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31日星期一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七十四) ——最应该被整治的是习近平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七十四)
——最应该被整治的是习近平
世事诡异,最近太平洋那边发生的桩桩件件,总是可以同《李锐口述往事》连在一起。
8月20日,西方大媒体的中文网,纷纷报道习近平在政法系统内开展延安式“整风”的消息。
《纽约时报》的题目是:“‘刀刃向内’,习近平对政法系统进行‘整风’ ”。
《华尔街日报》的题目是:“习近平首次进行政法全面整风,加强对政法系统控制”。
《法兰克福汇报》的题目是:“习近平的毛式整风”,文内写道:
习近平的亲信中共中央政法委的陈一新将本次整顿行动比作延安的整风运动。1942年至1945年的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起的第一次意识形态化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铺平了道路,还将毛泽东思想提升为党的理论基础。难道习近平也想通过发起一场新的运动,获得同“伟大领袖”并驾齐驱的地位吗?”
父亲在他的《李锐口述往事》中对延安整风有这样一段评述:
我个人认为,延安的整风和抢救运动,根本不是什么教育人的问题,用朱正的话说,实际是一场极大的“精神污染”运动。人长着脑袋,不能自己想问题,只能跟着毛泽东一个人的想法去思维,只要是党叫你干的事,怎样胡来都可以,把人的头脑、思想品德完全搞昏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必须认识清楚。这个副作用在“建立新中国”以后逐渐暴露无遗。从整胡风开始,后来包括胡适、梁漱溟、马寅初这些大学者,直到反右运动,把党内绝对服从的一套,先是推向文化界,后来进一步推向全体人民,牢牢地巩固了共产党一党的专政,实际就是毛泽东一人的专政。
问题是习近平效法毛泽东搞“整风”,他能获得毛泽东当年“绝对服从”,“一人专政”的成果吗?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二。
我刚刚整理到的父亲2002年4月21日的口述录像中有这样一句话:
……因为我其实接触毛接触得比较深啊,这个人是厉害的,真有魅力的呀。
反观习近平,处江湖之远的民众给他起的外号,就不用我在这里一一列举了,反正都跟魅力不沾边。那么近距离接触过他的人呢?我的朋友中就有一位,曾跟正值壮年,本应精力充沛的习近平一起开过小会。朋友说他大失所望,习近平给他的感觉是索然寡味,昏昏欲睡。习近平无毛泽东的魅力,此为原因之一。
在同一段叙述中,父亲还有这样的话:
中国的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投奔延安,投奔共产党呢?像我们这些人,我们又不是工人,又不是农民,又不是没饭吃,又不是社会上没有出路,是吧?
李锐们投奔延安,是因为他们以为那里是“红星闪耀”的地方;他们投奔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说,它要建立一个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一样的,那个工农大众的苏维埃共和国。而现如今,早已时过境迁。中国人,甭管活在哪个犄角旮旯,都不是遥望延安,憧憬俄罗斯的李锐们般的左翼青年了,他们实实在在地活在即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的日子里。共产党宣传的主义、理想,它自己即不信,更不做,已无一丝一毫的感召力,此为原因之二。
既无人格魅力的吸引,也无认同理念的臣服,那么习近平用“延安整风”的方式刀刃政法系统所达到的“绝对服从”,“一人专政”,只能是高压下恐惧的颂歌。合唱者的调门会越唱越高,领唱者的调门会越唱越黄腔走板——官位越高,恐惧度越高,不知何时那把刀砍到自己头上。真相是:政法系统内人人对习近平恨之入骨,在心里切齿痛骂。而社会呢?面对色厉内荏的政法系统,一定会有更多不惧死的许志永、任志强、许章润、蔡霞……站立出来,面对不畏死的人群,中共豢养的政法系统对人民的威慑力终将化为乌有。
在2002年4月21日那天的叙述中,李锐还有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最大的坏处还不是他的随心所欲,乱来,是搞个人崇拜,搞专治主义。这个是贻害无穷的东西,到现在江泽民还搞这一套。江泽民搞这一套很糟糕啊!什么核心啊,天天大小事情他都要去讲一篇重要讲话,去作秀。西方的民主制度我认为最好的它是有制度,宪法是监督政府权力的,美国是张三、李四都可以当总统。
父亲说的极是。中国由谁当政并非生死攸关之事,只要有制度和宪法套着,即便是习近平这样只有小学生水平的人,也没有什么可怕。所以中国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整什么政法系统,而是用现行的法典,好好地整治、整治习近平,把他关进宪法的笼子,让他在那里面老老实实地为中国人干事儿,而不是肆无忌惮地祸害中国人,甚至祸害他国的人民。我因此强烈建议北京首都机场海关,将扣留的《李锐口述往事》送一本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呈转习总书记阅,请他了解一下他的父亲习仲勋先生的老友李锐在这本书中都说了些什么。现在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关进宪法的笼子,比日后经法庭审理被判入狱的结局绝对要好!
顺便说一句,8月26日,我收到北京第三中级法院第二十次延审通知书。迟来的审判无公正,“李南央状告海关案”早就失去了审理的公正性,但是在这篇“跟进”中,我还是要表扬一下贾志刚合议庭长:你还在遵守程序。

2020年8月31日

二大爷|两个古稀老头的搏命:美国大选前瞻

由于疫情的影响,美国媒体曾经有个搞笑的说法:川普和拜登谁能健康的活到11月大选谁就赢得胜利。这个说法也不完全是戏谑——两个加起来153岁的古稀老头,正在演绎美国大选历史上最高龄的对决。而这个对决,不仅影响美国,也肯定影响中国。那么,谁有可能会成为最后的胜者?
一、故事
川建国和拜登其实都是有故事的人。
建国是"移三代"——祖父迫于家境贫寒,19世纪末漂洋过海来美国淘金,后来想衣锦还乡,却被祖国德国取消了国籍,迫于无奈留在美国生了根。三代人矢志不渝的在纽约地产界奋斗,一代比一代强,终于到了他这里登峰造极,不仅把"TRUMP"这个姓挂在了无数金光闪闪的土豪大厦之上,还完成了从商人到政界这个最不可思议的华丽转身,成了地球上权势最大的总统。
1988年,42岁的建国曾经在报纸上登出整版广告,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系统阐述自己对于贸易和外交政策的看法。他还在电视采访中说,我不会看着这个国家糟糕下去,如果我参选,一定会获胜。
爱尔兰后裔拜登则是美国传统政治菁英的代表。学霸出身、法学博士、执业律师,再转入政界。在出任奥巴马的副总统前,曾经连任六届特拉华州的联邦参议员,论履历妥妥的政坛老鸟,基本上代表了民主党传统的路线和形象。
1972年拜登第一次当选参议员不久,他的妻子和当时还在襁褓中的女儿遭遇交通事故不幸去世,两个的儿子也受了重伤,拜登的就职宣誓是在儿子的病床前完成的。为了照顾儿子,很长时间他每天都搭乘一个半小时的火车到华盛顿上班。
二、缺陷
川普在上任后兑现了一系列竞选的"疯狂"承诺,拉开和各国的贸易战序幕,退出国际组织,要求盟国分担防务经费,重新组织各种群等。经济各个指标的表现前期应该说非常亮眼。但是却千算万算没有想到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大疫情,不仅让美国经济遭受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创伤,更是在随后引发了蔓延全球的"黑命贵"风潮——特别是在民主党人的推波助澜下,这波选举年的抗议对川普的声望和政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建国在施政上完全是企业老板作风,少有妥协,并不像传统的政治家,这方面引发的非议也不小。这种一言不合即解雇的风格,在政坛上为自己树立了不少的敌人,导致很多人前脚离开,后脚就反水——比如刚刚出书反川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最近的则是建国的亲侄女,也出书反川。对于建国的声誉都有不小的影响。这背后也许有政敌的操作,但是也可以看出,建国的阵营,并非铁板一块。
而拜登在选举年一样是丑闻缠身,之前被媒体爆出他的儿子亨特·拜登是中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渤海华美的董事,2017年10月,亨特仅仅用42万美元就买下了渤海华美10%的股份,而这些股份后来价值高达15亿美元。此外美国媒体还爆出小拜登曾经在乌克兰天然气公司挂职,遭遇乌克兰检察部门调查时,老拜登还以亲自介入说情。
更要命的是,拜登的78岁的高龄对于美国总统这个权高位重的职务也是一种威胁。建国每每戏称拜登为"瞌睡乔",指的是拜登在多个公众场合打瞌睡的往事。比如当年奥巴马在台上讲话,拜登被拍到打瞌睡;2018年老布什的追悼会,拜登又打瞌睡;今年希拉里与拜登视频连线,拜登居然也睡着了……此外还有很多场合拜登言语紊乱,让人感觉有老年痴呆之嫌。一个存在健康隐患的总统如果上台,这对于美国本身也是极高的政治风险。
三、民调
在疫情之中,美国媒体几乎每半个月都会发布自己的民调。这些媒体也有立场之分,比如纽约时报、CNN、华盛顿邮报这是明显左倾、亲民主党的媒体。而FOX、华盛顿时报则是亲共和党的。根据美国学者Tim Groseclose的统计,在目前20家美国主流媒体中,18家是倾向于民主党的,倾向于共和党的只有2家。建国经常骂媒体对他的报道是"假新闻"其实就是这么来的——在媒体上被黑对于他已经是传统,确实没占过什么便宜。
所以美国的民调不能忽视,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代表最终结果。实际上在2016年的大选中,建国直到投票前的民调都是落后于希拉里的——选前主流民调都显示希拉里获胜概率在71%到99%之间,但最后是却建国赢了。
在八月之前,大部分媒体的民调都是拜登持续领先建国,优势可谓非常明显,整体民调领先在10个百分点左右。特别是在"黑命贵"运动在全球蔓延的最高潮阶段——也就是6月中的时候,昆尼皮亚克大学(The Quinnipiac University)发起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以52%对37%的支持率遥遥领先,似乎胜算在握。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黑命贵"风潮向打砸抢演变之后,大部分被惊醒的美国中产阶级虽然在种族这个敏感话题上没有发声,却在悄悄的转变态度。8月28日,传统的民主党票仓、本次"黑命贵"风潮发源地明尼苏达州六名民主党市长联署发表声明,由于对民主党政策失望,转而跨党派支持建国连任。这种来自党内的背叛极为震撼,对民主党可谓沉重打击。
美国专业的民调公司佐格比分析公司(Zogby Analytics)在8月28日发表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的选情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建国支持率已经攀升到为52%,创下了他执政以来的最佳支持率。
这就是建国天天挂在嘴边的"沉默的美国人会支持我"的来源,这一点上他确实没说错。
四、制度
我们都知道在2016年的大选中,就全国范围内的选票而言,建国落后了希拉里300万票,结果他却赢了。这里面就涉及美国独有的选举人票制度。
大部分民主国家实行的选举制度都是简单多数制,就是全国选民统一投票,谁赢得简单多数谁就是胜者。但美国的选举制度可谓独一特例,他的核心原则是"一州绑定、赢家通吃"。
美国总统选举总共有538票最终决定胜负的"选举人票"。具体是这么来的:每个州的国会议员数目(参议员加众议员)总和(众议员435名,参议员100名),外加华盛顿特区的3票。共计538票。哪位候选人获得超过270票即宣告获胜。
举个例子纽约州有2位参议员与27位众议员,所以共有29张选举人票。参议员每州2人是固定的,众议员却不是,按照美国宪法各州每50万人可选举一个众议员,所以人口越多的州,众议员就越多。比如加州人口最多,其众议员多达55人。
如果按照简单多数的投票原则,小州在人数上吃亏,众议员很少(比如罗德岛州人烟稀少,只有4个众议员),这样就会造成在政治版图上,小州人微言轻,无足轻重。所以为了照顾小州的利益,也考虑当时幅员辽阔,各州投票时间不一致不便于统计,美国的开国元勋设计出了"赢家通吃"的选举制度——候选人只要赢得某个州的胜利,那么代表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都计入他的名下。选举中我在罗德岛哪怕只赢了对手1票,罗德岛州所有6张选举人票也最终归我。
这种"一州绑定,赢家通吃"的选举制度,大大提高了小州的权重,也就造成了哪怕选民票数落后,但是只要在关键的几个州赢得胜利,就能赢得多数选举人票,实现最后的翻盘。举个例子,加州是民主党的传统票仓,建国即便无法获得加州57张选举人票,但他只要在中部"摇摆州"赢得3个小州,一样能弥补加州的损失。1824年的亚当斯、1876年海斯、1888年的哈里森、2000年的乔治·布什、2016年的建国,都是选民总票数落后,却依靠赢得更多的选举人票获胜的例子。
五、对华政策
中国人关注美国大选,更多的还是关注候选人对华政策。因为这和中国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数天前通过的美国民主党最新党纲显示,民主党在对华政策的强硬程度方面空前提升,其实和共和党并不相上下。但是拜登在民主党大会的演说中,只在一处地方提到中国。他说,如果当选将启动在美国境内生产对抗新冠所需医疗设备的计划,让美国"不用再受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制肘。
而建国在共和党大会中,在十大施政要点中专门在第三点谈中国问题。该段内容的标题是主题是"终止我们对中国的依赖",列出了5点具体内容:
1、从中国带回1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
2、为从中国带回工作岗位的公司提供税收减免;
3、对将制造业务带回美国的基础产业(制药和机器人行业)实行100%的费用减免;
4、业务外包给中国的公司将失去政府合同;
5、要中国为让新冠病毒向世界扩散负完全责任。
可以看出,虽然两党对华政策都趋向于强硬,大方向并无分歧,但是在措施上,建国的布局更具体,而且是正在实施。
总之呢,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都不是好消息。
六、综述
美国历史上44位前总统平均年龄是55岁,上任时最年轻的是罗斯福总统,未满43岁。2016年建国当选时候已经超过70岁,算是美国历史上最老的总统。
而今看来,这个记录又要创新。无论建国还是拜登,当选都会成为最老总统。但78岁的拜登隐患更大——即便当选且保持健康,也只能干一届。民主党选择他出马,我作为旁观者,其实很不理解。尤其是还要选择不算黑人裔但打黑人牌的哈里斯作为搭档——在如今保守主义回归的风潮下,大部分美国人对于有可能再出现一个黑人总统是心存戒虑的。
8月20日,奥巴马的老婆米歇尔为拜登站台,攻击建国是"错误的选择"。有记者问川建国: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建国调侃说:我今天能站在白宫,就是因为她老公和拜登的失败。否则,美国人民怎么会选择我?
这句话很伤人。但是却也是事实。2020的美国大选,也许还有部分悬念,但是悬念正在减小。
对于中国的很多关心这场选举的瓜众而言,多少也会有自己的倾向。但事实上,在大局已定的中美关系中,谁当总统也许已经不是关键了。
那就放松心态,看场好戏吧。
2020/8/30
——作者脸书

艾未未新片《加冕》“Coronation” (2020)


艺术家艾未未新片《加冕》近期在网上上映
艺术家艾未未新片《加冕》近期在网上上映 AFP/File

法广/作者:罗拉

艺术家艾未未新片《加冕》近期在网上上映,记录武汉抗击新冠封城经过,展示武汉普通人的封城期间的生活,让大家看到中国政府严厉封锁武汉城市,取得效果但让其它人付出巨大代价。
遥控拍摄纪录片
中国武汉在今年1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而实行封锁的城市。
在武汉爆发新冠疫情时,艾未未当时他人在罗马拍摄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艺术家艾未未希望把武汉普通人封城经历记录下来,于是他晚上通过以前在中国曾经合作过的同事进行拍摄,以及在武汉封城期间,通过介绍让不少普通人加入拍摄,随后发过来,他总共获得5百多个小时的素材,最后剪接成1个多小时的纪录片。
《加冕》一片从不同角度记录下76天的封城武汉历史,从拍摄到剪辑总共用了4个月的时间。
艾未未表示本来希望先在欧洲或者美国等地的电影节上放映,于是把该片推荐给多个电影节,虽然审片人看完后激动,但是最后都拒绝。艺术家认为这是西方企业出于不想失去中国市场考量,进行自我审查,因此他决定把这部纪录片放在网上。
普通武汉人的故事
该片通过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小故事来讲述更大的故事,围绕10多个人展开,其中第一个人物讲述在武汉封城后如何进城回家,另外一个人是方舱医院工地的工人,在医院施工结束后他无法出城,只好住在一间地下室里。还有封城期间在家禁足的母子,母亲是位退休体制内人,虽然对国家付出很多,但是由于没有其它信息,她初心不改,而艺术家的儿子不停挑战母亲的信仰。最后是因不知道发生疫情,因陪同父亲来武汉治病的父子,他们被困在医院,父亲被感染后很快死亡,儿子想领回骨灰,在影片中有身穿防护服的政府工作人员给死难者家属几千块钱,同时劝说不要闹事。
艾未未在YouTube上表示新冠和萨斯对于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如何看待它 ? 它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 ? 个人,国家和不同世界组织如何应对 ? 在互联网时代,每天琐碎细节摆都眼前。
艺术家认为一些国家试图遮掩疫情真相,这只会为下一次灾难发生培养沃土,其结果是让疫情在全球不可控制,上次发生萨斯疫情已经是个警告,而且新冠疫情重创社会生活,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和社会的分裂,让人们质疑如科学家等权威,
艺术家告诉法国《世界报》说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比自由资本主义效率更高,就是集权社会效率高,一个思想,一个步伐,一个主义,从上到下滴水不漏,谁有错误就会被处置掉。这样一个社会每个人忍辱负重,甚至在屈辱中生活着,每个人都是个生产力,来让国家辉煌。
艾未未认为表面上看起来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的繁华如同欧美一样,但是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截然不同。中国在人权,司法独立和投票等方面有法律,但是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中国,其实大权在一个人的手里。问题是中国壮大而且迅速发展,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 欧洲人在思考,美国人已经开始应对。
知名艺术家和异见人士艾未未从2015年在欧洲生活,他以其大型装置艺术作而出名,他也拍摄一些敏感题材的作品。
附转:

艾未未不遮挡(字幕版):武汉疫情纪录片《加冕》Coronation;遮挡的主要作用是为下次灾难提供土壤;世卫组织像屋里着火警报没响;疫情最大影响社会分崩离析;电影节害怕得罪中国;绝望像

 欧洲13点

艾未未纪录片《加冕》主页:https://www.aiweiwei.com/coronation
艾未未不遮挡:武汉疫情纪录片发布Coronation《加冕》
遮挡的主要作用是为下次灾难提供土壤;世卫组织,就像屋里着了火,警报没响;疫情最大的影响是社会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电影节非常害怕得罪中国;绝望像春天的雨;极权社会太有效率
大家专访字幕版
武汉疫情纪录片与《Sars时期的吃喝玩乐》
面对新生事物,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相应的语汇,来表述我们内心的一些感受;过去的经验、理性成熟的应对方式和语汇,都无效了。
遮挡的做法很愚蠢,遮挡的主要作用是为下一次灾难提供土壤
世卫组织没有起到一个科学组织和帮助监督国际疫情的作用,就像屋子里着火了,警报没有响,不但没响,还做出一切正常的表述。严重失职。
疫情最大的影响是这个社会已经真正的分崩离析,四分五裂;人们不再相信权威。
在应对这场疫情的时候,我觉得记录是第一手,也是最后一手,因为这个时代需要留下记录。
纪录片很简单,三个要素,第一是开机,第二是开机,第三是保证电池有电 拍摄是个好主意,很多人参加进来
从遥控拍摄到剪辑完成,四个月时间是个奇迹,这跟感情投入和对题材熟悉有很大的关系。
几大欧美电影节,不出预料,全部拒绝;电影节是卖场;电影节非常害怕得罪中国。
我特别需要绝望,因为我这个人太容易充满希望,所以说,绝望对我来说就像春天的雨,下过以后,又是郁郁葱葱。
善良需要被证实,罪恶也需要被证实。
这个电影不是关于病毒的,是关于中国人的故事。
极权社会太有效率了。
我们还是为自己拍一个片子。

嘎玛:如何调校思想的罗盘——读吴国光《反民主的全球化》

作者:嘎玛
吴国光教授《反民主的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胜利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2020年4月在香港面世。在新冠疫情阴影依然笼罩,全球政治经济和数十亿人受其史无前例的影响的当下,这本英文版于三年前出版的书对中文读者而言,似乎非常切时。
吴国光《反民主的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胜利之后的政治经济学》

一直以来,中文读者受制于一个困境:国内论者喜欢讨论宏大话题,但对于国际上的严肃论著往往缺乏了解;墙外的学者们,讲究学有专精,华人(人文社科)学者往往聚焦于研究中国,很少涉足甚至避免谈大论题,吴国光教授之前的论著也是如此。这本书则可以满足只读中文、关心世界的读者的需求,因为它参加的是全球大论题的讨论,同时带着我们所期望的中国关照。或许,当初作者以英文写作本书时,就意在带着自己的中国出身、对中国语境的了解和洞察,贡献于全球讨论的知识生产。
《反民主的全球化》讨论大话题,旁征博引,框架却很简明。只有七章,分别为: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资本主义在全球化下的制度重构 本书的理论框架,第三章 制度性垄断与内嵌式协同 资本的聚集性流通,第四章 人口流动/不流动、社会贫困与政治无力 被分割的劳动市场中的“经济人”,第五章 笼中无政府状态的形成 消费的标准化和消费者的原子化,第六章 全球不平等对民主的挑战 跨国社会分层的社会政治影响,第七章 结论。
为方便中文读者和国际学术语境接轨,吴国光特地增撰了“基本概念释义及译法说明”,对“国家”、“制度”、“民主”、“威权主义”、“公共物品”和“人类安全”这6个概念略加提点。如第一个关键概念“国家”,英文中至少有三个词汇,即country, nation, the state,中文一般都译为“国家”,作者之处,这三个词汇的含义其实差别很大,而把作为人民聚居体的“国家”(country或 nation)与作为统治体系的“国家”(the state)不加区分乃至混为一谈,可以说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一种概念手法,也是中文里政治思维有待厘清的要害之一。“基本概念释义及译法说明”这寥寥二千馀言,很能帮助读者清理被有意混淆和不求甚解造成的似是而非,理解重要概念翻译时的选择取舍困难,并警觉可能的误读。这样,即使读者没有相当的教育背景、不了解全球(尤其是美国之外)政治经济学及其最新发展,还受制于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羁囿和习焉不察的思维,也可以比较容易地顺着本书的线索,一窥前人和时人的海量著作,领略作者在此基础上所展现的开创性、前沿性、乃至颠复性的思维和见解。
《反民主的全球化》破除了惯常的“左右”划分思维,以及这种非左即右的二元思维的基础——国家与市场对垒的默认模式。吴国光指出,冷战结束后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制度特点,是国家-市场连轴的出现、经济国家和混合市场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国家的分离,以及这种分离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脱离其母国民主政治的外壳“裸奔”出去,而囿于国界的民主政治若想规管全球化的资本则鞭长莫及。这样,实现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被地方化的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之内手握选票的公民和供养国家机器的纳税人,则无法制约本国那些已经超越了国界的资本的运作,造成全球层面的“自由经济”缺乏政治管制。而经济国家——即国家直接上场到经济领域充当玩家、执政者需依靠经济指标来强化合法性或执政地位——的出现,使得每个国家也越来越像一个大公司。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的功能虽然在后冷战时代增长,国际法也虽然有长足的发展,这些都敌不过压迫性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凯旋。这使得资本为逐利的便利而流向高效且急需资本的威权主义国家,因为在那些地方,资本只要搞定了当地政府就万事大吉,威权政府足以压制公民个人和公民社会,足以帮助和庇护资本避免或减轻百姓的质疑和抗议的声音,让资本不必付出在其母国所需要付出的经济和时间的成本。由此,资本获得了新的领地,而威权主义也得以用本国的“制度优势”加上廉价劳动力,取得在冷战时代不能想象的经济繁荣和科技发展,并使民主国家在竞争优势上处于下风。于是,此前时代中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相互依赖发生反转,在1990年代(后冷战时代)之后逆变为资本依赖威权、民主(国家)对依赖威权国家的资本产生依赖,国家-市场连轴取代了二者的对垒。
吴国光认为,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思维范式来避免时代错位。当国家对垒市场这样一种轴心已经不再存在,那种企图通过强化国家干预来校正市场失灵、弥补全球化缺陷的思路,不仅过时、而且无视实践中的有害结果和对社会认识论的扭转性影响,不仅不能帮助我们厘清问题,反而局限或误导我们认识和应对当代挑战。
这些当代挑战,也就是《反民主的全球化》开篇所提出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意味着什么?它如何改变了资本主义本身和整个世界?这些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让创造财富,包括人类从大自然中攫取财富的能力迅速增长,将短暂的市场和民主的相互承认(也即相互制约)转化为资本迅速从民主金蝉脱壳,全球裸奔,为逐利而不惜进入权威主义的翼下,这不仅为民主国家的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也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以及诸如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等巨大的生态困境,并使这些问题发展到看来已经超出了我们不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全球层面、也不论是以民主还是以非民主的形式所形成的各种治理系统的应对能力。吴国光教授进一步问道,为什么全球化如此迅速地加剧了这些灾难?我们要如何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来诊断并改进各种治理体系以应对这些挑战?公共权力的集中会比民主制度能够更加有效地将这个世界从这些危机中拯救出来吗?
“中国药方”被有些人视为一种选项。对此,吴国光认为,这个药方缺少实证上的有效性,或更准确地讲,它忽视并低估了中国式的经济繁荣的取得的代价和破坏,不仅给中国而且给给人类的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生态、政治和很多其它领域所造成的代价和破坏。“中国的成功恰恰是建基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之上的,它不过就是从全球化的大隐患之中获得了益处。换言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所能成就的,而中国发展的巨大负面后果,则典型地彰显了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带给人类的问题、挑战和灾难。所以,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正是全球资本主义走入危机的苦果,而不是其解药;它的政治功效,在于发扬全球资本主义的恶以对抗公共利益,而根据本书分析,这正是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之根源。既然如此,它怎么可能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选项呢?”
新冠疫情凸显了“人类安全”的视角,尤其是它作为“人类的公共物品”的重要性。疫情先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继而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让许多人都不得不看到自己的生活、世界所受的影响,分析不同应对措施的影响?中国政府应对疫情方式最初让人愤怒,继而一些人又因疫情曲线在中国被强力熨平、在欧美代价惨重而对威权折服、对民主怀疑。对此,吴国光书中的这一段话,彷佛就是针对全球抗疫措施而写:“……民主治理的这些问题对那些非民主国家的居民来说尤其被放大了,因为就信息的获取而言他们生活在一种吊诡的情形中:一方面,全球信息革命帮助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外部资讯,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制度和技术上仍然处在他们国家的威权政府所实行的信息管制和监控之下。因为信息审查,他们在获取必要信息上要比民主国家的公民受到多得多的限制,要想获取足够的信息以全面理解外国民主治理的现实就更不可能了。可是,他们也被卷入了全球信息革命,获得了一种新鲜的感觉,从此前的信息完全不自由状态中部分地解放了出来,于是他们以为自己现在很了解这个世界,因此并不知道自己并不知道真相。这与先前他们身处‘前全球化’威权主义世界中的典型情形形成对照,那时候他们知道自己不知道。此外,民主国家的传媒常常致力于所谓‘报忧不报喜’,就像常言所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是新闻报道的根本原则。可是,对那些生活在威权政治中的读者来说,这可以是误导性的,因为他们通常已经习惯了“报喜不报忧”——当坏消息公布时,他们倾向于相信真实情况要比他们读到的更糟。因此,民主制度的较弱的国家能力,在威权受众的眼中,又比在民主的现实中更弱了。这样一来,这对削弱这些受众对民主的渴求上产生了一种加倍效应。”
《反民主的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学》大部分篇幅都在分析让人沮丧的现实,特别是地方化的民主政治、被块状分割和等级化的全球劳动市场、原子化的消费者。
那么,我们的出路何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全球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吴国光心目中的未来,答案在于经济模式转换和制度创新。工业化国家应接受并实行“静态经济增长”(或曰不追求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则以平等和生态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取代增长和财富为中心的治理模式。目前已经出现的实践,如消费者和劳动者们的“参与性经济”、“政治消费主义”,以及“消费者股票市场”等构想,或能将消费民主化、将资本主义经济民主化,让民主成为资本主义的内生机制。摆脱在市场功能和国家行为之间摆荡,则是制度创新的出路所在。
吴国光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取决于思想的力量,取决于激发人类社会关于制度创新的讨论的公共参与。为了“重新调校思想的罗盘”,本书中,吴国光穿越时空的和康德、马克思、韦伯、熊彼特等思想家进行了反复的对话,并以全球各地当代研究者的深思灼见作为素材来针砭现状,构想未来。在笔者看来,如果能和女权主义思想,包括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所对话,如果能看到女权主义思想的力量及其对制度创新的讨论,可以进一步丰富本书批判的力度和贡献的维度。联想到眼下起于中国、祸及全球、遗患深远的新冠疫情,不同国家的抗疫措施和进路,扩张的行政权力在抗疫中对信息流动、言论自由、公民权利的限制或打压,民主政治和民众力量在不同地方的潜力,尤其是一些女性领导的国家、妇女引领的的公民社会、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者的主张,和那些一心体现其强势的男性气概的大国领导人们灾难性的表现形成鲜明反差,让人也看到希望,看到社会运作、制度规范、生活方式和思维范式改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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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2020年8月30日星期日

王陶陶 | 安倍辞职后的隐忧:谨防中日关系脱轨

作者:王陶陶 / 微信 王陶陶

摘要:安倍晋三的辞职并不值得关注,但安倍辞职后的中日关系,则十分值得忧虑,中国要警惕中日关系脱轨——这是继中美、中印关系脱轨之后必须警惕的风险

昨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称,因身体原因无法履行首相责任,将于近期辞去首相职务。这个事件,本身没有太多值得关注的地方,因为安倍的轮替对日本政府的稳定运行来说,意义不大。

但是,如果从中日关系来说,那么安倍晋三辞职带来的影响就非常值得忧虑了。

首先,从政治世代的角度看,无论是安倍晋三,还是默克尔,某种程度上都代表了和平安稳之旧时代的执政理念,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是如此。在旧时代,大国对抗并不激烈,旧式全球化的余晖映照之下,不同理念大国间敌我观念不够强烈,彼此意识形态矛盾、安全矛盾往往隐匿于经济合作之下,所以国家间的冲突往往是倾向于和解或者说妥协甚至绥靖方式来解决的。

无论今人如何看待,安倍晋三、默克尔、奥巴马、甚至2020年6月15日之前的印度总理莫迪和疫情之前的特朗普,都是这种思维模式,在这些人的掌控下,各国矛盾往往是可控的。

然而,就像张伯伦和他的法国同僚达拉第无法适应1938年-1939年的历史洪峰一样,当冷战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各个国家的传统政治家们很快发现他们难以适应新的挑战。

我们曾亲眼目睹印度总理莫迪在遭到无数指责之后,痛苦地抛弃与中国的和解努力,步履蹒跚地一步步走向义无反顾的对抗;实际上,与此同时,安倍晋三和他越来越不受欢迎的亲信二阶俊博也在内外指责之中,勉力愈来愈艰难地维持传统友华的外交政策;无独有偶,即便是在欧洲,默克尔艰难维系的亲华政策,也遭到党内外越来越多的抵制,并几乎无法持续。

对抗新时代的历史需要,曾经擅长微笑的政治家们已难以适应这种挑战,他们旧有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已经不能支撑起这个时代。

所以,当安倍晋三辞职之后,无论是谁接替,他的对华政策都将比前任更加适应对抗的需要——对于这一点,中国绝不要抱有幻想。

其次,疫情和HK危机之后,日本朝野对华偏见在2020年急速增加,已经使得任何稳定的亲华政策都不可能持续。

笔者算是经常关注对日舆情的人,从2020年初到现在,日本朝野对中国的偏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恶化,任何试图获得公众支持的对华政策都必须比此前更加强硬。

执政党自民党内部越来越强势的反华倾向,以及朝野反华呼声愈演愈烈,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更加强势的反华政策正呼之欲出—对于这一点,中国也绝不要抱有幻想。

最后,随着中日之间围绕着钓鱼岛的争端愈演愈烈,再加上美军在日本部署大量瞄准中国的中程导弹,可以预见的是,促使中日关系进一步急速恶化的因素还在不断增加。

近来,中国在钓鱼岛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越来越坚决,叠加HK危机的心理冲击,这使得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恐慌愈发加剧,与此同时,中国方面更加担忧——随着日本履行美日安保条约,大量美国中程导弹部署于日本本土,并瞄准中国,这不可能不引来中国的报复,也意味着中日矛盾将不断升级,相互恐慌将不断加剧——其最终后果就是中日矛盾不断螺旋上升——如果能够不脱轨的话。

历史的浪潮不断前进,冷战的铁鼓正在敲响。对于中国外交来说,如果这么多年学到过一个真理,那就是永远不要认为经贸利益能够阻碍两个国家在不断增强的疑惧中走向对抗的历史进程。

这是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冷战,以及新冷战的昂贵经验,也将是未来历史不断验证的铁律——谁要是认为经贸可以阻止对抗,那么他就会在幻想中犯下历史性的致命错误。

因此,在中美、中印矛盾失控之后,中国应警惕中日关系走向脱轨,如果最终决裂不可避免,那就必须为不可避免的决裂做好准备。

毕竟,假若一个民族对未来抱有幻想,那么历史就会无情地惩罚他。

历史的巨浪,惊涛拍岸,卷起千堆血,欢迎加入王陶陶私货圈子,最早把握时代赋予的风险与机遇。

发布时间:2020年08月29日

外交灾难:统治者的生死大忌(王陶陶)

 王陶陶  7月21日
 
摘要:这些列宁式的革命家,为祖国外交灾难欢快的原因,并非他们的爱国情怀,而是他们锐利的洞察让其深知,这是革命豪杰缔造历史的唯一可能——那千年不遇的机运,将因此降临。

曾有很多朋友问我,在现代国家,一个原本稳定的大国威权政府若是要走向崩溃,离不开什么?我的回答是,“外交灾难”。
对于一个大国威权政府来说,他若是想要长久,最大的忌讳,就是避免在重大外交问题上犯错。他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人民的忠诚与怨恨都不值一提,因为他们是随时摇摆的,但与列强的对抗则是真真正正可以伤害一个政权生存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
“政治家可以犯罪,但绝不能犯错”——塔列朗亲王
以中国历史为例,抛开一切道义情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百年来王朝兴亡的关键原因,1900年,慈禧老太后相信了义和团群众能够击败西方列强的谎言,决心对西方世界宣战,最终毁灭了清帝国的根基;1937年,蒋介石在民族主义追随者的鼓动下,决心因宛平事变与日本帝国摊牌,这场战争毁灭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和统治体系,壮大了他的对手,最终埋葬了他的功业。这些都是现实主义者眼里活生生、不带情感的事实。
“拳乱之后,革命无往不利!”
——孙文,义和团事变毁灭了清帝国的统治根基,满清贵胄的命运在1900年6月变得不可挽回
让我们将历史的视野继续向外延伸,绵延数百年的德意志霍亨索伦王朝为什么会在1918年走向崩溃?很简单,因为外交错误,当威廉二世决心以一挡十与列强摊牌时,就意味着腓特烈大帝的后裔终将失去王座;气势非凡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王朝为何崩溃?很简单,因为外交错误,当勇敢的元首决心将德意志人的聚居区整合到大德意志的境内时,与世界的决裂最终带来了帝国的灭亡。每一个德意志的史学家都会看到,两次惨烈的外交失误,接连毁灭了德意志两个政权。
紧接着,让我们审视俄罗斯人的历史,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经历了两次政权更迭。第一次,是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之崩溃,这场毁灭的原因就是沙皇轻率地踩进了与列强决裂的死亡陷阱;第二次,是苏俄帝国的崩溃,这场毁灭的原因是苏联高层对阿富汗的粗暴入侵,导致了与世界列强的决裂,而列强持续不断的制裁与禁运摧毁了帝国的财政和技术基础。两次重大外交失误,接连毁灭了俄罗斯民族的两个政权。
在现代政治的拼盘上,外交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重大外交错误足以改变一个政权的历史命运,带来不可逆料的后果。
塔列朗亲王目睹拿破仑一世对西班牙的盲目入侵,感受到列强的恐惧与愤怒,进而意识到这个王朝的终结;比尔凯西看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他从中观察到世界的颤抖与惊慌,并推测列宁的继承者将迎来了历史的终点。就像梅特涅亲王在德累斯顿会晤中告诫拿破仑所言,对于一个王朝而言,没有什么比“以一挡十”的外交尝试更加危险。当风暴来临时,幸运儿深受马基雅维利宣传的报复,希寄历史虚象的重演,则代表了更大的不幸。
夏威伊勒是1941年之前的美国驻德记者,他曾提起自己德国与西方决裂之前在德国社会中的亲身感受,那就是有次他与一位优雅的德国老绅士谈起,德国树敌太多,怕是危险不可预料。老绅士听完大声驳斥美国记者,称,“如果再次摊牌,战胜的一定是德国人,德国将毫不犹豫地迎接你们的围攻”。
反过来,1860年清王朝与西方的条约,带来了西方的技术和财政支持,实际上促成了清帝国的虚幻复兴,直至甲申易枢后清帝国决心与西方分手;而1979年的中美建交和1999年的中美世贸协议,则为中国带来了改革开放和2000年近乎疯狂的跃升。
2003年前后,笔者上学时就常常撰文嘲讽当时国内外不自量力地中国崩溃论鼓吹者,这些人仅仅基于眼前的困境,却忽视了一个国家运道的真正的基础。当克林顿政府支持中国加入世贸,决心以西方的技术和市场押注中国时,章家敦和袁剑等人竟因为大陆区区的财政困难和经济萧条就看衰中国的运势,真是不可饶恕的愚蠢。中国当时再困难,还能比1860年四方叛乱、财政崩溃的清帝国更加困难吗?
殊不知,在现代社会中,哪怕是1848年柏林革命和1905年圣彼得堡革命这样惊天动地的巨浪,都无法摧毁神圣君主的统治。区区乌合之众怎能逆天行事?我曾记得,在决策者自己犯下重大外交灾难之前,德意志革命的领袖艾伯特、卢森堡都曾是不值一提的政治边缘人;俄国革命的领袖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列宁都不过是在国外流浪混日子的老头废物;苏联反叛的精神领袖索尔仁琴科只能卷缩在美国的公寓里,在四分五裂的反共俄侨争吵中浪费时光。革命家们在祖国强大的照耀下一无是处。
然而,当外交灾难降临之后,随着巨大的对撞接踵而至,原本强大的祖国在地缘灾难中耗尽了自己的财富和资源,两面三刀的人民随之倒戈。只有那个时候,那些无能之辈方才有机会扮演起无所不能的上帝,实现他们的梦想。
历史曾经记下:当德意志皇帝决心走向外交毁灭时,真正欣喜若狂的并非他忠实的追随者,而是本已毫无生气的德国革命家;当沙皇决心迈向外交毁灭时,真正额手相庆并非他的忠臣杜尔诺沃,而是原本看不到希望的列宁;当苏联政治局派遣大军进入阿富汗时,真正开心的,并非苏联的羽翼克留契科夫,而是远居海外的索尔仁琴科。

“陛下,您这是要将俄国点燃”

——杜尔诺沃

“陛下,您这是为自己准备绞刑架”

——俄国将军古尔科警告沙皇尼古拉二世

这些列宁式的革命家,为祖国外交灾难欢快的原因,并非他们的爱国情怀,而是他们锐利的洞察让其深知,这是革命豪杰缔造历史的唯一可能——那千年不遇的机运,将因此降临。

一战君主们不惜外交灾难也要取悦人民,然而,欢欣的人民仅仅四年之后,就因无法承受决裂的代价而沦为叛贼,这掀开了君主国家的革命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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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9日星期六

范疇:對「戰爭」及「借名片」的認知配套

大約一年前,我開始對軍界、政界、甚至社會大眾做出提醒,如果「武力開戰」的定義是「打下一架戰機、擊沉一艘戰艦」,那麼,台灣對中共武台的警惕時間表就應該「從三年到三十年,調整為從三個月到三年」,並後來呼籲府院應該如防疫般地開始調整人心。當時,軍界未必整體同意,政界要人也曾對此怒斥為唱衰台灣,社會人士當作危言聳聽的也不在少數。
自此形勢週週變化,一年後的今天,「戰爭」已經從禁忌話題進入人們的意識雷達了,重心轉向「避戰優先還是備戰優先」。人對環境的意識,通常都受限於當時的認知框架。那一刻的認知框架不到位,話說早了也沒用;同樣的,當社會的認知框架到了某一程度,該說的話而不說,也是不負責任的。
根據今天的社會認知框架,一週前我將當前台灣對「戰爭」應該具備的意識形容如下:《避戰要積極,但是備戰必須比避戰更積極;選擇住在台灣,就有義務挺身保衛台灣;戰爭會死人,不死人的戰爭叫做投降;若希望其他國家在戰時成為盟友,自己必須提供讓別人願意成為你盟友的理由及好處,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這是今天應有的意識,但不代表這意識就足以應付一個月、三個月、六個月後的大現實。因為,環境在變化。
台灣,曾經有過不違背國內任何一方立場的避戰機會,但因當時的認知框架還不到位,因此錯過了。例如,18年8月我發表了《太平島的使用 應該國際競標》一文,那是一個通過台灣的主動作為,降低美共南海軍事衝突可能性的方案,同時彰顯台灣的國際主體性以及置北京於進退兩難之境的棋步。
但時機錯過了就錯過了。今天美共雙邊在南海的選項,只剩下戰不戰、何時戰、主戰場還是次戰場的選項,台灣也失去了任何主動影響大局的餘地。
對眼下台灣的處境,我的認知框架是「失速列車中的互毆乘客」。形象地說,就是一輛失速列車的駕駛室中有兩個司機在搶奪列車的操控,而車廂中的台灣乘客還在通過互毆爭辯列車應該往哪個方向走,結果就是不論哪派乘客勝出,都與列車的最終命運無關。換句話說,美共大局已經發展到了台灣只能做被動者。
但即使是被動者,也應該有最佳策略。2019年一月所提出的十二個字:「不掉隊、不插隊、除肉桶、固社區」依然適用於今天。對支持台灣的美國不能掉隊,對威脅台灣的中共不要插隊,對台灣自己政體中的利益弊端得斬除,對社區應該加強民防、民團的訓練。
失速列車上的台灣乘客現在還在互毆,對於停止互毆這件事我並不抱希望,因為台灣乘客的舊情綿綿和舊恨綿綿的固疾太深了,不到最後一刻是不死心的。但我的認知框架告訴我,未來6-24個月中,極有可能發生一件事,台灣乘客最好及早做出心理準備。這件事就是2018年11月發表的《如果川普向台灣借名片》一文,文內提出三個問題:《美國想借哪一張,ROC 還是Taiwan? 台灣借不借?在什麼條件下出借?這三個問題,台灣社會得事前想清楚了,否則到時手忙腳亂,內部互毆,自己把自己搞得半死不活》。
當下的2020年8月,美國向台灣借名片這兩年前的預測越來越接近現實。美國若先借ROC,那就是戰術先於戰略的操作,若先借Taiwan,那就是戰略先於戰術。今年8月稍早,在《美國借名片論 - Taiwan 還是 R.O.C. ?》一文中我點明了兩年前隱忍未言(因為當時的社會認知框架還不到位)的最佳路徑:兩段論,先借ROC,一段時日後再借Taiwan。
對於「借名片」這件事的認知框架,必須佐以台灣社會對「戰爭」的認知框架相配而行的;一旦認知錯位或脫節,就會帶來不必要的內耗和損傷。但坦白說,我也並不奢望台灣社會現在就理解其中的環節奧妙,只能靜以待時,等到火候到了再隨著時事來說明吧。如同前文所說,在社會認知框架還不到位的時候,話說早了也沒用。
(本文原刊於 2020-08-30 蘋果日報)
——作者脸书

苦胆:拆锅及其他


强拆卫星锅 

 

厉害共党实虚弱, 

全国强拆卫星锅。 

生怕哪方透底细, 

百年生辰过不过? 

 

缘由 

 

民遭剥削灾祸重, 

贪污挥霍仍从容。 

忽给"浪费"敲警钟, 

只缘作歹国库空。 

 

超级崇毛者 

 

输出邪教欲称雄, 

且叫世界受惊恐。 

这厮初心便崇仰, 

预约早见毛泽东。 


2020年8月28日星期五

顏純鈎: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戰狼外交之沒落

  北戴河會議之後,楊潔箎與王毅分頭外出,楊潔篪走新加坡南韓,幾乎無聲無息,估計做一點幕後功夫,求兩國替中共在美國那裡多美言幾句,以挽救瀕於崩潰的中美關係。王毅到訪歐洲本為箍波,但所到之處,各國都給臉色看,一是強調對等關係,二是逼問香港國安法,擺臉色侍候,與早一兩年的關係活絡相映成「趣」。
  本來,分化歐美關係是中共的得意之作,自中美翻臉以來,蓬佩奧早已做了不少功夫,軟硬兼施之下,歐洲各國都識做。兩強相爭,各自選邊站,或遲或早,沒有人願意得罪美國。更不必提,歐美本就是普世價值的同盟,歷史淵源深,恩怨分明,沒有理由背叛自己的傳統理念,而去就中共一時之微利。中共對世界大局的誤判,於此可見一斑。
  更愚蠢的還在於,中共自去年以來,經濟已急速下滑,處理香港反送中運動進退失據,以致影響台灣,島內民意翻轉,「一國兩制」破產,這些政治苗頭都非常不利。繼而武漢疫癥流行,又甩鍋卸膊,連累全世界大傷元氣,各國追責索賠之聲此起彼伏。
  本來,處境不妙時,如早早收歛,事情或可挽回,可惜面對惡劣外交局面,中共非但不認低威,反倒大行戰狼外交,強詞奪理,聲大夾惡。人家已看你不順眼,你還要得罪人多稱呼人少,非得惹怒全世界才罷甘休。
  事情做到絕,才發現大勢不妙,窘境百出,才有悔悟之心,可惜時不我與,抽身已太遲。
  北戴河會議在中共傳統中叫做「務虛」會議,所謂「務虛」,便是傾閒介,就是不著邊際,只談抽象話題。雖不是檢討國策,但中共政治老人在那裡渡假,大家聚在一起就國內外大事隨便聊天,從中或妙手偶得,或者談來談去,竟談出一些要害問題,這就是務虛的意思。
  今日習近平的國策,當然不是他一人定出來的,所謂「定於一尊」,也應該是中共政治老人的共識。一來習是紅二代,靠得住,二來國內外局勢趨於險惡,不能不集中權力以應對,七嘴八舌只會壞事,因此習是給政治老人們推到目前的位置上去的,內政外交的大國策,也是政治老人們的共識。
  習自以為英明神武,更加獨斷專行,政治老人們未必事必躬親,要糾正國家大政方針,就沒有那麼迅速及時,顯得顜頇笨拙。反應遲鈍。戰狼外交本是中共自我膨脹的結果,到處罵人當然很過癮,但罵得習慣了,要改口卻很難,因此一面看到朋友越來越少,明知再罵下去有惡果,但還是改不過來。直到北戴河會議,政治老人們眾口一詞,這才定下對外新調子。
  可惜,一切都太遲了,遲在美國對中共作了最終的政治判斷,便是中共再不是伙伴,而是敵人。是伙伴時,你待人過火,人家還是會包涵你,是敵人時,你再好聲好氣,人家也不會回心轉意,這就是現實。
  今日中共在外處境艱難,四面楚歌,正是早些年過於驕橫種下的惡果。本來共產主義就已窮途末路,你還要虛張聲勢建什麼「共同家園」,企圖排擠普世價值,做世界霸主,這已經不自量力。然後面對困境,還不知進退,以為毛澤東的唯意志論行得通,只要意志足夠堅強,世上無不可辦之事,橫衝直撞,無視後果,最終,惡果就在不遠處等你。
  中共是農民黨,中國農民的傳統習性就是偏執,鼠目寸光,從不反躬自省,缺乏道德懷抱,種種文化弊端,造就中共今日的精神與現實危機。現在看來,一切都是定數,有前因就有後果,種瓜得瓜,咎由自取。
  除了楊潔箎王毅外出箍波,連環球時報的胡鍚進,近日也反常歌頌美國人,不愧叼盤之美譽。戰狼突然轉性,只是時不我與,只等自己吃苦果就是。

——作者脸书

蘇曉康:異見者不在“裡頭”,就在“外頭”

【按:誰救了陳光誠,竟在中文圈子裡引起口水仗,而大家都不提其中一位關鍵中國人。"米德蘭",中國異議者的麥加,它至今還在中文視野之外。2009年底因高耀潔醫生之故,我在DC第一次見到傅希秋牧師,当时留下一文,写得颇为沮丧,而刘晓波已不在人世。然而傅牧师代表著一個不可忽缺的民間力量基督教,將是後極權中國的重建者。】

高耀潔醫生秘密出走美國。她在國內已經不能正常生活,被迫四處流浪期間,懷裡揣著一顆毒藥片,寧死也不願落入警察手中。傅希秋形容,老人家已到了崩潰的邊緣。此前已有許多信息說,高智晟律師的妻子兒女、郭飛雄律師的妻子、鄭恩寵律師的女兒等等,均被營救出國。而郭飛雄至今繫獄、高智晟下落不明也很久了。
從中可以看到一種民間的秘密合作——基督教、法輪功、人道工作者、律師,大概還有記者等等,只不過,是在營救層面,很像當年"六四"鎮壓之後香港的"黃雀行動"。這種"合作",並不是在拓展中國的"民間社會"、灰色地帶、有限的"透氣空間",而是在一場纏鬥之後,將隕落沙場的異議者們遺下的妻兒老小,救出絕境。
曾幾何時,中國非體制的民間力量,落到今天這般境地?國內情形,大概下一步是嚴冬了。體制的肆無忌憚,不在於它有多麼強大,而在於沒有一絲制約的力量和機制。國人也會更加向這個體制低頭。有辦法的都在逃,傅希秋他們在拼命地救人。
海外異議陣營的思路,還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所能做的,就是聯署抗議信,或者找事由在境外抗議。流亡者從未有過自己的力量,一直是寄生在西方議會政治外圍。如今西方接受中共,大家只有傻眼。自然,中國的官民消長,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
從克林頓開始,洋人們就安慰中國異議者,只要中國肯做生意、進世貿,市場就會瓦解專制,可是後來的事態發展,卻是中共成了洋人和西方的大老闆——後者挖掘的一個"陷阱",沒套住狼,卻自己跌進那陷阱裡去了;至於互聯網能救中國,更是一個神話,虛擬空間的這個"灰色地帶",雖然有時殺聲震天,但是"惡搞"到最後,竟是只剩下了一句"草泥馬"的國罵,還被視為一個驚天傑作,令人懷疑究竟是想象力的窮盡,還是語言的窮盡?
"灰色地帶"這個詞,也令我想起劉曉波,他身陷囹圄整整兩年了。《零八憲章》沒有"溫和"出來一絲更多的空間,反倒試煉了胡錦濤"砍旗"、"掐死領袖"、"滅掉出頭椽子"的策略——只抓劉曉波一人、放過其他簽署人,毋寧是他的一種"溫和"呢;或者,胡的意思乃是:我來給你們的"灰色地帶",添一條新的注解。
舞文弄墨可以拓展"社會空間",也許是所謂"後極權"的一種錯覺。東歐社會的歷史經驗,為這個向度提供了豐富的想象空間,也包括哈維爾的"無權者的權力"。但是最近這二十年,可能恰是中國專制者要向世界證明:"無權者"就是一絲權力都不會有的,"後極權"跟極權一樣強大。他們是一群工程師,不跟你玩什麼"前""後"的文字遊戲,那是鄧小平對"姓資姓社"不感興趣的一種新發展。倒是高耀潔揭露河南艾滋血禍,茲事體大,且涉及兩位中央級官員,就是"十一"皆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李長春、李克強,因此就要追殺到底。
當年"六四"屠殺後,國內曾有一句戲言:精英不是在"裡頭",就是在外頭。如今曉波在"裡頭",高醫生到"外頭"來了。中國這個地方,對於不同政見者,至今只有"裡頭""外頭"兩種安置,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空間,這意味著體制外二十年的努力,並沒有改變什麼。往下觀之,中國只要經濟不墜,民間百姓尚能苟活,任你多麼"溫和",也是"激進"。高耀潔尚不能見容於這個國家,何者又能?
"共產主義"的極權者,須臾之間就把"資本主義"的遊戲,玩得爛熟;"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繼承者,也快速地醒悟到,"法律"跟技術一樣,不過是個中性的工具,拿來收拾反抗者,倒是一柄利器;極權社會之外的東西,沒有一樣不是可以"洋為中用"的,即便人權、環保等"普世價值",中國也如一隻醬缸,將你化為膿血,吞噬淨盡。美國已經在宣稱"要向中國學習",好萊塢的大製作也弄出"解放軍拯救全人類"的科幻,甚至奧巴馬的訪華隨員竟去拜謁毛堂。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
"柏林牆"才倒了二十年,人類也對"列寧式政黨專制"陌生了。中國的專制,也在二十年裡被幾乎完整修復起來,世界當然不再認識它——模特兒組成的女兵方隊,跟"暴力美學"都沾不上邊,卻是連人性意淫之本能也要利用,無人再能辨識其背後掩飾著的國家對社會超控能力的空前增強。面對這個怪物,先前所有的經驗都不濟事了,中國異議者大概要做一番前無古人的事業,從荊棘中去開闢自己的路徑。

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

顏純鈎:國民黨走老路會死得更快

  特朗普最近重提美國對台灣六項保證:一﹑美國未同意對台軍售設定期限;二﹑美國不尋求在兩岸之間作調停;三﹑美國不會對台施加壓力要求台灣與大陸談判;四﹑美國對台灣主權長期立場沒有改變;五﹑美國並無計劃修改台灣關係法;六﹑美國對台軍售之前不會徵詢北京意見。
  當記者問他若中共對台動武時,美國會不會出兵,特朗普回答說:他們知道我會怎麼做。
  特朗普言下之意相當清楚,就是保持現狀,武器照賣,中共不能動台灣。
  對比早前馬英九的「首戰即終戰」論,特朗普這個說法,等於給馬英九一個小耳光。
  台灣媒體近來對這個話題的討論很多,不同立場的媒體結論當然不同。中共對台動武,美國會不會出兵?這個問題在一年前和一年後的答案是不同的。一年前大部份人都相信美國不會介入兩岸衝突,但一年後的今日,如果你還相信一年前的結論,那只能說你昧於現實。
  馬英九提出「首戰即終戰」,據說是他在為自己重返政壇﹑爭國民黨黨主席之位有關。當年馬英九執政時,提出「不統﹑不獨﹑不武」的「三不」政策,還算符合當時的兩岸形勢。可惜國民黨後來處境艱難,又無良策解困,不斷調整自己的立場,向中共示好靠攏,後來發生太陽花運動,間接斷送了國民黨執政權。
  「首戰即終戰」,意思是台灣根本沒得打,也不要指望美國會介入,一打即輸,一輸即降,所以第一仗即是最後一仗。
  馬英九講這種話,志在恐嚇台灣人,指責蔡英文與美國走得太近,置台灣人於險境,這自然是馬英九的政治操作,但未免把台灣人看得太愚蠢懦弱。
  美國會不會介入台灣戰爭,這要從美國的切身利益去看。從前美國沒有將中共視為敵對力量,兩岸打仗關美國人什麼事?打仗要死人,美國人當然不會為遠隔重洋的台灣人去無端犧牲。但今日形勢已發生質的變化,美國視中共為強敵,夾路相逢勇者勝,不是我壓倒你,就是我被你壓倒。
  台灣是美國第一島鏈上重要一環,台灣被中共佔領,第一島鏈即斷裂。台灣處在南海水域來往的道口,失去台灣,等於南海航道也斷了,日本韓國以至澳紐的航道都大受影響,美國在太平洋幾乎沒有迴旋餘地。這是區域政治上的考量。
  此外,台灣現在執全世界高科技產業的牛耳,台積電幾乎是全球唯一的高端晶片生產商,連南韓三星都被拋離。美國高科技龍頭公司﹑美國政府和軍方都視台積電為重要合作伙伴,大量下定單,把美國國內的高科技和軍事裝備發展都寄托在台積電身上,以至台積電在台灣大肆擴充,未來幾年生意越做越大。
  也就是說,美國若丟了台灣,台灣的高科技就成了中共囊中之物,而美國便坐失高科技半壁江山,如此一來一回,中美兩國國力又會大翻轉。你說美國會對中共武統袖手旁觀嗎?
  馬英九的「首戰即終戰」,完全昧於形勢變化,看不到今日國際關係的要害,中美之爭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普世價值與獨裁統治兩霸爭雄的焦點。問題只在於台灣對美國有多重要,更在於中共對美國有多大威脅。
  美國坐視中共武統台灣,美國在太平洋就失去一塊踏腳板,處處受掣,時時受壓,美國人會不會那麼笨,將半個地球拱手相讓?
  不僅台灣不可丟,就是今日香港,在美國人心目中也寸土必爭的,丟了香港,台灣勢危,港台互為犄角之勢也就不存在,港台都丟了,整個南中國海即被中共掌控,又危及東南亞各國。美國人把航母戰鬥群都派過來,各種飛機在中國空域邊逡巡,賣先進武器給台灣和日韓,做那麼多功夫,花那麼多錢,莫非就為了把台港都讓給中共不成?
  所以馬英九笨,他如果要拯救國民黨,不能靠出賣台灣人利益來完成,他要摸準台灣人唯其是年輕人的心態,要把立場轉移到台灣本土利益之上,否則,他搞再多花樣也是白費心機。
  你背棄人民,人民自然背棄你,國民黨再走老路,會死得更快。

——作者脸书

苏晓康:中共是人类的敌人

【按:陈光诚登台数语,最核心的话,就是这一句。这是极右吗?此前蔡霞已称中共是"黑帮统治",两人说的,都已经超越"专制"、"极权"一类的制度定性,走向终极价值。实际上,在习近平上位之前,中共内部的权力倾轧,已经"黑帮化",而百姓昏睡、西方沉迷,浑然不觉。习上台后唯有更黑,才勉强可以统治,而这个极权寡头,黑掉中国以后,不黑全世界是无效的。让我们来回溯一下很近的历史。】

"六四"大开杀戒,陈云便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比较放心",然而邓后"继承人"还是出现危机,跳出来一位"薄二哥",挑战"储君"习近平,鄙夷其为"汉献帝"——被董卓扶为天子的陈留王,这个典故他用得太妙了:江泽民不正是那个董卓吗?习近平有今日,全依仗"上海帮"加"团派"的能耐,以谷开来毒杀洋人而摆平其夫,薄熙来终于成了被鸩杀的"少帝"。
先者,北京政坛居然出现一个"新四人帮":晋人薄熙来,是"太子党"代表;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统领军中人事,将军都由他来封;最有权势的"石油大鳄"周永康,也是"政法王",这几股势力,当然要攀附"核心"胡锦涛的大管家,而且在此结盟中,令计划具年龄优势,周永康已届退休年纪,徐才厚比周只小一岁,也已解甲归田,何况身染绝症;薄熙来1949年生人,但在政坛树敌甚广;而令是1956年出生,最有登顶的机会。于是胡锦涛整个任期内唯唯诺诺,却叫他的秘书居然风风火火大干一场,居然操弄儿皇帝于股掌之上,凭依团派玩火于"薄二哥"、康师傅之间,火中取栗,左右逢源。所以,令计划才是平庸"团派十年"的大玩家。
邓小平诱发中国走资大跃进,社会急剧黑化,两千年以来,蜀中发生几桩官商血仇厮杀大案,最甚者莫过袁宝璟刘汉间的连环案,袁先"雇凶杀人",旋被刘汉暗通周永康,将袁氏几近灭门;刘汉从此独步蜀中,没几年便被袁家又暗通习近平,两兄弟皆掉脑袋。滚滚暴利虽只演绎着权力寻租的戏码,却可以缠进最高权力,不是一般的黑社会了。
这厢"薄二哥"走避京师,到蜀中又掀起惊涛骇浪,他野心勃勃,绝非西汉末年的那个少帝刘辩——因为他骂习近平"汉献帝",而是后邓时代的一个危险的帝位觊觎者,他又洽逢弱君"胡温"时代,虽然"争储"败给习近平,他还在伺机卷土重来,那舞台竟是蜀中重庆。
2007年"十七"大后,薄上任重庆市委书记,从外地空降过来,把自己的亲信王立军从大连调来做重庆公安局长,也调来一批贴身侍卫,不离左右;王立军构陷炼狱、酷刑"治官",重手荡平地方势力,称之为"打黑",以民粹手段博得民众拥护,颇得毛泽东"文革"诀窍。
"打黑"之后是"唱红",2009年秋,中国最抢眼的事情,不是北京秦俑方阵式的胡锦涛阅兵典礼,而是重庆的"唱红",嘉陵江畔传来高亢的"革命歌声"——红旗、红歌、红标语,组成"红海洋",是被人遗忘了的一个旧景观,乃造势煽动,一种前现代的巫术,假如我们回到"文革语境",便知道薄熙来是在搞"党内路线斗争"——他对治理中国,跟江泽民、胡锦涛有不同的思路,特别是他"善于"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传统,正以更有效的新术,谋取最高权力。
然而他不是"正统",只能沦为"野心家",注定要被中南海"打黑",罪名是:为了"入常"不惜动用政治暗杀、裹挟群众、拉拢政治势力和军方向中央示威、纵容支持毛派极左势力、试图改变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妻子谷开来天文数字的贪腐不说,还指示王立军毒死英国商人海伍德;而王立军又被薄熙来激走,逃往成都美领馆,遂成国际事件,最终将薄推下悬崖。当时中宣部一反常态,放开新闻管制,任由相关报导和传闻在大陆互联网和微博上传播,以此种方式羞辱薄熙来。
时任九常委一致同意对薄熙来立案调查,其中八名常委态度明确坚决,只有一位常委很勉强,因为他的家族在重庆和四川有非常庞大的经济利益,唯恐惹火上身。这便引出又一桩"常委大案"。2012年3月14日两会闭幕前,温家宝在记者新闻会上揭开王立军事件和重庆问题,距离2014年刘汉团伙覆灭,尚有两年,习近平已经决心拿下周永康,并开始清洗石油系统、四川官场和政法系统等周经营了四十年的关系网络,逾三百名周的亲信、伙伴、同盟、下属被捕、拘押。
袁宝璟、刘汉、薄熙来、周永康,此四大案的共通点是什么?
第一、雇凶杀人,将暴力引入商界,花钱可以买暴力,此例一开,商场成屠场;
第二、社会上公开的暴力,只有警察一种,警力可以买卖,公权力私化,社会成屠场;
第三、党管警察,卖警者必定书记,此政黑结合,党成黑社会大佬。
不过,这些都不及当时留下的一个文本来得经典,即被薄熙来杀掉的重庆市公安局长文强,死前留下的十一句话,可说精确描述了这个黑化社会的机制,兹选录几条如下:
——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参与过和知道的事情太多,我要是不死很多人就永远睡不着觉。不杀我后患无穷。我死对他们更有利。我是可以把他们拉下水陪我一起去死的。但那就要把我老婆孩子一起赔上。
——都说我贪污那么多的钱,玩了那么多的女人。我不否认这些。我想说的是,这怪我也不怪我,当然我的责任更大。不管谁放在我那个位置上都会贪污那么多的钱,玩那么多的女人,甚至更多。那些女学生我不去玩也是别人去玩。我不过是按照游戏规则做了点圈内人人都做的那些事情。
——谁不明白,如今一个干部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你工作干的再好也没有用。全国像我这样的干部不说有几百万至少也有几十万吧。单单把我一个文强搞臭、杀掉,又解决什么问题?
——我文强也是读书识字的。以前北京菜市口砍头也有很多的民众拍手称快。可这拍手称快后还不是一切照旧?中国人几百年变了吗?我看什么也没变。杀了我不过封了我的口,这能封住贪污腐败的源头吗?昨天重庆大街上有很多人放鞭炮。当年我办了张君案后重庆不也是大街小巷放鞭炮吗?我看三年后他们还要不要放鞭炮。
——现在的官员比国民党还坏,我不过是其中一员罢了。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是这个社会,这个制度。我说这么多并不是要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别人。我还是负主要责任的。
——要是当年我不从巴县调出来,留在那里安心当一个小片警,我的今天就不会是这样。贪图功名利禄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我死后我的孩子就不要再姓文了,改姓别的,子子孙孙以后再也不要从政,不要当官,远离功名利禄。平淡、平安才是福。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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