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多久，你们才肯从这场改革开放的美梦中醒来？
未定论 substack 1月 26, 2026
疫情三年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觉醒的过程。从对国家、对社会、对自我都感觉良好，到开始反思这个政权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做出“动态清零”这样违反人性的决策。然后我们上溯到2017年的修宪，2015年作为关键转折年，或者2012年习近平上台。王兴的那句「2019年是過去十年最糟糕的一年，卻可能是未來十年最好的一年」犹在耳畔，言下之意是，我们曾经有过一段黄金年代，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才开起了历史倒车，使得黄金年代一去不复返。我们都把那个年代叫做“改革开放”。我们都不假思索地认为，改革开放是自由而美好的。
一直以来，多少出于对经济决定论的信心，我们都对“改革开放”投注了过多的、一厢情愿的期待。我们以为中共总算抛弃毛时代的阶级斗争，总算痛定思痛要照顾经济绩效和社会民生了；我们以为，即便中共不愿意政治改革，但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日益尖锐，民主化的要求日益紧迫”（杨继绳语），假以时日中共也会走到一个不得不改的位置；我们以为，随着中国的“融入世界”、“与国际接轨”，代表“人类先进文明”的民主宪政理想也将逐渐在中国人的心中扎根下来……直到有一天我们逐渐感到“改革的窗口期”已经过去，然后开始将所有的历史责任归咎于某一人。
可是，有没有可能，其实我们打从一开始就理解错了？有没有可能，邓江胡也好，习近平也罢，中共领导人们自始至终就没有想过要搞政治改革，不但如此，就连在经济上他们也从来没有真的搞过“市场经济”，只不过是“运用资本主义工具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有没有可能，改革开放根本就是中共捏造的一个神话，或者说，一场骗局？
这就是冯客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书中试图证明的观点。
改革开放是回到过去
正如中國觀察家詹姆斯·帕默（James Palmer）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所稱：「誰都不了解中國，包括中國政府。」事實上，我們獲得的每條關於中國的資訊都是不可靠的、片面的或扭曲的。我們不知道中國經濟的真實規模，因為地方政府報告的數字都不準確；我們也不知道不良貸款的嚴重程度，因為銀行隱瞞了真實情況。一般狀況下，每個優秀的研究者都會認可蘇格拉底悖論：我知道我對哪些東西無知。但對中國，我們甚至不知道我們在哪些方面是無知的。
读罢《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的感觉，诚如冯客在前言所说：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对中国在哪些方面是无知的。过去四五十年的中国历史是一个庞然怪物，没有人能够理清其中的所有线索，斗胆为此写一本书已经需要莫大勇气。
但冯客写了，而且，我相信，他确实找出了其中的一些主要线索。这些线索扎根于历史，因此，比起个别领导人的性情习惯、高层黑箱中的权力斗争来说，冯客的历史线索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并展望中国的未来走势。例如，不同于许多人的想当然，冯客认为，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非但不是走向未来，反而是寻求回到过去：
鄧小平與華國鋒一樣，都是毛澤東思想的擁護者。如今，老幹部對毛時代仍記憶猶新，有些人想回到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前的狀態，有些人則想回到一九五八年災難性的大躍進運動之前。
而鄧小平則回到一九五六年。那一年的二月二十五日，蘇共領導人赫魯雪夫發表一篇祕密講話，徹底摧毀三年前去世的史達林的聲譽，極大地震動社會主義陣營，而以史達林為仿效榜樣的北京政權自然無法認同赫魯雪夫的講話。作為中國的史達林，毛澤東認為去史達林化的做法對自己的權威構成了挑戰。兩個月後，毛作出回應，他在四月二十五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題為〈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毛在講話中宣稱，中國已作好準備，將獨立尋找屬於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意味著，中國將捨棄片面強調重工業的史達林模式，轉而謀求重工業與農業和輕工業平衡發展的戰略，同時將適當調整一般人的工資來滿足他們的需求。毛澤東還說，中國在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還應當借鑑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和技術，因為「資本主義會做生意，用人少，辦事效率高」。毛提出，一個國家只有向他人學習，才能獲得啟發，從而變得強大和繁榮。
也就是说，若将改革开放的中心思想总结为“借鉴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那么改革开放的始作俑者甚至都不是邓小平，而是1956年的毛泽东。邓小平非但不是推翻了毛泽东，他反而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忠实的守卫者和诠释者。所以，邓对毛的拥护根本不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是真心实意、心悦诚服：
鄧小平一次次干預寫作，目的就是要挽救毛主席的聲譽。他說：「有些同志提出非常尖銳的意見，說『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比史達林的錯誤還嚴重」，但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同志，同我們黨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在鄧小平看來，「給毛澤東同志抹黑，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官方的最終結論是：「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雖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他的功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
如此看来，许多自由派埋怨邓小平未能扫清毛泽东的思想遗产，这根本是缘木求鱼。邓小平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信服毛泽东思想。如果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依然认为邓小平的话不过是为了维持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违心之言，冯客还有更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邓小平的经济政策。
经济：“必须有人不断违背党的既定路线”
关于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神话，应当祛魅的第一件事情是：即便没有邓小平，华国锋也会搞改革开放。因为两人在经济主张上没什么区别：
就算沒有鄧小平，華國鋒也會採取更加務實的經濟政策。與當時大多數人一樣，華也渴望中國儘快擺脫經濟上的困境。早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他就提出要擴大出口換取外匯，用來購買更多外國技術。
這種做法其實表明中國正在向文革前的時代回歸，而非向前發展。早在幾十年前，史達林就提出這種發展模式：先把從農村獲得的糧食賣往國外，然後用賺取的外匯進口成套工廠設備，經由這種方式把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工業強國。
冯客将这种斯大林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总结为：“吸引外國投資，提高本國企業產能，然後將產品出口到國外，同時創造國內就業機會並增加國民的儲蓄。”这基本上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全部经济政策。（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主要区别在于，斯大林坚决反对在经济生产中“运用资本主义工具”，但毛泽东要占据与斯大林不同的生态位，显示自己的实用作风，遂在《论十大关系》里提出了借鉴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主张，并指责苏联为教条主义。）
如果不把改革开放理解为自由派们心心念念的民主宪政理想，而仅仅理解为斯大林式经济发展，那么习近平非但没有背叛改革开放，他反而是在这条路上越走越稳、越做越顺了。指责习近平“开历史倒车”是荒谬的，因为，习近平不过是沿着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等人的路线继续走下去，根本就没有调过倒车档。
但是斯大林模式是有问题的。毛泽东的好胜心使其定下了比斯大林更加激进的战略目标，邓小平们所反对的只是毛的激进性，并不反对毛的方向性，他们以为，只要稳扎稳打地沿着这条路走，“摸着石头过河”，就可以不被河水淹没，可以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说，这个想法与毛泽东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别：邓江胡习们在沿着既定路线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遭遇的一切困境，都被他们认定是资本主义世界在搞破坏（无论是“境外敌对势力”还是人民内部的坏分子），而决不认为是中央的路线有误。这不仅是源自思想上的顽固，更是出于权力斗争上的恐惧，因为“路线斗争”往往意味着你死我活的派系清洗：
一旦承认路线错误，就等于是承认了当权者不足以引领全党朝正确方向迈进，甚至是刻意将全党带向错误的方向，不啻为反党叛党的罪行。理解中共历史的一大难点就在于，同时看到同一件事情在意识形态上和在政治人事上的双重斗争，两者都同等重要，两者都真实存在。不妨这样理解：意识形态是政治权斗的“信号机制”（用以区分敌我），而政治权斗则是意识形态的“物质现实”（用以消灭敌人）。
使得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在邓小平掌权之后的中国，路线斗争是隐蔽的、不被强调的，而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斯大林模式内在的种种矛盾，恰恰因为路线斗争被遮蔽而得到非正式的解决。否则，一旦刻板教条地严格按照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来制定经济政策，共产主义帝国迟早会自我毁灭：
事實上，在所有共產主義國家中，共產黨能長期執政的條件之一，就是必須有人不斷違背黨的既定路線。正如歷史學家羅伯特·瑟維斯（Robert Service）所指出的，在蘇聯，那些違反黨的命令的人，與其說是停止機器運轉的石子，不如說是防止系統完全停滯的潤滑油。
违背路线的人当然要冒政治风险。大跃进期间，河南的“潘杨王”事件就是一例。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与其说是中共高屋建瓴地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走向繁荣的过程，不如说是中共的既定路线不断催生出经济畸形现象、利益相关方又以各种非正式手段违背路线而克服经济畸形，中共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再将违背路线者清洗掉，如此循环反复的过程。这就导致中国经济呈现显著的周期波动：时而强调发展而容忍违背路线，时而收束权力而大搞清洗。不懂中国政治生态的人往往误以为这是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周期，其实是斯大林发展模式结合中国周期性容忍而形成的独特政治周期。
这个周期可以从宏观经济的许多个侧面得到印证：价格上呈现为通胀与通缩的反复切换（中央放权给地方或国企时就疯狂借贷生产，中央发现债台高筑或外汇储备告急时则强制紧缩），生产上呈现为在产能过剩和“供给侧改革”之间的来回摆动（唯GDP论下的地方不计盈亏地爆产能冲击国内外市场，等到亏损严重了再强制关停和洗牌），信贷上呈现为银行系统（包括影子银行）放贷的泛滥-收束循环，以及外汇上呈现为出口倾销创汇与外汇枯竭/资本外逃的循环。
但切莫因此认为中共已经在钢丝上走出了经验、走出了自信，甚至认为可以一直维持这种周期性摆动直到千秋万代。关于当代中国，一个尤其吊诡的事情是，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被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否定，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几乎所有诊断——利润率不断下降至零、产能过剩、经济周期性波动愈演愈烈、全产业寡头化——竟然无一例外地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得到兑现。其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际上是在一个问题上误解了资本主义、而在另一个问题上却正好解释了社会主义：垄断。马克思默认资本家垄断了资本，从而能够无限制地剥削工人，但实际情况是，垄断与否并不取决于资本家本身，而是取决于政治力量。真正实现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垄断的，不是资本主义世界，而是“运用资本主义工具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
对外通过政治表演（邓小平访日访美）获取外贸市场准入和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贷款，对内则通过放权和领袖原则（地方银行听命于地方政府而非中央银行）实现非理性投资和生产。斯大林模式的要义是把国民经济看作是一台巨型工业机器，只要投入足够多的资源（包括土地、原材料、能源、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等）就可以吐出足够多的产品。改革开放的中国与苏联的区别有二：其一，苏联的生产要求大量的计划和计算，而中国则主要靠对各级官员、国有和集体企业、银行体系的政治指令和激励来完成；其二，苏联在外贸和制度上更加封闭，中国则可以更大程度地利用“资本主义工具”，例如股份制、承包制、国际金融市场、WTO等等。因此，中国可以比苏联榨取出更多的国内外资源，但也仅此而已。就经济效率而言，中国模式丝毫不比苏联模式更强：
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的目標，是讓四十多萬家國營企業實現現代化。然而，許多國企都存在巨額赤字，而且機構臃腫，弊端重重。不僅如此，所有企業都向職工提供免費醫療、教育、住房和娛樂等福利，一些巨型國企還擁有內部電視臺和醫院，甚至有的還辦有大學。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後，廠長的權力比過去大了，但他們既不能解僱職工，也不能申請破產，於是有些人便利用手中權力，一味擴大投資，同時提高職工工資，對效率和生產力卻不予考慮。
廉價的信貸只會導致效率低下。國有企業的固定投資比私營企業多出二○％至三○％，完成投資的週期也多出一半。由於國企牢牢控制整個經濟體系，它們可以把產品價格定得較高，還可以對消費者收取額外費用，其實就是變相地讓消費者繳納更多稅。
社会主义经济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劣势则在于“软预算约束”，前者提供短时间内的巨大动能（前提是国际社会和民众配合），后者则导致中国经济整体缺乏效率，持续失血。这种低效在冯客的叙事中随处可见：中央将国企控制权下放至地方，并允许国企留存部分利润（赤字最终归中央处理），结果各地看准了盈利有益、亏损无害的漏洞，开始疯狂投资建厂，从省到县都开始建自己的汽车厂、拖拉机厂、自行车厂等等，仅北京一地一年就新增了一万家酒厂。这一波“洋跃进”的结果只是中央赤字飙升、陈云发火叫停。后来又想出税制改革（停止国企分润并要求纳税）、合同制（国家与厂长、企业与员工签合同）、土地财政（用土地和政策吸引外资）、股份制（强制合并大小企业形成超级龙头）等等办法，结果都遭遇了地方的钻营取巧：停止分润和要求交税，国企就用奖金把利润归零避税；合同制开启地方银行疯狂放贷模式；土地财政变成各地榨取国民财富的庞氏骗局；股份制被地方政府用来向员工变相筹款的工具……正如冯客所说，中国经济的成功秘诀，根本不是中央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而是各级政府持续不断的“违背路线”。
纵观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经济，从邓江胡到习，来来去去都在做同一件事情：想方设法找到更多资源，投入到整体效率极低的生产部门之中，用产出换取更多资源，如此往复。为此必须将一切资源控制和利用起来：人口（计划生育）、能源（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等）、通信（三大运营商垄断）、土地（“这种资源就连最贫穷的城镇也拿得出来”）、资本（金融银行业至今由国家垄断）、原材料（对新疆的殖民就是为了获取天然气和棉花）、技术（国家鼓励甚至带头抄袭国外技术、大搞逆向工程）……但如今，所有这些资源的获取都已经走到了尽头：外国市场已经到顶、外资纷纷撤离，人口从红利转为负担，土地财政无以为继，国内自然资源也面临危机（见 [WKF2024] The End of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当今中国半数河流枯竭，60%地下水污染不可用，化石燃料和食物严重依赖进口），唯一还能榨取的资源只剩技术。这样一来你才能理解，为何习近平将“新质生产力”看作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因为从斯大林模式出发，技术窃取就是当今中国经济增长仅剩的引擎。
从各方面来看，中国模式都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如此低效的循环流转，最终肯定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许多人据此认为中共即将灭亡，或者被债务危机拖垮，或者因社会危机而失控。但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冯客说，中国的情况更像是“繁荣，以及无限推迟的萧条”，史宗瀚教授（Victor Shih）则认为债务危机对中国“没什么大的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快速“脆断”还是苟延残喘很长时间？要回答这个问题，如同关于中国的种种其他问题一样，我们必须跳出经济的领域，从政治中寻找答案。
政治：从四项基本原则到“稳定压倒一切”
在我看来，邓小平以来的中国最大改变，并非在思想观念上从毛时代的阶级斗争中解脱出来，而是后退一步，退到更早的历史当中确立共识。
在邓小平“求是”派与华国锋“凡是”派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邓小平靠着一招“民主墙是个好东西”战胜华国锋，在掌权后旋即将自己曾说过的“民主”话语抛诸脑后，例如：
鄧小平在美國訪問期間結識更多朋友[……]他愉快地承諾會在中國發展民主，而且沒有任何限制。在會見吉米·卡特時，鄧特別提到民主牆，以證明中國人民可以自由表達各種觀點。回國後，鄧對人權問題大發雷霆，而且認為美國的民主是虛假的、不值一提。但在華盛頓，他保持克制。
在野时开明，在位时专制，这不是邓小平的发明，更不是习近平的专利，而是毛泽东的惯用伎俩。一旦用民主墙打倒了华国锋，邓小平就可以开始自己的铁腕独裁：将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化的魏京生重判15年，将“四项基本原则”树立为“四个现代化”（指农业、工业、国防、科学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基础，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罢工权从宪法中删除，最后是对毛泽东极尽褒扬的历史评价，以及开创改革开放的神话。
“四项基本原则”指的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邓小平要在掌权后第一时间祭出这四点，并且明确将其与“四个现代化”挂钩呢？
邓小平及一众元老都明白，不能重蹈文革的覆辙，所以邓小平才能靠着摆出更开明的姿态上位，因为有太多人对文革不满。但邓小平同样清楚，文革中的受害者可以平反，不代表中共掌权和社会主义理想有商量余地。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既是为了立即终止意识形态争论，也是给未来的经济发展提前划上红线。
逐条来看，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所有制上必须坚持公有，禁止一切私有（只能“私营”）；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有必要由无产阶级对有产者实行“专政”（即专制），这一条实际上意味着国家内部仍有“敌人”或至少是有待改造的国民，而代表无产阶级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③坚持中共领导：经济发展必须以中共掌权为前提，禁止多党制、三权分立、党外监督，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④坚持马列毛思想：这是上述三条的理论基础，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作为无产代表，都需要马列毛思想作支撑，具体来说，马提供经济理论和革命正当性，列提供国家主义和专政必要性，毛提供内部清洗和实用原则。
划定了政治红线后，邓小平才有可能提出他的“黑猫白猫论”（这同样不是他的原创，而是源自1958年的四川地方干部）：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地方和国企都可以自由发挥，前提是绝不能违背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的基本原则。这也就是绩效合法性的来源：
[1992年南巡] 鄧小平想傳遞的資訊很明確：不用害怕引進外資和經濟改革，因為公有部門仍是經濟的支柱，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權仍然掌握在中共手裡，所以外資企業可以為國家利益服務，但在政治上仍須服從黨的控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是看政權掌握在誰手裡，而不是看計畫和市場誰多誰少。鄧還提出，應對和平演變最好的辦法是發展經濟和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以此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他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鄧的觀點得到絕大多數人支持。
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后半段明确提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打击犯罪两项任务，必须“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换言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只是证明社会主义优越、防止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手段，经济民生不是目标，或者说，绩效合法性的前提是社会主义本身所提供的合法性。邓小平认为两者不冲突，但万一哪天两者冲突了，邓小平也好，习近平也罢，都会毫不犹豫地抛弃经济绩效而维护社会主义。
同样遭人误解的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许多人以为这是中共向民众开放政权的关键一步，但冯客的解读完全相反：
至於「三個代表」的確切含義，其實大多數人都不清楚。大概的意思是說，黨不應該削弱自己的政治權力，必須確保在所有領域保持其先進性，要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其中最引人關注的變化是，「三個代表」的理論取消禁止私營企業家加入共產黨的規定，這一點令眾多外國學者稱讚不已。其實，這些話術不過是典型歐威爾式的雙關語，「三個代表」的真實目的是為了擴張而非限制國家權力，尤其是在私營經濟領域。此時，數以萬計的國有企業正轉變為股份制公司，並裁減數百萬工人，但黨對國有企業的控制絲毫沒有改變。而「三個代表」的提出則意味著，即使在私營企業內部也必須建立黨支部，以便接受黨的密切監督。江澤民聲稱，這些黨支部將團結、教育和指導私營企業主的工作，確保他們遵守法律，同時支援黨的政策，為國家和社會作出貢獻。
就在提出「三個代表」的二○○○年五月，江澤民特地來到溫州視察。這裡大概是全中國最像資本主義的城市，當地約有八○％的工業產值來自私營企業，而且在這些私企裡，僅有二％的員工是中共黨員。江澤民對溫州明確指示說，每家私營企業都必須建立一個黨支部，「如果不搞好這些企業的黨建工作，就等於放棄黨的領導的一大塊陣地」。
隨後，更多領導人（包括胡錦濤和中央組織部官員）來到溫州考察。一年後，溫州成為首批正式吸收私營企業主加入共產黨的城市之一。溫州大虎打火機廠的老闆周大虎就是一位入黨積極分子。當組織部的官員問他將來如何處理個人財富時，他提供完全正確的答案：最後一切都屬於黨。周大虎後來成為中國首批紅色資本家之一。
这让人想起2006年弗里德曼的问句：中国经济的未来就看香港，到底是香港大陆化，还是大陆香港化。只是彼时的弗里德曼仍看不清中共的真面目，其实从来就没有任何“大陆香港化”的可能。就像“三个代表”，你以为是党在向企业家开放怀抱，其实是党在要求企业家向党交心。
或者回头来看看六四事件。邓小平、赵紫阳等人如何看待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其实早在四月二十五日，邓就已经下了暴力镇压的决心：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各位領導人來到鄧小平住所開會。鄧指出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動亂。他指示中央必須採取明確立場和有效措施，迅速反對和制止這場動亂，不能讓抗議者得逞。在鄧小平看來，學生背後肯定有人指使，而且這些人受到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和蘇聯等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影響，其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與會領導人一致同意，中央應該發表一份聲明，堅決譴責學生的行為。趙紫陽從平壤發回電報，表示贊同。
于是就有了四二六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策划的“阴谋”、“动乱”，目标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你带着官方鼓吹的“改革开放神话”滤镜去看，你会感到非常惊讶和不自洽，邓小平怎么可以一边那么开明、一边又这么残酷？可是如果沿着政治线索，把邓小平自1976年以来的言行一路看下来，你就不会对六四事件的展开有丝毫困惑。邓小平早就在四项基本原则里说过了，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经济的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坚持就不要发展了。邓小平在文化领域搞的反对精神污染运动，学雷锋，都是在反复强调一件事情：世界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而中国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与世界打交道的时候，必须时刻警惕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的污染，党员必须带头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学习雷锋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无畏精神……这都是邓小平的原话，可是我们都太相信“改革开放”的神话，竟然把这些话当作“战术表达”。
正是出于这种对西方和平演变的恐惧，邓小平不仅在经济上回到1956年，在政治上同样回到了50年代。“和平演变”一词源自1957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他认为可以用和平手段促使共产主义国家实现民主转型，从而尽早终结共产主义。这一提法在1959年得到毛泽东的注意，他专门开会讨论杜勒斯问题，指出美国想“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这似乎与邓小平在70年代对日本美国的友好姿态相悖，其实，就连这也是邓小平学毛泽东的：
一九七二年，大權獨攬的毛澤東決定與美國復合，從而扭轉蘇聯在中蘇對峙中所處的強勢地位。這一舉動讓許多人深感意外。幾十年來，中國一直把美國稱為「帝國主義堡壘」，譴責它一心想要霸占全世界。一九五○年，全中國掀起一起「仇美運動」，周恩來親自發表講話，為這場運動奠定基調。在中國的漫畫裡，美國政治家被描繪成嗜血的殺人犯，公共場所的大喇叭裡則充斥著對美國的謾罵。此後二十餘年裡，無論是出於真心憤怒，還是故作姿態，中國政府發表無數譴責性的對外聲明，其外交政策也幾經變化，但在一件事情上，中國政府的態度始終明確未變，那就是大家必須憎恨、詛咒和鄙視資本家。
毛決定與美國復合的舉動，為他贏得美國國務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和其他一些天真者的崇拜，他們把毛視為戰略天才。可事實上，毛的這一策略根植於一個誤判，即美國是一個正在走向衰落的大國。這個誤判是二十世紀對於地緣政治的最大誤解之一，但在此後幾十年裡，北京的領導層將繼續被這個誤判所影響。
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地缘政治双重误解的产物：中国误以为美国正在衰落，“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正面临经济衰退，他们渴望为剩余的资本、设备、产品和人力寻找出路”，所以中国可以趁机“战术性复合”来获取廉价资源；美国误以为可以凭借经济合作“和平演变”促使中国民主化，所以傻乎乎地在技术和资金上援助中国、还帮中国入世。
邓小平对美国日本的亲善姿态不过是延续毛泽东“战术性复合”。他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接受了胡乔木对毛泽东晚年不再坚持毛主义的笔法，他在南方讲话里强调中国的优势就是毛泽东式的实用主义或实践智慧……总之，邓小平就是毛泽东主义的拥趸，他并且为此感到骄傲。理解改革开放的关键不在70年代，而在50年代。
这当然不意味着邓对毛的态度是全盘接受。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驳斥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就是一例。如同所有的卫道士那样，邓小平希望对毛泽东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像文革这样的糟粕就被邓视为毛晚年昏庸的结果，而实用第一、群众路线、自力更生则被邓视为毛主义的精髓。但是该如何理解文革呢？它是毛式斗争哲学的直接产物，否定文革总有否定整个毛主义的危险。邓的策略是：将斗争从国内阶级斗争转移到国际层面。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81年历史决议确定“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82年宪法取消了此前“继续革命”的提法，但关于“阶级斗争”却有如下表述：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2年)》
邓小平的意思很直白：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文革只是搞过头了，新时代的阶级斗争主要应该一致对外地提防“境外敌对势力”及其国内“买办”，而不是掀起大范围的国内斗争。这样一来，邓小平实际上是在将时针往前拨：在六四事件后，89年末邓小平立即重启新一轮的学雷锋运动；次年五四运动纪念日，江泽民宣称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一体的，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最后，时针一路回拨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六月三日是鴉片戰爭一百五十週年紀念日。從小學直到大學，全國學校都要求學生了解罌粟的害處，並把「資產階級自由化」比作現代的毒品。中國歷史博物館還舉行紀念大會，數百名員警為此封鎖天安門廣場。
官方宣傳的主要人物是林則徐。他品性正直，為了禁止鴉片貿易，把外國商人及其家人扣作人質，強行沒收並銷毀五萬多箱鴉片。與此相關的各種電影、講座和展覽，都旨在激發民族主義的激憤。《中國教育報》簡明扼要地指出：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歷史。黨內著名的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則撰文指出，如果中國偏離社會主義道路，必將再次陷入鴉片戰爭後長達一個世紀的屈辱和黑暗之中。
邓小平的行动一再表明，对中共而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止，斗争都是必要的。毛泽东通过斗争实现了党内大权独揽、政权的统一和国家的建构，却也因为过度斗争而导致大跃进、文革等灾难，但这只是方法过激，不是根本错误。如今邓小平接过斗争大旗，国内敌人已经基本消灭，新的历史任务是运用资本主义工具来斗倒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此必须同时对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实行全方位的围堵和反击。六四事件因而被邓小平理解为学生们被“自由主义思想毒害”，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来抢救（犹如当年毛泽东喜欢“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至于那些无可救药之徒则只可能是受西方唆使的阶级敌人，是意欲通过制造混乱来推翻社会主义中国。正是在这个思想背景下，中共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
[……李鹏] 說，無論是在學校、清真寺還是鄉村，任何動亂的苗頭都必須消滅在萌芽狀態，因為在外國敵對勢力暗中幫助下，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迅速擴大，造成社會不穩。在六四事件一週年之際，《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這樣一句口號：「穩定壓倒一切！」這句話將成為未來幾十年裡中國官方的指導性思想。
必须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中共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思路：一切不稳定都被视为潜在的颠覆因素，债务同样如此。所以，中共绝不会像欧盟坐视希腊破产那样，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允许各债务主体作破产清算，那只会导致混乱不稳，等于是把弱点暴露给了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敌人。各级政府的债务可以用融资平台、城投债、银行贷款层层向外转移，银行体系的坏账可以通过展期、利息资本化、账面滚动等手法缓解，这些手法的本质都是用时间换稳定，牺牲国民经济的未来发展空间来换取当下的平稳。
在资本主义中，违约、破产、债务清算都属于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关键机制，若不允许破产则低效的僵尸企业无法出清，同样地，若不允许违约则风险得不到准确评估。欧美发达国家经历了08金融危机就可以更好地管制和规避次贷风险，但中国的经济体制却注定了投资主体并不能也不需要从中学到任何教训，因为债务、风险和责任总是可以转移到外部（最终总是由居民部门承担）。改革开放只是50年代公共食堂的现代化超长待机版：一开始所有人都敞开肚皮放心吃，等到储备吃光了，就只剩下一小部分人吃香喝辣，其他人只能一边饿肚子、一边憎恨特权、一边盼着毛主席重返人间。
文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要形成自洽的逻辑闭环，还有一个重要环节需要补全：文化。邓小平自始就对文化问题高度关注：
一九八二年九月，隨著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緊縮政策正式宣告結束。鄧小平認為，在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向世界進一步開放之前，還有一件事需要完成，那就是他在大會開幕詞中所說的抵制「外來腐朽思想的侵蝕」，「決不允許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在我國氾濫」。就在幾個月前，他在一次軍隊會議上發言，表示擔心資本主義世界「腐朽的東西」會以各種方式滲入中國。他預言嚴重的犯罪活動不僅會出現在經濟領域，而且會出現在政治和文化領域。對此必須予以打擊，同時需要向民眾灌輸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觀念和紀律，這就好比請客之前先把屋子打掃乾淨。
但是，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呢？
从冯客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书中搜集的证据来看，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以“学雷锋”为名的集体主义奉献精神。雷锋日记里记载其产生对毛主席的幻视，并得到伟人“好好学习，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勉励话语；官方表彰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凡此种种，都表明雷锋的象征意义就是集体高于个人、无私奉献、勤劳、忠诚，同时，通过宣传雷锋，中共也巧妙地将自身的社会主义理想与无私奉献联系起来，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形成鲜明对立。
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污名化。西方的流行音乐、服装、发型、好莱坞电影等被斥为“精神污染”；黄赌毒等非法产业被一概归罪于西方；诸如自由、人权、人道、民主等词汇都被官方定性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再借用西方批判理论中的消费主义、文化霸权、文化殖民等概念进行“文化攻防”；由此又引申出下一点——
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强调。由中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强调集体而轻视个体的中华文明同源同构，马克思主义所塑造的“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的正邪大战，如今又得到了“中国vs西方”的民族主义加持。这是邓小平将毛式阶级斗争改写（或重定向）为中外斗争之后的逻辑必然。
这三点就构成了官方话语中常常不明所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中共所說的「文化」特指「社會主義文化」，也就是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胡錦濤稱之為「中國道路」。具體來說，這個概念在國內指的是嚴格遵守四項基本原則，在國外則被描述為尋求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平衡，而不是像失敗的西方模式那樣提倡有限政府和開放市場。很快，中國政府開始使用「中國模式」這個詞，也稱為「北京共識」，以示與「華盛頓共識」相區別和相競爭。許多人堅信，二十世紀是「美國世紀」，而二十一世紀將屬於中國。
歌颂集体（“忠于人民”）、追求规模（“大就是美”）、爱国排外（屈辱史观）、敌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人民”）。理论上，这个全民一心、人人高尚无私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成就西方所不能成就的伟大事业，随着西方个人主义世界争权夺利进程的不断加剧（特朗普就是明证），中国模式日益凸显出其团结、稳定、敢做敢为的全方位优势，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全面取代日益腐朽没落的西方资本主义秩序。这确实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可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理论上”。而且，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冷战从未结束，改革开放也并不是什么与毛时代的决裂，倒是一种巧妙的回归。我彷佛能够听到冯客字里行间的呐喊：还要多久，你们才肯从这场改革开放的美梦中醒来？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
在电影《完美的世界》里，男主作为刚越狱的逃犯，带着一个不知情的小孩正被警车追捕，犯罪学家萨丽问警察们有没有路障，警察回复说：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我们甚至可以手牵手把他们包围起来。”
萨丽回怼道：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根本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是啊。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不会有小孩得不到父爱，不会有好人遭到诬陷，说到底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犯罪和不公。如果世界真的可以像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们想象得那样完美，如果人性真的能够做到人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也用不着斗争些什么了，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