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信仰自由是人的第一自由

刘军宁  X
@liujunning · Sep 5, 2026

信仰的自由、良知的自由、灵魂的自由

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相对世俗的国家，不论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世俗的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的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其中也难觅宗教信仰的踪影。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有很大的复兴，但是囿于对信仰自由的有限认识，也遭遇到很大的瓶颈。信仰自由究竟指的是什么？它对国人有多重要？ 信仰自由的不足，有什么后果？尤其在遭遇空前的精神危机、道德亏空、信仰匮乏的今天，探寻这些的答案变得尤为紧迫。

信仰自由并不仅仅是关于教义、教会、教派的自由，而首先是与人的思想、信仰有关的自由。宗教事关信仰与良知。自由是信仰与良知的前提，因为后两者是不能被强加的。宗教信仰的自由，植根于人的信仰、良知与灵魂之中。在根本上，信仰自由是信仰的自由、良知的自由、灵魂的自由。信仰自由的背后是信仰的自由与良知的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亦称“良心的自由”）。更简单地说，信仰自由是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良知去信仰的自由，根据自己的信仰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的自由。这就是说，信仰自由也要求一个人服从自己内在的良知，而不是外在的权力。所以，信仰自由也意味着人的心灵不应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制。

自由与宪政的观念源自宗教信仰

进而言之，自由的观念本身就来自宗教信仰，来自对超验价值的信仰。人与动物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人是具有超验背景的存在。否定人与超验的关系，等于把人视作动物。而且，自由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超验价值。没有依托具体宗教的超验信仰，就不能证明人人应该享有自由。任何科学的结论都不足以证成自由在价值上的正当性。科学的手段最多也就可以帮助人们调查自由的状况。尽管许多科学家都认同自由，但是没有一个科学家宣称，根据他的科学研究，人应该是自由的。相反的例子倒是俯拾皆是。可见，自由观念的源头是宗教信仰。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就失去了最深层的根基。

从人自身看，如果人是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如果自由与平等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那么，信仰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的具体体现，是人作为人的根本权利。信仰自由的源泉是人身身上的某种神性，人也因为其身上的神性而具有尊严。否则，人的尊严是从哪里来的呢？因此，人的尊严离不开信仰自由。承认人是有尊严的存在，就应该承认人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良知自由）和信仰自由。因为信仰自由是关于人的神性的自由。

在现代自由文明社会中，可以说，信仰自由是宪政秩序下的第一自由。它也来自十诫的第一诫。构成第一自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它是先于其他一切自由的自由，二，是它是使得其他一切自由成为可能的自由。实际上，宪政本身就是某种宗教观念的产物。宪政的价值基础源于宗教信仰。没有一个宪政国家的宪法没有某种源于宗教信仰的“神圣”背景。源于宗教信仰的超验价值，也是宪政下的宪法的价值源泉。没有以神圣为依托的宪法，就不是神圣的宪法。这样的宪法不过是恺撒式世俗政权的政令。无怪乎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把宗教信仰看成是美国宪政民主政体中最重要的制度。

从这种意义上，没有宗教，不保障信仰自由，就没有宪政。冒犯宗教信仰的自由，就是冒对宪法所保障的其他一切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是人的灵魂的自由，因而也是最无价的自由。所以，正是信仰自由赋予自由自身以意义。没有灵魂的自由，就没有获得良知的主体。没有良知，自由也就失去了价值。顺应自己良知而不是强权的自由，是人的尊严的关键所在，也是其他一切自由的核心。

信仰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

信仰自由是政治自由的风向标。在现代世界中，没有信仰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政治自由。没有宗教信仰（良知）的自由，也没有言论与出版的自由。要信仰自由，必然要有结社集会自由。信仰自由也常常先于其他自由受到保护，其次才是言论、新闻、集会、请愿的自由。例如，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就是把信仰自由置于一切自由之首。信仰自由一定外化为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组织家庭教会是信仰自由引伸出思想言论自由与结社集会自由的典型例证。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可以保障并巩固更大的信仰自由。财产与产权的保障与宗教活动的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产权，就没有捐赠与教产。

信仰自由绝不仅仅是信教人士的自由，而且是所有人的自由，因为每个人都有灵魂，每个人都有良知。宗教的自由，本质上是心灵的自由。因此，自由信仰的权利是一项应该受到保护的绝对权利。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强迫公民接受或放弃任何一种宗教信仰。

信仰自由阻挡专横权力

信仰自由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政治功能，就是它能有效地限制政府的权力，颠覆任何专制统治的虚构的神圣性。信仰自由的存在，排除了国家权力是终极权力的可能性。宗教与信仰自由的存在，说明恺撒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至高，而是理应受到限制的权力。因此，宗教信仰自由是极权主义的一只巨大的拦路虎。宗教信仰自由大大地限制了政府的权力。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必然是无限政府当道的地方。排斥宗教信仰的政治意识形态往往不承认人的信仰自由，不承认上帝之城的存在，主张一切属于恺撒（借指王权与一切专制的世俗政权）。不认可信仰自由的政权把世界看成一个单一的世俗王国。每个人只能是恺撒帝国的臣民。人们只能有一个效忠对象，那就是作为世俗统治者的形形色色的恺撒。因此，如果政府试图控制人们的信仰，决定人们该信仰什么，这样的社会在精神上是分裂的，在政治是专制的。

信仰的自由，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自由实验。对异教徒的迫害，反而推动了争取信仰自由的事业。历史上的任何宗教迫害，都被以罪名写入历史。

真正的信仰必须是自由选择的信仰，而不是政治权力强加的信仰。信仰是理性与信念的产物，而不是强制与暴力的产物。同样，强制与暴力也不可能阻止信仰。因此，不仅要尊重与保护信仰自由，而且应该把信仰自由钦入到政治制度、政治秩序中去。没有宗教信仰，就没有自由的政治秩序，也就没有自由。只有在信仰自由的环境下，不同的宗教才能共存，才能善存劣汰。只有在不同宗教之间可以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民众才有可能在不同的宗教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良性的宗教才有生存与成长的机会。

个人的信仰自由，宗教与宗教活动的正当，不是来自世俗的法老，因此也是法老无权剥夺和禁止的。信仰自由也意味着，人世间终极的道德权威，不是在世界各地的“恺撒”手里。只有神才是终极的道德权威。任何恺撒都得接受这一道德权威的约束。宗教活动也是培育道德观念的最有效的途径。信仰自由有助于发现道德真理。道德真理与道德律令（如十诫、八戒）主要是通过宗教活动来传播的。没有宗教戒条不是道德律令。特定的宗教信仰决定社会成员的心灵的习惯，决定一个社会的道德面貌。可见，宗教信仰与道德是联系在一起的。铲除了宗教信仰就铲除了道德，削弱了宗教信仰也就限制了道德。

信仰自由催生美德

信仰自由对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文明程度有着很大的贡献。教会和教友团体的活动，特别有助于在社会中培育自治的美德。只有基于自治的政治秩序才是充分自由的政治秩序。因此，信仰自由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有助于自治的政治秩序的形成。宗教团体受困，受宗教团体帮助的人也必将更加受困。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最终是以道德而不是武力来衡量的。禁锢信仰自由，就是在削弱道德的力量，削弱善心的自由运用，因而也是在瓦解人类的文明。

信仰自由与中国的未来

为什么中国需要信仰自由？为什么中国需要宗教团体？从个人层面看，每个中国人都应享有信仰自由，都应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尊严，自己的信仰与良知，而不论是不是某个宗教的教徒。承认公民的信仰自由，就应该承认公民组织、参与家庭教会的权利。从社会与国家的层面看，一个国家的未来，在于其精神的根基与力量，而不在于政府权力；在于公民的自治，而不在于被（恺撒统）治。中国的精神重建，中国的有限政府，中国的市民社会都离不开信仰自由，离不开家庭教会。一个国家的根本力量，不在于其物质的或军事的力量，而在于其精神的、信仰的力量。没有信仰自由、没有精神信仰的国家，再大也是小国！没有信仰自由，不论人均GDP多高，国民在精神上和道德上依然是贫困的。国人常说，财大压身。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没有精神与信仰的厚度，也难有物质财富的高度。即使有了，也会被压垮！

高瑜：一个国家为什么害怕一个记者？——中国民主与公民运动女性行动者实录

艾地声Edysen  X
@KA594594 · Sep 3, 2026

当代巾帼英雄传⑪

2026年，北京。82岁的高瑜坐在电脑前，等一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连上的网络。她家的宽带被掐了，手机、座机也曾被切断。一个生活在首都的八旬老人，打车、扫码、接验证码乃至紧急求助，都曾因此变得困难。但她最惦记的似乎还是一件事：发推。没有自己的网怎么办？蹭。她甚至把自己的帖子编成了一个系列：“蹭网发推之一八六。”“蹭网发推之一八九。”

一个82岁的老太太，一台电脑，一条偶尔能够蹭到的Wi-Fi，为什么值得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如此防备？答案也许要从四十多年前说起，因为她是一个记者。

一、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女儿

高瑜1944年出生于重庆。如果仅仅看她后来两度因“国家秘密”获重刑、长期遭受监控的人生，很容易把她想象成一个有着天然反共背景的人。其实正相反，按照高瑜自己的回忆，她的父亲早年从事教育，也曾参加中共地下工作。她后来查阅地方史料，认为父亲在1920年代末已经参与当地共产党组织活动。母亲也是那个年代少见的知识女性，年轻时成绩优异，进入天津女子师范求学；抗战爆发后随着时代洪流辗转南迁，曾在河南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借读，最后到了重庆。

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家庭。战争，救亡，革命，读书，寻找一个新的中国。父亲后来较早去世，高瑜记忆中的家庭生活，却留下了另一些东西。周末和节假日，母亲躺在中间，姐弟俩睡在两边，母亲给他们读书。普希金，《格林童话》，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后来文革来了，一些书也在抄家中消失。

高瑜自己回忆，对她精神世界影响很深的，并不是什么政治教条，而是俄罗斯文学以及西方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这也许是理解高瑜的一个起点，她首先不是政治活动家，她首先是一个相信文字的人。

二、她完整地活过毛时代

1962年，高瑜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专业，六年以后毕业。那六年是什么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批斗，知识体系被摧毁，大学陷入政治狂热。所以高瑜这一代人与今天完全不同，她不是后来通过书本认识毛时代，她就是从那个时代里长出来的。

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山西农村中学当教师；1975年调到北京市文化局；1977年又借调北京电影制片厂做编剧；直到1980年，36岁的高瑜进入中国新闻社专稿部。她终于成为职业记者，而这时，中国也刚刚从文革废墟里走出来。

思想解放，真理标准讨论，改革开放；知识分子重新谈人道主义，经济学家重新谈市场，法学家重新谈法治，政治学者开始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在毛时代度过青年时期的女人，恰好在职业成熟期遇见了中国近几十年思想最活跃的年代。高瑜真正成为高瑜，是在这里。

三、她先报道了另一个记者

1985年，高瑜报道刘宾雁。刘宾雁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调查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之一。他写官僚主义，写腐败，写体制弊病，也因此不断遭受政治整肃。高瑜因为报道刘宾雁及《第二种忠诚》事件，自己也受到压力。按照她后来的回忆，她被中新社视作“自由化分子”，批准相关稿件的负责人也受到处分。这个细节很有意味。她先报道一个因为写作受到整肃的记者；后来，她自己成为被整肃的记者。

1988年底，高瑜进入《经济学周报》，任副总编辑。这份报纸是理解1980年代中国改革知识界的一把钥匙。它讨论经济改革，也讨论政治改革；关注市场，也关注权力；与当时一批改革派知识分子保持密切联系。

高瑜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后来改变命运的报道：《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文章谈到胡耀邦下台，谈中国政治中的非程序化权力更替，也触及政治改革。后来官方把它定性为所谓“动乱”的重要思想材料。

一个记者，因为记录知识分子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开始进入政治机器的视野。

四、1989年6月3日

这一段历史不需要写得很长。1989年6月3日上午，高瑜在上班途中被抓。那一天晚上，北京枪响，坦克开进城市，第二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伤口。

《经济学周报》随后被停刊，高瑜被关进秦城监狱，她后来获释。但1989年已经把她的人生分成了两半，此前，她是改革年代里的记者，此后，她逐渐成为一个必须不断回答同一个问题的人：记者究竟应该对谁负责？对权力？还是对公众？

五、第一个“国家秘密”

1993年，高瑜再次被捕，1994年，她被以“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又是写作，又是信息，又是记者。后来人权组织调查指出，案件所涉及的一些所谓秘密内容，此前已经在香港媒体出现，其中甚至包括亲北京媒体。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信息，为什么还能够成为“国家秘密”？当然，一个国家有权保护真正涉及国家安全的秘密。军事部署，情报人员，重要安全行动，这些都可以构成合理的国家秘密。问题在于：如果所谓秘密涉及的是公共政策、党内政治、国家治理以及公众本来有理由知道的事情，那么“保密”的边界在哪里？

在党国体制中，这个问题尤其复杂，因为党的秘密与国家秘密常常重叠。这就产生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执政党关于怎样统治人民的信息，人民究竟有没有权利知道？这个问题后来再次改变高瑜的命运。

六、坐完牢，她又去做记者

1999年前后，高瑜重新获得自由。她已经五十多岁，坐过牢，身体不好，家庭也承受了巨大压力。最安全的选择当然是：不写了，不谈政治了，过日子。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要求一个坐过牢的人继续承担风险，但高瑜又开始写。

香港媒体，海外中文媒体；专栏，访谈；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党内权力，知识分子。她继续观察，也继续发表；互联网出现以后，她又进入网络。微博被封，就去Twitter，出口被堵住，就寻找另一个出口。这后来几乎成为她生活的常态。

七、一份不能让人民知道的文件

2013年，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了一份后来广为人知的文件，通常被称为“9号文件”。它所警惕的思想包括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西方新闻观，以及对中共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某些批判。

民间后来经常把这种意识形态禁区概括成“七不讲”。这份文件很重要，它预示了一个时代的变化。改革年代曾经讨论过的许多问题，开始重新变成禁区。宪政，公民社会，新闻自由，普世价值。这些原本可以在知识界讨论的概念，越来越被视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然后，高瑜第三次被捕了。

八、70岁的政治犯

2014年4月24日，高瑜被带走，她已经70岁。2015年，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她有期徒刑七年。法院认定：高瑜取得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并将电子版本提供给境外媒体；有关部门鉴定该文件属于机密级国家秘密。

外界普遍把涉案文件指向9号文件，但是高瑜始终否认法院认定的关键事实，她认为案件是构陷。这里必须把两种叙述分开：法院认定她泄露国家秘密，高瑜本人否认。

国际人权组织则把案件视为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打压。我们不需要替任何一方填补证据，把事实摆出来已经足够。

九、央视上的高瑜

高瑜案还有一个后来非常熟悉的场景，法院判决以前，央视已经播出了她所谓“认罪”的录像。一个70岁的女人坐在那里，承认错误，表示悔过。对于一个长期坚持独立表达的人，这幅画面似乎意味着她终于低头了。

可是后来，高瑜讲出了另一个版本，她说警方同时控制了她的儿子。丈夫已经去世，她只有这一个儿子；她担心儿子被刑事追究，于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她后来甚至说，如果为了儿子，对方说她杀人，她可能都会承认。她的律师以及国际人权组织也曾指出，她是在儿子被拘押和巨大心理压力下作出有关陈述，而且并不知道录像会被央视播放。

我们当然无法进入当时的审讯室，但至少可以确定：那不是一个可以脱离其处境、简单理解为“自愿认罪”的画面。而我觉得，这一幕恰恰使高瑜更加真实。她不是钢铁做的人，她会怕，她会担心儿子，她也可能在巨大压力下妥协。

这不是她人生中应该被删除的一页。

十、真正的坚持，不是从未低头

英雄叙事很容易制造一种假象：英雄永远勇敢，永不恐惧，绝不低头。现实中的人不是这样，高瑜也不是。如果她后来关于央视认罪的陈述属实，那么那一刻，她确实被权力压弯了，因为她是母亲。

但真正值得写的事情发生在后面。她没有因为那一次“认罪”，从此接受权力给她规定的身份，她后来否认有关指控，继续接受采访，继续写，继续评论政治，继续纪念六四。

高瑜真正值得敬重的地方并不是这个女人从未低过头，是她被压得低过头，却始终没有被迫跪下去。

十一、一份反对新闻自由的文件，制造了一个新闻自由案件

如果涉案文件确如公开报道所指就是9号文件，那么高瑜案有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结构。这份文件警惕西方新闻观和新闻自由，一个记者因为被指把它提供给外界，被判七年。也就是说：一份警惕新闻自由的文件，通过惩罚一个记者，证明了自己正在被执行。

这件事背后，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信息观。一种认为国家治理首先需要秘密、纪律和组织控制，另一种认为公共权力越重要，公众越有权知道它怎样运行。

高瑜几十年的职业命运，恰好夹在这两种逻辑之间。记者天然希望让更多事情成为新闻；秘密政治天然希望让更多事情留在秘密里。这才是高瑜案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

十二、五年刑期结束了，控制没有结束

高瑜上诉。2015年11月，二审将七年改判五年；因为年龄和健康状况，她随后获准暂予监外执行。她回到了家，但是回家不等于自由。此后她生活里不断出现几个很有中国特色的词：喝茶，上岗；敏感日，被旅游；六四来了，一些重要会议来了；政治敏感时期来了，她可能就必须离开北京，不是旅行，前面必须加一个“被”字：被旅游。

到了2026年，她已经82岁，这种生活仍没有完全结束。

十三、出去“被旅游”，反而可以上网

这几年，高瑜家里的通信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她自己公开讲过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在北京家里，网络被切断，手机、座机等通信也曾受到限制。但是敏感时期被带离北京“旅游”以后，到了外地，她的电脑、手机和平板反而能够连上网络。

她形容那种感觉很爽。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被警察陪着离开自己的家，结果最大的快乐居然是终于有网了。等“旅游”结束，回到北京，打开电脑，又是一片空白。她开始研究什么时候能够蹭到附近的网络，有时候凌晨可能比较容易，那就调整作息，等，连上，发出去。

她甚至公开写道：“我感谢互联网，我还可以蹭网发推。”这已经不是政治悲剧，甚至带有一点荒诞喜剧的味道。

十四、一个国家为什么害怕一个记者？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标题，一个国家为什么要防备一个82岁的老太太？她没有组织，没有武装，没有军队，没有行政权力，甚至没有自己的网络。

她能做什么？写几百个字，发一条推文；接受一次采访，回忆一个历史人物；评论一条新闻，纪念一下六四，仅此而已。可是对于一个高度依赖信息控制的政治体系来说，她还有一样东西很麻烦：记忆。

高瑜记得毛时代，记得文革，记得改革年代；记得胡耀邦，记得赵紫阳；记得1989，记得《经济学周报》，记得秦城；也记得中国知识界曾经公开讨论宪政、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的年代。

一个年轻人可以被告诉：事情从来不是这样的。一个82岁的记者却可以回答：不，我当时就在。这可能才是一个老记者真正令专制权力不安的地方。

十五、张展与高瑜

写到这里，我想起本系列第三篇的张展。张展1983年出生，2020年，她拿着一部手机进入武汉，拍街道，拍医院，拍殡仪馆；采访市民，然后把视频传出去。高瑜比张展大近四十岁，一个属于报纸时代，一个属于手机时代；一个写专栏、做采访，一个拍视频、上传网络。

但她们最后遇到的是同一个问题：谁有权记录现实？以及谁有权把自己看到的现实告诉别人？技术变了，这个问题没有变。

十六、82岁以后，为什么还不闭嘴？

这是写高瑜最让我感慨的地方。年轻的时候不肯闭嘴，可以说是血气；中年的时候不肯闭嘴，可以说是事业、理想，甚至某种执念。可是到了八十多岁呢？高瑜已经没有什么政治前途，也没有什么职业晋升，更不需要靠政治言论博取名声。她为写作付出的代价已经足够多了，三次被捕，两次重判；秦城监狱，疾病，央视“认罪”；长期监控，被旅游，断网。

按照最简单的利害计算，她最合理的选择就是退休，不谈六四，不谈中共高层，不碰那些“国家秘密”，不再接受采访，不再发推。

一个八旬老人完全可以退出历史现场，没有人有资格要求她继续冒险。可是高瑜没有。

十七、那就蹭网

家里的网断了，那就蹭；白天连不上，夜里试；今天发不出去，明天再发。她还给这些帖子编起了号：“蹭网发推之一八六。”“蹭网发推之一八九。”

一个国家机器拥有警察，监狱，法院，宣传系统，防火墙，以及切断一户人家网络的能力。82岁的高瑜有什么？一台电脑，一个账号，一条偶尔能够连上的Wi-Fi，还有自己的脑子，自己的记忆，自己的判断。

她不肯交出去的，似乎也只剩下一样东西：作为一个记者，看见、判断和说出来的权利。

十八、一个记者，至今仍在现场

高瑜80岁以后说过一句话：“自由和写作是我的宿命。”我想，这句话已经不需要我们再替她解释。她的一生并不完美，她不是一个永远不会恐惧的人；她被捕过，生病过，为儿子担忧过；在央视镜头前“认罪”过，也经历过普通人在强大国家机器面前都会经历的无力。

但四十多年过去，她还是在写，她甚至没有给自己换一个更加宏大的称号。她的X账号简介仍然写着独立记者、专栏作家。不是革命家，不是民主斗士，不是政治领袖。记者，仅此而已。

2026年，北京。82岁的高瑜还在寻找能够连接世界的网络。连上以后，她打开X，写，发送；然后等待下一次能够连上的机会。她说：“自由和写作是我的宿命，80岁之后，我仍要沿着我的命运之轨走下去，我相信我会看到光明。”也许一个记者真正的职业伦理，从来没有那么复杂，无非三件事：看见，记录，告诉别人，高瑜做了四十多年。

国家机器可以让她坐牢，可以让她“被旅游”，也可以切断她家的网线。但到了82岁，她仍然没有同意一件事：从此闭嘴。

写到最后，我不想再称赞她勇敢，只想留下一个事实：一个记者，至今仍在现场。

附：

高瑜脸书 2026-9-5

回复艾地聲

謝謝艾地聲寫我，雖然我們素昧平生，我們只是在網絡相遇。你用的照片也都不是我，但對我還是非常有力的鼓勵！

有一重要的更正：我坐過北京市安全局大紅門看守所、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沒有坐過秦城監獄（六四後因為北京市看守所翻修，借秦城監獄關押六四犯）。

原因是我89年6月3日早晨上班途中被北京市安全局綁架，但是我沒有被捕。3個半月後辦理“監視居住”，1990年初得了心絞痛，8月10日緊急發作，18天后，1990年8月28日被專案組送回家。審查近1年4個月，沒有給一個字的結論。

非常抱歉，遲至今天才看到艾先生的網頁。謝謝你的作品。

美國對華外交失敗由來已久——讀余茂春Miles Yu對「中共『密室外交』的危險迷信」一文有感

BEI MING
艺萌的博客  2026-9-4

        什麼!？美中外交交涉，美國居然用中國翻譯而不用自己的？居然沒有自己的專業顧問再側？居然不留完整的記錄？居然完全閉門？——美國認為自己是在與異國天使談戀愛嗎？如果這是真的，在我這個來自中國的異見人士和美國媒體前記者看來，何其荒唐！借用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訓斥香港記者的話說，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余茂春此文一針見血，例舉了很多局外人不知道也無從了解的現象，分析則直抵美過對華外交關係癥結。

        容我引申一步：美國的對華外交的失利並非始自七十年代基辛格和尼克松的所謂“破冰”之行，而是兆自四十年代杜魯門的中國特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的憤然辭職，始於馬歇爾Marshall的中國之行，赫爾利辭職是因為無法忍受國務院和美國職業外交官們同情中共，馬歇爾則證明了赫爾利的看到的現實。馬歇爾奉命去中國調停國共矛盾，他卻一邊倒地相信毛澤東會在國共談判中信守承諾，這導致在歷史的精準時刻，國軍完全失去美國軍事、外交、經濟援助，正在此時，蘇聯把七十萬日軍精良武器裝交付共軍，讓沒錢、沒武器、沒有道義的共軍武裝壯大、擴展地盤、養精蓄銳，馬歇爾卻對此不置一詞。等到停戰終止，美國把太平洋武器庫武器全部銷毀，留給國軍的是一個徹底逆轉的局面。上個世紀最偉大的勝利就這樣讓給了毛澤東。

　　歷史不斷重演：余茂春指出，如今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們，針對中共的國際麻煩，每每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中國在南海搞軍事化？美國逼的。北京武力威脅台灣？華盛頓沒有給它足夠的『安全感』」。解放軍瘋狂擴軍？五角大樓挑起了軍備競賽。中共撕毀協議？也許是美國人『不懂中國歷史』。」這些當代中國專家其實是馬歇爾的高足，四十年代國共簽署協議、停戰期間，毛澤東的軍隊發動了近乎三百次進攻，乘機佔領了數十個滿洲縣城，當蔣介把毛澤東違反停戰協議的清單交給馬歇爾時，馬歇爾確實沒怪自己和美國，卻說，這是因為國民政府南京發生了反共示威，嚇得中共不敢遵守停戰協議。看上去，美國那批「凡事先怪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們認為，中共從來沒錯，錯者，民国时代是國民政府，中共时代是美國自己。

　　往歷史深處看，美國的遠東政策可謂從失敗走向失敗。毛澤東宣布成立中共國之後，國務卿艾奇遜Acheson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美國在太平洋的防禦範圍，居然“忘記了”台灣海峽和韩国。當然，也是他，把真正的中國問題專家魏德邁Weddemeyer中國情況報告，壓到兩年後才勉強發表，而且是放在《中國白皮書》的附件中發表的。魏德邁的報告寫於1947年，那時修正杜魯門政府的對華錯誤還來得及。魏德邁建議，在國民黨改革的前提下，美国恢復並擴大對國民黨的援助。假如杜鲁门政府接受建议，改弦更张，大陆不会淪陷，中國不會是共产党中国。但是這份報告却被压了两年，当它悄然問世的時候，毛澤東已經「宜將剩勇追窮寇」，成功趕走了八年抗戰勝利的國民政府和蔣介石。

　　不久美國在韩戰中與共軍交手，事先沒想到共军如此好戰，竟為區區北韓跟自己不宣而戰。美國不得不面對现实。可是美军這個在歐洲的勝利之軍，加上联合国各军，跟中共不過打了一個平手。原因是杜魯門不允许麥克阿瑟打過三八線。名將麥克阿瑟於是成為美國軍事史上唯一一個從戰場上撤下的將軍。他是马歇尔调停国共关系的最尖锐的批评者，他说，马歇尔的对华使命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自由世界正在为此付出血的、灾难性的代价。在美国军界，在远东问题上，他的见解远超马歇尔，只是他当时不知道，他预言中的血和灾难将被何等切实地烙在中国沦陷地土地上。

　　相對於美國在的歐洲勝利，遠東，尤其中國，是美國外交的歷史傷口，至今不能止損。毛泽东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別了司徒雷登”，不仅把中華民國趕出了聯合國，而且中國最終成了美國的勁敵。美國精英們終於發現他們丟失了中國，那個“自由中國”、二戰的同盟國、曾經拖住百萬日軍在中國戰場的、拼死抗擊軸心國的偉大國家及其民族。敗得如此慘痛，引發了國會那場著名討論——「誰丟失了中國?」但是終究沒有結論，也沒有結果，美國沒有接受教訓！余茂春此文所指出的「中共『密室外交』的危險迷信」这一現象，就是證明。

　　我想說的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失誤由來已久，看似愚蠢，原因卻不只是幼稚，左傾和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同情是就已存在的原因。除了這個歷史原因，如今，誠如余茂春文章所指，又多了一層原因，即，利益相關：「華爾街要中國市場；矽谷要中國消費者和供應鏈；K街遊說公司要客戶；大學要中國的錢、中國學生和進入中國的渠道；智庫要有項目、顧問和各種『傑出研究員』。一些離任官員和過氣政客也突然發現，北京能夠給他們一種華盛頓已經不再提供的東西——存在感。」

   余茂春「中共『密室外交』的危險迷信」一文链接：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DeaBBi8C2/

韩联潮：精致计算的假善人（附： 如果这个世界上多一些马友友）

韩连潮  X
@lianchaohan · Sep 4, 2026

【精致计算的假善人】《纽时》以“如果这个世界上多一些马友友“为题，把他吹为西方文化偶像：温文尔雅、世界公民、用琴声跨越国界、构建文化丝绸之路、在疫情接种点拉大提琴治愈人、推动美国民主重建等等。

我相信马友友是个优秀的音乐家，也做了不少善事，但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为遭受中共党国残暴迫害的人发声。他可以在丝路项目里大谈中亚文化、新疆十二木卡姆的音乐美感，但当这片土地上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被成批送进再教育集中营、清真寺被夷平、维吾尔知识分子与音乐家（如著名的热瓦普大师阿不都日衣木·艾衣提）遭受拘禁和迫害时，他的大提琴里听不到半点抗议的声音。

作为华人移民，当千百青年学子在天安门广场被屠杀、刘晓波在狱中受折磨至死、高智晟杳无音信、无数异见人士和香港年轻人身陷囹圄时，马友友这类和党国有经济利益的名流同样选择熟视无睹、保持沉默，客观上为极权背书，粉饰太平，向国际社会传递一种极其危险的虚假信号——“中国情况很好、新疆也没有那么糟糕，你看马友友不还在那儿拉琴吗？”

这样的假善人不要也罢。

——————————————

纽约时报中文网  X
@nytchinese · 22h

马友友是当今在世最著名的音乐家之一，但他的影响力不仅来自于音乐。在一个更愿意奖励犬儒主义的时代，他是一位真诚投入的人文主义者。“我希望，”他说，“我会一直保持好奇，直到死去。”如果我们以他为榜样，会怎样？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260904/yo-yo-ma-profile/?utm_source=tw-nytimeschinese&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cur

附：

如果这个世界上多一些马友友

JOSHUA BARONE
2026年9月4日

“如果我们有九到十个马友友，世界会大不一样，”钢琴家、马友友的长期朋友和合作者埃马纽埃尔·艾克斯说。

“如果我们有九到十个马友友，世界会大不一样，”钢琴家、马友友的长期朋友和合作者埃马纽埃尔·艾克斯说。

采访马友友并非易事。但不是因为他是当今在世最著名的音乐家之一，也不是因为他从七岁起就为世界领导人演奏大提琴，更不是因为他会用长长的故事而不是口水话来回答问题。真正的挑战在于，他更愿意谈论你。

“没有人是无趣的，”最近在丹佛演出期间下榻的酒店接受采访时，他这样解释道。前一晚，他在红岩剧场与科罗拉多交响乐团合作，为数千名观众演奏了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演绎生动而富有新意。我被派去报道他70岁的人生以及他如何调和年龄与永不停歇的雄心，所以本能地想把话题拉回他身上。但我很快明白了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当年评价马友友时那句话的含义：“你每问他一个问题，他会回问你两个。”

如果马友友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他的说话方式可能看起来会像回避或装谦虚。“这是装不出来的，”作曲家安杰莉卡·内格龙说。在红岩剧场音乐会之前，我整个演出季都跟着他：去独奏会、协奏曲首演，去远离任何音乐厅、与音乐关系不大的活动。无论是见到同行艺术家、乐迷还是社区组织者，他都专注而好奇，愿意为了解一个人而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

马友友与科罗拉多交响乐团在丹佛附近的红岩剧场。

马友友与科罗拉多交响乐团在丹佛附近的红岩剧场。 Amanda Tipton

在一个更愿意奖励犬儒主义的时代，他是一位真诚投入的人文主义者。他把人看作一个生态系统，人与人之间以及与大自然之间都深度相连，尽管这个时代的算法正把我们推入回声室。他谈论移民或教育时，避开当今盛行的粗暴、极化修辞，巧妙地将这些话题视为伦理问题而非政治问题。

如果我们以他为榜样，会怎样？

“在别人身上我会去寻找行为模型，”马友友的密友斯蒂芬·科尔伯特说。“他的立场是超然的；他的行为却不是。”

而且，马友友的为人方式正通过他的组织Sound Postings越来越多地融入他的公共工作。他几乎每站巡演都会安排某种社区项目，比如在芝加哥关于枪支暴力的对话，或西弗吉尼亚州的农场晚宴。他启动了长达数年的项目，可能把他带到国家公园，或黎巴嫩的某家夜总会。当他向观众讲话时，他把对时间和记忆的惊奇感与对未来的担忧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在环境问题上。

由于他的身份，也许人们会听得进去。“如果他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历史学家希瑟·考克斯·理查森说，“我们怎么能做得比他少？”

到如今，马友友的卓越和名望已是公认的事实。这位音乐家出生于法国，父母是中国移民，七岁访美时便给大提琴大师帕布罗·卡萨尔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之后，他就在伦纳德·伯恩斯坦主持的音乐会上为约翰·F·肯尼迪总统演出。此后，他在电视上与埃尔莫和罗杰斯先生同台，卖出了数百万张专辑，收获了满架的格莱美奖，并从奥巴马手中接过了总统自由勋章。

“但关于马友友最令人称奇的也许就是，”奥巴马曾说，“每个人都喜欢他。”

你完全可以想象一个截然不同的马友友：一个在音乐学校修道院般环境中长大的神童，仍然是明星，却不太擅长与人交往。然而，卡萨尔斯告诉他要出去打棒球。“我不认为他是星探，”马友友说，“但我认为言下之意是，‘去过一种充实的生活。’”

最终留在美国的马友友也深受移民身份的塑造。“移民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总是在努力理解一个新地方，”他说。“现在我到处旅行，我身上移民的那部分总在想，我希望你把我随便扔到什么地方，就像‘寻找沃尔多’的游戏一样，我都能找到办法做一些有目的、有意义的事。”

15岁时，他在茱莉亚学院学习，在自助餐厅认识了钢琴家伊曼纽尔·艾克斯，两人从此成为终身朋友和音乐伙伴。（“我会说，发生在我身上最幸运的两件事，就是遇见我妻子和遇见马友友，”艾克斯说。）那段时间，马友友不确定世界是否还需要另一个大提琴家。他会准备一套独奏曲目，然后在音乐会上演奏，演到一半却发现自己感到无聊。

马友友，摄于科罗拉多。“我从来不觉得取得什么成就能带来什么，顶多给你一瞬间的快感。” 

“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总说‘我必须有成就、成就、成就’的世界里，”马友友说。“但我从来不觉得取得什么成就能带来什么，顶多给你一瞬间的快感。”

马友友奉行卡萨尔斯的格言：“我首先把自己看作一个人，其次才是音乐家，第三才是大提琴家。”因此他选择不全职学习音乐，而是在哈佛大学拿到了人类学学士学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从未离开过这个领域。带着一个快乐业余爱好者的热情，他将自己对人类的兴趣投入到各种项目中：比如现在名为“丝绸之路”的合奏团，这是多元文化盛行的90年代留下的持久遗产；把巴赫介绍给世界各地陌生人的巴赫计划；以及较新的户外项目“我们的共同自然”，旨在把人们聚在一起。

“他求知若渴，”Sound Postings的创意制作人索菲·沙克尔顿说。“他对来自不同背景和学科的人从不妄加评判，他喜欢努力去理解他们。”

正因如此，马友友的音乐会从来不只是音乐会。即使像去年秋天他在波士顿交响乐厅演奏全套巴赫大提琴组曲这样常规的演出也会延伸到外面的世界。演出被同步直播到波士顿附近乃至马萨诸塞州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在沃特敦，放映室座无虚席，等候名单上还有近500人，人们带着咖啡馆的饼干和苹果酒聚在一起，还参观了楼上的一个展览。一位母亲称这一切为“一份礼物”。

典型的马友友巡演站包括一个或几个活动，旨在把当地社区中原本可能不会相遇（即使他们有共同的兴趣）的成员聚在一起。活动通常有一些音乐，但主要是人们分享故事和想法。过去，这些活动与他的演出同时穿插安排；现在，它们由Sound Postings管理，其五人团队全部由非音乐家组成。

“我喜欢这样，”马友友说，“因为我为之演奏的大多数观众都不是音乐家。”

“我为之演奏的大多数观众都不是音乐家，”马友友说。 

“对于任何器乐演奏家来说，过了70岁就是碰运气，”正准备从纽约爱乐乐团首席大提琴手的职位上退休的卡特·布雷今年对《剧目》杂志说。马友友每一次走音都会被女儿一通调侃，而他在丹佛还对德沃夏克协奏曲的弓法和速度做了调整。但他也说，如今他的演奏“更高效，也更有音乐性”。

但为什么在一个音乐家们逐渐淡出职业生涯的年纪，他却在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尽管演出日程排得满满当当，马友友有个常讲的笑话，说他退休了，而且“退休了，你就只做自己想做的事”。事实是，他的大脑也许天生就不适合安逸的生活。“我希望，”他说，“我会一直保持好奇，直到死去。”

历史学家理查森最近作为马友友“我们人民”音乐节的一部分现身坦格尔伍德，她推测马友友“即使没有人听也会演奏，即使听众只有三年级学生，他也会为他们演奏”。艾克斯把两人的合作描述为一种无尽的探索，他说：“我们演奏贝多芬奏鸣曲快50年了，我们仍然每次都在寻找不同的演绎方式。”

不过，马友友向世界输出的远不止音乐，还有可供学习的榜样。“他正试图重振美国民主，并以一种更健康、更全面的方式推动它向前发展，”理查森说。但她也承认这是一项巨大的责任；作为公众人物，她知道处在他这个位置的人永远不能发怒或贬低他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必须“选择我们本性中善良的天使”。

他也有批评者，而且他的音乐之外的工作在某些方面可能看起来像是多元文化主义黄金时代的一个盲目乐观的遗迹。他的社区项目有时会引发当地人的不满，但他们通常在见到他本人之后改变想法。他能做的也有局限。他毕竟只是一个人，无法对每个人和每个地方都给予全部关注。（沙克尔顿说，Sound Postings花了大量时间努力确保他的访问产生持久影响。）

“这实际上是发展克隆技术的最佳理由，”艾克斯说。“如果我们有九到十个马友友，世界会大不一样。”

——————————

视频/图片：Benjamin Rasmussen

Joshua Barone是《纽约时报》编辑，报道古典乐和舞蹈。他也撰写关于音乐和歌剧的评论。

翻译：经雷

点击查看本文英文版。

專訪回顧：十年前的黄之鋒

轉角國際 udn Global  臉書 2026-9-4

​

目前在香港服刑中的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再次被指控觸犯香港國安法的「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2026年9月2日黃之鋒在法庭上「認罪」，法官將擇日宣判刑期。

​

現年29歲的黃之鋒，自2020年11月被關押以來，已經服刑將近6年。原本應該於2027年1月獲釋，不過現在因為勾結外國勢力的罪名，很有可能再多判3至10年、甚至最嚴重會被終身監禁。

​

本文是2017年當時20歲的黃之鋒訪問台灣，《轉角國際》所做的訪談側記。

​

黃之鋒自反國民教育科遊行以來，當然受過不少同志、前輩的批評，雖然有挫折，但是黃倒是對此抱持正面態度，「我做過的決定未必都是對的，受到批評自當虛心受教。」內有同志戰友的壓力，外又要面臨政治力綿密的恐懼，黃之鋒有沒有想過，乾脆離開香港、一走了之？

​

黃之鋒回應：「我從來沒想過要離開香港。我愛香港，而且——也沒那個錢離開。」

​

這是與他相仿的香港青年共同的心境。對於政治力的恐懼影響了生活、更滲透到思想，有些人擔心、也實際面臨了問題，曾參加香港社會運動的年輕人可能會找不到工作、對於高壓的政治力量感到前途黯淡。黃之鋒認為，也許有一些方法能打開一線曙光，像是深化香港的本土文化與認同感——那個過去在東亞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文化輸出，而不是樣樣都看向中國。

——————————

udn  轉角國際 udn Global  文化視角  2017-01-15
轉角說  轉角國際編輯台：「在國際新聞之後，讀懂新聞；世界趨勢之前，掌握趨勢。」

© 轉角國際　

搭計程車來電台，還不小心搭上白狼張安樂友人開的車，有如魔幻寫實的電影情節，但是黃之鋒說，自己的成長背景沒那麼電影感。

1月15日，星期天陰雨的早晨，黃之鋒離開位於天母的旅館，隨著台灣的聯絡人一起坐上計程車，在前後都有警車護送之下，前往電台接受他在台灣的首次廣播訪問。

但是黃之鋒的車卻遲到了將近半個小時，待在電台準備迎接的人開玩笑說，該不會司機是跟上次打他的那些黑衣人同一掛的吧？一旁待命的員警也不解，都有警察開道導引了怎麼還會迷路。於此同時，陪同黃之鋒搭車的聯絡人告訴我們：

那台計程車的司機，是白狼的朋友...

萬萬沒想到，只是隨手攔下的小黃，竟然就攔到白狼張安樂的朋友，前不久才被白狼兒子企圖襲擊，不免讓人懷疑到底是誤打誤撞的巧合、還是中了黑道大聯盟的陰謀？起初司機也不知情，是看到有大批員警在旅館待命時才好奇詢問，得知是那位香港的黃之鋒後，司機大哥沒表現出慍色，反而像是看到明星一樣興奮，拿出與白狼的合照炫耀一番，講到一時忘我，還想打電話給其他朋友——白狼的保鑣，分享載到「明星」的喜訊，隨即被好意勸阻，後座的黃之鋒也只有配合著苦笑。「好在，除了遲到之外，並沒有什麼需要我從後座壓制司機的事情發生。」陪同的聯絡人半開玩笑地說。

竟然是一個宛如電影情節的開場，但不是動作片、懸疑驚悚，而是一部黑色幽默的無厘頭電影。

那麼，黃之鋒會感覺害怕嗎？不，他甚至還有點興奮。前後都有警車護送，這還是他人生頭一遭，下了車看到一字排開的警力陣仗，對這位剛滿20歲的青年來說絕非尋常體驗。而「年輕」這件事，似乎也是他不斷要承接的褒美與批評，一個有些尷尬的標籤：

《時代雜誌》全球25位最具影響力少年、《外交政策雜誌》全球百大思想者、《泰晤士報》年度青年、《法新社》年度全球10大最具影響力人物、《財星》全球50位最傑出領袖人物榜...

主持人一一列舉黃之鋒的英雄出少年事蹟，感佩眼前這位青年的論述怎樣清晰、台風如何穩健，黃之鋒也常被人說，你是多麼地年輕、卻能達到這樣的功績，對黃寄予厚望的人認為，他可以稱做「香港改革人士」。黃之鋒尷尬地笑：

這些外媒給的稱號、什麼思想者、改革人士....，這些稱呼都有點誇張了！我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

2012年反國民教育科遊行的時候黃之鋒16歲、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時18歲，這正是許多人驚訝、或無法理解之處，隨之而來的是各種荒謬的陰謀論與民間傳奇。黃之鋒說，從投身社會運動以來，謠言抹黑不曾斷絕，自己的父母只是從事一般工作的市民，也被傳成是某大律師、《蘋果日報》編輯：

還說我是受過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訓練，又說我是CIA派出來的特工，哪有那麼誇張！

說到這裡，畫面卻有一種港片的無厘頭幽默感，彷彿鋪天蓋地的壓力都成了荒謬的笑料。對於他人好奇黃之鋒的成長背景，想知道他是如何被教育、父母又是如何開明，黃之鋒淡淡地說，「就是一個平凡無奇的家庭，父母沒有太熱衷政治、也沒有特別的背景」，他強調：

我的家庭沒有那麼電影感。

人們寧可相信，這樣的人肯定來歷不凡；人們寧可相信，黃之鋒的成長非比尋常。但事實上，他跟你、我、跟大多數的群眾一樣，根本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

© 轉角國際　
黃之鋒說，十年前還有人會對一國兩制抱有希望，現在幾乎幻滅了，一國兩制名存實亡。而那個國際化的城市香港，也從國際金融中心漸漸變成了大陸金融中心。香港的未來怎麼走，還有待香港本地人民的思考與行動。

黃之鋒自反國民教育科遊行以來，當然受過不少同志、前輩的批評，雖然有挫折，但是黃倒是對此抱持正面態度，「我做過的決定未必都是對的，受到批評自當虛心受教。」內有同志戰友的壓力，外又要面臨政治力綿密的恐懼，黃之鋒有沒有想過，乾脆離開香港、一走了之？

我從來沒想過要離開香港。我愛香港，而且——也沒那個錢離開。

這是與他相仿的香港青年共同的心境。對於政治力的恐懼影響了生活、更滲透到思想，有些人擔心、也實際面臨了問題，曾參加香港社會運動的年輕人可能會找不到工作、對於高壓的政治力量感到前途黯淡。黃之鋒認為，也許有一些方法能打開一線曙光，像是深化香港的本土文化與認同感——那個過去在東亞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文化輸出，而不是樣樣都看向中國大陸。這個香港本土認同，意味著香港獨立嗎？

我是香港人、是華人，但不會是中國人。

黃之鋒肯定地說。他又強調，「現階段我不主張港獨，香港的前途應該由全體香港人決定。」這段論述對於台灣來說並不陌生。但是聽在廣大「中國同胞」的耳裡，又是多麼地刺耳、又砸出多少心碎的聲音。黃之鋒怎麼看待北京？他轉了一個彎，舉了電影《變形金剛 4》為例。

我去看Transformer 4，裡面都有解放軍，哪來的解放軍？我覺得奇怪啦，Autobots出來還要解放軍露個臉，說不過去。

黃之鋒突然有點小激動，好像自己深愛的作品被人胡搞亂搞。在那一個瞬間，黃之鋒原本嚴肅正經的神情，才堆出一些笑容，一個20歲的大學生單純熱愛一樣興趣的笑容。

※本專訪得到《寶島聯播網》的協力，特此致謝。

© 轉角國際　

訪問到尾聲，黃之鋒正在發送訊息給下一場會面的聯絡人，這一次來台灣行程相當緊湊，還碰上了打人事件。問他怕不怕被暗殺這一類的事情，黃似乎沒有那麼緊張兮兮。他說，「外國媒體給的光環雖然覺得很不好意思，但某些程度上至少能夠保護我的安全。」

大眼哥的祛魅解构力：把极权写成笑话的人——从胡锡进的叼盘、王志安的“较真”，到李承鹏的解构

艾地声Edysen  X
@KA594594 · Sep 4, 2026

大眼哥的祛魅解构力：把极权写成笑话的人——从胡锡进的叼盘、王志安的“较真”，到李承鹏的解构

中国并不缺批判中共的人。有人愤怒，有人控诉，有人考据，有人爆料。有人写几万字证明极权之恶，也有人每天高喊打倒共产党。但真正能够拆掉极权语言外壳，把一个看似威严无比的庞然大物写成笑话的人，并不多，李承鹏算一个。

大眼哥最独特的地方，甚至不在于他反对什么，而在于他看待权力的方式。胡锡进擅长把荒谬解释得合理；王志安擅长追问一个故事究竟是不是真的；李承鹏却经常突然问一句：凭什么？然后，皇帝身上的衣服就掉了。

一、足球场是他的政治启蒙课堂

李承鹏并非学院派知识分子。1968年出生，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来做体育记者。他最初面对的并不是民主、宪政、人权这些宏大命题，而是中国足球。假球，黑哨，足协，关系，审批，寻租。一个本来应该按照技术、规则和比赛结果运行的竞技世界，背后却站着行政权力。他慢慢发现，中国足球的问题其实并不完全在足球。为什么专业的人不能决定专业的事？为什么一个官僚机构能够同时当裁判员、运动员和规则制定者？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有问题，却必须装作没有问题？

这实际上已经触到了中国政治最深处的结构。所以李承鹏后来从足球记者走向公共写作者，并非突然转向。他一直在追踪同一个东西：不受约束的权力。只不过最初它穿着足协的衣服，后来穿上了地方政府、宣传部门乃至整个党国体制的衣服。

二、汶川废墟让宏大叙事坠落人间

2008年汶川地震是理解李承鹏的重要节点。他进入灾区做志愿者，也开始把自己的写作人生分成地震之前和之后。在废墟面前，“多难兴邦”很宏大，但李承鹏关心的是另一件事：为什么有的学校倒了，有的没有倒？

他后来特别注意到一所经受住地震的希望小学。原因并不神秘。施工时有人较真，有人拿着锤子敲柱子，有人逼着施工方按照标准干活。这个细节几乎可以解释李承鹏此后的全部政治观。孩子的生命，并不由宏大叙事保护；保护他们的是水泥标号，是建筑规范，是监督，是责任，是那个拿着锤子不肯糊弄过去的人。

这就是祛魅。国家说：“多难兴邦。”李承鹏问：“水泥够标号了吗？”国家说：“顾全大局。”他问：“那个人的房子为什么被拆了？”国家说：“依法治国。”他问：“宪法写的那些权利到底算不算数？”

宏大叙事最怕这种问题。因为宏大叙事生活在云端，而权利存在于人间。

三、民主，不过是有权说一句“我不高兴”

后来李承鹏开始写强拆，写唐福珍，写《李可乐抗拆记》，再到《民主就是有权不高兴》。这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从记者向公民写作者的转变。

有意思的是，他很少把自己包装成思想家，他也没有建立什么“李承鹏主义”；他只是不断把那些被宏大化、神圣化的政治概念拖回普通人的生活。民主是什么？未必先是总统直选，可以是媒体能不能监督官员，可以是业主能不能决定自己的小区，可以是一个普通人面对政府的时候，有没有资格说：我不同意。

这实际上比背诵多少民主理论都更接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原点。民主首先不是人民怎样成为国家的主人，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不必跪着面对权力。

四、一个不能说话的作家签售会

2013年，《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出版，李承鹏举行签售，却被要求不能讲话，读者不能提问，嘉宾不能发言。于是出现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一个极具荒诞意味的场景：一个作家坐在那里给自己的书签名，却不能说话。

这比一万字批判新闻审查都精彩，权力就自己完成了行为艺术。这也是李承鹏真正厉害之处。面对极权，通常有两种写法，第一种是控诉你邪恶，你残暴，你无耻，第二种是论证，从历史、政治学、法学证明这种制度为什么错误。李承鹏经常采用第三种办法：好，我完全按照你说的话理解一次。然后荒谬自己就出现了，

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解构。他不是站在庞然大物面前拼命证明它有多可怕，而是绕到它身后，突然把裤子扒下来。围观的人笑了，权力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发生了。

五、极权为什么怕笑话？

极权统治不仅依赖暴力，它还依赖神圣感。大会堂、主席台、领袖像、阅兵式、红旗、口号、新闻联播、重要讲话、“伟大复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需要不断制造庄严。一个人如果每天生活在这种语言环境里，久而久之甚至会产生一种心理错觉：这个东西很强大，它不可挑战，它知道一切，它代表历史。

这就是政治祛魅的重要性。你不必先证明皇帝是坏人，你只需要指出皇帝其实没有穿衣服。笑声一旦出现，恐惧就开始松动。所以哈维当年写极权主义社会中的“活在真实中”，索尔仁尼琴强调“不靠谎言生活”，本质上都触及同一个问题：极权首先要求人配合它的虚构。

李承鹏的特殊之处，则是中国式的：我不但不配合，我还拿你的虚构讲个笑话。

六、胡锡进恰好站在另一端

理解李承鹏，最好把胡锡进放到旁边。胡锡进其实也是一个很有传播才能的人；如果完全没有能力，他不可能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党媒评论员之一。胡最大的本事，是把党国的语言翻译成人话。

中央文件不能说得太露骨的，他可以说成：“老胡认为……”一个明显荒谬的政策出来以后，他往往不是直接证明它绝对正确，而是告诉大家：事情比较复杂，国家也有难处；西方其实更糟，我们当然还有不足，但大家还是应该理解大局。这就是著名的“叼盘术”，从政治传播角度说，它比赤裸裸喊口号高明得多。

胡锡进真正承担的功能，是给权力的荒谬不断寻找民间合理性。所以胡锡进和李承鹏恰好形成镜像：胡锡进负责把权力正常化，李承鹏负责把权力荒诞化；胡说其实可以理解，李说你再想想，这他妈合理吗？一个不断给皇帝穿衣服，一个不断提醒围观群众：你们看看，他其实光着屁股。

七、王志安又是另一种人

王志安比胡锡进复杂得多。把王志安简单归入“大外宣”，我一直认为证据不足，也低估了他的专业能力。王志安是真正受过央视调查新闻训练的记者，他的长处非常突出：等等，这是真的吗？你说一个人被迫害，证据呢？你说某件事情惊天动地，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说共产党撒谎，那反对共产党的人有没有撒谎？

这种记者主义有价值。王志安可以得罪共产党，也可以得罪法轮功，可以得罪海外民运，也可以得罪台湾政治人物。他对许多海外反共叙事的拆解，也是必要的。反对谎言的人，自己不能依靠谎言。但王志安的局限，也正隐藏在这里：他太相信“事实”能够解决问题，可政治世界并不只有事实判断，还有价值判断。比如一个人确实违法了，然后呢，恶法是不是法？国家有没有权制定这种法律？即使程序完全合法，国家有没有权侵犯一个人的基本自由？

这些问题，仅靠调查记者式的“事实核查”回答不了。王志安经常停在事情究竟是不是这样的，而李承鹏还会继续追问，就算事情真是这样，权力凭什么这样做？

一个问题属于新闻学，另一个已经进入政治哲学。

八、三种媒体人格

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媒体生态里，出现这三个很有意思的人。胡锡进问：这件事情怎样解释，才能让大家接受？王志安问：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李承鹏问：你凭什么？

三个人都聪明，都有非常强的媒体能力，也都懂中国社会，但他们最终走向了三个不同方向。胡锡进把聪明用于解释权力，王志安把聪明用于审问事实，李承鹏把聪明用于冒犯权力。所以如果一定要给他们分别找一个关键词：胡锡进是合理化，王志安是事实化，李承鹏是祛魅化。

三个人背后其实对应三种不同的人与国家关系。胡锡进那里，国家基本是主体，人民是需要被解释和说服的人；王志安那里，事实是主体，共产党和反对派都应该接受记者审问；李承鹏那里，人是主体，国家必须接受人的追问。这一点最重要。

九、李大眼也不是圣人

当然不能把李承鹏塑造成新的偶像，那恰恰违背了“祛魅”。李承鹏年轻时好胜、尖锐、嘴毒，有很强的表达欲，也有明显的表演型写作者特征。他的才气有时会跑到论证前面。一个比喻太精彩，一句段子太好笑，反而容易掩盖事情本身的复杂性。

这也是所有讽刺作家的危险。鲁迅如此，王朔如此，李承鹏也不例外。讽刺擅长摧毁，却未必擅长建设。把一个荒谬制度写成笑话，并不等于已经知道怎样建立一个好制度。这正是李承鹏的边界，他不是制度设计者，不是政治哲学家，甚至未必拥有完整严密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一个社会走向自由，并不只需要理论家，还需要有人负责把神像从神龛上搬下来。

十、把极权写成笑话，本身就是一种反抗

这是我越来越敬重李承鹏的地方。中国反专制传统中并不缺悲壮，坐牢，流亡，死亡，流血，流泪，控诉，这些都是真实的。如果反抗永远只有悲壮，极权其实仍然占据着舞台中央。因为所有人的表情依然由它决定。它让你哭，你便只能哭；它让你恐惧，你便终身恐惧。

李承鹏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老子偏要笑。你说自己伟大，我看看伟大在哪里；你说代表人民，我问问人民授权书在哪里；你说全过程民主，我就认真按照字典查查“民主”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你说依法治国，我把宪法翻出来逐条念给你听。

最妙的是，他常常并不需要宣布“我要反抗”。他只是认真地把党国的话重复一遍，笑话就出现了，这就是祛魅。专制最成功的时候，不是把所有反对者都抓起来，是让人相信它天然庄严、天然正确、天然不可替代。反过来说，当人民开始嘲笑权力的时候，权力就已经失去了一部分统治。

胡锡进最大的本事，是让荒谬显得合理；王志安最大的本事，是让故事回到事实；李承鹏最大的本事，则是让神圣重新显出荒谬。这也许就是“大眼哥”这些年最独特的公共贡献。他未必能够告诉中国人，一个自由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建设，但他一直在做另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告诉人们，神像只是泥塑的。

一个民族真正获得自由以前，往往必须先经历这一刻：有人指着高高在上的神像笑出了声。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原来，我也可以笑。

王友琴的畢生努力：斑斑血跡拷良知 （羅恩惠）

作者：羅恩惠
追光者【消失的歷史．專題｜】2026 年 9 月 4 日

（編者按：今年是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大災難的60周年。作為文革浩劫的見證者和倖存者，今年73歲的芝加哥大學學者王友琴，用一人之力尋訪文革無辜受難者並為他們建碑立傳至今47年，其忠於歷史、忠於良知的決心和行動不僅令人肅然起敬，更對當世和後世的人發出良知的拷問：這種規模的民族災難，孰令致之？

《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在此長文中詳細把王友琴的畢生努力呈現給讀者。對照刻下正孜孜於「平反67暴動」，洗刷自己的愚昧無知隨文革起舞的人，可謂是當頭棒喝。殷鑑不遠，就在60年前！）

文革史專家王友琴2004年出版《文革受難者》，52萬字承載659名受難者的故事。她的尋訪至今未停。

今年74歲的芝加哥大學學者王友琴，用一人之力尋訪文革受難者至今47年。從1979年以全國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開始，她就對受過磨難的學生、教師及受難者家屬進行一對一訪談。她為受難群體建立悼念牆 [1]，以田野調查、微觀方式將焦點對準真名實姓的普通受難者。她幾乎是一家一戶去打聽，尋訪遇難地點、還原出事細節。為了資料核實，她透過通信、問卷調查再結合私人日記、認罪書、文革小報與官方「內參」進行交叉驗證。

1988年王友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取得文學博士學位後赴美，先在史丹福大學教授中文，1999年轉往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任教。文革題材屬中共禁區，為了調查不受干擾，王友琴不接受學術基金會或官方機構資助，選擇以個人薪金建立「平民死亡檔案」。上世紀九十年代國際長途每分鐘高達一美元，為了向家屬或倖存者核實名字或死亡日期，她常常自費支付巨額電話費。學校假期長途跋涉回中國進行秘密田野調查、購買原始印刷品、維護海外網絡伺服器。為了不給任何試圖污蔑她的人留下藉口，她在個人生活壓縮一切開支，省吃儉用。唯一希望是將歷史記錄下來，汲取教訓，望文革慘劇不再重臨。

1995年8月，她發表論文《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調查了76所學校，刊登在《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6年發表增訂版，研究範圍擴展至118所學校，涵蓋北京及外省市的大學、中學、小學和幼兒園。她發現1966年「無一例外」都發生學生以暴力攻擊教師的情況，確認有30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情節極其殘暴。[2] 王友琴論文英文版 “Student Attacks Against Teachers: The Revolution of 1966” [3] 被收入哈佛大學歷史與政治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開設的中國文革歷史課作為讀本。

好多人對暴力創傷選擇迴避，她不單選擇面對，更是尋根究底地。為此王友琴過着苦行僧的生活，教學之餘就是尋訪文革受難者。她不休假、滿屋都是檔案，累積個案超過1000人。究其原因是目睹1966年的一宗慘劇有關。

 

操場上的十三歲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操場上聚集了約一千六百名學生。三個多小時裏，副校長卞仲耘和另外四位校領導被自己的學生逼跪在台上，戴着寫了紅「×」的黑牌，衣服上被澆滿墨汁，脖子上掛着沉重的牌子，身上被帶釘子的木棒和從鍋爐房提來的開水輪番折磨。五名被鬥者被亂棒橫掃，被迫狂吼「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王友琴同學陶洛誦站在文革委員會負責人宋彬彬右側，宋彬彬是時任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女兒，主持東北三省黨政。宋自言自語：「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4]

當時13歲、剛升上高一的王友琴站在人群裏看了大約二十分鐘，走廊裏回盪着皮帶抽在肉體上的「啪啪」巨響和學生的尖叫聲。她沒有看下去，「對一種自己不能參與的恐怖行為也難保持長久的興趣，就回宿舍去了。」[5] 傍晚下樓吃飯，經過宿舍樓道時，看見雪白的牆上有一大片像黑板一樣大的血跡，還有一個鮮紅的血手印。食堂裏，動手打人的同學仍處於興奮之中，議論着如何逼校長吃髒東西、如何用開水燙她。

第二天早上，校文革委員會學生領導劉進 [6] 透過校內廣播向全校1600多名同學宣布：「昨天發生了武鬥，是為了殺卞仲耘的威風。因為她有心臟病，高血壓，死了。毛主席說：好人打壞人，活該。大家不要因為發生這件事，就縮手縮腳，不敢幹了。這件事，任何人都不許向外面講，否則就按破壞文化大革命處理。」[7] ——卞仲耘是文革中北京第一位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在該校工作17年，年僅五十歲。

劉進父親劉仰嶠，時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文革爆發，她是校園運動第一把手。與宋彬彬、馬德秀三名學生黨員帶頭貼出聲討校領導的大字報。直接導致學校行政體制癱瘓，全面停課。6月3日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中央青年團派出「工作組」進駐學校。在工作組扶植下，學校成立了「革命師生代表會」，由高三的劉進擔任主席。

6月23日，工作組在學校主持針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卞被學生虐打。29日，她寫信向上級即鄧小平匯報：「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彎身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腳踢，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槍口捅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裏塞滿，往臉上吐口水。」[8]

卞仲耘的求救信沒有得到回覆。

「工作組」撤走後，劉進與宋彬彬在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牽引下，向鄧小平匯報北師大女附中運動進展，將人劃分為「左中右」並領取指示。7月5日上午，鄧小平在中南海家中接見女附中工作組組長張世楝，劉進及宋彬彬。胡啟立事後回憶，鄧小平十天之內向北師大女附中下達三次指令，兩次召集會議，一次電話、一次傳遞，鄧小平可說是運動「黑司令」。[9] 鄧女兒鄧榕都是校內積極份子；鄧榕當年角色另文再談。

8月5日，為了掩飾卞仲耘死因，宋彬彬、劉進及鄧榕都刻意將死因轉向「心臟病、高血壓」。又因為是「紅八月」首次打死人，劉進廣播時還警告同學不能外傳：「死了就死了。」

卞仲耘死後，遺體送往郵電醫院。卞仲耘丈夫王晶堯要求主事者提供名單，劉進寫下七個名字，左一為老師李松文，其餘都是學生領袖。名單由王晶堯保存。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毆打致死。圖為卞仲耘遺像及遇害時所穿衣服，卞丈夫王晶堯攝於1966年8月6日。

 

牆上的血手印  紅色恐怖萬歲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旗戰鬥小組」，之後暴力迅速蔓延到其他學校。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8至9月，北京市被打死的共1772人，抄家的33,695戶。

「紅八月」對暴力推崇暴力，出身決定一切。紅衛兵組織綱領對聯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成員來自五種家庭的學生，分別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殉道者」、「工人」和「貧下中農」，能進入這隊伍就是光榮。

王友琴父母是大學教師，文革只能靠邊站。不過「紅色恐怖萬歲」浪潮對13歲的她仍舊影響深遠，她無法忘懷卞仲耘被凌虐至死，無法忘記學校白牆上留下的大片血斑和血點，還有一個清晰、五指分明的血手印，是副教導主任汪玉冰被毒打掙扎時留下的。

毛澤東8月18日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跟宋彬彬說「要武」以後，「紅色恐怖萬歲」遍及各中學、小學及大學，紅衛兵施暴後殘留的血跡毋須掩蓋，這些「罪證」反而被當作威懾階級敵人、展示革命堅定性與「紅色恐怖」的圖騰。北師大女附中之血手印兩年後才清除洗刷，北京第六中學的紅衛兵在校內更自設監獄，牆上先用紅漆寫上「紅色恐怖萬歲」，再蘸人血塗描，以示「進步」。校工徐霈田、學生王光華，居民何漢成都死在這監獄內。

北京第六中學紅衛兵在校內自設監獄，監獄牆上先用紅漆寫上「紅色恐怖萬歲」標語，再蘸人血塗描。（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頁9）

「紅八月」，多名校長、教師被虐殺。有工人被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打死，領取屍體證明由清大附屬中學紅衛兵開出。（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頁6）

旁觀「學生打死老師」的極端反人類行為，對年幼的王友琴造成難以平復的創傷。全校籠罩在巨大恐懼中，老師們不敢哭，學生們不敢說。全社會的「失聲」讓她感到窒息。

1968年底，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王友琴被強制下鄉。17歲的她和14歲的大妹妹被分配往雲南西雙版納農場（兵團），在原始森林的橡膠園開荒種樹、清理竹林，常年鹽水伴飯，體力勞動一過就是六年。[10]

記憶中，下鄉勞動並不浪漫：「天不亮就被哨聲喊起『割膠班，上工囖』，挑着膠桶沿山路走，一天要重複下刀、收膠幾百次，腰直不起來就哈着腰跑；一噸乾膠片值五千九百塊錢，都是這樣一滴一滴從膠乳裏提煉出來。」[11]

在西雙版納，王友琴承受着肉體痛苦，更見證了無數同齡知青在邊疆的絕望、自殘、甚至因政治迫害和意外而悲慘死去。同時，她也看到了中國農村最底層、最真實的貧困與落後。

 

《失落的一代》 上山下鄉運動

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ael Bonnin）《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形容這場運動的本質是「實用主義的政治清算與經濟止痛劑。」毛澤東將1700萬青年強行推向農村，是因為文革導至經濟停滯，城市無法提供就業機會。潘鳴嘯使用數據及血淚個案，打破了官方宏大敘事的政治神話，將這場運動定性為「由國家一手造成的人口、教育與精神悲劇」，形容下鄉青年為「失落的一代」。[12]

潘鳴嘯（Michael Bonnin）的《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是研究上山下鄉運動的權威。中譯本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初版。

1968年底至1969年，長安大街舉行多場誓師大會，知青們向毛主席肖像致敬。忠誠的紅衛兵帶着建造烏托邦的狂熱下鄉，火車站塞滿了歡送人群，他們唱紅歌、高叫「無限忠於偉大舵手」。現實卻是知青們的青春、肉體和精神，都被國家體制徹底消費並遺棄。

像王友琴般平民背景是無法拒絕下鄉的。她中學尚未畢業就要「服從分配」，否則學校、居委會、父母工作機構會聯手找麻煩。父母工資會停發，城市戶口會被取消，除了特權階級，誰都逃不過極權機器施壓。

知青下鄉接受再教育，《失落的一代》收進的宣傳圖片。

 

知青集體反抗  「我們要回家」

在1978至1979年間，以雲南西雙版納農場的知青為核心，爆發了一場席捲全國、組織嚴密的集體抗爭，抗爭的導火線是雲南西雙版納農場一名上海女知青瞿玲仙因難產與醫療疏失不幸母子雙亡。這起悲劇點燃了積壓十年的怒火。在知青領袖丁惠民等人的發起下，雲南國營農場爆發了中國數十年來罕見的大規模合法罷工。數萬名知青在要求返城的《給鄧小平副總理的公開聯名信》上簽名、按血印。他們建立了自己的指揮部、宣傳組和聯絡組，展現了極高的組織紀律性，直接擺脫了地方基層黨組織的控制。知青組成「北上請願團」，成員在冰天雪地中來到天安門廣場，向中南海方向集體下跪，高喊「我們要回家！」、「我們要上學！」。這一歷史畫面給當時的中共高層帶來了巨大的道德壓力與政治震撼。[13][14]

1979 年前後，各地知青們發起大規模的絕食、請願等反抗運動，迫使體制終止了上山下鄉。然而，當他們好不容易回到城市，卻發現自己沒有學歷、沒有專業技能。無論復學或就業也難以彌補失去的時間，造成一代人的延宕。

 

天才少女與蹉跌的青春  從閱讀中尋找出路

王友琴出生於1952年的北京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學教師，母親教物理、父親教工程。她從小成績優異，連跳三級，13歲就升上高一，是同齡人中的「天才女生」。

在雲南精神極度貧瘠之際，她讀到殘缺的《安妮日記》（The Diary of Anne Frank）。猶太少女 Anne Frank 出生於1929年， 13歲跟隨家人躲避納粹大屠殺，從1942年7月6日至1944年8月4日，在父親安排的密室隱蔽生活了兩年。同住的還有其他猶太人共八人。[15] 意外地，一本小書燃起在森林勞動王友琴的求生意志。

《安妮日記》1947年發行，被譯成70多種語言，全球累計超過3000萬冊。圖為2022年發行的繁體中文版。

安妮每天書寫，又給日記本命名「吉蒂」。「1940年5月後，快樂的時光久久才出現一次。先是戰爭，接着是投降協定，然後德國人來了，我們猶太人的苦日子開始了。」[16]

在極端困境中排解孤獨、記錄成長，安妮展現出超乎年齡的成熟與對自由、尊嚴的渴望。「我無法形容不能出門讓我多麼煩，我擔心我們的藏身處會被發現，大家會被槍斃。不用說，那會是非常可怕的命運。」[17]

1942年10月的《安妮日記》。

1944年8月藏身處曝露，他們被逮捕再分送往不同集中營。15歲的 Anne Frank 在卑爾根-伯森集中營被英軍解救前一個月左右因斑疹傷寒病逝。她的日記多年後被公開，內容像空谷回音。「戰爭結束十年後，讀者讀到我們躲起來的猶太人的生活情景，吃些甚麼，談些甚麼，一定會覺得非常有趣。」[18]

 

蘇聯強迫勞動營《古拉格群島》動搖蘇聯統治合法性

揭露蘇聯強迫勞動營的《古拉格群島》，於1973年出版，索忍尼辛用自身及227名生還者口述證詞重構真相。

15歲的 Anne Frank 安妮早逝，她的《安妮日記》讓人讀到納粹之瘋狂，為王友琴帶來溫暖。對山林中的她更震撼的是讀到蘇聯作家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揭露蘇聯強迫勞動營的巨著《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索忍尼辛結合了新聞調查、個人及227名生還者的口述證詞，配以大量歷史資料撰寫而成。這些被關押於西伯利亞荒涼地區勞改營的倖存者遭到無預警被捕、經歷殘酷審訊逼供再面對強制重體力勞動。即使有人零星地反抗，面對的卻是終身流放。[19]

《古拉格群島》亦揭開了蘇聯神秘面紗，徹底震驚當時對蘇聯抱持幻想的西方左翼知識份子，特別是法國共產黨沙特（Jean-Paul Sartre）等左派旗手，他們陷入集體失語，打破了「史達林主義只是列寧主義的偶然偏離」之神話。是冷戰時期最重大思想與政治事件之一。

王友琴感嘆泣血的控訴可以訴諸文字，還原勞改犯的音容。也從中取得共鳴，感慨在國家機器面前個體之的渺小。

「一個國營商店的女店員，無意間用有斯大林頭像的報紙，包裹食品，被顧客告密，按照蘇聯刑法，得到一張『十元券』（10年有期徒刑），送進勞改營。一木工工作，順手將外套搭在列寧的塑像上，被告發，得到「十元券」。」[20]

索忍尼辛曾經因為在私人信件中批評史達林被判處勞改8年。他在勞改營反思，驚覺擔任砲兵上尉時曾經對部下或囚犯展現過權力的冷酷，意識到每個人在特定體制下都可能成為惡的共犯。「劃分善惡的界線，並不在國家之間，不在階級之間，也不在政黨之間，而是穿過每一個人的心靈。」[21]

索忍尼辛刑滿出獄後被流放至哈薩克，開始寫勞改營生活。發表《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22] 後一直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緊盯的目標。KGB誓要搜出隱藏的手稿並切斷索忍尼辛與「線人」（口述證人）及地下協作者的聯繫。索忍尼辛卻成功突破重重封鎖、排除萬難以微縮膠捲通過秘密管道分批走私至西方，並於1973年在巴黎首次出版。

《古拉格群島》出版後，索忍尼辛不容於蘇聯。《真理報》聯合多名蘇聯體制內作家譴責索忍尼辛「誹謗偉大的祖國與社會主義制度」，他被驅逐出境並剝奪國籍。

簡體版《古拉格群島》由群眾出版社出版，全三卷。是華文圈中最完整的全譯本。

《古拉格群島》勞改犯生存狀態及索忍尼辛的堅持，對王友琴影響深遠。她深刻反省文革之禍，「殘酷的行為竟能使人興奮快樂，這對人類來說實在是一種最具威脅性的經驗。這種經驗誘惑人們殘殺同類，引起一連串順之而來的災難。」[23]

 

未名湖，你聽我說

1976年毛澤東去世，高考恢復。1979年，王友琴以全國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82年又跳過一級提前畢業。她比多數同學年長好幾歲，經歷過六年的橡膠林生活，這使她在燕園裏的目光和心事都與旁人不同。1981年8月13日，她在《光明日報》發表散文〈未名湖，你聽我說〉，「我收到了那麼多信，就因為我在高考中比別人多得了一些分數。一些空洞的數字。沒有甚麼，我經受過十年歧視，我懂得甚麼是自己真正的價值。」她想起收到一封來信令她沉思很久，一個因家庭出身而在鄉間備受欺辱、奮鬥八個月仍未能考上學校的農村姑娘。她問自己「我既然沒有和一個好人共同受苦，我就感到自己是有責任的。在人民、祖國和歷史面前，我做了些甚麼呢？」。

被文革耽誤了十年，重回校園的王友琴用嶄新的眼光看世界。

跟北大同學相處，有些年齡跟她相差十多歲，若接受基礎教育的路途平順，家裏除了讀書甚麼也不談。有些同學對十年浩劫茫然不知。她感慨1966年「紅八月」開始時，做出滅絕人性行為的都是14-19歲之間的學生，王友琴常常思考是甚麼環境和基因才會這樣做？副校長卞仲耘喪命後，校內沒有人從人道、事實或法律觀點進行討論。牆壁上的血手印過了兩年多才清洗，她跟同學們天天路過也無感，這又是如何造成的？

 

要學會思考   要有道德勇氣

北師大女附中一半學生高幹子女，被稱為「皇家女校」。十多年後回校參觀，物事人非。

王友琴參加過母校北師大女附中一次校慶活動，舊同學重逢歡喜雀躍，沒有人提及舊事。她曾經以高考文科全國第一名進入北大中文系，故此被邀在初中一個班會跟同學分享。她語重心長：「要學會思考，要有道德勇氣。」[24] 這兩句莫名其妙的話學妹們當然不知所云，卻是她經歷了變故後認為最重要的特質。

1978年開始，中共領導人開始「否定文革」，官方媒體開始提到一些文革受難者的名字，為他們恢復名譽。不過，報道範圍很小，都是被「打倒」的中共高級幹部和個別社會名流，平民受難者不在其中。她為自己目睹殘暴虐打副校長及四名老師沒有制止感到羞愧。紅衛兵想點子「打黑幫去！」，將木工房的棍拿出來，木頭扣上釘子，每一下都鉤出血。又找開水去「燙黑幫」。迫唱「牛鬼蛇神歌」，同學們跟隨紅衛兵輕率、冷酷又亢奮。

直至卞仲耘被打死12年後，她才想到作為旁觀者沒有制止虐打「也是罪惡的同謀」。

周恩來、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文革後，社會上有種「原諒性」的說法，「說那是因為『年幼無知』。給一代人提供了一條精神解脫之路。」[25] 她想到自己下鄉時受到不公平對待感嘆世態炎涼時，意識到唯有法律和社會公義才可以保障公民權利。

 

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從個人記憶到歷史工程

王友琴〈學生打老師：1966年的革命〉1995年8月刊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調查76所學校，學生怎樣打老師，發生原因及打老師之後等等。

進入北大之後，她開始利用課餘時間拜訪女附中老同學，一個一個問他們在文革中親眼見過甚麼？1979年，她正式展開系統性調查，此後數十年被訪者的人數從最初的20多人，一路累積到超過一千人次。訪談對象覆蓋北京、上海、天津等25個省市區逾200所學校，涵蓋大學、中學、小學乃至幼稚園。在她的記錄下：全中國沒有一所學校在1966年沒有發生過學生毆打教師的事件；僅在她最初調查的118所學校中，就有三十名教育工作者被直接打死，還有更多人在羞辱與折磨後自殺。[26]

這項調查極其艱難。許多受害者家屬因長期的政治恐懼而不願開口，甚至把親人的自殺視為一種羞恥；一些曾參與打人、心懷愧疚的當事人乾脆掛掉她的電話。而更棘手的是記憶本身的失真：暴力造成的心理創傷讓不少倖存教師出現選擇性失憶——所有被她訪問過、曾被逼進「牛鬼蛇神隊」的老師，都說自己已經忘記了當年被迫天天唱的自我詛咒的《牛鬼蛇神歌》歌詞，反倒是當年的中學生記得。

為了避免記憶錯誤，她拿受訪者的私人日記、學校舊檔案，甚至鄰居的生日這樣的旁證來交叉核實。清華附中學生郭蘭蕙自殺的具體日子，就是這樣一點一點拼出來的：有人記得那天是星期六，有人記得那是毛澤東「八一八」接見紅衛兵之後不久，最後一位被訪者想起那天是自己的生日，王友琴再查證那年他的生日確實落在星期六，才鎖定了郭蘭蕙死亡的準確日期。她說這是一項「掛一漏萬」的工程——由於始終無法查閱官方的死亡檔案，記載下來的人數只可能比實際發生的大大減輕，而不是誇大。

 

重構卞仲耘之死

王友琴目睹副校長卞仲耘被虐打致死，是她「立碑」工程的原點。卞仲耘死後骨灰無處安放，家人在客廳建立小小靈堂。《我雖死去》紀錄片截圖。

文革前，卞仲耘、王晶堯及四名子女一家六口合照。

在她所有的個案研究中，卞仲耘之死被寫得最長、也最為完整，是她「立碑」工程的原點。她核對出：卞仲耘在6月21日的鬥爭會上已遭受長達四五小時的拷打，被強迫戴高帽、罰跪、雙手反捆，嘴裏被塞進污泥；丈夫王晶堯把她寫給上級的求救信送往中南海，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8月5日的致命毆打持續了三個多小時，卞仲耘昏迷後被丟進一輛運垃圾的平板車，在校門口停放了兩個小時才被送去醫院——此時她已死亡多時。[27]

1978年6月3日，北京市西城區委為卞仲耘恢復名譽《關於卞仲耘同志的昭雪決定》，為她舉行了追悼會並正式「昭雪」。1973年，她得到「沒有問題」的結論，不談死因，僅被當作「工作時死亡（因公死亡）」處理，校方給了家屬400元人民幣。平反後，她的骨灰被允許安放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的烈士紀念園，規格上被視為體制內對「烈士」及受迫害致死老黨員的骨灰安葬待遇。

文革後，王晶堯試圖透過司法途徑討回公道：1981年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做出「不起訴」決定，198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維持原判，理由是「已過追訴時效期限」，並將整件事定性為「受左的思想影響，學生仿效北大附中作法所為」，沒有任何一個具體施暴者被追究法律責任。同一天在同一所學校，紅衛兵還把一名在附近飯莊工作、與這場政治運動毫無關係的18歲女服務員綁在化學實驗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王友琴在她的名錄裏，把這個沒有人記得全名的女孩記作「無名氏 328」。

她的調查同時揭開了女附中另外四位教師的死亡：化學教師胡秀正1968年墜樓身亡，留下年幼的女兒；地理教師趙壽琪、歷史教師梁希孔、語文教師周學敏，也都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迫害致死。倖存下來的副校長胡志濤 [28]，曾被強迫連續站立48小時接受批鬥，卻在1993年收到一封匿名道歉信，她選擇了原諒。這些細節，如果不是王友琴一次次登門拜訪、耐心核對，很可能就永遠湮沒在「集體的沉默」裏了。

 

歸國學人響應號召變政治犯   不堪凌虐服毒上吊 跳樓

中共建政之初，毛澤東號召海外留學生回國參與建設，當時中共面臨國際封鎖和產業廢墟。要造原子彈、建工業體系、發展醫療和現代教育，必須依賴掌握西方先進科技的專家。從1949年8月至1957年底，克服冷戰封鎖陸續回國的留學生和學者累計高達2500多人，知名科學家李四光、華羅庚、錢學森、鄧稼先、朱光亞，物理學家饒毓泰與葉企孫等等都響應號召陸續回國。

不過，毛澤東對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始終不信任。1952年推動「思想改造」，強迫教授們在學生面前進行公開的自我醜化、寫「思想檢討」，逼他們承認自己「崇美、親美、恐美」以及「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錯誤」，為的是摧毀他們的尊嚴及獨立思考能力。

1957年反右運動，全國55萬知識份子被劃為「右派」，大批剛回國的科學家和教授被開除公職、流放荒漠農場，如夾邊溝農場等勞動改造，無數人死於飢餓與折磨。1958年大躍進高潮，更發起「拔白旗，插紅旗」運動，科學家在實驗室裏失去了發言權，學術權威被徹底踩在腳下。

王友琴1999年開始在芝加哥大學任教，她在自己的「紀念園」整理一份十六人名單 [29]，都是曾經在芝加哥大學留學或進修的學者。他們回國後為中國現代學術、科學、教育、醫療和文化領域的重要人物：饒毓泰是現代物理教育先驅；葉企孫、周華章、肖光琰、葉渚沛等在科學教育或研究機構居於要職；陳夢家、查良錚、陸志韋、吳景超則在考古、文學、語言、心理學和社會學領域具重要貢獻。

然而，在政治運動的語境裏，留美、外語能力、海外學術聯繫、宗教背景、曾在國民政府服務，甚至曾為盟軍提供翻譯服務，都可能被轉換為「特務」「間諜」「買辦」「歷史問題」或「反動學術權威」的證據。這些愛國學人不論專業成就有多高都無法免疫，多人在長期政治迫害後去世。其遭遇包括批鬥、毒打、隔離審查、校園或機構內監禁、勞改、下放「五七幹校」、抄家、焚毀書籍與手稿、強迫勞動、剝奪醫療、逼迫家屬「劃清界限」，以及被宣布為「自殺」等等。

 

饒毓泰、葉企孫歷盡羞辱

饒毓泰1913年留學芝加哥大學，後在普林斯頓取得博士學位，是南開大學物理系的創建者，也曾任北大理學院院長。1968年，77歲的他被關進北大物理大樓、被迫睡在冰冷的實驗桌上，僅僅因為夜裏起身上廁所而遭到辱罵，還被要求交代與胡適的關係。10月16日，人們在他的舊居裏發現他用一塊嶄新、從未用過的布擰成繩子，在水管上自縊——他甚至來不及找一根真正的繩子。[30]

葉企孫1920年留學芝加哥大學後在哈佛取得博士學位，長期任教清華，卻在1967年被受其愛徒熊大縝冤案的牽連，誣為「特務」關押一年半。[31] 中央軍委辦事組關押審查期間遭受長期肉體折磨、精神摧殘與政治迫害。出獄時，他的兩腿腫脹得發黑發硬，無法直立，整個人骨骼變形，身子弓成九十度，走路極其艱難。出獄後被所有熟人避之不及，這兩位物理學界宗師的遭遇，後來成為科幻小說《三體》裏「葉哲泰」一角的現實原型。王友琴將他們置於受難者脈絡，是要說明政治迫害如何摧毀一個社會的知識傳承與學術制度。

 

三個階段，一份「反人類罪」的判斷

王友琴把她重構出來的暴力，清楚劃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罵到打，大約在1966年6月到7月間：北京大學貼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後，學校停課，中共中央派出的「工作組」把教師逐一「排隊」分類，大批教師被劃為「反黨右派」並「停職反省」，校園裏語言暴力氾濫，也出現了零星、不受控的鬥打與教師自殺，例如北大教授汪籛的自殺。

第二階段從打到打死，發生在7月下旬到8月中旬：毛澤東下令撤銷工作組後，校園出現權力真空，各校紅衛兵自行組建「勞改隊」，8月5日卞仲耘遇難即發生在這一階段，而中央高層對此非但沒有制止，反而高度讚揚紅衛兵的「革命行動」。

第三階段是大規模殺戮的頂峰，發生在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發出「要武嘛」的指示之後：僅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北京一地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多用拳頭、棍棒和帶銅頭的皮帶，隨着紅衛兵「大串連」，這股血腥風氣迅速從北京蔓延到全國各省市。她統計過，單是北京大學，文革中就有63人被害死；清華大學52人；北京農業大學30人；北京師大女附中5人；連一個只有30名教師的四川鄉村初中，也有兩人被活活打死——受難者的總數和分布密度，「都是駭人聽聞的」。[32]

 

暴力源頭是誰在鼓動？

從1979年開始採訪，王友琴一直追問暴行為何能在短短兩個月裏蔓延到全中國每一所學校？毛澤東接見外賓時提供了答案。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書房與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西行漫記》作者進行長達5個小時的長談。斯諾1936年訪問陝甘寧邊區，是第一個在中共紅區採訪的西方記者。後來寫成《西行漫記》，為中共及紅軍在國際上作正面宣傳，成效顯著。毛澤東會見老朋友，坦誠回應廣泛問題。

1970年十一國慶，毛澤東在城樓上與斯諾交談。

毛澤東承認「對於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這段對話收進 1971年39號文件：

「斯：我認為，你強調教育和生產勞動結合是很重要的。

毛：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啊，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裏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拋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讓他們在那裏，年紀老了，不能幹事了，養起來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勞動結合，逐步逐步來，不要忙，不要強迫，不要強加於人。」[33]

毛澤東與斯諾（Edgar Snow）對話，視為九二中全會重要談話之一，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發行。

大中小教教員是否都是國民黨？文革開始中共建國已經17年，這種捕風捉影，「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是否犯下「反人類罪」？放任紅衛兵虐打殺人，冤假錯案之多是否看背景作出「群體滅絕」？文革後的司法程序始終沒有真正審判過這些罪行。

 

芝加哥的三個八小時

1988年，王友琴在社會科學院取得文學博士學位後赴美，先在史丹福大學教授中文；1999年轉赴芝加哥大學，在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的擔任高級講師。

為了持續追訪文革受難者，她為自己設想過一種「三個八小時生活法」：八小時教書，八小時睡覺，八小時寫文革歷史，她後來承認這個時間表「實際上不能做到」。真實的生活首要完成教學任務，聯絡受訪者、核對材料、整理筆記，幾乎沒有界線分明的休息時間。

1995年8月，她在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發表〈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同一命題的內容一直在擴充。2006年發表增補版，除北京外，文中增加或詳述南京、上海、西安、南昌、天津、廈門、廣州、長沙、瀏陽、重慶、瀘州、成都、武漢、常州、揚州、紹興等地資料。案例包括校長、教師、教職員、校工、學者，以及被帶進校園或在校外被學生暴力侵害的居民。[34] 此一擴展使論文不再圍繞北京校園暴力史，而是以北京為中心，具全國範圍的比較性敘述。

2000年10月，她把整理好的一批文件上傳到網路上，建立了「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Chinese Holocaust Memorial）網站，網址掛在她任教的芝加哥大學伺服器下。[35]

「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Chinese Holocaust Memorial）為受難者建立悼念牆。

這個網站在中國大陸只存活了17個月，2002年3月即被北京當局全面封鎖，此後境內讀者只能透過翻牆軟件瀏覽。她為卞仲耘寫了最完整的故事，希望在大陸出版。當地編輯告知內容不能過關，因為所有涉及文革的書稿都須送中共中央宣傳部審查。正是這次退稿，促使她轉而自己動手做網頁。

1979年進北大開始採訪，2004年將659名受難者故事結集成書。

2004年，她把數十年積累的材料整理成52萬字的《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實錄》，由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記載了659名受難者的姓名與遭遇。[36]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與作家蘇曉康分別為此書作序。此書後來還在日本出版了兩本日文譯本，一位日本學者稱她為「孤高之人」。

余英時在序言中寫道，這項工程「對於一個患了嚴重失憶症的民族，真是一劑及時良藥。整個『文革』時期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72萬以上，除了極少數知名人物和中共高級幹部之外，這一百七十多萬人都已 成了無名冤鬼。」馬若德則提醒，如果不能促使人們建立防止暴行重演的制度，「這些受難者還將會是白白死了」。余英時、馬若德的評語道出了王友琴的心願：不是為了獵奇或渲染，而是要為後世立一份可信的、有名有姓、有時間有地點的史料底稿。

王友琴住處擺滿了文件、報章及檔案。《芝加哥大學校刊》圖片

王友琴的書架上排滿了裝滿訪談筆記的文件夾，一摞摞塑膠箱裏是整齊標記的複印件。私人空間裏的檔案，構成了她口中「一個人的文革博物館」。

2022年初，一群素未謀面卻長期閱讀她文字的網友，自發幫她把網站遷出大學伺服器，註冊獨立域名 （ccrhm.org）。他們自稱「粉絲」，決定分擔她一個人扛下的調查、寫作、建站與出書的重負。網站使用中文、英文及日文三種語言。

《Victim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estimonies of China’s Tragedy》於2023年出版。

2023年2月，由資深譯者（Stacy Mosher）翻譯，Oneworld Academic 出版的英文版《Victim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estimonies of China’s Tragedy》問世，這部厚達六百頁的英文版按主題與時序重新編排，並補入她過去二十年間新增的材料。同年5月16日，113位來自全球各地的讀者自發集資，為她頒發了一個仿照諾貝爾獎命名、卻完全出自民間的「讀者獎」，表彰她近半個世紀「一個人抵抗着對黑暗時代的遺忘」。如今，紀念園上已經列出755個確認身份的受難者姓名，另有70名身分不明者的簡短描述，來自中國各地，仍在持續增補。[37]

素未謀面的讀者為王友琴集資出書，又仿照諾貝爾獎命名。送給她「讀者獎」。

在紀念園裏，每一個名字後面連結着一篇具體的傳記：出生年、任教學校、死亡日期、死亡方式，盡可能精確到某一天、某一小時。王友琴刻意選擇了這種近乎枯燥的「編年史」寫法——不誇張、不渲染、也不迴避受害者身上可能同時存在的複雜性。

《紐約時報》前駐華記者張彥（Ian Johnson）在書評中形容她講述這些故事時「不帶感傷」，即便某些受害者本身也曾是施害者，她也大多不作道德上的寬宥或悔恨，而是把是非留給史料和讀者自己去判斷。[38] 不過，張彥提及卞仲耘死後，王友琴指全校唯一一個到副校長家中弔唁的是一名身心殘疾的雜工，是他將卞仲耘的遺體用手推車抬起來，又向卞的家屬講述事發經過。王友琴寫整個女子學校唯一到卞家慰問的竟是一位善良的雜工，「這讓其他人感到羞愧」。

這種尖銳苛刻的誠實，讓她在文革敘事爭論中處於風口浪尖。面對宋彬彬2014年就卞仲耘之死公開道歉，王友琴的態度沒有軟化。她指1966年8月18日，正是宋彬彬代表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而那條袖章沾滿了卞仲耘的鮮血。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至死都拒絕接受這份他認為「虛偽」的道歉。[39] 有人批評她的敘述帶着道德優越感、簡化了那個年代的複雜性，她的回應始終如一：如果她的研究有具體錯誤，請指出來，而不是空泛地質疑動機。

 

願後人不要忘記

王友琴常說，自己所做的，其實是把「歷史學家通常依賴的文字檔案」缺席之處，用一場又一場的訪談重新填補起來。她在《文革受難者》一書的獻詞裏寫道：「謹以此書獻給所有的受難者，願你們的慘劇不再被隱瞞、忽視或遺忘，而成為永遠的警示：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義進行的群體性迫害。」（王友琴《文革受難者》2004年）

這句話幾乎可以視為她畢生工作的自我總結——記住每一個名字，不停留於悲情。是為了讓後人，尤其是不曾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年輕人，能透過具體的、有血有肉的故事理解歷史真相。在下一次群體性狂熱來臨之前，選擇站在保護生命與尊嚴的一邊。[40]

 

沙嶺公墓無名墓碑 誰為他們重整故事？

王友琴為不幸被暴政吞噬的無辜死者立碑樹傳的努力，深深啟發了我們。2019年波瀾壯闊的反修例運動，香港出現了許多「死因無可疑」個案。實際的死因卻令人生疑：跨區上吊、溺斃、離奇跳樓。香港自殺報道資料庫跟進細節，做了圖表，可見特定日子「自殺」數字特別多。[41] 雖然網站已失靈，但 Telegram 上還可以見到數據。2019-2020沙嶺公墓出現許多只有編號，墓碑上沒有姓名或照片的亡者，按年份與數字編號排列。[42] 為何遺體會無人認領？他們經歷了甚麼，家人在那裏？有誰可以為這些「無名者」重整重整故事？

2020年4月19日沙嶺公墓《立場新聞》圖片

在強權洗刷記憶的年代，我們不要忘記文革。不要忘記國家機器曾經惡毒愚弄人民，閱讀細節你會發現文革過去60年，只是當年的揭發、舉報、污蔑，人性極其扭曲、熱愛尋找敵人的特點，原來離我們沒有很遠。

 

作者：羅恩惠
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

 

[1] 芝加哥大學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memorial_homepage.htm

[2] 王友琴：學生打老師：1966年的革命（2006年增補版）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947.html

[3] “Student Attacks Against Teachers: The Revolution of 1966”http://www.cnd.org/cr/english/articles/violence.htm

[4] 陶洛誦：〈我的同學王友琴〉刊2021年12月18日《北京之春》。

[5] 王友琴：〈女博士生校園隨筆〉1988年9月，北京出版社。

[6] 劉進，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之首。打死卞仲耘後在醫院面對卞家人，提供七名負責人名單。

[7] 《宋淮雲談話記錄》1966年8月15日

[8] 卞仲耘向上級求救信，家中存有底稿，由丈夫王晶堯保存。

[9] 胡啟立：鄧小平是鎮壓師大女附中革命學生的黑司令（新北大公社胡啟立1967年1月1日）https://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52

[10] Jake Smith, “Cultural reve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

[11] 王友琴，〈未名湖，你聽我說〉，《光明日報》1981年8月13日。

[12] 潘鳴嘯為「失落的一代」立傳《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月6日 https://tinyurl.com/3u9kshkf

[13] 「雲南知青大回城」的來龍去脈《《南南方方周周末末》》2018年3月6日

[14] 沉痛悼念：雲南知青大返城總指揮丁惠民 2024年9月23日 https://bbs.wenxuecity.com/zhiqing/1696011.html

[15] 《安妮日記》繁體中文版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25448

[16] 《安妮日記》1942年6月20日

[17] 《安妮日記》1942年9月28日

[18] 《安妮日記》1944年3月29日

[19] 古拉格勞改營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F%A4%E6%8B%89%E6%A0%BC

[20] 劉水：制度的力量－重讀《古拉格群島》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72017

[21] 《古拉格群島》第一卷，第一部分第四章。

[22] 《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英文版 https://tinyurl.com/mwb5fthj

[23] 王友琴：《女博士生校園隨筆》之〈女性的野蠻〉1988年9月，北京出版社。頁37

[24] 王友琴：《女博士生校園隨筆》之〈女性的野蠻〉頁42

[25] 王友琴：《女博士生校園隨筆》之〈女性的野蠻〉頁31

[26] 王友琴：〈學生打老師：1966年的革命〉，2006年增補版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947.html

[27] 王友琴寫卞仲耘，刊於「文革浩劫受難者紀念園」（芝加哥大學網站）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bianzhongyun.htm

[28] 「八·五」祭——一場史無前例的教育大摧殘 胡志濤《華夏文摘》http://www.cnd.org/CR/ZK14/cr777.gb.html

[29] 王友琴：曾在芝加哥大學留學的文革受難者16人https://ccrhm.org/%E8%8A%9D%E5%8A%A0%E5%93%A5%E5%A4%A7%E5%AD%A6%E7%95%99%E5%AD%A6%E5%BD%92%E5%9B%BD%E7%9A%8416%E5%90%8D%E6%96%87%E9%9D%A9%E5%8F%97%E9%9A%BE%E8%80%85

[30] 饒毓泰 https://tinyurl.com/yk3579pz

[31] 晚年街頭乞討 大師葉企孫往事 https://tinyurl.com/4vmb2vv5

[32] 王友琴:〈學生打老師：1966年的革命〉（2006年增補版）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947.html?page=7

[33] 1970年：毛澤東與斯諾會談紀要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381851.html

[34] 王友琴：〈學生打老師：1966年的革命〉（2006年增補版）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947.html?page=7

[35] 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namelist.htm

[36]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電子版由此下載https://ccrhm.org/%e6%96%87%e9%9d%a9%e5%8f%97%e9%9a%be%e8%80%85-2

[37] 全球113位讀者集資，籌得美金12285元贊助王友琴出書。又仿照諾貝爾獎命名，2023年5月16日頒給王友琴民間「讀者獎」，感念她「一個人抵抗黑暗時代的遺忘」的勇氣。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3/05/blog-post_46.htm

[38] Ian Johnson, “The Battle against amnesia”. May 4, 2023 https://thechinaproject.com/2023/05/04/the-battle-against-amnesia/

[39] 王晶堯：關於宋彬彬劉進虛偽道歉的聲明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1/blog-post_6210.html

[40] 《文革受難者》作者王友琴專訪：反人類的紅衛兵運動不容重演〉，美國之音 2021年9月9日

[41] 香港自殺報道資料庫根據公共資料，整理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的「死因無可疑」數字。網站連結已失效，但是 Telegram 上圖表仍能讀到。

[42] 警方發短片指沙嶺遺體有死因證明《立場新聞》2020年4月19日https://collection.news/thestandnews/articles/116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