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5日星期三

蘇暁康:財散了、人沒了、國瘟了

作者臉書 2026-3-25


【按:胖東來「財散了」,「人沒了」指張雪峰,這人說過「打台灣我捐五千萬」,跑步時猝死,他們都是精英,本質上都輸給了國家,有人想當皇帝的那個體制。如今精英有各色各樣的下場,「人沒了」的樣式也是各色各樣的,有的沒了不是死了,而是「沒」到牢裡去了,如任志強,他財也沒了;還有孫大午,人財兩空;蔡霞則是「沒」到海外來了,不逃也得「沒」到牢裡去;但是也有很多比孫大午機靈的,沒到海外來把財也帶出來了,大概是運氣最好的一群人。】

一、全球政治精英的整體失敗
習近平「稱皇」得呈,乃是借力使力,既借了前兩任核心(江胡)之「扶上馬再送一程」,也借助西方大財團、政客(總統首相)、國際組織(聯合國、世貿、世衛)的暗暗相助,如今「大家都是胡錦濤」,要當眾被羞辱,中國的崛起,是全球政治精英的一次通力合作,如今也只有大夥兒一道吞嚥惡果,「聯合禦敵」從來沒有「聯合分贓」那麼容易,歐美又從來都是「本國利益第一」的國策,加上政客們眼裡只有選票,餵養選民的錢哪兒來?反省「中國崛起」的造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十七年前,二〇〇五年,在国际视野里的最大新闻,是「中国崛起」,其最初信号来自两本英文周刊。
封面上章子怡笑容可掬,背后衬着万里长城和上海东方明珠塔,两件中国的标志性建筑。2005年5月初,最新一期美国《新闻周刊》推出封面故事:《中国的世纪》(china's century ),用21个版面进行密集报道,从商业、教育、电影等多个角度解读当今中国,它明确阐释就是:中国的崛起已不再是预测,而是事实。但是这个特别报道是留有余地的,以「未来是否属于中国?」为总题,因为崛起的含义,只在经济层面。
比如,中国激活世界经济。数字表明,中国一切都很大,有13亿人口,是世界最大的煤、钢铁和水泥生产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这样一个经济体,为全世界带来了明显和惊人的利益,特别是对于美国,廉价的中国产品,在上个世纪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超过6000亿美元,更有一种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使全世界经济免于萧条。
二、政治疏离
河北大午集团被毁,跟"蚂蚁被踩",不是一回事。孙大午有"中产阶级"发声欲望,才是肇祸之因。但是弔诡在于,中国整个中产阶级(民营企业家),三十年来惧怕躲避政治,不敢发声,才种下今日祸端。我跟朋友们多次议论,经济起飞三十年,毁了山河、坠了道德,唯一积极的是,创造了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却不敢申权,拼命外逃;现在还有能力改变中国的,只有两种精英:体制内变革力量和企业家,前一种看不清,只剩下后一种。借大午事件,再引黎安友教授的分析,摘自『中国中产阶级谜题』。
三、东亚病夫
中國精英弱冠而早死,其實是個老故事了,它跟一頂帽子有關,上百年也摘不掉。
1905年,小说家曾朴著《孽海花》,用笔名"东亚病夫",以示"病夫国之病夫",躲避政治迫害。旋即西洋人用"东亚病夫"一词,从上海英文报上《字林西报》开始的,甲午战后他们发现:"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此亦启发如椽大笔梁启超作如是说:"而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
早在1999年,全国人大环境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就有惊人之语:
中国最适合的人口数量为七亿左右,最大(极限)人口量为十六亿左右,超过这个数量,就会发生全面崩溃。
然而,人不是一堆数字,而是生存质量,即"幸福指数",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即使没有,也可以用另外的数据来显示,比如2012年马云说:"我们相信十年以后中国三大癌症将会困扰每一个家庭,肝癌,很多可能是因为水;肺癌是因为我们的空气;胃癌是我们的食物。"
路透社说,中国三十九个主要北方城市的空气质量远远超过政府制定的标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预测,如果碳排放不减,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平原,将成为死亡区域,最迟2070年前不宜人类居住。燃烧含有放射性元素的煤,灰尘带电,五十万年不会落地。
中国的大河总长约5万公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其中百分之八十已不适合鱼类生存。长江生态系统已经崩溃,原有175种特有物种,一半以上找不到了。黄河的许多河段等于是死河,里头满是铬、镉以及其他来自炼油厂、造纸厂和化工厂的毒物,不仅不适合人类使用,甚至也不适合灌溉。
据2013年中国最新国情报告,全国每年死于尘肺病估算约5000人,每年约有13万人死于结核病;每年约有20万至30万显见的先天残疾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总数高达80万至120万;每年有将近一百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四百万白血病人,百分之五十是儿童;两千万尿毒症患者,两百万在做透析;一年近五百万人得上癌症,近三百万患癌而死。还有一种统计,称为"数以亿计"的疾病,列表如下:
肝炎患者,超过一亿;
肾病患者,超过一亿;
痛风患者,接近一亿;
糖尿病患者,超过一亿;
关节炎患者,超过一亿;
精神病患者,超过一亿;
心脏病患者,超过一亿;
癌症患者,超过一亿;
甲状腺患者,超过二亿;
高血压患者,超过三亿;
结核感染者,超过五点五亿;
艾滋病患者,可能超过一亿;
…………
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至1.18。这是双重的"超低生育率"和"少子化"危机。未来中国人口每过一代(约30年)减少百分之四十五,三代(约90年)减少百分之八十三,五代(约150年)减少百分之九十五,十代(约300年)减少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五,也就是说,一两百年内,中国新生儿数量退回到五千年的水平;三百年后中国剩下不到400万人。中华民族衰退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濒危弱小民族。这是2013年出版的《大国危途》一书的结论,作者刘忠良,他对中国人口崩溃式萎缩发出警讯。
首先是中国劳动力从2013年开始加速萎缩,2028至2038年将减少1200多万,再伴随产能过剩危机,经济将面临长期的低迷,中国将未富先老;对绝大多数农民和占城市人口多数的中低居民来说,未来他们将又穷又老,缺少儿女,生活在一个又老又穷的可悲社会。
长期超低生育率、"只生一个孩子"所衍生的"四二一"家庭,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倒金字塔"结构,将给未来中国带来沉重的养老压力,政府对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必定增长缓慢或下滑,让老人生活更加凄凉。
另有一份 "大数据"显示这些人口的财产分配,令人触目惊心的:据央行公布,截至2018年7月全国住户存款余额只有68万亿。50多万亿掌握在1千万人手里,余下10万亿,掌握在3亿人手里,剩下8万亿,掌握在10亿人手里。大约区间是,有1千万人,存款500万以上;有3亿人,存款3万多;剩余10亿人,人均存款8000。
民间出现一份"保财保命攻略":
1、开启司马懿模式,弃奢入俭,低调做人,熬赢别人就是胜利;
2、留有一亩三分地,大不了回家耕田,总不是先饿死有田人;
3、国内很多企业在越南、印尼有分公司,有技能的去应聘出国工作;
4、面对疾病,要看看印孟方面有没有廉价的彷制药……。
一带一路变死局了,中国模式成笑柄了,雄安新区搁浅了,渤海经济带不提了,上海自贸区消停了,海南自贸区变忽悠了,西部大开发过往云烟了,东三省人再次背井离乡了,2025中国制造被逼下架了。中国的政治格局,更加恶化,治理新疆化、经济东北化、外交朝鲜化,"经济起飞"的一点家底,快折腾光了,没有纠错机制,任形势向最坏的方向发展,撞到南墙也不回头。
据说,中国可能起码有办法养活自己到21世纪中叶,但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数据显示,即便加速转向工业化以及大型水利工程建筑,中国也只能很惊险地与灾难擦身而过。这种极端的困境,使得中国格外脆弱。一场大洪水或大干旱,或作物病虫害,都可能让中国的经济体系崩溃,而中国的庞大人口,亦令国际社会或其他国家无力援救……。
歌手周云蓬有一首《中国孩子》唱道: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
  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
  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
  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
  爸爸变成了一筐煤,
  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
  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
  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友谊宾馆大火,288名孩子丧生。
  2005年6月10日,黑龙江沙兰镇洪水,88名小学生丧生。
  2003年6月10日,四川成都三岁的小女孩李思怡,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被活活地饿死在家中。
四、中国由盛转衰只需30年
地理生物学家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指出:中国百分之十的年增长率:"各种环境问题皆导致巨大的经济代价、社会冲突和健康问题,其中某一个单项都足以引起中国人的严重关切。但是以中国巨大的人口、经济和区域,其环境问题势必不止是个国内事务,而将泛溢到世界其他地方,凡是与中国分享一个星球、一个海洋、一个大气层的皆将渐次受到影响,亦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将全球化。"
短短三十年,东亚最丰腴的这块江山,已经残破不堪。2014年春凯迪网络上有一个帖子,罗列了一些数据,触目惊心:
2006年国家划下"18亿亩"耕地保有量的红线,为不可逾越的粮食安全底线,而中国实有耕地总数就是18亿亩,其中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达3亿亩,占17%;20%的用粮靠进口;
建国初期拥有112亿立方米森林,到今天只剩余12亿,仅够维持6年;除西南、东北及天山山脉等地还保存有少数的原始森林外,其他地区的森林全部退化;
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367万平方公顷,占国土面积38.2%,每年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在不断扩展;沙漠正在逼近、包围北京,只剩下不足70公里,迁都就在眼前;
九十年代全国有两万七千万多条河流死亡,整个西北、华北已无一条常流河;中国七大水系全部严重污染,全国有3.2亿人飲用不安全的食水;淮河已被称为"死亡之河",长江在十年之内,水系生态濒临崩溃;
全国大范围、大面积空气不达标,数以亿计的人口暴露在严重污染的空气之下;每年导致35万至50万人过早死亡;2010年120余万人死于空气污染;
中国煤炭剩余储量900亿吨,可供开采不足百年;石油剩余储量23亿吨,可供开采14年;但是中国耗能高、效率低,2012年消耗全世界20%的能源,单位GDP能耗是全世界平均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
"中国由盛转衰只需3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DE),针对中国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展开一项研究,得出这个结论,它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达到顶峰,然后到2060年左右会再被美国赶超。中国生育率仍远低于其更替水平,这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也开始萎缩。中国15岁至60岁群体的人数在2012年开始下滑,预计还会进一步降低。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劳动力将下降约四分之一。到21世纪30年代左右,中国经济必然赶超美国,但在此后,由于人口老龄化,中国经济增长将开始减速。
中国目前最大的对手,是东南亚与印度的约二十亿"农民工",他们比中国农民工更廉价、更年轻、素质更高,很大一部分能说英语。在马来西亚,一个二十来岁高中毕业的印尼籍佣月工资不到1200马币,即不足2000元人民币,英语流利的菲佣月工资在2500元人民币左右。周边国家年轻劳动力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与中国农民工一样,马国无需负担他们福利;而且,这些国家没有严密的网络防火墙,包括越南在内,所有东南亚国家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随便上;这些国家"民主宪政"不是敏感词,没有那么频繁的删贴封号;这些国家的执政者不管好歹都得靠竞选上台,连缅甸都"选举"了。
整个地球当前只需要五亿人从事低端制造业。一旦东南亚与印度二十来亿人口中,有四五亿人真正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国的产业向外转移将势不可挡。由于中国的劳动法、驱赶大城市低端人口、一刀切的环保风暴、高税收、产权人权保障不力、各种运动式执法、土地垄断导致的社会综合成本上升等等因素,将加速中国产业外迁的速度,而使失业风暴更加猛烈。
五、智力题
一、焚尸炉
上个世纪纳粹发明了"高科技杀人"的焚尸炉——灭绝犹太人的所谓"最后解决",瓶颈是一个"杀人速度"的技术问题,奥斯威辛创造过一天毒死六千人的纪录。
武汉运来四十台医用垃圾焚烧炉,也叫移动式焚化炉,据称每台一天可烧三十尸,四十台可处理处理1200具尸体,据说中共准备了一百万台,每天可焚尸三千万具。
问:纳粹用毒气杀了犹太人再烧,武汉人则是被病毒杀死再烧,两者有区别吗?
二、病毒
北美"新大陸"環境相對隔絕,不似歐亞非三大洲之間頻繁的貿易、交通以及連帶的細菌病毒交換,西班牙殖民者把劇烈的新病毒傳播到新大陸,沒人知道一四九二年哥倫布抵達今海地、多明尼加一帶時,那裡的人口有多少,保守的估計也超過十萬人,但到一五二〇年,那裡只剩下一千個印第安人,和單一的一個世代,在這個島上輝煌了上千年的文明及其肉體和靈魂,統統被摧毀。
二十一世纪中国遭遇千年不遇的瘟疫,传染性极强,感染了全世界,每天有上千成百的人在感染和死去。伦敦帝国学院利用数学模型演算的结果指出,从中国输入的感染病例中,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被发现,所以德国医学家德罗斯滕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无法避免;疫情形势最紧张者,伊朗宣布关闭边界,韩国宣布进入全国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意大利北方十几座小城封锁,威尼斯狂欢节刹车闭幕。
问:杀掉无免疫力者,跟无症状带菌者杀人,都是无辜的吗?
新冠病毒目前在中国以外的确诊人数为1500余人,在中国则超过了77000人;全球造成2400多人死亡,但在中国大陆以外只有24例。然而全世界已经"歧视"中国,澳洲媒体《太阳先驱报》堂而皇之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2020年02月05日德国当地时间1月31日下午,在柏林中心区,两名女性辱骂并袭击了一名23岁的中国女留学生,先是称呼她为中国病毒,随后又向她吐口水、撕扯她的头发,在她倒地后,又朝她的头部猛踢。随后,当地警方将这一罪行定性为"仇外"事件。
问:因国弱而被歧视,或因瘟疫而被歧视,中间相距二百年,是否一脉相承?


信张维迎还是信张维为?这是一个时代之问

 来源:壹家言  2026-3-24


中国舆论场,有两位名字相近、立场迥异的学者,常年占据公共话题的中心:张维迎与张维为。

一个深耕市场逻辑,一个锚定中国模式;

一个谈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一个讲道路自信、文明型国家、有为政府;一个被视为市场派的旗帜,一个被看作主流叙事的代表。


很多人被问过:你站谁?你信谁?

这不是简单的学术偏好,而是关乎如何看待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灵魂之问。

张维迎:相信市场,警惕权力

他是奥地利学派的坚守者,核心就三句话:

市场是自发秩序,效率来自自由竞争与企业家创新;

产权与自由是经济增长的基石;

政府越少干预越好,权力扩张会扭曲价格、扼杀创新。

他反复提醒:人类很无知,没有谁能设计未来,只能靠市场试错。他批判产业政策,呼吁放松管制,强调法治与公平竞争。

他的声音,像清醒的冷风吹,指向个体权利与制度底线。

张维为:相信中国道路,相信大国能力

他以文明比较与宏观视野立论,核心也三句话:

中国是文明型国家,不走西方老路;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模式经实践检验,道路自信有现实支撑。

他讲中国治理优势、抗疫成效、脱贫奇迹、全球对比,用数据与案例回应“西方中心论”。

他的声音,像坚定的号角,指向国家能力与集体成就。

一个看微观、个体、长期制度;

一个看宏观、整体、当下成效。

信谁,其实是照见你自己。

更看重个体自由、公平竞争、长期规则,你会更认同张维迎;

更看重国家稳定、整体效率、现实成就,你会更认同张维为。

信谁,反映的是:

你更怕权力越界,还是更怕混乱失序;

你更在意个体权利,还是更在意集体安全。

也许,面对这个时代之问,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回答。

而这个回答,也许就决定了中国向何处去。

不再满足于停火:海湾国家正在推动一场真正的中东转向

 来源:斌闻天下  2026-3-25


近日,阿联酋总统高级顾问 安瓦尔·加尔加什 的一番表态,在中东政策圈引发广泛关注。

他直言:“这场冲突不应再以简单的停火收场,而应以降低核风险、限制无人机与导弹扩散,以及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作为重要成果。”

这番表述的意义,不在于措辞本身,而在于它传递出的一个清晰信号——中东部分国家对于“反复停火—再次升级”的循环,正在失去耐心。

从“暂时降温”到“长期稳定”的转变

过去几十年,围绕伊朗问题,国际社会多以阶段性缓和为目标:通过谈判、协议或临时安排,降低冲突烈度。

例如围绕 伊朗核协议 的多轮博弈,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作用,但也反映出一个现实问题:短期安排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地区安全结构。

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也在发生变化:

  • 无人机与导弹技术扩散,使冲突形式更加多样

  • 地区代理力量的活跃度提升,增加了不确定性

  • 关键航运通道,如 霍尔木兹海峡,在多次危机中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海湾国家的政策思路也在悄然变化:

从被动应对风险,转向主动塑造安全环境。

海湾国家更关注“结构性安排”

从阿联酋的表态可以看出,一种更长期导向的思路正在形成。相关讨论大致集中在几个方向:

1. 降低核风险的不确定性

强调更具透明度和可验证性的机制,以减少误判空间。

2. 对导弹与无人机能力的约束讨论

随着相关技术在地区冲突中的使用频率上升,这一议题的重要性明显提高。

3. 保障关键航道的稳定运行

围绕 霍尔木兹海峡 的安全问题,可能推动更多国际合作机制的讨论,例如联合护航或多边协调。

总体来看,这些诉求并非短期应对措施,而更接近于制度性与结构性的安全安排构想。大国策略中的“节奏控制”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方面的政策节奏同样引发关注。围绕相关局势,唐纳德·特朗普 的表态与行动呈现出一种“先施压、后缓和”的特点。

一方面,通过强硬措辞与潜在行动选项,向对方释放压力信号;

另一方面,又在关键节点释放谈判空间,以避免局势失控。

这种策略在国际关系中并不罕见,其核心在于:

  • 通过压力促使对话出现

  • 通过缓和为谈判创造条件

  • 在两者之间寻找可控平衡

从市场反应来看,这种节奏变化往往会迅速影响能源价格与投资预期,也说明外界对政策信号的高度敏感。

区域合作正在发生变化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地区关系的调整。

自 亚伯拉罕协议 以来,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合作有所加强,同时与美国的安全协调也更加紧密。

在新的安全环境下,部分国家开始更公开地表达自身安全关切,并寻求多边层面的合作方式。这种变化,可能对未来中东地区的合作格局产生长期影响。

结语:中东或正进入一个新阶段

综合来看,这一轮表态与互动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一次政策沟通,而更像是一种趋势的显现:

一些地区国家不再满足于“危机管理”

而是开始思考如何减少危机反复出现的可能

这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但意味着讨论的重点,正在从“如何结束冲突”,转向“如何避免下一次冲突”。

围绕 霍尔木兹海峡 的安全、地区力量关系的调整,以及大国策略的互动,都将继续影响中东的走向。

未来一段时间,这种从“短期稳定”走向“长期安排”的尝试,是否能够取得实质进展,仍有待观察。

但可以确定的是——中东正在发生的变化,已经不再只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更接近一次方向性的转折。

2026年3月24日星期二

混淆文明与野蛮: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是个认知陷阱

刘军宁  X
@liujunning  · Mar 24, 2026



最近,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艾利森教授访问北京,受到高规格接待。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权势消长来定性中美两国的冲突。

丛林法则的虚妄

然而,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正日益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宿命论式咒语。该理论将人类社会简化为一个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认为新兴大国(崛起之狮)与守成大国(老狮王)之间为了权力的更迭,必然走向惨烈的武力对决。然而,这种将国家人格化为"雄狮"的唯物主义史观,不仅在经验上过于偏狭,在文明史观的维度上更是一种致命的误判。它最大的破绽在于:它假设所有国家都是同质的丛林生物,却完全忽视了基于不同信仰与价值观的国家在性质上的根本差别。
以圣经立国的英国与美国,根植于清教徒传统与十诫伦理,曾被视为"山巅之城"(太5:14),其宪法与外交深受圣经影响。反观无神专制如纳粹德国、前苏联等,否定上帝存在,以唯物主义与极权取代十诫,导致国内迫害信仰、国外扩张无度。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却把"有神论民主"与"无神论专制"混为一谈,仿佛狮子与狮子无异,

偶像崇拜与"权力"的假神

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认为,决定冲突的唯一变量是"实力"的对比。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偶像崇拜。当一个理论只看到战马、城墙和GDP,而无视公义、真理与敬畏时,它实际上是将"实力"抬高到了上帝的位置。
雄狮之间的争斗是本能的,因为狮子没有律法,只有强权与利爪。但人类文明的基石并非强权。对于持守圣经传统、信仰上帝的英国与美国而言,其权力的合法性并非源于武力的强横,而是源于对更高公义的道德归属。修昔底德陷阱理论错把"崇拜上帝的国家"与"崇拜自我的专制国家"混为一谈。它认为英国对美国的权力移交之所以和平,是因为同种同源;但实质上,那是因为双方在精神内核上共同敬畏同一个主宰,承认超越肉身实力的公义准则。

十诫与两种秩序的根源差异

如果我们回归十诫,就会发现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所描述的冲突,实质上是"守约之民"与"悖逆之城"之间的张力。
自由之邦(如英美)的政治传统建立在圣约(Covenant)的基础上,相信言语的守信比武力的威慑更持久。
"不可贪恋他人的一切"与"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设定了权力的边界。持守神正的国家承认上帝是唯一的最高主宰,因此世俗权力必须受到限制。
与此相对,前苏联等当代的无神论专制政体将统治者神格化,不承认有超越其意志的道德律。
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将这种根本价值观的冲突降格为赤裸裸的霸权的争夺。它没有看到,英美等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自由秩序的扩展,而无神专制的扩张则是对人类尊严与自由的剥夺。

公义使邦国高举

旧约先知不断提醒以色列:国家的安危不在于与强邻结盟,也不在于拥有多少兵车,而在于是否行公义、好怜悯。"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箴言 14:34)
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认为战争是"老狮子"因恐惧而发起的预防性打击。但在先知史观中,历史的审判来自于耶和华。一个公义的国家,即便身处劣势,亦能因其对真理的持守而获得耶和华的保佑。历史上那些庞大的专制帝国——从巴比伦到苏俄——它们的覆灭往往并非因为外部"新狮子"的挑战,而是因为内部腐朽、践踏神圣律法而引发的自我崩塌。
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强大的苏联会在不战而降中解体,因为它不明白:没有上帝保佑的巴别塔,即便修得再高,也终将毁于混乱。 自由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的博弈,不是两头野兽的领地之争,而是"文明与野蛮"、"自由与专政"的较量。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英国向美国的权力移交,是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最大的"反例"。如果崛起者与守成者都敬畏上帝,陷阱就不存在;如果一方或双方是彻底的无神论专制者,陷阱则是必然。一个承认"除耶和华外没有别神"的国家,不会追求绝对的权力扩张;而一个奉行"权力即真理"的无神国家,即便它不崛起,也是世界的威胁。另一位哈佛教授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亨廷顿把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说成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个看法是对伊朗的极大抬高,对美国的极大贬低。

超越丛林逻辑

作为保守主义者,我们必须指出: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认知陷阱。它通过抹杀价值观差异,掩盖了专制政体内在的邪恶性质。它试图说服世人,专制大国的扩张只是"自然崛起",而自由世界的抵抗只是"守成者的焦虑"。
然而,历史并非由盲目的霸权主宰。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对造物主的敬畏,存在着对先知智慧的追寻,那么神佑的自由之地就绝不应向那种将人降格为畜类的丛林法则低头。
真正的安全不在于压制每一个崛起者,而在于传播那种能使"野兽"驯化为"守约者"的信仰。当国家承认上帝的权柄,而非将自己视为森林之王时,就不会出现为动物世界专设的修昔底德陷阱。
希望大家分清文明与野蛮,自由与暴政,不要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推崇丛林法则的认知陷阱!

(文字有订正)

田雨 | 中國記者的現實風險:審查無所不在

作者:田雨 / 田间  2026/01/20

【特稿】

在當前的華文媒體環境中,新聞記者的職業風險已成為常態。無論在中國體制內外,採訪與發表的界線不斷收窄,公共議題的討論空間也在縮小。這一變化不僅體現在法律條文中,也滲透到新聞日常的每一個環節。

近年來,中國新聞從業者面臨的壓力明顯加劇。多地記者在報道群體事件或地方財政困境時,被要求刪改內容或交出採訪資料;地方宣傳部門對新聞導向的審核持續強化,一線記者多以自我審查維持生存。網絡監管機構亦加大對新聞平台與自媒體帳號的實時監控,涉及社會議題的報道往往被要求「先審後發」。

每年11月8日是中國記者節。表面上仍是對新聞行業的禮贊節日,實際上,它更像是一場集體的沈默時刻,提醒人們,記錄現實與被抹除之間的界線,正在變得模糊。

基於工作考量,並與《田間》討論後,小紅、潘虹、應平、U、N等受訪者採用化名,另有海外媒體觀察人士與學者不具名受訪。

被消失的新聞報道

在2025年的中國記者節前夕,《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網站於11月7日刊登李微敖的撰文〈記者的工作,絕不是「等通知」、「看通報」——我的第23個中國記者節〉。文章提到,作者在2024至2025年間共發表43篇新聞報道,其中有十篇在發表後短時間內被刪除或下架,部分稿件僅存活數小時。「被消失」的內容多涉及官員貪腐、國企內部調查、性侵醜聞與宗教人物受查等社會敏感議題。文章指出,新聞審查已不僅是編輯程序的一部分,而成為決定報道命運的核心力量。

該文進一步披露,這種「43篇中消失十篇」的現象顯示審查強度加劇,也反映出記者在真實與制度邊界之間的掙扎。對體制內媒體而言,具有公共監督性的報道往往被視為越界;而對體制外記者而言,發表本身即是一場賭注。當真實被迅速抹去,新聞風險成為日常。2025年的中國記者節因此格外沈重——真相的存在,往往比發表更短暫。《田間》在中國各大社交平台無法找到上述文章,一位從事新聞工作的友人表示,這類文章即使發表,很快會被網管刪帖。

審查的方式已不再只是刪稿,而是透過層層問責與制度懲戒,使記者在心理上自我約束。

受訪的北京媒體工作者王妙玲近期對《田間》表示,現場採訪已成為高風險行為。「有些地區的警察直接出現在新聞現場,看到鏡頭就要求刪除影像,問你是哪個單位。」她說,這樣的干預早已成為常態,許多記者出發前就要先評估「能否安全返回」。

她指出,李微敖文章中提到的「被消失的報道」並不罕見,而是新聞環境的一面鏡子。「記者現在最怕的,不是寫錯,而是寫對了卻不能發。這樣的狀況讓許多人乾脆不再問問題,也不再記錄現實,不能發的就給外媒朋友。」

北京傳媒研究學者趙仁毅對《田間》表示,王妙玲的經歷反映出當下新聞環境的結構性變化。「在中國,審查的方式已不再只是刪稿,而是透過層層問責與制度懲戒,使記者在心理上自我約束。」他說,許多年輕記者在入行初期仍有理想,但很快就學會如何避開風險。「當記者節成為一個祝福『平安』的日子,而不是表彰專業的時刻,新聞自由的意義就被改寫了。」

制度化的新聞審查

另一位在《新京報》任職的記者小紅對《田間》披露,許多新聞機構已不再鼓勵調查報道。「2024年7月,調查記者韓福濤和另外兩名記者聯合調查的油罐車運輸食品稿子發出去後,上面很不高興。現在所有類似報道都要層層報批。我們都知道哪些題材不能碰,碰了也發不出去。現在接到投訴,有證據也不寫。」

2024年7月2日,《新京報》刊出韓福濤等人完成的報道,揭露部分油罐車在未清洗油罐的情況下混運大豆油。報道刊出後引起社會關注,官方隨即介入調查。然而,隨著輿論發酵,韓福濤的微博帳號突然消失,搜尋顯示「用戶不存在」。不少網民留言關切其人身安全,並質疑平台封號的理由。

2024年7月,《新京報》發布油罐車裝運食用油的調查報導。(翻攝《新京報》網站

在新聞採訪現場壓力之外,制度層面的審核亦同步收緊。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早已形成完整體系,並在十年間逐步下沈至地方層面。對當地記者而言,風險的來源不僅在於採訪現場的可見障礙,更在於信息審查與自我審查的雙重壓力。許多公共事件的報道被壓縮成統一口徑的「通報」,媒體在這種結構下逐漸失去現場與獨立調查的功能。體制內記者需面對「考核指標」與「刪稿風險」的拉扯;體制外寫作者則被邊緣化,發表渠道日益收緊。

在中國近年資訊透明度下降的情況下,媒體對事實的完整呈現往往取決於記者個人的勇氣與運氣。北京資深媒體人應平告訴《田間》,新聞審查干擾使調查記者人數在過去十多年急劇減少。「在當下新聞界,調查記者的數量已從高峰時期的上千人銳減至只剩幾十人,主要集中在北上廣深等超一線城市。二線城市媒體的調查記者,多數已轉行或者拉廣告,做自媒體。」他回憶,2008年三鹿事件曝光當天,報社即接到宣傳部電話要求追查調查記者簡光洲,「那時還能發調查報道,現在誰敢再碰揭露性報道?」

2008年9月,當時的上海《東方早報》記者簡光洲揭露,許多食用石家莊三鹿集團奶粉的嬰兒有腎結石病症,之後該品牌奶粉被驗出有化學工業原料三聚氰胺,成為當時受關注的「毒奶粉事件」。另外,《東方早報》為上海報業集團旗下日報,已於2017年1月1日停刊,而上海報業集團直屬中共上海市委員會。

政治審查讓報道變高風險工作

政治審核的體制性程序已成為報社承受新聞風險的一部分。五位曾在《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等官媒任職的資深記者對《田間》表示,近十年凡涉及地方債務、城中村改造、企業裁員與金融風險的題材,均須報上級宣傳部門批准後方可刊發。「鑒於審批程序繁復,現在多數編輯乾脆放棄這類報道。宣傳部門一通電話打過來,不讓寫就不能寫。30年前的『三七開』(三分過、七分功)原則,如今已變成『一九開』(一分過、九分功)。」這些資深記者基於安全考量,選擇不具名受訪。

對我們的審查不只是內容,而是忠誠度。

前《光明日報》記者潘虹透露:「《光明日報》更不能發表所謂負能量的稿子,一篇都不行。許多年輕記者是體制內局級官員子女,不用打招呼,他們的稿子幾乎都是讚美內容,早已失去記者的基本職責。」

她說,在中央級黨媒中,審查的核心已從內容轉向忠誠度。「《光明日報》歸中宣部代管,中宣部部長可直接致電社長或總編輯。對我們的審查不只是內容,而是忠誠度。」

部分報社為規避風險,索性停止對經濟與社會議題的深入調查,轉而以相互轉載官方稿件或宣傳稿取代。一名曾在南方城市報社任職的採編人員劉浩對《田間》說:「我們以前會報地方官員貪腐或環保污染,現在這類新聞一律要走省裡規定的報批程序,多半被擱置。許多記者轉向企業公關或商業傳媒,新聞變成一份危險職業。」

外國駐華記者對中國新聞環境也發出抱怨,認為那是一個充滿採訪風險的社會。常駐中國的外國媒體記者U告訴《田間》,他曾被有關部門官員「打招呼」,如果發表不利於中國政府的新聞,那麼他在北京的簽證到期後,很難續簽。U還說:「中國記者報道受審查,我們外國記者也不能發那些『敏感』新聞。即便我們在國外的同事發稿,這筆帳最終也會算到我們頭上。」

在中國,專業記者必須持有由國家新聞出版署核發的新聞記者證。(翻攝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網站

專攻新聞自由與數字控制研究的學者汪海濤接受《田間》採訪時表示,新聞審查制度越嚴,記者的採訪風險也就越大。「我不久前與浙江電視台一些前調查記者談過這個話題。現在的電視台記者比過去更謹慎,畫面裡不能出現警察執勤時沒戴帽子的鏡頭,也不能拍到與路人拉扯的場面,甚至背景音樂都不可以用港台歌曲。」

他指出,這些細節反映了新聞現場的壓力,審查不再只存在於編輯室,而是滲入每一個拍攝與用詞選擇。「現在的審查更像一種空氣,記者知道哪些畫面不該拍,哪些字眼不能寫。」汪海濤說,這種制度化的收縮讓新聞專業被迫讓位於政治安全,「當新聞無法改變現實,它的社會意義也被重新定義。」

新聞學生也被要求自我審查

無國界記者(RSF)2025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顯示,中國在180個國家與地區中排名第178位,僅高於朝鮮。報告指出,中國仍是全球監禁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新聞與網絡資訊受到嚴格審查與控制。RSF分析,中國新聞審查部門持續主導媒體導向,並透過國家網信辦與公安系統加強對資訊流通與輿論的監管,形成多部門協同的審查體系。

資深媒體人、曾在中國大專院校新聞學院任教的周斌對《田間》表示,過去任職的學校2024年曾以新聞專業學生與媒體從業實習生為對象進行一次不公開問卷,樣本約1500人,「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承認在撰寫社會或政治議題時會考慮避開敏感內容,這種傾向在進入職場後更明顯。」

他補充說:「雖然這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行業調查,但可以反映出新聞教育與現場實踐之間的斷層。學生在校內仍強調客觀、公正,但一旦實習,就會被要求學會自我審查。這種心態一旦形成,未來進入體制內媒體後就很難改變。」

在地方層面,宣傳系統的「政治責任制」被強化。前《北京青年報》主管級編輯J對《田間》透露,宣傳口定期召開「導向分析會」,要求媒體「不炒作、不延伸、不引導情緒」,並將錯誤報道追責至個人。「有一次我值班時,因為標題措辭出了問題,編輯和責任記者都被約談、停職檢查,還扣了三個月獎金。」J說。

新聞風險已不僅是法律問題,而是整個公共空間萎縮的結果。

公共監督者角色漸喪失

新聞風險不僅影響媒體,也改變了公眾與媒體的互動關係。江蘇南京一位自由撰稿人N說:「我們發稿前都會自己先審一遍字詞,看有沒有『敏感詞』。現在連寫民生新聞、房價下跌都得小心。」N舉例,涉及城管衝突、工人討薪、房產糾紛等題材,多數地方媒體都不願刊登,「有時文章寫完,沒有人敢收,也沒人敢發。」

在網絡端,審查技術的自動化使輿論控制更加隱密。自2021年起,中共中央網信辦陸續推出多項「清朗行動」,包括「打擊違規新聞採編」、「整治自媒體假新聞」、「防範負面炒作」等。據官方通報,截至2024年底,累計清理違規資訊逾八億條,封禁帳號約兩百萬個。這意味著自媒體記者連試探的空間都沒有。

從平台算法到行業資質,線上與線下的雙重規訓共同收縮了發表空間。中國官方規定亦不斷強化記者管理。根據國家新聞出版署與人社部文件,記者證實行年度核驗並「每五年統一換發」;同時,記者需參加政治理論考核,內容包括「習近平新聞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這些制度化要求,使新聞從業者被納入政治忠誠評估體系之中。

海外媒體觀察人士指出,新聞風險已不僅是法律問題,而是整個公共空間萎縮的結果。隨著地方政府與企業輿情部門壓力增大,媒體不再扮演公共監督者角色,而是成為政策宣傳與形象管理的一環。中國傳媒大學前講師李嘉說:「體制內外的界線正在收窄,新聞人都在想辦法生存。最好的辦法是離開媒體行業。」

學者總結指出,新聞風險的根源不僅在審查制度,也在整個資訊生態的收縮。隨著社交平台取代報紙與電視成為主要資訊來源,輿論監督的功能被削弱,媒體逐漸從公共監督者變為內容分發者。「當新聞無法改變現實,它的社會意義也被重新定義。」  

韩联潮:習王關係會進入“雍年軌跡”嗎?

韩连潮  X
@lianchaohan  · Mar 24, 2026


近期習近平抓了王岐山的愛將周亮,引發了外界對習王決裂的猜測。以我看,這並非習近平擔憂王岐山政變,因為王早已俯首稱臣,儘管心中萬般不服。再說錢袋子雖然重要,但遠不如槍桿子和刀把子。

然而,將王岐山比作當代的年羹堯並不為過。作為昔日為習清洗政敵立下汗馬功勞的反腐沙皇,王岐山一旦失去利用價值,最終極可能被習以反腐之名反噬整死(恐怕也是罪有應得)。這就是極權絞肉機內"狡兔死,走狗烹"的權力鐵律。

看到這一幕,我不禁想起台灣著名史學家李國祁對雍正的精闢總結,抄錄如下:

"雍正在位十三年,為人精明刻薄,厲行君主集權,於宗室嚴加抑制,並以嚴厲手段整飭吏治及財政。密設緹騎,偵伺內外百官,因此臣下莫不奉公守法,康熙時代玩怠之氣一掃而盡。此外亦曾下詔廢除賤民階級,許其入籍為良民。雍正對士大夫思想控制極嚴,在位期間屢興文字獄,誅殺大臣。位尊如大將軍年更蕘均不免一死,其他可想而知。"

據知情人透露,習近平喜讀清史,對雍正情有獨鍾。 若將這段歷史評語套用在習近平身上,可謂嚴絲合縫。

習近平顯然是中國帝王馭人術和宮廷權術的忠實學生。 他刻意模仿雍正,同樣刻薄寡恩、猜忌多疑,而又極力將自己包裝成"勤政愛民、勇於革新"的聖君明主。 但遺憾的是,畫虎不成反類犬,習近平終究不是雍正。習不是靠政績而是靠家庭關係和鑽營上位,威信低下,難服眾人。在當今中共黨國這套缺乏制衡的極權體制下,選擇性反腐不僅治標不治本,反而導致官場的怠政、躺平和制度性腐敗越反越甚囂塵上。

對於習近平最終"殺"不殺王岐山,我並不在意。但我由衷希望的是:既然他如此醉心於模仿雍正,那就請他如同雍正一樣,只做十三年的皇帝!

张平 | 我们如何幸福:以色列人为什么快乐无比?

张平  X
@pingzhang632· Mar 24, 2026



2023年3月,我在新西兰北岛的一个农场里度假。农场的主人有个上中学的孩子,很自然地就聊起了孩子的教育情况。据她说,孩子们除了日常功课以外,最主要的事情是要养一些动物,以此培养他们与大自然的关系。所以她的农场里养了四头羊,不是为了吃肉,而是为了孩子们交作业。这场谈话让我感慨万千——万里之外的以色列,同龄的孩子们大概已经听过负责征兵的国防军军官的几次演讲了,已经在考虑几年以后自己的志愿是去炮兵部队还是伞兵部队了,他们多半早已明白国家的生存、民族的兴旺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是要用流血牺牲去捍卫的,他们生活中最大的问题肯定不是跟几头羊的关系。

那几天也正好是联合国主持的2023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发布的时间,以色列在丹麦、芬兰、冰岛之后,名列世界第四,而新西兰则名列世界第十。

我的问题是:从小就开始忧国忧民的以色列人,怎么可能比新西兰人还快乐?要知道后者一生遭遇的最大问题可能也就是他或者他孩子养的羊似乎不大开心,而以色列的调查对象中包括了以色列阿拉伯人——那些在媒体嘴里苦大仇深的受压迫人民。

昨天发布的2024年全球幸福指数更让人大跌眼镜。在经历了2023年全年的宪政危机、大规模抗议浪潮、十月七日大屠杀、整整一个季度的反恐战争之后,以色列人的幸福感仅下跌了一位,在瑞典之后名列世界第五。以色列人的幸福感难道是金钟罩护体,刀枪不入的?

事实上,自2012年这个幸福指数开始发布起,以色列一直就名列前茅,其最低的排名是2021年的第14位,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在十名左右,近两年更是大幅度提升,进入了世界前五名。

以色列人究竟为什么如此快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很难在一篇短文中给出面面俱到的答案。世界幸福指数排名的依据是对抽样个体的问卷调查,问卷着重于个人对生活的长期评估而不限于一时一地的感觉。对于问卷结果,调查机构还会用社会支持、收入、健康、自由、慷慨与廉洁等六个维度进行校正,其最终结果可以说是相当全面而准确。

一个基本的道理是:人类的幸福不可能来自自身,而只能来自于与家庭、群体和社会的关系。这个道理在中国古代有孟子的"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乎"的追问,在今天的美国有哈佛大学的《成人发展报告》的研究结果。在追踪了1300人85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之后,这份报告得出了明确的结论:那些与家庭、群体、社会保持着良好关系的个体比其他人要快乐得多。这个结论用在以色列社会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细分起来,以色列的"社会支持"大体上有四个层次——家人、朋友、社会、政府。其他国家也可能有同样的结构,但以色列国的"社会支持"则有着超强的力度和人性。

得益于犹太传统的家庭观念,以色列人的家庭关系远远强于其他的发达国家。在以色列,不仅核心家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表亲乃至远亲之间的往来也是强调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中极其罕见的。以色列人的周末大多数奉献给了家庭团聚活动,已经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通常在周末至少回父母家吃一顿饭,有时是在周五,有时是在周六。我的一个朋友每个周五要吃两顿晚饭——丈人丈母家吃一顿,自己父母家吃一顿,少吃哪一顿也不行。很多家庭隔三差五会找各种理由举办更大型的家族团聚的活动。我的一个学生经常在这种时候请我们去她外婆家参加家族聚会,聚会时通常会有二三十人,除了各种表亲之外,还有很多出了五服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无论怎么解释我都分不清记不住的那种关系。很多人早已天南地北,住在美国的、漂在法国的,到处都有,但每个人都顽强地秉持着这种强烈的家庭归属感。

以色列人的朋友圈除了常见的同学同事关系之外,还有两个更为强大的友情磁场:宗教崇拜场所(清真寺与犹太会堂)和军队。对于宗教人群来说,清真寺、犹太教会堂或经堂是交友的好地方,在团体认同感的加持下,友情往往更加坚固;而对于世俗人群来说,服役期间生死与共的战友往往是一生的刎颈之交,他们会在解甲归田之后的整个人生里相互救助,相互提携。很多年以前,当一名以色列背包客在金沙江地区徒步失踪的消息传到以色列之后,他服役期间的整个连队自动组织起来,派出探险队去中国找人。因为语言不通,他们找到我为他们制作对话版,写上"你见到过这个人吗?","你看见他去哪里了?"之类的话语,然后自费飞到中国,跑到沿江的村子里,见了人就拿出对话版来询问。这样做有多少效果可以讨论,但这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近乎痴癫的情义在当今世界里绝对是踪迹难觅的无价之宝。

在家庭和朋友之上,以色列还拥有异乎寻常的社会支撑体系,也就是说,一个人得到的支持不仅来自熟人至交,也会来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不仅是在危难时期会获得关注,就是在日常生活里也会常常发生。哈佛《成人发展报告》的重要发现之一便是人的幸福感不只来自于熟人的成系统支持,来自于陌生人的偶尔支援也几乎同样重要。
战争爆发后,被丧心病狂的哈马斯恐怖分子绑架的中以混血女孩儿诺娃的命运牵动着千万以色列人的心。为了去探望诺娃的父母,我们的一个学生帮助联系了一个多月,才在一个安息日的下午找到合适的时间。而这么长的等待时间的原因只有一个:探望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家里接待不过来。在我们探望的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前后来了两拨人,其中有一位国防军的军官,他是国防军指定来照顾诺娃家人的,隔三差五就会过来聊聊,看看两位老人需要什么帮助。整个谈话的过程中,诺娃的父母清醒、冷静、坚定,没有任何歇斯底里或者痛不欲生的表现,可以看出以色列社会支撑力量的强大与有效。

事实上,以色列是一个高度"自来熟"的社会,不认识的人之间打招呼、问候乃至于提供帮助都是常见的事情。得益于我的中国长相,我在以色列出门如果不开车的话,十有八九会碰上主动提供帮助的陌生人,有时候一天之内会碰上好几次。多年前有一次从大学坐火车去雅夫内办点事,短短一个小时的行程里前后有六个以色列人来问我要不要帮忙,从查车次,找月台,乃至于在饮料机上买瓶可乐,都有人上来热心询问。本次战争爆发后,我们去特拉维夫市中心办事,从地下停车场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以色列女孩一起坐电梯上到街面上,出了电梯门,女孩子张嘴就问:"你们需要帮忙吗?"——即使是在战火纷飞之中,即使是在两国关系恶化的时候,以色列人见到中国人,第一反应依然是:我能帮你点什么?

2012年2月,去南极之前,我们在阿根廷的乌斯怀亚休息了三天,其中的一天去了一个冰川公园走一条步道。那是一条8公里长的步道,终点处有一家餐馆。我的计划是用两三个小时走完并在终点的餐馆吃午餐,因此只带了两小瓶水。结果走了没多久,就发现失算了。步道确实不长,但都是翻山越岭难走的山路。时近中午,两瓶水早已喝完,肚子饿得咕咕叫,而终点还不知道在哪里。那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想求救也找不到人。正在此时,后边上来了五个人。一听他们在讲希伯来语,我就知道有救了——以色列人不仅会拔刀相助,而且会有帮助人的资源,因为他们有比较强的危机意识,通常无论到哪里,都会带着比较充沛的储备。果然,五人听到我们的情况,毫不犹豫,马上打开背包,送给我们一大包点心,四个苹果,一大瓶矿泉水。那包点心是如此之多,知道我们从南极回来都还没吃完。

强大的社会支持体系需要足够的宽容精神的支持。因为社会永远是多元化的,包含了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点。一个社会如果要形成互爱而不是互害的机制,必须要有兼容并蓄的涵养作为坚实的基础,必须秉持"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拼死也要维护你说话的权利"的共识。在这一点上,犹太传统的"平行逻辑"提供了绝佳的文化传统。"平行逻辑"的本质不仅是思维上对不同观点的鼓励,对创新思想的激发,同时也是社群关系上对相互包容、互助互爱精神的引导,是养成健康的社会肌理的丰富的营养液。

2023年前9个月可以说是以色列社会最为撕裂的一段时间。因为宪政危机,各派大大小小的抗议示威此起彼伏,络绎不绝。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社媒,有关的争论热火朝天,互不相让。然而,一位美国记者在一个WhatsApp群里记录到一个有趣的事件:一个右派在群里问谁能借给他一面以色列国旗,因为他当晚要去参加一场支持宪政改革的游行。一个左派回复说他可以把国旗借给这位右派,但事后必须还回来,因为他自己周末要参加反变革的示威。这位右派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以色列!"这位美国记者这样感叹道。

实际上,在抗议示威的高峰时期,我见到过一段比这精彩得多的视频。那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地下通道里,结束了抗议活动的右派举着国旗下通道,马上开始抗议活动的左派举着国旗上通道,双方狭路相逢,你却见不到恶言相向的谩骂或者大打出手的斗殴,而是充满友善的相互问候、祝福、握手、拥抱,好像久别的亲人一样。这样的场景也绝对只有在以色列才能见到。

在国家层面,犹太教传统上"照顾好你的人民"的理念加上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中强大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力把以色列国打造成了一个全民高度福利化的国家。以色列人在失业、生病等危难时刻不仅享有大量福利,而且政府还建立了一套保证民众能享受到这些福利的机制。以医疗为例,以色列不仅全民医保,而且一旦有了大病,医院除了给你指定一位主治医生,还会给你指定一位社会工作者。而这位社工的职责就是帮助病人获得他应该获得的各种权利,小到找国民保险报销出租车、医院停车等小费用,到提交各种免税申请,社工都会指引你去哪里,找谁,填什么样的表格,如果办的不顺利,社工还会亲自出马帮你交涉。

可以理解,在这样一种坚韧的社会支持体系里,灾难对幸福感的打击是非常有限的。不是说遭遇灾难的人不会痛苦,但这种痛苦会在多重社会支撑中得到缓解,不仅不会影响人们对生活的长期评估,甚至可能因为亲眼看到社会支持功能的迅速启动和有效运作而提升其对生活质量的评估。这大概就是2023年以色列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内部分裂和外部灾难之后幸福感并未大幅下跌的秘密所在吧。

对"以色列幸福感"最形象的图解可能是那些在加沙浴血奋战的国防军士兵开拔前的视频吧,当你看到那些即将面对凶残到极点的恐怖分子的以色列青年男女拉着手跳起了犹太圈舞,当你注意到他们脸上那种无忧无虑的笑容与无邪时,你大概就看到了真实的快乐的以色列人。

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一定是一个能在刀尖上跳舞,并快乐地欢笑的人。他可以失败,但他永远不会绝望!

张平  2024年3月22日星期五 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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