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CenturyNet
张伟国 By Zhang Weiguo (非赢利同仁园地,无广告、无稿费,所转文稿如有版权要求请联系博主)
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
吴洪森:凛冬将至
每天都有人被抓 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
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
美国重拳出击:极左恐怖主义网络首次成为重点打击目标
来源:斌闻天下 2026-8-28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谈到“极左”时,往往首先把它看成一种政治立场或者社会运动。但美国政府最近的动作,正在改变这种看法。
8月26日,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宣布,对多个跨国极左网络实施制裁。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总部位于意大利的技术团体A/I,美国将其列为“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理由并不是它提出了什么政治主张,而是美国政府认为,它长期为安提法等暴力组织和其他激进团体提供了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
这件事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也许恰恰不在于又增加了几个被制裁的组织,而在于美国正在追查一条过去很容易被忽视的链条:暴力行动的背后,不一定只有人和资金,也可能还有服务器、匿名工具、加密通信和信息传播平台。
极端主义也需要“后勤”
根据美国政府的指控,A/I提供的服务包括加密通信、电子邮件、网站托管、视频会议、匿名工具等,并运营Noblogs平台。
这些东西单独来看都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加密通信可以保护记者和普通人的隐私,匿名工具也可以帮助受到压制的人保护个人安全。但是问题在于:技术工具最终被谁使用,以及被用来做什么。
美国政府认为,A/I并不是一个完全中立的技术服务商,而是有明确意识形态筛选标准,只向符合其反法西斯、反军国主义立场的激进团体提供服务。
美国方面还称,这些服务曾被一些暴力激进组织用于组织活动、传播宣传、公布目标人物信息、分享战术材料以及发布袭击声明。换句话说,技术平台在这里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工具箱,而可能成为暴力网络运行的一部分。
这也是此次制裁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过去,人们习惯把恐怖主义理解成一个持枪的人、一枚炸弹或者一次袭击。但现代极端主义越来越依赖网络协作,各个人员需要通信,组织需要宣传,行动需要协调,参与者需要隐藏身份,袭击之后还需要有人发布声明。
所以说暴力组织也有自己的“后勤系统”,如果有人负责提供这种后勤系统,那么他究竟只是“技术服务商”,还是已经成为暴力网络的一部分?这恐怕正是美国政府此次行动试图回答的问题。
安提法争议进入新的阶段
美国政府特别提到了美国境内的安提法活动。
例如,美国方面称,A/I提供的服务曾被俄勒冈州波特兰的玫瑰城安提法等组织用于公布移民执法人员个人信息、煽动袭击以及攻击政府设施。
这里必须区分两个概念:激进政治观点本身,与暴力极端主义并不是一回事。
一个人支持极左思想、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政府,甚至参加抗议活动,本身并不能自动成为恐怖分子。民主社会允许政治立场激进,也允许人们组织抗议。
真正的问题是,当政治激进主义开始以暴力、威胁和有组织袭击为手段时,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美国行动的意义是提出了一个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政治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言论可以激进,观点可以极端,但暴力不能被包装成政治表达;抗议可以激烈,但袭击执法人员、破坏公共设施和针对政治对手的暴力,也不能因为打着某种政治旗号就获得豁免。
如果一个网络既参与意识形态动员,又为暴力行动提供技术支持,那么政府对其进行安全调查,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回避的问题。
美国开始盯住“网络”,而不只是“组织”
此次制裁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变化,那就是美国并没有只盯着直接实施暴力的人,而是在追踪整个支持体系。
同一天被制裁的还有英国的Palestine Action、跨国团体Masar Badil及其两名领导人。美国政府认为,这些网络与其他已经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实体存在关联。
这说明美国目前采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打击恐怖主义,不只是抓实施袭击的人,还要切断人员、资金、宣传和技术之间的连接。
从这个角度看,对A/I的制裁尤其具有象征意义。
过去,互联网常常被认为只是信息传播工具;如今,它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组织乃至极端主义网络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谁掌握通信渠道、服务器和匿名工具,谁就可能影响一个组织的行动能力。
因此,美国政府这次实际上是在向相关网络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不要以为藏在服务器后面,就能永远躲开执法部门。
一个越来越现实的安全问题
美国财政部表示,2026年的美国反恐战略已经将暴力极左恐怖主义集团列为美国当前面临的三大主要恐怖威胁之一。
无论人们是否赞同美国政府对具体组织的定性,这一政策变化本身已经非常明显:华盛顿正在把暴力极左网络从普通政治争议中单独拎出来,当作国家安全问题处理。
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并不复杂。
恐怖主义真正危险的地方,从来不只是某一次袭击,而是它背后能够持续运转的网络。如果一个组织能够招募人员、筹集资源、传播宣传、隐藏身份、协调行动,并且在袭击之后迅速重新组织,那么仅仅抓捕几个实施者,很难解决问题。
所以,真正的较量往往发生在枪声响起之前。服务器、资金、通信平台、匿名工具,看起来距离街头暴力很远,却可能恰恰是暴力网络赖以生存的基础。
美国这次制裁释放出的最大信号也正在这里:极端主义可以披着政治、技术甚至“数字自由”的外衣,但如果这些资源最终成为暴力网络的基础设施,那么它们同样可能进入反恐执法的视野。
对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而言,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未来真正困难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而是如何在维护政治自由的同时,准确划出暴力与正常政治活动之间那条不能逾越的线。
这条线如果守不住,极端主义会侵蚀社会秩序;如果画得过宽,自由本身也可能受到伤害,这可能就是此次美国行动的意义所在。
李承鹏:在中国,千万别当好人
@dayangelc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蒋婆婆的儿子龚某某赶来后,也一口咬定是三个孩子将母亲撞倒,索赔高达二十万,甚至带着五六个人涌进这孩子的家里,把老太太往屋里一放就走。这老太太在救她的好心人家里强吃强住,最后逼得这户人家只能在外面租房子住。
司法所“和稀泥”,劝大事化小,叫三位家长一人赔偿2500元。派出所也拿这老太太也没办法。幸好包括一位清洁工在内的三名证人作证,“是那个老太婆自己摔的,她喊小娃儿拉她,小娃儿没撞,是她自己摔的”。
经过一番努力,达川区分局才发布官方通报:蒋婆婆系自己摔倒,其行为属敲诈勒索。对她处以行政拘留7日,因为她年满70周岁依法不予执行,但对其儿子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
滑稽的是,直到此时,蒋婆婆仍对电视台赌咒发誓她是被冤枉的,坚称是小孩撞的,要恢复她们一家人的名声。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文革时期,这个婆娘不晓得干了多少坏事,抄了多少家,批斗了多少人。
——————————————————————
我的油管第7期:《在中国,千万别当好人》
救人一命没有胜造七级浮屠,救人一命胜过七世糊涂。四川达州70岁蒋婆婆讹诈扶她的9岁小孩,索赔20万;沈阳70岁老太太敲诈救命恩人10万元;湖南常德老人摔倒却敲诈好心人3万元,祁东死者家属敲诈10万元。药店店主孙向波把一个存活率只有1%的老太太救回来,却被老太告上法庭,心力交瘁,落得生意关门。
中国不是没有好人,上面那些助人为乐的就是好人,但坏人横行,渐渐地好人也不敢做好事了。劣币驱逐良币……
晚清的时候,一批外国人来到中国,办医院、兴学校、开育婴堂。库姆斯放弃英国的优沃生活来到中国。义和团杀进学校,她用身体护住中国孩子,恳求义和团饶了那瘸腿的中国女孩一命。义和团就把她扔进火里,用石头砸……第二天,人们只找到她几块烧焦的骨头。
毕翰道来到中国,他和妻子为中国人做过数百例成功的白内障手术,让几百个中国人重新见到了光明。毓贤杀他时,毕翰道还在为毓贤祈祷,被一刀砍下了头颅。然后妻子的头被砍下,12岁的儿子的头也被砍下,每砍下一颗头颅,士兵们就把它沿街踢着玩,以示轻蔑。
那个从火里逃出来的英国传教士喊:山西大旱,我拿出五六万两银子,救活了几千人,你们连饶我一条命都不行吗。然后他被清军杀死。还有一个英国妇女抱着孩子跪下,说自己在这里行医,每年救活好几百人,求他们放过母子二人。士兵把她击倒,她和孩子一起被推进火里,活活烧死……连孕妇都被剁成碎块。
我们从不缺士为知己者死的个人报恩,比如荆轲、豫让、聂政。但从不鼓励公共领域的诚信、契约、感恩。因为士为知己者死,方便肉食者收买笼络。要是全社会形成诚信、契约、感恩,人民很容易团结起来,这就不好管理了。
这些年你是不是感觉坏人越来越多了,好人越发孤独了,这正是维稳制度想要的社会状态:人和人没有共识、没有友好协商,遇到坏人司法也不公正裁决,只要不影响统治,放出些小坏人,正是极权所想看到的,你忍气吞声,社会就和谐了,你据理力争,也只能去求政府,一切尽在掌控中。
原子化、散沙化、非共识化以及社会触感孤独化,是极权社会最理想的统治状态。最近几年,身边出现很多怪事儿,熟悉的朋友变怪了,熟悉的街道变怪了,熟悉的菜的味道也变了——不是它们变了,而是大环境变了,大环境一定要让你变成那条孤立无援的鱼。
自彭宇案后,见老人不敢扶,自崔英杰夏俊峰之后,见弱者被辱,不敢拔刀相助。其实是自韩非子以来,“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身边的熟人越来越陌生,街上的事儿越来越怪了,可是你抬头,看那一片茫茫的原子化、散沙化,就知道,我们孤独的生活,就这么来的。
点击进入:
呉祚來:『文革』的新文化運動源頭
央廣 Rti 2026-8-28
百年前新文化運動中激進的進步主義一脈,經過半個世紀的革命化、組織化、黨化歷程,在中共最高領袖的親自推動下,使一場文化運動,變成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
人們習慣把1919年的“五四事件”與新文化運動合併成“五四新文化運動”,並在中共主流敘事中將其定義為反帝反封建、反專制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
但新文化運動並不是一種單一思想,其中既有自由主義、科學主義、公民教育,也有無政府主義以及日益激進的革命主義。反禮教、“打倒孔家店”等文化批判,在當時只是眾多思想主張中的一種;五四青年火燒趙家樓,則進一步顯示了一個危險傾向:當行動者確信自己代表民族、進步與正義時,就開始突破法律和私域的底線。
“我進步、我正義”進一步演變成“我革命、我正義”,革命正義被革命黨確立之後,就可以無視法律與道德人倫,既能剝奪他人財產,也能迫害甚至消滅異已者的生命。
從新文化運動到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到一個演變脈絡:從否定舊文化,到破壞社會秩序;從教育百姓成為新公民,到教化人民成為黨的 “新人”;從毀棄一切傳統社會神靈,到重塑一尊革命領袖神,具有神格的偉大領袖一揮手,一代新人就像邪教信徒一樣,製造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
一、『一代新人換舊人』
近代中國最強烈的思想衝動之一,就是“新人”意識。梁啟超寫《少年中國說》,“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因此,“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1902年創辦的《新民叢報》發刊詞。
毛澤東的新民觀:從梁啟超式的“改良人心風俗、培養新國民”出發,最終超越改良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徹底社會改造——通過革命手段改造中國與世界,從而在新的社會制度中造就新的人民。
所以毛澤東的初心有兩個源頭,一是梁啟超的新民論,並受陳獨秀的新青年影響,十月革命之後,重大轉型,接受馬克思主義,接受歷史唯物主義。“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共同目的,選擇走俄國式的革命道路,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新人』,並從此牢記初心,不負使命,
梁啟超強調的是新公民新公德意識,陳獨秀的新青年,強調的是進步與自主,科學與實利等,已然分裂了保守與進步的關係,開始極端化思維,《新青年》因此也高調『打倒孔家店』、告別傳統禮制與所謂的保守思想。
隨著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傳播,這種文化上的“新人”理想被徹底左化、政治化、革命化、黨化。一代新中國人,不是成為新公民去和平參政議政,而是要通過革命暴力,改造中國與世界。
新文化運動與五四事件洗禮與塑造了一代革命新人,以毛澤東為代表,以共產黨人為『先進』的集體,他們決定了幾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席捲中國。
二、用新文化塑造新人、新思想、新靈魂
中華傳統重視“文以載道”,中國傳統文化所謂的“道”,主要是孔孟之道或堯舜之道。主流儒家更多講仁義禮智信,講孝悌忠恕,講人與人之間的倫理責任。
梁啟超強調培養現代國民的公德意識,與此相呼應的,是民國初年已經開始的現代公民教育。1912年9月,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公布,提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917年《公民讀本》由中華書局出版。此後晏陽初推動平民教育,陶行知倡導生活教育並創辦曉莊學校,梁漱溟在山東進行鄉村建設實驗;與此同時,還有現代學校、家族私塾以及基督教等社會力量創辦的各類學校。
無論是政府還是知識精英、民間社會,都在開啟觀念轉型,但激進的知識分子卻認為傳統觀念束縛了社會進步轉型,而到了陳獨秀《新青年》那裡,進步與保守被撕裂,打倒孔家店也成為標誌性的進步口號。陳獨秀與進步青年們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進步主義異變為革命主義、共產主義。
極端的新文化左化之後,革命化、黨化,文化所載之道,就是革命之道、社會主義之道或馬列之道。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換:過去的新人,是要擺脫舊權威而成為獨立的人;後來的革命新人,卻必須接受一種新的、更強大的政治權威。過去要求思想解放,後來要求思想統一;過去批判傳統對個人的束縛,後來革命組織卻要求重新塑造個人。
延安時期是這一轉變的重要節點:延安整風就是整肅異已,使知識分子完全歸依黨組織,延安文藝要求為人民服務,但要聽黨的指示,為黨宣傳,《白毛女》以高度戲劇化的階級敘事塑造地主與貧農的對立;“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則逐漸把領袖塑造成給人民帶來光明的太陽。
從五十年代的新民歌運動,到六十年代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從學習雷鋒,到人人學『《毛選》』背『毛主席語錄』;從政治學習、思想彙報到批評與自我批評。帶有宗教形式的忠字舞、早請示晚彙報成為政治儀式,“靈魂深處鬧革命”則要求信仰進入人的精神深處。
結語:
從梁啟超的“新民”,到陳獨秀所呼喚的『新青年』,再到中共建政後塑造“社會主義新人”,我們清晰的看到新文化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的精神關聯性。
梁啟超希望培養具有公德意識的現代國民;當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與列寧主義政黨組織進入中國以後,“新人”又從具有獨立人格的新公民,變成接受階級教育、服從革命組織、承擔改造社會使命的革命者。
中共建政之後,新文化最終演變成革命文化、黨文化、歌頌領袖的『文化』。文化不再只是啟蒙個人,而被賦予統一思想、改造靈魂、製造社會主義新人的政治使命。一代人在階級鬥爭、革命文藝、政治學習和領袖頌歌中接受反覆洗禮,最後,“新人”必須以對黨的忠誠證明自己的先進,而對黨的忠誠又越來越集中為對最高領袖的忠誠。
於是,文化大革命把這一邏輯推向極端:革命領袖被神格化,當政治正確取代法律邊界,領袖意志壓倒人倫常識,群眾又確信自己代表絕對正義時,政治運動便具有了宗教迷狂的性質,全民陷入邪教式的迷狂時態,文革製造的災難因此也登峰造極,其深層病毒影響深遠。
蘇暁康:社會、人文、生命尊嚴的代價
作者臉書 2026-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