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0日星期六

馴虎記 | 怎麽馴化中國?論制度化

中國的政治鬥爭,一鬥爭就要見血,這樣的政治成本未免高得驚人


當代政治觀念 APR 21, 2024

Tigre dans une tempête tropicale (1891) © Henri Rousseau

庫蒙山食人獸


1907年,英國著名獵人和博物學家,金·柯貝(Jim Corbett),正跟朋友在印度北部靠近喜馬拉雅山區的地方打獵,忽然收到消息請他去印度庫蒙(Kumaon)地區獵殺一頭孟加拉食人虎。這頭食人虎係從尼泊爾境内逃竄至印度北部的庫蒙山區,方其在尼泊爾作亂時,殖民地政府曾組織官兵獵殺這頭猛獸,但屢屢被其逃脫。至1907年這頭食人獸在喜馬拉雅山區流竄7年有余,共創下436人次食人記錄,為歷史之最。

金·柯貝接下了這個重任,但是也給殖民地政府提了兩個條件:一是取消懸賞令,二是撤走已經組織起來的官兵和獵人。出於某種榮譽感,他不想被人當成是「賞金獵人」,也不想因爲組織不當,在亂哄哄的槍口下莫名其妙吃槍子。於是金·柯貝自己臨時雇來六個人,組成捕獵小隊,最後追蹤這頭猛獸到了印度北部查帕瓦(Champawat)山區。

當金·柯貝一行搜捕猛虎來到一處村子裡的時候,五十多口人的村子白天也大門緊閉,所有人都被嚇怕了。因爲這頭食人虎專門白天出來吃人,而且村子裏新近就有一名女孩被叼走吃掉了。金·柯貝的人馬來了以後,發現村子大白天大門緊閉,就朝天打槍才給村民壯壯膽子,不然他們都不敢出門。

這時候,金·柯貝已經是聲名遠揚的獵虎專家,他不但多次成功獵殺食人虎,在後來還獵殺過兩頭食人豹(但這是後話)。這一次,金·柯貝一行在村民延引下,走訪了周邊多處襲擊地點,踩點食人虎的出沒地點和習性,直到最後來到了新近事發地。

幾天前,有婦女兒童在山林裡摘橡樹葉用來喂牛。但是從樹上爬下來的時候,沒有看到正有老虎躲在看不見的地方準備伏擊她。她才一條腿落地,老虎一下就跑過來叼住了她的腿。在她還在掙扎的時候,老虎一口咬住了她的脖子,然後把她拖進林下灌木叢消失不見了。根據多個目擊者描述,金·柯貝已經把老虎的花紋和特徵深深地記在腦中。

金·柯貝一行高度警惕,就沿著蛛絲馬跡去找,發現了女孩殘留的頭顱和被咬斷的半截小腿,她的紗麗和裙子也在附近找到了。情況看起來就像是老虎把女孩剝光了再吃掉。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因爲依照金·柯貝的豐富經驗,老虎是通常會連衣服一起吃掉的,連頭顱和殘肢也不會剩下。經過像偵探一樣縝密分析之後,金·柯貝腦中生動地再現了當時場景,他好像自己親眼看到這頭猛虎在崇山峻嶺、岩石峭壁之間穿行。這時候衆人聽見了虎嘯,不禁心生畏懼。

就這樣在山裡搜尋幾天之後,金·柯貝一行找到了那頭老虎。最後一天,衆人敲鑼打鼓亂哄哄到處打槍,想把老虎嚇出來。老虎正蟄伏在隱秘的地方,也可能被攪擾驚嚇到。正在轉瞬即逝的一瞬間,金·柯貝一眼就看見了那頭老虎,毫不猶豫就朝她打了三槍,衆人立刻循著槍聲方向一時亂槍齊射。

金·柯貝永遠忘不了他第一眼看到那頭老虎的樣子:老虎右側上下犬齒均被折斷,下邊犬齒甚至一直斷到下頜骨。金·柯貝憑他豐富的獵虎經驗斷定,這個永久性創傷可能是很早以前的槍傷,是這頭食人虎無法正常狩獵其他動物的最重要原因,迫不得已她只能以人類爲食。

金·柯貝豐富的叢林經驗使得他意識到這個問題:這些食人獸幾乎無一例外總帶著某種殘疾或者創傷,這是牠們無法在野外正常捕食的根本原因。捕食幾乎毫無抵抗力的人類成了最便宜做法。也就是説,猛獸食人并不見得是因爲凶猛强悍,反而是因爲孱弱。¹

下面我們轉入本文主題:


馴化食人虎?現代國家的觀念轉型


對處在改革開放前夜的中國來説,國家剛剛經歷「前三十年動亂」,比經歷三十年虎患還要嚴重。中國古話常説「苛政猛於虎」,習近平時代超長待機的「反腐運動」也喜歡用「打虎」來形容打擊貪貪汙腐敗高官的決心。

中國人喜歡用「虎」來隱喻一種凶猛異常的氣勢和決心。但是不巧的很,這些觀念往往不是現代國家觀念。

中國人理解的「苛政」跟西方舶來的「暴政」概念有很大區別。當中國人說「苛政」的時候,中國人實際上是有預設的:「苛政」是「仁政」失控的結果,好的朝代是施行「仁政」的朝代,「仁政」失控無非是君王暴虐或奸臣當道;只要輪到好的君王和好的大臣,又可以迎回「仁政」。當古代雅典人痛斥「三十僭主」(hoi triákonta týrannoi)和「寡頭政治」(oligarkhía)的時候,雅典人就不存在對於明君和賢臣的心理期待:他們根本要堅持的是制度,而不是只對駕馭制度的人提出品格和道德要求。

你看問題出在哪裡?

在中國人理解的「苛政」概念裡,是不包含制度反省的:對於明君、賢臣的仰賴要遠遠超過對於限制「苛政」的制度性反省——似乎只要統治者道德上賢明,有沒有制度保障無關緊要。

不要以爲這只是古代人的事情。這一套落後的觀念殘留到「人民共和國」時代,形成了無法實現向正常現代國家轉型的制度化困境。「人民共和國」時代爲甚麼會在制度化上處處碰壁?這是我們今天要反省的問題。

習近平時代「反腐運動」的「打虎」隱喻,實際上就跟「苛政猛於虎」有著直接淵源。這是將國家的混亂歸咎於官員個人,這種情況在古代中國十分常見:在「苛政」肆虐的時候,民衆不攻擊君王暴虐,就攻擊奸臣當道——秦朝以後這,種情況就越來越偏向於後者。人們從不懷疑是不是「秦制」出了問題,只要出現「苛政」,痛駡的多半是奸臣當道(除非罵以前朝代才會指責當時君王暴虐昏庸)。雖然奸臣當道跟君王昏庸脫不開關係,人們更喜歡把鬥爭靶子對準奸臣當道,這樣做無疑是最安全也是最奸猾的,這就是人們常説的「反貪官不反皇帝」。現在中國人痛斥官員貪腐,但是不反對國家政府,跟「反貪官不反皇帝」如出一轍。也正是因爲這個原因,貪官汙吏似乎才是中國社會的「虎患」。

這是一種前現代社會觀念。肆虐中國的「虎患」並不見得只是貪官汙吏(對應諸臣),甚至領導人(對應君王)本身也不見得是「苛政」的主要部分。真正的「虎患」是無法制度化又桀驁不馴的國家。但金·柯貝告訴我們,「虎患」之所以是「虎患」並不見得是因爲強大,而是因爲内在孱弱。毋寧說「孱弱」才是這個國家真正病態的地方。

這是「前三十年動亂」埋下來的禍根。

「前三十年動亂」就像由國家政府主導的無政府主義動亂,雖然在改革開放時代被輕描淡寫,説成是「走了一些彎路」。「前三十年動亂」一個最惡劣的後果,就是沒能實現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這也是爲什麽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政府重新提倡「四個現代化」。不僅在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道路上失敗了,動亂還徹底擾亂了國家制度化。雖然在「文革前十七年」確乎有朝著制度化方向摸索的意思,但是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尤其是「反右運動」,徹底挫敗了制度化探索,徹底失去控制的權力給文化大革命徹底失控創造了根本的前提條件。

這就是鄧小平在1970年代末要面對的中國社會現狀:被包裹在國家形態裡的無政府主義動亂。這是一場至少持續了三十年的「虎患」。與英屬印度殖民地「虎患」不同,擺在中國統治者面前的「虎患」,不是要消滅的對象,而是要馴化的對象:是要把「虎患」馴化成現代國家。而其最重要手段就是實現國家制度化。

於是乎「馴化食人虎」就成了改革開放以後的時代隱喻。

怎麽馴化中國?

中國的政治鬥爭,一鬥爭就要見血。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爲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公衆無法理解、甚至沒有意識到的。

西方現代國家提倡公開透明的政治鬥爭,大大減少了流血鬥爭的政治成本。這恰恰説明政治鬥爭是可以不必流血的。中國之所以一鬥爭就流血,是因爲缺少制度化程序將政治鬥爭變成公開合法的行爲。

在中國人嘲笑日本和台灣國會議員因爲議會鬥爭甚至打群架的時候,中國政府官員卻在死氣沉沉地開會聼首長訓話,看上去一派祥和,給人一種完全不存在派系鬥爭的假象。甚至即使鐵證如山擺在面前,中國人也不相信真的存在派系鬥爭,人們只當那是謠言和八卦。中國政府更不喜歡承認政治鬥爭,因爲任何暗示内部鬥爭的跡象都像是在示弱。中國政府唯一承認的就是「打擊」,即使習近平明面上喊「鬥爭」,也是「上克下」,不是承認派系鬥爭或甚至「下克上」。

政治怎麽可能不存在鬥爭呢?中國政府刻意隱瞞鬥爭真相,把鬥爭説成是「打擊」腐敗看起來是賦予了某種優勢特權和道德上的合法性。實際上根本遮掩不住的事實是:中國缺乏將派系鬥爭合法化和公開化的制度手段。這並不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反而是巨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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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宇軒:為什麼小粉紅認為《三體》在辱華?習近平為何要淡化「文化大革命」錯誤?

沃草 發佈時間  2024/4/18 01:59:15


文/何宇軒

由中國科幻小說作家劉慈欣原作、經影視串流平台 Netflix 改編為真人影劇的《三體》在日前上映,而開頭的第一場戲就是文化大革命;雖然 Netflix 並未正式進入中國市場,但仍引發中國網友熱議;有人翻牆觀賞後,認為該劇是利用文革元素「貶低、詆毀中國」。然而在中國,文革的話題其實不全然是禁忌,在 90 年代由中國導演執導的電影中,例如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張藝謀的《活著》,也都有文革的描寫。在中共官方論述中,更已經認為文革是一項「錯誤」。究竟官方對文革的論述從 80 年代至今,是否產生變化?官方與民間,對於文革的認知,又有怎樣的落差?

研究中共黨史的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李福鐘認為,習近平沒有推翻過去認為「文革是一場錯誤」的論述,但已經對這樣的錯誤加以淡化;而淡化文革、推崇毛澤東的作法,就是要合理化習近平自己各種打破制度的行為。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起的群眾運動,十年間造成許多人傷亡。

文化大革命是 1966 年到 1976 年間,由當時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發起的群眾運動;他號召人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確保無產階級專政,但運動之後面臨失控,期間有一群狂熱的毛澤東思想信徒組成「紅衛兵」,對學校負責人和思想有「問題」的老師加以批鬥,包括拳打腳踢,甚至以皮鞭抽打之後,再遊街示眾等,造成許多知識份子傷亡。在《三體》的開場戲中,女主角葉文潔的物理學教授父親因為在課堂講授《相對論》,但紅衛兵認為《相對論》是愛因斯坦提出,而愛因斯坦又協助美國發明原子彈,因此將葉文潔的父親當眾毆打致死。

在文革結束後,中共官方對於文革的定調,呈現在 1981 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第二個歷史決議」)中;文中對於文革的描述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而對關鍵人物毛澤東的評價,則是「他(毛澤東)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李福鐘表示,「第二個歷史決議」把毛澤東評價為7分有功、3分有過,但至少對於文革的態度是否定的、承認文革就是一項錯誤。

既然官方曾經對文革有這樣的看法,那民間的觀點又是如何?李福鐘說,他曾經在 90 年代擔任記者、外派中國採訪,當時他接觸到一些民眾,在文革年代,大約是 20~30 歲的年輕人,也有人曾經被下放到農村。他們這一代經歷過文革的人,對文革的觀感都非常負面;李福鐘認為,「第二個歷史決議」反映的也是這種思潮,意即認為文革是錯的、中國應該要改革開放。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李福鐘。攝影:劉芮菁
政大學者李福鐘認為,習近平捧高毛澤東、淡化文革錯誤,就是要正當化他破壞制度的作法。資料照片(攝影/劉芮菁)

但文革結束至今已經近 50 年,已經有一大部分的民眾沒有親身經歷過文革。台灣智庫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吳瑟致表示,不管是「小粉紅」,或是一般中國民眾,他們其實知道文革在那個年代,帶來一定程度的浩劫;民眾知道文革是不好的,可是當外界在檢視這一切的時候,他會連帶把自己也放在整個共同體裡、把那個時代的背景、與整體的中國、中共政權、領導的錯誤、歷史的錯誤等等,都連結在一起、也把自己圈在裡面。

再加上習近平執政後,也善用數位的力量,加強民粹主義的運作,所以才有「小粉紅」這樣的現象出來。當中國內部對相關議題的討論,越來越緊縮時,黨中央又善用民粹的模式,讓這些小粉紅更加站在政治正確的路上。

但另一方面,吳瑟致也質疑,這些小粉紅的反應(批評電視劇拍出文革),真的是基於對國家的認同、希望不要因此詆毀中國的形象嗎?或者,他們只是站在一個政治正確的角度,做這樣的論述?「假設今天中國內部政治出了問題、出現很大的轉變,或這些小粉紅,從外部獲得更多資源的時候,那他們的路線會不會改變?」

既然民間對文革的態度有世代的落差,那中共官方的論述,是否又產生變化?事實上,習近平在 2023 年 12 月《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 130 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毛澤東的歷史功過時表示,「我們黨已經做出了全面評價,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的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從內容看來,似乎沒有脫離或顛覆「第二個歷史決議」的論述。

李福鐘認為,習近平雖然沒有要推翻先前的論述,但仍有刻意淡化的現象;「他當然也還是否定文革,沒有想去推翻歷史決議,但可以看得出來,他對文革沒有太大的痛恨,這是我比較訝異的地方」。李福鐘進一步分析,習近平在那篇講話中,全力捧毛澤東,反觀對文革的錯誤,就只提到那麼一句話而已,比例明顯有差異;他認為習近平將會把中共黨史的論述,做重新整理,而且在整理的過程中,會去貶抑、淡化,40 年前所通過的「第二個歷史決議」,重新拉抬毛澤東的地位。

李福鐘進一步認為,習近平捧高毛澤東,就是要正當化、合法化他自己的路線、才有利習近平繼續掌握權力,例如他的三連任等破壞制度的做法。當年毛澤東擔任中共黨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一路當到死為止」,而鄧小平在 1980 年代,則推動了幹部年輕化、廢除幹部終身制,建立接班制度等,習近平卻一直在打破這些規矩;在 2022 年的中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十大),習近平也打破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派系共治的狀態,整個政治局的常委,全都是他的人。

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政治學者吳瑟致(攝影/廖昱涵)
政治學者吳瑟致認為,中共當年稱文革是錯誤,不是真的在檢討過去的錯誤。資料照片(攝影/廖昱涵)

吳瑟致也提醒,雖然中共當年稱文革是個錯誤,但不能用類似「轉型正義」的概念去解讀,意即中共並不是真的在檢討過去的錯誤;在論述上,中共認為,這個錯誤是在於政治的動員、所引起的社會紛爭、動員後所產生的社會效果,但不是在一開始的決策。因為如果檢討到決策的話,那包括毛澤東等當時的中共黨政高層,都會被歸到歷史錯誤的那一邊,這會影響整個中共的領導接班,或政權的延續。

吳瑟致觀察,習近平從第三任期開始,對於過去歷史層面的檢討,比前面幾位領導人都更加緩慢,甚至完全沒有任何動向;至於習近平在 2021 年推出的《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又稱為「第三個歷史決議」),吳瑟致認為,習近平是試圖在畫下紅線;這意味著,在紅線之前,對於中國、中共過去的歷史,或許有一定程度的討論空間,但是當「第三個歷史決議」出來後,就要以習近平確立、定性的、對於歷史發展的解釋,作為最基本的論述基礎。「畢竟威權國家的領導人會擔心,當檢討到領導人或集體的時候,一旦他們自己也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時,他的錯誤也會被後人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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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结构演变对“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广度分析

江上小堂  Matters 20200731


今年是农历戊戌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两个甲子;同时也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在近代同样遭到来自西方的冲击后,中日两个邻国受其影响都做出了反应和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目标都是要通过变革来促进和实现国家的强大。其中,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都是影响两国的重大事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因而,常常被用来作对比。而今年,又是一个好时机。



通常的评价是,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而“明治维新”成功了。根据是,发起“戊戌变法”的政治人物,光绪皇帝和康梁等维新人士在与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斗争中落败了,被囚禁、被斩首或流亡他国。而“戊戌变法”的后续影响,清末的“君主立宪”也未能取得成功。等于说政治行动和政治影响都失败了,就更谈不上促进和实现中国强大这一更高目标。

而“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据则是,日本成功地建立了维新政府和“君主立宪”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实现了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增强了综合国力;并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进而跻身为亚洲第一强国和世界强国。

然而,将“戊戌变法”与 “明治维新”对比还是有些不恰当。时间跨度相差很大。“戊戌变法”仅持续了100天, 始于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而结束于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囚禁,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

而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发表《五条御誓文》。而结束时间说法比较多,最早为1871年完成废藩置县,维新政府实现国家统一。算下来也有三年。而以1889年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为结束标志,则有30年左右。那自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经过清末君主立宪,再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廷退位,才23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正好31年。所以,将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自“戊戌变法”开始到五四运动爆发这段时间相比,比较恰当。

实际上,更广泛而言,问为何中国近代失败了而日本成功了,更为恰当。观察期大致相同。人们之所以爱把这两者比较,是因为“戊戌变法”就是甲午战败后中国在主观意图上对“明治维新”的效仿。


一、吸收西方VS融入西方:两个变革对西方采取的态度及对策不同

更广泛地比较“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那为何在近代,日本努力成为强国成功了,而中国的努力失败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和日本对西方的冲击和挑战所抱有的态度和采取的对策不同。

总体而言,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是排斥的。在政治上想摆脱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条约对中国主权的限制,赶走西方势力。在文化上也尽力抵制西方的影响,致力于将在中央政权软弱时西方所施加的影响清除出去。只是愿意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利用西方的思想并“中国化”。而日本则在思想文化上积极拥抱西方,而在政治上同样想摆脱西方的干预和限制。因而在对策上,中国是不放弃自己的文化主体,而吸收认为有利于改进自我的西方成份,张之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所谓“托古改制”,鲁迅所谓“拿来主义”;而日本则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化主体,愿意融入到西方文化和体系中去,福泽谕吉所谓“脱亚入欧”。

体现在变革举措上,日本“明治维新”的变革是全方位的,思想、制度和器物层面渐次推进。以思想变革为先导,制度和器物变革紧随其后。明治天皇《五条御誓文》第四条:“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第五条:“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业”,表达了抛弃旧的思想文化,全力向西方学习的决心。

1871年,明治维新第三年,日本派出了由46名官员组成的庞大的使团,历时一年零九个月,对欧美12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军备等多方面进行了详尽考察。包括会见各国政要,观摩议会,参观工厂、学校和军营。而清朝是在1905年,30多年后才派出五个大臣出国考察,时间还不到半年。比日本的重视程度明显相差甚远。而且在与西方国家签订条约时,主动要求到西方国家去签订,趁机了解考察西方国家。可以说,日本如饥似渴,抓住制造一切机会向西方学习。

考察团回国后,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随后,日本全面引进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像西方一样兴建工厂,修建铁路,兴办学校,建立新的陆海军。大量译介西方书笔籍,高薪聘请西方的教师和专业人士。通过废藩置县,政府组织改革、最终以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为标志,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实力大为提高。

而中国对西方的吸收则是不情愿的和被动的,有限的和有选择性的。最先是只想在器物层面改改,就搞了“洋务运动”,举办工厂和加强军备。结果与日本一交手,被打败了,才想效仿日本,从制度入手搞了“戊戌变法”,又失败了。后来还是不行,就搞预备立宪。结果也没搞成,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所谓的“共和”政体也不灵,又才想到从思想上搞新文化运动。这就与明治维新不同,中国这三个层面的次序是完全搞反了,先器物后制度最后才是思想文化。而且三个层面是在不同时区段搞的,不同步不协同,效果就不好。

再加上体量的影响。中国对西方吸收得少,体量又大;而日本对西方融入的程度深,又小得多,自然两者的效果就相差悬殊了。

日本向西方积极学习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与它是文化的追随者有关。历史上,日本是中国的学生,引进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后来与西方接触后,发现西方是更好的老师,就比较容易弃旧迎新,“脱亚入欧”实际就是“脱中入欧”。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提出,“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

而中国是文化的原发地,历史悠久。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一向有优越感,自以为中国是天下的文化中心,其它地方都是蛮夷。从当老师转为当学生,心理上就很难接受。加之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惰性也大。中国没法“脱中入欧”,只能“改中入欧”。这个就比日本难得多。

政治结构上,日本维新前,众多的藩国有自主权。因而对西方可能会有多种不同的反应。比如长州藩和萨摩藩就对学习西方非常积极。哪种应对取得更好的效果,就会起示范作用被其它地区效仿。历史正是如此,长州和萨摩等藩通过学习西方变得更强大,从而他们的应对模式得以成为共识。而中国的权力是统一的,对西方的反应就是单一的,缺乏试错和比较的机会。假如,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遭遇到西方,可能就会比清朝时期做出更积极的选择。


二、文人VS 武士:推动两个变革的精英特质不同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也与推动和领导两个变革的两国精英的特质不同有关。推动 “戊戌变法”的精英是中国的文人、读书人,以记住儒家的道德训令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制为目标。除此之外,一概不知。而推动和领导“明治维新”的精英是日本的武士,文武双全。不仅要会武,还要习文,更要塑造品格。日本武士比中国文人的综合素质高。这不仅是“戊戌变法”失败和 “明治维新”的成功的原因,也是“甲午战争”及整个近代历史,中国失败了而日本取胜和成功了的重要原因。

日本的武士阶层对推动和领导“明治维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维新三杰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都是武士出身。武士文武双修,兼具勇气、品行、荣誉、智识和实务经验。武能带兵,文能筹划和理政,能独当一面。背后又有反对幕府,支持维新的地方强藩。而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大多是没有实务经验的读书人。在勇气,胆识和政治斗争经验上明显不如日本的维新派。而且背后缺乏支持维新的实力派。日本的武士维新派能自己领导维新运动,而中国的文人维新派则只能停留在出主意上,没有能力领导实施。

中日两国精英特质的不同又取决于它们不同的政治结构。中国早早地就结束了分封制,而建立起了“大一统”的郡县制。中国同是分封时代的贵族和“士”,比较接近日本的武士,需要文武双修,全面发展。因为分封制下,诸侯和大名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又处于列国争强的环境下,就需要既能理政,还能带兵打仗,因而需要文武双修。他们对自己的后代和招用的人才也会如此要求。而天下一统之后,皇帝就不需要反而忌惮文武双全的精英了。鼓励天资聪颖者专意学文,成为官僚;同时吸收不那么聪明的人当兵,对于巩固皇权最为适宜。而随着隋朝建立起科举制,就将这样的精英培养和筛选偏好制度化了。

所以,中国的事情,就是由官僚,文人和武夫在运作。官僚也是文人的底子,只是多了些官场经验。由武夫组成的官兵,一没学识,二品行和荣誉感都差。基本都是“大老粗”。像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是少数的例外。他们是在特殊条件下,从文人跨界带兵。而且他们也局限于军事战略、后勤和统筹上,军事指挥和上战场带兵战斗并不在行。文人则缺乏胆识,不能践行道德原则而流于虚伪,尽忽悠别人了。知识结构也不全面。挑头干事,独当一面不成。“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武夫更没有道德原则,谁拳头大就服从谁。但相对比文人有勇气。所以,挑头干事的多是武夫,文人则看谁的势力大,就依附谁,去为他出谋划策。

总而言之,中国的官僚文人在政治政务方面比武士差,武夫在军事上也比武士差。虽然,日本后来废除了武士阶层,中国废除了科举制,但两个国家传统的精英特质还是沿袭了下来。甲午战争中,中方的官兵的军事素质比日方的差远了,输是必然的。“明治维新”的成功和 “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三、强君做弱VS虚君做实:两个变革君主权力的增减不同

中日两国在近代败于西方后,都不同程度转而向西方学习,先后致力于政治变革以强国强兵。但因两国当时的政治结构相差很大,相同的政治结构目标因起点不同,自然变革过程不同,也很大程度导致成败殊异。

日本的“明治维新”率先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为政治变革目标。所谓“君主立宪制,就是君主在宪法下行使权力。以区别于君主权力不受限制或少受限制的君主制。“君主立宪”不能理解为由君主来制定宪法,而是君主之外的其它群体,贵族或人民为君主和国家制定宪法。“君主立宪制”又分为“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前者君主亲政,与议会或政府分割国家权力。不同国家不同阶段,君主和议会或政府所掌握的权力不同;后者君主不亲政,仅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权力全部掌握在议会或政府手中。

当时,英国已演变为“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德国则是“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在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力主下,日本最后决定仿照德国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蓝本,赋予了天皇很大的权力,包括立法、解散议会、统率海陆军。从而将地方权力集中到了国家层面,并由天皇和政府内阁分割。而维新前,天皇是“虚君”,没有任何权力,只是国家形式上统一的象征;幕府将军掌管国家权力,众多藩主各行其是,是一个权力分散的政治结构。因而,对日本而言,“君主立宪制”是将“虚君”做实。

而对中国“以日为师”的“戊戌变法”和后来的“预备立宪”而言,“君主立宪制”则是将“强君做弱”。中国早就是“大一统”郡县制,权力本来就集中在国家层面。在制度上不需要像日本那样将分散的地方权力转为集中到国家。而在国家层面,皇帝又拥有全部的权力,几乎不受任何限制。所以,对中国而言,“君主立宪”就是削弱皇帝的权力并以宪法予以限制,是“强君做弱”。

但不巧的是,当时清朝已进入王朝末期,内有“太平天国”的大折腾,外有西方列强的敲打和甲午战争败于日本。朝廷的权力下降了,地方拥有了较大程度的自主权,也呈现出权力分散的格局。另一方面,慈禧太后又是实际的最高权力者,光绪皇帝作为正主也是个“虚君”。所以,以当时的政治态势来看,而不以政治制度来看,中国搞“君主立宪制”也具有集中地方权力和加强君主权力的作用。

对日本而言,“君主立宪制”是加强国家和君主的权力,而对中国而言,“君主立宪制”则是削弱国家和君主的权力。维新派和立宪派提出“以日为师”,则混淆了政治制度和政治态势的区别。自然政治进程和结果都不相同。

一般而言,“君主立宪制”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民族单一;二国家小;三君权神授。日本天皇自带神性,被日本人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代,而天照大神是日本神道教中最崇高的神。欧洲君主则要被基督教会承认才具有合法性。教会即限制了君权又保护了君权。在日本和欧洲君主制国家,即便贵族或大名的权势超过了天皇或君主,也无法取代天皇或君主。所以,日本天皇能够万世一系;而欧洲的君主承袭也非常稳定。

而中国显然不满足前两个条件。而且,中国的皇帝或最高权力者被认为是“天子”,由天授命。但“天命”本身则需要由实力来证实。所谓前朝“命数已尽”与新朝“天命所归”是由实力来判定的。所以,中国的“君”一定会是“实君”和“强君”,“虚君”和“弱君”立不住;也没有价值,不能给国民提供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寄托。三个条件都不满足,当然搞不成。


四、增强个体VS凝聚群众:两个国家增加国力的方式不同

推动“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维新派都认识到,国家强大的基础是国民素质。仅仅变革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日本的维新人士很早就具备了这一认识。1869年,木户孝允在给天皇的《振兴普通教育实乃当务之急》建议书中就指出:“国家富强的基础在于人民富强,当平民尚未脱离无识之竟时,王政维新的美名也只能徒有其表而已。对抗世界富强各国之目的也必然难以达到。因此,使平民百姓的知识进步,吸取文明各国进步之规则,逐步振兴全国学校广泛普及教育,则是今日的一大紧急任务”。1870年,福泽谕吉撰写《劝学篇》,提出“一国之独立,基于一身之独立,乃学问之急务。”

这些主张迅速地转化为国家政策。日本政府在全日本推行全民教育,让平民也有受教育的机会。1872年,日本中央政府颁布了“学制”,要求“邑中不得有不学之户,家中不得有不学之人”,学制颁布后,日本全国的小学达到了24千所。1879年,又颁布了《教育令》,规定儿童最低必须接受16个月的义务教育,不久之后,义务教育时间发展到3到4年;推行初等教育,提高国民的识字率和计算能力。连西方国家也认为日本的基础教育搞得好。甲午战争时期的明治军队,已经形成了一支拥有基础文化的武装力量。日本军人无论职位高低,普遍都具有良好的基础教育。这也是日军单兵作战能力和协同作战都非常高的重要原因。

而中国的维新之士也认识到教育及国民素质的重要性。“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就是教育改革。主张废除八股,将各地书院改建为兼习中西学的新式学堂。并推行普及义务教育。康有为主张,“凡七岁学童,皆必入学,逃学中缀,加罪父母”。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接触到大量日本译介的西方经典,启发了他深入思考;他随后陆续写下了大量文章,对比中西方文化差异,抨击中国人奴性、旁观等“劣根性”,提出新时代新国民应有的“德性”。进而将国民教育提高到改造国民性、塑造“新民”的高度。

梁启超指出:“凡一国强弱兴废,全系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手国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国民之习惯与所信仰。然则欲国家之独立,不可不谋增进国民之思想,不可不于其所习惯、所信仰者,为之除其旧而布其新”。又说:“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他的这些思想被称之为“新民说”。1902年,《新民丛报》开始连载他的这些文章,引起巨大反响。他的“新民说”对后来批判儒家思想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具有深远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其教育改革的政策主张在清末新政中才得到了落实。但中国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始终赶不上日本,教育普及程度比日本相差甚远。然而相同的是,近代中日两国精英都是从强大国家的目的来主张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被当成手段而非目的。日本的国民教育要求绝对服从天皇,而中国的启蒙和教育则鼓吹“爱国主义”。这分别导致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和中国建立起国家主义意识形态。

单纯以强国而言,日本提高国民素质的主张付诸实施并奏效了,而中国诸如“教育立国”的主张却没有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对国民教育的重视和投入一直都不足。更没有达到强国的目的。迟至改革开放后,才主要靠庞大的人口基数而成为强国。原因何在?

这还是与政治结构和国家规模相关。一个国家的国力基本由国民素质,人口规模和组织化程度所决定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权力分散在地方。因而基层组织化程度相当高。通过“大政奉还”和“废藩置县”,日本迅速将权力集中到国家层面。这样国家就能充分动员和组织全体国民,迅速增强国家的实力。自维新伊始,仅仅只用了一年多时间,日本就迅速地平息了内部冲突,实现了整个国家的完全统一。因而在组织化程度方面,日本不需要做太多的努力和进一步的努力。要继续增强国力,就只能依靠提高个体能力,提高国民素质。加上人口相对少,就更增加了提高国民素质方面的压力。

这也是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将权力的集中化视为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方面。“在欧洲大陆,和在大部分当代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一样,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不仅对于统一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进步也是必要的”。“在西方世界,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权力的集中和现代化改革先发生在欧洲大陆,然后发生在英国,最后才发生在美国”。

但中国的问题与其它国家都不同。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基层缺乏组织化,相反权力早已集中化。皇权通过官僚体制而集中垄断权力,但只延伸到达县级。县级以下,则是分散的宗法家族,组织化程度相当低。当中国被西方和日本打败后,精英后来就把失败归结为宗法家族造成“中国是一盘散沙”,认为西方列强是“小而强”,中国是“大而弱”。弱的原因就是宗法家族制度。如蒋廷黻就在《中国近代史大纲》总论中写道:“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

所以,中国的变革方向就逐步转向提高基层的组织化,将广大国民纳入到政权能支配的组织体系内。相对于权力向上集中,这就是权力向下扩展。而权力的向下扩展又必然要求加强集中权力。更强大的集中权力,才能够组织和控制更大的范围和深度。

这就导致中国将更多的资源和时间投入到凝聚大众成为一个统一行动整体,而不是增强个体能力上。在“改造国民性”上,就着重培养国民对组织的适应性,而反对培养国民的独立性和发挥个性,要求一致性和消除差异。“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注重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和才能,仅仅够用就行了,而不能损害组织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中国人口众多,又存在民族、地区差异。可想而知,要将中国建成为一个权力集中、组织化程度又非常高的国家,任务相当艰巨,需要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内部冲突。同时中国是大陆国家,还需要处理与周边邻国的冲突。而日本是个岛国,基本没有什么外部威胁。而建成之后,同样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维护整体的稳定上,消除不稳定因素;而不是提高国民素质上。

中国这种在原有国家范围内将“一盘散沙”凝聚起来的应对方式非常不合算,必然会长期限制和抑制国民的发展。“沙”凝聚起来仍然是“沙”。中国的地方省份与日本的规模差不多。如果能以地方为相对独立的整体来凝聚和组织化,就容易得多。组织规模越小,建设和维持的成本也越小,这是显而易见的。继而为了增强国力,就会把资源和时间投入到全力提高国民素质上。但遗憾地是,在长期的“大一统”塑造下,地方已丧失了能作为一个独立体的独特性,也无法克服重建“大一统”的冲动而消除地方之间相互吞并的冲突。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精英和大众,都支持在原有的国家规模上整合。对西方的排斥和恐惧,让他们愿意抱成更大的团来应对西方,为此牺牲奉献。

对比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包括“戊戌变法”在内的近代历程,两者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要富国强兵。但因为不同的文化心态,日本选择了融入西方,而中国选择了总体排斥和部分吸收西方。又因政治结构的不同,日本的制度变革表现为权力向上集中,主要靠提高国民素质来增强国力。而中国的制度变革过程逐步转向权力向下扩展和加强已有的权力集中,最终定型为“党国制”。而主要靠凝聚庞大的国民来增强国力。政治结构的不同也决定了两国推动变革的精英的特质也很不相同,影响了变革的成败。国家规模及地缘因素也是影响变革成败的重要因素。

但由于中日的强国之路都是将个人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都走向了歧路。日本很快实现了强国的目标,但却走向了军国主义。二战失败后,才在美国的主导上修改宪法,废除了有悖于自由民主理念的内容,转型为完全民主的国家,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但“明治维新”为二战后日本顺利转型和重新富强打下的良好基础,功不可没。一是对自由民主平等理念有很好的接受度,二是较高的国民素质,三是较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工业生产能力。

中国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经历了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国共内战,最终中共以“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模式,以巨大的代价实现了更高程度的统一,权力控制的范围更广,权力更加集中和强大。从而增强了可以集中支配的国力,将西方势力及其影响完全从中国清除了出去。所谓“党国”模式。“党国”模式也同样为国民党所采用,但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做得更彻底和更纯粹,因而最终凝聚的力量没有共产党多而败于共产党。

“党国”模式的建立与维护都是以牺牲个人的更多可能发展为代价,而把资源和时间耗费在维持整体的统一行动上。它不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不像民主制度主要以协同来实现组织化,而主要以支配和服从来实现组织化。对于日本这样规模适度的国家,绝对的支配和服从可能是合算的,只会付出小的组织成本。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就会付出沉重的组织成本。

在改革开放前,“党国”模式推行得甚为极端,以至于无法生产出足够的资源来维持这一模式。改革开放后,才有不同程度的放松和对外开放。个人获得更多发展,才持续产出巨量的经济资源,维持并扩展了这一模式。然而,“党国”模式与个人的发展是根本冲突的。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两者的矛盾愈来愈难以平衡与调和。

完稿于201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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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 | 新帝国综合征:后苏联民族问题的症结

 金雁 友朋说 2022-03-18 23:46


终于见到了期待已久的季什科夫的大作《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以下简称《后苏联的民族冲突》)一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生的瓦列里·季什科夫是跨苏联和俄罗斯两代的资深民族问题专家。他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就一直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就是民族志研究所的副所长,剧变以后曾任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在普京时代是俄罗斯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现在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什科夫虽曾在“体制内的高位”,却没有沾染上从学者变成政治家的官僚习气,也能始终保持一份不被自己的研究对象拖着走而“迷失在角色”中的冷静。他是当今俄罗斯罕有的勇于反思且能够宏观把握俄罗斯民族问题症结的“解惑者”。季什科夫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剖析苏联解体后的民族问题大部头著作《后苏联的民族冲突》由姜德顺先生2005年开始动手从英文翻译,到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虽说我们现在拿到手的中文译本距离作者写作时期已过去了十多年之久,此时俄罗斯国际国内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叶利钦之后又经历了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任总统,外交政策的定位坐标也几次变化:从叶利钦的“面向西方”,普里马科夫的兼顾东、南的“欧亚主义”以及普京前期的“向北”的“斯堪的纳维亚主义”和普京后期的“新斯拉夫主义”+“强国主义”,但是该书至今读来不但没有过时的感觉,仍有振聋发聩的功效。可以说季什科夫当年对俄罗斯民族问题发展前景定义的“过渡中认同”以及深刻的反思,使人不能不佩服季什科夫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感和高屋建瓴般对后苏联族裔问题的整体把握。

苏联早期“实力至上”的民族政策的后果

我们知道,苏联早期民族政策的设计此一时彼一时的差异很大,它完全是根据自身的实力调整的。1917年11月2日通过的《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具有很强的“革命党”色彩,十月革命前处在反对派立场上的布尔什维克希望各个民族“越乱越好”,在内战阶段因为需要民族主义支持新政权,也唯恐各个民族不“独”、唯恐非俄罗斯民族“缺乏民族自决权”。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特点就是不但同意自治,而且赋予自治很大的权力,宪法中承认“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都是自治实体”。比如在对待乌克兰独立问题上,1917年6月27日列宁说:“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都不会否认乌克兰独立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更不用说社会主义者了,只有无条件地承认这种权利,才能真正同万恶的沙皇制度的过去永远决裂。”正如后来索尔仁尼琴评论的:“列宁的这一行动表明,他完全容忍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甚至容忍乌克兰在分离出去后成为君主国!”等到布尔什维克自己变成了国家的主人,权力稳固下来,力量足够大了,“民族自决权”就成了从自己身上割肉,而这时就需要以稳定压倒一切来取代民族自治了。
  
包括1920年9月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俗称《卡拉汉宣言》)中说,“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这些被我们欢呼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方针也就是听听而已,不能当真,等苏俄的处境稍有改善,它立马就不认账了。季什科夫坦承:“一旦布尔什维克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们就会消除与自己的图谋相脱离的权利,给支持各独立民族国家思想的人,贴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标签”,因为从骨子里“苏维埃政府包括列宁本人尽管还发表冗长的政治花言巧语,但并不热心支持族裔联邦制”(57~58页,所有引文的页码均出自该书中文译本,下同),“一旦布尔什维克们的军事局面好转,政府就严格限制自治体的政治地位,列宁多次给瓦利多夫说,先前的协议只不过是‘一张纸’”(62页)。可以说苏俄早期的民族自决背后掩盖了太多的实用主义的考虑,官方批准的民族主义从来都是中央政府需要的一种政治策略,而他们“对真正的民族主义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仁慈”(68页)。
  
我们后来把苏联的这种政策转化归罪于“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其实这是“执政党”不同于“革命党”的决策变换。超脱点看,这种基于利益的谋略外交对于苏俄的生存与壮大确实有过成效,但问题是它的“双重性质和矛盾特征的联邦制的荒谬开始让这个苏维埃政府为难”(59页),这种实用主义的“仓促设计”为日后的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1924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苏俄变成了“苏联”,俄、乌、白俄、南高联邦成为首批四个加盟共和国。苏联时期所谓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盟”,实行的是一种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独特的“集权一党制下的‘自由国家联盟’”制度。一方面,根据十月革命后的民族自决原则,联盟宪法和共和国宪法均规定了自愿加盟、自由退出的原则,正如前苏联国歌的歌词中唱的“伟大俄罗斯,永久缔联盟,独立共和国,自由结合成”。布尔什维克不但允许这首批的加盟共和国设有包括“外交部”在内的“中央”政府,还在国际社会张扬其形式上的“主权”,直至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与俄罗斯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这样做是为了贪图其“一国占有三席位”的特权。但是这种“联盟”在全境实行一党制,而且党内高度集权统一,加盟共和国的党对联盟党中央而言完全是下级,没有任何自主性可言,并且也不存在反对党。执政党的集中统一便使联盟成员在法律上的自由退出权成为不可能行使的虚假权利。当时谁要敢以宪法为根据实行其“自由权利”,在党内立即就会被干掉,根本不可能在政府或议会的层次上提出“退出权利”,所谓的“人民的意愿,只不过是一种寓言,一种政治工具”(102页)。
  
这种状况是以党国不分和党内集权为条件,一旦“党国”体制有变,联邦成员本来就合法的自由退出权便由虚转实,使“联盟”的解体变得难以避免。在苏东剧变过程中,三个这样的“联邦”国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都解体了。但没有实行这种“联邦”制的其他几个多民族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尽管也有民族问题,也实行了民主化变革,却没有损害国家的统一,更没有导致国家分裂解体。因此民主化绝非导致联邦解体的原因,但那种设置了自由退出权的“联邦”体制,却使这种联邦在“党危机”中难免解体的命运,即便没有民主化,只要党内斗争失控导致党的分裂,哪怕是分裂成几个各自同样集权而丝毫也不“自由化”的党,国家的统一也就完了。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建国史给其人民留下了无数伤痛的记忆”

季什科夫认为,“苏联既是苏维埃各个族裔民族的摇篮,也是他们的牢笼”(455页),“苏维埃斧头大规模建构民族工程到处留下了人为制造边界”的痕迹(68页)。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胜利与民族践踏和驱赶是同步的,斯大林时期民族居住地布局的调整力度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从1919年开始有一百二十五万哥萨克遭难,1931~1932年有两百万库班人被流放,同时期又有两百万哈萨克人饿死或者离开了他们的故土(71~72页)。1926年全苏第一次人口统计共有一百九十五个民族,十月革命后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了地方自治政权,伏尔加河的日耳曼人建立自治共和国,北高加索的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分别建立了本民族的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克里米亚鞑靼人建立了自治共和国,不久他们就遭到了厄运。第一次的纯粹民族迁移是针对朝鲜人的,1935年有大批的远东朝鲜人迁移到哈萨克斯坦。苏德战争爆发后两个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一个秘密决议,说这些民族当中有人通敌,斯大林认为这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背叛”,“根据战时的法令,必须对全体民族采取惩罚性措施”,把他们全体迁移到其他地区。这些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称呼“被惩罚民族”。
  
1943年12月从高加索完全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迁走印古什人和车臣人,3月迁走巴尔喀人,5月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走,6月克里米亚的希腊人被从自己的家园赶了出去,11月格鲁吉亚的梅斯赫特突厥人与赫姆辛人被迁移。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身份被划定为所谓的“特殊定居者”的迁移人数为二百七十五万三千三百五十六人,其中一百二十万日耳曼人、三十一万六千车臣人、八万四千印古什人、十六万五千鞑靼人、十万立陶宛人、八万一千卡尔梅克人、六万三千卡拉恰伊人、五万两千希腊人、五万梅斯赫特突厥人、四万五千摩尔达维亚人、四万列托人、两万爱沙尼亚人(75页),这些数字还不包括被监禁和枪毙的人数,也不包括冻饿病死的死亡人数。这些“被惩罚民族”的民族政权同时被撤销,所谓的“少数民族自治实体”是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受压制的各民族被迫经受了极度的身心创伤——屈辱与丧失集体尊严,成为被摧毁民族和无法律地位的“双重少数者”,它们的领土分给其他共和国或者建立新的行政单位。在被安置地,这些人被剥夺了基本公民权,受到种种严格的限制,他们只能居住在划定的“特殊居住区”内,在居住地四边设置了路障、岗哨,移民不能随便出入,每月要到当地内务部门特别局登记,共产党员要由武警押送参加党的会议,不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开设学校、发行书籍和报刊。像日耳曼人原来有五所高校、四百所中小学,而迁入地没有一所学校;克里米亚鞑靼人原来有九种报纸、三种杂志、一所科学院和一个民族剧院,强迫俄语教育使这些民族的文化水平大大降低。虽然1964年和1967年分别给日耳曼人和鞑靼人恢复了名誉,认为给他们加上支持德国法西斯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迁移后遗症的难题却无法抹平。后来这些民族返回家园的斗争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索,也是如今族际关系紧张和族际冲突的主要原因。

“强制同化”与“人为异化”

后斯大林时代,单一的发展战略和强迫接受来自中央意识形态宣传的总体框架并没有改变,但是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告一段落。此后的1960年至1980年,苏联政府都在为消化斯大林惩罚性的“民族大搬家”的“后遗症”绞尽脑汁,当时的政策是“花钱买平安”,政治上的钳制与经济上收买并行。应当承认,这一阶段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成就也是不容置疑的,除了计划体制在工业化原始积累中的优势外,苏联统一计划经济空间的存在也是其他民族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苏联一方面强化中央集权,对各个民族分而治之,“以各族群的层级”理论消除地方认同(60页),使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族裔关系不匹配。此时民族政策的具体做法是,不尊重你的人权,却比较尊重你的“文化”,甚至可以大力扶植你的经济。苏联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甚至仅仅是根据领导人的喜好,有时固然搞强制同化,有时却也搞人为的“异化”、夸大的文化保护意识,有意识地搞一些大熊猫式的“稀有民族”。“文化歧视与文化再造并行”,文化特征成为被中央使用的战略武器,只要你在政治上听话,别的什么唱歌跳舞、传统民俗、年节礼仪乃至语言文字之类的“民族特色”不仅可以保留,而且往往还大力提倡,甚至人为地阻断自然融合,强化民族差异。政治上不许有异端,“文化”上却提倡有“特性”,一些“专业形式的文化得到支持和发展,甚至被炫耀”(77页)。但是排他的特性认同一旦形成就难以逆转,而缺乏人权导致的不满却不会因为“文化”的受保护而消失,而从唱歌跳舞中成长的排他性认同反而成为争自由的纽带,“潜藏的隐性民族性”一旦有机可乘就会转化为显性的政治民族性、激进民族主义。比如苏联时期“文化”上如此受抬举的穆斯林族、白俄罗斯族剧变以后不但照样反水而去,有时还更加反目成仇,“恐俄者”并没有因为“文化保护”而减少。
  
第二个特点是“以面包代替自由”,经济上向民族地区倾斜,对被统治民族在严防政治异端的同时,给予经济和其他利益上的恩赐,甚至牺牲“统治民族”的利益来实现这一点,而这样做无需征求“统治民族”人民的同意。然而在非民主制度下,他们“代民作主”镇压非俄族裔的账被算在了俄罗斯人的头上,导致非俄民族怨恨俄罗斯,连带怨恨联盟。但他们“代民作主”慷俄罗斯之慨恩赐于非俄民族,却不会使后者感谢俄罗斯,俄罗斯人却因此埋怨苏联。这种两边不讨好的做法不但使两边对联盟都增加了疏离感,造成政治高压消失后的联盟更难维系。另一方面中央大肆收买地方精英,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文化普及程度甚至超过了俄罗斯地区,以为讨好了地方精英就可以保证苏联各民族的团结,尤其是后期由于培养了大批民族官僚和民族知识分子,实行干部本土化,并且处处迎合这些群体的利益。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推动苏联解体的强大力量源泉,正是苏联培养的这些貌似“没有民族倾向的政治家”的合力“成功地埋葬了”苏联(125页)。
  
另外,这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人敢于承担责任和缺乏长远考虑,苏联整个的官僚体系中的人都想的是,“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绝对不能“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斯大林种下的民族恶果已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直至形成与“民族政策有关的所有事物”都患有一种“敏感症”,所有的人都以自我蒙蔽的办法假装它不存在。官僚集团一致的做法是“绕着走”,不去碰它、不去变动它,守住旧摊子,保住乌纱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说法是:“苏联是发达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谐平等。”勃列日涅夫晚期曾出现过试图推动民族关系的企图,比如1977年新宪法讨论过程中涉及民族关系,1984年苏共二十六大前夕有人建议成立一个社会民族政策部,建立民族管理委员会,专门理顺民族关系和解决各民族之间的领土争端,但是都由于遭到党内强硬派的反对而流产再无人提及。到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时期,民族问题的累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安德罗波夫在庆祝苏联建国六十周年时承认说,苏联的民族问题十分严重,解决不好就有激化的危险。1991年统计,前苏联七十九个地区有领土争执问题,苏联解体以后地区划分变成了国界问题,于是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矛盾的导火线。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强调各民族将来要走向一致,寄希望在苏联会出现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苏联民族”,但是当“苏联民族”的认同尚在“过渡之中”(102页),民族裂变的大潮就已到来了。可以说后斯大林的苏联对民族问题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明确政策和长远理论,俄罗斯是在没有做好“收缩”准备的情况下就面临族裔关系的巨大挑战,当苏联控制的“铁幕”突然崩溃时,俄罗斯拿不出任何应对民主派和民族势力的有效理论武器。

“新帝国综合征”的产生及其族裔和谐之路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的“国家收缩”战略强烈刺激了一直都有“霸权型的民族主义”(442页)和“优势群族”心理的俄罗斯人。长久以来他们习惯了扩张性的发展历史,他们一直被灌输的都是“伟大的苏联国家”和“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身份认同,而如今转轨时期经济长期在“平底锅”里徘徊。有两千五百万俄罗斯人“转眼间发现自己成了散居在外国的居民,很多的俄罗斯人被排除在新型独立国家的政治进程之外”(444页),到处呈现的“一盘散沙”现象令俄罗斯饱受“身份认同危机的折磨”(445页)。于是,激进主义情绪下的“俄罗斯不高兴”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聚集起来,一股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迅速崛起,俄共、自民党、统一俄罗斯等各种政治势力都竞相瓜分民族主义的遗产。曾任政府部长的鲍里斯·米罗诺夫公开说:“假如俄罗斯民族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那么,我就是个法西斯主义者。”(《莫斯科新闻》1994年8月28日~9月4日)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整个社会的“火气旺盛”(562页)。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灵魂在苏联的躯体灭亡以后,又在民众的心中复活了,各种极端形式的俄罗斯族裔民族主义团体纷纷亮相,迎合了失落了大国自豪感的俄罗斯人的不平衡心态以及把外部世界“妖魔化”的政策导向。苏联霸权型的民族主义经历了质变后开始“向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价值转移”,在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耗尽了潜能之后,“逐渐被民族主义思想观念以其特有的俄罗斯姿态所取代”(452一453页)。
  
有人说,现在的俄罗斯弥漫着“斯大林热”,表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怀念之情。其实只要稍微深入观察就会发现,目前俄罗斯回归的是从被抛弃的意识形态中挖掘“光荣的往昔”的民族诉求。意识形态霸权降低与民族主义霸权抬升经历了一个双向互换过程。官方有意识地对斯大林在进行一种“选择性地再塑造”,以一种“理想筛选”,使人们忘记“大清洗”和“大饥荒”,对“斯大林时代充满罪恶的‘好日子’”抱有幻觉(英《今日历史》2009年10月号),似乎“苏联那时是多么‘安全’和‘幸福’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各族友谊鲜花盛开”(475页),这些沉浸在“大国光荣”怀旧的矫饰话语中透露出俄罗斯人的安全焦虑、安全恐慌。
  
布热津斯基希望俄罗斯回落到一个类似法国、英国那样的“正常国家”,或者像“奥斯曼帝国灭亡后的土耳其一样”,“把自己纯粹限定在一种切合的环境内”,另有些人甚至把俄罗斯与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国并列,这种国家降级、民族下行的局面让俄罗斯人愤愤不平。而现实当中国家领土的收缩、欧洲与美国忽视俄罗斯的存在、挤压它的“特权利益区”,这一切叫当惯了老大哥、历来具有救世情结、对领土安全极端敏感的俄国人怎能无动于衷呢?怎么能不点燃俄罗斯人“炽热的头脑”呢?“苏联遗产生成的原动力”(472页)是现在俄罗斯的民族建构的重要落脚点之一,它既综合了沙俄帝国的内容,也保留了苏联时期的支配权观念。帝国的三色旗帜和苏联镰刀锤子的旗帜只有在这方面是高度重合的,其结果就是——“新帝国综合征”的产生。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凝聚民族认同,才可以培养下一代的民族自豪感。普京、梅德韦杰夫政权有意识地迎合这种社会资源,并选用了一套新词汇比如强国、民族自豪感、俄罗斯的伟大之处,以及垂青于民族主义的一些象征符号和标语口号。由于出生人口减少,学者们发出了“俄罗斯正在死亡”的呼声,民族学研究所的科兹洛夫教授提出,为了避免“俄罗斯族体死亡”要采取政治措施(18页),据社会学调查结果看,这种趋势依然在发展着。
  
季什科夫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双向的,一方面“外部缺乏对苏联解体后那个空间所处的理解和尊重,这可能会阻碍这些国家内建立内部和谐与自尊的进程(550页),同时,正在孵化的微型民族主义——周边的防御性民族主义正在转化成分离民族主义,他们的挑战加速了俄罗斯主体的民族膨胀”。所有这些都刺激了“苏联解体后的仇外和偏执,产生了有利于群体疏远和族际关系紧张的社会风气”(534页),而“新帝国综合征”唯我独尊的成分又会损害周边民族,容易产生新的紧张关系。
  
如何化解后苏联的族裔紧张关系呢?季什科夫提供的解决方案是:需要对俄罗斯的尊重,尤其应当把对其领土疆界的尊重包括在内,横向结合、减少族裔悬殊、加强地方自治、实行立法多元化、强化秩序并控制武器、拓宽和平区、对族裔领导人进行教育、建立领导人的责任制度、强化族裔和谐的国际因素等等。他尤其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不能丧失自我反思能力,要敢于正视自己灵魂深处的“大俄罗斯主义”的阴暗面。季什科夫坦承,现今的俄罗斯“政治和学术界的确出了毛病,这两个领域都没有准备好去‘承认我们错了’”(554页),如今大多数人仍“淹没在肤浅的、火力旺盛的”以“炽热头脑”形成的潮流中(562页)。他告诫知识界说,当事者迷的非理性冲动不可能对俄罗斯的“新帝国综合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假如学者和知识分子照样还站在以救世主自居的立场上,不克制那种发号施令的傲慢”(555页)和“俄罗斯式的‘命定说’的陈旧的傲慢”,他们的梦想将会破灭,俄罗斯“新帝国”的梦想也会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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