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运动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其理念蓬勃发展，而其组织却日渐衰落。今天的复兴是否会重蹈覆辙？
来源：邸报 2026-11-11
本文即将刊登于2026 年 11 月 16 日的《纽约客》杂志印刷版。作者：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吉尔·莱波雷是本刊特约撰稿人，自 2005 年以来一直为本刊撰稿。她的著作包括《人工国家的兴衰》（2026 年 8 月）。
1912年，美国有超过一千名社会主义者担任公职。他们的目标从降低电车票价到废除参议院，不一而足。图片由马特·多夫曼绘制；照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盖蒂图片社
Can American Socialism Survive Its Success?这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辉煌的一年。1912年，美国社会党拥有十二万名党员，报摊上摆满了约三百种社会主义报刊杂志，其中包括总部位于堪萨斯州的《理性呼吁》（Appeal to Reason）。该报拥有七十五万订户，并坚信“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命运”。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屡战屡胜，这得益于选民对托拉斯、公司、百万富翁和寡头的愤怒，这些人垄断政治权力，而其根基在于对劳工诉求漠不关心的两党制以及保守得令人瞠目结舌的最高法院。（1895年，最高法院宣布联邦所得税违宪；1905年，又宣布限制每日工作时长的法律违宪。）社会主义者的力量逐年壮大。 1910年，密尔沃基报人维克多·伯杰（Victor Berger）当选国会议员，成为首位当选国会议员的社会主义者。伯杰曾于1901年与印第安纳州铁路工会领袖尤金·V·德布斯（Eugene V. Debs）共同创立了社会党。他誓言要废除参议院。1911年，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选出了一位社会主义市长。他在就职演说中说道：“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在斯克内克塔迪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我们能够也必将向所有人展示社会主义精神，并在旨在建立和维护资本主义的法律框架下，尽可能地运用社会主义原则。”（他承诺降低电车票价。）1912年，德布斯作为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参选，并呼吁结束“工资奴役”。在这片广袤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遍布着麦田、玉米田、钢铁厂、汽车厂以及煤矿、铜矿和铁矿，一千多名社会主义者担任公职，其中包括五十六位市长（他们分别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和密歇根州的弗林特等城市），一百六十位市议员和一百四十五位市议员。一位机械师当选为俄亥俄州圣玛丽斯市市长；一位铁路制动员当选为宾夕法尼亚州新城堡市市长。“同志们，我们值得庆贺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实力增长，不仅仅是我们强大的力量，”当年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的社会主义党代表大会主席宣布，“而是社会主义党始终忠于其使命，在这个国家高举国际社会主义的旗帜。”社会主义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
在那次大会上，党通过了一项纲领，开篇便谴责资本主义制度，称其造成了诸多罪恶，其中包括“高昂的生活成本”：“在这种制度下，工人阶级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面临可怕的、不必要的生命和肢体危险，被法院判决、禁令和不公正的法律所束缚，并不断遭受财富寡头的剥削。”该纲领呼吁实行从铁路、电报线路到矿山、森林、油井、银行和货币体系等一切资产的集体所有制。它还呼吁缩短工作日，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五天半，实行最低工资，设立养老金、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并废除童工。它还呼吁实行累进联邦所得税、赋予女性选举权、废除参议院、总统否决权和选举团制度——而且，由于最后清单上的每一项都需要修改宪法，因此还呼吁召开制宪会议。
“社会主义时刻已经到来，”社会主义杂志《时事》的编辑内森·J·罗宾逊在去年夏天宣布，他指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的成员人数不断增长，以及社会主义者新近获得的地位：佐兰·马姆达尼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难道1912年又要重演了吗？
今年，社会主义的大旗由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高举。该协会拥有13万名成员，其中包括两位美国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拉希达·特莱布；全国各地还有数百名由DSA支持的州和地方官员。（伯尼·桑德斯长期以来都是社会主义者，但他并非DSA成员。）DSA并非政党，但它确实有一个纲领。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2017年，其全国政治委员会决定用一份纲领取代之前的“优先事项决议”。这份纲领原定于2019年发布，但鉴于DSA内部的“意识形态多样性”，被推迟到2021年。今年夏天，DSA发布了新的纲领。这份纲领与1912年美国社会党的纲领有很多共同之处。
“我们是为改造社会而奋斗的工人：赢得民主之战，起草新宪法，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该纲领如此承诺，同时猛烈抨击现有政党：“它们都由同一伙亿万富翁和战争贩子组成的犯罪集团资助。”该纲领除其他事项外，还提议废除参议院，并以由国会选举产生并隶属于国会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取代总统和最高法院。
一些知名的民主党人士谴责了该纲领。在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香农·布雷姆请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联合主席梅根·罗默确认其中的一些提议：
布雷姆：废除边境，并赦免目前在美国非法居留的所有人。
罗默：作为一项长期计划。是的。
布雷姆：取消五角大楼的经费。
罗默：绝对的。
布雷姆：废除监狱，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废除。
罗默：是的，同样是作为一项长期计划的一部分。是的。
布雷姆：好的，所以没有监狱。大多数大型企业由政府或公共部门所有。
罗默：是的，绝对的。
罗默在问答过程中咧嘴一笑，一度几乎要笑出声来，给人的印象是油嘴滑舌，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天真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疯了，”泰德·克鲁兹在推特上写道。
随后迎来了选举日，民主党取得了史诗般的胜利，重振了党的士气，也为社会主义者带来了自1912年以来前所未有的胜利。六名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成员——分别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密歇根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赢得了国会席位（两名现任DSA成员成功连任）。DSA候选人在洛杉矶、华盛顿特区、密歇根州安娜堡和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的市长选举中获胜。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也成为了胜利。2026年的“红色恐慌”适得其反。DSA成员安吉·尼克松挑战共和党人、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阿什利·穆迪的希望渺茫，最终落败。穆迪曾将这场竞选描述为“自由对抗社会主义”，但穆迪的胜选优势仅为2.9%。马姆达尼在凯西·霍楚尔（她不是社会主义者）的选举之夜派对上发表讲话，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我们已经开始着手改造我们的政党，使其再次属于劳动人民。”
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也从未在两大政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使美国与其他所有西方民主国家截然不同，也令早期的美国社会主义者感到惊讶，他们曾指出，从桂格教徒到欧文主义者，美国有着悠久的社群主义传统。1869年，美国牧师兼乌托邦主义者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宣称：“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实验室，尤其是在过去四十年里，各种社会主义都在这里进行试验。”仿佛社会主义早已融入美国的土壤，与美国革命一样根深蒂固。
然而，社会主义直到1893年经济恐慌才真正成为美国政治的焦点。正如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所说，“一种模糊的恐惧笼罩着世界，社会主义一词开始被人们听到。”铁路大亨乔治·普尔曼将工人的工资削减了四分之一后，德布斯号召罢工，并于1895年因组织罢工而被捕入狱；维克多·伯杰曾探望他，并带去了一本《资本论》。（肖恩·古德撰写了一部生动而充满敬意的传记《美国社会主义者》，讲述了德布斯非凡的一生。）德布斯是民主党人，他说他之前“对社会主义知之甚少”，直到1897年，在富豪资助的竞选活动将威廉·麦金莱推上白宫之后，他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这场竞选使德布斯确信，富人掌控着政治。“金钱并非文明的真正基础，”他总结道。他第一次竞选总统是在 1900 年，四年后他再次竞选时，获得的选票是第一次的四倍多。
“如果我对历史的解读正确，马克思的预言将会实现，美国将终结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一位社会主义领袖在1906年于芝加哥举行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年会上如此预言。然而，就在同一年，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却问道：“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当然，美国存在社会主义，但远不及他和其他人预期的那样。桑巴特的解释之一是，美国人尚未遭受“晚期资本主义”（他创造的术语）最严重的蹂躏：“各种社会主义乌托邦都因烤牛肉和苹果派的诱惑而走向毁灭，”他写道。不妨称之为美国左翼的“阿比餐厅吃太多”理论。
“今年是属于我们的一年，”德布斯在1912年说道。的确如此，但那也是美国社会主义直到今年之前的最后一个辉煌之年。那次选举之后，社会党开始流失党员，左翼和右翼的党员都受到了影响。在5月的党代会上，社会党正式宣布不再将破坏活动作为劳工策略；结果，一些党员转投了支持破坏活动的产业工人联合会（IWW）。11月，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赢得总统大选，民主党人很快开始兑现社会主义者承诺的大部分目标。尽管他们既没有废除参议院，也没有召开制宪会议，但进步派在1913年至1920年间成功推动了四项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其中仅1913年就通过了两项。 （第十六修正案赋予国会征收联邦所得税的权力，第十七修正案规定参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社会党在 1912 年的纲领中提出的其他改革措施，以及民主党采纳的最低工资法、最高工时法、废除童工、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等，在各州都取得了成功，到新政结束时，这些改革措施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落实；与此同时，社会党却日渐衰落。
这源于内外因素的双重影响。1917年，美国社会主义者因布尔什维克革命而分裂，部分人转而加入共产主义阵营。社会党宣布反对美国卷入欧洲战争：“我们绝不会轻易付出任何生命或金钱去支持资本主义。”为了压制异议，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间谍法》和《煽动叛乱法》，数百名社会主义者，包括德布斯在内，因反对战争而遭到起诉。1920年，仍在狱中的德布斯以“从监狱到白宫”为口号竞选总统。五年后，他宣称社会党“几乎已经名存实亡”。1926年德布斯去世后，前长老会牧师诺曼·托马斯接替他成为社会党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候选人。 1939年，该党反对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理由是这场战争并非工人阶级革命，而仅仅是敌对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生动地描述过该党领袖在1941年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美国优先委员会”集会上的讲话：“他身后只剩下美国社会主义的尸骨无存。”贝尔认为，到了1950年，随着麦卡锡主义和第二次红色恐慌的兴起，“美国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事实，已经沦为历史档案中的一个注脚。”
评论员们随即开始翻阅这些档案。在战后美国，观察家们重新审视了桑巴特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社会主义如此匮乏？除了美国相对于欧洲的繁荣之外，多年来最常见的解释包括：美国没有封建历史，也从未建立过既定的阶级制度；美国的政治体制注定所有第三党都无法生存；美国社会主义者未能与工会结盟；美国人不喜欢来自欧洲的思想；政府压制了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民主党利用社会主义思想为民主党赢得选举；以及社会主义者自身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他们坚持严格的意识形态一致性。正如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和政治学家加里·马克斯曾经写道：“关于社会主义在美国衰落的解释，与社会主义者人数之少一样多。”
贝尔本人将美国社会主义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其内讧（“每两个社会主义者就总有三种政治观点”）。但更广泛地说，他倾向于认为美国社会主义者“永远无法解决而只能在两个基本问题上摇摆不定：要么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并像劳工运动那样寻求从内部改造它；要么像共产主义者那样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死敌。”这一困境至今仍未缓解。
美国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政党是失败的，但它成功地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不仅在进步主义时期和罗斯福新政时期，而且在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也是如此。后一时期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社会主义者迈克尔·哈灵顿。哈灵顿在加入多萝西·戴的天主教工人运动时发誓过清贫的生活，1952年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担任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的领导人。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他开始投身于民权运动。1960年，社会党既没有提名也没有支持任何总统候选人。哈灵顿解释说：“美国社会主义必须集中精力争取政治重组，建立一个真正的第二党，将劳工、自由主义者和黑人团结起来，并为他们提供一个进行原则性辩论和有效行动的工具。”他的想法是，一旦“南方种族主义者和某些其他腐败分子被逐出民主党”，社会主义就可以在民主党内找到立足之地。
1958年， 《评论》杂志的一位编辑问哈灵顿是否愿意撰写一篇关于美国贫困问题的文章。他写出的文章引起了出版社的关注。起初他有所犹豫，但最终还是答应了。最终的成果《另一个美国》于1962年3月出版。当时，美国正处于所谓的富裕时代，而哈灵顿却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数百万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他说，美国的穷人需要一位“美国版的狄更斯”。
哈灵顿在《另一个美国》一书中从未提及“社会主义”一词，但诺曼·托马斯评论说，哈灵顿“写了一本书，我们所有社会主义者，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在翘首以盼”。然而，直到1963年1月德怀特·麦克唐纳为本杂志撰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三千字的书评后，这本书才开始产生影响。这篇题为《我们看不见的穷人》的书评，至今仍是《纽约客》发表过的最长、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书评，它尖锐、切中要害且充满紧迫感：它呼吁采取具体行动。麦克唐纳写道：“联邦政府是唯一能够有效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改善他们生活状况的力量。”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沃尔特·海勒阅读了这篇书评，据说他还将副本交给了总统。肯尼迪总统开始着手制定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在他的继任者领导下演变成了“向贫困宣战”。
1968年，哈灵顿成为社会党领袖时，他已是美国最知名的社会主义者。正如他常说的（借用小威廉·F·巴克利的一句讽刺），这“就像是堪萨斯州托皮卡最高的建筑”。在他接管这个他认为不应该成为政党的政党的那一年，哈灵顿出版了《走向民主左翼：新多数派的激进纲领》，呼吁建立一个“民主左翼多数党”，这个政党很可能“沿用一个古老的名称：民主党”。1972年，哈灵顿辞去了社会党联合主席的职务。次年，他参与组建了后来于1982年正式更名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组织。
在经历了多年的缓慢增长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的成员人数在桑德斯2016年竞选总统后开始断断续续地增长。“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唐纳德·特朗普在2019年的国情咨文中说道。但自特朗普连任以来，民众对社会主义以及桑德斯和马姆达尼等民主社会主义者所持立场的支持率飙升。今年秋季，盖洛普的一项调查发现，公众对社会主义的支持率达到了43%的新高，而对DSA所倡导的关键措施的支持率也大幅上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全民医保。
在美国，社会主义在贫富差距悬殊的时代最为强大，而在社会繁荣时期则最为衰弱。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份额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攀升，并已达到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或许偶尔还能找到一些烤牛肉和苹果派之类的美食，但平价医疗、住房和高等教育却早已不复存在。进步时代的民主党人为争取并实现了劳工立法、竞选资金改革、社会福利条款和反垄断措施。从比尔·克林顿到乔·拜登，历任民主党人在这方面的成就远不及此。这解释了2016年桑德斯的崛起以及如今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的崛起。但是，一个新的“新左派”（哈灵顿称之为“下一代左派”）真的正在出现吗？如果真的存在，它的计划又是什么？
主张经济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制定计划的态度却出奇地矛盾。马克思本人曾告诫人们不要为“未来的厨房”“编写食谱”，但他确实设想过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和劳动分工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一个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日子。马克思设想，人们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上放牛，饭后批评”。
近一个世纪后，同情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设想了一个几乎不需要劳动的未来，一个“经济幸福的归宿”。他警告说，这将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利用科学和复利带来的闲暇时间。”
在《走向民主左翼》一书中，哈灵顿竭力强调，他的理念不应被视为“蓝图”。但近年来，民主社会主义者并未回避社会主义解决方案论。在《蓝图：社会主义如何在现实世界中运作》一书中，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哲学家和《雅各宾》杂志的创始人提出了一个公正社会的模式，并请读者想象社会主义未来生活的一天：“有些人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阅读俄罗斯小说，或者与所爱之人一起烹饪精致佳肴，或者在大自然中徒步旅行和露营。”
因此，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的2026年纲领也要求美国人想象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的世界里的休息日，也就不足为奇了。“也许早上，你可以送孩子上学、办些杂事，或者去看医生。下午，你可以运动、练习新技能、阅读、计划一次旅行。晚上，你可以和朋友或家人聚餐，也许去看电影或去公园散步。”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似曾相识，那是因为这正是埃隆·马斯克和萨姆·奥特曼喜欢谈论的那种未来：一个计划经济下的富足世界，贫困已被消除，雇佣劳动也得到了削减。在21世纪，社会主义是未来的必然趋势开始与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必然趋势趋于一致。（毕竟，在人工智能主导的经济体系中，计划经济的可能性远高于《资本论》中设想的任何未来，即便人类自由的前景令人遗憾地更加黯淡。）如今，你会发现人工智能的支持者们正在重新利用尤金·德布斯曾经倡导的言论。“别再做雇佣奴隶了，”一家人工智能营销服务公司这样告诉潜在客户，“别再为他们实现梦想了。用人工智能系统取代劳动力吧。”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们每天会做什么？科技巨头们认为，人们无需做任何事——他们会获得全民基本收入，或者像马斯克喜欢称呼的那样，一种“随心所欲的全民收入”。奥特曼则提出，与其发放全民基本收入，不如给人们提供“全民基本计算能力”，人们可以使用、出售或捐赠。“你拥有部分生产力！”他说道，听起来颇有马克思的风范。奥特曼确信，在未来，“我们会找到真正热爱的事情去做。”马斯克将未来的工作比作种菜，即使你可以在商店里买到。“有些人仍然会种菜，因为他们喜欢种菜，”他说。
对这种世界观最完整的阐述，当属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2024年出版的《深度乌托邦：一个已解决世界中的生命与意义》。这本书以一个马克思式的笑话开篇，讲述博斯特罗姆如何靠写一本“食谱”发家致富。他最著名的作品是2014年出版的《超级智能》，该书预言了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末日。然而，在《深度乌托邦》中，他设想了一个后稀缺、后工作的乌托邦，其主要问题是“意义问题”。他用了近五百页的篇幅来思考这个问题，而这些篇幅与其说是探讨意义问题，不如说是他自己试图寻找意义的尝试……通过写一本漫无目的、自说自话的沉思录。
对于2026年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正如对于1912年的社会主义者一样，融入民主党可能会让他们放弃取代资本主义的雄心壮志，转而追求更为温和的改革目标。但这一次，情况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新变化：社会主义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变成了马斯克主义。民主党或许会推进社会主义最实际、最紧迫的要求：全民医保、绿色新政。但硅谷拥有比任何政党都更大的权力，似乎热衷于将最大胆的梦想变成一场噩梦：一个人们不再需要做任何事，因为他们不再被需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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