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关门打狗是秦制最拿手的工艺

李承鹏（大眼哥） X
@dayangelcp · Jun 1, 2026

该来的总会回来。今天，国务院最新发布的《对外投资规定》：

投资者不得以组织人员赴境外工作、提供技术指导等方式，向其他国家转移国家禁止或未经许可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

所有事情都有预兆的，只是你还有幻想，还有侥幸心理。但最糟糕的结果一定会来到：

当中国规定每人每年只能换汇5万美元，就注定有一天会封杀富途长桥这种帮内地人炒美股的平台。

当中国规定事业编上缴护照，就注定有一天连程序员也会失去出国自由。

当王健林被禁止买买买，就注定有一天Manus三个年轻人20亿美元的AI产品，会被发改委叫停收购。

从规定来看，发改委、商务部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只要他们认为该投资行为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就可进行安全审查，不配合审查的，将没收所得，已经投资的，可以责令限期处分资产。

关门打狗。是秦制最拿手的工艺。

 

李承鹏（大眼哥）
@dayangelcp

所谓手续，就是手铐。所谓规定，就是让所有人陷入全面犯罪。

即便“法无禁止即可行”到“未经允许不可行”，这还是温柔的，其实现在是你做什么都是以前的犯罪，抓不抓你，看心情。

确保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罪犯，才是治国之本。

韩联潮：香火钱敬神还是敬党？——从释永信案看中国宗教的制度性腐败

韩连潮  X
@lianchaohan · Jun 1, 2026

香火钱敬神还是敬党？——从释永信案看中国宗教的制度性腐败

前嵩山少林寺住持释永信因职务贪腐，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判决一出，似乎让这场轰动多年的佛门丑闻终于画上了句号。

然而，在社交媒体与公众舆论中，人们关注的依然是那些最具猎奇色彩的细节：商业帝国、香火经济、豪车豪宅以及奢靡的私人生活。仿佛这一切，不过是一个贪婪和尚堕落沉沦的故事。事实上，这种将制度性问题归结为个人道德败坏的浅层叙事，恰恰掩盖了案件最值得追问的本质。

释永信当然应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但释永信案绝非孤立个案。他不过是党国体制下，中国宗教长期被异化、被寄生的一个缩影。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商业和尚的倒台，而隐于其后的，则是一整套将信仰纳入权力体系、将宗教变成政治工具与利益平台的制度逻辑。

阿克顿勋爵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而在党国的现实语境下，这条规律往往表现得更加直白：有党就有权，有权就能搞钱，搞钱就搞腐败。

这是千年不变的一种权力运行规律：当权力高度垄断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又彻底缺乏独立监督时，权力必然转化为利益，利益必然诱发寻租，而寻租最终必然演变为系统性的腐败。

问题在于，当这种逻辑侵入宗教领域时，其危害远比普通官场腐败更为深远。军队腐败，损害的是国家安全；企业腐败，损害的是经济秩序；而宗教腐败，侵蚀的却是社会稳定赖以维系的人心。 因为宗教原本存在的意义，恰恰在于为世俗权力和人性欲望提供某种超越性的约束。

然而在党国体制下，宗教首先必须接受权力的约束。

今天的宗教场所，普遍建立党组织，接受统战系统和宗教事务部门的双重管理。寺院升起国旗，庙宇建立党支部，僧侣定期学习政治文件，宗教活动必须服务于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目标。当信仰必须首先证明自己的政治忠诚时，它就已经失去了独立性。

与之相对应，宗教领袖的评价标准，也不再主要取决于修行、德行与佛法造诣，而越来越取决于政治可靠性、统战价值以及资源整合能力。释永信之所以能够在多年的举报风波中始终屹立不倒，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佛法高深，而在于他成功扮演了体制所需要的角色——一个既能创造经济收益、又能配合统战工作，同时还能维护政治秩序的政治和尚。

更严重的问题，是权力垄断所衍生出的寻租机制。

从宗教场所审批到宗教活动管理，从门票收入到香火经济，从商业扩张到文旅开发，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行政权力的分赃。当宗教资源被纳入行政分配体系之后，寺庙便不再只是修行之地，而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的利益平台。

权力负责审批，宗教负责变现；官员提供保护，寺院贡献收益，双方形成利益共生关系。释永信能够长期掌控如此庞大的商业版图，并非仅仅因为监督失灵，而是因为在那个体系内，真正独立而有效的监督机制根本就不存在。

在此背景下，判决书中的行贿罪尤其耐人寻味。一个本应四大皆空的佛门住持，却不得不像世俗官场中人一样向权力输送利益。这恰恰撕开了体制的底牌：在全能型的党国体系下，即使是身披袈裟的宗教领袖，也必须依附权力才能获得安全感；必须向权力输送利益，才能维持自身地位。

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把敬神的香火钱，源源不断地敬给大权在握的各级党官，才能继续披着袈裟搞钱、当神棍骗钱。当行贿成为生存逻辑时，腐败便不再只是个人选择，而成为制度运行的一部分。

因此，只把释永信案理解为一个和尚的贪婪与堕落，无疑是避重就轻。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个和尚变坏了，而是宗教本身被权力逻辑所改造。

原本应当约束欲望的地方开始鼓励欲望，原本应当超越利益的地方开始经营利益，原本应当守护信仰的机构开始服务权力。过去是信仰约束权力，后来变成权力管理信仰，最终则演变为权力利用信仰。这，才是释永信现象最深层的制度根源。

当党组织接管了神龛，寺庙便不再只是寺庙；当权力开始丈量香火，信仰便不再只是信仰。

释永信案最大的悲剧，或许并不在于一个和尚究竟贪了多少钱，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现实：当宗教失去独立性之后，寺庙依然香火鼎盛，僧侣依然身披袈裟，但信仰本身却已经悄然发臭。

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CEO和尚的谢幕；但只要将宗教纳入权力体系、将信仰变成治理工具、将香火变成利益来源的底层逻辑不变，这片土地上就永远不会缺少下一个释永信。

因为被异化的从来不只是一个和尚，而是整个宗教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当权力成为最高信仰时，腐败便不再是个别人的堕落，而是整个寄生体系必然迎来的系统性崩溃。

万润南：十七年前，我做了两件事（附：为什么我在十七年前做这两件事 ）

作者：万润南  20060603~04

转自 评述万家

十七年前，我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企图促成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另一件是企图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

下面是关于这两件事情的陈述：

（一）人大常委签名事件

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香港《文汇报》的头版头条消息是"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在幕后运作这件事的，是以曹思源为首的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

八九年四月下旬以来，我们和全北京、乃至全国的老百姓一样，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学生运动。戒严以后，北京的局势已极为复杂，曹思源按照他一贯要让人大这颗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的思路，建议草拟一份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希望通过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我同意曹的想法，并且认为，"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个时候，召开紧急会议，是完全符合宪法原则的，也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必要措施。"曹在《建议书》中写道，"在此紧急关头，应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

在我的支持下,由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全力进行院外活动。曹思源首先找到时任人大常委的胡绩伟。胡老审阅了《建议书》后，表示明确支持，并在《建议书》上加了一句话："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非正式紧急会议。"胡签名后，表示愿意以他的名义，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等人向其他常委委员办理征集签名事宜，并正式写了委托书。从五月二十一日晚开始到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各方联系，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要求同意这一主张的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建议书》上签名。有的人大常委委员见了《建议书》，在上面签了名；有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在听了内容后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代为签名。

最后，一共有四十六位常委委员或直接签名或电话委托签名。有的回电话表示赞成开会，有的回电报表示赞成开会。加上之前已有一部分人大常委委员也呼吁从速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谋求问题的解决。先后共有五十七位人大常委委员赞成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超过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达到了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的提案人数。二十四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将关于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信件及收集到的常委委员的意见材料交给了胡绩伟。胡老又分别给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副委员长、彭冲副委员长写了亲笔信。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于二十四日下午一时半将这些材料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据此发了第二天的头条消息。

李鹏对此进行了追查。五月三十日，高登榜、王厚德、宋汝棼、李琦、顾明、刘大年等六名常委委员发表声明，声称自己没有同意签名，是造谣，要求追究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法律责任。五十一名常委委员对签名没有提出异议。

未及六四开枪，曹思源在自己家门口被秘密绑架；我的座车被明显跟踪；公司气氛弥漫着紧张和不安。公司内部开始有人责怪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活动，并建议与之作某种切割。我在公司召开的大会上明确表态：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进行的活动我知情，也赞同。我鼓励四通同人：我们的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

（二）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

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许，我在国际饭店彩虹中餐厅，召集北京和外地近八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静坐学生负责人开会。在会上，我首先肯定了学生们的行动，赞扬他们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做了贡献，也告诫他们：民主不是一天可以达成的。提醒他们凡事必须考虑到社会承受力。再在广场上僵持下去，会造成群众社会生活的不安定，也会成为军队镇压的理由。

我说，"同学们，如果把你们的行动比作一部作品，那将会是一部杰作。这部杰作的上篇和中篇已经写完了。如果写好下篇，写好结尾，那就更加杰出伟大了。""现在，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主动地撤回学校，再坚持校园斗争。这样，你们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赞扬。"

我提醒他们："你们应当知道，军队进城意味着什么？如果学生回学校了，广场上没有学生了，部队进城就没有理由了。""当然，撤退，你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条件。第一，就是军队回去，学生回校；第二，取消戒严，秩序正常；第三条，要有策略，我建议他们要尊邓、打李、拥赵。对邓小平和杨尚昆，可以请他们光荣退修；对李鹏，可以要他下台；对赵紫阳关于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要拥护。

我建议把撤离广场的行动称为"凯旋在子夜"，是进军，是为了新的目标的进军，不是灰溜溜的退却。我还直接找了王丹，告诉他情况的紧急和面临的风险。那是在北京饭店的咖啡厅，王丹处在极度疲劳的半昏睡状态，听不进、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五月二十三日，四通公司的曹务奇根据我与学生对话的内容，起草了一份《倡议书》，由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二十所高校署名。《倡议书》要求"撤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要求新闻单位对此进行公开报道。《倡议书》写道："我们郑重倡议：撤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我们呼吁：迅速召开人大常委会和中央全会，按照民主和法制的程序讨论并接受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如果军队回去，撤消戒严，我们相信在运动中一直保持理智、克制、秩序的广大同学会同意撤离。我们的撤离不是退却，而是把民主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我们认为，我们的合理要求没有理由得不到满足，如果要求不能实现，我们不答应，人民不答应。"

主张撤退的学生领袖回到广场大多被罢免，左右广场的，永远是最激进的主张。

这两件事，留下了两份白纸黑字的文字材料，一是《建议书》；二是《倡议书》。请有办法的网友，找出来贴到网上，以为佐证。

附：

为什么我在十七年前做这两件事 

为什么我在十七年前做这两件事？我负责任的告诉各位，我既不是受政府某官员委托，也与赵紫阳或其秘书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习惯听命于人，我也不需要看人脸色，我也有能力独自作出决定。当时确有政府官员找我谈过话，也是我的学长。他对我的告诫是："万啊，如果邓和赵有什么不同，我们还是要支持邓啊！"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我做不到。我清楚那是为官的准则，但却不是做人的准则。那位学长六四后果然官符如火，先后做到一方大员和一部之首。我依然尊重他，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处世的方式。也感激他，对我说那番话，他完全是善意。后来他在自己的位子上，为保护四通和我的一些朋友尽心竭力，默默做了许多事情，我在海外也感同身受。

我做事不听命于人，不等于不受外界影响。当时北京大街小巷的气氛、救护车凄厉的笛声、市民阻挡坦克的勇气……我不是那种很容易被感动的人，但我也不是一根木头。公司员工联名给我写信，呼吁我站出来。信的第一句就提到：我们初到公司，你就说要"先做人，后做事"。我能感到他们殷切的目光和期许。

当时有两位长者也影响了我。首先是李昌，他是一二、九运动时的民先队总队长，对学生运动，他和其他党官自然有不同的感受。看到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权，有可能对今天的年轻人开枪，可以想见他的不安和焦虑。十位退休上将出来反对戒严，背后就有他的运作。他还找过李鹏，自然是话不投机。他也确实问过我，看看有什么人能和学生说上话。我理解他，不要流血、不能流血，这是我们的共识。为此他差一点被清除出党，与他同命运的还有李锐、杜润生、于光远。

另外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罗征启。当时他是深圳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他们正在开党代会，他领衔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表达了关注，对党内生活的不正常反映了基层组织的看法和意见。这是党章规定的权利，在清算时被说成是官办动乱，老罗也因此被双开。

十七年了，我没有什么需要隐瞒、更没有必要说谎，因为我已经无所求。谢谢网上朋友对我的理解。我说过，曾有朋友设法安排我回去。一开始，他们希望我写一封信，对自己六四期间所做的事情表示一下"内疚"。我斟酌再三，这两个字仍说不出口，因为我对我所做的两件事，并不"内疚"。回去的事只好作罢。

对第一件事，我后来到美国，遇到一位华盛顿DC的大律师，他对此极为肯定。他说，当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你主张议会解决，邓小平主张坦克解决，历史将证明你是对的。看到国内外许多志士仁人，说了许多宪政民主的口号和主张。我说不出那么多道理，但我想，十七年前曹思源他们所做的，不就是在实实在在地推动宪政民主吗？在六四之前一年多时间里，曹思源一直在推动"破产法"、推动设立"人大旁听制度"、推动修宪、推动如何使人大这颗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也因此同人大的衮衮诸公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采取这样的动作，可以说完全是一种合理的延续。哪里有这么多的阴谋和阳谋呢？

对第二件事，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看到从广场上找来的学生代表一个个面有菜色、鱼贯走进国际饭店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我了解许多朋友努力过了，并没有成功。但只要当局还没有开枪，我就还有再作了一次努力的时间和空间。在六四之前，我已经到人大、北大、清华、北师大、北京经贸大学等许多院校作过演讲，同当时的大学生有过广泛的接触。我向他们报告四通的创业故事、鼓吹"学而优则商"，一般都得到非常热烈的响应。北师大校刊上报道过我的演讲和同学的对话，内容相当有可读性。所以在非常时期，我把学生领袖们请来对话，可以说也是一种合理的延续，哪里需要什么"高人"来指点呢？

本来，凡事都应当"就事论事"，不应当纠缠什么幕前幕后。既然网上的朋友认为这方面的内情重要得很，我就再补说以上多余的话。

——新世纪20251014转发

《堅若磐石：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四卷》內容連載：張先玲

博客來

堅若磐石：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四卷

• 作者： 余杰   
• 出版社：主流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26/01/02
• ISBN：9786269959488
• 叢書系列：中國研究系列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張先玲：祖籍安徽桐城，出生於浙江杭州。其祖上是清代名臣張英、張廷玉，安徽桐城的大宅子被稱為「相府」。祖父張傳縉曾捐過候補知府，祖母黃玉檀是浙江布政使黃祖絡的女兒。抗戰爆發後，父母帶著她從杭州輾轉回到桐城老家。

1952年，張先玲畢業於華東郵電學校（現為南京郵電學院），分配到北京電信局五分局工作。後調到清華大學電話總機房任技術員，文革中因出身不好，調至清華大學木工廠做小工。1973年，申請調至北京第二分析儀器廠，從事儀表製作研究和工廠管理工作。1983年調航天部標準化學研究所，從事電話機房維護及總機系統管理。

1970年，張先玲生下小兒子王楠。

1989年，胡耀邦去世引發學運。王楠是月壇中學高二學生，熱衷於照相，常常到天安門照相。剛開始，他說聽不懂大學生們在講什麼。後來，去多了，就回來對張先玲說：「媽，我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他們的行為是正確的，應該支持他們，他們是為了國家好。」

張先玲告訴兒子：「你不要去。學生運動早晚是要被鎮壓的，或是被利用。」王楠卻說：「學生運動會被利用，但是，學生運動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王楠認為媽媽太膽小了。張先玲又說：「你還是趕快讀書的好，明年就要高考了。」1949年之後歷次政治運動，她都經歷過，知道共產黨整人的厲害，不願孩子參與學運。但王楠還是被大學生的熱情感動，積極參與其中。在五一七大遊行時，王楠與同學在學校組織了支持大學生的活動。

6月3日晚，母子倆最後有一次交談。王楠問：「媽媽，你說會開槍嗎？」張先玲回答：「不會吧，四人幫的時候都沒有開槍，今天會開槍嗎？」她再三叮囑兒子：「晚上千萬不要出去。四五運動時有人拿大棒子打人，打到頭上也會有生命危險。」王楠說：「我不會出去，媽媽放心吧。」兒子平常比較聽話，張先玲就放心了。當時，王楠自己住在旁邊一棟樓的一間公寓。這番交談後，王楠就回公寓去溫習功課了。

張先玲真的以為兒子沒有出去。第二天早晨，她六點起來到兒子的房間去看，卻發現床上看起來不像睡過，兒子留了一張紙條說去找同學。她趕緊打電話詢問兒子的同學，對方說，王楠在前一天晚上 11 時 20 分左右出門前打過一個電話，告訴同學，他要出去記錄歷史的真實情況，有人說會開槍，有人說不會開槍，他要去看看到底是開槍還是不開槍。他走時，還將朋友留在其住處的頭盔戴在頭上（大概是因為他聽媽媽說警察有可能拿棍棒打人，要保護頭部，卻沒有想到軍人會開槍，頭盔抵擋不了子彈），騎著自行車、帶著照相機出去了。結果，一去不返。

張先玲和丈夫心急如焚，四處尋找兒子，一無所獲。一直到6月12日，學校開學了，學校來通知說，有小孩的屍體在護國寺中醫院，說是公安局送過來的。起先他們以為是戒嚴部隊戰士，戒嚴部隊來看了幾次都說不是。當時王楠穿了一身軍訓時發的軍服，繫了一根新發的武裝帶，還有編號，他們以為是軍隊士兵。因為幾所學校報中學生失蹤，西城分局就找到學校，學校就通知張先玲去辨認屍體。

於是，一個學生陪張先玲去醫院。一開始，這個學生死活不讓張先玲去看屍體，他去看了之後告訴張先玲說，確認是王楠。張先玲聞訊，痛不欲生。

醫院的一位姓張的醫生告知，這個學生是從天安門附近、南長街南口的第二十八中學門口挖出來的。一個坑埋了三個人。這個孩子是其中一個，挖出來的都是無名屍，身上沒有證件，證件都被戒嚴部隊收走。因為別的大醫院的太平間都沒有地方了，他們這個醫院還有個冰凍的格子，就把屍體放在裡面。

張先玲整天痛哭。但她還是比大部分父母冷靜和理性，慢慢恢復了一些。隨即，她發現，兒子屍體的頭上包著繃帶，繃帶還有血跡，就追問：「他怎麼頭上包著繃帶，說明有人救過他啊，那怎麼人不在醫院，怎麼又埋起來了呢？」她開始追尋兒子遇難的真相。

經過多方查證，張先玲得知，屍體是由戒嚴部隊跟警察一起埋的，上面有命令，6月4日7點以前必須把長安街上的屍體全部處理掉，就是打掃戰場的意思。還說7點鐘有西方衛星開動，如果不把屍體隱蔽起來，就會被衛星拍到。中共當局謊稱雋水沒開槍，沒死一個人。於是，很多屍體在附近就地掩埋。王楠等三人的屍體被埋在二十八中門口的草地下。但過了幾天，下雨後，就有味道了。學校12日要開學，8日派人去挖出來，然後送到醫院。

張先玲後來接受外媒訪問說：「除了我的兒子，那兩具無名屍體恐怕到現在家屬都沒有找到。我們天安門母親難屬群體兩百多個遇難者中，有十幾個都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這是多麼殘酷，人被打死了，還不讓被抬到醫院，不讓家屬來認， 還把人埋掉。我認為還不止二十八中外面，可能在人民大會堂外面也埋了人。」

張先玲聽說，兒子學校傳達室的一位老先生接到過一個電話，是一位聲稱在現場救治過王楠的名叫吳先的醫生打來的。她找了很多線索，才打聽吳先畢業分到北大工作，就給對方寫了一封信。

1989年12月，四名醫學院學生來到張先玲家，告知當時的詳情。其中一個女學生是吳先的女友，三位男學生都在現場救助過王楠。他們是北大醫學院的學生，分配在協和醫院或北大醫院實習，臨時在西單組織起來參與救護工作，自稱「北大協和聯合救護隊」，跟在戒嚴部隊後面，從西單一直跟到南長安街南口，一路救了不少人。他們發現南長街有三位中彈者，其中一個就是王楠，王楠當時還有體溫。他們聽到旁邊的群眾說，王楠是一點多左右，部隊開槍過來，他去照相，被打中的。打中以後，老百姓湧過去把他拉到牆後。戒嚴部隊拿槍對著老百姓說，你們不准拉他，他是暴徒，你們要是想拉他，我們就槍斃你們。老百姓只好縮回去了。

這時，南長街北口開過來救護車，救護車想要到長安街救人，戒嚴部隊不准過去。之後，有大夫下車說：「你不讓車過去，我們人過去，把受傷的人抬回來，可以吧？」但那也不行，不准大夫過去。張先玲感嘆說：「這種行為是很卑鄙的。兩國打仗，傷者也該救啊，共產黨都不讓救。」

於是，這幾位醫學生只好在現場幫王楠包紮。然後，他們準備將王楠還有另外兩個受傷的孩子抬走，因為他們還有體溫。

來了一個上校軍官，有一些同情的樣子，但還是說不能抬走，只能就地搶救。他們幫王楠包紮以後，人工呼吸也沒用，到三點鐘，人就死亡了。他們又要求把遺體抬走：「我們把遺體抬出去送到醫院，家人可以找。」軍人仍然不准。這時，又來了一個年輕的少尉軍官，很凶狠地說：「你們馬上離開，不走就把你們抓起來。」這幾位醫學生只好離開。

離開前，這幾位醫學生拿到王楠口袋裡的證件，就在一張紙上寫下死亡年齡、身分、什麼時候中彈、什麼時候死亡、中彈部位在哪兒等，寫得很清楚，然後將這張紙放在孩子的口袋中。但後來護國寺中醫院的醫生再挖出屍體以後，王楠口袋裡沒有這個證明，說明埋屍體的戒嚴部隊或警察把證明拿走了。

在找王楠的過程中，張先玲瞭解到不少人家裡出了類似的事。後來，她將王楠的骨灰放在萬安公墓的骨灰堂，並且在走道的地方擺了一張很大的照片。她希望讓更多的人看到。果然，尤維潔看到了，她留了一張小紙條，說自己的丈夫也是六四遇難的，希望和張先玲聯繫。後來，張先玲、尤維潔、丁子霖三位難屬最先連結到一起。然後，又找到六四罹難者楊燕生的妻子黃金平。就這樣，天安門母親群體慢慢形成。在最初階段，張先玲和丁子霖在尋找難屬上出力最多。

孩子遇難後，張先玲從單位病休，直至1992年正式從單位退休。作為天安門母親核心成員，張先玲夫婦成為中共重點維穩對象。每到所謂「敏感日子」前夕，有三路人馬便出現在她家門口：一路是國保，一路是派出所，一路是社區。他們一般是兩人一組二十四小時值守，樓下有一個警員和一輛警車。她雖然出去是自由的，但警察的的車或人在後面寸步不離地跟著，有特殊情況如外國重要人物來訪，還強迫她坐警察的車出門，除司機外還有一人同行。警察禁止她去天安門等敏感的地方，也攔截前來訪問的外國記者。在她家門口值班的警方人員會仔細查驗來客的身分證。警察明確告知：「我們來你門前設崗，就是因為你見記者。如果你答應不見記者，我們就不設崗位。」張先玲說：「那我不可能答應你。我的底線就是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媒體、任何人，他只要來採訪，我肯定接受，我說的就是六四的事。」警察就說：「那不行，那我們只好設崗。」

張先玲的丈夫王範地是一位音樂家，此前很少關心政治。身為六四難屬，仍處處被當局針對。2013年5月底，王範地受宋慶齡基金會邀請，到香港擔任一場琵琶比賽的專家顧問。他預計28日抵達香港，6月1日返回北京。張先玲則因為需要照顧患有心臟病的丈夫，而陪伴同行。兩人本來就沒有計畫出席香港舉行的悼念六四活動，卻遭到北京當局多番阻撓因而被迫取消行程。

張先玲當時告訴《蘋果日報》，中共曾力阻她陪伴丈夫來港，「大概一週前，警察來找我，說六四快到啦，你能不能不去香港，香港很緊張，很多人籌備活動」。張先玲說，丈夫有心臟病，身體不好，要有人照顧，「還未到六四，我們6月1日就回來啦，我去就是去照顧王老師的身體，你們不必如此恐慌」。但警方沒有接受她的解釋，強行阻止他們夫婦赴香港，還說即便他們到了機場，也會被攔下。王範地與張先玲對事件表示憤怒，「一個文化交流活動，完全沒任何政治色彩，人家精心準備這麼長時間，卻被粗暴取消」。

2017年12月8日，王範地去世。那時，張先玲精神、身體都很不好，警方卻仍然在門口設崗，強迫前來探望的友人出示身 分證，使張先玲在精神和身體上都受到嚴重傷害。張先玲說，兒子冤案未雪，老伴去世的時候死不瞑目：「他非常遺憾，他走前跟我說，我的擔子就交給你了，以後你要保重好身體，爭取看到兒子昭雪那一天。」張先玲說，作為殺人凶手，政府現在還不承認，你還怎麼說你要社會和諧、要人們有幸福感呢？幸福感從何而來？這麼大一個殺人慘案，你都不敢面對，那誰還能相信你們呢？中國政府堅持不道歉不改變，這說明他們內心的怯懦和恐懼，就是一種殺人犯的心態：「哪個殺了人的人，心裡不害怕？但是作為一個執政黨，應該考慮到，這麼大的一個慘案你不承認，不等於不存在，只有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別人才能相信你。」

每年六四這一天，張先玲都會與多名親人骨灰放置在萬安公墓的難屬，到萬安公墓舉辦一場公祭，並發布一份聲明。張先玲表示：「六四是一個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國家犯的屠殺的刑事案件，因為是政府調動正規軍，荷槍實彈的用真槍實彈來殺害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平民。這是國家犯罪。殺了人怎麼能夠這麼多年都不追查呢？」

天安門母親的第一個要求就是真相。什麼是真相？你殺人了沒有？為什麼要殺人？你殺了多少人？這就是真相。當局必須將真相說清楚。

其次，是賠償。天安門母親要求政府通過立法，來做出道歉、積極賠償。

第三，是追責。交通肇事還要追查責任。政府軍公開的開槍殺人，這麼大一個刑事案件，不可能遮掩過去。必須追究責任 者的刑事責任。誰指示的、誰決定的、誰動用軍隊來殺老百姓。張先玲表示：「三十年來我們一直為這件事情抗議。要求政府與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對話。這是我們一貫的要求，我們主張和平的、理性的抗爭。我們主張在法律的道路上解決問題。」

張先玲有兩位地位顯赫的近親，他們對六四屠殺態度迥異，形成極為鮮明的對照。

一位近親是丁關根—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是所謂「副國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丁關根靠陪同鄧小平打橋牌而在中共黨內平步青雲，擔任中宣部部長時，嚴厲控制傳媒，被民間人士譏諷為「盯緊」、「關緊」、「跟緊」。丁關根的妻子是張先玲的親妹妹。張先玲家有三姊妹，張先玲是老大，其中一個妹妹就是丁關根的妻子，還有一個妹妹在南方工作。據傳，王楠死訊傳出，丁關根眼中噙滿淚水，這個侄兒是他從小看著長大的。但時間一長，尤其是張先玲參與「天安門母親」，成為黨國眼中的「敵對分子」，丁關根夫婦的態度就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斷絕了與張先玲一家的來往。大家都住在北京，但形同陌路。可見，中共這個政黨完全是邪教，一旦加入中共，就泯滅人性、六親不認。

張先玲的另一位近親是其大表哥余英時。余英時在1993年9月7、8日的《中國時報》發表一篇題為〈一位母親的來信〉的長文，詳細披露了這段淵源：「在數以千計的天安門死難者之中竟包括了我自己的近親在內。我有一位至親，1945至1946年我曾在她家住過一年，那時她才上小學。我們重逢是在1978年的北京，她已是幾個孩子的母親了。1992年初她給 我寫了一封信，託人轉寄，但這封信一直最近才交到我的手中。這是一個孩子的母親用血和淚寫成的關於天安門屠殺的一個鏡頭，任何註釋都是多餘的。四年以來，我讀了無數篇關於天安門屠殺的記載和評論，但這一切文字加起來也比不上這封短信給我的震動之大，哀痛之深。由母親親筆寫兒子在天安門被屠殺的經過，這是我所讀到的第一篇文字，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文字。信中還附了死者的一張照片和北京廣播電台轉播過的死者在高中一年級時所寫的一封公開信。從這封信中，我們知道死者生前和他的母親之間存在著一種非常慈愛而又互相瞭解的關係。他因此希望天下的父母也都能和子女成為朋友，這樣才能消弭代溝於無形。這明明是一個充滿著推己及人的愛心的好孩子，但這樣一個剛剛開始茁壯的幼苗卻活生生地為北京屠夫扼殺了。他中彈倒下去的時候竟『不准搶救』，我想不出世界上還有什麼野蠻的政權能做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他死的時候只有十九歲吧。⋯⋯照片上的他笑得很甜，透著清秀、聰慧和溫厚。難道這樣一個可愛的孩子竟是中共宣傳中所說的『挑起反革命動亂的暴徒』嗎？⋯⋯天安門前已乾的血和我的體內尚在流動的血竟有一部分是同源的。這個十九歲的高中生為了『伸張正義』，為了『記錄下歷史的真實鏡頭』，獻出了他的寶貴生命。這將是我此生永不能忘懷的一個悲痛記憶。我不可能而且也不配對大陸的民主運動作出任何直接的貢獻，但是為了不能愧對這個孩子，為了不能讓這個孩子的血白流，至少，我必須『記錄下歷史的真實鏡頭』。這個孩子只是數以千計的天安門前被屠殺中的一個，不用說，其他的許多死者也必然同樣會留下無數的記憶—在他們的親人和朋友的心裡，甚至在更多的不相識者的心裡。世界上沒有比記憶更偉大的力量，這個力量便是大陸民主運動的最後保證。」

余英時去世後，張先玲於2021年11月10日寫了一篇名為〈在北京包餃子的期望—憶英時表哥二、三事〉的悼念文章，談到1940年代中期與「面黃體瘦」表哥的交往，再次見面已是1978年，「表哥到北京之後，我和母親帶著兩個孩子王楊、 王楠去北京飯店與他見面」。然後就是六四屠殺發生，余英時奮筆疾書，寫下〈一位母親的來信〉一文，披露孩子遇難的事實，譴責中共的暴行。「對於我參與『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事，他十分理解，並囑咐我注意安全。1990年代後期，他曾將一筆稿費捐贈給群體中困難的老人。」最後一次見面是在華府，2000年11月，張先玲隨王範地到美國參加一個藝術活動，兩對夫婦得以在華府會面，「他們對王楠遇難表達了深切的關心和哀悼，對六四屠殺十分憤概。表哥說：『六四慘案不解決，我不會去大陸！』」他們還相約，如果中國民主化了，「到那時請他們來北京包餃子」。可惜，他們未能在北京重逢。

——新世纪2026-1-3转发

《堅若磐石：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四卷》簡介、目録、作者序：但全螻蟻命，敢鬥虎狼牙

博客來

堅若磐石：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四卷

• 作者： 余杰   
• 出版社：主流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26/01/02
• ISBN：9786269959488
• 叢書系列：中國研究系列
• 出版地：台灣

內容簡介

《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是一部記錄當代中國抗爭者的心靈史。即使在這至暗時刻，仍有一群抗爭者挺身而出，不甘接受「韭菜」或「人礦」的命運。他們猶如神話中的西西弗斯，推著巨石奮力前行；他們更如同普羅米修斯，在黑暗中燃起火焰，印證了法國思想家卡繆（Albert Camus）所說：「反抗，讓人擺脫孤獨狀態，奠 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堅若磐石》是《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的第四卷，記錄了五十位抗爭者的故事，涵蓋了中國本土、圖博、東突厥斯坦、香港、海外華人，和外籍人士，包括：張先玲、彼得·納瓦羅、黃之鋒、李和平、何俊仁等。這些抗爭者具有各種不同的專業及背景，有教授、作家、記者、前官員、律師、藝術家，牧師、和尚，也有學生、農夫、工人、和殘障人士。他們跨越世代，年長者與年輕者相差七十歲，信仰各異，他們都心懷赤子之心並愛人如己、追求民主自由而輕視權力。

這些抗爭者以多種形式反抗中共極權政府，卻遭受不同形式的迫害，包括開除學籍、取消教職、吊銷律師執業資格、關閉企業、剝奪工作機會，甚至遭受監控、拘留、折磨和判刑入獄等。他們的生命或許只是滄海一粟， 但他們的存在讓中國的未來有走向民主自由的希望，成為一民主自由，重視人權的國家。本書希望成為一座橋梁，連接中國本土和海外的「抗爭者」，讓他們得以相互激勵，更讓這些勇士得到廣大讀者的肯定與支持。

作者介紹

余杰

1998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在世紀之交死水般寂靜的文壇掀起一陣旋風，短短數月間暢銷百萬冊，有如魯迅和柏楊般的批判性文字和思想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青年。

2012年1月，攜妻兒赴美，定居華盛頓郊區，潛心讀書思考、著書立說。2018年12月，入籍美國，拒絕鄉愁，享受孤獨。

以寫作為職業和志業，著作多達八十餘種，1500萬字，涵蓋當代中國政治、東方極權主義、近代思想史、民國歷史、台灣民主運動史、美國政治、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等諸多領域。致力於用文字顛覆馬列毛習極權主義、解構中華大一統觀念、批判西方左派意識形態，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秩序與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即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公民勇氣奬」、「廖述宗教授紀念獎」、「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推廣類佳作獎」等獎項。

以華語文化圈唯一擁有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的台灣為精神故鄉。相信文字可以穿越漫長的時間與廣袤的空間，相信讀書這一古典的愛好能帶來巨大的快樂，祈願以書為媒，結識更多自由而勇敢的心靈。

2025年任台灣國立成功大學駐校作家及訪問學人。

目錄

序：但全螻蟻命，敢鬥虎狼牙

1930年代人
01｜王西麟（1936—）：用音樂抗議共產暴政，用音樂記載世紀苦難
02｜張先玲（1937—）：真相、賠償和追責是我們堅定的訴求

1940年代人
03｜陳達鉦（1944—）： 看到弱人被欺負，看到惡人囂張，當然會挺身而出
04｜楊靖（1946—）：爭取民主的事業是美好的、充滿人性的事業
05｜彼得．納瓦羅（1949—）：我們正在與共產主義中國打一場戰爭

1950年代人
06｜謝長發（1951—）： 我的目標是在中國實現多黨競爭和憲政民主
07｜何俊仁（1951—）： 當香港變得如此不公正時，監獄就變成了我們的正義之地
08｜侯芷明（1952—）：屠殺百姓是中共政權的真面目
09｜尤維潔（1953—）：我們即使尚存一人，都永不言棄
10｜呂洪來（1953—）：民主運動已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
11｜高勤榮（1955—）：我是一把永不捲刃的投槍匕首
12｜呂耿松（1956—）：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為民主戰鬥到底
13｜佘萬寶（1958—）： 我做的事情是為了中國儘快走向民主，我無怨無悔
14｜董廣平（1958—）：為中國軍人贖罪，為六四死難者招魂
15｜黃碧雲（1959—）：爭取民主從來不是玫瑰路，而是荊棘滿途

1960年代人
16｜范燕瓊（1960—）：面對獨裁暴政，我一直揚起高昂的頭
17｜聖觀（1961—）： 進監獄，就當閉關修行；殺頭，我乘願再來，繼續反共
18｜徐秦（1962—）：人權工作就是以德抗位
19｜董郁玉（1962—）：中國終將來到共和制的起點，重新出發
20｜張春雷（1964—）：我安心坐牢，願我的生命如梔子花
21｜李必豐（1964—）：我是一塊煤炭，用燃燒的生命來反抗黑暗
22｜任建平（1964—）：推牆就是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23｜上官雲開（1966—）： 前面的勇士倒掉以後，無盡的黑暗就會來臨
24｜李懷慶（1966—）： 當局強加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是我的榮譽
25｜于世文（1967—）：我願用生命捍衛六四的尊貴和尊嚴

1970年代人
26｜陳建芳（1970—）：憲政民主是根治腐敗的唯一特效藥
27｜陳家坪（1970—）：多年來我只有暗中湧流的血
28｜雷秀銀（1970—）： 我寧願被毀謗，遭患難，也不丟棄勇敢的心
29｜李和平（1970—）： 我竭盡全力為正義、法治、人權作艱苦卓絕的戰鬥
30｜望雲和尚（1972—）：於善盡心力，於惡不妥協
31｜盧思位（1973—）：為政治犯的辯護，並不局限於法庭
32｜劉艷麗（1975—）：有人用槍征服世界，有人用筆記錄世界
33｜謝文飛（1976—）：在烏鴉的世界裡，潔白的羽毛是有罪的
34｜季孝龍（1976—）：新時代公民應勇做國家與社會的啄木鳥
35｜林卓廷（1977—）： 為了不可推卸的責任，我選擇艱巨凶險的人生
36｜崗吉．珠巴嘉（1979—）： 我能給雪域獻一滴汗水，就是一種快樂

1980年代人
37｜王一飛（1985—）： 在反專制的過程中，要有一股力量勇往直前、異軍突起
38｜何方美（1985—）：一名柔弱的母親與毒疫苗的戰爭
39｜甄江華（1985—）：像黑暗中沉默而堅韌的燈塔
40｜喬鑫鑫（1986—）： 全世界網友聯合起來，拆除中共網路柏林圍牆
41｜楊雪盈（1986—）：我們必須守護的是對社會公義的信念
42｜余慧明（1987—）：初衷無忘，抗爭無降
43｜何啟明（1988—）：對付極權，反抗是唯一出路
44｜余江帆（1989—）：父親讓我帶著他的頭顱去維權

1990年代人
45｜陳品霖（1991—）：記住醜惡，才能心向光明
46｜黃之鋒（1996—）： 我們將奪回屬於我們的民主，因為時間在我們這一邊
47｜黃子悅（1997—）： 就是暴動罪，也無法阻止我追求自由和公義的那份倔強

2000年代人
48｜鍾翰林（2001—）： 我將堅定不移、無所畏懼地推動香港的自決
49｜卡米萊．瓦依提（2004—）：中國政府最怕人們知道真相
50｜張晞晴（2005—）： 我將我的青春都用在反對港府的暴政上

序

作者序／但全螻蟻命，敢鬥虎狼牙

1936年6月13日，德國漢堡布洛姆福斯船廠。當天，船廠正在為海軍訓練船霍斯特．威塞爾號舉行盛大的下水儀式。聲望如日中天的元首希特勒親臨船廠，工人們集體舉起手臂行納粹禮，如同一篇壯觀的森林。

這張照片只是納粹時代無數的宣傳資料之一，似乎不足為奇。但仔細察看就會發現，人群中有一位工人雙手交叉在胸前，臉上露出不屑的表情，冷冷地站在那裡，並沒有向希特勒行納粹禮。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舉動，在那個時刻相當不同尋常。

這位公然對抗希特勒的工人名叫奧古斯特．蘭德梅賽。他與猶太裔女子伊爾瑪希相愛並結婚，受到納粹黨和社會輿論的打壓與歧視。他多次奮不顧身地保護妻子，反對納粹黨對猶太人的迫害。這一次，他有了公然表達反抗立場的機會。

幸運的是，當時處於極端亢奮狀態的工人們並未注意到身邊這名工友形同叛逆的舉動。而拍下這張照片的記者也沒有對其仔細甄別。這張照片被收入一份檔案袋中，躲過了戰爭的硝煙，隨後被塵封了五十五年—這個細節再次表明，納粹黨統治的嚴密和嚴酷程度遠不如中國共產黨—首先，在中國共產黨治下，其黨魁出席任何一場群眾活動，每個參與者事先都必須通過嚴格的背景審查，絕對不會允許像奧古斯特這樣的反對者混入其中。其次，如果中共的攝影師拍攝到類似的照片，一定會立即徹查「害群之馬」，將其送入監獄或精神病院，不會像納粹這樣「吞舟是漏」。

直到1991年，一位研究二戰史的學者在查閱資料時，無意中發現了這張照片，並發現照片中有一名與周遭氛圍格格不入的「不從國教者」，被這個男人不合群的勇氣深深震撼，於是將照片投稿到《時代週刊》。隨後，這位「孤獨的勇士」如「坦克人」一樣被家喻戶曉。但他究竟是誰呢？

直到今天，「坦克人」依然撲朔迷離，但這位德國工人卻被五十四歲的艾琳．埃克勒認出—他正是自己的父親奧古斯特。艾琳．埃克勒是奧古斯特與伊爾瑪希的第二個女兒，出生在集中營中，九死一生地倖存下來。

1937年，為了給伊爾瑪希和女兒平靜的生活，奧古斯特帶著全家試圖逃亡丹麥，但在德國邊境被捕。奧古斯特被以玷污雅利安血統的罪名下獄，一年後獲釋。但伊爾瑪希被關進奧拉寧堡集中營，在集中營，她生下女兒艾琳．埃克勒。

1938年，奧古斯特計畫潛入集中營去營救妻子和女兒，但因救援計畫失敗，他再度被捕。從此，原本幸福的一家，被分隔四地—奧古斯特在薩克森州集中營，伊爾瑪希被送進拉文斯布呂克女子集中營，大女兒英格麗德與外婆同住，小女兒艾琳．埃克勒被一戶人家收養。奧古斯特與伊爾瑪希此生再未相見。

1942年2月，伊爾瑪希和其他一萬四千名猶太囚徒在集中營被毒氣殺害。奧古斯特出獄後，被安排到一家運輸公司工作。1944年2月，二戰進入尾聲，奧古斯特和其他反納粹人士以及叛逃者被編入納粹懲戒營，拉往克羅埃西亞戰場充當炮灰，最終陣亡，年僅三十四歲。

父母雙亡後，英格麗德和艾琳．埃克勒姊妹倆成了孤兒。戰爭結束後不久，姊妹倆的外婆也去世了，兩姊妹一起被安置在養父母家。

對於父親的印象，只存在於兩姐妹僅存的幾張照片中。沒想到，1991年意外發表的那張照片，讓艾琳．埃克勒一眼認出人群中的那名勇士，正是父親奧古斯特。

1996年，艾琳．埃克勒將父母那段淒美的愛情故事寫成一篇文章，普通人的勇氣，穿越時空，激勵人心。

中國也有很多像奧古斯特那樣的孤膽英雄。我撰寫的「抗爭者系列」和「民主英烈傳系列」中的若干人物，都是跟奧古斯特比肩而立、攜手而行的英雄。在某一特定時空中，他們固然是少數，是少數中的少數，但他們並非孤立無援的獨行俠。即便被中共封鎖、隔絕、消音，他們還是有友人和支持者。為了突破中共的封鎖、隔絕、消音，為了讓他們在茫茫人海中被看見，他們需要更多地被談論、被傳揚、被稱頌。多一個人相濡以沫，多一個人肝膽相照，就能形成合力，推倒高牆。這也正是我書寫和出版這兩個系列叢書的宗旨所在。

過去三年來，「抗爭者系列」已陸續出版了《當代英雄》、《勇者無懼》和《永不屈服》三卷。「民主英烈傳系列」也陸續出版了《美好的仗，已經打過》和《當跑的路，已經跑過》兩卷。本冊《堅如磐石》為「抗爭者系列」之第四卷，與此前的三卷相比，有如下之特點：

書中人物的階層和身分更為廣泛。比如，有些抗爭者出身中共特權階層與家族，卻在民主和自由價值的感召下，背棄原有的階層與家族，投身反抗運動，成為中共政權的敵人—作為將軍之子的董廣平、作為銀行副行長的佘萬寶、作為銀行職員的劉艷麗、作為警察學院教師的呂耿松、作為外企高管的季孝龍，以及作為成功商人和富豪的李必豐、李懷慶、于世文⋯⋯他們在中國是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如果安於現狀，就能在「楚門的世界」中過「食有魚、出有車的優渥生活」。但他們對「成功」的定義與世俗觀念截然相反，他們努力尋求自由的、有尊嚴的生活方式，必然與專制體制發生矛盾乃至激烈衝撞，最後無一例外地經歷牢獄之災。

本卷的主人公，有若干出身社會底層者，他們經過艱苦卓絕的打拚，成為各個領域中頗有成就的專業人士。但他們並沒有像《紅與黑》的主人公于連那樣拚命「躋身上流」，他們堅持「不為帝王唱頌歌，只為蒼生說人話」，他們不惜以身涉險，挑戰強權，從而失去原有的社會地位乃至鋃鐺入獄、一無所有。比如，從西單民主牆時代就投身民主運動的楊靖、呂洪來；湖南民主黨先驅謝長發；詩人和紀錄片製作人陳家坪、律師李和平和盧思位⋯⋯他們被監控、受酷刑、受審、入獄，歷盡滄桑，身體健康嚴重受損，但始終無怨無悔。

本書中所寫的人物，有不少一直掙扎在社會底層，其抗爭事蹟基本不為外人所知。通常情況下，西方媒體趨炎附勢，記者盯著有名的抗爭者報導，大都不會離開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因此，大城市之外的底層抗爭者的故事更應當被記錄和書寫。比如，本卷中的范燕瓊、徐秦、陳建芳、王一飛、何方美、余江帆等人，或是房屋被強拆、土地被侵占的基層維權者，或是為家人及本人的冤屈而屢屢上訪，或是致力於捍衛言論自由、網路資訊自由，被中共政權迫害、追殺，遠遁海外仍被綁架回中國。他們被構陷入獄，出獄後仍處於嚴密監控之下，也許一輩子都不能過上正常的生活。

二十年前，劉曉波就撰文指出，中共對異議人士的打壓有精緻化之趨勢，對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如今，中共的維穩體制更為精密，逐漸呈現「客制化」之趨勢。而且，各地的國安、國保及公安、政府部門，對不同人物實行「對症下藥」式的維穩，有的軟，有的硬，有的軟硬兼施，不一而足，此乃「獨裁者的進化」。中共向來欺軟怕硬又極其世故，在抗爭者中，越是無名者、底層者，中共對其的迫害手段便越是肆無忌憚、無所不用其極—如株連九族、上訴後加刑、長期非法羈押、利用牢頭獄霸來間接折磨等等。中共認為，無名者、底層者不為世人尤其是西方世界所知，不會出現在西方媒體的頭版頭條上，在對他們維穩時，就不會有任何的顧忌。因此，讓底層和基層的抗爭者的故事被記載、被講述、被傳播，就是對他們最大的支持和幫助。而這樣的工作一直少有人來做。

抗爭的第一步是用真話反對謊言，傳播真相，捍衛真理。在本卷的人物中，有用音樂記載苦難和控訴暴政的作曲家王西麟，有天安門母親的重要成員張先玲和尤維潔，有報導真相的記者高勤榮、董郁玉、上官雲開，有紀錄片製作人陳家坪、陳品霖，有人權網站創辦人甄江華，有努力推牆的任建平、喬鑫鑫⋯⋯他們如同酵母，能將麵團發酵。

抗爭的最後一步是組黨。在組黨被視為最危險的事的共產中國，從毛時代到習時代，一直不乏捨生取義的組黨活躍人士，如謝長發、呂洪來、呂耿松、佘萬寶、任建平、王一飛等人，他們前赴後繼，風雨前行。唯有突破黨禁，中國的民主轉型才能真正啟動，中國必將迎來多黨競爭的時代。

本卷力圖呈現抗爭者不同的宗教和民族背景，以顯示在不同族群中都有抗爭者，中共的統治並非鐵桶一般。中共秉承馬克思主義對宗教信仰的定義，將宗教信仰視為麻醉人心的鴉片，但馬克思主義才是一種將人變成喪屍的邪教。在中共對各種宗教團體的嚴酷打壓之下，宗教信仰者為了宗教信仰自由而奮起與中共對抗。中土佛教大都順服世俗權力，但近年來亦有聖觀法師、望雲和尚等出家人走上抗爭之路。在基督教家庭教會，有張春雷、雷秀銀等牧師、長老，或宣教，或從事慈善事業，以非暴力抗爭方式踐行信仰。在藏傳佛教和藏人中，有作家崗吉．珠巴嘉秉筆直書；在維吾爾人中，有年輕的女大學生卡米萊．瓦依提在網上傳播白紙抗議的真相。

中國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不僅是中國人自身的事業，也得到很多外國友人的支持和援助—法國學者侯芷明數十年如一日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翻譯了大量中國民主活動人士的作品；美國經濟學家彼得．納瓦羅是看到「致命中國」真相的第一人，並對川普政府的扭轉過去數十年的對華綏靖主義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魯迅曾在《紀念劉和珍君》一文中稱讚像劉和珍這樣的女性抗爭者：「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祕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本卷的五十位主人公中，有十四位女性抗爭者：張先玲、侯芷明、尤維潔、范燕瓊、徐秦、陳建芳、劉艷麗、何方美、楊雪盈、余慧明、余江帆、黃子悅、卡米萊．瓦依提、張晞晴，比此前三卷中女性抗爭者的人數更多。

隨著香港日漸淪為警察城市，被捕入獄或流亡海外的香港抗爭者也成為新的抗爭者族群。單單是民主派初選案就涉及四十七位民主派政治活動人士。本卷中收入不同世代、彼此具有一定張力的抗爭者的故事—陳達鉦、何俊仁、黃碧雲、林卓廷、楊雪盈、余慧明、何啟明、黃之鋒、黃子悅、鍾翰林、張晞晴等十一人。香港雖已淪為警察城市，但香港抗爭者的故事並未結束，「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終將實現。

在中共眼中，少數抗爭者自不量力、螳臂當車，並不能動搖其固若金湯的極權體制。然而，正如哈維爾所說，「有時我們一定要走進苦難的深淵才能領悟真理，正如我們在光天化日下，一定要跑到井底去才能看見星光」。哈維爾多番強調，異見賴以生長的土壤是一個「前政治」的隱蔽域，這片隱蔽域首先就由一群尋常過活的人開闢而成。植根尋常，不卑不亢，拒絕在雜貨店前掛宣傳標語，最終自成獨立社會，用人性來藐視謊言，這就是「無權力者的權力」。在此意義上，活在真實中，就是一種抗爭，在捷克、波蘭、韓國、台灣發生的民主轉型，也必將在中國發生。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正在抗爭的過程中脫離奴隸狀態，一旦抗爭者、覺醒者與奴隸、韭菜、人礦的比例發生逆轉，中共的末日就將降臨。    （新世纪20260103转发）

李承鹏：换成普通人被讹反转可能性有多大

李承鹏（大眼哥）X

@dayangelcp

·June 1, 2026

看到一个真实故事：天津一女警官休假，穿着便衣散步时，看到一名老人摔倒了。女警赶紧扶起并送到医院，还为他垫付3000元医疗费。 过程中，女警并未亮明身份。不一会儿老人儿女赶到医院，老人改口说是这名女警察把他撞倒的。老人的儿女就对女警破口大骂，并索赔10000元。 女警官只好亮出身份，并拨打110调取录像，证明自己的清白。 老人及儿女们傻了，连忙道歉。但女警官没惯着他们，转身就把这老人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自己40000元精神损失费。 官司打赢了，讹人的老人被刑事拘留，警官获赔4万元，但她捐给了福利机构。 这女警察真棒。我唯一想问的是：要是换成普通人被讹，这反转的可能性有多大。

陈立群 | 刘晓波的勇气：在黑暗中守护光明——纪念六四抗暴三十七周年

 作者脸书 2026-6-1

刘晓波的勇气：在黑暗中守护光明

尊敬的各位朋友：

今天是我们纪念六四抗暴三十七周年的日子，我想和大家一起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刘晓波？

是因为他拿过诺贝尔和平奖？是因为他坐过牢？还是因为他的名字已经写进了历史？

我想，这些都不是最核心的原因。

我们纪念他，更是因为在那场改变无数中国人命运的风暴之后，在之后漫长而压抑的岁月里，他始终没有放下对自由、尊严和良知的坚持。

他的名字或许仍有争议，但他的勇气却让人无法忽视。

别人或许用权力改变时代，用财富影响社会，而刘晓波选择用文字、用良知、用自己的一生去守护他相信的东西。

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1989年，当许多人选择远离的时候，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刘晓波却毅然决定回国。他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却还是回来了。

更难得的是，从一开始，他就反对暴力，主张和平对话，希望用理性化解仇恨，用沟通减少冲突。

从那以后，他彻底告别了平静的学术生活，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路。此后他多次失去自由，多次被关进监狱。

牢房能锁住他的身体，却锁不住他的思想；高墙能挡住他的脚步，却挡不住他的信念。

从1989年走到2008年，从街头到书斋，再到发起《零八宪章》，他一直相信：自由是权利，而不是恩赐；尊严是人格，而不是口号；说真话是责任，而不是罪过。

最让我敬佩的，还不是他敢于发声，而是他在长期的打压和牢狱中，始终没有让自己变成他所反对的那种样子。

面对伤害，他没有选择仇恨和报复；面对不公，他也没有放弃对人的善意。

他那句“我没有敌人”，短短五个字，却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因为宽容比仇恨更难，理性比愤怒更难，而他偏偏选了那条更难的路。

他相信，真正的改变不是来自暴力，而是来自良知的觉醒。

2008年，当我看到《零八宪章》首批303位签名者的名单时，心里非常激动。因为里面有好几位我非常熟悉的朋友——他们参加过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参加过1989年的民主运动，还参加过1998年的组党尝试。他们当中有大学教授、副院长、系主任，还有很多知识分子。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风风雨雨，他们却依然站在那里，依然是第一批签名者。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中国的火种其实一直都在，中国的良知其实一直都在，中国的希望其实一直都在。而刘晓波，就是这些火种的守护者之一。

2010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世界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为自由发声、为尊严坚守、为未来负责的精神。

刘晓波已经离开了我们，但那种精神没有离开。

历史从来不是由权力和地位书写。一个愿意长期说真话、守底线的人，就是时代最宝贵的力量。

刘晓波的一生告诉我们：在黑暗里仍然可以守护光明，在压力下仍然可以坚持真实，在困境中仍然可以不放弃希望。这就是勇气。

而这种勇气，并不只属于刘晓波。它其实藏在每一个不愿意随波逐流、愿意守住内心底线的人身上。

我们不一定都能成为改变时代的人，但我们都可以成为不放弃原则的人；我们不一定都能站在聚光灯下，但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守住诚实、尊重和责任。

一个社会的真正进步，往往不是靠几个英雄，而是靠越来越多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依然愿意守护自己内心的那点光亮。

当我们面对压力时，还能不能坚持说真话？

面对偏见时，还能不能保持理性？

面对分歧时，还能不能拒绝仇恨、选择理解？

这些问题，不只是留给刘晓波那个时代的，也是留给我们今天的。

所以，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纪念刘晓波，其实是在纪念一种精神——一种在黑暗中仍不放弃光明的精神，一种拒绝遗忘、坚持良知的精神，一种对自由与尊严的长期守望。

愿我们记住的，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力量。

愿我们在各自的人生里，都能多一点勇气，多一点良知，多一点对人的尊重和关怀。

今天，我们纪念刘晓波，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守护他所守护的那点火种。

愿火种不熄，愿良知长存。

谢谢大家。

2026年6月1日

在纽约纪念六四抗暴37周年会议上的演讲稿

附：

儿童节，不要忘了那些死于中国的洋娃娃

 来源：通往远方的路  2026-6-1

又是一年儿童节。当看到那些在阳光下欢乐舞蹈的孩子，不由得想起100多年前，那些随同父母一起，把生命献给中国的洋娃娃。

那个时代，许许多多外国宣教士背井离乡，来到这片贫穷的土地，建立医院、学校、戒毒所，在传扬生命之道的同时，也为这个国家奠定了现代医疗和教育基础，给千千万万百姓带来祝福。

1900年，清朝政府与义和团掀起排外运动。清廷发布悬赏告示称：“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在这场冠以爱国名号的狂欢中，3万多座教堂被烧，数百所学校和医院被毁，241名外国宣道士遭到杀害，其中包括数十个儿童。

英国宣道士法尔定（GeorgeB. Farthing）1891年来到山西，开设了4所戒毒所，帮上千名鸦片成瘾患者戒除毒瘾。

法尔定夫妇和三个孩子

1900 年7月9日，法尔定和怀孕的妻子在山西太原被杀。同时遇难的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

1897年，美国医生罗维特（Arnold E. Lovitt）夫妇来到中国。除了日常诊疗以外，罗维特为不少患重症的患者做了手术。他们和孩子也死于7月9日的太原教案。

同年8月15日，美国公理会宣道士贾侍理（Rev.Charles Wesley Price)夫妇在汾州遇难，他们7岁的女儿佛劳伦丝也没有被放过。贾侍理参与并推动了汾州医院的建设，汾州医院是现在汾阳医院的前身。

19世纪80年代，美国奥柏林学院毕业生和校友发起组织布道团，在山西太古创办学校、医院和戒毒所。义和团运动中，布道团有13名宣道士以及5个孩子被杀。

毕天保13岁遇难

在这些死在中国的孩子当中，有一个中国名字叫毕天保的十三岁孩子。

毕天保的父亲毕翰道（（Thomas Wellesley Pigott）出生在英国一个富裕家庭，甘愿放弃舒适生活，带着家里的钱来中国宣道。

1883年，毕翰道和一位女同工结婚。第四年，他们的儿子毕天保出生了。

1892年，毕翰道夫妇带着小天保来到山西寿阳县，建立宣教站，开办学校、诊所、戒烟所，一边传福音，一边服务当地百姓。

毕天保的妈妈是一个医生，善于医治白内障，让不少瞎眼的百姓看到了光明。

毕天保从小就和中国孩子们一起玩。中国孩子教给天保常玩的游戏，天保则把中国孩子请到家里，把自己的玩具拿给他们。

十二岁的时候，小天保就参与服事工作，做了中国孩子的主日学老师。他的中国话说得非常好，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母语了。

小天保爱中国小伙伴，他愿意他们能好好学习，掌握更多知识、

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寿阳宣教站及诊所被烧毁，毕翰道一家被逮捕。同时被逮捕的，还有两个学校老师，以及寄养在这里的一对小姐妹恩婷和玛丽。

恩婷、玛丽和两个妹妹，无一幸存

恩婷和玛丽的父母都是美国欧柏林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来山西太谷传道。她们的母亲在生下第四个女儿后，因产后热症不幸病逝。

恩婷和玛丽的父亲艾屋德因无法同时照顾四个女孩，就把她们两个送到寿阳宣教站，因为毕翰道在这里开办了一个小小的宣教士子女学校。

天保就像一个小哥哥一样，照顾恩婷和玛丽。他喜欢做手工，给她们每人做了一张玩具床。

7月9日，山西巡抚毓贤带领官兵，将集中在巡抚衙门西辕门的46名传教士及其子女全部杀害。

毕翰道全家以及恩婷、玛丽姐妹最后走上刑场。毕天保眼含泪水，与父母和两个小姐妹告别。

随后不久，恩婷和玛丽的父亲艾屋德（Ernest Pond Atwater）、继母艾丽莎（Eliza Jane）及腹中胎儿，还有两个幼小的妹妹洗礼和儿喜，在山西汾州遭到杀害。

玛丽留下来的画

艾丽莎去世前留下遗言：“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

这些传道士的孩子们，不是不知道在这个古老国家所面临的危险。1898年，在最后一次假期回英国时，天宝对他在英国的小伙伴说：“在英国我们是不可能殉道的，但在中国，父母和我都有可能。”

然而，明明知道前路的危险，毕天保依然跟随父母回到中国。

回中国之前，当骑兵军官的叔叔来看他们，一身戎装让天保羡慕。有人问他是不是想和叔叔一样，将来也成为一名军人。天保回答说：“不，我要做Christ 的精兵。”

就像保罗相信天上必有一顶冠冕为自己所留一样，在那永恒的国度，一定有一顶小小的冠冕为天保所留。这些把生命献给中国的外国孩子，一定都会得到一顶美丽的冠冕。

国际儿童节，原为纪念死于战争的儿童，为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以及保障儿童权利所设立。

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校园里健康而快乐地玩耍的时候，但愿能想起那些把学校和医院带到中国的宣道士，想起那些因为爱中国而遭到杀害的外国孩子。

本文八年前曾于老号发出。此次重新做了一些修改，并增添一些内容。

为何还要纪念“六四”？（1）写在儿童节

 茶先生  X
@liaoping2020 · May 31, 2026

为何还要纪念“六四”？（1）写在儿童节

为何还要纪念“六四”？这对于许多人来言不言而喻，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却另有说辞：

说辞之一: “都过去三十七年，几代人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真的都过去了？

日渐凋零的天安门母亲，至今还在用微弱而坚韧的气息，重申“真相、赔偿、问责”三大诉求，无人理睬；

舍身饲虎的蒋捷连们的遗骨，还存放在家里，还未下葬……

说辞之二: “祥林嫂式反复重复‘我的阿毛死了’有何意义？”

天安门母亲的旷野呼喊，不是哀鸣与呻吟，而是最温和、最执着的抗争。她们是“六四”英魂最坚强的守灵人，是黑箱政治最坚毅的反对者，是和平理性最坚定的守望者。

……

然而，所有说辞当中，声振入云的，莫过于马云等商业精英所云：邓的决定“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否则哪来几十年的繁荣稳定？

这种开枪导致稳定、稳定导致繁荣的简单线性决定论，逻辑如豁嘴一样难以连贯，但围猎权力的财富精英们掌握着话筒，权力、资本和信息技术三者合流，使其声调高昂，“入脑入心入魂”，居然成了最主流的声音。

“遥远的哭声”被刻意掩埋：

那些在黑暗的坑道里不断窒息而死的山西矿工们不会说话；

那些在隧道口被雨水无情淹没至死的郑州市民们不会说话；

那些在严厉封控中从高楼一跃而下的上海青年们不会说话；

那些汶川地震中被劣质教学楼砸死的数千名孩子不会说话……

“这盛世，如你所愿。”铁链下生下八个孩子的小花梅能说话时，只留下这一句：“这个世界不要我了。” 企图去帮助她的“乌衣姐”们被逮捕、被封口，她们都会说话，却不能说话。

不能说话的还有， 异乡写字楼里猝死的年轻白领；推土机前眼睁睁看着家园化为废墟的所谓“钉子户”；被精神病的上访者；攒齐一生心血却在“恒大”买房的苦主们……最为吊诡的是，这份不能说话的名单里，也加上了“马云”。

权力不断围剿资本，马云被证明不过是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被权力绑架而对绑架者歌唱。

还有你们，这些不让人们说话的维稳机器们，你们可以蹂躏手无寸铁的百姓，但真能克服你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吗？

君不见，曾经的政法大总管周永康缔造维稳模式，结果是他儿媳黄婉探视丈夫的权利被剥夺，也曾到推特上来伸冤，成为访民之一员；

君不见，前任首领胡锦涛在“二十大”会场被黑衣人架走，毫无尊严地离开，全场鸦雀无声；

君不见，前任总理李克强都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死得不明不白，没有真相更没有尊严……

你们自己，在下一秒钟，谁能保障你们能说话？谁能为你们说话？谁会为你们说话？

这“盛世繁花”，不开也罢！

所谓“盛世”、物质的丰盈，温家宝曾在哈佛总结说，“源于人民自由的创造”。

不是恩赐，更不是通过屠刀下尸体达到所谓的稳定所获得。

而人们还要不断追问温家宝：在你们治下，人民真的自由吗？

可惜温不能进一步作答，他也失去说话的自由。公民没有基本的自由，奴役者也最终失去基本自由。法律不能保护普通公民时，同样不保护一国总理。

未来人记述这段畸形的历史，还会回到“六四”，回到那个血腥的周末。

达姆弹洞穿的不只是市民们的胸膛，还有他们对真正的稳定和繁荣的无限渴望；

坦克车碾碎的不仅是年轻人的身体，还有一个民族对于自由与文明的热烈追求。

“六四”的悲剧是全民悲剧，只是每一个人付出的代价有别，创伤后遗症的程度、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还有你们，要一起来纪念“六四”的理由。

37年来，理由不是越来越少，而是日益加增，如“范喜良”垒起的长城，越垒越高，越垒越长……

碾过长安街和王培文们的坦克并未就此止步，它们呼啸着奔向各地，大河两岸，长城内外，哪里需要维稳，它们开到那里。

“埋骨何须木樨地？人间处处公主坟！”

2019年8 月29日，同样是个周末，大批高耸着机枪塔的装甲战车浩浩荡荡地开进香港闹市。“东方之珠，我的爱人”，在港版国安法的铁蹄之下，人们可以公开在此为“六四”英魂燃起烛光之地，从此不再……

“浅浅的一湾海峡”，“坦克”们也在向对岸咆哮：“留岛不留人”，“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长臂管辖”的黑手同样伸向了新旧大陆……

37年的历史，以残酷的逻辑证明：专制机器一日不停止运转，其铁轮就不会在任何边界前停住，今日长城内、墙内的失语与屈辱，未来或将成为所有人的共同宿命。

为未来而来，为未来的儿童有一片晴空，我们要纪念“六四”。

最后，还需提一种更为平常的说辞：“也想纪念‘六四’，只是重返故国时或有危险。”

纪念方式有千百种，“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一个人的斗室里，你点一柱香，默念那一个个血色的名字：蒋捷连，王楠，杨明湖，肖杰，陈来顺，郝致京，谢京锁……

或者，稍稍跨出一步，作为观察者到集会地。尝试去凝视恐惧，是走出恐惧之第一步。

纪念“六四”，不单沉痛，而且美好，给我们提供面对内心、走出黑暗的可能。

“夜晚的黑暗势力存在我们内心，而我们内心也存在带领我们走向黎明的力量。”

“希望是好事，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事永不消逝。”

🙏🙏🙏🙏🙏🙏

🙏🙏🙏🙏

川普是政坛上的巴顿，巴顿是战场上的川普

 来源：壹家言  2026-6-1

写了篇《巴顿将军80年前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就看川普能否挽狂澜于既倒》的文章，得到众多同道的喜爱，有网友留言“老川被盗选之后的集会开场就放电影《巴顿将军》的经典开场，站在大幅美国国旗前面的巴顿在训话。话说，巴顿将军的死也很离奇，非常大的概率被谋杀的。DeepState不想让他活，和现在老川一样”。更有网友直接说“网上有说川普是巴顿转世，两人不仅照片很相像，性格也像，大嘴巴、爱张扬，也爱祷告。二战中神迹就有巴顿祷告止风雪”。

不少人囿于表象，将巴顿视作铁血纯粹的战场名将，将川普视作投机善变的政坛商人，认为二人横跨军政、相隔数十年，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但剥离身份标签、时代背景与职业外壳，深入剖析人格底色、行事逻辑、价值执念与性格短板，就会清晰发现：乔治·巴顿与唐纳德·川普，是本质完全一致的同类人。他们都是极致的强势精英、纯粹的本土本位主义者、情绪化的实干枭雄，一生挣脱规则束缚、信奉强者逻辑、痴迷声望荣光，优势极致锋利，缺陷相当致命，是同一类刻在人性骨子里的极端强者。

一、人格内核：极度自恋自信，高调张扬、蔑视平庸

二人最核心的同源特质，是深入骨髓的精英自恋与绝对自信，从不自我怀疑，极度渴望掌声与崇拜，张扬高调、锋芒毕露，彻底摒弃世俗的温和内敛。

巴顿作为二战美军传奇将领，自带极致的强者傲慢。他坚信自己是天生的战争主宰，自认天赋远超同僚将领，不屑官僚式的圆滑中庸，从不掩饰自己的野心与优越感。他习惯当众发表激进狂言、高调宣扬战功，坚信自己的军事判断永远正确，对平庸的常规战术、保守的指挥风格嗤之以鼻，一生活在“我即最优”的自我认知中。这种自信并非盲目自大，而是建立在极强能力之上的极致自负，让他敢于突破常规、逆势破局，也让他目空一切、不懂收敛。

川普的人格特质，与巴顿如出一辙。政治学与心理学研究早已明确，自恋偏执是川普最核心的人格标签。从商业版图扩张到政坛角逐，他始终秉持绝对的自我中心思维，言行中高频充斥“我最优秀”“我创造奇迹”“无人能及”的自我标榜。无论是商业造势、竞选演讲还是执政发声，他从不低调隐忍，擅长通过极致张扬的姿态收割关注、塑造个人光环，极度迷恋个人声望与公众关注度。他从不认可主流舆论的评判标准，始终坚信自己的判断、决策远超精英圈层，蔑视政坛中庸规则、鄙夷平庸政客的碌碌无为，这份极致自负与巴顿的战场傲慢，堪称同源同宗。

更关键的是，二人的自信都脱离了世俗规训。普通人的自信懂得克制、敬畏规则，而巴顿和川普的自信自带叛逆属性：巴顿敢于违抗上级保守指令、坚持自己的作战节奏；川普敢于颠覆美国百年政坛惯例、打破传统外交与执政范式，二人都坚信“常规是平庸者的枷锁，唯有自我的强势意志才能创造胜利”。

二、行事逻辑：强者至上、结果为王，情绪驱动、不拘小节

巴顿与川普的处事底层逻辑高度统一：信奉丛林强者法则，唯结果论、唯实力论，摒弃虚伪客套，行事激进迅猛，且极易被情绪主导。

在巴顿的军事理念中，世界只有强弱之分，没有妥协余地。他极度崇尚勇武、鄙视软弱懈怠，对麾下士兵的平庸、怯懦零容忍，治军严苛到近乎偏执。他的所有战术部署、治军方式，只为唯一目标——快速取胜、斩获战果，不在乎过程是否温和、姿态是否得体、舆论是否好看。他擅长闪电式推进作战，摒弃拖沓内耗，追求极致效率，哪怕言行过激、手段强硬引发争议，也绝不妥协退让。这种“赢者通吃、强者为尊”的铁血逻辑，贯穿其整个军旅生涯。

川普完美复刻了这套行事逻辑。商人出身的他，将商业博弈的强者思维全盘移植到政坛，一切决策以“获利、取胜”为核心，无视政治客套与舆论体面。执政期间，他摒弃传统政客的长袖善舞、折中妥协，主打激进“闪电式”施政，快速推翻前任政策、强硬推进单边举措，做事干脆决绝、绝不拖泥带水。他同样极度鄙夷软弱，无论是对内执政还是对外博弈，始终强硬施压，信奉“退让即吃亏、强势即获利”。

同时，二人都是情绪优先、本能大于理性的行动者。巴顿多次因情绪失控酿成争议，掌掴士兵、激进发言风波，皆源于火爆刚烈的性情，做事凭血性、凭直觉，而非层层理性推演。川普更是典型的情绪驱动型决策者，诸多政策调整、公开表态，往往源于即时情绪与直觉判断，决策风格多变无序，擅长用极端言论宣泄情绪、撬动局势，不在乎精英圈层的批判，只追求当下的结果与主动权。

三、价值立场：极致本土本位，功利务实、彻底利己

抛开行事风格、个人性格这些外在的元素，二人的核心价值立场高度契合：极致的国家本位主义，绝对的务实功利，摒弃理想主义，一切为自身阵营利益服务。

巴顿的所有军事行动、战略判断，核心出发点只有一个——美国利益优先。他征战欧洲战场，不在乎所谓的国际道义、盟军情面，只执着于美军的胜利、美国的话语权与荣誉。他反感无意义的牺牲、排斥无谓的妥协，所有战术取舍、人际博弈，都围绕美国的战场优势展开，是纯粹的本土利益至上者。

川普将这种本土本位主义推向了极致，其执政核心标签便是绝对的“美国优先”。他彻底摒弃全球化的理想主义叙事，推翻多边合作体系，只要美国能获利，不惜颠覆国际规则、撕裂原有秩序。无论是贸易博弈、外交谈判还是国内治理，他始终秉持极致利己的务实逻辑，不被意识形态空话、国际舆论绑架，只追求实实在在的美国利益、本土民众支持与个人执政功绩。

二者的务实都带着极强的反精英、反虚伪特质。巴顿厌恶美军官僚体系的拖沓虚伪，反感政客脱离战场的空谈决策；川普极度抵触华盛顿精英圈层的虚伪博弈、政治正确的空洞话术，擅长跳出体系桎梏，用最直接、最通俗、最激进的方式，践行自己的利己务实逻辑，精准贴合底层大众对“强势实干者”的期待。

四、致命短板：恃才傲物、不懂妥协，成于极致、挫于极端

最能印证二人同类本质的，是他们完全一致的性格宿命：成于极致强势，挫于不懂收敛。二人的天赋与魄力成就了巅峰，而极致自负、口无遮拦、蔑视规则的短板，也让他们备受争议、屡屡受挫。

巴顿一生战功赫赫，是二战最顶尖的战术名将，却始终被高层忌惮、被舆论诟病。根源就在于他过于恃才傲物，不懂政治妥协，言行毫无克制。他频繁发表激进争议言论，轻视军政规则，屡次因个人性情触碰体系底线，最终不被主流体系包容，壮志难酬，巅峰生涯屡遭打压。

川普的人生轨迹高度重合。他凭借极致的魄力、精准的大众洞察，打破美国政坛固有格局，登顶权力巅峰，创造政坛奇迹。但同样因为极度自负、拒绝妥协、口无遮拦，始终被主流精英圈层排斥、被舆论持续围剿。他不屑维系政治体面、不愿折中求和，始终以对抗姿态面对体系、对手与舆论，执政生涯争议缠身、屡遭掣肘，始终游走在主流体系的边缘。

纵观二人一生，他们拥有同一种枭雄式人格：没有中庸的温润，没有圆滑的世故，极致勇猛、极致清醒、极致自我。他们不信虚无的道义包装，只信实力与结果；不屑世俗的规则枷锁，只遵从自己的意志；不惧舆论的非议指责，只执着于自己的目标与荣光。时代不同、领域不同、身份不同，但人格底色、行事逻辑、价值内核、命运短板高度同源，巴顿是战场上的川普，川普是政坛上的巴顿。他们本就是同一类人——以强者为骨、以自我为魂、以实干为刃，锋芒万丈亦瑕疵尽显，极致辉煌亦极致坎坷，是跨越时空、高度复刻的枭雄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