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推薦、簡介、二版序言、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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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修訂二版)
ISBN13：9789571933979
替代書名：
The Frustrations of Going Global: Guo Songtao and the Late Qing Era (Second Edition)
出版社：東大
作者：汪榮祖-著
出版日：2026/05/27

編輯推薦

1876 年，當大清帝國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殘夢中時，郭嵩燾在眾人的唾罵聲中啟程，成為首任駐英法公使。他不是去觀光，而是去承擔一個時代最沉重的誤解。

他是一位走在時代前面的「砍樹者」。當同僚還在爭論要買多少槍炮時，他已在牛津大學的圖書館裡，看見了西方文明真正的本源——學術與法制。他試圖領著中國走向世界，換來的卻是家鄉父老要搗毀他房舍的憤怒，以及朝廷同僚「懷私互訐」的冷箭。

史學名家汪榮祖教授，透過地毯式挖掘郭嵩燾長達數十萬字的私密日記，帶領我們穿透外交奏摺的冰冷文字，走進這位晚清士大夫最真實、最痛苦也最清醒的內心世界。

這裡有他與左宗棠翻臉的憤懣，有他與曾國藩姻親間的微妙張力，更有他在倫敦街頭觀察「西洋政教」時的驚嘆與憂思。他的挫折，不只是個人的官場失意，更是晚清中國錯失走向世界最佳契機的悲劇縮影。

三十三年後經典再版，內容與史料全面增補。如果您想讀懂晚清，就不能錯過這位最寂寞的先行者。

商品簡介

史學泰斗汪榮祖教授經典之作增訂重現

★以清季之臣的經歷，映照近代中國邁向世界的挫折與命運★

在清末名臣群像中，郭嵩燾無疑是最具爭議且獨特的一位。他懷抱傳統士人憂國憂民的初衷，卻因不願隨波逐流的性格在官場屢遭排擠。身為近代中國首位駐外公使，他在出使英、法期間親身體認西方文明的先進，對世界局勢有著超越時代的精確洞察；然而，這些真知灼見卻不容於當世，使其在誤解與毀謗中，成為一名寂寞的先知。

郭嵩燾的一生，正是近代中國命運的縮影。年過半百出任使節，猶如古老疲憊的帝國嘗試與世界接軌。他在國際外交場域據理力爭，積極倡議接納西方文化，最終卻仍面臨「孤臣無力回天」的困局。他的個人挫敗，似乎象徵了十九世紀中國走向世界的重重阻礙。

本書特色

▎經典重塑，增訂再出

史學大家汪榮祖教授代表作，以全新排版與增補內容重新問世，是研究清末人物與外交史不可錯過的經典著作。

▎跨語言史料的嚴謹解讀

汪教授發揮深厚的國學素養與精湛的英文能力，以《郭嵩燾日記》為核心，廣泛採借郭氏文集、奏稿、清末同僚紀錄及大量英文外交檔案。透過中西雙重史料的交互辯證，呈現極具公信力的歷史現場。

▎兼具學術深度與人文關懷

汪教授以細膩且具同理心的筆觸，深入探討郭嵩燾的起居、交友、應試見聞，以及在洋務博弈中的心路歷程。從個人心境到帝國局勢，全方位建構這位清季重臣的生命史。

作者簡介

汪榮祖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曾任美國維琴尼亞州立大學教授31年，獲1993年全校最高研究獎、維琴尼亞州社會科學院授予傑出學者獎，2003年獲「榮譽教授」（Professor Emeritus)稱號。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臺灣師範大學、澳洲國立大學、臺灣政治大學訪問教授，臺灣大學兼任教授，臺灣中正大學、中央大學，大陸廈門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講座教授，曾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外語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首都大學等校講座。已出版中英文專書26種、學術論文百餘篇、中英文書評40餘篇。英文著作《追尋失落的圓明園》（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曾獲全美研究圖書館聯合會評選為2001年度全美最佳2%學術著作之一（List of Outstanding Acdemic titles），此書已有中文、韓文、俄文、土耳其文譯本。

序 / 增訂二版序言

此書於1993年由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列為滄海叢刊之一，至今已三十三年，仍有再版的需要，經久尚有閲讀的價值，作為作者自感幸慰。三民書局計畫重新排版，將舊書以新面貌再現，囑我校閲，我細讀一過後自覺内容與章節無須改動，論點似尚穩妥，偶見前所未見的史料，略微增補之，錯別字糾正之，個別文句略加修飾之。惟陳書新出之際，雖對郭嵩燾(1818-1891)未有進一步的研究，但閲讀所及不無所感，謹於此序中述之。

此書初版問世後，臺灣師範大學前文學院院長亡友李國祁教授曾在《中央日報》發表長篇書評 ，至今猶存感念。李兄舉出拙著第一個優點頗能「深入郭嵩燾的內心世界」，對郭嵩燾「有進一步的瞭解」，「改正過去不少錯誤的看法」，「故汪著的貢獻是卓越的，是超越前人的」。此主要歸功於詳盡的郭嵩燾日記，猶憶1981年之秋，我初訪武漢大學，得以拜識久仰的唐長孺教授。唐先生雍容長者，和藹可親，相談甚歡。他正在研究吐魯番文書，偶爾提起新出郭嵩燾的大量未刊日記，並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難得的上好史料。我聽後印象深刻，很快購得四大厚冊的《郭嵩燾日記》。披覽之下，內容之豐富，令我大感興奮。曾在清華大學教外交史的蔣廷黻，後來參與外交事務，對其鄉賢郭嵩燾的外交長才，敬佩有加，特於1950年代，希望臺灣南港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撰寫郭氏傳記。多年後由尹仲容創稿，郭廷以編定，再由陸寶千補輯，於1971年完成《郭嵩燾先生年譜》。因當時不知有郭日記，年譜缺漏甚多。後來寶千兄利用日記再增補年譜，出版續編一厚冊 ，足見這部日記所能提供的材料，是何等的重要。名人日記多矣，但價值參差不齊，罕見如郭日記之翔實完備，他一直記到生命的最後一天。更重要的是，他的日記未於生前或身後披露，百餘年後無意中被發現，可見他原無意公諸於世，完全是他的私密空間，實話實說，真情流露，幾無隱晦，自是深入其内心世界無可取代的珍貴史料。

李評認為拙著「第二個突出之點是對郭氏出仕與歸隱的性情有透徹的描寫」。郭氏的仕途並非快意，他雖得咸豐皇帝、慈禧太后、權臣肅順的賞識，又與曾國藩是姻親、與李鴻章為密友，但他的官位遠不能與當時的咸同將相，相提並論。要因他的耿直性格，不屑鑽營求官。事實上，他所得的職務多半是奉命要他去排難解紛，位置並不顯赫。他的歸隱也與他的個性有關，他狷介固執，做官是為了做事，做不成事，絕不戀棧，斷然求去。出仕往往勉為其難，歸隱則不願屈心抑志，所以並無如國祁兄所說有仕與隱的矛盾。他在官場的挫折事小，國家未能妥善處理洋務，順利走向世界，兹事體大。他與長官與僚屬難以相處，雖與他的固執個性有關，但他是執善固執，並非頑固不化，而且在他身前死後多證明他所執之善，不僅正確，而且具有遠見。

李評認為「汪著的第三個優點是利用郭嵩燾的詩詞韻文來詮釋郭氏的思想與心境」。詩作原是絕佳的史料，傳統中國的讀書人，幾無不能詩，故而留下的作品難以數計。郭嵩燾不僅能詩，而且非常老到，自是高手。他的詩作又極為豐富，當可從詩中深入其內心世界。鴉片戰爭那年，郭正在浙海，森嚴門戶已被摧壞，他的感受見諸於詩。郭於咸豐年的魯東之行，在詩中透露：「浩劫干戈滿，馳驅益自傷」的心情。同治年間，收復天京，太平天國覆滅，郭以「撐起東南一柱天」，肯定曾氏兄弟「重開日月新」的功勳，且在含蓄的詩意中，表達功高不賞的弓藏之懼：「誰似功成身早退，味回好在夢醒時」。郭不諱言，曾國藩一生謹慎，對至親好友如劉蓉與郭自己，從不薦引。郭也於詩中直言：曾公晚年「精意消失，不復進取」。詩也最能觸及靈魂的深處，長子郭剛基，也是曾國藩的女婿，英年早逝，郭嵩燾在詩中透露了極為哀傷的真情：「晨昏已斷門閭望，霜雪何心天地春」。他在譭謗中辭去駐英法公使，即將回國，道出「去住兩隨松竹健」的孤懷。他回到湖南老家，鄉友朱克敬字香蓀，雖勸他「肯容疑謗道才尊」，但他仍難以釋懷，還是要「提防醉語更傳訛」，直到垂死那年，依然「回首人間憂患長」!詩言志、道性情，頗能窺見郭氏的思想與心境，他留下大量的詩作，不僅寄情而且記事記行，足補對他行事的理解，詩確是大可利用的上乘史料。

李評認為「第四項優點是具有很好的英文素養，能將郭著中很多翻譯的英文地名、人名，機關名稱等，予以復原，使讀者有更清楚的了解」。郭氏海行四萬八千里，深入西歐，提到許多人名、地名、府名、學名，無不用他的湘音來拼，未附原文，如將理雅各(James Legge)譯作里格；將牛津魯道夫旅館(Randolph)譯作蘭多甫；將牛津大學的萬靈書院(All Souls College)譯作阿勒蘇爾士；將維特島(the Island of Wight)譯作歪得島，諸如此類，難以辨認。幸虧郭氏的音譯並不過於離譜，仔細揣摩，追尋郭氏行蹤，參照地圖，旁參一些官方資料，幾皆可以復原。

李評認為「第五項優點是將郭嵩燾一生的私生活記敘甚詳，得力於郭氏完整的日記，以及郭氏同時代人的著述」，李評因而認為「參考資料的詳盡亦是汪著的重要突出之處」。郭氏日記不僅完整，而且内容豐富，毫無掩飾，遇此難得内容豐富的日記，得以窺知他的生活面向與感情世界。我不是偶爾引用其日記，而是做地毯式巨細靡遺的「掃描」，鋪陳郭氏生平的脈絡，追蹤他一生的蹤跡。其中有不少驚喜的發現，例如從日記得知，他是如何從湖南旅行到上海的。他多半走水路，自雇一舟，船上有人照顧，有書可讀，猶如「水上旅館(boatel)」，與現代的「汽車旅館(motel)」，相映成趣。我也從日記意外看到郭嵩燾與陳寶箴、三立父子的真摯友誼，以及賞識留英的後輩學子嚴復，正如嚴復後來悼郭輓聯所說：「平生蒙國士之知」，可見他的知人之明。我在書中有專章論述郭大人如何「激賞嚴又陵」。除了日記之外，郭氏留下的大量書信，也極有參考價值。近年湖南岳麓書院出版的《郭嵩燾全集》卷帙龐大，日記收在第八至第十二冊。第十三冊是厚厚的一本書信集，收錄不少前所未見或罕見的信函。上海復旦大學更不惜工本出版了五大冊《郭嵩燾親友手札》，彩色精印，收錄了那個時代許多知名或不知名人士致郭嵩燾的書信。我乘再版的機緣，選用新出書信可以增益之處，使這本郭傳的參考資料更為詳盡。李評見及此五大優點之餘，「再加上汪氏文字的流暢，敘事析理的清晰，遂使其著可讀性甚高，不似甚多學術史著，雖寫作嚴謹，但乾澀枯燥，不具有可讀性」。

李國祁是認真的書評作者，於指出優點之餘，並不諱言有挑剔與可議之處。他認為「汪著的最大可議之處，是對郭嵩燾充滿了同情與敬仰，致而郭嵩燾性格上與人相處的缺點，不能盡顯」。李氏說：

嵩燾性格誠如汪氏所言，固執偏狹，自視甚高，而且猜疑特甚，再加以崇尚理學，注重内省。内省—自我反省原來的立意是檢驗自己的缺失來加以改正，而嵩燾由於上述的原因，其内省的結果，往往形成認為錯在對方，乃加重其責人，因而曾國藩，甚至李鴻章，均認為郭氏的性格不適宜獨當一面，祗宜於從事咨議性的職務。郭氏對沈桂芬的不滿與成為嫌隙，極有可能不少是出於郭氏的猜疑。例如他的出使英國，是否是沈氏的陷害與排斥，實深值得懷疑。蓋此事的決定權不在沈桂芬，而且郭嵩燾是最適當人選，似為當時包括李鴻章在内的各決策大臣的共同看法。郭嵩燾因此事視沈為「居心險惡」，顯然有猜疑過甚之處。

郭嵩燾耿直的個性眾所周知，他也自知，如果過於强調其偏狹的性格為其一生挫折的原因，未免所見太小。他的挫折要因他的見解超越時賢，不容於當世。郭嵩燾與他的上司、同僚，多有齟齬，甚而成仇，固然由於郭氏的固執，不願委屈事人。但曲直是非，未嘗沒有公論。李兄認為郭與毛鴻賓的矛盾錯在郭，與督撫同城無關。按毛於咸豐十一年(1861)撫湘時，與郭已有交往。同治二年(1863)毛任兩廣總督，郭任粵撫，督撫同城，兩人都是曾、李欣賞的人物，但督大撫小，事大不易，事小更難。毛年長於郭，郭以老前輩相稱，書翰往來，敬禮有加，但遇事直言不諱，如督撫具名上奏，郭指其有絕非實情之處，令毛不快，於是強橫自擅，視郭如幕僚，郭只能審閱文書，而毛又不滿郭之條陳，不僅使郭難有作為，且更有辱巡撫尊嚴，而好友曾國藩、李翰章又左袒毛氏，令郭悲憤不已，以郭之個性有所反彈並不意外。督撫同城，如巡撫委曲求全、犯而不校，便不成問題，若碰到郭巡撫不受委屈，便成為問題了。

李氏認為本書論郭左交惡，過於同情郭嵩燾，左宗棠嚴劾郭嵩燾雖冷酷刻薄，但有其道理。按郭左兩人不僅是湘陰同鄉，自小相識，而且舊誼甚深，郭甚佩左之雄心壯志，甚至在面見咸豐皇帝時說：「左才極大，料事明白，無不了之事」，自是真心話。然而同治年間，左宗棠節制閩浙粵三省軍事，對廣東巡撫郭嵩燾，一再陵藉詆毀，再三參劾，更力薦親信蔣益澧奪粵撫之位，更無所掩飾，令郭極為難堪，全是事實，是非曲直顯然。郭聲望地位遠非左比，對左也素無芥蒂，自無挑釁左之可能。然左瞧不起郭，以廣東軍務不振，歸罪於郭，已經不公，郭雖自責，而左譴詞更加嚴厲，甚至怒駡，口出惡聲，令郭大動肝火，不能原諒左，也是事實，豈能不同情郭氏？平心而論，左郭摯友交惡，要因左雄才大略，自視之高，固非郭氏可望項背，即曾國藩也遭左詬，唯曾顧全大局，以德報怨，而郭不能如曾之隱忍。左既不顧舊誼，又為親信蔣益澧覬覦粵撫之位，不惜極力傾郭，辱及郭之人身。郭嵩燾是左之受害者，不同情弱方而同情強者，可乎？

郭與僧格林沁有始無終，是非對錯也甚瞭然。郭僧原無淵源，只因奉咸豐皇帝之命，助僧協防津沽。僧一意主戰，而郭素主「戰無了局」，有謂「處衰弱之世，支持强敵，僥幸一戰之功者，未有能自立者也」 ，以至於觸僧之怒，鄙視郭之怯懦，連曾國藩也有所誤解，曾未明是非曲直，令郭悲憤莫名，不得不離職返鄉，於覆曾函中質疑說：「諭書責鄙人，盛稱僧邸，其堅韌耐苦，固足稱也。今雖敗豈誰敢以恩怨成敗定天下之是非哉？」 。結果是英法聯軍入侵京師，僧軍潰敗，圓明園慘遭英軍焚毀。當他在湖南老家聽到噩耗，記起不久之前的勸僧之言，居然應驗，令他不勝傷感，痛悼無已。所以所謂僧郭交惡，只因郭堅持所見，不容於僧，僧因而闖下大禍，悔不聽老郭良言，悔之晚矣！

至於清廷於光緒二年(1876)決定派遣使節前往英國，郭嵩燾自是不二人選，他之所以心不甘、情不願，主要因為出使引起輿論大嘩，京師士人，鄉里父老，相與咒駡。湘省鄉試諸生，聚集玉泉山，力詆郭氏出使，要搗毀上林寺以及郭家住宅，淩逼百端。而且他此行還要為滇案赴英道歉，為誤國者受過，使他痛感何必擔此羞辱，做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所以他才一再請辭。他最後不得不出使，並不是李鴻章等人的決策，更非沈桂芬所能決定，而是在慈禧太后的勸導下，郭才在屈辱中出洋，可稱忍辱負重。郭視沈桂芬等保守派「居心險惡」，主要憾彼輩幸災樂禍。後人若認為他怯於赴任，純屬誤解。他出使英國，證明唯他能獨當一面的艱巨職務，而且是破天荒第一遭的任務。他在英法兩國公使任内，得心應手，得到洋人的信任與贊許，維多利亞女王多次接見郭公使，並曾隨同女王檢閱海軍。郭於1879年1月17日向女王辭行時，女王祝郭一路平安之外，表達期盼兩國交好，並希望郭將英國願意深固邦交之意，轉達給中國皇帝。郭也回答說：「承君主盛意，謹當代陳總理衙門，奏知大皇帝」。當時的英國名相，年逾古稀的畢根斯由冶(Benjamin Disraeli)，他對郭也極為友善，並要郭回國後務必告知朝廷，英國傾心願與中國交好，「絕無他意」。郭回稱見女王辭行時已聞此說，必能「互體此心，可以共信」。英相並贈郭玉照一幀，簽名後起立相贈，並說願郭受此小像後，永念英國有此良友「長勿相忘」，最後握手道別。郭嵩燾對這位英國偉人，也深敬服，更因其情深意摯而感動。英國名相葛雷斯東(William E. Gladstone)也讚美郭氏為「所見東方人中最有教養者」。郭嵩燾初次出使西方，沒有受過現代外交的訓練，也不通外語，於無所取法中，做得相當出色，因他為人明察，善於溝通，又得人緣，頗能在國際舞臺上周旋應對。郭嵩燾辦洋務不僅很有自信，而且自負，亦有不少賞識者，如重臣曾國藩、李鴻章，甚至連咸豐皇帝與慈禧太后，以及恭親王都對他的勇於任事頗有好感。若說「他的性格不適宜獨當一面，祗宜於事咨議性的職務」，顯然認知有誤。

郭出使雖相當成功，但在位又未能持久，要因郭得意於外，受扼於內，朝廷保守派如李鴻藻、沈桂芬等人的掣肘，污蔑其誇大外國，順從夷人，副使劉錫鴻又與之沆瀣一氣，不時打郭的小報告，甚而因天寒，洋人覆大衣於郭肩，劉以郭「披服洋衣，顧盼自得」上報總署，清廷大員聽信讒言而參劾郭，指為「懷私互訐」，使郭悲憤莫名。我在書中有詳細的論述。然則，若謂郭與時人不和，由於他的性格難與人相處；在職不永，由於能力不足，未免皆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應該看到他走向世界的見解不容於當時的主流。嚴復輓郭嵩燾聯有言：「惟公負獨醒之累」，以中國之大，不可能唯郭獨醒，同儕中如李鴻章、曾國荃、沈葆楨、丁寶楨、丁日昌等都是清醒者，然唯有他敢於讚賞泰西文明之高、製造之精、船砲之堅利，非中國可敵，同時不諱言自家的弊端，因而碰觸時忌，指郭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因而橫遭廷議譴責，指為崇洋媚外，使他的外交工作受挫，力辭求去，回國後失望之餘，不願重返總署，無法傳達英國的善意，誤己誤國。

讀史理當明辨是非，對古人做同情的瞭解。當時最瞭解郭嵩燾的人，不是曾國藩，而是曾國荃，國荃說：「居今日而圖治安，舍洋務無可講者。僅得一賈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為太息流涕者也」。國荃心目中的賈生，就是郭嵩燾，以郭與受屈於長沙的賈誼相比，說出郭所遭遇的挫折。郭見識超越時代，且直言不諱，很容易被時人視為用夷變夏，甚者視他為奸人。而當國者之中又不乏保守派人士如李鴻藻、沈桂芬之流，時而作梗。一般士大夫又多喜放言高論，邀取時譽，既不切實際，又適足以誤國。郭嵩燾曾譬喻說：「醉臥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當時即使略知洋務的人，亦僅知洋人可憎可畏，而不察與洋人周旋之道。洋務派不少領袖僅能考求富強之術，如槍砲船械之類，而昧於本源。郭嵩燾常被視為洋務派，但其視野已超越堅船利砲。他無疑驚羨洋人的武備，但認為那是洋人的末務，其本包括政制、法律，以及學術，尤其是西學，他曾說：「西洋政教、製造，無一不出於學」。學問才是根本。他一到倫敦，就參訪各種學校，探明學制，認為斯乃西洋人才之所以盛。他知道英國大學之中，以牛津與劍橋最佳。他曾於1877年11月28日，應里格之邀，赴牛津大學訪問兩日，印象極為深刻，體認到「此邦術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學問思力得之！」於此可見郭獨具慧眼，窺得近代文明背後的學術動力，所以一切莫急於學。相比之下，中國士子習為虛文，所學唯取科名富貴而已。同時他深知，中國要取法西洋的富強，須先整頓人心風俗，政治法令，以修明吏治。內政修明之後，才有基礎取法西洋。類此見解，為時人所不及。郭為了矯虛務實，建議先在通商口岸開設西式學館，「求為征實致用之學」，行之有效，漸次推廣至各省以達縣鄉，期以廣益學校之制。

郭嵩燾辦理外交，知道國門已經洞開，事情日繁，與列強交涉日廣。國際交涉唯憑條約，但條約幾皆由洋人擬定，而地方官不知洋法，遇到事故，每生爭議，予洋人要脅的口實。他認識到法律原是適用雙方的，然而列強卻以法來束縛中國，使郭益知法律的重要性，所以當他在倫敦，見到伍廷芳，就十分欣賞他懂西洋法律，要攬為己用，惜伍氏不肯屈就而前往美國。他也十分留心《萬國公法》，曾與日本公使暢談國際公法。他到法國之後，立刻將法國通律寄往總署備用。他關心在巴黎學習公法的馬建忠，垂詢其學習情況。他力請總署纂成《通商則例》，明定章程，審定之後，頒發各省以及各國駐京公使，共資信守，遇事有所率循，以免滋生事端。足見他深知法律的重要性。但他並不一廂情願認為法律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他警覺到西方霸權的蠻橫，他曾與英使威妥瑪交涉，常受其辱，認識到若不能以其法還諸其身，全無置喙的餘地。郭嵩燾開啟出使外國之端，之後駐日、駐美、駐德、駐俄公使相繼派遣。郭到任英國後，在倫敦聞悉數十萬華民沒有法律保障，乃積極設法在華民較多的外埠，建立中國領事館。不過，華民較多的地方，多是英國的殖民地，設置領事需要殖民地政府的同意，所以郭的構想並不順利。幾經交涉之後，通過當地殷商胡璿澤的協助，僅在新加坡設立了領事館，總理衙門於1877年10月31日同意後生效。即使如此，華民實同英民。中國向世界其他各地派遣領事，異常緩慢，到清朝滅亡時，才逐步完成，這已經是郭氏身後二十年以後的事了。他曾有詩云：「拿舟出海浪翻天，滿載癡頑共一船。無計收帆風更急，那容一枕獨安眠？」出海浪翻，象徵中國面臨三千年的變局；一船癡頑，隱諷昧於中外情勢的朝野保守派；風急而無計收帆，說明他內心的挫折感；不能獨眠，正是他不能默而不言的寫照。他面對「俗蔽民頑，君驕臣諂」，深感孤掌難鳴，有心無力，大有回天乏力的感歎。他的老朋友黃彭年勸他不要再談洋務，以免取辱，但他深知洋務關係重大，臣僚們就因為忌諱洋務，大都相顧不敢言，以致察覺不到洋患之深。他因不能有所作為，而感到挫折。

面對敵強我弱的變局，時賢多只問強弱，不問曲直。郭並不以為然，認為強弱是一時的定勢，曲直必有定論，即使強者雖可罔視曲直，但也不能不據理以直其氣，何況弱者更須講理。所謂理，其實就是以理性處理洋務，憑《論語》所說「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的古訓，主張心平氣和與洋人說理，說得通便能和平解決問題，如果說不通，再言戰不遲，然後無論勝敗，都無悔憾。然而僧格林沁輩既驕又忿，感情用事，不顧國家大計，逞匹夫之忿怒，結果忿兵必敗，驕兵必滅。郭嵩燾自信頗悉洋情，認為以理處理洋務才是正確的，從事後看也是正確的，只是當時掌權的保守派難以領會，遑論接受？朝廷裡的保守派非不知天朝已今非昔比，無能禦外，遇事避之若浼，只有憤洋人的欺凌，恨郭嵩燾為虎作倀，以郭為出氣筒，極力詆毀。郭雖不憚直言，但被置若罔聞，終不免撫膺一嘆。

郭嵩燾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都是至親好友，與曾還是親家，但沒有曾、左、李三大將相的功勳。郭曾中進士，成為翰林院編修，在學問上頗有心得，著有《大學章句質疑》、《中庸章句質疑》、《禮記質疑》等書，但也沒有阮元、王闓運、張之洞的學術聲望。然而從歷史長河看，他的「遠見」(vision)，遠非乾嘉學者、咸同將相可及。所謂遠見，指能高瞻遠矚，具有深遠的眼光，超越前人之所思，敢挑戰傳統之權威，能與主流意見相左，指出正確的前程。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以「砍樹者」與「爬樹者」作比喻。人們習於在大樹下納涼，不僅討厭「砍樹者」多事，甚且譴責妨礙其納涼。郭嵩燾在他的年代成為具有高度「爭議」的人物，就是因為他是一個「砍樹者」。郭嵩燾的遠見使其深刻體會到三千年變局的到來，並提出應變之道，他認識到西方列強以通商牟利為務，有異於古代的夷狄，並無征服中國的意圖，可有和平共處的餘地。中國只有面對已定的通商局面，更沒有輕啟戰端、自取其辱的必要。所以他才提出「戰無了局」的結論。處理洋務，對他而言，何莫因勢利導，相互往來，師其長技，以求自立自強。然而鴉片戰爭以後，接著英法聯軍之役，中法馬江之役，以及於其身後發生的甲午戰敗，八國聯軍入侵，一再重蹈覆轍，每次戰爭的結果，貽患一次比一次兇惡。他直白指出：「國家辦理洋務，當以了事為義，不當以生釁構兵為名」。戰爭只會使中國割地賠款，屈辱更深。郭嵩燾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並非天真無知，只是看准列強重商，為了商業利益，也不想輕啟戰端，中國正宜維持和局，爭取時間自強，所以郭氏戰無了局之說，絕非虛言。郭頗能在外交戰術上有所掌握，但戰略掌握在朝廷之手，無奈清政府昧於世界大勢，士大夫又多浮囂不實，無可行的戰略。郭有戰術而無戰略依靠，難有作為。他更因與西方接觸的經驗，洞悉西方富強的根源。呼籲必須在新格局中求生存、求自強。

郭嵩燾在當時守舊的中國，因而遭遇到唾駡、譏諷與譴責。他受到極為無理的譭謗，雖感氣憤，但並未動搖他的見解。他走在時代的前面，是寂寞的引路人，要引中國走向世界，卻被拒絕，他的遠見不容於強大的頑固勢力。他個人的挫折，也是晚清中國的挫折。然而他的明見睿識，不僅不被接納，且被視為故意誇大夷情，而遭橫加詆毀，令他感到不可理喻。他的氣憤與委屈，時而可見之於其日記。他得不到當事人的同情，後人於是非對錯已塵埃落定之時，仍不與同情，真不知從何說起？

郭嵩燾絕意仕途後，隱居鄉里，頗與鄉親士紳來往，與年輕一輩的湘陰小同鄉張自牧，過從甚密，意氣相投。自牧字笠臣，以生員籌貴州餉有功，授候選道，加布政使銜。張氏家族「先世以行賈，寄籍宛平」，其父張學尹，字少衡，舉進士，曾以知縣官福建，因事罷官，歸而著書講學三十年。自牧雖僅為諸生，而以才名震動長沙學界，他於咸豐年間得到學政張金鏞的欣賞，可稱高才士子。湘軍之興，自牧積勞至道員。同治六年更以籌辦黔捐，洊保藩司銜，並戴花翎。其為官時備極奢侈，後寓居長沙，退隱林下，憑藉家世、財勢及才學，確立了在長沙上層社會的顯赫地位。湖南政府設局編纂《湖南通志》，志局以郭嵩燾、曾國荃為總纂，張自牧、黃彭年列名提調，其中張自牧掌管資金而地位尤重。粗略撿拾岳麓書社1984年版《郭嵩燾詩文集》，關於張自牧的篇什就有〈送張笠臣赴黔南〉、〈張笠臣邀同海琴諸君小集，海琴有詩，笠臣見示和作，並邀同作〉、〈張笠臣用前韻贈石似梅感賦一首〉、〈張笠臣招同南屏研生笏山友石香蓀史亭上巳日絜園修禊〉、〈題張笠臣〈無知知齋詩〉冊〉、〈九日邀同吳南屏鄒諮山龍皞臣周桂塢石似梅張笠臣黃子壽張子恆及意城登定王臺、天心閣、歸飲養知書屋〉、〈同張笠臣送別彭雪芹宮保中〉、〈秋日王壬秋邀同張笠臣過朱香蓀飲〉、〈張笠臣邀同傅青餘李次青鄧彌之黃子壽黃小麓黃杭生定王臺修禊〉、〈清明日朱禹田邀集萱圃賞牡丹次張笠臣〈龍華嶺〉韻〉。張自牧喜研討外國史地，曾言欲採英、法等國史，用中國史書體例編成一書，未成。郭嵩燾出使英法，嘗疏請他充參贊官，為人所劾而罷。張自牧著有《瀛海論略》、《蠡測卮言》等書。《瀛海論略》主張西學中源，指出泰西格致之學覃精研思，考求真實，皆卓然可觀，自成千年之絕技，高出宋明，無庸諱飾，主張中國採用其所長，於制器利用皆有所益。所見《瀛海論》三卷，清光緒十三年(1887)蒲圻但氏校刊本。從內容看，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世界地理，概括敘述了各國的總體情況，如日本、土耳其、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印度等一些作者認為比較重要的國家的歷史和地理。第二部分為全書的核心內容，強調西方勢力的進人對中國的威脅。第三部分以一問一答的方式，駁斥了當時士大夫中較為流行的八個洋務觀點，再一次闡述了自己的思想與主張，自牧受到郭嵩燾的賞識，自不待言。郭在日記中曾多次記載兩人討論時事與洋務，甚至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案，稱讚張「於洋務所知者多，由其精力過人，見聞廣博，予每歎以為不可及」 。任光亮整理的《郭嵩燾致張自牧手劄》計二十一通 。《瀛海論略》、《蠡測卮言》在當時絕對是開風氣之書，頗具影響。嚴復知道郭張為好友，也認識到張自牧的「西學中源論」說法，具有積極開拓西學的意義。張自牧不排斥西學，且認為儒者應以不知西學為恥。嚴復看到張自牧思想的局限，批評張對鐵路與機器持保守態度，以及對海防工作的忽略，郭嵩燾日記裡也提到：「嚴又陵指駁張力臣《瀛海論略》凡四謬：謂鐵路數年為之不足，一夫毀之有餘，非中國所宜造，是一謬；謂機器代人力，日趨淫侈，二謬；謂舟車機器之利，後來必轉薄而更廢，三謬；謂中國有各國互相牽制之勢，海防非所急，四謬。此皆《瀛海論略》中篇語，謂之謬，良然」 。但郭嵩燾也見到張自牧投資「鹽引」獲利，認為「笠臣於經營事理，均能洞悉原委，精微透闢，委曲周至，于時罕見其比」 。張自牧輓曾國藩聯：「三朝老大臣，伯仲之間見伊呂；萬古儒林長，先生有道出羲皇」，知與曾大帥也有交情。張自牧的聲望雖不能與郭嵩燾相提並論，但不能視之為小人物。若以見解而論，已超過當時的許多大人物，似不能以聲望高低而定大小也。

郭嵩燾說：「西洋之入中國，誠為天地一大變」。曾紀澤說：「泰西之輪楫，旁午於中華，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張自牧則說：「今夫數千年來未經見之事，數萬里不相知之人，一旦盤踞於腹心之地，往來於堂闥之間，此古今運會一大變局也」 。當晚清大變局時，力倡學習西方以自強的主張，在中國社會中並未得到普遍支持，反而時常受到社會歧視。光緒十八年(1892)湖南通省公議攻擊洋務派巡撫吳大澂勾結夷鬼，狼狽為奸，還把具有較先進思想的湖南人郭嵩燾、曾紀澤、朱克敬、張自牧稱為「四鬼」，足見處境之難。筆者並非因敬仰郭嵩燾而寫此書，而是「深入其内心世界後」，始感佩其見識，同情其遭遇。

十餘年前看到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美國學者普拉特(Stephen R. Platt)的《湖南與近代中國》一書 ，其中涉及郭嵩燾，非常離譜說郭在王夫之的基礎上，奠定了湖南的獨立運動，說是「郭的目標是湖南，不是要改善儒教中國」 ，但湖南人卻不領情，痛罵郭嵩燾「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普氏竟將「拔乎其萃」譯作「離開他的親戚」(apart from his kin)，將「不容於堯舜之世」譯作「他不能容忍堯舜那種人」(Yao and Shun's kind he won't tolerate) ，顯然連堯舜是何人亦不知。這不是小問題，而且又非孤例，如郭氏的詩句「海外人歸秋色盡」，詩人從英國歸來時秋天已過，但普氏卻譯作「秋色注滿一切」(the colors of autumn infuse everything)；「賈生祠宇疏泉石」，郭氏所見的賈誼的祠堂只有稀疏的泉石之勝，但作者卻譯作「這裡的賈誼廟被石頭溪床疏忽了」(here lies Jia Yi's Temple, neglected by the stone creek-bed)。普氏將郭嵩燾在湖南建廟宇，視之為建立自屈原、周敦頤、王夫之以來的「湖南崇拜」(a cult of Hunan-Chu identity) ，建學校只是要振興湖南，走湖南人自己的路。罔顧郭嵩燾創辦思賢學舍，明明是要「漢宋並重，行己有恥」以及效法「國初諸老氣象」來改革書院的惡習，豈是普氏所説「湖南的特殊命運」(Hunan's unique destiny) ？國初諸老如顧炎武、黃梨州，都不是湘人。這位作者居然認為：郭嵩燾會視湖南人「明顯不同於其他的中國人」 。美國名校出版社的出品，居然如此低劣不經，驚駭之餘，表出域外論郭怪論，聊供談助。

汪榮祖

2026年2月於林口大未來居

目次
弁　言
第一章　湘陰郭家的齡兒
第二章　親身體驗鴉片戰爭
第三章　與太平軍作戰
第四章　咸豐五年的江南之旅
第五章　郭翰林在北京
第六章　巡訪津沽魯東
第七章　黯然南歸驚聞國變
第八章　應李鴻章之請赴滬任職
第九章　到廣東去當巡撫
第十章　粵東攻防與左郭交惡
第十一章　荔灣話別前後
第十二章　寒波塘山居
第十三章　傷　逝
第十四章　城南書院
第十五章　海疆多事奉詔入京
第十六章　重遊京師與新任命
第十七章　出使前的波折
第十八章　郭大人出洋
第十九章　首任駐英法公使
第二十章　置身西歐文明
第廿一章　激賞嚴又陵
第廿二章　堅決請辭的底蘊
第廿三章　辭行　觀光　歸程
第廿四章　初返春申追訴申報
第廿五章　食滬返湘不願北上
第廿六章　定居省城長沙
第廿七章　不忍不談洋務
第廿八章　晚年心境
第廿九章　走向世界的挫折
參考書目

連結：https://www.sanmin.com.tw/product/index/015321556

2025：难以留存意外，挥之不去遗憾——三个遗憾！

 作者：徐三郎 / 腾讯 2026-1-1

内容提要：

2025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挥之不去的遗憾：一是消费低迷，实体店铺大量关门，零售增长大幅放缓，根源在于居民收入占比过低和社会保障不足，政策刺激未能对症；二是价格通缩，利率下行、房价下跌、GDP缩减系数持续三年下降，实际债务负担加重；三是贸易摩擦加剧，低价出口引发多国反倾销调查，贸易对抗频发，官方在国际贸易中引入“斗争”基调，增添了不确定性。

昨天，三郎在《2025：难以留存意外，挥之不去遗憾——三个意外！》中，与大家梳理了2025年出口、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的三个意外。但2025年我们经历的，远不止这些意外。

翻阅过去52周的日历，我们还经历了一些挥之不去的遗憾。这些遗憾折磨着我们的生活与信心，一些人包括三郎自己，因为未能把握讨论这些遗憾的边界，或失去了账户，或文章被下架。但你愿意或是不愿意，我们都无法回避它们。可能只有当我们勇于直面这些遗憾的时候，这些遗憾才有可能逃之夭夭，为我们迎来可以真正温暖我们的意外惊喜。

现在，让我们捋一捋，这些在2025年出现在我们生活中遗憾吧！

一、挥之不去的消费低迷。

我们小区隔壁的台球厅好几个月没开门了，大门旁的转让启事也挂了快半年。周末下午回家看到他带人看门面。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了，肖老板说，“疫情后生意一个月不如一个月，去年开始收入覆盖不了场租和工资，几个帮工辞了，上半年收入连付租金都不够，现在生意太难了”。

读者们也应该看到，疫情后，街边关门的店铺越来越多，我小区附近这条街，三分之二的店铺关门至少半年以上。

近期经济数据也显示，商业活动增长显著放缓。2025年11月零售销售较去年同期仅增长1.3%，低于1-10月份4.3%的增长。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下降了25.1%，比1-9月的跌幅9.6%大幅扩大。

不少人认为是电商抢了实体店的生意。实际上电商在疫情三年获得快速发展后，便一年不如一年。从2023年开始，线上零售额的同比增幅便一直比线下还要低。2025年11月，线下零售额同比增长2.3%，但线上零售额同比下跌了3.5%。

专家学者、官员和网民，绝大多数都承认消费低迷。但对于消费低迷的成因，却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个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过低是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按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设计经济制度，其中最核心的是通过压低国民收入中个人所得的比例，以留下更多的资金供政府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产业政策的支出。这种长期失衡的分配模式导致了生产持续快于购买力的增长，导致了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即家庭的收入过低导致了消费低迷。

比如2024年，中国134.9万亿GDP中，分配给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只有58.29万亿元，人均41314元，占GDP的43.2%，政府和企业所得占56.8%。但美国的29.29万亿美元GDP中，分配给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达到21.63万亿美元，人均63589美元，占GDP的73.8%，政府和企业所得仅占26.2%，不到中国政府和企业所得占比的一半。

另一些人认为，消费低迷的原因是消费意愿不足，并非没有钱。

他们的依据是2025年11月中国327万亿元存款中，家庭存款占其中一半，高达163.3万亿元。同比增长9.6%，但1-11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幅仅4%，只有存款增幅的4成。

按14亿人计算，人均存款高达11.6万元，是202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13万元的2.8倍。而美国家庭只有15.208万亿美元存款，人均4.47万美元，仅为其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36万美元的70.3%。

曾经担任恒大首席经济学家的任泽平，2023年底就公开建议，将存款利率降到零，将居民存款逼出银行刺激消费。

其实，持有这类观点的人分析问题太片面。

中国居民喜欢存款，消费率过低，存款率较高，本质上是在 “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的分配格局下，居民所得占比较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所导致的刚性预防性储蓄，本质上属于分配问题。

举个例子，如果在武汉一个20岁刚工作的人需要存够100万才能结婚、育儿、预防生病和养老（各占25%），每年需要存2.5万。如果其年收入10万，他的储蓄率需要达到25%。年收入20万，其储蓄率就可以下降到12.5%。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水平能够提高到完全覆盖育儿、预防生病和养老的水平，其储蓄率也就可以下降四分之三至6.25%。

所以，居民储蓄率过高，本质上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偏低，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所致。

遗憾的是，我们的家庭购买力如此之低，我们本应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减少政府和企业所得，提高家庭收入。但我们却一直未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采取切实行动来增加收入，通过增加购买力来推动消费。反而希望通过降低存款利率、消费补贴、贴息贷款来刺激消费，政策错位、药不对症令人遗憾。

二、挥之不去的价格通缩。

不管你承不承认，疫后三年来，我们处于一个价格通缩的大周期中。首先是核心的政策利率中枢和存款利率中枢不断下调。

从2022年12月至2025年11月，我们的核心政策利率7天逆回购从2%下调至1.4%，下调了0.6个百分点；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LPR，从3.65%下调至3%，下调了0.65个百分点；5年期LPR，从4.3%下调至3.5%，下调了0.8个百分点。

为了给贷款利率下行拓展空间，商业银行也不断下调了存款利率。活期存款利率从三年前的0.25%-0.3%下调至0.1%以下。5年期定存利率，从2.8%-3.2%下调至1.3%-1.6%。

房价在各级政府对房地产市场不断的救市和刺激中持续下行。

2025年前11个月，商品房销售面积78702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75130亿元，分别比2022年同期下降35.1%、36.7%。如果与2021年同期对比，则分别下降了50.2%和53.5%。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编制的中国商品房销售价格指数，2025年11月的房价比2022年同期下降了16.5%。

生产者和消费者价格长期处于通缩或类通缩通道中。

由于持续的超前投资导致了我们的产能遥遥领先于我们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导致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持续通缩。疫后三年来，消费者价格指数一直在围绕零上下波动，长期处于1%以下。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一直在下跌，下跌时间超过了3年。

以GDP价格缩减系数衡量的通缩已持续三年。

GDP价格缩减系数，跟踪了中国所有经济活动的价格变化，是一个衡量通胀或通缩最全面的指标。2025年第三季度，中国可比价GDP同比增长4.8%，现价GDP 35.45万亿，同比增长3.7%，这意味着GDP价格缩减系数同比下降了1.05%。

2024年第三季度， GDP价格缩减系数同比下降了0.48%；2023年第三季度， GDP价格缩减系数同比下降了0.86%。

2023-2025年三季度GDP可比价增幅累计达到15.1%，但现价GDP仅累计增长12.4%，GDP价格缩减系数累计下降了2.35%。

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虽然三年来我们流通中的货币M2增长了27.3%，总债务（社会融资总额）增长了28.2%，但我们的总财富，比三年前缩水了2.35%。

第二，由于债务是自然增长的，因为不管利率高低，都有利息成本。但资产是缩水的，因为计价下滑。这意味着我们的名义债务本金增长28.2%，但实际债务本金至少增长了31.3%。

第三，政策利率没有跑赢通缩。三年来，虽然5年期LPR从4.3%下调至3.5%，下调了0.8个百分点。但由于价格通缩了2.35%，所以我们的实际利率，实际上增加了1.55个百分点。

所以，不管你持有的是净资产还是净债务，在通缩周期中，你都会遗憾。

三、挥之不去的贸易摩擦。

虽然2025年我们的出口超预期增长，1-11月商品出口34147亿美元，同比增长5.4%。但亮眼的数据也无法掩饰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与愈发困难的国际贸易环境。

12月22日，中国商务部表示，我国将对从欧盟进口的乳制品征收最高42.7%的临时关税，从23日开始生效。这些关税是近年来我国对欧盟食品征收的最高关税之一。

欧洲媒体普遍认为，此举是我国作为以牙还牙措施的一部分启动的。因为此前欧盟委员会启动了针对我国制造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导致与欧盟的贸易紧张关系爆发。

9月25日晚商务部宣布，针对墨西哥拟提高中国汽车等产品进口关税的做法，即日起对墨西哥涉华限制措施启动贸易投资壁垒调查，并警告将视情况采取必要反制。

当天商务部发布的公告称，墨西哥计划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自贸伙伴产品大幅提高进口关税。这一措施将严重损害中企在墨西哥的贸易和投资利益。

2025年中国与美国在贸易领域的你来我往、刀光剑影，频繁上演，从互加关税到互相实施禁售等非关税措施，再到互相制裁对方企业，贸易战打打停停，企业措手不及。

不仅仅在中欧之间、中墨之间，在与美国激烈的贸易战对抗中，全球其他国家针对我们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也突然增多。WTO的公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各国启动的针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及反补贴税调查共计79起。截至2023年上半年这类调查仅20多起，下半年也只有30多起。而到2024年下半年已骤增至125起。进入2025年仍保持高位。

主要的诱因是我们在内需日益低迷、国内产能却不断增长的背景下，不得不通过低价竞争优势加速对外出口以化解供求矛盾。而2025年关税战开始后，我们对美出口大幅下降，为了弥补美国市场的损失，不得不通过第二波低价竞争优势在其他市场发力增加出口。

数据显示，疫情结束后，全球的商品出口价格上涨了6%，其中发达经济体出口价格上涨了11.4%，不含中国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价上涨了8.9%，但我们的出口价格逆势下跌了10.6%。

我们用出口奖励、出口退税、结构性汇率下降叠加出口价格下跌来扩大我们的出口，减少我们的进口。但随着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迅速扩大，这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免受我们低价过剩产能的冲击，也是为了防止他们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失衡，于是纷纷趁机对我们出手。

更令人吃惊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出口，应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我们开始在国际贸易中，引进了“斗争”的概念。

4月25日，新华社报道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强调外部冲击影响加大，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

三郎注意到，其中国际经贸“斗争”的提法在过去未曾出现过，“斗争”的说法可能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我们在应对贸易摩擦中“硬刚”的基调。这表明我们对贸易战性质及其未来发展的判断有了极大的变化，这样的贸易策略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用建国后三十年国内流行的“斗争”强硬姿态来应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短期放大对抗风险，中期考验谈判智慧，长期取决于是否转化为建设性对话。若处理不当，将进一步碎片化全球贸易体系，将其他国家彻底推入美国围堵我国出口的同一阵线；若借机化解分歧，则有望缓和对外经贸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美贸易战带给中国出口的压力。

中國被以色列視為「反猶主義國家」後的最壞結果

作者：周汝東 
上報 2026年05月03日
 

過去幾個月，中國內部社群媒體（如微博、抖音）上大量氾濫反猶言論，並與對哈瑪斯態度曖昧。（美聯社）

以色列在 2026年4月25日，正式將中國列為「反猶主義國家（Antisemitic State）」，這是一枚足以震動全球政治權力結構的「地緣政治核彈」。

這標誌著過去三十年來，中、以之間「以技術換市場」的蜜月期，徹底終結；也代表中國在這次伊朗戰爭中的「兩頭下注」戰略，徹底破產。

自此中國徹底得罪全球猶太人，他們在全球金融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太小看以色列、太小看猶太人了，以為他們可以隨便被霸凌。

中國原本以為以色列會因為經濟依賴，而不敢翻臉，沒想到在伊朗生存威脅面前，以色列選了徹底切割。

過去幾個月，中國內部社群媒體（如微博、抖音）上大量氾濫的反猶言論，與對哈瑪斯的曖昧態度，這些輿論現在遭到反噬，成了以色列指控中國是「反猶主義國家」的鐵證。

這對中國來說，絕不只是外交的交惡，而是真正噩夢的開始。

決策背後的深遠影響

這場「全面政治與經濟抵制」的呼籲，會讓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文明邊緣化」。

ESG 與道德制裁：當一個國家被正式列為「反猶主義國家」，這在西方金融界會觸發最高層級的 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風險警報。大型基金（如 BlackRock、Vanguard）以及猶太家族辦公室的資金，將會面臨法律與道德上的強制要求，必須從中國市場徹底撤資。

信用評級的隱形殺手：中國現在正大量拋售美債試圖反擊，但當全球猶太金融體系認定中國是「霸凌者」與「反猶者」時，中國的海外融資成本（發債利息）將會飆升，甚至面臨「金融隔離」。

金融撤資潮：中國日前拋售1.2兆日圓美債，現在以色列的這項聲明，等於是給那些想逃離中國市場的資本，發出了「發令槍」。

在運動場上，發令槍一響，所有人會同時衝出去。 以色列官方將中國定義為「反猶主義國家」，這不是普通的外交吵架，這在西方社會（尤其是金融圈）是最高等級的道德與法律紅線。這給了原本還在猶豫的外資，一個「政治正確」的理由：「現在不走，以後會被扣上，支持反猶國家的帽子。」 於是，撤資就不再是個別行為，而會變成集體性的行動

發令槍響了，比賽就正式開始，沒辦法收回。這代表中以關係、乃至於中國與全球猶太金融體系的關係，已經跨過了臨界點。外資會判斷：「既然以色列都翻臉了，未來的制裁只會更重。」 所以這聲槍響，宣告了「安全投資期」的結束，「逃命期」的開始。

這聲「發令槍」響起後，資本跑的方向只有一個：撤出中國，轉向對猶太社群更友善、或受川普保護的市場（例如印度、越南，甚至是您提到的阿根廷）。

中國小看了猶太人在金融界的深根蒂固的巨大影響力。這聲「發令槍」一響，中國面對的不僅是川普的關稅，還有全球最頂尖金融家族的集體抵制。

斷掉中國科學技術的後路

以色列是中國獲取西方高端軍事與民用技術的重要轉手站（特別是在晶片設計、農業科技和軍事電子設備）。

全面封鎖：一旦列入「反猶國家」，以色列將在法律上，禁止所有技術轉讓。

美國連動：以色列的這項指控，會立刻引發美國國會的連動，推動更激進的 《反猶太意識法案》衍生制裁，將所有與中國軍方有關的企業列入黑名單。

矽谷的連鎖反應： 矽谷大量的頂尖創投與技術架構師，具有猶太背景。以色列的這項指控，會讓美中科技戰從「政府間的競爭」轉化為「民間人才與資本的自發性抵制」。這對中國想要突破晶片與 AI 瓶頸的目標，無異是巨大災難。

中國正面臨「全方位信用破產」

中國政府可能習慣了，在國內或是對東南亞國家進行施壓，但他們忘了，猶太社群是一個「跨越國界、掌握全球命脈」的精密網絡。

2026 年4月25日之後，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身份，不再只是「競爭對手」，而被定位成了「文明的威脅」。

中國真的太小看了以色列。以為靠著提供點軍援給伊朗，就能左右大局，卻沒想到引發了全球猶太資本的集體反擊。

這場「霸凌」以色列的後果，將會讓中國在即將到來的5月川習會中，失去所有可以交易的籌碼。因為即便川普想談，他背後的金融勢力與以色列盟友，也不會允許他對一個「反猶主義國家」，輕易寬貸。

 

※作者從事醫療業

矢板明夫：台灣的外交，就像柳枝

矢板明夫  X 
@Yaita_Akio · May 2, 2026

今天，賴清德總統成功出訪史瓦帝尼。這趟行程的價值，不僅在於訪問本身，更在於它背後的一場攻防。

出發前，傳出航線受阻、行程延宕。對台灣而言，這是熟悉的壓力測試。北京試圖透過各種方式，縮小台灣的外交空間。這一次也不例外。

台灣沒有被攔住。這讓人想到一個比喻：台灣的外交，就像柳枝。風來時會彎，但不會斷，等風一過，又會回到原來的位置。這種韌性，不是口號，而是在一次次壓力中被證明出來的。

這一輪台灣與中國的攻防，結果應該出乎北京的預期。原本想透過壓力讓台灣「走不出去」，最後卻讓整個過程被放大檢視。不僅沒有成功封鎖台灣，反而引來更多質疑與反感。在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一場「用力過猛」的失算。

台灣為什麼能撐過這一關？原因很簡單，但很關鍵。

第一，是「正當性」。當一方試圖用政治壓力干預基本的國際運作，另一方只是在進行正常交流時，誰站得住腳，國際社會看得很清楚。這不是誰聲音大，而是誰站在規則的一邊。

第二，是外部支持。近年來，美國與日本對台灣的態度愈來愈明確。不論是政策文件、國會決議，或政治人物的公開發言，都在傳遞一個訊號：台灣不應被排除在國際社會之外。當這樣的氛圍形成時，任何單方面的打壓，都會面臨更大的阻力。所謂「得道多助」，在這裡並不是抽象的道德，而是具體的國際現實。

第三，是台灣自己的態度。沒有高調對抗，也沒有情緒反應，而是在壓力之下持續推進，調整路線、重新安排，最後完成任務。這背後，是一整個外交體系的運作，許多暗中的協調與努力。

這三個因素交織在一起，促成了這次的訪問，並呈現一個清楚的結論：台灣的外交空間，不是可以被隨意壓縮的。

這樣的台灣，值得鼓掌。

宴會與墨西哥捲餅——對美國政治暴力的反思

舞廳裡擠滿了穿著正式禮服的記者。春季豌豆配布拉塔起司沙拉剛剛端上桌。一名魔術師正在為總統以及主桌的賓客表演讀心術。槍聲突然響起。出席者起初並沒有反應，直到特勤局特工開始行動，他們才意識到發生了什麼。第一夫人的臉上出現了震驚的神情。總統轉向她，彷彿希望在面對永恆之前最後看到的就是她。

转自 Sasha Gong

【龚小夏按：這是Real Clear Politics刊載的一篇描述和分析美國政治暴力的文章。文筆生動幽默同時對美國現狀進行深刻反思，可惜文章不適合廣播朗誦。在這裏為大家送上譯文和英文原文。】

《宴會與墨西哥捲餅》

作者：本傑明·布拉多克

關於週六的刺殺未遂事件

舞廳裡擠滿了穿著正式禮服的記者。春季豌豆配布拉塔起司沙拉剛剛端上桌。一名魔術師正在為總統以及主桌的賓客表演讀心術。槍聲突然響起。出席者起初並沒有反應，直到特勤局特工開始行動，他們才意識到發生了什麼。第一夫人的臉上出現了震驚的神情。總統轉向她，彷彿希望在面對永恆之前最後看到的就是她。

在外面的走廊裡，槍手被撲倒。警員把他剝到只剩短褲，以檢查是否藏有武器或傷口。總統迅速發布了一張槍手俯臥在地、雙手被反綁的照片。隨後執法人員用一條麥拉應急毯將他包裹起來，這張裹著鋁箔的照片迅速在媒體上傳播。

過了一會兒，川普總統走進白宮記者簡報室，身邊站著副總統、司法部長、戰爭部長、國務卿以及聯邦調查局局長。他們都沒有換衣服，下面的記者也一樣。整個房間既像一場國家活動，又像一齣服裝戲。CNN主播凱特蘭·柯林斯，一直在公開場合與總統對立，這一次卻以罕見的真誠人性提問。她穿著晚禮服坐在前排，看起來十分動人。

這起事件被視為對川普總統數次可信刺殺企圖中的最新一次，但科爾·托馬斯·艾倫原本計劃於當晚8點40分寄給家人的宣言中，將整個政府團隊列為目標。因此，簡報室中總統與幕僚並肩而立的畫面，不再像王子身邊的隨從，而更像一群並肩作戰的戰士——在同一場戰鬥中倖存，肩並肩站立。命運似乎帶著一絲詩意，讓這些人在關鍵時刻仍穿著黑領結晚禮服。

當晚的影像一幕接一幕。史蒂芬·米勒用自己的身體保護懷孕的妻子。皮特·赫格塞思像獵豹一樣沿著房間邊緣移動。馬可·魯比奧與妻子在西翼外等待。邁克爾·格蘭茨仍坐在原位繼續吃沙拉。Getty Images攝影師安迪·哈尼克，一手拿相機，一手拿波本酒，冷靜地拍攝。

這些畫面呈現的是男性面對暴力時的整套原始反應，在晚禮服中即時展現，呈現在一群長期否認這種現象存在的媒體人面前。這些人並不是在當下決定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在槍火之中，他們只是成為他們一直以來的那種人。

至於艾倫，他原本想成為羅馬的布魯圖斯，卻只成了一個墨西哥的捲餅。

第二部分

加州理工學院，2013至2017年。機械工程。基督徒團契。Nerf俱樂部。

艾倫是一種典型的美國人類型，尤其常見於像加州理工這樣的頂尖理工院校：天賦出眾、社交笨拙、極度真誠。他能進入噴射推進實驗室實習，或在加州理工擔任助教，並不令人意外。但助教職位結束，實習也沒有轉為正式工作。像他這一代的許多人一樣，一個原本充滿希望的起點逐漸消散為一種迷失。

到2025年，離開加州理工八年後，他自費在加州州立大學多明格斯山分校取得電腦科學碩士學位。對一名加州理工機械工程師而言，三十歲回到州立大學攻讀電腦科學碩士，明顯意味著某些事情出了問題。他的日常工作是在C2教育機構任教——一個設在購物中心的補習連鎖——教洛杉磯家長的孩子考出他曾經考出的成績，走向他曾經走過的學校，通往他曾經未能完成的道路。

他以為自己會得到的東西與實際到來的東西之間的落差，成為其他東西進入的空間。進入其中的是宗教。

一個世俗人生軌跡明顯失敗的人，往往會讓宗教使命變得全面而極端。學歷體系曾承諾給予意義，但最終沒有兌現。而被扭曲的社會福音，則提供了一種不需要制度認可的意義。

他以為自己在進行一場聖禮，但實際上他是在重演一場宴會——人類暴力的核心社會技術。

第三部分

華盛頓的運作建立在模仿性競爭之上。政客、記者、說客以及幕僚，全都渴望相同的稀缺資源——接近權力的機會、地位以及與權力的距離。這種競爭的強度，正是這座城市存在的根本原因。在古代社會中，這種未經調控的競爭會導致人人對抗人人的暴力局面。為了防止這一點，社會發展出各種儀式。

白宮記者晚宴，在人類學意義上，是一種儀式性的容器。這是一場每年一次的宴會，媒體與行政權力在此共同進餐，並進行一場吐槽——一種儀式化的嘲諷形式，將模仿性競爭轉化為戲劇性的娛樂。吐槽是一種古老的機制，用來提醒國王他也是凡人，同時也提醒廷臣們，他們並不高於國王之上。這是一個安全閥，理論上讓華盛頓的模仿性壓力以儀式形式釋放，而不是轉化為實際暴力。

然而，這一儀式在某個時候已經失靈。星期六晚坐在主桌的總統，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從未參加過這類晚宴。在這段時間裡，媒體用一種任何吐槽都無法消化的語言來描述他——威權主義者、希特勒、美國歷史上最危險的人。原本作為安全閥的機制，反而變成了每年一次集中釋放仇恨的場所。這種壓力必須流向某個地方。它流向了科爾·艾倫——他從產生這種壓力的媒體中吸收了它，然後諷刺性地把它帶回了他們自己的舞會。

吉拉爾對於這種崩壞宴會最著名的解讀，來自《馬可福音》中施洗約翰之死的故事。希律王正在宴請群臣，當著眾人的面向一位跳舞的少女作出輕率的承諾。少女跑去問她的母親該要求什麼。母親告訴她：要施洗約翰的頭，裝在盤子裡。少女返回，立刻提出這個要求。（《馬可福音》的希臘文特別強調了這一動作的迅速。）希律王因為在眾人面前立下誓言而進退兩難，為了避免顏面受損，他下令殺死先知。頭顱在宴席上被呈上。人群在象徵意義上吞食了這位先知，整個房間因他的血而恢復一致。

吉拉爾的觀點是，這名少女並不是暴力的主體。她只是媒介。真正的殺意屬於整個房間。她從母親那裡吸收了這種慾望，並透過自身將其加速傳遞給希律王，而希律王之所以執行這一行動，是因為整個房間都在要求它。這名少女是一張空白的慾望載體。她沒有自己的慾望。她只是讓宴會轉化為暴力的通道。

科爾·托馬斯·艾倫，就是白宮記者晚宴中的那名跳舞少女。他所吸收慾望的人群，是更廣泛的美國自由派話語圈：包括《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紐約客》、MSNBC、《Pod Save America》節目、週日政論節目、高端播客、後福音派神學圈，以及民主黨的民選官員——他們在過去十年間不斷強化一個命題：總統是一個企圖成為獨裁者的人，他的運動對國家靈魂構成威脅。而在最近幾個月裡，總統自身陣營中的一部分前支持者也開始採用類似陰暗的語言，例如塔克·卡爾森在幾週前暗示總統可能是敵基督。其他前支持者如今則聲稱總統危險、犯下戰爭罪，並必須以非常手段加以阻止。

所有這些敘事都被艾倫吸收，他的宣言幾乎逐字複製了這些說法：「在拘留營中被強暴的人、未經審判被處決的漁民、被炸死的學生、被餓死的孩子、以及被這個政府中的眾多罪犯虐待的少女。」古老的宴會需要吞食一個受害者。群體圍繞著替罪羊的屍體聚集，並在象徵上或實際上進行吞食，以內化彼此的和解。這種和平既是真實的，又是虛假的，兩者同時存在。整個房間因鮮血而達成一致。而這血是無辜的。整個房間拒絕承認這份無辜，然後心滿意足地各自離去。

第四部分

聖餐（聖體）將這一機制反轉運行。基督自願奉獻自己。群體所領受的，不是被憤怒人群殺害的受害者，而是對暴力的徹底拒絕——也就是基督本身。聖餐的宴席揭示了迫害群體的罪責以及受害者的無辜。它打破了這種迷惑。

科爾·艾倫所進行的，是一場披著基督教外衣的古老宴會。他所接受的教理，在過去五十年間，逐步從主流新教中剝離了聖餐的核心內容，同時保留並強化了獻祭的衝動。在他所吸收的版本中，基督徒的道德生活已不再是效法基督，而是主動介入對抗壓迫，代表被壓迫者行動，必要時甚至訴諸暴力。所提供的模仿對象，不再是基督，而是那位在宴席上端上頭顱的行刑者，並宣稱這一切是為了上帝的國度。

帶著這一區分去閱讀那份宣言，其結構就變得清晰可見。艾倫被提供的是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但他以這並不適用於自己為由拒絕了它。「我不是在拘留營中被強暴的人。我不是那個未經審判就被處決的漁民。」在他的教理之中，基督徒並不需要承擔競技場中殉道者那種自我犧牲的姿態，因為基督徒本身並沒有在受苦。基督徒的角色，是替那些正在受苦的人行動。因此，在這套2026年的教理中，基督徒可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十字架，而是刀劍——為了讓他人不必承受十字架而動用。

在基督教出現之前的政治共同體，是圍繞著為群體利益而犧牲受害者而組織的；而基督教革命的發現，在於認識到受害者是無辜的，並且群體透過他們的鮮血達成和解是一種謊言。那些對艾倫進行教導的主流教派，保留了正義、壓迫、共謀與犧牲的語彙，卻失去了「自願受害者」這一概念。如今它們所產生的，正是古老宴會一直以來所產生的東西：一個透過某個被認定為障礙的人之血而達成和解的群體。

當教理所要求的血，變成美國總統的血時，艾倫就是這條生產線最終產出的結果。對他進行教導的這條管道，給了他一個目標，也給了他一種使命。吉拉爾早已理解，現代世界中最危險的宗教情感形式，是那種保留了基督教的道德嚴肅性，卻拋棄了賦予其內容的「自願受害者」啟示的形式。他稱之為在正義名義掩護之下對無辜者的迫害。這正是披著基督教外衣回歸的前基督教獻祭機制，而艾倫則是其在美國的具體體現。

第五部分

在他的宣言中，在列舉完政治不滿、經文論證，以及對家人、同事與學生的道歉之後，艾倫轉而長篇詳細地抱怨希爾頓酒店的安保措施。他原本預期會有金屬探測器、監控設備，以及在每個轉角都部署特工。但他實際遇到的卻是什麼都沒有，這一點讓他極為憤怒。

他最後寫道：「如果我是一名伊朗特工，而不是一個美國公民，我完全可以帶著一挺該死的M2重機槍進來，卻沒有人會注意到。」這段抱怨被表述為一種半帶愛國意味的關切，指責特勤局的無能。但實際上，它真正表達的是對這個世界的控訴——即使在他準備用槍強迫他人注意他的那一刻，這個世界依然沒有注意到他。

這名潛在的刺殺者，不僅希望透過行動被看見，還希望這種被看見的程度足以匹配他自認的重要性。他希望自己所需要突破的安保體系，應當配得上他這個人。事實是，他帶著一把霰彈槍、一把手槍以及多把刀具，在沒有受到酒店工作人員任何阻攔的情況下，一路通過，甚至走到了樓梯頂端的金屬探測器前——這對他而言成為最後一種宇宙性的侮辱。這個體系甚至沒有認真到要試圖阻止他。

他的束縛是徹底的。他在試圖奪取他人注意的同時，卻依然被剝奪了被承認的可能。

第六部分

在過去六十年間，美國共和國經歷了四種模仿性的大規模暴力表現形式，而現在正開始進入第五種。

第一種始於達拉斯，延續至孟菲斯、洛杉磯、地下氣象組織的爆炸事件，以及史奎基·弗羅姆對傑拉爾德·福特的未遂槍擊。那是一個政治刺客與革命性小團體的時代。這一階段在1981年3月30日於同一間希爾頓酒店結束——當時欣克利為了引起女演員茱蒂·福斯特的注意而槍擊雷根，他是在1976年夏天觀看電影《計程車司機》15次後對她產生執念。欣克利標誌著這一形式的最終退化。整個國家將此視為那一時代的終章。然而在1986年，一名名叫派翠克·謝里爾的郵政員工走進奧克拉荷馬州埃德蒙的一個分揀中心，射殺了14名同事。

一個新的篇章開始了。

馬克·艾姆斯於2005年出版的《Going Postal》，是理解此後發生事情的關鍵著作。其核心論點是，郵政屠殺事件以及隨後出現的校園槍擊，在結構上與內戰前南方的奴隸起義是相同的。每一個公共恐怖階段，都對應著一個最近失去其儀式機制的制度領域。六十至七十年代是政治領域；在裁員、外包、去工業化，以及由麥肯錫主導對中層管理勞動結構的掏空時期，是職場；在科倫拜校園世代，是學校；在2010年代平台經濟之下，是公共空間；而現在，隨著艾倫在希爾頓酒店的行動，則是整個資格體系本身。

第七部分

星期六的刺殺未遂事件，與巴特勒以及猶他谷事件之間，存在一個尚未被清楚說明的差異。

巴特勒事件並沒有讓主流精英媒體感到恐慌。猶他谷事件讓他們稍微緊張了一下，但很快又回到了既有的敘事模式。聯合健康保險執行長布萊恩·湯普森被殺，在某些圈子裡甚至引發了公開的慶祝。當時的態度是：針對右翼的政治暴力，即使令人遺憾，也是可以理解的。《惡棍特工》、《一戰接一戰》——這些被視為對當前這類暴力的道德想像對應，這種暴力正在被預先合理化並被幻想。

當川普在巴特勒遭槍擊時，媒體在四十八小時內就將焦點轉向「那麼右翼的言論呢」。當查理·柯克被殺時，相關報導明顯缺乏媒體通常對其認為真正悲劇性死亡所投入的持續道德關注。這種敘事框架能夠吸納這些事件，是因為它將針對右翼的暴力視為某種可以理解、可以解釋的現象，而對於針對媒體本身的暴力，則無法如此處理。

星期六的事件本應符合這一框架。科爾·托馬斯·艾倫幾乎是為此量身打造的人物：受過良好教育、有宗教背景，並以對拘留營、挨餓的兒童以及受虐少女的人道關懷為動機。按照他自己的標準，他的推理方式正是好萊塢、媒體以及民主黨所宣稱的那種具有道德嚴肅性的公民應當採取的方式。他本該成為所有關於抵抗、良知、共謀與時代要求的社論中的理想主角。

當針對右翼的暴力發生在右翼活動現場時，這種暴力是可以被吸納的。也就是說，發生在別的地方時可以。但當暴力發生在華盛頓新聞界的「舞會」現場時，就無法被吸納了。艾倫將媒體長期建構的道德框架當真，並且徹底加以應用。當「川普就是希特勒，而支持他的人就是共犯」這一邏輯被一貫地推行時，媒體自身也被納入了範圍之內。媒體並不是在城市另一端與那些被他們稱為共犯的人分開用餐——他們是與這些人坐在同一張桌上。他們投票支持了「獵豹會吃臉黨」，然後一隻獵豹真的出現在他們舞會的走廊裡。

在那個宴會廳中的媒體階層，在威脅持續的那段時間裡，被迫與他們長期妖魔化的那些人處於同一處境。內閣官員與記者一起躲在同一張桌子下。在槍手的致命範圍之內，兩個群體之間的政治對立被一個簡單的物理事實暫時中止——他們都身處同一個殺傷半徑之中。曾經躲在同一張桌子下、穿著同樣的服裝、經歷同一次襲擊並倖存下來的這一事實，將以某種有趣的方式影響未來數年的華盛頓政治。

刺殺未遂事件後的星期一下午，在白宮南草坪的蜂箱旁，總統攤開手掌，一隻蜜蜂停在他赤裸的掌心。英國國王俯身觀看，王后站在一旁，第一夫人將手平貼在胸前。蜜蜂靜靜地停在總統掌心中央。

蜜蜂沒有螫他。

那種在本能之中能夠轉身避開子彈的鎮定，正是那種能夠托住蜜蜂的鎮定。兩者是同一種鎮定。

https://im1776.com/2026/04/29/the-banquet-and-the-burrito/

The Banquet and the Burrito

By Benjamin Braddock

On Saturday’s Assassination Attempt

The ballroom was full of journalists in formal wear. The burrata salad with spring peas had just been served. A magician was demonstrating a feat of mind-reading to the President and those seated with him at the head table. Gunshots rang out. It took a moment to register with the attendees, who only reacted when Secret Service agents sprang into action. A look of shock came over the face of the First Lady. The President looked over at her as if he wanted her to be the last thing he saw before eternity.

Outside, in the corridor, the gunman was tackled. Officers stripped him to his shorts to search for weapons and wounds. The President quickly posted a photo of the gunman face down on the floor, hands tied behind his back. Then law enforcement wrapped him in a Mylar emergency blanket, and the picture of him in the foil went out on the wires.

Some time later, President Trump walked into the press briefing room at the White House, flanked by his Vice-President, Attorney General, Secretary of War, Secretary of State, and Director of the FBI. They had not changed their clothes, nor had the press in front of them. The room was simultaneously a state event and a costume drama. CNN anchor Kaitlan Collins, who has long played the adversarial interlocutor in her public interactions with the President, asked a question, for the first time anyone could remember, with genuine humanity. She looked beautiful, sitting in her gown in the front row.

The event has been processed as the most recent of several credible assassination attempts against President Trump, but Cole Tomas Allen’s manifesto, scheduled to be sent to his family at 8:40 that evening, had named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in the plural as his targets. The image at the briefing room of the President flanked by his Men was therefore not that of a retinue around a prince but of a cohort, men who had survived the same battle, standing shoulder to shoulder in battle dress. It was a touch of poetry on the part of fate to have these men in black tie at the threshold moment. 

The images from the briefing room capped what was already a series of glittering images from across the evening. Stephen Miller using his own body to shield his pregnant wife. Pete Hegseth moving around the perimeter of the room like a leopard stalking a gazelle. Marco Rubio and his wife waiting outside the West Wing. Michael Glantz remaining seated, continuing to eat his salad. Andy Harnik of Getty Images, calmly snapping photos with his camera in one hand and a bourbon in the other. 

What the images caught was the entire pagan repertoire of male response to violence, performed in tuxedos, in real time, in front of a press class that has spent a generation denying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thing. None of these men decided in the moment what they were going to be. Each of them under fire was the kind of man he had been all along. 

As for Allen, he had wanted to be Brutus. He got to be a burrito.

II

Caltech 2013 to 2017.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 Christian Fellowship. The Nerf Club.

Allen is a recognizable American type, particularly at the better technical schools like Caltech. Gifted. Socially awkward. Intensely sincere. Not surprising that he landed an internship at the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or had a teaching assistantship at Caltech. But the assistantship ran out, and the JPL internship did not convert to a staff position. Like many men of his generation, a promising start petered out into a sort of listlessness. 

By 2025, eight years out of Caltech, he had paid for and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at Cal State Dominguez Hills, a working-class regional state school in the South Bay. A Caltech mechanical engineer who returns to Cal State for a CS master’s at thirty is a clear sign that something went wrong. His day job was working at C2 Education, a chain of strip-mall test prep centers, teaching the children of Los Angeles parents how to score the scores he had already scored, en route to the schools he had already attended, headed for the trajectory he had already failed to convert. 

The gap between what he thought he would get and what arrived is the gap into which something else was free to enter. What entered was the church.

The man whose secular trajectory has visibly failed is the man for whom religious vocation becomes totalizing. The credentialing system promised significance and did not deliver. The corrupted social gospel offers significance that does not require institutional ratification. 

He thought he was performing a sacrament. Instead, he was performing a banquet, the central social technology of human violence.

III

Washington runs on mimetic rivalry. Politicians, journalists, lobbyists, and staff all desire the same scarce resources to access, status, and proximity to power. The intensity of the rivalry is the entire reason the city exists. In archaic societies, this kind of unmanaged rivalry produces all-against-all violence. To prevent that, societies develop rituals.

The White House Correspondents’ Dinner is, anthropologically, a ritual container. It is a banquet at which the press and the executive eat together once a year and perform a roast—a ceremonial form of mockery that converts mimetic rivalry into theatrical entertainment. The roast is the ancient device by which the king is reminded that he is mortal and the courtiers are reminded that they are not above him. It is the safety valve by which the mimetic pressure of Washington is, in principle, allowed to discharge in ceremonial form rather than in actual violence. 

This ritual stopped working some time ago. The President at the head table on Saturday night had not attended one of these dinners during his first term. The press corps had spent the intervening decade describing him in vocabulary that no roast could metabolize—authoritarian, Hitler, the most dangerous man in American history. What had been the safety valve had become, instead, an annual concentration of the hatred it was supposed to discharge. The pressure had to go somewhere. It went to Cole Allen, who picked it up from the press that had been generating it and brought it back, ironically, to their version of prom. 

Girard’s most famous reading of a banquet that broke this way is the death of John the Baptist in the Gospel of Mark. Herod is hosting his court and makes a rash promise to a dancing girl in front of his assembled guests. The girl runs to her mother and asks what to demand. The mother tells her: the head of John the Baptist on a platter. The girl returns and hastens to ask immediately. (Mark’s Greek is emphatic about the speed). Herod, trapped by his oath in front of the court, kills the prophet to avoid losing face. The head is delivered at the feast. The crowd consumes the prophet symbolically, and the room is reconciled by his blood. 

Girard’s point is that the girl is not the agent of the violence. She is the medium. The murderous desire belongs to the room. She absorbs it from her mother and accelerates it through herself onto Herod, who executes the act because the room demands it. The girl is a blank slate of desire. She has nothing of her own. She is the channel through which the banquet becomes violence. 

Cole Tomas Allen was the dancing girl of the WHCA banquet. The crowd he absorbed the desire from was the broader crowd of liberal American discourse: the New York Times, The Atlantic, The New Yorker, MSNBC, Pod Save America, the Sunday programs, the prestige podcasts, the post-evangelical theological circuit, and the elected official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who have spent the last decade hammering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President is an aspiring dictator whose movement constitutes a threat to the soul of the nation. And, in the last several months, a growing portion of the President’s own former coalition has picked up similarly ominous lines of rhetoric, like Tucker Carlson, who a few weeks ago intimated that the President may be the Antichrist. Other former supporters now claim that the President is dangerous, engaged in war crimes, and must be stopped by extraordinary means. 

These narratives were all absorbed by Allen, whose manifesto reproduces them verbatim: “the person raped in a detention camp, the fisherman executed without trial, the schoolkid blown up, the child starved, the teenage girl abused by the many criminals in this administration.” The archaic banquet consumes a victim. The community gathers around the corpse of the scapegoat and eats, symbolically or literally, to internalize their reconciliation. The peace is real and fraudulent, both at once. The room is reconciled by the blood. The blood was innocent. The room does not countenance this innocence and goes home satisfied.

IV

The Eucharist runs the mechanism backward. Christ offers himself willingly. The community does not consume a victim murdered by an angry mob. The community consumes the total refusal of violence, which is Christ. The Eucharistic banquet exposes the guilt of the persecuting crowd and the innocence of the victim. It breaks the spell. 

Cole Allen was performing the archaic banquet in Christian drag. The catechism that taught him has spent 50 years progressively stripping the Eucharistic content from mainline Protestantism while preserving and intensifying the sacrificial impulse. The Christian moral life, in the version he absorbed, is no longer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but the active intervention against oppression on behalf of the oppressed, by violence if necessary. The imitation on offer is the imitation of the executioner who serves the head at the feast and claims he has done it for the kingdom of God. 

Read the manifesto with this distinction in mind, and the architecture becomes legible. Allen is offered the imitatio Christi, but he refuses it on the grounds that it does not apply to him. I am not the person raped in a detention camp. I am not the fisherman executed without trial. The Christian, in his catechism, is not bound to the martyr-in-the-coliseum posture of self-sacrifice because the Christian is not personally suffering. The Christian’s role is to act on behalf of those who are. The role available to the Christian in 2026, in this catechism, is therefore not the cross but the sword, deployed so that others will not have to bear the cross. 

The pre-Christian polity organized itself around the sacrifice of victims for the good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Christian revolution was the discovery that the victims were innocent and that the community’s reconciliation through their blood was a lie. The mainline denominations that catechized Allen retained the vocabulary of justice, oppression, complicity, and sacrifice, but lost the idea of the willing victim. What they produce now is what the archaic banquet has always produced: a community reconciled by the blood of someone they have decided is the obstacle. 

Allen is what comes out the other end of the production line when the blood the catechism demands is the blood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pipeline that catechized him hands him a target and a vocation. Girard understood that the modern world’s most dangerous form of religious feeling was the form that had retained the moral seriousness of Christianity while abandoning the willing-victim revelation that gave Christianity its content. He called this the persecution of the innocent under the cover of justice. It is the pre-Christian sacrificial mechanism returned in Christian costume, with Allen being its American instance.

V

In his manifesto, after the political grievances, scriptural reasoning, and apologies to family,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Allen pivots to a long, detailed complaint about security at the Hilton. He had expected metal detectors, surveillance, and agents at every bend. He encountered nothing, a fact he is furious about. 

He concludes with the line: “If I were an Iranian agent, instead of an American citizen, I could have brought a damn Ma Deuce in here and no one would have noticed.” The complaint is presented as a semi-patriotic concern about Secret Service incompetence. But what it really is is the complaint that the world failed to notice him even at the moment he was preparing to force their noticing at gunpoint.

The aspiring assassin does not only want to be witnessed by the act, but for the witnessing to be adequate to his significance. He wants the security he had to defeat to have been worthy of what he is. The fact that he walked through with a shotgun, a pistol, and multiple knives, unchallenged by hotel staff, and made it to the metal detector at the top of the staircase is a final cosmic insult. The system did not even take him seriously enough to try to stop him.

His bondage is total. His recognition is denied even as he is trying to seize it.

VI

The American republic has, in the last sixty years, run through four mimetic manifestations of mass violence and is now starting the fifth.

The first ran from Dallas through Memphis, Los Angeles, the Weather Underground bombings, and Squeaky Fromme misfiring at Gerald Ford. Political assassins. Revolutionary cells. It ended at this same Hilton on March 30, 1981, when Hinckley shot Reagan to impress the actress Jodie Foster, who he became obsessed with after watching the movie Taxi Driver 15 times in the summer of 1976. Hinckley was the form’s ultimate degeneration. The country read it as the final act of that chapter. But in 1986, a postal worker named Patrick Sherrill walked into a sorting facility in Edmond, Oklahoma, and shot fourteen of his coworkers. 

A new chapter began. 

Mark Ames’s Going Postal, published in 2005, is the indispensable text on what happened next. Its central argument is that the postal massacres and the school shootings that followed are structurally identical to the slave revolts of the antebellum South. Each phase of public terror corresponded to which institution had most recently been stripped of its rituals. Politics in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The workplace in the age of downsizing, offshoring,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McKinsey-led hollowing out of the middle managerial labor categories. The school in the Columbine generation. The public square under the platform economy of the 2010s. And now, with Allen at the Hilton, the credential pipeline itself.

VII

There is a way Saturday’s assassination attempt differs from Butler’s and Utah Valley’s that has not yet been clearly stated.

Butler did not freak out the prestige press. Utah Valley freaked them out a little, but they soon reverted to form. The murder of UnitedHealthcare CEO Brian Thompson produced, in some quarters, open celebration. The attitude was that political violence directed against the Right was, if regrettable, understandable. Inglourious Basterds, One Battle After Another—these are the imagined moral analogs to the kind of violence that is being pre-justified and fantasized about. 

When Trump was shot in Butler, the press pivoted within forty-eight hours to what about the rhetoric on the right. When Charlie Kirk was killed, the coverage was characterized by a notable absence of the sustained moral attention the press devotes to deaths it considers genuinely tragic. The frame absorbed each of these events by treating violence against the right as intelligible and explicable in a way that violence against the press itself would not be.

Saturday should have fit the frame. Cole Tomas Allen was perfect for it. Educated, religious, motivated by humanitarian concerns about detention camps, starved children, and abused girls. He was reasoning, by his own lights, exactly as Hollywood, media,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said the morally serious citizen ought to reason. He was the ideal protagonist of every editorial that had been written about resistance, conscience, complicity, and the demands of the moment. 

Violence against the Right could be absorbed when it was happening at right-wing events. That is to say, elsewhere. It cannot be absorbed when the violence is happening at the Washington press corps version of prom. Allen had taken the moral framework the press had been generating seriously enough to apply it consistently. Consistent application of Trump is Hitler and the people enabling him are collaborators puts the press class itself in scope. The press was not eating dinner across town from the people they had been calling collaborators. They were eating dinner with them. They had voted for the Leopards Eating Faces Party, and then a leopard appeared in the hallway of their prom. 

The press class in that ballroom was,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threat, physically bound to the men they had long demonized. Cabinet officials and reporters were under the same tables. The political op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uspended for the length of the attempt by the simple physical fact that both groups were inside the kill radius of the gunman. The physical fact of having been under the same tables, in the same costume, surviving the same attempt, is going to influence the next several years of Washington politics in interesting ways. 

***

On the Monday afternoon after the assassination attempt, on the South Lawn, at the beehive the White House keeps, the President opened his hand and held a bee in his bare palm. The King of England leaned in to see. The Queen watched from beside him. The First Lady pressed her hand flat against her chest. The bee sat in the center of the President’s palm.

It did not sting him. 

The composure that preternaturally turns to miss the bullet is the composure that holds the bee. They are the same composure.

Ben Braddock is the Editor-in-Chief at IM—1776. He can be followed @GraduatedBen.

林保華：反美還要見川普 鄭麗文意欲何在？

文/林保華
Newtalk新聞 2026年5月1日週五

國民黨內部的鬥爭，最後都聚焦在內外兩點：內是要不要抗共保中華民國台灣？外是要抗共親美，還是舔共反美？

官字兩張口，一個人可以靠兩張嘴巴說不同的話，翻雲覆雨，面面俱到來掩飾自己的真正主張。但是面對台灣軍購案，因為戰爭是政治鬥爭的最高形式，你贊成投入多少錢，就不能同時主張高低兩個數字。對內，他們可以玩弄行政院玩數字遊戲；對外，面對美國，需要真正的數字，不可能永遠「N」下去，真相總要暴露。因此他們雖然一直要掩蓋反美的本質，最終還是要暴露出來。

國民黨的老政治人物，多為老油條，又與美國有長遠的友好關係，他們要翻臉，有許多顧忌，但是年輕一輩，沒有這個包袱，而且現在出人頭地，以為他們主宰世界的機會到來了，因此在這方面就衝在第一線。因此最年輕的副主席蕭旭岑首先說出藐視美國的「只比科長大一點點」的話。即令這是在馬英九辦公室耳聞目染的觀念，但是馬英九不會說出來，馬英九反美時也是吞吞吐吐，不讓你輕易抓到把柄，但是蕭旭岑就衝口而出。

到了現任國民黨文傳會主任委員尹乃菁，雖然出身記者、政治評論員，應該更會選字用詞，但因為與國民黨高官有私情蜜意，也被灌輸不少反美意識，因此從她嘴裡說出來的，比蕭旭岑更加不堪，什麼「美國走狗」，「CIA 走狗」都說出來了。這是與美國徹底翻臉。

國民黨副主席中，李乾龍是老油條，張榮恭是膽小怕事老政客，這種話自然不會說，季麟連是軍人，應該直話直說，但是國軍與美軍有長期友誼關係，所以他沒有直挑美國，而是指向反對N數而支持較高水準的軍購案的立法院長韓國瑜，要他滾出國民黨，以製造寒蟬效應。戰鬥藍的趙少康指他背後有黑手，但沒有點名是誰；而我估計黑手就是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本人。鄭麗文身為主席，要假中立，何況她要訪問美國，在台灣就和美國鬧翻，那不是要走洪秀柱的路，洪秀柱那時也沒有現在的氣勢那樣囂張。由於黨內對季麟連暗影激烈，鄭麗文只好出來緩頰，不問是非，不了了之。

支持鄭麗文軍購案的國民黨立法委員只有19個，看來不容易通過。而立法院體制外的盧秀燕、侯友宜以不同方式表態或沉默。下一步會怎麼走，由國民黨自己選擇。看來公道伯王金平要出來充當和事佬。

而鄭麗文為了給自己訪美製造難題，聲稱要見美國總統川普。川普會隨便見一

個人嗎？尤其是這位反對美國政策的人！以台灣目前的處境，鄭麗文提出這個要求，起碼反映了她的幼稚、無知。這樣，她是否有藉口不去美國，徹底充當中共幫兇？如果去了，她要和美國談什麼？代表習近平與美國吵架，美國會批准她入境嗎？如果要表示親美，是不是變成尹乃菁所說的「CIA的走狗」？那怎麼辦，把鄭主席開除出黨？鄭麗文把自己丟進自己所設的陷阱裡。

鄭麗文還是好好的和 AIT 駐台灣辦事處研究如何讓行政院專業制訂的軍購特別條例過關，再去美國談談如何恢復和美國的傳統友誼，在開除黨內的反美分子，讓他們到中國去加入中國共產黨或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正言順做共產黨的尾巴黨。如果認為見了習近平和川普就可以得到諾貝爾和平獎，搶了馬英九的風頭，那就不如回家睡覺去做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