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

張燦輝:不死者的見證——關於流亡的若干思索

 作者:張燦輝  
追光者【橫流集】2026 年 5 月 22 日


一、緣起

日前一位朋友自澳洲傳來《中國民主季刊》最新一期的鏈接,內中報導旅日學者劉燕子以日文出版的《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1],並附該刊對她的訪問。筆者不諳日文,原書七十餘萬字的論述對我而言終究是隔了一層的語言之牆。我並未強自為讀,因為任何透過摘要與譯介所形成的「理解」,比起原文之直接閱讀,總是減損了大半。所以這篇文字不是書評,亦非對劉著的學術評論。我沒有資格去做這樣的工作,那需要懂日文的人來承擔。

使我不能放下這則消息的,並非那本厚達一點四公斤的書本身,而是訪問中劉燕子對「內在流亡」一語的反覆使用 [2]。她說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那些尚未越境、卻早已與權力結構決裂的知識人:劉曉波、唯色,以及更廣大的、無名的、繼續在母國中默默承擔精神放逐的群體。這個觀察直接觸碰了我自離港以來反覆思索的核心問題:流亡究竟由甚麼來定義?是地理上的距離,還是與權力之間的斷裂?而當「家」已不再是家時,留下與離開,在哲學上是否真的有那麼大的分別?

帶着這些問題,我想藉這個機會把自己對流亡的若干思考整理出來。本文不論劉著之內容,只取其所開啟的提問。重點不在書,而在事,即流亡這件事本身。海德格、鄂蘭、雅斯培、哈維爾、薩依德這些思想家對流亡所做的論述,我已在多篇舊作中討論過,此處只作最簡略的參照,不再展開。本文的重心,是把劉燕子所提出的「內在流亡」與我自身在境外流亡中所形成的觀察,做一番對照與比較。


二、「流亡」與其近鄰:移民、放逐、離散

在進入分析之前,必須先把幾個容易混淆的語詞分開。中文裏與「流亡」相近的詞有不少:移民、放逐、離散、出走、逃難、亡命。它們在日常使用中常被混用,但在嚴格的考察中,每一個詞都對應着不同的存在處境。

我早在拙作《我城存歿》一書中曾區分過三個概念 [3]。移民並不需要反思,且隨時可以返回故鄉,隨着全球化的日益成熟,移民在二十世紀已成為普遍現象。放逐則是因政府迫害或犯罪而遭驅逐,是一種身不由己的懲罰。流亡則是因為我自覺與當權者的立場不同,同時我的言行也不被政府所容忍,因此自願離開,並可能永遠無法回去。由此可見,流亡既不同於放逐的被動性,也不同於移民隨時可以回鄉的自由。換言之,流亡是一種主動卻不自由的狀態。

移民者的存在是一種帶有歸途的位移。他可能會懷念故鄉,但他知道家還在那邊等他,機票買來隨時能用。他的離開是經濟的、生活的,或者僅僅是審美的選擇。他與離開的地方之間,並未發生不可彌補的斷裂。

放逐者的處境則完全相反。他是被權力推出去的,他甚至可能曾經是體制的一部分。蘇聯流放索忍尼辛,把他塞進飛機強行送往西德;中共把流亡海外的異見人士的護照註銷,使其無法回國。後一種做法,是「事後追加的放逐」。放逐者的身體被某個外力強行從故土撕下,他本人的意願在這個過程中是被取消的。

流亡與這兩者皆不同。流亡者的離開是自己選擇的,但這個「選擇」帶着無法調和的逼迫性:如果他不離開,他將無法繼續做他自己;如果他離開了,他將無法回去。他是「自願走進不自由」的人。他選擇了不能回家的路,但這條路的盡頭並沒有另一個家在等他。

還有一個常被混入的詞是「離散」(diaspora)。離散原指猶太人的歷史處境,即一個民族長期分布於故土之外,並在分散中保存自身的文化與宗教認同。離散是群體性的、跨世代的,有自身內在組織。流亡則不同,它往往發生在個人身上、發生在當下,沒有現成的共同體可以依託。香港人在二〇二〇年後形成了新一波的離散群體,但離散與流亡並非同一回事。一個移居英國的香港家庭,若其離開的主要動因是子女教育,那是移民。若其離開是因為自身已不能繼續在香港從事政治表達,那是流亡。同一個城市出來的人,可以同時包含移民者、放逐者與流亡者,這三種狀態在外觀上未必能輕易分辨,卻在內在意識上截然不同。


三、流亡的存在結構:在世而不屬於世

從詞源考察,西文 exile 源自拉丁文 exilium,由 ex(出)與 solum(土壤)構成,意即「離開土壤」。中文「流亡」一詞則更具動感與沉重:「流」是水的動態,是被某種外力沖刷而離開既有位置的過程;「亡」則兼含「死亡」與「逃逸」兩義。流亡者並非肉身意義上的死者,但他在某個重要意義上「亡」了:他的舊有身份、與既定秩序的紐帶、在故土的位置,都已隨他的出走而消亡。

流亡並非單純的物理位移,而是兩種脫鈎同時發生。一種是身體與土地的分離,他不再立於那片他出生、成長、寄託回憶的土壤之上。另一種是身份與位置的分離,他原先在那片土地上所是的「那個人」,已經無法繼續做下去。

這就引出流亡最弔詭的存在結構:流亡者「在世」,他的肉體仍然存活,但他「不屬於世」,他所在的這個新世界,並不接納他的舊有身份,他原先所屬的那個世界,也不再容他歸返。他是世間之人,卻不是任何一個具體世間的成員。海德格論「無家可歸」(Heimatlosigkeit)為現代人之普遍處境,這在流亡者身上以最具體的方式落實。一般現代人所感受到的無家是瀰漫的、抽象的,平日靠生活中的小確幸便可暫時蓋過去。流亡者的無家卻是日常細節層面的失去:是某條街、某間茶餐廳、某座建築、某位舊同事的不再可見。

這種雙重的非家所引發的存在感受,常被簡化為「鄉愁」一詞。但「鄉愁」(nostalgia)一詞太溫情、太懷舊,掩蓋了流亡之痛的真實尖銳。真正的流亡者所經受的痛苦,並非甜美的回憶之痛,而帶有一種根本性的「位置失序」: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應該以甚麼姿態活着。舊的姿態走不下去,新的姿態又還沒長出來,他必須日復一日地憑自己的意志,把自己拼湊起來。很多流亡者的精神崩潰,並非源於某個戲劇性的打擊,而是源於這種長年累月的拼湊之磨損。

流亡同時改變人與時間的關係。一般人的生活時間裏有一種隱然的「歸返」結構,每天出門,傍晚總會回到自己的家門前;每年離鄉再遠,過年也終要返家。流亡者則被剝奪了這種歸返。他過去與未來之間的連續性被切斷了:過去那個在故鄉的他無法以原樣延續到未來;未來那個會在某地老去的他,與過去那個他在文化上、語言上、社會關係上已產生了無法彌合的斷裂。鄂蘭曾以驚人的冷峻指出,流亡者必須在另一個社會中從頭開始,扮演一個他根本不熟悉的角色,而他原來的世界,並不會因他的離去而停下,反而會繼續變化,最終變成一個連他歸返也認不出來的地方。


四、劉燕子論「內在流亡」:另一條道路

行文至此,可以進入本文真正想要展開的問題:劉燕子在訪問中對「內在流亡」的反覆強調,究竟提出了甚麼?她的論述對我這個身處境外的流亡人,又意味着甚麼?

劉燕子的核心觀察是:流亡並不必然需要越境。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存在着一個龐大的「不死的群體」:他們沒有離開中國,護照沒有被沒收,肉身仍在這片土地上行走、上班、與家人共處。但他們已經以某種根本的方式,與這個政權所要求的「整體」決裂。對官方論述早已不再相信,更不會為它背書,也不再以官方所欽定的方式活着:他們是境內的流亡者。

這個觀察並不新。德國納粹時期已有 innere Emigration 一詞 [4],捷克的諾曼化年代、東德的最後二十年、波蘭戒嚴時期,皆有大量類似的處境。但劉燕子的貢獻在於:她把這個概念精確地應用於後一九八九年的中國,並指出這個群體的構成、其精神資源、其在文化上的延續方式。劉曉波是最著名的代表,他從未真正離開過中國,他唯一的「出走」是進入監獄,而他最終死於那場「不出走的流亡」。但在劉曉波之外,劉燕子所論及的還有更廣大、更無名的群體:大學裏的某些教授、編輯部裏的某些記者、寺廟裏的某些僧侶、家庭裏的某些長者。他們以低調而頑韌的方式,繼續守護着某些不被官方所容忍的價值。

唯色就是這種處境的典型例子 [5]。她並未離開中國,她仍在北京。但她的書被禁,護照被沒收,丈夫王力雄遭到監控,家鄉拉薩她已無法回去。她並未出走,但已被剝奪了「在自己土地上做自己」的可能。劉燕子書中所論及的,正是這一類處於極限張力中的存在。

「內在流亡」之為一種倫理姿態,最樸素的描繪見於哈維爾筆下那位賣菜小販:他每天被要求在櫥窗中掛起官方標語,他不相信那句口號,但他掛它,因為大家都這麼做。哈維爾問:如果有一天,他決定不再掛呢?不寫宣言,不上街,僅僅是「不再掛」。在那一刻,他便從假象的世界中抽身了,成為了一個內在流亡者。劉燕子所關注的,是當代中國有多少這樣的「不再掛」的人,他們在沉默中構成了一個看不見的精神共同體。


五、境內流亡與境外流亡:張力與相互照亮

劉燕子的論述帶來的最重要啟示,是促使我重新思考境內與境外這兩種流亡之間的關係。在通行的敘述中,這兩者常被視為一種等差關係:彷彿境外流亡才是「真正的」流亡,境內留守者則處於某種較不徹底的狀態。劉燕子的論述反向地提出了一個問題:是否相反?境內流亡者所承擔的,是否在某些向度上比境外流亡者更為沉重?

我傾向於認為,這兩者並非等差關係,而是兩種不同形態的承擔。它們所面對的痛苦結構不同,所承擔的責任也不同,但其重量並無高下之分。

境外流亡者的痛苦結構,首先是失去具體的家。熟悉的街道走不到了,母語從四面八方湧來的那種日常的飽滿感消失了,傍晚走進中文大學的崇基書院隨意找一位舊同事喝奶茶這件事再也做不成了。他在新地建立的生活,無論多麼舒適,皆是事後建奶茶構的,欠缺與這片土地之間的歷史紐帶。他的優勢倒是有的,那就是相對的言論自由。他可以公開說出在故土被禁止的話,代表那些不能發聲的人發聲。他承擔的是某種「外部見證」的責任。

境內流亡者的痛苦結構則完全不同。他並未失去家,他的家還在那裏,每天仍踏在熟悉的土地上。但這個「家」已不再是他能稱為家的地方。他被迫每天與一個他內心不認同的秩序共處,他必須在公開場合說一些自己不相信的話,或至少對自己想說的話保持沉默。他的孤獨是看不見的,痛苦是無人共享的:周遭的人或許都在以同樣的方式生活,但沒有人公開承認自己也是內在的流亡者。劉曉波最具悲劇性的描繪正在於此:他在中國,但中國不接納他;他要說的話,必須付出最沉重的代價才能說出來。

兩種流亡者各有其結構性的羞愧。境外的人睡在安穩的床上,知道境內某位舊同事或舊學生此刻可能正面對檢控或牢獄,家中老小也可能受到牽連,這份「自己已經安全」的事實,會在某些深夜把人喚醒。要償還這份虧欠,唯一的方法是工作得比過去更多、看得比過去更清醒,否則離開就變成了單純的逃走。境內的人則是另一種羞愧。當被監禁的同伴在獄中受苦,他自己仍能繼續日常生活、上班、領薪,這份「未被全面摧毀的相對自由」反過來會變成一種噬心的提醒。他的償還方式,是哈維爾筆下那種「不再掛標語」的姿態,是對良知的最低限度守護。

兩種流亡者其實是相互照亮的關係,並非彼此競爭。境外的人能做的事,是寫作、出版、把境內所發生的告訴外面世界,這是境內人做不到的工作。境內留下的人則以自身仍在故土的存在,向外面證明這個政權並未真正吞下一切。這也是境外人做不到的。一邊有發聲的自由卻已不在現場;另一邊在現場卻被剝奪了發聲的自由。兩者構成的,是同一份見證的兩個側面。劉燕子論文的位置正是有趣處:她身在日本,是旅日學者,既不純粹境內、亦非典型境外,倒像是某種「東亞華語知識圈」的中介。她把境內流亡者的存在告訴境外的讀者,使這個看不見的精神共同體獲得了某種被看見的可能。

明白這一層比較,便能對流亡之為現象有更為完整的把握。流亡並非單一的姿態,它有許多不同的具體形態。判斷一個人是否在「流亡」中,標準並非他身處何方,而是他與權力之間是否處於不可調和的張力,以及他是否在這個張力中選擇繼續做自己。從這個標準看,香港留下而堅持說真話的某位老師,與離港而繼續書寫的我,是同一件事的兩種具體形態。我們不應彼此誤解,更不應彼此貶損;我們是在同一條戰線上以不同位置承擔同一份工作的人。


六、流亡作為倫理姿態與責任

流亡的核心問題,最終會還原為一個倫理問題:一個人為何不選擇沉默?他完全可以留下來,配合、忍耐和妥協一些,從合作中獲得實際利益。歷史上絕大多數知識人,面對極權的壓力,會選擇某種形式的順應。那麼流亡者為何不?

這個問題並沒有複雜的哲學答案。流亡者並非為了某個外在的崇高目標而出走。很多時候他甚至無法清晰說出自己究竟為了甚麼而離開。他是為了不讓自己變成一個自己不認得的人。這個動機看似消極,實則是一切倫理生活的根基。蘇格拉底拒絕逃亡而選擇飲毒酒,理由也是相似的:他寧可死去,也不願以背叛自己一生所追求的方式繼續活下去。流亡者並未死去,但他也以放棄一個「可以配合的舒適生活」的方式,做了類似的選擇。

這一姿態的責任結構,雅斯培戰後曾以「四重罪責」加以區分 [6]:刑事的、政治的、道德的、形上的。其中後兩者尤其重要:道德責任歸於每一個個人之良知,形上責任則歸於人之作為人本身。流亡者並未犯罪,他並未參與壓迫;恰恰相反,他是被壓迫的對象。但流亡並未取消他的責任,反而以新的方式給予他責任。

這份責任,可以分幾個方向來說。對留下者,流亡者的責任不在於評判。他的同道仍在那邊,朋友、學生、家人、舊同事,有些選擇了「掛那塊標語」,有些選擇了「不掛」,有些則身陷囹圄。流亡者並未在那個處境中以身受過,他失去了道德上的審判權。能做的是把那些人的處境告訴外面的世界,讓那些「在裏面」的人知道,他們並未被遺忘。

對未來者,流亡者的責任在於記錄。今天受迫害的人,最終會被未來的歷史重新審判,但歷史不會自己完成。若這一代受難的事被當下沉默、被未來遺忘,下一代壓迫者便會以為自己可以重來一遍。流亡者要做的,就是把當下所發生的事,盡可能誠實地留下文字,讓未來的人可以從中學習而不必重蹈覆轍。

對自己,流亡者的責任則最為微妙。流亡是會消磨人的。有些流亡者把流亡變成了永恆的悲情,把自己定格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另一些則過早地把流亡「化解」掉,假裝沒事,融入新環境,內心卻日漸枯萎。真正承擔流亡的人需要走第三條路,在斷裂中繼續工作,在無家中繼續寫作,在不可歸返中繼續為下一代的歸返留下道路。這條路沒有現成的範本,每個人只能自己摸索。


七、不死:精神之延續

劉燕子的書名為《不死の亡命者》。「不死」一詞,從訪問中所引述的詮釋來看,並非否認肉身會死。肉身當然會死。劉賓雁死於異邦病榻,方勵之死於美國亞利桑那州圖森的寓所,劉曉波死於瀋陽的醫院病床,林昭、遇羅克在六十年代已被槍決,更不必提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倒在長安街上的那些年輕生命。他們都死了。「不死」所要傳遞的,是他們的「存在意義」並未隨肉身消亡而消失。

這是一個古老的命題:肉身有限,精神不滅。蘇格拉底死了,他的死成為哲學最深刻的見證;六四的死難者死了,他們的死被官方刻意抹消,但他們的名字2019年前在維多利亞公園被念出,現在則在世界各地的紀念儀式中被念出。「不死」並非神祕主義的妄言,而是一個樸素的事實:人之為人,正在於他能以自身的存在向後人傳遞某種不可被消滅的意義。

流亡者的「不死」尤其值得特別考察。對留在故土並被體制吸收的人來說,他們的人生雖然可能名利雙收,但其「不死」相當程度上要看體制是否願意紀念他們,而體制的紀念是政治性的、隨時可被擦除的。對流亡者來說,他們在離開的那一刻已退出了體制的紀念名單,他們的「不死」便不再依賴體制,而轉而依賴一個更為頑韌的東西:他們所說過、寫過、做過的事本身。

這也是極權政體最深的焦慮所在。當下街頭的反抗者,它有辦法處理,可以監禁、放逐、消滅。它真正應付不來的,是那些已經走出去、仍在外面繼續說話的人,以及那些雖然沒走、卻已在內心抽身、不再與它共謀的人。這些人構成的,是它無法消除的見證。國內的人或許讀不到某本書、看不到某段影像、念不出某個名字,但這些書、影像、名字會在牆外繼續存在,而牆內也仍有人在心裏記得。一本在海外出版的禁書,流出的口述,被保留下來的照片,在沉默中仍不肯妥協的內在流亡者,凡此種種,都是對它「全面控制」之宣稱的反證。

在這個意義上,劉燕子所論及的境內流亡者,與境外的流亡書寫者,是同一回事的兩面。一面缺了,另一面就懸空。境外的書寫若無境內的具體承擔者作為它見證的對象,便成了無根的議論;境內留守者的沉默若無境外的書寫為之命名,便沒有人聽見。兩者並不是平行存在的兩條線,而是一份共同工作裏互相需要對方才能成立的兩個位置。


八、一個自省:比不上這些流亡前輩

寫到這裏,必須停下來說一句老實話:作為一個香港流亡人,我自覺比不上劉燕子書中所寫的那些流亡前輩。

把香港的流亡放回更大的歷史脈絡裏看,香港這一代流亡人其實是「比較幸運」的一群。劉燕子書中的中國知識人,他們的流亡背後是六四那一夜長安街上的坦克,天安門廣場上至今未被官方承認的死難者,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三十多年來不能公開哭祭的孩子。德國那一代流亡知識人,背後是六百萬被焚屍滅跡的猶太人,是奧斯威辛。台灣戒嚴時期被迫流亡海外的知識人,背後是二二八的清鄉,白色恐怖時期被槍決的數千人,綠島與景美看守所裏度過大半生的良心犯。

與這些歷史相比,香港至今沒有經歷大規模的屠城,集中營,種族滅絕。國安法之下的香港確實有人入獄、被檢控、人家破人亡,但相對於六四、納粹、二二八這些慘烈的歷史,香港的處境仍然算是「相對溫和」的。香港這一代流亡人沒有以血肉換來證詞的資格。香港這一代流亡人的見證,並非是從屍體堆裏爬出來的。

這個自省並不是要貶低香港人所承受的痛苦。痛苦不能比較,每一個被迫離家的人都有自己具體的、不可被替代的傷口。但作為一個讀完劉燕子這本書的訪問與評介之後思索良久的香港流亡人,我必須承認:劉賓雁、方勵之、廖亦武、劉曉波他們所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我所付出的。劉曉波最後死在獄中。方勵之從未能再踏上中國的土地一步。廖亦武坐過四年牢,從手指上學會了吹簫。

這種「比不上」的感受,並不會讓人變得安心,反而會變成一種沉重的責任感。正因為香港相對「幸運」,香港這一代流亡人所付出的代價遠未及前輩,我們更沒有理由放棄。前輩們在比香港今日殘酷得多的環境下仍然不肯被馴服,我們又有甚麼理由在相對較輕的壓力下就停筆?

流亡是無家可歸的悲哀,也是無家可歸的憤怒。悲哀使人沉默,憤怒使人發聲。在這兩者之間,需要的是一種堅持下去的責任。劉燕子書中的劉賓雁流亡於美國,在普林斯頓寫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方勵之在亞利桑那的沙漠中堅持物理研究與寫作;廖亦武偷渡到柏林,在那裏一邊吹簫,一邊寫出《中國底層訪談錄》與紀實小說《武漢》。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同一個問題:流亡之後該如何繼續活下去?

答案並不複雜,就是繼續寫下去。對於相對「幸運」的香港流亡人而言,這個責任更無可推卸。香港這一代流亡人欠那些走在前面、付出更慘烈代價的人一份持續的工作。劉燕子以日文在東京寫了七百多頁,是她的回答。其他流亡前輩則各以其著述、講學、見證,給出了他們的回答。能否做到劉賓雁、方勵之、廖亦武那樣的高度,誰也沒有把握。但至少要堅持下去,不能停。

這是讀完《不死の亡命者》相關報導與訪問之後,對自己最大的提醒。


九、結語

回頭看本文一開始所提的那個朋友傳來的消息。劉燕子在東京以日文出版她的研究,我在台灣以中文寫我的觀察與思索,香港人在世界各地以各自的語言繼續見證,更有許多人留在香港、留在中國、以內在流亡的方式繼續守護自己的良知。彼此之間並無組織性的聯繫,甚至未必相識。但所做的是同一件事:以各自的方式拒絕讓那個「全體」的宣稱成為事實。

這裏必須處理一個來自反方的質疑。流亡者所受的非議,不只來自當權者,也來自身邊的人。一位朋友轉述過一位故舊對他說的話:「張燦輝怎算是流亡?他只不過是退休移民罷了!」這話聽來隨意,背後卻有一整套思路:把離港者一概視為享福的逃兵,把留下者預設為唯一有資格說話的人,從而為自身的沉默尋一個道德高點。

我願意承認,這位故舊有其部分道理。如第八節所述,香港這一代流亡人所付出的代價,遠不及六四前輩、納粹下的猶太知識人、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良心犯。把自己標榜為「悲壯流亡者」確實可笑。但「比不上前輩」不等於「等同於退休移民」。退休移民是出於生活選擇而離開,無論是氣候、稅務、子女、養老,他可以隨時回去,他與原居地的政權之間並無公開的對立。流亡者則是因為已不能繼續以自己的方式留下而離開,他離開之後不能回去,他繼續以言說和書寫對權力提出挑戰。判斷一個人是流亡還是移民,不能單看年齡或財務狀況,而要看他與權力之間是否處於不可調和的張力,以及他在離開之後是否仍以原來的姿態繼續工作。

真正讓我憂慮的,並不是這類指責本身。指責可以辯駁,誤解可以澄清。讓我憂慮的,是這類指責背後常常掩藏的一種更深的東西:說這話的人,自己已經閉嘴、放棄,卻偏偏不能容忍別的同代人仍在說話。把仍在發聲的人貶為「不過是退休移民」,是替自己的沉默尋一個藉口。既然連張燦輝那樣的人都「不算流亡」,那麼留下來的我選擇不說話,便更不需要任何道德解釋了。這種思路在離散群體中其實並不罕見,它的危險不在於它一時的尖刻,而在於它以嘲笑同代人的方式來緩解自身的羞愧。不論身處何方,自己啞了,卻反過頭去鄙夷那些仍在書寫的人,這就不只是個人風度的問題,而是把「不死者」這件事本身的根基挖空了。

回應這類指責的方式,並不在於辯白「我才是真正的流亡者」。這種爭辯本身已落入了某種語言圈套。回應只有一個方法,就是繼續做下去。十年八年之後再看,誰是退休移民、誰是仍在見證的人,自會清楚。一個流亡者用著作回答質疑,而不用言語反駁質疑。

講到底,「不死者」並沒有甚麼了不起的形象。它不是紀念碑,控訴狀,更不是英雄塑像。要為它找一個簡單描述,大概只能說,是有人在你要他閉嘴時仍然開口,要他忘記時仍然記得,要他變成別人時仍然守住自己。事情就這麼簡單,做起來卻極為困難。為了這個簡單的事,一個人要放掉故鄉、職位、安穩、合群、被認可這許多東西,換回來的,是一個別人看來幾乎甚麼都不是的東西:自己仍然是自己。

但正是這個「甚麼都不是」的東西,撐起了人之為人的所有可能。沒有它,所有的文明、價值、歷史,便都會在權力的擺佈下成為任意的編造。有了它,哪怕它只活在一個尚在書寫的流亡者身上,或一個沉默而不肯為虎作倀的小販身上,或一個獄中老人身上,歷史便仍有重新被誠實書寫的可能,未來便仍有不同於當下的可能。

這就是流亡者所守護的東西,「不死」一語的真正意思也在這裏。流亡的艱辛、孤獨、看不見回報的歲月,所換來的不過如此一件小事:仍有人選擇了這條路,並且繼續走下去。

我謹以此文,向所有以各自方式承擔流亡的同代人致意,無論他們身在境外或境內,是否已被命名,或已被聽見。同代人之間最值得珍惜的,不是嘉許彼此的成就,而是在仍然走在這條路上的時候,少一點互相鄙夷,多一點互相認得。

 

(全文完)

 

張燦輝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於台灣新北林口

 

[1] 劉燕子:《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福岡:集廣舍,二〇二四年五月。

[2] 相關報導及訪問見《中國民主季刊》2026年第二季。本文凡引劉燕子之語,皆參見上述報導與訪問。

[3] 參看「自由與流亡」,《我城存歿》。台北:左岸文化,2022,頁 227-244

[4] 關於 innere Emigration(內部流亡)的概念史與爭論,最早的系統性論集為 Reinhold Grimm & Jost Hermand (Hrsg.): Exil und Innere Emigration, Frankfurt am Main: Athenäum Verlag, 1972。

[5] 唯色(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西藏筆記》,廣州:花城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一月。同年該書即遭中共統戰部判定有「嚴重的政治錯誤」,並由廣東省新聞出版局全面查禁;翌年(二〇〇四年)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石峰於出版工作會議上對此書進行重點指責,唯色本人亦因拒絕承認「錯誤」而被開除公職、停止社會保險、禁止出境,自此走上獨立寫作之路。是書二〇〇六年於台灣以《名為西藏的詩》之新版易名重印(大塊文化出版)。

[6] 鄂蘭〈我們難民 〉( “We Refugees,”《Menorah Journal》三十一卷一期,1943 年 1 月,頁 69-77)對流亡者之時間結構與身份困境有開創性論述;雅斯培《罪責問題》(Die Schuldfrage, Heidelberg:Lambert Schneider, 1946,一〇六頁)區分四重罪責(刑事的、政治的、道德的、形而上的),為流亡知識人之責任倫理奠基;薩依德《知識分子論》(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New York: Pantheon, 1994,基於其 1993 年 BBC Reith Lectures 六講)則將流亡延伸為知識人之隱喻性處境。三者皆為理解流亡之經典參照。

文革不是“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我与“朱叶反党集团”

 梅建明  往日风  2026年5月12日


往日风摘要:

据梅建明所知,抓叶向真时,“中央文革”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当时处境困难的叶帅说:你们抓吧,抓谁我都不管。据叶向真后来回忆,江青早就想抓她,因为她太活跃了。但抓她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搞倒父亲。她出狱后才知道,为了整叶剑英的材料,当时叶家的6个子女和保姆都被抓进了监狱。

本文引自2014年12月15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第688期。系杨敏采访梅建明的整理稿件。


1967年1月底的一天,在梅建明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梅建明的父亲,是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梅龚彬,“文革”开始时即受批判。参会的人包括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的头头朱成昭以及叶剑英的女儿、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叶向真等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总结出了后来震慑一时的反“中央文革”的“八大观点”,其中包括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的观点。

正是这次会议,使得他们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公开激化,最后被打成“朱叶反党集团”。

三进地质部

1966年6月1日,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时,北京地质学院(简称“地院”)大一学生梅建明正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实习。他们接到通知,立刻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8月8日,地院成立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因为不限出身,声势很快壮大,以致后来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东方红”联络站。总司令是水文系四年级学生朱成昭,其他核心人员包括勘探系五年级的蒋良朴、探工专业五年级的王大宾等人。  

为了让工作组退还整右派学生的“黑材料”,8月23日,“东方红”一千多人从海淀区的地院步行15公里,来到西四的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长邹家尤向师生作检讨。因为地质部拒绝交出邹家尤,9月5日,“东方红”再次冲进地质部。  

梅建明在这次行动中有立功表现。朱成昭问谁有办法找到地质部副部长们的住址和电话,他想办法从家里偷出了父亲的秘密电话本,得到朱的赞赏,后被提拔为“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站长。  

“东方红”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此时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她常常往返于钓鱼台和“东方红”,也很支持“东方红”。  

身为“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站长,梅建明带了一支特殊的“战斗队”进驻地质部,任务是跑“东方红”驻各单位院校的联络站,搜集动态,并在地质部进行宣传,形成对部党委的政治攻势。国家计委特地拨了一批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给他们,表示支援。作为站长,梅建明能参加地质部的党委会,听取老干部们的思想检查。  

10月18日,“东方红”第三次冲进地质部,并在地质部召开“揭发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日深夜,把何长工带到地院。 

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 时空之星-  成功网,人物,时空之星,名门世家,成功规律,时间运筹,投资理财,童星闪闪,爱情,婚姻,健康,长寿,为成功人士立传,为普通家族写史

何长工


“何长工在‘文革’初期不支持红卫兵小将,他已经作检讨。但‘中央文革’要继续批斗他,找些事情强加在他头上,逼他认罪,我很反感。”梅建明说。  

梅建明对老干部有种复杂的感情。他们中很多都是他父亲的老朋友,也是开国功臣。他觉得,他们工作中是有错误,但不至于发动一场运动来斗争他们吧?他开始有点动摇了。

被彭德怀征服了

1966年11月10日,梅建明带着联络站的一个小分队离京串联,12月回北京时,朱成昭的思想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朱成昭见面就问梅建明:“你对文化大革命什么看法?”梅建明说:“老干部已经检讨得差不多了,反动路线也肃清得差不多了,不该再没完没了地整下去了。”朱成昭想了想说:“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应该改弦更张了?是不是不要再这样搞下去了?我汇总以后,跟‘中央文革’谈一次。”  

正在这时,朱成昭接到“中央文革”的命令:把彭德怀从西南抓回北京。他当时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的头头,名头响亮,深受“中央文革”器重。


时任“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后做过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回忆:1966年12月中旬,有一天上午,戚本禹叫我到他办公室,急匆匆地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  

阎长贵与李讷同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年纪相仿,走得很近。他从李讷处对朱成昭早有耳闻。李讷很赞赏朱,认为他有思想,有号召力,能发动群众。  

“‘中央文革’将抓彭回京这个任务交给朱成昭,也足见对他的信任。”在位于沙滩北街的寓所,阎长贵回忆。  

当天下午,阎长贵在“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找到朱成昭,向他交代了这项紧迫又特殊的政治任务。朱即刻派在武汉串联的王大宾带人赶赴成都。 

在成都与彭德怀详谈之后,王大宾觉得1959年对彭的批判是错误的,彭是支持“文革”的,遂电话向朱成昭汇报,朱同意派人向“中央文革”汇报后再做决定。  

听完汇报之后,戚本禹很恼怒,对阎长贵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遂派“北航红旗”的头头韩爱晶再赴成都抓彭。  

朱成昭心有不甘,派出“东方红”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赶赴成都。因是秘密行动,为掩人耳目,“东方红”内部称之为“揪聂克行动”(聂克是地院党委副书记)。梅建明的任务是从地质部调出部长们的小车,随时待命。  

“东方红”在成都设有联络站,仗着人多,反应灵活,胡乐成、王大宾等人从“北航红旗”手中抢到彭德怀,将其护送上火车,又与他一路恳谈。 

12月27日,列车开到北京西直门车站,梅建明调来的小车将彭德怀接回了地院。时间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我们想跟彭聊聊天,可他可能是太累了,不愿意说。”梅建明回忆。  

朱成昭安排彭德怀住下,根据随车从成都带回的资料清单,找到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叫人把它抄写下来。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份万言书,都认为言辞恳切,戳中要害。  

三四个小时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人来地院接走了彭德怀。  

“彭德怀被接走后,我们开始看清‘中央文革’的意图。我恍然大悟,彻底明白了,原来‘中央文革’是要把一帮元老搞下去。”梅建明说。

秘密会议

1967年1月初,公安部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开始大规模抓捕“联动”分子。这些学生很多都是梅建明认识的,他觉得,“中央文革”不该这样把他们往死里整。  

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江青、陈伯达和康生在会上公开点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的名,说他是王任重的“黑后台”。朱成昭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斗争对象不是群众揪出来,是‘中央文革’抛出来的”。  


非常岁月里的陶铸:协助周恩来处理国事--党史频道-人民网

1月23日,陈伯达手书一封意在警告朱成昭的亲笔信,让“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拿去单独念给他听。王广宇记得,其中一句大意是:要是继续往下走,就掉到茅屎坑里,成茅屎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王广宇回忆,朱成昭听完信后很冷静。他问:“伯达同志的这封信要不要向总部人员传达?”王广宇回答:“他没说向别人传达,传达不传达,怎么传达,由你决定。”最后,朱成昭向总部人员传达了这封信,等于公开了“中央文革”和他的矛盾。这让王广宇觉得,他还是“挺磊落”的一个人。 

几天之后,在梅建明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会的人包括朱成昭、王大宾、蒋良朴、杜金山和梅建明这几位“东方红”的核心人员,还有叶向真和她的朋友张九九。  

“文革”开始后,叶向真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并于1966年9、10月间来地院找朱成昭,请求援助。两人政治观点非常一致,也很谈得来,不久陷入恋爱中。  

会上,大家交流了对“文革”的看法。 

梅建明认为,运动扩大化了,不像群众运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朱成昭马上说,这像不像运动群众?于是定下一条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 

叶向真给大家讲了其父叶剑英在1月20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事。当时,老帅们与“中央文革”发生激烈争执,叶激怒之下一拍桌子,拍断了右掌掌骨。 

“当时我们就认为,中央的上层矛盾已经激化,我们当然要和老帅们站在一起,跟‘中央文革’对着干。”梅建明说。  

讨论后,大家的意见被归纳成八条。第一,人民日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发表早了,大串联搞早了。第二,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第三,关于揪与保的问题上,认为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第四,关于大联合大夺权问题,认为大联合大夺权搞早了。第五,关于中学生的“文化大革命”和联动问题,认为抓人太多。第六,关于坐牢问题,都认为,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第七,聂元梓问题。第八,关于康生和高级党校问题。 

2月3日,又开了第二次会议。会上决定,请“中央文革”派人来先内部沟通,不行就贴大字报。会后,朱成昭回到地院,给“中央文革”打了电话。“中央文革”很快派了人来。对方听了他们的八大观点,斥为“一派胡言,纯属反动言论”。  

此后,“中央文革”责令朱成昭闭门思过。他被关在西三楼三层的一个小房间,不许与外界接触。梅建明是精神上思过,但不限制行动自由。  

第二天,2月4日,“东方红”三千人聚在地院大饭厅,听朱成昭作检讨。大礼堂外面也挤满了人。口才很好的朱成昭趁机亮出八大观点,并作了全面系统的阐发。他讲的时候,全场都安静地听。 

“散会后,很多人碰见我说,讲得太好了!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梅建明回忆。会后,有人根据记录写成大字报贴出来,流传很广。

“朱叶反党集团”

朱成昭受批判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阎长贵几次去见“东方红”的二把手王大宾。当时,王大宾因腿部有病,正在住院。“‘东方红’在全国影响很大。我当时觉得朱成昭倒了,‘东方红’不能倒。我去医院劝王大宾,你应该挑起来这个担子。”阎长贵说。王大宾成为一把手后,改组了“东方红”总部。  

梅建明听到风声,“中央文革”要继续“肃清朱成昭余毒”,于1967年7月南下广州。广州“东方红”联络站的人仍然认朱成昭的牌子,视梅建明为总部派来的人,任他调遣。梅建明向朱汇报广州的情况之后,他有了东山再起的想法。  

7月10日,朱成昭、梅建明、张华清和张华府从北京经天津、上海、杭州,一路走走玩玩,南下广州。为避免目标过大,叶向真和蒋良朴已先走。  

他们刚离开北京,戚本禹就得到了报告。他立刻报告“中央文革”,说朱成昭、叶向真等人携带地质部的机密文件,企图叛国外逃。周恩来立刻给北京卫戍区、上海警备区和广州警备区都打了招呼,要他们一旦发现这几个人即刻请回北京。广州警备司令部立刻派出侦察人员,守在火车站口,守株待兔。 

所幸的是,朱成昭、梅建明五人在前一站下了火车。到广州后,他们联系上叶向真和蒋良朴。一行人去广州西樵山、佛山玩了两天,打算回广州落脚到张华府的姑姑家,但刚到不到半小时,广州警备司令部的人就到了。张华府的姑父和姑姑都是中南局的干部,早就被打了招呼。  

据梅建明所知,抓叶向真时,“中央文革”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当时处境困难的叶帅说:你们抓吧,抓谁我都不管。据叶向真后来回忆,江青早就想抓她,因为她太活跃了。但抓她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搞倒父亲。她出狱后才知道,为了整叶剑英的材料,当时叶家的6个子女和保姆都被抓进了监狱。

几个人被很客气地逮起来,送到从化疗养院,好吃好喝地款待,等待中央来人带他们回北京。梅建明觉得,一来这跟周恩来“请他们回北京”的指示有关,二来是因为叶家在当地的影响力。  

过了一天,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从北京赶来,与朱成昭、叶向真单独谈话。朱、叶二人一口咬定,来广州只是为躲避“中央文革”的批斗,出来散心。于桑将二人带回了北京。  

蒋良朴三人由广州警备司令部送回北京。梅建明由哥哥梅向明接回京。彼时,其父梅龚彬已被逮捕,以“特务”之名关进了秦城监狱。  

1967年11月初,正在外地串联的梅建明接到电话通知,回校复课闹革命。一回校,他就被看押起来。朱成昭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宣布,对其实行隔离审查。  

朱成昭专案组由中央专案组“二办”负责。让梅建明交代的问题有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叛逃国外;冲击中南海,谋害毛泽东。  

第三条事出有因。大约在1967年8月,朱成昭、叶向真、蒋良朴等人在颐和园开会。有人提出,直接去中南海见毛泽东,跟他谈“中央文革”的问题。若他不知道“中央文革”的行径,就提醒他;如果他知道并支持,不如动员老帅们起来废掉江青。但这次会梅建明因事并未参加,只是会后听他们谈起过。他只坦白承认第一条,让专案组的人非常恼怒。  

1968年3月17日,梅建明被北京卫戍区带走,关进了功德林监狱。走时,他听到校广播站的广播正在播放:“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逮捕反革命分子梅建明!”8月下旬,朱成昭被公安部正式拘留,同叶向真、蒋良朴等人一起,也关进了功德林监狱。  

1969年2月,梅建明被转移到半步桥监狱。6月,又被转移到北京市北苑少年犯管教所。从1968年9月到1972年9月的四年间,这里设有三期“干部子女学习班”。据研究者称,这个学习班前后关押过65名高干子女,其中副总理级以上的干部的子女有19名,部长级干部子女17人,包括贺龙之子贺鹏飞、女儿贺黎明,叶剑英之子叶选宁、叶选平,陆定一之子陆德,薄一波之子薄熙来、薄熙成,彭真之子傅锐等人。梅建明是第三期,同期的有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叶选宁、女婿邹家华等13人。 

三个月后,地院派人到少管所来接梅建明,称其问题已查清,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回学校监督改造。离开少管所时,因顶撞过队长,少管所对他作的结论是:学习态度不端正,顽固,拒不认罪。 

1970年,梅建明大学毕业,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安排到湖北丹江五七地质队劳动改造,后在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分校教矿相课,每月只能拿到20元的生活费。 

“文革”结束后,1976年,原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高元贵复任院长,了解了“朱叶反党集团”情况后,决定给梅建明等这些在校劳改的人恢复工资。 

1980年,在陈云的帮助下,梅龚彬获得平反。1981年,梅建明经过一番周折,调回了北京,在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部(当时改名武汉地质学院)工作。

梅龚彬


叶向真后来被关进功德林监狱,再到半步桥监狱,最后转入秦城监狱。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叶剑英重新出来主持军委工作。叶向真从秦城监狱出狱。由于与世隔离太久,她几乎不会讲话了。1972年,她改名江峰,在北京医学院学习,并留下做了外科医生,与朱成昭、梅建明等人几乎断了联系。1978年,她又改名凌孜(又名凌子),回归文艺界,执导了电影《原野》,一举成名。  

1975年,朱成昭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发配到湖北一劳改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回学校等候处理。1980年,获得平反。1985年,被分配到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工作。1990年代初,他下海自办建筑公司,生意一度做到很大,但后来破产,壮年病逝。朱成昭去世后,学校破例贴出了讣告。当年的许多老师和同学一起,在北京昌平的殡仪馆,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宝藏图书】由彭德怀将军亲笔撰写的《彭德怀自述》已在南翔书苑书苑上架(点击图片即可购买),他是“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是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幸。

刘军宁:文革1966及其防止

刘军宁  X
@liujunning · May 21, 2026



文革1966及其防止


历史上常常用事件开始发生的年份来指称一个事件文革。如果用1688年来指称光荣革命,用1776年来指称美国革命(独立战争)用1787年来指称法国大革命。这里我也用1966年来指称在这一年发生的一起最重要的事件。用是20世纪中国重要的历史事件。文革是用暴力的手段革文化的命。根据中共《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文革是主要领导人犯的严重错误,是一场灾难,对文革应该否定。但是现在有的党政机关还在组织唱红歌、跳忠字舞,甚至搞形式主义的抄党章、戴党徽,这说明文革还没有彻底否定。

今年是文革开始60周年,在这50年里缺乏深刻反思文革的书籍。像在西方社会,对纳粹这样的政治错误都有很好的反思,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六十年过去了,在中国依然未能对文革做出深度的反思。对文革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资料收集,事件描述。有深度的反思非常少非常少。

文革的根源与性质,我在今天讲座使用的方法论是,我们先找出文革时期特有的现象和符号,然后根据它们去寻找其背后的根源。它们是在文革时期才有呢,还是在文革之前就有了,如果是在文革之前就有了,那么它的源头来自哪里?这样我们把源头认清了,就知道什么导致了文革。如何防止文革再次发生,我们就从这些源头上清理掉,这样才能从根上否定文革。

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是聂元梓炮轰北大的校长和副书记走资产阶级道路,之后就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到8月正式发动文革。

大字报这种现象是什么时候就有了?大字报在文革之前就有了,比如土地革命时期就有大字报“打土豪,分田地”。文革时期还有一个特点是小组,当时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等,但实权掌握在它们的文革小组手里。小组也是长期存在于党内的组织形式,其正规化很低,但权力很大。

“打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口号来自于《国际歌》,国际歌又是从法国大革命学来的,后来被五四继承了,被1920年代继承了,被文革继承了。

再看这张海报,是一位女同志在杀猪,它反映的是破四旧,男女平等,当时有句口号是“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这表明与传统习俗的彻底告别。中国传统主张男耕女织的分工,而文革时不主张这种分工。是不是男的能干的女的都要干?我觉得男的很多干的事情,女的都不应该干,因为女的身上有伟大的母性,这样的事情干多了,对孩子不利,男女应该扮演不同的角色,否则对教育孩子是不利的。

这是查封教堂的图,反映的是打倒有神论,是一种无产阶级思想。中国传统是有神论的,无神论思想也是来自法国启蒙和法国大革命。这也证明文革虽然叫文化大革命,却是一个反信仰的革命。

这是批斗习仲勋游街的照片,其实批斗的做法早在20年代苏区的时候就有了,只是当时主要批斗党外的坏人,文革的时候批斗党内的所谓坏人。批斗在文革中常见,但并不新鲜,。而且文革中的人们并不讨厌文革,被文革整死人的家人甚至不恨文革,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症。

忠字舞表达的是一种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在中共党内首先是刘少奇树起来的,后来是林彪,然后他们又被个人崇拜害死了。现在忠字舞又回来了,竟然有招募忠字舞学员的广告。

老三篇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有了,文革时期提倡老三篇是要“灵魂深处闹革命”,这句话也是从法国大革命来的,因为大革命要求改造人性,这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有社会性和阶级性,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人性可以改变。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认为人有固定不变的本性,人从小到大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有区别,改造人性的企图都是徒劳的,而且会把人变得更坏。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是毛泽东最著名的两个语录。阶级斗争在文革达到一个高峰,但阶级斗争在马克思时期就提出了。

“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从马克思开始的。

“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是哪里来的?这是马克思的专利。专政不是“文革”特有的,现在我们的宪法还写着“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我们的国体。它的本质还是专政,前面是修辞。居然还有很多法学专家要求落实现在的宪法。专政前面的定语不重要,关键是什么人决定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是掌权者。

文革时烧了很多书,烧了很多文化遗产,焚书是从秦始皇那里来的。毛泽东的诗里写到“劝君莫骂秦始皇”。毛泽东还是孔子的信徒,他并不否定孔子的君臣关系,他是批孔子太过温和。这说明文革里有来自秦政的因素,受到外儒内法的影响。

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法国总统邀请世界各国的人士参加纪念活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这有什么好纪念的,法国大革命建立在断头台上,结果造出来一个独裁者拿破仑。而攻占巴士底监狱则象征在砸烂旧世界。

综上,我们发现文革的的重要源头是秦政、法国大革命。

所以清理文革有两个方式,一个是保守主义,一个是宪政。

如果有宪政,毛泽东发动文革,就违反宪法,很快就被否定了,也就搞不起文革来。如果中国有法治,有人抓你上街游斗的话肯定会被制止的。还比如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决议,如果在议会制国家中,需要经过三读的话,肯定通不过。可惜中国既没有保守主义,又没有宪政法治,那么文革就畅通无阻了。今天中国这些都有了么?

在思想上用保守主义否定法国大革命繁衍来的文革,然后用宪政防止那些蛊惑民众的野心家,有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文革就很难再发生。

吳祚來:川普與習近平致辭裡有『兩個中國』

作者:吳祚來  
Rti 央廣 2026-5-19


2026514日晚,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舉行宴會,歡迎美國總統川普訪華。通過分析兩國領導人致辭內容,會發現雙方所描述的『中國』,是兩個而不是一個。在習近平致辭語境中,中美關係其實是中共政權與美國的關係;而川普致辭語境中的中國,則歷史悠久,從美國建政開始,就已然有深刻的關係。最重要的是,川普語境中的中美關係,主體是兩國人民之間的關係,不僅有政治與政府關係,更重要的是商貿關係與民間關係。在人文價值層面上,川普的表述尊崇孔子與美國人民的共同道德品格、價值追求;而習近平語境中的兩國關係起點,則與冷戰相關聯,背後是國際政治與地緣政治邏輯,當今中美關係仍然糾結在這一層面,並嚴重阻礙了兩國人民的民間交流、貿易與市場發展。因為政治因素促成了當年中共政權與美國建交,而今天,又因重大政治分歧,中共政權在國際反美軸心中扮演重要角色,加之人權侵犯紀錄昭彰,正在遭遇美國高端技術領域的制裁與產業鏈脫鉤。

一、『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本是所謂兩岸『九二共識』的關鍵詞,川普與習近平在宴會致辭中,居然也是如此踐行。習近平語境裡的中國只局限於當代五十多年時間,而川普視線裡的中國,則有近250年的歷史。

習近平在致辭中,將中美關係起點定在55年前的「乒乓外交」,強調「中美應該成為夥伴而不是對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讓美國再次偉大」可以並行不悖,提到尼克森、季辛吉與乒乓外交,主張「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並稱中美關係「只能搞好不能搞壞」。川普致辭則將中美關係上溯到250年之前,美國十三州獨立的時候:1784年,美國獨立戰爭硝煙剛剛散去,山茂召(Samuel Shaw,17541794)乘「中國皇后」號從紐約出發,抵達澳門,並赴廣州貿易。這位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傑出戰將、建國初期著名商人,後來成為美國駐中國廣州第一、第二任領事。川普隨之講到,來自美國的傳教士開啟了對中國民間教化與知識啟蒙歷史,特別為中國帶來了現代醫學觀念,建立了許多大學與醫院;川普特別提及的是,羅斯福總統將庚子賠款用於援助中國教育的基金,習近平的母校清華大學,就是這筆款項支持建立的『清華學堂』。

所以,即便在國際關係中,兩個中國是客觀現實:1949年建政後的中國,本質是黨國或中共國,而1949年之前的中國,無論基於道統與法統,並不屬於當代『中國』。

二、『兩個中國』在價值觀層面存在嚴重分歧

在歡迎晚宴的致辭語境中,川普與習近平所呈現的「中國」,其實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明敘事。這不是簡單的修辭差異,而是雙方對「中國究竟是什麼」的根本理解分歧:一個是人類傳統長河體系中的「文明中國」,另一個則是以政權邏輯為核心的「黨的中國」。

川普的講話,明顯把中美關係放回更長的人類文明史之中。他特別提到,美國開國元勳本傑明·富蘭克林曾在殖民地時期出版、傳播孔子的格言與思想。這個細節在許多中文媒體中被忽略,卻至關重要。它已不僅僅是「稱讚中國文化」,而是將中國傳統文明直接嵌入美國建國精神的歷史來源之中。富蘭克林本人尤其欣賞「道德自律」與「公共倫理」這類思想,美國建國時代的許多知識精英,都對儒家倫理抱有明顯興趣,早期美國主流媒體上,多有刊發孔子論語的內容,甚至報刊上的廣告詞裡也會以孔子名義來變相宣傳產品。

川普提及在美國最高法院東門浮雕上,孔子與摩西、梭倫並列:摩西代表信仰與律法,梭倫代表民主政治,孔子則象徵道德倫理與良知。這本身就昭示著美國政治文化對不同文明精神資源的開放承認,這種敘事讓川普能夠自然而然地將中美關係置於人類共同的精神遺產框架下,展現出歷史縱深感。

因此,川普話語中的「中國」,某種意義上是擁有悠久歷史的「文明中國」。那裡有孔子,有道德倫理,有家國秩序,有傳統價值觀。他所引用的中國符號,並非中共革命敘事,也不是意識形態術語,而是中國傳統文明中的文化象徵。某種意義上,川普尊重與推崇的中國,與中共治下的『中國』,同名而異質,中共之治是秦始皇加馬克思,是反孔子儒家的政治體制,文革結束後中共抬舉孔子形象,只是用傳統文化元素粉飾現實,用於大外宣,增加自己的合法性。

相比之下,習近平的講話則完全屬於另一種體系:他所代表的「中國」,本質上是「黨的中國」,即『黨國』。其講話重點通常圍繞國家發展、民族復興、戰略合作、穩定、安全、共同利益等政治性表達。這種語言體系強調的是政權合法性、國家治理能力,以及現實利益結構。

川普在致辭中,粗線條回憶了中美兩國人民的互助歷史:近代中國工人幫助美國修鐵路,現當代中國餐飲在美國超過五大快餐連鎖等。但他有意規避了二戰時期中美作為盟友的關係——駝峰航線等話題並未出現。因為那是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當時中共政權尚未成立。更無法談及延安時期中共《新華日報》與毛澤東本人對美國民主憲政的推崇、對華盛頓的敬愛,以及美國延安考察團與當時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共「農民特色民主」的看好與期待,為什麼川普講稿中無法看這些,因為中共完全悖離了延安承諾,那個時代對美國價值的宣傳,因此成為一套政治謊言。

結語

通過對比川普與習近平在這次宴會上的致辭,我們看到一個極具張力的對照:川普面對的是曾經的「文明中國」,他可以輕鬆引用孔子,因為孔子屬於全人類的精神財富;習近平即使身處中國主場,卻很難真正進入孔子的精神世界。因為他首先代表的是「黨的中國」——一個以革命邏輯、敵我鬥爭和國家機器為內核的敘事體系,傳統儒家倫理在這裡必須服從於現實政治需要,無法成為獨立的價值源泉。

這種差異,不僅僅是語言風格的不同,更反映了雙方對於「中國」本質的根本理解分歧:一個強調文明與人的精神傳統,一個強調國家與政治結構。前者讓講話充滿歷史厚重感與人文溫度,後者則更具現實操作性與戰略指向性。

它提醒我們:當我們談論中美關係時,不能僅僅停留在利益博弈層面,更需直面雙方對「中國」這一概念的不同文明定位。兩個中國並不是台灣或中華民國製造出來的,而是當代政治分裂導致的,其深刻的原因來自價值追求的分裂,一個中國源於傳統人文道德,與普世價值相融合,在台灣完成政治文明現代化,另一個中國已異變為紅色基因,既與中華傳統文明背離,也與普世價值相悖反。

作者》吳祚來  獨立學者,專欄作家。

消失了的一國兩制 | 第四章:(45)經貿辧的廢存 (46)雙重標準 (47)唔關我事!

 消失了的連儂牆 臉書 2026-5-7



消失了的一國兩制
第四章:(45)經貿辧的廢存
既已失去了作用,為何仍享有特權?

關於這起備受關注的「倫敦經貿辦間諜案」(或稱「袁松彪案」),這兩天確實在英國法院有了最終裁決。根據 2026 年 5 月 7 日(昨天)的最新消息,陪審團已裁定兩名被告罪名成立。
​針對你提出的疑問——「港府既然稱與案件無關,為何又支付律師費」,這確實是公眾討論中一個非常矛盾的點。我們可以從法律程序、行政責任以及案件定性這幾個層面來拆解這個邏輯:
​1. 案件的最新進展(截至 2026 年 5 月 7 日)
​裁決結果:倫敦中央刑事法院的陪審團裁定,袁松彪(Bill Yuen,經貿辦行政經理)及衞志樑(Peter Wai)「協助外國情報機構」罪名成立。
​刑期:法官已下令將兩人還押,預計在稍後時間宣判,該罪名最高可判監 14 年。
​控方決定:至於另一項「外國干預」罪,因陪審團未能達成裁決,控方已決定不申請重審。
​2. 為何港府支付律師費?
​儘管港府在公開聲明中強調此案與特區政府「絕無關連」,但支付律師費通常基於以下幾種考量:
​職務行為的法律保障:
袁松彪當時的身分是香港駐倫敦經貿辦的行政經理,屬於公職人員。在許多政府體系中,如果公職人員在「執行職務期間」捲入法律訴訟,政府通常有法律義務或行政指引提供法律援助,直到法院定罪證明該行為並非法律授權的職務行為。
​「機構身分」的延伸:
英國控方在庭上明確指出,袁松彪的行動是受經貿辦指使,將經貿辦視為「香港政府在英國的延伸」。如果港府完全不支付律師費,等同於在法律層面上先行「切割」並默認這些行為與機構無關。支付律師費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在法庭上支持被告辯稱「這只是正常的經貿辦行政工作」,而非間諜活動。
​官方立場的連貫性:
港府一直堅稱此案是「不實指控」和「政治操弄」。如果港府認定被告是清白的、是受到政治打壓的公僕,那麼提供法律支援便符合其「捍衛公務員合法權益」的官方敘事。
​3. 邏輯上的矛盾點
​這正是你感到不解的地方。這種做法在公眾眼裡形成了**「行為與言論的脫節」**:
​言論上:強調案件與港府無關,是被告的個人行為或英國方面的誣陷。
​行為上:動用公帑支付昂貴的律師費(據報導包含多位頂尖英國御用大律師),這暗示了被告與政府之間存在深厚的利益連結。
​總結來說:
港府的邏輯是「因為我們認為這是冤案、是針對經貿辦的攻擊,所以我們要幫員工打官司」;但法律上的結果(罪成)則反向證明了被告的行為確實涉及了非法情報活動。隨著案件定罪,未來這筆昂貴公帑開支的合理性,很可能會在香港立法會或社會輿論中引發更多質疑。
​這場案件的落幕,不僅是法律裁決,也對香港海外經貿辦的運作和法律地位帶來了長遠的衝擊。你認為港府在罪成之後,還會繼續資助後續的法律開支(如上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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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的一國兩制
第四章:(46)雙重標準
國安謬論害港人,同一理由失顔面!

這張圖片精準地捕捉了目前外交輿論上的高度對立。你提到的「雙重標準」觀點,正是目前國際政壇、法律界及民間評論這起案件時最激烈的辯論核心。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來觀察這種「國家安全」定義下的衝突與矛盾:
​1. 「國家安全」定義的權力爭奪
​這起案件形成了一個極其諷刺的對位:
​在香港:政府多次強調《國安法》和《基本法》23條是為了填補國安漏洞,任何涉及搜集情報、與外國勢力聯繫的行為都可能被視為「間諜」或「勾結」。
​在英國:英方這次動用的正是其新修訂的《2023年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英方法庭裁定袁松彪等人的行為(如監控、闖入、收集流亡人士資料)屬於**「協助外國情報機關」**,同樣是為了保護其國土上的居民安全。
​這導致了邏輯上的死循環:一方眼中的「正當執法」或「行政管理」,在另一方的法律框架下卻成了「間諜活動」。
​2. 雙重標準的爭議點
​你所感受到的「雙重標準」,主要體現在政府對**「法律程序」**的解讀:


消失了的一國兩制
第四章:(47)唔關我事!
政府官員變間諜,用公帑公私不分?

這張圖提到的,應該是前香港特首 李家超 曾回應一宗涉及倫敦經貿辦人員的案件時所講的說法。不過,單靠這張圖本身,其實有幾件事需要分開看,否則很容易被簡化成一句口號。
首先,香港政府為駐外機構人員提供法律支援,本身並不罕見。
如果涉案人士是在執行官方職務期間被拘捕、調查或起訴,政府通常會視之為「履行公職相關」而支付律師費。很多國家都有類似安排,因為駐外人員代表政府工作。
問題真正令人質疑的地方,通常有幾個:
案件到底是否真的與「官方職務」有關?
如果只是個人行為,為何要用公帑?
為何政府強調「與香港無關」,卻又高度介入?
這會令人感到前後說法矛盾:
一方面說不是香港政府參與的事;
另一方面卻提供法律團隊、外交協助、公開發聲。
使用公帑的透明度是否足夠?
市民自然會問:
花了多少?
誰批准?
有無上限?
是否符合既定政策?
其實這類爭議,在很多地方都會出現。因為一旦牽涉:
外交機構
國家安全
情報懷疑
駐外官員
政府往往會以「保護公職人員」為理由介入,但公眾則會質疑: 「如果完全與政府無關,為何政府投入資源?」
所以,你提出的疑問,核心其實是「政治責任與公帑使用是否一致」——這正正是很多人爭論的地方。
不過,到目前為止,外界能接觸到的資料仍然有限,很多細節未完全公開,因此很難百分百確定政府內部如何定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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