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7日星期二

陈一谘与“消失”的八十年代改革史

Chen Yizi and the “Disappeared” History of China’s Reforms in the 1980s



作者:乘宵
By Cheng Xia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follows below.

陈一谘这个名字,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相当陌生。但1980年代,他曾是改革派知识分子中的风云人物,被学者金观涛称为一代“盟主”。他曾参与创办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领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并进入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当时,以他为主,一批几乎没有正式政治权力的青年知识分子,进入了中国改革的核心决策网络,并直接参与了改革政策的形成。

1989年以后,陈一谘流亡海外,体改所也灰飞烟灭。今天,人们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归功于或归咎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虽然在官方叙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但毕竟曾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仍在历史中留有痕迹;相比之下,陈一谘和他领导的一批青年改革者,如何参与、塑造改革历程,则几乎从中国官方叙事的改革史中彻底消失。

2013年,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陈一谘回忆录》,以600余页记录了作者从毛泽东时代到1989年的跌宕人生,也保存了一大批改革派人物的风云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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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谘1940年生于成都,祖籍陕西三原,出身书香门第。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陈一谘是满怀理想的革命青年,坚信共产主义能够实现大同社会。据他书中回忆,大跃进时期,他积极参加大炼钢铁与水利建设。修建十三陵水库时,他因患严重关节炎原本不获批准,几次请求后才得以上工;腿疼得无法站立,就跪着装沙石,发烧后仍坚持劳动——这让他后来获评“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1959年陈一谘加入共产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先学物理,后转中文系。

大学期间,陈一谘体会到了中共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1965年,25岁的他向毛泽东写万言长信,批评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活,结果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在文革中遭残酷批斗,恋人不堪受辱而自杀。1969年,陈一谘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在基层呆了近十年——他相信只有了解农民,才能认识中国。期间,他结识了何维凌、邓英淘等同龄青年(一些人是中共高干子弟)及失势干部。丰富的基层历练和政治交往,成为他日后参与改革的基础。1978年,陈一谘回到北京,进入中国社科院的农业经济研究所。

1978年冬天,安徽等地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尝试包产到户,这突破了中共“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体制,后被视为中国启动改革的象征事件。据陈一谘书中回忆,当时,中共内部的改革派想了解包产到户的成效,但仅根据层层上报的材料,难以判断改革的效果与风险。

1980年,陈一谘赴安徽调查三个月,发现虽然各地条件迥异,但包产到户已使不少农民获益。他带着调查资料回京,向各界反复介绍情况,主张从农村入手推动改革,又与王小强、周其仁等青年知识分子建立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1年,这个研究组调查了安徽滁县地区,将农民收入、生产变化及基层干部的顾虑写成报告,受到胡耀邦、赵紫阳等人重视,为地方试验争取了更多政治空间,最终推动家庭联产承包制成为中共基本政策,释放了亿万农民的生产力(见《陈一谘回忆录》第四章)。

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冒险按下鲜红手印,承包土地到户。此事后来被视为中国改革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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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陈一谘当时领导的这批青年,并非沿大学、研究院所或官僚机关的晋升阶梯进入权力中心,而是在体制之外自行结社、调查,并因研究成果受到高层重视,被吸纳进正式的政策研究机构。这批原本是毛时代政治受难者的青年,在这个短暂的时间窗口期,有机会参与党国体制下的经济改革。

农村改革迅速带来新问题。据书中记述,陈一谘等人在四川发现,当地柑橘丰收,却因中央的收购部门与地方争夺购销权限、限制外运,造成4000万斤果实腐烂。王小鲁撰写报告,由陈一谘呈交胡耀邦,得到批示。这个事件暴露出问题:虽然土地已分配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已释放,但计划经济原有的统购统销制度(即由国家统一收购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再按国家规定价格和计划统一供应,限制农民和市场自由买卖),以及僵化固定的价格体系,都难以适应——改革因而从生产环节延伸到流通、价格乃至整个经济体制。可参见1984年出版的《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考察》一书。

1984年9月,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召开,来自全国的180多名中青年经济学者聚集浙江莫干山,讨论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后遇到的难题。价格改革成为争论中心,也就是国家应当怎样放开计划经济下由政府控制的商品价格?是一步放开?还是逐步放开?如果一步放开,让市场供求决定价格,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会议后来提出了价格双规制的过渡方案——暂时保留国家计划价格,同时允许计划外的商品按市场价格交易,逐步扩大市场定价范围,以减少冲击。这一改革思路受到中央决策层的重视,并产生了很大影响。对这次会议,陈一谘在书中有详细回顾,罗小朋的《价格改革历史述评》一文也专门叙述了此事。

1980年的北京崇文门菜市场。中新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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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成立,陈一谘次年出任所长。这家隶属于体改委的局级机构拥有较大的人事、财务和研究自主权,也能跨部门组织调查。最重要的是,体改所能通过鲍彤直接向赵紫阳反映意见。研究人员不必循传统学术机构的层级分工,而可以围绕紧迫问题临时组队、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并非唯一尝试“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在中国改革启动之前,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便已探索突破苏联式计划经济,它们的经验和教训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改革派学者。随着中国经济出现过热与通货膨胀,改革派经济学家对价格、税收和财政应如何调整也产生了分歧。

1986年,陈一谘与高尚全、王小强等人在索罗斯资助下组成18人考察团,赴匈牙利、南斯拉夫考察,分组研究宏观管理、企业制度、社会政策及党政关系。据《陈一谘回忆录》第五章,考察团在海外时,就给国内发回电报,提出政策建议,并在回国后向赵紫阳汇报。考察团回国后,还借鉴匈牙利调查民众对改革态度的经验,建立社会舆论调查和企业跟踪观测系统,持续了解改革在社会和企业中引发的反应。

1986年9月,赵紫阳主持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陈一谘进入这个小组的下设办公室,担任秘书长,协助鲍彤组织研究。议题涉及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干部任免、人大职权及政府机构改革。陈一谘在书中第六章回忆,他买来30本台湾《六法全书》内部影印本,供研究人员参考,又组织编纂政治制度资料。1987年胡耀邦下台、反自由化运动兴起后,研究仍在内部继续,部分意见进入中共十三大报告。

晚年陈一谘。图片来自陈一谘纪念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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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谘在书中回忆,1987年,温家宝负责的专题组向赵紫阳汇报党政分开方案。赵紫阳以福建龙岩的市长选举为例,提出既然地方干部由人大选举产生,不能因为上级不满意当选者,就随意把人调走,使选举流于形式。然而,当陈一谘向鲍彤追问能否从行宪角度推进改革、军队又该如何处理,得到的答复是研究只能在邓小平划定的范围内进行,军队不在其中。日后进入最高领导层的王沪宁,彼时是复旦大学教师,专门找陈一谘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两人都赞成“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并认为党内民主应当从建立程序、制度和规则做起。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留影。(图片来自网络)

1988年初,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茶话会上,金观涛曾举杯称陈一谘为大家的“盟主”,陈一谘在书中回忆,自己惊出一身冷汗,担心被官方扣上“另搞一套”的帽子。同年,政府“价格闯关”(即短期内提高大部分商品的价格,解决价格双规制下的一系列复杂经济问题)失败,再次暴露改革困境。当时价格调整的消息传出后,抢购与银行挤兑迅速蔓延,价格闯关被迫搁置。随后,“治理整顿”重新收紧部分经济管理权,赵紫阳受到高层批评,改革派内部的分歧与高层围绕改革方向的政治冲突愈发尖锐。

1989年5月18日,陈一谘获悉北京戒严迫在眉睫,赵紫阳下台几近定局,仍决定联合改革派研究机构公开表态。次日,体改所等“三所一会”发表《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支持赵紫阳与学生运动,呼吁和平解决危机。声明被送往媒体、大学和天安门广场,并印发、张贴于北京街头。军队镇压后,体改所被撤销,一批成员遭拘捕或退出政策中心。

据陈回忆,6月5日,万里(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派人传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急信。陈一谘辗转多地,在岑建勋、陈达钲兄弟等人协助下抵达香港,得到金庸等人接济,随后前往法国,从此长期流亡海外。对海外民运中的分裂与纷争,本书并未展开,作者原本准备另写续篇,终未完成,徒留遗憾。

陈一谘少年时开始记日记,文革中日记成为罪证,遂改为每天只用几个字记录“大事记”。1989年抄家使他损失大量文件,所幸这些笔记被朋友带出国,母亲和旧日同事又陆续给他提供了材料,使得这部回忆录保存了大量关于改革试验、政策争论和中共内部政治生活的资料。

近些年,中国政治空气严峻,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不再成为主流叙事,而陈一谘的这本回忆录,让这批改革者隐秘的壮阔历程得以重见天日——1980年代初,一批几乎没有正式政治权力的青年知识分子,何以能迅速进入中国改革的核心决策网络?读者从这本书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本期推荐档案:

《陈一谘回忆录》 (陈一谘)

《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考察》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外交事务 | 中国的漫长暮色:人口萎缩、政治瘫痪与大国的命运

chris hsiung
Nov 14, 202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chinas-long-twilight-carl-minzner

作者:卡尔·明茨纳(Carl Minzner,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教授。他著有即将出版的《当中国老龄化:逆改革时代的各种人口衰减政治》一书,本文即改编自该书。

日期:2026年10月5日发表(11/12月号纸刊)


大纲:

1. 人口转折:从繁荣走向衰退

§ 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从1978年到21世纪初,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至64岁)占总人口的比例从57%激增至2010年近75%的峰值,这推动了经济实现20倍的增长。

§ 人口萎缩:中国总人口在2021年至2022年左右达到约14亿的峰值,此后每年减少300万至400万人。到2040年代,人口减少速度可能会加快,达到每年约1000万人。

§ 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40年代,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将翻倍,从约15%升至30%;到本世纪后期,这一比例将超过40%——其结构性老龄化程度将与日本相当,甚至超过日本。

§ 深层诱因:长达数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所留下的影响,叠加高昂的生活、住房和教育成本,导致生育率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平均每位女性生育约一个孩子)。

2. 政治僵化与权力集中

§ 本土主义与复古传统的回潮:北京重新推崇传统的儒家规范、父权制家庭观念以及保守的女性角色定位,这些政策与当代民众(尤其是女性)的期望背道而驰,进一步加剧了结婚率和生育率的暴跌。同时,弥漫的排外情绪(如对引进STEM外籍人才的反弹)使得中国难以像其他老龄化国家那样通过移民来弥补劳动力短缺。

§ 社会裂痕与安全化治理:长期的治理停滞放大了城乡差距(例如城市退休人员与农村/农民工在养老金和医疗待遇上的巨大鸿沟)以及各类社会矛盾。面对不断积累的隐患,政府并未着手建立健全的社会安全网,而是诉诸全面的监控、网格化管理以及将社会问题“安全化”镇压的处理方式。

3. 多重因素叠加与大国命运

§ 内部危机风险远超外部战争:尽管外界常担忧中国会在经济见顶前冒险发动外部冲突(如台海战争),但文章指出,更大的风险在于内部。由严重人口老化、地方财政困窘、基层保障缺失以及政治继承危机交织而成的“定时炸弹”,其发展轨迹让人联想起因内部矛盾和特权阻碍改革而走向崩溃的明朝。

§ 对美国的深刻警示:美国不应将美中竞争简单渲染为生死存亡的文明对抗,因为这会滋生自我毁灭的内部恐慌和过激反应(如排挤华裔科学家和收紧签证)。美国自身也面临政治极化、人口减速和贫富差距等结构性挑战,应当专注于自身的明智抉择,而不是模仿中国自我挫败的封闭路径。


正文:

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繁荣阶段,从1978年到21世纪初,中国是一个拥有大量富有生产力的劳动人口的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即15至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8年的57%上升到2010年接近75%的峰值。正是这些劳动者修建了公路、工厂和住宅小区,创办了各类企业,推动中国在此后三十年里实现了年均接近10%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了20倍。

然而,过去十年来,这股人口增长的浪潮已经开始逆转。北京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再加上导致整个东亚地区生育率跌至历史低点的种种社会因素,使中国的生育率连续三十年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从而逐渐耗尽了曾经推动中国崛起的动力。

中国总人口于2021年达到14亿的峰值,此后开始下降,目前每年减少约300万至400万人,相当于每年失去一个洛杉矶的人口规模。到2040年代,如果中国继续沿着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轨迹,陷入极低生育率的困境,那么其人口每年将减少约1%,也就是大约1000万人,超过纽约市的总人口。

与此同时,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将急剧攀升,从目前的15%翻倍至2040年代的约30%,并在21世纪末上升到远超40%。相比之下,美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预计将平缓得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约19%逐步上升,到2060年略高于23%。

简而言之,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人口持续萎缩的世纪。这一变化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重塑,其深远程度将不亚于上个世纪人口急剧增长所带来的影响。

回顾20世纪中叶,医疗条件的改善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催生了迅速膨胀的年轻人口。毛泽东将这股人口力量引向激进的社会变革,打破根深蒂固的等级秩序,从社会底层开始重新塑造整个社会。

到了1978年,中国已经拥有规模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则凭借务实的「改革开放」政策,巧妙地将这支劳动大军融入全球经济,使中国逐渐崛起为「世界工厂」。

如今,随着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其政治体制也正变得越来越保守、僵化。当中国共产党重新转向个人集权统治时,曾经引以为傲的技术官僚治理制度,已经不复当年之勇。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挑战,中共不再积极寻求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而是越来越依赖压制手段,并机械地执行来自中央的指令,不惜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

以经济政策为例,尽管显而易见的当务之急是提振国内消费、加强针对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政策制定者却仍然坚持推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偏好的、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政策。

因此,21世纪中国的故事,不仅是人口衰退的故事,也是政治陷入瘫痪的故事,更是这两种趋势相互交织后所产生的后果。

正是这种结合,使中国的未来显得格外黯淡。随着中国人口日益老龄化,压迫其政治体制的社会压力只会不断加剧。

21世纪中叶的中国,最终可能会变得很像16世纪的明朝:一个日益僵化、丧失活力的政治体制,随着社会阶层、性别以及代际之间的分歧不断恶化,而变得愈发脆弱。

不过,华盛顿的观察人士不应对此幸灾乐祸,因为中国的发展轨迹最终也是一个警示:人口衰退与政治体制的逐步侵蚀,足以掏空任何一个大国的根基——美国也不例外。

瘫痪的政治体制

正如记者李源(Li Yuan)所观察到的,美国患上了一种“中国羡慕症”(China envy)。科技投资者对中国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赞不绝口;能源领域的专家则对中国在电池和太阳能产业中的主导地位惊叹不已。与此同时,记者和分析人士在中国访问之后,往往会带着一种过于乐观的赞美之词归来,盛赞中国光鲜亮丽的交通运输系统和强大的工程建设能力。

至于政界人士和评论家,他们则经常将中国不断扩张的海军力量、导弹试验,与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讲话结合起来,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图景:一个强大的国家,正在成功贯彻一项宏大的战略,以实现其在21世纪的崛起。

与华盛顿的政治闹剧以及美国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萎靡不振相比,中国这些表面上展现出来的财富与实力,往往令人对两国各自的发展轨迹作出过于笼统的判断。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北京同样正在经历深刻的政治侵蚀,只不过这一过程的表现形式与华盛顿有所不同。

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受到严密控制,其向个人化的一人统治体制的滑落,并不会表现为电视上针锋相对的公开冲突,也不会表现为最高领导人在社交媒体上反复无常的情绪化发言。相反,北京的政治转型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但其影响同样深远。

过去二十年来,中共的权力结构越来越紧密地围绕着一个人运转。2018年,习近平成功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2022年,在中共二十大上,他又对党内最高层进行了彻底清洗,将这些职位安排给自己的支持者和唯命是从的人。

中国军方高层也屡屡经历类似的清洗。到了2026年,这一系列整肃以张又侠被免职而达到一个新的节点。张又侠原本是习近平亲自挑选的最高级别将领,如今他的离去,使习近平在中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层几乎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目前,习近平预计将在2027年再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启第四个五年任期。而对于2032年谁将接替他,他至今没有透露任何迹象。届时,他将年满79岁。一位年迈且日益孤立的领导人,会增加中国出现政策失误的风险,正如美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然而,中国从一个高效的技术官僚治理国家,逐渐滑向由一位年迈的威权领导人终身掌权的体制,这一变化凸显了两国发展轨迹中的一个根本差异:与中国不同,美国仍然可以通过中期选举、2028年大选,以及此后每隔几年举行的选举,选择不同的政治道路。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则停滞得多。


到2040年代,中国每年可能减少1000万人口。

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所营造的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正在削弱北京应对新问题的能力,而中国早期几代领导人曾经能够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处理这些挑战。

回顾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领导层,通过农村改革启动了中国高速增长的时代。这些改革彻底改写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正统观念。曾参与这些改革的一位中共重要官员赵树凯指出,北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有赖于政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既体现在高层权力关系上,也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

正是这种政治上的灵活性,使当时的党内领导人能够放手启用有能力、办事高效的官员,让他们大胆应对其他迫切的经济挑战。

例如,199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就委派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全面改革税收制度,以便为中国中央政府建立更加稳固的财政基础。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日益倒退,这种灵活解决问题的方式正在被僵化的正统思想所取代。如今,地方和各级党政官员发现自己受到压力,必须教条式地贯彻习近平的标志性政策,而不论这些政策会带来什么后果。

例如,2022年,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李强领导下的上海官员,原本曾尝试采取相对宽松、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应对不断蔓延的奥密克戎(Omicron)新冠变种。但当他们意识到,这种做法可能与习近平已经将个人政治威望和执政合法性押注于其上的“动态清零”政策发生冲突时,便放弃了这些初步尝试。结果,上海经历了长达两个月的严厉封控,许多居民无法可靠地获得食品和药品供应。这场封控后来成为当年中国各地实施封控的范本。

然而,李强并没有因为这场灾难性的局面受到问责,反而在2022年被习近平提拔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最高层级,并于2023年出任国务院总理。

如今,尽管经济学家对通货紧缩、产能过剩日益严重以及消费持续低迷表达担忧,李强仍然忠实地带领中国官员贯彻习近平推动工业制造业发展、坚持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战略。

当然,中国社会和国家机器中日益蔓延的这种令人窒息的僵化,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习近平个人。

自21世纪初前苏联国家发生“颜色革命”,以及2010年爆发“阿拉伯之春”以来,中共高层精英对社会动荡的恐惧便日益加深。中国当局不断加强对媒体、法律界和公民社会的控制,限制中国公民讨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空间,同时压制那些刚刚萌芽的、要求进行更深层次政治改革的呼声。

中共党内的活动空间也同样日益收窄。如今,几乎没有人愿意认真考虑那些可能触及既得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改革措施。

相比之下,早在20世纪90年代,朱镕基为了确保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曾大力推动国有企业进行一场痛苦而深刻的重组。尽管这场改革使数以千万计的人失去工作,并引发了大规模的劳工抗议,他仍然坚持推进。

为了追求长期利益而承受短期阵痛,曾经被视为中国最突出的优势之一。然而,今天的北京,已经很少表现出愿意采取类似措施的决心和魄力。


再来看中共在应对人口结构衰退所带来的财政影响时表现出的犹豫不决。

几十年来,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一直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男性60岁,白领女性55岁,蓝领女性50岁。不出所料,中国研究人员已经预测,负责覆盖约5亿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和党政干部的主要城镇养老保险基金,将在2030年代中期耗尽。

因此,提高退休年龄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被列入北京的政策议程。然而,当局在这一问题上的行动却异常缓慢,而且畏首畏尾。

尽管中国政府终于在2024年宣布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但这项改革要到2040年才能全部实施。即使届时完成,中国的退休年龄仍将处于世界较低水平:男性63岁,白领女性58岁,蓝领女性55岁。

同样,中共也一直推迟解决城乡居民福利待遇之间悬殊差距的问题。

习近平大力宣传的“共同富裕”运动,既没有显著缩小中国贫富之间的差距,也没有解决国家养老金制度和医疗保障体系中存在的巨大待遇落差。

2022年,中国约有1.38亿城镇退休人员,平均每年领取6,080美元的养老金;相比之下,中国1.75亿农村退休人员和农民工退休人员,每人每年领取的养老金仅为345美元,前者约为后者的18倍。

中国学者和政府官员经常呼吁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待遇,认为这也是刺激国内需求的一种方式。然而,真正具有收入再分配性质的改革措施之所以迟迟没有落实,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共官员更担心疏远现行制度的城市受益群体——包括公务员、国有企业职工以及城市中产阶层,其中许多人本身就与党有着直接联系——而不是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缺乏组织和动员能力的农村居民及农民工群体。

这两种趋势同时发生——一个日益老化、逐渐滑向个人独裁统治的列宁主义体制,以及面对任何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事情时日益加深的政治惰性——已经严重侵蚀了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

尽管中国正迅速逼近人口结构的悬崖边缘,北京似乎却无力为未来几十年即将面临的社会挑战做好准备。中国能够修建新的高速铁路和航空母舰,但似乎无法为迅速老龄化的农村地区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redmore


各位,去生养繁衍吧

政治瘫痪只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北京还在主动引导中国走向一种反动的自我回归,而这种趋势不仅无助于解决中国的人口困境,反而会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习近平不断警告外国文化渗透的严重威胁,要求官员在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规范相结合时,着眼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赞扬女性作为“贤妻良母”所发挥的“特殊作用”。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在煽动一场本土主义和新传统主义的复兴,并重新确立父权制的性别规范。

北京正在形成的这套世界观,与明朝(1368—1644年)的思想取向颇为相似。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蒙古人统治之后,明朝初期曾短暂地向外部世界敞开大门,其标志便是15世纪初著名的郑和宝船船队。然而,此后明朝逐渐转向一种封闭内向、条件反射式地坚持保守主义的中国观。

蒙古人的统治曾给中国人带来深刻的屈辱感,明朝统治者因此对外国影响日益疑惧。他们致力于恢复自己所认定的、真正正统的中华文明。

今天与明朝之间的相似之处并不难发现。

例如,在明朝时期,摩尼教等外来信仰遭到镇压。摩尼教是一种源自波斯的宗教,曾在蒙古统治时期盛行。类似地,自2010年以来,北京逐渐背离改革开放时期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转而推行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中国化”。

明朝时期,少数民族也受到压力,被迫与其他民族通婚。与此相似,2026年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北京新的强制性民族同化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明朝还曾重新转向新儒学,并恢复其对女性在家庭中所扮演角色的种种限制性观念。这些观念,与中央当局目前向官方机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妇联)下达的宣传口径如出一辙:

“做好家庭工作,充分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中的独特作用,是新时代党中央赋予妇联组织的重要任务。”

2026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欢迎仪式上。——马克西姆·舍梅托夫(Maxim Shemetov)/ 路透社


这种明朝式的复辟,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的人口问题。

整个东亚地区结婚率和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反映出女性个人追求与社会僵化的性别规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2013年至2024年间,中国的新婚登记数量下降了约55%,男女双方都在逐渐放弃组建家庭的选择。

然而,中国最高党内机构之一的政治局,全部由男性组成,似乎认为,要扭转这一趋势,无非是找到适当的激励措施,推动民众结婚生子。2021年,中共推出了一系列新的鼓励生育政策,包括生育奖金和育儿假制度,同时却限制离婚、堕胎和输精管结扎手术的可及性。

此外,当局还重新设计了邮票、教科书和公共艺术作品,将多子女家庭塑造成理想的家庭模式。

不出所料,北京这些脱离现实、带有倒退色彩的政策和宣传话语,不仅收效甚微,反而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性别关系。

如果北京无法说服本国民众生育,那么它或许可以借助另一种手段。这是其他人口老龄化社会曾经用来应对快速老龄化挑战的办法:移民。

世界各地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国家,都已经开始依靠外国劳动力填补因劳动人口萎缩而留下的职位空缺,并照顾数量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就连过去一度相当封闭的韩国,也正在接纳越来越多的外籍劳工,以弥补本国出生率低迷所造成的劳动力缺口。如今,外国居民已占韩国总人口的约5%,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比例几乎为零。

然而,中共对本土主义的拥抱,使这条道路变得困难重重。

2010年和202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结果都显示,外国居民仅占中国总人口的0.1%左右,与1990年的台湾或韩国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台湾和韩国逐渐走向更加开放的道路,中国却正在朝着日益强调民族本位和族群认同的方向发展。

过去十年间,中国当局加强了对外国文化产品的管制,例如外国电影。自2016年以来,中国还将每年4月15日定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通过宣传横幅、学校活动和电视节目等形式,警告民众时刻警惕外国间谍。

这种宣传不仅会使中国在未来更难吸引所需要的外国劳工,例如养老护理人员,同时也在不断灌输一种心理,使中国民众对这些外来人口产生抵触情绪。

2025年8月,中国当局宣布推出一种新的签证,旨在吸引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年轻优秀外国人才。

这一举措符合习近平所提出的目标: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和科技领域的领导者,并与发达国家争夺国际人才。

然而,公众的反弹立即爆发,而且相当激烈。

就在当月,中国青年失业率达到18.9%。年轻人纷纷在社交媒体上抨击政府,指责其出卖本国年轻人的利益。有关这一话题的网络帖子在短短几天内就获得了数千万次浏览量。

一些为政府辩护的评论人士被骂作“种族叛徒”。另一些人则猜测,印度科技工作者可能会大量涌入中国,与中国年轻人争夺就业机会,甚至争夺婚恋对象。

一年多过去了,迄今仍没有任何关于这种签证已经实际签发的报道。

国内对“外来者”的抵触情绪,又揭示了21世纪中国正在形成的另一道危险裂痕。

中国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人口老龄化。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国社会内部的几条核心分裂线——男女之间、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很可能已经在数十年治理停滞和价值观倒退的影响下,变得更加深刻,积怨也更加难以化解。

到了21世纪中叶,北京将长期面临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而且很可能最终陷入一种新型民粹主义不满情绪的反面。


定时炸弹

对于一些美国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些趋势带来的最大风险是战争。

在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和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2022年合著的《危险地带:中国即将到来的冲突》(Danger Zone: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书中,两位作者警告说,人口衰退可能迫使一个正在走向实力巅峰、却即将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国(“peaking China”),孤注一掷,在社会压力和经济约束真正产生严重影响之前,试图夺取台湾。

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不过,更恰当的理解方式,不应是将其视为一次理性、经过精密计算的冒险,而应将其看作一位年迈、孤立的领导人所犯下的严重误判。

正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22年决定入侵乌克兰之前,或者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2026年发动对伊朗战争之前的情形一样,年迈的习近平完全可能逐渐与现实隔绝,身边围绕着一群畏首畏尾、不敢直言的下属,最终在错误判断中一步步走向灾难。

然而,中国更深层次的风险来自国内。

短期内,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很可能陷入政治停滞。政府大概不会认真采取措施解决农村地区的困境,也不会削减特权群体所享有的福利待遇。

与此同时,新一代年轻人将经历疲弱的经济增长,其就业前景也将比父母那一代更加黯淡。在日益停滞的政治环境中,社会氛围也会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女性。所有这些因素,都将促使更多人进一步放弃结婚和组建家庭。

随着中国人口不断老龄化,这些趋势将导致社会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中国的国家机器也将逐渐被卷入一套更加全面的监控体系,并越来越依赖所谓的“网格化管理”手段来应对这些不满。这些方法最初是为了控制新疆少数民族群体,以及中国各地表达不满、不断上访的民众而发展起来的。

事实上,中国当局已经开始针对这些变化,重新调整其安全国家机器的运作工具。

2023年,北京成立了中央社会工作部,并赋予其一项任务:监控那些陷入所谓“四无”或“五失”状态的人群。

所谓“四无”,是指:

无配偶或子女;
无工作或稳定收入;
无正常社会交往;
无房屋、汽车等金融资产。

所谓“五失”,则包括:

投资失败;
事业或人生遭遇挫折;
情绪失衡;
精神疾病;
个人关系破裂。

北京将这些人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认为他们可能实施大规模暴力袭击。

例如,2024年11月发生的一起恶性事件中,一名62岁的男子因对离婚后的财产分割结果不满,驾车冲入人群,造成数十人死亡。

未来几十年,北京将逐步把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都纳入“安全化”的治理框架之中,也就是将原本属于经济、社会和民生领域的问题,重新界定为国家安全问题。

到了2030年代,那些居住在戒备森严、与普通社会相隔绝的中南海大院里的老年党内领导人,或许向外望去,仍然会看到一幅表面稳定的景象。中国的科技亿万富翁们也可能自我安慰,认为自己同样不会受到普通民众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的影响。

然而,日益强化的镇压和监控,并不是长久之计。这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实际上正坐在一枚由他们亲手制造的定时炸弹之上。这与明朝末年政治和经济精英所面临的处境颇为相似。

2013年至2024年,中国的新婚登记数量下降了55%。

到了16世纪末,曾经充满活力的明朝已经严重衰败。

数十年来挥霍无度的财政支出,包括在朝鲜半岛与日本进行长期战争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已经耗尽了帝国的国库。

以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派官员试图填补国家财政的亏空,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希望扩大税收基础,并迫使士绅和土地精英阶层承担更大比例、不断加重的财政负担。

然而,士绅阶层奋起反击。

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他们成功地废除了他的改革,甚至在他死后对其进行政治清算和声誉污名化,以此警告其他可能企图触动他们特权和财富的人。

结果,一个陷入财政困境的帝国所承受的经济负担,反而落到了普通农民身上。

与此同时,明朝朝廷也逐渐陷入政治瘫痪。

万历皇帝(1572—1620年在位)在其统治期间,竟有长达二十年的时间,与自己的官僚体系陷入持续不断的僵局,争执的焦点是究竟由谁来继承皇位。

其结果是,最高权力层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真空。

皇帝不再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官员递交的奏章和报告堆积如山,却无人阅读;重要的政府职位长期空缺;整个帝国官僚体系则在充满敌意的派系斗争中逐渐分崩离析。

沿着目前的发展轨迹,中国有可能重蹈明朝的覆辙。北京很可能在习近平执政期间经历一段漫长的政治惰性时期,同时官僚体系的治理能力不断被掏空,随后在2030年代或2040年代面临一场权力继承危机。

随着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逐渐成为过去,中国已经出现了大量迹象,表明它同样正在面临财政约束。

地方政府普遍出现财政赤字,许多地方甚至难以按时向教师和公务员支付工资及福利待遇。再一次,承受这些压力的又是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

参加国家医疗保险计划的农村居民和农民工,发现自己的保险缴费负担急剧增加。在过去二十年里,他们的保费平均每年上涨20%。由于无力承担不断增加的费用,近年来约有8300万人干脆选择退出医保。

如果孤立地看待上述任何一种现象,都不足以预示一场灾难。但如果将它们放在一起考察,就会发现,到21世纪中叶,中国各条主要的社会裂痕,都可能已经在数十年国家政策的影响下进一步扩大。

正如衰弱的明朝晚期所呈现的那样,领导层的动荡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削弱,很可能与潜伏的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最终引发一场关系国家存亡的危机。

17世纪20年代,明朝一波财政削减措施,迫使一名被革职的驿站职员李自成走上落草为寇的道路。此后,他逐渐成长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并最终率军推翻了明朝王朝,1644年明朝灭亡。

未来几年,中国政府如果削减本国公务人员和国有部门职工的养老金或福利待遇,也可能催生一个现代版的李自成。

到了17世纪30年代,大批因干旱和饥荒而流离失所的农民涌入起义队伍,使李自成原本乌合之众般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最终有能力挑战帝国皇权。

或许,2030年代或2040年代中国北方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可能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又或者农村居民和农民工无法为自己及日渐衰老的父母获得足够的医疗保障,都可能成为类似的导火索,为社会动荡提供与四个世纪前陕西饥民所提供的同样具有爆炸性的燃料。

在今天这个光鲜亮丽的中国,这一切或许很难想象。

然而,大国体制内部那些具有破坏性、足以引发剧烈动荡的力量,往往只有在真正爆发的那一刻,人们才会意识到它们的危险性。

回顾历史,在各自国家陷入重大危机的二十年前,人们同样很难预见,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力量,会将一名默默无闻的奥地利画家(希特勒)、一名平平无奇的苏联克格勃(KGB)官员(普京),或者一名行事张扬的美国房地产开发商(川普),推到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


美国的选择

对于华盛顿而言,针对中国具体政策所带来的威胁采取回应,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必要性。例如,中国不断升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以及中国依靠国家补贴形成的过剩工业产能,如今正大量涌入全球市场。

然而,一些美国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受到诱惑,试图用一种宏大而全面的生存斗争叙事来界定这种应对,将中国描述为一项“世代性挑战”(generational challenge),并将阻止所谓“中国世纪”的到来作为目标。

华盛顿不应该把这样一份礼物送给北京。

事实是,真正正在损害中国未来的,是北京自身的政策选择。

随着中国国内的不满情绪不断累积,中国领导人将试图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把问题归咎于美国,声称美国从文明层面拒绝接受中国的崛起。

如果华盛顿也接受这种叙事,就等于替北京完成了寻找替罪羊的工作。

此外,这种论述框架还会助长美国国内的过度反应,而这种反应足以撕裂美国社会的肌理。类似的叙事曾在20世纪50年代引发第二次“红色恐慌”(Second Red Scare),迫使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返回中国。此后,钱学森成为中国火箭计划之父。

今天,美国正在出现类似的局面:社会疑虑日益加深,签证政策不断收紧,数十个州通过法律禁止中国公民拥有土地。这些做法正在迫使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的实验室,也导致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大幅下降——2025年下降了17%。

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国家,源源不断的移民为这个国家注入新鲜血液,使其人口发展轨迹与老龄化的欧洲、日本,以及如今的中国截然不同。

然而,美国自己也正面临挑战。美国的生育率在2008年跌破人口更替水平,此后一直持续下降。与此同时,美国社会正在转向反移民,而近年来,移民一直是美国人口增长的绝大部分来源。由于现任政府严厉打击移民,预计将于2027年公布的数据,很可能显示美国人口已经开始下降——这将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华盛顿必须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不要通过那些适得其反的政策,进一步恶化自身的人口问题。

政治制度方面,美国仍然与中国有着很大不同。但美国同样已经显露出政治僵化的明显迹象。国会议员的平均年龄已创下历史第三高纪录,而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会就再也没有按时为联邦政府完成拨款。

与此同时,政府停摆已经成为美国治理中的家常便饭。美国还面临着与中国相当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问题。这种差距同样使改革难以推进,因为任何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都会遭到阻碍。例如,分区规划法规(zoning regulations)保护了年长居民所拥有住房的房产价值,却同时给年轻人购房、发展事业和组建家庭设置了障碍。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美国很快也将面临一场与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类似考验。

然而,人口危机并不是命中注定的结局。它是无数选择累积而成的结果:究竟是支持家庭,还是对家庭发号施令;是欢迎移民,还是筑起高墙将他们拒之门外;是扶持年轻一代,还是维护根深蒂固的特权。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国已经不再拥有选择的余地:它正走向一个封闭、僵化、自我封闭的死胡同,而这只会进一步加剧其人口衰退。然而,美国仍然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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