家属），美国在德国拥有21个美军基地，分布在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等地。

这些人不只是军人。每个基地都带着完整的文职雇员体系、后勤外包、家属消费圈。据美国大使馆统计，仅2007年，美军驻地为德国当地带来的经济收益高达50亿美元，当年向德国雇员共支付工资8.72亿美元——每座美军驻地都像是一家大型企业。

8.72亿美元，仅仅是工资，还不算驻军士兵的日常消费、基地外包合同、土地租金、与当地供应商的采购。把这些叠加进去，一个美军大基地对周边县市的经济贡献，不亚于一家大型汽车工厂。

撤军的就业冲击：一个已经发生过一次的预演

历史上已经有过一次小规模演习。从2005年到2012年，仅因美军撤军给德国带来的失业赔付费用就高达4850万欧元，其中3270万欧元支付给了因此失业的美军当地雇员。

这还只是冷战结束后的尾声调整期，规模很小。如果现在撤走2万人（即当前威胁的30%），被影响的不仅是正式雇员，而是整条依附于基地存在的服务业生态——餐馆、汽车维修、超市、出租房、私立幼儿园、英语培训……这些非正式就业链条完全不在任何赔付统计里。

2025年美国政府停摆事件已经给了欧洲一个真实预警：美国政府停摆后，驻德美军基地陷入财务困境，美军士兵的工资无法发放，德国财政部被迫为驻德美军基地的当地雇员垫付工资。意大利、西班牙基地雇员也出现讨薪现象，驻意2000名雇员直接围堵基地大门。

这说明什么？这些欧洲本地雇员的薪资来源，完全依赖于美国联邦政府的持续拨款。美国国内政治的一次小小"停摆"，就能让德国、意大利数千人的工资瞬间断线——如果是大规模、系统性的撤军，这条链子直接断掉，没有缓冲。

为什么这个冲击在公开讨论里几乎消失了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政治经济学现象：撤军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被欧洲政治家刻意淡化了。

原因很简单：如果你承认"美军一走、本地经济受损"，就等于承认了两件尴尬的事——

第一，欧洲的"安全依赖"其实是"经济依赖"的一体两面。 公开讨论这件事，会让欧洲在和美国的谈判中处于更弱的位置。特朗普要逼欧洲加军费，如果欧洲这时候还说"美军走了我们经济会受损"，那谈判桌上的筹码就彻底没了。

第二，这和欧洲精英正在推进的"战略自主"叙事直接矛盾。 你一边说"欧洲要独立自主、不依赖美国"，一边说"美军一撤、莱茵兰-普法尔茨的餐馆就要关门"，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政治上非常难堪。

所以这个话题在欧洲主流媒体里被系统性低调处理了。学者写报告，基层雇员知道，但政客不说。

撤军对不同欧洲地区的冲击是不均

这是另一个被忽视的细节：美军基地的分布极度集中，撤军的冲击会精准打在特定地区，而不是均匀分散。

德国的冲击最重——美军基地主要集中在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其中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拉姆施泰因基地周边，整个镇子的经济命脉就是这座基地。如果美军大规模撤离，这个州的失业率会出现突出性上升，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这就形成了一个政治困境：联邦政府要面对的，不是一个抽象的"经济损失"，而是某几个特定选区的大规模失业和民心动荡。德国地方政客比联邦政府更清楚这件事有多烫手，但他们也更没有办法公开说出来。

撤军冲击 vs 欧洲扩军补偿：这笔账能对上吗

撤军冲击是立竿见影的——基地周边的服务业失业，可能在6个月内就大规模显现。但欧洲军工产能扩张是5年到10年的长周期工程。德国莱茵金属当前产能仅为冷战时期的十分之一，关键零部件仍依赖进口，技术人员严重流失。一个弹药工厂从规划到满产需要3至5年。

换句话说：餐馆老板今年就失业了，但他要等的军工厂的工人岗位，可能要到2030年才出现——而且那个岗位未必在他所在的州，也未必是他能干的技能类型。

这个错位，是欧洲扩军叙事里最大的社会代价，也是被最少讨论的一块。

补充一个值得关注的微观细节

2025年10月，美国政府停摆期间，德国财政部宣布替美军基地的德国雇员垫付工资，同时德国服务业联合工会呼吁政府正式承担这批雇员的薪资保障义务。

这个细节本身就非常耐人寻味：德国纳税人在替美国雇主给本国雇员发工资。 这不是正常的雇佣关系——这是一种依附结构暴露出的荒诞瞬间。而如果美军真的撤走，这些人的法律身份怎么处理？谁来承担遣散成本？谁来对接失业保险？这些问题在任何欧美官方的北约讨论里，都还没有答案。

美军撤离欧洲，对地区就业的直接冲击被刻意淡化，但这个代价是真实存在的，且集中在几个特定区域，时间上也远快于欧洲本土军工扩张能提供的就业替代。这是欧洲扩军叙事里一个结构性的空白，政治家没有动力说，媒体也不愿意触碰，但对于住在美军基地周边的普通欧洲人来说，这是非常具体的生计问题。

写在最后：

欧洲军工股的故事，已经讲了三年了，欧洲扩军，是一场用经济增长换安全感的豪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指出，在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疲软的背景下，德国扩大防务支出必须主要通过政府举债而非增加税收来筹资，否则可能使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萎缩。

如果扩军带来的是通胀上行、福利收缩、债务积累——欧洲老百姓的购买力下降，进而影响中国对欧洲的出口，这个代价会从另一条链条传回来。

⚠️ 风险提示： 地缘事件高度不确定，文中提及标的仅为分析框架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欧洲军工股当前估值已处高位，追高风险极大，操作请独立判断，风险自担。

吴洪森：少数人利用枪炮统治大多数人的悲剧何时能终结？

作者臉書 2026-4-5

从古代帝王到现代极权，从冷兵器到导弹核武，形式不断演变，本质从未改变——少数精英控制枪炮、军队、秘密警察和司法机器，多数普通民众被迫服从。

过去靠“君权神授”、血统高贵；后来靠意识形态，说为了“集体利益”、为了“历史必然”、为了某种宏大正义；如今有些地方则包装成“国家安全”“稳定大局”或“反帝斗争”。

理由一套接一套，但底层逻辑始终如一：让大多数人相信，被少数人统治是必要的，甚至是道德的。而枪炮，永远是最后的兜底。当说服失效，当民众觉醒，枪炮就登场；当共识破裂，暴力就成为终极担保。这就是为什么一切权力，最终都归结为一个问题：谁能动用暴力，谁就拥有最终决定权。

在一些国家如伊朗，射杀和平抗议者、公开绞刑年轻女孩、酷刑和大规模逮捕，用来维持少数神权或军阀精英的特权。

国家一旦被暴力劫持，人民就毫无权力。为什么大多数人长期忍受，甚至主动为这套体系辩护？因为恐惧，也因为分散。恐惧让人不敢反抗，分散让人难以联合。再加上信息控制、叙事塑造和经济依赖，多数人渐渐失去觉醒能力，甚至把枪炮的存在视为“必要秩序”。

这才是最深刻的控制：不是单纯用枪压你，而是让你相信枪掌握在“正确的人”手里是合理的。

历史上每一次真正的进步，都是对暴力垄断的限制，让它无法被少数人随意用来奴役大多数人。宪政、分权、法治、公民权利，正是这种限制的体现。

但这个过程，从来不会自动发生。它需要三个前提同时具备：第一，认知觉醒。多数人必须看清问题的本质：不是“谁在台上”，而是“权力是否被约束”。如果连“少数人靠枪炮统治”这个结构都视而不见，就谈不上改变。第二，组织能力。分散的个体永远无法对抗集中化的暴力机器。只有形成有效、持续的公民组织、反对力量和国际声援，才能产生对等压力。第三，规则约束。最终要把“谁可以使用暴力、在什么条件下使用、如何问责”牢牢写进制度，让任何个人或集团都无法例外，包括那些以“革命”“安全”或“集体”名义行事的少数人。

现实中，这三个条件很少同时满足。它取决于两个关键变量：技术和人性。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强化了少数人的控制能力（监控系统、精准打击、互联网封锁）；另一方面，它也为多数人提供了新工具（信息传播、去中心化组织、全球连结）。

技术本身不决定方向，决定方向的是谁掌握它、如何使用它。

指望掌权者主动交出暴力优势，基本是幻想。无论是神权精英、军阀集团，还是任何以宏大叙事包装的少数人，都倾向于把枪炮视为维持统治的最后保险。

悲剧何时能终结？

答案是：它不会自动终结。只有当大多数人不再把自身安全和自由托付给不受约束的暴力机器，不再为任何形式的枪炮统治寻找借口，这个悲剧才有可能被真正遏制。

历史不会怜悯沉睡者。真正的秩序，来自多数人对暴力的清醒约束，而非少数人对枪炮的垄断。

（吴洪森写于2026年4月5日上海莘庄）

周成柱：沉思录（128）对待个体生命的态度是决定一场战争是否正义的关键

作者臉書 2026-4-6

1、出动数百人和战机、多军种协调、深入虎穴、只是为了拯救一个人的生命。难道川普不知道、出动这么多人深入敌后万一营救失败可能会死更多人、他会面临更多的指责和压力、这样做真的值得吗？值得、川普毫不犹豫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不仅仅是拯救一个士兵的生命、这是兑现一个庄重的承诺、当你在为国家而战时、如果身处绝境、国家永远不会放弃你、国家永远是你的坚强后盾。川普领导下的美军是这样、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以军是这样、国家、将军和士兵三位一体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这样的军队是不败的！同时也提醒我们、战争不仅仅只有杀戮、鲜血和死亡、还有不离不弃的袍泽温情和生死与共的家国义气！

2、总有一种感动让人泪流满面。当人们在算经济账、算折损一架飞机多少钱、损失有多大、万一营救失败会有更多伤亡、会导致政治和军事上更加被动、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时、川普不打嘴炮、而是用实际行动向美军、向全世界宣告了什么是生命无价、什么是绝不放弃、什么是每一个生命都至高无上。一架飞机值多少钱、是经济账、是工具理性判断；一个士兵该不该救、是人性账、是价值理性判断。在川普眼里、人性账显然高过经济账、价值理性显然高于工具理性。川普、这个被黄左川黑们视为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商人、再一次通过此次营救事件彰显了他的侠骨柔情、彰显了他对生命的敬畏、尊重与珍惜。据说、为了营救这两名被困敌国的士兵、美以联军甚至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川普亲自坐镇战情室关注整个营救行动。这样的军队、这样的统帅、这样的国家难道不值得每一位国民、每一个士兵为她效忠、为她出生入死？

3、为了兑现不抛弃一个人的誓言、为了这份承诺、这份信任、即使付出再多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这是川普向全世界给出的答案。一场战争的正义或不义、从来不是取决于你杀死了多少敌人、占领了多少土地、摧毁了多少敌方设施、而是取决于你对待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态度。因为、一场正义的战争从来不是在摧毁人性而是在高扬人性的光辉；不是在屠戮生命而是为了拯救更多的生命；不是利用战争摧毁个体而是彰显个体的终极价值！对待个体生命的态度、才是决定一场战争是否正义的关键。

4、总有一种感动让人热血沸腾、总有一种热血让人慷慨悲歌、总有一种情感让人壮怀激烈。以人为本、生命无价、绝不放弃等口号对有的国家而言只是一句从来没有想要兑现冠冕堂皇欺世盗名的口号与伎俩。但是对川普、对美军而言、那是誓言、是承诺、更是军魂。美军的强大、从来不仅仅是军事技术上的强大、更是对“绝不放弃每一个生命”这种价值观的坚守与兑现、这才是美军战无不胜的军魂。这绝非虚饰与夸张、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因果关联、正如福泽谕吉所言、一个国家的改变首先是民情的改变、其次是制度的改变、最后才是器物的改变、这个先后顺序不能改变。器物层面的先进是符合自由伦理道德的民情秩序带来的顺其自然的结果、没有先进的民情就不会有先进的器物、对美国军队而言、“绝不放弃一个普通士兵的生命”就是她的民情秩序、正是这种充满个人主义精神的民情秩序才使美军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军事技术、傲视群雄战无不胜！

5、人类从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走来、无数次遭遇生死存亡的危机和溃败。支撑人类从蒙昧走向智慧、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贫穷走向富裕的从来不是退让与妥协、悲观与软弱、而是勇敢与顽强、是绝不放弃的坚守、对生命的坚守、对信念的坚守、对未来的坚守。正是这种绝不放弃的坚守、让我们超越自我、攀越巅峰、一览众山。对川普而言、绝不放弃每一个普通士兵的生命是他对美国军队的承诺与坚守；即使遭遇无数次污蔑、栽赃、缠讼、迫害与暗杀、却从来不曾动摇内心的信念、排干沼泽、拯救美国、做正确的事、不问成败利钝、是他对自己、对美国人民的承诺与坚守。川普说、没有什么可以约束我、除了我内心的道德。黄左川黑从这句话中看到的是川普的无法无天从而大张挞伐、而川普支持者看到是他的信念与坚守、因为道德高于政治、政治是人性与道德的表达、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灾难的源头。

6、绝不放弃每一个士兵的生命表达的就是一种极致的个人主义精神。战争是一种集体主义行动、但是一种良性的集体主义从不排斥个人主义、相反这种集体主义服务于个人主义、张扬个人主义、并不以扼杀个人主义为目的、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种良性集体主义中充满了许多具有个人主义英雄史诗般的叙事、让人热血沸腾无比震撼、正如同此次营救事件。我们需要批判的是那种以集体意志（实际上是领袖意志）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以绑架、扼杀和摧毁个人为目的的恶性集体主义、这种集体主义实际上就是专制与独裁。而良性集体主义充满了对个人主义的尊重而不是排斥、视自己为实现个人主义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组织体系上保持以自愿为原则的开放式理念而不是恶性集体主义的裹挟、强制与封闭。在此次营救事件中、这种良性集体主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士兵（个体）服务于国家（集体）、当士兵在敌国遇险时、国家（集体）不惜代价对其进行营救（集体反哺个体）、在此个体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7、据说在挺川群体中也发生了一些争议、就是川普到底该不该打伊朗？对此我其实已经说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是一场战术上主动进攻型及战略上的积极防守型战争、战术上的主动进攻服务于战略上积极防守。因为你不能等到伊朗造出核武器再去与它打一场核大战、神棍是伪装成宗教的极权主义、极具扩张性与侵略性、因此打掉其核能力我百分百支持、至于政权更迭顺其自然就好、我相信川普会拿捏好分寸！

2026.4.6

长平：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

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源自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那么应该警惕的是，汉人在面对少数民族时，有没有这样一种由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偏见呢？

华语青年挺藏会 Apr 6

编者按

长平是中国知名记者和评论员，曾任《南方都市周刊》副主编，该刊是2000年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派媒体之一。他以对社会正义和言论自由的犀利独立评论而闻名。2008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西藏的文章，呼吁对种族偏见进行更开放的报道和反思，之后遭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并被禁止在中国出版作品。面对持续不断的审查和压力，长平最终被迫流亡海外。下面，我们来一起回顾2008年3月各地藏区抗暴，被官方所称的314事件后长平所发文章和前后的始末。

18年前，2008年4月6日，在当年3月发生的拉萨抗议活动不久后，时任《南都周刊》副总编辑长平在FT中文网发表了一篇名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文章，呼吁政府放开对刚刚发生不久的拉萨事件的报道限制，允许公众开放的讨论，并提出汉人在面对少数民族时，有着同西方社会一样的由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偏见。很快，他因此受到持有民族主义观点的网民的大量攻击，称他为“汉奸”和“反华”。

伴随着对长平的网络声讨和谩骂，官方媒体也下场批判，《北京晚报》表示他的“言论自由已到了恐怖的程度”。这成了一种官方的定性，很快，长平遭撤职并调任南都传播研究院任首席研究员，并在两年后被南方报业以“去印度见达赖（喇嘛）”为由不再与之续约，警方也开始以“勾结境外敌对势力颠覆国家政权”对他立案调查。而他的名字也被中国互联网封杀，在国内，搜索他的名字不再能找到任何他的文章。

2011年，长平离开中国前往香港，这成为他和中国内地的永别。在收到自己在一份秘密抓捕的名单上的消息和警察拜访家人之后，他被迫流亡，辗转东南亚几国后，最终在德国定居至今。

现年57岁的长平本名张平，出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1989年，当时在四川大学就读于本科二年级的他在成都参与了抗议活动，并在事件后遭到警方的短暂拘捕。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新闻行业，随后在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南方系媒体中崭露头角，写作了《张君案检讨》等一系列著名报道。

“要改变民族冲突的危险，请先从倾听藏人自焚者的心声开始。”2012年底，当时在香港《阳光时务周刊》担任编辑的长平，在该杂志第35期《痛哉西藏》中的主编寄语中这样写道。

长平 发表日期：2008-04-08

拉萨事件发生以后，小道消息迅速传开，但是国内媒体照例噤声。连续几天，各家媒体上都只有西藏自治区负责人的简短通报和谈话。通报中，对于事件的描述只有一句：“近日，拉萨极少数人进行打、砸、抢、烧破坏活动。”相当于一个标题新闻。民众从谈话对达赖集团的严厉谴责中，已经知道此事非同小可，自然愿闻其详。依循过去的经验，很多人通过境外媒体来获取更多消息。此时，几个揭露境外媒体虚假报道的帖子和视频却在网上流传开来，很快就酿成了一场中国民众愤怒声讨西方媒体的网络事件，出现了一些命名为“反 CNN”、“反BBC”、“反美国之音”的网站。

2008年4月3日，长平在FT中文网发表《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图片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根据网民搜集的材料，包括德国、美国、英国和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媒体对拉萨事件的报道中出现了明显的事实错误。从新闻职业规范来看，有些错误非常低级，甚至有刻意误导的嫌疑。尽管有几家媒体进行了道歉和更正，但是失实新闻造成的伤害既成事实，难以得到中国民众的谅解。跟任何虚假新闻一样，这个伤害首先指向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一万个真实也挽救不了一个谎言。在此事的后续报道中，在将来的其他重大事件中，倘或中国媒体同样不能自由报道，而境外媒体又变得面目可疑，那么真相从何处来呢？

一些揭露境外媒体虚假报道的网民宣称，他们要用行动让世人看到拉萨事件的真相。这个说法逻辑不通，因为他们的行动只能让人看见西方媒体报道不实的这个真相。拉萨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多数中国人看到的只有政府在封锁消息几天之后统一发布的新闻。对于任何来源单一的垄断性新闻发布，我不敢说它是假的，但是也不能确认它是真的。事实上，境外媒体大多称之为“中国政府精心编织的真相”。随后政府组织外国记者赴藏采访，他们的报道大多也没有翻译过来。由于声讨西方媒体热浪当头，即便翻译过来也没多少人相信。

图为3月15日在安多拉卜楞（甘肃甘南州夏河县）藏人僧俗走上街头 抗议压迫

愤怒仍在扩散。尽管“反CNN”网站声明，“我们并不反对媒体本身，我们只反对某些媒体的不客观报道；我们并不反对西方人民，但是我们反对偏见”，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很多网民走到了相反的方向，甚至一开始就站在相反的方向：他们并不真的在乎新闻的客观公正，而在乎媒体本身的立场；偏见未必是不能接受的，关键是看你偏向哪一边。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毫无疑问，后者对新闻价值的伤害更甚于前者。正如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个体媒体虚假报道的矫正相对容易，几个耐心细致的中国网民就可以做到；对新闻控制的抗议面对的是国家权力，全世界都徒唤奈何。

一些中国民众已经看到，虚假报道和偏见并不是最可怕的，只要有一个开放的舆论环境，允许充分的揭示和讨论，它们就有走向真相和公义的机会。这次网民对于境外媒体的成功反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早发现问题并及时反应的，是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制作的揭发图像在BBS上自由流传，也在Youtube这样的著名网站上火热播放。假如这些网络媒体都受到限制，那么揭发进程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这些虚假报道对新闻价值的最大伤害，在于让很多人进一步放弃了对客观公正的信赖，而选择了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说，普世价值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只有国家利益的你争我夺。他们甚至以此为依据说，撒谎也是一种“国际惯例”，从而对自己身边或者历史上的谎言予以谅解。当然，一些人本来就是这样想的，这次媒体事件让他们又找到一个证据，从而去对别人宣讲而已。

但是我也看到，有很多中国人借此机会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和更深入的思考。他们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源自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那么应该警惕的是，汉人在面对少数民族时，有没有这样一种由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偏见呢？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源自不愿意倾听和了解，沉迷于萨义德说的那种东方主义想象，那么我们对少数民族又如何呢？如果我们以民族主义为武器来反抗西方，那么怎样说服少数民族放弃民族主义，加入到主流的国家建设中来呢？达赖喇嘛要求政府对他重新评价，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

长平在广州街头

本文作者长平，资深媒体工作者，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文章发表时任《南都周刊》副总编辑。

“全懂”中共党国的专家更危险

韩连潮  X
@lianchaohan· Apr 6, 2026

近日，安德鲁·斯考贝尔（Andrew Scobell）与贺凯（Kai He）在《华盛顿季刊》发表重磅文章。两人一上来就给主张积极应对中共威胁的学者扣上“半懂“中国的帽子，随后再打一棍子，指责他们误判了北京的战略意图，从而正将美中关系推向深渊。其核心逻辑是：美国过度关注中国的军力增长，却忽视了北京“内向型”且“缺乏全球霸权野心”的战略本意。

然而，这篇文章本身恰恰蓄意制造了另一种更危险的战略盲区。它并非在纠偏，而是在制造一种极具迷惑性的错觉——一种典型的“威胁通缩”（Threat Deflation）：在敌手持续扩张、步步紧逼时，系统性地下调对其威胁的评估。

一、 寄希望于“听其言”来还原意图，是落入中共欺诈陷阱的开端

斯考贝尔与贺凯的方法论，是试图通过解读中国官方文件与领导人公开讲话来还原其战略意图。这种研究方式在分析透明的民主国家时或许可行，但用于中共则完全是南辕北辙。

中共党国并非正常国家，而是集将列宁式权谋、孙子兵法诈术与市井无赖手段于一身的极权暴力机器。它深谙欺诈之道，对外言论是宣传，是麻痹西方的战术伪装。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习近平承诺的“不称霸、不搞扩张”，这些叙事的功能并非实现战略透明，而是让西方更糊涂，以争取战略机遇期来壮大实力，准备与美决一死战。

中共的战略意图存在明显的“两套账本”：对外使用的”和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安抚性温和语言，旨在诱导西方持续开放市场、输送资金与技术；对内则是赤裸裸的斗争叙事——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明确将美国定性为世界动乱之源、中国发展与安全的最大威胁，叫嚣要用中共模式构建国际新秩序。如果分析者仅通过“听其言”而不去“观其行”，或有选择地去听，甚至将北京的宣传手册奉为圭臬，这种研究本身就沦为了中共战略欺骗的“二道贩子”。

二、中共的真实战略意图绝非“狭隘且内向”，而是以极权主义称霸全球取代自由国际秩序

该文声称北京将政权安全置于扩张之上，其对外政策只是国内优先事项的延伸。如果这种论调属实，北京完全没必要动用举国之力，将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社会职能纳入准战争轨道。

习近平反复强调“红色基因”与“革命初心”，本质上是在强化共产意识形态的暴力攻击性。这种意识形态决定了它必然要向全球输出极权模式。所谓的“中国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帝国主义”（Socialist Imperialism），其终极目标是在2049年建政百年之际，击败美国，建立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共产极权主义世界秩序。

美国关注党卫军实力是有原因的，因为其扩张规模与性质，已彻底暴露了其谋求全球霸权战略意图的内裤：
1.假想敌指向明确： 若仅为维稳，中共只需“刀把子”与数字监控足矣。但现实是，中国正发起涵盖常规、核能与太空武器的全面军备竞赛。从足以瘫痪美军卫星的太空武器，到被称为“航母杀手”的东风-21D/26B，其研发目的只有一个：瘫痪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干预能力。

本文题头图片，是一张从党媒内宣获取的截图，展示其巨浪-2洲际潜射弹道导弹，布署在094型核潜艇上，每艘可搭载12枚，每枚携带3个核弹头，直接打击美国本土。它清楚表明，党国疯狂扩军的第一目标是美国，而不是国内维稳。

2.实质性的战争准备：中共在海外运营着95个港口，并在吉布提建立了军事基地，这绝非“内向型”国家的表现。其官方喉舌甚至公开鼓噪核威慑，威胁若日本协助保卫台湾，将对其动用核武。这种不惜一战的姿态，绝非出于“受害者心理”的防守，而是极具侵略性的扩张。

3.提前的时间表：习近平将“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提前至2027年。2020年修改《国防法》，首次将“发展利益”与安全置于同等高度，这意味着中共已授权解放军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来保卫其海外资产。

三、 从“维持现状”到“革命输出”：极权逻辑下的帝国行径
这两位“全懂”专家声称中国处于“自我保护模式”，并因历史阴影表现出敏感。然而，中国在历史与现实中的行为轨迹是一部扩张史：从吞并西藏、新疆，到挑起周边多次边界战争，再到南中国海非法的岛礁军事化及霸凌，以及公然撕毁《中英联合声明》粉碎香港自由。这绝非为了所谓的“政治尊严”，而是为了颠覆现有国际规则、扩张核心利益而采取的实质性帝国主义行径。毛泽东时代的世界输出革命更是板上钉钉子的事实。

四、 “安全保证”只会换来中共的变本加厉

斯考贝尔与贺凯在文中极力主张：美国不仅不应“挑衅”北京，还必须向中共提供明确的“政权安全保证”，以消除北京的危机感。然而，这种书生之见的绥靖逻辑，早已在现实中被碰得头破血流。

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巴厘岛会晤。拜登总统曾亲口向习近平做出“四不一无意”的承诺（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给予了北京史无前例的“安全保证”，结果换来了什么？

事实是，中共非但没有投桃报李，反而变本加厉：在台海，中共史无前例地常态化打破海峡中线现状，持续进行高强度高密度军事挑衅和政治经济胁迫；在南海，中共对菲律宾等邻国的霸凌日益嚣张，用水炮和撞击不断试探文明底线。这足以证明：中共眼中的“安全感”，建立在对他国安全感的剥夺之上。所谓的“保证”只会让中共认定西方的软弱，从而在扩张的道路上更加肆无忌惮。

对习近平而言，吞并台湾、驱逐美国、主导亚洲、争霸世界是其实现民族复兴这一历史地位的既定目标，不存在所谓的“因挑衅而产生的最后选项”。中共的外交接触从来只是拖延时间的诡计。一旦其实力足以抵消美国的干预成本，任何外交承诺都会像废纸一样被撕毁。

结语

综上所述，这些所谓的“全懂”专家正在重蹈基辛格、佐利克等传统“熊猫派”覆辙——幻想能通过退让将极权政权感化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如果美国政策制定者轻信这种只听其言、不观其行的半吊子理论，为了短期安稳而向中共妥协，那无异于在向屠夫出售绞死自己的绳索。美国必须抛弃幻想，认清中共是自由世界最严峻的生存威胁。唯有采取坚定、有力的对抗与遏制，才能避免自由世界滑向灾难的深渊。

以下是该文中文译文链接：
https://zmyx.info/getting-china-half-right/
英文链接
https://bpb-us-e1.wpmucdn.com/blogs.gwu.edu/dist/1/2181/files/2026/03/ScobellHe_TWQ_49_1.pdf

民主党，还有克林顿那样的务实主义者吗？

原创  杨大巍  印象与逻辑  2026年4月1日

“Can’t anybody here play this game?” — Casey Stengel

在过去三十年的美国政治中，民主党的执政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比尔·克林顿代表的是一种中间路线、以经济和民生为核心、强调治理能力的务实主义；而从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上台开始，民主党逐步转向以意识形态、文化议题和进步主义议程为主导的政治路径。

这种转向延续至今。展望2028年，民主党阵营中被推到台前的政治人物，例如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所代表的正是过去十年不断涌现的一类典型人物：缺乏治理能力，缺少务实精神，却擅长动员群众、制造议题与哗众取宠。

问题也因此变得简单而直接：民主党，还有像克林顿那样的务实主义者吗？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Fareed Zakaria 的反思，显得格外值得注意。

Fareed Zakaria 是美国主流媒体中少数仍保持传统自由派气质的评论者之一。作为长期在 CNN 主持《Fareed Zakaria GPS》的资深评论员，他同时也是《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其风格更接近克林顿时代那种建制派自由主义，重视现实，讲求平衡，也强调政策的可执行性。

他近年来对民主党治理模式的反思，显得格外值得注意。他多次直指民主党治理下的“蓝城”和蓝州在可负担性问题上的系统性失灵。

Zakaria 的判断并不复杂，但极具穿透力。他指出，如果美国存在严重的可负担性问题，这种问题往往集中在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地区，例如纽约、伊利诺伊和加利福尼亚。

“If America has an affordability crisis, it tends to be in places Democrats govern — New York, Illinois, California.”

这些地方的共同特征是高税收、住房成本持续攀升，以及在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最基本领域的停滞。

他以纽约为例，给出了一组极具冲击力的数据对比。2012年布隆伯格任期结束时，纽约市预算约为650亿美元，如今已经超过1100亿至1270亿美元，十余年间增长超过75%。但与此同时，地铁系统持续老化，住房成本不断上涨，公立学校在巨额投入之下仍未显著改善。

一个清晰的悖论逐渐浮现：政府花得更多，却提供得更少(government promises more, spends more, and delivers less) .

类似的情况并不局限于纽约，而是广泛存在于洛杉矶、芝加哥等大城市。政府不断承诺新的项目、扩大支出规模，但交付能力却没有同步提升，甚至在下降。

在 Zakaria 看来，这不是偶发问题，而是一种结构性失灵。蓝城政府习惯通过增加福利项目来表达善意，却忽视了政府最基本的职责，即提供安全的街道、有效运转的学校体系、可靠的公共服务，以及最关键的，让中产阶级能够负担得起的住房。

他对住房问题的判断尤为关键。住房危机的核心，并不在需求端，而在供给端。严格的 zoning 规定、冗长的审批流程、租金管制以及制度性成本，使得住房建设变得缓慢而昂贵。补贴或许能在短期内缓解压力，但往往会进一步推高整体成本。

在评论纽约新市长马姆达尼的政策时，Zakaria 的态度也非常直接。以“可负担”为名，却推出更高税负的预算，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矛盾。他的建议并不激进，却极其关键：放松管制，增加市场化住房供给。

进一步而言，他将问题上升为一种更广泛的治理困境。当代民主党政府面临的，不仅是政策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能力的衰退，可以说是一场“治理能力的危机”，也就是他所概括的 “a crisis of competence.”

这种问题，在横向对比中显得更加清晰。以纽约与佛罗里达为例，纽约州的财政支出规模远高于佛罗里达，甚至接近其两倍，但在治理效率、公共服务体验以及经济活力方面，却并未体现出相应优势。相反，佛罗里达在较低税负与更简化监管环境下，反而展现出更强的吸引力。

也正因为如此，过去五年间，美国出现了一股明显的人口与企业迁移潮。大量企业与中产阶级，从纽约、加州、伊利诺伊等蓝州，持续流向佛罗里达与德克萨斯。这种“用脚投票”的选择，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最直接的评判。

进步主义政治越来越倾向于强调道德意图和分配公平，而忽视执行力与实际结果。

这种倾向带来了几个明显后果。官僚体系不断膨胀，但执行效率下降；财政支出持续扩张，但缺乏长期约束；政策越来越强调姿态，而不是结果。

最终，信任开始流失。

当政府连建房、修学校、平衡预算这些最基本的事情都难以完成时，即便是原本支持进步主义的选民，也会逐渐转向怀疑。

而这种变化，已经在现实中发生。人口与资本的流动，不再是抽象讨论，而是一个简单而直接的选择。人们在用脚投票。

Zakaria 的意义，正在于他作为自由派内部声音，指出了这一点。他没有站在对立面，而是在体系内部提醒，问题不在标签，而在治理本身是否还能交付结果。

当然，这种反思仍然有其边界。他强调执行与能力，但较少触及更深层的意识形态问题。然而，即便如此，这样的声音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重要信号。

如果将这一观察与杰米·戴蒙的判断结合来看，就会发现一种跨阵营的共识正在形成。作为摩根大通的总裁，戴蒙近期多次表示，他支持特朗普在减税与放松监管方面的政策方向，认为过度监管正在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同时，他也直言，一些民主党主导州在治理上出现明显问题，高债务、高税收与管理混乱，正在推动企业与居民离开。正如他所说，人们最终会用脚投票。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Zakaria 的这段发言显得尤为值得认真阅读。它不是情绪化的批评，而是一种来自体系内部的冷静反思。

Fareed Zakaria 的 “My Take”观点:
很难把这次政府停摆及其重开，解读成别的什么，而不是民主党的一场失败。这是一场高风险的对抗，最终却以他们自己的目标没有实现、传递的信息也一团混乱而告终。

如果他们既没有足够的筹码，或者并不愿意用这些筹码来延长停摆，那他们一开始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对抗？

这次停摆进一步强化了外界对民主党的印象：无能、软弱。他们承诺很多听起来很美好的新项目，比如免费托儿服务。但事实上，他们掌控的是臃肿的官僚体系和拙劣的执行能力。

如果美国确实存在“可负担性危机”，那这种危机往往集中在民主党执政的地方，比如纽约、伊利诺伊和加利福尼亚。这些地方共同的特征是：高税收、飞涨的住房成本，以及在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基本领域停滞不前的结果。

看看纽约市，美国最大、最重要的大都市。新当选的市长想花更多钱去推一些光鲜的新项目，但在那之前，难道不该先问一句：过去已经筹集来的那些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2012年，也就是 Michael Bloomberg 市长任期快结束时，纽约市预算大约是650亿美元。如今，这个数字大约是1160亿美元。十多年里增长了75%以上。

支出暴涨，地铁却在恶化。住房成本继续攀升。公立学校虽然去年每名学生支出超过3.6万美元，在全美大城市学区中最高，但学校质量依然平庸。

结果就是一个定义了大半个蓝州美国的悖论：政府承诺得更多，花得更多，却交付得更少。

纽约州与纽约市如出一辙。州政府支出从2000年大约700亿美元，上升到今天超过2300亿美元，大约是佛罗里达州预算的两倍，尽管佛州的人口还多出几百万。

选民看到这样的记录后，得出的结论并不荒谬：更多的钱，并不是答案。可民主党面对每一个问题的本能反应仍然是一样的：花更多钱。

事实是，美国地方政府其实早已在透支未来。几十年来，各州和城市为了维持短期的政治平静，以长期财政毁灭为代价。为了安抚强大的公共部门工会，他们承诺越来越丰厚的养老金和福利，然后悄悄把账单推给未来的纳税人。

在美国各地，这些义务就像慢动作的财政炸弹。现在看不见，但一定会爆炸。

与此同时，日常治理也在受损。在太多民主党主导的地区，监管已经从必要的管理恶化为制度性瘫痪。

住房之所以变得难以负担，是因为地方 zoning 规定、环境审查、租金管制以及工会特殊条款，使得建设过程极其缓慢、极其昂贵。

加州在五年里为解决无家可归问题花了240亿美元，但问题反而更严重了。纽约每英里的地铁建设成本，比地球上任何城市都高。每一个新倡议，都只是在上一层官僚体系之上，再叠加一层新的官僚体系。

而最能体现美国城市功能失调已被“常态化”的，莫过于纽约市人行道上那一英里又一英里的生锈脚手架。它们把公共空间变成昏暗、肮脏的隧道，滋生犯罪，也赶走商业。世界上没有哪座大城市是这样的。伦敦不是，巴黎不是，罗马也不是，尽管它们的建筑都比纽约老得多。

问题的主要根源，是1980年的一项安全法，这项法律养出了一个承包商和顾问组成的产业。每一任市长都承诺改革，没有一个成功。Eric Adams 试过，收效甚微。候任市长 Zohran Mamdani 也说他会试，但他的方案是一套复杂的混合物：加快审查，加上新规则，这正是典型的民主党式回应。

有程序，没有进展。

也正是这种本能，让选民愿意容忍唐纳德·特朗普的夸张和霸道。至少他能把事情办成，人们会这么说。相比之下，在这种形象面前，民主党往往显得像一群犹犹豫豫的技术官僚。

美国人并不恨政府。
他们恨的是不工作的政府。
如果人们相信某个雄心勃勃的项目会被有能力地执行，他们是会支持的，就像他们曾经支持新政和州际高速公路体系一样。

但当政府似乎连建房、修学校、平衡预算都做不到时，哪怕是原本同情进步主义的选民，也会失去信心。

如果民主党想重建这种信心，他们就必须重新找回那门失落的艺术：最基本的治理能力。

而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在自己执政的大城市里把事情做好，向全国证明这一点。

先把学校修好，再去承诺新的补贴。

先修改住房规则，再去要求冻结房租。

还有，把那些脚手架拆掉。

美国自由主义曾经代表一种自信的信念：由有能力的人执行的明智政策，可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美国人依然想要这个。

可他们看着民主党的实际表现，不禁会想起60多年前，那位传奇棒球教练 Casey Stengel 在带领成绩惨淡、连败不断的纽约大都会队时，面对一场又一场失利，几近无奈地发出那句著名的感叹：

“Can’t anybody here play this game?”
这句话的意思，早已超出字面。
更像是一种带着疲惫与讽刺的追问：
难道这里，就没有人，真的知道该怎么把这件事做好吗？

间谍、线人、策反，这些电影桥段在现实里到底怎么运转？真正危险的，不是间谍有多传奇，而是他看起来太普通

原创  FF  情报分析师 2026年3月30日

电影最容易把间谍拍成两种人。

一种特别酷，西装笔挺，眼神锋利，永远在深夜酒吧里跟人交换U盘。另一种特别狠，走路带风，开口就是"为了国家"。

现实往往没这么戏剧化。

现实里的间谍，很多时候就坐在办公室里，和你一起开会，一起吃盒饭，一起抱怨工资低、上级烦、日子累。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电影里的人物，甚至越不像，越危险。

真正的人力情报，从来不是"突然背叛"的故事。它更像是一条很长很长的斜坡。有人一开始只是被请吃了顿饭，后来多聊了几句，再后来收了一点小好处，接着觉得问题不大，最后回头一看，已经下不来了。

这就是现实最可怕的地方：很多安全事故，不是从惊天动地开始的，而是从"这点小事应该没关系"开始的。

01 先拆掉影视滤镜

小编直接说一个最基础的认知校正。

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间谍，是一个精心剪辑过的叙事产品。它把十年的线人培养压缩进两小时，把枯燥的例行接触变成爆炸性对抗，把人心的慢慢磨损变成一个激动人心的"转折点"。

但现实中的人力情报，是整个情报系统里最耗时、最低效、最需要忍耐的一环。

情报界有句老话，流传甚广但几乎不出现在任何官方文件里： " 收买一个人，可能需要三年；毁掉一个人，只需要三秒。 "

从事人力情报工作的官员，大多数时间做的是什么？是参加无聊的外交招待会，是在大使馆简报中反复汇报"没有新进展"，是与潜在目标建立看起来毫无目的的友谊，是管理一个在道德上高度模糊的线人网络。

这跟好莱坞的想象相去甚远。

我把这叫做"情报工作的消耗性"——它消耗时间、消耗关系、消耗道德判断力，也消耗经手人本身的心理健康。

这是一个鲜有人提及但极其重要的维度。

02 人力情报的基本流程：六个阶段

理解真实的人力情报，你必须先理解它的操作链条。

CIA、MI6、BND等主要西方情报机构的操作手册虽然不对外公开，但通过数十年的解密档案、法庭文件和退役官员回忆录，其基本框架已经足够清晰。

@阶段一：接触（Spotting & Initial Contact ）

情报官员不会随机接触目标。他们首先要确认目标是否具有"访问价值"（access value）——也就是说，这个人能接触到什么级别的信息，在什么样的组织结构中处于什么位置。

接触方式多样：可以通过学术会议、外交活动、商业谈判，甚至通过目标的社交圈子间接靠近。这个阶段可能持续数月，情报官员甚至对目标完全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阶段二：评估（ Assessment ）

这是整个流程里最关键也最微妙的部分。情报官员必须判断：这个人是否可被发展？他的弱点在哪里？他的忠诚边界在哪里？他是否已经被反情报机构盯上？

评估阶段会使用大量心理学工具。情报界有一个经典模型叫 MICE ，是四类策反动机的首字母缩写：

M （ Money ，金钱） ：财务压力是最常见也最稳定的动机
I （Ideology ，意识形态） ：政治或道德信念驱动的背叛
C （ Coercion ，胁迫） ：利用对方的弱点或把柄施压
E （ Ego ，自我） ：虚荣、被轻视的自尊、渴望被认可

但近年来，情报学界的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MICE模型的局限——它过于简化了人类动机的复杂性。

CIA研究期刊发表的研究提出了 RASCLS 新框架（互惠、权威、稀缺、承诺一致性、喜好、社会证明），更接近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成果。

简单说：真正有效的策反，往往不是靠"发现弱点然后捏住"，而是靠 建立一种感觉上像友谊的控制关系 。

@阶段三：发展（ Development ）

这是情报官员开始建立更深层关系的阶段。核心技巧是"渐进式承诺"——先让目标做一些小的、无害的事情，然后逐步升级要求。

心理学上有一个被大量研究证实的现象：人一旦公开承诺过某件事，就倾向于与这个承诺保持一致，即使后来发现代价越来越高。情报官员非常清楚这一点，并系统地加以利用。

@阶段四：控制（ Control ）

一旦目标完成了某项实质性的行动（比如提供了第一份内部文件），他事实上已经"下了船"。此时情报官员开始建立控制机制。

这既包括经济依赖（定期支付报酬），也包括信息绑定（掌握对方的罪证），以及心理依赖（成为对方唯一能倾诉的"朋友"）。

@阶段五：传递（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 Passing ）

这一阶段涉及具体的信息传递方式。冷战时期的经典方式是"死信箱"（dead drop）——在预定地点藏匿信息，双方不需要直接见面。

现代则增加了加密通讯、隐写术等数字手段。 但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核心原则不变： 减少双方直接接触的频次，以降低被识别的风险 。

@阶段六：保护与切断（ Protection & Termination ）

情报机构对线人负有一定的保护义务，但这个义务在实践中非常脆弱。当线人价值耗尽、暴露风险升高、或政策环境发生变化时，线人随时可能被"切断"。历史上有大量线人被抛弃、被出卖的案例——这是这个行业最黑暗的事实之一。

03 一个人为什么会被策反：动机的真实解剖

让我带你走进几个实际发生过的案例，逐一拆解动机。

@金钱 + 怨恨：阿尔德里奇·埃姆斯（ Aldrich Ames ）案

1994 年，CIA资深苏联事务分析师阿尔德里奇·埃姆斯被捕，随后被判处终身监禁。他自1985年起开始为苏联KGB工作，造成至少10名美国线人被处决，是冷战史上造成美方损失最大的内鬼之一。

他为什么背叛？表面答案是钱。

埃姆斯接受了约210万美元的报酬。

但如果你只看钱，你就漏掉了最重要的部分。

他第一次接触苏联人，是为了还清债务——他刚刚离婚，支付了大量赡养费，同时维持一段新的感情关系。

他感到财务压力巨大，同时在CIA内部的晋升屡次受挫。他认为自己的才华没有被应有地认可。

请注意这个结构： 经济压力是触发器，但自我价值感的受挫才是长期燃料 。苏联处理官维克托·查尔卡申（Viktor Cherkashin）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描述，他有意无意地充当了埃姆斯的"理解者"，让埃姆斯感到被欣赏、被重视——而这正是他在CIA得不到的。

这就是MICE框架里 E（Ego）的真实运作方式：它不是单纯的虚荣，而是一种被系统压抑后寻找出口的自我价值感。

@意识形态：安娜·贝伦·蒙特斯（ Ana Belén Montes ）案

安娜·蒙特斯是美国国防情报局（DIA）的顶级古巴事务分析师，17年间持续向古巴情报机构（DGI）提供机密情报，是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间谍之一。

她的案例之所以特别，在于她完全不是出于金钱 。

她不接受报酬，从不持有任何加密设备——她把收到的情报全部记在脑子里，因为她的记忆力极强。

她的动机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她认为美国对古巴及中美洲的政策是不公正的，她选择用行动而不是言论去"抵抗"。

这个案例打破了很多人对间谍的刻板印象。她不是被金钱收买的叛徒，不是被把柄捏住的受害者，而是一个在体制内部长期运作的意识形态驱动者。

更令人震惊的是，她在DIA的绩效评估一直优秀，甚至获得过内部奖项。

这正是反情报工作最困难的地方： 她看起来比任何人都更像一个好员工 。

@自我与怨恨：罗伯特·汉森（ Robert Hanssen ）案

2001 年2月，FBI特工罗伯特·汉森在弗吉尼亚州的福克斯通公园被捕，当场在进行一次死信箱投递。

他是FBI内部负责追查苏联鼹鼠的反间谍负责人——而他本人就是那只鼹鼠。

汉森从1979年起为苏联（后来是俄罗斯）工作，持续22年，获得约140万美元现金和钻石，外加在俄罗斯银行的80万美元存款。

他出卖了50多个机密项目，至少10名美方线人因此被处决。

他的动机分析更为复杂。FBI事后分析认为，他的主要驱动力是 自我和怨恨 —— 他长期认为自己比周围所有人都聪明，却得不到应有的晋升和认可。通过出卖情报，他证明了自己"能做到别人发现不了的事"。

被捕后，他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花了这么长时间。"

这一案例在情报教育圈被反复引用，原因之一是它揭示了安全机制的系统性失败：一个人可以在反情报核心部门工作20年，反手就是制造他本应追查的情报泄露。

04  现实中的线人为什么更难识别

好，到这里你已经了解了情报官员如何运作，以及被策反的人为何如此做。现在我要带你看最反直觉的一个结论：

现实中真正的线人，往往看起来比任何人都更可靠、更忠诚、更无辜。

这不是一个修辞。

这是大量真实案例所揭示的规律。

安娜·蒙特斯曾获DIA嘉奖；罗伯特·汉森长期被视为FBI的业务骨干；前FBI纽约反情报部门负责人查尔斯·麦格尼格尔（Charles McGonigal）——在他因秘密为俄罗斯寡头奥列格·德里帕斯卡提供服务被捕前，是美国最有权力的反情报官员之一，被判50个月监禁。

他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表面看起来毫无问题 。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反情报工作的核心不是"寻找可疑的人"，而是"建立可以发现异常行为的系统"。

美国情报界在汉森案和埃姆斯案之后进行了深刻的系统性改革，包括引入随机测谎、财务审计、访问日志监控等措施。

但每一次改革，都是以付出真实的情报损失和生命代价为前提的。

另一个现实是： 数字时代的线人管理更复杂了 。

过去一个线人的访问记录很难追溯；现在每一次系统登录、每一次文件调阅都留有痕迹。

但与此同时，数据的体量也让分析工作变得极其困难——在海量的正常操作中识别异常行为，本身就需要高度复杂的分析工具。

05 情报战归根结底仍然是"人"的战争

我想以一个最简单但也最深刻的观察来收尾。

所有最先进的技术情报手段——卫星、信号截获、网络渗透——都无法替代人力情报的核心价值： 理解动机 。

一颗间谍卫星可以拍到一个人走进某栋建筑，但它无法告诉你这个人心里在想什么。一次流量截获可以发现一组加密通讯，但它无法解释发件人为什么决定发出这条消息。

理解人的动机，预测人的行为，建立控制人的关系——这些，几千年来都是情报工作的核心。MICE模型和RASCLS框架，不过是把人类几千年的经验整理成了一个更系统的操作手册。

这也是为什么最好的反间谍工作，不是靠技术，而是靠组织文化 。

一个鼓励员工说出不舒服的话、一个不因为负面汇报而惩罚汇报者、一个允许批评上级判断的组织文化才是最好的间谍防护墙。

而一个只奖励顺从、惩罚质疑的组织，无论有多少测谎仪和监控摄像头，都无法真正保护自己。

因为那些人，就坐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吃盒饭。

愚蠢，总是比邪恶更可怕

 原创：小西cicero  海边的西塞罗 2026年4月2日

相比邪惡，愚蠢才是善良最大的頑敵

迪特里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是德國二戰前著名的哲學家、心理學家和神學家，他才華橫溢卻又異常勇敢，擁有數個博士學位，並在二戰前夜赴美並獲得了永居權。但為了救助苦難深重的本國民眾，朋霍費爾在1939年毅然回到德國，以牧師的身份參與對希特拉及其黨徒的軟抵抗工作，最終，他因為常年參與反法西斯的抵抗組織而於1943年被捕，1945年4月，在納粹德國即將滅亡的前夕，他被黨衛軍緊急秘密處死。他死後不到一個月希特拉就自殺了。而朋霍費爾去世時年僅39歲，我們無法想像這位勇敢而偉大反法西斯勇士如果能活到戰後，能為人類結出什麼樣的思想碩果。

但也許是預感到納粹不會放過自己，朋霍費爾在被關押的兩年中筆耕不輟，將自己的思想結晶寫成了《獄中書簡》。這本著作中最著名的篇目名叫《論愚蠢》，在該篇章中，朋霍費爾提出了兩個洞悉人性黑暗與幽微的論斷：

第一，愚蠢不是一種智力狀態，而是一種道德狀態。

第二，相比於備受譴責與警惕的邪惡，其實愚蠢才是人類良善最大的頑敵。愚蠢比邪惡更可怕。

由於受過系統而專業的德式邏輯學訓練，朋霍費爾的論說是邏輯嚴密、環環相扣，但卻又高度凝練的。所以要理解朋霍費爾為什麼說愚蠢比邪惡更可怕。我們必須首先解析他的前一個論斷——為什麼說愚蠢是一種「道德狀態」，而不是「智力狀態」？

即便你在大學期間學的是文科，沒有受過高數微積分的折磨，你在中學時應該也接觸過三角函數、解析幾何、極限、求導等等概念。在學習較高深的數學概念的時候，你會發現不同的人在智力上的差距的確是明顯的——有些學習者對這些概念一點就通，能熟練運用，而另一些人則如墜雲裏霧裏，看不懂其中的奧妙所在。

這就是不同的人在「智力狀態」上的差距——中國人往往形容智商高為「聰明」，這其實很準確，因為智商高的人，的確就像視力好、聽力強的人一樣，能夠見人所未見，有些需要高智商的學科，那些屬於低智力狀態的人就像近視眼無法看清遠處物體一樣，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但朋霍費爾所定義的「愚蠢」卻並不指這種「看不到」的狀態，而更接近《福音書》中耶穌形容不信者時所說的那樣：「他們看是看見了，卻不明白，聽是聽見了，卻不知曉。」

在冷戰時代，美蘇在航天、微電子、生物等領域展開了全方位的競賽，期間蘇聯由於高度重視理科教育與科研，其實培養了一大批絕不遜色於美國的相關專家。但邪門的是，在所有這些投入金山銀海的領域上，蘇聯最終都全方位落敗了——航天領域先勝後敗，在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後被美國徹底反超。微電子和生物領域則直接被老美狂甩出十幾條街，直到今天俄羅斯在晶片生產、生物醫藥等領域依然是絕對的弱國。

為什麼蘇聯遭遇了如此的慘敗呢？是蘇聯的科學家在智商上不如老美同行麼？當然絕不是的。細究起來，你會發現這就是視而不見式的「愚蠢」使然。

比如1967年4月蘇聯發生了史上最悲慘的航天事故，航天員科馬羅夫在結束聯盟1號飛行任務時因飛船墜毀而不幸犧牲。該事故與同時期爆發的一系列事故一起讓蘇聯在航空競賽上慢了下來。但根據蘇聯解體後的解密檔案顯示，蘇聯航天局的科學家、乃至航天員科馬羅夫本人，在執行這個任務的時候，就已經知道飛船存在重大安全隱患，發射升空了就有極大概率回不來了。但1967年剛好是蘇聯十月革命50周年，蘇聯高層向航天部門施壓，為了展現蘇聯的制度優越性，必須強行上馬一系列項目以「獻禮」。於是決策者為了「獻禮」就堂而皇之的無視了那些他們算得出、看得到的風險，以人命為兒戲，硬上、蠻幹。

類似的情況在蘇聯其他學科上還有很多，比如微電子研究領域，蘇聯學者明明已經認知到了基於半導體的電晶體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但卻硬着頭皮走了十多年死磕過時的電子管的彎路，原因僅僅是因為赫魯曉夫同志下達的最高指示要求相關部門搞好電子管。

再比如生物學領域，臭名昭著的李森科案迫害了數以萬計的相關科學家和科研工作者，蘇聯科研人員在技術已經能夠看到DNA雙螺旋結構的情況下依然拒絕承認正確的孟德爾進化論思想，而堅持過時的「用進廢退」的拉馬克主義——原因僅僅是因為學術流氓李森科說服了斯大林同志，後者把孟德爾的進化論欽定為西方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的，而把李森科那一套背書為蘇聯的、革命的、社會主義的。

你當然可以說這種行為是一種漠視人命的冷血和唯上主義的諂媚，但顯而易見，這種行為透出的最鮮明的氣息，就是愚蠢。一種視真相而不見、活脫脫把自己蠢死的愚蠢。

蘇聯的科學研究，在智力上當然無可挑剔，只是在道德層面，它透露一種比對手更愚蠢的氣質。

所以愚蠢是一種道德狀態，或曰一種道德選擇——在明明看到了真相後依然選擇無視；在明明擁有理性思考能力的時候依然選擇放棄的選擇。愚蠢的行為只是它最終的外化，道德上的殘缺方才是它的實質。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就在我們的身邊，你幾乎隨處可見朋霍費爾所謂的這種「愚蠢」的人，他們在智力上未必有什麼殘疾、甚至在許多方面十分精明、算計，但在言談和行為中就是透出這樣一種「蠢」氣。交往中、飯桌上，當你跟他們談起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那些屠殺、迫害和人為的饑荒、災難，他們除了在極個別情況下之外，都顯得麻木而漠不關心——「即便你說的這些都是事實吧，那又如何？」或者「老說這些幹什麼？都是別人的事，與我無關，我不想聽。」

如果你進一步告訴她，歷史其實是現實的參照，未經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一過的，如果我們沒有從歷史中獲得經驗與反思，人類已經犯過的錯誤還可能再犯，已經獲得的幸福生活也許會得而復失。他們會幹脆把耳朵堵上，覺得你說這些「大道理」煩透了，我就想過我的日子，小確幸。

然後你才會體會到，原來這樣的生活方式，不是什麼「精緻利己」，就是一種毫無遠見、能活一天算一天的——愚蠢。

「他們來抓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他們接着來抓工會會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他們再來抓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他們最後來抓我，這時已經沒有人替我說話了。」——這是波士頓大屠殺紀念碑上的名言，形象的說明了一場災難是怎樣對一個愚蠢的人「溫水煮青蛙」的，被煮的人不是智力上有缺陷，而是道德殘疾。

所以愚蠢是一種道德狀態，愚蠢的人在拋棄了對他人的同情、與對公義的追求的同時，也將自己變成了徹底的麻木者、「心盲者」，感知不到正在發生、愈演愈烈的風險，最終在這風險中覆滅。

朋霍費爾在寫作《論愚蠢》的時候，回憶了大量的他所接觸過的、在納粹時代生活的德國人，他發現這些人的共性就是愚蠢——這些人也許受過很好的教育、從事科技含量極高的工作，但在生活中，他們就是能對明顯的事實視而不見，拒絕警醒。

更為要命的是，愚蠢相比邪惡其實更難說服與戰勝，因為一個單純邪惡、能做成壞事的人，是並沒有放棄邏輯力、和對事物的認知的，邪惡只是有一套自己獨特的邏輯、和認知壁壘。這就意味着只要你能擊敗他的邏輯、把他從認知壁壘中拉出來，你還有希望能說服墮入邪惡的人，所以邪惡自身中就埋藏着毀滅自我的種子。

但愚蠢則不然，如前所述，愚蠢是一種道德狀態、道德選擇，是對一些事實和道理的視而不見。所以你沒辦法和一個徹底的蠢人擺事實、講道理，因為他會對你所有的事實和道理都選擇蔑而視之。

「飯都吃不上了，還有心思操心那個？」「飯都吃飽了，還操心那個幹什麼？」——這兩句最常掛在許多國人最邊上話，形象的說明了愚蠢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道德狀態。也顯然是古代帝制兩千多年愚民教育馴化最終得出的燦爛成果。它讓人像豬一樣只關心吃飽沒吃飽。

而我們說豬很蠢，其實不是在說豬智商低（實際上豬在所有常見家禽家畜中的智商是最高的），就是因為豬只關心吃飯的問題，吃飽喝足它就無所用心了，在沒有挨最終按宿命般的一刀之前，它就那樣快樂而愚蠢的生活。

所以，朋霍費爾認為愚蠢不是一個心理學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學問題。心理學上的愚蠢是弱智，認知能力弱，記憶力弱，沒辦法進行健全的思維。但是我們經常會發現，有一類人的智商並不低，可是你跟他們交往和談話的時候，會發現你根本不是在跟一個具體的人在交談或者爭辯，而只是在跟一堆口號打交道。他們的頭腦被嚴重的格式化了，格式化到只有幾句類似於標語口號似的東西。

而他們就用這些標語口號來應對這個複雜的世界，他們的內心沒有接納這個世界，也沒有悉心認知這個世界的願望。之所以這樣，不是他們智力上有什麼問題，而是一種特殊社會機制，或者說是一種社會激勵體系，使得他逐漸放棄了有質感的語言和思想，讓頭腦變得一片荒蕪。

而主動或被動的愚蠢，都往往會產生一些伴生品——因為它的理想在於只關心自己的吃喝，所以它會傾向於把其他所有的道德、榮譽乃至對其他事物的思考，都交託給一個外物。於是迷信和崇拜，往往就這樣滋生在了普遍愚蠢的溫床上。

比如三年半前俄烏戰爭剛剛爆發的時候，對於俄羅斯能否像它自己所宣稱那樣，迅速的結束這場「特殊軍事行動」，俄為了這場戰爭將要付出的道德和經濟成本，到底是否值得，其實外界一直是有爭論的。但我就看到有自媒體煞有其事的分析說：俄羅斯領導人那是什麼段位的存在？人家能接觸到的信息、基於這些信息作出的判斷，那不比你我高端多了？所以人家作出的判斷一定是英明果斷的，睿智富有遠見的，是有一盤大棋在下的，你們就瞧好吧！

這種「俄版大棋論」在當時的中文輿論場上流傳甚廣，每個家族群里大約都有一兩個人在傳吧。可是後來的事實證明，被這些論主瘋狂推崇的俄決策者，其實也壓根沒有什麼大棋在下、魯莽開局後到底該怎麼收尾擦屁股，也是一團抓瞎。

所以我們可以說，那些盲目鼓吹個人崇拜、見到「大帝」出世就忙不迭的跪下喊萬歲、原地高潮的人，其實都是「」愚蠢」的典範——因為他們自己愚蠢，並甘於停留在這種愚蠢中，只接受定製化的標語和口號。所以就像嗷嗷待哺的巨嬰等待別人咀嚼過的食物一樣，他們渴求、呼喚一個能為他們生產這些口號和標語的人。

於是在人類歷史上，愚蠢總是和專制伴生的，如二戰前的德國一樣，一個在群聚後整體呈現出愚蠢文化的受眾，會「呼喚」出一個希特拉式的人物來統治他們，而希特拉上台後，為了方便自己的統治，又會有意加劇和強化德國人的愚蠢。1933年德國終結魏瑪共和國時代開啟納粹時代的「授權法案（德語：Ermächtigungsgesetz）」，全稱其實叫《消除人民與國家痛苦法》，當時全德國都沒有幾個人覺得（或者敢公開說）這個法案名字起的是如此的荒唐可笑——德國老百姓和希特拉可能都真的覺得政治這種事，對普通老百姓來說真的太痛苦了，是種折磨，有個元首來民眾「消除痛苦」，這不好嗎？

於是愚蠢就這樣滋生了法西斯，一切看起來如此水到渠成。

可是，人們為什麼會自我閹割，甘於愚蠢？或者說，愚蠢在人類的公共生活中，為什麼會有那麼強烈的傳染性？

心理學上有一個著名而恐怖的「阿希實驗」，它是心理學家阿希在1956年的美國進行的，實驗者每次向大家出示兩張卡片，其中一張畫有標準線X，另一張畫有三條直線A、B、C。

X的長度明顯地與A、B、C三條直線中的一條等長。實驗者要求被試判斷X線與A、B、C三條線中哪一條線等長。

這本來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很顯然答案應該選C。

但是，當實驗者刻意在受試者中安排上自己的「托兒」（實驗合作者），並讓他們當着真實受試者的面選擇統一的錯誤答案，比如B，當每組七個人，錯誤的答案被前面的「托兒」重複了六次的時候，很少有真實受試者能堅持自己見解，依然選擇正確的C。

少到什麼程度呢？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這還是在美國——天天強調獨立思考、自由意志的美國。

「阿希實驗」在後來的研究中被反覆重複，實驗者更換的問題都是最基礎、常識的，但得到的實驗結果卻驚人的一致，事實證明常識的明顯程度根本無法戰勝更多的錯誤回答給真實受試者產生的「信息壓力」——前面說出錯誤答案的人越多，受試者就越容易放棄自我思考、而屈從於集體意志：「水是有毒的」「吸煙無害健康」乃至「2+2=5」。

所以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那句「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其實領先西方心理學研究數十年。而在現實社會中，你看那些專家教授求醫問藥、有病有災的時候，也抵擋不住大師和托兒們合夥的三兩句忽悠。如此低級的騙術總是屢試不爽。

當他們放棄思考，對顯而易見的事實視而不見，他們就墮入了愚蠢之淵。

而在歷史文化中，我們會發現，一個越大的群體，越強調集體而非個人的意志，這樣的現象就越走出實驗室和殺豬盤，而變得多發，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學現象。

人類的思維為什麼會留下這樣一個因從眾而愚蠢的思維bug？這也許可以從進化上去尋找原因。

人類所屬的靈長目是一種普遍群居的動物，在長達上千萬年的進化史上，人類的祖先都必須通過與所屬群體的合作來生存，甚至我們的語言，最初也是為了在族群內溝通和交流、而非獨立思考、認知世界才創造的。而對於一隻猿猴來講，服從和跟隨族群進行一個錯誤的決定（比如去往一片他知道很荒蕪、沒有果實的森林），其生存概率仍然遠遠大於自己獨立行動。因為猿猴離開自己的族群是難以生存下來的，即便生存下來也無法找到配偶繁衍，即便偶爾有幸加入其他族群，得以繁衍，這個「特立獨行」的基因也會因為絕對數量太小、而「基因漂變」而淘汰掉。

於是久而久之，從眾就在基因層面成為了一種刻入人類骨子裏的一串代碼，且越到了大的、信息壓力沉重的群體當中，這種基因層面的缺陷就越容易病發。

它，就是漢娜阿倫特所謂「平庸之惡」、是勒龐所謂「烏合之眾」、是魯迅所謂冷漠的看客，是王小波所謂「沉默的大多數」、也是朋霍費爾所謂愚蠢——它是如此的頑固，以至於一再在不同的族群中所復發，被無數的智者所提及，卻從未被醫治。

然而，人類畢竟已經不是猿猴，人類作為個體，要為群體所呈現的愚蠢負責，一個生活在二戰中的德國柏林、日本東京的人，不能因為自己只是對良知的視而不見，就減輕罪責，燃燒彈和戰敗的苦難，終歸會由他們自己來承擔。時代的巨輪會碾碎所有冷漠、事不關己與小確幸。

「他們的認知對得起他們的苦難」，當然你可以這樣說，但這話其實是可以修正的，確切的講，人類基於膽怯而非無知所呈現的愚蠢，才是我們苦難的根源。

「不過，」朋霍費爾最後說，「在關於人的愚蠢的這些思考中，也有一點值得安慰之處。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大多數人在所有的環境中都是愚蠢的。因為很長時期里造成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統治者希望從人們的愚蠢之中，而不是從人們認真而獨立的思想判斷之中，獲得更多的利益。」

相比邪惡，愚蠢才是善良最大的頑敵。勇敢思考，直面真相與良知，才是對愚蠢真正的救贖。

全文完

汪浩：為了鄭習會，鄭麗文賣了中華民國！

作者臉書 2026-4-6

2026 年4月的「鄭習會」不僅是一場政治秀，更是國民黨兩岸論述的一場慘烈「語義撤退」。黨主席鄭麗文喊出「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作為進京的通關密碼，看似高明的語義借殼，實則是在國際與兩岸語境中，徹底將「中華民國」消滅。

國民黨過去賴以生存的「一中各表」紅利，在北京將九二共識定調為「共謀統一」後早已崩塌。鄭麗文此次借用美、歐的「一中政策」論述，本質上是災難性的錯位。美歐的政策是為了在不承認北京對台主權的前提下，維持與台灣的事實往來；然而，台灣最大在野黨若主動套用此框架，等同於在兩岸對話中自廢武功，承認「中華民國」不是可以各表的「一中」。

這種「不表」的鄉愿，對比她出發前在慈湖謁陵、向蔣中正報告和平的戲碼，顯得極其諷刺。蔣公一生堅持「反共復國，消滅共匪」，在鄭主席口中變成了「理解與祝福」其向中共靠攏的遮羞布。當中華民國主權符號在交流中被簡化為「民國數字」而非「國家位格」，國民黨已實質放棄了與中共平視的法理基礎。

為了換取那一場與習近平握手的殘影，鄭麗文不惜讓中華民國在國際盟友面前顯得形單影隻。一套在對岸面前必須「隱身」的論述，如何能讓台灣民眾相信國民黨有守護主權的決心？這場訪中行，換來的不是和平，而是「中華民國」的廉價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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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評國民黨的廣告

在中國大陸，「躺平」是一種流行於年輕世代的網路用語，意指放棄過度追求社會標準的成功（如買房、買車、結婚、生子），以維持最低生活消費、低慾望的消極態度來應對高度競爭的環境。這被視為對「內卷」的無聲抗議，主張不再當被剝削的「韭菜」。

以下是關於「躺平」的詳細解析：

1. 核心含義與日常生活

拒絕內卷： 指在職場或社會競爭中不再拚命，擺爛不做了，採取「與世無爭」的態度。

低欲望生活： 具體體現為「不談戀愛、不結婚、不生孩子、不買房、不買車、低水平消費」，僅維持基本生存。

心理防禦： 是一種面對壓倒性生活壓力（高房價、高強度工作）的心理適應策略。

2. 使用範例（話語情境）

「社會險惡，先躺為敬。」（表示不再努力競爭）

「一時躺平一時爽，一直躺平一直爽。」（享受低慾望生活）

「我厭惡那種一輩子為了鋼筋水泥和『傳統的家庭觀念』……我不應該如此勞累。」（躺平文化的初衷）

「別人看不起，我躺平任嘲。」（對外界評價無所謂）

「反正我就爛，等老闆罵了再說。」（工作上的徹底擺爛）

3. 同義與相關詞彙

喪文化： 悲觀、絕望、無力感的表達。

佛系： 較早期的說法，形容不爭不搶、心如止水。

擺爛： 事情既然已壞，就任其壞下去，不採取措施。

韭菜： 指在工作中被資本家剝削、賺錢供養高房價的基層年輕人。

內卷： 「躺平」對立面，指無意義的內部過度競爭。

4. 社會背景與評價

背景： 源自2021年網路貼文《躺平即是正義》，反映了經濟放緩下年輕人的無奈。

正面評價： 被視為對資本與社會壓力的理性反叛，追求個人尊嚴與自由。

負面評價： 被中共官方媒體批評為「不負責任」、「無上進心」、「躺平可恥」。

以上內容來自谷歌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