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經常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如果一個政權，能有效促進經濟發展，那麼就可以從這種發展當中，獲得足夠的合法性。例如，經濟學家茅于軾，就曾經說過，「好人獨裁，比民主還好」。
某些國家，確實在獨裁時期，得到較快的經濟發展。這樣的例子，包括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朴正熙時代的韓國，以及蔣經國時代的台灣等等。顯然，在這些國家，政治獨裁與經濟發展，不能說完全沒有聯繫。
在學術界，有一個「發展式獨裁」理論（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試圖解釋政治獨裁與經濟發展的相關現象。然而，該理論並非是一種純粹的實證研究，而是更進一步，試圖以經濟績效，來為獨裁政權的正當性辯護。上文所引述的茅先生的觀點，或多或少，可以歸於這類理論的應用。
其實，事情本來也不神秘。聯合國的相關報告早就指出，上文所述的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夠產生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主要是因為，它們都採取了加工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
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通常面臨三大嚴重的發展瓶頸。其一，缺乏資金，難以提供先期必須的基礎設施與資本投入；其二，勞動技術水平過低，產品的附加價值無法提高；其三，受限於本國的市場總量與產業生態，無法快速形成規模性的產業經濟。
加工出口的模式，可以同時為以上三個問題，提供解決方案。通過吸引外商投資設廠，可有效解決資金與技術的瓶頸問題。而通過為海外發達市場，提供產品與零配件，可將國內的企業，接入到全球的經濟鏈條中，以解決初期的市場不足與產業斷鍊。
將國外的資本技術，與本土的勞動資源結合起來，不但可以積累資金，而且還可以實現管理與技術人才的培訓與儲備，為進一步孵化本國的產業生態，創造條件。如此反饋循環，該國也就可以實現持續的產業升級與經濟增長。
實際上，採用加工出口導向模式的國家，無論是上述的幾個歷史上的獨裁政權，還是其他民主國家，如二戰後的德國與日本，或是一些准民主國家，如上世紀後半葉的馬拉西亞以及泰國，均獲得了可觀的經濟增長。
而採取封閉發展方式的國家，如上世紀後半葉的印度，以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當然也包括現在的北朝鮮，它們的經濟發展，都非常滯緩。值得一提，毛時代的中國發展程度，經常被過份誇大。實際上，當時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其人均生產力以及人均生活水平，甚至大幅低於同期的印度。據統計，1975年印度的農業人均年產值，為107美元；而中國的同期數字，僅為85美元。
作為更為明顯的例證，印度在上世紀90年代末，逐漸採取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積極吸引外資，經濟增長速度，也隨之迅速提升。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期，印度的人均GDP增長率為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
如果說，獨裁政權與經濟發展，有什麼聯繫的話，那隻是因為，這些政權，恰好選擇了有效的經濟發展模式。而這種發展模式，在實質上，與政權本身是獨裁還是民主，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經濟得以發展，國民物質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自然有利於政權基礎的穩定。但是，如果以此作為政權合法性的依據，則顯然是一種混淆。
所謂合法性，是指國民對政權認可的屬性。在專制獨裁的國家，政權絕無可能，有興趣詢問國民，是否真正認可這個政權的統治；而失去投票權利的國民，自然也沒有渠道，來表達自身對政權的真實意見。在這些國家，合法性本身就無從定義。無論經濟績效多麼輝煌，只要沒有通過實質的方式，例如選舉活動，來徵詢國民對政權的真實意見，那麼所謂的合法性，就永遠是一個偽概念。
資本主義，或者說市場經濟，常被認為與民主制度天然親和，甚至不乏有人樂觀認為，市場經濟必然會導致民主轉型。然而，發展式獨裁政權的出現，則直接挑戰這種樂觀判斷。更為接近真實的陳述是，這些政權，並不是為了經濟發展，而維持獨裁；而是為了獨裁統治，而適應發展。
在此，有必要對獨裁進行區分。像新加坡、韓國、台灣等這些國家，它們均處於美國民主陣營，獨裁者更容易受到來自民主國家的干涉，而國內的民主反對力量，也更容易從境外獲取反抗資源。因此，在獨裁政權持續的同時，均可觀察到民主反對勢力的成長。而在韓國與台灣等國，民主反對勢力，最終促成了民主化的實現。
但在中國與越南這樣的國家，並不存在類似的槓桿與鏈路機制。就目前的現象來說，經濟的發展，並不能促成政治制度的轉變，而只是繼續為政權的鞏固與強化，提供資源。經濟促生轉型的樂觀預言，在這些國家已然落空。看來，政治問題，最終還是要政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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