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日台灣因一部曲解歷史之電影，令46年前「林宅血案」瞬間返回當下，並掀起社會鞭笞蔣家國民黨暴政的風潮，同時發生在香港黎智英被重判二十年，則暴露習近平暴政，此兩廂「輝映」，好似千年秦政一露崢嶸，而「田秋菫訪談」這則視頻彷彿跳回歷史情境中釋放奇特效果，讓中國台灣均墜入「最黑暗的一天」，忽然勾出30年前我曾經歷的「黑暗一刻」：1996年8月25日戴厚英在上海寓所被殺、11月30日台灣民進黨婦女部主任彭婉如失蹤並發現遺體，我在6-Dec-96留下一則日記稱：『这几日是对中国文明和进步最绝望的几天』，然而，翻閱日記，才發現中國近現代史上「最黑暗」之頁，比比皆是，究竟哪一天算最黑暗？】
『这几日是对中国文明和进步最绝望的几天，「六四」时我的心境都没有到这个程度。台湾彭婉如被刺了三十六刀、上海戴厚英的头几乎被砍断，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女人。如此「水一样」纯净的心灵被如此野蛮地戕杀，这不是个别的惨案，这是中国文明在现代的耻辱，是中国男人的耻辱。中国人不能制止丑恶的一再发生，这个民族是有问题的。我心里很暗黑。人人都掩饰著心地的沦丧，站著说话不腰疼，高唱一些说起来很好听的东西，如民主、发达、吃饭问题等等，背地里掩藏的就不去说它了。一百五十年的现代化，中国其实是越来越野蛮。以血腥为解决手段，利益、欲望所在，就动杀机，统治者如此，贩夫走卒亦如此，一样的兽性；专制的大陆如此，民主了的台湾也未见「文明」一些。社会多元化和开放，不过是让兽性更放肆罢了。北京要等杀到人大副委员长才搞「严打」，台湾也是让彭婉如死得那么惨、让刘邦友官邸被血溅才动容。现代化的人心是麻木的。』
朝廷昏聩腐败莫过于明末清末，而倘无外力催折，江山依然不倒，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常情。國內友人送我《曾国藩》一书开篇，写曾犹豫是否办团练时描述王朝末日——国事已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连年干旱、虫灾，有的地方几乎是颗粒无收，而各级官吏的征搜敲诈则有增无减，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饥民，是赤地千里的荒土。而更可怕的是，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科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弊，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颟顸……这种危机四伏、人心浮动之际尚有太平天国造反，而清廷只需一点点不颟顸（也算不上聪明）：启用汉人办团练剿长毛，就挽救了江山。时下国是也几乎是人人皆云不可收拾、山雨欲来，昨日还有基督教友人预言不出十年将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国内会死去一半人」，自是一种宗教式的谶言，无有根据，相比清末，中共的时运不知要好多少倍，仅邓小平「对外开放」一项「不颟顸」（恰如咸丰启用汉人办团练），使西方资本大举登陆，他们以此转国营为私营，渡过经济危机，则政权无恙，以致今日金融银行皆负债累累、呆账如山，亦无资本主义规律下必垮台之虞。中共借外资转轨的经济模式引发腐败、失业、贫富差距，但国家财力丰裕足以支付高昂的压制费用，哪像西太后时代之捉襟见肘；于是人们转而猜测其应付经济难题的能力，如美国律师章家墩断言其以股份制转轨国营大厂势必引发金融风暴，可是此预言迟迟未能应验，西方资金依然源源不断地输血给中共，给它应付能力。此种态势底下，大概惟有战争是中共真正的死穴，如伊拉克之侯赛因，境内血性的什叶派和库德族反抗皆被其镇压，而一但对外开仗就垮台，这个死穴，便是中共一旦對台開戰，两个中国都将金石玉碎，世人视为中国人之下下策。世纪之交中国现代政治水准之低劣见于两岸，尤其邓小平陳雲六四危机痛下決心「自己子弟接班」，铸成「贝子贝勒」上台的合法性缺失，社会空前黑暗，亦欲维持大一统筹借「合法性」。
清末同治回乱，导致西北死亡二千万人口（含一千多万汉人），史稱千古浩劫，几日来读张承志的『心灵史』连睡眠都干扰了。读圣经、神学都未能读出的「超越」的意思此时读懂了。这部哲合忍耶的二百年教难史他写成小说，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但写出了人这种此在的超越的最大限度。人如蝼蚁如草芥，在大自然在社会都是绝对性的，如哲合忍耶的生存环境来说，不毛之地，窖冰度夏，纵有千年人这种生灵也只是动物，极端式的信仰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从动物进化为灵物的唯一渠道。人对非人的自然界的超越，对屠杀、酷刑、流放、阉割、灭族等教难惨祸所构成的自然生命的极限之超越，都唯有狂热的信仰才能支撑。一个族类进入这样的历史，其孰祸孰福已无法以人世的标准来评价了。他写的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普遍的意义是那样地明显: 人无信仰不成其为人。感触很多。有一点却是朦胧的，教难在人类历史上极多，但如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到北美大陆开出这片新文明的，却是绝无仅有的一例，为什么? 以哲合忍耶的历史来看，牺牲、暴力、排外、狂想等因被迫害而产生的性格似乎是自然的，以此放大，则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通病都是难以避免的了，包括四九年后病态式的容忍毛泽东的无法无天，这就好象你想指责哲合忍耶一样无能为力。张此書写了许多暗示中国底层文化的文字，竭力为其愚昧、激烈、不理性辩护，其在解释中国的近代性格上是有意义的。余英时从思想史上以「激进主义」解释中国的灾难，似只触碰了上层主流文化的问题，同下层非主流但却庞大的民间文化尚隔一层，那不是思想史所能研究得了的，没有完整可信的史料、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不入学术之流，如张之哲合忍耶史研究，以教内秘史、宗教语言和观念代替史料和理论，此路大约不通但却另劈蹊径。这是第一本我不喜欢但却爱不释手的书，它展示了我的心灵丝毫没有感觉过的一种境界、一种时空，这是令我黯然的事。
昨晚又看了一遍《辛德勒名单》。辛德勒是一个德国产业家的纨绔子弟，二战中到德军占领的波兰某城市的犹太隔离区，花钱交结德军占领者，允许他利用犹太人的廉价劳动力办工厂赚钱，一个好像是铝制品工厂，在种族清理越趋严酷、大量犹太人被送往奥斯威辛焚化炉之际，他的工厂成为犹太人唯一能活下来的「天堂」；后来德国派来一个嗜杀成性的军官接收这个隔离区，便将所有犹太人从城市里赶进集中营，随意屠杀，辛德勒又去交好这个屠夫，花钱从他的集中营里把有技术的犹太人买出来，得以继续经营他的工厂；最后，当所有犹太人都不可避免要被送往死亡营时，辛德勒倾其所有，再次买通那个屠夫，从中挑出六千多人归他调度，这就是名单的由来，这批死里逃生的犹太人被装上火车运往辛德勒的家乡，途中经过奥斯维辛，险些都被送进焚化炉，还是辛德勒赶去用钻石买通上层，从虎口里救下这批人，继续经营工厂，直到德国战败。
这个故事所显示的逻辑竟非常简单而残酷：当绝对的暴虐毁灭（也是人为而非上帝）降临的时候，一个并非善良之徒的唯利是图动机，可以成为拯救苦难的来源、成为无数绝望者的大救星；再者，拯救的途径只是最简单的利用刽子手们的人性弱点去行贿，所以只有卑劣手段可以从卑劣行为中打开缺口，让最为严密高效率的纳粹运作机制也出现漏洞。这里没有什麽上帝的存在，只有人性的真实：非人性。
我不觉得导演想要诠释什麽人道主义命题，毋宁他是想说，即使人道主义也不过是在趋利本性中所附带的一点侧隐之心而已，纯粹的人道主义在那种境地里也毫无实用价值，反倒是唯利是图的用心可能做成一点事情、救出几条人命，所以，最终犹太人向辛德勒献上他们用仅存的一颗金牙煅打的戒指时，辛德勒哭倒在地：「我要多有一点钱，就多两条人命，我干吗还留着这汽车？」这种逻辑通过这部惨不忍睹的电影展现出来，将所有人类的意识形态，包括主宰了西方文明数千年的上帝观念，虚幻的人性可能升华出来的什麽拯救、人道、慈悲、道德等等，击得粉碎。苦难和毁灭是绝对的，一旦来临就无可抗拒，人类期待超越性拯救是自我安慰，让毁灭变得可以忍受一些罢了，在无可期待之中，人性弱点可能制造的极微弱的空隙，也许可能破坏一点整个大厄运的雷霆万钧之力，让少数人得以苟且偷生。导演斯宾伯格是犹太人，他在此作为犹太幸存者的代言人，也许是用这部电影来诠释犹太人更现实的「后奥思维辛」观念。
有一个說法，解释毛泽东为什么70年代之前没有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是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错误，他的许多政策错误也来自于此。他和许多国际领导人认为第三次大战在短期内会爆发，当然他多次提到核战争，认为打核战我们没有经验，死多少人拿不准，控制人口政策是好，但不是时候。
苏美关系紧张，而且美苏都多次威胁要对中國进行核打击，中国的生存是大问题，殖民者能杀，我们能生，不这样就会亡国亡种。毛认为要等到8亿后，控制也不晚。即使死上5亿还有3亿，中华民族还会生存壮大。60年代末，苏美关系缓和，中美也有可能结盟，显然世界大战短期内还打不起来，于是控制人口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其实，反右、文革，都有这种国际因素在内。外有台湾天天要反攻大陆，美国的敌视和围攻，东欧的变革(可能是布拉格或HUNGARY事件)，苏联的赫鲁晓夫认为共产党政权遇到的是生与死的问题，所以毛要反右、文革、阶级斗争天天讲。发展已成为他议事日程上的次要问题。当然，缺乏经济学知识，也不可能使他认识到和采用邓后来用的一些经济政策。
过去二十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农村带来了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波及面最广的痛苦和灾难，是中国农村经济几近破产的重要原因，是有史以来一个政权有组织、有计划地对自己的臣民的人权最粗暴、最残酷的剥夺和侵犯，也是农村政权腐败的重要方面。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与依法治国是水火不相溶。计划生育政策不改，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计划生育方法不变，中国的人权观念永远建立不起来!
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二十余年来，没有遭受过计划生育直接罚款、被株连罚款，或因交不起罚款而被兑现电视机、粮食、生猪、耕牛、手扶拖拉机等生活物资、生产资料，或因逃避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而被扒房子，每年4-6次的孕检收费和不能如期回来(一般是外出打工)孕检的罚款，还有，为讨要计划生育指标而被迫送礼、行贿的负担，试问，除了极少数农村干部家庭或有背景的家庭，哪一家农民没有遭遇过？每年的总负担是多少？算总帐，这个数字恐怕比各项统筹提留、摊派、集资等所谓的「农民负担」少不了多少！农村经济持续多年下滑，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农村购买力不足，与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农村政权的运转，县乡村干部的家产积累与其工资性收入的巨大反差之成因，无不与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民的剥夺和由此带来的收入有关。在一个2-3万人的乡镇，计划生育办公室与计划生育服务站（或叫别的名称）拥有工作人员50-80人不等，而乡镇政府主管、各村委会主管计划生育的干部还有20人左右，这些机构人员开支每年人均在10000元左右；此外，它每年还要支付省、市、县各级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大小5-10次检查，而每次检查都要向检查部门和人员提供当地最高规格的招待，并且要向检查人员大量行贿，以期不被「一票否决」。计划生育检查成了各乡镇做假大比赛，招待大比赛，行贿大比赛，因而也就成了各乡镇财力大比拼，成了各乡镇农民负担的冤大头。与此同时，乡镇政府也不约而同地把计划生育罚款、收费收入当作乡镇财政的后备财源，每年都在计划生育部门划走大量资金，报销各种费用。
事实上，在大部分地区，县乡计划生育工作就是这样恐怖。一些地方乡镇领导向外地取经者介绍经验，直言不讳地说，「没什么经验。就是一个『打』字。抓住了计划生育对象，就往死里打；抓不住计划生育对象，就抓他（她）的父母，一样往死里打，打得他（她）招架不了，工作就好做了。」每年因计划生育而逼死人，打死人，做手术失误死人，和农民报复杀人，法院判决报复者死刑，等等各种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各地时有所闻，在农村，农民早已麻木，地方政府从来也就当作小事一桩，无足轻重。乡村干部总是向农民灌输这样的观念：「计划生育，告状不灵」，意思是乡镇村因计划生育问题对农民采取的措施再过分，再违法，农民是无处告状，无处伸冤的。农民的确是接受了这种观点，对计划生育政策，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逃亡，加入「超生游击队」行列，宁愿流离失所，在外地过着逃犯一样的生活，很少有反抗的。作为上级政府，对下级有关计划生育的过激行为从来是偏袒的，对其违法做法一般是不预纠正，不预追究的；确实激起民愤了，大不了处理一、两个干部，风头一过再安排使用。
二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措施还把农民的隐私剥夺无遗，成年妇女不得不在自己的父母、子女乃至大庭广众之下，被人追究其怀孕、流产、上环、避孕等等过去中国妇女最羞于启齿的事，因其与性生活有关的事，长期被官方追究责任。甚至末成年的少女和已过更年期的女性也常常被列入孕检和其他计生项目的监督范围，不得不经受乡村干部、计生干部的侮辱。在农村，人的最起码的隐私权早已荡然无存，更不能提生育权了。
近几年，计划生育工作中那些最野蛮的做法已受到禁止。但是，计划生育工作无法可依的性质没变，一些基本措施没变，基层干部、计生干部的思想观念、工作方法以及计划生育工作所承担的创收任务没变。因此，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所制造的痛苦远远没有结束。
中国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确有效扼止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但是它所付出的代价不仅仅如上所述。它加剧了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它降低了中国人口的素质（农村超生人口的受教育机会太少）。中國的文明水準，令其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控制人口增长。
晓康：
记得以前你告诉了我27中打死一学生的事情。前天才找到他们学校的一个学生，目击此事。但是还没有回想起死者名字来，只说「四阎王」之一姓刘。会继续想。
记录这些事情很难受，所以跟你说说。
「孔德中学」是个什么样的学校？
祝好
王友琴
xxx, 女，北京第27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1966年8月被该校红卫兵打死。
北京第27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百货大楼和东安市场很近。1949年以前名叫「孔德中学」。
目击者说，这个女学生是校园里第一个被打死的人。当时，第27中的红卫兵把学校附近的居民拉进来，说是「逃亡地主」「富农份子」等等，在校园里打，打死了，用草席卷走。人们看得多了，也不再觉得触目惊心。
第27中的红卫兵中，有被叫作「四阎王」的四个女红卫兵，因为她们打人凶恶残忍而得到这个外号。她们是初中一年级学生，都是干部子弟。（王友琴後來補充，稱此四女紅衛兵皆為沙灘中宣部大院子女。）
记得被打死的学生是一个挺老实的女生，不是出风头的人。据说是「家庭出身不好」。还听有人说，因为在什么地方席地而坐开会的时候，她把那时人人都有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屁股底下，所以被红卫兵指为重罪。
从早上打到晚上，很多人来打，打得时间最长也打得最凶的，是「四阎王」。她们用铜头军用皮带抽她。
在打她的过程中，红卫兵的铜头皮带都打碎了一个。听到打人的红卫兵在喊，要叫她家的人赔皮带。
她被打昏过去后，红卫兵说她是「装死」。说要试试她是否真死。他们把一块玻璃砸碎，拿起碎玻璃往她的眼睛里揉。眼睛流出血来。她醒过来。
她满脸浑身都是血。红卫兵用水浇她。他们先浇了脚，又浇头。
第27中还有一个女老师，是个班主任，被毒打，被关起来。她用自己的眼镜片割开动脉血管自杀。
（北京第27中学是一所老學校，四九年之前叫孔德中學，1917年12月25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教授李石曾，积极从事我国中小学教育改革，蔡李二人和北大教授沈尹默、马幼渔、马叔平等，在北京东城方巾巷的华法教育会会址，创办了一所新型的学校即孔德中學。作者補記）
今天是第七个「六四」。没有人再去「反思」它了，剩下的只有受害者在品尝他们的痛苦，那是唯一真实的结局。
在十三台看了卡玛的《天安门》，应该是最好的一部了。资料和编排都够水平，只是按西方习惯而言主观色彩重了些，隔的不够，编者自己介入太深，美国人大概看不懂的。她过于取政治学的立场，总想凸现群众运动和有秩序的民主的区别，用意颇好，只是拿纪录片来表现这个主题，无法在人性层面展开，大量镜头用于繁琐的过程，淹没了更精彩的东西。比如对学生幼稚的理想主义的诠释，就流于简单的批评，而太偏坦所谓改革派的苦心孤脂。这也是太强调所谓人民的「觉悟」的一种观点。这个片子隐伏著一个很残酷的伏笔：群众的混乱和狂热是中共镇压的合理性。这很新权威主义。不能深入的地方就在于，为什么学生如此这般？这是中国真正的悲剧。
丁子霖老师嘱我也给这本书写点什么，「一篇序文或其他文字」，书已经五百页了，很厚了，在这么沉重的文字上面，还能添加什么呢？什么都显得多余。但我又欲罢不能，也因了那五百页的沉重，没有不置一词的道理。我怕陷于「什么也不做」的境地。
什么也不做，就是冷漠，这个态度，正是丁老师和她们「天安门母亲」群体这十五年来所遭遇的。自然，中国政府对悲痛欲绝的母亲们（还有妻子们）的压制，不是冷漠，而是残暴，但民众对这些母亲之哭天抢地的沉默，恰是那残暴下面的冷漠铺垫。很久以来，我都把冷漠归为一种无奈，或时髦之谓曰「犬儒」，因为无人可以指责老百姓的沉默，更何况老百姓曾走上街头声援过八九学运，一场血肉横飞之后，你还能说什么？无疑，老百姓上街才叫邓小平动了杀机，共产党其实只怕老百姓，但他们不怕沉默的老百姓，甚至他们很乐意把老百姓都训练成他们的「西方敌人」的廉价劳动力。
十五年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母亲们的挣扎，却还是沉默，于是这沉默就变成了一个成语，叫「熟视无睹」，所谓「熟视不睹泰山之形」，通俗地说，就是看惯了，只当没有看见。此意一丝不差地对应了英语里头的那个词：indifference，不感兴趣，冷漠。我忽然觉得，母亲们把嗓子都喊哑了、眼睛都要哭瞎了，毋宁她们是在喊叫这冷漠？毋宁，八九六四长安街血迹未干时，徐珏七七四十九天身披白色衣裙骑车巡弋长街还是在宣泄悲痛，那末九七年忌日她一身黑色穿戴，自行车把左右两侧悬挂挽联，缓缓穿越长街去八宝山，无疑是在昭告天下，而警车摩托便在她与围观者之间筑起一道隔离墙……只要冷漠还在延续，政府决计不会理睬这些寡母孤女的。她们对此太清楚了，她们因而拼死也要发出声音，这声音是冲着沉默大众的。由此，我们便看到了"冷漠"的真相。
威塞尔（Elie Wiesel）就是到克林顿的白宫里去唠叨这一条，"冷漠的危险"（the Perils of Infifference），一个著名的演讲。他回述五十四年前,一个犹太男孩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看到前来解救的美国大兵，他还听不懂英语，却看懂了士兵们的眼神，那里面的愤怒和同情，令男孩永生难忘，他说千年之末回望二十世纪的暴戾、荒诞，就是因为没了这种愤怒和同情，只剩冷漠。他发表这个演讲时，正值耶路撒冷频传自杀炸弹，我记得电视晨间新闻里人肉炸弹不断，心想，一天没有新鲜感就难受的美国人是何观感？大概早就听腻了，见怪不怪，所以冷漠常常不是故意的，而是一种麻木，但威塞尔怕的就是这一条。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此类悲剧从中东版本复制为中国版本，犹太人换成"法轮功"修炼者，人肉炸弹换成中国警察，而全世界的看客换成中国看客，政府嗜血式地镇压修炼者们，其疯狂随着民众的冷漠程度而升级，演出权力无限泛滥的一幕。但中国晓得威塞尔那篇讲词的人，大概寥寥无几。
威塞尔说得透澈却是欲哭无泪："什么造成了冷漠？冷漠不可避免的后果又是什么？冷漠是不是一门哲学？我们能信奉这门哲学吗？有没有可能将冷漠作为优点？当身边的世界历经惨痛的巨变之时，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正常的生活、享受佳肴与美酒，是否有时冷漠也是一种必须？理所当然，冷漠也颇具吸引力，甚至可以说十分诱人。对牺牲者视而不见确是容易得多了。避免对工作、梦想与希望的粗暴打搅也使我们轻松很多。毕竟，陷于别人的痛苦与绝望中非常尴尬、也很麻烦。然而，在那些冷漠的人心中，他（她）的邻居不占任何分量，因此，旁人的生命没有丝毫意义，他们潜在的、甚至是清晰可辨的痛苦都引不起任何兴趣。冷漠使别人变得抽象。"
他仿佛不止看着耶路撒冷，他也看到了北京，还有上海。
以威塞尔的诺贝尔得主身份来说这些重话，形同一次文明的宣言。冷漠，照英文的含义有"喜新厌旧"之义，则它便近似天性，文明乃是同人类的惰性作拉锯。喜新厌旧就是遗忘，犹太人以拒绝遗忘来改变他们在这世上的命运，Holocaust（灭绝）之后五十年来，他们见证屠杀见证历史，成效卓著，但一出五十年，人类的忘性又占了上风，所以犹太精英们忧心忡忡。再说，世界上的人们是否真的接受他们这份文明遗产？现在可以看到俄罗斯人熬出七十年马列劫数后，承接了犹太人的这份遗产，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记录了他自己的集中营经历和２２７个难友的口述、回忆和书信，后继者继续寻找斯大林暴政下的受难者，出版了刻录１３０万人名字和简历的光碟。中国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可能是迄今第一次与历史同步做出见证的受难者，丁子霖的第一份六四受难者名单，包括９６位死难者、４９位伤残者，１９９４年６月１日在香港出版，距离大屠杀不过五年。
丁子霖在这第一份受难者名单的序言中写道："我不能眼看着那些与我同命运者的苦难熟视无睹！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势利、冷漠的世界上，他们正承受着失去亲人而无人过问、无处诉说的痛苦煎熬。他们成了被社会所遗忘甚至被遗弃的一群。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别人可以合上眼睛，闭上咀巴，我却不能。" 她和难友们无意间替中国文化承接了一份珍贵的文明遗产。中国文明没有见证的传统，杀戮、流血、崩溃，都是周而复始，两千年走不出中世纪。自天安门母亲开始，中华民族不再对屠杀沉默了，这个代价就是蒋捷连、王楠等那样年轻的生命。母亲们献出了儿子才换来这样的文明觉醒。
本来还想加上：「距丁子霖丧子并不久远的文革1968年，一个母亲还要向政府缴纳枪杀她女儿的五分钱子弹费，这比中世纪还要野蛮。林昭死在中国人只懂恐惧的时代，那时他们还没学会冷漠。林昭殉难，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但从上海龙华机场到坦克履带碾压的北京长安街，中国依然黑暗，距离并不遥远；可是从林昭妈妈许宪民到天安门母亲群体，中国露出文明的晨曦……」。
这大概是基督教神性的支撑点。将人性归于罪性，那是属于人的，而人性中可能发出的善良等等，都只是神性的反射，这是基督教找到的一种彻底的说法。
中国传统中主要是没有这种彻底的概念和精神来源，因为没有把人超越掉。因此中国传统其实是极人本主义的，是最悠久的一种人文传统。
可是这种人文又不是西方自神本主义下解放出来的人本主义，其中的宇宙观架构极不一样。西方从神本下引出的人本，仍有其神本的源头，而在人本这一端，又形成了政教分离，私域、公域的划分，延深神性的法律制度等等，所以关照在神性之下的「人本」是有极大限制的、秩序的，可以返回神本的。相对于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神性的源头早失落于先秦，中间经由一个佛教的神性补充时期，已不是中国原来的神性源头。再经宋明时期以儒化佛成禅宗，连佛教的神性源头也失去了，所以近代以后的中国精神是没有神性的。以儒化佛，再加上道教精神，提升的只是人文一端。这样的传统资源，一遇西方基督教创世观在近代的冲击，瓦解是几十年的事，遂成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一损俱损的大悲剧。政治秩序呈越变越黑的趋势，同没有政教分离关系极大；政治秩序瓦解牵动文化秩序和道德秩序崩溃，同只有丰富的人文精神而失去神性源头有关；不可靠的人性在乱续的、愈演愈烈的政治环境中，不止产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乱世枭雄的替代更迭，也导致整个民族的萎琐、狂热和奉人间恶魔为神，这其实就是「五四」以来批判的所谓「国民性」对失去神性之人性的一种绝望。
如今我们追寻的「现代化」，乃是试图在没有神性关照下，只去摘取西方从神性当中引申而来的那种人本主义及其制度化，这是不可想象的事，例如人权、法制，都是这种困境。保守主义所做的事，大致是在重新诠释中国传统中原本极发达的人文主义，以它来为「现代化」作传统补救，所能挽回的最极限，也是那个曾经被一个神性文明所摧毁的世俗文明，即林语堂所谓"欢乐的异教徒社会"，而现代化在西方的困境正好是一个世俗化的困境。那么，直接去接引近代曾经临近过中国的基督教呢？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大致是一个在中国的「文化或无文化」之外的发展，以港台为基地形成一个基督教中国社会，仅有百年历史。真正中国文化政治秩序下的基督教传播，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发展趋势极猛。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两个联想：其一，就中国现存的一个渐被现代化了的异教的暴政而言，基督教的中国化也许会经历一个当年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黑暗时期；其二，一如佛教之传入中国，是在汉末大动乱、南北朝时期政治不稳定而思想开放的情形下，苦难是中国接受佛教的主因。就后者而言，中国接受基督教是需要约翰、保罗式的使徒呢，还是需要慧能这样的禅宗开山大师？我对远志明说，你的路子是对的，但希望你去读一读「六祖坛经」和有关慧能的史料，看他是如何将汗牛冲栋的佛经化解为一两句禅机的，中国人需要的大概是这个，而唯此基都教才能中国化。
近現代的本質﹐從個體﹑生命﹑意義的角度來講﹐就是失去了神﹙西方﹚和天道﹙中國﹚﹐人開始獨自面對荒野﹙所謂「存在」的含義﹚。我始終不知道一個界限﹕所謂「現代」是指傳統解體﹐這是一個宇宙觀的崩解﹐人不再活在「神」的看顧之下而要靠自己。近代以前的世界是讓人相信有一個意義的體系﹐一切合理都是神或某種天道有目的的秩序的安排﹐個人生命就在其中被安頓﹐這就是意義﹑價值。
錢永詳「在縱欲與虛無之上」寫道﹕近代文明的一個主要特癥﹐就是摧毀了這一套認為生命的意義有其客觀來源的信仰﹐韋伯借用席勒的說法﹐稱近代人"祛除了世界的迷魅"或譯作"解除了世界的魔咒"。世界從倫理角度來看是"非理性的"﹐只是機械性的運轉﹐沒有任何內在本有的意義或目的可言﹐事物的因果關系也不構成一套客觀的道德秩序﹐因此不可能提供生命的安頓﹑意義。近代文明原來本質就是使人在自然和社會中均擺脫了天賦道德秩序的羈絆﹐個人必須自行建構價值與目的﹐尋找生命的意義。但是﹐十八世紀以來二百年似乎證明﹐人在除魅的世界里尋找意義﹑安頓自己都是徒勞的。但是人又不可能返回到「除魅」以前去了﹐因為上帝已經「死」了。這二百年﹐種種借除魅之前的思想資源以人力落實「天國」在沒有上帝的人間的努力﹐都是荒誕。西方自由主義﹑經驗主義反複論證了這一點﹐而承啟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的一套哲學則是要做這件事﹐共產主義二百年來在全球的失敗﹐暫時宣告這種與西方基督教息息相關的「現代努力」與人性不符。中國的顧准作了這種理論的清理﹐非常偉大。
我自己近三年的苦難﹐基本上也是一種突然置身于荒野的感覺﹐絕望﹑黑洞感都是這種個體本能的反映。我的特殊個案在於﹐我因《河殤》而成為一個反傳統的符號﹐那是承繼于「五四」的一種「天國」幻覺﹐當然是只有淪喪﹐我們沒有「天道」也詛咒「天道」﹐哪里會有指望呢﹖可是﹐我偶遭滅頂之災﹐一度是那樣地渴望回到「除魅」以前的世界里去﹐盼望神跡的降臨﹐完全忘了「上帝」已經死了。可是在內心「返回」卻是勉強的﹐因為心里其實不相信「上帝」還活著。這種不信﹐是近現代以來的「理性」透射在我身上﹐奧古斯都說﹐先信、再理性﹐現代人很難做到了。這段經歷要再好好想一下。
重信「天國」可以落實人間﹐是近現代的一個極大誤區﹐混淆了理念世界與實在世界﹐這個理念世界是純西方的古典觀念﹐靠宗教描述并作為一個終極價值超越于人世間﹐西方經啟蒙運動划清「上帝」與「凱撒」﹐分離「天國」與人間﹐人間似乎只靠科學﹑學術與政治來安排﹐從這里便產生分流﹐黑格爾—馬克思一路還是要在人間建立「天國」﹐而英國經驗主義如貝克到後來德國的韋伯一路則堅持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人不是上帝﹐科學﹑學術都不能代「神」﹐企圖代替就是「人間妖魔」﹐如中國的毛澤東。
中國近現代受西方影響﹐反掉自己的傳統﹐失去「天道」﹐宇宙觀崩解﹐卻承繼了馬克思一路極端﹐要建「天國」在人間﹐半個世紀弄成人間地獄。進來讀到顧准的身世﹐驚訝萬分﹐感慨之至﹐這樣一個思想孤星﹐真是一個學術奇跡﹐人格極致﹐說明三四十年代受西方影響的一代人即使曾被馬克思主義裹挾﹐也仍有俊杰可出。相比之下﹐四九以后的中國大知識分子只是卑劣而已﹐昨日與林毓生先生談起此點﹐他說比如金岳霖曾說「哲學就是為馬克思主義作注腳」﹐而他就是在英國學的經驗主義﹐還是殷海光的老師﹐「只能說無恥啦」，八十年代中國思想解放及其「導師」們，從學術到人格都是「愧對顧准」。
這次顧准震撼對我來說﹐還有一個個人心得。顧准說﹕「1789、1917這股力量之所以強有力，一方面是因為它抓住了時代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它設定了終極目的。而終極目的，則是基督教的傳統：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千年的王國——建立一個沒有異化的，沒有矛盾的社會。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
歐陸思潮中的神學成分﹐被黑格爾——馬克思一路鑄成一個學術神話﹐是中國近現代激進主義的靈魂。非政治關懷的神學興趣縱然是個人信仰問題﹐但落實「天國在人間」終極關懷則是一脈相承的﹐我不能不有所警惕。非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國人信基督教﹐反傳統是必然的﹐而混淆理念世界與實在世界的傾向也是避免不了的。我的個人信仰無法循此路徑獲得﹐返回「除魅」之前對我是不可能的﹐許多人因絕望而引起這種「返回」的沖動﹐其實只是欺騙自己﹐同迷信毛澤東并無太大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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