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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9日星期二
馮睎乾：「衰十一」危害国安嗎？
幸好，1980年代中国引进了《1984》
徐庆全 慷概 明清书话 2024年10月12日
“思罪”不招引死亡，“思罪”本身就是死亡。——乔治·奥威尔
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老大哥在看着你。”
2013年，中央情报局的前外包员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国政府的“棱镜计划”，之后他高度戏剧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争论，《一九八四》再一次唤起了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
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尤其美国媒体）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一九八四》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因此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而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在中国传播近30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
▌他乡遭遇奥威尔
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一九八四》里映射的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
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
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
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40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所以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
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的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
《动物庄园》这部反极权主义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
实际上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唯一一部“极度震撼”
第一位把《一九八四》译成中文的是董乐山先生。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
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
直到19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一九八四》，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
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一九八四》。
▌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
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一九八四》，事后他回忆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个学生叫王小波。
此后的1985年，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董乐山译的《一九八四》，这是中国市场的第一个该书中文版单行本。
自此，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
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创作，他的作品无论从写作手法还是细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黑铁公寓”也类似于《一九八四》里监狱式住所。
乔治·奥威尔曾说：我写《1984》是为了警醒世人，不是使用说明书！作为一部“被奥威尔立在地狱门口的经典名作”，《1984》为欧美国家中学必读书。其超越时代的预言，影响了一代人的良知。它被译成62种语言出版，全球总销量超过5000万册。
《动物庄园》用简单的政治寓言故事阐明深刻的真理，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评论说：“西方文学的童话和寓言中，没有比《动物庄园》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
幸好，1980年代中国引进了《1984》。假如错过了那个时间窗口，那么奥威尔还有没有机会被中国人熟知，可能不好说。
为此，推荐：乔治·奥威尔作品集，从他作品中反思自由的可贵。其中：
·《一九八四》，作为一部“被奥威尔立在地狱门口的经典名作”，其超越时代的预言，影响了一代人的良知；
·《动物农场》，用简单的政治寓言故事阐明深刻的真理，道出人类几千年尴尬而悲凉的处境。
从“爱国民主运动”到反中工具： 不同时期/群体对“六四”的差异化观点和态度
| 革命军中马前卒博客 |
2026年6月4日，是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被镇压37周年纪念日。自1989年之后这三十多年，每年都有纪念六四的活动和声音。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纪念六四的主流观点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这些纪念者的身份、立场，对六四的认知，纪念的目的，是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性的。
1989年的学生运动暨民主运动，也被称为“爱国民主运动”。有力支援八九民运和长期纪念六四的香港“支联会”，全称也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当时港台明星以“民主歌声献中华”联袂演唱歌曲，为民运加油打气、募捐钱款。在1989年运动进行时和镇压前后，“爱国”和“民主”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在当时参与学运民运的学生、工人、市民们看来，正是因为爱国，才要参与民运；推动民主就是爱国，爱国就要让中国民主。当然，八九民运还有包括“反官倒（反对官员亲属背景的人走私牟取暴利）”、“反腐败”、“反对官员干部任用终身制”等具体的对中共党和政府的不满和目的。不过“爱国民主”是最主要的旋律。
六四镇压发生后，一些学校挂出悼念横幅，包括“哭我同学，哀我中华”等，香港和台湾媒体报道中也有“神州同悲”、“同胞血泪”等。这些与八九民运期间的“爱国民主运动”主题相合。而之所以陆港台许多人支持民运、谴责镇压，既在于追求民主的共同志向，也在于当时大多数人都认可两岸三地为骨肉同胞，对为民主自由牺牲的同胞而真心哀伤，为中国民主夭折痛惜。
当时参与、支持八九民运、悼念六四遇难者的各方，没有主张香港独立、台湾独立、新疆独立的声音，也没有仇恨中国人、汉族人的极端言论。人们的怒火都对准中共执政者，尤其直接指挥镇压的邓小平和李鹏。据美国驻华使馆官员武尔泽回忆，当时中国民众既阻拦解放军军车进北京城镇压，又阻止了外媒拍摄到涉及军事情报的照片。这反映中国人朴素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当时的民运参与者和支持者，对于中国人民大众是充满爱与同情的，对国家利益是积极维护的。八九民运的动机，正是为了实现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的民主梦想、让人民不再受专制官僚的压迫。
六四镇压后的许多年，香港和全球各地都有对六四的近年活动。香港的“支联会”及其他泛民主派团体，一直高举“爱国民主”的旗帜，继续八九民运参与者和六四牺牲者未竟的事业。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的华人华侨，参与纪念六四的，也往往出于同胞之情、希望祖国民主化、中华民族得到自由。
但斗转星移，经历约30年的时代变迁，尤其陆港台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流散海外华人华侨观念的变动，对于“六四”的记忆与看法、纪念“六四”的目的和角度，悄然发生了重大改变。
最突出的变化，是香港和台湾本土主义的崛起、与中国及“中国人”身份的切割。在2010年代，香港人和大陆人因为价值观差异、资源竞争、利益冲突等，关系逐渐恶化，本土主义日益得势。新一代香港人也与中国大陆的情感联系更少、更加本地化，年轻人正是香港本土派的主力。不同于大中华主义立场、关心大陆人权和民生的传统泛民主派，香港本土主义者主要强调香港人身份认同、主张香港人优先、对大陆人非常厌恶。这种厌恶不仅在于政治体制差别，更是带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色彩。一部分本土派更是主张香港独立。
同时，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湾本土主义和台独派也在台湾逐渐得势和成为主流。台湾青年人也与香港青年人类似，与大陆关系和情感淡薄，“天然独”倾向强烈。台湾本土派不仅厌恶中共，也厌恶来自大陆的国民党势力，对于“反攻大陆”、“三民主义”都不感兴趣甚至反感。台湾本土派也主张不顾大陆民主人权，而集中力量实现台湾独立（或起码实质独立），与“中国”切割和并立。民进党执政后推行一系列“去中国化”措施，包括修改教科书等，去除中国认同而塑造台湾认同。六四也就从未收复的故土同胞的事，变成“外国”的事。
香港和台湾曾经是大中华地区、名义上属于“中国”这一政治概念的、未被中共统治而保有较多自由民主的地区。这两个地区本来作为中国和中国人宝贵的自由地区、民主实验田，能够且曾经促进过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政治自由、新闻和言论自由，对中国改革开放和进一步变革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但当港台民众逐渐转向本土主义、与“中国”和“中国人”身份切割，就让其与中国大陆的特殊关系的纽带发生断裂、对中国大陆的特别作用也弱化甚至消亡。
同时，海外华人华侨的价值观、与中国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老一代具有家国情怀和较强烈民族责任心的华人及中国侨民，新一代华人华侨无论是长期在外国成长的、还是近期从中国“润”出去的，民族情感和责任心都更加淡薄，更多考虑个人利益而非国家民族，对于中国自由民主也更不关心。
这其中还有许多因为遭受体制或其他中国人伤害，因而无差别仇恨所有中国人的“逆向民族主义者”和“支黑（即强烈仇恨和侮辱中国人的立场和行为者）”。他们对中国人没有同情心和同胞情感，反而非常厌恶和仇视。比起追求自由民主，他们更热衷于不分中共和中国的仇视和攻击，放大部分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嘲笑和咒骂中国人、汉族人。在中外冲突上他们不分是非道理的武器站在外方立场、逢中必反，并试图破坏所有对中国有利的事情。
这种仇恨心理和破坏倾向远远超过了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他们也将“爱国”和“民主”完全对立起来，主张不要爱国才有民主。（当然中共同样将二者对立起来，鼓吹中共式“爱国“而不要“民主”）。这与1989年时民主运动的爱国民主立场完全相反。
虽然这些人也批判中共专制、呼吁自由民主，但主要心态和目的确实是“恨国”、“恨中国人”，巴不得中国崩溃、内战、灭亡。这些人往往以“支那人”蔑称称呼中国人，赞美日本侵华、呼吁欧美日制裁和围堵中国等，或者他们用相对隐晦方式攻击和解构中国。显然已不再是希望中国自由民主，而是企图中国毁灭。
关于他们的观点，在社交媒体上有大量例子，大多数为匿名，但也有实名的知名人物，在他们的文章和访谈中都能清晰或隐晦的体现。例如在德国的苏雨桐，在加拿大的盛雪、在日本的石平和王柯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其他没有明显“支黑”倾向的自由派人士也纵容与附和这些强烈反中反汉者。
陆港台及海外华人华侨身份认同、价值观、立场、诉求的改变，也根本性的改变了他们对于六四的态度、看待角度、纪念目的。首先，一部分人干脆以“与自己无关”或“不感兴趣”而并不关心、评论、纪念六四。而那些还有所议论和纪念六四的人，也与1989年民主运动时及之后若干年对六四纪念者的立场和目的大不相同。
对于港台本土派、港独台独立场者，他们对于六四的纪念，已经基本去除了同属大中华的同胞感情因素，而集中于谈自由民主问题。而且主要所谈的并非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而是如何夺回香港的自由和实现民主、捍卫台湾现有的民主体制和自由生活。如近年纪念六四的港人普遍举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样强烈本土主义标语，甚至还有“香港独立”旗帜。而在大谈“自由民主”时，还将“反中”/“反陆”/“反中国人”等情感和诉求或明或暗的夹入其中。如台湾民进党赖清德政府就常假借纪念六四和批评中共专制，来为其“抗中保台”战略、“台独”路线服务。
另外还有新疆维吾尔人、西藏藏人、内蒙古的蒙古人等中国少数族群，也有参与六四纪念。但他们与香港和台湾本土派类似，都只是利用六四作为契机和平台，宣传其族群特定诉求，如其民族自决等，宣传东突厥独立和藏人独立等，而对六四本身并不很关心和热衷。在他们的宣传和观点中，汉族还若隐若现的成为一种凝视对象、恶的靶子。
我尊重港台疆藏等群体的诉求和表达，也同情他们遭受的苦难和威胁，尤其同情维族被集中营关押的遭遇并强烈反对“再教育营”政策。但港台疆藏群体往往并不尊重汉族的主体性和诉求，直接或间接、有意和无意的压制了中国大陆主体族群的情感和利益、喧夺了话语权。
虽然汉族人占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大多数，八九六四的涉及者主要也是汉族人，但由于中国大陆汉族人缺乏团结性和政治参与，港台疆藏蒙人士反而在全球各地六四纪念活动中占据多数和主导。这也导致近年全球各地六四纪念内容，与六四原本的主题及1989年中国民运主流观点主张，产生了明显的偏差。曾经的基于大中华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基调，被改变为突出港台本土主义、港台疆藏蒙等非汉族群议题优先的情景。
这背离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的情感和利益。虽然八九民运时没有明显的汉族立场和诉求，但也没有非汉优先和反汉族、反大陆、反中立场。香港和海外华人对八九民运的支持、对六四的纪念，也与同为汉族/华族又有密切关系。而今日纪念六四却带上非汉反汉反中色彩，显然背离了八九民运和六四牺牲者的意愿。而八九民运、中国民主进程、六四牺牲者主体都是汉族人，纪念六四却反汉反中，也就意味着背弃中国民主进程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显然是坏的、民主运动被扭曲和挪用了的。
而在国际上，对于六四的纪念立场、视角、目的也很繁杂。在1989年前后，当时正值全球第三波民主化高潮，大多数国家从官方到民众都真诚希望走向民主，并基于此支持八九民运及参与的学生和市民。
但在六四镇压后，各国一方面采取过制裁动作，另一方面为了各国自身利益尤其经贸利益和战略目的，又对中共妥协。尤其日本拒绝制裁中国，以拉拢中共政权维持毛泽东时代免除日本战争责任、“中日友好”的路线。而美国老布什政府也为利益很快放弃对华制裁。欧洲各国本也不坚定的制裁也随日美的放弃而放弃。功利主义压倒了支持民主人权的立场。
后面几十年，西方各国一直在支持中国民主人权和维持与中国经贸合作中摇摆。虽然西方各国确有支持中国民主之意，但也有利用包括六四在内中国人权问题“拿捏”中国、打击和削弱中国国际影响力、分化中国内部、以使中共做出更多经贸和战略妥协、从中获取利益的目的和行为。
在美国政府内部、西方内部，有些政治人物和势力较真诚信仰普世价值、重视中国人权和希望中国民主化，有些则仅仅将之作为筹码和工具，或出于保守反共意识形态而借此攻击中国而无善意。也有些外国人和势力以上目的兼而有之，纪念六四对其既有道义坚守也有工具理性。西方不同立场和动机的势力，对华政策也都有若干微妙的差别。
以美国为例，克林顿时期人权和商贸都较重视，并试图以促进中国经济和融入全球化促成中国民主；两个布什则更务实和偏重利益，对中国人权提及不多；奥巴马和拜登时期既真的重视人权、又将民主人权作为联合盟友围堵打压中国工具。特朗普时代则几乎摒弃绝大多数人权议题而专注于利益。
而欧洲各国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比美国更强调人权，但由于国力弱于美国，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又要在经贸上合作，所以往往调子高、实际行动少。一般来说各国左派更重视人权，右派更务实，但对华政策包括六四议题态度实质上往往相差不大。日本则对六四及中国人权问题更低调，只是以此来分化中国内部，以及以六四及中国人权为挡箭牌和筹码，避免中国就历史问题对日追责。
总之，无论中国内部及华人内部，还是国际社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具体势力，对待六四的态度、纪念六四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曾经，中外各方对待八九民运和六四，是较真诚无私、行为中国民主化、同情被镇压者的。但随着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演变，六四逐渐被工具化，各方更多用来达成自身狭隘目的。相关纪念不再纯粹，离1989年参与民运的学生、工人、市民的初心渐行渐远。
比如如今一些中国自由派、反对派厌恶“爱国主义”，甚至成为仇恨同胞的“支黑”，是当年热情爱国的学生难以想象和接受的。虽然一些仍活着的学运领袖自身已接受这种“逆向民族主义”价值观，但这只能说明他们对八九民运初心的背叛而非继承。
而美欧日等国以“民主价值观”结盟和围堵中国，一方面并不积极推翻中共专制，另一方面又拿中国人权问题来打压中国和分化中国内部，也与中国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冲突。中国应当民主化，很多中国人渴望民主自由，但这不应该以出卖、放弃、背叛国家和国民利益为代价。自由民主人权也不应是霸权主义的遮羞布、殖民主义的挡箭牌、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展示优越感和攫取特权的名目、在国际上党同伐异的借口。
从清末民初的民族民主革命、1919年“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运动，到1989年民运和六四，百年以来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既包括民族独立富强，又有民主人权，还有民生幸福。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正概括了这三个缺一不可的要素。当然后来因为内忧外患，这三大目标没有实现，或曾在部分时期（如1927-1937、1945-1949）部分实现但得而复失。尤其日本侵华和中共建政，摧毁了民国好不容易逐渐实现的三民主义。
1989年的民主运动，继承了五四运动时宣扬民主与科学、复兴中华的壮志。若八九民运成功、中国民主，中国本可走上更光明的道路。可惜最终在中共扼杀下功败垂成。但从五四到六四的理想和目标是符合道理和道义、应当继续坚持的。
但又过了30多年，今日的中国政治反对派、参与六四纪念的中外各方，却与之前百年的抗争目标渐行渐远。虽然这确有一系列现实原因，如旧的路径反抗中共专制长期没有成效，人们逐渐绝望；习近平强化独裁、新冠疫情等打击导致反对派走向激进。中共长期将爱国和爱党爱政权捆绑和等同，滥用爱国主义，也导致人们逆反。中国日益严重的内部矛盾和社会撕裂，也导致亲政府和反政府者都更极端化。
但无论什么原因，背弃了国家民族、变成真的既反共更反中（甚至不反共而反中）、仇恨同胞尤其平民和弱者、甘愿赞美日本右翼和洗白日本战争罪行、解构并贬损汉族和中国、以破坏和毁灭中国为志业，都是错谬和恶劣的，背叛了六四烈士在内中国仁人志士，也不能为中国带来民主化和人民幸福。
从功利角度看，若放弃部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真能换来中国民主自由，尚可计算一下得失、决定取舍，可现实是他国只想从中共和反对派、中国朝野之间的斗争渔利，既无心也不肯付出代价促成中国民主化，中国人放弃民族也不能兑换到民主，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外国干预也未必带来光明，如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镇压民众之际对伊朗大规模空袭，只是让伊朗人遭受二重伤害、民生雪上加霜。
民主虽然重要，但归根结底民主也是实现国家繁荣强大、人民有权利尊严、民生幸福的手段和体制框架。换句话说，民主是目的，但也是实现前提目标的工具。纯粹以功利对待民主与否问题不可取，但为了民主的外壳不顾国家利益和国民幸福，舍弃实质而取形式，同样是不应当的。
这就像激进左翼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阶级和剥削、反资本主义和消除各种丑恶，宁可容忍苏联的列宁斯大林式一党专政、杀戮反抗者、造成饥荒、打压民众致富、扼杀社会活力，最终导致长期专制和广泛贫穷。一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也是一样的思路、同样导致恶果。很多中国自由派强烈批评社会主义的丑恶面，却又陷入“民主教”盲信、民主教条主义的迷思、为民主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岂不是又一种误入歧途和悲剧？
不过如今中国反对派大多数确实已在“逆向民族主义”中越陷越深，并主观客观成为反中工具，恐怕难以走回“爱国民主运动”的路径上。他们也像极左狂热分子和极右法西斯分子一样，难以规劝而一意孤行，无法以道理说服。而随着国际从曾经的全球化民主化的大幅进步到今日保守民粹盛行，世界各国也大抵更加功利而越少真诚关心中国人权。中外对六四的纪念，也越发偏离当年参与者的初心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这很可悲但也是难以扭转的现实。
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镇压，被不同的人以不同视角看待、不同目的利用，也并不奇怪。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鲁迅也曾经在评价人们对《红楼梦》的不同看法时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人类的悲欢也并不相通，对同一件事难免有不同的解读和目的。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所以各方以自身价值观解读、基于自身立场和利益利用，并不奇怪。不过有些更贴近当年参与民运和六四屠杀牺牲者的本意，而有些人明显扭曲和背离了1989年人们的初心。
但无论如何，当年牺牲的烈士应当被尊敬和铭记，自由民主也是珍贵和应当实现的。在又一年的六四纪念日，我向1989年牺牲的学生、工人、市民、农民们致以哀悼，并希望能迎来中国实现民主、汉族和各民族获得自由解放、中国人民获得有尊严的幸福的那天。
《纽约客》特稿丨桀骜不驯的英国贵族是美国革命的幕后主使？
来源：邸报 2026-6-9
Did a Rowdy English Nobleman Mastermi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的独立战争通常被视为一场在本土打响并取得胜利的战役。然而，一本新书指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由远隔重洋的跨国精英阶层所推动的。
本文即将刊登于2026 年 6 月 15 日的《纽约客》杂志，印刷版标题为“Disorderly Duke.”作者：亚当·戈普尼克（Adam Gopnik）是一位专职作家，自 1986 年以来一直为《纽约客》撰稿。
里士满公爵收藏塞弗尔瓷器，钟情巴黎，支持约翰·威尔克斯，与托马斯·潘恩交好，并助力奠定了美国革命的思想基础。插图：Ben Wisman
美国人希望将美国革命“美国化”。我们承认几位独树一帜的哲学“祖父”——洛克、孟德斯鸠以及其他几位——的存在，也认可几位超级好友的助力，比如拉法耶特。在我们的想象中，拉法耶特宛如“海王”般降临，为华盛顿这位“超人”（以及汉密尔顿笔下的“蝙蝠侠”）保驾护航，共同组成一场启蒙时代的正义联盟。然而，美国人始终萦绕于心的观念是：这场革命完全是由美国本土力量所推动的。机智的杰斐逊、沉稳的华盛顿、好争辩的亚当斯，还有那既憨态可掬又幽默风趣、谈情说爱的富兰克林——我们渴望它成为一种从田间到餐桌般的意识形态本土主义行动。我们抗拒这样的看法：这场革命或许其实是出自一群精英阶层之手——一群具有国际视野、受过良好教育、跨越国界的群体——不妨称之为“伏尔泰阶层”。他们曾在巴黎沉迷于性冒险，在伦敦和波士顿则热衷于政治鼓动。我们一心认定，这一切都应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然而，近年来，涌现出大量精良的历史著作，它们确实将革命视为源自这一跨越国界的群体。在贾斯汀·杜里瓦日十年前出版的《反抗帝国的革命》一书中，我们了解到，所谓激进辉格党人形成了一个横跨大洋的联盟，其思想“在波士顿、布里斯托尔和孟加拉蓬勃发展，而对混乱与放纵的担忧则引发了哈德逊河谷及英格兰各郡乡村精英的警觉。”（杜里瓦日此后已离开学术界，他叹息道：“尽管美国史学界对美国例外论多有批评，但我认为许多历史学家其实仍深陷美国例外论的窠臼。”）近期法国学者对拉法耶特的研究，则更多地强调他的角色并非单纯的超级好友，而更像是一位具有监督职能的盟友。
这种观点——即美国革命是由他人促成、在别处发端的——在政治理论家、古典学者兼哈佛大学教授丹妮尔·艾伦的新书《激进公爵》（Radical Duke，Liveright出版社）中，从未像如今这般被如此强烈地提出。尽管该书的体例不过是一部关于查尔斯·莱诺克斯（1735-1806），即第三代里士满公爵的全新传记，但它却为美国革命的英国起源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论断。“殖民地走向革命的每一步行动，其先兆都已在英国显现，”艾伦向我们保证道，“人权观念、革命理论以及对人民主权的呼吁——所有这些思想，早在伦敦便已萌芽，远早于殖民地。”本书的触发事件是几年前艾伦在西萨塞克斯的一份档案记录中发现了一份神秘而极早期的《独立宣言》副本，该副本源自这位公爵的文献资料。自此之后，她便孜孜不倦地追寻着里士满公爵在那场暴力动荡中留下的痕迹——正是这些动荡先于并塑造了我们的革命。在她的叙述中，里士满的确浮现出作为这场革命之始祖的形象：他通过自己的理论思考、幕后议会与论战中的巧妙运作，以及对托马斯·潘恩的赞助，成为这场革命的真正奠基人。
艾伦认为，里士满不仅是革命的缔造者，更是现代政党——即跨越阶层、志同道合人士的集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首位提出“以选区为基础的现代民主代表制”理念的人，主张各选区人口规模应均等。更令人称奇的是，她还添上了一丝颇具阴谋论色彩的精彩推断：臭名昭著的“朱尼厄斯书信”——这一系列在1760至1770年代震撼英国政坛与王室的信件，竟然是里士满暗中操刀之作！而她的这位英雄人物，则身处一个精心挑选、伪装巧妙的激进作家圈子的核心，其中还包括潘恩和埃德蒙·伯克等人。
他所做的一切，本质上都是政治。身为上议院议员，里士满一生都受益于一种阶级制度——令人费解的是，这种制度既比人们想象的更加森严等级，又对新成员的涌入更为开放。一方面，他拥有广袤的地产和古老而不可撼动的地位——谁也不敢轻易招惹里士满公爵。另一方面，他却早已习惯与出身远较自己卑微的人共进晚餐、畅谈交流，无论对方的政治立场如何：主张革命的潘恩来自一个从事紧身胸衣制造的家庭；另一位好友、保守派的塞缪尔·约翰逊，则出身更为朴素的乡村中下层家庭。里士满虽贵为贵族，却从未流露出丝毫势利之态。
他为何会走向激进？这似乎正是人性中个人与政治交织的必然结果。在18世纪60年代，他因新国王乔治三世而备受疏离。正如艾伦所指出的，乔治三世年轻时——在疯病发作、美国独立战争降临之前——被普遍视为一位极为开明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君主，尤其酷爱阅读孟德斯鸠的作品。然而，乔治却曾追求过里士满的十几岁妹妹莎拉，随后又冷落了她，转而迎娶了一位出身低微的德国公主。王室廷臣们认为，与国内贵族联姻实为下策，因为这会将他卷入党派纷争不断的辉格派政治斗争之中。（英国王室自复辟以来，本就刻意避免完全成为纯粹的英国家族。）于是，莎拉饱受羞辱，令她的哥哥愤慨不已；更糟糕的是，她后来竟因一场私生子怀孕而“彻底崩溃”。幸运的是，她日后嫁给了乔治·纳皮尔，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并与其育有许多子女，从而重新夺回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这表明，社会耻辱其实并不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不可挽回。
无论如何，里士满的政治生涯绝非鼠目寸光。他一生都清楚，民主理想的胜利必将限制他所属阶层与家族的权力。正如他的精神后裔、安东尼·特罗洛普笔下的普兰塔金特·帕利瑟一样，他深深迷恋着这一理想，却并不一定指望它能在自己有生之年实现。事实上，他似乎完美体现了辉格党人那种极其真诚且近乎全然无私的美德：无论推理导向何方，他都甘愿追随，而丝毫不顾个人得失。
里士满走向政治激进主义的进程似乎还受到了另外三个因素的推动：他在法国的种种经历——既有美好的回忆，也有不愉快的体验；激进的国会议员约翰·威尔克斯；以及，或许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是，他与潘恩之间那场看似不可能的结盟与深厚友谊。里士满经常前往的法国是他最钟爱的地方。然而，他在军队中最要好的朋友詹姆斯·沃尔夫——这位日后以将军身份领导了那场战役，使魁北克永久纳入英国版图——却对凡尔赛宫深感厌恶，艾伦确信，里士满也持相同看法。在与里士满一同造访宫廷之后，沃尔夫曾写道：“成群结队的男女聚集于此，以最卑恭的姿态向同种生物行礼致意”——显然，当时的法国宫廷氛围颇似一场特朗普内阁会议。但在那个时代，绝对主义与风流韵事往往交织在一起。每年夏季前往巴黎时，里士满收藏了一大批迄今无与伦比的塞弗尔瓷器，并与那位杰出的沙龙女主人兼绝色佳人玛格丽特·德·康比斯夫人展开了长达数月、随季节更迭而延续的浪漫情缘。正如里士满的妹妹赞许地所写，当时贵族阶层普遍奉行多角恋的风尚，“她在各种场合都表现得恰到好处。”（与此同时，里士满已在故乡与一位同样出身贵族的女子缔结了一桩经人撮合的婚姻。）康比斯夫人为他带来了他所亟需的智慧与性爱。通过融入她的社交圈，他逐渐开始欣赏起法国的异见人士狄德罗、伏尔泰和卢梭。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是他对孟德斯鸠的研读——孟德斯鸠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实用主义与哲学融为一体。
里士满公共生活的中心，是成立于18世纪60年代、总部位于伦敦的“鼓励艺术、制造业与商业协会”。该协会的存在本身便对专制统治构成了有力挑战。后来人们习惯称其为“艺术学会”。这个协会汇聚了传统上地位较低的手工艺与工程技术领域——比如如何在弗吉尼亚州种植葡萄园，或如何在伦敦织造丝绸——同时也吸纳了更高层次的哲学与文学议题。它游离于英国王室惯常的赞助体系之外，之所以能带来变革，部分原因在于其内部运作与政治体制真正实现了民主化：一人一票，甚至在当时极为罕见地赋予了女性同等的选举权。正如档案学家D. G. C. 艾伦所指出的，人们对协会职位的选举格外重视，正是由于这些选举以一种微型化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未来民主选举的模样与氛围。事实上，日后国王还创立了皇家学院的《建院章程》，作为更具专制色彩的对应机构。
艺术学会是里士满本地一家颇具特色的第三种性质的机构，堪称半公共咖啡馆。然而，他人生中更具转折意义的一幕，则是一桩与约翰·威尔克斯有关的丑闻。威尔克斯以相貌丑陋、才华横溢、思想激进且好色闻名。他曾是臭名昭著的“地狱之火俱乐部”的成员——这个俱乐部堪称当时那些以撒旦式追求为乐的团体之一（不妨联想一下我们时代的齐柏林飞艇乐队），其活动多半不过是醉酒后的荒唐把戏。尽管如此，无论从政治立场还是个人声望来看，威尔克斯在1760年代竟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随后却因先前曾被判犯有煽动叛乱和亵渎神明的诽谤罪，而遭到执政党开除。一时间，“威尔克斯与自由”成了整整一代人的呐喊口号，还配有一幅由他的宿敌威廉·霍加斯精心绘制的精彩版画：画中的威尔克斯面目狰狞，咧嘴而笑，活脱一个魔鬼模样。不过，霍加斯身为一位技艺高超的艺术家，即便描绘魔鬼形象，也难掩其魅力十足的特质。令人颇感意外的是，里士满竟然挺身而出，支持威尔克斯——正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1968年力挺艾比·霍夫曼一般——并持续为他奔走呼号，历经一系列审判与议会辩论，最终促成威尔克斯得以恢复资格。
正是在这一时期，里士满似乎首次结识了托马斯·潘恩——当时一位满怀抱负的论战家，里士满很快便慧眼识珠，发现了他的才华与个人魅力。据称是一项颇具学术价值的发现，艾伦将里士满置于一群匿名作家的核心位置。这群作家共同策划并撰写了“朱尼厄斯书信”，随后这些书信在《公众广告报》上刊发。这些书信文辞雄辩、无所畏惧、广为流传，充满激情地倡导民主，并强烈支持威尔克斯；其中一封信甚至警告国王：“王权虽由一次革命而得，亦可能因另一次革命而丧失。”（当时，《公众广告报》的老板被捕，但并未牵连任何一位匿名作家，最终他们在法庭上被宣告无罪。）
朱尼厄斯的身份长期以来一直扑朔迷离。艾伦认为，朱尼厄斯实际上是一群作家组成的联合体，他们在里士满的总体指导下行动，其中主要成员包括潘恩和伯克。在亚当·斯密的一部非常早期的传记中，有一则轶事：议员威廉·杰拉德·汉密尔顿告诉里士满，有一封出色的朱尼厄斯来信即将发表，但困惑不已的里士满却怎么也找不到这封信刊登在《广告人》上，这似乎暗示着，那封信很可能正是由汉密尔顿所撰。如今，我们可以重新解读这一故事，认为里士满其实是在装傻充愣，故意散布这个谣言，以转移他人对他的追踪。
因此，1774年帕恩离开前往美国时，并非他所声称的那样天真无邪的政坛新人。他如今或许可被称作一名“外部煽动者”，是里士满特意派去的，旨在将民主的新理念带到帝国边陲——一位启蒙时代的列宁，被派往波士顿港。
随后，1780年6月2日，里士满公爵在上议院提出了一项动议，呼吁实行普选制，取消对男性选民的财产与阶级限制。“这是英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此类动议，”艾伦写道，“很可能也是现代世界首例”；鉴于即便是雅典民主制度也对投票资格设有多重限制（不仅要求投票者必须是男性，还须曾服过兵役），这一提议很可能是西方历史上首个此类举措。这项提案基于一个简单而重要的理念——这一理念虽源自孟德斯鸠，却并不完全依赖于他：只有先明确公民平等的权利，才能真正开始讨论行政权的运作问题。
当然，事情最终还是出了差错——这本就是常有的事。那个时代的动荡并未催生一场民众的民主革命，而仅仅引发了一场戈登暴动——一场结局被扭曲的起义，令里士满深感绝望：这场暴动竟演变成狭隘的反天主教情绪。正如南北战争期间纽约市的暴动，原本针对征兵制度阶级本质的真正不满，也被歪曲为针对黑人的仇恨与愤怒。里士满的理想彻底破灭了，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奇怪的是，尽管他的极端主义理想已告破，但在英军于约克镇战败后，他的政治影响力反而与日俱增。里士满入主政府，并开始与那位酷爱孟德斯鸠著作的国王展开一种默契的合作；两人共同达成了一种实质上隐含的宪政安排。国王依然位居最高地位，但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宪法约束——这种安排，本质上，至今仍沿用未改。
里士满的晚年颇为奇特。他的门生佩恩回国后，竟痴迷于一项计划：在塞纳河上修建一座铁桥。然而，艾伦令人信服地指出，佩恩还带了一份珍贵礼物——一份1776年出版的《独立宣言》原件。佩恩认为，这份宣言正是由里士满起草并促成的。不久之后，佩恩与里士满彻底决裂。确切地说，佩恩此人犹如一道闪电，既迅疾耀眼，又充满震撼力；他一旦对谁心生不满，便毫不留情地反目成仇，而他对所有曾给予他帮助的人，无不如此。恼怒至极的里士满似乎将佩恩的这份礼物四折后，藏进了自己的文稿之中。
读着艾伦的这些篇章，人们不禁一次又一次地思考同一个问题：公爵究竟是如何逍遥法外的？他提出的观点，若出自他人之口，本该被视为叛国之举，可他却轻描淡写地绕过种种质疑，随心所欲地进出政府。这其中固然有富贵人家的傲慢与身居高位的自得其乐，但也部分源于那些根深蒂固的宽容习性——正是以艺术学会及其周边“谈话沙龙”为代表的群体所培育的这种宽容精神，而已故的尤尔根·哈贝马斯也曾盛赞过它：将咖啡碟视作启蒙运动的圣坛。在英语传记中，最令人称道的段落之一，便是博斯韦尔对1776年那个命运多舛之年的奇特晚宴的记述——当时，激进至极的威尔克斯与守旧保守的塞缪尔·约翰逊同席而坐，两人竟成了挚友并一直保持交往。他们二人皆是里士满圈子的成员，也都乐于就某一观点展开辩论，从不因对方持不同意见便将其拒之门外。当然，也有其他处理方式。若干年后，雅各宾派才意识到，对付异见的一种手段竟是直接除掉持不同政见者——这一教训后来被革命者和激进分子们代代相传。如今，全球精英阶层的闲谈可谓是最遭人诟病的言论类型。然而，正是通过调和对立的实践，这种闲谈往往成为捍卫自由最可靠的盟友。
我们是否应采纳这样一个大命题——没有里士满，就没有革命？当然，任何单一原因论都难免会陷入困境。事实上，这场革命的实现必然依靠的是多种力量的联合。只需想想英国对抗纳粹主义的历程，便不难意识到，那场斗争汇聚了帝国主义者、宪政主义者、顽固守旧的贵族，以及最早帮助温斯顿·丘吉尔上台、五年后又合力将其赶下台的社会主义者。促成美国革命的联盟同样五花八门。
然而，这一事件与前一个世纪的英国革命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后者在余波中不乏平等主义的思潮，但其本质仍带有宗教色彩且导致了教派分裂。相比之下，美国革命从本质上讲，坦率而无可否认地秉持着世俗主义立场。在里士满的著述中，似乎仅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宗教指涉——他颇为谨慎地指出，所有人类皆可成为民主社会的成员，正如所有人皆可成为教会的成员一样。不过，这一表述更像是一种策略性论点，而非源自内心深处的强烈冲动。事实上，他所提出的论点是：若要真正赢得重视，教会就必须具有普世性，而非宗派化。诚然，当里士满日后在一封致侄子的备忘录中总结人生的点滴与乐趣时，其中竟丝毫不见虔敬之意。
他的核心观点是：公民身份高于信仰共同体。尽管并非只有他一人持有这一理念，但唯有他能在当时难以直言之时，自由地表达出来。当他谈及与爱尔兰的联合时，他坚决主张建立一种分权化的政府，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共同人性观——正如他所言：“一种心灵与双手、情感与利益的联合。”而美国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引入了一个词，乔治·华盛顿能够毫不做作地使用——“自由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的一系列概念。这种词汇，恰恰属于那种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阶层所独有；正是这类人群，后来的论战试图让我们免受其影响。孟德斯鸠的言论被注入伏尔泰的脑海，随后伏尔泰又迫不及待地将这些思想灌输到夫人耳中，夫人又与她的男友——公爵分享了这些观点，公爵则将它们转赠给伯克，再由伯克连同潘恩一起，将这整套思想送往美国……这一切确实在这里发生了，但之所以在这里发生，是因为它早已在别处被构想出来。它的世俗色彩并非其唯一的烙印，然而，这正是它最独到之处。
在美国迎来二百五十周年之年，我们的任务是使这场革命摆脱地方主义的局限，同时又不过分贬低其独创性。美国革命所秉持的是一套具有世界主义色彩且世俗化的学说与信念：各种群体和谐共存，不偏袒任何单一宗教团体，而最重要的是，它依赖于一套可靠且大致公正无私的司法体系——我们勉强称之为“法治”。
这些由人类发起的里士满革命，其结果也正如人们所料，带有鲜明的人性特征。美国革命建立了一套设计精良的制度，却容忍了奴隶制的延续。法国人推翻了延续千年的专制世袭统治，却很快陷入恐怖与战争的泥潭。（公爵的情妇不得不逃往伦敦。）这些思想并非源自美国本土，而是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一股潮流，最初只掌握在少数富有远见的先驱手中，随后才逐渐为普通民众所共享。正如威尔克斯的激进运动一样，它们起初由寥寥数位博学而愤慨的精英发起，却点燃了广大同样愤慨的民众心中的熊熊烈火。
如今，一些作家热衷于将美国建国文件的缺陷归咎于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的叛国行为，却拒绝承认，唯有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才有可能创造出这些文件。它们所蕴含的思想在历史上依然堪称卓越而独树一帜：不同信仰、观念与群体并存共处，并非出于多数派的勉强妥协，而是所有群体最自然和谐的相处方式。
华盛顿战后致罗得岛一犹太会众的信，至今仍值得称道，因为它出自一位保守派、蓄奴的军人之口，以言简意赅的方式表达了半个世纪前还无法公开宣示的信念：“如今，我们已不再将宽容视作一种特权——即某一群体对另一群体固有自然权利的纵容。幸运的是，美国政府绝不姑息偏见，不助纣为虐，它只要求生活在其庇护之下的人们以良民之姿自处。” 这些关于宽容与公民身份的观点，曾一度如此激进，以至于连公爵都难以直言不讳。时至今日，它们依然如此激进，因而始终面临持续不断的挑战。美国革命最富美国特色之处，在于它那场革命性的主张：归属感不必由出身、血统或社会地位所决定，公民身份完全可以经由个人选择、拓展与重塑而获得。这种理念，曾一度只有极富权势的阶层才敢大声说出。然而，一场革命爆发后，人人皆可畅所欲言。♦
2026年6月8日星期一
多元文化主义：西方文明内部的“特洛伊木马”实验
来源：斌闻天下 2026-6-9
过去几十年里，“多元文化主义”几乎成为西方左派政府最受推崇的公共理念之一。从学校教育到政府政策，从企业培训到媒体宣传，多元、包容、尊重差异等名词被反复强调，甚至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的重要标准。
理论上，这听起来十分美好。一个社会允许不同背景、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人和平共处，本来就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成果。
然而，越来越多西方人开始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在现实中，多元文化主义带来的争论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问题可能不在“多元”，而在“不对称”
真正的文化多样性，本来意味着不同文化在共同规则下和平共存。但现实中的很多争议，并不是因为文化差异本身，而是因为规则开始变得不对称。
例如，一些欧洲国家不断要求本国历史、宗教和传统进行重新审视：他们教科书中的民族历史被反复解构；传统节日被要求“去宗教化”；历史人物雕像被拆除；民族文化符号被视为可能具有“压迫性”。
与此同时，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传统习俗，却常常被赋予特殊保护地位。出现了批评本土文化被视为进步；批评外来文化则可能被视为歧视的现象。
于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问题开始出现：所谓包容，是否正在变成一种单向要求？
一个社会必须拥有共同文化吗？
多元文化主义最大的理论挑战，其实不是移民数量，而是社会凝聚力。
任何国家都需要某种共同认同，例如法律可以维持秩序、市场可以创造财富。但只有共同文化才能塑造信任。
美国建国时期来自不同国家，法国国内也有不同民族和方言，英国本身就由多个历史区域组成。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并不是因为所有人完全一样，而是因为他们逐渐接受了一套共同价值体系。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强调差异，而越来越弱化共同身份，那么维系社会运转的纽带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是今天许多欧洲国家面临的现实挑战。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
近年来，无论是法国、德国、荷兰、瑞典还是英国，都出现了一个明显趋势：越来越多原本支持开放移民和多元文化政策的人，开始重新讨论文化融合问题。
他们关注的已经不仅是经济成本，而是社会是否还能维持共同认同。
当越来越多社区形成平行社会；当公共讨论越来越围绕身份而不是公民身份展开；当族群认同开始取代国家认同；越来越多人开始担心，一个社会是否会失去内部凝聚力。
这种担忧未必都正确，但它确实真实存在，而且正在成为西方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话题。
当“文化尊重”开始取代责任原则
多元文化主义引发争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正在悄悄改变现代西方社会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行为责任原则。
传统自由社会强调的是：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论贫富、种族、宗教或出身，评价标准应当一致。
然而近年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正在欧美国家扩散。在一些公共讨论中，当某些社会问题出现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首先寻找结构性原因、制度性原因或历史原因，而较少讨论个人和群体自身应承担的责任。
如果某个群体在教育、就业或治安数据上表现较差，讨论往往迅速转向外部环境是否存在偏见、是否存在歧视，而不是同时讨论家庭结构、社区文化、教育观念或行为选择等内部因素。
这并不是说偏见永远不存在，任何社会都可能存在不公平现象。问题在于，当所有问题都被解释为外部压迫时，责任本身就开始消失。
一个社会如果只强调权利，却越来越少讨论义务；只强调受害者身份，却越来越少讨论行为后果；只强调制度责任，却越来越少讨论个人责任；最终受损的，恰恰是法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人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今天许多人开始反思多元文化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担心的并不仅仅是文化差异本身，而是不同标准正在逐渐取代共同标准。
当同样的行为，因为行为人的身份不同而被赋予不同解释；当相同的问题，因为涉及不同群体而适用不同评价体系；那么社会成员对公平的信任就会被不断侵蚀。
一个稳定的多元社会，需要的是共同规则，而不是针对不同群体建立不同规则。
真正能够维持社会团结的，从来不是不断降低责任标准，而是在法律面前、公共秩序面前以及社会规范面前，坚持所有人遵守同样的原则。
真正的问题不是文化交流，而是文化自我否定
历史上，没有任何文明是在封闭中发展的。希腊吸收了埃及和西亚知识，罗马吸收了希腊文明，欧洲文艺复兴吸收了阿拉伯世界保存的古典学术成果。
文化交流本身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一个文明是否仍然相信自己的价值。因为一个对自身历史只剩愧疚感的社会，很难建立自信。一个不断强调自身罪恶、却不再强调自身成就的文明，也很难维持认同感。
文化自信并不意味着文化优越，维护传统也不意味着排斥他人。但任何文明如果连定义自己的勇气都失去了，那么最终失去的可能不仅是传统，而是共同体本身。
包容与认同并不矛盾
今天围绕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归根结底并不是“是否欢迎不同文化”，而是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社会在拥抱多样性的同时，是否还能保留自己的核心认同？
真正稳定的社会，从来不是没有差异的社会，而是在允许差异存在的同时，依然拥有共同规则、共同价值和共同归属感的社会。
如果包容意味着否定自己，那么它最终可能无法团结任何人。
如果认同意味着排斥他人，那么它同样难以持续。
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开放或封闭，而是在开放与自我保存之间找到平衡，这或许才是今天整个西方社会真正面对的挑战。
中国的“朝鲜化”趋势：当政治安全压倒一切
@siamoqueer · Jun 7,2026
中国的“朝鲜化”趋势：当政治安全压倒一切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一个曾经难以想象的话题：中国是否正在走向某种“朝鲜化”道路？
这里所说的“朝鲜化”，并非意味着中国会完全复制朝鲜的经济模式或国际处境，而是指一种政治运行逻辑的趋同：权力不断向最高领导人集中，个人崇拜
与此同时，对社会的控制也呈现出明显加强趋势。从互联网审查到大规模数字监控，从媒体统一口径到对民间组织活动空间的压缩，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将社会视为需要管理和防范的对象，而不是需要服务和授权的公民共同体。政治忠诚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并逐渐凌驾于专业能力和公共讨论之上。
在意识形态领域，官方叙事也日益强调斗争、安全和外部威胁。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这种叙事能够在短期内强化政治动员能力，但长期而言也可能削弱社会开放性和创新能力。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社会越是依赖统一思想和单一声音，就越难形成纠错机制。
经济领域同样出现值得关注的变化。过去数十年，中国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改善。但近年来，“国家安全”“产业安全”“政治安全”等概念的重要性显著上升。经济政策越来越服务于战略目标，而非单纯追求市场效率。这种转变未必意味着错误，却意味着发展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当然，中国与朝鲜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异。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经济体系、深度融入全球贸易网络，并且社会结构远比朝鲜复杂开放。因此，中国不太可能完全变成朝鲜。然而，“朝鲜化”作为一种政治趋势，所指向的并不是结果上的完全一致，而是权力结构和治理逻辑上的相似方向。
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或许不是“中国会不会变成朝鲜”，而是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是否正在逐渐放弃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制度约束与开放经验。当一个国家越来越依赖个人权威而非制度约束，越来越依赖政治忠诚而非社会活力时，它所面临的风险也将不断累积。
对于中国未来而言，最重要的或许不是更强大的权力，而是能够限制权力的制度；不是更统一的声音，而是允许不同声音存在的空间。
@baodiantimes
副教授杀死副校长，除了职称还有什么更重要？
来源：通往远方的路 2026-6-8
6月5日，重庆理工大学家属区发生血案，58岁副教授提刀杀死60岁副校长廖某。
警方通报称，犯罪嫌疑人汪某因同事之间矛盾纠纷，持刀将同事廖某刺伤致死。
《高校圈内事》称，据网传信息，汪某认为廖某在职称评定、聘期考核上屡屡给他使绊子，是导致他长期无法晋升正教授的“罪魁祸首”。更有传言称，这种矛盾已持续近十年。
也有自称该校讲师的网友称，两人矛盾已持续数年，涉及职称评定、岗位调动、科研经费、绩效考核等多方面，一直协调未果。
两人的具体矛盾虽然还没有公开出来，但多数说法都难以绕开“职称”二字。
我以前教过几年书，偶尔会和以前的老同事在一次聚会聊聊。每次聚会，老师们最主要的话题都是职称，“你是什么职称？正高还是副高？每月挣多少钱？”
两年前曾有一个消息，河南驻马店某所中学，一名33岁的女教师因职称答辩没有通过，从26楼跳下自杀，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让人痛心。
可见在人们心里，职称有多么重要。
在行业体系里，职称名义上虽然是衡量一个人技术水平的标准，但很多人的真实水平并不与职称相挂钩。
有些人对于工作并不热心，但对评职称的规则潜规则却格外精通。一个教师也许不热爱教育，一个记者也许不喜欢说真话，一个建筑师也许不懂怎样建房子，却能堂而皇之地拿到高级职称。
在人们印象里，作家、画家之类，都是靠自己的作品说话的，但作家、画家同样在乎职称，为评职称明争暗斗。
我认识一个作家，名片上赫然印着“一级作家”的字样，但除了八股文式的几篇官样文章，从来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有影响力的作品。
十几年前，中国青年报曾刊发一篇报道，一位著名作家为了通过副高职称考试，年年都要放下手头的创作，为攻克英语和计算机而努力，但连考12年都没能通过。
有网友评论说，评上了更高一级的职称，各方面待遇都会提高一大截，也难怪作家要“为稻粱谋”。我们该反思的，是这种不合理的职称评审方式。
托尔斯泰、鲁迅是什么职称？米勒、梵高也评职称吗？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2009年进行一项调查显示，76.5%的人意识到目前职称最大问题是，职称评审制度不能反映人的实际能力；74.2%的人指出，职称评审造成寻租、作假、腐败现象严重。
然而，距离这项调查17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得到重视并予以改革，而且越来越严重，为了评职称相互倾轧、丑态百出，甚至闹出人命来，冲冠一怒为职称。
我参加工作数十年，在新闻一线的时候，多年任“首席记者”，但始终没有参评职称。这不是因为我多清高，而是因为怕麻烦。当年评职称要参加英语考试和计算机考试，而我对这两样都外行，除此以外，还要花钱找关系发表论文，而我同样也不谙此道。
前些年，当同事们为评职称的事绞尽脑汁、奔波劳碌的时候，我常用英国诗人兰德的一首小诗来安慰自己---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渐渐枯萎，
我也准备走了。
而今我更认识到，人生除了功名利禄这些易碎品，还有永恒里的宝贝更值得去追求。
单把功名利禄当作人生天花板，灵魂终会窒息而死。生命的价值在于突破物质主义禁锢，得到那来自至高之处的最美应许。
如果没有永恒里的目标，就会把地上的短暂利益看得至为重要，斤斤计较，劳苦愁烦，一生不过是欲望的奴隶，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卑微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不必过于烦恼。因为这一切都要过去，野地的花看似鲜艳，过几天就干枯了，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也会这样衰残。
在这个世界要勤劳做手中正经的事，要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但不要忘了，人生除了地位和财富，还有更重要的生命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