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

烂根不在华盛顿:加拿大该照照镜子了

来源:斌闻天下  2026-8-27

加拿大前总理哈珀最近的一番话,可能比加拿大政坛上许多激烈的表态都更值得听一听。

他的意思很简单:加拿大今天遇到的经济困难,不能什么都怪到川普头上。美国的关税和贸易压力当然会带来冲击,但加拿大自身长期积累的问题,同样不能回避。

这话听起来不太舒服,却恰恰是加拿大现在需要面对的现实。

川普改变了外部环境,却没有凭空制造出加拿大的低生产率、住房危机、投资不足和能源项目迟迟难以落地,更没有突然决定让加拿大过度依赖美国市场。这些问题早就存在,只是在美国政策转向之后,一下子变得更加刺眼。

所以真正值得加拿大追问的不是“川普为什么这样做”,而是:如果美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你的时候,加拿大自己准备好了吗?

答案恐怕并不乐观。


美国的压力,暴露了加拿大的脆弱

加拿大可以指责美国的关税政策。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供应链高度融合。从汽车、能源到农业和制造业,很多加拿大企业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美国这个庞大市场。

问题也恰恰在这里,一个国家长期依赖单一市场,过去可以享受便利,却也会积累风险。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真正暴露出来的就是自己的议价能力。

如果一个国家生产率高、投资活跃、贸易渠道多元,即使面对压力也有更大的回旋空间。反过来,如果经济增长乏力、投资不足、住房昂贵、能源项目难以落地,那么外部冲击自然格外疼。

所以,这一次川普可能是压力来源,却不是加拿大所有问题的制造者,而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加拿大面对外部压力时,会显得如此脆弱?

生产率才是更深层的问题

加拿大并不缺资源,也不缺人才。

石油、天然气、矿产、农业资源丰富,教育和科研能力也不错,旁边还有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但这些优势并没有完全转化成更高的生产率。生产率听起来很枯燥,却最终了决定普通人的生活。企业如果不能提高每个员工创造的价值,工资增长自然有限;企业如果不愿意投资设备、技术和研发,经济就容易停留在旧模式。

更值得加拿大人警惕的是,房地产长期繁荣很容易制造一种“经济还不错”的错觉。因为房价上涨不是生产率提高,土地升值也不能代替产业升级。

如果越来越多资本沉淀在房地产,却没有足够资金进入设备、技术和创新,那么经济表面可能仍然繁荣,真正推动未来增长的引擎却在变弱。

美国现在的政策转向,只是让这个问题更加明显。

住房和能源,都是自己必须解决的问题

住房危机同样不能全部归咎于外部因素。人口增长确实会增加需求,利率也会影响房价,但加拿大长期存在的分区限制、审批缓慢、基础设施不足和建筑成本等问题,同样限制了住房供应。

结果就是,一个土地并不稀缺的国家,却越来越难让年轻人买得起房。

住房问题甚至已经开始反过来伤害经济:年轻人把越来越多收入用于房租和房贷,资本大量沉淀在房地产,劳动力也因为住房成本而降低流动性。

能源也是如此。加拿大拥有巨大的能源优势,本来可以成为经济和财政的重要支柱。但如果项目长期陷入审批、监管和政治争论,企业自然会重新考虑是否值得投资。

环保目标可以讨论,监管也当然需要存在。但如果一个项目需要多年才能确定能否落地,资本就可能选择更容易开展业务的地方。

加拿大不能一边抱怨资本流向美国,一边不去问资本为什么离开。

最大的问题:太习惯于“过程正确”

或许这才是加拿大特别应该反省的地方。这些年,加拿大并不是没有计划。住房计划有,产业战略有,能源目标有,贸易多元化也谈了很多年。

可是最后还是要问几个最简单的问题:房子建起来了吗?大型项目按时完成了吗?企业增加投资了吗?生产率提高了吗?年轻人的生活变得更容易了吗?

如果这些问题长期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那么增加政策文件、咨询委员会和工作小组等政策显得只是效率低下的政治秀,并不能改变现实。

规则当然重要,环保、法治和公共参与也都是加拿大的优势。但如果程序越来越复杂,最后却没有结果,制度就可能从保护公共利益变成拖慢经济发展的障碍。

加拿大真正需要的,不是取消规则,而是让规则能够产生结果。

别把抱怨美国当成经济政策

加拿大当然应该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应该寻找更多贸易伙伴,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但贸易多元化不是一句口号。港口需要建设,铁路需要升级,能源需要运输,企业需要真正建立海外市场,省际贸易壁垒也需要减少。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

因此,真正的经济独立从来不是政治口号,而是大量具体、甚至有些枯燥的工作。

川普可以改变美国政策,加拿大无法决定美国政府会做什么。加拿大真正能够控制的,是自己的经济实力。

这也是哈珀那番话最值得重视的地方。

加拿大该照照镜子了

承认加拿大自身存在问题,并不意味着替川普的政策辩护。

加拿大完全可以反对美国关税,同时承认自己的经济存在结构性弱点。两件事情并不矛盾。

真正成熟的国家,不会因为承认自己的问题,就等于向别人认输。

加拿大仍然拥有不错的基础:丰富的资源、稳定的制度、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以及与美国长期形成的深厚经济联系。正因为这些优势还在,今天的问题才更值得警惕。

如果这些优势继续被消耗,而生产率、投资、住房、能源和贸易结构迟迟得不到改善,那么加拿大面对外部冲击时只会越来越被动。

所以,加拿大与其每天盯着华盛顿下一步会做什么,不如先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照照镜子。

川普会改变,美国政府也会更替,但加拿大自己的问题不会因为换一个美国总统就自动消失。

如果一场外部冲击让加拿大突然感到如此疼痛,那么真正需要追问的,也许不是为什么别人下手这么重,而是——为什么自己的身体,已经这么虚弱了?

烂根如果一直在自家门口,继续责怪华盛顿,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

薄熙来与红色贵族的权力幻觉

Desmond
Aug 26, 2026


薄瓜瓜最近重新开口,让我又想起了他的父亲薄熙来。

关于薄熙来的政治生涯,外界已经写得很多。但我对这个人的判断,并不是2012年倒台以后才形成的。从大连、辽宁、商务部到重庆,我自己看到的、朋友分享的几件事,串起来,反而很能说明薄熙来这个人,也很能说明中国一种特殊的政治阶层——红色贵族。

薄熙来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红二代。但他把这个阶层某些最鲜明的特征发挥到了极致:

自恃甚高,敢冒风险,目中无人,蔑视规则,积极争位,又极善于包装和表演。

这些性格既属于薄熙来本人,也与他的出身密不可分。

而他的结局,又说明了红色贵族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

他们可以继承接近权力的优势,但在没有制度保障的环境里,没有人是安全的。

一、大连:花拳绣腿

薄熙来主政大连期间,我曾去大连考察项目。

那时候,大连女警察骑马巡街的新闻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薄熙来治理下的大连,被传说成中国最漂亮、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

但我真正到了大连,印象却不尽相同。

市中心薄熙来重点治理的那一片,确实做得比较像样。可是只要出了那个圈子,马上就觉得城市败落。

我当时得到的印象就是:

这个人花拳绣腿,表演功夫很足。

这不是说他完全没有能力。相反,他非常知道政治中什么东西需要做给别人看。

别人修一个城市,他要制造一个城市形象。

别人做政绩,他要把政绩变成新闻。

别人治理地方,他同时经营自己的政治品牌。

这其实是薄熙来后来一贯的风格:治理与表演从来分不开。

红色贵族的一个特点,也正在这里。

他们往往比一般官员更有自信,更敢表现自己。普通干部怕出头,怕犯错,怕被认为有个人野心;而某些红二代从小生长在权力中心,对政治舞台有一种天然的熟悉感。

他们更容易觉得,自己生来就是做主角的。

二、辽宁:他很难甘于做“班子成员”

后来薄熙来出任辽宁省长。

我们有一个朋友,当时代表中央巡视组去辽宁调研。他回来给我们讲过一件事情,我们听完都大吃一惊。

考察组到了辽宁以后,省委书记召集全省局级干部和调研组开大会,薄熙来这个省长没有到场。

考察组随后又到下面各个地方调研。

整个辽宁调研了一圈,最后回到沈阳。

这时,我朋友突然接到薄熙来的电话。

薄熙来说:

听说你们到了辽宁,我得过来拜访一下。

我朋友非常吃惊。

一个中央考察组已经到了辽宁这么久,从省委开会,到下面地方调研,再回到沈阳,身为省长的薄熙来居然到了最后才知晓。看来他已被整个省委、省政府系统排挤在外。

这件事很能说明他的一个特点。

中共官场最讲究的其实不是能力,而是组织关系。

谁是书记,谁是省长;谁主持,谁配合;什么时候忍,什么时候让;什么时候给别人面子。

薄熙来却有太强的主角意识。

如果舞台不是他的,他就很难甘于配合别人。

这也是红色贵族与一般官僚之间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差别。

一般干部是从下面一级一级爬上来的,首先学会的是服从组织,服从权力。

而薄熙来这种人从小看到的,是自己的父辈本身就在组织最高层。

别人面对权力,是敬畏。

他面对权力,是熟悉。

这种熟悉很容易带来一种错觉:自己不仅接近权力,而且比别人更有资格支配权力。

三、商务部:一种很重的“公子脾气”

薄熙来后来进入商务部。

在公众面前,他是非常成功的商务部长。

身材高大,口才好,反应快,敢于跟外国官员公开交锋。当时中国刚加入WTO不久,中美、中欧贸易摩擦不断,薄熙来频繁出现在国际谈判和媒体上,很容易成为明星官员。

但我听到的商务部内部评价完全是另一回事。

商务部的官员觉得薄熙来的作风很有老毛的味道。

早上睡觉不上班,到了下午四五点、五六点,才突然召集大家开会,把这些部委官员折腾得苦不堪言。

而且他说薄熙来很有“公子脾气”。

骂人不留脸面。

据这位朋友讲,当时商务部负责礼宾的一位主任,被薄熙来骂得精神压力极大,甚至到了精神衰弱的程度。

很多商务部官员都跑到老领导胡仪那里去投诉,希望能把薄熙来调走。

因为这已经不只是工作作风强势的问题。

它反映的是一种很深的等级意识。

红色贵族没有爵位,没有正式世袭制度。

但一个人如果从出生起,就生活在中国最高等级的政治家庭里,他很容易形成一种普通人没有的心理:

他觉得这个体系本来就是自己家庭所属的世界。

红二代却很容易先产生一种潜意识:

我本来就在这里。

这种心理如果再碰上强烈的个人野心,就很容易从自信变成自负,从自负变成目中无人。

更深一层,是对制度边界缺乏敬畏。

因为从小看到的现实往往不是制度约束权力,而是权力决定制度如何被执行。

四、重庆:用地方政治对唱北京

到了重庆,薄熙来的这些特点全部发挥到了最大。

他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

但据我当时所知,原先的常委安排里面并没有他。

于是,他开始另走一条路。

他积极抱江泽民那边的政治大腿,同时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把重庆的声势唱到全国。

这件事情其实极不寻常。

一个地方领导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地方政治机器,在全国制造政治声势,为自己争夺中央最高层的位置。

这是用地方政治对唱北京。

普通省委书记谁敢这么做?

这恰恰就是薄熙来身上红二代身份最明显的地方。

他敢。

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省委书记。

他的父亲是薄一波。

他的家族本来就是这个政权的创始家族之一。

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去争。

所以薄熙来政治性格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愿意冒险,而且敢于突破约定俗成的政治边界。

“唱红打黑”本身也是如此。

为了政治目标,法律程序可以退后。

为了制造群众支持,可以用运动式政治代替正常治理。

为了争取常委位置,可以把一个地方变成自己的全国政治舞台。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强人思维:

结果比规则重要。

而这又与红色贵族的成长经验有关。

他们从小看到的并不是规则高于权力。

恰恰相反。

他们看到的是:

权力制定规则。

规则今天这样,明天可以那样。

政策可以一句话改变。

久而久之,很容易形成一个结论:

别人不能逾越的边界,我可以踩踏着过去。

而真正危险的地方也正在这里。

当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一个权力高于规则的体系里,他很容易只看到权力给自己的便利,却忽略了另一面:

既然规则不能保护别人,有一天也同样不能保护自己。

五、为什么薄习之间不需要有私人恩怨

薄瓜瓜今天说:

“薄习两家不曾有过节。”

我完全相信,两家私人之间未必有什么深仇大恨。

但政治根本不需要私人仇恨。

薄熙来与习近平真正的问题,是两个如此强势的人能不能共存。

我当时得到的信息是,习近平后来执意要把薄熙来拿下,一个重要判断就是:

如果薄熙来进入常委,他将来一定会与习近平争夺最高权力。

具体的倒台过程以及当时常委会里面发生的事情,我在《红色轮盘》中已经有比较详细的描述,这里不重复。

但只看薄熙来此前几十年的表现,这个判断并不令人意外。

一个在辽宁与省委书记严重不和的人;

一个到了商务部要求整个机构适应自己工作方式的人;

一个在重庆敢于发动全国政治声势的人;

你很难想象他一旦进入常委,会突然变成一个谨言慎行、甘居人下的人。

所以薄熙来的倒台不能只从王立军事件理解。

王立军是导火索。

更深层的问题是:

薄熙来已经让习近平相信,他是一个无法预测、无法约束,而且威胁未来权力格局的人。

在一个权力高度个人化的体系里,这本身就足以致命。

六、红色贵族真正继承的是什么?

从薄熙来身上,我一直觉得,我们理解红二代时太容易只谈利益。

谁家有多少钱,谁家的孩子去了哪里读书,谁做生意,谁当官。

这些当然重要。

但红色贵族真正最深的遗产,是对权力的心理关系。

他们继承的是一种主场感。

父辈打天下,子辈坐江山。

这句话未必写在任何党章里,但却可能存在于很多人的潜意识之中。

因此,某些红二代身上容易出现几个共同特点:

第一,自恃甚高。

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和普通干部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第二,对权力边界缺乏普通人的敬畏。

因为他们从小就知道,很多所谓边界其实是权力划出来的。

第三,冒险性更强。

普通干部首先考虑的是保住位置;有些红二代却会认为,自己有资格争夺位置。

第四,等级意识很强。

这就是所谓“公子脾气”:对下可以非常粗暴,因为潜意识里并不真正把对方看成平等的人。

第五,容易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和社会共识之上。

因为他们的家庭历史本身就告诉他们,中国这个制度从来不是规则创造权力,而是权力创造规则。

薄熙来恰好把这些特征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

当然,并非所有红二代都如此。

有些红二代经历过文革,亲眼看到父辈从最高权力跌入深渊,因此反而非常谨慎;有些远离政治;有些甚至对权力本身抱有深刻怀疑。

但是薄熙来代表了另一极。

出身给了他巨大的安全感,能力又不断强化这种安全感,成功进一步强化他的自信,最后自信变成了相信自己可以突破边界。

而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安全感本身其实并不牢靠。

它来自离权力很近,而不是来自任何制度性的权利。

七、最大的误判

所以我认为,薄熙来一生最大的误判,不只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不只是低估了政治风险。

更重要的是,他所处的整个红色贵族阶层,都容易混淆两件事:

接近权力,和受到制度保护。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红色贵族可以继承权力带来的优势,可以继承人脉、资源、身份和机会。

但这些都不是制度保障。

没有独立的法律,没有不可被最高权力随意剥夺的权利,所有身份、地位、关系和历史功勋,最终都只是暂时的。

薄熙来的命运说明了一件事:

在一个没有制度保护的体系里,没有人真正安全。

今天你可以离权力最近。

明天你也可以成为权力的对象。

红色贵族,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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