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3日星期一

黄雀行动中的故事5:安全屋

Finding心归何处🇨🇦🇺🇸 X
@Freedominc20631 ·Feb 15,2026

安全屋里的灯火,是流亡者隐入香港的烟火气。 如果说大飞上的轰鸣是生死时速,那么安全屋里的寂静则是另一种折磨。在黄雀行动持续的八年里,香港的大街小巷隐藏着数十个这样的秘密坐标,它们可能是西贡荒废的村屋、深水埗破旧的唐楼,甚至是闹市区里香火缭绕的教会偏房。 1、众生相:书生与古惑仔的“同居”生活 安全屋里最奇特的风景,是阶层的彻底粉碎。 想象一下,一位曾在钓鱼台国宾馆指点江山的智囊(如严家其),或者是在天安门广场指挥千军万马的学生领袖(如柴玲),此时正蜷缩在西贡一间只有几平米的潮湿村屋里。而负责照料他们饮食、甚至陪他们打牌解闷的,可能是一个满身纹身、只会说蹩脚普通话的古惑仔。 江湖的温柔,负责接应的黑帮成员被大佬叮嘱过;这些是读书人,要客气点。于是,这些平时刀光剑影的汉子,会笨手笨脚地买来叉烧饭、菠萝包,甚至帮他们去报摊偷带一份《华侨日报》,那时候还没有《苹果日报》。 书生的焦虑: 安全屋里的纪律极严,严禁靠近窗户,严禁使用电话,严禁踏出门槛一步。 对于这些习惯了发表演说的学生来说,这种物理上的静音几乎让他们发疯。 2、朱牧师的电话 当时的支联会核心成员朱耀明牧师,是安全屋的总协调人。他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管家。 心理抚慰: 很多受助者刚到香港时处于严重的PTSD(创伤后压力综合征)状态。朱牧师不仅要解决他们的签证,还要安抚他们的情绪。 繁华的折磨: 很多安全屋就在繁华的湾仔或尖沙咀。受助者躲在窗帘后,能听到楼下车辆经过的声音,能看到维多利亚港的霓虹灯,甚至能闻到街边牛腩粉的香气。这种触手可及的自由与不得出门的禁足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窗外是正在疯狂赚钱的香港,窗内是前途未卜的流亡者,一个屋檐下,两个平行世界。 3. 消失的邻居:谁在保护,谁在监视? 在安全屋周围,其实布满了看不见的防线: 政治部的眼线: 香港警队政治部(SB)会派驻便衣在附近巡逻,不是为了抓捕,而是为了防止内地特工跨过边境进入执法。 沉默的契约: 有些邻居其实察觉到了这些“生面孔”,但在那个时代的香港,大家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没人报警,没人打听,大家都在帮这个城市守护这个公开的秘密。 4. “梦游者”的公文包 每隔几天,那个外号叫“梦游者”的法国领事蒙塔涅,会提着那个磨损的皮包出现在安全屋。 当他打开皮包,拿出那枚代表法兰西共和国的印章,在那些临时通行证上重重压下去时,安全屋内压抑的空气才会瞬间松动。那是通往世界”的入场券,也是这些流亡者与中国彻底切断脐带的时刻。 安全屋,是黄雀行动中最具温情的一环。它证明了,救人不仅仅是带离险境,更是提供一份能让人在恐惧中喘口气的尊严。在这个小小的方寸之地,香港人用最常见的叉烧饭和最严密的沉默,保护了那个时代最脆弱的火苗。 但是,2019年,内地对香港反占中运动的不理解甚至是嘲讽,伤透了香港人的心!

冬奥会收摊了,围观下刘美贤和谷爱凌的讨论

陈小平  X
@xchen156  


周末,在家里等着即将到来的纽约的最大一场暴风雪,顺便说说围绕冬奥会的两个华人金牌得主热火朝天的讨论。
1. 谷爱凌“双国籍”问题在美国这不是问题,但中国那边要被检视。因为北京在这个事情上涉嫌“无法无法”。北京的国籍法明确拒绝双重国籍,而且这种行为放大了世界舆论对北京蔑视法律的固有印象。
我目前没有找到中国详细关于谷爱凌是否有中国国籍问题的官方说法,谷爱凌女士在这个问题上也打太极,一直拒绝说明她的国籍情况。
德国之声的报道说,她的名字并不在美国国家档案局放弃国籍人员的名单上。
41条规定:应该可以说权威性的国际奥委会认定谷是中国国籍,而且,面对两个国籍参赛的谷,她选择不代表美国而代表中国参赛。
德国之声报道说:国际奥委会网站德语页面在2021年1月一篇题为《关于谷爱凌,你不知道的5件事》的文章结尾提到,谷爱凌是“双重国籍”。但是,这与中国法律相冲突: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2, 刘美贤代表美国奥运夺冠与谷爱凌代表中国出征先当“收银员”后夺金牌的事情被舆论热议。有一种声音认为,这事只是体育,不该放大政治意思。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个体育运动,跟政治没有关系,这种看法似乎只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我认为奥运会是重大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角斗场之一,不过这次看起来比较风平浪静。
在当今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国人代表英国参加比赛与美国人代表中国比赛,舆论可能反映完全不同。
几年前,只是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这个级别的媒体人称谷选择代表中国“愚蠢”,而没有政治人物出来“说三道四“,这一次,美国副总统万斯上场,而且说了一大堆: “我确实认为,一个在美国长大,受益于我们的教育体系、享受着让我们这个国家成为伟大之地的自由和权利的人,我更希望他们代表美国参赛。所以,我会支持美国运动员,我认为这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同自己是美国人。这就是我在本届奥运会上支持的运动员。”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讲话就不客气了,直接就说她出卖了美国,而几年前,美国这个级别的政治人物可能对谷爱凌代表哪个国际参加奥运会没有这么大的兴趣发表高论。
此外,谷爱凌这样级别的公众人物的行为并不能证明她将政治与体育区分。她只对中国批评政治保持谨慎距离,这点很像不少中国人,而对美国政治问题她完全没有距离感,这一点她又很像不少美国人。例如,她这次批评川普总统时比较勇敢,甚至她简单地认为,“很多运动员都会为其他国家比赛……唯独我这么做,人们就有意见,因为他们把中国看成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就是讨厌中国。”
我认为她这种口无遮拦行为,不是拉大了政治与体育的距离,而是缩小了之间差距。
3。有一种观察认为,这次冬奥会,在围绕华人两位金牌得主谷爱凌(批评多)和刘美贤(赞美多)中出现的尖锐对立不利于在美国本来就人数太少的华人的团结。华人少,选民板块影响力有限,加上北京渗透,海外华人意识形态对立等,这都不利于华人板块团结和力量放大。
虽然我认为谷选择代表中国出征,加之她说的肩负两国重任等,这都是她的自由,但我认为,但在当下美中关系情境之下,她这个影响巨大的公共人物的选择不是推进了海外华人的团结,而是加剧了海外华人的分裂。因为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选择:作为美国人要二选一的时候,你选忠诚美国还是忠诚中国?
前些天帖子,我提及当下美国需要的是美国爱国主义,这是刘美贤这次让美国人刮目相看的原因。她代表了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对美国的忠诚和美国爱国主义,相比之下,作为美国人的谷爱凌代表中国出征,从万斯的委婉批评和财政部长贝森特的尖锐批评背后,让我看到了华盛顿对一些海外华人对美国忠诚度的担忧,这种看法对美国华人的生存环境相当不利。
说白了,海外华人的团结,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你生活在美国,你究竟忠诚谁?

2026年2月22日星期日

施化:别担心美国总统犯错,中国却不然

 施化的博客  2026-2-22


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常识:人都要犯错误,包括总统或最高大法官。神不会犯错?也难说。古希腊的众神常常犯错,中国古代神话比如西游记里的神,犯错也家常便饭。说到犯错,还有另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常识,那就是:人在犯错的那一刻,并不意识到自己错。所有错误都是在坏事后方才发现的。问题在于,一当发现错误,大小损失都早已铸成,后悔莫及。虽无法一一细数各类损失,但可以肯定,其中最大的损失,就是损害犯错误的人自己。


可惜最后的这句话,不一定得到多数共识。因为一般人眼中,犯错误致使最大伤害的是其他人,本人的损失算不上。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判。因为只有在大众心中树立起一个观念,即任何人一旦犯错,受害者首先是自己,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发生率。人嘛,天生趋利避害,为避害而小心何乐不为?当一个人在开始行动之前提醒自己,万一错了将要由本人承担损失,便会三思而行,避免出错。比如买股票,用自己银行的钱而不是别人的投资,就小心得多。除非一种情况,即所有损失全部由别人承担,老子概不负责。听起来似乎没道理,但这种事情天天在发生,尤其某个大国。例子多得实在举不胜举。


前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以6比3裁定,川普的全球性关税措施违宪。裁定书由首席大法官罗伯兹(John G. Roberts Jr.)撰写,认为川普总统去年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加征关税之举逾越权限。裁定书写道:“总统声称拥有单方面实施关税的非凡权力,且在金额、期限与范围上皆不受限制。 鉴于这项权力主张之广加上历史背景与宪法脉络,他必须找到国会明确的授权依据,方能行使这个权力。”裁定书指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内未提及关税,法律条文里几乎也找不到任何内容可授权如此大规模的关税课征,川普作法违反“重大问题原则”(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这是美国最高法院近年阐明的一项原则,主张凡总统对经济或政治影响重大的行动,都须获得国会明确授权。裁决一出,举世哗然。


这就是美国三权分立的功效所在。美国政体的设计初衷就是“不相信任何人”,所以建立了一套极其繁琐甚至有时显得低效的防御系统,确保即使总统“发疯”或“犯糊涂”,国家也不至于瞬间脱轨。总统(行政权)并不是唯我独尊的,他身边有两双眼睛盯着:一,国会(立法与钱袋子)。总统想推行新政?国会可以不给钱(预算审批)。总统想立新法?国会可以不投票。即使总统动用“否决权”,国会只要有三分之二多数,还是能强行推翻总统的决定。二,法院。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如果违反宪法,联邦法院有权直接宣布其违宪无效。这就像是一场比赛中,裁判可以直接吹掉球员的进球。

 

此外还有弹劾机制。如果总统涉嫌违法乱纪,众议院可以起诉(弹劾),参议院可以审判并解除其职务。第25条修正案也是为此设计的,如果总统因为精神或身体原因“无法履行职务”,副总统和内阁成员可以联手暂时剥夺他的权力。最后的防线当然是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只要选民觉得总统犯了错,四年后(甚至两年的中期选举)可以通过选票让他变回普通人。



假如还不放心,自由媒体成为最后一道屏障。美国宪法设计了“第二修正案”,保护每一个反对者的发言权。总统的一举一动都在聚光灯下。一旦犯错,媒体的口诛笔伐和调查记者的深挖,会迅速将民调拉低,这种政治压力会迫使总统及其团队调整方向。


回到前面例举的美国最高法院叫停总统关税案,把来龙去脉理一遍以后就会发现,这一裁决,其实并没有干扰或取代总统行政权。其意义在于,指出了川普总统根据紧急权力法案加增的全球关税,法理依据不足,仅此而已。且并没有撤销总统的关税权,禁止继续加关税和退还已增税款。大法官阿利托还在意见书里建议,可以根据其它法案合法增税。总之整体上没有扰乱总统的全球经济战略,也没有引起市场混乱或国内政治动荡。只相当于暗示,有我最高法院把关,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安全的,别担心。暗自窃喜的人想多了。


总结:人们不必担心美国总统犯错,因为这套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假设总统会犯错的。


问题转回中国。中国人担不担心领袖犯错?太担心了。不光持不同政见者担心,老百姓担心,连统治阶层内部,局内人也担心。因为历史教训太沉痛,中国的领袖不但容易犯错,错了无人能纠正,并且犯错误的结果,会让整个国家十几亿人,全部受牵连,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


远的就不说了。比如抗美联苏失去二十年发展机会;大跃进人民公社导致巨大灾难和死亡;文革十年陷于崩溃边缘;军队镇压北京的抗议市民引发几十年民怨;等等,都拖累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后腿。更有甚者,中国目前的状况,比如人口锐减,经济停滞,失业率高企,消费欲低迷,投资信心消失,人才资金外流,以及与世界的紧张关系等,无一不源自领袖犯错,况且仅仅一个或几个人的错(其中包括推举今上上台的)。


只要是思维理智和头脑清醒的人,都会产生一个不可避免的疑问:这一切是怎么来的?


我猜想大致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从根本观念上相信人不会犯错,至少决策者我不会犯错。继而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设计出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制度建立在盲目自信的基础上。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基础就建立在假设人的无知上。苏格拉底说,我的最大智慧,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无知者无畏,必然犯错。东方哲学却不卖这个帐,把圣人和天子假定为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预设好人不会犯错。东方人还信奉暴力和强权,棍棒底下出孝子。可惜无论暴力或强权,都需要绝对权威,不可显露自己的低智和无知,否则权威倾刻坍塌。


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虽然名字都叫政府,但完全是两样不同的东西,性质不同,结构不同,效用也不同。最大的特性差异就是,一个僵硬,一个灵活。僵硬表现为,不准质疑,不准改动,哪怕犯错也不承认,不光不承认,还拒不负责。用下一个错误掩盖上一个,用替死鬼替罪羊承担责任和损失。灵活的表现就多了,不光是四年一换的任期制,三权分立,还有众多的反对派反对党经常较劲,让你不能安稳过日子。


可是僵硬也有僵硬的好处啊,有人会说。大家都期盼稳定,这不就是维稳吗?错。即便按物理学原理,也没有所谓坚如磐石的稳。世界是由各种不同物质产生的力相互作用形成,在某一时刻达到平衡,然后才有稳。稳总会被打破,然后再平衡;再打破,再平衡。


但是,并不人人都喜欢动脑子思考深层次问题,太烧脑太累了,还是一夜变天最爽。变出一个什么样的天呢?谁知道,说不定会好一点。


2026-02-22


柴静对话梁中堂:一项危害人民的“国策”怎么能走了几十年?

柴静
转自独立中文笔会 2022-2-22


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一胎化政策时,30岁的梁中堂就公开表示反对。他预警这一政策将造成养老危机、劳动力匮乏和人口老化,并提出说“未来你们想让人们多生,至少会像今天想让人们少生一样难”。近40年后,当预言成为现实,他感慨:“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一个民族的弯路来证明我的正确,其实是一个很伤感的问题。”

梁中堂提出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曾得到胡耀邦、赵紫阳的关注。1984年他给胡耀邦写信反映计划生育“长期建立在与群众对立的基础上,违背客观规律”,这封信获得批示要求测算。1985年,山西翼城县成为他方案的试点,五千个独生子女家庭的数据竟是虚假的统计。试点实施后异常平稳,1985-1991年翼城平均生育率2.158,低于全国水平。但这个试点从未得到推广机会,梁中堂说:“我领着几个人在北京待了五六天,连王伟(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在不在北京都不知道。”

https://youtube.com/watch?v=Mros72lMndo%3Ffeature%3Doembed%26wmode%3Dopaque

1989年后,翼城试点被称为“赵紫阳的试点”。在1990年的学术会议上,梁中堂公开反驳:“翼城实验是1979年我提出的学术观点与实践的结合,不能因为政治风波就把赵紫阳参与的所有事都否定了。”他坚持邀请媒体到翼城调查,自印书籍寄给软禁中的赵紫阳作“交代”。2012年他撰文称《计划生育法》是“中国法学的耻辱”,并当面将这本小册子送给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珮云。他说:“我把一生的生命给了它(计划生育),然后发现它应该是一个废弃的(政策),所以最有资格(要求)废弃它的就是我。”


制度的笼子与反思的缺失

梁中堂认为计划生育的根本问题不在一胎或二胎,而在于政府干预生育本身:“生育权是国际公约共同确定的,公共部门不该干预。”他又批评当前鼓励生育的政策仍在重复当年的错误:“现在许多宣传和1979年提倡一个孩子一模一样,那个氛围和感觉都一模一样。”

梁中堂的大部分著作只能在小出版社出版,但他说:“我还能够自由地发表我的看法和认识,只有这个享受就够了。”从1985年起,翼城老百姓每年给他寄小米,他吃了40年。他认为自己的价值是“历史中有记录显示,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思索过、反思过、反抗过”。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他坚持:“生育率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中国应该考虑的不是直接的人口政策,而是持续改革,让市场经济释放人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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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8, 2026 柴静播客

1979年,中国刚宣布实行一胎化政策,30岁的梁中堂公开说“不!”他预言了今天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说“未来你们想让人们多生,至少会像今天想让人们少生一样难”。四十年后,当中国由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78岁的梁中堂说“不!鼓励也是管制,政府应该公开否定计划生育,彻底退出私权领域” 梁中堂教授在1984年上书胡耀邦,在山西翼城建立允许农民生二胎的试点,证明只生一个毫无必要,社会代价极高。1989,高层称之为“赵紫阳的试点”批判,他捍卫它存在30年。2014年,他把《一部恶法:论计划生育法》当面送给了前计生委主任彭珮云,说"我把一生都给了它,最有资格否定它的就是我。“ 这是一个人对一项国策长达40年的挑战。面对位高权重者,他说,”真理更强大“。 00:00 我在央视从未碰过”计划生育“主题 00:52 【预言】 梁中堂说这样的政策“农民根本没法活” 02:39 【质疑】 他的发言被指责与党的政策“唱反调” 。 05:26 【争议】 宋健团队引入控制论预测人口将暴增。梁中堂致信《人民日报》:“知道你们不会刊发,但请存着我的稿件,让历史知道有过不同声音” 。 09:19 【决策】 陈云:“再强硬一点,明确规定只准一个” 09:40 【代价】她看着我,什么都没说,但我忘不了她的眼神” 15:29 【上书】 胡耀邦、赵紫阳批示没人落实。 21:23 【风波】 信中要求赵紫阳“取消试点” 26:48 【捍卫】“你这样说就是正面对抗了?”“我必须伸张我的正义“ 33:33 【溯源】计划生育概念源自毛泽东。 37:25 【数据】 官方长期维持的“1.8”生育率是计生部门“拍脑袋”的政治数据 。 41:51 【对质】 当面送给彭珮云《一部恶法》:“最有资格否定计划生育的是我” 45:40 【警告】”鼓励生育也是干预,很多宣传与79年一样“ 49:20 【评价】作为临汾人,我写给梁中堂的信 50:03 【结尾】 人不是蚂蚁,历史会记录我们这个民族思索过,反思过,反抗过 本片主要内容均来自梁中堂教授一手研究史料,他揭示了中国人口政策剧变背后不为人知的政治博弈,以及“计划生育”的根源所在。感谢他留下这段口述史,片中涉及到其他相关当事人如愿接受访问,也欢迎联系我。 特别感谢: 张淑伶

中国对台湾和日本的强硬态度遭到反噬

2026-2-22  Jinhuasan的博客


曾在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担任政策职务长达37年的泰德·加伦·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于今日2026222日凌晨12:03 在《美国保守派》杂志发表评论:中国对台湾和日本的强硬态度遭到反噬。请读他的评论:

202510月,当保守派人士高市早苗成为日本执政党自民党(LDP)的新任总裁和首相时,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显然对此感到不满。当高市早苗公开表示强烈支持维护台湾事实上的独立时,中国官员更加恼火。北京视台湾为叛离省份。在11月的一次国会辩论中,她被反复问及日本应如何应对假设的台湾"安全突发事件"。令大多数观察人士惊讶的是,高市早苗一改东京长期以来回避该问题的惯例,表示台湾引发的军事危机将构成对日本的"生存威胁",可能触发集体自卫和日本军事介入。

习近平主席领导的政府对此予以猛烈抨击和威胁。北京对日本企业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制裁。中国海警船被派往钓鱼岛/尖阁诸岛附近海域巡逻,东京和北京都声称对该岛屿拥有主权。去年12月初,日本和中国船只在该海域发生了一起不愉快的冲突。

然而,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日本选民会否决他们的新首相及其对北京毫不妥协的立场,那就大错特错了。高市早苗冒险在二月初提前举行大选,结果对她和她的政党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政治胜利。自民党及其小联盟伙伴赢得了众议院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这无疑是对其政策的有力支持。

这并非习近平及其同僚第一次推行笨拙且不顾民意的政策,最终给北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020年,中国当局对香港实施了一项严苛的新国家安全措施。根据北京在1997年与香港前殖民统治者英国签署的条约,香港本应享有50年的自治权和自决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公然践踏行为,引发了远超香港范围的强烈反响。北京在2024年收紧原有的安全措施,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看法。本月,传媒大亨黎智英被判处20年监禁(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这实际上等同于死刑),这只是中国在世界各地激怒反对派的最新案例。

早在2014年,我就指出,中国领导人无疑可以在香港赢得政策上的胜利,并成功地将他们的意识形态意志强加于人,但从长远来看,地缘政治代价,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将是巨大的。在北京于前一年强行在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之后,我在2021年再次发出了这一警告。中国的霸凌策略尤其疏远了台湾的公众舆论,扼杀了台湾与大陆达成政治统一协议的任何可能性。

曾经,人们一度对台北和北京之间可能出现逐步和解抱有相当乐观的预期。从2008年至2016年,温和派国民党成员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奉行对北京采取和解政策,这与他的前任陈水扁截然不同。陈水扁是首位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民进党成员,其政策强硬。在马英九的两届任期内,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蓬勃发展,旅游业及其他方面的互动也日益频繁。

然而,中国大陆官员开始向马英九施压,要求其做出更多让步,这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强烈政治反弹,尤其是2014年加入太阳花运动的年轻一代。太阳花运动倡导提高政治透明度,并推动其他改革以减少腐败。太阳花运动人士还指出,国民党政府过于顺从北京的目标,而没有捍卫台湾的重要利益和价值观,抵制中国大陆的压力。

这些动荡的政治因素共同促成了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在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然而,面对民进党在民主体制下重返执政,中国大陆领导人非但没有保持冷静,反而以最严厉、最具煽动性的言辞谴责蔡英文。北京方面也恢复了陈水扁执政时期奉行的政策,试图在外交上孤立台湾,并在军事上威慑台湾。中国大陆加大了力度,试图促使少数几个严重依赖台湾经济援助、仍与台北保持外交关系的小国转而与北京建交,其中10个国家在陈水扁执政期间就这么做了。在军事方面,中国大陆增加了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的频率和规模。

正如北京镇压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未能动摇台湾民众支持绥靖政策和统一一样,中国大陆对蔡英文政府的胁迫措施也适得其反。她在2020年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连任,民进党也首次掌控了立法院。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持续镇压,增强了台湾政治领导人的吸引力,他们坚称绝不会让台湾遭受同样的命运。

事实上,现任台湾总统赖清德的政府比蔡英文的政府更加强硬。东亚问题学者、国防优先智库亚洲项目主任莱尔·戈德斯坦指出,与蔡英文试图低调行事、淡化台湾独立地位的主张不同,"赖清德通过一系列演讲,为台湾建国辩护,从而走向了正式独立。" 事实上,赖清德在其首次全国讲话中几乎全部篇幅都在阐述台湾的主权权利。正如一位台湾知名专栏作家所指出的:"台湾总统从未像这次一样,用整篇演讲清晰、逐条、毫不含糊地阐述台湾毋庸置疑是一个主权国家。"

然而,中国大陆的决策者们再次以明显缺乏委婉的方式回应。2024年赖清德当选总统仅几个月后,中国大陆军队就针对台湾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同年晚些时候,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2025年全年,中国大陆的军事活动规模和频率再次增加。2025年末,更是举行了更具威胁性的演习。

中国大陆的强硬派似乎无法吸取教训,即霸凌策略只会适得其反。目前,随着民进党腐败和威权倾向的证据越来越多,赖清德在国内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国民党在下次选举中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很大。事实上,民进党可能会重蹈国民党在2016年大选前夕的覆辙,遭遇类似的急剧衰落——而且原因也类似。但即便存在这些因素,北京的粗暴行径或许仍能帮助民进党长期执政。

此外,即便国民党的大多数成员,尽管他们主张与北京保持不那么对抗的关系,但也强调他们对在共产党控制下的大陆统一毫无兴趣。事实上,国民党为了安抚北京而愿意做出的政策让步是有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需要对台湾民主政治体制内政策选择的性质和范围有更现实的认识。台湾民众并不支持软弱无能的绥靖政策。

不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策者似乎对台湾和日本的这些现实情况一无所知。事实上,北京强硬路线的最大政治受益者是台北和东京的反华鹰派。中国政策精英们需要认真反思一下他们目前对北京邻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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