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5-14
【按：無論黃仁勳提溜午餐從阿拉斯加登機，還是盧比奧貌似身著囚服去北京，甚或國宴為何是淮揚菜，聽床師們津津樂道的這些細節，其實都不是看點，川普壓根兒也沒再想中國的廉價勞力，當然他也不會解救「農民工」，就像他不管伊朗貧苦大眾；中美之間從來只有生意，只不過這回上空軍一號的，皆為IT大佬，意味著數碼和芯片（上流產品），也沒有影視和圖書，更不是服裝和耐克鞋，反正好萊塢和紐約時報，還有哈佛大學，是跟川普結了仇的，常青藤的教授們只懂「進步主義」，可能還同情中國，哪裡知道川普的絕招，是以毒（數碼）攻毒——那是四十前中國一場大屠殺後發明的「韜光養晦」之術，曾經大敗西方，現在呢？】
36位美国医疗专家（包括神经科医生、精神科医生、老年医学专家及其他有认知障碍诊断经验的医师）联合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认为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川普）存在认知功能显著恶化（cognitive deterioration）、妄想信念（grandiose and delusional beliefs）以及判断力和冲动控制严重受损等客观可观察的医学问题，已“精神上不适合担任总统”（mentally unfit to be the President），对美国和世界构成“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明确且现实的危险）。他们呼吁“以最紧急的方式采取步骤将其免职”（steps to remove him from office must be undertaken with the greatest urgency），并暗示可通过《第25修正案》（25th Amendment）实现这一目标。
上述這則新聞，就告訴我們，學界與政界真是兩重天了，其認知已在霄壤之間。
川普第二任，以一種「救世主」（卡里斯馬 charisma）姿態出世，未知是大眾心態所為，還是他造勢的效應，總之不是媒體造勢的，因為美國左傾大媒體幾乎都要砸鍋了，賠償都來不及；而這次川普又有點「包攬全球」的味道，如調停「俄烏戰爭」一舉，坊間皆言他是為了下一步對付中國和中共，不料2024年底川普称：「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习近平是我的朋友，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媒体讨厌我这么说，但他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據說那天中國各主流媒體都在轉載川普這句話 ：
如何解讀，那已經不是美國人關心的事情了，因為美利堅只需川普帶領他們下一步「孤立主義」就夠了。解讀川普，從來就是全世界的一個麻煩，他重返白宮，對「進步主義」猖獗一時的美國平衡一下，自是好勢頭，但是他還要聯手那個「東方不敗」，就有點玄。
英国人曾把川普当选定为“全球风险”十二级，与“大规模恐怖攻击”同一级别。国际其他“最高风险”还包括：中国经济硬着陆、中国挑起南海军事冲突、俄罗斯挑起“ 新冷战”、欧盟解体、石油投资崩盘等等。後來佛州“川习会”，偏偏是上述最危险的两个因素“哥儿俩好”了，让全球“跌破眼镜”，因为英国人曾顾虑川普“反对自由贸易”，还要跟中国“打贸易战”的。如今这“哥儿俩”要干啥，全球没人知道。
美国这厢，纽约时报的纪思道撰文说，川普是普京的一条哈巴狗。左派（“政治正确”派）咸信川普上台是一个“俄罗斯阴谋”。海外华人这头，多数人并不喜欢川普，但在“川菜（蔡）”爆冷门后态度急转，深信他将抛弃基辛格“联中制俄”的三十年一贯制，大家几近欢呼了，尤其异议分子们。两种观点显然很不一样：西方左派更关心诸如反歧视、美国民权、均贫富的进退；而华人更关心中国的盛衰。左派维护人权及普世价值，怎么看得下去中共的残暴，且明知故犯地任其欺骗？右派反共盼民主，却对西方社会的各种歧视、贫富不均等弊病，毫无批判和愤怒。一般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很难在此选边站。
可是一下子这都成了“过去时”，美国本土要“价值重组”了：孤立主义崛起、普世关怀萎缩、世界领袖也不想做了；若再配以欧盟解体、中国经济下行（内含政局动荡），则后冷战二十年历史即将结束，西方（欧美）领先格局或将逆转？这可说是工业革命以来三百年“未有之变局”，因为资本主义喂养的“全球化”衰落、浅层暴富的“金砖国”无缘长久繁荣，都意味着“欧洲工业革命”成绝响，无法复制再版，那么经济发达孵卵“民主制”是否也不可复制？甚至弄到头来，“民主”与“独裁”谁胜谁负，也在未定之天！
“全球供应链”，不过是中国权力资本与西方金融资本合谋的一个游戏，这次却被瘟疫中的口罩需求所暴露，并且第一次宣布，列宁式数码资本主义的霸权，压倒几百年积累而成的自由资本主义，令“珍珠港”危机再次浮现。这个回合尚无胜负，我们不知道鹿死谁手。
中国高速起飞的内幕极为血腥，用西方学术如经济学，很难破译它，所以康乃尔训练出来的章家敦，预言不准《中国即将崩溃》。剥夺私有财产最内行的这个列宁式政党，施用铁腕，将十五世纪英国的“羊吃人”圈地运动，重演于二十世纪末中国，它是如何可能的？大致上，中国用以俘虏西方消费者的商品，只是轻工业产品，尤其是纺织品和服装，这里的经济学问题复杂而微妙，从产出地来说，中国庞大的纺织业主体，在国营体制下形成巨大规模，而又成功私产化，才能变成接揽全世界订单的超级服装业，而举世无两，这是中国低廉的棉农生产，与城市低廉的纺织、服装劳力形成一条龙产出，才能做到的，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这个转型，是否只有极权体制才做得到？否则利益分配的纠纷早已抵消了任何效率；而在消费地，西方垄断了高科技产业而使劳动力价格居高不下，再也无法承担生活用品的低廉产出，必须寻求新的产出地来维持生活费用不高涨，这个两厢情愿的游戏，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底蕴。
事实上，中国发明了一种“资本主义”，或者说在全球化之中，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和体制，以及新的意识形态，而学界目瞪口呆，不置一词，因为依靠过去的经典知识和理论，已经解释不了，导致人文知识发生严重危机。当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制度”崩解之际，解释其失败似乎轻而易举，可是面对这个新的怪胎，大家只是给出一堆新名词：“后工业社会”、“福利社会”、“媒体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后极权社会”等等，一向剖析资本主义的显学“自由主义”学派，也集体失声，大家心安理得地躺在帕克、托克维尔、伯林、哈耶克等经典大师的理论体系上睡大觉。
国内学界亦蜂起解释“崛起”，所谓“盛世学”成时髦，其实也可视为对一场“新洋务”的评估。有所谓“新左派”，以“独立自主”来解释中共与西方、国际社会、WTO等的不合作部分——国家超控，此即“未崩溃”的奥秘，但不诚实地只字不提这块自留地里的“一党天下”；也有人批判“人为割裂”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而要寻求六十年的“一种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那大概就是“前三十年极权”与“后三十年买办”的整体性而已。总之，揭示邓小平这次“新洋务”的根基，应追溯到将他打成“最大走资派”的毛泽东那里，方为一条完整的“中国道路”，这却是一个超越左右两派的新范式，还没有被人发现呢。
但是中国的“新洋务”显示，西方的资本输出，成为后起国家极权体制的帮凶，也加深了那里传统的奴役观念，由此而验证的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海外市场，惟有配套专制，才最符合利润原则；而专制掌控下的市场经济一旦成立，便明显优势并有效于自由制度下的西方市场，特别是廉价劳力的拼比（“抢烂市”）加剧西方的失业，令其更依赖进口廉价产品，以喂养中产阶级，所以利润原则最终解构到西方自己身上。这些，都要等到三十年后，西方才会恍然大悟。
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且在一个马列政党的封闭控制下高速增长，便预示了全球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尚未出现过的一个新种。这是资本主义或曰市场经济，与权力、廉价、贪渎等等的一次可耻的媾合。这次运作的操作者，应以西方财团（助以西方民选政府）为主，而附以穷途末路的中共体制，由此制造了一次牺牲中国所有资源的高增长，也以低价劣质产品以及沃尔玛（Walmart）方式，喂养了西方普罗大众，并连同喂养了他们封闭自私的全球意识，这无疑是西方旧有消费文化的又一次沉沦，日用消耗的“海外制造”依赖，消解了六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民权价值观的普世性，而牺牲全球消费者的利益，也戕害市场本身，只是肥了国际跨国公司，这个新种，就叫“全球化”。明眼人一望而知，“全球化”的本质，或者简略版，其实就是美国加中国而已。
世界暴力在1990年左右达到顶峰之后，便暴跌至历史最低点。蓬勃的发展和繁荣已蔓延到发展中国家。中国离弃“苏联模式”后，经济每八年翻一番；印度则依然在混乱、效率低下的民主制中，也同样繁荣昌盛，并将维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到2040年。过去五百年全球有两次权力大转变，第一次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现在第三次大转变来临，就是“群雄崛起”，一个“后美国世界”出现了——这是“全球化”的经典定义，来自法理德•札卡瑞亚（Fareed Zakaria），CNN节目主持人、《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国际知名政论家，其新作《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称，世界新的组织原则是反美主义或泛美主义；对美国而言，随着伊拉克的混乱和中国的崛起，后冷战时代的更大故事是：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世界越来越非美国。在这个非美国的世界里，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可能为时已晚。这是个最坏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
一位长年身居上海的美籍华裔律师，预言中共必将步苏联老大哥之后尘，分裂成十几个共和国，因为中国太多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对中共不服，宗教信仰者对中共的不满，使中国难以避免分裂。章家敦坚信“中共必亡”的理由，有十一端：
1、失业问题空前严重。整个中国至少有七千万至一亿三千万流民；
2、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彻底失败，二十年改革共产党领导无方；
3、中共道德真空，领导人腐化传染病，已成全国疾疫，无药可救；
4、国营企业严重失血，势将拖垮整个中国；
5、中国没有金融人才，金融业千疮百孔；
6、中共经改受益只在沿海城市，广大农民仍生活在贫穷线下，难以翻身；
7、法轮功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其他宗教力量都将弱化中共的领导根基；
8、互联网使中共面临巨大的新挑战，民心思想再难控制；
9、中共领导人鼠目寸光，失去许多改革机会；
10、台独、藏独和疆独都让中共一筹莫展；
11、赌毒妓三大社会疾病日益严重。
康乃尔大学法学院出身的章家敦（Gordon G. Chang），过去二十年居住上海，在一家著名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做事，同时又常为《远东经济评论》、《国际前锋论坛报》、《亚洲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撰写中国评论，他得以亲身在现场从内部观察中国的各种“猫儿腻”，尖锐地指出，中国内在的各种问题和疑难杂症，将在获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五年后，像山洪暴发一样溃决，完全不可收拾，而使中共像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终趋瓦解。ＷＴＯ就是一个“打开潘朵拉的盒子”。章氏的《中国即将崩溃》(2001)，其预言短期之内并未应验，却揭开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共在入世以后，是如何规避和违反ＷＴＯ规则，自身既从经济灾难中逃脱，又坑害了全世界，这引发了日后的中美贸易战。2006年那瓦罗（Pater Navarro）的《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出版，更系统地作出结论，中美贸易的巨大逆差，根源在于两国贸易规则的不对称性，中国以违反ＷＴＯ规则之术，吸引美国企业迁厂至中国，造成美国自身制造业“空心化”；与此同时，中国又“窃取”美国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和出口替代，再将“中国制造”的产品返销美国。
八十年代我们在“黄土地”上向往“蓝色文明”的时候，何曾想象到这样的未来？美国经济衰退了，不是说明西方这个制度也是病入膏肓了吗？西方极乐世界会跟着东方的专制一道完蛋吗？眼下这种金融危机，假若不向中国或其他地方转嫁危机的话，美国自己渡得过去吗？美国财长保尔森一次次跑北京，逼迫中南海买单，而他知道这个共产党政府，其实就是一个“洋人的买办”而已，无论怎样它都会俯首帖耳的，它买“稳定”所花的钱，恰好是华尔街胡闹捅出的窟窿，而你让它当了这样的冤大头，又怎能不让它纵容中国人闹一闹“仇外”呢？可怜只在于，洋人得了实惠，而中国人只图了一时的痛快——发泄、出气、过把瘾，都是用外贸去支付的“精神胜利”药丸。上个世纪末中国的“爱国主义”迷狂，实在不需做更多的“思想史”剖析，它也就那么一点点历史渊源可以说道：近代中国的耻辱，就是源于“鸦片”那么一种“不平等贸易”，而今日中国委实不再是“东亚病夫”了，因为终于办了奥运会，却是由一个纵容“爱国主义”的、跟西方有极好默契的买办政府举办的，它的意识形态底线，是必须把批判“西化”放在第一位，再把“尊孔”放在第二位，体育则是一个笑话。
这样的意识形态于是便会孕育在野的、草根的“左倾”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去把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再演义一遍。由此看来，这个世界，尤其是西方跟中国的关系，跟一百多年前相比并无太大的改变，那些所谓“进步”，诸如资本主义处理劳资矛盾、福利主义、新价值观（民权意识等）的觉醒、南北（贫富、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缓和等等，在中国的国际范畴内效用微弱，中国人依然面对着一个并不仁慈、甚至是贪婪冷酷的西方，则中国的土壤，对于皇权或强人政治，便一点也不贫脊；精英对权力、政府的不妥协，也找不到着力点；权利意识远远没有诸如国家意识、平等欲望来得实际和有效。这是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中国所遭遇的世道，它怎么会不让邓小平式的实用主义大行其道呢？中国的主题依然是如何应对西方，不论是抵抗、反击，还是贸易、赎买，不论是枪炮还是集装箱，总之不是中国自己说了算，而是要到西方的账面上找齐，则中国人便很难有自己的价值立足点，以及心平气和。
假如不是言之过早，如西方媒体所称这次“全球化”乃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新经济时代的来临，那么中国这次不仅没有错过“历史机遇”（八十年代话语），甚至还是领先者，其对后世影响剧烈，尤其在思想史意义上，创造了专制、集权下的现代化转型成功范例，近二百年的“现代化”目标可说达成，而“现代化”的含义只限于经济增长和外汇储备，也将作为范例而被接受。在近现代史上，尤其是在欧洲，其实不难发现由经济发展而引起的所谓“霸权”争夺，常常很容易将“民族国家”导向极权怪胎，德国纳粹和苏俄布尔什维克，皆为显例。经济导向没有“政治民主”的必然趋势，“经济发展可以导出民主”，先前是一种宣传，后来是一个失败的假说，而所谓“全球化”也会导向“普世价值”传播的说法，恐怕亦然。西方的现实主义，也不会以“先起者”（第一世界或发达国家）的标准，去衡量后来者，而会新创“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新标准，此是后话。但是，“现代化”吊诡却并未因此而取消，追赶者（后起者）所付出的代价，在二十世纪可定义为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斯大林暴政，那么，往后或许也可以拿中国作一新范例，其定义势必越出政治、思想范畴，而以环境、资源为新的衡量元素，解析一种“全球化”的负面形态。
“六四”屠杀和接踵而来的苏联东欧巨变，也许是一个巧合，却对北京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邓小平当即提出两个方针﹕“韬光养晦”和“绝不当头”，前者应对西方制裁；后者应对苏联解体所引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坍塌局面，邓小平的话叫做“我们不抗大旗，谁愿扛谁扛去。”两者的基本策略，都是避开锋芒，不当“出头鸟”，以争取喘息的机会。稍微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由此联系起类似越王句践“卧薪尝胆”、韩信“胯下之辱”的历史典故，甚至几年前林彪对毛泽东的“韬晦之计”，也是一种“古为今用”。可惜对渊源流长的这种中国“光棍”传统，西方现代政治学很缺乏研究，而这段颇有研究价值的中国外交史课题，至今空白。
九〇年代初中共的重大战略变更，并未引起西方的注意。基本上，中共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从冷战形态转换成另一种经济竞争的形态，尝试极权制度以市场经济改革而存活下去的途径，他们正是通过西方的经济学观点，看到了相当大的可能性﹕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区域集团化（西欧、北美、东亚三个“经济圈”的出现）使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矛盾丛生；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控制，是超制度超国界的，其利润第一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巨大市场在国际事务中的举足轻重；全世界居民不分国籍都更喜欢泊来品，使劳动力低廉的中国对西方具有长期的竞争优势，等等。因此，他们认为﹕
——世界经济处于低潮，发达国家在衰退和滑坡，“我们所处的东亚地区，又经济最活跃，发展最快”，“我们可以利用矛盾，趋利避害”，“尽快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国际上资金短缺将会长期存在，但我们週边的日本和四小龙却有剩余资金提供”，“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只要不断大力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加快体制改革，我们在引进外资上仍有较大活动余地”；
——世界军备竞赛下降，各国都在调整战略，九〇年代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经济转型时期，“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重要机会”，“可利用他们转型的时机，引进设备，填补空缺”……
总之，1992年前后中国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有利性，并且强调“危机感和紧迫感，决不再丧失这次有利时机了”。邓小平的基本思路，是在国际间决不取代前苏联挑头与美国抗衡，而是偃旗息鼓，开放市场，养精蓄锐（增强综合国力），待以时日。不错，中共的确是在走进国际市场和国际“大家庭”，但是它不是来当“乖孩子”的。
1993年夏天﹐邓小平突然说了一句“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其指苏联垮掉了，中国解除北方威胁，可以走向太平洋了，当时出现很多说法：“太平洋时代”、“中华经济圈”、“天时地利对我们有利”、“走向大洋练兵”、组建远洋海军，向俄国买航空母舰，等等。这个改弦更张，令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诠释邓的判断，对国际形势作重新评估﹕
——东西方的矛盾已经转化为西方内部的矛盾，美国已明确把德国和日本定为主要对手，而不可能把中国当作主要对手；
——欧洲依然是美国的对外战略重点（外贸的三分之一和国外投资的二分之一），亚太地区在相当长时期不会取代欧洲，美国不可能挥师东向；
基于这种估计，1994年以后中共的对外态度，迅速突破“冷静观察、稳住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格局，开始频频主动出击、咄咄逼人，其情绪化的、不克制的态度是九〇年代初以来所鲜见的。最突出的就是制造台海紧张局势，甚至不惜在东亚海域搞“导弹危机”，由此引起东亚外围国家，以及日美的不安全感，决非前几年“如履薄冰”政策的自然延续。
因为“韬光养晦”也是中共一贯衡度实力以“随机应变”的权谋，期间参杂党魁个人事功野心、情绪误判等因素甚多，如这次台海危机，明显肇因于“统一台湾”乃邓小平可超越毛泽东的罕见机会，令其不惜一搏，但是因此触犯整个东亚、牺牲中共具有巨大经济和战略意义的亚太地区的形象，常情上讲不通，也得不偿失。不久中共果然在智慧产权问题上对美让步﹐并以此为标志﹐又开始“韬光养晦”起来﹐内部文件和公开宣传均重提邓小平“六四”后“韬光养诲”的策略。作为指标含义的《中国能说“不”》一书的出现和畅销﹐正好是中共前一段对外扩张在民间产生的情绪后果﹐但是这种情绪已不符合中共新近的收敛策略﹐此书才遭到压制，却在国际间造成错觉﹐掩盖了中共的这种政策转轨。中共彻底摒弃“韬光养晦”计谋迟至二十多后的习近平当政，但是其机制仍然一脉相承，不过是党魁个人事功野心、情绪误判而已。
本來外界以為這只是一場大國元首的例行碰面，結果看看川普帶上空軍一號的名單，這根本是把半個美國的經濟與科技命脈，直接打包搬到了北京。
川普抵達中國，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展開為期兩天的會談。這是他自 2017 年以來，首次以現任美國總統身分踏上中國土地。
但真正引發全球關注的，是他身後的隨行陣容。蘋果執行長庫克、特斯拉與 SpaceX 創辦人馬斯克、高盛執行長蘇德巍、波音執行長歐特柏格。這十幾位高層，幾乎涵蓋了晶片、金融、農業、航太與科技業的最頂點。
這中間還插播了一段小插曲。原本美國財經媒體 CNBC 報導，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並沒有受邀。這讓川普直接在社群平台上發文大罵「假新聞」，親自證實黃仁勳就在空軍一號上，班機甚至還在阿拉斯加降落加油時把人接了上來。
川普在發文中一連點名了這群企業家，並承諾當他見到習近平時，第一個要求就是請中國「敞開大門」，讓這些絕頂聰明的人能施展魔法，把雙邊帶到更高的層次。
如果你把時間推回 2017 年川普上一次訪華，當時他帶了 29 位高層，其中大約 10 位是石油與天然氣產業的代表。但這一次，名單砍半，而且在伊朗戰爭擾亂全球能源市場的當下，名單上完全沒有大型傳統油氣企業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滿滿的 AI、晶片與金融業高層。
這群美國頂尖企業家跟著去，不是為了陪笑拍合照，他們每個人手上都有著非常具體的「待辦事項」。
Meta 日前被中國下令撤銷以 20 億美元收購 AI 新創 Manus 的交易，他們需要爭取空間；特斯拉正尋求讓全自動駕駛系統（FSD）進入中國市場的許可，同時希望勸阻中國限制太陽能製造出口；唯一隨行的農業巨頭嘉吉（Cargill），背後牽動著美國農產品與大豆的採購大單；而萬事達卡與 Visa 等支付與金融機構，則試圖在這個高度管制的市場裡，將邊界再往深處推進一點。
目前中美關係正處於關稅戰的緊繃狀態。中國駐美大使謝鋒日前才公開喊話，希望美方能完全取消單邊關稅，強調貿易戰沒有贏家。
歐亞集團資深分析師指出，這次名單的縮減與產業大換血，反映了美國政府很清楚自己目前的戰略。帶上龐大的投資團去北京，會跟美國近年高喊的「去風險化」與「製造業回流」政策相互矛盾。科技與 AI 企業的重磅登場，更直接點出了美國政府認定未來經濟領導權的真正戰場在哪裡。
(ENews快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