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

T恤上的香港历史:在“既近又远”的台湾留存一份档案

作者:梁启智
中国民间档案馆 2026-7-20


2021年12月,我离开自己生活40年的香港,来到台湾。如今,我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从事香港研究和资料保存的工作。在香港巨变之后,今天我们如何在台湾留存香港记忆?每次我向公众讲述时,都会从几件T恤讲起——它们离开了香港,但每一件都与香港历史上一个重要时刻紧密相连。

过去,香港的社运人士、社区团体和公民社会组织,都习惯用T恤来纪念和表达,以及传递倡议。人们在集会和示威中,穿上这些T恤,表示彼此之间的团结与支持。许多团体也会售卖T恤筹募经费。随着时间推移,这些T恤成为香港曾经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象征,承载着集体记忆、政治参与,以及香港人的社群精神。

近几年来,随着香港政治生活巨变,这些T恤也没有了容身之所。不过如今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香港资料库,你可以看到它们。这些T恤不仅串联起香港的故事,也反映出公民社会为保存香港档案的努力。

T恤上的历史转折:1989

很多时候,我的介绍会从1989年的一件T恤开始。

这件T恤出现在北京学生运动最高潮时期的香港。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对香港而言,是一次深刻的民主觉醒,并在往后数十年间深深影响了香港的政治发展。

T恤上的文字“您好,请您下来!”看起来似乎十分温和。但其实,这是借用1984年的一句政治标语——1984年中国国庆阅兵期间,北京街头曾经出现一面写着“小平您好”的大型横额,表达民众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支持。到了1989年,这句话的意思被完全颠倒了过来。“您好,请您下来!”传达的是另一层意思:邓小平已经“待得太久”,中国人民如今希望他交出权力,退出政治舞台。

值得注意的是,T恤的上方写着Giordano,这是佐丹奴的英文名。佐丹奴是香港当时最著名的休闲服饰品牌之一,公司的创办人就是黎智英。黎智英后来创办了《苹果日报》,并使其成为香港最具影响力的民主派报章之一。1989年,黎智英只是一位商人,还不是媒体大亨。天安门运动深深触动了他,他决定公开表达立场,支持学生运动。他的故事,也反映了香港此后经历的巨大政治变迁。

2021年,《苹果日报》资产遭政府冻结而被迫停刊;黎智英其后亦因《香港国安法》及其他相关控罪遭到起诉,目前已在多宗案件中被判有罪,累计刑期达20年。

 

2003年的“反对23”T恤

反基本法23条: 香港的公民参与“黄金年代”

我们收藏的一件T恤上,写着“反对23”,这里“23”指的是《香港基本法》第23条,也就是香港宪制文件中要求香港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条文。2003年,香港政​​府提出相关立法,以履行这项宪制责任。然而,无论是法案内容,还是政府处理咨询工作的方式,都迅速引发巨大争议。许多香港市民担心,这项法例将削弱公民自由,限制言论自由。

2003年7月1日,约50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抗议,成为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之一。面对空前的民意压力,政府最终撤回法案。

许多人认为,这场抗争揭开了香港公民参与的“黄金年代”序幕。随后十多年里,大量公民社会组织、倡议团体及草根运动相继成立,共同塑造出一个充满活力、政治参与度极高的公共空间。

今天,我们已身处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2020年,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2024年,香港政​​府亦根据《基本法》第23条完成本地国家安全立法。这两部法律共同彻底改变了香港的政治与公民社会面貌,也让今天的香港,与这件T恤诞生时所处的社会氛围形成鲜明对比。

 

呼吁保护香港老街区的“利东街”T恤

T恤上的香港文化保育以及社区认同

在香港,并非所有抗议的运动都直接围绕着民主发展或宪政改革。有不少抗议运动,关注的是市民的日常生活,例如城市规划与都市更新。

我们收藏的一件“利东街”T恤就是如此。它印着一幅充满想像力的图像:一条鱼飞翔在利东街上空。这个街道有一个更被香港人熟知的名字——囍帖街。这里曾是香港著名的印刷街,但在2000年前后被政府纳入市区重建计划。

几十年来,香港市民都在这条街上印制喜帖、贺卡及各种传统礼仪用品。这条街不仅具有经济价值,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义。当政府宣布重建计划时,居民和关注者们并没有只要求提高赔偿金额。相反​​,他们提出了更深层的问题:城市究竟应该如何规划?他们要求保留社区网络、保存地方文化,让市民真正参与城市规划的决策过程。

今天看来,这些理念似乎十分理所当然,但在当时的香港,却是相当新的城市发展观念。这场运动也促使更多香港人开始思考文化保育、社区认同,以及以人为本的都市规划。从许多角度来看,它也象征着香港新一代都市社会运动的开端。

最终,行动未能阻止重建政府计划。利东街仍然遭到拆除,原址如今已变成商业购物区。然而,这场运动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许多香港人对于发展、社区,以及市民是否有权塑造自己生活环境的理解。

 

“和平占中”T恤

雨伞运动:持续79天 争取真普选

2014年,香港争取普选运动来到重要转折点——占领中环运动(Occupy Central),这场运动,在国际上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雨伞运动(Umbrella Movement)

2014年8月31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公布了香港行政长官普选的框架。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项重大进展,因为方案允许香港市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行政长官。然而,一项重要限制是:所有候选人都必须先经提名委员会批准,才能正式参选。许多香港市民认为,这套提名机制将使北京得以实际控制哪些人可以参选,所以并不是真正的普选。

在这样的背景下,占领中环运动爆发。自2014年9月底开始,示威者占领了香港多处主要道路及公共空间。整场占领行动持续了79天,成为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民抗命运动之一。

最终,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在立法会遭到否决。支持运动的人士认为,方案限制过多,无法接受;政府则认为,这是一条务实且可行的前进道路。结果,香港陷入了一场政治僵局——方案遭到否决,但新的改革方案也没有出现。香港距离普选并没有更进一步。

我们收藏的这件文物,正来自那个许多香港人仍相信民主改革近在咫尺的年代。回头来看,它既象征了香港民主理想的高峰,也象征着此后政治两极化与社会冲突逐渐加剧的开始。

 

反修例运动期间的“二百万零一人”T恤。2026年6月,梁启智在季风书园展示

2019反修例:香港历史上最大的公民抗命运动

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可以说是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公民抗命运动。

2019年初,香港政府提出《逃犯条例》修订,允许将刑事嫌疑人移交至香港没有正式引渡协议的司法管辖区,包括中国大陆。许多香港市民担心,这项修订将削弱香港与中国大陆司法制度之间原有的界线,而这种司法制度的分隔,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香港最重要的制度保障之一。反对声浪迅速扩大,2019年6月,一连串大型游行相继举行。

据主办单位估计,6月9日的游行有超过100万人参与,是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之一。尽管有如此庞大的民意反对,政府最初仍然坚持推动修例。

就在社会气氛日益紧张之际,一名示威者梁凌杰攀上商场外的棚架抗议。结果他从高处坠下,其后伤重不治。许多人将他的离世视为香港政治危机的悲剧象征,也象征政府始终未能回应市民的诉求。

一星期后,更大规模的游行再次举行。主办单位估计,接近200万人参与。我们收藏的这件T恤正是为纪念那次游行而制作。上面的口号写着:“二百万零一人”。其中的“一”,指的正是梁凌杰。这句口号的意思是:即使他已离世,他的精神仍与所有参与者同行。通过在“二百万”之后加上“零一”,这句口号把原本的一个政治数字,转化为一种集体追思,也同时表达了香港人的悲伤与团结,成为整场运动中极具代表性的象征。

 

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研究资料库网页截图

作为文物的香港T恤

2023年7月,设立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香港研究资料库启动。资料库设立于社会学研究所的香港主题小组之下,如今已保存了超过100件与香港社会运动相关的T恤。

不过T恤只是香港研究资料库典藏的一部分。资料库同时收藏各类与香港研究相关的资料,包括书籍、小册子、传单、报章,以及期刊、影音资料、照片、海报,以及许多不同形式的研究素材。

因这些香港记忆的承载物正处于消逝之中,资料库所做的,其实是一份抢救工作。

香港政府近年大规模下架各种承载香港公民社会记忆的资料。例如由社运人士和反对派政治人物撰写的书籍,在各个公立图书馆被下架。又如各种官方的审计、调查和研究报告,也大规模地从政府网站上面消失。这改变不单限于政府部门,也延伸到大学校园。香港公营广播部门香港电台的纪录片,就在香港各大学的图书馆中下架。如果不尽快抢救,以后的研究者就不一定能看得到。

不仅仅是政府出版的资料面对消失的风险。过去数年,大批公民社会团体相继解散。他们过去收藏的资料,以及他们自己生产的资料,都面对着散失的巨大风险。

过去在网上可以随时下载取阅的资料,如今变成要在指定地点和预约时间取阅。另外,不少关心香港的学者和记者,已无法再进入香港境内,例如2023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何晓清就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要让这些研究者有机会看到过去的资料,唯一的方法就是在香港境外建立备份。

在香港,也有不少潜在的资料捐赠者,他们也希望把资料捐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去。因为一些可能被认为“敏感”的资料,如果捐到香港本地的博物馆或图书馆,很大可能会被闭架收藏,不被公开展出或让公众查阅,使收藏失去价值。

“很近,同时又很远”:在台湾收藏香港档案

我常觉得,台湾和香港很近,同时也很远。举例而言,今天很多台湾人是看香港的周星驰电影长大的,随便说一句电影里的台词,台湾人都能接下去。但同时,台湾人对香港也知之甚少,例如很多人不知道香港也使用繁体字。“很近,同时又很远”。这或许也可以显示在台湾推动香港研究的特点:有先天优势,但还有很多后天要努力的地方。

我们的调查发现,目前有4000多位香港学生在台湾的高等院校就读,早几年最高峰时,有9000多人。在台湾,每年生产出来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差不多有70篇以香港为题材,能看出,不少台湾学生对香港研究有兴趣,对研究资源有很大需求。但台湾几所主要大学,开设的香港相关课程并不多,学生了解香港的学习渠道相对有限。

在这些背景下,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所成立了香港研究计划,推动台湾的香港研究。2023年,举办了“当香港研究走向全球”的国际研讨会,有75篇论文发表,300多人出席。2024年和2025年,又分别在东京和台北再次召开相关的会议。

研究计划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成立香港研究资料库,这可以算是香港研究的基础建设之一。

台湾是重要的华文出版基地。近年来,许多不能在香港出版的书在台湾出版,丰富了两地的学术交流。台湾本身是华文社会,处理香港研究材料本来就比较方便。当我们收到一箱香港议题的专书捐赠,交给台湾的图书馆便可以处理,因为他们都懂得华文。在其它地方,就有语言的门槛要跨过。当然,台湾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两地距离很近,可以让不同的人得以见面,对推动研究工作十分有利。

 

、2026年6月,本文作者梁启智在华盛顿DC季风书园讲座,主题是香港档案的保存。对谈人张洁平。

T恤之外

目前,香港资料库登录的项目已经有3万多条。我们收集的资料重点,并不限于书,而是各种不同的资料,例如报告、档案,以及各种出版物等等。关注点是反映香港公民社会变迁,并专注寻找以下的材料:在各个界别有代表性的;纪录重大事件的;和已解散和正休眠的组织相关的;在香港的流通受到限制的,以及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宏观政治和社会脉络的资料。

这些资料,有些从公开渠道收集,有些从二手书店购入,还有不少来自个人和专家的收藏。例如马岳教授是香港选举研究的权威,他所收藏的数以千计香港各届选举的选举宣传品,就全数捐赠了香港资料库。我们尤其要感谢那些匿名捐赠人。

我们收藏的不少书已在香港的公立图书馆下架。旧书能反映时代的,有一本是《中国共产党》,这本书是香港政府出版的。背景是1997年之前,当时候的香港政府公务员训练处,要向公务员介绍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就出版了这本书。

我们收藏教科书,比较新旧教科书的分别。我们也收集以社区为题材的出版,例如社区报,还有街头导赏等等。现在在香港喊“我爱香港”也变得敏感了,那么“我爱九龙”可不可以?“我爱沙田”又如何呢?于是就出现了一批地方书写的出版物。

有一些很有趣的收藏品,例如香港第一届行政长官选举的报名表。它对候选人提出身家调查,会问到父母、配偶、子女的情况。香港过去从来没有选举报名表会问这些问题。因为,一般香港的选举报名表都是香港政府自己制作,以前是港英政府,1997年后是特区政府。唯独这份行政长官选举的报名表,因为选举的时候特区政府还未成立,于是便由中国政府制作,内容也就很不一样了。

还有一份“车辆进入许可证”。香港的行政长官选举只有1000多人可以投票,一般都是和中国政府关系友好的大老板,所以也被批评为“小圈子选举”,这个许可证就是很好的说明。选举当天会场外会有很多人抗议,那些大老板是如何进去投票的呢?他们有司机开车,车上放这个许可证就可以进去了。

我们还收藏政府档案。英国档案处有上万份关于香港的档案,当中有1000多份被人在现场数位化了,送了给我们。英国档案处同意我们保留,只要不放上网。这样,大家就可以来台北看,不用专门飞去伦敦。

香港的很多非政府组织在过去几年纷纷解散,他们的出版物需要好好保留下来,让以后的研究者可以用到——例如每年六四维园晚会的场刊,我们就留存下来。

我们不只收集旧的东西。过去数年有数十万香港人移民到世界各地,我们就收藏有一整套香港人在加拿大参选国会议员的选举宣传品。

在我们收藏的文物中,除了100多件记录公民社会的T恤。还有各式各样襟章、海报等等。例如我们收藏有两个眼罩,是“占中三子”中的朱耀明和陈健民,在占领中环运动现场使用过的。这些文物,我们都会逐一登录和编号。

在今天的政治高压之下,关于香港公民社会的历史记忆正在流失,我们的目的不止在于收藏,也希望它们能“活”起来,流动起来——最近,这些T恤就正在台湾巡回展出。我们也正在酝酿网上博物馆,未来,会让一些资料在网上公开,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作者梁启智,曾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常年参与香港公民社会。现居台湾。本文由作者最近在美国季风书园的讲座内容整理。)


本期档案推荐:

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研究资料库

梁启智《香港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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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观点不代表中国民间档案馆立场。】

消失的歷史.專題|「六七暴動」變「反英抗暴」——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五 (程翔)

作者:程翔
追光者  2026-7-28


劉蜀永在改寫香港歷史的過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把「六七暴動」改為「反英抗暴」,迎合了香港左派多年來「平反」的要求。連日來傳媒對新展覽的評論,很多都突出此點,因為它恰恰是切中香港史上一個重要的話題,也是中共對香港政策的一個痛點。

2026年2月24日《香港志》網站上載一篇文章解釋他們是如何處理有爭議的政治議題。文章說:「志書出版後,專欄作家屈穎妍女士提出:『六七暴動』,參與者及愛國人士稱之為『反英抗暴』事件,歷史一直未有定案。『六七暴動』四個字,是否能概括為事實的全部?對歷史的倖存者是否公允?《香港志》作為一部香港重要的編年史,應當作出不偏不倚的客觀記述,建議將『六七暴動』更正為『六七事件』」。對於屈穎妍的建議,志書編輯部的答覆是:「在編修《總述 大事記》的過程中編輯團隊已經查證,《〈大公報〉百年史》一書中記載了周恩來總理1967年底的總結:一、『香港群眾反對英國人的暴力鎮壓……錯誤是在於領導人把事件擴大為一場動亂』;二、香港左派領導人的錯誤『是受極左思潮所利用』;三、這次的錯誤『香港有責任,北京有責任,主要責任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出版、李後著《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一書亦有類似的觀點。志書定稿前,編審委員會還曾召開特別會議,五位召集人及《大事記》主編一致接受書稿有關「六七暴動」的記述。因此,《總述 大事記》中採用主流社會慣用的『六七暴動』,亦在書中寫明『左派則稱其為”反英抗暴”』,客觀表達不同社會團體的觀點 [1] 」。筆者認為,這個處理方法還算比較客觀,可以接受。

但是,到了「香港歷史博物館」重新開門,人們卻看到只有用左派的語言「反英抗暴」,而主流社會慣用的「六七暴動」不見了!為甚麼短短幾個月之內,劉蜀永本來強調兩者並用的表述方式卻變成只採納左派的表述方式呢?難道歷史事件的定性,可以任由當權者隨心所欲地更改嗎?劉教授有必要解釋自己曾經持有的比較客觀的觀點為何一夜之間就被自我否定?筆者覺得這件事很值得探討。

首先,屈穎妍所說的「六七暴動」事件「歷史一直未有定案」,是真的嗎?屈小姐作為左派名噪一時的政治打手,應該好好研究一下歷史,因為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就對「六七暴動」持反對態度,只是因為它是自己手下惹出來的禍,中央不能不啞忍而已。從1967年底開始,中央級別的文章就不斷否定「六七暴動」,只因屈小姐無知、或知而不願承認,才會作出「歷史一直未有定案」的謬論。為徹底推翻這些無知的論述,筆者將不厭其煩地從頭說一遍。

1/ 1967年5月27日(即暴動才開始不久),周恩來總理在聽取彙報後說了一句很重的話:「迫中央上馬」、「搞不好會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見吳荻舟《67筆記》5月27日條)。即是說,周恩來擔心香港左派搞暴動是要迫北京出手提早收回香港。

2/ 1967年12月底,周恩來下令結束暴動,並把香港左派的頭頭們集中在北京長達兩個多月,目的是要他們離開香港,讓他們的頭腦冷靜下來。冷靜期結束後,周恩來對他們發表了《大公報百年史》裏所記載的周恩來的講話(見上文),充分說明周恩來對暴動持否定態度。對於周恩來這次講話,外交部官員馬繼森在記錄此事時還說:「之所以把你們扣在這裏兩個月」,用到「扣」這個字眼,說明周恩來是用「軟禁」左派頭頭的方式迫使他們「思想轉彎」,停止暴動。

3/ 1972年11月,周恩來在會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時再次表明不贊成香港左派的做法。

4/ 1978年3月國務院建立新的「港澳辦公室」時,召開港澳工作會議,再一次強調暴動是「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

5/ 1981年6月中共中央11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香港67暴動作為大陸「文革」外溢的結果,也理所當然地要被否定。

6/ 1997年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後發表《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版稱為《回歸的歷程》),再一次系統地否定了香港左派發動的「六七暴動」。所以,單是中共官方出版的書刊,就最少有6次明確否定「六七暴動」(見附表)。這些資料有力地駁斥屈穎妍的讕言。除了屈穎妍的無知外,工聯會立法局議員郭偉強也以自己的無知展示他的無恥。他說:「五十幾年前的事,你和我都未出世,你卻只聽片面之詞,爭住做反對派隻卒?對於各位的能力只限於背誦經過別人篩選過的內容,我只感惋惜…我只奇怪只是聽單聲道,已令你哋着了魔一樣,不是正正做了政治替身嗎?」身為中共強悍的打手,郭偉強竟然以自己未出世為由拒絕接受歷史事實,則左派團隊水準之低也就暴露無遺了。

附表:中共歷次否定「六七暴動」的主要內容

時間及場合內容資料來源
第一次

1967年5月

「迫中央上馬」、「搞不好會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見吳荻舟《67筆記》5月27日條)
第二次

1967年12月

周恩來總理1967年底的總結:一、「香港群眾反對英國人的暴力鎮壓……錯誤是在於領導人把事件擴大為一場動亂」;二、香港左派領導人的錯誤「是受極左思潮所利用」;三、這次的錯誤「香港有責任,北京有責任,主要責任在北京」。《〈大公報〉百年史》433-434頁
周恩來召見港共領導說:「之所以把你們扣在這裏兩個月,就是要你們把頭腦冷靜下來……在香港,不要搞真假炸彈,這對人民有害,對港英無用;不要上街遊行;不要罷工。」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67-68頁,拙作《六七暴動始末》引用見162頁
第三次

11月

1972年11 月,周恩來會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霍姆時說:「我國政府對極左分子在1967年的活動和他們在香港採取的政策是不贊成的」。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367頁;《始末》引用見163頁
第四次

1978年12月

港澳工作會議,指出:

「1967年香港發生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反英抗暴鬥爭』中,實行『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在香港搞『同盟罷工』、武鬥,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

見《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始末》頁19-20
第五次

1981年6月

中共十一屆六中會議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全面否定文革,67暴動作為文革的延伸,按上述邏輯也應該受到全面否定。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第六次

1997年

港澳辦副主任李後代表中央作出總結:

「發生於1967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中方在香港的工作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在鬥爭中,不是引導群衆適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節』,而是毫無節制地一味鬥下去,致使事態迅速擴大…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衆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場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又說:

「1967年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

見李後《回歸的歷程》頁64

《始末》頁18

其次,劉蜀永在新展覽中,放棄自己曾經堅持的「六七暴動」而改用「反英抗暴」,是否意味着中共還會進一步為這場運動「平反」呢?

自從1997以來,中共香港地下黨已經逐步在為「六七暴動」的平反鋪路。2002年(回歸後不久),政府已經把特區最高勳章「大紫荊」頒佈給「六七暴動」的標誌性人物楊光(當年「鬥委會」主任)。這在當年已經引起香港社會的不安。這是官方第一次作出為「六七暴動」平反的嘗試。

2020年由官方支持的《香港志》發表,完全儘量淡化「六七暴動」在香港歷史上的重要性了。這場被視為香港歷史「分水嶺」的社會動亂,在《香港志》的綜述部分僅僅佔用507字,而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暴動,其規模及歷史意義遠不及「六七暴動」的,反而用了546字。這種完全違反合理比例的處理手法,目的在於避免觸及中共地下黨在香港犯下的自1949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極左錯誤(見上引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後的話),也在於回避這次動亂引發的香港第一波移民潮以及從此產生的香港本土意識,這都不是治史者應該有的態度。這又是一次有官方背景的試圖為「六七暴動」平反的嘗試。

2026年經翻新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就索性直接採用左派的詞彙「反英抗暴」。官方從2002年頒大紫荊勳章給楊光開始,到2026年確認這場運動的性質是「反英抗暴」,特區政府基本上完成了為左派平反的工作。

除了官方不聲不響地部署為「六七暴動」平反外,左派的民間組織也在積極推動平反的工作。篇幅關係對於民間的工作暫時放下不表。

今年是中共文化大革命60周年,明年則是「文革」外溢到香港造成「67暴動」60周年。港共的政府和群眾團體還有些甚麼平反活動?從而徹底改變我們對香港歷史的認知?這是值得大家關注的問題。

 

程翔
資深傳媒人

 

[1] 見《香港志》網頁:政治爭議事件如何表述?

吴洪森:无耻能带来创新吗?

作者脸书  20206-7-23


7月16日“月之暗面”公司发布kimi3。

该模型不仅开源、成本极低,经硅谷测试还获得智商名列所有大模型第三的好成绩。

于是中国国内一片欢腾叫好,说马上就要赶超美国了。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曾在Google Brain、字节跳动等知名机构工作的公司创办人杨植麟被捧到了天上,他不仅少年就是天才,到了青年还是一心回来报效祖国的爱国天才。

于是,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暴跌。美国投资者骂美国高科技公司,中国用这么低的成本,制造成这么高效的模型,那还投资你们干吗?

但是,三天后就被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打脸,他公开指控Kimi3通过大规模“蒸馏”Anthropic方式而成,Anthropic为防蒸馏嵌入的水印就是铁证。他还指控月之暗面公司使用走私的英伟达高端芯片,并非他们所宣传的使用低阶芯片做成了大模型。该公司还被揭露在泰国数据中心训练模型,以绕过美国监控。

同样的事情一年半前已经发生过一次了。2025年1月20日梁文锋发布deepseek,也是国内一片轰动,纳指暴跌,梁文锋也被歌颂成报效祖国的低调天才。

结果很快被打脸,所谓的高效低成本deepseek完全是蒸馏美国大模型而成。

蒸馏是行内委婉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就是盗窃,就是贼,就是偷。

谁都难免被骗子骗,尤其是披着高科技外衣的骗子,大多数人都是外行,更容易被骗。

问题在于,骗局没被戳穿的时候,那么多人把骗子捧为天才捧为为国争光的英雄,骗局被戳穿之后,网上出现了对骗子的指责吗?没有!

国家惩治了骗子吗?没有!

我只想问国人一句话,靠偷靠骗靠无耻,能带来科技创新吗?

美国人上了一次当,没记性,又上第二次当,还会上第三次当吗?

骗子当道的世界,最倒霉最受伤害的是那些默默无闻、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做事的人。

最可悲的是,哪天诚实的人真的搞出了领先世界的创新,由于中国科技界的名声被骗子们搞臭了,真正的创新也没人相信了。

吴洪森写于2026年7月23日上海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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