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8日星期四

张郎郎:我所知道的孙维世

 张郎郎 成蹊当代艺术中心 

本文摘自《宁静的地平线》中华书局2013年10月第一版。



我所知道的孙维世


文| 张郎郎


我小时候,老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去玩,可是对孙维世的印象却很模糊,因为她和青艺延安来的那拨人,关系不是很密切。


印象最深的是,青艺举办《保尔·柯察金》的首场演出,由苏联留学回来的孙维世来导演,大明星金山扮演保尔,张瑞芳扮演女主角冬尼娅。这天没有卖票,请来许多高官名流和文艺界的各路人马。我爸爸、妈妈也都来了,我和姐姐缩在前排靠边的一个位置上。


灯光慢慢暗下来,一下奏起了俄罗斯音乐,音乐声慢慢弱下来,大幕缓缓升起,舞台上是一个青年人坐在那儿钓鱼的剪影,随着音乐、灯光渐亮,金山一点点地变成一头金发,穿着俄罗斯的套头绣花、灯笼袖的白衬衫,还没说一句台词,这异国情调就把大伙震晕了,全场热烈鼓掌。


过去我们看海默写的话剧《粮食》,那唯一的布景,是放在地上的一个大木头箱子。汉奸四和尚就藏在箱子里,伪军队长李狗剩和八路军的队长坐在箱子上斗嘴,四和尚在柜子里百爪挠心,我们看得乐不可支……


就连当年解放区的重头大戏《白毛女》,我们觉得布景已经相当复杂了,但和这正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孙维世在台下从容地边看边写笔记,非常认真和敬业。居然,台上出现了保尔和冬尼娅拥抱接吻的场景,虽然只有几秒钟,把观众全震糊涂了。


全场鸦雀无声。多咱见过这个景?过去中国的话剧,尤其是八路军的戏里边怎么会有这样的景色,这也只有孙维世这个总导演才敢如此出位。


金山和张瑞芳又都是大红大紫的明星,给人们一个现场爱情表演,在当时绝对是震撼,据说后来有人建议他们意思意思就行了,别太刺激大伙了。也就是他们这个话剧界的艺术金三角,才可以在刚刚解放的新中国舞台上,就如此飞扬地张开艺术翅膀任意翱翔。


我看完这个戏完全被迷住了,直到回家睡进被窝里,手里还拿着那张说明书,还在看那个演员名单,不断地唱那支孙维世填词的主题歌:


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在那静静的小河旁,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这是我们心爱的故乡。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这个曲子也是孙维世写的,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原来是一首乌克兰民歌《滔滔的德聂伯尔汹涌澎湃》,孙维世借用来当这个戏的主题曲。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大女儿,孙炳文在欧洲留学时和朱德是铁哥们,朱德又把他介绍给周恩来,据孙冰说,他们三个青年当时就拜把子结了兄弟,好比是桃园三结义。


回国以后,孙炳文在广州,周恩来南下和他秘密接头,孙炳文抱着五岁的孙维世,让孙维世看后边有没有可疑的人跟踪。他们坐下来谈话,这机灵的小姑娘就给他们主动放哨,那时,她一直叫周恩来"周爸爸",所以后来人们开玩笑说孙维世一九二六年就参加革命了。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孙炳文英勇就义。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女士带着四个孩子东躲西藏。孙维世十四岁的时候,妈妈把她托付给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团体东方剧社的领导人金山和章泯,后来又转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联华电影公司。为掩人耳目,给孙维世改名叫李琳。当时,这里聚集着中国最优秀的演员:金山、赵丹、陶金、魏鹤龄、顾而已、舒绣文、王莹、吴茵、蓝苹,还有小李琳。


金山的太太王莹是著名女作家,又是当时文化修养最高、处事为人最得体的电影演员。还有刚刚蹿红的赵丹和蓝苹。蓝苹在剧团里和王莹争演女主角连连失败,同时和赵丹的把兄弟影评家唐讷恋爱、结婚,不久又甩掉唐讷。唐讷自杀未遂,闹得满城风雨。剧团里大家对蓝苹都有看法,任锐女士让李琳少和这个"作风不好"的演员接触。


三十多年后,她把原来这个剧团的人不是抓起来,就是设法迫害致死。


她的记性实在好。


一九三八年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江青在剧中扮演一个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大小姐,从此以后人们就给她们起了绰号:叫江青为"二姨太太",叫孙维世为"大小姐"。


孙维世休息的时候常去周恩来的窑洞,邓颖超也很喜欢她,孙维世叫她"小超妈妈"。据孙冰说,周和孙自然地产生了很好的感情,几乎像亲生父女一样。


邓颖超主动提出,既然孙维世天天往这儿跑,干脆正式过继她为契女吧。在大家都同意后,邓颖超给任锐女士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个意思。任锐当然喜出望外,自己的女儿认了这门干亲,实在太幸运了。


一九三八年,孙维世入党。作为周恩来的女儿,她很自然地就和延安的上层有了密切的联系。


这是孙维世的黄金时代。


一九三九年七月,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的路上,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粉碎性骨折,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动手术。在准备走的那天早上,孙维世赶到他们窑洞,说她也要和他们一起去,要去苏联上学。周恩来说,这要主席批准才成。周恩来的飞机准备起飞的时候,孙维世直接策马跑到飞机跟前,手里挥动着一张毛泽东的亲笔手谕。


她先在东方大学学俄文、学政治,然后去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学习。在卫国战争时期,她和苏联人民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一九三八年三月林彪从阎锡山晋军防区路过的时候,被哨兵误伤,伤得很重,同年冬天来莫斯科养伤。当时延安的中央医院只是几口窑洞,药品还要靠宋庆龄等人的帮助辗转运来,医疗条件好不到哪儿去。


林彪来到莫斯科,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轰动,因为中共第一次重创日军的"平型关大捷",指挥员正是林彪,那会儿他成了民族英雄。留学生知道孙维世认识林彪,就让她去请林彪来给大家做报告,讲战斗故事。


林彪平常很内向,这时却口若悬河,给大家讲得绘声绘色,给人印象非常平易、热情。据说,后来大家再请他,如果孙维世不在,林彪就提不起精神,以后索性就不来了。那些大学生顿时明白了,以后要请林彪来,一定得派孙维世去。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


孙维世当时大红大紫,她翻译了外国名剧《一仆二主》、《女店主》,导演了《保尔·柯察金》、《文成公主》、《马兰花》等等,又和其他艺术家共同创建了实验话剧院……


孙维世的横空出世,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可谓一代才女。许多党的领导人对她称赞不已,连罗瑞卿大将都说:


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光芒四射的星星在上下一片喝彩中自然得意非凡,得意必忘形。虽然她经常出入中南海,主要还是去西花厅,碍于大醋坛子江青的阴阳怪气,她就不怎么去见毛泽东了。当时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她的道路上布满了定时炸弹,而孙维世继续天真地误解,以为所有的伟人都了解她,喜欢她,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那天,院长廖承志向大家说:


"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位副院长,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金山。"


当时,青艺的主要演员有两拨:第一拨都是从延安到东北,然后再来北京的老革命;另一拨是从"国统区"来的,也是白区的左翼艺术家。


那天,看金山来参加这个开幕典礼,许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也就是党的统战政策,让他来这儿混碗饭吃罢了。要不是他和张治中等国民党要员一起留下来,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同舟共济,那么他这个接收大员早该抓起来了。


廖承志这么一说,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金山是潜伏在敌营里十七年的共产党员。金山顿时身价百倍,成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实际领导人,达到一生中人生曲线的最高点。后来张治中见到他,笑着说:


"金山,你真是个好演员啊。"


如今排练《保尔·柯察金》,孙维世是总导演,金山是演员。金山深知一个艺术家没有作品等于零,他一进剧组非常敬业,认真排戏,琢磨角色,服从导演。这部戏是孙维世的处女作,一个二十九岁的姑娘导演这些大牌明星,真是麻秸秆打狼——两头害怕。经过共同的努力、认真的磨合,磨出了一台又大又洋的好戏。


现在人们都不太清楚,这磨合的过程中的细节,也没有人会弄得清楚。总之,戏排好了,轰动北京;金山又离婚了,也轰动北京。


不过,周恩来坚决反对孙维世想和金山结婚的事。他倒不是不喜欢金山这个人,可是他知道金山风流成性,孙维世跟他会吃苦。


一九五O年十月十四号,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金山和孙维世身着礼服在门口迎客,北京的各界名流纷纷前来祝贺。当邓颖超出现的时候,孙维世很激动,也很失望。邓颖超解释说,总理今天有重要会议,实在不能脱身。其实谁都明白,周恩来对这个婚姻是有保留的。


周恩来没有看错。


一九五一年,金山和文化艺术慰问团到朝鲜战场去,他在那边名头也很响,金日成很高兴他的来访。可宾主都高兴之际,好事变成了坏事。相传金山表示他要好好采访,然后写一部描绘中朝抗美的电影。金日成大为赞赏,让自己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说不清谁先动了情,总之他们俩都"犯了错误"。彭德怀请示北京,周恩来连忙命令把金山押回北京处理。


一到北京金山便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撤职查办。平常被他光芒刺伤的人,或者觉得感情被他伤害过的人,都咬牙切齿、义愤填膺,恨不得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从中央到群众都等着孙维世的一句话,金山的命运就系于这么一根线上。


孙维世慢慢站起来,走到台前说:


"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


他们后来搬到北京饭店西边南夹道,当年皇城中的古建筑里。孙维世把最南边隔开来,变成一个单独的小院子,这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奇怪的一个家庭——通天的"红色公主"和一个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改造的"驸马"。这段时间,他们和外人很少来往。孙维世每次去中南海,也是独来独往。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众不同,她在大红墙内的子女们中间最有才华,最有条件,有可能成为政治、艺术双重的大红人。由于金山事件,她依然选择"为爱情牺牲",牺牲了她政治层面上的机会。如果她和金山划清界限,毅然决绝,可能在政治上会平步青云,但她对红墙内的多数要员基本看不上眼,宁愿与政治中心保持适当的距离,继续在优越条件下发展自身的艺术才能。


一九六四年十月,孙维世参加了周恩来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后的座谈会,江青也来了,偏偏坐在她的旁边。江青又一次,也可能说是最后一次向孙维世发出邀请,或者说是一个最后通牒,希望孙维世到她那儿去,帮她工作。


孙维世照样对江青不予理睬。这次的回绝使江青不再试图把孙维世收编在自己的小团体中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个坏人,是特务。几天以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自己的哥哥突然惨死,若是往常,她一定立刻跑到中南海西花厅去,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这时候孙维世只能写信,一定是周恩来事先为了种种原因,不让孙维世经常往西花厅跑,可见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孙维世给总理的信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可是总理当时也没能及时作出有效的努力。


江青步步紧逼,十二月突然派人抄了金山的家,并把金山逮捕了。


周恩来忍气吞声,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孙维世这时已经预感到自己随时有危险,在和妹妹孙新世最后见面的时候,她说:"现在有人要陷害周总理,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死了没关系,绝不能连累他,一定要保住他。……我不会自杀的,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一定是被别人杀的。"


江青既没有把她送到金山等人关押的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的军法处,她不能让周恩来能够保护孙维世。孙维世出人意料地被送到已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


孙维世家被彻底抄干净,照片和信件全部密封,直接送到江青的住处。孙维世被捕以后,对中国情治系统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居然多方查询都找不到孙维世。因为他没想到江青让刘传新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那意思是:这种犯人由于特殊原因不审不判,慢慢关死。对这种犯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但"以不打死为限",避免将来亲属的追究。


中央文革专案组在追问孙维世的"罪行"的时候,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她和周恩来之间的"特殊"关系,孙维世断然否认。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号,孙维世惨死在五角楼。人死之后,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号,周恩来才知道孙维世已经死了,一反他隐忍的常态,挥笔写下:


"(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又写道:"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孙维世被迅速火化了。当孙新世到公安局要求拿到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许留反革命分子的骨灰。


打倒"四人帮"以后,孙新世后来向有关部门追问,为什么当时没通知她姐姐死亡,让她及时去收尸,最后连骨灰也没有见到?人家的回答相当幽默:我们不知道孙维世还有个妹妹。


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的悲惨下场,痛不欲生,见到孙新世的时候竟误以为是妻子的亡灵。晚年,他们二人相依为命……金山知道了孙维世死难日期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不知他当喜当忧,因为这天正是他们结婚的十八周年纪念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孙维世的故事。





张郎郎简介:

1943年出生于延安的张郎郎,是我国著名美术设计家、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之子。一九六八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因为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九年后出狱。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九十年代》杂志专栏作家。作品有《七十年代·宁静的地平线》。九十年代后曾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康乃尔大学东亚系之驻校作家,同时在语言学系教授汉语,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之驻校作家,同时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同时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李方:美国人的谈判风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叔的刀法(ID: lifang19680320) 

作者:李方


中美贸易谈判不能妄议,大家又很着急结果。我多少了解一点美国人的谈判风格,或许对大家理解这个过程有点帮助。至于谈判本身,我也没什么可妄议的。


首先,中国人美国人对于谈判的理解未必相同。美国人谈判就是谈判,就一件事双方掰扯清楚,目标很纯粹。中国人也可以这样谈判,但也可能抱着其他目的。比如我们经常遇到的酒桌上的谈判,往往只是为了表达一个姿态。我也常跟人说,不要相信酒桌上谈成的事,十有八九落实不了。再有一个,中国人习惯于拿谈判范围之外的事来要挟或换取对方在谈判之内的让步,这个在谈判中跟美国人恐怕讲不通。


第二,美国人在谈判逻辑上与中国人有很大差异,往往造成我们不理解、不舒服。中国人习惯先谈一个框架,比如说100亿。对方点头了,中国人往往觉得就算基本达成了,接下来都是具体工作,这里你让一点,那边我退一步,反正最后都在100亿的框架里。但是美国人可能不这么想。框架,即便美国人认这个框架,在他们看来也就是打个招呼,谈判之前先坐下来喝一杯这个意思,正式谈判还没开始呢!接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跟你抠,一个条款一个条款跟你磨,那才是正式谈判。不到最后签字,不能算谈成。


第三,中国人看重说话算数,美国人也看重,但他们对说话算数的理解跟中国人不一样。咱们昨天晚上不是讲好了吗,领导不是已经说了吗,为什么今天就变了?老实讲这是与美国人谈判时中国人最容易感觉受伤的地方。但是美国人真的不这么理解。只要没最后签字,美国人是一切都可以随时要求推倒重来的,而且往往不止一次两次地推倒。至于咱们昨晚怎么谈的、领导怎么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今天不这样想了,咱们必须重谈。美国人看重的说话算数,那是指签字之后。签了字,美国人基本会不折不扣地执行。


第四,中国的集权习惯和美国的分权传统也导致双方的谈判风格差异极大。中国人喜欢从上到下地执行,这也是我们希望先谈一个框架的原因。因为对领导来说,他要的是大盘,至于大盘里边的各个板块,此赢彼亏,是可以内部协调甚至压服的。但美国人不行。美国人也看大盘,但大盘底下的各个板块,彼此都有独立意志,不需要互相负责。只要有一个板块的代表不满意,可能整个谈判就进行不下去,因为他卡在那里,而且他还拒绝拿大盘或其他板块来"协调"和交换。大家可能注意到,上周川普见刘鹤,川普在谈话中是挨个问在座美方各个板块的谈判代表的,语气甚至有点讨好的意味。这就是美国人谈判风格的体现,川普贵为总统也无法完全控制底下各个板块的代表,他必须一个一个地确认他们满意。


中美这个差异,导致一个是美国人对"框架"这种东西不怎么看重或者尊重,如果没法一一搞掂各个板块,达成谈判框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再一个是导致谈判的旷日持久,因为你只有跟每个板块都谈成,才能走到最后签字那一步。跟美国人谈判是一个体力活儿,不断考验你的耐心、忍耐力和心理承受力。不要指望一两个月谈成,一年半载三年五年也是常事。当初中国入世已经经历过一回,这次中美贸易谈判恐怕也是这样。


第五,中美双方在表达方式上有巨大差异。我们理解,谈判就是兵对兵将对将,各级谈各级的事,大领导定调,下边人专业对专业。领导的事咱们不懂,但同级之间谈专业,应该有很多共同语言,谈得惺惺相惜互相拍拍肩膀也很常见。但是中国人在谈判中很快发现,我勒个去,对方除了专业人员,怎么还有一大票律师!而且对方专业人员得听律师的,往往谈得正好,对方坐后排的某律师跟主谈耳边嘀咕几句,主谈立刻翻脸,刚才谈的都不算了。想想这种情况,中方得有多崩溃。当然我讲的可能有点夸张,更多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美国人全盘推翻了要求重谈,感觉更崩溃吧!还不如头一天点灯熬油继续吵呢。


也就是说,中美谈判,往往是中方专业人士对阵美方专业人士+美方律师团。美国律师那是省油的灯吗?律师业能占到美国GDP的6%(中国只有0.1%),可不是靠打官司撑起来,更多是提供个人、企业、政府咨询服务。谈判这种事,正是美国律师大显身手的战场。是的就是战场,谈起判来,律师们可比专业官员和经理们来神多了。各种意想不到的角度,各种匪夷所思的条件,只要律师掺和进来,可真是热闹了。但是你没办法啊,谈判就是谈判,既然对方提出来,多不可思议的题目你都得全神贯注地接着。问题是,你不是学法律的啊,对面后排坐着一排律师,你心里发毛不发毛,哪怕对方说的是一,你都不敢当真理解成一。


谈判要落实成文字,这时候就更考验了。美方"咣当"把几十页上百页的条款文档砸过来,而且是标准的法律表达、法律格式,你一个没学过法律只懂专业的人,基本上当场砸晕。拿回去仔细研读,你都不敢信任英汉字典,谁知道美国人用这个词是不是字典上的意思,谁知道这段话里究竟埋着什么雷。用中国人习惯的理解是不行的,你必须真正弄清楚美国人这么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样来回拉扯,想几次谈完、一两个月签字,没门。


第六,也是最后,万事皆成本。美国人投入这么多这么贵的人力和时间成本跟你谈,他就是心里一定想着要谈成,不大可能半途而废,更不大可能最后掀了桌子。为了谈成,美国人不会不给你留活路,也会考虑给你保留脸面。真正把你逼到墙角还不松手的是俄国人,还有以前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美国人不是这样的。英美都是商业民族,交易起家,做买卖就要承认双方都要有的赚,逼对方掀桌子那不是商业民族的习惯。


所以,中美贸易谈判最后达成达成一个中国能接受的结果,应该是极大概率事件。

一个满口谎言的疯子总统也能够让美国伟大的原因

 狮子之桑提阿果 骆驼到狮子13  
20192月的最后两天,特朗普到越南会晤金正恩,国内反对他的人却闹翻了天,一点也不讲政治、根本不顾大局。
227日,美国民主党人占多数的众议院启动表决程序,投票否决了总统特朗普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令,投票的结果是245票对182票,部分共和党人也反了水,投下反对票。
228日,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向国会作证,并对特朗普进行了评价。在科恩的口中,特朗普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棍,其恶行简直是人神共愤:特朗普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江湖骗子、一个欺骗之徒。
科恩先前因逃税被逮捕,后来为了从轻判刑与检察官达成认罪交易,配合对特朗普"通俄门"的调查。20181212日科恩在纽约认罪,罪名包括逃税、向国会隐瞒特朗普过去与俄罗斯的商业交易内幕、以及在总统竞选活动中违反财务法规等三项,被法院判处3年监禁,另加大额赔偿金、罚款等。
2019228日在国会的证词中,科恩把他与特朗普有关的事逐一进行了说明,还提供了相关证据:维基解密爆料希拉里邮件的事情,特朗普提前知情;给成人女星封口费的事情,特朗普知情并做了具体安排,并在任职期间分期转账付款给科恩;特朗普大厦涉及通俄的会议前后,特朗普的言谈符合知情的表现;特朗普并没有明确指示科恩对国会撒谎,而是通过口径一致来暗示;特朗普在资产和税务等方面多次作假,等等。
科恩在国会说了一大堆特朗普的坏话。
"特朗普先生是一个谜,他很复杂,就像我一样。他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也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但是坏的方面远远超过了好的方面,自上任以来,他已成为自己最糟糕的版本;他善于表现善良,但他并不善良;他可以做出慷慨的举动,但他并不慷慨;他有能力忠诚,但他根本上是个不忠诚的人。"
"唐纳德·特朗普竞选公职是为了让他的牌子更伟大,而不是让我们的国家更伟大。他没有渴望或打算去领导这个国家,而只是为了推销自己、并建立自己的财富和权力。特朗普经常说,这场竞选将成为"政治史上最伟大的电视购物节目"。
"他还把一些贫穷的国家叫做'粪坑'。他曾经问我,能不能找到一个由黑人治理的国家不是'粪坑'的。这是巴拉克·奥巴马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特朗普经常告诉我和别人,他的儿子小唐纳德对人的判断力比全世界任何人都差。小唐纳德永远不会单独召集任何重要的会议,更不会没有经过与他的父亲核实。"
此前,特朗普与科恩就打起了口水仗:特朗普把科恩称为"老鼠",科恩把特朗普称为"骗子",228日的证词并没有超出这个范畴,不仅没有什么新意,也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很多只是科恩自己的认识与评价。这样的表现,反倒让全世界人民对科恩有了更直观的了解,也对民主党人无所不用其极的丑态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仅仅因为说了黑人的坏话,就可以断定特朗普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只怕未必。特朗普只是说出了很多人在"政治正确"状态下,不敢说的心里话,"政治正确"让人们不敢说出自己对黑人的真实看法。为什么不能指责黑人――只是因为他们是黑人!对白人国家则可以随便说。这一点也不公平。
这个地球上,黑人治理国家水平到底怎么样?稍稍有点头脑可以做出公正的评判。好好一个美国,在奥巴马任上乏善可陈。整个非洲,黑人治理的国家有几个不是"粪坑"?南非、津巴布韦、乌干达、布隆迪、尼日利亚、刚果,哪一个治理好了?一个也没有!南非、津巴布韦以前是白人执政,黑人上台后,整个国家就成了失败国家的样板。
科恩作证说,特朗普竞选公职只是为了推销自己、并建立自己的财富和权力。
但是,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当选总统前就是亿万富翁,商业帝国十分庞大、特朗普品牌也很响亮,他还是脱口秀主持人,组织过全球选美大赛,三个妻子个个是漂亮,每个女子个个优秀,并且特朗普已经70多岁了。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每年只领一美元的薪水。当总统的两年时间里,他的商业帝国就损失十多亿美元,其女儿不拿薪水充当总统顾问,还直接注销了自己几亿美元的品牌商品。这些事,世人皆知,但到了科恩那里却成了负面东西。
同时,所有人都知道,特朗普一直信守自己对选民的承诺,想尽各种办法兑现几年前的承诺,他是美国历史上对选民信守承诺做得最好的总统之一。而科恩却说特朗普"不忠诚"。
同时,作为一个前律师,为了减刑,不仅不信守自己对雇主的保密承诺,放弃了职业操守,反而对自己的雇主百般诋毁,甚至调拨特朗普父子的关系。这样道德水准的人,他的证言有多少可信度?
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其成绩有目共睹。
在国内,虽然不时有恶性枪击事件,但恐怖主义袭击却一直没有出现,美国总体上比以前更加安全。同时,美国经济整体增长幅度大,投资和消费双增长,经济运行良好;美国股票处于历史上最长时期的上扬期,十分火爆;就业率是近几十年来的最好表现,连黑人、拉美裔、亚裔的失业率都是历史最低。早在,2018年7月29日,美国宣布年GDP增速可达4.1%,名义GDP增速5.4%。这样的经济增速,是美国过去40年来从未出现过的经济奇迹。到了2019年,美国经济、就业、股市等主要数据继续上扬。
在国外,奥巴马时期横行一时"伊斯兰国",在特朗普的强力打击下,已经土崩瓦解,彻底被剿灭的日子指日可待。伊朗神权政权在中东不断挑起事端、战乱,特朗普果断退出了绥靖模式的伊核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极大的挤压了它继续作恶的空间。特朗普对所谓的"拥核国家"朝鲜,使用制裁与谈判两面手法,使金正恩承诺弃核,虽然过程十分复杂曲折,但至少朝鲜近一年时间没有进行核试验,也没有进行导弹试飞,半岛局势缓和的现状不容否定。
西半球的委内瑞拉,在独裁者马杜罗的统治下,生灵涂炭,成了另一个失败国家的活生生例子。美国始终站在正义与民主的一面,与国际主流国家一道,坚决支持临时总统瓜伊多,不断施压独裁者马杜罗,促使其早日下台,让委内瑞拉民主与自由早日回归。
欧盟、韩国等传统盟友,在特朗普的压力下,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分担美国驻军负担,减轻了美国经济压力。
在对外贸易上,特朗普把商人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一切都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他充分利用美国的优势开展双边贸易谈判,解决已经严重扭曲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取得了巨大成就,新的世界贸易规则呼之欲出。
为什么在民主党人眼中,以及前律师科恩嘴里的"种族主义者、一个江湖骗子、一个欺骗之徒"的总统特朗普,不仅没有让自由、民主的美国陷于经济下滑的深渊,没有坠入暴力循环的怪圈,没有落入国际孤立的可悲境地,却让整个国家欣欣向荣?
而那些一天到晚把"人民"挂在嘴边,不断为世界各国指明正确方向的国家,其领导人据说都是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从来不说假话,也不说错话,并且都自称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呕心沥血的可敬可佩的伟人,却最终让国家经济凋敝、民生倒悬,国际孤立、危机四伏,原因是什么?这样的失败国家当然是指委内瑞拉,绝对不能胡乱瞎想、对号入座。
其实原因很简单,只有两个:民主的制度,自由的人民。
好的制度让坏人无法作恶,坏的制度让好人无法行善。
在美国,民主制度经过200多年发展,已经相当完善,美国人真正做到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他们最大的成就,是实现了对权力的驯服。
特朗普总统权力再大,他也是困兽犹斗,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他并不能为所欲为。上任以来,特朗普有三分之一的行政命令被法院判决败诉而作废,他也只能遵守判决,最多发点牢骚,有时还不能牢骚发得过分,否则面临更多不利判决。
特朗普总统想用一分钱也必须国会同意,即使他想阻止非法移民进入而在南部边境建墙,也因为民主党人反对而得不到足够多的资金,总统不得已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以挪用其他军事用途的资金用于建墙。此时的特朗普明白,他将在美国社会、国会、法院面临一系列的麻烦,甚至是接连败诉,他也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内一一应对,根本就不能用总统的权力阻止别人游行反对、国会投票否决,更不能干涉法院判决。
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其实就是一头戴着镣铐、关在铁笼子里的狮子,别说出来做坏事,去咬人、吓唬人等很难做到,就是想做点好事,也不是那么容易。
另一方面,美国有思想独立,用极具自由精神的伟大国民,他们敢于为自己争取利益,敢于发声。一个单亲妈妈布瑞斯克曼,只是因为不喜欢特朗普总统,就可以向他竖中指表示蔑视,还受到无数人的支持与追捧。一个前律师,也可以在法庭、国会、媒体上对现任总统来个丑闻大揭秘,极尽侮辱之能事,特朗普作为总统,除了在自媒体上与科恩互骂外,也只能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并不能把科恩怎么样。
就是那些各种肤色的美国小孩,也可以任意模仿特朗普的样子,给他取各种侮辱的绰号,总统只能一笑了之。甚至那些昨天刚宣誓入籍的移民,第二天就可以对特朗普破口痛骂,谁也管不了他,不会有寻衅滋事之忧,更不会有被精神病之厄。一些无聊之人,特意制作了橡胶式裸体人形的特朗普,拖在美国的大街上穿行,任由民众踢打,还取名为"皇帝没有蛋蛋",总统也只能忍了。特朗普喜欢玩推特,但专门有一大批人天天在总统的推特下骂特朗普,用各种方式侮辱他,不管特朗普说什么,他们都反对,而法院竟然判决总统不能拉黑这些人,必须让这些人留言、发声!
正是因为有这样有制度,有这样的人民,看似混乱不堪、每日丑闻不断的美国政局,就是那样的超级另类稳定。谁上台都必须受制约,谁下台、谁去世,也不会对人民的生活有太大影响,根本不会出现某些"伟大"领导人去世后,民众感觉世界末日来临一样的雷人现象。
在美国,一只鸡当上总统,国家可能照样运转流畅。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国会听证会的发言(附相关报道)

原创: 国际贸易法评论 国际贸易法评论


2019年2月27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E. Lighthizer)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举行的美中贸易听证会上作证。 (RFA  记者林坪拍摄)  

在贸易领域,中国带来的挑战最大。

中国带来贸易赤字:在2000年,即中国加入世贸的前一年,我们与他们的货物贸易赤字是830亿美元。去年,截至11月,这一数字有望超过4170亿美元。

中国夺走美国人就业岗位:2000年,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一年,美国有173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到2016年,其数量减少了500万。

中国对其他国家和贸易体制带来严重损害:上个月,USTR发布了关于中国遵守WTO义务的年度报告。我们的结论是,"中国的行为对WTO其他成员和多边贸易体系造成了严重损害,而这种贸易体制从来就不是为了对付中国这种体量的非市场经济而设计的。"

强制技术转让和网络盗窃问题没有改善:去年3月,USTR公布了对中国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创新政策的详细调查结果。我们发现,中国从事了许多不公平的做法,包括强制技术转让和网络盗窃。在去年11月的一份补充报告中,我们发现中国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做法。

以上这些报告用了近500页的篇幅对中国经济系统性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详细而彻底的分析,这些问题正在损害美国的工人和企业。

对中美贸易谈判,我强调两个关键点:

第一,美国政府正在向中国施压,力求中国实施重大结构性改变,以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尤其在知识产权方面和技术转让方面。议程中的问题需要承诺增加购买才能解决。我们需要新规则。

第二,任何协议都必须是可执行的。我们非常清楚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史,以及因其不履行承诺而带来的失望。因此,政府的工作重点是确保我们有能力执行任何新协议。


附RFA 报道:


2019年2月2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2月27日就美中贸易召开听证会。 (RFA记者林坪拍摄)  

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2月27日就美中贸易召开听证会。美国贸易代表莱格希泽在会上作证说,要达成美中贸易协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议员理查德·尼尔(Richard E.Neal)在2月27日的"美中贸易"听证会上指出,2000年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正常化时,认为中国将改革并以市场为基础、民主、并尊重人权。但今天与美国贸易和竞争的中国,与美国希望出现的中国截然不同。中国的经济仍然是从根本上以国家为导向的,美国工人和公司在与中国贸易和竞争时,面临结构性的经济挑战。他举例说,

"中国的经贸政策通过五年和十年计划进行协调。这些得到国家资源支持的计划,旨在提升中国的经济和技术野心,并确保中国的充分就业。它们的实施以牺牲其他经济体为代价,通过盗窃他人的知识产权,而不考虑全球贸易规则或工人人权。"

尼尔议员说,本届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引发争议,给一些美国行业带来痛苦。他提醒特朗普政府,必须坚持达成让中国进行结构性改变的协议。

"本届美国政府选择与中国高风险对抗的道路。美国政府必须坚持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结构性交易。这关系到美国未来的经济繁荣。"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E. Lighthizer)在当天的听证会上作证说,美中间的巨大贸易逆差,以及强迫技术转让、大额补贴本国企业、网络盗窃商业机密等不公平的中国贸易行为,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威胁。

"我们可以与世界上的任何人竞争,但我们必须有可以强制执行的规则,要确保是市场竞争,而不是由国家资本主义和技术盗窃来决定赢家。"

莱特希泽说,过去几个月,美国就关键的结构性问题与中国进行了严肃、具体的谈判,并取得进展,但要达成美中贸易协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项工作,我再说一遍'如果',并且如果能就所有重要问题的可执行性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我们可能会达成协议,以帮助我们扭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我要明确指出,在任何协议达成前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达成任何协议,在协议达到后,也有很多工作要做。"

莱特希泽说,美国要的是公平贸易,这需要中国作结构性改变,最终达成的协议必须是可强制执行的。

未来几周内,美国是否会与中国达成解决所有结构性问题的协议?莱特希泽对此表示,他不认为仅靠一场谈判就能改变中国的所有做法或美中关系。美国必须先谈主要问题,特别要让中方改变对美国工人、农民不公平的反市场做法。如果美方成功做到这一点,将会签署协议。之后,他将与美国国会成员合作,以确保协议得到实施,并解决其他出现的问题。

(RFA 记者:林坪责编:申铧) 


未普:互联网开放会不会昙花一现?

就在美中两国贸易谈判代表团紧锣密鼓地协商和讨价还价之际,微信群传来一片欢呼声,一些被长期封闭的美英网站,突然接通了!不过欢呼的人们个个充满狐疑:这是美中谈判的结果还是临时的?

这些解禁的网站包括CNN、CNBC、NBC、USA Today、《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但是不包括美国之音、《纽约时报》等。自由亚洲电台,法广和德国之声都对此有所报道。

中国临时解禁一些境外网站早有先例。早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中国当局为塑造开放中国的国际形象,解禁了被封锁的大部分境外网站;但到了2009年,这些网站又被重新封锁,脸书、推特、YouTube等网站也被列入了封禁行列。2010年,绝大部分被封网站突然又获「解禁」,令外界人士称奇,认为是技术故障导致了这个中国「奇迹」。2012年,一些中国境外网站,如google, youtube等也被部分解禁。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从2014年起到2018年召开的每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浙江乌镇的互联网都会被「全面解禁」,不过大会一结束,这个「全面解禁」也就结束了。

鉴于这些临时解禁、暂时松动的先例,中国的网友们当然有理由发出这样的疑问:这次互联网开放会不会像过去一样昙花一现呢?

笔者以为,若要这次互联网解禁成为永久解禁,当前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就必须对中国的互联网封锁有一个明确的协议,即,中国同意开放,美国对此进行绝不马虎的监督。否则,网友们的欢呼就会像过去一样,空欢喜一场。

问题是,中国或曰习近平同意互联网对外开放吗?美中谈判一开始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但中国非常不情愿这样做。法广去年4月有报道称,中方已经在许多贸易问题上向美方做出让步,但在电信市场开放问题上,中国仅仅接受向美国电商企业开放市场,但却拒绝向美国互联网企业开放;当美方坚决要求中国向美国所有互联网企业开放市场时,美中之间的谈判因而暂时中止了。

法广的这个报道和北京方面传出的说法是一致的。美中最初谈判破裂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习近平不同意放开互联网。那时我们就知道,对美国提出的要求,习近平会在有些方面大幅让步,有些方面会分三到五年实施,有些方面绝不会让步,互联网就属于绝不会让步的一部分。

中国辩称,她保护互联网的政策是为了「保护公共道德或维护公共秩序所必需」。这种说法和做法就是一直在违背她入世时的承诺。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时,曾经承诺进行广泛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包括数据处理和电信服务,但她没有兑现其承诺。西方则相信,中共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本土商业利益,让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做强做大。

其实,习近平坚决不肯开放互联网的真正原因,肯定不是中国方面说的保护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所必需,也不仅仅是西方说的保护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以免于外国同类公司的竞争。根据习近平对中国互联网问题的几次谈话,他不肯开放互联网,显然有这样几个考量,第一,他认为中共拥有「网络主权」,即管控中国互联网,不受外国干预的权力;第二,中共要保护自己的「网络安全」,及意识形态安全,就要监视、审查和限制网上言论,确保中共在互联网世界免受民主理念的挑战,确保其执政长治久安;第三,网络主权+网络安全就等于共产党的政权安全,面对美国的逼迫,中共会不惜代价地保住它。

有意思的是,美方在后来的谈判议题中,全然没有涉及中国互联网封锁一事。更有意思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Tim Wu)质疑,为何这次美中专门就贸易壁垒谈判,互联网屏蔽成了漏网之鱼?为何美国没有要求中国进行改变呢?

我想,网友们有权知道,这几天中国互联网部分解禁是否跟这些质疑有关,这些解禁会不会持久。 


——RFA 

国际人权组织发布中国强迫电视认罪内幕报告:一场中国官方导演的大戏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最近发表了有关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调研报告。电视强迫认罪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又有什么样的危害?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于本周二(6月19日)发表中文版调研报告《剧本与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背后》。这份报告分析了从2013年7月到2018年2月被播出的45例电视认罪和37位认罪者,他们的身份包括媒体人、人权律师和非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等,他们一般被中国共产党视为敌人或批评者,被指控国家安全罪、违反社会秩序罪或其他罪行。

报告指出,这些认罪视频往往是中国警方在受害者被审判之前,甚至是被正式逮捕之前强迫他们录制。受害者被迫按照警方提供的脚本"表演"。

本台记者采访到北大法学硕士、现在美国纽约执业的李进进律师。他指出,"从法律上来讲,中国现在的法律也承认了无罪推定原则。在法庭开庭之前,让一个嫌疑人或者被告在公众面前认罪,这本身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

根据这份报告,受害者在录制视频前,往往没有会见律师的机会。警方甚至会强迫当事者签署放弃律师和通知家属的声明。

为了强迫受害者认罪,警方经常采用威胁、酷刑和制造恐怖气氛等方式。

前大陆企业家、中国酷刑受害者袁建斌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回忆了他在大陆看守所和监狱的遭遇,

"我亲身经历过的是四个电警棍一起。最痛苦的是他们把我们(关进)小房间的禁闭室,里面完全是黑的,除了一盏昏暗的灯以外。最关键的是里面都是吸音的,听不到一点杂音,很容易让人陷入崩溃,以此来强迫你认罪,达到他们的目的"。

报告还提到,作为强迫电视认罪的受害者之一,大陆人权律师王宇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她很想把其间的详细过程说出来,但总是觉得很难过,她直至今天都很难克服心理阴影。

李进进律师认为,"人都有自己的尊严,不能够在公众面前强迫他们认罪,无论他们真的有罪,还是假有罪,无论是大罪,还是小罪,这种方法都是对人的基本尊严的破坏"。

根据报告的调查,在这45例被迫电视认罪中,北京有19例,新疆有5例,上海4例,湖南4例,浙江4例。

报告还指出,中国的官方媒体,尤其是央视,不仅仅是被动的平台,同时也是中国警方制作、剪辑和播出这些电视认罪的积极合作者。而这些电视认罪甚至被当作应对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行动。

在这一行动的受害者中除了中国人之外,还包括外国人,例如瑞典人权活动人士达林和瑞典籍书商桂民海等人。

李进进对本台记者表示,"从国际组织来讲,他们通过批评,通过国际舆论,通过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关注,总是会使事件往好的方面发展"。

中国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曾在2016年公开呼吁取消电视认罪。据《德国之声》6月19日报道,2017年后,电视认罪的数量明显下降。但与此同时,法庭认罪的视频却明显增加。

(RFA 记者:王允 责编:何平 网编:瑞哲 )


"保护卫士"最新报告《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

场景设好了:一个中间摆放着大铁笼的房间。高瓦数的聚光灯也架好了。工作人员各就各位。

Action!

摄像机上的小红灯开始闪烁,透过铁笼的缝隙聚焦在男主人公的脸上。

换好崭新橘色囚服的男主人公戴着手铐,被锁在铁笼里的一把铁椅上。他看起来神情恍惚,目光中难掩震惊,背诵着事先写好的脚本。

这不是在警匪片的片场,而是这位男主人公——2013年被中国逮捕、拘禁近两年的英国公民彼得·汉弗莱(Peter Humphrey)描述他被强迫拍摄认罪视频的场景。此前,汉弗莱在中国经营一家调查公司。他和妻子的被捕被广泛认为具有政治动机。

星期二(4月10日),设在亚洲的权益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发布最新报告《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这份100多页的英文报告分析了过去五年来中国媒体播出的45例电视认罪。认罪时他们都还没被审判,绝大多数甚至尚未被正式逮捕。

报告对十多位相关人士——受害者、家属和律师进行了深度访问。他们的证言详尽披露了中国当局如何强迫公民和外籍人士在电视上公开认罪。大部分证言首度为外界所知,为了解当局晦暗不明的内幕、黑幕擦亮了一道火光。

这些当事人说,认罪视频的拍摄被安排得事无巨细,好似在出演一幕精心排演的戏剧。

拍摄前,他们往往被获准洗澡,换上指定服装,有些是囚服,有些是普通的衣服。然后,他们的眼睛被蒙上黑布,一路送到拍摄现场。他们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由他人事先写好,必须烂熟于心,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还要按照"导演",即公安人员的指示调整自己的语速、面部表情、甚至配合"台词"适时地哽咽、抽泣。

如果达不到"导演"的要求,就要一遍一遍地重录。报告引述一位被迫拍摄这类视频的人权捍卫者说,他从白天录到晚上,整整七个小时,之后又被蒙上黑布,送回监牢。

多名当事人说,他们是在获得免于酷刑、宽大处理的承诺下同意拍摄视频的,另有一些人在家人受到胁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

2015年"709案"中被抓捕的人权律师王宇说,当年10月的一个半夜,她被从睡梦中唤醒。两名预审员前来告诉她,她16岁的儿子已在云南边境被捕,当时他正准备经由缅甸逃亡美国。

王宇说,当她看到儿子在看守所的照片,下方还写着"犯罪嫌疑人"几个字时,当场昏厥过去。

她被告知,只要录制一个视频给公安部领导看,就可以救儿子。当局承诺,这些视频不会对外公开。拍摄时也只使用了平时审讯用的电脑摄像头。直到获得自由后,王宇才从父母和朋友的口中得知,自己上了国家电视。

"我不企盼得到世人的谅解,"王宇说,"我仅仅是想说,孩子是我的一切,当时那种情况,也许我只能选择那样做!"

流亡美国的维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说:"一般说来,在中国成为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要有很强烈的责任感和勇气,也往往得到民间的支持和尊敬。但一旦被迫公开认罪,就会被一部分同行认为是软弱、投降,甚至是背叛,这种压力可能会使被迫认罪的人长期抬不起头来,甚至可能永远退出人权工作。"

滕彪说,在很多维权人士和良心犯看来,"强迫公开认罪比肉体酷刑更痛苦"。

"保护卫士"的报告说,"中国的电视认罪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暴力和有辱人格的政治迫害事件。这种做法和毛时代的公开批斗或斯大林时代臭名昭著的假公审别无二致。"

该组织还说,在强迫电视认罪的过程中,媒体不仅仅是被动的平台,而是积极充当了警方的合作者。有时通过移花接木的剪辑,将当事人的证词变得面目全非。

除了起到对本国民众的宣传作用外,该组织说,电视认罪还被用作于一种外交工具。这些装扮成"新闻"的认罪视频不仅在大陆央视上播出外,还在凤凰卫视、《东方日报》、《南华早报》等香港媒体上播出、刊载。

今年2月,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民海被北京"二次"带走后,香港《南华早报》的记者透露,他们受到当局邀请到宁波看守所采访桂民海。《南华早报》两年前被中国零售业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收购。该报高层不讳言地说,其使命是"讲述关于中国的更正面的故事"。批评者指出,这家报纸已沦为北京的宣传工具。

"保护卫士"敦促中国政府立即终止电视认罪的做法,为所有被拘者依法提供法律保护。该组织同时呼吁海外政府向中国施压,并惩戒播出这些视频的媒体。

去年,"保护卫士"出版《失踪人民共和国:来自中国强迫失踪体系的故事》,揭露中国滥用秘密监狱侵犯人权的行径。(VOA萧雨)

黄安伟:“电视认罪”折射中共政治文化


瑞典人彼得·达林,一个人权组织的创始人。图像截自中国中央电视台本周二晚播放的视频。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VIA ASSOCIATED PRESS  

纽约时报(2016年1月22日)北京——七年来,这名年轻的瑞典男子在北京领导一个非政府组织,为遇到麻烦的中国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现在,他陷入了中国法律体系的天罗地网。在被警方羁押期间,他被迫在一段视频中陈述了他所谓的罪行。
"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在官方媒体中国中央电视台周二晚间播出的节目中,35岁的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说。"伤害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此我要深深致歉。对发生的这一切深表歉意。"
瑞典籍书商桂民海(Gui Minhai)两天前曾在狱中做出过类似的供述,2013年时,另外两名外籍人士韩飞龙(Peter Humphrey)和薛蛮子(Charles Xue)也是如此。
尽管在被中国警方羁押时,外国人早就被迫做出过蹊跷的供述,但是最近在习近平的强硬统治下,电视上播出的一连串供述依然让这里的很多人侧目,因为这些视频被共产党用作宣传工具,面向数亿观众播放。很多人觉得,这让人回想起毛泽东时代公开进行自我批评的做法。中国人也在电视上做过一些引人瞩目的供述。

除了延续历史惯例之外,中国还打算用这些视频实现什么企图呢?这种做法有效果吗?
"这是一种展示,意在体现党国对个人的权威,就是这么简单,"香港中文大学讲师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说。"在胡锦涛执政时期,社会空间和行动者变得太独立、太具批判性了,现在领导层要施加更严格的控制,这就是他们的措施之一。"胡锦涛是上一任中国领导人。
达林是在中国官方的一场行动中遭到羁押的,该行动旨在打压维权律师、记者和民间团体活动人士。
罗助华说,时常播出这样的供述,"造成了一种'这是非法活动'的印象",也传达出了中共正在采取措施打击的信息。他说,这种视频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显示"参与者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持有了正确的立场"。
在中国,刑事诉讼往往取决于警方取得的口供,而刑讯逼供的现象非常普遍。并不清楚达林是在什么情况下讲出这番话的。他患有阿狄森氏病(Addison's disease),这是一种荷尔蒙失调症,需要每天服药。他的组织称他是被迫做出供述,并对此表达了谴责。
韩飞龙是英国公民,在为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开展商业调查期间遭到了羁押。在被驱逐出境之后,韩飞龙表示,警方为迫使他招供,在他生病时拒绝提供医疗救助。他曾供认称,自己非法获取中国公民的私人信息,并将其出售给客户。
而薛蛮子遭到羁押时,中共正在打压那些在微博上拥有百万粉丝的意见领袖。
香港一家出版公司的瑞典籍股东桂民海现身中国官方电视台,声称自己回国自首,并供认了自己2003年酒后驾车致人死亡,并在缓刑期间潜逃的行为。去年10月,他在泰国的公寓中消失,是五名失踪香港书商之一,据推测他们是被中国安全官员关押的。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研究员潘嘉伟(Patrick Poon)表示,"这种电视悔罪的做法没有遵循任何正当程序",而遵循正当程序"才能确保当事人有机会获得公正的审判"。
他表示,共产党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NGO)及其中方合作伙伴的活动,达林的公开悔罪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说,"指控NGO的外国工作人员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这种做法也可以恫吓那些未来希望到中国从事NGO工作的外国人。"
达林事件令中国的NGO员工感到担忧,纷纷讨论和揣测共产党的红线在哪里。这种恐惧与一项迫使在华外国NGO到公安局登记并披露支出细节的法律草案相一致。
中国公民也经常出现在官方电视台播出的悔罪视频中。一段在监狱拍摄的视频显示,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的三名学生讲述了他开展的所谓的分裂活动,以及他们自己的共谋行为。这名维吾尔族经济学教授因为有关中共民族政策的言论,于201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同一年,70岁的记者高瑜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供认向国外泄露机密文件的行为。
在央视关于达林的新闻片段中,两名遭到羁押的中国同事恶语相加,谴责达林和他所在的组织,这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家人或朋友被迫互相指责的情形颇为相似。
"我现在觉得,我已经很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机构其实就是反华机构在中国设立的这种先锋站,或者叫桥头堡,这样的一个位置。它主要就是想在中国内部安插一些眼线,去了解我们国家最底层、最基层的一些社会问题,"达林的一名年轻同事在视频中说道。"其实就是想伺机制造一些事端,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对我们国家的政权、对我们党的领导进行颠覆。"视频中只显示这位同事姓王。
这种措辞显示,之所以发布这些涉及外国人的视频,目的之一就是激发对外部人员——共产党所说的"黑手"——的怀疑,进一步推进习近平一直宣扬的中国与西方对抗的心态。
这些视频是否有效发挥了宣传作用不甚明了。在看了视频和官方媒体的报道后,一些中国人怀疑达林所在的组织是否真的那么邪恶。
其他人表达了怀疑态度。有人在微博上写道:"怎么感觉跟朝鲜的做法一样?处心积虑地让异见人士公开认罪。"很多中国自由派人士在网上提到,知名维权律师李方平为达林辩解,称他是"法律界的诺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白求恩是参与毛泽东的事业的一名加拿大医生。

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编辑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去年3月写的一篇文章称,共产党在1940年代从苏联借鉴了自我批评的做法。50年代,官员们迫使很多知识分子写下忏悔书,迫使他们服从毛泽东思想。
"在习近平新开展的公开悔罪的行动中,可以看到共产党政治史中令人不安的影子,"班志远写道。"是否有罪的问题屈从于政治权力的当务之急。"
"就像过去一样,当今的忏悔风潮不是为了问责、政府清廉或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体制,"他接着写道。"而是统治与服从的问题,习近平是中国的忏悔主管。你们要听凭他摆布。"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Mia Li,Kiki Zha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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