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純鈎：天下戰久必和和久必戰，籠統反戰為侵略者張目——也說龍應台片面鼓吹和平的用意

 作者臉書  2026-10-27

龍應台在台灣《思想》雜誌發表一篇文章，標題是《十日之行：人類最後的停頓》。朋友程翔與學者鍾劍華分別寫了文章，作了有力反駁，建議大家可以讀讀這兩篇文章。今日沒特別事，我也順便來談談。

龍應台引述春秋戰國年代思想家墨子的故事，我就不重複了。墨子的思想兩大支柱，一是兼愛，二是非攻，意思很淺顯，就是國與國之間要互相關愛，不要輕易動戰爭的念頭去進攻他國，因為你會攻人家會守，最終是勞命傷財。

墨子在中國思想史上地位並不重要，他主張的兼愛與非攻都無可置疑，但要做到都很難，沒有人聽他那一套，慢慢就變成陳腔爛調。你要愛他人，他人卻不愛你，你不進攻別國，別國卻要進攻你，因此相處之道不是愛與非攻，而是以理性與法規，加上對等原則來維繫，沒有人會視兼愛與非攻為最高價值。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世界歷史，戰久必和和久必戰，這是現實，雖然永久的和平與愛都是理想境界，但我們不能脫離現實去談什麼理想。事實是，世上永遠不缺沒有道德底線的政治野心家，也不缺因為爭奪資源與意識形態對抗而發動戰爭的狂人，因此現實不是要一般籠統地反對戰爭，而是要有足夠的精神與物質準備抵抗侵略。

為什麼墨子不主張「非戰」，而主張「非攻」？因為一般的反對戰爭，就等於主張放棄必要的守土之責，人家打你，你是要還手，還是要舉手投降？反擊很難，代價也很高，投降很容易，但代價可能更高，你沒有守土之志，人家打來你就開城納降，那不是墨子主張的。墨子不籠統地反對戰爭，只反對侵略戰爭。

現在台灣面對的，是侵略別國的戰爭嗎？台灣自解嚴之後，不論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執政，從來都沒有要「解放大陸」的意圖，台灣人都習慣「偏安」心態，只想平靜過日子，對於領土擴張完全沒有概念，因此龍應台如果期望引墨子的故事來說服台灣人，不要擴軍備戰企圖打過對岸去，那就是文不對題，因為沒有一個台灣人是希望解放大陸統一中國的。

反之，對岸的中共政權，念念不忘要武力收服台灣統一中國，即使在和平年代，也幾乎每日每時都以各種軍事手段張揚武力，那麼龍應台是講墨子的故事，企圖以此說服中共，不要企圖以武力犯台來實現他統一的目的嗎？如果是，那也太天真一點，中共是那種聽得進民眾規勸的政黨嗎？中共豈不知戰爭的血腥代價？

問題只是，為戰爭付出代價的是中國人，而不是中共，中共以人民的血肉之軀，築成維護專制政權的長城，他早已習慣人民流血犧牲，因為付出代價的不是自己。老毛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共產國際會議上，就提出希望美國打原子彈到中國，中國六億人死一半還有三億，龍應台應該記得這件事吧？

中國抗戰勝利後，中共發動國共內戰，打到長江邊，那時美國與蘇聯都主張停戰和談，中共與國民黨劃江而治，但老毛以一句詩把他們頂回去，那句詩叫做「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此後中共一直追擊國民黨殘部到大海邊，直到全國範圍都「解放」了，還曾發動金門戰役，企圖攻佔金門直取台灣——「非攻」從來不在中共的詞典裡。

如果不是金門一仗打敗了，中共便不會收歛他的領土野心。此後七十年間，中共仍以八三炮戰和長年的文宣武備來實施戰爭威脅，無一日歇手，其發動戰爭的慾望無日無之，只是在等待時機而已，對此，龍應台沒有理由不知道吧。

自二次大戰以來，世界上小規模戰爭沒有一日消停過。朝鮮戰爭之後又有越戰，越戰之後又有中東戰爭，又有九一一、美國打伊拉克、美國打阿富汗，俄國佔領克里米亞，跟著又有俄烏戰爭，直至今日的美伊戰爭。誰不知兼愛之可貴，誰不知非攻之必要，但戰爭仍連綿不絕，因為領土就是資源，而意識形態之對抗，便是生死之爭。脫離現實去講和平，那只是一廂情願，不顯得高尚，只顯得平庸。

問題不在於你要不要發動戰爭，問題在於別人會不會發動戰爭來侵略你，你不想發動戰爭，但你不得不為別人侵略你作足反侵略的準備，這是兩回事，不可混為一談。龍應台希望發動戰爭之前要停頓下來思考一下，戰爭的目的為何，戰爭的代價如何，這不能證明她思想的深邃，因為那都只是「阿媽是女人」的淺薄認知。誰發動戰爭前沒有想過？即使中共，叫囂打過海峽來，叫囂了半個世紀，至今仍按兵不動，你以為他沒有想過？

中共當然日思夜想，寢食不安，因為打仗是要死人的，打贏了倒罷，打輸了可能導致自己垮台，所以，叫中共要想一想是多餘的，不如你自己想一想，這樣苦口婆心的規勸，會不會明珠暗投？中共一個億人大黨，經過兵火戰亂，治國理政屢屢碰壁，以數千萬中國人的性命為代價，中共做任何事都會深思熟慮，只不過他想的，和我們正常人想的都不一樣罷了。

更重要的還在於，人類的痛苦根源，一是戰爭，二是無道政府的壓迫，中國人死於和平年代的人比戰爭年代多得多（光是大饑荒死八千萬，還有鎮反、反右、文革及至今日的政治壓迫）。戰爭害人，苛政更猛於虎，一味反對戰爭，而無視和平年代的政治壓迫，這不是真正的良知，只是一種政治運作的口實。龍應台對今日大陸政治現狀，對香港人近年來的遭遇不置一詞，卻一天到晚鼓吹和平，其間之論述主體也令人質疑。

這些都是非常淺顯的道理，為什麼龍應台至今仍汲汲於此？和平不是乞討來的，也不是以馴服的低姿態換來的，和平是以理性的交往，加上充份的自衛意志和軍事準備維繫的。在中華民國面對中共武力威懾不斷升級的今日，片面鼓吹和平，只會助長中共的侵略野心，導致台灣朝野民心渙散，對內放鬆警覺，對外軟弱可欺，置台灣於危機四伏的境地。

我想奉勸龍應台，一味鼓吹和平，只是變相配合中共統一台灣的野心而已，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應該堅定站在台灣本位立場，以台灣人民的生死禍福為念，而不要只作中共的代言人，否則，一生英名就此淪喪，豈不可惜？

徒步的骑手：后发劣势，溃而不崩

徒步的骑手·刘宗坤 Oct 27 ∙ 2026   徒步的騎手播客 后发劣势，溃而不崩 Preview 后发劣势，溃而不崩 中国再次掉进后发劣势陷阱：短期成功锁定长期失败；溃而不崩比崩溃杀伤力更大；杨小凯“后发劣势”vs林毅夫“后发优势”；为什么中国总在十字路口选择最差的那条路？ 上周有期节目，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对中国经济的诊断。大家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已经有24万人观看，也引来大量五毛。五毛分两类，一类是有组织的水军，一类是没组织的自干五。有组织的，有些是学校毕业找不到工作，干拿钱发帖的合同工，有的是监狱囚犯，发帖减刑，换牢饭。 认定有组织的五毛比较容易，他们一般没有污言秽语，因为组织对他们有要求，污言秽语，会被YouTube直接过滤掉，干了白干，领不到钱，也减不了刑。他们的帖子千篇一律，都是复制剪贴，改几个字，绕过YouTube的自动过滤功能。 另一类五毛就是自干五，这是中文世界最愚蠢的一个群体，党国不拿他们当人，但他们自愿当党国的免费肉喇叭，拿不到钱，也没有刑好减，只是因为从小被教育夹头，把脑袋夹扁了，成年以后也不能恢复原状，到处顶着个扁瓜脑袋，杠来杠去，像些动画片中的异形。 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要做事，最重要的就是知道怎么安排时间，把时间花在值得做的事情上，不在不值得做的事情上浪费时间，更不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浪费呼吸。我刚开始上社交媒体的时候，浪费了很多时间，后来经过学习，知道必须迅速分辨信息有没有价值，及时过滤。现在，不管多长的帖子，基本读第一句，就立马判断有没有价值。尤其是五毛帖，每个字都散发着五毛味，看第一句，就知道怎么回事，一秒之内，拉黑隔离，不给他们回来再浪费另一秒钟的机会。 有播主说，五毛来起哄，也会增加流量，提高油管推荐权重。可能吧，但留言区垃圾太多，会埋没听众有价值的留言。我是把留言区当成节目的延伸，是听众对节目的再创作，不只是反馈。我爱读听众讲自己的故事，说自己的感受，谈自己的感想。留言的价值不在长短，不在数量，有价值的留言，哪怕只有几个字，只有一句话，也会像金子一样闪光，让人眼前一亮，让人产生共鸣。不想让这些宝贵的留言淹没在五毛倾倒的垃圾中。 那期节目在录制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观众来看。阿西莫格鲁的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十年前就被介绍到中文世界，记得第一次看到中文学者介绍这本书，是在包刚升老师那里。包老师是位很有眼光的学者，他带着问题讲《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能讲到点子上，不像一些青年才俊，背诵一堆概念短语，说话一头雾水，不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3年前，阿西莫格鲁发表那篇短文《中国经济从头部腐烂》，用他的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有人说他片面。说这种话的才俊，根本不知道理论是什么东西——任何理论都是片面的，都在特定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说谁的理论片面，谁的观点片面，跟说球太圆了一样，等于什么也没说。 理论要解释世界，同一种现象，可以由不同的理论解释，但每一种理论的解释力不一样。有些理论解释力强，符合现实发展的趋势，让人觉得有道理；有些理论解释力弱，很快被现实证伪，让人觉得鼠目寸光，只能糊弄一时。 我之所以把阿西莫格鲁3年前那篇文章《中国经济从头部腐烂》，介绍给大家，是因为这3年中国经济，基本上是按照那篇文章中说的运转。党国的五毛组织是把它当成了崩溃论。这说明无毛和他们的领导都是些白痴，根本没听明白那期节目在说什么。阿西莫格鲁不是中国崩溃论患者。他分析的大部分失败国家，都有过短期成功时段。短期成功过后，大都陷入长期停滞，死水一潭。那不是崩溃，而是溃而不崩。 读阿西莫格鲁，很容易得出这种结论。 一位读过阿西莫格鲁的听众，指出了这一点。他留言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刚出中译本的时候，就买来看了。序言部分写的更是精彩，在朋友圈也推荐了这本书。我猜中国经济的未来很可能是后一种情况，即“溃而不崩”，但这种情况的杀伤力更大，因为持续时间会很长，至少20-30年，那么一整代人的人生就完全毁了。当仔细思考中国的模式为什么难以短期内、非激烈模式改变的原因后，就会明白，中国的落后是思想和文化的落后，比前苏联真的差太多了” 。 这位听众的评论一语中的。顺便说一句，就是要记住一种理论的主要原理并不难，初中生都会背，难的是能用一种理论分析现实问题。这是最难的，很多人念完博士，还不会。这位听众很难能可贵的是，不只是读阿西莫格鲁，准确地把握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理论精髓，而且能用其中的理论分析中国面临的困境，做出很有洞察力的判断——“溃而不崩”。 我赞同这个判断。 “溃而不崩”是大部分失败国家的常态——内部持续腐烂，但作为物理实体仍然有很强的韧性持续下去。国家温水煮青蛙，可以煮好几代人。跟很多人想像的不一样，那种前苏联式的瞬间崩塌，发生结构性解体，是失败国家的例外，不是失败国家的常态。失败国家的常态是“溃而不崩”。 中国这种“榨取性制度”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它从前苏联解体中吸取了教训，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面监控体系。从数字监控、金融控制到网格化管理，这种“刚性稳定”结构，能有效压制和消灭任何可能引发崩盘的规模性反抗。 跟前苏联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不同，中国经济跟全球市场深度捆绑。这一方面为政权提供了巨大的财政资源来维持稳定，另一方面也让国际社会投鼠忌器。只要经济还能勉强运转，系统就能从全社会，所有国民和苟延残喘的民企身上，持续吸血续命。这种情况，我们前面有好几期节目都分析过。 其中有期节目，我们分析过中国国民的精神世界一直处于崩塌后的散沙状态，社会普遍原子化，人跟人之间缺乏信任，只有临时拼凑起来的零星反抗，不可能出现持续的有组织的抗争，无法形成足以改变现状的合力。很多人对现状不满，但大部分人至高无上的人生哲学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生活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每天怨声载道，仍然可以一代一代怨声载道下去。 这样一个系统不会轻易崩盘。它会持续“溃烂”。“溃烂”也不是这几年才发生的，它的精神“溃烂”已经持续了上百年，体制“溃烂”也已经持续了几代人。任志强还能自由发言的时候，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就三个字——“烂透了”。人心和体制都烂透了，社会就进入“持续溃烂”状态：经济活力丧失、社会信任瓦解、创新精神枯萎、人心悲观沮丧。这两年，经常听人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下行螺旋，这是“持续溃烂状态”的另一种说法。 这位听众说，这种长期“溃而不崩”的状态比瞬间崩塌“杀伤力更大”。瞬间崩塌是短痛，虽然激烈，但崩塌后，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希望，还有整个系统重启的可能，年轻一代还有盼头。但“溃而不崩”会扼杀社会的活力，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座令人窒息的铁屋子。 五毛的工作贴，重复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不会崩溃”。他们理解不了，“崩溃”并不是最坏的结果。“溃而不崩”远比“崩溃”“杀伤力更大”。这超出了五毛和他们领导的理解能力。 “溃而不崩”意味着长期痛苦，整整一代人，甚至两代人，将在一个经济低迷、阶层固化、精神压抑的环境中，度过他们最宝贵的青壮年时期。“中国梦”破灭，现实逼着更多的人做“最后一代”。这种对未来的绝望感，是对个体生命价值最残忍的剥夺。 在这个漫长的“溃而不崩”状态，城市中产过去三十年积累的财富，将随着房地产价值下跌，随着通货膨胀和越来越繁重的苛捐杂税，还有更加任意武断的政策，被逐渐蚕食。很多城市中产将从“有产者”变回“无产者”，甚至背负巨额债务，整个社会将重回普遍贫困状态。 国民经济溃烂和个人财务状况恶化，必然伴随着思想和文化全面凋零，文明的生命力进一步枯竭，整个社会进一步丛林化……...

馮睎乾：麥巴比和毛澤東都說了真話

馮睎乾十三維度
:2026年10月27日週二

麥巴比和毛澤東都說了真話 今年4月初，效力皇家馬德里的法國球星麥巴比（Kylian Mbappé）出席清談節目《The Bridge》，主持人是他的隊友曹亞文尼。麥巴比被問及哪張有關他的迷因圖最爆笑，他答是有人把他的臉放到「一個傢伙的影片（une vidéo d’un mec）」，「我想那是個中国獨裁者（j’crois c’est un dictateur chinois）」，並表示和朋友玩遊戲時，自己也常常用這迷因（注1）。 事隔半年，麥巴比這個法語短訪（似乎只是《The Bridge》花絮片段）一直沒多少人留意。豈料到了前天（10月26日），中国足球資訊網站《懂球帝》忽然發聲明，說：「近日，效力於皇家馬德里的法國球員姆巴佩（即麥巴比）在接受採訪時發表涉中国的不當言論。由於他的發言涉及對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傷害，我們不能進行翻譯，不管怎樣，他的言論都已經傷害了中国球迷和中国人民的感情。」 這份語焉不詳的聲明發布後，中国人民雖然不大清楚自己的感情怎樣被傷害，但依然無阻他們群情洶湧同仇敵愾，一致把矛頭指向外國勢力皇馬及「吃中国飯砸中国鍋」的麥巴比。三家中国贊助商跟麥巴比光速割席，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也疾言厲色譴責。全賴麥巴比的一條過期短片，中国許多人已順利完成本月「爱国工作」額度，夠交功課有餘了。 不過在這齣「辱華」鬧劇中，我留意到兩個盲點和一大問題。盲點一：麥巴比由始至終沒提及毛澤東的名字，《懂球帝》也根本沒明言他的「不當言論」跟哪個獨裁者有關，為什麼全世界媒體都一面倒報道那是毛澤東，而小粉紅又毫不猶豫地接受和相信呢？這又讓我想起那個老掉牙的笑話。 一戰時期，某天柏林街頭有人大喊：「皇帝是個白癡。」他馬上被德意志帝國的警察拘捕。那人自辯：「我罵的是奧地利皇帝啊。」警察答道：「不必說謊，我們都知道誰是白癡。」試想一下，如果小粉紅們及中共外交部心底裏不認為毛澤東是獨裁者，又憑什麼斷定麥巴比指的是毛澤東而非秦始皇，從而冒犯到今日的中国人民呢？ 事實上，多個法國媒體已指出「失言」訪問是半年前做的。《懂球帝》聲明所說的「近日」，根本完全對不上毛澤東。麥巴比在9月接受《法國足球（France Football）》訪問，確曾談及迷因圖和獨裁者，但當時他明確回應的迷因，是扎伊爾共和國的獨裁者莫布杜（Mobutu），不是毛澤東。換言之，《懂球帝》聲明的「近日」兩字，本身就是虛假訊息，甚至刻意張冠李戴，以圖挑起民族情緒。 盲點二：就算麥巴比真的把毛澤東稱為「獨裁者」，也只是重申毛澤東表達過的觀點而已，何罪之有？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毛澤東曾揚言：「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為了香噴噴的人民幣，麥巴比和皇馬當然想也不想就秒跪，急急發聲明向「被傷害了的中国人」道歉。但如果麥巴比需要道歉，那麼自認獨裁者的毛澤東本人，又要不要被小粉紅和外交部鞭屍呢？如果麥巴比和毛澤東是對的，那麼小粉紅和外交部就應該向麥巴比道歉了。 最後我想指出一個「大問題」：為什麼《懂球帝》不早不晚，偏偏趁着五中全會，忽然翻出半年前的舊訪問呢？你不說，根本就無人問津。好了，如今你煽風點火，客觀效果就是：全世界都在熱烈討論「中国獨裁者」是誰？若你用英文、法文或其他外語搜查這個關鍵詞，Google就會告訴你，除了毛澤東以外，當今的中国獨裁者叫什麼名字。當「中国獨裁者」議題被挑起後，十四億人民就難免作出「不當聯想」，真正受傷害的人是誰，應該不言而喻吧。《懂球帝》射這一球，絕了。 注1 https://x.com/ladsbanterfooty/status/2115101805856325770?s=46 相關文章 AI沒辱華，只是說了真話 https://www.patreon.com/sefirot/posts/11807855

馬燕秦案件的启示……

歷史補課班 臉書 2026-10-26

1985年4月15日清晨，西安刑場上，一名即將被處決的女人忽然朝人群喊了一句話：「我就跳個舞，就要槍斃我，我不服！」

她叫馬燕秦，42歲。很多年後，這句話仍反覆被提起，彷彿她是因為辦舞會、跳交誼舞，才被判上死路。可如果只把這起案件理解成「跳舞跳到被槍斃」，事情就被說得太簡單了。

馬燕秦案之所以震動一時，不只是因為她最後被判死刑，也不只是因為這案子扯出了三百多人。真正讓它變得刺眼的，是一個女人的私生活、一場席捲全國的「嚴打」，還有一條邊界極模糊、後來被廢掉的罪名，在1980年代中期撞在了一起。

把時間往前拉幾年，當時的城市氣氛其實正在變。改革開放剛起步，港台歌曲透過錄音帶傳進來，年輕人開始學交誼舞，慢舞、貼面舞也慢慢流行。可另一邊，社會風氣仍相當保守，警方與基層治理對這類私人聚會充滿戒心，稍有越界，就可能被貼上「作風不正」的標籤。

馬燕秦正是在這樣的縫隙裡，成了風口上的人物。她在西安家中舉辦家庭舞會，播流行歌曲，邀人跳舞，也收一些費用補貼開支。人來人往，常常熱鬧到深夜，鄰居不滿，派出所也開始注意到這個地方。

如果事情只停在擾民，也許不過是被警告幾次。可據後來參與審理的人回憶，馬燕秦在接受詢問時，對自己的來往情形交代得非常徹底，一口氣說出一長串男子姓名，還牽出不少人與她有更進一步的兩性關係。原本一件帶有灰色地帶的生活風氣問題，開始往刑事案件的方向滑去。

真正改變她命運的，是1983年的全國「嚴打」。同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其中明定，對流氓犯罪集團首要分子，或者進行流氓犯罪活動、情節特別嚴重者，可以在原有刑法最高刑之上處罰，直到死刑。這也意味著，原本量刑彈性就很大的流氓罪，在那個時候被推到了極重的位置。

西安警方隨即重啟調查。馬燕秦先前供出的名單，成了順藤摸瓜的線索，辦案一路擴大，前後抓審三百多人。當時這已不是一件單純的家庭舞會案件，而被定性為轟動地方的「特大流氓犯罪集團案」。

依當時司法機關後來認定，與馬燕秦存在不正當兩性關係的男子，最終核實為70多人。官方同時認為，她不只長期以住家作為聚眾淫亂場所，從中獲利兩千多元，還引誘、甚至逼迫自己的兩個親生女兒捲入其中，供他人玩弄。也因為這一點，這起案子在當時社會輿論裡，幾乎失去了被同情的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馬燕秦異常詳細的供述，一度讓辦案者懷疑她精神狀態有問題，還專門安排司法精神鑑定。最後的鑑定結論是，她精神正常，具備完全刑事責任能力。這個結果，也讓案件更徹底地被推向「首要分子」的定性。

案子送到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後，因為牽涉人數太多、社會影響太大，量刑又極重，最後一路上報。後來的資料顯示，這起案子的最終處理，不只是地方法院自己關起門來決定，而是在當時「從重從快」的政治與司法氛圍中，被放到更高層級去討論。

多年後，當年參與審理的法官耿興允回憶，若不是處在「嚴打」時期，按照一般流氓罪量刑，馬燕秦的情況很可能最多就是十年有期徒刑。這句回憶之所以刺耳，不是因為它要替馬燕秦翻案，而是它點出了那個年代一個殘酷的現實：同樣的行為，放在不同時期，結局可能完全不一樣。

1985年4月15日凌晨，案件終於走到盡頭。馬燕秦等人先被押往西安市體育場參加公審大會，再被分批押赴刑場執行。流傳下來的說法裡，她在臨刑前高喊不服，認為自己不過是「跳個舞」。但站在今天回頭看，這句話之所以讓人印象深刻，不在於她說得全對，而在於她抓住了這起案件最矛盾的一層表面：一切似乎從舞會開始，卻在一個極度嚴厲的法律時代裡，滾成了一場吞掉無數人的風暴。

當然，如果只因後來流氓罪被廢除，就把馬燕秦寫成單純的時代受害者，也未必準確。依當年的司法認定，她不只是辦舞會，還牽涉長期混亂的兩性關係，並波及自己的女兒。這些情節，即使放到今天，也很難讓人輕描淡寫看待。

但另一面也同樣不能忽略：流氓罪本身就是一個著名的「口袋罪」。1979年刑法中的這項罪名，涵蓋範圍極廣，還帶著「其他流氓活動」這種兜底式條文，從聚眾淫亂到尋釁滋事，很多性質不同的行為，都可能被一起裝進去。到了1997年，中國刑法修訂，流氓罪被正式廢除，拆分為聚眾淫亂罪、尋釁滋事罪等更具體的罪名，量刑與定罪邊界也才慢慢清楚起來。

這也是為什麼，馬燕秦案後來經常被法律界拿來反覆討論。它不是一樁容易用一句話說完的案件。它既不是單純的「跳舞被槍斃」，也不只是「罪有應得」四個字可以打發。它更像是一個被時代放大的截面：一個人當然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當法律本身模糊、社會又進入高度緊張的運動式治理時，責任、懲罰與命運之間，就很容易失去比例。

刑場上那一句「我不服」，未必能替馬燕秦洗掉什麼。可它留下來的，也不只是她個人的不甘，而是一個時代最值得回頭看的問題：當一條邊界不清的罪名，碰上非黑即白的嚴打氣氛，最後被處決的，往往不只是幾個人，而是法律本來應該有的分寸。

馬燕秦不是死於一場舞會本身。她死於那個年代對秩序、道德與犯罪的極端處理方式，也死於一條曾經什麼都能裝、最後終於被歷史淘汰的「流氓罪」。

张爱玲与“润学”火热背后：中国人去国离乡的多舛与无常命运、对异域它邦的想象与真实

王庆民 Wang Qingmin
Medium 2026-10-22

近日，媒体人柴静制作了一期关于中国女作家张爱玲的节目，披露了张离开中国前后的一些细节，引发不少议论。关于张爱玲在1952年离开中国大陆、又从香港辗转前往美国的经历，这几年在中文互联网上一直是热门话题，也是近年中国“润学”的一个侧面。曾是中国央视记者、多年前已移居欧洲的柴静，也算是新一代去国离乡的中国“润人”中的知名者。她做关于张爱玲离开中国内幕的节目，本身就有一种“同病相怜”之意，也将跨越数十年、相隔几代的中国人“润”的历史连接和呼应起来。

所谓“润”，是以英语词汇“Run（跑、逃离）”为谐音，指离开或准备离开中国故土、以逃脱困境乃至灾祸、到异地异国寻求新生活的行为。关于如何“润”、“润”到哪里、“润”的历史，这些信息、知识、讨论就是“润学”，正在离开或已离开者被称为“润人”。

张爱玲正是1949年前后、中国大陆剧变时的逃亡浪潮中，大批逃离的“润人”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另一思想巨匠胡适，还有如钱穆、傅斯年、倪匡等，以及更多知名度较低的精英和平民，也是在那一时段离开中国大陆，前往台湾、香港、欧美、世界各地。他们在港台或西方过的不算很幸福，但躲过了之后数十年中国大陆残酷的政治风暴、饥荒与短缺，较安稳的度过了后半生。如张爱玲直到1995年才去世。胡适等人较早去世只是由于疾病。还有李政道、杨振宁等一开始就未返回中国的在美华人学者，与张爱玲类似先到香港后去美国的高锟，在中国大陆之外较为自由富足的环境中成就巨大，还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殊荣。

而留在大陆或从外国返回的各阶层中国人，尤其知识精英，如老舍、陈寅恪、沈从文、丁玲、姚桐斌、赵九章、陈天池等，则在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多轮灾祸中，或悲惨死去，或幸存但遍体鳞伤。两厢对比，更令人感叹张爱玲等“润人”的幸运和留下者的不幸。中文网络上许多人津津乐道于这些人物和相关历史，显然是在喻指今日中国的情形、反映当下一些国人的心态。

近年之所以“润学”兴起，在于中国改革停滞，经济明显下行，尤其经历疫情及“封城”等“清零”政策冲击，人们生活普遍变得困难，未来也缺乏希望。权利和利益遭受损害的许多中国人，对中国现状失望、对未来无望，于是打算离开中国、在海外寻求出路。而张爱玲、胡适等早期“润人”的经历，给了他们启发、成为榜样。他们也称赞张爱玲等人见识高远，没有被花言巧语欺骗留在大陆，及时“跑路”躲过了后来的灾祸，并将张爱玲、胡适等称为“润学前辈”、“反诈先锋”等。

许多中国人出于各种原因希望“润”出中国、推崇张爱玲等早年的“润人”，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对“润”的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其实是有偏颇和美化、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的。

以张爱玲为例，她离开中国确实免于后来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在西方陌生的环境里，收入微薄、生活窘迫。她也再没有知名作品产出，此后几十年都相当低调沉默的度过，与其在中国时佳作迭出、声名鹊起形成鲜明对比。这很大程度在于她离开了滋养其文学创造力、让其如鱼得水的家乡人事、祖国故土、母语环境，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即便张爱玲英语流利，但还是更长于中文写作而非外文表达。在美国生活的压力和琐事，也让她难有闲时和舒畅的心情写作。在美国默默无闻的张爱玲晚年和逝后重新知名，也是因被中国学界挖掘、为中国读者青睐，并反过来催生里西方对她的关注和研究。

可以说，对于一个如此重量级的作家而言，张爱玲离中赴美后的人生是平淡且有些凄凉、事业上不算成功的。而其他那些知名度较低的“润人”，有些取得成就，也有的并不顺遂、不尽人意。只是那些成功者普遍在聚光灯下、无论在所在国还是中国都更得到关注，失意者则被忽视、自身也有意远离他人目光而不为人周知罢了。

“润人”的命运是幸运还是不幸、日子是好是坏，往往是被时代大环境所决定的，自身难以主宰。比如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也有一波出国潮。当时许多人认为中国将会崩溃，欧美则是天堂，加上当时中外经济民生水平差距确实很大，他们宁可在国外住地下室、打工刷盘子也要留在外国。离国者中不乏一些体制内和社会精英，放弃在国内优越地位也要“润”去发达国家。但后来中国经济起飞、社会转稳，同一阶层留在国内的普遍抓住了发家致富的机会，比漂泊海外的更成功。这与1949年前后选择留下和“润走”的人截然不同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

. 而他们命运的不同，在于中国执政者在关键历史节点上不同的选择和政策变动，以及“润”去国家的情况尤其对待移民的态度，以及中外相对的发展水平和趋势，而非他们个人的努力，也非他们能够准确判断和施加影响的。张爱玲和胡适当年也并不能非常确定的预料后来的中国发生什么，只是在“去”和“留”之间做出了出于个人好恶的选择。

. 如1990年代的执政者闭关锁国、变本加厉迫害异见者，中国经济崩溃、发展停滞，那“润”往外国者就变得“明智”和“幸福”，未离国的则类似1950年代留下的人那样凄惨；如1950年代执政者没有大抓大杀，而是按照49年及之前信誓旦旦承诺的那样善待知识分子、社会贤达，留下及从外国回国的人就会得到重用，“润”去港台美欧的人反而是“不识时务”，失去建功立业的良机、在失落和边缘化中度过余生。根据当时背景和前情，这些假设都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而现实时间线里留下和离开的人遭遇幸福或灾祸，则是不容易预料的。

而在新冠疫情结束、中国解封之后，这新一波“润”风潮中的“润人”们，是相对不幸的。因为他们正面对欧美日在内全球保守排外的民粹浪潮。各国从国家政策到个人态度，都对移民和难民很不友好。如美国的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大肆抓捕无证移民，许多“走线”偷渡入美的中国人被抓进移民监狱；日本对经营管理等签证及永居门槛大幅提高，还溯及过往，不少喜爱日本而“润日”的中国人欲哭无泪；欧洲各国也收紧移民政策，正规移民和流亡难民都更难获得长居身份，前途未卜。世界各国社会氛围也从支持多元化、欢迎外来者，变成敌视异类、种族歧视盛行。而且即便反中国体制的自由派流亡者、亲美亲日亲欧人士也在歧视排挤之列，各国排外主要看针对对象的族群和出生地，而非政治立场，并不因中国“润人”向往自由民主、亲近所在国而亲近和接纳（少数有利用价值的除外，但不代表大多数）。

即便不谈近年的风向，中国人前往异国他乡，在陌生的环境里，也面对种种困难与障碍。语言、文化、习俗等的差别都会造成诸多不便。民主也不是万能药，民主国家一样有阶级分化、人性丑陋、官僚主义、各种歧视与不公正。满怀对自由世界憧憬的“润人”到了外国，也要为衣食住行、人际纷争而忧愁。许多在国内生活还算体面、有些资源人脉的国人，“润”到国外后资源和技能几乎“归零”，一切要从头开始，包括不得不从事一些繁重而不体面的工作、相对在中国时阶层滑落。在适应与家乡差异颇大的规则与世故的过程中，许多“润人”难免为各种经验教训“交学费”。

如曾对美国倍加推崇的中国自由派名人袁腾飞，刚移居美国不久就收到美国医院高昂的医疗费用账单，忍不住在朋友圈大骂发泄不满。欧盟各国虽医疗保障较好、自费少，却又有效率低下之弊。除了医疗，欧美各领域都有一些外人不熟悉、亲历才知道的弊病，如效率低下、程序复杂、种族歧视等情况。许多“润人”真的来到欧美日等国，才体会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颇为失望。在“润人”（离散群体）内部，还有因为利益、立场、私人恩怨等引发的斗争，相互算计与伤害。还有许多艰辛苦楚，难以言传。笔者个人作为羁旅西欧洲的中国人，颇有直接的体会。有一些已“润”的中国人因为在异国他乡过于困顿、痛苦、没有希望，选择回流中国。

无论当年的张爱玲、胡适，还是今日的袁腾飞、柴静，以及更多不知名的去国离乡的中国“润人”，他们无论为了自由还是生计，逃脱灾祸或者寻找新生，离开熟悉的故土前往异国他乡。他们逃离了一些苦难，又面对另一些艰难；得到了部分想要得到的，也失去了若干不愿失去的；有些人相对幸运和幸福，有些人相对不幸与落魄；有些人挣扎着在异国扎根，也有些回流故土，还有的居无定所、有家难回、在“润”与“回”之间徘徊不定……

根本上，中国体制和社会存在的种种危机和弊病，尤其民主自由的缺失、中下层劳苦甚多而所得贫乏，是许多中国人选择背井离乡、“润”往异地的原因。但不少中国人又对“润”去的西方乃至港台日等地抱有过于美好的想象、对自由民主及其效用有过高期待，与现实存在明显的偏差。流散异国的中国人，大多数生活并不如意，离开中国却并没有摆脱忙碌与焦虑，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生命如野草浮萍，没有认同与归属。中国人未来幸福的希望，还是在于中国大陆本土的变革与进步。

什么是革命？为什么会爆发革命？——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来源：壹家言  2026-10-27

1856年，法国政治思想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这部著作并非按年代叙述攻占巴士底狱或雅各宾专政的过程，而是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偏偏在最繁荣、压迫有所减轻的旧制度末期爆发？革命究竟摧毁了什么，又继承了什么？

2012年，该书被中国高层在反腐座谈会上公开推荐，引发知识界重读热潮。因为在转型社会中，托克维尔的警示从未过时。

一、革命为何不在最黑暗时爆发——托克维尔定律

传统认知中，"民不聊生必生革命"，托克维尔却观察到反直觉的事实：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常见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最难忍受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路易十六治下的法国，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工商业增长、废除部分农奴制、减免部分苛捐杂税。但恰恰是这个"开始改革、压迫略减"的时刻，民众权利意识已被启蒙运动唤醒，对残存的免税特权、贵族豁免权和不平等感到比以前更不能容忍。

这就是托克维尔的核心判断：当社会期望增速超过制度改革速度，动荡风险反而最高。繁荣提高了参照系，减轻了恐惧，却放大了不公感的刺痛。这被称为"托克维尔悖论"或"托克维尔定律"。

二、旧制度未死，只是换了外壳——中央集权的延续

托克维尔另一颠覆性论点是：法国大革命并没有与过去彻底决裂，而是完成了旧制度已开始推行的行政中央集权。

大革命废除了封建君主、拍卖教会土地、宣布人人平等，却同时扫除了唯一能对王权形成制衡的力量地方贵族和自治团体。旧制度下，国王通过总监制一点点剥夺贵族的地方治理权；大革命干脆消灭了所有中间团体（行会、公社自治、省议会），使国家机器直接面对孤立的个体公民。

结果是拿破仑接手后，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比波旁王朝更庞大、更彻底、更具"革命合法性"。托克维尔痛切地写道：

"大革命在摧毁旧制度某些部分的同时，却更牢固地确立了它最核心的部分——行政集权。这是旧制度留给新法国的真正遗产。"

换言之，推翻旧政权不等于消灭旧制度的结构性痼疾。

三、阶级孤立与特权——引爆革命的火药桶

旧制度晚期，法国贵族被剥夺了管理地方、审理案件、维持治安的政治职能（这些被中央督办官接管），却保留了免税权、优先任官权、狩猎权等经济与社会特权。贵族阶层逐渐退居凡尔赛，与资产阶级、农民彻底脱节，既不承担公共责任又垄断好处。

托克维尔对此刻画极为犀利：

"当贵族不仅拥有特权而且拥有政权时，当他们进行统治管理时，他们的个人权利更大，却不引人注意……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情，贵族特权的分量便显得沉重，甚至贵族本身的存在也成为问题。"

失去治理功能却保有剥削特权的寄生阶层，与承受重税且无政治表达的第三等级之间形成致命隔阂——这便是法国社会"老死不相往来"的阶级孤立。农民感到被抛弃，资产阶级感到被排挤，仇恨在沉默中积聚，直到陈情书打开闸门。

四、"革命"被滥用之后——什么是真正的革命？

二十世纪以来，"革命"一词被极权运动、法西斯组织、宗教极端势力广泛盗用。以"阶级解放""民族复兴""信仰救赎"之名夺权，宣称代表历史进步，实则建立比旧制度更专制的恐怖统治。历史反复证明：推翻旧政权本身不保证社会进步，自称革命也不等于真正革命。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大革命的复杂态度提示我们：真正的革命不应仅凭是否砸烂旧庙堂来判断，而应依据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尺来审视：

是否尊重人的生命与尊严；

是否保障思想、言论、信仰与结社自由；

是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行有限政府与权力制衡；

是否保护合法财产权与司法独立；

是否通过民主制度实现政府的和平更替与公民对权力的真实监督。

真正的革命，是推动上述文明原则发展，使人更自由、权利更有保障、权力受更多制度约束、法治更完善、人民能通过有效参与监督政府。

而不是与之相反。

它未必伴随街垒战与断头台，却可能比暴力更深刻地重塑一个国家。

王丹：是時候可以討論後習時代了

作者：王丹
鏡報 2026-10-23

美國新聞網站Semafor13日發表了一篇題為「習近平的終局倒數計時，將成為全球矚目焦點」的評論文章。 文章指出，現年73歲的習近平身體狀況不佳，行動明顯遲緩。 近期訪美期間，他走下飛機時甚至需要妻子彭麗媛暗中攙扶。在白宮時，中方罕見地提出了需要休息室的要求，而且他與川普的會談時間也出人意料地短暫。 評論作者據此認為: 習近平的終局倒計時已經開始了。

如果作者的意思是有跡象表明習近平已經去日無多，我是無法苟同的。 毫無疑問，習近平的身體狀況明顯不如以前，這次訪美把這一切暴露在了公眾眼前。 但身體不好與死期在即是不能聯繫在一起的，身體不好的人很多可以活很久，何況習近平的醫療條件應當是世界頂尖的。 但是，如果作者的意思是「後習時代」已經開始了，我完全贊同。

習近平走下飛機時甚至需要妻子彭麗媛暗中攙扶。圖／達志影像

我們一般都知道，毛澤東不死，中國的政治局面就不會改變。 但這會誤導我們產生一個判斷，似乎只有獨裁者死亡，事情才會發生變化。 事實其實並非如此。 早在毛澤東去世之前，由於毛的身體狀況江河日下，他已經無法親自處理很多政務，再加上得力助手周恩來也病重住院，他被迫重新啟用了元老派的領軍人物鄧小平出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政治變化。 鄧小平等就是抓住這個機會，加緊政治上的重新佈局，才能夠在毛1976年去世之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就發動政變奪取了政權。 換句話說，不必等到1976年毛真的去世，後毛時代其實提前幾年，就因為毛的身體狀況惡化而悄悄地開始了。

這樣的一種政治發展，是合乎邏輯的。 獨裁者的身體狀況一旦發生問題，即使不到死亡的程度，也會產生幾個政治後果：

第一、他的精力會下降，這使得他不僅無法像以前那樣面面俱到，親自掌控政治局面，而且在心態上也會發生一定的變化，包括倦怠在內。 蔣經國晚年身體的極度衰弱，與他的政治判斷之間，應當就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第二、他的身體狀況開始走下坡路，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周圍一些政治力量對局勢的評估，一些原本想都不敢想的可能性，會在那些有野心的人心中開始發芽，這反過來會增加新的政治變量。

第三、一個獨裁者的身體狀況下降，通常會導致他的疑心病更加嚴重，或者說，他對於自己的身後事的擔憂的心情越迫切，他的政治判斷越容易偏執和固執，從斯大林到毛澤東，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 這種現象其實是高度集權的獨裁制度本身決定的。

以上這三種情況，我認為伴隨著習近平的身體狀況的變化，都會一一出現，並引發我們無法預期的新的變數的出現。 這就是我說「現在是時候可以討論後習時代了」的原因。

我們應當看到，習近平的身體狀況本身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成為一個外界關注的話題，幾乎就不會成為後習時代開啟的標誌。 但現在的問題是，習近平這次出訪美國，把他的身體狀況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外界對這個問題的關注熱度，幾乎超過對於中美關係的討論。 這樣的關注度，就標誌著後習時代的開始。 也就是說，對一個問題的關注，本身就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 當然，從後習時代到習近平死亡導致中國政治發生巨大變化，應當還會延續一段時期。 但這段時期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將非常關鍵。 這也是我們是時候開始討論後習時代的另一個原因。

程翔：龍應台的「最後的停頓」

作者：程翔
追光者【京城外望】  2026 年 10 月 26 日

最近，台灣和平論者龍應台在聯經出版的《思想》第54期中發表文章〈十日之行：人類最後的停頓〉[1]，透過歷史寓言與現代科技的對比，指出和平的關鍵在於給予人類理性的停頓空間，並主張透過道德理性與戰略嚇阻並重的雙軌手段來化解戰爭危機。她說，在台海及全球地緣政治籠罩在戰爭陰影的當下，人類必須死守住屬於理性、倫理與對話的最後停頓。她所指的「停頓」，是指在「決定開戰」與「正式執行」之間，留出讓人類理性、外交斡旋與倫理思考介入的緩衝時間。龍應台之所以強調需要「最後的停頓」，是因為現代科技（如AI自主武器、網路戰、高超音速飛彈）正在消滅這個讓人獲得緩衝化解矛盾的機會。

筆者擔心，她這種「和平觀」會產生麻痺作用，就如她過去的和平論一樣，把和平建築在中共的理性上。將和平寄託於對方的「理性」、「倫理」或「對話」，在現實中是極其危險的麻痺劑，因為：

 

第一，她誤判了楚王（中共）的「理性」定義

龍應台文中的邏輯是：墨子透過兵推，讓楚王意識到「代價太高，無法必勝」，於是楚王選擇了不著兵戈的理性放棄。但現實是：中共是一個極權體制的政權，其「理性計算」與自由民主社會完全不同。中共也是一個由意識形態驅使的政權，台灣問題常被提升到「歷史定位」、「政權合法性」與「民族復興」的至高層次。在這種情況下，即便代價極高、即便兵推顯示會傷亡慘重，決策者仍可能認為開戰是「理性的、必須付出的代價」。將和平建立在「對方會因為不化算而收手」的假設上，容易導致防線的心理麻痺。

第二，她看不到台灣現行的「防禦體系」會被「反戰言論」削弱

龍應台自己說：墨子勸阻楚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宋國城牆上真的站滿了「三百名墨子的弟子」，他們能用墨子傳授的技術反制公輸般（按：即魯班）的發明，這正好說明積極防禦的重要性。所以她應該看到，在台灣的輿論環境中，過度強調「反戰」、「和平對話」或「不要挑釁」，往往在無形中解構了這「三百名弟子」的抵抗意志。當社會普遍瀰漫著「開戰就是兩敗俱傷、所以大家都不要打」的和平主義時，往往會導致兵役改革、國防預算、民防準備受到掣肘。沒有強大意志與實力支撐的「墨子」，只會變成跪求和平的宋國。

第三，模糊了「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本質區別

龍應台文中的邏輯：墨子與楚王、公輸般是平等的智者對話，戰爭是一個可以被討論、被推演的技術和倫理問題。但現實是：兩岸問題的本質，是一方不承認另一方的主權地位與生活方式。龍應台過去常將戰爭的責任簡化為「執政者的挑釁」或「大國角力的棋子」，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的論述，容易模糊了「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本質區別，進而讓防守方產生「只要我們不挑釁，對方就會停下來」的麻痺幻想。

她所提倡的「停頓」，更是對「AI自動化殺人」的恐懼。在過去，楚王要攻宋，尚有「十日之行」的時間和空間可以去勸阻。但未來的AI戰爭，演算法可能在0.001秒內就判定敵方有威脅並自動發射飛彈，人類決策者甚至連「停頓」的機會都沒有，就已經進入核末日了。她所以強調，過去國際間很多危機，都是靠有片刻「停頓」的空間而得以化解。

今天龍應台提出「停頓」，可說是正中中共的下懷。歷史經驗說明，每當中共力有不及時，它會和對手談「停戰」、談「和平」、談「統戰」，用親情、友誼、同根生來麻痺對手；但當它力有所及時，它會徹底消滅對手。關於這個特點，筆者曾經引用中共的內部檔，把這套伎倆呈現出來[2]，這裡不贅。今天中共沒有武統台灣，恰恰反映它力有不及的實際處境，這個時候它需要的是一個積聚實力（直接軍事打擊及建立內應勢力）的時候，龍應台的「停頓」，正契合它這個時候的需要。當然，我不是說龍應台是主動配合中共的策略，但很遺憾她在這個時候推出「停頓」論，客觀上產生同一個配合中共需要的效果。

龍應台應該從西藏《十七條協議》（1951年）與香港《中英聯合聲明》的「十二條方針」（1984年）這兩個歷史「前車之鑑」，得出一個結論：當中共能力有所不及時，它會講協商、一旦到它能力足夠時，它會用武力。請看下表：

歷史的鏡子：西藏與香港的「和平麻醉」

案例	中共「實力不夠／有所顧忌」時的和平姿態	中共「實力足夠／時機成熟」時的武力與收權
西藏《十七條》 1951年	中共剛建政，西南局勢未穩，且藏區地形險要。為了順利進軍，中共承諾「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不予變更。	1959年，解放軍公路修通、對藏控制力穩固。中共開始強推「民主改革」與集體化，最終撕毀協議，引發拉薩騷亂，達賴喇嘛被迫流亡至今。
香港《一國兩制》十二條 （1984）	鄧小平時代，中國剛實施改革開放，急需香港作為引進外資、技術和西方體制的窗口，且忌憚英國與國際社會的反應。承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	隨著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香港的經濟佔比驟降，國際依賴度減弱。2014年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全面管治權」，2020年，直接跨過香港立法會強推《香港國安法》，一國兩制實質上變為「一國一制」。

所以，對中共而言，任何「和平協議」或「政治承諾」都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而是一種「在其實力不足、或有戰略需要時，用來麻痺對手、爭取時間的戰術工具」。一旦兩岸或國際的實力天平徹底傾斜，這些承諾就會變成「權宜之計」或中共外交部口中的「歷史檔」。

從這「十七條」和「十二條」兩個歷史案例出發，我們可以看清當實力不對等時，盲目追求政治對話和協議會帶來怎樣的災難性後果。

既然歷史給了如此沉痛的教訓，台灣社會在面對中共的「和平、可親、願意交朋友」（如推動兩岸大融合、文化交流、青年創業優惠）的基調時，就必須：一、採取「現實主義的防禦眼光」：拒絕任何形式的「和平協議」政治談判、看穿「以經促統、以民逼官」的麻醉劑。二、當中共對台展現「和平惠台」的姿態時，其核心目的是為了弱化台灣內部的防衛意志，以及將和平建立在「中共付不起代價」的硬實力上。

所以，龍應台在文中所說的「停頓」，如果變成對中共善意的天真期待，將會成為致命的麻醉劑。台灣社會必須牢記西藏與香港的血淚教訓：和平從來不是談出來的，而是當你手裡握有讓侵略者折斷牙齒的武器時，對方不得不表現出來的「暫時客氣」。

[1] 《夾縫中的馬華社會（思想54）》，2026年10月22日。

https://store.linkingbooks.com.tw/product/15708954

[2] 程翔〈中共對美開展微笑外交〉，自由亞洲電台2025年1月6日。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ching/china-us-relations-smile-diplomacy-010620251322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