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

蘇暁康：「緩藥」與「血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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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引這本「亞洲人物史」，標以「民族解放」角度，實則以「文學」重構歷史，其『第四章 中國近代文學――二十世紀前半葉／清朝末期、中華民國時期 』，羅列出魯迅、張愛玲、周作人、陳獨秀、沈從文等，其他人物還有蘇曼殊／林語堂／茅盾／郁達夫／徐志摩／老舍／謝冰心／丁玲／巴金／楊逵／錢鍾書／蕭紅／愛德加‧史諾⋯⋯居然沒有胡適，須知他乃「五四」新文化運動與白話文之開山大師；魯迅自不消說，「民族寓言」與「療救靈魂」兩項宗師，而毛澤東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源頭在鲁迅那裡，中國因為落後而需要改造人的思想，就跟得病需要吃藥一樣，這是魯迅發明的一種「五四」傳統，最終成為共產黨的一把利器，中宣部及其黨報電視台，至今使喚它得心應手，他們不懂什么「劣等人種」，只有「病人」概念，中国人至今還是阿Q、閏土、華老栓，一代代人都要服药（改造）。
2022年夏按語：三十四年前我拜謁過胡適故居，那次我們一行人「拜謁五四巨靈」，陳獨秀、胡適、魯迅、蔡元培等，拍了一部被槍斃的電視片，卻留下文字。如今回眸，反而值得反思那時的「反思」，計有：
1、胡適批判傳統、提倡西化新文化新詩，至今海外還給他戴著「反傳統」帽子，這跟共產黨定他是「崇洋媚外的买办学者」，有何區別？
2、1917年胡適回國後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有錯嗎？
3、中國至今政治黑暗、一黨獨大，胡適「不相信任何『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药方」，難道不是至理名言？
4、胡適主張治病「下緩藥」、給中国造下「不能亡之因」，四九後又八九後，中國已亡，這付「緩藥」還在嗎？】

细雨纷纷。出绩溪城40余里，山峦环抱中有一大村名上庄，乃胡适故乡。村中一色青砖挑檐建筑，布局井然。顺石径小道蜿蜒曲行，如入迷宫。胡适故居为一两进庭院，小巧精致，全部木石结构，典型徽派风格，系去年由县政府重金赎回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不对外开放。中堂高悬老年胡适温敦可鞠之画像，旁有题词「一代英才，迷误堪哀」云云。但我凝视先生，却觉得该是他来哀痛我辈……。
民初章士钊有句痛斥当时青年的名言曰：「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如今站在胡适故居中堂上想起这句话，真有隔世之感。适之先生之于我等大陆青年，比独秀先生还要陌生、还要「反动」。陈独秀好赖还是一个被开除的共产党人，胡适则被告之是「崇洋媚外的买办学者」。其实在70年前，他俩同是新文化圣地上群星围拱的两颗太阳。胡适少年得志，26岁便由陈独秀举荐为北大教授， 因提倡白话文和新诗，在创造新文化的传播工具以及新学统方面功不可没地开风气之先，「暴得大名」，「举国趋之若狂」。有人说他「少年翰苑，中年大使，晚年院长」，一辈子得了数十个博生头衔，还被举入世界百位伟人之列，一生显赫，无大波澜。比起独秀先生，自然是幸运得多了，可至多也只是避开了污淖，洁身自好，他的学说和思想在大陆却几乎已经绝迹。这对于一个大学问家来说，也不能不是一个悲剧。
胡适不同于陈独秀，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是极自然的事，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不相信任何「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药方，坚持在尖锐急迫的民族危机和阶级争斗中保持超然和独立，闭门专注于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学理研讨， 以探寻中国文化价值立足点的根本转移，为这个古老民族创造一个新文明，这是胡适所选择的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乃是一个真正吃透了西方成功诀窍、东方落后症结的知识分子所能选择的唯一治本之道。虽然在腐朽政治格局中无力回天，却悄悄地缓慢地为中国造下「不能亡之因」。今天看来，胡适避开现实政治旋涡的立身之道不仅是聪明的，而且也是启蒙所必要的。
经过70年纷繁复杂的政治搏斗和各种「主义」的尝试，特别是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终于遭到了被阉割的命运，以致今天我们又百般呼唤德赛两先生，回头思量一番，谁能说胡适当年提倡「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不是至理名言？但在性急的中国人的「革命急进军」中，这话却成了「痴人说梦」。
当青年们纷纷「脱弃那曾光辉绚灿于一时的『五四』衣衫」（瞿秋白语）以后，胡适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便已然成为保守、迂腐甚而反动的了，连鲁迅、郭沫若这样的文化巨匠都不能容忍于他。适之先生试图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力量来同整个黑暗、错乱、急躁的社会抗衡，结果不是比独秀先生更富悲剧意味吗？而他坚持自由人格不为任何激进急躁的情绪所驱使又是何等不容易。胡适学问臻于化境，融汇古今中外，但他却永远不能理解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他要维护理性的尊严和思想的自由，而政治角逐场决不会同他一道来遵守这规范，这便如同在一场足球赛中，只他一人不犯规而其他人都无视规则，他便只好站在一旁干瞪眼。这究竟是他个人的过错，还是时代使然？
我想，中国知识分子永远只能是政治角逐场上的失败者，这或许恰恰是他们的崇高和德性。在一个衰朽的政治中，偏偏要去做一个只有在正常秩序的政治中才能发挥作用的自由知识分子。
胡适飘然而去，大陆已经将他遗忘。未料我们此次上庄之行，竟遇到一位他的少年好友，名叫胡乐丰，已是86岁高龄。他说临解放前，还去南京见过正要匆匆撤向台湾的胡适，还跟他抱怨国民党只给了一张机票，不知如何将家眷带走。这位胡适的至友，自然留了下 来，后半辈子却为胡适吃尽苦头，即使回乡当了普通农民，也摆脱不了干系，前30年为胡适赎罪；近10年又成了「胡适研究」的活档案，每每外面来人，都要请他「回忆」一番，而他说了那个少年胡适之后总要附带诉说一阵他的小儿子如何被剥夺上大学和当乡村教师的权利，恳请「落实政策」。倘若一生为造新文明而努力的适之先生在天之灵知道这桩小事，他 会对他的老友说些什么呢？
——《胡適故居中堂上》寫於1988年12月25日

　　１９２０年８月，日本「支那学」月刊发表青木正儿介绍中国文学的文章说："在小说方面，鲁迅是一位属于未来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新青年』四卷五期）描写了一个迫害狂者的惊怖的幻觉，达到了中国小说作家至今尚未达到的境界。"这个以十三篇日记的片断构成的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一般都认为是一部象征主义的作品，用隐喻手法写一个"狂人"疑惧自己整日被大哥所追吃、并从四千年中国历史的字里行间读出"吃人"二字来。鲁迅自己说他"偶读「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族，因成此篇"，一语道出他思想模式上的"五四"式的激进，但也一针见血地说出中国传统乃是一种泯灭个体的文化。
　　有趣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以后，美国一位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则从这篇「狂人日记」里读出了他所谓的"民族寓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ｅｇｏｒｙ），并断言"第三世界"文学作品皆可作为这种"民族寓言"来读，而鲁迅小说是"这种寓言化过程最佳的范例"。这种看法认为，情欲以及无意识等私的领域同政治、经济和阶级等公众领域的彻底分离，在第三世界尚未完成，因而他们的文学作品，表面上好象在讲述一个私人的故事，其实同时在隐喻另一个属于公众和政治领域的故事。鲁迅的「狂人日记」，只会被西方读者读成描述私人病态的心理小说，而它的政治寓言的阅读方向就被取消了，这一阅读方向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病态和历史的恶梦。
　　鲁迅的另一部小说「药」，写农民华老栓照习俗买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痨病，反丢了儿子的性命　；而反清革命者夏瑜被伯父出卖，绑赴刑场砍头，他为民众流的血竟被华老栓拿去为儿子治痨病。小说结尾，第二年清明节，两个死者的母亲在扫墓时相遇。一家姓"华"，一家姓"夏"，合起来正好是中国的古称"华夏"。这显示在鲁迅那里，政治预言是无需解释地公然显露的。这对Ｊａｍｅｓｏｎ又是极重要的启迪，他认为西方文学中的寓言结构过于隐晦，而知识分子彻底分离了私与公、艺术与政治，便也从此丧失了干预现实政治的可能，"世界文学"应重新发掘"第三世界文学"这方面的价值。
　　然而，对鲁迅的读解叉可以是多样的。比如，撇开"民族寓言"或政治寓言一类的读解，视鲁迅小说为他个人心路历程的写照，是一个与世不和的孤独者的一连串心理危机、困惑、挫折、失败和心灵探索的文学表露。问题在于，这个孤独者在本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中，执意要面对"民族的灵魂"，于是他便如同面对一群身处密闭的"铁屋子"里将要昏死过去的读者而扮演一个"呐喊者"。
由于"改造民族灵魂"的需要，正是由鲁迅发端，现代中国文学形成两大题材：知识分子——启蒙者，农民——被启蒙者。在「呐喊」、「彷徨」这两个小说集，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乃是"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农民都是麻木保守（润土，「故乡」），唯求"做稳奴隶"（祥林嫂，「祝福」），愚昧冷漠（华老栓，「药」），知识分子在他笔下，一般也是颓唐、消沉、向恶势力屈服。
最后，这个呐喊者"也终于厌倦了呐喊而沉默起来，在他另一本杂文集「野草」当中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他已无话可说。这个孤独地面对"沉默的民族灵魂"的"呐喊者"，被后来的中国人尊为"民族魂"。
——《疗救灵魂的"民族寓言"》，寫於1994年冬伴妻療傷中




黎胖

April 22， at 8:00 pm

內容簡介
★亞洲史研究巔峰．集英社創社95週年紀念鉅獻★
人物如星，交織燦爛歷史星空
構築出籠罩全亞洲的歷史全景
　　壓迫與變革交錯的時代、民族意識覺醒、
　　每個選擇都形塑了亞洲的未來
　　《亞洲人物史》第十卷聚焦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這是一個抗爭、獨立與變革的時代，亞洲各地在帝國主義壓迫與近代變革浪潮下掙扎求存，殖民統治與近代化的矛盾激發民族意識覺醒，各地人民在不同處境下，探索通往解放、獨立與自由的道路。
　　從革命志士到女性運動先驅，從民族獨立領袖到文學思想家，各地人民不僅對抗外來殖民統治，也在階級、性別、宗教與知識體系上展開抗爭。在朝鮮，有人積極投身獨立運動，也有人選擇調和折衷；在中國，文學與思想界交鋒激盪；在蒙古與阿富汗，政治與軍事變革塑造新國家；在阿拉伯與印度，憲政運動與女性解放並行推進。本書描繪了亞洲如何在壓迫中尋找生機，如何在西方主導的知識體系中重建自身的歷史話語。
　　本書不僅探討獨立運動與民族抗爭，也關注那些選擇不同道路的人們。透過這些人物的故事，重構亞洲歷史，呈現「民族解放之夢」的多重樣貌，並深思壓迫與自主、傳統與變革之間的複雜關係。
　　【本卷主要人物】
　　尹致昊／金瑪利亞／李載裕／魯迅／張愛玲／林獻堂／卡蒂妮／卡瑪拉德維・查托帕迪亞／奧爾佳・列別傑娃／阿卜杜勒希德・易卜拉欣／多斯特・穆罕默德／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八世／薩德・扎格盧勒／瑪拉克・希夫尼・納西夫／後藤新平／夏目漱石／柳田國男／與謝野晶子
叢書特色
　　• 跨越地域，從東亞到西亞，涵蓋整個亞洲的歷史長河。
　　• 突出「交流」視角，深挖和平與衝突中的文化碰撞。
　　• 匯聚現代亞洲史研究權威，打造精緻的評傳與分析。
　　歷史不僅僅是故事，而是對人性的深刻關照。
　　開啟您對亞洲文明的全新理解。
作者介紹
監修簡介
姜尚中
　　1950年出生於熊本縣，政治學者，東京大學榮譽教授、鎮西學院大學校長。著有多本著作，包括百萬暢銷書《煩惱的力量》、《馬克斯韋伯與近代》等。
作者簡介
成田龍一
　　1951年生。日本女子大學名譽教授。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畢、博士（文學）。專業為日本近現代史。主要著作有《歷史論集》（全三冊，岩波書店）等。
　　（其他多位作者簡介收錄於本書中）
譯者簡介
林琪禎
　　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莆田學院外國語學院日語系教授，內容力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曾任文藻外語大學、和春技術學院助理教授、副教授等。譯有《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2：江南的發展》、《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他們」的日本語》、《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臺灣人》、《「色情就是不行！」這種想法真的不行》等書。
目錄
編者的話 姜尚中
序 言 成田龍一
凡 例
第一章 某個獨立運動旁觀者的心中糾葛——為殖民地統治煩惱的知識分子 小野容照
前 言
尹致昊（一八六五―一九四五年）
李光洙（一八九二―約一九五〇年）
李東輝（一八七三―一九三五年）
崔南善（一八九〇―一九五七年）
呂運亨（一八八六―一九四七年）
其他人物
阿部充家／宇佐美勝夫／宇都宮太郎／齋藤實／寺內正毅／
渡邊暢／金明植／宋鎮禹／張德秀／洪命憙／金思國／金在鳳／
金若水／趙東祜／鄭泰信／南萬春／朴鎮淳／安在鴻／安昌浩／
金奎植／申采浩／徐載弼／孫基禎／羅景錫／朴殷植
第二章 希求祖國獨立與女性自立的朝鮮「新女性」們 井上和枝
前 言
金瑪利亞（一八九二―一九四四年）
其他人物
黃愛施德／羅蕙錫／朴仁德／劉英俊／高凰京
第三章 解放朝鮮民族之戰 水野直樹、布袋敏博
前 言
李載裕（一九〇五―一九四四年）
李觀述（一九〇二―一九五〇年）
朴鎮洪（一九一四―？年）
金台俊（一九〇五―一九四九年）
李景仙（一九一四―？年）
三宅鹿之助（一八九九―一九八二年）
金 九（一八七六―一九四九年）
金元鳳（一八九八―一九五八？年）
金枓奉（一八八九―一九六〇？年）
武 亭（一九〇五―一九五一年）
其他人物
李陸史／尹奉吉／趙素昂／林和／磯谷季次／任淳得／朴次貞／玄永燮／南次郎／鹽原時三郎
第四章 中國近代文學――二十世紀前半葉／清朝末期、中華民國時期 藤井省三
前 言
魯 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年）
張愛玲（一九二〇―一九九五年）
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年）
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年）
沈從文（一九〇二―一九八八年）
其他人物
蘇曼殊／林語堂／茅盾／郁達夫／徐志摩／老舍／謝冰心／丁玲／
巴金／楊逵／錢鍾書／蕭紅／內山完造／武者小路實篤／
清水安三／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金子光晴／林芙美子／
室伏克拉拉／增田涉／李陸史／泰戈爾／愛羅先珂／愛德加‧史諾
第五章 殖民統治與臺灣自治 許雪姬
前 言
林獻堂（一八八一―一九五六年）
蔡培火（一八八九―一九八三年）
蔣渭水（一八九一―一九三二年）
陳 炘（一八九三―一九四七年）
田健治郎（一八五五―一九三〇年）
楊肇嘉（一八九二―一九七六年）
謝雪紅（一九〇一―一九七〇年）
其他人物
梁啟超／羅萬俥／林呈祿／葉榮鐘／林茂生／朴錫胤／
伊澤多喜男／長谷川清／安藤利吉／田川大吉郎／清瀨一郎／
連溫卿／宮原武熊／辜顯榮／許丙／陳儀／白崇禧／嚴家淦／
黃朝琴／李翼中／丘念台／辜振甫／廖文毅／林正亨
第六章 印尼女性解放運動的先驅――卡蒂妮眼中的「光明」與「黑暗」 富永泰代
前 言
卡蒂妮（一八七九―一九〇四年）
阿本達農（一八五二―一九二五年）
阿萊塔‧雅各斯（一八五四―一九二九年）
其他人物
瓊德羅內戈羅四世／諾托・蘇洛托／集多‧馬坤古蘇庅／
德威‧薩爾蒂卡
第七章 印度的女性運動 粟屋利江
前 言
卡瑪拉德維‧查托帕迪亞（一九〇三―一九八八年）
沙拉金尼‧奈都（一八七九―一九四九年）
阿魯娜・阿薩夫・阿里（一九〇九―一九九六年）
穆斯拉克米‧雷迪（一八八六―一九六八年）
其他人物
安妮‧貝贊特／瑪格麗特‧考辛斯／潘迪塔‧拉瑪巴依／
羅琪雅‧薩哈瓦‧侯賽因／莎拉拉‧德維‧喬杜拉尼
第八章 女翻譯家們建構的伊斯蘭男女平等論 帶谷知可
前 言
奧爾佳‧列別傑娃（一八五四―一九一二年後）
艾哈邁德貝‧阿加耶夫（艾哈邁德‧阿奧魯，一八六八―一九三九年）
法蒂瑪‧阿莉雅（一八六二―一九三六年）
尼古拉‧奧斯特魯莫夫（一八四六―一九三〇年）
其他人物
艾哈邁德‧米德海特／卡西姆‧艾敏／謝菲卡‧加斯普林斯卡婭／
穆沙‧比吉耶夫
第九章 韃靼志士：伊斯蘭世界與日本 小松久男
前 言
阿卜杜勒希德‧易卜拉欣（一八五七―一九四四年）
里扎丁‧法赫雷丁（一八五九―一九三六年）
穆沙‧比吉耶夫（一八七五―一九四九年）
穆拉特‧雷姆齊（一八五三―一九三四年）
其他人物
西哈貝丁‧梅爾傑尼／穆罕默德亞爾‧蘇丹諾夫／
馬哈茂德霍賈‧貝布迪／米尼夫‧帕夏／優素福‧阿克楚拉／
梅夫梅特・阿基夫／恩維爾‧帕夏／大原武慶／山岡光太郎／
穆罕默德‧希爾米中尾（中尾秀男）／
毛拉韋・穆罕默德・巴爾卡圖拉／艾哈邁德‧法德利／
穆罕默德‧加布杜爾凱‧庫爾班加利耶夫／王浩然／
達浦生／米爾賽德‧蘇丹―加里耶夫／納祖爾‧圖拉庫洛夫
第十章 近代阿富汗的群像――在大國的縫隙中謀求的國家統一 山根 聰
前 言
多斯特‧穆罕默德（一七九三―一八六三年）
阿布杜爾‧拉赫曼汗（一八四四―一九〇一年）
哈比布拉汗（一九七二―一九一九年）
阿曼諾拉汗（一八九二―一九六〇年）
其他人物
蘇丹•穆罕默德汗／馬赫邁德•塔爾齊／巴查埃•薩卡烏／
阿卜杜勒‧加法爾汗
第十一章 蒙古人對建設國家的追求――從獨立運動到人民共和國 青木雅浩
前 言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八世（博克多汗，一八六九？―一九二四年）
額勒貝格道爾吉‧仁欽諾（一八八八―一九三八年）
杭達多爾濟（一八六九―一九一五年）
車林齊密特（一八七二―一九一四年）
車林多爾濟（一八六九―一九二八年）
其他人物
貢桑諾爾布／達賴喇嘛十三世／阿旺‧德爾智／海山／
巴布扎布／那木囊蘇倫／扎勒堪扎呼圖克圖‧達木丁巴扎爾／
馮‧恩琴／謝苗諾夫／哈丹巴特爾‧馬克思爾扎布／
車臣汗‧那旺納林／鮑道／丹增／蘇赫巴托／霍爾洛‧喬巴山／
扎木察拉諾／墨爾色／色楞棟魯布／阿瑪爾／寶音鄂木合／
索林‧丹增／圖拉爾‧雷斯庫洛夫／根登／阿瑪嘎耶夫／
丹巴道爾吉
第十二章 阿拉伯的民族主義與立憲政治 松本 弘
前 言
薩德‧扎格盧勒（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年）
穆罕默德‧拉希德‧里達（一八六五―一九三五年）
塔哈‧海珊（一八八九―一九七三年）
哈桑‧班納（一九〇六―一九四九年）
湯瑪斯‧愛德華‧勞倫斯（一八八八―一九三五年）
阿卜杜勒阿齊茲‧伊本‧阿卜杜勒赫曼（一八八〇―一九五三年）
其他人物
艾哈默德‧盧特菲‧賽義德／穆斯塔法‧阿布多拉齊克／
阿里‧阿布多拉齊克／海珊‧伊本‧阿里／
阿卜杜勒‧伊本‧海珊／費薩爾‧伊本‧海珊／
穆罕默德‧阿明‧侯賽尼
第十三章 阿拉伯的近代與女性主義的開花 後藤繪美
前 言
瑪拉克‧希夫尼‧納西夫（一八八六―一九一八年）
娜巴維亞‧穆薩（一八八六―一九五二年）
胡德‧沙拉維（一八七九―一九四七年）
其他人物
艾莎‧帖木兒／澤伊娜布‧福瓦茲／欣德‧諾法爾／
卡西姆‧艾敏／梅‧齊亞德
第十四章 由深入調查與統計所得之殖民統治背後之思想 鶴見太郎
前 言
後藤新平（一八五七―一九二九年)
兒玉源太郎（一八五二―一九〇六年）
原 敬（一八五六―一九二一年）
本多靜六（一八六六―一九五二年）
國崎定洞（一八九四―一九三七年）
其他人物
板垣退助／北里柴三郎／永田秀次郎／
阿道夫．阿布拉莫維奇．越飛／查爾斯．奧斯丁．畢爾德／
大杉榮／正力松太郎／杉山茂丸／中村是公
第十五章 「國民作家」與現代的悲劇 姜尚中
前 言
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年）
二葉亭四迷（一八六四―一九〇九年）
幸德秋水（一八七一―一九一一年）
石川啄木（一八八六―一九一二年）
第十六章 草創期的日本民俗學中隱含的力量 鶴見太郎
前 言
柳田國男（一八七五―一九六二年）
南方熊楠（一八六七―一九四一年）
折口信夫（一八八七―一九五三年）
澀澤敬三（一八九六―一九六三年）
宮本常一（一九〇七―八一年）
其他人物
橋浦泰雄／赤松啟介／石田英一郎／瀨川清子／一志茂樹
第十七章 大日本帝國下的民主主義之歷史驗證 成田龍一
前 言
吉野作造（一八七八―一九三三年）
石橋湛山（一八八四―一九七三年）
長谷川如是閑（一八七五―一九六九年）
清澤洌（一八九〇―一九四五年）
其他人物
福田德三／河上肇／河合榮治郎／吉野信次／赤松克麿／
赤松明子／大山郁夫
第十八章 近代日本女性的步伐 中村敏子
前 言
與謝野晶子（一八七八―一九四二）
平塚雷鳥（一八八六―一九七一年）
山川菊榮（一八九〇―一九八〇年）
市川房枝（一八九三―一九八一年）
高群逸枝（一八九四―一九六四年）
第十九章 沖繩言論人與亞洲思想潮流 比屋根照夫
前 言
伊波月城（一八八〇―一九四五年）
伊波普猷（一八七六―一九四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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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观点：美国左派在犯罪问题上一再犯错

 一杯半 2025年0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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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凶杀案和其他犯罪急剧上升，引发人们对90年代血腥纽约重现的恐惧后，纽约市的主要犯罪率已开始降至历史低点。

在纽约及全美各地，2020年以来的犯罪率上升之前，进步派推行的政策试验使罪犯与嫌疑人免于监禁，削减了警力规模与执法活动，将更少的违法行为定性为刑事犯罪，并最终侵蚀了公众对左派的信任基础。

当前犯罪率降低的一个原因，尤其是在纽约备受欢迎的警察局长Jessica Tisch领导下，是对常见反警察执法方式的拒绝，增强了执法力度，集中在纽约市犯罪率最高的地区。

但纽约和其他地方的进步派仍在试图消除使警察更有效的工具。

在向犯罪率最高地区部署警力时，帮派暴力是一个核心关注点。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Tisch局长指出，该市约60%的枪击事件与帮派有关。

近期数周内，地方与联邦层级检察机构充分利用警方建立的帮派成员情报数据库，正式对涉及数十起枪击案的大量疑似帮派人员提起刑事诉讼。此类针对性执法战略有坚实证据基础作为支撑。根据2021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在2011至2019年期间实施的帮派集中打击行动，直接促成’纽约市公共住房区域内枪支暴力事件减少了近25%’的显著安全改善。

帮派数据库——基于警官和侦探收集的情报，持续记录疑似帮派成员的个人——是这些努力的核心。正如警察局犯罪控制战略办公室前督察、国家司法研究所学者John Hall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解释的那样，"当帮派成员被枪击时，警官使用该数据库评估敌对关系，预测报复行动，并战略性地部署资源以遏制不断升级的暴力。"

尽管如此，民主党议员和进步派活动人士正在推动废除帮派数据库，就像全国各城市的进步派多年来一直在尝试做的那样。

一个城市如何在没有任何追踪帮派成员身份的手段的情况下解决帮派暴力问题？数据库的进步派批评者对此未作说明。

他们声称，那些被列入此类数据库的人会遭受过度的警方监视、刑事指控，甚至可能面临更严厉的处罚，即使他们实际上不是帮派成员。但被列入帮派数据库本身并不是刑事指控或更严厉判决的独立依据。如果警察更密切地关注疑似帮派成员，也不应被视为骚扰。

对帮派数据库最有共鸣的反对意见可能是，它们主要包含黑人和西班牙裔男性。例如，在纽约市，批评者指出，虽然约60%的纽约人是黑人、西班牙裔或混合种族，但数据库中约99%的人是黑人或西班牙裔。他们声称这是种族主义的证据。

但这与该市已知枪击受害者和嫌疑人中黑人和西班牙裔所占比例大体一致，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2019年至2023年间，所有已知枪击受害者中平均每年95.8%是黑人和西班牙裔，已知枪击嫌疑人中平均每年96.5%是黑人和西班牙裔。纽约市约一半的暴力犯罪发生在仅占全市街区3.7%的地方。

如果警察要对犯罪暴力问题作出回应，他们的努力必须反映这一问题的地理和人口集中性。因此，执法中产生种族差异并非种族主义问题，而是人口统计问题。这也意味着，帮派扫荡行动带来的好处主要集中在警方资源不成比例地部署的社区，这些社区主要是黑人和西班牙裔社区。

在纽约和其他城市，进步派批评者对声音枪击探测技术（如ShotSpotter）也提出了同样的种族主义和不成比例执法指控。今年早些时候，纽约市审计长兼市长竞选人Brad Lander拒绝登记警察局的枪击探测服务合同续约。Lander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建议警察局终止其枪击探测合同。

（ShotSpotter 系统通过在城市高犯罪率区域（如路灯、电线杆等）安装多个高灵敏度麦克风，持续监听环境声音。当系统检测到类似枪声的高强度、短促声音时，会利用三角定位技术计算出声源的精确位置。随后，数据被传送至公司的数据中心，由人工智能算法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确认是否为真实枪击事件，并在不到60秒内将信息发送给当地警方，以便快速响应。该系统的设计初衷是提高警方对枪击事件的响应速度和准确性，减少对911报警的依赖，尤其是在居民可能因恐惧或其他原因未能及时报警的情况下。）

该技术的批评者表示，它效率低下且错误分配警力资源，因为很少有警报能够导致实际枪击的证据。但没有找到枪击证据并不意味着没有发生枪击。考虑到大多数枪击事件都没有报告给911，该技术为警方提供了他们原本无法获得的信息。一项研究发现，使用该技术时，枪击受害者死亡的可能性较小，这表明它帮助警察及时到达受害者身边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在芝加哥，市长Brandon Johnson于9月终止了该市对该技术的使用。当地一个犯罪监督机构的分析随后发现，在以前由该服务覆盖的地区（通常是未报告给911的枪击事件中）发现的42名枪击受害者中，37人是黑人或西班牙裔。

在芝加哥终止使用枪击探测技术的推动在Adam Toledo死亡后获得了动力，这名13岁少年在深夜手持枪支逃跑时被警察射杀。警察是通过ShotSpotter系统被引导到Adam所在位置的。

他的死亡也导致芝加哥限制了徒步追捕，使武装罪犯更容易逃避逮捕，警方更难将他们的枪支从街头缴获。这种政策反应毫无意义。毕竟，证据表明Adam在被杀前刚参与了一起枪击事件。那些枪声触发了警报，将警察引导到枪击事件的确切位置，在那里他们观察到Adam手中仍持有枪支。

警察决定追捕Adam——穿过黑暗的小巷，而且Adam仍然持有武器——这远非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左派根本没有对警察为保护社区居民免受武装犯罪分子恐吓而每天承担的风险表现出足够的赞赏。

值得关注的是，众多纽约州民主党人显示出明显抵触情绪，不愿对该州2019年实施的证据开示程序改革进行合理调整，而该改革对检方施加了极为繁琐的证据提交义务。支持对此项改革进行修正的重要政治与司法力量包括Kathy Hochul州长、该市全部五位区检察长以及警察局，他们认为此类修正将有效遏制因检方无法承担改革所设定的过度程序负担而导致的案件大规模撤诉现象。当前改革规定要求检方必须搜集并向辩方递交大量潜在与案件核心事实关联性微弱的文档材料。数据显示，在2019年改革实施前，案件撤诉率仅为42%；而到2023年，这一比率已显著攀升至62%。

该改革修正方案体现了程序正义与实质效率的平衡原则，构建了三重核心机制：其一，设定辩方律师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对检方已披露证据材料提出明确异议的程序性义务；其二，将证据披露要求精准限定在与具体指控事项存在实质关联性的范围之内；其三，确立’实质损害证明责任’原则，即被告方必须在案件被司法撤诉前，证明检方未能及时披露的特定司法记录确实对其有效行使辩护权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实质性妨碍。

虽然立法妥协似乎已经就位，但进步派民主党人迄今一直在抵制。

好像进步左派对公共安全问题的默认设置是使犯罪成本降低或使法律更难执行。有时候，左派似乎比起关心受害者，更关心罪犯。

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人经常看到左派和右派在犯罪控制上达成共识，即使存在分歧。让我们不要等到情况变得和那时一样糟糕，再向中间回归。

原文 The Left Keeps Getting It Wrong on Crime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4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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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横死之谜：主张工会独立 被毛泽东批判

 佚名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刘伯承、陈毅、李立三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开国大典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发言。

　　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1967年6月22日），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是中国共产党一位领导人，中国政治家，中国工人运动领袖。

　　李立三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到中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分别在武汉、上海和广州进行工会活动。其中1922年安源大罢工中任罢工总指挥。1925年五卅运动中李再次任罢工总指挥。从1927年起任中共中央常委，1930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他出任中央主要领导期间，推行较为激进的“立三路线”。《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他在1930年6月至9月犯了左倾路线错误，1931年被派到苏联学习，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国时报》主编。1945年当选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回国，历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长、城工部长等职。1948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劳动部部长。1955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第四至八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刘少奇的牵涉受迫害，于1967年6月22日服安眠药自杀。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宣布对他进行平反。



　　【图略】夫人李莎 (俄语:Елизавета Павловна Кишкина)，俄罗斯人。

       【图略】李立三曾主张工会保护工人权利、工会独立，被毛泽东批判


　　经历了千难万险，从安源走出的革命者终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仪式上，刘少奇、李立三分立毛泽东左右。此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李立三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刘少奇以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分管全总工作。但28年前的情景不再——共产党执政后，工会既要维护工人权益又要动员工人奉献，这双重使命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李立三认为，国营企业内部仍然存在公私矛盾，但这种矛盾的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当用公私兼顾的方法加以解决，他“在全国范围内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强调工会要保护工人阶级“私”的利益。

　　1951年10月，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全总工作存在严重失误和方向性错误。随后，李的职务被解除，以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代之。 1951年12月13～22日，李富春代表中央主持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集中批判李立三的错误。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大上，李立三的劳动部长一职也被免去。

　　被批判的不止是李立三。新政权建立之初，党的领导人在工会工作方针问题上逐步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1950年7月19日，中南局副书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备成立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工会与行政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前提下，因为彼此的岗位不同、任务不同，所以“具体立场又有所不同 ”。8月4日，邓的报告由刘少奇加了赞同性的“批语”下发，李立三要求《工人日报》当天登载，并说:“群众为什么还要工会？工人认为工会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东北局书记高岗不同意邓的观点，主持写作了《论国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的一致性》，认为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公私兼顾的政策不适用于国营企业。文章上报中央后，刘少奇批示“暂不发表”。李立三受批判后，刘少奇也于1954年2月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作了检讨。

　　1951年揭批李立三工会路线错误的运动，对毛、刘、李三个老战友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毛泽东来说，发起这场斗争既是当时党内政治形势的反映，也与其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密切相关。共产党既成为执政党，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随之提高，其经济生活水平也高于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站在党的立场，毛高度警觉“工人至上”、工会独立的倾向，绝不允许工会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

　　 1946年回国前，李立三和妻子及女儿英男合影。 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第3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第1排左起:周恩来、李立三、贺龙、陈毅。 李立三“自杀”之谜

　　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计划继续审讯李立三，同时通知他参加下午还将举行的批斗会。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他身体不好，上午需要休息，下午的批斗会实在也不能参加。造反派做了让步，允许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斗会必须参加！

　　当天下午3点，批斗会现场就是不见主要批斗对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后，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因故改期……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同时留下遗书一封。

　　李立三死后，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放出风来说:6月21日李立三与李莎 李立三夫人 在汽车上分手时，他的“特务上级”李莎向李立三发出要他自杀的指令，意图灭口。安眠药是李莎交给李立三的。

　　然而，那“权威人士”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因为:

　　其一，据6月21日押解李立三夫妇的常某（批斗李立三联络站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6月22日交代，李立三夫妇在车上的谈话根本没有李立三向李莎要安眠药的内容。

　　其二，6月21日下午常某押送李立三夫妇上了同一辆汽车，原以为是送他们回家。谁知车行到文津街人民医院附属医院附近突然停下，常某命令李莎下车转到另一辆汽车去，李莎当时根本不可能有要把他们分开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她怎么有机会在这时向李立三下达“让其自杀的指令”呢？在这种情况下，李莎怎么会有可能当着常某的面把安眠药交给李立三呢？

　　其三，据说，1970年华北局机关干部在追查李立三的死因时，原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又说，“李立三自杀时服的安眠药是他自已早有思想准备，早就带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说法同样毫无根据。

　　李立三服用安眠药有几十年的历史，这点我们当秘书的（指李思慎）最了解。晚上没有安眠药，他不能入睡。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防不测，我（指李思慎）曾经给李立三的服务员胡玉珍明确提出要求:必须加强对安眠药的保管，每晚只给李立三两粒（这是李立三习惯服用量）。后来，在李立三思想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服二粒安眠药不能入睡，就找服务员胡玉珍要安眠药。胡玉珍对他说，李秘书早有交代每天只给两粒，坚持多要不给。第2天，李立三把我叫去，对着我大发脾气，追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安眠药。我笑着回答说:“立三同志，我这是好意。”李立三向我吼着，“这简直是笑话，几十年风风火火我都过来了，难道还经不起这次考验？你不就怕我自杀吗？自杀是叛党行为，这点我明白，难道我能走上叛党的道路吗？简直是笑话。”表现得很激动。但无论李立三怎么发火，我始终不让步。事后我对胡玉珍更加明确地要求:把安眠药保管好，控制好。这说明，服务员每天给他送两粒安眠药，他每天必须吃掉，不可能不吃或少吃积攒起来。也就是说李立三根本没有自带大量安眠药在身上的可能。

　　直到1983年，河北省委机关在整党中，又对涉及李立三自杀问题（因一些当事人在河北省直机关）进行过一番追查，同样毫无结果，不能自圆其说。

　　1980年3月，中央决定给李立三召开追悼大会前，中央组织部让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看了李立三死亡时的医院“验尸报告单”，上面记载:身高1．63米（与实际的1．78米相差了15公分），体重56公斤。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成了又一个谜……

　　所以，李立三之“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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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翻车指南 24 —— 一个月（下）

原创 FoYaoTiaoQiang 佛要跳墙 2023-09-05
转自 自由微信


 上一篇被那啥了，原因一如既往的不详。

个人预计这一篇的命也不会太长，所以能早点看就早点看吧。

万一挂了，我也会转移到zhihu上去。

这是上一篇在zhihu的链接，名字也是佛要跳墙。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0346516/answer/3193631865

很多读者老爷希望我重发一下历史文章、或者怎么综合一下之类的。但兄弟我忙的陀螺一般，实在是没时间打理，只能麻烦大家就这么将就着看看，有一篇是一篇吧。

非常抱歉。

22

一个月（下）

 
第三章、紫禁城的本钱
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中央直属精锐已经扩展到了六万多人。北洋六镇（差不多就是六个师），全套普鲁士训练、装备，每镇每年耗费白银150万两，加起来就是接近一千万，而大清年入也不过是九千万两而已，实在不折不扣的帝国柱石，兼财政吞金兽。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可真正头疼的，是到底派谁带兵。监国摄政王载沣抬眼看看朝堂之上乌压压的大臣，头疼不免加重了几分。
大军在外，宗室当然是政治上最可靠的，可天不降英才，爱新觉罗的后人，各自都有问题。
主动提出带兵的是载涛，不过他当年主要的军事经历是“考察欧洲陆军”，业余中的业余；良弼倒是不错，日本陆军学校毕业，以“知兵”闻名，但身为禁卫军协统，朝廷保命要紧，不敢外派；铁良是当年在慈禧太后的安排下和袁世凯争权的，资历很够，但他曾经撺掇隆裕太后亲政，和摄政王载沣是死对头，不合适不合适。

 来来回回，似乎只剩下荫昌一个人了。
荫昌大人，北京外国语学院德文专业毕业，翻译过来就是京师同文馆德文馆，据说成绩很一般。还记得之前说的，大清以德为师、各种交流吗。荫昌就是在那个时候因缘际会，文科转理科，去了Royal Prussian Main Cadet Institute（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
在那里，他结交了人生两大贵人，德国克虏伯家族、以及未来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所以，“外语一般”这个传说很可能是谣言，毕竟人家和德国皇储和大资本一起喝酒泡妞，谈笑风生，还找了个德国老婆，属于沟通能力一流的。

可问题也出在这里，荫昌这辈子虽然都跟军队相关，但主要做的都是沟通、协调、外交斡旋等文职工作。比如从克虏伯家族勾兑采购军火；跟威廉二世的德国政府协商《辛丑条约》赔款；争取普鲁士的军事培训之类。之前提到，炸死革命军蔡德懋的克虏伯75mm野战炮，大概率就是他采购到手的。

所以，论沟通能力，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真正做到了人见人爱；论资历，他是北洋三杰的大哥，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都是他举荐的；论地位，当年载沣刚上台，一度想要搞死尾大不掉的袁世凯，又是他居中调解，袁大头看到他都要叫一声“恩公”，真可谓是完美人选。
于是，内阁拍板，荫昌领军南下平叛，当然，大家也知道，荫大人有一个小小的缺点：从来没带过兵。 
那么请问真正带过兵的是谁呢？
皇族内阁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心里门儿清。能打的，自然是在河南钓鱼的团练系后人，袁世凯袁大人了。不过袁大人到底是岳武穆还是曹阿瞒，大家也实在是意见不一。 
内阁里，徐世昌是袁世凯的人，自然是极力赞成；那桐吃了袁世凯的大笔贿赂，也举手同意；奕劻吃的更狠，心里自然是赞成袁世凯出山的，但他是个老官僚，领导不发话，坚决不站队；载洵、毓朗是宗社党，倒是算载沣的人，不过事出突然，也不敢强力反对。 
而各地“袁党”、督抚以事出紧急为由，敦请袁世凯出山的奏折也纷纷递上，当年把袁世凯赶回老家的摄政王载沣，头是越来越痛了。 
与此同时，身在河南的袁大人倒是心情愉快。一眨眼，他“被生病，被离职”已经三年了。
第一年，
袁大头刚刚逃离杀身之祸，日夜谨小慎微，生怕吸引载沣的注意，连续一个月，几乎每次写信都要加一句：身家性命“皆出自天家所赐也”；遥想一年前的五十大寿，英国外交官说，当时：“……北京权贵无一不在………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官员过五十大寿时曾 有过比这个更盛大的祝寿场面……”，而罢官后的五十一岁生日，他自论：“…..虚抛岁月，何足云寿……”，别说见客，连礼都不敢收。
那种“我很乖，求放过”的嘴脸简直写在了脑门上。
第二年， 
袁项城心态平复，也不再焦虑掉脑袋，慢慢敢于“以文会友”，聊聊故人、见见媒体了。
一方面是所谓“卅年醒尘梦，半亩辟荒园”，意思是我现在是陶渊明了，每天种地、啥也不指望了；另一方面又说“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你看，他这都嫌漳河、洹河太浅了，可不是还有想法吗。 
当年，还给各大媒体透露了一张 “蓑翁钓鱼”照，直接登上了清末“热搜”，媒体纷纷讨论：这蓑翁到底啥意思，是从此要“独钓寒江雪”了呢，还是“姜太公钓鱼等周文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呢？可以说仍然是红透半边天的架势。 

 

于是，当年生日，袁府又恢复了车水马龙、宾客盈门的常态了。当然，以他的城府，大家一提起“出山”，回答仍然是标准的连连否认，三天两头强调“早无复出山之念矣”。 
等到第三年， 
时局混乱之下，他慢慢又从袁大头恢复了几分当年袁大人的风采，开始搞社评了。 
评论上海金融风潮，安慰段祺瑞：“义善源倒闭，金融界不无恐慌。贵署官款，当不至无著”；指点山东司法部门，说：“司法独立， 各省诸待经营……”可以说，从金融、军事、到外交谈了个遍。 
而且，袁大人也开始联络北洋旧部、朝廷权贵，代人求情之类的活儿也敢接了，大家感受一下那种“嘴上不说，心里痒痒”的调调。 
1911年10月11日，是罢官后的第三次寿宴。这一年，袁府似乎回复了三年前五十大寿的光景。
宾客比上一年更多、酒席比上一年更隆重。觥筹交错之下，袁大人突然听到了敲门声，那是命运的声音。它在暗中偷偷标好价格，然后赠送给袁大人一份当天最大的寿礼 ——武昌起义爆发。 
一时间，袁府罢宴，酒席变成了议事厅，大家议论纷纷。 
有的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袁大人此番务必抓住机会出山；有的说时机未到，万一叛乱被一鼓荡平，朝廷对袁大人岂不是又要弃之如敝履，还不如等时局糜烂，再出山收拾河山。 
而在场代表北洋势力的段芝贵、倪嗣冲，则断言此番启用在即，袁大人务必再来带领我们。 
袁世凯当时怎么说，我们不知道，但朝廷显然是等不起了，14日，上谕到达彰德，传旨：重新启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
终于，革命党和大清，双方的筹码都堆上了台面，all in的时候到了。

 
第四章、All In
宣统三年，农历八月十九，
辛亥年、戊戌月、葵丑日
宜：造畜棚、修路
忌：诸事不宜
值日星神：玄武、主凶
在广东，这是上刀山的日子，汉子们赤脚登上三十六把钢刀列成的刀梯，寓意要上刀山、下火海，驱瘟断煞、破除恶鬼，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 0天。 
10月11日，朝廷得到武昌起义消息，迅速召集内阁会议 —— 1天；
10月12日，上谕，萌昌带陆军两镇南下平叛，“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但又没指名哪两镇；荫昌因此等军谘大臣载涛从天津返回商量，最终决定调用陆军第四镇；同日，汉阳、汉口起义，武汉全境光复 —— 2天； 
10月13日，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14日，三军上谕发出，同一天，载沣屈服于压力，正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但又不愿给予全权，而是令他“会同调遣荫昌、萨镇冰”，所谓“一军两帅”，显然朝廷对他还是不够放心 —— 4天； 
10月15日，荫昌由北京前门西站专车出京，次日抵达彰德，专程拜访了袁世凯，聊完之后很兴奋，“蠹兹小丑，一旦而平”，看来革命党不过一盘散沙，这次配享太庙稳了，同日，袁世凯回复“衰病侵寻，入秋尤剧”，不愿出山，玩了一把耍大牌 —— 5天； 
10月16日，袁世凯只耍了24小时大牌，就马上从了，具折谢恩、同意出山，那些传闻他“运筹帷幄，早就算准朝廷没他不行”的，可以感受一下袁大人“时机万一错过，可能就要老死乡里”的迫切 —— 6天；
10月17日，革命党人在武汉阅马场设坛祭天，黎元洪誓师共和；英德法俄日军舰云集武汉，但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体，决定严守中立；18日，荫昌抵达信阳，专列里堆满了他喜欢的洋烟、洋酒、巧克力，开始准备设立司令部；于此同时，袁世凯上折子谢恩，同时提出了统一人、财、事等各种要求 ——毕竟此时不乘机要价，更待何时，万一武昌起义跟广州起义短命呢 —— 8天； 
10月19日，革命军刘家庙大捷，占领刘家庙车站，这下子大家全懵逼了，不是说好“一荡而平，配享太庙”吗，怎么战斗力这么强？萌昌秒怂，心理模式从“一荡而平”马上变成“殊深焦急”，紧急要求朝廷调用大炮；而袁大人从“蠹兹小丑”变成了“不可小觑”，建议荫昌“固收布局”；南下大军一下子从“踊跃前进”，变成了“迟迟不发” —— 9天。
朝廷一看，前线“迟迟不发”？一口老血喷出，9天了，各位大佬，起义已经9天了，你们只顾着要钱、要炮、要权，你们不知道革命这东西，不迅速镇压，会连锁反应的吗？20日，盛宣怀致电袁世凯，提出可以“统一事权”，但前提条件是袁世凯迅速南下赴鄂；21日，心急火燎的内阁终于内部达成一致，袁世凯全权负责平叛，此时，起义已经持续了 —— 11天。
22日，萌昌终于来到了孝感，此时袁世凯已经获得全权，根本没有必要阻扰荫昌带兵，选择题是摆在了荫大人的面前：要保险，那就继续“固收布局”，稳稳妥妥的等着军饷、大炮到了再打必胜的仗；但是要保大清，那就得听载沣的密电“急进攻、不宜观望”，毕竟如直隶总督陈燮龙说的，“切肤之患，不在武汉，而在各省蔓延”。
那么请问关键时刻，他是如何选择的呢？大家要知道，荫大人的军车专列，可是前后都装了火车头的。一旦战事不利，火车可以迅速向北“转进”。装两个火车头的荫大人，自然选的是稳妥的路子 —— 12天。 
一直等到27日，北洋军枪炮俱全、终于准备充分了，当日黎明下令进攻 —— 17天。
27日，革命军大败；28日，荫昌收到自己被调回后方的上谕，冯国璋接手前线，清军再次大胜；29日，黄兴赶到武昌，主动要求渡江参战、冯国璋火烧汉口，革命军再次大败；4天后，11月2日，汉口失陷，黄兴奉命回撤汉阳布防，武汉门户洞开，湖北军政府遭遇重大挫折。 

那是第23天，到现在为止，是23天。
从10月10日的第一枪开始，到11月2日汉口失陷，这群人坚持的天数是 —— 23天。这23天，靠的是紫禁城的迟钝、起义军的英勇、领导层的精明、民众的拥护……无论何种原因，最后，他们成功守住了起义的火种。 
而且，他们还没失败，他们还在战斗，他们还将要经历惨痛的反攻汉口失败、经历无奈的汉阳保卫战、经历炮轰湖北军政府，但比起这23天来，这些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散场的音乐已被他们奏响，舞会即将结束。武昌起义第12天，黄花岗烈士们曾经梦想的怒火燎原，开始了。

 
10月22日，华中，湖南新军起义，长沙光复；

10月22日，西北，陕西新军起义，哥老会配合，两日后，西安光复；

10月23日，东南，江西九江新军起义，次日，九江独立；30日，南昌新军起义，次日，南昌光复；

10月29日，华北，山西新军起义，30日，太原光复；

10月30日，西南，云南新军起义，次日，昆明光复；

11月3日，华东，上海同盟会、光复会联合起义，次日，攻下江南制造局，上海光复；

11月4日，华东，苏州、杭州同时宣布独立，浙江于次日光复；

11月5日，华东，江苏新军携上海新军臂缠白布，列队入南京城，推举江苏巡抚程德全为江苏军政府都督，江苏光复，自黎元洪之后，程德全成为第一位全力与革命党合作的地方大员；

……
 
在汉口的枪炮声中，大清丢了半壁江山，这个时候，无论武汉的战斗怎么样，他们都已经胜利了。 
让我们听一听这些略显陌生的名字：

谢元恺，阳夏反击战率军反击，中弹身亡；

徐少斌，敢死队队长，冲锋时机枪扫射战死；

孟发臣、蔡德懋，领炮兵与北洋军对轰，被炸死；

马荣、率敢死队冲锋，力竭被俘，身遭酷刑而死；

还有赵承武、熊世藩、王家麟……
也让我们不要忘记，在汉口、汉阳保卫战中，殉国者有名有姓的，只有三十二人；而无姓名，只有确切人数的 —— 四千四百八十余名。

 

他们也许是辛亥革命的新军士兵，训练精良、意志坚定；也许是当场投军的平民，初次拿枪，甚至有些兴高采烈，浑不知战场的血腥残酷；他们甚至只是热心的市民，拿着铁锹斧头，要去挖开清兵南下的铁路……这些人无名无姓，他们永远埋在了屈原的故乡。 
1911年11月2日，汉口失陷，但袁世凯并没有乘机攻打汉阳，而是以士兵疲惫、军需缺乏等理由布防江边，和黄兴隔江对峙。所有人心中都有了一个念头：这大清，恐怕是要亡了。
辛亥，围绕着这只摇摇欲坠的巨兽，会党、洋人、新军、同盟会、团练系、立宪派……龙旗下的每一个人，都要做出命运的抉择，所有力量都将参与这场惊天动地的游戏、试图在新的权力拼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武昌起义的三声枪响后，各种力量的巨大博弈，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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