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3日星期五

麦克阿瑟把日本天皇从神降到人,消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基(附:……日本保守主义底色)

 来源:壹家言  2026-2-13

为什么说日本保守思潮占主导地位,这要从明治维新及二战前后说起。

二十世纪的日本由两部分组成,以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在密苏里巡洋舰上签订投降书为分界点,在此之前的日本是完全失败的日本,在此之后的日本是基本成功的日本。

日本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失败是接受欧陆启蒙思潮影响带来的失败。

欧陆启蒙思潮是一切左派思想的滥觞,是极权主义的源头。启蒙思潮把日本引向歧路,其恶果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是欧陆启蒙思潮的产物,是左派思潮在日本结出的恶果。

通常,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日本军国主义大都被认为是右翼性质的,但其实属于极左,否则就说不通为何日本军国主义是欧陆启蒙思潮的产物。

这个话题另写文章论述,此处只说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有三个源头:

一是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诸如“杀身成仁”“生如樱花之烂漫,死如秋叶之静美”。

二是中国儒家学说,“忠君爱国”之类,特别是王阳明的“心学”。那个以处于劣势的日本舰队在日俄战争中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的东乡平八郎,就有王阳明的粉丝,他有句名言:一生伏首拜阳明。

三是受欧陆启蒙主义的影响。

这里着重说两个人。

一个是福泽谕吉,就是一万日元钞票上印着的那个梳着背头的老者,被认为是日本的伏尔泰是欧陆启蒙思潮在日本的传人,他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法则适用于国家之间,相信先进的国家有权统治落后的国家。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滥觞。

另一个是中江兆民,比福泽谕吉小12岁,他的思潮更加极端。许多日本热血青年,都是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投身于自由民权运动的,中江兆民也因此而获得了“东洋卢梭”的美名。梁启超就深受中江兆民的影响,他在《新民说》中提出的“文明的自由”等概念,便与中江兆民的“人义的自由”一脉相承。

福泽谕吉和中江兆民翻译了许多法国启蒙运动领袖的著作,介绍了很多启蒙思潮,比如人权、博爱、自由、平等,这些思潮到了日本,在原有病灶的基础上发生了癌变,自由变成了为所欲为的自由,变成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后来成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之一。

到了明治维新后期,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走上日本政治舞台。山县友朋是日本陆军的创办者,伊藤博文是著名的政治家。他们两个把普鲁士的治国与军事专制主义引到了日本。

因此,日本战前的失败是启蒙思潮在日本的失败,是带来重大灾难的失败。就像《麦克阿瑟传》中说的那样:“在现代化推进的最初阶段,日本人同时吸收了很多西方文明最糟糕的元素,比如战争的工具、帝国主义的专制和政治宣传机器,而忽视了那些精华的部分。”战前的日本吸收了西方的糟粕,这个糟粕就是启蒙思潮。

精华的部分是什么?就是基督教与相应的保守主义思潮。

1945年8月,当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踏上日本国土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在战火中化为焦土、社会秩序彻底崩溃的国家。他不仅是一位军事征服者,更是一位手持“手术刀”的政治改造者。在随后近六年的占领统治中,麦克阿瑟通过一系列改革,奠定了日本战后政治保守主义的制度根基。

改造的关键是如何处置日本天皇?

1946年1月1日,在麦克阿瑟要求下,日本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宣布天皇不是神。“说朕是神,日本民族有比其他民族更优越的素质,拥有能扩张统治世界的命运,这种架空事实的观念,也是无根据的。”

战前日本认为,日本民族比其它民族更优越,拥有统治世界的权力,他们应该统治世界,而天皇在发表《人间宣言》时说这是错误的,这意味着天皇宣布自己不是神。这份法令被誉为“天皇从神到人的历史性转变”。

发布《人间宣言》让天皇褪去神性,成为国家象征;同时保留天皇制作为社会稳定锚点,避免激进变革引发动荡,更让保守派有了凝聚符号。

而更重要的一面,这是对西方启蒙运动确立的人类理性的高度怀疑和大胆否定。

1794年牧月20日,卢梭思想的实践者罗伯斯庇尔登上最高主宰的圣坛,亲手点燃了象征人的理性的无神论塑像,人不再崇拜上帝而开始崇拜自己和自己的理性。可是,人的理性真的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和功能,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全部问题吗?

在基督教教义中,人的最大原罪是目无上帝的“狂妄”。证之于人类历史,凡是制造大灾难的恶魔,无一不是狂妄之徒。仅就二十世纪的历史而言,这是一个抵挡上帝,人性之恶全然释放,从而血流成河、当权者一拨比一拨恐怖的时代,前所未有的极权制度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灾难——种族灭绝和阶级灭绝。

把天皇拉下神坛,就是对目无上帝的“狂妄”的驳回,按照“神定秩序”的原理,创造出一个新的、自由的、民主的、繁荣的、和平的、亲美的日本。

在麦克阿瑟改造日本过程中,有一个人特别重要,他就是吉田茂。

1946年5月,吉田茂继任日本自由党总裁,并就任首相,是日本帝国宪法下的最后一位天皇御令下的首相,也是最后一位非当选众议院议员的首相(他是国会贵族院成员)。

吉田茂曾担任驻英国大使三年,使他有机会亲身体验英美的保守主义,这为他后来的保守主义价值观打下了基础。吉田茂的保守主义是尊崇皇室、日本传统与历史、倡导传统价值观的保存和弘扬;在国际政治中实行对美一边倒的实用主义外交战略,与美国充分合作,把安全交给美国,日美合作是日本外交的基石。

很多人不知道吉田茂是一位基督徒。他的后人麻生太郎,今天日本的政治舵手,高市的靠山,也是一位低调的基督徒。

知晓这一点,对理解高市早苗和她主导下的日本,很重要。

附:

麦克阿瑟主导的战后日本改造,奠定了日本保守主义底色

来源:壹家言  2026-2-13

高市早苗带领自民党以横扫一切的架势赢得众议院大选,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条很重要,那就是日本政坛的保守主义底色。

看到一条视频,两个日本警察在街头盘问一个黑人,黑人似乎有点不配合,推搡间,警察一个大背摔把黑人撂倒,接着骑压上去。最后又来两个警察,四人一起把黑人装进麻袋塞进警车呼啸而去。整个过程众多民众在一旁静观,没有一个出来阻挠。

其中有一个细节特有意思,就是警察骑压黑人那个动作和当年美国警察骑压黑人佛洛依德很相似。但那个恶行不断的弗洛伊德却借此被白左打造成“英雄”“圣徒”,并趁机发起了席卷全国的“黑名贵”暴乱。而同样的事发生在日本,啥都没有。

深入考察,就会发现日本没有大规模的彩虹、变性人、DEI、LGBT+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本次选举,代表自我叙事正义和政治正确的中左翼政党和在欧洲横着走的亲巴勒斯坦政党纷纷翻车,这一切都说明日本社会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

这从日本近代政治历史就可看出,1955年自民党成立至今71年,总共执政了66年,左派政党仅掌权5年半,这在全世界民选国家中极为罕见。事实上,除了日本是长期保守派执政之外,只有新加坡是保守派一党执政的民选国家。全球左派左媒曾骂日本是“一党独大”甚至“独裁”,但这是人民选择的结果。日本的大选投票一直都被国际社会认为公平,没有什么作弊的指控。因为都是现场投票,核实证件,只有身体障碍和居住海外的公民才可邮寄投票,跟拜登的美国完全不同。

高市比近年来的几位首相更具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强调日本传统、尊重天皇、反对非法移民,保持日本传统文化和秩序等,都深得人心,这是大选胜利的重要条件。

日本社会现存的保守主义底色,是麦克阿瑟战后对日本实施改造的结果。麦克阿瑟主导的战后日本改造,彻底抛弃了之前日本通过学习西方启蒙运动得来的那一套,通过制度设计、势力妥协与冷战转向,确立了天皇制象征化+官僚与保守政党长期执政+亲美反左的对外政策,为日本政治埋下了三重底色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底色,使得日本在战后几十年里维持了惊人的政治稳定,至今仍在塑造着日本的政治生态。

一、核心手术:保留天皇制,构建“稳定之锚”

麦克阿瑟最核心的政治判断,是决定保留天皇制。尽管国际社会(特别是苏联和澳大利亚)强烈要求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但麦克阿瑟力排众议,将天皇从“神”降格为“人”,保留其作为“国家象征”的地位。

这一决策并非出于对日本传统的尊重,而是基于冷峻的现实主义。麦克阿瑟认为,彻底废除天皇制将导致日本社会彻底失序,增加占领成本。他选择将天皇改造成一个“无害的符号”,利用其巨大的社会号召力来推行美式改革。这一操作在无形中保留了日本社会最核心的保守主义精神支柱,为后来的自民党长期执政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

二、制度设计:55年体制的“温床”

在麦克阿瑟主导下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即“和平宪法”),虽然确立了议会民主制,但其制度设计却为保守派长期掌权埋下了伏笔。

宪法剥夺了天皇的实权,将权力完全赋予民选议会。这导致战前以军部为核心的权力结构瓦解,政治权力迅速向保守的官僚和政客手中集中。



随着冷战爆发,麦克阿瑟的对日政策从“民主化”转向“反共化”。他默许并支持日本保守势力(如吉田茂)重新整合,利用“反共”作为政治动员工具,将左翼势力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这直接催生了1955年自民党(保守派)与社会党(革新派)长期对峙的“55年体制”,使保守主义成为日本政坛的绝对主流。

三、经济基础:财阀的“假死”与重生

麦克阿瑟推行的“财阀解体”政策,表面上是打击垄断资本,实际上却为财阀的“借尸还魂”提供了条件。虽然三井、三菱等大财阀被强制拆分,但麦克阿瑟并未彻底清算其背后的金融资本和人事网络。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急需日本作为“反共堡垒”,对财阀的清算迅速终止。被“假死”的财阀在战后迅速以“企业集团”的形式重组,并继续通过政治献金等方式与保守政党(自民党)深度绑定。这种“政-官-财”铁三角的体制,正是日本政治保守主义最坚实的经济基础,它确保了保守派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从而长期垄断政权。

四、社会改造:制造“沉默的多数”

麦克阿瑟的社会改革,在解放民众的同时,也制造了有利于保守主义的社会氛围。通过强制收购地主土地分给农民,麦克阿瑟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自耕农阶层。这个阶层因拥有私有财产而天然倾向于维持现状,成为保守派最忠实的票仓。通过废除军国主义教育,推行美式民主教育,麦克阿瑟成功消解了战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代之以“经济优先”的实用主义。这种社会氛围使得民众更关注经济发展而非政治变革,为保守派推行“重经济、轻军备”的路线提供了民意支持。

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改造,是一场“以美式民主为表,以保守主义为里”的政治实验。他通过保留天皇、扶植财阀、制造中产阶层,成功地将日本从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改造成了一个“保守的民主国家”。

孙立平在爱泼斯坦文件面前的双标与尴尬

 来源:壹家言  2026-2-13


笔者在《自民党大胜,别再说“高市早苗被日本民众抛弃”这样自欺欺人的话了》一文中说:“不仅对高市早苗,在川普、马杜罗、巴拿马运河、以哈冲突、俄乌战争、伊朗危机等众多热点问题上,很多自媒体和部分官媒,做出的分析和预判也基本与事实相反。”而孙立平等某些大V,在爱泼斯坦事件中的尴尬与双标,正好为该论断做了一个鲜活的注脚——面对铁证如山的克林顿、盖茨丑闻,他选择性地失明;面对川普的清白,他刻意地沉默;最终只能把头埋进沙子里,大谈“美国堕落”和“人性不堪”,试图用宏大叙事掩盖自己的尴尬。


一、选择性失明:对克林顿与盖茨丑闻的“鸵鸟姿态”

随着美国司法部公布超过300万页的爱泼斯坦案文件,大量触目惊心的细节浮出水面。文件显示,前总统克林顿曾26次乘坐爱泼斯坦的“萝莉快车”私人飞机,甚至被曝出在爱泼斯坦豪宅中穿着丝绸衬衫、上身裸露的“泡澡照”。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也被卷入其中,被指控与爱泼斯坦讨论性病治疗等私密话题。

然而,面对这些指向民主党阵营和西方资本巨头的实锤,一向以“批判精神”自居的孙立平却突然变成了“哑巴”。他绝口不提克林顿的飞行记录,不谈盖茨的私密邮件,仿佛这些证据从未存在过。这种刻意的回避,暴露了他内心深处对西方建制派精英的“护短”心态——只要是自己曾经吹捧过的对象,即便证据摆在眼前,也要装作看不见。


二、刻意沉默:对川普清白的“视而不见”

与克林顿等人的深度卷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川普在爱泼斯坦案中的角色相对清白。川普本人多次公开表示与爱泼斯坦“不熟”,司法部公布的文件也显示,川普并未像克林顿那样频繁出入爱泼斯坦的私人岛屿。甚至有受害者证词显示,川普曾拒绝爱泼斯坦提供的“特殊服务”。

按理说,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表现,本应是孙立平用来证明“美国并非铁板一块”的绝佳素材。然而,孙立平却对此选择了沉默。他既不承认川普的清白,也不否认,而是将话题引向虚无。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恰恰说明了他内心的矛盾——承认川普的清白,就等于承认自己过去对川普的批判可能站不住脚;否认川普的清白,又缺乏事实依据。于是,他只能选择“鸵鸟战术”,把头埋起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三、宏大叙事的遮羞布:用“美国堕落”掩盖双标

在找不到攻击川普的抓手,又无法为克林顿等人开脱的情况下,孙立平使出了最后一招——转移话题。他开始大谈特谈“美国的堕落”和“人性的不堪”,试图将爱泼斯坦案包装成一个“制度性腐败”的象征,从而掩盖自己的双标行为。

他声称爱泼斯坦案揭示了“资本与权力共谋下的制度性腐败”,认为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理念的崩塌”。这种宏大叙事看似深刻,实则空洞。因为它回避了具体的人和事,将责任推给了抽象的“制度”和“人性”。通过这种方式,孙立平既不用为克林顿辩护,也不用为川普正名,只需要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指点点,就能维持自己“批判者”的人设。


四、结语:双标者的尴尬与幻灭

孙立平在爱泼斯坦文件公布后的表现,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双标”:当证据不利于自己阵营时,他选择失明;当证据有利于对手时,他选择沉默;当无话可说时,他选择用宏大叙事来遮羞。这种“鸵鸟战术”虽然暂时保住了他的面子,却彻底暴露了他的尴尬——一个无法面对事实的“公知”,终究会在真相面前幻灭。

刻意回避核心争议,用空洞的道德说教掩盖立场的偏颇,本质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道德逃避。当事实无法支撑预设的偏见时,便用宏大叙事模糊焦点、转移视线,这不仅是双重标准的暴露,是面对真相时最怯懦的自欺欺人,更是良知与理性的双重失守。

孙立平面对爱泼斯坦事件的“鸵鸟姿态”,再次暴露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犬儒主义的底色。

租界的真相 发人深省:99.99%的人不知道!

 【阿波罗新闻网 2026-02-12 讯】


民族主义愤怒青年提到近代史,经常咬牙切齿地提到“租界”。我的这篇文章告诉你“租界”的真相,化解你的仇恨。
租界真相一:许多租界是中方自愿划割的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个租界,是上海租界。可是关于它的来历,爱国愤怒青年会不假思索地说:“一定是英国军队拿着枪逼迫大清国划割的!”但是,真相并非如此。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了英国人有权居住在上海,但是并没有答应给英国人在上海划一个租界。其实,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害怕中国人和英国人杂处、滋事、影响自己的乌纱帽,于是他自愿把上海县黄浦江的河滩上一块不毛之地、划给英国人当租界。宫慕久和英国人签订的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签署于1845年,当时,英国军队早就从大清国的土地上撤光很久了,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谈判并签约的,是英国领事“巴富尔”,一个文官,不是武官,更没有英国军队参与谈判。
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这样的文字:“……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这段文字是一个重要信号:道光皇帝要求宫慕久在安排英国人入住上海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闹出什么问题来,要“永久相安”。怎么样才能“永久相安”?那就只有划租界了:把英国人和中国人隔开来、互不往来,这样才能“永久相安”。这里,划租界的动机交待的很清楚:并非出于英国军队的胁迫,而是出于皇帝老板要求“永久相安”的政治压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份《上海租地章程》。
不但上海租界是自愿划割的,旧中国二十七个外国租界,自愿划割的还有的是,我再举个例子:厦门鼓浪屿租界,也是清政府自愿、主动划割的。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害怕日本染指福建,故使出“以夷制夷”老招数、把西洋鬼子引入厦门,闽浙总督许应骙?在给厦门地方官的电报里,写得很明白:“……引洋人来鼓浪屿,兼护厦门、东防日本……”。在这里,一个“引”字,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我就不深入罗嗦了。关于鼓浪屿租界自愿划割的这则史料,出自于厦门政协编的《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
这还不算,我再举一个例子:天津美租界,也是清政府不但自愿、而且是主动划割给美国的。一开始,美国领事受宠若惊,还不敢要,举棋不定之下,美国领事拍电报回华盛顿请示,华盛顿正在忙南北战争呢,无暇回复,美国领事又不敢贸然放弃(怕华盛顿事后追究责任),于是只好暂时接管。1880年、1896年,美国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归还天津美租界,可是,你知道清政府的反应是什么吗?清政府的反应是:不作反应。到了1902年,美国领事无奈之下、只好将天津美租界转送给英国,并入了英租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下《天津通志:租界志》,才能对天津租界的历史,有比较客观的了解。
其实,大清国自愿给人划租界这事儿,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比利时、意大利这些军事小国,也和大清国签约、拿到了租界。对于比利时、意大利这些军事实力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大清国都赋予了他们租界,所以,如果再说划租界是被迫的,实在是没有人相信的。
再举一个旁证:1843年,英国人想租用广州十三行对岸的河南田地数十亩,但是该片地的地主和当地群众都不同意,不想出租,最终结果怎样呢?依据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的记载:英国人“未逞”。“未逞”的意思是:英国人也只能干瞪眼。这是证明清政府没有受到武力威吓和逼迫的一个具体的案例证据。
事情的根本真相在于:划租界并非出于被迫,而是清政府根本不想管洋人,让洋人自己管洋人,是清政府最愿意的事。况且出租地块又有地租可收(下文会提到),所以清政府并不感觉是多大的事儿,只是爱国青年急了,这叫什么?这叫皇帝不急太监急。
以上是大清国自愿给别人划割租界的事实,但是,还有让你更掉眼镜的:中华民国,也自愿给洋人划过租界。例如,二次革命时期,为了解决革命党人盘踞在法租界搞颠覆政府活动的难题,1914年4月7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法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一份条约如下:1、法国承诺中华民国:法租界不得窝藏革命党,一有查出,立即逮捕法办、或驱逐出境;2、中华民国政府同意:法租界面积扩展至15150亩。
北洋政府自愿划割(扩展)租界的这个事实,是依据《上海租界志》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租界扩张》。
可见,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划割租界给外国,而且是自愿的,甚至是主动的。这就是残酷的真相。
租界真相二:租界并非是免费的
爱国愤青有个误会:租界是免费的,洋人是白住的,是洋人抢走我国的土地。可是,又对不起了,这又不是事实。
洋人租用大清国的土地,基本上,都是需要付费的,要么是付费给清政府,要么是付费给民间的地主。
其中,《上海租地章程》第六条规定:“商定地价”。也就是说:英国人租用上海滩,不但要付租费,而且费用还是“商定”的,换言之,并非是英国人单方拍脑袋决定的。
再举个例子,1843中英《虎门条约》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白:英国人在中国租地,租金“以当地市价为准”。例如,当年11月25日,英国人在广州租了一块地,租期25年,每年租金六千元洋银。
不但如此,得知英国人出手阔绰、一租就租一大片地,有的广州人竟然把英国人当作“大客户”来看待。1846年6月,广州市民蔡老六,购买了广州沙螺西塱堡内寺岸村安姓的围地一共十六亩多,以及其它海旁地若干亩,拟租给英国人谋利。但是,蔡老六遭到当地村民的抗议、并阻止了这笔生意。
为什么有的广州人愿意租地给英国侵略者呢?因为租地有收入(市场价),既然是市场价,那么,租给谁都一样,地主并不会因为租给英国人而遭受到什么实际损失。
再举个案例:1843年11月27日,英国驻广州领事要求租用广州石围塘围地,该块地皮是中国商人潘绍光的物业。地主潘绍光同意出租,但要求英方:必须补偿佃户搬迁损失二万两,否则,不能强拆。
英国人不但租用现有土地需要向中方交租,连英国人自己填河生成的新土地,也需要向中方交租。例如,广州沙面租界,是英、法两国人花钱从珠江河水中填土而新造成的,共花费32.5万墨西哥元,其中,英方出资4/5,法方出资1/5。他们自己填造而成的土地,需要按亩向清政府交纳地租!每年每亩1500钱。
以上四则广州租地案例,出自《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这些,都是英国人有偿用地的证据。
租界真相三:中国人民对租界趋之若鹜
这是最令爱国愤青尴尬、最令爱国愤青不能自圆其说之处:租界既然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的地方,为何中国人民对其趋之若鹜?人民群众这个“用脚投票”的现象,“值得警惕”。首先讲讲中国人入住租界的历史由来。起初,清政府为了不滋生事端,在《上海租地章程》里明文规定:不准英国人在租界内把房子租给中国人(换言之:不准中国人入住租界)。后来,小刀会暴动,上海人民不顾一切、涌进租界躲避战火,使租界人口暴涨了几十倍。英国商人看到了商机,他们搭起“经济适用房”、出租给躲避内战战火的中国人牟利。英国商人纷纷说:“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挣钱!中国人来租界住了,我们更好挣钱!”于是,英国领事开始吸引华人入住租界,甚至开始阻止中国人外流。以上史料,出自《上海租界志》缺口一旦打开,中国人开始向租界蜂拥而进。举例说说天津英租界,这个地块在未开辟之前,仅仅住有十几个中国人,人烟荒凉。租界建立后,由于司法清明、治安良好、远离内战、没有匪患等原因,大量中国人涌进来居住。到1938年,天津英租界已有人口76815人,其中中国人72087人,占总人口的94%!以上史料,出自《天津通志:租界志》
不但如此,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多少富人、官僚、明星、革命家拼了老命往租界挤。例如,1923年,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竟然宣布: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往天津英国租界办公!堂堂一个大国,连它的中央政府,都要往租界挤,这是什么笑话?这不是什么笑话,这是真实的历史,是出自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真实历史。
连著名的“民族脊梁”鲁迅,也长期住在上海(日本)租界里面,而且他还说过“租界好”的话。1933年1月26日,鲁迅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诗:“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鲁迅这个自白,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鲁迅全集》第16卷第356页。不但亲日人士喜欢往租界挤,连抗日英雄、民族魂,都喜欢往租界挤。例如:张自忠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住在天津英租界。为什么象张自忠这样的抗日英雄、爱国烈士,住在英国租界里面、当“亡国奴”,竟然不感到羞耻呢?这问题你得问问张自忠。张自忠的案例,出自天津人民出版社《近代天津名人故居》这本史料。
正如前文“小刀会起义”案例,中国人民喜欢往租界挤,还有躲避内战的因素。例如老天津卫的知名企业家刘锡三。刘锡三本来在华界办草帽厂,可是遇上民国初年无休止的内战,根本无法安心做生意,刘锡三无奈之下,将工厂迁到了天津法租界之内,才有了和平的经商环境,企业才因此而做大。
刘锡三在天津法租界开办的“盛锡福帽厂”,由于经营得当,竟然打败了当时风靡中国的日本草帽、将日本草帽生生逐出了中国市场。刘锡三的案例,出处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81页,张鹏程的回忆文章《驰名中外的天津盛锡福帽厂》
再举一个例子:1932年,红军杀入福建省漳州县。在此前听到风声的厦门人民,已经有好几千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红军实际杀入漳州之后,又有25000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这个史料,出自厦门市政协编写的《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146页。
当人民的大救星临幸厦门的时候,厦门人民不但不发扬“军民鱼水情”的精神、不但不箪食壶浆,而且还要往“帝国主义的怀抱”里躲,厦门人民的反动精神,真的发人深省。
租界真相四:租界法治清明
近代史教育说:租界是帝国主义欺负、迫害中国人民的地方。如果撇开特例不说,不得不承认,真相刚刚相反:租界是当时中国领土上法治最为清明的地方。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人犯罪,依英国法律管;中国人犯罪,依中国法律管。所以,在1850年代的时候,上海租界里的英美巡捕,每次抓到中国人犯,都移交给上海县的清朝衙门办理。每天大约20起刑事案件左右。上海县衙门借口看不懂英文案卷,往往草率放人。重获自由的犯人往往再次潜入租界、继续犯罪。洋人对上海衙门的做法很不满。
这里透露了两个信息:1、在上海租界,外国警察抓到中国贼,是依照条约、送到清政府衙门的;2、清政府衙门放纵犯罪。这是很鲜明的对比。
爱国愤青喜欢谈治外法权、会审公廨。可是,会审公廨里的正主审官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上海租界的监狱也不是专门关押中国犯人的,它里面关押的洋人囚犯人山人海、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什么国籍的犯人都有。读者要了解上海租界的更多详细细节,请参阅上海官方编写的《上海租界志》,里面有许多客观的真相以及翔实的数据。在此不再赘述。就连对待小贩,租界做得都不错。1928年,厦门鼓浪屿遍地是小贩,不但堵塞道路,而且有碍市容。但是鼓浪屿租界工部局不但没有虐待、取缔小贩,而且还与华侨王其华合作、建了一个“鼓浪屿市场”,将路边小贩安置到市场内、统一管理,给了小贩一条活路。肉食者如何对待穷人,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以上史料,请参考厦门政协编《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40页。
租界的法治清明,直接促进了大清国的司法改革,当年外国殖民者对清政府明着说:“只要大清国改善司法公正问题,我们可以归还租界”。这件事直接刺激了满清政府、并启动了晚清司法改革,废除了凌迟、枭首等一系列野蛮的酷刑,并建立了大清国的律师制度和人权保护的初步框架。如果没有租界,今天你还要杀千刀呢。
租界真相五:租界侵犯的是官家的利益,但有利于老百姓
近代史教育告诉青年学生们:租界是对中国的侵犯,但是它并没有说明:具体是对谁的侵犯?不得不说:教科书没有把话说明白。
租界侵占的是中国的两大权力:行政管理权、司法主权。
众所周知,大清国的行政管理权,并非来自于人民的选举,而是来自于满请独裁皇帝的指派。换言之,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犯的是大清国皇帝和官家的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这才是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治外法权:租界内适用外国法律。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大清国的立法权也不在老百姓的手中,而是在满清独裁皇帝和官家阶级的手中。换言之,帝国主义者侵犯的是官家的立法、司法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在独裁体制下,老百姓压根就没有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在清末民初年代,外国司法比中国司法更公正、更文明、更讲道理,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同时也是被爱国愤青最容易忽略和否认的事实。
不但如此,租界成立,首先带动周边的经济:消费、就业、市政建设……租界,对于官家和“爱国公知”而言,是心头一团淤血,可是对于老百姓而言,租界却是能带来实惠的一个好东西。这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爱国者爱国,已经爱到了不顾底层老百姓的实际利益了,可见这种“爱国”有多么的扭曲。
总之一句话:谈到“主权”问题,租界侵犯的是独裁者的主权,并不是老百姓的主权。租界对官家有害,却对老百姓有益。各位读者看待中国近代史,是站在官家既得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还是站在老百姓实际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诸位需要依据你的良知、作出选择。
而就算帝国主义侵犯了中国官家的利益,这种侵犯,也随着殖民主义的衰败,而逐渐在减弱、而并非是教科书上说的越来越严重。我举个例子,自从1930年开始,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相当于租界政府),就出现了中国人董事(即:委员)、参与租界公共事务的决策。换言之,帝国主义已经开始逐渐吸引中国人进入租界政府,不再垄断租界的行政权力。
租界真相六:大清国在外也有租界、治外法权

近代史教育有意误导你:只有帝国主义在大清国有租界、有治外法权,而大清国是不会这样欺负别人的。但是,爱国愤青们,又对不起了,这还是不符合事实。
早在1871年,大清国和日本签署了《清日修好条规》,文中有如下的约定:“…....两国指定各口岸,彼此均可设置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
换言之,依据《清日修好条规》,大清国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日本也在大清国享有治外法权。
这还不算,1882年,大清国又在朝鲜取得了治外法权。1884年,大清国更是在朝鲜取得了“仁川清租界”(即:中国租界)。大清国还在朝鲜驻军过呢…….凡此种种,说不完。看,大清国也有“蹂躏”、“强奸”外国主权的时候:租界、治外法权,驻军…….应有尽有,一样都不缺。
这就是当年国际社会基本上没有人同情大清国、中华民国的原因:中国人在外也有过治外法权、租界、驻军……帝国主义侵略者干过的事,中国人一件也没少干。
租界真相七:租界的本质是保护经商安全
租界的本质,并非教科书上说的“瓜分”、“灭亡”……而是“保护经商安全”。租界,无论是外国在中国攫取的租界、还是中国在外国攫取的租界,其存在的深层次动机,都是外资对投放地司法状况的严重不信任。又要去那里投资做生意,又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怎么办呢?租界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才得以横空出世。
事实上,中国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也给予外国投资者税收减免优惠、也给予外国人司法上一定的特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国的人民检察院是不能随随便便逮捕外国人的,在逮捕外国人之前,地方检察院需要和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外事办进行沟通和磋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深入了解《刑诉法》,我在此就不赘述了。
总之,原理千古不变:要想外资进来,就得有所牺牲!这才是租界的深层次真相。
结语:中国近代史上的租界问题,从皇帝官家的立场看,和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立场去看,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小熊:租界有几个始终代表,1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2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3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制度的发展方向。4始终代表着中国精英阶层的居住地,代表着资本的聚集地。
来源:做个小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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