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和平困局：经济让步为何难以换来政治认同？

 来源：斌闻天下  2026-10-31

以色列长期面临一个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公民权利、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为少数族群提供融入社会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利益必然转化为对国家身份和政治制度的认同。

这一次选举之后，这一问题再次成为焦点。阿拉伯政党获得了相当数量的议会席位，成为影响议会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围绕拉姆党的选票购买和外国资金干预嫌疑，也引发了以色列政坛的激烈争议。

这场争议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选举结果，而是以色列长期面临的一个现实：经济融合与政治认同之间，究竟存在多大的距离？

享有公民权利不等于形成共同的国家认同

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裔公民同样拥有选举权，可以参与议会政治，许多人成为医生、律师、企业家和大学专业人士，在以色列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周边一些中东国家相比，以色列的民主制度、司法保障和政治参与机制，为阿拉伯裔公民提供了相对广泛的制度性机会。

但是今天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公民是否已经普遍实现经济繁荣，而是他们拥有的公民权利和制度机会，为什么没有自动转化为对以色列国家身份的认同。

2022年以色列议会选举中，约85.8%的阿拉伯裔选民投票支持阿拉伯政党，而这个阿拉伯政党是亲巴勒斯坦的。这说明阿拉伯社会具有相当鲜明的独立政治代表诉求。

当然，支持阿拉伯政党并不等于反对以色列，也不能简单地将这些选民与哈马斯等组织联系起来。但这确实反映出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公民身份、民族认同和政治立场，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一个人可以享有某个国家提供的权利，同时对这个国家的民族属性、历史叙事和政治方向持有不同看法。

拉姆门争议：选举结果背后的安全问题

据报道，今年的阿拉伯社区投票率明显上升，部分媒体估计接近80%。最终计票结果显示，右翼阵营获得53席，反对派阵营获得48席，阿拉伯政党合计获得19席。

在这种议会格局下，阿拉伯政党可能成为影响政府组成和议会决策的重要力量。

然而，选举结束后，围绕拉姆党的选票购买和外国资金干预嫌疑，迅速成为以色列政坛争议焦点。

警方逮捕了三名来自南部贝都因社区的嫌疑人，并在搜查中发现装有数万现金的信封，调查人员怀疑相关资金可能用于影响选民投票。此外，还有关于投票站附近分发燃油卡和礼品卡的指控，但这些说法尚未得到独立证实。

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随后致信辛贝特局长（即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要求调查外国实体资金可能干预选举的嫌疑。

利库德党则将这场争议称为“拉姆门”，并发表强硬声明，认为相关事件可能对以色列民主制度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要求警方和安全机构全面调查。

不过，这里必须区分政治指控与已经查明的事实。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尚不能据此认定拉姆党整体操纵选举，更不能将个别嫌疑人的行为归咎于整个阿拉伯选民群体。

但这场争议提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在一个面临复杂安全环境的国家，外国资金是否试图通过影响选举改变其政治方向？如果存在这种行为，民主制度又应当如何保护自身？

这不仅是以色列的问题，也是所有民主国家都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经济融合不能代替政治共识

以色列长期以来采取的一个重要思路，是通过改善阿拉伯裔公民的经济和社会处境，增加不同族群之间的联系。

这种政策有其合理性。教育、就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可以减少社会隔阂，也能够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创造条件。

但问题在于，经济利益并不能自动解决民族认同和政治目标之间的分歧。

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公民内部本身就存在不同立场，有人认同以色列公民身份，有人更强调巴勒斯坦民族身份，也有人希望通过议会政治争取更大的社会和政治权利。

这些立场不能混为一谈。

同样，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长期冲突，也不能简单理解为经济条件不足造成的矛盾。哈马斯等组织的政治目标、对暴力手段的使用，以及围绕以色列国家地位的根本分歧，都涉及经济援助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单纯增加经济投入、提供社会福利或者扩大政治合作，并不能保证实现持久和平。

真正的共存需要双方接受基本的政治原则：承认彼此的存在，拒绝针对平民的暴力，并通过可以执行的政治和安全安排解决争端。

如果缺少这些前提，经济融合就很难独自承担建立和平的任务。

以色列必须把国家安全放在现实基础上

以色列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维护民主制度、保障少数群体权利与保护国家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保障阿拉伯裔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应该因为选举争议而受到整体性否定；同样，少数群体的公民权利也不意味着任何政治组织都可以免于审查。

外国资金干预、选举贿赂、与暴力组织有关的政治活动，都应当按照法律和证据进行调查处理。

这才是民主制度保护自身的正常方式。

以色列也需要重新审视一个长期存在的政策认识：经济发展可以改善社会关系，却不能替代政治共识；提供公民权利是国家的制度责任，而不是要求少数群体必须接受某种政治立场的交换条件。

同样，和平也不能建立在无限让步的幻想之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能否实现持久和平，最终取决于双方是否愿意接受现实的政治安排，以及是否具备约束暴力、保障安全和履行协议的能力。

经济繁荣可以创造共存的条件，却不能替代共同的政治基础。公民权利可以保障个人自由，却不能自动消除民族认同之间的分歧。

这或许才是2026年以色列选举争议留给人们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欧洲正在为自毁根基买单

 金融的本质是契约，而契约是文明的产品

Wake Up Free People
substack 10月 29, 2026

在当下的全球化叙事中，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客们最喜欢津津乐道的是 GDP 增速、财政赤字率、资产配置以及降息周期。然而，最近发生在西欧街头的枪击案、全城戒严的骚乱，以及悄然浮出水面的民间自保组织，都在无情地扇着这些精英的耳光。

西欧的街头正在撕裂，而这绝不仅仅是一场由通胀和失业点燃的“普通社会动荡”。正如《圣经》中所预言的那样：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新约·马太福音》24章 7-8节

当社会的底层共识彻底碎裂，我们再回过头去谈论欧洲的资产估值、欧元汇率或股票市场，无异于在溃烂的伤口上贴金箔。因为，现代金融与商业文明的根基，从来不是凭空掉下来的。

一、 金融的本质是契约，而契约是文明的副产品

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切现代商业大厦：股票、股份公司、证券交易所、现代银行信用，它们的底层代码是什么？

很多人以为这源于纯粹的理性计算，但如果追溯历史就会发现，现代企业的诞生、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本质上是文艺复兴对人的解放与宗教改革（尤其是新教伦理）对契约精神、诚实信用、个人责任的重塑。

—新教伦理确立了“在世俗工作中荣耀上帝”的观念，将契约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戒律。

—只有当一个社会普遍相信“口头或书面的契约具有超验的约束力”时，陌生人之间才能跨越血缘和宗族，把钱交出去购买一家股份公司的股票。

也就是说，资本市场不是纯粹的经济工具，它是特定文明、特定宗教哲学和法治土壤里结出的果实。土壤变了，果实必然腐烂。与一个缺乏契约精神和世俗法治传统的群体去谈论现代经济、资本收益或长期投资，无异于与牛弹琴。

二、 被颠倒的历史：对基督教文明的血腥征服与被抹黑的自卫

今天欧洲的境况，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对自身历史的全面背叛。如果我们正视历史就会发现，穆斯林的扩张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对基督教文明极其血腥、残酷的征服与消灭史。

1、血腥的文明蚕食：看看今天穆斯林世界的地图，北非、小亚细亚、叙黎地区，在历史上无一例外全都是基督教文明的繁衍重地与发源地。在冷兵器时代，他们凭着“一手拿刀、一手拿古兰经”的暴力扩张模式，不断蚕食、杀戮并强制同化，肉体消灭了无数异教徒，最终将整个基督教文明的版图逼退至欧洲一隅。所以，伊斯兰世界的扩张史实际上就是穆斯林对基督教世界对血腥征服史。

2、被歪曲的自卫战：在当下的主流叙事中，“十字军东征”常被极左势力抹黑为西方的“侵略”与“掠夺”。但严肃的历史真相是：十字军东征本质上是基督教世界在面临小亚细亚被血腥蚕食、圣地朝圣者惨遭屠杀、拜占庭帝国生死存亡之际，所做出的自卫反击与文明保卫战。

今天的左派彻底忘记了，他们的先祖是用生命和鲜血才在血雨腥风中保住了西方自由世界。放弃对自己文明合法性的捍卫，将自卫抹黑为罪恶，无异于自毁长城。

三、 伪善的“多元文化”：抹杀西方贡献的自我解构

如今高唱入云的“多元文化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包容与进步，而是一个彻底的骗局。它的本质只有一条：可以包容除基督教文化之外的任何文化！

在这个骗局下，西方传统的白人群体——特别是白人男性——被强行贴上“历史压迫者”的标签，必须自带原罪与负罪感。

一方面极力抹黑与夸大：极左势力铺天盖地宣扬西方和白人给世界带来的战争、 colonial 掠夺与压迫；

另一方面又极力否定与掩盖：他们却彻底否定并抹杀西方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为整个现代人类社会所带来的科学、医疗、法治、人权与无与伦理比的福祉。

然而，基督教文明正正是让西方社会走向繁荣、自由与法治的唯一来源和基石。这种“多元文化”骗局的真实目的，就是彻底否定西方文明，动摇甚至祸乱现代文明 societies 的根本。当一个社会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文化，它就失去了同化外来者的能力，最终必然走向部落化与内部撕裂。

我们可以作一个现实的猜想：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基督教文明的传播、没有大航海时代、没有工业革命的话，会比现在更好吗？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

关于左派的理念和所谓“多元文化”，我会另开一期具体论述和分析。

四、 步步为营的战略：自由世界的集体危机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西欧的灾难，那就太天真了。这种文明侵蚀与结构性撕裂，正在像癌细胞一样在整个自由世界不断蔓延，美国作为“灯塔”没能避免，甚至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都未能幸免。

早在 2000 年前后，伊斯兰合作组织（ICESCO）就颁布了《在伊斯兰世界以外推行伊斯兰文化行动战略》等纲领，极其明确地确立了利用西方的福利漏洞与“多元文化”幌子，通过拒绝同化、高生育率与人口移民（即伊斯兰传统中的 “希吉拉”/ Hijrah 战略），来改变人口结构、推行其征服世界的目的。

即使是现代的许多产油国，如果没有地下喷涌而出石油收入，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是。其底层思维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对现代科学、技术与制度没有任何创新贡献。然而，他们不但不进行任何自我反思，反而非要把这种退化性的思想强行推行至全世界，否则就以古兰经法律治罪。

事实上即使有如此巨量的石油收入为支撑的经济建设，他们也做得不好。选择的都是简单金钱累加的底层产业和服务业。比如酒店、基建等，高阶的技术、金融、工业一概没有。盈利率很一般，基建甚至出现大量烂尾工程。

五、 警告与呼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中国古人有一句至理名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法治、治安、契约精神与传统信仰，是现代文明的“皮”；股票、房产、汇率、债权与商业利润，不过是依附其上的“毛”。

当西欧的街头不再安全，当治安由自保民兵说了算，当法治让位于政治正确与绝对排他的意识形态，你手中持有的欧洲资产、欧元债券和商业地产，不过是一张张随时会被清零的废纸。

在此，我向所有尚存理性与风险意识的投资者发出最严正的呼吁： 撤出西欧！尽快将你的资产、资金与业务从这片走向解体的土地上撤离！古话有云：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由于个人的人身安全也难以保证，所以人也最好尽快离开这个地区。

失去了文明与秩序的庇护，任何经济模型都将失去意义。作为写作者，在这个时代发声，不是为了迎合算法，而是为了在迷雾中守住一份清醒的真知灼见——直击主要问题，看见文明的底牌。

韩联潮：为什么习的反腐总是“越反越腐”？

韩连潮  X
@lianchaohan · Oct 29

【简评五中全会】中共五中全会公报表明，其主轴依然是习近平以反腐立威、整顿人事。这再次将一个问题摆上台面：为什么习的反腐总是“越反越腐”？ 应当承认，反腐运动之初，震慑力强，民众支持度高。但时间一长，效果便大幅减弱。过去，不少学者对“越反越腐”的现象提出过多种解释，我不重复，想补充三点就教各位：

1. 贪腐官员基数实在太大。整肃一个，往往牵出一串，越滚越多，军中尤其如此。

2. 反腐演变为黑帮内部的派系殊死搏斗。你把我的一个人整下去，我就要把你的三个人搞掉。反腐或许已超出了习近平的掌控，演变成各派系间互相清算、势不两立的恶斗。 3. 爱钱如命的文化、发财不择手段的生态已深植整个社会，腐败司空见惯，官员不以为耻，民众不以为然。这样的社会土壤，只会滋生更多的腐败。干掉一个，百个顶上。 靠反腐树立不了真正的威信。制度性腐败无法依赖选择性清洗根治，派系恶斗只会加剧内耗，腐败文化更不会因高压而自行消失。这种无休止的内耗与清洗，最终只会在官僚的麻木与社会的冷漠和失望中走向死胡同。

吴国光：中国政局的斯大林逻辑

吴国光 VOA 【国事光析】20230925

近来中国高层政局"大瓜"供应丰富，甚有戏剧性、刺激性的消息与传言接二连三。先是外交部长秦刚下台，接下来国防部长李尚福也因"健康原因"缺席外事活动。这两个副国级领导都是在习近平手下得到加速提拔的政坛新贵。随后，传言涉及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升民，乃至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二张"是习近平过去十年来一直倚重的重量级军头；张又侠更是习近平掌军的头号辅佐，当下职务最高的职业军人。这还不够，有说中共第三号人物、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也面临政治麻烦。至于中共火箭军高层前些时日被一窝端，那个新闻与上述大人物的遭际相比简直上不了档次呢。全世界的舆论都在惊讶并追问：中国高层政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共制度溃败的加速征兆

舆论的惊讶首先在于：在习近平已经于中共二十大上空前地巩固了权力、组成了几乎清一色亲信与喽啰组成的高层班子的背景下，为什么仍然出现这样的事态发展？

如果事情果如中共所宣称的那样，原因在于当事人生活作风腐化或牵涉腐败案件，那么，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人的眼光也好，中共官员选拔过程中的审查机制也好，岂不是出了很大的毛病，根本无法达到选拔出合乎习本人和中共组织所设标准的领导干部？

当然，人们知道，中共的腐败和腐化是制度性的，并在过去三十几年中蔓延到了官员个体无法洁身自好、可以称为"普遍腐败"的程度。因此，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谓反腐败，必然是选择性的，甚至也只能是选择性的。所谓选择性反腐，就是反腐目标的确定不是按照官员腐败程度来决定的，而是按照另外的标准、为了另外的目的所选择的。那个目的就是清洗异己，巩固权力。因此，谁成为反腐的靶子，不在于此人是否腐败或是否腐败严重，而在于此人是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所必须拿掉的。

一句话，中共官员个个腐败，但跟对了上级就无所谓腐败，没有跟对嘛，那就很可能会被揪出来。所以，反腐在中共官员中的政治效应，就是所有官员不论原来是什么门路升官的，都赶快向习近平效忠，拼命显示其对习近平是如何地绝对忠诚。就这样，习近平才能够从一个权力基础薄弱、能力平庸昏聩的地方官员，上台伊始即迅速巩固权力，直至建立起习本人定于一尊的超级独裁。

但是，秦刚、李尚福不都是习近平的亲信吗，为什么现在也成了"反腐"目标？有这样一种解释，说习近平尤其不能容忍在他上台之后仍然"不收手"的腐败行为，因此秦、李腐败或腐化案一旦被揭出，习就不会饶了他们。这样一说，那就很难说习近平的反腐是选择性的了吧？可是，栗战书、王岐山等的腐败、腐化，不是早就有多个信息源的确凿报道了吗？怎么习近平却一直优容他们呢？如果习近平真的想从根源上限制腐败，他为什么不去限制公权力、不搞司法独立、也不容许舆论监督呢？如果秦、李真的是因为腐败而下台，那只能说，中共政权的制度溃败已经到了无法满足这个制度本身保持正常运转的起码要求了。如此高级别的官员新上台几个月就下台，可见这种制度溃败正在加速。

斯大林逻辑：杀的就是"亲信"

其实，把秦刚、李尚福或者栗战书、王岐山说成习近平这个独裁者的亲信，这个说法本身在政治上是个悖论。所谓亲信，意味着受到信任——那个"信"字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独裁者能够真的信任手下的人，那他/她恐怕也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放手让手下的人去做事，也就说不上是完完全全的"独裁"了。至于那个"亲"字更是未免讽刺。中国古人即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谁来想象一下和一头老虎保持亲密关系的图景？

现在西方媒体也有借助中国古代宫廷政治来理解中共高层政局的了，应该说这是中国政局观察的一种进步。不过，单用王朝政治的权术来理解中共，还是不够的。要从制度上更深地理解中共，更多地还是要读一读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自比秦始皇，其实有点避重就轻；田家英说毛像斯大林晚年，毛可就大怒而要置田于死地了。习近平要当毛二世，这从国际眼光来看也就是斯大林三世。最近中共政局的这些事情，显示习近平已经在走往斯大林1930年代中期的"大清洗"那个方向了。

有人会说：习近平不是一直在搞清洗吗？怎么能说现在才往那个方向走？这就需要解释一句：斯大林1930年代中期的"大清洗"，是一连串的特定历史事件，不等同于"清洗"作为一个通用词汇的含义。是的，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在搞政治清洗，这和毛在文革前也没断了搞政治清洗是一样的，也和斯大林在1936年之前一直在搞政治清洗是一样的。但是，到了文革，毛要清洗的对象，从刘少奇到林彪，那可都是曾经帮助他获得至高权力的曾经的"亲信"了。斯大林1930年代中期的"大清洗"也是这样，用曾经长期任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后来以"克格勃"著称于世）、写了《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的奥尔洛夫的话来说，那就是：斯大林"决心在1937年除掉所有亲信"。

可以说，共产党的当权者上台之初，清洗的是政敌，那正是过去十年习近平反腐的逻辑；一旦成为权力无可匹敌、无所制约的独裁者，清洗的就是亲信，那就是二十大之后观察中共高层政局的看点。人们容易理解前者，但往往难以理解后者，而恰恰后者才是共产党政治的深层逻辑——这里我把它称为"斯大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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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光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并兼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试图以学术研究透视政治现实。

——新世纪20230924转发

附：

【國關Talk專題演講精華】習近平政治的史達林邏輯 二十大後中共政局深度解讀 feat. 史丹佛大學 吳國光教授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CCU

吴国光 | 独裁与恶政的螺旋效应：再谈“斯大林逻辑”

吴国光 VOA 【国事光析】20231016

前次拙文谈中国政局的"斯大林逻辑"，以苏联1930年代中期斯大林进行的大清洗为历史对照，来理解近期中共不断有高官落马的现象，试图解释为什么二十大后习近平已经高度集中权力但却仍然对基本都是自己亲信的官员持续进行政治清洗。文短未能展开，留下不少疑问。其中一个疑问是：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持续清洗？本文即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并进一步揭示"斯大林逻辑"的制度本质。

资料照：1930年11月21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苏共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右）在莫斯科。

灾难之后的政治整肃

斯大林1922年当上苏共总书记，1924年列宁死后他开始不断清洗政敌并高度集中权力。到1935年开始的新一轮大清洗，其间大约11年时间。无独有偶，习近平清洗政敌并高度集中权力的历程，如今也有11年了。斯与习，在那11年当中的作为，都是很成功的，也就是实现了个人高度集权的目标。

斯大林在这一段高度集权的过程中，逐步地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转而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上采取冒进政策，试图加速建设苏共版本的所谓社会主义。特别是在农村，斯大林强力推行"全盘集体化"。这一过程充满暴力，包括以武装力量镇压那些抵抗集体化的农民，甚至出动了轰炸机。接下来的恶果，就是包括以"欧洲粮仓"著称的乌克兰在内的苏联各地发生的大饥荒。据估计，当时饿死的民众，至少有500万到700万。

资料照：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1949年访问苏联期间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出席会议。

这样的巨大灾难，不仅引起了民众对于斯大林专制的憎恶，也导致苏共内部对斯大林的不满四处蔓延。我想，了解到这种历史背景，再来看斯大林1930年代中期的大整肃，应该就不是那样地不可理解了。简单地说，斯大林不是个疯子；他在高度集权之后仍然持续清洗，有他的理由和逻辑。

对于这种理由和逻辑，中国人应该不陌生，因为类似的灾难在中国也曾经发生，因为毛泽东以同样的理由和逻辑做过同样的事情。1958年毛泽东推行"大跃进"，也是要加速工业化，并在农村强力建立人民公社，恶果也是大饥荒。这场人为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饥荒，夺走了数千万中国人的生命。毛自知"闯了大祸"，但他绝不肯因此哪怕削减一点点自己的权力，反而变本加厉推行个人崇拜，接下来就发动了所谓文化大革命，也就是毛版本的十年大整肃，不仅全民遭难，就是那些曾经为树立毛的领袖地位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共领袖们，也一个接一个被关进监狱乃至死于非命。

理由是什么？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曾经摆出了很多理由要进行这样的清洗，从苏联有所谓"白卫分子"、"托派分子"等等，到中共上上下下都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名目不一而足。但是，背后的真正理由，放在大饥荒的背景下，人们应该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那就是最高专制者在制造了巨大的社会灾难之后对于自己权力地位受到质疑、削弱、乃至挑战的担心。为了应对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对于自己权力地位的质疑、削弱和挑战，不仅要加强对于民众的社会控制，而且要在共产党内部进行持续的政治清洗；在政敌已经清洗殆尽、全是自己亲信掌权的情况下，清洗的对象也就必然是所谓亲信了——这就是所谓"斯大林逻辑"。

请同时参阅：

国事光析：中国政局的斯大林逻辑

独裁出恶政，恶政促独裁

习近平现在正在制造上述历史的第三版。与他的斯爷爷和毛爸爸所处的时空不同，习版本的故事情节当然不会完全重复上述种种，但其中的逻辑是相同的。因为共产党最高专制者这么做始自斯大林，所以我将之称作"斯大林逻辑"。

但是，"斯大林逻辑"的出现，首先不是因为有斯大林这么个人，而是因为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是因为共产党有那样一种专制制度。共产党的组织特性和意识形态，决定了其最高领袖实行个人专制。这里的个人专制与共产党对于整个国家的专制统治是相互表里的，不可分割开来。一般讲所谓"独裁"，容易偏于只讲个人的专制，这一点我在本专栏以前的文章中谈过。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意义上用"独裁"这个词来专指共产党最高领袖的个人专制。"斯大林逻辑"是独裁者的逻辑，而"斯大林们"则是共产党专制的产物。"斯大林逻辑"在今天的中国政局中重现，也正是因为共产党制度过去十年间成就了习近平的独裁。

独裁必然带来治理上的恶果。过去几年中，从对于新冠肺炎的"动态清零"，到无预警放开的"疫情海啸"，制造了巨大的人命牺牲和人道灾难。反市场和敌视民营经济的经济政策，加剧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直接、负面地影响了上亿民众的就业、收入和消费。习近平的这些恶政与斯大林、毛泽东当年制造大饥荒的恶政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灾难之后进行政治整肃的权力逻辑也是一以贯之的。

这里，可以发现在独裁与恶政之间存在一种螺旋效应，二者相互之间推动升级。就独裁领导人来说，越是个人集权，就越是没有制约；决策越是任性，越是造成治理上的

灾难，也就是造成恶政；而越是出现治理的灾难，独裁者也就越发感到已经高度集中在自己手里的权力还是不够用。地位不安全，于是越发要进一步强化个人权威，进一步实行政治清洗，进一步压制乃至消灭可能的不满，首先是出现在精英阶层的不满。共产党的整个权力体系作为独裁体制，恰恰为这种个人集权和政治清洗提供了足够的、强大的制度手段，也由于不向民众负责而必然走向恶政。因为独裁而形成恶政，因为恶政而愈发独裁，这才是深层的"斯大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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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光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并兼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试图以学术研究透视政治现实。

——新世纪20231016转发

徒步的骑手：从世界看中国

作者：徒步的骑手
Date: 2026年10月28日
Subject: 从世界看中国

	徒步的骑手播客 从世界看中国 Preview   Listen now   从世界看中国 从世界看中国：海阔天空；从中国看世界：坐井观天；劣质制度制造劣质支持者，也制造劣质反对者；当代中国在世界文明坐标中的位置和走向... 中国当下有很多让人头疼的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借用一位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老先生的话：“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 说起对当代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每个中国人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有一位，大部分中国人说不上来。但中国人从小到大，哪怕只念过小学一年级，都离不开他的发明。这个人就是周有光。他发明了汉语拼音，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的生活每天都离不开汉语拼音，都离不开周有光先生的发明。 今天，我们不是讲汉语拼音，而是讲周有光老先生离世前，留给中国人的一句话。周先生1906年出生，2017年去世，活了111岁；他一生跨越了满清帝国、中华民国、红色中国，曾经留学日本，在经济学、语言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他饱经沧桑，经历过军阀混战、毛氏文革、邓氏改革开放，晚年又见证了土皇帝开倒车。 2013年，他已经是107岁高龄。在一个访谈中，他嘱咐中国年轻人，“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 他说：“你只要看看世界，只要把眼光放大，眼光一放大，许多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这是老先生的原话，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治学心得。说到自己，他很谦虚，但谦虚中透着智慧。他说：“我没有什么旁的本事，稍微有点小小创造，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世界，拿国际的知识来补充中国的知识，就很容易得到成果”。 老先生说这话的那一年，中国的土皇帝刚上台，还没有把舆论禁锢得密不透风，一潭死水，国内主要媒体，包括官方的《中国青年报》、《人民网》，对周先生这个谈话，都做了报导。我看到之后，深有感触，借题发挥，总结出一幅对联：“从中国看世界，坐井观天；从世界看中国，海阔天空”。 我本人智力平平，没有智慧，但多少有点学习能力，喜欢向有智慧的人学习，向比我有见识的人学习。学到好的、有价值的，自己有点心得，偶尔也做做知识搬运工。以前是用文字搬运，现在与时俱进，除了文字，也用音频和视频搬运。这期节目，就把周有光先生的智慧，搬运到油管上来，跟大家分享。 周有光先生晚年功成名就，为什么他专门嘱咐中国的年轻人，要学会从世界看中国，不要局限于从中国看世界？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因为中国是个打造了无数代人的笼子，是一口挖了无数代人的井，从里面往外看，看不到真实的世界，只能看到笼子后面的世界，只能看到井口下面的世界。 充其量，那是一种笼子世界观，一种坐井观天的世界观。这种坐井观天的世界观，让大部分中国人头脑里都装着根辫子，装着个小胡锡进，不管左右，不管体制内外，也不管学历高低，一不小心就露出那根辫子，露出胡锡进底色。 周先生那句话，说了十几年。说的时候，反响也不是很大，如今早就被大部分中国人忘得一干二净。这十几年，很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成了个红色基因污水池，头脑里装着个小200斤，一不小心就露出200斤的精神底色。 “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这可以说是一场中国人认知的“哥白尼革命”。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科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今天，人们都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转。但在哥白尼之前，人们却相信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这就是流行了1500年的“地心说”——地球是宇宙中心，太阳、月亮、所有行星和恒星都围绕地球运转。 “地心说”之所以流行，并不是偶然的。它既符合古代人对太阳东升西降的直觉，也符合天主教神学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人类的教义。这种世界观，就像中国人流行了2000多年的“天下中心论”一样，把自己周围的空间当成世界中心，当成永恒不变的唯一参照物。 1543年，相当于中国明朝嘉靖年间，离满清入关，明朝覆灭还有一百年。那一年，波兰人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提出“日心说”。根据科学观测，他发现，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太阳转；地球只是无数颗行星中的一颗，它跟其他行星一样，都在围绕太阳公转，同时地球也在自转。 这就是哥白尼革命。之所以，叫做“革命”，是因为它的颠覆性认知：它彻底动摇了人类自我中心的虚假定位。从此，人类的视野就从一个封闭、有限的静态宇宙，转向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动态宇宙。这正是从“坐井观天”到“海阔天空”的认知飞跃。 周有光先生的智慧，对于当代中国人认知世界的意义，类似于哥白尼革命，他把观察的立足点，从自我中心，也就是从“中国中心”移开，放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背景中。有这种眼界，才能真正看清中国在世界上的真实位置和它的“自转”规律。 在看中国，看世界的时候，每个人头脑中都有一个坐标。但很多中国人的坐标是单一轴线、单一维度的，甚至连单一轴线都残缺不全，只有一个孤立的点，或几个相互孤立的点。周有光先生教给我们，看中国，看世界，头脑中要有个完整的坐标。这个坐标的纵轴就是上下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史，横轴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现代文明世界。把中国放到这个完整的坐标中，才能准确定位，才能看清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走向。 周先生从三个方面梳理了这架文明坐标的纵轴。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人类文明大致经历了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的进程。第二个方面，就是政治：人类文明经历了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的进程，从独裁专制到宪政民主，这是文明发展的大趋势。第三个方面，就是思维和认知，用周先生的话说，是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再到注重实证和逻辑的科学思维。 这些年，中国流行“文化复兴”，官方宣传的口号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种口号在文化界的前身是“河东河西”论。曾经有位老先生，名叫季羡林，他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轮流坐庄；以前西方文化强大，现在轮到中国文化了。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季先生还健在，老当益壮，相当活跃。 我考研究生，去北大面试，还在校园书店买过他一本书《留德十年》，读得很沉浸。他也是脱离了山东的山东人。1989年参加过学生运动的学长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季先生坐三轮车去看望他们。学生运动被镇压以后，季先生到海淀区公安局投案自首，说广场上的学生都是受他指使的，要求也把他抓起来，跟学生关到一起。他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也不想活了”。那年，季先生78岁。 季羡林跟周有光两位先生，走过的人生道路不一样，在很多问题上，观点、立场也不一样，但都是可敬的老先生。 “河东河西”论遭到很多批评。有些批评简单粗暴，有些则是有理有据。 周有光先生不赞同把文化看成河岸上静止的东西。在他看来，文化是流动的，就像河里的水一样。他说：“文化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他反对建围墙阻拦文化流入，反对筑堤坝堵截文化流动。如果身处文化洼地，靠建堤坝把先进文化阻挡在外面，早晚有一天，会坍塌决堤，洪水涌入，一发而不可收。 周有光先生有大智慧，在小聪明泛滥的中国，他的智慧有点水土不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 现代文明中有很多平日看似没用的东西，像保险一样，只有在非常状态下才用得着，但大部分中国人觉得自己比欧美国民更聪明，只弄平日有用的，房子、车子、票子、地位、职称，做人上人，至于德性、权利、自由、同情同理心等都没用，欧美国民追求那些东西都是傻帽。 中国人这种小聪明成了中国的宿命，一代一代人地在亚文明状态周而复始，走不出那个鬼打墙的闭环。如今循环到了哪个时段，看近几年发生的几个事件：八孩铁链女、围剿民企、跟俄国绑定、封城锁国、加紧跟美国对抗、体制内外清除有领导能力的人...这类反文明事件都是中国历史上，尤其是红朝历史上，不太妙的时段，才出现的症候。 即便毛晚年昏庸，还知道要留着能做事的周、邓收拾烂摊子，现在土皇帝连那种狡黠的朴素智慧也没有了，只剩下皇帝太监的末流组合。结果就是行为不伦不类、蠢事连连。任何统治者都会做蠢事，但在极短的时间内密集做大蠢事，只有在历史上的非常时段才出现。没有正常人愿意生活在那种时段。 中国人坐井观天的一个表征就是困在历史的笼子里，出不来，把自己活成过去历史的奴隶。这些年，土皇帝加紧威胁台湾，一些土皇帝根本不拿他们当人的中国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商人、官员，也跟着起哄，一张嘴就是“中国文化”、“5000年历史” 、两岸同根同源，都是用汉字，所以政治上也要统一。有点世界眼光的人知道，那是坐井观天的梦呓。 中国人要在精神世界有长进，就要先在心态上跳出那口叫“中国”或者叫“中国文化”的井，至少获得一点起码的地平线视角，再一点点学习鸟瞰世界，否则再自娱自虐几代人，还是坐井观天。 开放社会造就开放的心灵，封闭社会造就封闭的心灵……...

傳奇作家倪匡（附：《纽约时报》讣告）

Eric Chau 

臉書 2026-10-30

傳奇作家倪匡（1935年5月30日－2022年7月3日），原名倪聰，字亦明，是華文世界最具傳奇色彩的科幻與武俠小說宗師，與金庸、黃霑、蔡瀾並稱為「香港四大才子」。

他的一生歷經戰亂、逃亡與輝煌，筆下世界天馬行空，現實生活亦如同他的科幻小說般驚心動魄、精彩絕倫。

少年熱血與幻滅的「反革命」逃亡

投筆從軍： 倪匡出生於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6歲時滿懷對「烏托邦理想」的憧憬而輟學北上，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部隊成為基層軍官。

理想幻滅： 在參與土地改革與內蒙古開墾期間，他逐漸看清體制內的階級特權與殘酷現實，因生性熱愛自由，頻繁與上級發生爭執。

生死逃亡： 1956年冬天，他因在內蒙古拆卸木橋燒火取暖，導致拖拉機墜河及大隊長被咬傷，被冠上「反革命」罪名並面臨十年監禁。他連夜騎馬出逃，歷經大連、上海、澳門，最終於1957年成功偷渡抵達香港。

獅子山下的「漢字寫作速度第一」

以文謀生： 剛抵港時，倪匡在工廠當雜工，後投稿小說與政論至明報獲錄用，正式開啟職業寫作生涯。

高產傳奇： 倪匡是全職作家致富的典範，自詡「漢字寫作，速度之快，世界第一」，最高產量時一小時可寫4500字，曾同時為十幾家報紙寫連載。

橫跨各界： 一生創作了161篇《衛斯理系列》故事，以及《原振俠》、《六指琴魔》等無數經典。同時，他也是多產的編劇，創作了400多部電影劇本，包括為李小龍量身打造的《精武門》與經典角色「陳真」。

豪情浪子與香港記憶

名嘴風采： 1980年代末，他與黃霑、蔡瀾共同主持成人清談節目《今夜不設防》，三人把酒言歡、縱論人生，被傳媒譽為「香港三大名嘴」。

堅定立場： 經歷過體制殘酷的倪匡一生堅決反共，對香港前途抱持悲觀態度。他曾於1992年移居美國舊金山，後因不習慣異鄉生活，於2007年回流香港。

傳奇謝幕： 2012年，他榮獲第3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2022年7月3日，這位豁達多才的智慧老人因癌症於香港安詳離世，享壽87歲，留給華文世界一個無法複製的文字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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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纽约时报》讣告

倪匡逝世：從「反革命分子」到知名科幻小說家

TIFFANY MAY 2022年7月8日

倪匡2006年在香港。他最著名的作品可能是衛斯理系列，這是一部冒險故事的合集，講述了主人公與外星人的遭遇，以及與智慧怪物的戰鬥，其中有時包含尖銳的政治批評。 Martin Cha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香港——奇幻小說作家倪匡週日在香港去世，享年87歲，除了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創作了200多部武俠片劇本之外，他也是中共的嚴厲批評者。 他的兒媳、演員周慧敏在社群媒體上宣布了他的死訊。她沒有說明死因，但表示他在癌症康復中心去世。 倪匡最為人所知的是他的奇幻驚險小說，還曾為邵氏兄弟電影公司的許多動作片撰寫劇本，邵氏曾在香港市場佔據主導地位。他還為李小龍早期的兩部重要電影《唐山大兄》（1971）和《精武門》（1972）創作了故事大綱和中心人物，不過這兩部電影的編劇署名都是導演羅維。 在華語世界，倪匡最出名的可能是「衛斯理」系列，該系列收錄了大約150個冒險故事，最初以報紙連載的形式發表，它們講述了主人公衛斯理同外星人的相遇，以及同有智慧的怪物的戰鬥，但有時也包含尖銳的政治批評。 倪匡於1935年出生在上海一個工人階級家庭，按照習俗，他出生時取了兩個名字：倪亦明和倪聰。關於他父母的信息暫不可得，但已知他有六個兄弟姐妹。 在中國土地改革運動期間，十幾歲的倪匡已經參加工作，成為一名公安，對共產黨承諾的一個更平等的未來深信不疑。但在得到每天撰寫地主處決告示的任務後，他很快就感到幻滅。地主被指責為中國農村貧困的原因，作為人民公敵而受到迫害。當他質疑他們是否犯有其他罪行，需要判處死刑時，他的上級斥責了他。

《精武門》（1972）中的李小龍，倪匡為這部電影創造了故事線和中心人物。他沒有獲得編劇的署名權，但他為其他200多部武俠電影做了編劇。 Golden Harvest Company

「那是我對共產黨最反感的開始，」他在2019年接受香港公共廣播公司香港電台著名律師兼電視主持人石永泰採訪時說。 他的麻煩還不止於此。在內蒙古工作期間，倪匡讓一隻有殘疾的狼和兩隻狗交配，悄悄養了一群幼崽。這些幼崽攻擊了一個上級官員，他因此受到懲罰，被要求寫長篇檢討書。在所謂的階級敵人批鬥會上，他因為發出笑聲而惹上麻煩。在寒冷的天氣裡，他從一座人行橋上拆下木板當做燃料，因此被打成了反革命。 倪匡在接受香港電台採訪時說，一位朋友曾警告他，他的違法行為可能會面臨嚴厲的懲罰，並幫助他偷了一匹馬，讓他逃跑。1957年，他回到上海，付錢給蛇頭，讓他們幫他偷渡到香港。 在香港，倪匡一開始在工廠工作，還打零工，每天賺不到三元錢。在採訪中，他非常詳細地描述了用自己的收入買的第一頓飯：一碗米飯，上面放著晶瑩剔透的肥美叉燒肉。 關於中國大陸土改的作品《活埋》手稿被《工商日報》發表後，倪匡很快開始以連載小說作家為業。 他全身心投入到寫作中，在接受採訪時說，職業生涯的巔峰時期，他每天能寫2萬字。1963年，他在《明報》上發表了衛斯理系列的第一期。 他說：「當時我是以寫小說作為職業，靠它養家糊口，靠它過日子，所以絕對沒辦法精雕細琢，」他還說，他在寫作時既沒有時間研究，也沒有時間修改。「只根據自己腦海。」 雖然再也沒有回到大陸，但早年在大陸的經歷經常在他的作品中出現，即使在他的創作轉向更超自然的方向之後。1971年首次出版的衛斯理小說《老貓》的靈感來自一隻灰藍色的波斯貓，在他被關在小屋裡作為懲罰時，這隻貓一直陪伴著他。他在接受採訪時說，他花了幾個小時解開它打結糾纏的毛髮。小說中的貓與外星人搏鬥。 2019年，在香港書展上一次關於他作為科幻作家的遺產的演講中，倪匡表示，他的作品並不真正符合傳統定義的那種類型。他說，他曾經避免寫關於外星人的故事，但當他在某個情節上卡住時，發現寫外星人是方便的敘事手段。 「我的科幻小說與西方科幻小說或大多數人認為的『硬』科幻小說完全不同，」他說。 他還說，他只上完了初中，沒有受過正規的科學教育。他更多地取材於中國古代神話和傳說。 倪匡還將他的想像力搬上銀幕，成為電影編劇，包括1967年打破香港票房紀錄的《獨臂刀》。 倪匡於1959年與李果珍結婚。後者仍然在世。倪匡的遺屬還包括他們的女兒倪穗和兒子倪震。 多年來，倪匡毫不掩飾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將香港描述為自由思想的避難所。但他對這座城市在北京收緊控制下的未來感到悲觀。 他1983年的小說《追龍》被廣泛認為預見了引發2019年香港民主抗議活動的政治背景，這場抗議後來遭到全面鎮壓。 倪匡在書中描寫了一座未具名的大都市變成只剩一具空殼。 不必摧毀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大城市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一樣，但只要令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它毀滅死亡。而這樣做，可以只出自幾個人愚蠢的言語和行動。 香港電台的石永泰問消失的優點是什麼時，倪匡說：「自由。」 「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他繼續說。「沒有言論自由便沒有任何其他自由。」

Tiffany May為《紐約時報》報導亞洲的新聞，她自2017年加入時報。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她：@nytmay。

翻譯：晉其角、明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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