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4日星期一

陶傑:中國為甚麼陷入了瓶頸,而不是拐點?

 BY  CUP 2022年7月4日

英女王慶祝白金登基大慶,民眾歡欣。但也有極左思潮,質問在貧富懸殊的今日世界,英女王及其子女,為何不必工作,可以坐享特權與財富?

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舊有觀點,一百多年前,清末民初,大量的中國讀書人也有此一問。

然而,英國皇室為國家帶來每年 70 億英鎊的無形收益,這些旅遊和紀念品的消費,最終卻是用來津貼失業救濟金。

今日的香港,西九故宮文物展覽,康熙雍正的帝王龍袍,吸引大量香港老百姓參觀:但珍寶海鮮舫則被某些「學者」指為象徵帝皇畫舫的享受,兼有東方獵奇色彩,堆砌而庸俗,應該拆毀。

中國人對於所謂「封建」,在百年前的左傾知識分子扭曲之下,一直一知半解。相對於一個帝皇中央極權,「封建」其實就是引入多元股東,分封眾建,令權力下放地方,是一種精英的民主。

但是先要有分裂,才有分封;一旦「大一統」,皇帝一人專權,連宰相也可以廢除,則也無從「封建」。

中國的封建制度,據說始於商朝,到西周時期才稱得上成熟完備。

周文王有五位賢臣幫助他建立國家,因此周文王的「天命」不是屬於他個人的,而是集體的。

周武王時代得十賢臣輔助,幫助周武王擊敗了商朝。「封建」的基本定義,就是名正言順,天命不是降給一個獨裁者所有,一個朝廷,必定是一家公司,公司要有股東,要有 CEO,皇朝的合法性有條件,必須為老百姓接受。而封建制度,就是令賢臣或皇親維持精英分治的理性制衡,在皇帝與百姓之間,多了一層緩衝。

封建制度衍生貴族,貴族擁有土地,這是事實,但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無論巴洛克建築、佛羅倫斯的藝術、今日巴黎的凡爾賽宮,就是帝皇貴族僱用藝術家、建築師留下來的文化成就。

帝皇可以奢侈,可以成為昏君和暴君,但往往卻是在貴族處於勢弱、無法制衡帝皇的時候。封建制度出問題,主要不是在貴族,而在於封建無法制衡中央的君主,是皇帝出了問題,不是地方貴族出問題。

當然,周朝要維持總公司和地方分公司間的關係,靠的是感情,大量分封的諸侯,都是兄弟叔伯親戚。封建也會有毛病,諸侯之間會出現利益衝突,中國地理資源分配不均,東邊是糧倉,西南多高山,西北土地貧脊,分封的皇親國戚,會因為自己分到的不是肥豬肉,其後代終有一天,會向擁有豐富資源的另一塊封建領地發動侵略。

中國的封建,與歐洲不同,主要是地理資源分佈不平均。人性總會貪圖利益,貴族的後代也逐漸奢靡腐化,於是中國改朝換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由春秋到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都是同一個道理。

但是,軍閥和貴族之間舉戰,在歐洲,是小國之間自己的戰爭,很少傷及平民。他們僱用軍隊,也不會在民間拉壯丁,因為貴族本身是武士,而普通農民缺乏訓練、武器裝備,戰鬥力低下。

中國的春秋戰國和軍閥混戰,比起歐洲千百年來貴族之間的戰爭,很不人道,對人命價值缺乏起碼的認知和尊重。其中的原因,就是歐洲始終有兩千年的基督教信仰,即使在今日科技時代,無神論逐漸成為主流,但是與古希臘時代的理性思考銜接(蘇格拉底講道的時候,耶穌未有出生,歐洲還未有天主教)。

中國在這兩方面皆缺失,統治者通常「視人命如草芥」,「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在物質基建方面,手提電話和高速鐵路的硬件現代化(Modernisation)可以有「驕人成就」,心靈和精神的現代性(Modernity)無從建立,又豈是偶然?

正如溫家寶離職前說的: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改革的成果也會失去。沒有後者,前者的 GDP 數字,經這兩年證明,也只是沙堆砌成的高樓大廈。

蘇暁康:摸著石頭過海——近三十年中國面對海洋的窘迫

鄧小平有句名言"摸著石頭過河",是他的「改革開放」思路,我改一個字,用來歸納這三十年中國的一種例外,即它從封閉、落後,走向發達、富裕,卻維持了一黨專制,甚至可以說,中共創造了一種經濟開放條件下的升級版的專制體制。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後來的冷戰之後的一個例外,是一條跟俄國和東歐不同的道路,也是對歐美所提倡的民主體制的一種挑戰。

一、差一點翻船

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實行"對外開放",但他並沒有什麽海洋意識,他最大的想象力是"開放沿海城市",在1980年最開始還只敢開放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特區,黨內保守集團陳雲等人還反對他。鄧小平這一步,跟一百四十年前清朝政府被英國軍艦轟開廣東的通商口岸相比,差得並不算太遠。
鄧小平提拔趙紫陽當總理,負責對外開放,而趙紫陽也不過是借鑒"亞洲四小龍"六、七十年代的現成經驗,搞"來料加工",他自己創造了一個說法,"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也就是原料、市場都是外國的,中國只出廉價勞動力,而這正是中國"經濟奇跡"的訣竅,所以有人說,趙紫陽才是"改革總設計師"。
1984年鄧小平膽子大了一點,他讓谷牧一口氣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不出五年發生了天安門屠殺,這個進程就停下來了,執行鄧小平開放政策的趙紫陽下台,鄧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他面對"六四"和"六四"以後的蘇聯解體,用了八個字﹕"韜光養晦,絕不當頭"。
這裏發生了幾個問題:
1、今天人們都說,"廉價勞動力"讓中共占了大便宜,是它的"改革紅利",但是中共從那個時候起,必須扔掉"社會主義"和"馬克思"這兩個東西,才能使用"廉價勞動力"。所以鄧小平、趙紫陽"摸著石頭過海",摸到的第一塊石頭,就是資本主義,而且必須配套低工資、低勞保、低人權,以及大量產業工人下崗、失業,才能維持"廉價"優勢。這第一塊石頭,就埋下了日後中國發生貧富迸裂、社會對立、道德滑坡的深刻危機。鄧小平結束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卻制造了另一場新的階級對立。
2、趙紫陽後來在回憶錄裏說,當時陳雲重讀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把他叫去訓話,說"特區"等於四十年代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租界",引進外國資本很危險。陳雲看上去很迂腐,可是他當年擔心的,就是今天中共肆無忌憚泛濫的腐敗;但很諷刺的是,最腐敗的集團和階層,正是他們自己的子弟,也就是今天在中國占有了二百個行業的二百個權貴家族,而就是陳雲主張由他們來接共產黨的班。
3、鄧小平最缺乏想象力的地方,是想不到經濟開放必定帶來社會、政治、文化的開放,也必定出現思想活躍、政治異議、示威抗爭。結果不出十年,天安門學潮爆發,中共不僅沒有應對大規模街頭抗議的絲毫經驗,甚至沒有非殺傷性的防暴武器,只好調動野戰軍攻進首都沿街大屠殺。從此這個政權就失去了合法性,必須永遠壓制對它的任何非議,所以很難講,「開放」對中共是一件好事。

二、跳海

六四鎮壓,對中共來說是一個意外,它向西方大開國門、大舉引進外資,瘋狂地把中國變成一座世界大工廠。所以我說它是"跳海"。
到1992年,鄧小平發動第二次改革,我發現他的政策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鄧小平忽然說了一句話:"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因為蘇聯垮掉了,以前它對中國是最大的威脅。那時中國的導彈都對著北方,軍事部署也是對付北方的。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與幾千年的格局沒有什麼大變化﹕威脅來自北方,目光還是對著北方;對東面的太平洋,沒有、也不想有什麼作為。蘇聯垮台,態勢變了,中國的導彈不再對北方了,也開始提出要"走向大洋練兵",想有遠洋海軍,也想去買蘇聯的航空母艦,但蘇聯沒有賣給它。
其實,真實的原因,還是因為六四屠殺,鄧小平對楊尚昆、江澤民說,你們把經濟搞上去,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他們就會忘記天安門;他也對李光耀說過:殺二十萬人,穩定二十年。接替趙紫陽的朱镕基,不惜一切代價加入WTO,又任憑"圈地"賣地、國企"斷奶"私有化,都是為外資進入而"改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是更徹底地拋棄"社會主義",教育、醫療、住房三波"商品化",國內老百姓稱為"新三座大山"——民間有諺雲:"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二老逼瘋,醫改是要提前給你送終!"最後落實到中國外匯儲備達658億(2005年),以及三十萬個"身價千萬的富豪",只占總人口的0.023%。
所以鄧小平把中國經濟搞上去,獲益的只是西方國家和中國的極少數人,百分九十的中國老百姓,只能算將將獲得溫飽,而西北地區和閉塞山區依然是窮鄉僻壤;不僅如此,數千萬至上億的農民工進城,形成"北上廣"等幾個畸形都市圈,而廣大農村被拋棄,急劇地荒蕪和破敗,令中國城鄉二元對立更趨惡化。
另外還有一個可怕的代價,就是"世界工廠"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大垃圾場,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斷流枯竭,三分之一的國土被酸雨汙染,四億城市居民生活在重度汙染的霧霾底下;中國出現一個"毛派",喊出了抗戰時期的一個口號:"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鄧小平 "摸著石頭過海",最初想過代價問題嗎?
到了這個時候,中國自然資源的枯竭,才變成它走向海洋、進軍全球的需要。《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之一王小東,後來又寫了一本《中國不高興》,歸納了幾點:一是,中國"廉價勞動力"優勢,在國際分工上是"低技術"一端,此種經濟體的科技發展、國家安全皆受制於人,因此中國要使用國家力量向高技術一端轉移,不惜跟美國等發達國家發生沖突;第二,低技術又伴隨高消耗,即環境汙染和資源枯竭,於是"中國崛起"的題中必有之義,就要問鼎這個行星的資源分配:憑什麽美國人均消耗的自然資源,是中國的近百倍?他那個時候還沒想到第三點,即中國過剩產能和資本的出路,那就是後來出現的"一帶一路"戰略。

三、南海與內亞

鄧小平的開放,一開始只有沿海三個小城市,今天走到所謂"一帶一路",涵蓋了60個國家、數萬億美元投資、44億人,世界經濟體量的40%,據說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經濟項目。我不知道,這是中國的一個成功還是歧途?但毫無疑問,它是世界的一個新難題,至少福山(Francis Fukuyama)預測,"一帶一路"不僅將使中國向沿途國家"輸出"汙染工業,中國的獨裁政府也將獲得這些國家的肯定,對全球民主化乃是一個挫敗。
"一帶一路"這個巨大的中國野心,受到區域不穩定和各國自身利益的挑戰,是目前議論紛紛的話題。我這裏只想談談中國自身的限制。
首先,中國是一個內陸型國家,華夏民族誕生在黃土高原,在第一個千年裏,不知道海洋是什麽;到唐朝中期才發生一個重大轉變,即文明中心從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才開始面對太平洋,但是各朝代的中央政府,依舊恐懼海洋,一貫實行禁海政策。費正清寫《劍橋中國近代史》提到,當海上已經出現了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以後,整個中國政府的註意力,財政、軍備,重點還在對付西北──那時西北正在發生太平天國後期所引起的撚軍和"回亂"。中國政府的主要力量還在西北,沒有海軍,也沒有真正懂得海戰的人。左宗棠率軍征西,清朝政府都沒有錢給他,他是靠中國買辦去向西方人借銀子。中國當時有內陸的麻煩和壓力,一直沒有處理好海上來的問題。這是中國歷史教訓。
第二,今天中國面臨的麻煩,首先不是它和國際、它和太平洋的關系,而是北京與邊陲的沖突。中國與新疆、西藏,有民族矛盾,也有統獨矛盾,還有所謂"生存空間"、領土資源的矛盾。但是在中國與香港、台灣之間,只有嚴重的制度矛盾。只要中國不解決獨裁制度問題,它跟這四個邊陲地區的所有矛盾都無法解決。所以,習近平跟清朝一樣,也面臨著他的"回亂"——新疆的抗爭和分離,這正是北京設計"新絲綢之路"的基本動機;而西藏、新疆兩地,囊括中國四分之一領土、大部分礦產和戰略資源。其實上疆藏問題,也就是內亞問題,都不是民族問題,而是漢族正統性的失敗和地緣政治的緊張,但是北京至今不肯設計一個平等的聯邦制方案。
第三,南海問題。前面提到,九十年代初中國認為,東亞地區在二十一世紀將有高度發展,歐洲已經衰落,北美也要衰落,東亞經濟要噴薄,中國在東亞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一定要保持與東亞的良好關系,就能贏得改革開放的非常好的機會,當時有很多說法﹕"太平洋時代"、"中華經濟圈",1992年鄧小平發動"第二次改革",也強調八個字"韜光養晦,絕不當頭",這是一個明智的政策,但是後來北京沒有處理好台灣問題,將導彈對準這個島國,台灣海峽形勢非常緊張;再後來,又廢除香港"一國兩制"承諾。到習近平上台,對台灣、日本、東海南海,都擺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勢,拋棄了"韜光養晦"。
宋代以後,中國文明向整個太平洋地區發展,特別是明清以後,開發了南洋。雖然,內陸取向的中國政權一向是禁止海外開拓的,明朝的鄭和七下西洋,也只因為篡位的明成祖要找失蹤的建文帝,但是傳統的中國內陸文化,特別是家族組織和勤勞節儉的工作倫理,成為開發南洋的主要文化力量,這實際上就是中國的海洋文明。現在南洋諸國的早期歷史,都跟中國的移民、中國的海洋文明有關,那時並沒有中國炮艦的海外殖民,南洋史是一部和平的文明史。這個歷史經驗也很重要。

——作者脸书

二大爷:倪匡之润


  倪匡先生走了。我们熟悉的"香港四大才子"——金庸、黄霑、倪匡、蔡澜,至此只剩下一个蔡澜。特别是在这个萧瑟的时节,在香港风光不再的大背景下,有些东西特别能触动我们关于历史的记忆。
  香港这个地方因为特殊的历史,以及和大陆紧密的关联,有很多我们能够充分理解,但是却未必熟悉的爱恨情仇。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知道倪匡是因为卫斯理系列小说和电影,特别是许冠杰的精彩演绎,可以说让人过目不忘。但对于倪匡本人的身世未必了解。
  倪匡是上海人,兄弟姐妹多达七个,倪匡排行老四。父母都是小职员,在1950年的时候却很有远见也很有决心,居然带着三个孩子就润了香港。不幸的是,倪匡并不在其中。但当时年仅15岁的倪匡并不伤心,在当时那种火热的革命氛围中,他跑到苏州,考取了当时培养公安人才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那里简单受训三个月就上了岗,成了一名年轻的革命干部。当时的公安还属于部队的序列,所以倪匡严格的说,算是参了军。
  刚开始的时候倪匡革命热情十分之高,不仅参加了诸如土改、治淮、改造盐碱地之类的工作,还主动去苏北创建劳改农场。1955年的时候,20岁的倪匡又主动申请离开江苏,去遥远偏僻的内蒙兴安盟扎赉特旗绰儿河畔开辟劳改农场,这份主动的热情,毁了他的理想,也永久改变了他的人生。
  倪匡所在的劳改农场位置极偏,可以说是与世隔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但凡是单位这种东西,那一定是都是符合"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规律的。等级森严、特权盛行,事无大小都要汇报思想、开会检讨,给年轻的倪匡结结实实的浇了几盆冷水,和他曾经幻想的那个平等的革命世界完全是两码事。倪匡的本性就是传统的中国文人的性格,不服管教,爱好自由,这就注定了他悲剧的角色。
  他后来因为私自养狗咬伤了书记,又在冬天因为拆了一个废弃小桥用来生火取暖被人告发"破坏交通",还在批斗会上仗义执言,为犯小错的同事伸冤,结果被领导视为必须拔之而后快的眼中钉,数罪并罚,被软禁数月,单位甚至准备组织一个专门的法庭来审判他,情况岌岌可危。这个满怀革命理想的青年,眼看就要和那个年代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湮灭于历史的浊流之中。
  幸好倪匡有个蒙古族好友,千钧一发之际劝他赶紧西润外蒙,以求生机,并给了他一匹老马。就是依靠这匹老马,倪匡在某个雪夜出逃,奔向自由。但是他不辨方向,并没有走到外蒙,而是稀里糊涂的向东走到了黑龙江泰来县,在此他扒上火车,又一路南下,找到了在辽宁鞍山钢铁厂工作的大哥。但是大哥也不敢收留他,他于是又乘船潜回上海。在上海,四处碰壁,无人收留的倪匡最终动了远润香港的心思。毕竟,父母和三个姊妹都在那里。
  上海终究是大都市,当年也有"移民中介",虽然可能是地下的。倪匡东拼西凑花了巨款,买到了"船票"。在中介的安排下,他先是坐火车到广州,再潜入澳门,最后又从澳门逃港。辗转五千里,他终于从一个即将在内蒙劳改场里被爆锤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一穷二白的但终究有了自由的新香港人。从开始的码头苦力,最终依靠自己的笔头,实现了个人命运的逆转。
  也正是因为前后长达30年的大逃港中,无数诸如倪匡这样的人才的源源不断的涌入,才真正的开启了香港经济腾飞、乌鸡变凤凰的奇迹之路。他们在动荡的祖国是弃之如敝履的废柴,到了香港却书写了各式各样的传奇。和倪匡同时代逃港的很多大陆年轻人,最后都成了香港各阶层的翘楚,简直不胜枚举。比如金利来的曾宪梓、壹传媒的黎智英、 "期货教父"刘梦熊、 "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有人甚至做过统计,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富豪,有40多人是和倪匡一样的逃港者。
  但是倪匡真正让我觉得很难得的,并不是个人后来的成功。而是他对于自己的苦难,始终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在他晚年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候,记者问他,你说过香港如果失去某些优点,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城市,你说的这些优点是什么?
  倪匡不假思索的说,自由。环境的自由、言论的自由。
  他不仅这么说,其实也是这么做。在中英联合声明之后,他又在1992年,花甲之年再远赴美国,定居旧金山,追寻自己的念念不忘的自由。直到2006年夫人思乡才回归。但终其一生,倪匡都没有再回过大陆。虽然靠笔杆子混饭吃,写过无数的奇幻甚至情色,但是他从来没有唱过赞歌,一句没有。他曾决绝的说,我从来不相信一国两制,那都是共产党一句话的事。有人质问他是不是用妓女比喻过中共,他说没有,我很尊重妓女,那种比喻是侮辱妓女。
  在1949后出走香港的众多海派知名作家中,张爱玲、倪匡、潘柳黛是三个杰出代表。张爱玲如今还被称为润学天后。但这三个人都有个不约而同的特点,就是都润了两次。张爱玲短暂停留香港后也是远赴美国,潘柳黛在1988年携全家三代再次从香港出发,移民澳洲。
  在倪匡那一代人中,经历过苦难的人数不胜数,但是我们知道,能够读懂苦难、反思苦难、牢记苦难的人却是屈指可数。很多人往往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把家国、个人的悲剧,让历史与时代背锅,稀里糊涂的负重前行。甚至反过来,融入其中,甘为砂石。比如我们身边至今都还有很多人为恢复高考这样的事情感激,可是,那不是你被别人夺走的吗?某天忽然还给你,怎么就成了一种恩德?
  大部分中国人,底子温良恭俭,遇见人生的苦难和不公,也总是会第一时间归结于自己的能力和命运,他很难也不敢去想,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其实负有更大的责任。当一个勤劳的人不足以温饱,当一个正直的人不足以苟活,当一个善良的人不足以立身,那就根本不是能力、命运或者艰辛探索的事。所以我其实不单是喜欢倪匡快意恩仇的小说笔触,更喜欢他说透、看透,并身体力行的人生。真正经历苦难并审视苦难的人,对于黑暗的憎恶和对于自由的向往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有些苦难,是无法也不能原谅的。有才华的笔杆子任何时代都不缺,但是有才华、有见识,还有一点桀骜不驯的骨气的,一直都是稀缺品。
  而今看着香江的沧桑巨变,荣衰轮回,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但我相信,无论如何,会有那么一天,无论是倪匡、张爱玲还是潘柳黛,都能真正自由的回望故土,回望香江。
2022/7/3

——作者脸书

顏純鈎 | 香港文化的背影:懷念倪匡與羅啟銳

先是,舊同事告知,羅啟銳導演走了,半夜起身時看手機,同事又告知,倪匡先生也走了。一日之間走了兩個朋友,內心悲痛無以言表。
羅啟銳導演是天地圖書的作者,當年他聯絡我們,我即約他到公司面談。初看他的文稿,只能以「驚為天人」來形容,他的書很快就出版,書名為《兩毛錢往事》。
羅啟銳的小散文,短小精緻,文章都在一兩百字之間,說一件小事,幾句話提神醒腦,是一種特別的本事。記得是經濟日報專欄的結集,那麼短的篇幅,簡直是為難作者,誰知羅啟銳把它玩得出神入化。那年代香港流行極短篇,倪匡﹑亦舒﹑李碧華都能寫小文章,精采絕倫,令人讀來生畏,不敢相信世上有如此聰明的人。
後來我們又再合作了幾本書,我記得在天地圖書主持過一次他的新書發佈會,又有一次他在香港書展主講一個講座,講到一半八號風球襲來,講座被迫腰斬,當時我也在現場。
羅啟銳個子不高,但性情活潑,臉上永遠掛著一種誠懇而又有點刁鑽的笑,眼神慧黠,說話點到即止,正如他的文章。他有那麼多鬼點子,觀察生活細緻入微,大概是多年編劇訓練出來的本事。他的文章可以濃縮到不可刪一字的程度,往往又精警提神,令人捧腹。
多年來他一直是他太太張婉婷導演的「御用編劇」,他自己也導演過不少影片。他和張婉婷的作品我都喜歡,濃重的香港味,小市民的悲歡,他們那一代,創造了香港影視高峰。
我與倪匡先生交往不多,但他卻是我寫作生涯中一次遭遇的見證人。1983年香港博益出版社主辦第一屆小說創作比賽,我當時初到貴境,兩手空空,四顧茫然,為檢測自己的能力,壯膽寫了一篇小說去參加,不料竟拿了冠軍。
那年代香港文化盛事很多,比賽的評判有劉以鬯﹑胡菊人﹑倪匡﹑林燕妮﹑施叔青﹑莫圓莊(圓圓)等人。頒獎禮結束,倪匡先生祝賀我,說他知道我的名字的來歷,說「純鈎」是戰國時一把名劍的名字,我說你怎麼知道,他說我是寫武俠小說的嘛。
我初來都在左派文化圈子裡走動,與倪匡先生的右派圈子較少交集,但有一次他突然打電話給我,說他在天天日報的一個專欄想停寫,他想推薦我去接。我當時在星島日報有專欄,白天又有一份全職工作,生怕應付不來,考慮過後只好婉拒了。
多年來我和倪匡先生見面不多,僅有幾次飯局上親炙他的風采。他有招牌的笑聲,一笑起來像連珠炮,頭高高仰起,眼睛瞇起來,簡直旁若無人。他是中國科幻小說的開山祖師,天馬行空是本色,知識豐富,想像力驚人,他貫穿一生的反共立場,對我也有深刻影響。
倪匡先生一生醇酒美人,活得瀟灑佻達,晚年他回歸平淡,說自己一生的稿債都還完了。他出入塵世,冷眼熱腸,有大俠風範,他真是一個精采的人,過完精采的一生。
香港是人文薈萃之地,數十年來,收容了無數從大陸逃難出來的人,為他們提供了新生活的廣闊天地。如此自由平等的城市,任何人來到這裡,都有出人頭地的機會。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香港文化最鼎盛的時期,影視作品風靡亞洲,文學藝術也繁榮昌盛。每天我們都被這個城市的自由空氣所感染,人人活力四射自我實現,那是香港最美好的歲月。
香港不會埋沒任何一個人才,香港為有才能的人提供了最完備的舞台,想起倪匡先生和羅啟銳,最痛心的便是,如此人文薈萃的美好香港,從此成為我們的共同記憶。
香港還有人才嗎?當然有,但催生與培育人才的土壤流失了。中共魔掌對老香港上下其手,專制文化無孔不入,自由的創作環境消失了,公平競爭的機制被腐蝕,創作者活潑的藝術心靈日漸枯萎。看看今日香港,滿朝文武爭寵獻媚,以糟塌香港為能事,哪裡還顧得上文化之生死?很多人走了,留下來的心灰意懶,香港文化正在窒息凋零,想及此,有肝腸寸斷之痛。
懷念倪匡先生與羅啟銳,只感歎世上竟有如此聰明的人,他們才氣縱橫,又放膽發揮,掌握中國文化的精魂,化為筆下鼓蕩時代精神的藝術形象,為香港的精神文化,留下一個個豐碑,他們是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的人。
借此機會,向倪匡和羅啟銳兩位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他們不在了,但他們的作品永在,他們的精神也將永遠伴隨香港人。

——作者脸书

倪匡逃离内蒙古的经过

才仁德信 港故事 2021-01-04 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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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与金庸、黄霑和蔡澜并称香港"四大才子"。他的一生充满传奇,是"四大才子"之中唯一通过逃港的方式来到香港的。他当时之所以逃亡,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在内蒙古农场任公安干警时得罪了总队领导,又因拆木桥烧柴取暖而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在当年的背景下,倪匡在内地的前途注定渺茫。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父母其时已经在香港,倪匡投奔自己的父母本身也理所当然。

 

都是小狼狗惹的祸

 

倪匡十六岁辍学离家,只身从上海去苏州,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三个月,成为江苏省公安厅干警。他参与过苏南的土地改革和苏北洪泽湖的治理淮河的工程和南潮河水闸工程。随后被派去内蒙古,专职管理劳改农场的犯人。当时的内蒙古保安沼是第三劳改管教支队所在地。倪匡二十岁来内蒙古,二十二岁离开。

 

在内蒙古保安沼劳改管教支队,倪匡饲养过四条极为凶狠的小狼狗,它们一见外来人,便狂吠着扑上去就咬。那天,总队领导来支队视察。这个书记是退伍军人,当过营长。视察完他正要离开,倪匡与干警们随行送别。领导走过关狼狗的屋子,不知怎么就随意拉开房门,只听到四只小狼狗狂吠。倪匡在领导的背后,还没看明白发生什么事,只听领导一声惨叫,他手背上鲜血直冒,一条厚厚的棉裤,也被咬出几团棉花。领导随即拔出腰间手枪,将四只小狼狗一一击毙。领导愤怒异常,转身厉声问:是哪个畜生在营房养的野兽?中队干部个个噤若寒蝉。枪击硝烟弥散,四周空气凝重。倪匡低着头,硬着头皮站出来承认是自己养的。领导狠狠瞪了一眼倪匡,没再说什么。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事没这么简单就过去。

 

另一次,也与狼有关。倪匡所在的支队接到上级通知,选派干警去总队参加批评会。倪匡被选上去总队部开会。开会了,由那位枪击四只小狼狗的领导主持,这次挨批评的是一名测量员。会议上,领导宣布了这名测量员的罪名:那天,测量员独自赶路,身后一条狰狞灰狼始终跟着他。身处草原旷野,测量员内心慌乱,挥舞水平仪,驱赶灰狼,测量员在挥动水平仪时,不慎与地上砂石碰撞而毁坏了。他回到大队部,书记、队长震怒,认为这是恶意破坏国家财产。

 

这种说辞现在看来显然是"上纲上线"的。但当时在数十人的批评会上,人们争先恐后发言。测量员诚惶诚恐,不时低头认错。批评会步入高潮。平时,倪匡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好动好说话,此时听了"上纲上线"的批判,忍不住发出笑声。举座愕然,领导不由大怒。看到是倪匡在发笑:这小子不就是那天养四条小狼狗伤自己手的那人?领导按下怒火,厉声责问:"你笑什么?这是严肃的政治斗争。"

 

拆木桥烧火取暖

 

倪匡站了起来回答:"其实可以这么看,要是他不把狼赶走,被狼叼走,茫茫草原,水平仪也找不回来,现在水平仪虽然坏了,还可以修嘛。"倪匡生性活泼,意识单纯,政治上近乎胡涂,也不会说场面话,不知道自己已然再次惹下大祸。

 

此时,批评会矛头陡然转向。会上批评不再提水平仪和测量员,而劈头盖脑冲着倪匡而来,他稀里胡涂被扣上"在严肃场合竟然纵笑"的罪名,不到十五分钟,有了更具体的结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生命线,嘲笑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反对党的生命线,就是反对党的政策,就是反党。"如此上纲上线,倪匡自然据理力争,一一反驳。那个领导官大,却不善口才,几番争辩,那个领导文化水平不高,结结巴巴不知如何回应,但很显然他再度记恨之心。

 

内蒙古的冬天冰天雪地。倪匡和战友住的房子,冬天一旦没有燃料,就和冰窖差不多。一次,受大风雪封阻,燃煤运不到,燃料中断,不到二十四小时,本来身贴上去暖烘烘的墙上,出现了厚厚冰花,冻得人都没法坐,这样下去,人都会冻死的。倪匡想起不远处有一道小河,河上有一道简陋小木桥,是粗糙地随意搭成的,河水早已冻到了底,过河可以不必用桥。于是,倪匡带了工具,找了几个人,把那座木桥拆了,化成一堆木柴,搬了回来,烧了三四天。煤运来了,就此渡过难关。本来,他认为那是小事一桩,来年春暖花开,再去砍几株树,把桥搭起来就是了,谁知总队知道后,又上纲上线变成政治事件。倪匡背上一大罪名:"破坏交通"就是"反革命罪行"。批评会、批判会、批斗会,逐级升级。

 

在一次批斗会上,那个总队领导竟拉起衣袖,展示手背疤痕,大声宣布:"此人早就对革命同志怀有仇恨,故意蓄养凶狼,残害革命同志。在战场上,日本鬼子国民党,都没能伤了我,我是给他养的狼狗咬伤的。这是早有预谋的反革命行为!"会场上群情激愤,倪匡只好唯唯诺诺,低头认错。会后,写上几万字检讨,承认自己"潜存的反革命思想"。不久,倪匡被隔离在十里方圆没人烟的一间小屋子里。农场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彻查他。

 

五月初的一天,倪匡在总队部政治处的一位朋友,悄悄跑来倪匡那间小屋。这位朋友是蒙古族人,来自托克托县。原先与倪匡一起工作,两人不久就成了好友。朋友对他说:"情况不对劲,看来你有危险了。听说要组一个法庭审判你。"

 

不知何去何从

 

朋友对倪匡说:"你已触犯破坏交通罪。"倪匡不解:"这怎么能算'破坏交通'呢?不就拆了一座小木桥吗?到夏天再重新铺上去。"朋友说:"依我看,事情会很麻烦,一旦特别成立法庭,那即便不是死刑,也是二十年徒刑。"倪匡惊呆了:"那怎么办?"那朋友说:"你赶快逃跑,远离这里。"

 

沉默了好一阵。倪匡疑惑,问那朋友:"怎么逃?"那朋友说:"从草原腹地走,要朝北跑,那里游牧民族多,有蒙古人村落,蒙古人会收留你的,他们正需要劳动力,住上两三年再说。"他接着说:"我帮你去偷一匹马,骑上它逃亡,越远越好。"

 

翌日早上,那朋友牵来一匹马。马又老又瘦,没有马鞍,只披着两个麻布袋。那朋友说:"你快跑吧,兄弟。"倪匡握着他的手臂:"我跑了,你们怎么办?""你别管那么多了。记住,往北走。"几十年后,倪匡还记住这个蒙古人,认他是恩人。五六十年后,倪匡仍珍藏着与他的合影,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倪匡骑着马逃跑,他不辨方向,无法认路,好在这匹老马识途,只好听天由命,由马慢慢走。下午时分,又开始下雪,田野茫茫,雪花飞舞,极目所望,不见人影,似乎天地之间,只是他一个人。入黑时分,到了一个小村庄,居然有小吃店,倪匡要了一大碗热豆浆,两只大馍。他的手已冻得无力端起碗,只好俯首就着碗喝,热腾腾的豆浆,化成一股暖气,身子哪一部份先暖和,可以清楚感觉,到了脚趾,吸一口气,竟有死而复苏的感觉。休息了一阵,雪也止了,倪匡继续上路。

 

此时,倪匡心情落寞,这一去,何去何从,虚空无着,莫此为甚。入夜,骑着马,朝北?往南?朦朦胧胧的焦虑中,全不知道自己走的是哪个方向。放眼四周,黑夜下的茫茫草原,皑皑白雪,世界只剩下黑色和白色。

 

五月初,刚下过一场大雪,看不到北斗星,他在马背上,发现一条火车轨道。倪匡任随胯下的马无意识循着铁轨前行,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小火车站。车站里没有人影。他将马拴在一条木柱上。他走进破陋的车站小屋。站里很冷。没有灯光,他在黑暗中,只见到奄奄的火炉。他将墙角损坏的半条板凳拆成木条,扔进火炉里燃烧取暖。

 

倪匡就这样靠着一把椅子,他混混沌沌,睡意袭来。不知过了多久,火车撞击轨道咣当声由远而近。他惊醒了:前路茫茫,上车再说。转身走出屋,走向那匹带着他到此的老马,捋了一下马颈上的鬃毛,又轻轻拍了两下老马的脸,向它道别。随后跳上车卡,那是一列载货火车。

 

倪匡这时只有一个想法,尽快逃离这里,他生活了两年多的内蒙古。哐啷哐啷的火车,缓速行驶,前途风云莫测,一路疑虑的辙痕。敞开露天的载货车厢,倪匡倚靠在杂货箱边,刺骨的寒风,耳边呼啸掠过,他把头窝在长羊毛皮衣里。伴着车轮与车轨的撞击声,他迷迷糊糊,混混沌沌,火车缓缓前行。载货的火车停站了,他又混上客车,客车停了,他又扒上货车。

 

天亮了。长空湛蓝,几丝云彩。倪匡见到了太阳。载货火车缓缓行驶。再次进入一个车站,停靠的竟然是黑龙江泰来县车站。倪匡跳下火车,他颤颤悠悠走向车站候车室。到了候车室,就有地图了。墙上一幅辽宁省地图,倪匡走近,在地图上指划着,他找到了泰来,而后往南寻觅,白城、通辽、沈阳、辽阳、鞍山,倪匡在"鞍山"停顿了。他的哥哥倪亦方不就在鞍山吗?在辽宁省鞍山钢铁厂任工程师。倪匡心里一亮,去鞍山找哥哥。他口袋里还有点钱,他没花钱买火车票,能省则省。他跟着一帮盲流,见火车就上,查票了,被赶下火车,在车站睡觉,有火车了,就再上。一路往南。经一番周折,他找到了鞍山钢铁厂,找到了哥哥。

 

哥哥是优秀共产党员

 

倪匡父亲倪纯壮,母亲王静娴,1950年都去了香港,父亲在香港荷兰好实洋行保险部任业务经理。父母生了五男二女。一家九口人,倪匡是家中老四,本名倪聪。大姐大哥,从小由亲戚抚养长大,都改了姓,在中国大陆。老三倪亦方、老五倪亦平、老六倪亦舒,即作家亦舒,老七倪亦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倪匡哥哥倪亦方,与倪匡走的完全是两条路。辽宁省委曾作出向倪亦方学习的决定。他先后被授予鞍山市特等劳模、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优秀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荣获国家"五一"劳动奖章,20084月病逝。

 

五十多年前,1957年,中国政局风云变幻。倪匡在哥哥倪亦方家住了一个多月。哥哥也不敢长期收留他。倪匡自己也明白,他不可能报进户口,此地不宜久留。那些日子,他反复筹划未来的去向,最后决定:先去上海,再寻找机会去香港找父母。

 

倪匡坐船去了上海,他住在舅公家里。亲友也都不敢收留他太久,有的甚至见他都怕。一天,倪匡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能帮忙去香港定居,实质就是"偷渡"。倪匡按广告所示,找到那家机构,那里拥挤着很多人。半小时的面谈,沟通。他们总共要收倪匡四百五十元人民币。倪匡回家筹措这笔资金。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好在亲朋好友最后一起出钱帮倪匡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

 

坐运菜船偷渡到香港

 

偷渡是要冒生命危险的。静待逃亡的倪匡,终于接到启程通知。他听从安排,坐火车去广州,三天后偷渡去澳门。他在澳门住了几天。19577月,他由澳门偷渡香港。当时倪匡乘坐的是一艘运菜的船。曾经有人撰文说,倪匡在偷渡路上"吃棉花"、"吃老鼠"什么的,全是胡编乱造。偷渡安排,一路上很周到。倪匡跟随他们到了香港九龙,就在一个码头偷偷上岸。

 

香港边境的关卡,其实是时紧时松的。1956年,当时国内放宽言禁,一时间局势似乎平定下来。于是不少港人遂要求港府重开关卡,并指离开香港的人定必比进入香港的人多。有见及此,港督葛量洪决定在19562月重开关卡,但是,由于重开关卡再度吸引大量难民到港,葛量洪又在同年9月宣布关闭关卡。在开放关卡的短短七个月的时间,港府就录得有6万人进入香港而没有返回内地。

 

倪匡抵港初期在工厂当杂工,晚上在大专院校进修,后来投稿到《真报》和《工商日报》,不但被采用,还获《真报》聘用,先后出任校对、助理编辑、记者和政论专栏作家。1958年倪匡开始创作武侠小说,笔名是"岳川",早期作品包括女黑侠木兰花、浪子高达的故事、神仙手高飞的故事以及六指琴魔等。1963年他开始用笔名"卫斯理"写科幻小说,在《明报》副刊连载,已出版的《卫斯理》系列小说达140多本。倪匡自称是全世界写汉字最多和最快的人,因他自进入文坛以来,多年来他每个星期写足七天,每天写数万字。他还透露,当年最高峰时稿费加版税一年超过二百万港币。

2022年7月3日星期日

郑也夫:阉割与宦官

郑也夫 2022-07-03   来源:澎湃新闻

郑也夫


一、阉割的起源:家畜与人

起源通常包含两个要点:时间和原因。在性质上,时间比原因单纯。但是在探讨人体阉割的起源中,时间与原因相比,甚至不是更难的问题,而是无从下手。因为人体阉割远远早于文字的发明。我们无从猜想它发生在文字记载了阉割之前的哪个时点。在性质上,原因虽远比时间错综复杂,却毕竟可以根据少许已知事实,加上一点假设和丰富的想象,进行逻辑推导。虽得不出定论,却可以推翻一些误判,将猜想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中,故可能做出有意义且有趣味的思考。
一个流行已久至今不衰的说法是:动物的阉割启发了人的阉割。各种家畜阉割之先后时间,现在还说不清。但是鸡犬之类的小型家畜的阉割对人类启示不大。家畜启示说的支点是,牛马阉割后变得驯顺,启示了权势阶层改造他者身体获取温顺奴仆,即开始了创造第三性别的尝试。但这种解释没有完结,它只是将阉割人体的动因推到牛马那里,但阉割牛马的动因是什么呢。不错,阉割后的雄性牛马极大地改变了性情,但那是阉割的结果,将它看作原因,将犯下倒果为因,即所谓目的论的错误。人类学家伊萨克反其道行之,提出人的阉割启发了动物的阉割,而人的阉割的动因是宗教追求(1970)。此说无改很多学者依旧认为动物阉割在先。Taylor说:"人体阉割肯定晚于动物阉割(公元前6200-4500年)。……Uruk(笔者注:美索不达米亚西南部苏美尔人的古城)早期(公元前4500-3700年)可能是人体阉割的起源时间。"(Taylor,2000,169)Oliver R.,Almushatat A.(2019)说:(人体)阉割的最早文献之一见于公元前4000年巴比伦人对Ishtor女神崇拜的记载。两人对人体阉割的年代认识一致,即大约6000年前。
动物的驯化是其阉割的前提。戴蒙德给出的人类驯化即家养动物的最早年代。狗10000年前,绵羊10000年前,山羊10000年前,猪10000年前,牛8000年前,马6000年前。其中狗和猪的最早驯化地中包括中国。(戴蒙德,1997,166)与人类阉割关系密切的是牛与马。二者驯化的时间被不断修正。牛的驯化时间被提前。克里斯蒂安说(2004,他的说法参考了海瑟与温克的著作):"牛被驯化的最早的确切证据是距今大约9300年。"罗伯茨(2017,113)说:"在1万年到1.1万年前,近东地区出现了家养牛,之后向外扩散。"马的驯化时间被推后。目前最早的根据是哈萨克斯坦北部的Botai遗址5500年前的马骨化石,但是尚存争议。(李水城、王恺,2009)确凿的证据是4000-3800年前的古巴比伦陶范上人骑马的图案(李零,2020),且其驯化的时点一定早于该陶范。
袁靖著《动物考古学》(2015)说,中国家养动物的最早年代分别是:狗10000年前,猪9000年前,绵羊5600—5000年前,山羊3700年前,黄牛4500—4000年前,马(黄河中下游)3300年前,鸡3300年前。
综上所述,一方面,牛羊是从外部传入中国的,中国家养牛羊晚于世界约5000年。故不能排除,牛羊与其阉割术一道传入中国。当然动物最初的阉割有可能与人的阉割同时发生。另一方面,人体阉割晚于人类驯化牛、羊、猪约4000年。而动物的家养与其阉割之间必定有不短的间隔。正是在这个时段中人类开始了祭祀。最早的祭品中兼有人与动物,即人祭和牺牲。中国古代的"太牢"是皇家的最高级别的祭祀,"牢"在甲骨文中的含义是家养的牲畜,而"太牢"要祭献牛、猪、羊三种祭品。
从祭祀中人祭和牺牲的同步发生,到人与牛的阉割的发生,中间有一个不见任何文字记载的失却的环节,留给我们去想象。
写于先秦的《礼记 月令》讲述祭祀:春季"其祀户,先用脾",夏季"其祀灶,先用肺",年中"其祀中霤,先用心",秋季"其祀门,先用肝",冬季"其祀行,先用肾"。这段文字颇为费解。自汉代始,注释者们将心肝脾肺肾与五行的金木水火土结合,成为主导的解释。但是先秦时代还没有五行说。五行说长期成为主导窒息了其他解释。拨开五行说的迷雾,笔者以为,祭祀中讲述五种脏器,最大的可能是讲述在不同的季节以不同的脏器作祭品。当代人类学家发现某些民族的宗教中有"手指祭",即砍下一节手指祭神,并提出"以局部换全身"的解释。祭祀中用牲畜的某个脏器代替整个牲畜,颇符合这一逻辑。古时祭祀的方式有别。有祭祀后祭品大家分食的,也有烧掉的。如是后者,"以局部换全身"就更具解释力。即使是过后大家分食,祭祀规格也从来都是大小不等的,既然有大牢小牢之分,或许也有整体与器官之别。心肝是局部,阳具也是局部。为什么后者不可以单独作祭品呢,特别是在生殖器崇拜形成后。和其他的区别是,生殖器特别是睾丸,单独割下后不毙命。笔者以为,这是阉割的起因。
有了阉割就有了阉牛与阉人。笔者猜想,人与家畜的生殖器都曾经作过祭品。同时猜想,阉人也作过祭品。就人体而论,很可能曾经有过三种祭品:完整的活人,人的生殖器,阉人。以童男童女祭神,史不绝书。为什么要选择童男童女,因为祭祀主持者认为他们比成年人纯洁。后者脏在何处?脏在性活动。如此阉割后的成年人就纯洁了。所以人祭中很可能有过以阉人作祭品的。但即使曾经存在,也不会是长久的事情。因为西周以后人祭被禁。以阉人祭神只可能存在于阉割产生到人祭禁绝之间的时段中。
几乎所有宗教都认为性是不洁的,所以阉人更干净。《圣经·旧约》多次提到"阉人",从无贬低,隐含尊重。《马太福音19:12》说:"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笔者觉得最后一句译文费解,故呈上英文:He that is able to receive it,let him receive it.)从12世纪始,一个阉人团体一直守护着麦加的穆哈默德墓地。不管笔者想象的以阉人祀神在历史上存在与否,因为无性圣洁的观念,阉割自身以侍奉神灵的信仰者一直存在着。
古汉语中寺人与宦官两个词汇的通用,颇耐寻味。寺字在西周金文中开始出现。寺字未见于甲骨文,但其上下两部分之和又都出现在甲骨文中。

西周金文

西周金文"寺"字


陈梦家在讨论商代祭名时提到之与又,将二者列在祭名的第七类即"无所属"中。乃至我们只知道它们是祭名,不知道更多(陈梦家,1936)。或许洞悉这两个祭名的内涵,是解开下面谜团的突破口。二字都是祭名,它们以后合成的"寺"字极可能也与祭祀相关。《说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从寸。即寺是有法度的场合,祭祀的场所。有理由推论,寺人可能是主持祭祀者。问题在于,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寺人"的意思却是宦官。其一是周公所著《周礼·天官》云:"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官之戒令,相导其出入之事而纠之。"其二是写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未见君子,寺人之令"(秦风·车邻);"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小雅·巷伯)。其中的寺人被研究者们认定是宦官的意思。《周礼》《诗经》的写作时间与载有寺字的青铜器或同期,或最多晚二百年。以后"寺人"作为宦官的别称一路传下去。叶舒宪的解释是:"早期文明中的神职人员常由阉人来充当,这正可以解释'寺'字为什么又成了宦官的名称。"(参见叶舒宪,2018,109-110)前半句话的根据是西方的早期宗教。而后半句建立在这样的推论上:寺是祭祀场所,寺人是祭祀主持人,而寺人又成了宦官的称谓,故祭祀主持人也是阉人。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尚不能证实的环节是:祭祀主持人是阉人。现在只能说是可能,不然为什么以寺人称呼宦官?假设如此。那么其后的历史是,阉人从祭祀人士渐渐转变为王及其后宫的侍者,最终几乎完全从祭祀领地消失。自然,当奴仆、卑贱成了阉人的主体,也就再难提供原初圣洁、牺牲的特征。
前文说过,性格驯顺不是阉割的原因,是阉割的后果。在大型动物:牛、马、人类这三者中,阉割对雄性性格的改变太大,三者辐辏起来影响着阉割的扩大。《后汉书·宦官传》中说宦官"情志专良",精准地说出了皇权使用第三性别的原因。而"驯"字带有"马"的偏旁,则说明阉割在三种大型哺乳动物牛、马、人类的性格改变上,马最突出。马是从西域传入中国的,中国人养马晚于输出地至少一千年。笔者以为,很可能驯化和驾驭马的方式同马匹一并传到中国。马车夫吆喝牲口的用语"得儿、驾、喔、於",与汉语语音差距太大,很可能就是马匹输出国的语言。从性格改变看,马的阉割对阉人的启示应该最大。但事实不是逻辑。人的阉割是与牛的阉割一同发生。马的阉割在二者之后。人类阉割马匹始于何时,笔者没看到国外的资料。中国确凿的证据竟然不是文字,而是秦始皇兵马俑。其中车马中的马匹都没有睾丸,而骑乘的马匹中有阉割的有未阉割的。有学者说,最先阉割马匹的是中国人。笔者尚不敢相信。秦代只有14年的历史,秦俑中有了骟马,说明马的阉割在战国时代一定开始了。虽然宦官在西周已经存在,但秦开启的帝国制度是其繁荣的土壤。骟马性格的剧变,将比牛更大地刺激人们认识第三性别。顺便说到,今天赛场上85%的赛马是骟过的,这说明阉割一点不减少它奔跑的速度。赛马中只有15%是母马和未骟的公马。后者极难驾驭,让它参赛是因为想为这匹种马做广告。

二、宦官的起源:美索不达米亚与中国

汉谟拉比(公元前1792-1750)是古巴比伦的君王。将近3800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1776年)有这样的条款:"第192条,阉人之养子或神妓之养子倘告抚养彼之父母云:'你非吾父'或'你非吾母',则彼应割舌。第193条,倘阉人之养子或神妓之养子获知其父之家,因而憎恶抚养彼之父母,而归其父之家,则彼应割去一眼。" 阉人的权益写入法典,意味着他们在社会上存在有年。神妓应该是宗教人士,阉人与神妓分列,则很可能是宦官。但这是猜想,毕竟宦官一词未出现在该法典中。
宦官从始至终存在于亚述帝国(公元前935-公元前612)。这是宦官在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记载。国洪更的论文讲述了宦官在亚述帝国的地位和作用。在亚述帝国前期(公元前934-745年),大将军和宦官总管都可以代替国王统帅远征军。且国王一直靠宦官制约大将军。曾有两个宦官总管被任命为两个行省的总督15年之久。帝国全盛期,宦官总管与大将军并驾齐驱,权势甚至压过后者。由俘虏构成的常备军的首领由宦官总管担任。帝国晚期,宦官总管有了合法地产和私人武装。(国洪更,2015)亚述帝国中的宦官不太可能是无由来的突然崛起。亚述南临古巴比伦王国。随着国势此消彼长,亚述帝国迫使古巴比伦与之合并,亚述帝国的国王成为统一后的国王。亚述帝国中宦官的地位和作用,几乎一定承继着古巴比伦王国的宦官传统,此亦证明《汉谟拉比法典》中的阉人很可能就是宦官。
《诗经》说及周代的寺人,即宦官。《毛诗序》:"《车邻》(笔者注:诗中有'寺人之令'句)美秦仲也。"秦仲是周代秦国国君(?-822年)。《毛诗序》:"《巷伯》(笔者注:诗中有'寺人孟子'句)刺幽王也。"幽王(卒于公元前777年)是西周最后的君主。两诗旁证西周存在宦官。
西周之前有无宦官?殷代的甲骨文中有这样一条卜辞:"庚辰卜,王,朕(一个"凸刀"形甲骨文)羌,不死。"意思是:"庚辰这天占卜,商王阉割羌人,会不会死。"有学者愿意将此解释为,阉人去宫中作宦官。但该卜辞的字面上没有这个意思。
综上所述,历史上宦官的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早于中国。即使判定殷代出现了宦官,殷代—西周也大大晚于古巴比伦—亚述。阉人的出现也是这样。待解的疑问是:阉人与宦官是舶来品,还是中国独立的发明。

三、秦代:赵高与宫刑

《史记》中司马迁两次说到"隐宫"。其一,"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其二,"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两处"隐宫"长期被解释为"受过宫刑者",如此前处标明赵高的宦官身份,后处揭示了秦代对七十万人施以宫刑。
讨论宦官干政,赵高是绕不过去的。即使笔者已经怀疑赵高是宦官,也要给读者一个交代。《史记》此点陷于争论,其后的史籍呢?《汉书》只因袭《史记》说赵高是中车府令,未提隐官。《后汉书·宦官列传》中没有赵高,既表明范晔不以为赵高是宦官,也暗含他清楚司马迁措辞的意思。认定赵高是宦官是唐代以后日益加固的认识。他们的根据大概还是《史记》中的"隐宫",而非司马迁文中的"宦籍",因为宦籍可以指官籍。(参阅鲁惟一,2005)但以后怀疑者不绝如缕。有学者说:如果说"隐宫"是受宫刑者,他们也属于"徒刑者",说"隐宫徒刑者"文理不通。如此混沌长达千余年,是睡虎地秦简的发现澄清了谜团。其中一段简文:"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译文:工隶臣斩获敌首和有人斩首来赎免他的,都令作工匠。如果形体已有残缺,用作隐官工。(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1978,93-94)隐官是隐蔽的做工处所,那里的人是刑满而身体残缺的人,他们可以结婚生子。以此解释《史记》赵高的段落,即:赵高的母亲受过刑,他们兄弟出生在"隐官"处所。也有学者不同意这是司马迁笔误,认为"宫"与"官"相同,隐宫、隐官都指隐蔽的工作处所,均无涉宫刑。《史记》还说,赵高发现胡亥不满,"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最终女婿阎乐带兵杀了胡亥。以上可证:赵高不是宦官。即使赵高是宦官,也不好说是宦官干政,因为他也是有官职的。且一个人的行为不代表一个朝代的政治特征。宦官干政要从东汉说起。
那么《史记》的另一段话呢:"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抛弃隐宫是宫刑者的解释后,这段话的主语该译作"肉刑后身体残缺者和正在服刑的七十余万人"。秦代刑罚种类繁多。一死刑,种类甚多。二肉刑:黥,劓,刖,宫。三徒刑,即强制劳役。四笞刑。还有多种,此处不赘。去作阿房宫和骊山的"隐宫"应该是黥、劓、宫刑后的人,刖刑后难以胜任如此劳作。主语中的"隐宫徒刑者"可以断句为"隐宫、徒、刑者" (参阅苏诚监,1996),也可以断句为"隐宫、徒刑者"。"徒、刑者"包括受到徒刑和刚刚受到肉刑的犯人。"徒刑者"仅指强制劳役的犯人。黥、劓、宫、徒,共计七十余万人。隐宫是刑满者,累计多年。徒刑(徒、刑者)者是正服刑者,出自近期。前者数量应该多余后者。我们无法确知七十余万人中宫刑者之多少,但那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秦朝不以宦官众多和干政闻名,但其阉人数量很可能冠于中国历朝历代。扔掉了隐宫是即宫刑的误解后,应重新求索秦代阉人的数量。低于七十万未必不是大数字。
在秦代,阉人中受宫刑惩罚的犯人一定大大多于宫中的宦人。也应该是自秦代开始了二者的此消彼长:宦官在阉人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二者不仅是社会身份的有别,身体残缺程度也不同。宗教、刑罚、宦官,很可能是阉割演进的次序。对前两者,切割睾丸足矣,丸茎俱除,既无必要,初时也做不到,因为这在手术上复杂太多了。由此推论,初时的宦官有可能是无丸有茎的,以后宦官中无丸者与丸茎全无的共存,最后统统是丸茎全无的宦官。马的去势只是切除睾丸,这就去除了性能力且改变了性情。君主为什么追求宦官的全部去除?笔者最初以为,那是君主畸形的性想象使他们不计手术的难度和阉人激增的痛苦,坚持丸茎并除。而后读到了两位医生的说法:"雄激素有两大类。一些活跃程度不如睾酮的雄激素,它们由肾上腺分泌。……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他很早就被摘除睾丸,他也能有几乎正常的性生活,只是精液的量要少得多,这种精液中显然不含有精子。"(贝拉依什,凯尔瓦杜埃,1996,17-18)一定是看到了切除睾丸的阉人居然有性能力,即使这在阉人中比重不高(笔者如此猜想),遂使君王令阉割操作者开辟出阉割中最艰难的手术:丸茎并除。阉割是残忍的,而这又是阉割中最残忍的。其增加的痛苦是双重的。其一,手术的痛苦远过于单纯切割睾丸。其二,术后的病患与永久的不便。因为削弱了憋尿的机能,有尿便会流出,必须在裤裆处放置毛巾类的东西。外部积尿容易逆向感染膀胱疾病,为减少排尿而不敢多喝水同样危害膀胱。且外部积尿让他们在气味上令人生厌。
在囊括各种动物和人的全部阉割中,切除其茎是唯一的,针对唯一的对象——人,为了唯一的目的——制造宦官。如前所述,宦官是从只切割睾丸演化到丸茎并除的。至少在中国,从秦朝前后的某个时点开始,作宦官必须切除丸茎并除。这是应帝王的需求和命令而实施的,它是帝制的地道产物。
待解的问题是,这是从何时开始?所有民族的宦官都被切除其茎吗?

四、汉唐:宦官干政

在东汉政治中,皇权之外,宦官、外戚、官员士子,三足鼎立。三者的惨烈争斗贯穿王朝后期。集中的体现是党锢之祸。争斗中三方的亡者均难以数计。第一次党锢后的改元大赦中,释放的官员士子一百多人。迎接他们出狱的车辆上百人数上千,可见士族的精神及他们与宦官集团之死结。该怎样评价东汉宦官?
史书是士人书写的,它只是一面之词,其中偏袒士人几乎是一定的。一方面对宦官的同情和理解会失缺。另一方面在正史中,对宦官的问题,他们与外戚、朝臣的冲突,都不可能从皇权制度的缺陷中寻找原因。既是因为没有第二个敢写谤书的司马迁,更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我们先谈皇权的制度问题,后从理解的角度说宦官。
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过幼帝,但以东汉为最。东汉历196年,14帝。只有前三位是成年登基。自和帝始,十个即位者(不算献帝刘协,他的上位来自董卓,与宦官无涉)年龄都不满16岁。十人中寿命最长的35岁,六人寿命在27岁以下,去世时统统没有年及弱冠(20岁)的儿子。详情如下(注:下面括号中为生年—登基年—卒年)
和帝刘肇(78年—88—105年),10岁即位,27岁卒。
殇帝刘隆(105年—105—106年),即位时刚满月,8个月后卒。
安帝刘祜(94年—107—125年),13岁即位,31岁卒。
婴帝刘懿(125—125),约百日时即位,二百余日后卒。
顺帝刘保(114年—125—144年),11岁即位,30岁卒。
冲帝刘炳(143年—144—145年),1岁即位,2岁卒。
质帝刘缵(138年—145—146年),7岁即位,8岁卒。
桓帝刘志(132年—146—167年),14岁即位,35岁卒,无子。
灵帝刘宏(156年—168—189年),12岁即位,33岁卒。
少帝刘辩(176年—189—190年),14岁即位。几个月后在董卓胁迫下自尽。
献帝刘协 (181年—190—234年),9岁即位,有名无实。
少年登基,实际掌权的必然是外戚、宦官或顾命大臣。这三者掌权通常都不如成年皇帝。天下不属于代理人,小皇上一天天长大,交权的日子渐近,凡此都令代理人关注短期利益。而因为制度与文化的熏陶,没有非常原因到死他都是皇上,故成年皇帝比代理人更关心长期利益:守住江山传子嗣,留得生前身后名。连资质不高的桓帝和灵帝都没忘记请老臣评比他和父王,可见这事情他们有多么在意。
选择储君从来都带有任意性。不乏子嗣的壮岁君主在选择太子时尚且任性,常常不遵守嫡长子继位的潜规则。何况没有子嗣的天子早逝,要外戚、朝臣、宦官们商讨从藩王中挑选继位者。那必定是充满私欲、阴谋、暴力的多方博弈的结局。推出一位幼主常常是几方势力的共识:强悍的一方因此代掌权力,其他各方亦可避开强主继位后突降的风险。
东汉连番百年少主登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传统史家谓之"天命",一面将不解的事情推给玄学,另一面注入了对王朝含蓄的谴责。但"天命"窒息了认知。当代学者恰恰要在现实中寻找原因:东汉皇室的生存方式,充斥后宫的阴谋诡计,等等。另一方面,为防范天子每每短命无嗣,为大汉天下计,本该从制度上避免少主,至少从藩王中挑选时设定20岁以上的门槛。窃以为,是狡诈而愚蠢的皇族不愿自缚手脚。如此才有了东汉12个幼主一路下来。这是东汉宦官干政的前提。
幼主时期三方博弈中为何宦官占了上风。
宦官原本弱势。他们断了亲族关系,没有支持系统,几乎是没有退路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宦官们因此有着常人没有的拼命精神。
对宦官的歧视贯穿古今。歧视,无论是对种族还是宦官群体,都必定包含一个特征:忽略该群体中个人品性上的差异。若区别看待,就不能将该群体成员统统视为低贱。这是歧视所以谬误之关键。是外部的歧视使宦官群体比外戚和朝臣更抱团。古代社会是男权社会。两个性别在男性统治下遭到歧视:女性和男性阉人。男性与宦官的冲突远远超过与女性,因为女性没有结成群体,而阉人在皇权身边结群抱团。皇权需要宦官,故官僚们不可能将之全部铲除。曹操对何进、袁绍说:当诛元恶,不必尽杀,见识赫然高于众人。深知对立群体的态度,故被歧视阶层一旦得手每有惊世的反弹。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进化就是驯化的历史。人类驯化了动植物,动植物也驯化着人类,使其放弃迁徙,恪守农时,等等(参阅郑也夫,2009)。人类也在自我驯化,没有人能自外其中。人类自身的驯化也依赖成员间的互动。皇权为了家天下的稳固不遗余力地驯化臣民。诡异的是在权力金字塔中,不是其中下部,而是托举塔尖的那部分,即宦官与官僚最大程度地被驯化。前者靠生理上去势,让他们性情驯顺,这是驯化的极致。后者靠道德说教,让忠孝内化。大部分动物那里没有孝的基础,子女成熟了就远走,母子再不相见。而母亲爱子女是本能,不需要教化。故孝是人类家庭这个生存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石。皇权靠"忠"驯化官僚士子,忠是皇权的基石。宦官与官僚被驯化的同时,也在驯化着皇帝。士大夫阶层靠儒家道德和政治制度塑造君王。宦官则是靠着娇惯放纵、声色犬马,驯化着主子,这种驯化对幼主出奇地有效。乃至在驯化幼主的竞争中,官僚完败于宦官。幼主如果是来自藩王,登基后处在极度异化的环境中,甚至离开生母,包围他的是宦官们,那里没有管教,只有放纵和诱惑。幼主和宦官在如此互动中建立了他与官僚之间不具有的感情。动物尚且知道回报,况皇帝乎。皇帝对宦官的回报是什么?第二是钱财,第一是权力。在权力角逐中官僚败给宦官,还有各自不同的驯化方式所铸造的性格上的原因。东汉士大夫们的文化性败给了宦官的动物性。难道身体残缺的宦官有更多的动物性,是的,他们和动物一样眼睛盯准的是生存。为此他们可以伪造皇帝的文书,所谓"矫旨",可以逼窦皇后交出玉玺。东汉的入仕靠道德举荐,士子受的教育也是道德礼义。道德本是心中的东西,举荐制度要士子们展示道德高下,使其日益走向虚荣和矫饰。东汉党人的行径中有巨大的剪刀差,行为可以视死如归,动机却多是道德表演,完全没有宦官们视胜负如生死的执著。
帝王在生理和权力上对宦官的依赖超过朝臣。刘邦病时拒见大臣。樊哙闯入见刘邦"枕一宦者卧,……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沛丰,定天下,……今不见臣等,顾独与一宦者绝乎。"每日肌肤相依的人,也是夺权最便利的商议者。桓帝14岁即位后一直处在太后兄长梁冀的淫威下,六年后靠着宦官杀死梁氏。他与宦官的交情岂是朝臣能比。
三方权力角逐中,官僚与外戚曾经联手。两方打不过一方,很大程度上败在外戚那里。窦武与何进同为大将军,握有重兵,二者的女儿和妹妹是皇后。二人都死于宦官之手。因为他们当断不断,不能像宦官那样立开杀戒,总觉得动兵前要对皇后(皇帝太小)有个交代。他们不知道皇帝和皇后都是被宦官伺候和驯化的,不会同意对宦官大开杀戒。迟疑人丧命于果决者。
幼主一登基就被宦官包围和驯化,但宦官系统不是幼主们而是成熟的先帝们造就的。成熟的皇帝没有像幼主被宦官驯化到如此不堪的程度,但他们同样依赖宦官。这是人性的弱点,是帝王们的普遍性格。就两个集团的性格而言,官僚系统更可能对皇帝提出不同意见,宦官更看皇帝的眼色,忠实照办,高效实施。极权者的普遍性格,使他们倒向后者。当幼主置身在父辈造就的宦官系统中时,东汉王朝的命运便每况愈下。
窦武的失败有运气的成分。宦官们对刚刚归来的军头张奂说窦武谋反,拿着盖有玉玺的御旨要他出兵。相比而言,屠夫出身、靠妹妹上位的何进更愚蠢。谋士陈琳说: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剿灭宦官,招来的各路诸侯不争雄吗?他却招来恶人董卓,又自投宦官虎口。袁绍在城外见何进身死,且早有窦武前车,一举破城,尽杀宦官,甚至殃及不是宦官的人。《三国志· 袁绍传》说:杀死二千人。笔者未见东汉全部宦官的数字,只好借此推想。
中国历史上,东汉、唐代、明代是宦官最嚣张的朝代。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三者中唐代宦官最为恶劣,根据是唐代最后九个皇帝,七个是宦官拥立,二个被宦官杀害。但笔者并不以为决定储君即最恶劣。唐朝最后九位皇帝的生卒、继位情况如下。
宪宗李纯(778年―805—820年),27岁即位,被宦官毒死,42岁。
穆宗李恒(795年―820—824),25岁即位。太子。服金丹死,29岁。
敬宗李湛(809—824—826年),15岁即位,17岁被宦官毒死。与以下二人同辈
文宗李昂(809—826—840),17岁即位,31岁卒。
武宗李炎(814―840—846),26岁即位,32岁卒。文宗的弟弟
宣宗李忱(810年—846—859年),35岁即位,49岁卒。是以上三人的叔父。
懿宗李漼(833—959—873),26岁即位,非长子,40岁卒
僖宗李儇(862―873—888),11岁即位,26岁。
昭宗李晔(867—888—904年),21岁即位,37岁卒。皇弟
其概况与东汉晚期皇帝颇为不同。其一,唐皇多数寿命正常,九人中30岁前死亡的只有二人(26岁和29岁),其二,多数有子嗣。就是说唐代的宦官不是像东汉宦官那样接过外戚挑选的幼主去操控,而是先有大权在握,后才决定储君。他们获得权力的大致过程如下。
还是太子时就宠信宦官的李隆基靠着高力士剪灭了太平公主的势力,坐上皇位。安史之乱中,宦官李辅国帮助太子李亨逼玄宗退位。自高、李始,宦官登上唐朝政治舞台,这有偶然因素。以后,藩镇对朝廷的长期压力,危机笼罩的皇帝害怕军头叛逆,遂使德宗任命宦官作禁军头领,宪宗任命宦官作上命下达的枢密使。监军汉代已有,是监督将帅的官职,宦官专任监军自玄宗始,德宗贞元十一年为监军铸印标志着其强化和制度化。《旧唐书》说:"督军则权过节度。"唐朝有48个藩镇,监军数量多于藩镇。概言之,在协调中央与藩镇的矛盾中,宦官集团执掌大权。其获得权力的路径和机制完全不同于东汉。
一连九个皇帝被宦官拥立或毒害,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但笔者不以为仅此可以认定唐代宦官最坏。唐朝有没有培养储君的制度?有,东宫系统是模拟朝廷锻炼储君的。但是在宦官涉政之前,皇室权力的更迭完全不遵守规则,充斥着阴谋、暴力和血腥。
且看从高祖到玄宗的权力交替。李渊的太子是其长子李建成,李世民借玄武门之变夺权。李世民的太子是其长子李承乾,父子猜疑后生变,承乾亡,第九子李治继位。高宗李治立长子李忠为太子后,又改立与武则天的儿子李弘。李弘与武则天生隙后神秘死亡。其弟李贤继位后被告谋反,被武则天废黜,再立李旦作傀儡皇帝。再后武则天直接称帝。武年迈时召回儿子李显立为皇嗣,李显等不及继位,抢班夺权。李显的太子李重俊看到危机,发动政变失败遭韦后杀。李显也被韦后毒杀。李隆基与姑姑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推出李旦二次登基。李旦挑选李隆基作太子。李隆基剪灭了太平公主的势力后,李旦让权给李隆基。
以上情节中完全看不到早已存在的继位规则及和平的权力更替。这场持续将近八十余年的权力博弈的主角是外戚,卷入其中的不乏朝臣。因为处在权力中心者,要么有心参与,要么欲罢不能。何况在权力游戏中,他们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某个集团中人。当宦官集团执掌大权后,他们可以在储君问题上置身其外吗?不要说怀揣政治野心,就是为了自身安全,也必须挑选和拥立某个皇室成员。
宦官集团参与后的表现如何呢?笔者不觉得他们比此前的博弈更肮脏和血腥。按照所谓正统的说法(实为正宗的血统论),皇位继替是李姓皇家的事情,外姓不得参与,奴才更不得参与。先说奴才问题。视宦官为奴才其实是皇权的专利。其他人这么看,是心理上期待有一个可以歧视的群体。在皇权面前可以说百官都是奴才。皇帝已经任命一些宦人为高官。若承认皇帝的任命,一个官僚可以歧视另一个官僚吗?如果朝臣可以参与皇储选择,官品同级的宦官为什么不可以。接着说外戚问题。按照正宗的血统论,作乱的是企图篡夺李家天下的武则天等人。最能保证李家天下的恰恰是宦官们。因为外戚和皇亲中野心和才能都超强的人,比如王莽、武则天,是要以王姓、武姓取而代之的。而宦官们因为自身的缺陷,不存此心。他们专心在皇室中寻找令他们放心的人。在笃信皇家血统的时代,异姓取代风险太大。正因为宦官操办储君的把戏中丝毫没有异姓篡夺的味道,所以这出戏能安稳地唱上百年。
即使上述说法含有挑战,也是很有限的。笔者无力论证唐朝的宦官是否史上最坏。只是说要论证这一点,只从拥立过七个皇帝,乃至存废中杀过两个,是不够的。
唐代宦官与帝王关系的最后一幕是挟持昭宗。而挟天子的把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挟持者常以一人代表,但其实他(她)后面是军阀、外戚、宦官这些利益集团。三者中外戚的挟持所受到的谴责最微弱,而宦官最重。
天复三年(904年)丞相崔胤与昭宗商议诛杀宦官。消息泄露,宦官劫持昭宗到凤翔,崔胤逃到华州后请来枭雄朱温。朱温围困凤翔。守将向朱交出韩全诲等二、三十个宦官人头。朱温送昭宗回长安。《旧五代史》说翌日杀宦官第五可范等五百人(《新五代史》说七百人),两书的口气都像是天子诛杀。继而崔胤(亦说朱温)下诏书要各藩镇诛杀朝廷派到该地的宦官。907年朱温称帝。《旧五代史》说:"(该年)九月辛丑,西京大内放出两宫内人及前朝宫人,任其所适。"东汉末与唐末的诛杀宦官有所不同。袁绍所在的官僚阶层与宦官不共戴天,斩尽杀绝。唐末与宦官直接冲突的是宰相与天子,朱温看中的是从宦官手里抢夺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故朱温称帝后放宦官一条生路。据称唐代宦官四千余人。诛杀不足一千,流亡各处约三千余。
唐朝曾经拥有的繁荣超过前代,后宫编制122人:一后,四妃,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很可能空前庞大。且其时宦官的事务早就广涉军政。这两个原因决定了唐朝及其后多数朝代的宦官数量超过东汉。

五、五代:乱世中的异类尝试

非常时期与正常年月是呈现人性与制度的不同场域,在认知上不可偏废乱世。五代短短六十年的历史中,在宦官问题上呈现出的起伏跌宕,颇堪寻味。
朱温与袁绍同为诛杀宦官者,虽程度有异。袁绍诛杀宦官后没有当上皇帝,后人无法判断他当了皇帝后对宦官的存废。朱温是第一位不设宦官的皇帝。不设宦官可行吗?后宫谁来打理,抑或朱温的后宫很小还是干脆没有?收集在《永乐大典》中的《旧五代史梁后妃传》全部失缺,只好以《北梦琐言》《五代会要》所载拼凑。乃至我们读到的《旧五代史》只讲到朱温妻室中一人:元贞皇后张氏。《新五代史》说及两位。在"元贞皇后张氏"中说:"后已死,太祖始为荒淫,卒以及祸云。"在"昭仪陈氏"中则说"太祖已贵,嫔妾数百。"两语似有矛盾。嫔妾无疑是后宫女子。皇帝作乐后宫不算荒淫吧。而朱温确实荒淫且及祸。新旧五代史都说到:朱温晚年两个儿媳妇轮流陪睡,在陪睡中刺探朱温立储的心思,最终给朱温带来杀身之祸。这让人不解:后宫数百人,为何还淫乱儿媳。何况后宫通常还意味着皇帝行幸的规矩。朱温折服于张氏,张氏令朱温收敛。从史书看,娶张氏之前和张氏卒后,朱温都是荒淫的。笔者猜想,朱温很可能就没有后宫。不是寡欲,而是他不要规矩到干脆不设后宫。如是就给朱温不设宦官提供了支点。嫔妾数百与没有宦官很难兼容。朱温不设宦官可能是历史上皇帝中的唯一。而轮番睡儿媳在皇帝中也算稀有。这二者合一在朱温身上。读者或者会问:您是不是希望没有后宫。这是本文不想涉及的道德判断,似乎又必须直面。没有后宫,皇帝可能更荒淫。我希望取缔宦官制度,推论便是取缔宦官服侍的后宫,至少是没有庞大的后宫。就对人性的摧残而言,宦官制度远远超过君主的荒淫。在持续千年的坏制度中,无出其右。
李存勖923年称帝,史称后唐,不久灭晋。在宦官设置上李存勖反朱温之道而行之。《旧五代史》说:"帝龙潜(未称帝)时,寺人(宦官)数已及五百。至是合诸道赴阙者约千余人。"《新五代史》则给出了他扩充宦官的过程:"庄宗初入洛,居唐故宫室,而嫔御未备。阉宦希旨,多言宫中夜见鬼物,相惊恐,庄宗问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时,后宫万人,今空宫多怪,当实以人乃息。'庄宗欣然。其后幸鄴,乃遣进(注:某宦官名)等采鄴美女千人,以充后宫。……庄宗还洛,进载鄴女千人以从"。这段史料少见地让我们看到宦官与皇帝的互动,促进宦官队伍的扩充。又说:"及庄宗立,诏天下访求故唐时宦者悉送京师,得数百人,宦者遂复用事。"904年崔胤请朱温杀宦官,演至923年,唐代自宫廷流亡的3千宦官估计还存半数,大多被李存勖收编。五代十国时代中国共有268州,后唐有123州,不足一半。唐代人口8000万,后唐人口大约1000万。后唐竟有宦官一千余人。由此说李存勖亡于宦官亦不为过。
李嗣源取李存勖而代之。《旧五代史》说:"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后宫内职量留一百人,内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其余任从所适。……北京马步都指挥使李从温奏,准诏诛宦官。初,庄宗遇内难,宦者数百人窜匿山谷,落发为僧,奔至太原七十余人,至是尽诛于都亭驿。辛酉,诏华州放散西川宫人各归骨肉。"相比朱温和李存勖,李嗣源是仁者。他不开杀戒,而是遣散宦官。杀死70名宦官的是他手下人的行为。明宗李嗣源时期的宦官大约100余人。
后晋的石敬瑭以廉政著称,后汉的历史短暂,后周的君主胸怀大志。三个朝代都有数量不多的宦官。
五代十国其间因宦官而闻名于世的还有偏安一隅的南汉国(917-971)。盛传南汉有两万宦官。其说可能源自《资治通鉴》:"(南汉)宦官二万人,显官用事之人,大抵皆宦官者也。"笔者很难相信,从两方面讨论。其一,史书记载。薛居正(912-981),曾在后晋、后汉、后周、宋朝做官。南汉的最后君主刘鋹被宋军擒获,赵匡胤赦而不杀。薛居正身为宋官,又有著史的情怀,对南汉的特异事项焉能不闻不问。但他在完稿于973年的《旧五代史》中,讲述南汉前四位君主时,不提宦官字眼一次。在讲南汉末代君主刘鋹时说:"鋹性庸懦,不能治其国,政事咸委于阉官,复有宫人具冠带、预职官、理外事者,由是纲纪大坏。"仅此而已。欧阳修(1007—1072)出生时五代十国终结半个世纪了。他1053年完成《新五代史》,旨在对《旧五代史》纠错和补漏。其中南汉部分确实比《旧五代史》详细。书中说及后汉最后两位君主:"晟性刚忌,不能任臣下,而独任其嬖倖宦官、宫婢延遇、琼仙等。至鋹尤愚,以谓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遂委其政于宦者龚澄枢、陈延寿等,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尚书左丞钟允章参政事,深嫉之,数请诛宦官,宦官皆仄目。……鋹将邵延琄言于鋹(笔者注:下面邵氏谏言,此不赘)"这两位史家生卒都早于司马光,两书的完成都早于《资治通鉴》。南汉的宦官数量一定未给他们留下印象。《新五代史》说到两位敢于谏言的重臣,也与司马光"显官用事之人大抵皆宦官"不符。司马光之前的史家如此,之后的史家呢?清代吴任臣以搜集古书闻名,他在其《十国春秋》中说:"(南汉宦官)高祖时三百,中宗时千余人。"高祖是刘龑,中宗是刘鋹。他显然在挑战司马光的两万说。其二,人口。五代十国其间全国人口2500万。(葛剑雄,2019)南汉971年有170263户(王育民,1995)。以每户五口计,南汉共85万人。唐代人口寿命27岁,宋代30岁。去掉女性和14岁以下者,若20000宦官,就是南汉适龄男性的十分之一。这只是逻辑推论,却对两万说构成严重质疑。
1060年完成的《新唐书》说:"(唐代时)诸道岁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有籍可考者十人,岭南一隅之地即占其三。"这指出了南汉兴宦的由来。唐灭,宦官大量流亡。但笔者不认为会大量回流岭南。因为从长安到南粤的盘缠不是多数宦人所能承受。且低级宦人回家乡不是件有面子的事情。笔者的判断,岭南是唐朝宦官的提供地。乾化元年(911年)刘隐已经进封南海王。本地的阉人不能输送大唐长安,便自产自销,效力本地君主了。而一个80余万人的小国,即使宦官千人(《十国春秋》的说法),数量已持平李嗣源的后唐,同为五代十国之最。
朱温和李嗣源开启皇帝取缔和高度缩编宦官之先河。这当然关乎前车之鉴。其后的君主中亦不乏其人,特别是开国君主。赵匡胤规定宦官不超过50人。朱元璋初始限定宦官在百人以内,禁止自宫。清朝亦达到适度限制,大约3000宦官。但取缔乃绝无仅有,高度缩编也难以为继。皇权需要驯顺的、无性的、没有过多亲属利害的奴才。连溥仪逊位后都迟迟不能尽弃宦官。

六、明朝:宦官规模

明朝宦官涉政擅权比东汉、大唐均有过之。刘瑾、魏忠贤权势之大,不下于历代任何宦官。此已为专业史家和通俗作者详述。故此节仅只聚焦明代宦官数量。
盛传明朝有宦官十万。虽未见扎实的证据,著作者们仍不断重复这说法,至多后缀一句:可能夸大,但数量很大,可能数万。如此表述其实是不作为。真实数字未必能得到。但既然研究,就该摆出全部史料,推敲、斟酌,以限定可信数字的范围。笔者不自量力,抛砖引玉。
著作者们关于十万的论据其实少而又少。最常引用的是下述两条资料。其一,王誉昌(1635-1705)著《崇祯宫词》中说:"中珰七万人皆喧哗而走,宫人亦奔走都市。" 宦官以珰为冠饰,故常以中珰称宦官。明亡时,王誉昌才九岁。他的说法显然是道听途说。而文学作品又不必对史实,特别是数字负责。故不足信。其二,周同谷(明末清初人,曾为史可法幕僚),其《霜猨集》被作序者誉为史诗。其中有诗:授兵十万上谯楼,可是文皇靖难收。只费杜勋三四语,尽从濠内一时投。其"授兵"被解读为宦人组成的净军。诗中杜勋是崇祯的心腹太监,被派去监军,却打开城门投降了李自成。中国诗歌在修辞上有夸张传统,若以此为史实就太不严肃了。
笔者以为,以下两条史料远比上述坚实,可作推论的基础。
彭韶(1430-1495),侍宪宗、孝宗两帝,官至资善大夫、刑部尚书,卒谥惠安,赠太师太保。《明史·彭韶传》云:"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明年正月,星变,上言:'彗星示灾,见于岁暮,遂及正旦。……监局内臣数以万计,利源兵柄尽以付之,犯法纵奸,一切容贷,此防微之道未终也。'时方召为大理卿,帝得疏不悦,命仍故官巡抚顺天、永平二府。"彭韶是出名的敢言者,曾因谏言两次被皇帝下狱,所幸被言官救出。有此经历,他言之诤诤上奏的宦官数量,不可能无根据。该奏可以帮助我们确认:成化二十年(1485年)有"数以万计"的宦官。
陈洪谟(1474-1555),曾任漳州知府、都御史、兵部左侍郎,政声甚好。所撰《继世纪闻卷五》(记述当时政务、吏治、边疆等事的笔记,嘉靖初年完成)中说:"是年(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内侍巾帽靴袜合用紵丝纱罗皮张等料,成化间二十余万,弘治间三十余万,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万,及是年至七十二万矣。"按照工部奏,从成化年间到正德十六年,在内侍,即宦官巾帽靴袜上的开销上,增长了3.6倍。
彭韶奏中云"内臣数以万计",我们姑且理解为10000-11000。假设"内侍"开销增长与宦官人数增长成正比,乘以3.6倍,得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的宦官数字:30000—36000。
笔者找不到明代明确记载的宦官数字,以上是从上述两条史料做出的推论。这当口得到了老友李宝臣先生的指教。他对其曾经发表的文字稍作补充和加工,发给敝人,如下:
记录明宦官数量的著作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清朝的,无论官方的说法还是孤忠遗民的著述,都将数目做大以彰其政弊。最具代表就是清圣祖的明后宫太监十万、宫女九千;二是明本朝官员与文人的记录。他们厌恶太监,在批评宦官干政乱政与靡费国家财政时总是要夸大宦官群体的规模,使用的数万之类的数字绝非统计意义上的。三是宦官系统以及与之交集过事的朝廷衙门的文件。这才是考察明代宦官数目最重要的资料。明代宦官人数大抵在11000人到16000人之间变动。太监不是每年都补充的,间隔较大,且不固定,视减员状态与补充需要而由皇帝或权阉决定,间隔短的一般五六年,长的十几年。在此,摘录两组数字以作参考:
"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内(供用库太监梁政报告):在京领饷的太监为15000余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十八)。嘉靖八年司礼监呈报12639人(梁材《复议节财用疏》,《明经世文编》卷一百零二)。嘉靖十五年补入3455人(《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五年六月壬辰条)。三年到八年,间隔五年,太监减员在2500人左右。平均每年减员约在500人上下。再到十五年间隔七年,进一步减员当在3500人上下,恰好补入3455人以维持八年的人数。太监总数在13000人左右。
《神宗实录》万历元年九月甲申朔条:隆庆六年(1572年)九月,工部报告:"两京内官旧使人等,自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至六年八月,除事故511员名,实在12729员名。"《神宗实录》万历十一年七月丙午条:"元年、六年内共收过六千余名。"元年(1573年)四月增补了3250人,六年(1578年)增补了3000人左右。隆庆六年到万历六年间隔六年,除去减员的3000人左右,实际存量12729人加上3000余人,总数16000人上下。万历登基的头十年,帝尚年少,首辅张居正与权阉冯保相协辅政,太监人数激增,当属冯保扩充个人势力行为。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亲政的万历帝驱逐了这两批增补的太监。不久,于七月又复招收两千余人。太监总数比隆庆六年时有所下降。
不管皇帝与权阉多么热衷扩充名额,也不管自阉投奔之人多么企盼进宫,太监名额一直受到财政支付能力限制。仅上述隆庆六年九月报告的12729名太监的一年靴银,就要用去72127两4钱白银,为此工部请求向营缮司、都水司挪用。(参阅李宝臣,2019,52-53)
李先生又说:
明代收录太监,皇帝谕旨下达后,由礼部公布,会同司礼监办理。收录后根据需要分拨于各宦官衙门,与南京、中都、湖北显陵以及地方上的王府。严禁京外各拥有使用太监权力的机关私自收录。阉割时时发生,宫廷收录却不定期。间隔短的时期,未被录用人数一般小于太监总数。间隔大的,未被录用的大于太监总数。《世宗实录》嘉靖元年正月辛未条:原充南海子海户净身男子龚应哲等万余人。尽逐还原籍。《世宗实录》嘉靖七年三月壬申朔条:净身男子韩春等凡八千余人守阙奏乞收用。驱逐。万历二十九年,收录4500人,以后到四十八年,未见有大批收录的记载,故经过十九年减员,存量大约在6000人左右,《熹宗实录》泰昌元年秋九月乙酉条:先是有诏选净身男子三千人入宫,时民间求选者至二万余人蜂拥部门喧嚷。因之推测明代自嘉靖以后。常态的阉割人在20000到28000之间。
万历十一年距离明朝覆灭只有80年,其间宦官数量不可能有太大的增长。李宝臣先生给出的宦官数字中,嘉靖三年15000人和万历六年的16000最高。而前者是"在京领饷"的太监数量,还需加上留都南京的太监。笔者非专业史家,是在找不到数字记载时做出的40000推论,可能有误。姑且留个靶子,供专业人士辨析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宦官数量。李先生给出的16000宦官数字大大低于流传的十万。而同时,待岗阉人的数量竟超过现役宦官,令人咋舌。汉唐时宦官不乏源于战俘或令番邦上贡的。演变到明代供大于求,原因不一而足。而一千余年来,帝制下民风奴化亦是原因之一。16000现役宦官,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数量的最高峰。加上20000以上待岗者,共计50000左右的阉人。秦、明两朝的阉人数量,当为世界史上之双峰。

七、透视帝制的视角

阉割很可能起源于祭祀和宗教。其过程和细节远未获得充分的揭示。它移植到人体的奇异效果被权势者发现和利用。于是阉人的性质骤变,阉人的数量剧增。
尽管历史上宦官曾见于世界多地,其使用也不囿于王室,但是大规模的宦官群体是帝国的产物,其消亡亦跟随帝国的终结,它与帝国相始终。它是认识帝国,认识权力形态,认识驯化、奴役及一个被极度扭曲阶层如何反弹的重要视角。
笔者读到的最早的宦官专著是日本作家的汉译本。有趣的是他的国家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上没有宦官的民族。对此他这样解释:
日本万事都学中国,可为什么没有采用宦官制度呢?日本古代社会和异民族很少有广泛的接触,或者以一种力量和另一种力量产生剧烈冲突而出现征服的事情(从扬子江沿岸来的倭人是温和的农耕民族的迁移,朝鲜半岛南部来的人也没有发生异民族之间的激烈冲突),没有庞大的后宫,没有宫刑这种刑罚,佛教的影响,单一的农耕民族,等等都是原因。(寺尾善雄,1985,46)
笔者不知道这本书的翻译是否忠实。如是,笔者以为在原因寻找上作者没有打中要害。游牧生存方式不是关键。该生存方式与动物阉割关系密切。但在转化到人的阉割及宦官的使用上,远逊于诸多农业民族。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建立的辽、金、元王朝中的宦官规模,远低于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建立的王朝。冲突与征服亦非关键。欧洲中世纪各民族间战争频繁,阉割战俘及转为宦官都并不流行。作者提到了后宫,却没有追寻后宫背后的东西:皇权。庞大的后宫只属于皇权,少见于封建。日本没有宦官的关键是其历史上只有封建,没有皇权。欧洲同为封建制,也同样没有产生大规模的宦官。
亚述、埃及、波斯、拜占庭、奥斯曼、中国,历史上的帝国几乎无一例外地拥有庞大的宦官群体。帝王离不开奴才,他们原以为身体改造后的阉人是人类中的工蜂:没有性能力,性格温良驯顺,少了亲属与后代,故欲望与私心最小。但工蜂是在漫长而独特的进化路径中产生的,在人类中无法复制。去除了睾丸,依旧有肾上腺分泌的激素。没有了性能力,依旧有权力欲和占有欲。勤劳的工蜂是不需要外力刺激的。而驾驭宦官同驾驭百官一样靠奖惩。帝王给宦官的奖赏是允准他们拥有养子和财富,成为左膀右臂后更赋予他们权力。乃至最终,庞大宦官金字塔上层的权宦们,已经完全不像无欲少求的工蜂。他们拥有家室、财富和巨大的权力,甚至可以驾驭帝王,颠覆王朝。而宦官的路径完全是帝制搭建的。最坏的宦官也坏不过宦官制度,那些罪恶几乎都是宦官制度及其背后的皇权帝制的题内之意。宦官的诸多罪过,与其说是他们的专属,不如说代行,或是那个高度集中的大权一时落到他手中。他们不做,帝王和其外戚也会做。
宦官是帝制肌体上的毒瘤。中国两千余年中,对宦官的讨伐史不绝书。但讨伐聚焦于宦官,统统无涉皇权。这种讨伐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歧视。通过歧视,讨伐者们在心理上抬高了自己,麻痹了自己,漠视了自己其实也在帝国的驯化与奴役的连续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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