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4日星期一

姚监复:李鹏《六四日记》揭露邓小平十宗罪

 作者:姚监复 2013-12-16


读了李鹏《六四日记》后,我想此本日记乃是“后来”编写的,加入了“后来得知”的情节与分析。不过,此日记的价值在于李鹏提供了一些有利于自我表扬和诿过于人的重要史料,特别是自作聪明,傻乎乎地揭发了邓小平的十大罪行与恶行。对于这些事实,我相信是真的。李鹏提供了把邓小平钉在历史的耻辱十字架上的十根铁钉。

现摘录李鹏《六四日记》中揭露的邓小平十大罪行与恶行部分内容如下:

一、 李鹏揭露,邓小平说要准备流点血。

文章说,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日记,李鹏透露,邓小平说:“我们必须是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支持地方放手处理”、“采取把动乱打压下去”、“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说:“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戒严步骤要稳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要准备流点血。”

姚监复认为,“流血!”是手狠心辣的邓小平的语言,也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动员令和军令。这样,“六四”在中国进行的血腥屠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李鹏日记》供出了重要罪证,可以肯定邓小平是“六四”屠杀平民的罪魁祸首,犯了反人类罪。

二、 李鹏揭露,邓小平调军进京早有预谋。

文章说,邓小平任军委主席后,只有经邓下令才能调动军队,才能进京。李鹏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透露,“为防止万一,军委调三八军一个团进驻中南海。” “从驻防在保定的三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中抽调一千五百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其余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

四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说:“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什么?”

姚监复指出,在和平时期,调动国防军进入首都的大事,并不是在戒严以后,而是在此之前,早在四月二十一日,三八军战士已经进京。这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决定,此事没有经过政治局、军委、人大、国务院、党中央正式开会研究通过。因此,按《李鹏日记》调军队进京是由邓小平个人负责的。

三、 李鹏揭露,早在一九八八年九月,邓小平、李先念密谋要搞赵紫阳下台。

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李鹏揭露,听到一些传闻,说一九八八年九月开妇女大会时,在大会堂休息室,邓小平和李先念单独谈话,议论到赵是否应下台的问题。邓小平说,苦于无人替代,下不了决心。

四月二十八日,李鹏揭露,邓小平三月下旬会见外宾,就不点名地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表示不满。

姚监复指出,邓小平、李先念早在一九八八年就准备把赵紫阳搞下台,不过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借口与替代人选。因此,“六四”是早有预谋的。

四、 李鹏揭露,邓小平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按邓要求写出引发争论的“四•二六社论”。

李鹏揭露,四月二十五日去邓小平住处。邓听完简单汇报后,讲了话。邓确定当前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必须态度鲜明尽快地加以制止。“我们不可低估,要发一篇有份量的社论。”

姚监复指出,就这样,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出炉了,制造了一九八九年新的社会矛盾,挑起长期争论和不断升级的冲突。邓小平罪责难逃。

五、 李鹏揭露,邓小平动用二十万大军威慑人大委员会和中央全会,堵死反政变的渠道。

五月二十一日李鹏透露,邓小平传达他的意思,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

姚监复指出,李鹏公开透露出的这个“六四”的绝密情报,揭发了邓小平调动二十万大军进京的阴恶的真实目的就是“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邓小平担心在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军委、人大常委会中他得不到支持。没有二十万大军进京,难以“避免冲击和干扰”,二十万大军进京,会议“才能开得更有把握。”

六、李鹏揭露,邓小平决定戒严。

李鹏揭露,五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提出了实施戒严的任务。邓小平说:“只有宣布戒严”。“戒严首先须保护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政府部门的安全。”“戒严的风不能过早放出去,否则效果就差了。”“调一些部队进京”。

李鹏还揭露:“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精神指出:‘实行戒严,如果是我的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打倒,我自己倒下来。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的账上。’”

姚监复认为,李鹏如实供出邓小平的原话,是想把“六四”的帐,全写在邓小平的账上。

七、 李鹏揭露,邓小平诬陷无辜公民。

五月十七日《李鹏日记》揭露: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警告我们:“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进入北京。”邓小平还尖锐地指出:“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

【据赵紫阳《改革历程》回忆,李鹏在这次会上指出,鲍彤是坏人。后来鲍彤被捕,以泄露戒严罪判刑。但第二次法院宣判时,又取消了这个罪名。证明邓小平、李鹏对鲍彤犯了诬陷罪。】

五月十九日《李鹏日记》揭露,邓小平说:“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什么‘高自联’、‘工自联’,都要宣布非法、取缔,绝不能手软。开一个名单,尽量全一点。”

五月三十一日《李鹏日记》透露,邓小平说赵紫阳:“不能留在政治局”。他还说:“胡赵各有一个小圈子,你们以后不能学他们。”

姚监复指出,邓小平绝不手软,按“尽量全一点”、“赵有小圈子”的名单,把清查变成肃反扩大化,迫害、诬陷大量无辜公民、党员、干部。

八、李鹏揭露,邓小平违反党章,指定江泽民为总书记。

早在五月十九日《李鹏日记》就揭露了邓小平提出江泽民当总书记的霸道决定。

姚监复指出,邓小平违反党章,自己作主一言堂以宫廷政变方式搞掉了两任党的主席、总书记华国锋和胡耀邦,一九八九年又以武装政变方式搞掉赵紫阳。但是,江泽民担心名不正则言不顺,要求经过中央全会正式组织手续再上台,而且避开了“六四”开枪杀人的领导责任,证明江泽民确实比李鹏多几个心眼。

九、李鹏揭露,邓小平是阴险狠毒的两面派。

姚监复说,对照李鹏《六四日记》和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李鹏与赵紫阳一直都是真诚地相信,邓小平是真诚、坚决地信任和支持自己的。没有发现邓小平是地地道道阴险狠毒的两面派。

邓小平五月十七日常委会上对要求辞职、不同意戒严的赵紫阳所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总书记还是你,赵紫阳。”

而李鹏《六四日记》揭露出的事实是,邓小平五月十九日已经确定:“我提议江泽民当总书记。”邓小平个人指定江泽民取代赵紫阳。《李鹏日记》证实,邓小平真是两面派。

为了利用和稳住李鹏,五月十九日《李鹏日记》透露,邓小平说:“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邓小平)和赵紫阳。”

十、李鹏揭露,戒严部队的真正指挥员不是杨尚昆、杨白冰,是XXX、迟浩田和周依冰。

五月二十一日李鹏《六四日记》:“十时,……城区戒严部队由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指挥,整个北京戒严部队由总参谋长迟浩田指挥。”

姚监复说,因此,戒严部队的实际指挥权是迟浩田,周依冰掌握。杨尚昆、杨白冰充当公开露面、中间传话,最后当替死鬼的可怜角色。但是,杨尚昆并不甘心在历史上、政治上的死亡,在他的生命晚年向蒋彦永公开自己的内心想法:“六四”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大的错误,希望平反。

姚监复指出,邓小平作为军委主席,他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五月十七日决定戒严和六月四日,他领导的军人向平民开枪时,邓小平已经把自己钉在历史罪人的耻辱的十字架上了。赵紫阳的《改革历程》从正面打入铁钉,把邓小平钉牢在十字架上了。李鹏的《六四日记》又从反面,钉上几颗铁钉,让邓小平更紧密地固定在罪恶的十字架上了。

文章最后说,不过,“六四”的帐不能简单地归结于邓小平一个人,而要看到一个坏的制度的强大作用。只要不废除“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制度,中国还将出现新的“六四”,必将出现邓大平、邓中平。因此,必须废除毛一代、邓二代,一代又一代延续至后代的法西斯专制统治制度。

刘军宁:五四之误事

 刘军宁 方真 2024-05-03 


一个国家的走向是由这个国家所选择的思想决定的。

《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决定了中国二十世纪的走向。《新青年》与“五四运动”的走向是什么呢?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这个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无神论的、法国与德国的、反传统的,它们离保守主义是最远最远的。


这两个运动的代表人物是谁?是胡适与陈独秀。他们从联手到分裂,然后社会主义压倒了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对抗的关系,而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今天在美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今天在美国,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温和的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无论它们是什么,它们都是无神论的,无神论就有相同的政治后果。


T.S.艾略特说,人间重大的选择,不是你们说的什么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的选择,而是有神与无神的选择。当你选择了有神,后面必然跟着一连串的选择;当你选择了无神,后面也必然跟着一连串的选择。“如果你不选上帝的话(上帝是一个忌邪的神),那你将向希特勒与斯大林叩头”。


什么叫忌邪的神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神,不能有其他的神。因为你要不信这个神,而信其他神,其他神你又看不见,你只能看到现实中那个权力最大的神,向他们叩头。


为什么说《新青年》是法德传统?因为他们相信人性可以变化,通过思想改造,可以造出一代新人。这个《新青年》在1915年创刊的时候叫《青年》,后来改成《新青年》,他们就更加地进步主义化了,这是一个进步主义的价值观。


所以“新青年”用的法语-La Jeunesse,作为标识。这个标识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思想来源是从法国。


虽然胡适是在美国学的哲学,但他师从的杜威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人文主义者、进步主义者。杜威的传统依然是法国的传统。


思想决定未来,一个社会的未来是由这个社会选择的思想决定。


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是由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对重大思想的选择所决定的。到了二十世纪末,中国的思想版图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是什么?第一是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出现,第二是信仰在中国的出现。它们的出现大概是同步的,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


保守主义的两个核心,一个是启示与信仰,或者叫超验,一个是经验,这两个都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没有的。


新世纪20240504转发

吴洪森:影响军队立场的关键因素

 作者臉書 2026-5-4

在威权或极权体制面临大规模民众抗议时,政权能否存续,往往不取决于抗议规模本身,而是军队的最终立场。

伊朗近年来的抗议浪潮中,革命卫队与政权深度绑定、执行凶残镇压,导致抗议未能撼动统治;而在孟加拉2024年学生抗议、2011年埃及“阿拉伯之春”以及突尼斯等案例中,军队保持中立或拒绝执行镇压命令,迅速导致政府垮台。

这一鲜明对比表明:推翻威权政府的核心变量在于军队——至少保持中立,若进一步倒戈支持民众,极权政权几乎必然崩溃;反之,若军队完全忠诚,民众唯有拥有独立武装力量才可能通过武力取胜。

军队立场由多重因素共同决定。下面从五个关键维度展开分析。

一、军队的制度利益与政权绑定程度:利益共同体决定忠诚度。

军队首先追求自身“功能权威”——维持国家稳定、保障机构自主性和物质利益。当政权损害这些利益时,军队更倾向于中立甚至倒戈。在高度“政军合一”的体制中(如伊朗),革命卫队不仅是军事力量,更是政权经济支柱和意识形态卫士。其掌控大量企业、走私网络和特权资源,与最高领袖形成命运共同体,因此在抗议中选择凶残镇压以保全自身利益。

反观埃及2011年,穆巴拉克政权后期,军队拥有独立经济帝国(房地产、产业),而穆巴拉克之子贾迈勒的私有化计划直接威胁军队利益。结果,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最终倒戈支持抗议者,导致穆巴拉克迅速下台。

关键机制:当政权推行“防政变”策略(如分裂军队、建立平行武装、任人唯亲)反而削弱军队专业性时,军队会权衡“继续效忠的成本”是否过高。一旦政权无法再提供晋升、庇护和资源,忠诚便会瓦解。

二、政权合法性与抗议性质:道德成本与声誉风险。

军队不愿为明显丧失合法性的政权充当“屠夫”,尤其在和平、大规模、跨阶层抗议面前。和平抗议凸显政权腐败与民心尽失,军队若镇压,将面临国内国际双重清算风险(战犯指控、声誉崩塌、未来民主转型中的审判)。孟加拉2024年,军队明确表示“不愿对和平学生抗议者使用致命武力”,直接加速政府倒台。突尼斯2011年类似,军队职业化且未深度卷入腐败,拒绝镇压导致本·阿里政权瞬间崩溃。

相反,若政权成功将抗议定性为“外国势力操纵”或“暴力骚乱”,并伴随小规模冲突,军队忠诚度更高(如伊朗多次将抗议与“外部阴谋”挂钩)。合法性是军队计算的“软约束”:当政权被广泛视为“非法”时,镇压命令的执行成本(道德、法律、国际制裁)会急剧上升。

三、军队内部凝聚力与结构特征

军队内部是否团结,直接影响其行动能力。高度分裂的军队(民族、宗教、派系矛盾)更容易出现部分倒戈或溃散。

叙利亚内战初期,逊尼派士兵不愿镇压同族抗议,导致军队部分瓦解。反之,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灌输强的军队(如伊朗革命卫队)凝聚力强,忠诚度高。

职业化、专业化的军队(有独立指挥链、较少政治干预)更倾向中立:它们优先维护“国家稳定”而非某一领导人。军队越独立于政权,越可能在危机中做出“理性选择”而非盲从。

四、经济民生危机与外部压力的传导

经济崩溃会直接侵蚀军队基层忠诚。通胀、欠薪、士兵家庭贫困时,基层官兵不愿为政权卖命。2025-2026年伊朗经济危机(里亚尔崩盘、食品通胀超70%)虽未立即导致军队倒戈,但已显著增加内部不满。

外部因素同样关键:国际制裁、外交孤立、军事援助切断,会让军官集团重新算账。埃及2011年,美国撤回对穆巴拉克的军援支持,军队意识到继续效忠将失去巨额资金,最终选择倒戈。

五、政权衰弱信号与历史时机

当政权出现明显衰弱迹象(领导人健康恶化、腐败曝光、连续政策失败)时,军队会“弃船求存”。历史经验显示,危机初期是军队立场最易动摇的窗口:此时镇压成本最低,但政权合法性已受重创。

军队立场一旦松动,历史便会以惊人的速度翻篇。

(吴洪森写于2026年5月4日上海莘庄)

无尽的轮回——从五四到六四

 Jonathan.S⚡️
@wenjie8964  · May 3, 2026


无尽的轮回——从五四到六四

Jonathan Livingston

中国近代史的百年进程,并不是一条线性的进步曲线,而更像是一种不断自我复制的循环。从1919年的五四街头,到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两代青年在时间的两端,完成了一次几乎对称的历史演出:他们同样以理想之名走上街头,以正义之名对抗权力,并最终在现实的结构性约束中走向失败。

这种相似性,并非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必然。它意味着,中国现代政治并未真正进入一个不断修正与积累的过程,而是在一套固定的思想框架中反复运行。换句话说,这不是两次失败,而是同一套失败逻辑的两次展开。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用“改革失败”“保守势力反扑”或“历史机遇错失”来解释这些断裂性的时刻。但这种解释方式的问题在于,它默认存在一条本可通向成功的路径,而失败只是偏离了这条路径的结果。然而,如果我们将视角从事件分析转向结构解剖,就会发现问题并不在于某一次决策或某一代人,而在于一整套更为根本的思想前提。

这套前提,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最深层的运行逻辑。

自五四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叙事深受一种带有欧陆启蒙色彩的唯理主义影响。这种思维方式有一个核心假设:社会是可以被理性整体设计的,历史是可以被意志主动塑造的,而政治的任务,就是寻找一套正确的蓝图,并通过强有力的执行将其实现。

在这种框架下,政治不再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协商与博弈,而被理解为一种关于真理的实践。一旦某种理论或意识形态被确立为正确,那么政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清除障碍、贯彻方案。

由此产生的第一个后果,是政治的道德化。

当政治被理解为真理的展开,反对者就不再只是利益上的对手,而被视为道德上的错误甚至堕落。分歧不再是可以协调的差异,而成为必须消除的偏差。在这种语境中,妥协失去了正当性,而强制则获得了合理性。

五四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展开的。

那些引入“民主”与“科学”的先贤,并未将其视为一套可以操作的制度工具,而是将其转化为一种带有终极意义的信念体系。“德先生”与“赛先生”被赋予了近乎救赎性的地位,仿佛只要引入这两者,中国的一切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这种思维方式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西方的宪政秩序,不是某种理论的直接产物,而是长期制度博弈的结果。它的核心不在于正确,而在于可运作;不在于理想,而在于受约束。

然而在中国语境中,这一过程被大幅压缩,并被重新编码为一种思想输入。制度被误解为观念的附属,而非独立于观念之外的结构性安排。

与此同时,五四一代深层的强国焦虑,进一步扭曲了这一启蒙路径。

在列强环伺的历史情境中,国家的生存与强大被置于一切之上。所有政治讨论,最终都必须回到一个问题:它是否有助于增强国家力量?在这种逻辑下,宪政的本质——对权力的限制——被悄然替换为对权力的优化。

民主不再是保护个体的制度,而成为动员群众的工具;法治不再是约束政府的框架,而成为提升治理效率的手段。

于是,一个悖论性的局面出现了:以“反传统”为名的现代化运动,反而在更高层面上强化了“大一统”的政治逻辑。中央集权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获得了更强的动员能力与更高的正当性。

这种结构性扭曲,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而是以不同形式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后期。

1989年的学生运动,表面上是一场对自由与民主的诉求,但在其深层逻辑中,依然延续着五四以来的思想路径。参与者普遍将政治理解为一种道德判断,而非制度设计。他们要求新闻自由,是因为相信权力应当诚实;他们走上街头,是因为相信正义可以被展示;他们选择绝食,是因为相信牺牲能够唤醒良知。

这些行为,在道德层面上无可指摘,但在制度层面上却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因为它们绕开了一个核心问题:权力如何被约束?

当抗争建立在道德正当性之上时,其逻辑必然趋向绝对化。一旦自我认定为正义的代表,任何妥协都会被视为背叛,任何退让都会被视为失败。政治空间因此被压缩为一种二元对立:要么完全胜利,要么彻底失败。

更为吊诡的是,从思想谱系上看,1989年的执政者并非五四传统的对立面,而更接近其制度化形态的延续者。他们与五四一代共享同一套基本前提:对理性规划的信任、对统一意志的偏好,以及将国家目标置于个体权利之上的价值排序。

区别仅在于,前者试图通过动员社会实现这一蓝图,而后者则以国家机器将其固定化并加以执行。

这种结构,使得谈判本身变得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它与体制内部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一种镜像关系。

在权力一方,同样存在着对“正确路径”的坚信。复杂的社会诉求被简化为对秩序的挑战,异议被归类为对整体蓝图的破坏。在这种框架下,处理问题的方式不是吸纳差异,而是消除偏差。

于是,双方在表面上对立,却在深层逻辑上共享同一套思维结构:都相信存在唯一正确的方向,都拒绝将政治视为一种开放的博弈过程。

冲突因此失去了调节机制,而只能走向终结性对抗。而这,正是“轮回”的真正含义所在。

它并不意味着历史简单重复,而是意味着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不断再生。每一代人都以为自己在突破过去,却在无意识中继承了同一套前提,并在新的情境中再次演绎同样的结局。

在这一过程中,真正缺失的,是一个关键的制度层次——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结构”。

在成熟的宪政体系中,政治冲突并不会直接表现为街头对抗或国家镇压,而是被吸纳进一套复杂的制度网络之中:议会、法院、地方自治、利益集团、媒体体系。这些结构的存在,使得冲突可以被分解、延缓、重组,从而避免演变为零和博弈。

而在中国的现代进程中,这一层结构始终未能建立。

结果是,政治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要么是高度集中的统一权力,要么是突发性的群众动员;要么是全面压制,要么是全盘否定。在这两者之间,缺乏任何稳定的过渡机制。

五四开启了以街头为表达渠道的政治传统,六四则将这种传统推向顶点。但每一次动荡之后,都未能沉淀出新的制度资源,反而进一步削弱了制度化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于是,历史形成了一种闭环。

如果要打破这一循环,关键并不在于提出新的宏大理想,而在于对既有思维方式进行根本性的反思。

首先,必须放弃对完美政治蓝图的执念。

宪政的出发点,不是对理性的自信,而是对理性的怀疑。它承认没有任何个人或群体能够掌握终极真理,因此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将权力分散、限制并相互制衡。它的目标不是实现理想,而是防止灾难。

其次,必须将政治从道德领域中剥离出来。

这并不意味着否认道德的重要性,而是意味着承认政治无法以道德纯洁性为基础运作。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依赖的不是参与者的高尚,而是规则的约束;不是动机的正确,而是程序的有效。

最后,也是最困难的一点,是放下“强国”的执念。

只要国家的强大被视为最高目标,那么一切限制权力的机制都将被视为障碍。宪政之所以难以生根,正是因为它要求一种反直觉的价值排序:国家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强大,而是为了保护个体。

这一转变,不是制度层面的调整,而是思想层面的决裂。

1989年的结局,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历史节点,但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一种路径的终结。那种试图通过道德动员跨越制度鸿沟的尝试,在现实面前遭遇了彻底的失败。

然而,路径的终结并不自动带来新的开始。

如果那套驱动失败的思想逻辑没有被识别并放弃,那么历史只会在新的形式中继续重复自身。新的口号、新的议题、新的技术手段,都无法改变这一点。

走出轮回的代价,是接受一个不那么令人振奋的现实:那将是一个缺乏宏大叙事的社会,一个充满妥协与交易的政治环境,一个看起来并不崇高、甚至显得琐碎的制度世界。但正是在这样的结构中,权力才可能被真正限制,个体才可能获得稳定的保障。

自由不是激情的产物,而是制度约束下的秩序的产物。

如果这一点不能被理解,那么无论历史如何推进,我们都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再次看到熟悉的场景:人群、口号、理想,以及一个早已写好的结局。

走出轮回,意味着我们必须准备好接受一个并不完美的社会:它或许不够强大,不够纯粹,甚至充满分歧与琐碎的矛盾。这种不完美与平庸,恰恰是政治文明的标志,因为它意味着社会不再依赖英雄或圣徒的道德爆发,而是依赖于凡人都能遵循的规则。

宪政的彼岸,不在于广场上的呼喊,而在于我们能否在层层叠叠的大一统思想废墟之上,重新发现那些真正约束权力的原则——基于信仰,基于人类有限理性的自觉——并由此重建对程序正义与个体自治的尊重。

这篇小文,于我而言不仅是对往事的告别,更是一种微弱而清醒的期许:终结“救亡图存”的逻辑,告别以“民族复兴”为名的执念。

最后,我们需要要重新审视“民主”与“自由”这些被反复召唤的词语——它们并非不证自明的真理,也不是可以替代制度建设的答案。

将其神圣化,只会让政治再次滑入充斥道德激情的幻觉之中。

2026年5月3日星期日

《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推薦、簡介、二版序言、目次

 三民網路書店



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修訂二版)
ISBN13:9789571933979
替代書名:
The Frustrations of Going Global: Guo Songtao and the Late Qing Era (Second Edition)
出版社:東大
作者:汪榮祖-著
出版日:2026/05/27


編輯推薦

1876 年,當大清帝國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殘夢中時,郭嵩燾在眾人的唾罵聲中啟程,成為首任駐英法公使。他不是去觀光,而是去承擔一個時代最沉重的誤解。

他是一位走在時代前面的「砍樹者」。當同僚還在爭論要買多少槍炮時,他已在牛津大學的圖書館裡,看見了西方文明真正的本源——學術與法制。他試圖領著中國走向世界,換來的卻是家鄉父老要搗毀他房舍的憤怒,以及朝廷同僚「懷私互訐」的冷箭。

史學名家汪榮祖教授,透過地毯式挖掘郭嵩燾長達數十萬字的私密日記,帶領我們穿透外交奏摺的冰冷文字,走進這位晚清士大夫最真實、最痛苦也最清醒的內心世界。

這裡有他與左宗棠翻臉的憤懣,有他與曾國藩姻親間的微妙張力,更有他在倫敦街頭觀察「西洋政教」時的驚嘆與憂思。他的挫折,不只是個人的官場失意,更是晚清中國錯失走向世界最佳契機的悲劇縮影。

三十三年後經典再版,內容與史料全面增補。如果您想讀懂晚清,就不能錯過這位最寂寞的先行者。


商品簡介

史學泰斗汪榮祖教授經典之作增訂重現

★以清季之臣的經歷,映照近代中國邁向世界的挫折與命運★

在清末名臣群像中,郭嵩燾無疑是最具爭議且獨特的一位。他懷抱傳統士人憂國憂民的初衷,卻因不願隨波逐流的性格在官場屢遭排擠。身為近代中國首位駐外公使,他在出使英、法期間親身體認西方文明的先進,對世界局勢有著超越時代的精確洞察;然而,這些真知灼見卻不容於當世,使其在誤解與毀謗中,成為一名寂寞的先知。

郭嵩燾的一生,正是近代中國命運的縮影。年過半百出任使節,猶如古老疲憊的帝國嘗試與世界接軌。他在國際外交場域據理力爭,積極倡議接納西方文化,最終卻仍面臨「孤臣無力回天」的困局。他的個人挫敗,似乎象徵了十九世紀中國走向世界的重重阻礙。

本書特色

▎經典重塑,增訂再出

史學大家汪榮祖教授代表作,以全新排版與增補內容重新問世,是研究清末人物與外交史不可錯過的經典著作。

▎跨語言史料的嚴謹解讀

汪教授發揮深厚的國學素養與精湛的英文能力,以《郭嵩燾日記》為核心,廣泛採借郭氏文集、奏稿、清末同僚紀錄及大量英文外交檔案。透過中西雙重史料的交互辯證,呈現極具公信力的歷史現場。

▎兼具學術深度與人文關懷

汪教授以細膩且具同理心的筆觸,深入探討郭嵩燾的起居、交友、應試見聞,以及在洋務博弈中的心路歷程。從個人心境到帝國局勢,全方位建構這位清季重臣的生命史。

作者簡介

汪榮祖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曾任美國維琴尼亞州立大學教授31年,獲1993年全校最高研究獎、維琴尼亞州社會科學院授予傑出學者獎,2003年獲「榮譽教授」(Professor Emeritus)稱號。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臺灣師範大學、澳洲國立大學、臺灣政治大學訪問教授,臺灣大學兼任教授,臺灣中正大學、中央大學,大陸廈門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講座教授,曾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外語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首都大學等校講座。已出版中英文專書26種、學術論文百餘篇、中英文書評40餘篇。英文著作《追尋失落的圓明園》(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曾獲全美研究圖書館聯合會評選為2001年度全美最佳2%學術著作之一(List of Outstanding Acdemic titles),此書已有中文、韓文、俄文、土耳其文譯本。


序 / 增訂二版序言

此書於1993年由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列為滄海叢刊之一,至今已三十三年,仍有再版的需要,經久尚有閲讀的價值,作為作者自感幸慰。三民書局計畫重新排版,將舊書以新面貌再現,囑我校閲,我細讀一過後自覺内容與章節無須改動,論點似尚穩妥,偶見前所未見的史料,略微增補之,錯別字糾正之,個別文句略加修飾之。惟陳書新出之際,雖對郭嵩燾(1818-1891)未有進一步的研究,但閲讀所及不無所感,謹於此序中述之。

此書初版問世後,臺灣師範大學前文學院院長亡友李國祁教授曾在《中央日報》發表長篇書評 ,至今猶存感念。李兄舉出拙著第一個優點頗能「深入郭嵩燾的內心世界」,對郭嵩燾「有進一步的瞭解」,「改正過去不少錯誤的看法」,「故汪著的貢獻是卓越的,是超越前人的」。此主要歸功於詳盡的郭嵩燾日記,猶憶1981年之秋,我初訪武漢大學,得以拜識久仰的唐長孺教授。唐先生雍容長者,和藹可親,相談甚歡。他正在研究吐魯番文書,偶爾提起新出郭嵩燾的大量未刊日記,並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難得的上好史料。我聽後印象深刻,很快購得四大厚冊的《郭嵩燾日記》。披覽之下,內容之豐富,令我大感興奮。曾在清華大學教外交史的蔣廷黻,後來參與外交事務,對其鄉賢郭嵩燾的外交長才,敬佩有加,特於1950年代,希望臺灣南港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撰寫郭氏傳記。多年後由尹仲容創稿,郭廷以編定,再由陸寶千補輯,於1971年完成《郭嵩燾先生年譜》。因當時不知有郭日記,年譜缺漏甚多。後來寶千兄利用日記再增補年譜,出版續編一厚冊 ,足見這部日記所能提供的材料,是何等的重要。名人日記多矣,但價值參差不齊,罕見如郭日記之翔實完備,他一直記到生命的最後一天。更重要的是,他的日記未於生前或身後披露,百餘年後無意中被發現,可見他原無意公諸於世,完全是他的私密空間,實話實說,真情流露,幾無隱晦,自是深入其内心世界無可取代的珍貴史料。

李評認為拙著「第二個突出之點是對郭氏出仕與歸隱的性情有透徹的描寫」。郭氏的仕途並非快意,他雖得咸豐皇帝、慈禧太后、權臣肅順的賞識,又與曾國藩是姻親、與李鴻章為密友,但他的官位遠不能與當時的咸同將相,相提並論。要因他的耿直性格,不屑鑽營求官。事實上,他所得的職務多半是奉命要他去排難解紛,位置並不顯赫。他的歸隱也與他的個性有關,他狷介固執,做官是為了做事,做不成事,絕不戀棧,斷然求去。出仕往往勉為其難,歸隱則不願屈心抑志,所以並無如國祁兄所說有仕與隱的矛盾。他在官場的挫折事小,國家未能妥善處理洋務,順利走向世界,兹事體大。他與長官與僚屬難以相處,雖與他的固執個性有關,但他是執善固執,並非頑固不化,而且在他身前死後多證明他所執之善,不僅正確,而且具有遠見。

李評認為「汪著的第三個優點是利用郭嵩燾的詩詞韻文來詮釋郭氏的思想與心境」。詩作原是絕佳的史料,傳統中國的讀書人,幾無不能詩,故而留下的作品難以數計。郭嵩燾不僅能詩,而且非常老到,自是高手。他的詩作又極為豐富,當可從詩中深入其內心世界。鴉片戰爭那年,郭正在浙海,森嚴門戶已被摧壞,他的感受見諸於詩。郭於咸豐年的魯東之行,在詩中透露:「浩劫干戈滿,馳驅益自傷」的心情。同治年間,收復天京,太平天國覆滅,郭以「撐起東南一柱天」,肯定曾氏兄弟「重開日月新」的功勳,且在含蓄的詩意中,表達功高不賞的弓藏之懼:「誰似功成身早退,味回好在夢醒時」。郭不諱言,曾國藩一生謹慎,對至親好友如劉蓉與郭自己,從不薦引。郭也於詩中直言:曾公晚年「精意消失,不復進取」。詩也最能觸及靈魂的深處,長子郭剛基,也是曾國藩的女婿,英年早逝,郭嵩燾在詩中透露了極為哀傷的真情:「晨昏已斷門閭望,霜雪何心天地春」。他在譭謗中辭去駐英法公使,即將回國,道出「去住兩隨松竹健」的孤懷。他回到湖南老家,鄉友朱克敬字香蓀,雖勸他「肯容疑謗道才尊」,但他仍難以釋懷,還是要「提防醉語更傳訛」,直到垂死那年,依然「回首人間憂患長」!詩言志、道性情,頗能窺見郭氏的思想與心境,他留下大量的詩作,不僅寄情而且記事記行,足補對他行事的理解,詩確是大可利用的上乘史料。

李評認為「第四項優點是具有很好的英文素養,能將郭著中很多翻譯的英文地名、人名,機關名稱等,予以復原,使讀者有更清楚的了解」。郭氏海行四萬八千里,深入西歐,提到許多人名、地名、府名、學名,無不用他的湘音來拼,未附原文,如將理雅各(James Legge)譯作里格;將牛津魯道夫旅館(Randolph)譯作蘭多甫;將牛津大學的萬靈書院(All Souls College)譯作阿勒蘇爾士;將維特島(the Island of Wight)譯作歪得島,諸如此類,難以辨認。幸虧郭氏的音譯並不過於離譜,仔細揣摩,追尋郭氏行蹤,參照地圖,旁參一些官方資料,幾皆可以復原。

李評認為「第五項優點是將郭嵩燾一生的私生活記敘甚詳,得力於郭氏完整的日記,以及郭氏同時代人的著述」,李評因而認為「參考資料的詳盡亦是汪著的重要突出之處」。郭氏日記不僅完整,而且内容豐富,毫無掩飾,遇此難得内容豐富的日記,得以窺知他的生活面向與感情世界。我不是偶爾引用其日記,而是做地毯式巨細靡遺的「掃描」,鋪陳郭氏生平的脈絡,追蹤他一生的蹤跡。其中有不少驚喜的發現,例如從日記得知,他是如何從湖南旅行到上海的。他多半走水路,自雇一舟,船上有人照顧,有書可讀,猶如「水上旅館(boatel)」,與現代的「汽車旅館(motel)」,相映成趣。我也從日記意外看到郭嵩燾與陳寶箴、三立父子的真摯友誼,以及賞識留英的後輩學子嚴復,正如嚴復後來悼郭輓聯所說:「平生蒙國士之知」,可見他的知人之明。我在書中有專章論述郭大人如何「激賞嚴又陵」。除了日記之外,郭氏留下的大量書信,也極有參考價值。近年湖南岳麓書院出版的《郭嵩燾全集》卷帙龐大,日記收在第八至第十二冊。第十三冊是厚厚的一本書信集,收錄不少前所未見或罕見的信函。上海復旦大學更不惜工本出版了五大冊《郭嵩燾親友手札》,彩色精印,收錄了那個時代許多知名或不知名人士致郭嵩燾的書信。我乘再版的機緣,選用新出書信可以增益之處,使這本郭傳的參考資料更為詳盡。李評見及此五大優點之餘,「再加上汪氏文字的流暢,敘事析理的清晰,遂使其著可讀性甚高,不似甚多學術史著,雖寫作嚴謹,但乾澀枯燥,不具有可讀性」。

李國祁是認真的書評作者,於指出優點之餘,並不諱言有挑剔與可議之處。他認為「汪著的最大可議之處,是對郭嵩燾充滿了同情與敬仰,致而郭嵩燾性格上與人相處的缺點,不能盡顯」。李氏說:

嵩燾性格誠如汪氏所言,固執偏狹,自視甚高,而且猜疑特甚,再加以崇尚理學,注重内省。内省—自我反省原來的立意是檢驗自己的缺失來加以改正,而嵩燾由於上述的原因,其内省的結果,往往形成認為錯在對方,乃加重其責人,因而曾國藩,甚至李鴻章,均認為郭氏的性格不適宜獨當一面,祗宜於從事咨議性的職務。郭氏對沈桂芬的不滿與成為嫌隙,極有可能不少是出於郭氏的猜疑。例如他的出使英國,是否是沈氏的陷害與排斥,實深值得懷疑。蓋此事的決定權不在沈桂芬,而且郭嵩燾是最適當人選,似為當時包括李鴻章在内的各決策大臣的共同看法。郭嵩燾因此事視沈為「居心險惡」,顯然有猜疑過甚之處。

郭嵩燾耿直的個性眾所周知,他也自知,如果過於强調其偏狹的性格為其一生挫折的原因,未免所見太小。他的挫折要因他的見解超越時賢,不容於當世。郭嵩燾與他的上司、同僚,多有齟齬,甚而成仇,固然由於郭氏的固執,不願委屈事人。但曲直是非,未嘗沒有公論。李兄認為郭與毛鴻賓的矛盾錯在郭,與督撫同城無關。按毛於咸豐十一年(1861)撫湘時,與郭已有交往。同治二年(1863)毛任兩廣總督,郭任粵撫,督撫同城,兩人都是曾、李欣賞的人物,但督大撫小,事大不易,事小更難。毛年長於郭,郭以老前輩相稱,書翰往來,敬禮有加,但遇事直言不諱,如督撫具名上奏,郭指其有絕非實情之處,令毛不快,於是強橫自擅,視郭如幕僚,郭只能審閱文書,而毛又不滿郭之條陳,不僅使郭難有作為,且更有辱巡撫尊嚴,而好友曾國藩、李翰章又左袒毛氏,令郭悲憤不已,以郭之個性有所反彈並不意外。督撫同城,如巡撫委曲求全、犯而不校,便不成問題,若碰到郭巡撫不受委屈,便成為問題了。

李氏認為本書論郭左交惡,過於同情郭嵩燾,左宗棠嚴劾郭嵩燾雖冷酷刻薄,但有其道理。按郭左兩人不僅是湘陰同鄉,自小相識,而且舊誼甚深,郭甚佩左之雄心壯志,甚至在面見咸豐皇帝時說:「左才極大,料事明白,無不了之事」,自是真心話。然而同治年間,左宗棠節制閩浙粵三省軍事,對廣東巡撫郭嵩燾,一再陵藉詆毀,再三參劾,更力薦親信蔣益澧奪粵撫之位,更無所掩飾,令郭極為難堪,全是事實,是非曲直顯然。郭聲望地位遠非左比,對左也素無芥蒂,自無挑釁左之可能。然左瞧不起郭,以廣東軍務不振,歸罪於郭,已經不公,郭雖自責,而左譴詞更加嚴厲,甚至怒駡,口出惡聲,令郭大動肝火,不能原諒左,也是事實,豈能不同情郭氏?平心而論,左郭摯友交惡,要因左雄才大略,自視之高,固非郭氏可望項背,即曾國藩也遭左詬,唯曾顧全大局,以德報怨,而郭不能如曾之隱忍。左既不顧舊誼,又為親信蔣益澧覬覦粵撫之位,不惜極力傾郭,辱及郭之人身。郭嵩燾是左之受害者,不同情弱方而同情強者,可乎?

郭與僧格林沁有始無終,是非對錯也甚瞭然。郭僧原無淵源,只因奉咸豐皇帝之命,助僧協防津沽。僧一意主戰,而郭素主「戰無了局」,有謂「處衰弱之世,支持强敵,僥幸一戰之功者,未有能自立者也」 ,以至於觸僧之怒,鄙視郭之怯懦,連曾國藩也有所誤解,曾未明是非曲直,令郭悲憤莫名,不得不離職返鄉,於覆曾函中質疑說:「諭書責鄙人,盛稱僧邸,其堅韌耐苦,固足稱也。今雖敗豈誰敢以恩怨成敗定天下之是非哉?」 。結果是英法聯軍入侵京師,僧軍潰敗,圓明園慘遭英軍焚毀。當他在湖南老家聽到噩耗,記起不久之前的勸僧之言,居然應驗,令他不勝傷感,痛悼無已。所以所謂僧郭交惡,只因郭堅持所見,不容於僧,僧因而闖下大禍,悔不聽老郭良言,悔之晚矣!

至於清廷於光緒二年(1876)決定派遣使節前往英國,郭嵩燾自是不二人選,他之所以心不甘、情不願,主要因為出使引起輿論大嘩,京師士人,鄉里父老,相與咒駡。湘省鄉試諸生,聚集玉泉山,力詆郭氏出使,要搗毀上林寺以及郭家住宅,淩逼百端。而且他此行還要為滇案赴英道歉,為誤國者受過,使他痛感何必擔此羞辱,做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所以他才一再請辭。他最後不得不出使,並不是李鴻章等人的決策,更非沈桂芬所能決定,而是在慈禧太后的勸導下,郭才在屈辱中出洋,可稱忍辱負重。郭視沈桂芬等保守派「居心險惡」,主要憾彼輩幸災樂禍。後人若認為他怯於赴任,純屬誤解。他出使英國,證明唯他能獨當一面的艱巨職務,而且是破天荒第一遭的任務。他在英法兩國公使任内,得心應手,得到洋人的信任與贊許,維多利亞女王多次接見郭公使,並曾隨同女王檢閱海軍。郭於1879年1月17日向女王辭行時,女王祝郭一路平安之外,表達期盼兩國交好,並希望郭將英國願意深固邦交之意,轉達給中國皇帝。郭也回答說:「承君主盛意,謹當代陳總理衙門,奏知大皇帝」。當時的英國名相,年逾古稀的畢根斯由冶(Benjamin Disraeli),他對郭也極為友善,並要郭回國後務必告知朝廷,英國傾心願與中國交好,「絕無他意」。郭回稱見女王辭行時已聞此說,必能「互體此心,可以共信」。英相並贈郭玉照一幀,簽名後起立相贈,並說願郭受此小像後,永念英國有此良友「長勿相忘」,最後握手道別。郭嵩燾對這位英國偉人,也深敬服,更因其情深意摯而感動。英國名相葛雷斯東(William E. Gladstone)也讚美郭氏為「所見東方人中最有教養者」。郭嵩燾初次出使西方,沒有受過現代外交的訓練,也不通外語,於無所取法中,做得相當出色,因他為人明察,善於溝通,又得人緣,頗能在國際舞臺上周旋應對。郭嵩燾辦洋務不僅很有自信,而且自負,亦有不少賞識者,如重臣曾國藩、李鴻章,甚至連咸豐皇帝與慈禧太后,以及恭親王都對他的勇於任事頗有好感。若說「他的性格不適宜獨當一面,祗宜於事咨議性的職務」,顯然認知有誤。

郭出使雖相當成功,但在位又未能持久,要因郭得意於外,受扼於內,朝廷保守派如李鴻藻、沈桂芬等人的掣肘,污蔑其誇大外國,順從夷人,副使劉錫鴻又與之沆瀣一氣,不時打郭的小報告,甚而因天寒,洋人覆大衣於郭肩,劉以郭「披服洋衣,顧盼自得」上報總署,清廷大員聽信讒言而參劾郭,指為「懷私互訐」,使郭悲憤莫名。我在書中有詳細的論述。然則,若謂郭與時人不和,由於他的性格難與人相處;在職不永,由於能力不足,未免皆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應該看到他走向世界的見解不容於當時的主流。嚴復輓郭嵩燾聯有言:「惟公負獨醒之累」,以中國之大,不可能唯郭獨醒,同儕中如李鴻章、曾國荃、沈葆楨、丁寶楨、丁日昌等都是清醒者,然唯有他敢於讚賞泰西文明之高、製造之精、船砲之堅利,非中國可敵,同時不諱言自家的弊端,因而碰觸時忌,指郭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因而橫遭廷議譴責,指為崇洋媚外,使他的外交工作受挫,力辭求去,回國後失望之餘,不願重返總署,無法傳達英國的善意,誤己誤國。

讀史理當明辨是非,對古人做同情的瞭解。當時最瞭解郭嵩燾的人,不是曾國藩,而是曾國荃,國荃說:「居今日而圖治安,舍洋務無可講者。僅得一賈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為太息流涕者也」。國荃心目中的賈生,就是郭嵩燾,以郭與受屈於長沙的賈誼相比,說出郭所遭遇的挫折。郭見識超越時代,且直言不諱,很容易被時人視為用夷變夏,甚者視他為奸人。而當國者之中又不乏保守派人士如李鴻藻、沈桂芬之流,時而作梗。一般士大夫又多喜放言高論,邀取時譽,既不切實際,又適足以誤國。郭嵩燾曾譬喻說:「醉臥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當時即使略知洋務的人,亦僅知洋人可憎可畏,而不察與洋人周旋之道。洋務派不少領袖僅能考求富強之術,如槍砲船械之類,而昧於本源。郭嵩燾常被視為洋務派,但其視野已超越堅船利砲。他無疑驚羨洋人的武備,但認為那是洋人的末務,其本包括政制、法律,以及學術,尤其是西學,他曾說:「西洋政教、製造,無一不出於學」。學問才是根本。他一到倫敦,就參訪各種學校,探明學制,認為斯乃西洋人才之所以盛。他知道英國大學之中,以牛津與劍橋最佳。他曾於1877年11月28日,應里格之邀,赴牛津大學訪問兩日,印象極為深刻,體認到「此邦術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學問思力得之!」於此可見郭獨具慧眼,窺得近代文明背後的學術動力,所以一切莫急於學。相比之下,中國士子習為虛文,所學唯取科名富貴而已。同時他深知,中國要取法西洋的富強,須先整頓人心風俗,政治法令,以修明吏治。內政修明之後,才有基礎取法西洋。類此見解,為時人所不及。郭為了矯虛務實,建議先在通商口岸開設西式學館,「求為征實致用之學」,行之有效,漸次推廣至各省以達縣鄉,期以廣益學校之制。

郭嵩燾辦理外交,知道國門已經洞開,事情日繁,與列強交涉日廣。國際交涉唯憑條約,但條約幾皆由洋人擬定,而地方官不知洋法,遇到事故,每生爭議,予洋人要脅的口實。他認識到法律原是適用雙方的,然而列強卻以法來束縛中國,使郭益知法律的重要性,所以當他在倫敦,見到伍廷芳,就十分欣賞他懂西洋法律,要攬為己用,惜伍氏不肯屈就而前往美國。他也十分留心《萬國公法》,曾與日本公使暢談國際公法。他到法國之後,立刻將法國通律寄往總署備用。他關心在巴黎學習公法的馬建忠,垂詢其學習情況。他力請總署纂成《通商則例》,明定章程,審定之後,頒發各省以及各國駐京公使,共資信守,遇事有所率循,以免滋生事端。足見他深知法律的重要性。但他並不一廂情願認為法律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他警覺到西方霸權的蠻橫,他曾與英使威妥瑪交涉,常受其辱,認識到若不能以其法還諸其身,全無置喙的餘地。郭嵩燾開啟出使外國之端,之後駐日、駐美、駐德、駐俄公使相繼派遣。郭到任英國後,在倫敦聞悉數十萬華民沒有法律保障,乃積極設法在華民較多的外埠,建立中國領事館。不過,華民較多的地方,多是英國的殖民地,設置領事需要殖民地政府的同意,所以郭的構想並不順利。幾經交涉之後,通過當地殷商胡璿澤的協助,僅在新加坡設立了領事館,總理衙門於1877年10月31日同意後生效。即使如此,華民實同英民。中國向世界其他各地派遣領事,異常緩慢,到清朝滅亡時,才逐步完成,這已經是郭氏身後二十年以後的事了。他曾有詩云:「拿舟出海浪翻天,滿載癡頑共一船。無計收帆風更急,那容一枕獨安眠?」出海浪翻,象徵中國面臨三千年的變局;一船癡頑,隱諷昧於中外情勢的朝野保守派;風急而無計收帆,說明他內心的挫折感;不能獨眠,正是他不能默而不言的寫照。他面對「俗蔽民頑,君驕臣諂」,深感孤掌難鳴,有心無力,大有回天乏力的感歎。他的老朋友黃彭年勸他不要再談洋務,以免取辱,但他深知洋務關係重大,臣僚們就因為忌諱洋務,大都相顧不敢言,以致察覺不到洋患之深。他因不能有所作為,而感到挫折。

面對敵強我弱的變局,時賢多只問強弱,不問曲直。郭並不以為然,認為強弱是一時的定勢,曲直必有定論,即使強者雖可罔視曲直,但也不能不據理以直其氣,何況弱者更須講理。所謂理,其實就是以理性處理洋務,憑《論語》所說「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的古訓,主張心平氣和與洋人說理,說得通便能和平解決問題,如果說不通,再言戰不遲,然後無論勝敗,都無悔憾。然而僧格林沁輩既驕又忿,感情用事,不顧國家大計,逞匹夫之忿怒,結果忿兵必敗,驕兵必滅。郭嵩燾自信頗悉洋情,認為以理處理洋務才是正確的,從事後看也是正確的,只是當時掌權的保守派難以領會,遑論接受?朝廷裡的保守派非不知天朝已今非昔比,無能禦外,遇事避之若浼,只有憤洋人的欺凌,恨郭嵩燾為虎作倀,以郭為出氣筒,極力詆毀。郭雖不憚直言,但被置若罔聞,終不免撫膺一嘆。

郭嵩燾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都是至親好友,與曾還是親家,但沒有曾、左、李三大將相的功勳。郭曾中進士,成為翰林院編修,在學問上頗有心得,著有《大學章句質疑》、《中庸章句質疑》、《禮記質疑》等書,但也沒有阮元、王闓運、張之洞的學術聲望。然而從歷史長河看,他的「遠見」(vision),遠非乾嘉學者、咸同將相可及。所謂遠見,指能高瞻遠矚,具有深遠的眼光,超越前人之所思,敢挑戰傳統之權威,能與主流意見相左,指出正確的前程。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以「砍樹者」與「爬樹者」作比喻。人們習於在大樹下納涼,不僅討厭「砍樹者」多事,甚且譴責妨礙其納涼。郭嵩燾在他的年代成為具有高度「爭議」的人物,就是因為他是一個「砍樹者」。郭嵩燾的遠見使其深刻體會到三千年變局的到來,並提出應變之道,他認識到西方列強以通商牟利為務,有異於古代的夷狄,並無征服中國的意圖,可有和平共處的餘地。中國只有面對已定的通商局面,更沒有輕啟戰端、自取其辱的必要。所以他才提出「戰無了局」的結論。處理洋務,對他而言,何莫因勢利導,相互往來,師其長技,以求自立自強。然而鴉片戰爭以後,接著英法聯軍之役,中法馬江之役,以及於其身後發生的甲午戰敗,八國聯軍入侵,一再重蹈覆轍,每次戰爭的結果,貽患一次比一次兇惡。他直白指出:「國家辦理洋務,當以了事為義,不當以生釁構兵為名」。戰爭只會使中國割地賠款,屈辱更深。郭嵩燾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並非天真無知,只是看准列強重商,為了商業利益,也不想輕啟戰端,中國正宜維持和局,爭取時間自強,所以郭氏戰無了局之說,絕非虛言。郭頗能在外交戰術上有所掌握,但戰略掌握在朝廷之手,無奈清政府昧於世界大勢,士大夫又多浮囂不實,無可行的戰略。郭有戰術而無戰略依靠,難有作為。他更因與西方接觸的經驗,洞悉西方富強的根源。呼籲必須在新格局中求生存、求自強。

郭嵩燾在當時守舊的中國,因而遭遇到唾駡、譏諷與譴責。他受到極為無理的譭謗,雖感氣憤,但並未動搖他的見解。他走在時代的前面,是寂寞的引路人,要引中國走向世界,卻被拒絕,他的遠見不容於強大的頑固勢力。他個人的挫折,也是晚清中國的挫折。然而他的明見睿識,不僅不被接納,且被視為故意誇大夷情,而遭橫加詆毀,令他感到不可理喻。他的氣憤與委屈,時而可見之於其日記。他得不到當事人的同情,後人於是非對錯已塵埃落定之時,仍不與同情,真不知從何說起?

郭嵩燾絕意仕途後,隱居鄉里,頗與鄉親士紳來往,與年輕一輩的湘陰小同鄉張自牧,過從甚密,意氣相投。自牧字笠臣,以生員籌貴州餉有功,授候選道,加布政使銜。張氏家族「先世以行賈,寄籍宛平」,其父張學尹,字少衡,舉進士,曾以知縣官福建,因事罷官,歸而著書講學三十年。自牧雖僅為諸生,而以才名震動長沙學界,他於咸豐年間得到學政張金鏞的欣賞,可稱高才士子。湘軍之興,自牧積勞至道員。同治六年更以籌辦黔捐,洊保藩司銜,並戴花翎。其為官時備極奢侈,後寓居長沙,退隱林下,憑藉家世、財勢及才學,確立了在長沙上層社會的顯赫地位。湖南政府設局編纂《湖南通志》,志局以郭嵩燾、曾國荃為總纂,張自牧、黃彭年列名提調,其中張自牧掌管資金而地位尤重。粗略撿拾岳麓書社1984年版《郭嵩燾詩文集》,關於張自牧的篇什就有〈送張笠臣赴黔南〉、〈張笠臣邀同海琴諸君小集,海琴有詩,笠臣見示和作,並邀同作〉、〈張笠臣用前韻贈石似梅感賦一首〉、〈張笠臣招同南屏研生笏山友石香蓀史亭上巳日絜園修禊〉、〈題張笠臣〈無知知齋詩〉冊〉、〈九日邀同吳南屏鄒諮山龍皞臣周桂塢石似梅張笠臣黃子壽張子恆及意城登定王臺、天心閣、歸飲養知書屋〉、〈同張笠臣送別彭雪芹宮保中〉、〈秋日王壬秋邀同張笠臣過朱香蓀飲〉、〈張笠臣邀同傅青餘李次青鄧彌之黃子壽黃小麓黃杭生定王臺修禊〉、〈清明日朱禹田邀集萱圃賞牡丹次張笠臣〈龍華嶺〉韻〉。張自牧喜研討外國史地,曾言欲採英、法等國史,用中國史書體例編成一書,未成。郭嵩燾出使英法,嘗疏請他充參贊官,為人所劾而罷。張自牧著有《瀛海論略》、《蠡測卮言》等書。《瀛海論略》主張西學中源,指出泰西格致之學覃精研思,考求真實,皆卓然可觀,自成千年之絕技,高出宋明,無庸諱飾,主張中國採用其所長,於制器利用皆有所益。所見《瀛海論》三卷,清光緒十三年(1887)蒲圻但氏校刊本。從內容看,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世界地理,概括敘述了各國的總體情況,如日本、土耳其、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印度等一些作者認為比較重要的國家的歷史和地理。第二部分為全書的核心內容,強調西方勢力的進人對中國的威脅。第三部分以一問一答的方式,駁斥了當時士大夫中較為流行的八個洋務觀點,再一次闡述了自己的思想與主張,自牧受到郭嵩燾的賞識,自不待言。郭在日記中曾多次記載兩人討論時事與洋務,甚至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案,稱讚張「於洋務所知者多,由其精力過人,見聞廣博,予每歎以為不可及」 。任光亮整理的《郭嵩燾致張自牧手劄》計二十一通 。《瀛海論略》、《蠡測卮言》在當時絕對是開風氣之書,頗具影響。嚴復知道郭張為好友,也認識到張自牧的「西學中源論」說法,具有積極開拓西學的意義。張自牧不排斥西學,且認為儒者應以不知西學為恥。嚴復看到張自牧思想的局限,批評張對鐵路與機器持保守態度,以及對海防工作的忽略,郭嵩燾日記裡也提到:「嚴又陵指駁張力臣《瀛海論略》凡四謬:謂鐵路數年為之不足,一夫毀之有餘,非中國所宜造,是一謬;謂機器代人力,日趨淫侈,二謬;謂舟車機器之利,後來必轉薄而更廢,三謬;謂中國有各國互相牽制之勢,海防非所急,四謬。此皆《瀛海論略》中篇語,謂之謬,良然」 。但郭嵩燾也見到張自牧投資「鹽引」獲利,認為「笠臣於經營事理,均能洞悉原委,精微透闢,委曲周至,于時罕見其比」 。張自牧輓曾國藩聯:「三朝老大臣,伯仲之間見伊呂;萬古儒林長,先生有道出羲皇」,知與曾大帥也有交情。張自牧的聲望雖不能與郭嵩燾相提並論,但不能視之為小人物。若以見解而論,已超過當時的許多大人物,似不能以聲望高低而定大小也。

郭嵩燾說:「西洋之入中國,誠為天地一大變」。曾紀澤說:「泰西之輪楫,旁午於中華,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張自牧則說:「今夫數千年來未經見之事,數萬里不相知之人,一旦盤踞於腹心之地,往來於堂闥之間,此古今運會一大變局也」 。當晚清大變局時,力倡學習西方以自強的主張,在中國社會中並未得到普遍支持,反而時常受到社會歧視。光緒十八年(1892)湖南通省公議攻擊洋務派巡撫吳大澂勾結夷鬼,狼狽為奸,還把具有較先進思想的湖南人郭嵩燾、曾紀澤、朱克敬、張自牧稱為「四鬼」,足見處境之難。筆者並非因敬仰郭嵩燾而寫此書,而是「深入其内心世界後」,始感佩其見識,同情其遭遇。

十餘年前看到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美國學者普拉特(Stephen R. Platt)的《湖南與近代中國》一書 ,其中涉及郭嵩燾,非常離譜說郭在王夫之的基礎上,奠定了湖南的獨立運動,說是「郭的目標是湖南,不是要改善儒教中國」 ,但湖南人卻不領情,痛罵郭嵩燾「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普氏竟將「拔乎其萃」譯作「離開他的親戚」(apart from his kin),將「不容於堯舜之世」譯作「他不能容忍堯舜那種人」(Yao and Shun's kind he won't tolerate) ,顯然連堯舜是何人亦不知。這不是小問題,而且又非孤例,如郭氏的詩句「海外人歸秋色盡」,詩人從英國歸來時秋天已過,但普氏卻譯作「秋色注滿一切」(the colors of autumn infuse everything);「賈生祠宇疏泉石」,郭氏所見的賈誼的祠堂只有稀疏的泉石之勝,但作者卻譯作「這裡的賈誼廟被石頭溪床疏忽了」(here lies Jia Yi's Temple, neglected by the stone creek-bed)。普氏將郭嵩燾在湖南建廟宇,視之為建立自屈原、周敦頤、王夫之以來的「湖南崇拜」(a cult of Hunan-Chu identity) ,建學校只是要振興湖南,走湖南人自己的路。罔顧郭嵩燾創辦思賢學舍,明明是要「漢宋並重,行己有恥」以及效法「國初諸老氣象」來改革書院的惡習,豈是普氏所説「湖南的特殊命運」(Hunan's unique destiny) ?國初諸老如顧炎武、黃梨州,都不是湘人。這位作者居然認為:郭嵩燾會視湖南人「明顯不同於其他的中國人」 。美國名校出版社的出品,居然如此低劣不經,驚駭之餘,表出域外論郭怪論,聊供談助。


汪榮祖

2026年2月於林口大未來居


目次
弁 言
第一章 湘陰郭家的齡兒
第二章 親身體驗鴉片戰爭
第三章 與太平軍作戰
第四章 咸豐五年的江南之旅
第五章 郭翰林在北京
第六章 巡訪津沽魯東
第七章 黯然南歸驚聞國變
第八章 應李鴻章之請赴滬任職
第九章 到廣東去當巡撫
第十章 粵東攻防與左郭交惡
第十一章 荔灣話別前後
第十二章 寒波塘山居
第十三章 傷 逝
第十四章 城南書院
第十五章 海疆多事奉詔入京
第十六章 重遊京師與新任命
第十七章 出使前的波折
第十八章 郭大人出洋
第十九章 首任駐英法公使
第二十章 置身西歐文明
第廿一章 激賞嚴又陵
第廿二章 堅決請辭的底蘊
第廿三章 辭行 觀光 歸程
第廿四章 初返春申追訴申報
第廿五章 食滬返湘不願北上
第廿六章 定居省城長沙
第廿七章 不忍不談洋務
第廿八章 晚年心境
第廿九章 走向世界的挫折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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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2日星期六

2025:难以留存意外,挥之不去遗憾——三个遗憾!

 作者:徐三郎 / 腾讯 2026-1-1


内容提要:

2025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挥之不去的遗憾:一是消费低迷,实体店铺大量关门,零售增长大幅放缓,根源在于居民收入占比过低和社会保障不足,政策刺激未能对症;二是价格通缩,利率下行、房价下跌、GDP缩减系数持续三年下降,实际债务负担加重;三是贸易摩擦加剧,低价出口引发多国反倾销调查,贸易对抗频发,官方在国际贸易中引入“斗争”基调,增添了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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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三郎在《2025:难以留存意外,挥之不去遗憾——三个意外!》中,与大家梳理了2025年出口、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的三个意外。但2025年我们经历的,远不止这些意外。

翻阅过去52周的日历,我们还经历了一些挥之不去的遗憾。这些遗憾折磨着我们的生活与信心,一些人包括三郎自己,因为未能把握讨论这些遗憾的边界,或失去了账户,或文章被下架。但你愿意或是不愿意,我们都无法回避它们。可能只有当我们勇于直面这些遗憾的时候,这些遗憾才有可能逃之夭夭,为我们迎来可以真正温暖我们的意外惊喜。

现在,让我们捋一捋,这些在2025年出现在我们生活中遗憾吧!

一、挥之不去的消费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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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区隔壁的台球厅好几个月没开门了,大门旁的转让启事也挂了快半年。周末下午回家看到他带人看门面。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了,肖老板说,“疫情后生意一个月不如一个月,去年开始收入覆盖不了场租和工资,几个帮工辞了,上半年收入连付租金都不够,现在生意太难了”。

读者们也应该看到,疫情后,街边关门的店铺越来越多,我小区附近这条街,三分之二的店铺关门至少半年以上。

近期经济数据也显示,商业活动增长显著放缓。2025年11月零售销售较去年同期仅增长1.3%,低于1-10月份4.3%的增长。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下降了25.1%,比1-9月的跌幅9.6%大幅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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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认为是电商抢了实体店的生意。实际上电商在疫情三年获得快速发展后,便一年不如一年。从2023年开始,线上零售额的同比增幅便一直比线下还要低。2025年11月,线下零售额同比增长2.3%,但线上零售额同比下跌了3.5%。

专家学者、官员和网民,绝大多数都承认消费低迷。但对于消费低迷的成因,却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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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观点认为,个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过低是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按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设计经济制度,其中最核心的是通过压低国民收入中个人所得的比例,以留下更多的资金供政府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产业政策的支出。这种长期失衡的分配模式导致了生产持续快于购买力的增长,导致了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即家庭的收入过低导致了消费低迷。

比如2024年,中国134.9万亿GDP中,分配给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只有58.29万亿元,人均41314元,占GDP的43.2%,政府和企业所得占56.8%。但美国的29.29万亿美元GDP中,分配给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达到21.63万亿美元,人均63589美元,占GDP的73.8%,政府和企业所得仅占26.2%,不到中国政府和企业所得占比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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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人认为,消费低迷的原因是消费意愿不足,并非没有钱。

他们的依据是2025年11月中国327万亿元存款中,家庭存款占其中一半,高达163.3万亿元。同比增长9.6%,但1-11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幅仅4%,只有存款增幅的4成。

按14亿人计算,人均存款高达11.6万元,是202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13万元的2.8倍。而美国家庭只有15.208万亿美元存款,人均4.47万美元,仅为其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36万美元的70.3%。

曾经担任恒大首席经济学家的任泽平,2023年底就公开建议,将存款利率降到零,将居民存款逼出银行刺激消费。

其实,持有这类观点的人分析问题太片面。

中国居民喜欢存款,消费率过低,存款率较高,本质上是在 “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的分配格局下,居民所得占比较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所导致的刚性预防性储蓄,本质上属于分配问题。

举个例子,如果在武汉一个20岁刚工作的人需要存够100万才能结婚、育儿、预防生病和养老(各占25%),每年需要存2.5万。如果其年收入10万,他的储蓄率需要达到25%。年收入20万,其储蓄率就可以下降到12.5%。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水平能够提高到完全覆盖育儿、预防生病和养老的水平,其储蓄率也就可以下降四分之三至6.25%。

所以,居民储蓄率过高,本质上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偏低,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所致。

遗憾的是,我们的家庭购买力如此之低,我们本应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减少政府和企业所得,提高家庭收入。但我们却一直未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采取切实行动来增加收入,通过增加购买力来推动消费。反而希望通过降低存款利率、消费补贴、贴息贷款来刺激消费,政策错位、药不对症令人遗憾。

二、挥之不去的价格通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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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承不承认,疫后三年来,我们处于一个价格通缩的大周期中。首先是核心的政策利率中枢和存款利率中枢不断下调。

从2022年12月至2025年11月,我们的核心政策利率7天逆回购从2%下调至1.4%,下调了0.6个百分点;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LPR,从3.65%下调至3%,下调了0.65个百分点;5年期LPR,从4.3%下调至3.5%,下调了0.8个百分点。

为了给贷款利率下行拓展空间,商业银行也不断下调了存款利率。活期存款利率从三年前的0.25%-0.3%下调至0.1%以下。5年期定存利率,从2.8%-3.2%下调至1.3%-1.6%。

房价在各级政府对房地产市场不断的救市和刺激中持续下行。

2025年前11个月,商品房销售面积78702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75130亿元,分别比2022年同期下降35.1%、36.7%。如果与2021年同期对比,则分别下降了50.2%和53.5%。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编制的中国商品房销售价格指数,2025年11月的房价比2022年同期下降了16.5%。

生产者和消费者价格长期处于通缩或类通缩通道中。

由于持续的超前投资导致了我们的产能遥遥领先于我们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导致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持续通缩。疫后三年来,消费者价格指数一直在围绕零上下波动,长期处于1%以下。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一直在下跌,下跌时间超过了3年。

以GDP价格缩减系数衡量的通缩已持续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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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价格缩减系数,跟踪了中国所有经济活动的价格变化,是一个衡量通胀或通缩最全面的指标。2025年第三季度,中国可比价GDP同比增长4.8%,现价GDP 35.45万亿,同比增长3.7%,这意味着GDP价格缩减系数同比下降了1.05%。

2024年第三季度, GDP价格缩减系数同比下降了0.48%;2023年第三季度, GDP价格缩减系数同比下降了0.86%。

2023-2025年三季度GDP可比价增幅累计达到15.1%,但现价GDP仅累计增长12.4%,GDP价格缩减系数累计下降了2.35%。

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虽然三年来我们流通中的货币M2增长了27.3%,总债务(社会融资总额)增长了28.2%,但我们的总财富,比三年前缩水了2.35%。

第二,由于债务是自然增长的,因为不管利率高低,都有利息成本。但资产是缩水的,因为计价下滑。这意味着我们的名义债务本金增长28.2%,但实际债务本金至少增长了31.3%。

第三,政策利率没有跑赢通缩。三年来,虽然5年期LPR从4.3%下调至3.5%,下调了0.8个百分点。但由于价格通缩了2.35%,所以我们的实际利率,实际上增加了1.55个百分点。

所以,不管你持有的是净资产还是净债务,在通缩周期中,你都会遗憾。

三、挥之不去的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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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2025年我们的出口超预期增长,1-11月商品出口34147亿美元,同比增长5.4%。但亮眼的数据也无法掩饰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与愈发困难的国际贸易环境。

12月22日,中国商务部表示,我国将对从欧盟进口的乳制品征收最高42.7%的临时关税,从23日开始生效。这些关税是近年来我国对欧盟食品征收的最高关税之一。

欧洲媒体普遍认为,此举是我国作为以牙还牙措施的一部分启动的。因为此前欧盟委员会启动了针对我国制造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导致与欧盟的贸易紧张关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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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晚商务部宣布,针对墨西哥拟提高中国汽车等产品进口关税的做法,即日起对墨西哥涉华限制措施启动贸易投资壁垒调查,并警告将视情况采取必要反制。

当天商务部发布的公告称,墨西哥计划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自贸伙伴产品大幅提高进口关税。这一措施将严重损害中企在墨西哥的贸易和投资利益。

2025年中国与美国在贸易领域的你来我往、刀光剑影,频繁上演,从互加关税到互相实施禁售等非关税措施,再到互相制裁对方企业,贸易战打打停停,企业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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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在中欧之间、中墨之间,在与美国激烈的贸易战对抗中,全球其他国家针对我们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也突然增多。WTO的公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各国启动的针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及反补贴税调查共计79起。截至2023年上半年这类调查仅20多起,下半年也只有30多起。而到2024年下半年已骤增至125起。进入2025年仍保持高位。

主要的诱因是我们在内需日益低迷、国内产能却不断增长的背景下,不得不通过低价竞争优势加速对外出口以化解供求矛盾。而2025年关税战开始后,我们对美出口大幅下降,为了弥补美国市场的损失,不得不通过第二波低价竞争优势在其他市场发力增加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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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疫情结束后,全球的商品出口价格上涨了6%,其中发达经济体出口价格上涨了11.4%,不含中国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价上涨了8.9%,但我们的出口价格逆势下跌了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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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出口奖励、出口退税、结构性汇率下降叠加出口价格下跌来扩大我们的出口,减少我们的进口。但随着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迅速扩大,这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免受我们低价过剩产能的冲击,也是为了防止他们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失衡,于是纷纷趁机对我们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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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吃惊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出口,应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我们开始在国际贸易中,引进了“斗争”的概念。

4月25日,新华社报道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强调外部冲击影响加大,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

三郎注意到,其中国际经贸“斗争”的提法在过去未曾出现过,“斗争”的说法可能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我们在应对贸易摩擦中“硬刚”的基调。这表明我们对贸易战性质及其未来发展的判断有了极大的变化,这样的贸易策略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用建国后三十年国内流行的“斗争”强硬姿态来应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短期放大对抗风险,中期考验谈判智慧,长期取决于是否转化为建设性对话。若处理不当,将进一步碎片化全球贸易体系,将其他国家彻底推入美国围堵我国出口的同一阵线;若借机化解分歧,则有望缓和对外经贸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美贸易战带给中国出口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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