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

王丹:中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因素已經難逃被消滅的命運

 作者臉書 2026-6-22


我奉勸今天中國的有産階層, 都應當了解一下中共建政以後是如何一步步推進“三反”,“五反”運動, 進而展開所謂“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曆史. 因爲, 同樣的曆史很可能用不同的方式重演. 重點是中共這個黨的意識形態本色, 以及他們對于用權力和暴力奪取財産的執念.
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講, 消滅資産階級本來就是共産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理論的題中應有之義. 但在毛澤東等中共領導集團最早的建國藍圖中, 至少是在對外的宣傳中, 並沒有准備對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改造. 相反, 還曾經主張要有所發展.
1945年4月, 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上, 毛澤東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一個書面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 並于1945年5月2日在延安《解放日報》全文發表. 這個報告, 可以看作當時的中共對于未來會執政的可能性而提出的建國綱領. 但是, 根據記者兼曆史學者馬立誠的介紹: 《論聯合政府》有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上面說的《解放日報》公開發表的版本, 另一個是建國之後1953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收入該文時經過刪改的版本. 在1949年, 中共通過報刊廣爲宣傳的《論聯合政府》, 是1945年的版本. 該版本在當時最引人注目之處, 是提出了中國的資本主義應該有一個“廣大的發展”. 毛澤東在報告中說:“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發展資本主義, 是只有好處, 沒有壞處的.”“所謂民粹主義, 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 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 而 1953年版《毛澤東選集》的編者, 則把‘廣大’改爲‘必要’. “廣大的發展”和“必要的發展”, 在發展的程度上, 有巨大的落差. 爲什麽要進行這樣的修改, 以及爲什麽會有這樣大的落差? 這就是以後“三反“”五反“運動開展的背景.
但在建國之初, 中共對工商資産階級的改造採取了緩兵之計. 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被稱爲 “人民大憲章“, 其第31條提出:“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 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 例如爲國家企業加工, 或與國家合營, 或用租借形式經營國家的企業, 開發國家的資源等.”馬立誠指出:“在當時, 國家資本主義被人們看作是逐漸消融私人資本, 最終向公有制過度的橋樑.” 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報》, 在第二版全文發表《私營企業暫行條例》. 這是中共掌權之後, 對私營經濟頒布的第一個制度性法規. 《條例》是政務院于1950年12月29日第65次政務會議通過的. 第一條開宗明義:“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 鼓勵並扶助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企業.”第25條規定了企業盈馀分配方法: 公司的盈馀, 除繳稅, 彌補虧損外, 先提10%以上作爲公積. 之後的馀額分配, 股東紅利及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廠長的酬勞應不少于60%. 《人民日報》1951年1月17日發表的社論《私營企業正確發展的道路》說, 第25條是爲了刺激私人企業的積極性,. 新民主主義制度容許這種“有限度的剝削”.
1953年6月15日, 毛澤東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討論如何開好全國財經會議的時候曾經就說過: “要把資産階級看作是一個敵對階級, 不這樣看就要犯錯誤.” 1956年2月24日, 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 對于“三反“,”五反“運動的評價中提到:“作爲一個階級來說, 資産階級已被工人群衆和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國家的威力所壓倒了.”薄一波也認爲, “五反”以後, 民族資産階級事實上不可能再照舊生存下去, 除了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已沒有別的選擇. 從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 “五反”運動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改造資産階級分子的重要步驟.
經過“三反”,“五反”運動, 政府回收了大量私營工商業的資産, 等于是通過政治運動的方式“打土豪,分田地”, 把私有財産收歸國有. 尤其是對于那些被迫大筆退款的工商企業來說, 他們的生産資産已經不復存在, 只有公私合營一條路可走. 1954年1月4日, 中共中央批轉中財委提出的《關于1954年擴展公私合營工業計劃會議的報告》和《關于有步驟地將10個工人以上的資本主義工業基本上改造爲公私合營企業的意見》, 全面的工商企業國有化隨即展開.
1955年11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各省, 自治區和人口滿50萬人以上的大中城市黨委負責同志會議, 討論通過了《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 決定: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工作推進到一個新階段, 即從原來在私營企業中所實行的由國家加工訂貨, 爲國家經銷代銷和個別地實行公私合營的階段, 推進到在一切重要的行業中分別在各地區中全部或大部分公私合營的階段, 從原來主要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推進到主要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 1956年1月2日, 上海50萬人舉行遊行, 慶祝上海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1月15日, 2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 慶祝北京市社會主義改造成功. 至此, 中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因素已經難逃被消滅的命運了.
這一段曆史, 提供給大家什麽樣的經驗教訓呢?
學曆史, 是不是很有必要呢?

馮睎乾:假新聞產業鏈

馮睎乾十三維度  臉書 202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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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星島頭條
假新聞產業鏈
看到矢板明夫先生一篇文章,評論這兩天「台灣不少媒體」都以顯著篇幅報道一則所謂「驚人的國際新聞」:在G7晚宴上,美國總統川普再次提起珍珠港事件,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爆發激烈爭吵,甚至驚動各國領袖出面調停。矢板先生指出,這樣重大的國際新聞在美國、日本主流媒體,以及全球各大國際通訊社,都找不到相關消息,明顯是假新聞。
我同意矢板先生的看法,但想補充一點:不止台灣媒體,許多香港媒體也大篇幅報道此事,還繪影繪聲加油添醬,擺明車馬把新聞當作小說來寫。這則假新聞的起源,可追溯至6月18日法國公共廣播電台《France Inter》的晨間節目,當時評論員Dominique Seux引述不具名「消息」,稱G7晚宴上川普與高市早苗因珍珠港言論口角,其他領袖出面平息。Seux爆完八卦後,法國也沒有任何主流媒體跟進報道。
接力的反而是日本一份小報《日刊現代》。6月19日,《日刊現代》以「仏メディアが報道の驚愕(法國媒體報道令人震驚)」的聳動標題,轉述了法國評論員的小道消息。隨後數日,亞洲華文媒體道就廣泛報道這個未經核實的說法。
以我所見,首先是中国大陸媒體《觀察者網》以新聞包裝轉述,標題為「法媒曝:特朗普和高市早苗在G7又因珍珠港发生争吵,还惊动其他领导人劝和」(6月19日)。《香港01》即日跟進,直接以「撰文:觀察者網」掛名,題為「特朗普當高市早苗面提珍珠港 法媒:兩人G7峰會爭吵其他領袖勸和」。6月20及21日,《星島頭條》、《東方日報》、《文匯報》相繼散播了同一故事。到今天(22日),《香港01》還刊登了署名「楊華勇」的評論〈珍珠港再刺日本——G7晚宴爭吵背後美日同盟的屈辱與算計〉,將一則未經證實的二手消息,升格為地緣政治的「深度分析」。 以上媒體是沒有專業能力求真,抑或明知是假也協力傳謠呢?我相信是後者,因為部分媒體非但沒核實消息,還刻意加油添醬,連那個法國評論員Seux從未說過的「細節」,都給「記者」(嚴格來說應該是「作者」)腦補了。那法國佬到底講了什麼呢?我找到廣播節目,自己聽了一遍,以下是我做的逐字稿(比法國廣播電台網站的文字稿更準確):
Selon mes informations, un clash a opposé Donald Trump et la première ministre japonaise à l’heure du dîner lundi. Le président, pour s’auto-congratuler sur la rapidité de son attaque contre l’Iran, l’a comparé une nouvelle fois à l’attaque japonaise contre Pearl Harbor en 1941. Pire évidemment que désobligeant. Les autres ont dû les calmer. (注1)
意思是:「根據我的消息,禮拜一晚餐時,川普跟日本首相有一場爭執。川普為了讚揚自己突襲伊朗的神速,再度把這件事跟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相提並論。此舉顯然是非一般的冒犯。其他人不得不勸雙方冷靜。」
原話只是這樣。但你知道香港的黨媒怎樣「轉述」嗎?《文匯報》的〈傳晚宴提「珍珠港」激嬲日相 雙方爭執需勸和〉形容「雙方爆發激烈爭執」,但原文並無「激烈」一詞。《香港01》今天刊登的楊華勇評論文章就更誇張了,居然寫「高市早苗當場神色大變」、「日方試圖反駁或表達不滿」、「雙方言語升溫,氣氛降至冰點,最終靠其他G7領袖打圓場、岔開話題才勉強收場」——這些繪聲繪影的細節,在法語原文中一字皆無,純屬作者想像。 在電台發布「獨家消息」的Dominique Seux,現年64歲,是法國財經記者。他曾任《迴聲報(Les Échos)》副主編,現為該報社論主筆,不是無名小卒。為什麼他要在電台上講一個未經證實的傳言呢?我不覺得他想公然撒謊,很可能是中伏了。翻查Seux過往言論,他應該不算親中派,但肯定不大喜歡川普。對於這位美國大總統,Seux曾有一句尖刻的評語:「川普是一個掌握核按鈕的四歲小孩(Donald Trump est un enfant de 4 ans qui a le bouton nucléaire)。」
也許有些想渲染美日關係決裂的人,覷準Seux這種鄙視川普的心理,就故意給他發放假消息。待他在大氣電波把謠言公之於世後,便實行「出口轉內銷」,利用「法媒報道」這類標題增加公信力。一切順利的話,或許真的可以煽動到日本民眾憎恨美國。發消息給Seux的人是誰呢?我不猜測了,只可肯定地說:至今依然無意更正、沒有刪除,甚至繼續「跟進報道」這則假新聞的媒體,非愚即匪。
然而香港新聞界德高望重的黃應士先生,卻沒有出來說:A true disgrace to the craft of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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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員工爆料揭「有償新聞」運作

张小驹:从香港的崩坏谈台湾主权独立的现实必要性

作者:张小驹
北京之春 2026-6-20


探讨“香港沦陷”与台湾独立正当性之间的关系,核心在于一个最朴素的政治常识:如果没有独立的主权作为防火墙,任何制度承诺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在绝对的权力面前都可能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2020年《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随后香港政治、司法、新闻自由的全面崩塌,让国际社会目睹了一场“一国两制”从承诺到失效的现实悲剧。从立法会大幅改组、公民团体大量解散,到曾经活跃的媒体相继停刊,再到从事社运、新闻甚至单纯发表言论的人士陆续被捕入狱,这一切发生的速度之快,让许多原本对“高度自治”保持信心的人始料未及。这场剧变在政治学上或许可以被归类为某种威权体制的结构性扩张,但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它就是一堂活生生的教训,彻底打破了“只要经济繁荣,政治上妥协也能换来偏安”的幻想。

香港的命运像是一面镜子,从反面印证了台湾维持独立主权的现实必要性。它把台湾的法理独立诉求,从过去单纯的民族认同、身份政治,直接上升为一种防御性的 “生存课题”。这种转变并非凭空而来——香港回归之初, “五十年不变”曾是白纸黑字的国际承诺,是中英联合声明里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款。然而短短二十余年,这个承诺就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改写。这给台湾社会的启示极其直接:制度的存续,从来不取决于条文写得多漂亮、承诺许得多郑重,而取决于谁握有最终的权力。

授权与“特许”:两种截然不同的合法性来源

从社会契约的角度来看,一个政府之所以合法,是因为它得到了治下人民的授权,而不是来自上级权力机构的恩准。台湾经过几十年的民主化历程——从街头的党外运动,到解严、国会全面改选,再到总统直选与多次政党轮替——已经建立起一个完全由两千三百万人民共同授权、自我治理的民主共同体。这种合法性是内生的、自下而上的,人民可以用选票更换执政者,也可以透过公民社会与媒体监督权力。

香港经验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它向台湾证明了:在威权体制的整体框架下,局部的自由和法治终究只是主权者“特许”,而不是不可剥夺的“绝对权利”。既然是特许的,自然也可以被随时收回——“爱国者治港”原则对香港公民社会与选举制度的全面重塑,以及参选资格审查制度的引入,就是最直白的例证。这种自由不是源于香港市民自身的授权,而是来自北京的恩赐,因此它的存废,最终也只由恩赐者一方说了算,与香港市民的意愿无关。

因此,台湾若要保护现有的生活方式与民主成果,就不能把自身安全寄托在对方的政治信用或一纸 “承诺”之上,而必须握有完整、不受外部干预的主权——也就是说,台湾人自己的命运,必须由台湾人自己决定,而不是由任何外部权威 “恩准”或 “特许”。

国家要素已然具备,香港经验提供了"提前预警"

同时,在国际法和现实地缘政治的实践中,台湾早已具备了一个独立国家所需的全部要素,包括固定的领土、人民、有效运作的政府,以及对外交往与签订协议的能力——这些正是国际法上判断 “国家"是否成立的常见标准。换句话说,台湾在事实层面,早已以一个独立运作的政治实体存在了数十年。

香港的政治变局,为台湾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 “提前预警”与自我防卫的现实依据。如果把香港自由空间的急速收缩看作一种治理模式的警示信号,那么台湾坚持主权独立,正是为了防止同样的人权保障与民主制度,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彻底瓦解。从这个角度看,主权不只是一纸法律文件上的名词,它是关乎2300万台湾民众最核心、也最实际的“安全屏障”。

把这层逻辑说得更直白一些:主权独立的意义,不在于追求某种抽象的、象征性的国家地位,而在于确保人权、新闻自由、司法独立这些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内容,永远只能由台湾人自己决定,不会被外部任何一方以“主权”或“内政”之名收回或重新定义。说到底,主权从来不是遥远的政治名词,它对应的是最实际的安全利益:谁有权力决定警察能不能任意搜查你的住处,谁有权力决定记者能不能继续报道,谁有权力决定法官的判决要不要服从政治指令——这些原本该由台湾人自己一票一票投出来的答案,一旦主权不在自己手中,就可能在某一天被直接改写,而台湾人对此毫无置喙的余地。曾经属于香港市民的这些日常决定权,最终证明再也不是他们自己说了算的,而是随时可以被收回的“恩准”。香港的悲剧,只能示范一次——它已经替台湾人把答案演示得清清楚楚:主权不是抽象的旗帜或称号,而是决定明天还能不能照常生活、照常说话、照常被法律公平对待的那道最根本的保障。

超越统独之争的生死抉择

所以,从香港的结构性崩坏来谈台湾独立的正当性,其实已经超越了传统统独两派的意识形态对立,它变成了一个更根本、也更迫切的问题:如何守住得来不易的民主成果,如何保障现有的生活方式不被自上而下地颠覆。这不是关于历史记忆或文化认同的辩论,而是关于“今天所拥有的,明天是否还能保有"的现实焦虑。

香港的遭遇深刻地启示了台湾:没有完整的主权独立作为防线,任何自由都只是建在沙滩上的城堡——看起来坚固美观,却经不起一次浪潮的冲刷。对所有台湾人而言,这恐怕已经不是可以置身事外的统独辩论而已,而是关乎每一个人明天能否继续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最迫切的生死抉择!

北春旧金山记者站 张小驹 2026年6月19日

历史的镜子正在转向民营企业──读新华社《三大改造》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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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dominc20631 · Jun 21, 2026



历史的镜子正在转向民营企业 ──读新华社《三大改造》有感

"三大改造这场伟大变革,始终激励着中国立足国情、砥砺前行,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发展华章。"

──新华社,2025年6月19日

一、三大改造是什么

1953年至1956年间,中共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施系统性社会主义改造,史称"三大改造"。农业走互助组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路;手工业走生产小组到生产合作社的路;工商业则经历统购包销、加工订货,最终走向公私合营──即国家资本取代私人资本,以"赎买"名义支付定息,将私有产权悉数收归公有。到1956年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中国大陆基本消灭。

这场改造的本质,是以政治动员替代市场竞争,以行政指令替代产权保障,最终将一个多元的混合经济体,压缩成单一计划体制。后来的饥荒与停滞,与此有深刻关联。

二、文章为何在此时刊出

新华社选在6月19日、距七一建党节不到两周时发表此文,绝非偶然。近年来,习近平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施压已有多条清晰线索: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平台经济遭反垄断整治、教培行业一夕蒸发、房地产开发商被迫"共同富裕"。这些动作分散、渐进,彼此间缺乏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叙事框架。

此文的出现,或许正在补上这个框架。通过颂扬七十年前消灭私有制的历史"正确性",并以习近平的讲话作背书,官方媒体向决策层、向市场、向社会传递一个信号:那段历史不是错误,而是值得在"新征程"上继承的遗产。

三、最后一句话的弦外之音

文章结语写:"三大改造这场伟大变革,始终激励着中国立足国情、砥砺前行……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发展华章。"

"始终激励"四字,是全文最值得细读的地方。若三大改造只是历史,"激励"便是多余之词;若是"始终"激励,则意味着它在当下仍有现实意义。这句话的逻辑指向只有一个:过去的做法,今天仍可效法。

四、民营企业面临的不是市场风险而是政治风险

中国目前的民营企业贡献了超过六成的GDP、七成以上的技术创新与八成以上的城市就业。任何大规模的"新三大改造",都将是对这个经济基础的外科手术式破坏。但习近平政府的逻辑从来不是效率优先,而是控制优先、安全优先。

这篇文章不是宣战书,但它是一面镜子──中共正在用历史语言,试探社会对"再度改造"的接受阈值。对民营企业家而言,真正的风险不是下一轮宏观调控,而是当有一天,公私合营的话语再度出现在政府文件里,他们发现自己早已没有谈判的筹码。

历史不会简单重演,但它会押韵。当官媒开始颂扬消灭私有制的"伟大变革",聪明的人应该听到的,不是掌声,而是脚步声。

@baodiantimes


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

一篇《公私合营》为何让人紧张?人们担忧害怕的不是历史,而是未来

刘军宁
@liujunning

新华社正式为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叫好,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这场运动抢走全国的全部私企,逼死无数私营业主。 链接:xinhuanet.com/20260619/fa61a 私企朋友们,你们怎么看?



艾地声Edysen  X
@KA594594 · Jun 21, 2026


一篇《公私合营》为何让人紧张?人们担忧害怕的不是历史,而是未来

新华社6月19日刊发《伟大征程|三大改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原本是一篇历史回顾文章,却因为其中四个字——“公私合营”——迅速引发舆论震动。有人翻出历史档案,有人担忧民营经济前景,有人惊呼“风向是不是变了”。

奇怪的是,文章写的是1950年代,公众讨论的却是2026年的中国。

真正引发焦虑的,并不是历史,而是未来。

“公私合营”究竟意味着什么?

官方叙事里,“三大改造”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业化奠定基础。但在社会记忆里,“公私合营”还有另一层含义。

它意味着一次产权关系的根本重构。

1950年代,大量私营工商业名义上以“公私合营”的方式被纳入国家体系。开始时许多资本家仍保留部分收益权,但企业的经营权、决策权、人事权逐渐转移至国家。到1956年前后,大规模国有化基本完成。这一过程确实使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动员能力,为之后重工业体系建设提供了基础。但另一面同样深刻:中国近代经过几十年形成的企业家阶层基本消失,市场机制被行政体系替代,产权激励和自主经营空间被压缩。其后果并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它留下了一种跨越几代人的政治记忆:国家有能力重新定义产权边界。

历史中最深刻的东西,从来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留下的心理结构。当今天的人们再次看到“公私合营”四个字,首先被唤起的不是历史知识,而是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真正释放的,不只是市场

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核心原因,表面看是市场开放,深层看则是预期改变。农民可以承包土地,私人企业逐渐合法化,企业家开始相信自己的努力可以转化为长期收益。后来加入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后,中国进一步进入全球资本与产业链体系。真正被释放出来的不是资本,而是信心。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民营经济逐渐成为就业、创新和财富创造的核心力量。支撑这一切的,不仅是政策支持,而是一个更重要的前提:人们相信产权是稳定的,规则是可预测的。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预期问题。人们愿意投资十年、二十年,是因为相信十年以后规则依然存在。

民营经济今天遇到的问题,不只是增长放缓

很多人把近年的变化理解为“民营经济衰退”,这并不完全准确。中国民营经济没有消失,但高速扩张时代确实正在结束。

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模式依赖于:房地产扩张;全球化红利;人口增长;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而今天,这些条件都在变化。人口老龄化、房地产调整、国际供应链重构以及国家安全逻辑强化,都在重塑经济环境。

而与此同时,过去几年针对互联网、教育、房地产等领域的监管强化,也改变了企业家的心理预期。例如:Alibaba Group、Tencent问题并不仅仅是监管力度大小,企业家真正关心的是另一件事:规则未来会怎样。如果边界不断变化,那么投资就会变得谨慎。

为什么一篇历史文章能引发现实恐慌?

因为在中国,人们读官媒,从来不只是读字面。很多时候,人们是在解码。

新华社不仅是媒体,也承担政治信号传递功能。社会形成了一种长期习惯:“看文字背后的文字。”当“三大改造”“伟大征程”“公私合营”几个词同时出现时,许多人自动翻译成:“是不是国进民退要进一步强化?”“是不是资本角色又要重新定义?”“是不是产权边界会继续收缩?”即便文章本身没有这样说,人们仍会这样联想,因为现实语境已经变了。

如果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年代,这篇文章大概率只会被当作历史教育。但当下社会同时存在:增长减速;就业压力上升;财富预期下降;企业信心不足;同样一句话,便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真正制造焦虑的不是文章,而是现实。

这篇文章究竟释放了什么信号?

需要谨慎的是,不能把一篇新华社文章直接等同于政策文件。目前看,更可能存在三种含义。

第一,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历史叙事强化。即强调中国道路和社会主义传统的历史合法性。

第二,是国家主导逻辑进一步凸显。市场仍然重要,但国家对关键领域的控制会更加强调。

第三,是资本角色的重新定位。资本可以存在,但必须更多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这些并不一定意味着1950年代意义上的“公私合营”会重来。今天的中国与1956年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民营经济占据巨大比重,深度嵌入全球体系,大规模产权重构的经济成本和国际成本都极其高昂。更可能出现的,不是旧式公私合营,而是一种新的、更柔性的国家介入模式:国资参股;党建嵌入治理;行政协调增强;战略行业控制强化。这更像国家资本主义的强化,而不是回到计划经济。

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

公众真正害怕的,其实并不一定是:“会不会回到1956年?”真正的问题是: “未来产权边界究竟在哪里?”

经济可以承受周期波动,企业也可以承受监管。但最难承受的,是不确定性。因为资本会等待,企业会观望,而社会预期会先于现实发生变化。

历史最值得警惕之处,从来不是它重复自己,而是它突然被重新想起。

@baodiantimes 

蘇暁康:流亡敘事的哀愁

 作者臉書  2026-6-21


【按:王丹說,他讀完《雨煙雪鹽》,「長出了一口氣,感覺像是從一條長長的時空隧道里走出來」,這感覺我太懂了,因為我爬出這條隧道,用了快四十年,半輩子都在爬隧道,還背著傅莉,是不是爬出來便寫了這本書,也未可知,不知道王丹還記不記得,2025年4月20日,他已經主持過一場《雨煙雪鹽》的新書發佈會了。
不過,我很確定的另一點是,我這本書是專門寫給今天越來越多的海外流亡者的,從比我兒子還年輕的孩子們,到跟我同在黃昏暮年的老髯們,今天我還去「六四博物館」,參加一個關於「中國憲政重建」的討論會,那麼年輕的流亡者們,已經迫不及待地思考中國最艱難的課題,然而我們每個人的私人生活,將經歷不同程度的磨難和愁苦,那是一定的,細心的讀者應該已經看到,這本書的封面,往右靠近書脊處,印了一行直排小字:「無家可歸」,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真實處境——我並非只指海外流亡者,即便你還在所謂「祖國」,你已在流亡了;我也重新定義了家與國,當你不認同此「國」,你必須重鑄自己的「家」。這是此書編輯竣工後,到封面設計之際,印刻出版社跟我再三商量,要我斟酌一句最想說的話,我便在此把「雨煙」與「雪鹽」,我在隧道裡遇到最感痛徹的兩樣感覺,再梳理一次。】


一、無數痛點和淚水
「雨煙是熱帶燥熱焦急的雨幕,雪鹽是北美怎麼也暖和不起來的漫長冬季,這本書記錄了你穿梭在無數極端之間的擺盪,身心傷病、人際交往、氣候地理與全球政局,悲欣交集。
正在思考文案,看見您的訊息,湧出了這些話。」
上面這兩句,恰是印刻編輯陳健瑜讀了《雨煙雪鹽》書稿最初的印象。
她這句「穿梭在無數極端之間的擺盪」,可謂此書的一句神概括!
此書封面設計,也不同往昔,封面設計師(也是陈建瑜的朋友)建議我写一句话在封面上,『健瑜,五個封面,相比之下,我覺得第四個,即有李淑嫻之語的那個封面,涵義最豐富,也突出了我們這一代異議者流亡者的身份和使命』,我选了李淑娴的一句话:『我们这些人必须让真相在身后不被歪曲』,恰是我和傅莉最痛苦之际她写过来的。
對我而言,則需回到台大院牆外:
那是二○一二年初,我二十年後第一次重返台灣,重逢季季,又在她的溫潤提攜下,啟動了我流亡、車禍之後的新一波文學旅程。在台北最後一天,也就是季季領我訪殷海光故居時,談起《離魂歷劫自序》,書名由余英時先生擬定並題寫、一九九七年由季季主編並在時報文化出版社「新人間」系列中推出,她建議我修訂並由印刻再版,此後我的新著均由印刻包攬,源頭在這裡;
我也知道,她以圓熟的出版經驗,挑這本書將我領回台灣書刊市場和讀者之中,是絕妙的捷徑——在台灣的記憶庫裡,或許《河殤》還殘留在老一代文化人中,但是「蘇曉康」這個名字如果還在,那一定糾纏在車禍、離魂、劫難之中。經她一點醒,我馬上說,一直想寫續集又猶豫不決,她極簡潔地替我做了決定:『正好上下兩冊一道出版!』
我一興奮,脫口說出醞釀已久的另一本書:八十年代「屠龍」意向——黃河治洪與思想非毛,季季一聽,稍沉吟便說:個人情感題材,遠好於時代文化大敘述,今年應先寫出續集來。她這段話,便最早歸納出「私人心境」與「為民請命」,乃是我的兩大敘述手法,需精巧籌劃,細微搭配。因此日後「十二年九書」,最初成型在台大院牆外——2013—2025:《离魂历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湾》、《屠龙年代》、《鬼推磨》、《西斋深巷》、《瘟世间》、《晨曦碎语》、《海恸》、《雨烟雪盐》。
「私人心境」這條脈絡,以回到美國東岸伏案疾書《寂寞的德拉瓦》起頭,期間還花了個把星期修訂《離魂》再版,讀原書、二○○○年以前的日記,特別是九三、九四兩年在水牛城三個月,以及回新澤西奔波醫院的半年,那「雨煙雪鹽」之痛,依舊歷歷在目,隔了二十年還可以感覺那崩潰的暗無天日,那時流血的滾燙文字,絕非事後再寫得出來,我再引用它便一字不改。再版前言『精神癱瘓與書寫休眠』,我寫得很痛,反芻和咀嚼昔日苦痛,會令受苦者跌入深淵,還是忘卻比較好,四五年後這篇東西又出現在微信上,標題『失語二十年』,被網上瘋傳,國內親友,尤其傅莉的同學們讀到很震驚;我的舊友們也互相傳送此文;接著又貼出一篇﹁『蘇曉康今在何方』,是金鐘採訪我的那篇『告別中國二十年』,大家都不解其緣,這便是今天的網路文化,速來速去。
卻不料,一個月後發生「八八滅頂」,傅莉突然摔倒樓梯上。
這便意味著,剛寫完《寂寞的德拉瓦灣》,我們竟注定要離開德拉瓦了。
從車禍前1997年起筆《離魂》,至2012年寫出《寂寞》,這十五年一直是「私人心境」,一種深陷暗黑的心境,直到《屠龍》才又轉向公共領域、大骨架。
四月份殺青後回眸,八個月裡一半心思在救她,另一半心思回溯八十年代的「屠龍年代」,對整個世界和中國皆失去興趣;
當晚一夜春雨,第二天四月八日出門,見櫻花繽紛,令我有唐詩意境:「梨花一枝春帶雨」,現在這本《雨烟雪盐》的源頭竟在這裡。
這一天,消失在我的記憶裡,再去把它找出來,牽連著無數痛點和淚水;
彷彿十九年前的那個黑洞,這一天突然又裂開在我腳下;
這一天,再次劈開我的人生,令我在六十三歲注定已經沒有暮年;
二○一二年八月八日,這一天是個星期三⋯⋯
「八八滅頂」。傅莉跌傷腰椎還是骶骨,不管哪裡,是我們平靜十年的一個句號,也是我努力營造一種北美冷寂小鎮之隱居生涯的夢碎,但是這次我除了悲傷,沒有驚慌、後悔、命運感、神祕主義,而重複九三年的,是可憐的傅莉,她竟還要受那麼多罪。
追回正常生活的慾望,對我們而言真是太難了,但是只要這次能救回她大致的自理能力,只要在室內行走自如,能上廁所、自己洗澡等等,我還是可以帶著她一道生活至終老,無非我放棄社交和外出,正好晚年閉門寫作,把自己鎖在家裡。我們沒有越來越好的可能,也許過了七十歲,兩人一道進老人中心⋯⋯
這個月裡,僅有另一件事情牽動我,李淑嫻來電子郵件,問我編輯方勵之文集目錄的進展,我趕緊擬了一個文集目錄分類發給她。我們往來郵件中,她曾寫到她匯集方勵之文字的意涵:
『沒有文字,即便有人知道,很快就被遺忘或扭曲。我知道一些,但如沒有文字,準確度和誠信度就會減低。我餘生要做的,也是我感到生命意義的事,也就在此,否則如今活著對我太殘酷。』
二、馬四維:流亡者的劫後心路與歷史回聲
《雨煙雪鹽》由臺灣出版社印刻文學出版,2025年3月25日在臺北正式發行。作為一部兼具思想深度與感情溫度的作品,《雨煙雪鹽》為讀者提供了多重維度的閱讀體驗:既可將之視為流亡歲月的私人回憶,又可從中領悟中國現代史的興衰寓言。蘇曉康在書中實現了自我心靈的和解——從最初的悲痛欲絕到最終的淡定堅守,他用文字走過了一條救贖之路。同時,他也為六四一代知識分子留下了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讓後人得以窺見他們的內心世界和思想軌跡。對中文讀者而言,閱讀此書不僅是了解一段特殊歷史經驗,更是一次反思自身與時代關係的啟迪。雨、煙、雪、鹽四味雜陳,彷彿寓意著苦難與希望交織的人生圖景;而蘇曉康以不滅的寫作熱忱,將這圖景生動地呈現在我們眼前,留給我們長久的思索和感動。
被迫流亡海外的蘇曉康,是整個「六四一代」知識分子的縮影。
1989年,他與其他參與民主運動的知識分子一同背負「动乱幕后黑手」的指控,被政府通緝,不得不逃離祖國。自此開始,他展開了長達36年的異鄉漂泊。在這期間,他嘗盡了「無家可歸」的滋味——遠離故土、語言環境隔閡、社會身份失落,這些都構成了流亡者共同的困境。蘇晓康一度隱居於美國特拉華州僻靜小鎮,過著孤寂而清貧的生活。對他而言,流亡者最大的悲劇不只是失語或寂寞,而是精神上的沉淪。因此,儘管現實艱難,他始終努力保持精神上的清醒與堅守。他投入海外民運媒體工作(曾任《民主中國》網站主編),並持續寫作反思中國的歷史和現況,以此對抗流亡生活的空虛感。
《雨煙雪鹽》正是蘇曉康流亡三十餘年心路歷程的縮影和見證。書名寓意他在流亡中嘗到的百般滋味:「雨煙」象徵臺灣這片文字原鄉給予他的溫濕氣息與文化滋養,而「雪鹽」則象徵北美漫長嚴寒的孤獨歲月。正如編輯陳健瑜所概括的,蘇曉康的經歷宛如「穿梭在無數極端之間的擺盪」,經歷了氣候的劇變(熱帶的焦灼雨幕與北美的冰雪嚴寒)、人際的離散(骨肉分離與異鄉結交)、身心的傷病(車禍重創、抑鬱困頓)以及全球政局的震盪(時局荒诞多變)。在劫後餘生之餘,他始終沒有放棄內心深處的信念,用筆墨抵抗精神的墮落,體現出「茫然不放弃之心,在黑暗中匍匐爬行」的頑強意志。可以說,蘇曉康以一己之身經歷並書寫了流亡知識分子的典型遭遇:失去祖國懷抱的痛苦、文化身份的游離,以及肩負傳揚真相的使命感。他的故事映照出整整一代流亡知識人的掙扎與堅守:即使身處他鄉,他們仍試圖為中國的歷史傷口作見證,為真相發聲,拒絕讓記憶被扭曲湮沒。
1、「大骨架」與「私人心境」交錯的敘事結構
《雨煙雪鹽》的敘事結構獨具匠心,在「大骨架」與「私人心境」之間交替穿插。蘇曉康一方面以宏大的歷史視野搭建敘事骨架,追溯中國現代歷史的曲折循環;另一方面又深入描寫個人內心的悲歡離合與細膩情感,使全書在宏觀與微觀兩個層次上來回切換、相互映照。全書共分六章,每章各具特色,彼此之間形成歷史與情感的雙重奏:
第一章〈暗世煙濛〉:聚焦於動盪黑暗的世局中人心的不屈。「基輔烽火連天」的戰亂記憶浮現,蘇曉康從中看到人性在黑暗中的堅貞高貴。這一章帶有強烈的時代烙印和歷史氣息,在陰霾瀰漫的世界圖景下點出微弱卻熾熱的人性之光。
第二章〈淚愁闌干〉:畫風一轉,回到作者個人經歷的內在世界。經歷短暫如春之新生希望後又陷入崩塌般的愁苦——或許指的是妻子復健希望的破滅,或人生再次遭逢變故的痛楚。這一章充滿私人化的眼淚與哀愁,情感濃烈細膩。
第三章〈神聖殿堂〉:重返大歷史的視角,蘇曉康揭示流亡圈內一些現象的荒誕不經。他譏諷所謂「流亡度假村」與「養士」的現象,點出某些自命不凡的政治殿堂其實荒唐可笑。這裡他以犀利的觀察力,解構了海外民運和知識圈中的矛盾與問題,帶有強烈的批判意味和諷刺色彩。
第四章〈鄉村醒來〉:再度回歸個人層面,記述他從特拉華遷居華府過程中的點滴。在勞神費心的搬遷之後,妻子傅莉在憂鬱的暮春中逐漸「蘇醒」——這暗示傅莉的身心狀態出現好轉或心結逐漸打開,使蘇曉康得以傾吐許多過去不敢言說的心聲。這一章充滿生活氣息和家庭情感,語調較為舒緩內省。
第五章〈墾荒列傳〉:又一次轉向廣闊的歷史場域。蘇曉康描繪了一批「在天使與魔鬼間拔河」的異議人士形象。他透視六四之後整整一代中國流亡者的命運悲劇——那些滿懷理想出走的人,在海外拓荒般地追求民主自由,卻也不得不在理想與現實、道德與誘惑之間掙扎。人物眾生相的刻畫背後,其實隱含著對歷史的大視角審視:這代人的悲劇正是中國現代史悲劇的一部分。
第六章〈靈動難眠〉:作為全書的尾聲,蘇曉康回望起點——他當年的代表作《河殤》以及震撼人生的「六四」事件。三十多年過去,再談這段歷史,依然有說不盡的疑問與迷思縈繞在心。這一章史詩般地將私人記憶與民族創傷交織在一起,充滿對歷史循环與命运的省思。
透過上述章節的交替鋪陳,《雨煙雪鹽》形成了雙線並進的敘事節奏:一條線索是橫貫古今的歷史反思與時局評述,另一條線索則是個人生命史的深情告白與心靈獨白。蘇曉康善於在宏大敘事與個人敘事之間切換自如,使讀者既能鳥瞰廣闊的歷史風雲,又能貼近一個流亡者細膩的內心世界。這種結構,實際上延續了他早年「全景式、立体式」報告文學的寫作風格——他曾以記者般的眼光審視社會全貌,同時又不放弃對人物命運的深入描繪。而在《雨煙雪鹽》中,蘇曉康將這種風格進一步融合入散文式的自傳體敘事,文體既有紀實的力度,又有抒情的溫度。大骨架提供了歷史深度和思想張力,私人心境則賦予作品情感共鳴和人性光彩,兩者相輔相成,使作品兼具思想性與可讀性。
2、劫難中的心路與寫作救贖
蘇曉康從1989年六四事件後開始長達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涯。在此期間,他經歷了家庭重創:1993年的一場車禍讓他與剛團聚不久的家人再度分離,妻子傅莉重傷昏迷一個月,清醒後全身瘫痪,僅一手可動並失去語言能力。面對這沉重打擊,蘇曉康形容自己當時的狀態是「一個精神瘫痪的人,陪护着一个体能瘫痪的人」他內心幾近崩潰,卻仍須日夜照料失去自理能力的妻子。在漫長的照護歲月裡,蘇曉康承受著強烈的愧疚與悲痛,不斷自我拷問。「我非常非常內疚,某种程度上這成了我的動力,因为我認為是我造成的」、,他懊悔妻子為陪伴他流亡而放棄國內醫生事業卻遭此厄運。然而,寫作漸漸成為他療愈精神創傷的方法。在近乎絕望中,他沒有選擇沉淪,而是重新拾起筆杆,以文字尋求心靈的出口。正如他日後所體悟的:「現在,悲痛成為我一種力量使我可以去寫比我以前還好的文字」。這種將悲痛轉化為創作動能的歷程,讓寫作對蘇曉康而言不僅是紀錄,更是自我救贖——在「诡谲世局与多舛命運」之前,「唯有書寫能完成自己」。透過不斷書寫,蘇曉康將深重的個人傷痛傾注筆端,既抒發了內心的壓抑,也賦予苦難以意義。他在創作中融入血淚與真情,實現了心理上的救贖,為自己在黑暗中點亮一盞心燈。
蘇曉康在書中不僅講述個人故事,也藉此折射出中國近代歷史如同「圆圈游戏」般的循環往復。他深受哲學家李澤厚觀點的影響,認為中國現代史總在重複相似的戲碼——朝代更迭、運動起伏,看似風雲變幻,實則常繞回原點,令人徒嘆歷史的戲弄例如,他曾指出,习近平執政下中國正在「思想上回到毛泽东、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经济上回到大锅饭」,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迴圈。在《雨煙雪鹽》中,蘇曉康以流亡者的視角,冷峻地觀察這種歷史循環。他所描述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圓圈遊戲」暗示著:歷史並未因時間推進而自動進步,反而有可能在不同形態下重演過去的錯誤。這種認知為作品增添了強烈的政治寓意——它提醒讀者反思當下中國的道路是否又走回了老路。
與此同時,蘇曉康採取了「人物—歷史雙重化」的敘事策略,透過雙重書寫將個人經歷與歷史興衰緊密相連。在他的筆下,每一個具體的人物故事往往具有雙重意涵:既是個體命運的展現,也是歷史宏圖的一部分。例如,傅莉作為作者妻子,其遭遇固然是私人的不幸,但在蘇曉康的書寫中,她身上也投射出一代中國知識女性的命運縮影,以及專制時代中個體尊嚴受損的悲劇。再如,他在〈墾荒列傳〉中描繪的那些流亡異議者,既是他親身結識的朋友同道,也是「六四之後一整代中國流亡者的悲劇」象徵。每個人的故事都不再僅僅屬於個人,而是被提升到了歷史寓言的高度。蘇曉康善於通過這種雙重敘事,達到「小中見大」的效果:從個人故事中讀出歷史走勢,於細微處體察政治氣候。
這種人物與歷史的雙重化,在文學表現上體現為豐富的隱喻與象徵運用。例如,傅莉在車禍后二十多年始終无法釋懷自己的殘障,直到某天她虛構出「自己當年曾清醒地幫助控制失控汽車、拯救全車人」的情節,作為給自身苦難一個神聖意義的解釋。蘇曉康在書中記錄了妻子這一心理轉折,並感嘆道:「她必须为自己所承受的终身痛苦,提供一个最大化的神圣因由」,這其實也是人在面對無法改變的悲劇時,一種自我救贖的本能。他配合地稱讚妻子為「救命恩人」,讓她終於放下心理重擔開懷大笑。這裡蘇曉康透過一個家庭內對話的小場景,傳遞出更深层的象徵意義:個體需要賦予苦難以意義才能繼續生存,正如一個民族需要為所經歷的災難找到歷史的意義才能繼續前行。傅莉自創的「救人」理由,如同中國民眾為歷次苦難(如文革、六四)所賦予的意義一般,是一種带著虛構成分的心理寄託,但也是真實的人性需求。蘇曉康將這層寓意通過文學化的筆觸巧妙寫出,令人讀來既為夫妻間的深情所感動,又引發對更大歷史命題的思索。
整體而言,《雨煙雪鹽》的文字蘊含豐富的政治隱喻。那些書中出現的「流亡度假村」、「天使與魔鬼拔河」等語彙,都帶有諷刺和寓言的色彩,影射著海外民運圈內部的矛盾、人性的光明與陰暗交戰。蘇曉康一方面歌頌流亡者堅持真相的勇氣,另一方面也不諱言人性弱點對理想事業的侵蝕——這種不加粉飾的書寫本身就具有政治清醒意義。在歷史的層面,他揭示中國百年來「江山易帜」而本質未改的怪圈;在人物的層面,他則呈現理想主義者如何在現實中碰撞掙扎。文史雙線交織之下,讀者能強烈感受到作品的政治寓意:它是在警示後人,沒有反思的歷史必將重演,沒有自省的個人難逃悲劇。蘇曉康以文學為載體,寄寓了他對中國歷史和政治的深沉思考,令人深味其中。
3、「六四」一代的精神圖譜與書寫傳承
將《雨煙雪鹽》置於「六四」知識分子的文化脈絡中,可以發現它延續並典型展現了這一群體的精神圖譜與寫作特質。蘇曉康本人是1980年代中國「新啟蒙運動」的先鋒之一,當年以尖銳的報告文學和《河殤》電視片叩問民族靈魂。六四之後,他與眾多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被迫遠走他鄉,但思想探索的腳步並未停止,反而將反思的觸角延伸至更廣闊的歷史文化層面。在海外,他們繼續關注中國的命運,書寫中國的故事,形成了獨特的流亡敘事傳統。
蘇曉康的創作可謂這一傳統的縮影和高峰之一。《雨煙雪鹽》中滲透的強烈家國情懷、反思精神以及自我剖白,正是「六四」一代知識分子的共有特質。
首先,這一代人具有深刻的歷史責任感和問題意識。他們對中國近現代史的沉疴積弊有清醒認識,喜歡追本溯源、反省文化。例如,蘇曉康早在《河殤》中就大膽批判過民族性的局限,而在本書中依然延續著對「中国近代历史圆圈游戏」的思索。這種執著於歷史反思的筆調,是「六四知識分子」文化基因的一部分——他們試圖從歷史中尋找答案,探究中國為何一次次錯失變革良機,民族的前途路在何方。
其次,他們的精神圖譜中有強烈的悲劇意識與人道關懷。經歷六四挫敗後,理想主義者們難免幻滅,但他們並未放棄對人性光輝的信念。蘇曉康在書中對人性的描寫既不烏托邦也不犬儒,而是帶著悲憫:既看到人性的軟弱(如傅莉漫長歲月裡的絕望與逃避,也讚美人性的堅韌(如傅莉最終願意直面現實、接受依賴活下去)。這種對人性的複雜體認,正是六四知識分子在巨大歷史悲劇後獲得的成熟。他們不再熱衷於高調口號式的英雄敘事,而轉向樸實真誠的個體敘事,用一種近乎忏悔和見證的方式來書寫。正如評論者所稱讚的,蘇曉康的作品是一份「有血有淚的謙卑誠摯告白書」——沒有矯飾,只有真誠。這份誠懇與自省,在六四一代的寫作者如劉賓雁、余杰等人筆下也能見到。他們以文字記錄內心的疼痛與思考,拼湊出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地圖:迷惘、痛定思痛,卻又不肯放棄對自由真理的嚮往。
再次,蘇曉康的寫作樣態也代表了六四流亡作家的典型風格:文體融合與跨界書寫。許多六四後的知識分子並非純文學作家出身,他們往往橫跨新聞、史學、文學等領域,例如蘇曉康既是記者、政論家,又是文學書寫者。因此在他們作品中,常見紀實與虛構並存、論述與抒情結合的複合文本。《雨煙雪鹽》正是如此:既有新聞記者式的見聞記錄,也有小說般的場景描摹;既包含議論評論的段落,又飽含散文詩般的抒情。例如,書中既引述方勵之夫人李淑嫻的箴言「我們這些人必須讓真相在身後不被歪曲」來點明事實書寫的使命感,也穿插了作者個人對命運的夢呓與詩意感懷(如「春雨梨花之唐詩意境」的美妙比喻)。這種寫作方式打破了嚴格的文體界限,讀來雖像回憶錄,又如歷史隨筆,更有小說的故事性和戲劇張力,充分展現了六四知識分子融思想深度與文學表達於一體的追求。
作為「六四」知識分子群體中的重要一員,蘇曉康用《雨煙雪鹽》勾勒出了這一群體典型的精神風貌和寫作樣態:肩負歷史記憶、堅守知識良知,融合理性批判與感性自述。他的文字既有對國族命運的執著關切,也有對個人靈魂的反覆拷問;既延續了八十年代啟蒙思潮的批判勇氣,也展現了經歷挫敗後知識人特有的冷靜與深情。這使得《雨煙雪鹽》不僅是蘇曉康個人的生命之書,更是整個六四一代知識人的精神寫照。


王丹 脸书
2026-6-21

看完這本書的時候,我長出了一口氣,感覺像是從一條長長的時空隧道里走出來。
曉康的書寫了很多我熟悉的人和事,因此我看得很慢很仔細。原本是想看看曉康老師的褒貶的,但很快就被這本書的真正價值吸引和打動了。
看完後我打電話給幾個朋友,包括曉康老師。就是想表達贊歎不已的心情。認識我們的人都知道我和曉康關系很好,因此我完全沒必要拍馬屁。我是真心地說:這本書並不是長篇巨制,但的確是大手筆!曉康就是曉康,他的寫作功力並未隨時間流逝而衰減。當年八十年代的寫作者們,至今還能在亞洲舉足輕重的圖書節上獲得大獎的,實在不多,曉康當之無愧。
今天准備了一下,這兩天我會做一期節目,專門介紹一下這本《雨煙雪鹽》。
在此先強烈推薦。不管你是喜歡曆史,還是政治,不管你是喜歡思考還是僅僅喜歡文學寫作,我要說,這都是一本不應錯過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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