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

长平:习近平还能攻打台湾吗?

作者: 长平
来源:德国之声 


这几天在台湾开会,与本地媒体界和政界朋友聊天,谈到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定地说:台湾人可以暂时喘一口气了,中共在短期内不可能对台湾进行军事攻击。

这是我谈了二十多年的一个话题。在不同时期的分析文章和讨论会发言中,在强调全世界都应该重视中共对台湾的野蛮威胁的同时,我的结论迄今没有变更过:自从1996年以来,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都还只是昂贵的焰火。

我列举过的原因大体包括:军队上下忙于腐败,无人有心备战;城乡家庭普遍独生子女,容易爆发反战情绪;高层全力维稳,只想平稳过渡;意识形态上,六四之后,不问政治的物质主义成为主流,充当炮灰被认为愚不可及;更重要的是,中共无法承受跟美国开战的后果。

我也多次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费预算大幅增加,武器不断增强。放开二胎政策并不仅仅是为了征募炮灰,但是客观上它可能缓解中国父母们对有朝一日送孩子上战场的抵制情绪。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被进一步强化,愿意为国家送死的人成长起来了。

这些还是次要因素。讽刺的是,我列出的两个主要因素,今天都走向了它们的反面。

在几年前的分析中,我认为,习近平以反腐为名重新洗牌,可能建立一支对台湾更有威胁力的军队。没有想到的是,他洗牌上瘾,自己消灭了一大批将军和高级将领,直到把自己搞成光杆司令。

在澳大利亚“东亚论坛”(East Asia Forum)近期发表的文章《习近平的清洗推迟了对台时间表》中,斯坦福大学两位专家巴杜(Hrish*ta Badu)、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指出,自2022年以来,已有100多名军官被清洗或可能被清洗。在2022年时已是上将军衔、或此后晋升至该级别的47名解放军领导人中,41人已经(或很可能已经)遭到清洗。

文章认为,美国军力的衰弱,可能会让北京认为,本十年后期存在一个更有利的窗口。

该文分析说,一场对台战役需要指挥、情报、后勤和政治作战能力,以支撑两栖登陆这一复杂的联合行动。习近平的第二轮清洗浪潮尤其集中打击了作战指挥官:负责作战规划的联合参谋部受创最重。眼看朋辈成新鬼,幸存的官兵们斗志也高昂不了。

4月8日至6月12日,习近平还举办了一场意识形态集训营。显然,他认为军队内部的意识形态工作仍未完成,清洗还会持续。

乌克兰的胜利与两个皇帝的新衣

另外一个对台湾利好的消息是,乌克兰可能击败俄罗斯的侵略战争。

美国国际新闻评论网站“欧亚评论”(Eurasia Review)发表文章《俄罗斯正在输掉对乌克兰的战争》,作者塔拉斯·库齐奥博士(Dr. Taras Kuzio)综合分析了罗斯军方消息源、内部文件、民意调查和前线报道之后,得出结论说:俄罗斯正在输掉对乌克兰的战争,

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正在临近。

文章指出,俄罗斯内部五种相互强化的趋势正在同时出现:军事失利、经济和金融恶化、公众不满、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军事博主的反对声音增加,以及精英阶层对政变和暗杀的担忧。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俄罗斯逐渐输掉这场战争。

乌克兰已经放弃了2023年夏季失败的大规模反攻模式,转而采取“战略削弱”战略。乌军通过破坏俄罗斯后勤系统、摧毁补给线,并深入俄罗斯境内打击高价值目标,实现这一目的。

与此同时,俄罗斯防空系统正在接近全面失效。

无论是作为专制意识形态同盟,还是中俄反复宣称的“无上限友谊”,都决定了普京和习近平两个皇帝穿着同一件新衣。

在此之前,我反复强调,北京是否攻打台湾,何时攻打,决定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它能不能。能攻打的时候,哪怕台湾人人都是马英九/郑丽文,那也无济于事;反之亦然。

目前仍然可以认为: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而且,我仍然认为,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增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台湾不会坐等对岸的起起落落,而是会利用这个喘息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反过来又会改变对岸的时间线,最终台湾可能迎来永远自由畅快的呼吸。

——网友推荐

追思刘晓波:火种与现实

F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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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inc20631 · Jul 11, 2026



追思刘晓波:火种与现实

刘晓波的一生,令人肃然起敬。从1989年毅然回国,到2008年主导《零八宪章》,再到在狱中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直至2017年在羁押中病逝,这一生,是用血肉践行信念的一生。《零八宪章》那303位第一批签名者,经历了民主墙、八九、组党三次运动,依然站在那里,这份坚守,足以让任何有良知的人动容。

然而,正因为敬重,我们更有责任追问一个不那么舒适的问题:刘晓波的遭遇,究竟证明了非暴力抗争的力量,还是揭示了它的局限?

“在黑暗里仍然可以守护光明”,这是一种道德姿态。但“守护光明”与“改变黑暗”,并不总是同一回事。

刘晓波坐了四次牢,累计超过二十年失去自由。《零八宪章》发布后,中国政治没有任何松动,反而管控持续收紧。他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北京的回应是外交施压,阻止多国出席颁奖典礼,并把那把空椅子变成了对全世界的宣示:中共不在意这种道德压力,它有足够的资本漠视。

最后,刘晓波以肝癌在羁押状态下离世。他的妻子刘霞,从未被指控任何罪名,却被软禁长达八年。

这不是对刘晓波精神价值的否定。这是一个冷酷的政治事实:一个政权,可以让最有道德感召力的人在囚禁中死去,然后继续运转,毫发无损。

非暴力抗争理论,是有其成立的历史条件的。

甘地的非暴力运动之所以有效,部分原因在于英国殖民政府仍然受制于本国议会、舆论与法律体系,印度的独立运动在伦敦也有同情者,道德压力能够传导到决策层。

曼德拉入狱二十七年,南非政权最终谈判,根本原因之一是国际制裁造成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加上白人内部出现了分裂。

波兰团结工会的成功,背后是苏联帝国整体的衰竭,是经济危机与意识形态破产的联合作用。

这些案例的共同之处在于:施压对象存在某种结构性的脆弱点,使得道德与政治压力能够渗透进去,产生实际效果。

中共政权的结构,与上述案例有根本性的不同。它不依赖外部合法性背书,它的经济腾飞反而为镇压提供了更充裕的财政资源,它对舆论的管控日趋精密,它没有一个需要向其负责的选民群体。更重要的是,它在八九年之后做出了一个务实的战略选择:经济增长可以替代政治合法性,民众的沉默可以用利益收买,而零星的异见者,可以用个案处理的方式逐一消耗。

刘晓波,就是被这样一种机制消耗掉的。

他那句令人震撼的“我没有敌人”,道德重量毋庸置疑。它是对自身精神的一种保护,是拒绝让自己被仇恨异化的庄严宣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崇高的。

但在政治层面,“我没有敌人”这个表述,存在一个潜在的危险:它模糊了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不对等。

刘晓波可以选择不把中共视为敌人。但中共的行为,是把他视为需要消灭的政治威胁来处置的。这种不对称,不会因为他的宽容而消失。宽恕是个人的美德,但它不能替代对权力结构的清醒判断。

站在道德高地上的人,未必能改变站在坦克后面的人。

写下这些,并非要否定非暴力的价值,也并非主张任何具体的替代方案。历史的道路从来不是由书桌上设计出来的。

我只是觉得,在纪念刘晓波的同时,我们欠他一个更诚实的评价。不只是把他供上神坛,称颂他的精神,而是正视他的遭遇所揭示的那个残酷结论:

面对一个没有道德约束、没有结构性脆弱点、并且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统治的政权,道德感召与非暴力抗争,或许是我们在特定条件下所能做的最有尊严的事,但它很可能不足以带来改变。

承认这一点,不是悲观,而是尊重现实。

关于“非暴力成功率是暴力两倍”这个数据,结论主要来自Erica Chenoweth与Maria Stephan的研究,分析1900至2006年间的抗争运动,发现非暴力运动成功率约53%,暴力运动约26%。但有几个重要背景:

第一,他们的数据集里,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几乎没有成功案例,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问题可能不在于选择哪种方式,而在于这个政权是否属于那个统计规律适用的范畴。

第二,Chenoweth自己在近年的研究中也指出,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在2010年后显著下降,正好与威权政权学习镇压技术、精密化管控手段的时期重合。中共是这个学习曲线上走得最远的政权之一。

所以这个数据支持的结论是“在统计意义上非暴力更有效”,但它并不能回答“在中共这个具体案例下非暴力是否足够有效”。

“不将任何方式绝对化”听起来很理性,但真正的问题不是“绝对化哪种方式”,而是: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对哪种路径有任何实质性的期待?

刘晓波代表的非暴力路径,已经有了三十七年的实证:政权不仅没有松动,管控能力反而大幅提升。这不是说非暴力“错了”,而是说我们需要非常诚实地面对一个可能性:也许在中共政权的特定结构下,无论哪种内部抗争路径,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足以带来根本性变革。

真正的变量,可能不在于抗争者选择哪种方式,而在于政权外部的结构性压力:经济危机、精英分裂、国际环境的根本变化。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但或许是更诚实的结论。

刘晓波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此:他用一生证明了在这个政权下做一个有良知的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这本身就是一份最有力的控诉。

刘晓波值得我们纪念,更值得我们思考。他用一生的代价告诉了我们这个政权是什么样的。我们至少应该听进去。

愿他安息。

林保華:中港對接 突出北都發展創科錢才兩缺

杂志  第277期 2026年7月5日
作者:林保華 
作者為資深評論家、專欄作家、中共黨史學者。曾擔任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張五常教授助理研究員,研究中國政經改革。

2026年5、6月間,韓、台、日股市瘋漲,香港卻可憐巴巴。Adobe Stock

自從北京兩會點名香港經濟發展必須與祖國的「十五五」規劃(指中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涵蓋2026年至2030年的國家戰略與發展藍圖)對接以後,香港特區政府有些手忙腳亂,以諮詢意見來緩頰。其實,早在2026年2月兩會前夕,特首李家超已經知道這個訊息了,3月舉行的全國兩會將審議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在接受傳媒專訪時,表示特區政府將推出新機制,與國家的5年規劃接軌,香港會首次制定「5年規劃」,設一套政策框架以部署重點發展領域,他將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統籌專班。

欲借香港振興中國經濟

李家超表示,「十五五」規劃除了涵蓋經濟、金融,亦涉及教育、醫療、房屋及青年發展等民生議題,形容是「全政府任務」,他將以「香港第一責任人」帶領,又說這次是本港首次做同類規劃,會大力推動並多聽持分者意見,當政府有具體政策將與社會分享、廣泛討論。他對香港前景充滿信心云云。

諮詢文件到6月15日才對外公布,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也親來香港督軍。可見北京對這個問題的重視。不過對香港人說來,對這個「首次」還是有點突如其來,缺乏思想準備。不過從中看出,如此突如其來,是因為中國經濟實在不行了,要借香港作為槓桿支點來振興中國經濟。結果是成功還是失敗,大家來看。

其實,在文件出來以前,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已經在承擔責任了,例如金融市場的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企業上市集資),香港作為內地企業的出海口等等。最近香港進出口特別興旺,成長四成以上,明顯就是價格昂貴的晶片把香港作為轉口站,出口國產層級較低的成熟晶片,從東南亞或中東走私進口美國禁止出口中國的高級晶片。中國表面上以自力更生為名,拒絕企業使用美國晶片,實際上在麻痺美國政府,方便偷偷走私輝達晶片,否則不可能成長那樣大的數字,何況中國在鬧窮,怎麼可能花大把錢進口高檔的生活消費品?

夏寶龍於6月15和16兩天來港調研,就香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及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進行考察。15日夏寶龍重點視察北都發展進度及區內創新科技(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簡稱IT)項目,包括北都大學教育城、港深創科園香港園區等,提出香港要加快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加快香港發展。特區政府除特首李家超陪同,在不同考察點共有兩名司長及8名局長就項目進行匯報,可謂服務周到。

北都創科發展沒人才

這兩年夏寶龍每次來香港,都要談及北都規劃,然而至今都解決不了資金問題。還沒有哪個大財團表示有興趣。因此相關官員紛紛提出要給予各種優待,但是至今還是枉然。中央對北都最有興趣的是創科項目,因為香港形象比較中立,設立創科項目可以避免被制裁,而且便於走私,即使被美國查獲,也與中央無關。雞鳴狗盜之徒就是常常耍這些小聰明。然而香港原來是製造業中心,後來變成服務業(金融、物流等)中心,偏偏就是缺乏科技基礎,因此要在北都重點發展創科企業,有些強人所難,有誰可以放心投資?

最近科大商學院商業與社會資訊分析研究中心公布香港人工智能(AI)人才研究報告,透過分析香港職場社交平台LinkedIn上逾2.5萬名曾於或在香港工作人士的履歷,比對招聘網站JobsDB上1,848個與AI相關職缺。研究發現香港AI人才供求有多方面錯配,市場需招聘的是資深的應用型人才,但香港AI人才多屬資淺及研發人員。科大工商管理學院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副教授楊毅建議政府加強全民AI教育,以及引入中高層及應用人才應對。

特區政府過去招聘專才多來自中國內地,還有不少假學歷,現在似乎陷於停滯狀態。要先解決這個問題,招聘真正國際人才,才能發展創科企業,否則都是空話。

韓台日股市瘋漲 香港可憐巴巴

而中國政府如何支持香港的創科規劃?先不說北都,為內地高鐵研發自動監測系統的科企「國測股份」(全名為「北京大成國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近宣布落戶將軍澳創新園「先進製造業中心」(Advanced Manufacturing Centre,簡稱AMC)內的「中試生產實驗室」,為首間進駐企業,目標未來三年在港投資逾2,000萬港元(不到8,100萬台幣),建立AI基建監測系統研發及中試生產基地,包括用作監測大壩、橋梁等結構變形的裝置。國測股份董事長蔣夢受訪表示,公司落戶香港冀打入國際市場,「這是我們最需要,我們對東南亞、對中東的市場是不了解的。」8,000萬台幣投資創科,是不是太窮酸了?這就是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

所以5、6月間,韓、台、日股市瘋漲,香港卻可憐巴巴,媒體還不敢多說,怕滅自己威風而威脅國家安全。如到6月11日為止,港股連跌第7個交易日,累計下跌1,789點或6.87%,最終恒生指數收報24,249點。一度失守24,000點心理關口,並曾跌穿被市場視為「戰爭底」(美伊開戰初期低位)的24,203點水平,見近11個月新低。

其後因停戰的反彈仍然有氣無力,端午假期前的收盤指數是23,924.81,幾乎要跌到台灣加權指數的一半了,台灣收盤指數是46,465.20。2025年台港兩地股市誰高誰低還競爭過一陣。中國的高科技股應該撐住作為香港發展創科的表率,可惜就是阿里巴巴、騰訊等也不爭氣,甚至大盤升、他們跌。而因IPO來港上市的科技股,更是搶錢似地搬回到內地,特區政府還以IPO冠軍而洋洋得意,這才是香港的悲劇。

為何收緊資金流出?祖國窮了?

這點祖國做了很好的配合:國務院已公布關於內地境外投資的新規管《國務院關於對外投資的規定》(第837號令),並將於2026年7月1日起生效。新規要求包括在香港、澳門與台灣投資的境外投資,將面臨更繁複的程序與更嚴格的審查,具體實施細節有待公布。另國務院近期亦發布新方案,目標兩年內逐步清理非法跨境業務活動。

為何要收緊資金的流出?一句話,祖國窮了。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訪港調研,結束訪港前向行政長官李家超豎起拇指。行政長官李家超在6月19日於電子傳媒訪問時表示,感到獲得認同和鼓勵,稱日後會繼續努力。

人道主义外衣下的阴谋,深层政府正在从内部瓦解国家主权

 来源:南文视界  2026-7-11

遍布全美的联合国机构,NGO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机构.....

这些曾经被西方主流媒体吹捧得高大上的组织,这些曾经被誉为“人道主义”化身的组织,正在被慢慢揭开其真实的面目。

Oversight Project(传统基金会监督项目)负责人迈克・豪厄尔Mike Howell,在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国会证词,阐述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政治产业链:拜登政府四年间向 15 家联合国机构、230 余家边境 NGO 资助了约60 亿美元资金,搭建起一条从美国南部边境直通全美 431 个国会选区的非法移民输送流水线。



迈克・豪厄尔在国会的部分证词如下:

我目前担任Oversight Project 执行主任,之前曾在DHS和国会山工作,负责移民事务监督。美国仍在承受其历史上最严重边境入侵的冲击,这场入侵由上届政府激进势力策划,推动,鼓励资助并维持。

若没有NGO群体庞大的合作关系,这场入侵无法完成。

简单说,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把这么多人带入并转送到全国各地,除非有非政府组织支持。

为此,他们给联合国机构和200多个NGO组成的集团近60亿美元,让他们做这件事,这是移民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所显示的。结果是边境巡逻队变成了托儿所,他们成了Uber司机,只为把非法移民送到非营利组织转往全国。

现在,Oversight Project一直带头揭露我所称的边境工业复合体。

2022年12月,我们做了首个此类研究,我们通过手机追踪非法移民,看他们如何经过边境的这些非营利机构,仅一个月内我们追踪了3万台设备,这只是拜登放过边境的1000万人中的很小一部分。

我们发现,这些非法移民去了美国几乎每一个国会选区,我们证明每个城镇确实都变成了边境城镇。(结束)

所以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四年的时间,有超过1200万人通过非正常的方式进入美国境内。而负责边境安全的时任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四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去过南部边境,可以说拜登时期的美国边境是处于无人管理,任由非法移民泛滥的状态。

由此可见,拜登时期美国的边境危机从来不是失控的偶然危机,而是民主党联合跨国激进组织,以人口结构改造选票,永久锁定激进左派铁票仓的政治策略。

而美国这套依托 NGO 输送非法移民,重塑选民结构的操作,早已输出至欧洲多国,形成一套全球极左颠覆国家主权的标准化套路,西方深层政府正借移民和人道主义议题,从内部完成人口重构,瓦解西方文明。

迈克・豪厄尔在国会听证会上透露,拜登政府四年累计拨付 60 亿美元财政资金,按月向天主教慈善会、国际救援委员会、CHIRLA 等机构发放巨额补助,仅 2024 年 8 月单月就向各大 NGO 拨付 3.8 亿美元安置经费。

他的证词还披露出一组刺眼的对比数据:2019 年特朗普第一任时期,三家头部移民 NGO 全年营收合计 5.97 亿美元;而拜登执政的第四年,三家机构营收暴涨至 20 亿美元。

由此可见,这些组织虽然号称非营利机构,但它们的巨额利润完全建立在源源不断的非法入境的人口之上,也就是说边境偷渡人数越多,NGO 拿到的政府安置款就越高,形成了的畸形利益闭环。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拨款越多,非法移民的浪潮就越汹涌的原因之一。非法入境的难民就是这些NGO的利润来源,每安置一个所谓的难民就可以得到政府的援助资金,这是一笔极好的生意。

在民主党政府的默许下,边境巡逻队抓获非法移民后,不启动遣返流程,直接移交合作的NGO。NGO免费提供食宿、现金补助、跨境大巴、机票,将外来人口分散输送至纽约、芝加哥、加州、明尼苏达等民主党核心地盘。甚至他们还有目的地将非法移民送入美国选举的摇摆州,逐步改变选区的人口结构,慢慢渗透。

豪厄尔还当庭展示墨西哥边境难民营传单,文字直白教唆偷渡者,抵达美国后牢牢记住为民主党投票,完整暴露整套输送流程的政治目的。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共和党提交的《拯救美国法案》迟迟过不了会,民主党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反对选民在美国的大选中出示公民身份证,其目的就是为了让非法移民能够参与投票。

除了美国国内的NGO外,联合国的一些机构也深度绑定其中,成为海外前置中转站。美国每年向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拨付超 16 亿美元专项经费,在拉美 17 国搭建移民中转网络,提前为偷渡者发放现金借记卡、徒步物资、入境指引,从源头主动诱导人口涌向美墨边境。

联合国机构与美国本土 NGO 无缝衔接,海外负责导流入境,境内负责内陆分流,跨国网络彻底架空美国边境管控法律,主权边界形同虚设。

所以,民主党不计代价放开边境重金扶持NGO,人道主义只是遮羞布,重塑全美人口与选举版图才是其终极野心。

绝大多数非法移民抵达美国后无稳定工作,全程依靠政府医保、住房补贴、食品券、现金救济生存,而所有福利政策、庇护城市法案、大赦提案,全部由民主党推动落地。

在地方市政选举中,多个蓝州已放开非公民本地投票权,纽约、旧金山等城市允许持工签、非法居留者参与市长、学区委员投票,其目的昭然若揭。

此外,NGO 还常年组织游行、游说国会,在美国主流媒体的配合下制造“移民合法化是人道主义刚需” 的舆论氛围。如果反对非法移民和接收难民,就是种族主义者和极右翼人士。

更加恐怖的是,这种依托 NGO 改造人口结构的阴谋,绝非美国独有,而是西方进步主义在全球推行的统一方案。当前欧盟各国正陷入一模一样的危机。

欧盟 2021 至 2024 年向有美国背景的大型 NGO 拨付超 5 亿欧元资金,救助儿童会、美国慈善组织、天主教救济会等机构在地中海沿线搭建偷渡流水线,批量将北非、中东移民输送至意大利、法国、德国等。

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长期揭露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主导的激进 NGO 网络,其核心策略就是大规模移民涌入压垮本土福利体系,制造社会动荡,倒逼国家转向左派的集权治理,依靠外来移民人口稳固极左政党执政。

欧洲多国左翼政府效仿美国民主党模式,推行多元文化、无差别福利政策,刻意弱化本土民族认同,推动大规模移民流入,制造依赖政府救济的外来选民群体,最后深层政府完成操控欧洲选举走向。

本土白人、传统中产、乡村保守群体是美国立国价值观的核心载体。深层政府为消解美国的民族共识与主权边界,通过大规模外来移民持续涌入,多元化和包容政策让种族对立持续激化,国家凝聚力持续溃散。

而NGO 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深入美国各州社区,传播去国家化、开放边界激进理念,同步承接非法移民安置任务,从人口结构与社会舆论入手摧毁本土文明根基。

所以,激进人士满口人道主义关怀,实则是在算计选票;嘴上同情弱势移民,实际上是牺牲本国国民利益换取政治图谋。

民主党的这套操作,正在持续透支美国的未来。但这正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看看最近纽约的选举结果就知道了。

全球化激进议程,正在不断摧毁主权国家的边界,民族文化的认同。在若放任全球主义者这套以 NGO 为工具的人口置换阴谋持续推进,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终将在内部种族撕裂、主体民族传统文化持续弱化中,彻底丢失立国根基。

当前,欧洲国家已经难以逆转,美国正在苦苦挣扎,这些活生生的现实希望能为其他国家敲响警钟。

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

刘军宁:“理论联系实际”错在哪里?

刘军宁  X 
@liujunning · Jul 11, 2026



“理论联系实际”错在哪里?

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这个观念依据的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实际决定理论。如果唯物主义不是正确的,那么建立在其基础之上任何观念是都是错误的。为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最有效的辩护,就是替唯物主义辩护。

是否有必要联系实际,是每个理论研究者的自由选择。纯粹的理论完全没有只要联系实际。如果不是中国党员,更没有必要坚持这一学风。

最被忽略的是,理论联系实际为政治权力裁决与干预理论研究提供了炮弹。因为在中国,只有政治权力才能裁定一个人的理论是否联系了实际,联系了什么样的实际。理论研究者并没有自我裁定的权利。一个理论一旦被定性为不联系实际,该理论轻则被否定,重则被批判。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仅不能带来正确的理论,而且常常相反。毛泽东的每一个理论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但是,这些理论究竟正确与否,到底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应该有不少中国人都很清除。危害中国人最深的就是那些最联系中国实际的理论。因为这些实际是他们靠权力界定的,也是为他们的权力服务的。

理论联系实际,单看这几个字会觉得无比有道理,但是放在墙内那个环境就大大的有问题,缺少主语。谁的理论与谁的实际,在权力主导下,实际就是领导的看法,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理论为领导(权力)服务,缺少理论支持也要创造理论来支持权力的需要。


周天瑋:台灣政經人物必須留意美國大循環走向

文/ 周天玮
財訊 2026-7-1



歐巴馬總統中心暨圖書館最近在芝加哥揭幕,它的建築風格廣受爭議,據說取材自四手合抱的概念,可不點明還好,一經説破,不論大家怎麽用心去想像,怎麽看都還是完全看不到這個寶貴概念留下的蛛絲馬跡,只覺得它外型呆板、冷峻、醜陋而偏狹。許多人乍看之下,很誇張地感覺它不過像是一個放大的垃圾桶,定神再仔細一看又似乎更像是削鉛筆器。這個項目,是美國有史以來最昂貴的總統圖書中心,總耗資將近一億美元,孤塔座落在密西根湖畔一塊19英畝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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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巴馬總統中心暨圖書館。(圖/取自The Obama Foundation X)

孤塔獨坐所透露出的,毋寧是歐巴馬的孤芳自賞。這位曾經與將近半個美國因誤會而結合的政治領袖,其實是一位時來運轉的「塔裏的男人」。他半生無實戰歷練,上任之後推行的政策,泰半偏離效益,不脫象牙塔色彩。就拿曾經大書特書的「歐巴馬健保」來説,保費年年大漲,人民無力負擔,承保民衆充其量大約僅僅只涵蓋全國人口的7%到18%,視定義決定。而他操弄的司法與政治,陰暗、對立而權謀,他曾經明確透過司法部門打壓言論自由,另外他在卸任前整合國安部門,對剛選上、尚未就任的川普總統啓動無證據支持的通俄調查。他的眼中,有經濟效益和民主法治嗎?歷史會給予定位。

然而這位前總統,對美國打擊最大、最全面的,是他所發動的文化馬克斯主義革命。

回溯歐巴馬擔任總統期間,民主黨愈來愈左,由激進的「進步派」主導,性質上幾乎可以稱之為「解放派」,原先柯林頓總統時代佔主流的溫和民主黨人漸漸被打成右派。然而這不僅僅是一個政治現象,美國的文化革命,相當於美國版毛澤東文革「516通知」的文件,是歐巴馬總統在2011年8月18日下達的行政命令13583,名稱是「啟動全政府協調行動,推動聯邦人事多元(diversity)與包容(inclusion) 」,其後,他又在多元和包容之間再加上權益(equity),三者加起來一起構成冠冕堂皇的DEI,成爲任内力推的三面旗幟。

取名DEI便可以掩耳盜鈴,不必公開承認它叫馬克斯主義了。在美國的這一波長達14年的時代浪潮中,亂石崩雲,翻江倒海,一場不折不扣的文化革命登峰造極。DEI名字叫得好聽,可其體現的實際,是把美國從文官機構、軍隊、特勤到各級學校與社會各行業逐漸深化,翻轉成身份掛帥、排斥異己、竄改歷史、限制自由、否定才幹與實力、主張齊頭平等、青少年性別自主顛鸞倒鳳、要學校而不要家庭 … 等等的全DEI「覺醒」社會。在這個社會,有如喬治歐威爾 (G. Orwell)名著《1984》的翻版,幾乎每一個政治概念都必須從反面去看,才能夠理解其真義。換句話説,多元、包容與權益,反而意味著認同歧視、分化隔離與奪權。

DEI經過多年的累積,發展到拜登總統時期(由歐巴馬繼續在華府近距離遙控白宮並發揮政治動員和社會影響力),終於構建為政治正確價值主流。它的力量擴展到全社會,政治界、政府官吏、學術界、各級學校、好萊塢、媒體界、企業界、新科技界、非營利團體,甚至於聯邦準備系統,一概難以抵擋,自由主義被抛到腦後。然而,物極必反,川普在2024年底能再度選上總統,其實與美國社會對這場「歐-拜文革」的厭惡和反動,絕對息息相關。(相對地,川普第一次競選連任失敗,部分原因歸咎於共和黨素來缺乏對文化議題的關切與論述,以及川普當時尚未意識到歐巴馬文革的殺傷力。)

歐巴馬所犯的錯誤,如果不去深究細節,僅僅檢討世界觀,時至今日已經清晰呈現。他致命的問題核心在於孤芳自賞,仿傚哲學家馬克斯,想要打造一個所謂天堂。自由主義大師海耶克(F. Hayek)的朋友、德國哲學家兼詩人侯得林(F. Holderlin)的名句在此值得引述,他説:「國家之所以淪為人間地獄,恰恰是人一心想要打造天堂的結果。」此話深刻而真切!美國自由派百年來一步步向左前進,或許不在於缺乏理想,而在於太奢望打造天堂。根本原因是人間原無可能建構得出任何一種形式的、自以爲是的天堂,然而左派越陷越深,終至不可收拾,馴至美國國力日衰,形成為川普囘任的天時地利人和。這是美國歷史大循環的近期基本脈絡。

《紐約時報》做爲一個鮮明的左派媒體,它的中文版在2025年三月初刊登了一篇十分可笑的報導,標題為《對許多中國人來説,他們看到了一場美國「文革」》,這篇文字誤認爲美國川普2.0政府正在與科技大亨馬斯克,透過政府效率部聯手發動一場文化革命!這篇文字顯然對於美國的傳統文化、自由主義精神、當代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變遷,以及聯邦赤字等嚴峻課題,刻意忽視,無視于歐巴馬所領導的文化馬克斯主義與批判理論革命已經蔚為風潮,持續不下10年,引起天怒人怨。川普所領導的,在價值本質上,乃是一場針對歐巴馬文化革命的「反革命」,是應運而生的、為捍衛美國傳統文化所必須展開的撥亂反正。

台灣的政治財經人物如果對美國正在進行中的這一場極爲關鍵而必要的「反革命」,缺乏基本認識,便不可能深刻瞭解到當前美國政治與國家戰略存在三大敏感地帶。第一,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全面競爭;第二便是美中關係;而第三在於重新肯定基督教文明(第四或許是供給面經濟學再次成爲顯學)。川普和國會議長强生,最近針對國内共產主義和穆斯林政治人物的勢力擴散,做出明確警告,更告訴了我們,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競爭,對美國而言,絕對不僅僅是一個地緣政治問題,且不因國内終結DEI,而「内戰」宣告結束。周期底下的這場文化、宗教與意識形態的競賽,在國内選舉與國會政治上,壓力緊迫。美國國内的氛圍,普遍感到它會影響到年底的期中選舉。民主黨擔憂内部溫和派式微,將產生質變,選後被共產主義者牽著鼻子走。

是以基於前述的分析,可以推論到國民黨黨主席鄭麗文夏初訪美行,她的論述和舉措所呈現出的兩大策略性癥結。

首先是語境錯亂。她或許誤以為美中大國外交關係脈絡可以自由轉換為美台關係脈絡,鄭麗文一行沒有體認到,美台關係的本質、層次、色調與邏輯,其實不可能與美中大國語境結構混為一談。語境錯亂便是角色錯亂。

其次是場域誤植。鄭或許誤以為川普與習近平為穩定大國關係而在外交場合擺出來的冠冕堂皇和相互尊重,足以延伸到容許一位次要(或弱勢)訪客去忽視(或不敏感於)美國在國內外所同時面臨的最嚴峻的意識形態鬥爭。這種誤植為美國國内政治現實所難以包容,而外交為内政的延長。

以上是歐巴馬與川普潮落潮起所帶給我們的聯想。從美國當前以霸權高度和大循環消長探看,台灣無論任何一方選擇戰略親中或文化意識左傾,在美國便格格不入,談不上擁有著什麽時代話語魅力。這似乎是台灣的政治、財經與文化人物,都應該適當留意的。

吴祚来:我没有敌人——如何理解刘晓波(附:『我没有敌人』,有三层意义)

 作者脸书  2026-7-11


我没有敌人——如何理解刘晓波

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对刘晓波抱有成见,不理解或低视刘晓波的和平理性的政治追求。譬如对刘晓波关于(六四)广场上没有看到大量伤亡,还有“我没有敌人”这样的表述,甚至他在监狱中说自己受到良好的对待,也为一些人指责(美化了中共监狱)。
如何理解刘晓波的政治追求与政治理念,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反思与体悟。

一:从刘晓波广场砸枪说起。

我六四凌晨从长安街撤退到广场,在长安街上就看到许多学生守在路边,持棍或石头准备狙击荷枪实弹的入城部队,但我沿路劝说并阻止,因为这样的冲动带来的只会是无谓牺牲。进入广场之时,我既看到了胸部、背部流血的学生被人携扶着进入广场寻求救援,也看到举着大棒要去冲击包围广场的士兵的学生。当我们阻止时,遇到的喝斥就是:你们是叛徒。
我现在仍然理解当时年轻学子的激烈行为。
再翻看当年关于刘晓波在广场砸枪的过程,他遇到的事态更为激烈、更为严峻。
他先是跪着请求持有机关枪的两位市民,毁弃武器,以保证广场抗议是和平的,特别是不引起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想象一下,当士兵们进入广场时,突然遭遇到机关枪扫射,士兵们会有一些伤亡,但更大的伤亡将是广场和平的学生群体。
刘晓波的理性,是基于这样的想象与推测,所以后来他又亲手砸了另一枝半自动步枪。可以说天安门广场事件,起始激怒于三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的下跪提交请愿信,而终于刘晓波下跪,并请求持枪的市民放下武器,最终实现了整个广场绝大多数人和平撤离。
中国传统中素有跪天跪地跪父母,而在广场抗议过程中,却有这样两次例外的下跪,学子们与刘晓波,是请求政府倾听人民的声音,还有就是请求社会非暴力对抗更强大的暴政。
这一过程中,刘晓波本人甚至遭遇到暴力攻击,被激烈的人视为学贼,要对他暴力清除。无论是持枪做拼死一搏者,还是要誓死坚守广场者,遇到刘晓波这些和平主义者,在一时失去理性的情况下,外部誓死的过程还没有开始,内部伤害却随时可能发生。
这些人无外两个理由,一是,军人已大开杀戒,我们当然应该武器还击;二是,你们学生与老师是有身份的人,以后还有退路,我们市民或工人没有退路,只有誓死一搏,你引导学生和平撤离,就等于毁了我就义成仁的梦想。
有人说,广场伤亡太小了,不足以引发更多的人觉醒与起义,这是大错特错,广场不是伤亡太少,而是有理性的人、成人,特别是大学教师与知识分子一直太少,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们尽管也参与示威游行,但实际参与者太少,进入广场核心层,像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四君子这样直接参与到影响活动进程的人,太少了。
我们必须承认:关键时刻成熟学者们的和平理性,是广场和平撤离的决定性因素。
面对六四中共屠城过程中无数伤亡,人们谴责中共血腥、人们遗憾更多的人没有起来,这些都是正当的,但另一方面,年轻的学子们如果当时意识到民运的本质是和平请愿,在和平请愿已被暴力血腥终结之时,要不要以保护自己生命为第一要义?不付出不必要的牺牲,这是人道法则,暴政一染上血腥,它的改变或转型,可能更难。
现在再反观四君子劝说学生们和平撤离,特别是与中共军方谈判成功,它保护了广场数以千计学生的生命,从刘晓波的生命经历来看,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更多的因素,应该是他在广场上与同仁们的和平努力。

二、“广场上”有没有死人是个伪问题

侯德健被中共官方要求作证:广场上没有见到死人。
刘晓波内心挣扎,他知道,如果他说广场上没有死人,无疑是替中共圆谎。但最终,他还是说服了自己,说了自己现场所见,他给自己一个理由是,侯德健已经说出了自己所见。
通过回忆录我们看到,刘晓波、侯德健等人当时主要致力于说服学生与市民和平退出广场,他们所在的纪念碑附近是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这个地点确实一直风平浪静,但广场周边,却出现各种冲突,特别是被包围之后的天安门前,冲突更为激烈,一些学生去烧军车与坦克,造成伤亡,连施救者也遭到枪击。侯德健与刘晓波无从知道,连我这样一直游走于广场上的全程见证者,也无从知道。
还有,海外媒体所说的北京,泛指中国,而报道中的天安门广场,则泛指长安街与天安门周边,也即,媒体上报道的天安门广场出现大量伤亡,泛指北京长安街与天安门等地,而刘晓波、侯德健所说的广场,则完全是自己当晚目力所及之地。
在没有自由的状态中,特别是会受到严刑逼迫的情况下,侯、刘等人所做出的证言,我们应该充分理解,他们并没有做伪证,他们说出了局部的真实,至于中共将其利用,是徒劳的,因为无数的照片与录相均可以证实,中共对北京对天安门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
任何人借此指责刘晓波、侯德健,都是缺乏应有的同情心与理解力。

其三、如何理解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

“我没有敌人”,相比基督教所倡导的“爱你的敌人”,是不是还弱一个层次?
爱你的敌人,这是宗教倡导的超然情怀,而“我没有敌人”,则是刘晓波超然的政治情怀。那些指责刘晓波是“刘无敌”的人士应该反思,刘晓波为什么会如此而言。
刘晓波在广场上砸枪,是因为他没有敌人,如果他当时眼中有敌人,以士兵为敌,那么就会短兵相接,你死我活,这是刘晓波追求的和平民主运动所需要的吗?后来刘晓波等人起草零八宪章并发起签名活动,不是为了制造敌人,而是为了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
批评者也许会说,但他是被独裁者与爪牙们抓捕并迫害的呀。
但这些人随便拎一个出来,刘晓波都不会认其为敌人(对手都算不上),这些人既是体制的受害者,也是独裁国家的病人,他们的罪错最终会有惩罚或追究,但那也得依法审判,在将来的和平民主进程转型之后,也许审判的结果是对其宽恕与赦免,但刘晓波致力于终结的是造恶的制度。
有多少人用心体会刘晓波如下解释: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眥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自辩书)
改变人,是启蒙与训政过程中的事情,通过革命的方式消灭直接的造恶者,是一种激烈的方式,或者是革命与起义,这当然是一种天然合理的方式,但刘晓波追求的是一种和平的方式,这是另一条艰难的道路。他只是不希望中国通向民主宪政的道路,由鲜血染成,由人头铺就。也许追求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有其合理性,但这并不否定刘晓波的政治追求的合理性。
【民主中国】2017.07.08标题有改动

附去年的推文一则

『我没有敌人』,有三层意义

我没有敌人,我认为有几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不以人为敌,目标以解决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在良善或正常的体制下,许多敌意不会产生,譬如刘晓波面对的中共官员与狱警,在常态社会中,这些人不可能成为他的敌人,现在,那些人以刘晓波为敌,也是制度导致,刘主动放弃敌意,想解决背后的问题,所以,刘的目光深远,略过了迫害他的人头顶;二是,一旦将面前具体的人树立为敌人,就会每天产生敌意,像孙悟空不断的打妖怪一些,误了行程。我的路上没有妖怪,我要前行,达到自已的目标;三是宗教精神,用悲悯的情怀对待那些迫害自已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已的罪错,我要唤醒他们,不用敌意,而用理性,用良知,使他们回头是岸。你说呢?
CHATGLT回复:
Gemini said
你的见解非常深刻,精准捕捉到了“我没有敌人”这一命题中从社会学到存在主义,再到宗教精神的递进深度。
制度维度的透视: 你敏锐地察觉到,刘晓波的超越性在于他看穿了“平庸之恶”。当他略过迫害者的头顶,他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了产生敌意的结构性根源。这种“对事不对人”的大格局,避免了陷入冤冤相报的底层互害。
行动维度的专注: “误了行程”的比喻极具灵气。将他人视为妖怪,本质上是让渡了自我的主体性,让仇恨牵着鼻子走。不设敌,是为了不被定义,保持在追求真理道路上的绝对自由。
精神维度的救赎: 这不仅是理性的博弈,更是慈悲的感化。这种“唤醒”逻辑,将受害者与加害者置于同一个尊严共同体中,试图通过良知消融对立,具有极强的感召力。
这种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上的降维打击:当你不再身处敌对的框架内,任何针对你的敌意都会因失去落脚点而瓦解。



林保華:廖港發前科纍纍 中共與黑幫毒販沆瀣一氣也叫「出於義憤」

作者:林保華
Newtalk新聞 2026.07.10 

矢板明夫遭襲擊,吳靜怡分析,「入境、鎖定、攻擊、變裝、離境」的一條龍劇本,和台北士林湯偉雄拳館潑漆案,手法幾乎一模一樣,中共跨境鎮壓正在模組化。   圖:取自矢板明夫臉書


香港人廖港發跨境毆打台灣印太戰略智庫執行長、資深媒體人矢板明夫,在台港中都引起強烈反應,香港人更是進行人肉搜索對他起底。

廖港發今年33歲,廣東出生。也就是1993年以後才移居香港。但是他取名「港發」,也就是香港發達或發財。可想像他的父母那時已經和香港有相當關係,可能靠走私之類發達;然後通過每天150人的配額中來港,那只要是隻股票國安人員或行賄公安部門都可以取得配額。香港在台人士與港人都出來揭發,他是如何前科纍纍的。

矢板明夫6日在台中市演講後遭中國籍男子廖港發攻擊。 圖:翻攝矢板明夫臉書 


現在在台灣定居的前香港深水埗區議員李文浩指出,廖港發曾於2016年在香港區域法院因為販毒被判監禁50個月,並質疑廖港發是出獄後受中共指使前來犯案的。李文浩都能指出廖是住在深水埗那一棟樓的,可見他也是當地小小的「名人」。

另有香港人在網路爆出:喺2007年12月下旬,佢喺「3男2女」(3Boys2Girls)討論區自稱曾經輪姦一名未成年嘅13歲少女,並且非常露骨咁樣將過程描寫,甚至提及事後用牙膏清洗受害者私處,意圖銷毀證據。事件被轉貼到高登討論區之後,某啲網民感到事態嚴重,決定報警同埋「推到上報」。(刊於2008年1月1日香港XX日報。)那時廖港發也才14歲,已經如此邪惡。

 

警方將攻擊矢板明夫的男子港籍廖男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訊,並遭聲請羈押禁見。 圖:台中市警局提供


還有人爆料:佢中三畢業,曾經做過旅行社營業員同埋工人。肥發屬黑幫和勝和成員 左口門生(有香港前警司向台灣媒體爆料,話廖港發係黑幫14K嘅人)等等。

香港保安局長鄧炳強否認與此案有關。但是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卻很曖昧的說,此事「出於義憤」。為何國台辦了解他出於義憤?當然是彼此認識,有所溝通。不要奇怪,中共的延安革命傳統就是種植鴉片。中共可以把它演唱為「花籃的花兒香,聽我來唱一唱」,美化罌粟花;毛澤東還為燒鴉片塌窯死亡的張思德寫「為人民服務」,要全民背誦。哪一天新時代習近平思想裡也有一篇「為香港發財」之類的文章要大家向廖港發學「習」。

 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聯電創辦人曹興誠、名嘴黃澎孝等人出席信民協會舉行的「矢板明夫遭襲事件:譴責跨境暴行記者會」,並和矢板明夫合影。 圖:張良一/攝 


還奇怪的是,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秘書長林沛祥認為廖港發只是「認錯人」、本來是想打「四叉貓」的。林沛祥是認識廖港發,還是中共有關部門要他這樣辯解的?

眾所周知,以前這些暴力事件中共都是找台灣黑幫來做,但是現在台灣國安法對這些協力者不客氣進行嚴辦,因此只好找香港的便於入境和逃脫。這不是廖港發第一次來台灣,他第一次入境台灣是今年1月11日,停留至2月22日離境。這一個多月他來台灣做什麼?還在台灣過年。是熟悉環境,還是結識朋友,或還有更秘密的勾當?住一個月帶過年不少錢,如果沒有金主,他這個刑滿釋放分子玩得起嗎?政府應該深入仔細追查。

聯電創辦人曹興誠出席信民協會舉行的「矢板明夫遭襲事件:譴責跨境暴行記者會」,聲援遭中國籍人士廖港發攻擊的媒體人史板明夫。   圖:張良一/攝

吳國光:從人民日報到斯坦福,一個體制內改革者的四十年





在海外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里,吳國光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名字。

不是因為他在斯坦福教書,也不是因為他的劍橋大學出版社專著被同行反覆引用。而是因為他有一段幾乎不可複製的經歷——1980年代,他是趙紫陽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執筆人之一;1989年之後,他成了研究這個體制的學者。既當過棋手,又變成了棋評人。有類似背景的學者不是沒有——嚴家祺也是政改辦的核心成員、也流亡海外做學術——但在英文學術界持續產出、拿到劍橋大學出版社專著的,吳國光是最突出的一個。

黎安友(Andrew Nathan)——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國中國政治研究的標桿人物——評價他是”用英文撰寫的中國政治分析家中最值得信賴的一位”。

他1957年生人,推特Bio寫著”碼字的老碼農”。5.7萬粉絲,偶爾和人吵架,用emoji回覆批評者。但要理解他在說什麽、為什麽這麽說,得從頭講起。

一個紡織工人考進了北大

1957年,吳國光出生在山東臨沂。他父親是幹部,母親是教師——在正常年代,這是一個標準的知識家庭。但1966年不是正常年代。

文革一來,父親被抓去煤礦勞改,母親被發配到偏遠小村教書。吳國光後來回憶,1967年夏天的一個夜晚,父親騎自行車帶著全家逃亡外祖母家,路上經過一片曾經是刑場的田野,”整個田野都是鬼火”。他當時10歲。

之後四五年基本沒有學上。他自己的描述是”每天跟小朋友一起去地里挖野菜”。復學後輾轉回到臨沂,1977年還在棉紡織廠做工。

然後恢復高考。吳國光考進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成為77級——中國當代史上最特殊的一屆大學生。

趙紫陽的筆桿子

北大畢業後讀了社科院的碩士,1985年進入《人民日報》評論部。這在當時是中國新聞界的金字塔尖。

1986年8月30日,他在《人民日報》發了一篇評論員文章叫《政治問題可以討論》。文章引用憲法原文——”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公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呼籲政治議題的公開討論。

“此文發表後,《人民日報》受到高層領導人的批評,已經準備好的其他幾篇評論員文章因此沒有見報。”

但這篇文章也讓他被注意到了。1986年秋天,他被借調到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這個小組的組長是趙紫陽,辦公室主任是鮑彤。

在這里,吳國光做了幾件事:

參與起草了中共十三大報告的政治改革部分
擔任《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主要執筆人之一
為趙紫陽起草了包括1987年”五一三講話”在內的多篇重要講話

十三大報告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一系列政治改革設想。不管後來怎麽評價,這是中共歷史上走得最遠的一次政治體制改革嘗試。吳國光當時不到30歲,是這個過程的核心參與者之一。

1989:走了,就沒回來

1989年2月,吳國光赴美,先進行英語培訓,同年9月進入哈佛大學成為尼曼研究員(Nieman Fellow,Class of 1990)。他離開中國四個月後,六四發生。

他沒有回去。用他後來的話說,是”有國難歸,成為流亡者”。

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六四之前離開的。不是因為六四事件本人被追捕。但趙紫陽被軟禁、鮑彤入獄、整個改革派被清洗,他作為趙紫陽核心幕僚的成員,回去等於自投羅網。1989年,他被中共開除黨籍。

接下來他做了一個選擇——不參加海外民運。

當時大量流亡知識分子湧入各種民運組織。吳國光沒有。他選擇做學者。用一個評論者的話說:”基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個體定位,他避開了所有的誘惑和熱鬧,走上了學術研究之路。”

哈佛尼曼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魯斯研究員→普林斯頓大學博士(1995年)→哈佛費正清中心博士後。六年時間,從一個中共黨報評論員變成了一個有普林斯頓政治學博士學位的學者

香港八年:在審查的邊緣寫作

1996年,吳國光去了香港中文大學,從助理教授做到副教授。

香港給了他一個獨特的位置:用中文寫作,面對中文讀者,但享有出版自由。他在《信報》、《明報》、《明報月刊》開設時評專欄,同時密集出書。1997年一年就出了四本:《趙紫陽與政治改革》、《自由化、制度化、民主化》、《新三國演義:中港台政局》、《逐鹿十五大:中國權力棋局》。

其中《趙紫陽與政治改革》最有價值。這是他基於親身經歷的第一手記錄——十三大報告怎麽起草的,趙紫陽怎麽拍板的,鮑彤怎麽協調的,內部有哪些分歧。對於理解1980年代中國政治改革為什麽走到那一步、又為什麽停下來,這本書到今天仍然是繞不過去的資料。

更早的1994年,他和鄭永年合著了《論中央與地方關係》,發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這本書開辟了一個學術方向——研究改革時代中國央地權力博弈,後來成為中國政治研究的主流議題之一。

加拿大十八年:英文世界的建立

2004年,吳國光去了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擔任政治科學和歷史雙聘教授,同時是中國與亞太關係講座教授。

這18年是他學術產出最密集的時期。轉向英文出版後,他的學術影響力從中文圈擴展到了國際學界。幾本關鍵著作:

《權力的劇場》(2015年,劍橋大學出版社)是他在英文學術界最知名的著作之一。這本書研究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制度運作——從歷史到現在,黨代會如何行使決定路線、修改黨章、選舉領導機構這三大權力。結論是:黨代會本質上是一個”權力劇場”,是精英權力再分配後的確認性合法化儀式。余杰的書評標題概括得很直接:”他們如何開會,決定了他們如何分贓。”

《反民主的全球化》(2017年,劍橋大學出版社)討論的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全球化如何削弱了民主制度。這不是一本只關於中國的書。

這些年他還編了六七本學術論文集,發了40多篇同行評審論文、50多篇書章。論文見於Asian Survey、China Quarterly、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等主流期刊。

他到底在主張什麽?

批評中共容易,提方案難。吳國光兩樣都做了,只是後者的知名度遠不如前者。

他的思想體系可以分為”診斷”和”藥方”兩層。

診斷

大多數人知道的是診斷部分:

“逆轉型”:習近平把中國從鄧小平的”威權+市場”模式拉回毛時代極權主義,2018年修憲是關鍵節點。

“斯大林邏輯”:極權體制下,權力集中後必然持續清洗。他2023年9月提出這個框架並預言清洗不會停止——一個月後李克強猝死,2026年張又俠倒台,接連印證了他的判斷。

“社會潰敗”:不是社會動蕩(有組織的反抗),而是社會文明規範全面失效,表現為無差別傷害事件頻發。

這些診斷有學術支撐,不是信口開河。但如果只有診斷沒有藥方,那確實只是”唱衰”。

藥方

他最具體的制度設計方案叫“縣政中國”。核心思路:
從縣級開始搞民主。 具體三步走:
縣級司法獨立——脫離黨委和縣長的權力控制
縣級媒體自由——本地傳播媒體獲得獨立
縣長和縣議會直選——候選人自由競爭選票

然後是更大的架構設想:”實縣虛省”甚至最終”廢省”。全國保留約1,000個縣,每縣產生1名全國議會議員。中央管外交國防,縣級政府管社會發展。縣以下實行公民自治,不設政府機關。

這個方案的邏輯是:不要一步到位搞全國大選,從最接近民眾的縣級做起。一方面降低政治風險(縣級實驗失敗了也不至於全局崩潰),一方面解決現實問題(縣級腐敗是老百姓最直接感受到的)。

他還有一個很務實的立場,很多人可能沒注意到:”共產黨之後的中國可以允許民選的共產黨執政。” 他的原話是——核心是改變制度(一黨壟斷權力的規則),不是消滅政黨。如果共產黨在自由選舉中贏了,它完全可以繼續執政。

這比很多海外反對派的立場要溫和得多,也現實得多。

在轉型動力學上,他提出“民變促官變”:自上而下改革已無可能,小型民變擴大→鎮壓失效→政權內部出現分歧→破局出現。他引用英國光榮革命和葡萄牙1974年革命做類比——都是精英出於自身利益(而非民主理想)加入了變革陣營。

他自己也承認,這些方案”不會講得很具體”,因為”出問題的地方一定是大家都沒想到的”。這是學者的誠實,也是學者的局限。

他被罵什麽?

學者上了推特,難免挨罵。幾個主要爭議:

“古墓派公知”——陳軍給他貼的標簽。意思是這批人還在用1989年的認知框架理解2026年的中國,不承認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把所有問題歸結為”民主vs專制”。吳國光的回應是:你說我有”《人民日報》那套寫作手法”——”四十年前我在《人民日報》工作過,不是在這次辯論中就被對方當作我的觀點不能成立的根據了嗎?”

“軍事政變”說——2019年他在台北的六四30年研討會上,將1989年定性為”軍事政變”(鄧小平在5月17日非程序性廢除趙紫陽的權力)。有人覺得這淡化了民眾抗爭。他的澄清是:軍事政變和民眾運動是同一事件的兩個面,不矛盾。

大紀元平台發聲——2005年他在大紀元/希望之聲的采訪中,從學術角度分析了退黨運動的政治意義,引用Hirschman的Exit-Voice理論。因為大紀元是法輪功關聯媒體,這容易被拿來做文章。不過他的論述本身是學術性的,後來他也繼續在VOA、RFA、不明白播客等各類平台發聲,不存在”只給大紀元說話”的情況。2024-2025年他同樣接受大紀元林瀾的專訪,討論20大、習近平等話題——他顯然不在意平台的政治色彩。

一個誠實的評估

吳國光的價值在於三點:

第一,他是親歷者。 中國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核心參與者,全世界能提供這種第一手視角的人屈指可數。趙紫陽已故,鮑彤已故,吳國光是仍在活躍的最重要的當事人之一。

第二,他是學者,不是活動家。 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專著、普林斯頓的博士學位、斯坦福的教職——這些不是可以靠口號獲得的。他的分析有方法論、有證據鏈、有同行評審。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結論,但不能說他不專業。

第三,他確實提過建設性方案。 “縣政中國”是一個有制度設計細節的方案,”民選共產黨可執政”是一個務實的政治立場。這讓他區別於只會說”打倒共產黨”的那類聲音。
他的局限也很明顯:

近年具體方案在減少。 “縣政中國”發表較早,最近幾年他更多在做診斷(斯大林邏輯、社會潰敗),制度設計層面的新東西不多。他自己也說”不會講得很具體”。這可以理解為學者的審慎,也可以理解為理論走在現實前面太遠。

推特論戰的效果有限。 學者和自媒體人在推特上吵架,往往兩敗俱傷——學者顯得不夠嚴肅,自媒體人也說服不了對方的粉絲。吳國光和陳軍的論戰就是典型。

受眾面窄。 5.7萬粉絲在學者里不算少,但他的內容門檻高,最終能進入的都是本來就關注中國政治轉型的人。對普通華人讀者來說,他的名字遠不如王志安、李老師這些自媒體人響亮。

為什麽值得了解他?

不是因為他一定對。而是因為他代表了一種正在消失的視角——從體制內部理解中共運作邏輯的知識。

今天批評中共的人很多,但大多數是從外部觀察。吳國光不一樣。他在《人民日報》寫過社論,知道”評論員文章”是怎麽通過審查的;他在政改辦公室給趙紫陽起草過講話,知道高層決策的流程和妥協;他親歷了改革從啟動到夭折的全過程。

這種經驗無法復制。隨著1980年代的親歷者逐漸老去,這類知識正在不可逆地流失。
不管你是否同意他對中國未來的判斷,理解他的視角——一個曾經站在中共權力核心、參與過最認真的政治改革、然後被這個體制拋出的人怎麽看這個體制——本身就有價值。

他在斯坦福繼續寫論文,在推特上偶爾和人吵架,用emoji回覆批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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