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连潮 X
@lianchaohan · Jul 24, 2026
谈共产极权下的国家奴隶制与全球争霸：中国经济怪象的底层逻辑 ——兼与黄亚生教授商榷（之一）
一、问题不在经济学，而在国家性质
最近，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在访谈中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全球87个国家制造业的统计，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占总产出的比例，从1992年的6.3%一路下降，到2010年跌至仅1.8%；即使2024年回升到3.3%，仍位居87个国家中的倒数第二，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甚至远低于印度。他由此发问：一个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为何长期压低劳动收入？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所有研究中国经济的人深思的怪象。
黄教授对此提出了一套具有代表性的解释：由于中国长期缺乏独立工会，地方政府为了GDP考核偏向资本，行政压低工资，而决策层又缺乏福特所理解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的理念，因此长期忽视居民收入和内需建设，最终形成今天消费不足、产能过剩的困局。
我认同黄教授提出的大量事实，也赞同劳动收入长期偏低是中国经济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但我认为，他的解释仍然停留在经济学术分析的层面，因此无法触及问题真正的根源。
因为，他讨论的是政策与市场，而我认为首先应该讨论国家与权力。
二、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共？
西方经济学研究市场，通常默认存在三个相互独立的主体：国家负责制定规则；企业负责参与竞争；劳动者负责出售劳动力。于是，政府、资本和劳动者之间形成了一套不断博弈、不断调整的市场关系。
黄教授的分析，也基本建立在这一框架之上：政府偏向资本，资本压低工资，劳动者因为没有独立工会而失去议价能力，于是劳动收入长期偏低。
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普通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分析完全成立。
但问题在于，中共党国从来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它首先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是靠暴力维系的极权国家；它不仅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而是市场最大的参与者与垄断者；它不仅是亲自下场比赛的最大运动员，更是一方面维持秩序、一方面保证党必须赢的裁判。
换句话说，在中国，并不存在西方经济学默认的三个独立主体。
国家控制土地，控制金融，控制司法，控制工会，控制媒体，控制资源配置；国有资本直接属于国家，民营资本的生存也高度依赖国家许可。
于是，一个本来应该彼此制衡的三角关系，最终收缩成了一个主体。国家既拥有资本，又拥有行政权；既制定市场规则，又参与市场竞争；既拥有财富分配权，又拥有司法裁判权。它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更准确地说，它既制定比赛规则，也拥有比赛结果。
因此，我认为，把中国长期压低劳动收入解释为"市场失灵"或"政策偏差"，实际上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分析层级。
问题不是市场为什么失灵，而是市场是否真正存在。
三、没有博弈，只有奴役
从这个角度来看，黄教授提出的"工人缺乏议价权"，其实并没有触及问题本身。
中共党国的工会是执行党政策的工具，管理工人、防止工人造反的工头，它代表的是党的利益，议价从来不在它的工作任务之内，能象征性地争取到一点福利就不错了。
而议价权存在的前提，是双方都拥有退出交易的自由。
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十九世纪欧洲工人的生活十分艰苦，他们依然拥有拒绝雇佣、迁徙流动、组织工会以及更换雇主的自由。资本可以压榨劳动，但无法垄断劳动者全部的生存资源。
然而，在中共党国体制下，这种前提并不存在。
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土地制度决定农民无法真正拥有土地；金融体系由国家垄断；工会属于党的组织体系；司法不能独立；媒体不能监督；企业的生死取决于党政许可。
劳动者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资本家，而是整个国家机器。
因此，这种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奴隶制"。
这里所说的"奴隶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人身买卖，而是国家通过垄断劳动者赖以生存的关键资源，使其事实上失去自由退出、自由流动和自由议价能力的一种制度状态。
在这样的制度下，劳动收入长期维持全球最低水平，并不是市场竞争偶然形成的结果，而是国家权力蓄意制造的结果。
独立工会和议价权不可能在这个体制存在。这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权力成功。
所谓行政抑薪（如黄教授提到的地方政府设定最高工资涨幅上限、频繁下调农村贫困线）并非“保护企业发展”，而是极权系统对底层剩余价值的强行抽干，一是为了政绩升官，二是为中央背财政包袱。中共的底层逻辑永远都是丢卒保车、卸磨杀驴、变着法子割韭菜。他们才是真正的“周扒皮“。
黄教授在访谈中提及一个细节：2025年，巴西政府起诉比亚迪在当地的分包商，指控其没收工人护照、拖欠工资、将工人锁在宿舍，称其处境“堪比奴隶制”。黄教授惊叹于连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看不过去这种剥削，但在中国的工厂里，这不过是日复一日的常态。
当一个人没有拒绝的权利，没有流动的空间，没有谈判的筹码，被行政体制强行按在流水线上，用生命与健康去换取由党国单方面规定的、仅仅够维持肉体活命的极低报酬时，这根本不是什么“缺乏议价权”的博弈失灵，而是一场彻底的、制度化的奴役。在奴隶主的账本里，奴隶的温饱与福利根本不是应得的权益，而仅仅是维持这台暴力机器继续运转的折旧成本。
当然，我也承认党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比以往好了很多，但民众创造的财富和中共从中剥夺的比例悬殊过于巨大，也没有改变党与人民之间的奴役和被奴役关系。
四、 战时经济的底色
为什么中共极权要如此严厉压榨和剥削人民、几十年如一日地拒绝让利于民呢？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从一开始就是一套按照苏联模式打造的战时经济结构，军工是整个工业的核心基础，它的最终和真实目标并不是像其自诩的“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是要用举国之力巩固和加强中共极权，赶超英美，争霸世界，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文革结束后，面对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邓小平推行“军转民”。这绝非放弃战时经济体制去拥抱真正的自由市场，而是在经济困境下的调整，重新壮大军工的策略。尽管后来的单位名称变了、公司化了、推向市场了，但其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资源统筹、压低民生消耗的核心架构和战争目标从未改变。
西方学者常问：为什么中国搞了那么多的民生工程，内需却始终提不起来？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些所谓的民生工程，从一开始就只是安抚民众的形象工程。
在中共极权战时经济的逻辑里，所有的国民财富都是“备战物资”。如果进行实质性的民生改善，真正把财富散给民众，就必须让利于民；而让利于民则要放弃国家的高度垄断，尤其是高利润行业的垄断；如此，内需固然会上去，但国家集中资源搞大战略、大基建、大军工、大争霸的资金就会被稀释，所以它不会真正地提高工人的收入。
习近平时代对这种战时经济进行了变本加厉的强化。在一切为了打仗争霸的前提下，所谓的四个现代化或新质生产力，不过是战时体制从隐性走向显性。民生工程注定只能是面子工程，底层工人和农民自然只能继续充当战时经济体制下的“壮丁”。
当然，这招也不是中共的发明。在列宁主义与战时经济的方程式里，个人消费不是目的，而是对战备资源的浪费。所谓的“低工资/低成本”，本质上是国家通过奴役本国劳动力，将节省下来的庞大剩余价值强行注入到国家暴力机器与地缘争霸的工业基础中。
与此同时，如果人民掌握了相对独立的经济资源，就会减少对体制的依附，从而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而这群人的政治诉求必然增长，势必对极权统治构成致命威胁。
这就是北京绝不可能真正改善民生的底层密码。
因此，我认为要跳出西方学术象牙塔，认清中共经济体制真相。
一个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权，之所以长期将劳动收入占比压低到全球倒数第二，不是因为它掉进了意识形态的误区，也不是因为它不懂得消费驱动经济的常识。
它的低工资，是其国家奴隶制本性的必然结果；它的低民生，是其战时经济体制下将举国资源向战争与争霸倾斜的必然选择。
西方学术界那种技术官僚式的诊断，将极权榨取包装成“绝对优势”，将战时动员解释为“发展模式”，最终不过是在用西方的学术语言为这具冰冷的极权机器涂脂抹粉。只有彻底撕开这层伪装，我们才能看清中国经济怪象的本质——它从来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奇迹，而是一场将十四亿人捆绑在战时战车上、靠榨取几代奴隶血汗来维持全球争霸的残酷结局。
后记：
作为与黄亚生教授商榷的第一篇，本文从剖析“国家奴隶制”与“战时经济结构”开始，如果有时间，我打算在后续篇章中分别从1.法家驭民术与现代重商主义的结合，2.西方资本的绥靖、合谋与反噬，3.在制度性压榨、朝令夕改不确定下中国人“苦怕了”以及“一切为了孩子”的储蓄心理，4.躺平——反剥削压榨的策略，5.出口型经济的变相殖民主义，6.全球关税战下的奴隶制困局等角度展开深入探讨，层层剥开这个世界工厂的华丽伪装，暴露其肮脏内裤。也请有兴趣的推友一起来写。
本文图片为苏联宣传画，其上俄文的意思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ВСЁ ДЛЯ ФРОНТА, ВСЁ ДЛЯ ПОБЕД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