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失去台灣，美國將失去在印太的未來

作者：吴祚来
央廣 Rti 2026年5月25日

川普總統訪問中國歸來後，相關談話引發媒體不同解讀，美國國會兩院迅速重申美國對臺政策並未改變，強調其以《臺灣關係法》、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及「六項保證」為基礎的「一個中國」政策，目的在於維持臺海現狀，確保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如何向川普及美國主流社會說明「一個中國與臺灣獨立」的歷史真相，特別是臺灣與美國國家戰略利益、經濟利益之間的重大關聯，已成為總統賴清德面前的重要課題。本文通過史實與現實分析，力求正本清源，為川普政府與美國社會提供清晰的思路與框架，幫助他們看清問題的本質。美國政府堅定遏制中共的戰爭衝動，是實現兩岸可持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保障。

一、關於「臺灣獨立」，我們要告訴川普的三個關鍵內容

第一，臺灣的現狀是美國與二戰盟友中華民國共同勝利的成果，與1949年中共政權毫無關係。

二戰之時的《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均表達了戰後臺灣應由中華民國接收的政治安排。1945年日本投降後，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接管臺灣，並長期實際統治至今。這不是「分裂」，而是歷史事實：臺灣從未屬於中共政權，中共政權統一臺灣沒有法理依據。唯有承認歷史真相，才能打破中共的「統一」敘事，為美國對臺政策提供堅實的合法性基礎。

第二，二戰後美國對中共的認知錯誤付出了慘重代價，也催生了至今仍發揮作用的第一島鏈戰略。

二戰結束後，美國政府一度幻想中共會走「民主道路」，導致1949年「失去中國」。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投入數十萬兵力，付出數萬傷亡與巨額軍費；隨後越戰又持續十餘年，耗費巨大財政資源與數萬美國軍人生命。痛定思痛，美國構築了以日本、琉球、臺灣、菲律賓為核心的第一島鏈，成功封鎖中共與蘇聯海軍向太平洋的擴張。這一戰略有效維護了印太航道自由、盟友安全與美國市場空間，成為冷戰時期遏制共產主義的關鍵屏障。

這段歷史警醒美國：第一島鏈至今仍是保障美國印太利益的生命線。

第三，若美國不戰略遏制中共武統圖謀、不通過軍購堅定支持臺灣武備，臺海戰火將帶來遠超疫情的全球災難，並最終威脅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

中共從未放棄武力選項。一旦威懾失效、衝突爆發，臺灣作為全球半導體心臟——尤其在先進製程晶片製造中佔據90%以上份額，而台積電在全球晶圓代工市場市佔約70%——一旦臺海衝突爆發，全球供應鏈將遭受災難性衝擊。更致命的是，失去臺灣意味著第一島鏈斷裂，中共將實質控制南中國海，進而主導印太海域，嚴重威脅日本、菲律賓、澳洲等盟友的航道與美軍基地安全。臺灣的存續，不僅是中華民國歷史的延續，是對美國二戰勝利遺產的守護，是阻擋威權擴張的前沿堡壘。美國從戰略與軍備上支持臺灣，就是投資美國的未來，可以說，失臺灣，美國就失去了在印太區域的未來控制權。

二、六大要點，也要讓美國總統與主流社會知情

我們必須向美國決策層清晰傳遞以下六大要點：

其一，臺灣是否「獨立」，並不影響最終統一的可能性。 東德與西德二戰後各自擁有主權，柏林牆倒塌後仍能實現統一。因此，即使臺灣作為主權獨立的政體加入聯合國並與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也不會阻斷未來統一的可能。中共政權當年承認東西德主權獨立，如今也承認南北韓各自為政，對臺灣理應一視同仁，採用同一標準。

其二，臺灣是否獨立，絕不應成為中共發動戰爭的合法理由。 如今北韓通過修憲宣布獨立，不再以民族統一為使命，南韓並未以此為藉口對其發動戰爭。可見，一個民族共同體因歷史與現實分歧而分裂，不能因一方宣布主權獨立就悍然發動戰爭。

其三，中共政權建立後，國際社會曾長期不承認其合法性。後來基於現實與國際政治考量予以承認，既然如此，事實上已獨立存在的中華民國臺灣也應獲得同等對待。若僅承認共產黨中國為唯一合法政權，而否定中華民國臺灣事實上的主權獨立性，是對2300萬臺灣人民的不尊重。

其四，「臺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是一個偽命題。古代中國疆域隨每個朝代興衰而不斷變遷。大清雖曾統治臺灣，卻於1895年《馬關條約》正式割讓給日本；同期，外東北大片領土割讓給沙俄，均為歷史事實。1945年臺灣回歸中華民國，並非基於「大清遺產」，而是因為美國與中華民國同為二戰戰勝國，依據國際條約接收。臺灣現在在中國人手中，相比之下，中共政權更應該將外蒙古或海參崴統一到自己版圖中；

其五，中共政權始建於1931年，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蘇聯通過共產國際在中國建立的紅色恐怖基地。中共本質上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政治代理人，無論是中國共產黨成立還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均不具備合法性。

其六，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歷史，就是一部持續侵犯中國人權、製造區域戰爭與動盪的歷史。時至今日，中共從未改變其侵略擴張的本性，它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支持伊朗在中東製造戰亂與恐怖活動，已成為「新邪惡軸心」的核心。美國應以臺灣這個民主燈塔為契機，加速構築美、日、臺、澳、印等民主國家同盟，以實力遏制中共的戰爭衝動。這不僅是捍衛美國二戰以來的戰略成果，更是為印太乃至全球提供可持續和平與繁榮的領袖責任。

結語

臺灣問題本質上是民主制度與威權擴張之間的對抗。美國唯有堅持「以實力求和平」，持續強化對臺軍售、提升臺灣不對稱戰力、鞏固第一島鏈同盟，才能真正避免戰爭，維護全球供應鏈安全與自由國際秩序。中華民國臺灣的主權存續，不僅關係到2300萬臺灣人民的命運，更會深刻影響美國的未來，臺灣現狀是過去的世界戰爭帶來的結果，如果中共對臺灣發動戰爭，勢必影響未來世界格局的重塑。

作者》吳祚來  獨立學者，專欄作家。

呉嘉隆：中共對台灣的野心，其實不是單純針對台獨……

 作者臉書 2026-5-28

中共對台灣的野心，其實不是單純針對台獨，而是另有更深層原因

中共敢侵略台灣，大部分因素是中國追求大國崛起，必須擁有海權，必須打造東海、南海與印度洋三大遠洋艦隊，於是必須拿下台灣，不管台灣是不是由中國國民黨來執政。

所以，中共侵略台灣，反台獨只是一個理由，一個藉口，絕對不會是主要的因素。真正主要的因素是中國自己的大國崛起與擴張主義！

所以，中國那邊不管是強硬派執政，還是溫和派執政，不管是改革派執政，還是教條派執政，都會想拿下台灣，因為他們要挑戰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那就一定要突破第一島鏈，進入太平洋，與美國平起平坐。

中共的對台政策有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反台獨，第二部曲是促統，第三部曲是招降，只能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一。

所以，不管台灣這邊是由哪一黨執政，中共都會想侵略台灣！如果是國民黨執政，那中共就說你想搞「華獨」，如果是民進黨執政，那中共就說你想搞「台獨」，反正都是要拿下你台灣！

從以上的說明你可以看出來，如果民進黨這邊以為，只要把中國國民黨拉下來，中共就不會侵略台灣了，這是在自欺欺人，自我陶醉！

如果國民黨這邊以為，只要把民進黨拉下來，中共就不會侵略台灣了，這一樣是在自欺欺人，自我陶醉！

一個出賣台灣的國家安全的中國國民黨當然要拉下來，沒錯，但是這樣做了，還不等於中共就不會侵略台灣！

我再講一次，中共要侵略台灣，是根據他的大國崛起的國家戰略而來，跟台灣內部這邊是由哪一黨派來執政無關！跟是不是有「兩岸一家親」無關！跟是不是有「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無關！

基本上，中共想要拿下台灣，是基於地緣政治格局的思考，跟民族主義情緒無關！

只要中國的大國崛起，需要壓制日本，需要平衡美國，那他就絕對需要拿下台灣，控制台灣，以台灣作為對抗美日軍事同盟的前線基地！要台灣人起來對美國日本作戰，成為中國的大國崛起的炮灰！

就算將來有一天，中國國民黨恢復在台灣執政，也是一樣的！就算將來有一天，台灣不幸併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也是一樣的！記住了，地緣政治格局下的戰略思考，才是影響台灣前途最重要的因素！不管台灣有沒有半導體與AI產業鏈，都是這樣的！

*後記：不管中共在台灣內部有沒有內應，有沒有足夠的代理人，他都是要併吞台灣，控制台灣。

不管他對台灣的說法也沒有什麼改變，地緣政治格局是不會改變的！而且是永遠不會改變！

於是，中國的大國崛起的利益也就不會改變：拿下台灣，控制台灣，才能真正東出太平洋，真正突破第一島鏈，真正壓制日本，真正平衡美國！

不管中共如何定義台獨，或者台灣這邊如何定義台獨，這個地緣政治格局都是一樣的，也是永遠不會改變的！中國的國際地位，與他能不能控制台灣，是緊緊綁在一起的！

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與川普討論台灣，其實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對中共來講，國家戰略，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的因素全部擺在那裡，永遠不會改變！在台灣這邊，台灣人要決定自己的命運與地位的決心，也永遠不會改變！

陶傑：匿名的告密

作者臉書 2026-5-28

這位中國香港的律政司司長似乎現在才明白：「匿名舉報」其部下的刑事檢控專員利用國安經費疑似在五星酒店與女下屬「爆房」親熱的涉嫌醜聞，對當事人是「不公平」的。

但他忘記了，中國人的法家統治，由秦始皇到中國香港的國安法，皆以鼓勵中國人匿名舉報為基礎

中國香港的「國安處」曾以四年收獲一百萬宗「國安法熱線告密」數字為驕人的政績，而獲得「中央」讚揚肯定。

中國人的政治生活，「匿名舉報」是重要的內容。秦始皇很早就發現，中國的農民人口群眾很難統治，唯有用法家的告密法與連坐法，方可將群眾轉化有效的統治運轉機器。匿名告密熱線即是此龐大機器（vehicle) 必須的潤滑劑（motor oil)。

激發中國人互相匿名舉報，可以令他們恐懼，向他們施加痛苦。酒樓幾個人圍坐的交談、電影的幾句問題對白，要令中國人感覺何謂軟對抗，只要令中國人活在恐懼與痛苦的陰影中，統治者就可以長期享受權力的快感與安穩。

但這套管治理論的發明人商鞅最後死於車裂、李斯死於腰斬。一旦機器開動，無法停止，「人民群眾」成為集體意志的權力而無遠弗屆。中國人悟出了「作法自斃」此一成語，即施加恐懼與痛苦的那個人，最終也難逃淪為受害人。

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代，革命法庭的刑事檢控官福登維（Antoine Quentin Fouquier-Tinville，1746-1795）是令巴黎的小孩聞其名而可以嚇得大哭的活閻王，不但是將瑪麗安東妮送上斷頭台的關鍵人物，還根據大量匿名舉報，判處幾千名貴族與市民死刑。當革命的狂熱領袖羅伯斯庇爾在政變中倒台，福登維為自己也被送上了斷頭台。（圖見留言欄）

香港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中國香港的所謂炎黃子孫曾經英國普通法的教化（civilised)，包括許多今日仿效英國法官穿上黑袍的律政人員。他們在殖民地英語教學的環境長大，明明沒有經歷過共產黨公審地主「反革命份子」的場面，應該也讀過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他們卻可以在主權移交中國之後釋放他們的中國法家DNA。而這位律政司司長在發現他自己的人也成為受害者表達的驚訝，頗令人發笑。

他居然也知道：匿名的告密，對當事人是不公平的。那麼他統治的七百萬正在學習做中國人的香港市民呢？那十三億在網絡舉報的自殘互害中生活的中國人呢？

What a joke—- if you treat the whole Chinese judiciary culture as a big dark joke.

陶傑披藏：https://patreon.com/tokit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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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inette Quentin Fouquir-Tinville , 十八世紀末法國刑事檢控官，其人面目猙獰，性格冷酷，為了取悅革命最高領袖羅伯斯庇爾，是法國歷史上家傳戶曉的的狠角色。香港有兩三萬僑居的法國人，許多在經營紅酒生意。不要只問法國人關於La Fitte 的價格和法國足球明星的知識，問他知不知道這個人？他會嚇一跳，噢啦啦，對你另眼相看。

吴洪森：AI的出路在哲学！

 作者臉書 2026-5-28

【我尽量避免写长文，但是这个问题太复杂，压缩再压缩，还是两千多字。望你耐心看完，因为问题太重大】

最近AI圈有一场很有意思的争吵。

一边是Meta的首席科学家杨立昆，图灵奖得主，AI界的老前辈。他拍桌子说：ChatGPT这类大语言模型走错路了，再怎么烧钱也到不了真正的智能，是死路一条。他自己跑去创业，融了超过十亿美元，要做”世界模型”。

另一边是OpenAI、Google、Anthropic这些公司，一边继续往大语言模型里砸钱，一边说：你看我们的模型多厉害，什么都能聊，什么都能写，眼看着AGI（通用人工智能）就要来了。

两边都是聪明人，都有钱，都有数据，为什么吵成这样？

因为他们争的，表面上是技术路线，骨子里是一个谁也没说清楚的老问题：

语言和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没搞清楚，谁说自己找到了AI的出路，都是吹牛。

大语言模型错在哪里？

杨立昆的批评，用大白话说就是一句话：“ChatGPT这类模型，学的是怎么说话，不是怎么理解世界。”

你把人类几千年写下来的所有文字喂给它，它学会了在什么场合该接什么话，该用什么词。它预测的是”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而不是”这件事在现实中是怎么运作的”。

打个比方：有个人把所有的烹饪书都背下来了，能跟你聊各种菜的做法头头是道。但他从来没进过厨房，从来没闻过油烟，从来没切过菜。你真的觉得他懂做菜吗？

杨立昆说，大语言模型就是这个背食谱的人。它对语言的掌握令人叹为观止，但它对世界的理解，可能还不如一只猫。

猫知道东西从桌上推下去会掉到地上。猫知道空间、重力、因果。这些知识不是从文字里学来的，是从每天的摸爬滚打里长出来的。

所以杨立昆要做的世界模型，就是让AI像猫一样，通过与物理世界的交互来学习——而不是只靠读书。

那世界模型就一定对吗？

也不见得。

大语言模型的支持者反驳说：你低估了语言。人类几千年的智慧都压缩在文字里了，语言里不只有词，还有大量的物理常识、因果关系、生活经验。你说ChatGPT不懂物理？它能解很多物理题呢。

这个反驳也有道理。语言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类与世界打交道的结晶。从某种程度上说，学透了语言，确实也学到了不少关于世界的东西。

所以问题就卡在这里了：“语言里装得下整个世界吗？还是世界里有些东西，是语言永远说不清楚的？”

别以为这是新问题。哲学家一百多年来就在吵这个，但没吵出结果。

维特根斯坦说过一句名言：“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意思是，你能想到什么、理解什么，取决于你的语言能表达什么。听起来好像在说语言就是一切。

但他后来又改口了。他说，语言的意义不是靠语言自己撑起来的，而是靠你用语言时候的那些具体场合——你在干什么，在哪里，跟谁说。语言必须嵌在真实的生活里才有意义，光有符号是不够的。

这其实帮了杨立昆一把。一个只读文本、从没跟世界打过交道的AI，恰恰缺的就是维特根斯坦说的那种”生活”的底子。

梅洛-庞蒂说得更直接：理解这件事，根本不是脑子里的符号运算，而是身体跟世界的接触。婴儿在会说话之前，就已经知道怎么抓东西、怎么保持平衡了。身体的感知比语言更根本。

这就更像杨立昆的思路了：先有身体与世界的交互，才有真正的理解。

德里达的立场最极端：文本之外什么都没有，所有意义都在符号游戏里，你跳不出语言去抓住什么”真实的世界”。

这个说法如果成立，杨立昆的整个计划就垮了——因为他想让AI去理解的那个”物理世界”，本来就是个幻觉？

但德里达有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你说石头是软的，石头不会因此变软。现实有一种语言改变不了的硬度。这种”推回来”的力量，不是语言能解释的，恰恰说明语言之外有个真实的东西存在。

三个阵营吵来吵去，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他们研究的都是”已经有智慧的人”，而不是”智慧怎么从零长出来”。

这对AI来说是致命的缺口。因为AI工程师需要的不是”描述智慧是什么样子”，而是”智慧是怎么生长出来的”。这两件事差得很远。

另外，“语言与世界是一还是二”这个问题本身，可能也问错了。

它假设语言和世界是两个东西，然后问它们是不是同一个。但事实可能是：这根本不是两个独立的东西在那里等着被比较，而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世界先于语言存在，这是肯定的——宇宙已经138亿岁了，语言才几十万年。语言从世界里长出来，这也是肯定的——是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的产物。但语言一旦长出来，就反过来改造世界——人类给东西命名，命名创造分类，分类影响认知，认知改变行为，行为改变现实。语言和世界一直在互相塑造，分不开，也化不成一个。

所以不是”语言等于世界”，也不是”语言和世界完全是两回事”，而是两者一直在相互生成，一直在动，永远没有一个静止的终态。这个图景，现有的哲学框架装不下。

说到这里，AI到底缺什么就比较清楚了。

缺的不是更多数据，不是更大模型，不是更好的硬件。缺的是一套能回答这个问题的理论：

一个系统，怎样才能既会操作符号，又真正理解符号背后的东西？这中间的桥，是怎么搭起来的？

杨立昆说要用世界模型，让AI跟物理世界打交道——方向有道理，但他的方案还没有解释清楚，跟世界打完交道之后，物理经验是怎么变成可以推理的抽象概念的。这个”从感知到思维”的跳跃，仍然是个黑箱。

大语言模型的路线说语言里什么都有——部分正确，但没有解释清楚语言的意义约束力从哪里来。为什么有些话是对的，有些话是错的？不能说”因为别的语言这么说”，那是循环论证。

两条路都走到了一堵墙前面，墙上写着：意义是什么？理解是什么？

这是哲学问题，不是工程问题。在这堵墙被打通之前，工程师们不管往哪个方向跑，都是在黑暗里摸索。

为什么说出路在哲学

有人会说：哲学有什么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话在大多数时候是对的。但AI是个例外。

因为搭建AI系统，每一个设计决策背后都有一个哲学假设。用什么方式表示知识？用什么标准判断对错？用什么结构组织推理？这些选择，表面是工程问题，骨子里是在回答”智能是什么”这个哲学问题。

现在的麻烦是，工程师们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用的哲学假设都没有经过认真检验。杨立昆假设物理世界比语言更根本——这是个哲学立场，不是工程事实。大语言模型假设语言可以自足——这也是个哲学立场，不是工程事实。

两拨人拿着未经检验的哲学假设，各自烧几百亿美元，赌哪个假设是对的。

这不是科学，这是赌博。

如果有人能真正把”意义是怎么在符号和感知之间流动”这件事说清楚——不是诗意地描述，而是清晰地、能被工程参考的方式说清楚——那将直接改变AI的路线选择，价值不亚于任何一项重大技术突破。

牛顿之前，人们关于运动有各种哲学争论，没有答案。牛顿发明了微积分，给了一个可以精确计算的工具，争论就结束了。AI现在需要的，是类似微积分的东西——一个关于意义和理解的精确理论，能够让”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这件事变得可以被严格讨论、被操作化、被检验。

这个理论还不存在。谁做出来，谁就找到了AI的出路。

（吴洪森写于2026年5月28日上海莘庄）

纽约市党委是怎样控制《纽约时报》的？

 老海  老海aa  2025年4月20日

纽约市党委是怎样控制《纽约时报》的？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时任美国驻中国使馆文化参赞约翰.汤姆森为了促进交流，邀请北京各大媒体编辑记者访美。出访前，为了行程安排事宜，汤姆森请编辑们一起吃饭。席间，汤姆森问大家到美国最想了解什么？编辑们相互推诿一阵后，由一位年长者发言：

“我们到美国，最想了解的是纽约市党委是怎样控制《纽约时报》的。”

这一问，可算说出了这些耍笔杆子的编辑们的心声，一个个直勾勾地看着汤姆森。而汤姆森却是半天没弄明白这位老先生说的什么意思，最后终于明白了，大感意外，不知怎么回答是好。    三十三年后，汤姆森以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的身份接受采访时回忆道：“我当时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政党，《纽约时报》不属于任何一党，跟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们不相信，都一脸的疑惑。”

老先生的提问，不管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都不会改变这个问题的尖锐性、敏感性及重要性。提出问题本身，就显示了墙里墙外的制度上、认知上的巨大差异，仿佛我们和太平洋彼岸的那个地方，不同属于一个星球。可能是时间不够，否则，汤姆森真有必要给他们上一堂现代文明的启蒙课。

《纽约时报》创刊于1851年，它的发行量世界第十八位，美国第三。它总共得到普利策奖130次，是获此项奖励最多的报纸。《纽约时报》的左上角每日都登载一句话：所有适合刊登的新闻。这是它的座右铭。

《纽约时报》在秉持新闻自由的道路上，经历过两次大的新闻诉讼。上世纪六、七年代，掀起轩然大波的两次诉讼，不仅没有压倒《纽约时报》，反而对美国的新闻自由起到了保护和促进作用，为新闻诉讼确立了一种标杆式的判决案例，是美国新闻自由的一个里程碑。

第一次，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和南方争取自由委员会《关注他们的呐喊》的广告，因为部分内容失实，被阿拉巴马州蒙格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罪告上法庭。初审判定《纽约时报》赔偿美金50万元，二审维持原判。随后，发生连锁反应，以类似理由向《纽约时报》索赔的不计其数，一时间，几乎让《纽约时报》陷入绝境。《纽约时报》不甘倒闭，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历时四年，1964年3月9日，最高法院以9:0的绝对票数，撤销了一、二审的判决。判决词中这样说：

“在美国，针对政府官员的诽谤言论，同样受宪法修正案的保护，在美国，不存在诽谤政府罪，批评政府官员是公民的权力。参与公共事务讨论是公民的义务。”

判词中的宪法修正案，是指国会1791年12月15日通过的"权利法案"，其中有关新闻言论自由的这一条被列为第一修正案：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第二次，1971年三月，《纽约时报》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了一个美国政府关于越南战争的绝密文件。这个文件是1967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为了总结检讨深陷越南战争的教训，成立专题调查组，搜集了几十年的相关资料，形成了一个七千余页的绝密报告。这个报告被《纽约时报》得到，为了揭露政府在越南战争中对人民的欺骗，便予以连载刊登。

6月6日，尼克松总统办公室以反间谍法为由，将《纽约时报》告到地方法院，法院下达了停止发表的命令。命令下达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刊登连载的地方，换上了这样一条新闻：“应美国政府申请，法院下令停止刊登越战文件，等待听证。”

最后，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6:3,作出判决，支持《纽约时报》，判词这样写道：

“报刊是服务于被管理者的，而不是服务于管理者或者统治者的。政府审查报纸的权力已经被废除，所以报刊将永远保持对政府谴责的自由。”

“‘安全’这个词是广泛而含糊的概念，不应被用来废除体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基本法。以牺牲信息自由的代议制政府为代价保守军事和外交秘密，并不能为我们的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纽约时报》连载越战秘密的第二年（1972），尼克松任内还有一家报纸——《华盛顿邮报》，也与政府死磕，捅出了水门事件，致使尼克松黯然辞职。当时这起案件国内报道较多，大多数人知道，此不赘述。有兴趣的可以搜索“水门事件“。

了解了这几期新闻诉讼案，我们或许多少能体味到一点，美国为什么强大了。只是不知道，篇首那几位即将访美的编辑们，最终找到了纽约市党委控制《纽约时报》的诀窍了没有？

至此，又想起了《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也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主要发起人托马斯.杰斐逊， 他曾说过一句话：

“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向他们开放一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闻自由。“

林保華：鄭麗文訪美根本欠缺誠意

 作者： 林保華

Newtalk新聞 2026.05.28 

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預計在6月1日訪問美國。她聲稱訪問北京「搞定」了習近平，訪問美國「搞定」華府。然後，她是不是要拿諾貝爾和平獎？口氣之狂妄，簡直是利令智昏。

然而實際行動實在可悲。起初，她要美國的台灣僑民落地接待。惹發不少民怨。她現在有北京支持，充當共產黨的說客，北京窮到沒有這個經費？隨便找一個台商手捧現金給她就可以了。她要裝窮，表示清廉嗎？

這兩天，她又抱怨，僑委會竟跟美國人說，「鄭麗文要來了千萬別見她！」，阻礙她的訪美行程。這種說法非常無知，因為要美國如何如何是在干涉美國內政。美國有自己的政策，豈容台灣指手畫腳？這種做法，倒是中國共產黨的慣常行為，鄭麗文也積惡成習，以為民進黨政府也會這樣做。

如果鄭麗文安排不順，問題出在她自己。她那一夥人，都是反美急先鋒，例如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敢於公然嘲笑AIT台灣辦事處處長谷立言「只比科長大一點點」，然後她的文傳會主委尹乃菁因為川普訪問中國而責問「川普反什麼共」？這點反映了他們和鄭麗文一樣非常幼稚。蕭旭岑看不懂谷立言代表的是美國，以為處長怎麼比得上他這位國民黨副主席？而尹乃菁以為川普反共就不能訪問北京，根本不懂如何處理國與國的關係，以為「反」就斷絕一切來往；這樣水準又情緒化的人做文傳會主委，國民黨會傳什麼東西出來？

尹乃菁已經宣布辭職，表明不會跟著鄭麗文訪美。蕭旭岑會去嗎？去見比科長大兩點點的美國官員？我看他也不會去，他手捧百萬現金的照片引發新問題，他與共產黨的關係比鄭麗文更加神秘，留在台灣好一些。其他副主席，哪個可以在美國的關鍵時刻輔佐她一下？有哪個是「美國通」？都是媚共派啊。

中國國民黨有駐美國辦事處，與美國各界也有往來，鄭麗文為何不倚重他們安排一切而責怪台灣執政黨？是否他們都是親美派，鄭麗文不放心，先把訪美沒有成果埋下伏筆。我認為這個訪問肯定沒有什麼成果，因為鄭麗文要「搞定」華府和川普，這怎麼可能？抱著這種心態訪問美國，而不是要和美國結盟，甚至一直在搗亂政府對美國的軍購，以及台灣發展自己的軍事實力與國防企業，建造非紅供應鏈來鞏固印太聯盟，這種態度，沒有被川普拒之門外已經是很客氣了。

馬英九基金會的內鬥，無疑也事關媚中與親美的重大分歧。根據現在透露出來的資訊，蕭旭岑、王光慈的前任執行長，還嫌馬英九不夠親中，以致他們直接與國台辦掛鉤，瞞著馬英九自己到中國去，王光慈還興奮到在中國喝過量的酒而被送到醫院。在中國毫無防範之心而酗酒，其心態已經可議了，還居然推給是馬英九毆打她、霸凌她。這種醜事醜人現在都是鄭麗文的寶貝，真是百年一遇的奇才集團了。國民黨如果不能從這次內鬥中決定親美還是親中，只顧什麼「團結」，那這個百年老黨真的是朽木不可雕也，那就等著與民革合併做中共的尾巴黨吧，那時再看看鄭麗文如何行使她作為中國人的言論自由。

左春和：皇帝是不听话的

 左春和  铁匠老铺  2026年5月9日

十多年前，我与某地佛协的副会长G君在一起开会，主席台上有人讲话时他在笔记本上飞龙走蛇，开始时我以为他在记录讲话内容，后来我发现，他在默写《金刚经》。这种功夫没有什么新奇和特别之处，在我熟悉的人中，练成这种功法的不在少数，只是他的职业身份倒是让我心生几分好奇。于是，茶歇时我便与他聊上几句，不为窥其功法之奥妙，纯粹为了一起参会的融洽，然后他对我说，你们搞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研究太复杂，由这种学说进行的制度设计成本太高，程序的过于繁琐加大了时间和物质成本，还要依靠暴力机器进行实施。他接着说，他们搞的儒家（他说他身在佛家，心在儒家，何况儒释不分家）这一套最省力，只要把皇帝一人教育好了，让皇帝按照圣人说的规则去处理政务，可以节省民主政治那种复杂的过程，可以说是，教好一人，则可以利济天下。

如果把G君的这番话放在今天的文明视野中来看，我们知道这种观点已经不值得去认真反驳，因为这种前现代思维在今天已经无法占据主流，人们通过纵览文明的进程，已经知道皇帝是教育不好的，他也不会乖乖地听取圣贤与任何帝师的忠告。两千多年来，儒家有一种付诸实践的理想，他们的理想很单纯，但也很真诚，确实认为只要通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圣明君主，就能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按照这种理想的逻辑——擒贼先擒王，只要把龙头缚住了，就能使他走上正确的方向，一个国家就能整体向好，其潜在的链条还有：有了好皇帝就有了好大臣；有了好大臣就有了好官吏；有了好官吏就有了好乡绅；有了好乡绅就有了好百姓，这种环环相套的良性循环就可以自动运转。这里有一个重要预设就是，皇帝的品德和学识是整个国家政治清明的起点和关键，并且每一个好的皇帝不但有好的品德，还有更好的自律，也就是说，只要完成了真正的儒家教育，他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成为明君。这样被教育成功的皇帝在个人品德上无可挑剔，关键是他的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公众利益，能够为人们带来好处，在这种理想中，皇帝永远不会出错，即使偶有闪失，也具有强大的自我纠偏能力，因为皇帝毕竟是皇帝，他的境界，他的大能，他的站位都远不是我等草民能够妄自揣测的。根据儒家的政治哲学理念，皇帝“斯有仁心，故有仁政”，按照孟子的解释，皇帝的“仁心”是一种“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辱之心，是非之心”，它是仁、义、礼、智的根基。这样一种“仁心”，经过完整的明君教育和自我修炼的过程，即可达到至大至刚和浩然正气的境界，然后外推为仁政，以此广被四海，普济天下。

由于G君向我说起的他们的理想能够让皇帝通过接受儒家教育而“仁心”，于是皇帝不会随便逾越圣贤的古训，并时时遵循圣人之道，他的每一种举动只有我们看不懂或不理解，而没有所谓的错误，也就是因为皇帝受到了最好的儒家教育，所以永远是正确的。他说这样的皇帝不但听从儒家的教导，还听取百姓的心声，他会一心为民，初心不改，没有私字一闪念，因为圣贤的语录已经把他滋润成神。在这种伦理修为中，皇帝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正己之心，推己及人，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按照这种逻辑闭环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听罢此言，我的不成熟让我禁不住说出我的疑问：这种儒家政治哲学强调的是一种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也就是说，道德心性是一种决定性的仁政因素，如果教育成功了，皇帝自然就是好的，可是，历史上是否有过半点儿这样的成功吗？就拿近年来影视剧中极尽歌功颂德的乾隆为例，他自幼受到过严格而系统的儒家教育，当他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其表现并不与儒家的“仁心”教义相符。并且，其早年又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曾言“治理天下，应该以德而不以力”，但其在位期间制造了登峰造极的文字狱，也就是用武力封堵一切不顺耳的言论，对于异议进行残酷的剿杀，更不用谈及其它方面的恶政，这又怎能解释？G君说，我们普通人与皇帝的站位不同，也就是角度不同，所看到的空间有别，处理问题的方式自然相异，因为你毕竟不是皇帝，没有在那个平台上就看不了那么远。他这么一解释，我也就似乎明白了一二，这种站位论的确可以软硬通吃，可以把皇帝的所有行为合理化，皇帝堵塞言路是为了让思想保持统一，不允许他人妄议自己，以免影响国之尊严，从而削弱执政行为。皇帝把一块国土割让给邻国就是为了保住权力稳定，这并不是什么汉奸卖国行为，这是外交策略，只有皇帝的权力稳定了，他才能进一步为大家开太平。皇帝用贪官、抓清官更是有理，因为凡是清官大都有些才能，并且性格刚正，这种缺少奴性的官员在皇帝看来实在硌脚，若不借故把他做掉，再有其他官员效仿，岂不乱了体统。如此一来，一个千古大理也就明白了，所谓站位就是从自己的角度衡量利弊，这也就是众多草民不理解皇帝的所作所为的原因了，因为草民容易从大词大义出发妄议天下，而许多时候，皇帝的心里想的可不是这么简单。

历代帝师们的理想是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帝师忠君而不忠道，他的前提是，天下是皇帝的天下，教育好一个皇帝等于毕其功于一役，这里没有其他人觊觎权力秩序的机会，皇帝理应是统治天下的人，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民主制度的设计。因为所谓民主制度就是要全民参与政治治理，它又是一种选举政治，而皇权制不需要选举，皇权是继承制，得之于天，或得之于祖，都是对民主制的彻底否定。而为什么又要教育皇帝、需要皇帝听从圣贤的教导？其实这里暗含了皇帝有可能不是天生完美的，如果皇帝掌权后偏离圣贤之道，帝师们也是束手无策，于是，儒生们的做法还是从娃娃抓起。即使世袭的皇帝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要通过儒家教育把他锻造成明君，这是为了皇帝权脉的正统，也是为了避免他人表达自己的参政权利，防止他人介入真正的权力秩序。帝师们苦心经营的是对皇帝熏陶内心，约之以礼，而不是用天道降龙，但从其苦心来看，他们已经知道教育皇帝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尽管历代以来没有成功的先例，但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有人燃烧他们信念的兴奋。而作为皇帝来说，他们大多数并不愿让自己出身于草莽，能够饱读诗书，承袭孔孟之道也会让龙袍星芒含章，纹彩烂逸，以使四方才俊，延颈而顺之，其出身诗书之高贵，也能使草民不胜觳觫之至。由此出发的帝师们慢慢形成了一个特点，他们忠于皇帝，而不是忠于国家；维护皇帝，而不是关心民疾，由于与皇帝的利益要求达成默契，这个职业可谓是景绝翠虬，气隐赪露，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始终能为美人执巾奉脂则不失为一种高贵体面的伟业。这种长期的生存实践，也使帝师们练就了矜慎的处事能力，既能暗度陈仓，不动声色，又能应时而起，飞鞍络绎。正所谓处九五之侧，居鼎鼐之旁，非独以经术匡君，亦贵以智术全己。观其立朝，若临渊履冰，察风云之微兆，审权势之鼎虚。这样一来，在皇帝掌握最高权力之后，他与儒家帝师们的角色会发生本质性的变换，也就是权力的大小决定了德行的高低，又决定了知识的多少，那些雄心勃勃的帝师自然也就成为了皇帝所有行为合法性的诠释者，而不是监督者。当主上春秋鼎盛、乾纲独断之时，帝师们自然收敛说教，暗藏器用，言必奉君；行不逾矩，示无抱负，托于庄老，以此明哲保身。

漫长的古代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儒家教育好皇帝的理想是失败的，尽管有的历史学家为其涂抹了浓重的油彩，但我们还是未能找到一个符合儒家教义的明君，明君也只在想象中、或者遥远的没有任何证据的古代。从现代政治学来看，儒家“教育出好皇帝就能天下太平”的理念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它过高估计了道德教育的约束力，同时低估了制度制约对权力行使者的必要性。在皇帝掌握大权之后为什么不再听取圣贤之言而为所欲为？一个简单的政治学常识即是，绝对权力具有巨大诱惑，绝对权力又成为获取和巩固更大权力的工具，权力的滥用被用来满足皇帝的私欲。绝对权力内在地具有自我膨胀、抗拒约束的特性，这就决定了即使接受过最系统儒家教育的皇帝，也难以摆脱权力的腐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阿克顿勋爵的名言已在中国古代皇权运作中得到了充分验证，没有一个皇帝能够逃脱这种魔咒。这不是说皇帝中没有好人，而是好人与掌握权力不是一回事，现代政治实践使我们知道，民主、法治的现代政治基础决不是好人与好心，内心的善良不是通达外王而普济天下的主要因素和可能。何况，掌握了绝对权力的皇帝是不听话的，他不可能在每种施政行为中先行默念圣贤语录或进行自我对照，这在权力构成秩序和运作机制中很容易找到原因。首先，皇帝的绝对权力会使自己形成一种心理暗示，自我圣化，把自己当作全知全能的神，认为自己的判断天然正确，无需他人质疑。比如崇祯杀害或许能为其续命的袁崇焕，拒绝及时南迁存续，终至亡国；雍正皇帝认为世间之祥瑞是自己“敬诚所感，信者所孚”，以此证明自身龙脉的天然合法性。其次是皇帝的绝对权力必然限制不同声音，造成信息流通的垄断效应，楚庄王因不满大臣进谏，颁布诏令禁止群臣进言，体现出绝对权力的绝对控制和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乾隆皇帝在著名的叫魂案中，“利用机密情报、政治化、微观干预等手段，试图实现权力的末梢渗透”（《叫魂》书评），企图把不同声音抑制在萌芽状态。再次便是绝对权力自然倾向于将天下转化为自己的江山，形成“打江山，坐江山”的恶性循环，这种“天下”私产化的转换，导致了皇帝视民众如草芥的心理状态，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就不难导致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所谓的“仁心”“仁政”只是自我涂抹的道德滤镜罢了，它在自身的利害衡量中不堪一击，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轻如鸿毛。

当人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皇帝的权力垄断时大都能理解，说江山是人家打下的，肯定要进行绝对的巩固，打江山死了多少人才有了皇帝的宝座。这种理解虽然浸透了腐朽的评书味道，但实际上已经承认皇帝具有常人的自私本性，只是人们看不到这种本性所带来的系列后果，更不知道如何利用这种本性使之转化为对社会的益处。现代政治学不是彻底否定道德的教育作用，而是发现这种作用对权力运作十分有限，如何使权力的肆意有所收敛，如何让皇帝在天道面前“听话”？历史证明，靠道德修为是行不通的，只有让欲望来对抗欲望，让权力来制约权力，让权利来驯服权力。什么是让欲望来对抗欲望？赫希曼发现“利用一种欲望对抗另一种欲望，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这种思想已经变成了18世纪相当普遍的智力消遣”。他认为，可以把利益视为主导人类行为的动机，这种信念引起了智力上的兴奋：终于为有活力的社会秩序找到了一个现实主义基础了。虽然赫希曼所讲的欲望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但它同样适合政治秩序的分析与建构，经济活动本身离不开政治空间，也就是为什么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如果我们承认皇帝具有与我们一样的肉身，他就有与我们相同的人性，当然不能排除他有与我们一样的欲望。之所以无法排除欲望，也就是说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设置，如果排除了它的存在，人就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本能，可以说这种欲望本身是必须的，它本是中性的，关键是后天秩序对它的型塑。在此，我们也可以不用草民之心来度皇帝之腹，皇帝没有草民贪财好色的低级趣味，他的欲望是国富民强，或者开拓疆域，或者想施行仁政，在历史上留个好名。但历史不止一次证明，那些怀有低级趣味欲望的皇帝不一定造成大恶，比如明宣宗朱瞻基热衷斗蟋蟀，当时有“蟋蟀蛐蛐叫，宣德皇帝要”的民谣，但在位期间，政治总体清明，史称“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俢明”，且民间安定，岁不能灾。而使战争连绵、尸陈江河、民不聊生的往往是后世歌功颂德的雄才大略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越是伟大皇帝的时代，民众的命运越是卑微。凡是人们称赞的伟大皇帝不是巨大工程的肇始者，就是征服者；大工程必然劳民伤财，征服就要死人，这就是普通人为其功彪史册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才是皇帝最过瘾的欲望，绝对的权力会使这种欲望进一步膨胀，如果找不到驯服的方法，这种欲望一旦失控，他会在一种极度自恋中毁掉整个国家。何为用权力制约权力？简单地说，就是分权制衡，这一原则的核心就是不能依靠单一主体进行自我约束，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让各种权力之间相互监督，防止某种权力过度集中而被滥用。用权利驯服权力，是指通过保障和扩展公民的法定权利，来制约、监督和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防止其滥用。它的核心逻辑在于，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而权利是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只有当公民的权利被激活和保障时，才能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衡。

然而，许多人不解，皇帝既然那么聪明，为什么常常犯下一些致命的错误，或者重用贪官，反杀清官？在这里暂且不说官场中自有它隐秘的不能说破的奥妙，单说皇帝的智力一项就已经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一个人一旦掌权，从此并不因有权而变得聪明，反而权力使之变得愚蠢，可以说，越是掌握了绝对的权力，越发愚蠢，这是因为长期处于绝对权力的人会重塑个人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皇帝自幼被灌输“天下独尊”的自我认知，这种自我认知在实际掌权后会被极度放大，他会认为自己是天下最聪明的人，并且早已超越了他的祖宗先辈。一些皇帝不但对早期教育表现出公开的蔑视，还会对儒家经典进行删改，以适应自己的现实作为，汉高祖刘邦甚至在陆贾面前宣称：“天下是我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从秦至清，皇帝权力肆意妄为、因权力而愚蠢狂妄的案例不胜枚举，他们以不同形式展现了绝对权力如何超越儒家伦理和制度约束，这不仅是对儒家明君教育的反讽，更是对权力本质的揭示。获取了最高和绝对权力的皇帝之所以让我们觉得愚蠢，除了他无法听到真实声音之外，主要是陷入了一种绝对自恋的病态心理之中，天下的所有声音必须符合他的心理感受，否则必须除之。鲁迅发现，皇帝有愚民政策，而民众有愚君对策。明英宗好大喜功，不顾文武百官反对，仓促率领25万精兵亲征瓦刺，导致全军覆没；宋钦宗赵恒妄用巫术，驱逐良臣，导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初期，临阵听取谗言诛杀统帅，自毁长城，导致长安失守，玄宗逃亡……。作为垄断了绝对权力的人，他已经不在乎其它声音的对错，而是在乎是否与自己保持一致，甚至把此作为测试其忠诚度的黄金标准。有时候，皇帝并不在乎你贪图享受，而是在乎你说了什么，他认为说什么才是令人不安的，表明你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这对皇帝来说恰恰是一种大忌。因为任何异议都会打破绝对权力的心理幻觉，会认为这种绝对权力受到了冒犯，为此，皇帝必须排除异议，形成高度统一的言论，并企图以此来统一思想和行动。

由此不难看出，儒家政治思想的根本失误在于对人性的过度乐观，低估了权力诱惑对人性的腐蚀力量，现代政治学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重要启示是，必须基于对人性的现实主义认知来设计政治制度。人性有恶的一面，所以要进行法治；因为人性又有善的一面，所以法治才有可能，人性的复杂结构成为现代政治秩序建构的基础，单纯强调道德修为，只是儒家的一厢情愿。为此，马基雅维利表明，从人性不变的假定中，可以推导出一些十分可靠的政治主张。因为制度比人可靠，这是现代文明的普遍共识，在权力结构中，道德是靠不住的，那些明君更是靠不住的，根据每个人不变的人性中的欲望和自私，即使受过世界上最好的道德教育的人，在权力面前也会改变自己。我们或许都有一些共同的经验，某个时期的同学或朋友，在没有权位时是一个样：谦虚、随和、完全是同学或朋友的模样；而一旦位高权重，马上又是一个样：傲慢、无礼，自绝于往日友情。于是，许多人感慨，朋友升官后，朋友的含义就此消失，正如古训所云：朋友故旧一旦为官，要以官待之。可谓是，擢升显序，位列朝班，虽形貌犹存，然神髓已迁；盖因宦海浮沉，名缰利锁，足以毁人性情，废人初志。这是因为权力彻底改变了一个人，不但使其膨胀，还会使其忽视人伦的存在，为了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并保住和争取更大权力，他没有时间和兴趣再去顾及往日的友情。这并不是他刚正不阿，不徇私情，而是在他眼里只剩下利弊权衡和利益交换，因为昔日友朋已无法给他快速带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草民常云，昔之布衣之交，一旦友人身登仕途，则情随势迁。盖以利相交者，利尽则疏；以势相交者，势倾则绝。旧时故人，既无禄利可资，又乏权柄可倚，遂见弃于青云之士。我们身边一些得势的小官员已经如此，何况身居权力顶峰的皇帝，在皇帝的自恋中，他还认为自己真是上天的代理人，让他下凡来统治人们的，在这种认知结构中，民众在社会治理中只是一种被动服从。绝对权力的傲慢不承认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不但把他们排除在外，还会极力防范他们的异议，于是皇权结构中不存在真正的监督机制，皇帝本身就是真理的化身。费希特发现，由先验根据和整个历史所证明的真理乃是：一切皇帝的倾向都是对内实行无限制的独裁，对外实行一统天下的征服。由于怀疑能力也是人的本性之一，他说，要防范民众革命却有一个可靠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彻底交给人民，因为人民一旦觉悟到自由，他们就将找到自由。

儒家总想从人的道德修为来解释政治生活状态，一方面可能是认知局限，一旦进入认知闭环之后，它便排斥其它价值的介入，在自我想象中越发感到它的正确。另一方面，作为皇帝来说，在他心中肯定感到道德修为要比建立制度和实施法治实惠，因为道德是模糊的，它可以自我解释，而制度和法治则是分权制衡。所以，现代政治学根本就不相信纯粹的道德力量，也就是说，道德多在自律层面，外在的行为多为规则所约束，因为人性就摆在那里，它是无可改造的，但人性中的恶依然可以发挥好的作用，这就取决于外在规则的设定，而不是用什么方法去消灭它。也就是人性中的恶只能被抑制，被引流到好的作用方面，而无法被消灭，因为这种恶潜藏在每个人身上，它在许多时候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维柯认为：“社会利用使全人类步入邪路的三种罪恶：残暴、贪婪和野心，创造出了国防、商业和政治，由此带来国家的强大、财富和智慧。社会利用这三种注定会把人类从地球上毁灭的大恶，引导出了公民的幸福。这个原理证明了天意的存在：通过它那智慧的律令，专心致力于追求私利的人们的欲望被转化为公共秩序，使他们能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普世价值的存在正在于驯服利维坦，由于皇帝是不听话的，就必须正视人性中的欲望和权力的本质，使这种价值的建立来源于超越文明、超越种族、超越人与人之间先天和后天具体差异的普遍人性。同时，它又来源于人们相同的对于美好生活的认同，离不开人类社会内部由欲望带来的各种竞争的冲突和压力，也来源于人类对永恒事物和终极理想的执着追求。现代政治秩序并不是压制自我，反而是鼓励和保护自我，因为自我有一种欲望的诚实，也是一种觉醒和打开，它能在意向性的绽出中显露和清醒自身；不是排除自私，反而是尊重和匡正自私，因为自私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基础性力量。并以一种拆解整体自我的方式，以便使人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以自私为动力而有益于他人的整体，从而使人性与人道达成规则之内的行为性统一。在这种对比中，虽然我们不能否定儒家明君教育的美好目的，但由于没有可靠的实施途径，使其在漫长的历史中走入了它的悖论，留下的只是教训的残骸。

皇帝的道德水平很难与他的实际施政效果联系在一起，这方面可能有些论证，但一直缺少必要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从逻辑的角度说，在我们判断某种事实从而断定真理之前，往往已经嵌入了一个合理性标准。既然判断总是渗透了期待，那么在某种价值的期待框架之下就会有某种结果，这种判断方式往往由之前的价值期待所引导，它们的判定就会渗透了价值。所以自古以来，我们把皇帝作为一种道德典范的标准，并由此引出相关合理性的接受标准，这便是皇帝垂范天下、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价值的前提。尤其在一些文艺作品中，作者美化或想象某个皇帝的伟大或许不在于真心赞美，而是故意让他鉴照当下，它在某种意义上想让它发挥引导和鞭策的作用。这是历代文人们的天真，他们没有思考社会秩序和政治结构的能力，除了抒情，就是这种一览无余的曲笔，从而误导了历史的审美和价值型构。而现代政治学使我们知道，皇帝的道德只能垂范其大臣和官员，而不能成为大众的楷模，因为大众并不能冲破这种信息的不对称状态而识别皇帝的真相，作为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他的画像是充分包装的结果。即使在科技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皇帝的道德也是难以为大众所知悉，除了距离的绝对阻隔之外，政治人物大都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表现才能，如同演员的舞台形象往往与其真容相差甚远。这也是为什么皇帝的真容往往在他死后多年才让人知晓一些信息，他能够骗过同时代的大多数人，虽说历史终于还原真相，但这一切都已经被卷入了历史的皱褶。从历史经验的另一方面来看，一个皇帝的道德如果过于完美反而是极其危险的，民众会放松对他的警惕，会为他的巨大错误寻找合理性借口，因为完美这东西在世间是不存在的，它只是想象，一旦在现实中出现，必有欺诈。反而，一个具有明显道德瑕疵的皇帝倒不失为一种真实，说明他放弃或较少自我粉饰，或者没有彻底封堵信息渠道，是在把真实呈现给人们的同时，使人们有一个时刻警觉的预判。

威尔·杜兰特在俯瞰整个人类文明后写道：“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文明是一种少数人的产物、特权和责任。历史学家看清了一般人那种无知的执拗，遂寄望于那光荣而迷信的未来。他们不认为完美的国家会由于不完美的人缔造出来，他们认为不论在哪个时代，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免于经济的灾难，而有那份闲暇和精力，在打量他们祖先的思想和环境之余，才思考一下他们自己的思想。假如在每个时期，他们能够发现几个人能借智慧、天赋或环境之赐，而使自己跳出迷信、玄奥和轻信的领域，就能看得出那无止境的愚昧，达到具有判别是非的智力。”值得肯定的是，现代社会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皇帝能够听从圣人之言从而治理好国家，而是更多的怀疑和发现，甚至《国际歌》发出“不能靠神仙皇帝，我们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宣言。如果皇帝能够听话，现代文明所有的制度建构都将失效；如果道德可以使人人大公无私，同样的是，皇帝也将无事可做。只有每个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然后利用欲望来对抗欲望并建构合理的制度，皇帝将没有机会犯错，而民众也由此致力于自己利益的同时来增进国家和他人利益，这才是人们应该面对的真实。赫希曼同时指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给人类的认知能力设定了根本性限制，但这种限制本身并不是一个不利因素，反而为人类以纠错方式发挥创造力提供了广阔空间，所谓发现无知要比已知更令人着迷，改进的动力也正是来源于此。

近年来，我没有见到过文章开头提到的G君，只是从他发布的微信朋友圈得知，他退休后又落架到一家书院，继续进行祭孔、茶道、武术、气功和中医活动，不知他是否还在做着教育一个好皇帝的春秋大梦。这是传统文人的标准模型，他们怀揣“圣君贤相”的理想图景，习得一套儒家话语体系，即便在没有皇帝的时代，也不乏向急功近利者兜售“学而优则仕”的成功学药方。

2026年5月2日 星期六

韩联潮 | 对64最负责任的纪念：一份《1989民运反思报告》

韩连潮 X
@lianchaohan · May 27, 2026

对64最负责任的纪念：一份《1989民运反思报告》

马上又到天安门屠杀36周年纪念日，各种纪念活动将次第展开。然而三十六年来，最深重的缺憾始终未曾弥补——我们至今没有一份真正有分量、有系统、有深度、能够为未来中国转型提供经验借鉴的《1989民主运动反思报告》。

这里所说的反思，并非淡化中共的屠杀责任。恰恰相反，正因为那场镇压如此惨烈，我们才更有必要认真总结这场运动的经验与教训——让逝者的鲜血，不止于成为悲情记忆，更能转化为未来中国和平转型的政治智慧。

这些年来，关于八九运动的回忆录、访谈、纪录片与学术著作，数量并不稀少。从学生领袖到知识分子，从体制内改革派到海外学界，都留下了大量文字记录。

然而仔细审视便会发现，其中绝大多数仍停留于历史叙事、个人回忆、道德控诉、创伤记录和英雄崇拜这几种模式。真正系统性地追问“运动为何失败”、“哪些决策存在重大失误”、“未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的研究，始终极为稀缺。

而这，恰恰是最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讨论1989年反思问题之前，有一点必须首先说清楚。面对中共这样高度组织化、拥有强大暴力机器与精密社会控制能力的野蛮极权体制，即使运动准备得更为充分，成功的概率依然很低。邓小平动用军队的决心，不是任何组织技巧能够轻易对冲的变量。况且，大规模社会运动的随机性和失控性也是极难预测和管理的。

但这不能说明反思毫无意义，经验不足以借鉴。

可以肯定的是：不汲取以往的教训和经验，没有充分的准备，失败的几率是极高的；有了充分的准备，失败的概率才有可能下降。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正是战略与组织能够发挥作用的真实空间。

反思1989，不是为了事后聪明地断言“当年本可以赢”，而是为了诚实地追问：在某些关键节点上——比如是否发动绝食、是否主动撤退、是否更早建立工人联盟——运动是否存在真实的选择空间？那些本可避免的错误，是否白白消耗了本已稀薄的胜算？
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历史学习逻辑。军事复盘从不以对手太强、太残暴为由放弃总结；医学研究从不因疾病难治而停止分析失败案例。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反思，也应当如此。

八九之后三十余年，中国反对力量从未真正完成一次现代政治层面的严肃复盘。许多人仍习惯于用道德激情去理解政治运动，却鲜少从现代政治学、社会运动理论与权力博弈的视角，重新审视1989。

但一场现代社会运动，除了勇气与激情，还需要：

—— 组织能力与决策机制
——风险控制与阶段性目标设计
——谈判机制与明确的撤退方案
——社会联盟建设与精英分化判断
——国家暴力能力评估与非暴力策略训练
——信息传播与国际协调能力

换言之，政治运动不仅是道义问题，更是结构问题、组织问题和战略问题。

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在道义高度上几乎无可挑剔；但在组织与战略层面，却存在大量今天仍有待严肃检讨的深刻问题。提出这些问题，并不会削弱六四的正义性。真正成熟的历史反思，必须同时做到两点：坚定追究镇压者的责任，也诚实面对运动自身的局限与失误。这两者并不矛盾。

遗憾的是，三十余年来，八九民运内部始终存在一种隐性的心理惯性：因为我们是受害者，所以无需反思自身错误。

这种心理可以理解，却无助未来。历史从来不会因为道德正确，就自动通向成功。

运动失败之后，本应静下心来共同完成一次严肃的责任梳理与经验总结。然而三十余年来，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前学生领袖相互推卸责任，各立山头，长期内耗；围绕历史叙事彼此争执，或者投共闷声发财。真正重要的事情，始终没有被认真做起来。

所谓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争论谁当年更勇敢、谁更具道德高度，而是：如何把1989年的失败，真正转化为未来中国转型的可用政治经验。

东欧1989年的诸多民主转型运动之所以最终成功，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它们拥有长期积累的社会组织网络、工会体系、地下出版系统、谈判机制与阶段性政治路线图。波兰团结工会也好，捷克公民论坛也好，都不是单纯依靠广场激情推动历史——而是经过数年乃至十数年的地下积累，在历史窗口打开的瞬间，才能有效接住那股力量。

当然，东欧与中国面对的政权，在暴力意志与社会控制能力上存在重要差异。这意味着，即使中国1989拥有类似的组织积累，结果也未必相同。但这恰恰印证了前面的判断：组织与准备，是提高胜算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东欧的经验不是告诉我们有准备就能赢，而是告诉我们没有准备，连赢的资格都很难拥有。

中国1989，更像一场巨大而悲壮的政治浪漫主义爆发。它拥有惊人的道德感召力与民众动员力，却缺少足够成熟的组织结构与战略设计，运动后期实际上已陷入情绪驱动政治的困境。

再看其他民族的历史经验：犹太民族持续研究自身的灾难；美国军方系统复盘每一场失败的战争；南非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东欧国家持续总结转型经验。中国社会长期缺乏的，正是这种将历史失败转化为公共知识的能力与意志。

我们呼唤一份《1989民运反思报告》，绝不是为了否定八九，更不是为屠杀者开脱。恰恰相反，这是为了：当第二波民主运动的浩荡浪潮再次席卷中国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反对力量，手中能有一份历经血泪洗礼的战略路线图与实操工具箱。

历史从来不给毫无准备的人第二次机会。

当新一轮历史节点突然洞开，如果全社会依然只有道德激情，而缺乏成熟的组织借鉴、风险控制、谈判底线与撤退机制，那么历史极有可能再度陷入悲壮的轮回。我们呼唤这份报告，就是为了在下一波浪潮到来之前，提前筑好理性与制度的堤坝。

我们当然要直面鲜血的惨烈，还原历史的真相，坚守正义的底线，厘清责任者的责任。但这还不够。我们更要做的，是把那场运动的失败，推演成未来转型随时可查阅、可操作的战略资源。

唯有如此，鲜血才不会沦为年复一年日历上的例行符号，而是化为第二波民运破局时的制胜武器；烛光才不会只在纪念日里摇曳，而是真正转化为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宪政的燎原火炬。

这，才是我们对那些逝去的生命，最深沉、最勇敢、也最负责任的纪念。

（谨以此文寄托37年的哀思）

顏純鈎：忍辱負重逢君之惡，周恩來的多面人生——從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周恩來》說起

作者臉書 2026-5-27

最近，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長篇傳記《周恩來》，作者是歷史學家陳兼。陳兼曾任多間美英著名大學歷史學教授，現任教上海紐約大學。

《周恩來》全書1200頁，作者以多國解密檔案為基礎，全面審視周恩來一生，揭示其人性的矛盾，闡述歷史的「周恩來悖論」。因為作者掌握最新的檔案資料，本身又是學養深厚的學者，因此這部書應該是迄今為止最有份量的周恩來傳記。

我沒有看過全書，但在網上拜讀了作者的長序，對作者寫作此書的動念，其間經歷的種種心路歷程，以及書中重要的論述，有一點初步的了解。

正如作者所說，周恩來是中共領導人中最複雜最令人費解的人物。毛澤東的殘暴與無恥都毫不掩飾，劉少奇有野心有班底，林彪桀傲不遜，唯有周恩來，既逢君之惡，又忍辱負重，在不同的歷史關頭都有不一般的表現，不同的表現又反應其不同的人格側面，他是一個內在相當神秘、人格又相當複雜的中共領袖。

多年來我閱讀一些中共歷史資料，知道一些周恩來在不同歷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這些事很多人都知道，不過把它們歸納到一起，或許對周恩來的人格特質會有粗淺了解。

1931年中共內部發生顧順章叛徒事件，顧順章是中共特科負責人，被捕後出賣很多中共領導人，周恩來領導屬下，一口氣殺掉顧順章一家9口（有說13口）。周恩來如此冷血，與他表面彬彬有禮、談笑風生的風度大相逕庭。

周恩來曾是毛澤東上司，1935年，紅軍「長征」在貴州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承認自己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主動讓賢，推舉毛澤東進入最高領導核心。此後周恩來便淡出最高位置，確認輔佐毛澤東的角色。由於周的伏低，黨內再沒有人有能力挑戰毛澤東。

周恩來退居二線，是承認自己在文韜武略上不如毛澤東，他站在黨的利益立場上，放棄個人的政治地位，這顯示他以「大局為重」的擔當。沒有周的讓賢，毛澤東的地位不會那麼早就確定，中共奪取政權會有更多阻滯。

毛到延安後與江青搞在一起，當談婚論嫁時受到黨內質疑，當時中央特地為此事召開會議，規定江青婚後不得過問中共中央決策。中央開會周恩來必是主要參與者，關於江青的處理周必然有份決定，但這個決定在文革被周親手破壞，此一時彼一時，周善於見機行事。

國共內戰時，中共重大決策都來自毛澤東，周恩來是他的政治軍事部署的主要執行者。軍事上毛直接指揮各野戰軍，而黨內組織、敵後鬥爭、與蔣介石政府打交道、統戰中間派、領導國民黨軍政機關內的中共特務等等，都是周在打理。周為毛分勞，令毛可以專心思考大戰略，作出有利決策。

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先後整倒了高崗、彭德懷、劉少奇幾個集團，周恩來都站在毛澤東一邊，沒有周恩來的支持，毛澤東不可能做得那麼順手，當然，周恩來也不敢站在毛的對立面，否則他也自身難保。

毛澤東搞三面紅旗，放畝產衛星時，周恩來曾以「反冒進」的說法表示保留，也因此受到批判。但他的反冒進，主要是從正面去平衡毛的躁進，而劉少奇的「人吃人是要上史書的」說法，卻是擊中毛留芳千古的死穴，所以劉少奇不得善終，而周在承認錯誤後又過關。

文革打倒劉少奇，周必然是最初的支持者，否則毛未必能如此得心應手。文革之初毛推出江青，周恩來為抬舉江青不遺餘力。周在群眾大會上領頭高呼「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是六億中國人第一次認識江青存在的事實。以周在黨內地位之高，如此屈尊就教，本來是極不正常的，但周忍辱負重至此。

毛搞文革，沒有周的輔佐是搞不起來的。毛運籌於帷幄之內，攪動全國政局，只作決策、指明方向，其餘一切都交給周。文革毛靠林彪掌管軍隊，而周則經濟、社會、民生、外交一把抓，包括為中央文革小組背書，沒有周的協助，毛的指示得不到落實，文革無法發展成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

文革初期，毛與林彪作交易，要打倒賀龍。但賀龍隨身攜槍，強行制服會出事，最後是周出面，帶人到賀宅，許以暫時隔離，半年後親自接他回家，結果賀龍被逼死在獄中，周沒有出手相救。而文革後中共為賀龍平反，舉行追悼儀式，周去出席，當眾嚎啕大哭。

林彪事件最終爆發，周扮演了危機處理的核心角色。周恩來得林豆豆密報後，特意打電話給葉群，警告不要飛行，要起飛需得他本人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人同意，變相施加壓力，加重林家的疑慮，隨即倉促叛逃。其後周執行毛澤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指示，坐鎮大會堂全權處理事件。

毛與林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嚴重分歧，關係破裂，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毛隔座冷眼相對，兩人已勢不兩立。周恩來對此瞭然於胸，仍舊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維持大局穩定。

文革後期，毛搞了一場「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指周在與基辛格談判時洩露國家機密，其實是毛擔心他死在周前面，而周可能坐大反噬毛，因此先下手搞臭周。周為此寫檢查，據說也寫到擲筆痛哭。

周重病後與夫人鄧穎超說：我還有很多話沒有跟你說。在他臨進手術室時，仍大叫：「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身為中共第二號人物，活得如此憋屈，這也是他人格複雜之處。

縱觀周恩來一生，他委屈求全，力保中共的整體利益，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他擁戴毛澤東，為毛鞍前馬後奔走。最典型的是，文革中毛要接見外賓，毛要坐的沙發，周要先坐過，認為穩妥才放心。如此盡心盡責護主，泯滅自我，對外又溫文儒雅，談笑風生，一派人中龍鳳之風範，此人人格之多面，也算極之罕見。

究竟周恩來是以共產革命為重，放棄自我鞠躬盡瘁，還是擔心毛的手段毒辣自己不得善終，那就只有周恩來自己才知道了。不管如何，現代中國有中共這個怪胎，周恩來居功不小。

建議所有對中國現當代歷史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好好讀一下這本書。中共黨文化，是毛澤東的殘暴無恥膽大包天，與周恩來的委屈逢迎泯滅自我合成的，中共各級黨幹身上，都可以找到這兩個祖師爺的影子。二者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不徹底清除，中國便沒有未來。

高瑜 | 朱承志轉發引發的回憶：《西單路口》

 作者臉書 2026-5-27

我說過，也寫過我是1989年6月3日早晨被當局綁架的，沒有親眼目睹屠城。從1990年8月28日被釋放之日起，我一直在補課，補六四大屠殺的課。今年是六四大屠殺37週年，X成為我補課的重要課堂，我又看到眾多親歷者的回憶和珍藏的照片。

今天，看到我欽佩的推友朱承志（他歷經磨難，屬於“打不死的小強”一類的中國人，從一名維權礦主成為維權活動帶頭人，2012年就獲得過“傑出民主人士獎”）轉發的李老師不是你老師的推文：“你沒看過的六四 系列圖片展23 ——一灘血跡與一隻鞋子"，在李老師推下的跟貼裡，我還看到另一張"一灘血跡與一隻鞋子"的照片。

六四大屠殺究竟留下多少灘血和多少只鞋子？這當然是當局數十年竭力要抹去六四記憶的原因。我想，這只是原因之一，當局還要抹殺的，是六四留下的許許多多其他的珍貴的記憶。這使我回憶起90年9月的兩堂補課，課名可叫：《西單路口》。

8月28日晚8點，北京市安全局專案組組長從關押點開車送我回家，路上他就擔憂：“這正是乘涼的時候”，到家8點半，我見門前竟然是鄰居們夾道歡迎的隊伍，很多是國務院系統的老司局長，這是給我補的第一堂課。8月30日，我到人大靜園去看望丁子霖、蔣培坤老師，他們給我補了第二堂課。9月，來我家看望的人就多了，有何家棟老師，眾多鄰居，還有房管所管理員，副食店的售貨員……，我就這樣一堂、一堂課補下去，知道6月3日晚上紙糊的李鵬如何被吊上天空，13路公交總站如何用公交車堵軍車，社區樓房留下了諸多槍眼。

9月初的一天，中新社一位老同事來看我，她給我講述“6.3”晚上，她在西單路口，馬路兩邊都是人，群眾用自行車做路障，擺滿十字路口，人群響起一片有節奏的罵聲：“李鵬傻X！李鵬傻X！……”，後來從木樨地方向的軍車開過來了，男的開始向解放軍扔磚塊，女的就刨人行道上的方磚，砸碎做供應。後來解放軍開槍了，一排排子彈掃過來，打在做路障的自行車上，激起一片片火花爆響，人們都趴在地上，默不作聲，等子彈掃過，人們再起身、砍磚塊、刨方磚，有節奏開罵，就這樣持續着……

隔兩天，北影一位著名美工來看我，他告訴我，他“6.3”晚上，騎自行車去天安門，走到西單路口走不動了，他也把自行車橫鋪在西單路口，他不但看到解放軍用機關槍橫掃路口，還看見軍車、坦克轧過幾十米自行車組成的路障駛向天安門。他說未來的西單十字路口應該豎起一座幾十米高的鋼塑，顯示坦克履帶碾軋自行車的圖景。

我把這兩堂補課，合為一課：《西單路口》。

37年了，北京留下的不僅是殘暴的屠殺和鮮紅的血跡，還有北京市民不屈的抗暴精神和槍林彈雨之下的相互救助。之前，我在X上跟過一貼：六四之後遭受迫害最嚴重的不是參加89民運的知識分子和學生，而是參與抗暴救援的北京市民，他們其中有的人為此付出了一生。這也是六四不可磨滅的歷史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