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1日星期三

未普:绝不能让「天安门事件」在香港重演


香港一场由「反送中」引发的政治风暴越刮越猛,中共屯兵近在咫尺,威胁动武的声音频繁传出。所有关注香港政治发展的人,因此而忧心如焚,担心「天安门事件」会在香港重演。

就在香港民众不为威胁所动,继续在上个周末集结抗议之际,全球各个民主国家相继发出支持香港的声音,并警告北京政府,不能让「天安门事件」在香港重演。最令人欣慰的是来自民主国家领头羊美国的重磅声音。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初称香港风暴为「骚乱」之后,这两天终于明确表示,他支持香港民主和自由,并且把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和美中贸易谈判挂起钩来。

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进一步警告说,如果北京对香港行使暴力镇压,美国将更难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也警告北京,美国没有忘记北京八九年的六四镇压事件。他提醒北京必须要谨慎行事,若在香港制造新的六四回忆,将会成为一个极大的错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领袖亦纷纷警告中国政府,不得用武力镇压香港民主运动,并表示,他们将继续支持香港人行使他们「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加拿大和欧盟也表示,他们支持香港在「一国两制」原则下的高度自治,但是他们对香港局势发展的担忧不断增加。香港「反送中」游行与「天安门事件」的很多相似性,让他们感到不安,担心中共会以某种形式的暴力摊牌作为结局。

为何在此时这些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地发声警告中共?这是因为他们几乎都看到了习近平要在香港重演六四的可能性。

当美国把香港问题和美中贸易谈判挂起钩来的时候,习近平就已经明白,鱼与熊掌,他无法两全。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习已经确定在贸易战上对美国全方位让步,以换得美国不干预香港问题。这种说法如果当真,那么习近平在香港动武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习近平肯定明白,香港问题的关键就是港人要求的普选权,也就是数百万港人提出的5大诉求中的最大诉求。对习而言,撤林郑易,给普选权难。

中共曾「庄严承诺」,把普选权还给港人,但它可能并没有打算真的这么做。中共自香港回归以来,各种小动作不断,其最终目标就是要把「一国两制」逐渐变为「一国一制」(一些海外分析家已经看到这一点)。这反应在江泽民时代和胡温时代的各种政治企图和实践上,更反应在习近平执政以来各种超越底线的越界行为和他的急于践行的政治理念上。他的政治理念就是让香港尽快摆脱「一国两制」,成为他伟大复兴计划中的一部分。

看看中共是如何操纵对香港问题的舆论宣传,挑动大陆人斗香港人,就明白中共正在准备对港动武的路上越走越远。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中共为了对付香港风暴,竟导演虚假信息战,大规模抹黑香港示威者。据推特(Twitter)公司报道,他们经过深入调查,发现有900多个账号是由中国政府支持的行动,以破坏香港抗议运动的合法性。脸书也发现有许多虚假账号散布假消息,其背后有中国政府支撑。

中国政府还组织和指挥全球各地的留学生示威,煽动福建青年到香港打架,传播大陆留学生和香港学生的冲突视频并播发煽动性评论;用「港独」、「颜色革命」和「恐怖主义」妖魔化香港民众的政治诉求,指称香港示威活动是外国分裂和削弱中国的阴谋等等。这些都是中共动武的前期准备。

那么西方对香港示威者的支持,对中共的警告,会不会对习近平动武的冲动产生抑制作用?可能会有一些作用,但未必很大。如果习近平打定主意要和西方对著干,和西方的民主制度对著干,这些警告无异于杯水车薪。

习近平如确定动武,八月底或九月上旬最有可能发生。如动武,习近平的历史名声将比李鹏更糟。不过,他很可能不在乎。

当然中共内部也有平和理性的声音。近日明镜火拍传出「三个不要」,即:1)不要把香港的内部问题演化成香港市民与大陆民众之间的对立;2)不要把矛盾焦点转移成香港市民与中央的矛盾;3)不要把香港的问题变成国际问题。这「三个不要」能否免去外界对中共动武的担忧,且让我们观察。

——RFA

2019年8月20日星期二

萧雪慧:“爱国主义”辨析

爱国主义是一个崇高的字眼。但惟其如此,它也容易被利用,被误导。何况,同一个"爱国主义"词汇之下,可能有着非常混杂甚至截然对立的情感、心态、价值观和行事原则。当近年来"爱国主义"频频出现于政界要人之口,出现于大报社论、广电传媒和各类文章中之时,当爱国主义的宣传和某些事件的发生使得许多普通百姓也情绪亢奋之时,对它进行理性的审视和辨析是很必要的。其实,这种审视和辨析早就有人进行过,只是,此间以"爱国主义"要求于人的人从不声张这一点。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了解了解先贤们的见解是很有益的。
    一﹒托克维尔和海涅如是说
    托克维尔曾把爱国主义区分为本能的和富有理智的。他指出,本能的爱国主义把国家人格化,视君主为国家化身。这是一种轻率的激情,风行于旧秩序尚未受到怀疑之时,它能暂时激起强大的力量,却难以持久。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来自真正的理解,在法律帮助下成长,随着权利的运用而发展,它坚定而持久。通过对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所作的界说,托克维尔从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的关系上揭示了持久爱国心的真实源泉。今天,从那些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原则的国度,从那些到处都能使人感到有祖国存在的地方,我们很容易发现:无须宣传、无须灌输,人们身上自发的就广泛具有这样的爱国热忱。
    德国伟大诗人和爱国者海涅则有过著名的法式爱国主义和德式爱国主义之分。他说,法国是个文明之邦、人道之邦、进步之邦。法国式爱国主义不仅在于爱自己的家邦,这种爱还及于整个文明世界。当德国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放逐在外,法国张开双臂接纳了他们;当德国老百姓不堪暴政之苦而大批逃离国境,途径法国前往阿尔及利亚或别的什么地方另寻生路时,流亡法国的海涅亲眼目睹了普通的法国人,包括老人和小孩怎样热情地向这些颠沛流离的难民队伍伸出援手、提供方便,连乞丐也把自己讨来的面包掰下一半给他们。这是一种使人温暖,使人心胸开阔的爱国主义。而德国式爱国主义在于仇恨法国人,仇恨文明和自由,它使人心胸狭窄、冷酷无情,滋长一种粗野精神。这种粗野精神卑鄙无耻地放肆反对人道主义,反对普遍的博爱精神,反对莱辛、歌德、席勒等伟大人物终身尊奉的世界主义。
    二﹒狭隘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极其变种
    海涅说的两种爱国主义,前一种其实就是在历史上早已遗祸无穷的民族主义。鉴于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反复引发战乱的历史事实,爱因斯坦有一个论断:"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是人类的麻风病。"这话很刺耳,但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惨痛代价提供了证明,当代世界那几个饱受战祸之苦的地区还在不断提供新的证明。
    民族主义具有托克维尔所说的本能的爱国主义那种轻率的激情,但还多了一种使本民族发展滞后的护短情绪和向外宣泄的破坏性情绪——仇外排外。民族主义往往还具有本能的爱国主义那种把国家人格化,拿君主当国家化身的特点。轻率、护短、仇外排外,再加上把国家人格化和视君主为国家化身,极易被政治野心家极其文化附庸诱向一个危险原则: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把人民的权利典押给政权,使爱国主义蜕化为对现实的奴颜婢膝,因而成为使强权永久化的工具。此外,民族主义是依恋故土和本民族的朴素情感无限夸张和过度膨胀的产物,它具有团体自恋倾向和夸大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特殊性的倾向。团体自恋使民族主义与批评性的自我分析不相容,而批评性的自我分析却是一个民族在失误中得以走出迷误的自我矫正力量,从而也是防止灾难的基本条件。至于夸大特殊性的倾向被政客强化,便有了置特殊性于普遍性之上,藉此拒斥公理的特点。
    专制国家的当权者对这种爱国主义情有独钟。因为,当他们祭起这面旗帜时,自己勿需付任何代价,却可收获由它带来的一切好处。比如,他们既可以在自己已经丧尽人心,统治不能照旧进行下去时利用爱国主义口号来蛊惑人心,摆脱困境,又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民族代表和英雄,煽起民族主义狂热,让人民心甘情愿为自己的野心卖命。民族主义狂热在极权主义国家很容易煽起。这是因为它可以使地位卑下的老百姓在集体亢奋所造成的眩晕中暂时产生一种自我认知上的错觉,误以为自己是一个强有力的整体的一部分;还由于自己附着于一个庞然大物之上而产生一种虚幻的力量感,这种幻觉掩饰了他们在现实中面对强大的压迫机器时的软弱无力。而民族主义对公理的拒斥使它不能容纳人道主义的普遍价值。它调动起人类本性中的暴力倾向,把人从文明社会的共同道义标准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一旦指向了外族,密锣紧鼓的"爱国主义"宣传便成了大规模杀人的前奏。而为政者在无理性地摆弄国家力量挑起争端后,当情况便得于己不利时,还可以利用"爱国主义"的蛊惑在需要时拿人民作人质,作人肉盾牌。有鉴于此,当代一位思想家把当权者挂在口头的"爱国主义"视作政治流氓手中最后一张王牌。这些流氓用它去败坏国民,使国民白痴化,他们就正好从中捞取好处。
    这种败坏人心的"爱国主义"有许多亚种,最常见的一种是官方的爱国主义。它直接派生于"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并对这一原则作了绝妙的诠释:爱权势者之所爱,攻权势者之所恨。于是,官方的爱国主义者们吹捧权力,掩盖罪恶。无论这权力把国家糟蹋成什么样子,无论在其卵翼下崛起一股又一股无恶不作的势力,国家越来越成为恶棍加庸才的乐园,官方的爱国主义者都视而不见。不仅视而不见,还拿痈疽当宝贝,把分明导致国家衰颓腐坏的病灶夸耀得艳若桃花。当权势者作了恶,他们则小心地抹掉作恶的痕迹;当权势者屠刀高举,他们使暴力得到所需要的辩解。而他们攻讦的矛头却径直指向那些挑战黑暗的真正爱国者。官方的爱国主义好处太多,所以不乏有人去充当。在普希金时代,有个臭名昭著的"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其成员就是这样的人。在他们的爱国主义口号下作出的著名爱国行动就是写了许多诗来赞美沙皇,写了不少密扎和檄文来密告和讨伐沙皇的眼中钉。像普希金这样思想自由、独立不羁的作家正是他们的攻击对象。他们的"爱国"行为换来了他们想要的犒赏:对结社防范甚严的沙皇对这个"文学团体"的承认和扶持。
    19世纪的德国在欧洲国家中是政治上最落后最专制的。对于优秀的德国人来说,受迫害被放逐几乎成了他们的宿命。像海涅等继承了18世纪启蒙传统、对黑暗决不妥协的伟大诗人遭受的不仅是放逐,还有断其生路的对作品的全面查禁。海涅的作品揭露了德国的腐败和堕落,讽刺了德国人的奴性,又致力于向德国人介绍法国的政治、社会、艺术和文学,致力于消除法、德两大民族之间的隔阂。而民族隔阂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是赖以保持权力的堡垒。海涅遭到政府嫉恨是必然的。官方的爱国主义者们心领神会,千方百计诋毁流亡中的伟大诗人。他们就海涅青年时代崇拜过拿破仑而诋毁他"无祖国观念",就海涅接受法国政府年金一事而诋毁他被法国收买,就海涅揭露德国的黑暗、讽刺德国君主而诋毁他污蔑德国的贞洁。对这些恶意中伤,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弗兰茨. 
    
    梅林给以了狠狠回敬。指出是"官方的爱国主义者"出于他们的民族、政治和社会偏见而诋毁海涅。就崇拜拿破仑,梅林说:"拿破仑从犹太人肩上卸下了使他们玷污受辱的枷锁,给他们打开了通往近代文化的大门,假如他们不去景仰拿破仑而去景仰普鲁士大王腓特烈.威廉和其他德国君主,那他们真是傻瓜了"。关于海涅同欧洲其他许多流亡者一样接受法国政府的年金,梅林揭露是德意志联邦议会查禁了海涅全部著作,陷诗人于无计糊口的境地。他说:"假如一个德国诗人依靠法国政府年金为生是一种民族耻辱",那么,这耻辱并不落在海涅身上,因为他没有义务"为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家族的荣誉而成为饿孚";"耻辱也不落在对受到无耻迫害的人们加以保护的法国政府身上,而应归咎于作为德国君主走狗的德意志联邦议会"。至于海涅关于德国状况的诗文,任何一个有良种、有健全感悟力的人都不会感受不到字里行间搏动着诗人对故国的忧心和深沉的爱。
    官方的爱国主义在我们身边也不乏表现。那些公款出国溜达过一遍又一遍的"公仆",当他们在国外窥见了人家的公仆受到的重重制约,他们真的是很热爱对他们几乎毫无制约、并且使他们八面威风的条件。
    三﹒ 与世界主义并行不悖的爱国主义
    海涅赞扬的使人温暖和心胸开阔的爱国主义是与世界主义相联系的爱国主义。在欧洲,这种爱国主义几乎是启蒙时代以来包括海涅在内的所有先进分子共同遵奉的。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民族国家的一员,又是人类的一员。在这双重身份中,人类一员的身份是首要的和基本的。有这种双重认同的人热爱和忠实于自己的祖国,但在这种爱和忠诚之上还多了一份对人类的忠诚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正是后一种忠诚和关怀使得对祖国的爱并不模糊他们的是非感,不削弱他们对公义的尊重。在这些人身上,爱祖国最深切地表现在对于祖国文明、进步的热望和致力于使祖国成为全体人民自由和幸福的保障。这种爱类似于托克维尔说的富于理智的爱,但又超越了它。因为,对祖国的进步、文明和人民生存状况的关注意味着一种更具责任感的爱。这种责任感要求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精神以及兴利除弊的决心。他们忠实地为祖国服务,而当国家处于停滞和衰颓之际,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地为革除形形色色使祖国蒙羞含垢的丑恶现象而奔走呼号;当国家沦为某些人的囊中私物而陷于黑暗之时,又是他们勇敢地揭露黑暗、撞击黑暗,并致力于唤醒酣睡中的主权者.......。这方面,请想一想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们为法国所做的一切,席勒、海涅们为德国所做的一切。扩大了的爱和忠诚也使他们注视着更广阔的世界,与所有人的命运发生共鸣。由于这种世界主义的胸怀,酷爱自由的潘恩宣布"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诗人拜伦奔赴战场,为希腊的独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当自己的国家处于非正义地位时,出于对人类的忠诚,他们甘冒被同胞误解、孤立、围攻的危险起而反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事件发生后,雨果愤然怒斥他的国家参与了可耻的暴行。当民族主义情绪弥漫法国和全欧,各国人民在战场上互相残杀,罗曼.罗兰毅然决然发表"超越混战"的政论,反对国与国的仇恨,指出,"以为热爱祖国就一定要仇恨别的国家"是野蛮而愚蠢的。他还向自己的民族、也向全世界发出尖锐的提问:"公正还是祖国!""良心,即永恒真理还是祖国?" .......

  无疑,所有这些都属于一种更高的爱国主义。无论像海涅那样称之为世界主义,还是如当代许多思想家说的对"公理和良心的共和国"的忠诚,今天,这种爱的存在对于到处泛起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是一种矫治,对于饱受其苦的人们是一种慰藉;而无论在各个民族国家还是在整个世界,这种爱也是一种抗击野蛮、遏制罪恶的力量。
    四﹒不同的爱国主义者,不同的际遇
    真正的爱国不是爱现存秩序,更不是爱权势人物,而是胸中装着祖国的命运、人民的疾苦;不是赞美病态,而是为着国家的前途向它们挑战;不是忠于哪个政权,而是忠于良心、忠于公理。这样的爱要不断的同偏见和利益集团作斗争,常常是沉重的,甚至需要付出惨痛代价的。为此,伏尔泰一生与巴士地狱和逃亡生涯结下不解之缘,海涅只能在异国他乡痛苦的遥望和思念故国,与群众性迷狂进行艰苦斗争的罗曼.罗兰不得不承受误解、孤独和敌意......。
    与此相反,那些爱现存秩序,媚上媚权、戴着镣铐卖弄风骚的"官方的爱国主义者"爱国爱得十分轻松。他们无须为国家的前途焦虑,只要能捞到好处就爱;更无须为大众的生存状况忧心,他们经常挂在嘴里的无论"人民"也好,"群众"也罢,不过是只具统计意义的抽象数据。在他们那里,"爱国"成了邀功请赏的工具。而腐败份子的爱国则是对保护他们鱼肉乡里、蹂躏人民的机制的真情实意。至于专制者的爱国主义却是拿无数人的生命来作诠释的,在他们的"爱国主义"口号背后透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而需要流血的正好是那些被煽起狂热,把仇外排外当爱国主义的普通民众。
    在这许多爱国主义中,前一种爱国主义不仅需要辩识是非的智慧,还需要极大道义力量的支撑。专制主义者的"爱国主义"需要的是权谋和视别人生命如草芥的冷酷无情。而另几种爱国主义只要有愚蠢或无耻就够了。
    由于爱国主义种类繁多,善良的人民不能不留心有人拿它编织美丽的陷阱。

    2000年7 月23日  

譚慎格:香港的「洋紫荊革命」

香港當前的革命運動,不再只是被中共視為「外國唆使」或「顏色革命」,而是「恐怖主義」。(美聯社)
◎譚慎格(John J. Tkacik, Jr.)
◎譚慎格(John J. Tkacik, Jr.)
我的好朋友、美國邁阿密大學政治學教授金德芳(June Dreyer),將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稱為「洋紫荊革命」,與台灣二○一四年的「太陽花革命」有著相同性質。這點我很認同。就像五年前決定性的「太陽花革命」逆轉了台灣落入中國的重力場,香港的「顏色革命」也同樣具備扭轉局勢的潛力。
我無意冒犯「太陽花革命」,但相較之下,香港的革命顯然更加危險。「太陽花革命」有來自臺灣憲法的保護,並幸運地獲得時任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的體諒。香港人則是兩樣都付之闕如。過去幾個月來,數百萬香港市民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街頭,對自己的家園正在消失挫折不已;曾被譽為「東方之珠」的香港,正逐漸被中國主權完全吸納。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族群—無法眼睜睜看著自身生氣蓬勃、獨一無二的公民文化,一年又一年地被中國當局扼殺,僅剩了無生氣、充滿絕望的未來。
把深圳國際化 把香港中國化
更糟的是,這樣的未來並非偶然發生。鄧小平生前曾憂心,一旦香港主權回歸中國,自由、創新的香港社會可能會逐漸侵蝕中國共產黨對整個「內地」的統治合法性。為了防患未然,鄧小平曾矢言「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在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之後,一名權威香港記者(在此隱匿其姓名)曾提醒我,中共的計畫是「把深圳國際化,把香港中國化」。
當年,我身為美國高階外交官(譯按: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副館長),負責向上級報告中國南方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由於我經常驅車往返廣州和深圳,我注意到深圳松崗鎮「軟邊界」的其中一個檢查站已開始強化作業流程,大型收費站和邊境警察局紛紛設立,以對進入「深圳經濟特區」的車輛進行詳細檢查。還有一個地方較不明顯,即深圳邊界也架起堅固的圍籬,以防止未經許可的廣東省居民移入深圳經濟特區。相較之下,進入香港卻愈來愈容易,尤其是搭乘火車。此外,我還注意到,在深圳最常聽見的語言是北京話,廣東話反而較少人使用。在自傲的廣東,深圳已成「北方人」殖民地。
我當時就推測,北京當局的長期政策是要將來自中國北方、可信賴的上千個中共幹部家庭遷入深圳,在足智多謀的廣東省居民及其家財萬貫的香港親屬間,建立一個緩衝地帶。與此同時,北京當局也鼓勵在接壤香港的深圳羅湖、沙頭角等地設立「軟邊界」。經過數十載,深圳毫無疑問就會與香港融為一體,進一步強化北京當局對廣東省和香港的控制。
馬基維利式治理 讓港人憤怒
讀者可能有疑問:「為何北京當局不願維護香港的活力?」我的看法是,在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之際,北京當局除了看中每年來自香港的龐大投資外,並不特別關愛香港。當年,下榻深圳邊界一家飯店頂層房間的鄧小平,透過望遠鏡凝望香港時提問道,為何中國其他地區無法像廣東省或香港一樣?人在北京的江澤民、朱鎔基被鄧的一席斥責刺激,自此開始專注於建設上海為中國的金融中心,並藉此間接達到將香港邊緣化的目的,包括削弱香港做為一個成功資本主義故事的吸引力。
我們可以理解,北京這種馬基維利式的治理方式,讓香港人深感恐懼及憤怒。二○○三年,香港政府擬針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實際立法,以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叛亂和顛覆中國的行徑,但香港人上街表達反對。公眾抗議最終成功迫使港府撤回法案。而在二○一四年九月,香港成千上萬名示威者再次湧上街頭,抗議中國當局決定僅允許事先經其審查、認可的候選人參選香港特區最高官員—行政長官。
與一四年上半年發生於台北的「太陽花革命」一樣,香港當年的示威也採用黃色雨傘做為運動象徵,與警方對峙超過三個月。北京當時指控外國勢力煽動叛亂,並將黃傘比擬成「顏色革命」。這場示威雖無疾而終,但從未被遺忘。然而,一七年,一名北京欽點的香港公僕出任新任香港特首,彷彿「雨傘革命」不曾發生過。
北京當局緊張 視為恐怖主義
始於今年四月的香港革命運動,旨在反對遣送嫌犯至中國受審的《逃犯條例》修正草案立法。該法案在七月九日「壽終正寢」,但革命仍如火如荼地進行,甚至獲得比○三年和一四年更龐大的民意支持。
香港新一波「洋紫荊革命」提出五大訴求,前四項訴求包括撤銷對示威者的控罪,而第五項訴求則要求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落實雙普選。第四十五條規定的最終目標是:「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後,再經由普選產生行政長官」。第六十八條規定的最終目標則是:「立法會全體議員經由普選產生」。
顯而易見的是,這已超出北京當局的容忍範圍。香港當前的革命運動,不再只是被中共視為「外國唆使」或「顏色革命」,而是「恐怖主義」。
川普應力保台灣 不淪為香港
令我懊惱的是,華府如今公開宣稱,相信中國領導階層有意調動數支已進駐深圳的「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大舉進入香港。川普政府或許已經不記得,香港前幾年的革命運動是如何在歷經數月奮鬥後,最終因筋疲力竭而失敗。說實話,這也可能是當前運動的結局。然而,令人驚訝的是,華府提出了貿易誘因及不插手香港事務的保證等(誰知道還有沒有其他事項),以勸阻北京當局切勿過度反應。這種做法完全沒有必要。不論華府如何甜言蜜語,中國都將我行我素。
為了維護美國的尊嚴,華府僅須要求北京當局根據其自身司法權限,堅守《基本法》中的公民普選原則即可。與此同時,川普政府也理應在幕後努力,確保台灣不會遭遇香港般的命運。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孫宇青譯)
——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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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民主國家破獲共諜滲透好時機

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展以來,全球至少已經有三十多個城市集會聲援,其中次數最多的是港人很多的澳大利亞、加拿大。也有大批中國人與中國留學生被組織起來去鬧場,甚至行使暴力。可是當地警察制止不力,因為他們不懂得其中所包含的政治涵義,也錯失破獲中共諜網的機會。幸好事件剛過不久,亡羊補牢未為晚也。而全球的港人仍然應該組織相關活動,知會當地國安部門,繼續引蛇出洞。
香港做為特殊地區,在九七前就有港英政府以外的「第二權力中心」,公開招牌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實際名稱是中國共產黨香港工作委員會,有別於其他地區的「黨委」而是「工委」,就有「地下工作」的意思,至今未變。最近本來也反對送中的工商界人士出來挺警察的暴行,就是地下工委進行統戰分化的伎倆。
而根據我在印尼與美國的觀察,中共地下工作的指揮中心是在各地的中國領事館。由他們透過外圍的親共團體組織顛覆活動。由於「華僑」遍布全球,這種間諜工作的形式是其他國家少有而被忽視的。
一九五○年代的印尼蘇加諾政府雖然親中,仍然在一九五四年驅逐了兩位中共地下要員,生活報總編輯王紀元與新華學校校長楊新容。可見即使落後國家,只要有心反諜,還是有成績的。更大尾的則是在印尼共產黨一九六六年發動政變以前回到中國避開風險。
本世紀初我們在紐約,台派與統派常街頭對罵。阿扁過境紐約訪問,中領館透過中國留學生團體動員學生鬧場,那時的走路工費用十幾塊美金。這次為了鬧蔡英文的場,價碼已經大大提高,因為經費大大增加了。
那時法輪功在美國被打壓,命令也出自中領館,法輪功媒體多有披露,包括只要有商家在大紀元時報刊登廣告,當天就有中國人給商家電話警告。如果不是地下諜報系統,誰會做這種事?春節遊行,各親共團體也奉命抵制大法團體加入。
因此現在出來鬧事的,警方應該偵訊他們,再透過現場的攝錄,追尋他們經常來往的人士。只要順瓜摸藤,順藤尋根,最終可以找到這些地下工作的頭目。二○○八年大批中國僑民包圍美國CNN總部,那是破獲中共在美地下工作網的很好機會,可惜沒有去做,導致共諜越來越猖狂而尾大不掉。民主國家不能濫施人權而危及國家安全。
這次反送中,美國與台灣的共諜不敢囂張活動,因為川普強硬抗中;台灣則因為擔心中國黨失去選票,以及國安單位也動了起來破獲香港共諜在台灣的跟蹤活動而暫時收斂。可見民主國家的安全,端看有無反共的決心。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梁京:港人「8.18」胜利的重大意义


8月18日百馀万港人风雨中维园「流动集会」,再次表达了捍卫自由的不屈意志,令人折服地向世界展示了港人的公民品格和自制力。在兵临城下的高压下,港人又一次守住了自由人的尊严。稍有历史感的人都能看到,对充满政治羞辱和血腥暴力的中国文明来说,这一天与1966年的「8.18」反差之大,难以想像。正是在53年前的那一天,以中共高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得到毛的鼓励,掀起了一个政治暴力的狂潮,以证明他们「接班」的能力。从此,「8.18」就与现代中国最残暴也最荒诞的政治记忆联在了一起,直到这次港人「和理非」抗争,才赋予这一天完全不同的意义。
极具讽刺的是,这一次港人的对手习近平,正是出身于当时不可一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二代。当时的习虽因父亲失势而失去「横扫」别人的资格,但他「心向往之」,从未放弃「红二代」的血统意识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在这种意识和优越感背后的,正是两千年来主导中国文明的「中原文化」基因,也就是以成王败寇、打江山者坐江山的理念支撑的政治文化基因。百馀年来,尽管中国引入了各种西方理念,但这些舶来品都不能改变中国古老的政治文化基因,因此,不能改变中国政治博弈始终被暴力思维所主导的逻辑。
为甚么呢?因为统治者和抗争者所看到的和所经历的一切都告诉他们,「和理非」在中国行不通,而双方越是这样相信,就越是以自己的暴力行为导致「信以成真」。因此,此次香港「8.18」「和理非」抗争的重大胜利所提出来的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明现在是否有机会走出这个暴力循环的文化陷阱?
我倾向于相信,港人此次「和理非」抗争虽然尚未成功,而且还有很大可能会失败,但港人的「和理非」抗争即使失败了,也还有机会坚持下去,从而给中国走出以暴易暴的政治文化陷阱,带来历史性的机会。也就是说,时间在港人一边,在「和理非」抗争的理念一边,而不在习近平一边,不在那些坚持「大一统」暴力政治文化的权力和文化精英一边。
港人的「和理非」抗争为甚么能长期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有人指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香港多数青年,在大陆和台湾以及海外华人社会,都没有上升的机会,这就令香港的年轻一代,以死相拼来捍卫自治和自由的家园。这是内地中国人难以理解的,但用不了多久,香港年轻人的诉求,就会被内地青年一代理解和接受,也就是香港青年今天的诉求代表了内地青年未来的诉求。
反过来,衰老的习近平所代表的「红二代」理念这一次遭到了重挫。这个理念就是为了保江山不惜「玉石俱焚」,也就是「不怕自己死,也不怕别人死」。港人坚持「和理非」抗争,逼习不得不思考的不仅是「你真的不怕死?」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你真有本事让所有人和你一起去死吗?」  我认为正是港人的坚定和美国对港人的明确支持,让习近平认识到,一意孤行,只会导致他个人灭亡。也就是说,香港「8.18」胜利可能意味著「玉石俱焚」的传统讹诈或失效,从而开启中国政治博弈的新时代。
——RFA

余英时:我们有更大使命

我主张人人都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又必须同时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样才能吸收别人的长处。如果采取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那么中国便必须放弃一切源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在个人层次上,我主张中国人个个都有一种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民族主义今天不能泛滥为大规模的、集体的"运动"。 

 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新年到来之前接受了《东方早报》记者的专访,就"中国崛起"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命题发表了看法。

  不久前获得素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的余先生,如今退休在家,潜心著书立说。经过逾半世纪的"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位被老友称作"逍遥自在、不以天下为己任"、自称对中国前途"冷眼旁观"的人,热情依然溢于纸上。

  在于美国东部时间凌晨6点半完成的手稿中,余先生说他是"直话直说"。

  "大国崛起"有误解

  东方早报:您赞同"大国崛起"的概念吗?您怎样理解这种观点?

  余英时:"大国崛起"作为一个概念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好像说,整个世界永远是被几个"大国"管制,"大国"此起彼落是世界舞台上唯一值得注意的事,一切"小国"都微不足道,只有听"大国"支配的分。这恐怕不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唯一表现方式,更不必说合理的、公平的方式了。

  如果"大国崛起"的潜台词是"中国崛起",那么问题更大,使人感觉到中国要取西方大国的"霸权"而代之。中国原有的"大同"观念,重点在"仁道"不在"霸道"。这一点希望有人展开讨论。

  东方早报:在以前的采访中,您不同意"下个世纪是中国"的看法,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您的这种观点呢?

  余英时:我不同意"下个世纪是中国"这样的提法,其理由与我不赞成"大国崛起"、"中国崛起"这样的提法基本相同。但并不表示我不希望中国在下个世纪变成一个富足、健康、公平、合理、文明……的国家。事实上许多西方国家,还有日本,似乎不可能忽然都停滞不动,等着中国超过它们。以文化、学术、艺术、内部秩序的安排等等而言,现有的先进各国都有很深厚的基础,不是短期内便能完全赶得上,更不必说超过了。如果因为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很快,便作此豪言壮语,则难免"暴发户"之嫌。

  我们还要深入分析一下目前经济成长的背后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是中国的科技、生产力已超过了西方各国?是中国的政治、法律、社会秩序上比西方更先进了?是中国的人文研究、一般文化教育和艺术成就已高于西方?这些问题似乎不能不先认真讨论讨论。

  中国前途在革新

  东方早报:有人形容您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学贯古今中西,一直着眼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当代研究和未来发展。结合对历史的认识,您对当代中国的前途感到乐观吗?您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什么?为什么?

  余英时:从历史角度观察,我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冷眼旁观,看中国究竟要走向何处去。中国的前途首先在于能不能在经济快速成长的情形下,在国内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和而不同的整体秩序。

  中国前途最重要的便寄托在制度更新、文化创造等等动向之上。"内"是本,是体,"外"是末,是用。汉唐之所以成为盛世,成为"大国",首先因为有了"文景之治"、"贞观、开元之治"。这是先将中国内部事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教育等制度都先安排好了,然后才有汉武帝的开边、唐太宗成为东亚的"天可汗"。但这已是过去的历史,无法照抄。以西方"大国"言,英美都是在宪政、法治、科学革命、思想创新等等方面奠定坚实的基础,然后才能向外扩张。美国过去长期顾内不向外,所以有"门罗主义",威尔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伸向国际事务,很快便遭到国内的反对,因而有"中立法",不得对外开启战端,也不能插手其他国家的战争纠纷。罗斯福眼看英国可能被希特勒击溃,也无法援助。如果不是珍珠港被袭,第二次大战也无法出现。二战之后,美国是被形势所逼而成为世界两大"霸权"之一的。这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民族主义不能泛滥

  东方早报:在美国居住这么多年,您有没有感受到国外对于中国或者中国人看法的改变?

  余英时:美国这几十年种族歧视的观念变化很大。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到美国的时候,常常听说白种人不肯租房子或卖房子给有色人种。但今天已听不到这样的故事了。这是因为黑人的民权运动已在法律上取得真实的成就。歧视是违法的。中国人在美国的处境也在这一大运动下越来越好。个别白人也许偶然仍抱着种族偏见,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碰到这样的情况。

  东方早报:您在著作中特别强调中国的民族主义,您怎样看待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如何引导这种情绪使其促进中国的发展?

  余英时:我在著作中并不特别强调"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仅仅强调中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不能完全抛弃掉,一切唯西方的马首是瞻。我又认为中国传统中有健康的部分,也有不健康的部分,不能一概论之。

  中国对外来文化是比较开放的,佛教传入中国,终成中国的"三教"之一,便是明证。十六、十七世纪基督教士到中国来,他们传入了当时西方的天文历算,也很得到不少士大夫的尊敬。我觉得民族主义是在国家受侵略时期所必须提的,一旦没有外患,便不宜提倡高昂的民族激情。希特勒便是靠民族主义"崛起"的,其苦难已人人皆知。

  我主张人人都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又必须同时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样才能吸收别人的长处。如果采取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那么中国便必须放弃一切源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在个人层次上,我主张中国人个个都有一种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民族主义今天不能泛滥为大规模的、集体的"运动"。

  知识人要做批评者

  东方早报:您在以前的著作中指出,各个不同的时代,各有其知识人特为关注的问题。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使命感。那么您认为,对于当今中国的发展,知识分子应当肩负怎样的责任,应该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余英时:知识人在中国是从传统之"士"转变而来的,必然负有更大的使命。过去的"士"有特权,现代的知识人则没有特权,但仍有监督、批评各方面的责任。过去提倡"革命"的人主要来自知识人阶层,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今天不需要暴力革命,但社会必须改进。这个责任首先落在知识人身上。所以知识人不能再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心态面对巨大的权力和财富。扮演批评者的角色是最重要的。

  其次是知识人必须各有专业,在学术领域中不断创新,提高中国的学术与文化水平。美国的杭士基(Chompsky)在语言学上是一代大师,但它批评美国政府和政策,不留任何余地。我不一定赞同他的观点,但我很尊重他的批判精神。

  余英时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930年生于天津,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也曾担任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少有的几位校级教授(universityprofessor)之一。他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和杨联升,从儒学到现代时局,无所不精,主要著作包括《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士与中国文化》、《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现代儒学论》以及《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等。 

——东方早报

趙君朔:中共想把香港變貿易戰棋子,反讓川普逮到機會

原题:美共對抗,香港引爆  Monday, August 19, 2019
文:趙君朔
美國總統川普在8月1日不顧大部分官員反對,決定從9月1日對中共剩餘輸美商品課徵10%的關稅(之後又宣佈對某些商品的課稅延後到12月15日)。面對中共充滿挑釁意味地讓人民幣貶破7的關卡,川普在美國時間8月5日上午,分兩次發了四個明顯充滿怒意的推文,並在當天下午就把中共列為匯率操縱國。這個動作雖然沒有立即強制性的懲罰措施,但卻是美共雙方由全面的貿易戰升高到金融戰的訊號。

在六月底大阪G20峰會的美共雙邊會談中,雙方看似都表達了要修復關係的善意:習近平在開場白中提到了美共雙方在70年代早期,是如何以創意的乒乓外交來打破長期零接觸的僵局。點出自己願意在情勢艱難的當下,效法當年的決心讓雙方關係走出低谷。川普則是誇張的將習近平形容為中國近兩百年歷史上最好的領導人。雙方在會談後,也協議美方暫時不加稅、考慮解除華為部分禁令,換取中共大量購買美國農產品,雙方再擇期重開談判。

然而在四月底已經表演過一次翻桌不認帳的中共,在G20結束後兩周依然沒有任何跡象,要履行採購農產品的承諾。讓川普不滿的直接在推特上明示中共背信。

到了7月30日雙方在首次移師上海重開談判,卻比預定的會議時程提早半小時就草草收場。因為雙方無法就重談的起點達成共識:美方要求從四月底談好的150頁協議文本繼續協商,而中共則堅持要以習近平刪改了近1/3的剩餘協議為談判起點。

於是在短短一個月內,再次看到中共背信和耍賴的川普,果斷的在美國代表團一回到美國後,便在重要幕僚幾乎齊聲反對(只有白宮貿易與製造業委員會主任Peter Navarro贊成)下,決定再度對中共輸美商品加稅。

一心不願示弱,但屢次遭到加稅重擊,已經無法提出相應報復措施的中共,這次使出了一個讓市場大為訝異而且明顯充滿惡意的手段:人民銀行放手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十一年來首度貶破1比7的關卡。這樣做明顯就是要向川普傳達一個訊息:你加10%的關稅我讓之前刻意撐住的匯率貶值就抵消了。

這樣的挑釁讓川普勃然大怒,在8月5日連發了四則推文來批評中共的貶值,其中一則直指中共的匯率操縱偷走了美國的工廠、傷害了就業、壓低了工人的薪資與影響了農產品的價格。

之後川普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當天就直接宣佈中共為匯率操縱國,是二十多年來首次有國家被貼上了這個標籤。儘管客觀的說,中共是有明顯操控匯率的痕跡,但中共過去五年來是盡力將匯率維持在高檔防止崩盤,而不是「匯率操縱國」定義中的刻意壓低匯率來累積對美巨額貿易順差。所以川普這個動作的意義在於和中共表明:如果你想用小動作來抵消關稅懲罰的影響,我也可以無視於法律的明文規定,直接堵死你玩小動作的路。

而全世界都懷者不安的情緒揣測新一輪的貨幣戰爭是否會開打的時候,一隻黑天鵝乍然飛入了美共角力的戰場,這隻黑天鵝便是川普始終視而不見的香港反送中抗議。

香港歷經十個周末持續不斷的各種形式抗議,並因為示威者成功癱瘓香港國際機場而佔據各先進國家新聞網站的頭條。這時候,身為國務委員,也是前外長的楊潔篪,忽然(香港《南華早報》直接用了unexpected形容這次訪美的匆促)到了到紐約和國務卿龐培奧密談。楊自鄧小平時代便擔任翻譯、被布希家族親暱的稱為Tiger,是江澤民一手提拔在外交系統逐步爬上最高位的家臣。這樣一位要人,就這樣繞過了高官訪美應有的前置作業,來到了不是首都的紐約。談完之後,中共外交部也只發了短而語焉不詳的簡訊,說兩人「就中美關係交換意見」。

更耐人尋味的是,就在楊和國務卿會面結束後的中午,川普破天荒的在推特上挑明了說,根據情報機構的訊息,中共已把部隊移動到中港邊境,要大家保持冷靜平安。即使沒有任何報導或是官方聲明來佐證,用最基本的常識也可以合理推斷:楊和國務卿是為了香港的問題闢室密談。

究竟他們針對香港談了什麼,目前有兩個訊息來源透露了蛛絲馬跡:美國學者譚慎格在《香港的洋紫荊革命》一文中寫到了「華府提出了貿易誘因及不插手香港事務的保證等(誰知道還有沒有其他事項)。」反共富商郭文貴也在直播中提到了幾乎一樣的事情,只是郭強調是中共方對美提出了貿易誘因來換取美國不插手香港事務。

而所謂的不插手,就是希望美國默許中共強力鎮壓。既然楊當面對龐培奧提出條件,要以貿易談判讓步來換取默許鎮壓,美方也就確定了中共在深圳的布署並非純虛張聲勢。

中共提出的這個魔鬼交易,從川普過去一周所發四個和香港有關的推文來看,並沒有得到美國的同意。因為川普不但突然對中共的「重兵壓境」提出了警告,之後又強調中共必須以人道方式解決,川普甚至願意再會習近平討論香港問題,並建議習親自會見示威者,在在證明了美方要中共打消武力鎮壓的念頭。

才不過一個月前,川普在記者的追問下還是用暴亂(riots)來形容當時的香港局勢,並且要中共自己處理好香港。只有楊潔篪的秘密任務就是拿香港當交易籌碼,才可以解釋川普對香港問題態度上的閃電大轉彎。

然而中共很可能是因為北戴河高層和元老們協商後才決定派楊潔篪去美國,但楊提出的交易是犯下了極大的錯誤。因為這個交易讓川普恍然大悟:原來香港問題讓中共如此頭疼,因此他很機靈地順勢開始拿香港對中共施壓,強調香港問題不解決,貿易協定也不用談。但川普不是像其他議員一樣強調支持香港人的抗爭,只是強調要和平解決,也就是暗示我不接受習主席提議的武力解決。

中共如芒刺在背,急著要處理香港問題,是因為:一,中共不希望在10月1日國慶時,香港依然處於讓中共大失顏面的混亂中;二,香港警察的過度執法,已經引起一些美國國會議員的注意,在考慮制裁措施;三,內地越來越多人開始注意到了香港的示威,中共很怕引發示範效果;四,持續的國際媒體關注也讓中共面子掛不住並影響台灣總統大選。所以在長痛不如短痛的考量下,共產黨高層決定派出楊,去說服美國接受這個魔鬼交易。

對中共來說,他最大的錯就在以為頂多是交易不成,那就自己繼續想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但是在川普連發數推之後,有更多美國政壇重量級人士如參議員Rubio明確警告如果出現鎮壓,美國鐵定祭出嚴厲制裁,如推出《香港民主與人權法》和用《全球馬格尼斯基法案》制裁決定過度用武的香港警方高官等。川普自己也訂下了和平解決的調子,使得中共暫時已沒有調兵武力鎮壓的選項。

但更糟的是,如果香港的狀況持續像現在這樣,週週有遍地開花的示威與警方持續的過度執法,美國有可能是由政府單方面的去檢討修正現行的《香港政策法》。如果香港的獨立關稅區被取消,那中共目前為了規避貿易戰增加的關稅,透過香港再出口到美國的路也會被堵死。

另外某些中共自己無法取得的敏感科技,之後也將無法透過香港當白手套來取得。更重要的是在《香港政策法》中還給予香港特殊的金融地位,使得港幣和美元能夠自由兌換。如果這個地位也被取消,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共大企業利用香港當作國際資本市場進行大量借貸,還有中共高官將財產放在香港避險的功能都會遭到嚴重的打擊。

也正是因為香港和關稅相比,是逼中共讓步更有利的武器,川普便決定延遲對剩下三千多億美金中共輸美商品中,對美國消費者影響較大品項的課稅。而對已經連續十一個周末在街頭奮戰不懈的香港人來說,現在有了美國朝野的全力相挺,暫時沒有被武力鎮壓的後顧之憂,便可以繼續多元、靈活的各式抗爭。

由佔領香港機場能引起如此大的國際關注來看,抗爭者可以鄭重考量再度發動類似8月5日的不定期罷工、罷市,甚至想辦法癱瘓香港證交所的運作,來逼迫港府和中共對被忽視不理的五大訴求讓步。如果真的能再發動類似這樣的高強度抗爭時,又引發港警和內地混入人員的不當執法或介入,川普政府就能以考慮制裁為威脅來逼中共在貿易問題上讓步。

如果中共依然像之前一樣想用小動作來應對,就非常有可能讓香港淪為美國制裁的對象,讓香港的金融、經濟遭到重創。而這樣的劇本一旦發生,波及到已經很糟的內地經濟的速度,絕對會比目前的香港街頭抗議還要快很多。

所以廣大香港民眾英勇的持續抗爭已經把中共逼進了幾乎沒有退路的窘境,還更進一步曝露了中共統治下歪曲訊息、操縱人民的惡質行徑。這是個了不起的成就,只要能繼續堅持下去,在美國的奧援下,相信很快能引發中共政治、經濟的巨變,去除這個威權強盜式資本主義對世界秩序的威脅。



作者有個雲霄飛車式的人生,曾很輕鬆的進了不太好進的美國學校博士班,以為自己會是華文社會科學界的明日之星,又因為一個烏龍,更「輕鬆」的被踢出來,開始闖盪亞洲江湖,到處求人下單,到目前為止的心得是「我32歲以前到底活了什麼?」
——思想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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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划分文明与野蛮,比划分中西更重要

西方文明在进入非西方世界之前,你说那是西方的,这是对的。但西方文明作为强势文明进入了,跟你的文明已经发生了碰撞,你再说寻找自己特点的文明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晚明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汇使人类的融合之势和文明层次的更迭之势、上升之势已鲜明地呈现出来,我们现在还试图去找一个碰撞之前的中华文明的政治规则,肯定是徒劳无功的。所以,未来的文明一定不是既定文明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一个文明间相互碰撞的结果。这一点中国人自己没有接受。


长期专心致力于既定的中华文明,这对中国可能是一个出路,但对人类可能是一个灾难。因为没有人类情怀,我们常常不能摆正主次、轻重、先后、缓急,我们为既定文明辩护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对文明未来的谋划。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华文明的自我辩护一定要以美利坚文明的衰落为前提,这是非常好笑的。这是排斥的文明形态,不是高级的文明形态。世界现代史表明,凡是迈过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文明形态没有一个被打回原形,被打回原形的都是现代转型中中途夭折的文明和国家。大英帝国虽然衰落了,但英国是落后国家吗?不是,它还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我们无法说明未来中华文明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它不是我们在书斋里可以归纳出来的,而是我们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下代干出来的。但文明的交汇永远比文明寻找自身的特点重要一百倍。希腊文明之所以逐渐领先世界2500年,是希波战争导致西方文明深刻地吸收、融汇了中东文明,同时也宣告了希腊传统文明的终结。新生的一种文明是优势文明。中华文明真要有出路,先得对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持开放态度,得把西方文明好好消化、好好创新,否则别指望。所以我强调中华文明还有未来,一定是远东文明跟中东文明、西方文明会合起来,然后再次融合,实现文明升华的结果。换句话说,中华文明是要成为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区域发展的文明形态,是给人类带来福祉,而不是今天说的"中国必崛起,美国必衰败"。


当然,中华文明的另一种未来可能是往回走,重回封闭。最近几年,这种重回封闭的状态非常明显,我们把西方说得一塌糊涂。这有点接近于1914年之后,梁启超去欧洲看过之后写的《欧游心影录》,对欧洲大失所望,我们现在就差一个有名人士写一本《新欧游心影录》了。这个心态非常糟糕。


梁启超之《欧游心影录》,记录了其在巴黎和会前后的欧洲游历和观察。


划出文明与野蛮的界线,比划分是他们的文明市场还是我们的文明市场更重要。文明发展的最大状态是跟野蛮划出界限。文野界限,从政治立规上说,第一,把人当人来看待,而不把人当手段来对待;第二,权力必须规范、平和、周期性地交接,约束政治上的权力滥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这点上,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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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抗议信息战升温:推特和脸书称中国散布虚假信息

推特和脸书删除了大量源自中国、传播有关抗议活动的虚假信息的账号。推特称有可靠证据表明这是国家支持的统一行动;该平台将禁止国有媒体进行推文的推广。

香港上周日举行又一场游行之后,Twitter和Facebook删除了许多与中国有关的账户。组织者称,有170万人参加了游行。
香港上周日举行又一场游行之后,Twitter和Facebook删除了许多与中国有关的账户。组织者称,有170万人参加了游行。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KATE CONGER  2019年8月20日旧金山——震动香港的抗议活动正引发一场日益激烈的信息战,中国在其中采用了俄罗斯的手法,在Facebook和Twitter上散布虚假信息。

周一,两家社交媒体表示,在最近几周里,源自中国的账号统一行动,夸大处理表现香港抗议者暴力和极端的信息及图片。在Facebook上,一个与中国关联的账户在最近的一篇帖子里将抗议者比作ISIS武装分子。一条推文称,“香港不需要你们这些激进分子。滚出去!”

Facebook和Twitter表示,他们已经将这些帐户删除,这是社交媒体公司第一次不得不删除与中国的虚假信息相关的帐户。

Facebook表示已删除了7个页面、3个Facebook群组和5个涉及香港抗议者虚假信息宣传的账户。Twitter删除了936个账户,并表示将禁止国有媒体进行推文的推广;此前,《中国日报》和其他一些出版物在Twitter上发布广告,指抗议者得到了西方利益集团的资金支持,并且越来越暴力。
“这些说法故意并明确地试图在香港制造政治混乱,包括破坏当地抗议运动的正当性和政治立场,”Twitter在声明中说。“根据我们的深入调查,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这是一次国家支持的统一行动。”

删除中国支持账户标志着全球虚假信息战的升级。在2015年和2016年,俄罗斯开创性地使用虚假信息技术,为了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分裂美国人,利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传播煽动性的信息。之后,包括孟加拉国、伊朗和委内瑞拉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利用Facebook和Twitter在国内外制造混乱。

研究人员表示,中国在使用Facebook和Twitter传播虚假信息方面并不太突出。这两项服务都在中国都遭到屏蔽,人们转而把时间花在本土社交媒体服务和消息应用程序上,比如微信和微博。共产党基本上不需要西方的社交媒体,因为在所谓的防火长城内,它已经对国有媒体和内容施加了严格的控制。

一个虚假账户的Twitter截图,Twitter称该账户源自中国,是政府支持的一项行动,目的是挑起政治纷争。
一个虚假账户的Twitter截图,Twitter称该账户源自中国,是政府支持的一项行动,目的是挑起政治纷争。VIA TWITTER 

Facebook的一张截图,显示了虚假账户协调一致的作假行为。图上说,“示威者和ISIS人员有何区别?”
Facebook的一张截图,显示了虚假账户协调一致的作假行为。图上说,“示威者和ISIS人员有何区别?”VIA FACEBOOK

Facebook的一张截图,显示了虚假账户协调一致的作假行为。最后一张图上写着:香港曱甴之乱。
Facebook的一张截图,显示了虚假账户协调一致的作假行为。最后一张图上写着:香港曱甴之乱。VIA FACEBOOK

但Facebook和Twitter最近围绕香港抗议活动的举动表明,一旦认定有必要,北京会利用这些服务在防火长城之外传播信息。Facebook和Twitter在香港没有屏蔽,且得到广泛使用。eMarketer的数据显示,香港约有470万人每月至少登录一次Facebook,有44.8万人使用Twitter。

自2018年开始,中国可能已经开始尝试使用西方社交媒体来破坏台湾选举,大西洋委员会(Atlantic Council)数字检验实验室主任格雷厄姆·布鲁基(Graham Brookie)说。他还说,中国的虚假信息活动往往比俄罗斯更广泛,且严格围绕一系列外交政策目标,包括把台湾和香港和大陆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中国人一直在观察,在俄罗斯的信息行动中,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布鲁基说。“中国正在试探,哪些手段行之有效,哪些手段不会被逮到。”

针对香港抗议活动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之所以引人注目,也因为许多推文都是用英语写的,针对的是全球受众。

“我认为,他们正试图触及香港说英语的人,以及更多的旁观受众,”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数字与网络政策项目主任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表示。

参与香港宣传活动的大多数Twitter账户都是最近创建的,没有多少关注者。研究媒体、虚假信息和信任领域的Mozilla研究员瑞内·迪雷斯塔(Renee DiResta)表示。“这几乎可以说明,中国在发展这种对外能力方面欠缺周详的考虑,”她说。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官员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自今年6月香港爆发反对引渡法案的抗议活动以来,这一运动已经发生了演变。周日,该市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组织者说,这一次有170万人——约占该市700万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不顾警方禁令走上街头。

中国在这些抗议中积极煽动反西方和民族主义情绪,并开始将示威活动称为恐怖主义的前奏。香港工人和亿万富翁也加入了这场争论。最近,在几家当地报纸的广告上,商界巨子李嘉诚敦促读者“爱中国,爱香港,爱自己”和“以爱之义,止息愤怒”。香港会计师事务所的员工则发表了支持示威的广告。

Twitter表示,这些与中国有关的账户是通过历时数周的调查发现的。该公司说,这些账户协同合作,大量发出可能破坏香港抗议活动的信息,其中一些使用Twitter的账户来自未被屏蔽的特定互联网协议地址。研究人员表示,由于Twitter在中国不被允许,未被屏蔽的IP地址通常可以表明这些账户是经政府批准的。

尽管大多数虚假信息是由最终被Twitter关闭的936个账户传播的,但该公司表示,它还发现了一个更广泛的群体,包括20万个账户。它们是在Twitter开始禁止一些更早的账户时出现的;该公司表示,其中大多数账户在能够传播更多信息之前就被阻止了。

这些与中国有关的账户发布的信息中,有一条推文暗示抗议者“从坏人那里得到好处”。另一位则声称抗议者“别有用心”。

Twitter表示,在禁止国有媒体进行推文推广的禁令生效之前,将给国有媒体一个月的时间离开其广告平台。该禁令是在Twitter打击俄罗斯虚假信息的努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17年,Twitter禁止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国际新闻机构RT和俄罗斯卫星网(Sputnik)在其网站做广告。

与Twitter不同,Facebook表示不会禁止国有媒体的广告。该公司表示,将“继续研究我们同国有媒体相关的政策”,并将密切审查在该公司发布的广告,以便确定它们是否违反了公司政策。据《纽约时报》报道,通过其官方媒体机构,中国政府一直是Facebook广告的大买家。

Facebook发言人说,Twitter曾在7月提醒Facebook注意与中国相关的社交媒体活动。该公司在自己的调查中发现了一些Facebook页面,它们通常以新闻机构的面目出现,有大约1.55万个关注者。大多数页面都是在2018年或之后创建的,调查中发现的最早页面是在2016年创建的。虽然活动背后的人试图隐藏自己的身份,但Facebook表示,它“发现了与中国政府有关的个人链接”。

“示威者和ISIS分子有何区别?”其中一条Facebook帖子写道。另一名抗议者称抗议者是“香港曱甴”。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本文作者Kate Conger @kateconger
Mike Isaac自旧金山、Tiffany Hsu自纽约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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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南海无法理解思想自由的人民

原题:不要再把香港与天安门相提并论了

在香港国际机场参加集会的抗议者。

( ILARIA MARIA SALA 2019年8月20日 )香港——这个充满政治冲突的香港不眠之夏,时间过得很慢,似乎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人在提起1989年的北京,另一群民主抗议者被镇压的事件。在推特上令人透不过气的帖子里,人们分享近在香港边境另一侧的中国军队演习的照片,述说或暗示着这里的抗议运动终点将近。但谁知道那些照片究竟是在哪里或何时拍摄的,或者它们被公之于众的目的是什么。
在其他社交网络上,朋友和联络人们则在为在他们看来不可避免的下一步暴力升级而嗟叹着:中国军队踏上香港土地,掀起一场血洗。他们这么做带着一种古怪、置身事外的悲观意味——一面担心并希望被证明是错的,一面又渴望看到又一场历史性灾难的发生,以便标榜自己的准确预测。
天安门事件留下久久不能磨灭的印记,决定了我们会如何看待香港持续数周的抗议,这本可以理解,甚至也无可避免。1989年的示威活动之初,也是年轻抗议者带着创意与机智走上街头,要求政治改革和民主。今日的香港尽管有自己的政府,但实际上处于30年前对自己的公民使用军队和坦克的同一个中共控制之下。
天安门广场的镇压事件发生在互联网之前,那或许是第一场在全世界进行电视直播的国家策动屠杀。它在集体记忆中铭刻下很多标志性画面——固执地站在坦克前的年轻男子,被朋友举起、光着上身对黑色的天空挥舞着胜利手势的男孩。镇压行动说明,中国的极权政府为保证它的权力愿意做到什么地步——它甚至不惜毁灭它自己的年轻人,无论他们多么坚定、勇敢与正确。
1989年6月5日的一个著名画面,一名中国男子独自一人拦阻天安门广场的一列坦克。
1989年6月5日的一个著名画面,一名中国男子独自一人拦阻天安门广场的一列坦克。 JEFF WIDENER/ASSOCIATED PRESS
我有时也很难避免将那一刻和现在相比较:1989年我是北京的一名学生目睹了6月初发生的屠杀。像今天的这里一样,持续数周的示威活动中,有希望和局部的胜利,也有绝望和痛苦。当坦克在6月3日至4日夜间隆隆驶入,我被寝室窗外高喊的人群猛地惊醒。我进入人群,看到一车车死者和伤员被拉到大学医院。很多旁观者和我一样穿着睡衣,冲着军人大喊,他们的罪恶永远不会得到宽恕。创伤无疑无法忘怀:我认识的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无一不怀着揪心的忧虑,唯恐反对北京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只能以流血告终。
但要分析当前香港的局势,天安门不是一个有用的棱镜。它可能会对观察者造成几近既定的误导,使他们乃至参与者以为永远无法避免暴力。并且它可能会让我们注意不到此时此刻已经发生的事的意义所在。
不仅今天的香港不是1989年的北京,整个中国也不再是那个时候的中国。重要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再是一个跌跌撞撞走出几十年政治动荡的笨拙新手;它已成为一个领导力量,完全融入了世界经济。中国共产党仍然拥有全部的政治控制权,仍然通过镇压来平息或阻止异见。但如今,虽然它已更加肆无忌惮,一场针对平民的血洗也会给它带来更多损失——比如令人们不再相信其制度可以成为西方民主政体的可行政治替代品
北京不需要承担任何这样的风险。要想让中国或香港的民众屈服于它的意志,中国拥有的武器远比使用蛮力要多得多。是的,它确实已经传播了展示中国军队实力的照片视频。但中国政府也可以通过简单的胁迫或立法来镇压异见人士——或许很快,由于复杂的高科技控制体系,香港也会像中国大陆一样压制异见人士。中国政府还鼓励狂热的民族主义,这样它就可以利用民众愤怒来对付某个企业某个国家。它可以不流血就制造受害者。
如果沉迷于天安门事件在香港重演的前景,我们还有可能忽视当前危机所揭示的东西——包括中国如何真正处理它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关系。它如何处理自己签署的协议,比如1984年与英国的联合声明,该声明旨在确保1997年英国移交香港后,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和司法独立,至少持续到2047年。还有中国如何处理与香港达成的许多协议,包括承诺实行普选的香港小宪法。中国没有信守自己的承诺。
去年,中国共产党庆祝了“改革开放”40周年,但在香港,它却没有展现出这样的姿态。经过11周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北京仍然拒绝与示威者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也拒绝直接或通过该市领导人林郑月娥解决他们的任何诉求。尽管它本可以做出一些小小的让步,并称之为自己在外交和现实政治中取得的胜利——比如彻底撤销引发危机的引渡法案,或者成立一个调查警察暴力的委员会,但它没有这样做。相反,它猛烈抨击,指责一些抗议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一些抗议者是“黑手”或者是台湾派来的,还有更多的抗议者被指责不爱国。它的回应是蔑视谴责政治宣传
中国政府还在发出越来越多含义不明的威胁:在上周抗议者占领机场后,中国政府称他们为“恐怖分子”。但这些说法不仅预示着一场强有力的摊牌即将到来,还揭示出北京与许多香港人之间的巨大分歧。展现毫不妥协的权威这一套对大陆的民族主义者很有效,但只会进一步疏远香港人,令他们为香港争取更多民主的决心更加坚定。
因此,先把天安门事件放在一边,想一想此刻在香港发生的事情真正揭示了什么: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仍然无法理解思想自由的人民。
Ilaria Maria Sala是一名居住在香港的意大利记者和作家。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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