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

李晨鹏:我来深刻学习和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李承鹏(大眼哥)
@dayangelcp · 6h

现行中国宪法总纲第一句话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从小就不明白,为什么宪法要说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我没见过哪个流着臭汗的工人成了国家领导人……

曾有一个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过党的总书记,但那是为了配合马克思理论塞上去当摆设。后来他因跟妓女过夜被捕叛变,妓女还没招,他先招了。气得周恩来大骂“向忠发还不如妓女有骨气”。所以之后中共领导人,没有一个是工人出身,你看:

毛泽东出身富农,本人是小知识分子,周恩来出身官宦家庭,本人是留学生,邓小平父亲是地主袍哥,本人是留法学生。连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也是举人世家,本人是北大文科学长,李大钊家里有田有地,自己留学日本……江泽民出身书香门第,本人毕业于上海交大,胡锦涛家里是茶商,本人是清华毕业,习近平则是红二代。没有一个工人。工人,只不过是顺应马克思理论立的牌坊。

————————————————

李承鹏(大眼哥)  X
@dayangelcp · Jul 13, 2026


李承鹏油管处子秀:我来深刻学习和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https://youtu.be/srPiHpR4Mkc?si=N2lEkL1y3szsdEJM via @YouTube

一,有负能量的人爱说,中国有宪法吗?有!蒙古国还有海军呢,朝鲜也叫民主主义共和国。但它不是一纸空文,16524字决定了几代中国人的命运。

二,那时毛泽东就像一个刚订婚的男人,温柔体贴,完全不是后来那个家暴男。只是把共产党当作宪法起草方之一,全文无一处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怕刺激到知识分子,连国家性质都不叫"社会主义",而是温柔地叫作“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承诺人民有“思想自由”的权利。

三,1975年,老毛终于在新宪法删掉了“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在当时是很民主小清新的叫法,就像叫女生小甜甜,世事巨变,大家知道……小甜甜,终于牛夫人了。

四,第四部宪法是邓小平在1982年颁布的宪法。八二宪法到现在44年,一共搞了52个修正案,也就是打了52个补丁,其中习近平一次性就打了21个补丁,是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总和。

五,毛时代的宪法都是全票通过——但赵紫阳时代,第一次公开了反对票和弃权票:在表决国家主席杨尚昆、副主席王震、人大委员长万里、国务院总理李鹏的任命时,出现11票反对、61票弃权。

当时人们认为反对票是好事,连《人民日报》都跑出来站台发表文章,说:"投反对票并不意味着唱对台戏"。《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也说:"反对票呈常态化,成为中国民主政治进步的真实写照"。

六,习近平上台后,毛时代全票通过的盛况回归,连终身制提案,赞成票达到惊人的2958票——通过率高达99.8%。

七,“中共领导中国”——毛泽东就把它写进去,邓小平把它删了,江泽民把它改装成三个代表,习近平再次把它写进宪法。一句话写进去,拿出来,安回去,49后中国宪法史,就是要不要把“中共领导中国”写进宪法的历史。

欢迎点击进入:https://youtu.be/srPiHpR4Mkc?si=N2lEkL1y3szsdEJM via @YouTube

youtube.com

李承鹏:我来深刻学习和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国有宪法吗?有!蒙古国还有海军呢,朝鲜也叫民主主义共和国。不过它还真不是一纸空文,16524字决定了几代中国人的命运,制造无数悲欢离...



全世界反共者,聯合起來!《眾志成城: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六卷》簡介、目録、序

 余杰臉書 2026-7-13

有很多抗爭者是夫妻並肩作戰,中國不缺少自己的十二月黨人,也不缺少自己的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此前寫到的李和平與王峭嶺、本卷中寫到的王全璋和李文足,以及王宇和包龍軍、于世文和陳衛、劉賢斌與陳明先、丁子霖與蔣培坤、王若望與羊子、劉曉波與劉霞、鄒幸彤與野渡、許志永與李翹楚、李卓人與鄧燕娥、袁嘉蔚與馮達浚⋯⋯他們相濡以沫、不磷不緇,正應了聖經中對愛情的頌讚:「愛情,眾水不能熄滅,洪流不能淹沒;如果有人拿自己家裡所有的財產去換取愛情,就必被藐視。」
「不自由,毋寧死」,「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抗爭者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乃是自由與公義。若沒有自由和公義,人就不再是人,而淪為奴隸。大多數中國人身為奴隸而不自知。而抗爭者們意識到奴隸的身分,挺身掙脫奴隸的枷鎖、洗刷奴隸的烙印,並不惜付出任何代價。

————————————————

博客來 


眾志成城: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六卷

  • ISBN:9786269295326

內容簡介

《眾志成城》是余杰所著《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的第六卷,記錄了五十位抗爭者的真實故事,涵蓋了中國本土、香港、台灣、海外華人與外籍人士。書中收錄了包括高爾泰、齊家貞、葉文福、彭定康、陳昇、何林夏、毛國良、呂京花等勇士的生命足跡。

這些抗爭者具有各種不同的專業及背景,有藝術家、作家、詩人、政治家、音樂人、出版家,也有一般的平民百姓。他們跨越世代,從一九三○年代出生的長者到年輕世代,生活軌跡與信仰各異,不畏強權地追求民主自由,展現出「自由鳥永不老去」的堅韌精神。

這些抗爭者以多種形式反抗極權政府,卻也遭受了不同形式的迫害,包括言論審查、市場封殺、鋃鐺入獄、剝奪自由,甚至被迫流亡海外。他們的生命或許只是滄海一粟,但他們的存在讓未來有了走向民主自由、重視人權的希望。本書期盼能凝聚「眾志成城」的力量,成為連接海內外抗爭者的橋梁,讓他們得以相互激勵,更讓這些勇士得到廣大讀者的肯定與支持。

作者介紹

余杰
1998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在世紀之交死水般寂靜的文壇掀起一陣旋風,短短數月間暢銷百萬冊,有如魯迅和柏楊般的批判性文字和思想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青年。

2012年1月,攜妻兒赴美,定居華盛頓郊區,潛心讀書思考、著書立說。2018年12月,入籍美國,拒絕鄉愁,享受孤獨。

以寫作為職業和志業,著作多達八十餘種,1500萬字,涵蓋當代中國政治、東方極權主義、近代思想史、民國歷史、台灣民主運動史、美國政治、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等諸多領域。致力於用文字顛覆馬列毛習極權主義、解構中華大一統觀念、批判西方左派意識形態,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秩序與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即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公民勇氣奬」、「廖述宗教授紀念獎」、「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推廣類佳作獎」等獎項。

以華語文化圈唯一擁有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的台灣為精神故鄉。相信文字可以穿越漫長的時間與廣袤的空間,相信讀書這一古典的愛好能帶來巨大的快樂,祈願以書為媒,結識更多自由而勇敢的心靈。

2025年任台灣國立成功大學駐校作家及訪問學人。
 

目錄

凡例與致謝
序:全世界反共者,聯合起來!
一九三○年代
•    01|高爾泰(1935—): 坦克當前,鐵窗斷後,自由鳥永不老去
一九四○年代
•    02|齊家貞(1941—): 我是一隻沒有幾根羽毛也敢於高飛的自由鳥
•    03|葉文福(1944—): 詩人就應當捨身忘命地追求自由
•    04|彭定康(1944—): 極權政府可能一瞬間崩潰,勇敢者應當站出來捍衛民主
•    05|毛思迪(1948—): 魔鬼和中國共產黨是地獄造就的一對
一九五○年代
•    06|朱承志(1950—): 我已做好隨時被獨裁政權囚禁、審判的準備
•    07|馮正虎(1954—): 護憲維權,為民行道
•    08|肯尼斯.羅斯(1955—): 全球需要共同行動,抵抗中國對國際人權體系的侵犯
•    09|王荔蕻(1955—): 一個人為他人的痛苦而奔走呼號,這是保衛公民社會
•    10|鄧相超(1955—): 真正抗爭吶喊的人,不是缺衣少食,而是在爭取權利和兌現良知
•    11|閔良臣(1956—): 人民為什麼不能顛覆不是民有、民享、民治的政權?
•    12|楊榮麗(1958—): 我將用我的一生見證上帝的命令—好牧人為羊捨命
•    13|陳昇(1958—): 做人要有封殺中國的霸氣,不怕說會亡命天涯的話
•    14|何林夏(1958—): 史書既欲盡燒灰,監獄亦成理想國
•    15|毛國良(1959—): 公民是國家的主人,對本國的人權狀況負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九六○年代
•    16|呂京花(1960—): 我是六四倖存者,一生都為自由與尊嚴而抗爭
•    17|蕭強(1961—): 人權工作時刻都在喚醒我們心中的道德勇氣、正義感和同情心
•    18|張倫(1962—): 我對誰都不跪,希望對得起生者,也對得起死者
•    19|石平(1962—): 揭露共產中國的野蠻邪惡,就是守護日本和自由世界
•    20|徐琳(1964—): 我在去往監獄的路上,我把自由的歌兒吟唱
•    21|饒文蔚(1967—): 為了說真話,我寧願從政法委書記淪為階下囚
•    22|吳義龍(1967—): 籌組中國民主黨,是我探索中國真正出路的方式
•    23|魯珊.阿巴斯(1967—): 讓我們帶著不屈的內在力量和精神,一同全力對抗極權體系
•    24|郭利(1968—): 我像是一個雪地裡的清道夫,希望其他人後面的路更好走
•    25|楊金德(1968—): 綱紀廢棄之日,便是暴政興起之時
一九七○年代
•    26|莊文浩(1971—): 在法治自由國家生活的我們,必須為被噤聲者發出聲音
•    27|趙連海(1972—): 為了下一代少一些苦難,活在這個時代就要有所擔當
•    28|陸軍(1972—): 反對制度性歧視,就是維護公民平等權
•    29|鄭國恩(1974—): 中共對維吾爾人的迫害是出於政治偏執狂
•    30|艾芬(1974—): 我是發哨子的人,我做了一個正常人、一個醫生應該做的事情
•    31|黃益梓(1974—): 我忍受苦難,平靜、微笑、驕傲地像個得勝者
•    32|王全璋(1976—): 中國做律師就得不斷衝撞抗爭
•    33|吳政亨(1978—): 我深信公正和定期的選舉,最能抗衡潛在的暴政
•    34|李志(1978—): 誰也不能禁止我歌唱,誰也不能禁止人民熱愛自由
一九八○年代
•    35|王林(1981—): 我這復活的枯骨,要把生命傳給其他躺在死蔭幽谷的同胞
•    36|苟中燦(1982—): 為了將中國監獄虐囚的真相公諸於世,我不惜入獄十年
•    37|戚洪(1982—): 真正的中國,不屬於謊言與恐懼,而屬於那些願意說「不」的人
•    38|容偉業(1983—): 政府當我是罪人,但有罪的是任意踐踏人性和人權的政府
•    39|麥克.蓋拉格(1984—): 我們應該繼續揭露中共對內獨裁鎮壓和對外侵略行為
•    40|李文足(1985—): 我們盼望團圓,更盼望公義在這個國家被高舉!
•    41|戴學林(1986—): 賣書不為稻粱謀,只為讀者得真知
一九九○年代
•    42|梁天琦(1991—): 本土和勇武才能完成時代革命並光復香港
•    43|趙威(1991—): 恢復自由的唯一辦法就是摔碎枷鎖
•    44|趙雅靜(1993—): 世界上最可怕的病毒就是中國共產黨
•    45|劉祖廸(1993—): 中共必須死掉,香港才能浴火重生
•    46|王睿(1996—): 這個世界低估了共產黨的邪惡,高估了共產黨的強大
二○○○年代
•    47|朗吉(2000—): 我講述的不僅是我個人的苦難,也是所有藏人的苦難
•    48|王逸戰(2001—): 我有赤子之心,我與香港的土地永不分離
•    49|彭婕妤(2001—): 中共體制是一種奴隸制,年輕一代不能繼續當韭菜
•    50|曾志健(2001—): 肉體會被子彈射穿,反抗的意志卻不會被擊毀
附錄
•    《黑暗時代的抗爭者》1-5卷及《民主英烈傳》1-2卷人物列表
 
 

作者序/ 全世界反共者,聯合起來!
1945年4月9日,迪特里希.潘霍華和其他牽涉參與刺殺希特勒的人一道,在弗羅森堡集中營被處決。不到一個月後,盟軍攻佔柏林,納粹政權最終崩潰。
在參與暗殺計畫的人中,潘霍華頗為與眾不同,因為他是一名在歐洲和美國的基督教圈子中享有盛名的牧師、神學家和教師。1944年7月20日,對希特勒的未遂暗殺行動之後,他因涉嫌反納粹活動被拘禁。在被關押了大半年之後,更多證據顯示潘霍華與多位親屬深度參與了刺殺行動。於是,三十九歲的潘霍華無法迴避死亡的毒吻。
一位基督教和平主義者,被要求參與一項以殺人的方式改變歷史進程的政治行動時,該如何反應?這是潘霍華的真實人生和最後抉擇。他一邊向眾人宣講上帝之愛,一邊密謀刺殺暴君,兩者有矛盾嗎?那些偽善的教會至今仍然對潘霍華之死是否為「殉道」而爭論不休,但這已然與之無關。當時,潘霍華在德國教會內部是屈指可數的少數派—德國絕大部分新教教會和天主教教會都臣服於納粹統治之下,心甘情願或半推半就地充當「德國基督徒」或「日爾曼民族主義的基督徒」。但潘霍華始終堅信,對於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來說,殺死希特勒、結束納粹政權,是可做的唯一負責任之事—在屠戮與哭嚎充斥外面街道之際,僅僅躲藏在教堂中禱告是不夠的。潘霍華一步步邁向政治反抗的過程,並沒有違背他以往的思想,反而是他思想順理成章以及必然的結果,正如艾伯哈特.貝特格的解釋:「潘霍華在1935年把當今所謂『政治反抗』這個觀念介紹給我們。我們不能再清楚明確的切割認信和反抗。⋯⋯我們現在終於明白僅僅在口頭上認信,不論多麼勇於表達,到頭來還是免不了要背負殺人共犯這個罪名,即使我們都會傳講『唯獨耶穌』,還是無法改變這個事實。」
早在1932年,潘霍華及其家人已經開始參與反對納粹的運動。他曾受邀在柏林威廉大帝紀念教堂講道,講道的經文取自聖經歌羅西書三章一至四節。其中描寫聖保羅敦促他的教眾:「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上帝裡面。」潘霍華通過這些經文看到的,並非讓基督徒心安理得地退出這個世界的「屬靈的套話」,而是一種召喚,要求參與世界內部的嚴肅鬥爭。他對未來鬥爭的理解如下:「相反,正因為我們的思想集中在『上面的事』上,所以我們在地上抗議的時候更加堅持和決絕⋯⋯始於具有無限革命性的團體的基督教,難道如今卻要一直封閉下去嗎?難道每一場新運動都必須繞過教會開闢道路,而教會總要花二十年的時間才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嗎?」他預言,「有人要求殉道者的鮮血」的時刻將會到來,這將是基督教抵抗納粹主義的結果。他更強調:「我們不能僅僅為那些被不公平之輪所碾壓的傷者包紮,更要修正這輪子本身。」是的,必須力挽狂輪,即便會被狂輪碾壓得粉身碎骨。
1944年7月,潘霍華在獄中寫了一首名為〈摩西之死〉的詩歌,其中有這樣的句子:「差遣我在死的面罩下做見證,/看我的百姓歡宴勝利。/我在你永恆中傾跌、沉落/但見我的百姓向前得自由。」毫無疑問,「自由」,是所有抗爭者最大的共性,抗爭的目標就是追求和捍衛自由—自己的自由、他人的自由以及所有愛自由者的自由。納粹敗亡之後,不僅德國人,這個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將納粹當作是獨一無二的邪惡和已經翻篇的邪惡。殊不知,東方很快崛起了升級版的紅色納粹—中共政權。西方左派通常會認為這種類比非常「政治不正確」(他們更願意將納粹議題特殊化處理),然而,就中共的罪惡和危害、殺人之多和統治時間之長而論,已然讓納粹望塵莫及。那麼,在反抗中共政權的漫長鬥爭中,有多少潘霍華式的抗爭者?
書寫「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就是講述堪與潘霍華類比的、反抗中共暴政的勇敢者的故事。平心而論,中共比當年的納粹更強大、更愚頑、更暴虐,所以反抗中共比反抗納粹更艱巨、更危險、更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反共也理應形成一項全球性的、最為迫在眉睫的、首要且共同的事業。過去,共產革命以「統戰」為一大「法寶」。1848年1月底,馬克思和恩格斯用德文寫成《共產黨宣言》,最後一句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句口號後來成為蘇聯、東德等共產國家的「國家格言」。反之,反共的事業更需要一種超越國家、種族、階級、性別和宗教信仰的抗爭者的大聯合—非「眾志」不能「成城」,非「二人同心」無法「其利斷金」。
在抗爭者系列第六卷《眾志成城》中,有接近一半的人物,對於中國來說,或是種族意義上的外國人、或是法律意義上的外國人、或是逃離中國的政治流亡者,他們已然身處中共統治的區域之外,本可將中國的一切拋在身後,但他們身處自由世界並未停止反共使命。
其中,末代港督彭定康、最早揭露中共計畫生育和強制墮胎暴政的美國學者毛思迪、長期擔任「人權觀察」執行長的人權律師和政治評論家肯尼斯.羅斯、致力於研究中共對維吾爾人等少數族裔進行種族滅絕的德國學者鄭國恩、在美國國會發出抗中呼籲的前眾議員麥克.蓋拉格等人,他們在種族和國籍上與中國風馬牛不相及;還有港荷混血、出生於加拿大的加拿大國會議員莊文浩,雖有一半港裔血統,卻與中國並無直接關聯。然而,出於對普世民主自由價值的堅守,他們成為中共政權的反對者和批判者,正如莊文浩所說,「在法治自由國家生活的我們,必須為被噤聲者發出聲音」。他們雖然不會被抓捕入獄,但仍然需要為此付出不菲的代價—中共以舉國之力對他們發起誹謗和抹黑,對他們實施所謂的「制裁」,讓他們無法像親中的政客、商人、名流那樣到中國發大財。
還有若干來自於被中共戰爭威脅的台灣以及遭到中國殖民統治的新疆、西藏、香港等地的不同族群的抗爭者。他們當中,包括公開宣稱「做人要有封殺中國的霸氣,不怕說會亡命天涯的話」的台灣天王級創作型歌手陳昇;在美國和世界舞台上為維吾爾人的人權狀況奔走呼號、家人身陷中共集中營的魯珊.阿巴斯;歷經千辛萬苦逃離中國、抵達達蘭薩拉並在國際舞台訴說自己親身經歷的前藏族政治犯朗吉;還有香港抗爭者吳政亨、容偉業、梁天琦、劉祖廸、王逸戰、曾志健等人—他們分屬不同的世代,政治立場和抗爭方式也各有不同,但他們認同香港而不認同中國,並參與了「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的偉大事業。他們的存在實實在在地表明,中共所宣揚的大一統的中國早已左支右絀、千瘡百孔,中共消滅不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自由之聲。
更有不同時代的「潤學」實踐者,他們不是「來自於中國」,而是用腳投票、逃離中國—「坦克當前,鐵窗斷後,自由鳥永不老去」的高爾泰,「我是一隻沒有幾根羽毛也敢於高飛的自由鳥」的齊家貞,「我是六四倖存者,一生都為自由與尊嚴而抗爭」的呂京花,「我竭盡全力幫助中國人對抗網路長城」的蕭強,「我對誰都不跪,希望對得起生者,也對得起死者」的張倫,「揭露共產中國的野蠻邪惡,就是守護日本和自由世界」的石平⋯⋯在法律意義上,他們放棄了中國國籍,已經是美國人、澳洲人、法國人、日本人,但他們關切的眼光、批判的矛頭從未離開中國。近年來,更有若干逃離中國的人權捍衛者,如郭利、陸軍、趙威、王睿、彭婕妤等人,他們肉身翻牆,與中國訣別。如高爾泰所說「用泥汙的肢體,帶著創傷的靈魂,爬出那黑暗的隧道」,雖「早就不像人樣」,雖「世路之崎嶇,人心之詭譎」,卻沒有放棄反抗極權中國的偉大事業。
反抗者們從不同的起點開始他們的反抗生涯。
朱承志、馮正虎、楊金德曾經是成功的企業經營者和商人,但在私有產權不受保障的中國(儘管中國憲法中有保障私有財產的條文,現實生活中卻從未得到實施),他們的私有財產被枉法蠶食鯨吞,他們因為捍衛自己的財產而鋃鐺入獄、淪為賤民。他們在維護個人權益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必須爭取更為廣泛的人權和自由。朱承志慷慨解囊援助北京訪民、年復一年祭拜林昭墓地;馮正虎在日本機場上演現實版的《幸福航站樓》,讓維權成為行為藝術和國際新聞;楊金德衝冠一怒卻迎來與狼犬同籠的虐待,導致身體殘疾且連累家人⋯⋯在這個極權帝國,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必須保衛私有財產,正如英國思想家洛克所說,私有財產設置了道德的邊界底線,侵犯了人類的私有財產,或者把人類的私有財產變為公有,那是破壞了人類的底線道德,使道德處在失範和無序狀態。哪裡沒有私有財產,哪裡私有財產沒有得到保障,那裡的道德就會塌陷。私有財產之所以神聖不可侵犯的,是因為私有財產是人類正義之源也是正義本身。
毒奶粉、毒疫苗、武漢肺炎病毒⋯⋯近年來中國製造的諸多公共衛生災難,無不源於中共的極權體制。在極權體制下,政府從不解決問題,而是致力於解決那些指出問題並幫助解決問題的人。作為毒奶粉受害孩童的父親,郭利和趙連海都在維權過程中成為囚徒;作為毒疫苗受害者本人,趙雅靜生命垂危卻仍然被捕入獄,其丈夫也被囚;身為「發哨人」的艾芬,面對當局的打壓和網路五毛的攻擊,平淡回應:「我做了一個正常人、一個醫生應該做的事情。」一次災難之後,中共從不反思和改變,然後再重複同樣的悲劇。在此意義上,世界上最可怕的病毒就是中國共產黨,如評論人劉歷心所指出的那樣:「一場在民主國家很容易就能解決的問題,在一個資訊壟斷,壓制言論的極權國家就會演變成一場人造災難。瘟疫本身並不可怕,而促進瘟疫迅速蔓延的極權主義傳播模式才是災難的根源。從極權國家的每一場災難都能看出,民主制度的保護作用,這種制度所帶來的政治激勵和經濟激勵都是民眾的籌碼,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這種籌碼都可以去合法的更換一個民選政府,而民選政府要想繼續執政就要接受這種監督模式。因而就不會發生切爾諾貝利,大饑荒,豆腐渣工程以及潰壩洪水之類的人道主義災難了。」
還有人邁向更決絕的反抗。在六四屠殺中覺醒的毛國良和吳義龍,經歷了牢獄之災之後,不僅沒有偃旗息鼓,而且參與中國民主黨的組黨活動。民主化突破的標誌是取消黨禁,由一黨獨裁走向多黨競爭。所以,組黨是中共絕對不能容忍的事情。但若不去踩踏中共的底線,民主共和永遠是水月鏡花。苟中燦則潛行於暗夜,蒐集和發布中國監獄中最黑暗的那一部分資料—強迫苦役、大規模執行死刑和祕密器官移植。戚洪以新科技的手段,在重慶鬧市區打出反共標語的光幕,一石激起千層浪,正如他自己所說:「真正的中國,不屬於謊言與恐懼,而屬於那些願意說『不』的人。」
有很多抗爭者是夫妻並肩作戰,中國不缺少自己的十二月黨人,也不缺少自己的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此前寫到的李和平與王峭嶺、本卷中寫到的王全璋和李文足,以及王宇和包龍軍、于世文和陳衛、劉賢斌與陳明先、丁子霖與蔣培坤、王若望與羊子、劉曉波與劉霞、鄒幸彤與野渡、許志永與李翹楚、李卓人與鄧燕娥、袁嘉蔚與馮達浚⋯⋯他們相濡以沫、不磷不緇,正應了聖經中對愛情的頌讚:「愛情,眾水不能熄滅,洪流不能淹沒;如果有人拿自己家裡所有的財產去換取愛情,就必被藐視。」
「不自由,毋寧死」,「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抗爭者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乃是自由與公義。若沒有自由和公義,人就不再是人,而淪為奴隸。大多數中國人身為奴隸而不自知。而抗爭者們意識到奴隸的身分,挺身掙脫奴隸的枷鎖、洗刷奴隸的烙印,並不惜付出任何代價。
讓人不自由的外在力量,就是獨裁政權。海耶克在《自由的憲章》裡討論自由的概念時,以「人在人際之間的行為不受恣意的強制力所干預」來作為個人自由的界定。從古典自由主義的觀點出發,海耶克認為,作為擁有公權力的政府,它對受管轄下的人行使強制力的唯一依據,就是要防止恣意的強制力;政府在行使公權力去阻止恣意的強制力時,必須以法律規定方式來進行,否則其強制力便等於非法的。以此而論,恣意行使強制力乃至國家暴力的中共,根本就是一個非法的存在。言論的自由以及與之息息相關、環環相扣的思想的自由、新聞出版的自由,在中國仍可望而不可及。為了爭取這些自由,抗爭者們還要付出被禁、被囚、被酷刑的慘痛代價。作為詩人的葉文福堅信「詩人就應當捨身忘命地追求自由」,作為大學教授的鄧相超堅信「真正抗爭吶喊的人,不是缺衣少食,而是在爭取權利和兌現良知」,作為雜文家的閔良臣反問「人民為什麼不能顛覆不是民有、民享、民治的政權?」,作為出版家、出版社總編輯的何林夏平靜地迎接「史書既欲盡燒灰,監獄亦成理想國」的命運,作為詞曲作者的徐琳放歌「我在去往監獄的路上,我把自由的歌兒吟唱」,而原本仕途通達的饒文蔚則是「為了說真話,我寧願從政法委書記淪為階下囚」,被封殺的民謠歌手李志用反語告訴歌迷「兄弟喝多了在哭,愛人迷失了太久,這時我總會想起,人民不需要自由」,而因賣書而坐牢的編輯戴學林「賣書不為稻粱謀,只為讀者得真知」,在推特上縱橫馳騁的王荔蕻從高級軍官的女兒變身為國家敵人只因為領悟到了簡單而樸素的真理:「一個人為他人的痛苦而奔走呼號,這是保衛公民社會。」
在美國,大多數美國人都知道宗教信仰自由是美國憲法中所保障的最基本自由之一。宗教信仰自由常被稱為「第一自由」,這項自由在美國立國文件中舉足輕重,許多其他各項自由藉此而來。宗教信仰自由—近似「良知自由」—是人類思想和相信的權利,亦是一個人根據其道德良知,為其所篤信的事物作出表達和付諸行動的權利。信念帶動行動,若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不能根據信念而行,信仰的自由則形同虛設。然而,在以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共產中國,民眾的宗教信仰自由屢屢遭到剝奪和打壓。本卷中描述的楊榮麗、黃益梓、王林等牧師、傳道人和基督徒,以及維吾爾人和穆斯林魯珊.阿巴斯、藏人和藏傳佛教信徒朗吉,所遭受的種種殘酷打壓,以及他們在逼迫中對宗教信仰自由的堅守,讓更多人意識到:宗教信仰自由和良知自由是至關重要的,這些自由是人類尊嚴的基礎,值得人類為之而奮鬥。
十七世紀的英國詩人和牧師約翰.多恩說過:「沒有人是孤島,每個人都是整片大陸的一部分,沒有人是完全的自己,而總是社會全體的一部分。當喪鐘為他人響起,你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是為你而鳴。」當社會不公義的事發生,而且頻頻發生,你不要說跟你無關,因為你不是孤島。喪鐘為他人響起,就是為你響起。所以,世界各地反對極權中國的人們,應當勇敢地、公開地聯合起來,一心一意,眾志成城,千萬雙手一起出力,埋葬中國共產黨這個空前絕後的惡魔。

劉曉波逝世9周年 德國國會外牆亮起巨型投影

 追光者報導  2026-7-13


【劉曉波逝世9周年 德國國會外牆亮起巨型投影】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逝世9周年,海外組織「中國行動」發起悼念行動,在德國國會大廈外牆投影劉曉波肖像,並在大廈對開的施普雷河(The Spree)撒下彩色花瓣悼念,以此提醒世界,不要遺忘這位曾為中國民主貢獻生命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悼念行動於周日(12日)舉行,當晚德國國會大樓(Reichstag)正進行一場以民主發展為主題的大型紀錄片投影。「中國行動」趁正式節目開始前,將劉曉波的肖像投射到國會大樓外牆,讓這位中國民主運動的象徵人物,在幾百名觀眾面前再次現身。
「中國行動」表示,現場不少德國民眾仍然記得劉曉波,其中一名來自剛果、已入籍德國的男子特意上前分享感受。他表示,自己一直記得劉曉波的名字,也感謝他堅持民主理念及展現出的勇氣,直言在獨裁政權下推動民主極其困難,很多人甚至要付出生命代價,但正因如此,更值得有人繼續走下去。
除了投影儀式,參與者亦來到國會大廈對開河畔,撒下大量彩色花瓣悼念。劉曉波遺孀劉霞曾經表示,丈夫生前特別喜歡色彩鮮艷的花,因此多年來每逢周年紀念,他們都會在水邊撒下花瓣,以最溫柔的方式向故人表達思念。
|由六四、《零八憲章》到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是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民主運動人士之一,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他結束美國​​訪問學人行程,返回中國參與學運,曾協助促成天安門廣場學生和平撤離。2008年,他參與起草並發起《零八憲章》,呼籲中國推行民主改革、司法獨立及保障基本人權,翌年被中國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11年。
2010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和平獎頒授予劉曉波,以表彰他長期透過和平及非暴力方式爭取中國基本人權。由於當時仍身陷囹圄,頒獎禮只能以象徵性的「空凳」代表他出席,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畫面之一。
2017年,劉曉波因罹患末期肝癌獲准保外就醫,但當局拒絕讓他出國接受治療,最終於同年7月13日在瀋陽病逝,終年61歲。臨終時他跟太太劉霞道別,囑咐她「好好活下去」,而她則於2018年離開中國後一直定居德國。資料顯示,她前年獲日本一所私立大學聘任為研究員,並計劃長期在日本生活。

王丹:刘晓波從審美的角度凸顯反共的意義

作者臉書 2026-7-13
曉波離開我們九年了. 今天, 我們懷念他, 要記住他的什麽精神特質? 中共恐懼他, 恐懼的是他的什麽曆史作用? 我想, 我們可以從他獨特于其他很多知識分子和反抗者的兩個特點說起.
第一個就是他的激情.
現在的中國知識分子,理性有余而激情不足,缺乏“一股熱情奔放的精神”。激情還是理性?這是很多人苦苦掙紮的,因爲大多數人,即使是知識分子,也是把自己的價值放在外界評價的度量衡上去確認的,而社會做爲一種既成的體制,自然會偏愛秩序和理性。這就使得我們的知識分子,也往往以理性爲基本的職業操守,自覺地把自己演習得周延嚴密,很少有人敢于揭起激情的大旗,做爲自己的座標的。而這,就是劉曉波從這個人群中脫穎而出之處。
第二個, 就是他從審美的角度凸顯反共的意義.

在北京師範大學念美學博士的時候,劉曉波選擇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審美與自由》。曉波看到了,一個追求美的人,必然傾向于珍視自由。這就是爲什麽人文主義知識分子往往是自由主義運動的主力的原因:他們的專業特性使得他們需要陽光、空氣和水一樣的自由,做爲專業發展的條件;同時由于這樣的追求來自對美的享受,或者說來自于人性,因而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的追求自由的人,總是很難被權力馴服的。因爲你可以剝奪他外在的自由,但是這只能更加激發他對內在自由的積聚,以及對外在自由的加倍珍視。
我認爲, 中共作爲一個極權怪獸, 最不能爲人所接受的特點, 除了我們熟知的暴虐, 欺騙等等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非常醜陋, 從內心到外在都很醜陋, 從審美的角度講都無法令人接受. 從這個角度看中共, 能夠引起更多人的共鳴. 這, 或許是我們更應該記住曉波的另一個必要性。

胡平:纪念刘晓波68岁冥诞(刘晓波的政治遗言《最后陈述》)

 作者:胡平

12月28日,是刘晓波(1955年12月28日—2017年7月13日)68岁冥诞。



纪念刘晓波。


刘晓波的政治遗言


刘晓波在中共严密监控下逝世。他甚至不能对公众留下遗言。好在我们还有刘晓波当年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其中,刘晓波用散文诗的语言,讲述了他的梦想、他的期待。


刘晓波

刘晓波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 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读刘晓波这段陈述,不禁使人联想起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其中,马丁.路德.金讲到:“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无论是在思想内涵还是在文字表达上,刘晓波的最后陈述都可以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说相媲美,甚至还更厚重。未来,它也必将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说一样编入中学生课本,代代相传。在《我的最后陈述》里,刘晓波写道:“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早在大学时代,刘晓波就萌生了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理想,并决心将对言论自由的信念付诸于公开言行。不错,乍一看去,言论自由很温和,但是它却对共产专制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刘晓波说:“无论于官于民,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可是只要有了言论自由,专制统治就随之瓦解。刘晓波说:“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据此,刘晓波提出,民间维权应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需要说明的是,争取言论自由,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毫无畏惧地讲出自己的全部观点。它只要求,每当言论自由遭到侵犯,我们应该挺身而出。2009年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向她的知识界文化界同仁发去询问,请他们谈谈对刘晓波案件的看法;有些人没有回复,而几乎所有的回复者都对刘晓波被判刑表示反对。有些回复者声明他对刘晓波的观点并不赞同,甚至强烈反对,但是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对刘晓波以言治罪。有的人干脆引用伏尔泰那句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 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反对刘晓波的观点。或许有些人本来是赞成的,但不敢明说,甚至还要假装说不赞成,免得给自己惹麻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捍卫了刘晓波的权利,维护了言论自由。这就是争取言论自由的秘诀--低风险。因为你并没有表示你赞成那种危险的“反动观点”,你甚至还表示和反动言论“划清了界限”,当局怎么好整你呢?这点风险一般人都承受得起,做到这一点很容易也很简单。而只要有更多的人坚持了这样一种立场,言论自由就得到捍卫,就接近实现了。把争取言论自由当作战胜极权统治的第一步,继续为言论自由而抗争。这就是刘晓波留给我们的政治遗言。
《刘晓波文集》导读(2010年12月11日)




资料照:诺贝尔委员会在向刘晓波颁奖的典礼上摆了一把空椅子,象征身陷囹圄的刘晓波。(2010年12月10日)


作为当今中国争取人权运动的重要象征,刘晓波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可谓实至名归。刘晓波著作等身。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11本书,并发表了很多文章(单单是在《独立中文笔会》网站“刘晓波文选” 栏目下就收录了784篇),此外还有大量的、难以统计次数的采访。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领略刘晓波思想之精要,独立中文笔会的几位同仁商议,决定选编一部刘晓波文集。我负责选编他的政论、文论和时评,晓波的妻子刘霞负责选编他的诗歌,然后交廖天琪女士增删整理和定稿。到目前为止,这部文集的英文版、德文版、日文版等十几种语种的翻译和出版都已经在进行。中文版则交给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这里,我不妨对刘晓波的文章,主要是对他的政论文章与时事评论做一番简要的介绍,并附上我的一些理解与说明。
(一)
刘晓波不仅是自由理念的阐述者,而且也是践行者。正如晓波所说:“在当今大陆,对自由的言说已经进入了‘准自由’的胜境,但是,对自由的践行反而倒退向无所作为的困境。除了少数人之外,大陆知识界的整体都奉行一种自觉的心口不一、说和做完全背离的生存策略。”六四之后的中国,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各种非官方的思潮应运而生。在当今中国,较有影响的政治思潮就有十好几种。例如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权威主义或曰新保守主义、新儒家、新左派、三民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国家主义,等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种思潮,大多数都并不否认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尤其是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更是达到相当广泛的共识。很多人都能背诵伏尔泰那句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是,面对着每天都在发生的强权侵犯自由的罪恶,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却宁肯掉过脸去,假装没看见,一声不吭。他们也不会接受榜样的召唤和良知的激励,更不会为自己的懦弱而感到耻辱,有的甚至还自鸣得意。我早先讲过:自由民主这套理念,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什么是信?信不只是认知,信更是意志。信仰某种理念不仅意味着你知道那种理念是好的是对的,而且还意味着你要身体力行,你要兑现这种理念。诚如晓波所言,“自由的力量在于践行”。对于晓波,自由不只是文章里的漂亮词句,更是他勇敢捍卫自由的践行。每当强权侵犯自由,晓波都挺身而出,从不缺席。晓波不但写下了大量文章,从理论上对自由的理念做出有力的阐释,而且还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发起和组织了多次公开信和签名信活动,对现实中发生的侵犯自由的案例及时地表示抗议。晓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践行自由的典范。
(二)
从投入八九民运至今,二十一年来,晓波始终坚持非暴力。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非暴力运动。说来很有讽刺意味:在八九民运爆发的时候,全世界的共产国家还没有一个用非暴力抗争取得成功的先例,但是在当时,国人都对非暴力怀有很大的信心;可是到了六四以后,到了今天,苏联与东欧一系列共产国家都通过非暴力抗争而实现了和平转型,按说人们应当对用非暴力战胜共产专制更有信心了,在中国,反而有很多人对非暴力失去了信心。针对这种情况,刘晓波写了不少文章,反复阐明非暴力抗争的基本原理。他指出,即使是面对中共专制政权,非暴力抗争依然是可行的,是有效的,是可能取得成功的。暴力抗争则很容易导致以暴易暴,玉石俱焚;再者,专制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有形资源,反对者的力量则在于人心与历史发展的趋势。晓波认为,在共产专制下,非暴力抗争的主要表现是诉诸良心的真话运动;它的基本路径大都不是通过先改变政权来重建民主社会,而是先改变社会来瓦解专制政权。晓波强调,非暴力抗争所凭靠的主要是直指人心的道义资源;反抗者应体现出秉持正义,直面暴虐,忍受危险、痛苦与屈辱的超常道德勇气。他深以为憾的是,在六四屠杀的极端恐怖之下,有可能变成民间道义象征的代表性人物大量逃亡或被迫流亡,致使中国未能产生出萨哈诺夫、哈维尔、瓦文萨、米奇尼克或昂山素姬这样的足以凝聚民间道义共识的反对派领袖。因此,他对六四后民间的各种形式的非暴力反抗运动,包括法轮功和家庭教会的抗争,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民间维权和异议人士的抗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晓波尤其推崇天安门母亲运动。从2002年起,晓波就写文章为“天安门母亲”获诺贝尔和平奖大声疾呼。就在被捕的几天前(晓波是2008年12月8日被捕的),他和我在SKYPE上通话,还特地叮嘱我转告“中国人权”,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奖。他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后,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却落在了他自己的头上。
(三)


一名男子身着T恤印有已故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照片


讲到刘晓波的非暴力思想,我们不能不提及他在“最后的陈述”里所说的“我没有敌人”。刘晓波这句话引起一些非议。我这里要说明的是,晓波的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一以贯之。早在八九民运时,晓波就在他起草的那份六二绝食宣言里写到“我们没有敌人”。我们知道,非暴力抗争是以柔对刚,以柔克刚。从事非暴力抗争的人们不应该和他们的对手一样,把双方的关系认定为你死我活。著名的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告诉我们: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应努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与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人员的善意。要专制统治者在和平抗争面前做出有实质意义的退让,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有一条必不可少,那就是让他们相信,虽然此前他们没少干过镇压人民的暴行,但只要现在放下屠刀,转而接受民众的民主改革要求,民众就不会对他们先前的罪行进行追究。如果我们对专制者说:“放下屠刀,你不能杀我们,等我们接过刀来杀你。”那还搞得成吗?有的批评者认为,“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如果是出自宗教家之口,那是展示其宗教情怀,因此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刘晓波并非宗教家,他说这句话就站不住脚。这种批评未见妥当。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提醒我们,“神圣”这个词常常被很多人严肃、而且十分认真地使用,但是这些人却不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杜威(John Dewey)主张把作为名词的“宗教”和作为形容词的“宗教的”加以区分。他拒绝前者而肯定后者。照杜威看来,一个人若是对某些事物抱有一种虔敬的感情,它可以表现在艺术、科学、道德、友谊或爱情的活动中。这种感情,这种精神就可以说是宗教的。依照此说,“神圣”和“神”也可以做出区分。一个人可以不信有神,包括不信有来世之类,但信神圣,或者说有终极关怀,也就是认定某些事物具有超越个人生命的价值。如果说林昭的牺牲精神来自于她的基督教信仰,并非宗教信徒的遇罗克不是也做到了视死如归?在“最后的陈述”里,晓波表达了他要致力于消除敌对意识,用最大的善意化解政权的敌意。而早在1997年1月,人在狱中的他在写给妻子刘霞的信里就表示,不是出于愤怒和仇恨,而是出于宽容和爱,他永远不会是现存秩序的认同者和辩护士。晓波说,爱的首要和最后的依凭是一种坚韧的宗教情怀,是不断地向着完美的境界靠近,走向终极的存在。你可以怀疑晓波是不是能真正地做到这一点,但你不能说这种态度压根不成立。你可以对他 “没有敌人”的立场提出异议,你可以采取不同的立场,但是你若是因此而上纲上线,指责刘晓波是在向专制者献媚,那就是极大的曲解,那无疑就太过分了。

(四)


晓波有本书,书名叫《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这个书名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一直坚持的民间立场。所谓坚持民间立场,意义有二:一是说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不在官府而在民间,二是说权利意识觉醒后的国人要坚持体制外立场,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力量。晓波并不否认体制内人士所做的有益工作,他也希望促成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但是他坚信,唯有立足于民间,唯有发展壮大民间力量,才是促成体制内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也才是形成官民之间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在促进民间力量的发展过程中,刘晓波很注意反对精英主义,大力主张精英与草根的结合。以国人经常采取的签名信活动为例,一方面,很多签名信是由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权益遭到侵犯而引起的;另一方面,参加签名的人也不限于名流和精英,许多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常常和普通网友并列。晓波对此深表赞同并大加鼓励。如果你对《独立中文笔会》网站中“刘晓波文选”栏目里的将近八百篇文章的标题浏览一遍,你会发现,其中很大一个比例是关于普通民众,关于弱势群体的。例如城市职工问题和下岗工人问题,农民和农民工问题,访民与网民,基层选举问题拆迁问题,天灾人祸的无辜死难者,罪恶的劳教制度和收容审查制度;还有太石村事件,瓮安事件,汕尾事件,杨佳事件,黑窑童工,结石宝宝,以及起自草根的维权律师高智晟、陈光诚;凡此种种,无一不被晓波所关注。尽管由于被严密监控,晓波很难身临那些发生事件的现场,但他总是用他那支锋利的笔及时地发出呼吁和评论。在讲到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时,晓波着力强调普通民众的高贵表现,告诉世人不要忘记那些普通的死难者,那些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那些仍在狱中的无名者,包括那些所谓暴徒。晓波是国内知识分子中最早为法轮功仗义执言的。在08年3月西藏事件发生后,刘晓波即与王力雄共同发起,提出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意见。这是国内民间人士对西藏问题与民族问题的第一次联合声明。
(五)
在异议群体中,刘晓波常常被归为温和派。比方说,由他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就是一份很温和的文件。不过你要是阅读刘晓波的有些文章,你又分明感到它们是那样尖锐、透彻。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自己写文章是一回事,组织一次集体行动是另一回事。组织集体行动,你必须寻求最大公约数,尽量降低不必要的风险,力争让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对于非暴力集体行动而言,没有数量就没有力量。另外,我们也应看到,一种诉求具有温和的形式或外貌,未必就不具有对专制统治的致命杀伤力。言论自由该是很温和的了吧。晓波说:“无论于官于民,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可是只要有了言论自由,专制统治就随之瓦解,“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专制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不久前,中共官方刊物《求是》发表文章,称“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由此可见,刘晓波提出民间维权应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是完全正确的,那种以空泛的高调贬低这套维权策略的观点则是十分肤浅的。综观晓波多年的时评,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时局的判断不但很敏锐,而且很清醒。他密切追踪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民间力量的成长和公共空间的拓展都有很深刻的观察与阐述。与此同时,他又不曾陷入盲目的乐观或焦躁。晓波从未一厢情愿地幻想上层会自动地推行政改,也从未预言中国马上就要崩溃或者是民间力量一夜之间就掀起风潮冲垮专制。事实上,不少异议人士之所以采取更激进的策略,那往往是出于他们对当时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
(六)
晓波赞成经济改革,但是他不认为经济改革会自动地引起政治改革。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否则流弊无穷。以产权改革为例。晓波指出,在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民主化的情况下推行产权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权贵私有化,这就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时至今日,权贵们已经把属于全民的国家资产和集体资产瓜分殆尽。中国的贫富悬殊并非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权贵们抢劫人民财产的结果。因此,在中国,要实现社会公正,就不能只靠强化税收,增加社会保障,而是必须要对权贵们的不义之财进行清算。晓波正确地指出:在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所谓经济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的实质区别,在于如何面对权贵私有化的既成现实。主流经济学家反对清算,主张对不义之财实行既往不咎的一刀切式的无条件赦免。晓波对此做出了有力的反驳。他强调实行清算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途径之一。清算应该主要针对国家公职人员,要以法治的手段进行清算,不要搞运动式的清算。不错,权贵者们恐惧清算。但晓波认为,权贵者们的恐惧,其效果也有两面性,它既可能使权贵者们顽抗到底,也可能使权贵者们顺从民意——只要民间要求社会公正的道义压力足够大,设计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为底线。尽管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实行清算的现实可行性相当渺茫,但是自由主义者也决不能放弃批判,向不义现实投降。晓波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认清今日中国的问题以及应对未来的转型,都是很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
(七)
1993年初,刘晓波第二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这时的刘晓波,已经坐过一年多的监狱,又被剥夺了教职。他完全可以留在自由的西方,但是他仍然选择了回国。为什么要回国?晓波在接受《中国之春》记者亚衣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晓波说:“我没有说我回国起了什么作用。我只是出于自己处境的考虑,做哪些事情可能更符合我的意愿,我更舒服。我在哪里生活得更舒服,我就回哪里去,没有一个为中国民主的起因。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回国做任何一件具体的小事,都要比在国外成立那些民运组织有意义。”注意,在这里,晓波首先不是用“为中国民主”,而是用“生活得舒服”来解释自己回国的动机。当然,这里的“舒服”不是指物质丰盛,春风得意,而是指自在,即英文里的at home 。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成长在一定的地域和群体之中,由此我们获得了我们的语言、生活习俗以及和群体中其他人的共同记忆,并由此而产生出家园感、归属感。一个从未离开过家园的人或许意识不到这一点。晓波是出过国的,加上他又很敏感,能体会到一个用中文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的孤独寂寞。这里的所谓孤独寂寞,不是说没有人和你相处,而是说你周围的人和你没有共同语言,对你的感受缺少共鸣。晓波清楚地知道他是属于中国的。换言之,晓波首先是从归属感的意义上解释自己回国动机的。其实,这正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本源,即那种由于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对斯土斯民的那种天然的情感和难以割舍的依恋。上面这番说明,我以为很重要。因为晓波一向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持严厉批评的态度。晓波写过一本批判中国民族主义的书,把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称之为“单刃毒剑”。晓波说:“除非面对外族入侵带来的主权领土的危机,否则的话,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这显然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概念的多义性有关。倘若按照上面所说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本源,晓波无疑是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当然,他同时也是自由主义者)。至于他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抨击以及“三百年殖民地”的惊人之语,则使人联想到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他们鼓吹全盘西化,主张废除方块字,打倒孔家店,赞美租界,等等;其目的却还是为了中国好,为了自己所属的民族进步。正像德国诗人兼哲学家赫尔德(Jonathan Gottfried von Herder)所说:即便人会反对自己的文化,把文化整个变样,他还是属于一个源源不断的传统,他还是从自己的那条河而来。
(八)




2022年7月13日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5周年,遗孀刘霞在友人陪同下,去到德国波茨坦哈弗尔河纪念丈夫,并向河中央撒上色彩斑斓的鲜花瓣。
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二天,刘霞到锦州监狱探望刘晓波。晓波说,这个奖是给六四亡灵的。联想到早年刘晓波的狂傲张扬,自我中心。我们不能不感叹今日的刘晓波,已经完成了怎样惊人的自我超越。我以为,晓波身上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对自我有极高的追求,也有极强的反省能力。作为六四幸存者,晓波时时为负罪感所困扰。对于自己曾经在压力下违心地写悔过书,他总是觉得无法原谅自己,因此他认定,只有重新投入抗争,重新面对压力,重新承受苦难,才能赎回先前的罪过,才能换回良心的安宁。无论现状多么令人灰心,也无论自己的处境多么险恶,他都要求自己必须坚守,即使再度坐牢也在所不惜。在写给廖亦武的一封信里,他表示,“坐牢比私下的自责和忏悔更能安慰仅存的那么一点良知”。是的,他的反省有时也失之偏颇,但他能通过进一步的反省纠正自己,从而达到更深刻的领悟。晓波不只是一名异议者或民主斗士,他对社会的关怀是多方面的,他不只追求事业的成功,他更追求生命的终极意义。如今,晓波被戴上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那也意味着被推上精神领袖的崇高地位。没有人天生完美,完美就体现在对完美的不断追求。我们期望晓波能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发挥更大的作用。《刘晓波文集》,刘霞,胡平,廖天琪编选,鲍彤序,胡平导读,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12月。

——新世纪 2024-6-12 转发

陈小平:希望晓波之死,是未来中国转型正义不可回避的案例!

陈小平
@xchen156 · 5h

眨眼9年了。晓波老友走了9年了。

来美国后,我很少流泪。自由之地,自由带来的是喜悦。

但记得9年前,听到晓波疾病惨状的消息,然后马上又要上视频做节目,真是禁不住要流泪呀。 

我一次次问:这怎么可能?

我与晓波在89年六四之前,完全没有交往。六四发生后,他从美国回中国,他到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开会,不记得他在会上有发言。但大会之外,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负责人陈子明把我与晓波拉到小会议室议论大学纪念胡耀邦事。这是我们第一次小范围接触。

说实在,我与晓波在整个89事件前后合作做事出奇的好,这个好就是从这次小会开始,一直到我离开中国。

这个好是什么呢?我们从来没争吵过,从来没红过脖子,当然,麻将桌上除外。

第一,相当丝滑的团队合作。跟晓波的讨论的时间成本是非常少的。我们可以很快形成作业意向。

第二,担当与责任:从天安门的绝食我做他和他们的发言人(再次贴一张我当发言人时的图片),到从监狱出来之后我们率先在中国搞的系列公开信活动,这期间几乎不需要给他分配任何工作,他经常会说:“这个我来。”

我至今保留着他在公开信上的修改痕迹。有时,他为了写一封公开信,回连续跑北图一个星期查资料。然后从北图跑到政法大学我住的小平房继续讨论修改。

第三,我家与他家,加包遵信还有一位朋友,是一桌“麻友。” 在六四后的黑暗日子里,我们这样几乎每周抱团取暖。

这样的朋友,突然之间听到他的疾病惨状,真的无法相信。

晓波有肝病,这不是新闻,如果监狱里定期检查,服药预防,哪至于死在监狱。说实在,我至今不解他为何死在监狱!

希望晓波之死,是未来中国转型正义不可回避的案例! 

@baodiantimes

蘇暁康:人間天上劉曉波

 作者臉書 2026-7-12



一、懸崖上
劉曉波是不是基督徒?這將成為中國當代政治史上的一個課題,抑或是中國基督教史的、還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史的?很久我都有一個疑惑:曉波生前為什麼沒有受洗?偶然讀到《王怡的麥克風》中的【摘抄:鐵窗後的福音】,第一次知道曉波在獄中的終極思考,竟然達至如此之深的程度,他當然早已超越肉身、生死:
『时间停滞,我正在被无尽的空间所驱赶,似乎自己将随时堕入绝境。虚无在脚下,万有在头顶,交替挤压——歌唱着挤压——我必须承受平庸的纠缠。……我很想祈祷,在这个星光黯淡的夜晚,但我没有信仰,没有上帝,只有一点点可怜的烛火。我相信自己是一座大毁灭后仅存的残破城垣,立于天地之间和阴阳交错的急转弯处。空无是一间房子里的一座钟,帮我在屡屡错过的时刻找回准确的分分秒秒。我能够让肉体抛弃灵魂,在精神只用来维持肉体虚荣的瞬间,远距离观察思想的碎片。』
其實,信仰是一個精神過程,而非思辨或者哲學過程,對於哲學博士劉曉波來說,他讀福音,一定會寫許多思辨文字,但是他的思考,卻必定是關於人生和生命的,他不選擇在獄中、或在中國受洗嗎?他不要在受刑期間受洗以免太過「表演性」?或者他真的還沒有徹底想明白,他的政治抱負會不會受到教會的局限?這些我們也許永遠不知道了。
他究竟在掙扎什麼?我多麼想知道……因為那是一個臨界點,每一個人在那裡,都是不一樣。
二、晓波身後的歷史逼視
二〇一〇年歲尾,我赴挪威奧斯陸參加諾貝爾和平獎典禮;
劉曉波的「非暴力抗爭」理念,無疑既是自由主義的,也是溫和保守的,雖然中共待他「如臨大敵」、決不姑息,未料深仇大恨的民間卻恨他還要「美化中共」,這樣的尷尬,卻是超過了胡適他們當年的。總之,將個人當作一種不可化約價值的那種環境,在中國尚為遙遠,所以我想,劉曉波的寂寞將不會短暫。據說這次在奧斯陸有一本紀念冊等著劉霞的邀請者留言,但我沒遇到它,否則我會這麼寫:
『曉波,你是沒有敵人,但是大眾的麻木、幼稚和仇恨不會放過你。』
我也提到「三個迷思」:曉波迷思、辛亥迷思、「六四」迷思;
一個更深刻的疑問是:歷史逼視。
事緣國內朋友出來跟我商議,在美國為劉曉波建「先賢寺」,以及研究以劉為「道統」的中國新價值體系,這就一下子過早提出中國民間產生的諾貝爾桂冠者(Nobel Laureate)的身後建構,而帶來一大堆爭議,廣而言之,這裡有更寬泛的文化歧義:
1、以諾貝爾的普世價值「和平」、「沒有敵人」(無仇),定義一個中國政治異議者,在中國傳統價值體系中反而不易落實;
2、以美國或西歐之「國父」、「先賢」等概念,建構中國「民主建國」話語,也很難從現代中國語境中找到基點,中國仍然只有救星、領袖、民族英雄之類的概念;
3、先賢寺與紀念堂、皇陵的衝突在哪裡?海外流亡境地「築陵」,未來難道還要「移陵」不成?
维权网:「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纪念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逝世九周年

譚慎格:美國公民孫逸仙

 @譚慎格(John J. Tkacik)
自由時報-星期專論 2026-7-12


星期專論 譚慎格

星期專論 譚慎格

「你知道孫逸仙(孫文)曾經是美國公民嗎?」幾週前,我們的一位同事在晚餐時刻,提出這個問題。在我們所有人之中,他的漢語說得最好,對中國事務也如數家珍。數十年來,我們每一季都會在維吉尼亞州羅斯林(Rosslyn),距離美國在台協會(AIT)幾個街區外的地方,聚在一起喝杯馬丁尼(martini)、提早共進晚餐,並分享過去在外交第一線的實戰經驗。在一九七〇年代,我們是一群年輕的外交官與武官,曾經一起在美國駐台北大使館共事,後來又到了北京。如今我們都已退休,但對台灣依然保有一份恆久的熱情。

孫逸仙夏威夷出生 諸多史料文檔佐證

因此,他突然提出關於孫先生的問題,讓人有點意外。他接著說:「我和中國官員打交道五十年,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知道中華民國的國父曾經是美國公民。」六月底,美國最高法院針對「川普訴芭芭拉案」(Trump v. Barbara)中有關「公民出生地原則」(birthright citizenship,出生公民權)的裁決,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具現實意義。二〇二六年七月一日,也就是最高法院發布意見書的隔天,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實施有關「民族團結」的新公民身分法規(即《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在整整一個世紀後,這兩項決定都與孫逸仙的故事遙相呼應。

《台北時報》(Taipei Times)的讀者至少從二〇一一年起,就已經知道孫先生擁有美國公民身分(參見〈文件顯示孫逸仙出生於美國〉,《台北時報》,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 所有的孫先生傳記作者,都提過他在夏威夷出生的文件。早在一九九二年,喬治亞大學教授甘維德(Thomas Ganschow)就研究過孫先生的夏威夷出生紀錄,以及大量的美國移民檔案,並確認他在一九〇四年四月廿八日,以美國公民身分獲准入境舊金山。台灣知名記者王景弘與已故的傅建中,也曾經報導過此事。

1904年以美國公民身分獲准入境舊金山

在大清帝國統治下的一九〇四年,孫逸仙的國籍是攸關生死的大事。與中國二〇二六年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及二〇〇五年的《反分裂國家法》不同,大清起初並未將目標鎖定海外華人。然而,在經歷一八五〇至六四年導致三千萬人喪生的太平天國之亂後,大清對那些實際拿起武器反抗朝廷的人,可想而知展開更為嚴厲的鎮壓。誠然,孫先生確實率眾揭竿起義。他在檀香山華人社區成立排滿政黨「興中會」,致力於「驅除韃虜」與推動中國現代化時,年僅廿八歲,端視是以實歲還是虛歲來算。到了一八九五年,也就是台灣割讓給日本的那一年,孫先生在夏威夷與香港籌集了足夠的資金,在廣州發動起義(乙未起義),企圖刺殺或生擒兩廣總督譚鍾麟、顛覆滿清在當地的統治,並在整個華南地區帶動另一波革命浪潮。這次起義因消息走漏而失敗,時運不濟的革命志士遭到逮捕並處決,所幸孫先生經由香港逃回檀香山。滿清朝廷為之震怒。孫先生的角色並非秘密,甚至成為全亞洲的頭條新聞。隨著這場夭折的起義,孫先生的名聲在海外華人圈中迅速竄升,包括有數百年歷史的東南亞華僑社區,以及歐洲、美洲、日本與夏威夷的新興華人社群。在海外,北京的特務開始追蹤他的一舉一動。

一八九六年,孫先生在美洲和歐洲各地奔走,發起另一波募款活動。有一天在倫敦,他自顧自地走在中國公使館前的街道上時,被三名中國人綁架,並強行押入使館。那天是十月十二日。後來衍生出流傳甚廣的傳奇故事,聲稱倫敦的《環球報》(The Globe)在幾天後,從一張自「中國公使館」高處窗戶擲出的「寫在報紙邊緣空白處的字條」,得知他被綁架的消息。

倫敦蒙難記 1896年在英遭滿清特務綁架獲救

字條上寫著:「謹此告知眾人,我,孫逸仙,已被中國政府特務綁架,目前被囚禁在中國公使館內,等待時機被私運押回中國處決。」(註:字條裡沒提到幸運餅乾。)此事隨即在國際社會引發軒然大波。在大西洋彼岸,《紐約時報》煞有介事地報導,孫先生在華盛頓特區時,「就已經被間諜尾隨跟蹤」。隔天,該報又說:「他們的企圖是將他綑綁並塞住嘴巴,裝進箱子或麻布袋裡,運上開往中國的輪船。」報導還加上宛如知名作家薩克斯‧羅默(Sax Rohmer)筆下的驚悚情節:「或是在公使館內將他殺害,再把屍體運回中國;依照中國的慣例,將其戮屍梟首。」

孫先生遭囚禁的消息隨即轟動一時。英國國會議員提出質詢,民眾投書報社,抗議活動四起,警方也包圍中國公使館以監控其動態。儘管使館律師認為,國際法允許外交使團拘留本國公民,但公使館很快就釋放他。事件落幕後,孫先生的友人踴躍地接受媒體訪問。孫先生本人也針對此事,寫下一本極具說服力、共一三四頁的回憶錄《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他謙虛地將書中優雅的英文文筆,歸功於「一位好朋友」。但各方說法都顯示,孫先生的英文程度幾乎達到母語水準。在意奧蘭尼書院(Iolani School)就讀時,他曾獲得夏威夷國王大衛.卡拉卡瓦(David Kalakaua)頒發英文成績第二名獎項。他很容易就能被當成是夏威夷土生土長的在地人。一位倫敦銀行家回憶道:「他是一位充滿魅力的說書人,用極其流利、既充滿學術涵養又道地的英文,向我們講述他波瀾壯闊的冒險生涯。」這就將話題帶回他的美國公民身分,以及最高法院關於屬地主義公民權的意見書。

1900年夏威夷王國併入美國 自動獲美國公民身分

所以,沒錯,孫逸仙曾經是美國公民。一八九四年的夏威夷共和國憲法規定:「所有在夏威夷群島出生或歸化,並受夏威夷共和國管轄者,皆為該國公民。」一九〇〇年四月卅日的《美國兼併法案》(U.S. Annexation Act)載明:「所有在一八九八年八月十二日為夏威夷共和國公民者,特此宣布為美國公民與夏威夷領地公民。」一九〇〇年修訂的《夏威夷組織法》指出:「夏威夷領地秘書長可向在夏威夷出生者核發夏威夷出生證明,此為充分的表面證據(prima facie evidence)。」

但是,孫逸仙真的是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廿四日出生於夏威夷王國歐胡島的埃瓦(Ewa)嗎?可能不是。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幾位與孫先生交情深厚的人士為此作證。此外,同樣可以確定的是,夏威夷領地秘書長阿特金森(A.L. Atkinson)與夏威夷總督卡特(G.R. Carter),曾經在一九〇四年三月十二日週六的那個週末,費盡心思處理孫先生的出生證明,並貼上他的照片,以製作出有效力的公民與旅行文件。

在核發護照時,孫先生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夏威夷居民。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廿一日,《夏威夷星報》(The Hawaiian Star)熱情洋溢地寫道:「他是檀香山之子。」他做為中國共和主義與民主鬥士的事蹟,以及他的國際聲望,無疑讓政壇要員對他抱持好感。二〇一八年,英國學者派翠克.安德森(Patrick Anderson)針對夏威夷高層官員與孫先生之間深厚的就學、採訪、政治與家庭淵源,進行「重新調查」,揭露孫先生與那位既富有又受人敬重的兄長孫眉之間,忠實且緊密的政治關係。夏威夷王國的盎格魯白人菁英,與原住民卡納卡毛利(Kanaka Maoli)中產階級,在共和國時期接納孫家為夏威夷公民,最終在夏威夷被美國兼併時,賦予孫先生美國公民身分。

安德森的研究以每小時為單位,鉅細靡遺地記錄夏威夷領地秘書長阿特金森,如何全程監督所有關於孫先生的證詞、照片、戳記、印章與簽名,他整個週末都待在辦公室,終於在三月十四日週一簽署孫先生的出生證明。他拍發電報給舊金山的美國移民局,說明夏威夷領地總督親自授予孫先生夏威夷(因此也是美國)公民身分。但大清駐舊金山總領事提出抗議。他堅稱孫是叛徒、招搖撞騙的江湖術士,是對國家的威脅。因此,美國移民局官員將孫拘留數週,以進一步審問。最後,華府的商務部長引用與美國最高法院在「川普訴芭芭拉案」中引用的同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黃金德案」(Wong Kim Ark),下令批准孫先生以美國公民身分入境。與黃金德(他曾被錯誤地判定因受滿清帝國管轄,而喪失美國國籍)不同,孫先生一出生就擁有夏威夷公民身分,因此不可能喪失美國國籍。與所有其他夏威夷公民一樣,孫先生在一九〇〇年自動獲得美國公民身分。

孫先生的美國公民身分,為他在美國、歐洲、日本等地為興中會運動募款提供了便利。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他繼續以台灣為基地,發動反清起義。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四日,《紐約時報》以頭版頭條的篇幅,刊出一篇長達五〇〇〇字的分析文章,探討孫先生為共和革命(辛亥革命)所做的規劃與籌款策略。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中華民國成立後,該報向紐約讀者報導:「孫逸仙是美國人;出生於夏威夷,受一九〇〇年法案條文管轄。」遺憾的是,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紐約時報》報導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失敗,隨著「敢死隊」被「大批剿滅」,「孫逸仙先生逃離中國,搭乘日本輪船前往福爾摩沙(台灣)」。當然,後來孫先生為了在祖國建立民主,放棄了美國公民身分。

中國民族團結法 硬強加公民身分給不想要的人

幾天前,我們看到美國法院為那些在國內珍視公民身分的人,捍衛這項權利;而中國那些所謂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卻比滿清還要嚴苛,硬要將中國公民身分強加於不想要它的人。

所以,現在你知道了:「孫逸仙曾經是美國公民。」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退休外交官,曾分別在台北與北京的美國使館任職,現任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也是「全球台灣研究中心」顧問。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孫逸仙)出生在夏威夷,曾經是美國公民。(資料照)

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孫逸仙)出生在夏威夷,曾經是美國公民。(資料照)

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