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30日星期日
管见:“历史文件”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三十八)——刘晓波走了……
三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囚徒",左起卡尔·冯·奥西茨基、昂山素季、刘晓波
今天是提笔写"跟进"的日子,"自由亚洲电台"刚刚确认了刘晓波先生去世的噩耗,打开电脑,穹宇间已播散着如涛似涌的哀思。刘晓波走了,在他的身后掀起了呼唤中国民主的滔天巨浪。
我开始真正地崇敬刘晓波并不始于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那天,而是后来从"美国之音"的节目中听到他曾经说过:"中国应该做三百年的殖民地"而遭人诟病的那一刻。他的形象在我心中陡然变得高大——若有一天他能像曼德拉一样走出牢狱成为国家的领导者,我将信赖他。也许,正是刘晓波先生在众多中国人心中逐渐形成的这种地位,五年来,共产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动用了举国上下的宣传机器,声情并茂地歌颂习大大、习核心、习思想……却连望其项背都做不到,让习和他管制的共产党妒恨、恐惧,哪怕刘晓波垂危的生命已经发不出声音,也不敢给他一分一秒的自由。
德国记者、作家,反法西斯和平战士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于1933年被纳粹德国囚禁于集中营,1935年在狱中获诺贝尔和平奖,纳粹当局不允许他前往挪威领奖。两年后,他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在柏林的一家医院去逝。6月26日刘晓波患肝癌晚期的消息传出后,台湾呼吁,香港呼吁,中国大陆数以千计万计的人权人士和普通百姓呼吁,欧盟呼吁,美国国会呼吁,154位诺贝尔获奖者呼吁……:让刘晓波按照自己的意愿出国医病,给他以自由。习近平面对这所有、所有的呼吁作出的回答是:我与德国纳粹同道,你们奈我何?
一介书生刘晓波,面对强大的专权宁折不弯,那是气节;"一国之尊"习近平绝不通融的"男儿气概"是愚蠢、是蛮横,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7月13日,习近平和他的党终于"成就"了刘晓波,奠定了他第二位被囚禁致死,未能领取诺贝尔奖得主的历史地位;在中国这片盛产奴才、奴性的土地上,竖立起一座栖身于世界英雄之林的丰碑。
《李锐口述往事》"我的延安经历"一章中有这样两段:
"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对自己人的整肃搞了不止一次,大的有苏区的肃反、打AB团等,共杀了十万人,直到延安的审干、抢救运动,各根据地的反托派,小的无数,真是太可怕了。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结论。一九八0年萧克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应该对打AB团,富田事变做个结论,清算一下。后来组织部由陈野苹牵头负责,结论都搞得差不太多了,王震起来反对,又放下来,不了了之。"
"现在,一二•九参加共产党的我们这一代,差不多都要死光了,我们是等不到真正、彻底地搞清楚那场抢救运动来龙去脉的一天了。但是对延安的整风、抢救运动做出个定性的历史决议,根据至今公开出版的当年那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两岸目前公开的档案,材料应该是足够了。将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一二•九参加革命的一代知识分子欠下的这笔账继续欠下去,对我们是无所谓了,但是对党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是个考验,看他们是不是有这个勇气,做出个'第三次历史决议',包括清算'六四'风波,以史为鉴知兴替呵!"
作为一名中共的老党员,李锐期盼着"党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拿出勇气,经受考验,清算党在历史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他从江泽民盼到胡锦涛,从胡锦涛盼到习近平,不但没能盼到共产党对错误的清算,连自己那点儿在江、胡时代可以"上书",被称为"老人特殊民主"的权力也被剥夺了。鲍彤先生对我说过,"胡耀邦的反思是从头'平反冤假错案'——从文革上推到打AB团,共产党历史上的一切冤假错案都要予以平反。赵紫阳的反思是根本否定阶级斗争哲学,他认为共产党的基本理论'阶级斗争'错了"。共产党从党内杀到党外,从建党初期立足未稳直杀到执掌政权六十七年之后,这种杀戮根本就不是它犯的什么"错误",而是它在基本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的必然。鲍彤先生还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的第一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说明了一切。在这个党的眼里是没有人的,只有敌人和朋友。敌人不是人,对待他们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朋友也不是人,是工具,要当奴才,要听话。一旦有了独立的思考,不听使唤了,那就成为敌人,就必须斗,且残酷无情地斗。"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执政后,我亲身经历了毛泽东的"十亿人不斗成吗?"是如何地把中国变成无时无刻地制造仇恨,制造敌人,没完没了地斗来斗去的浑浊、邪恶,黑暗的社会。共产党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教化出心理阴暗的几代人。2009年12月23日,刘晓波在一审法庭上所作的陈述:"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 中国这片被共产党污染了半个世纪的土壤上,破土而出了一株"爱"的嫩芽。她呼唤着人性,将爱的清馨沁入被敌人意识毒化了的中国人的心灵,点燃了人文复兴的希望之火。
整理、编辑《李锐口述往事》一书,让我知道了我的爷爷拥护并积极支持了孙中山先生以暴力的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让我了解了我的父亲在以暴力的革命推翻"蒋家王朝"的共产党队伍中一生的历程。这两场革命都没有把中国带出王朝轮替的怪圈。我爷爷那辈人,让黄龙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我父亲的这一代在一九四九年将青天白日旗换成了五星红旗。那以后,曾经存在于晚清和民国,由自己个儿掏钱开办的报馆归政府包了圆儿;近三十年进入"现代化"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好不容易长出了一棵私资的独苗苗——《炎黄春秋》,在去年的这个时候被"抄了家"。白茫茫大地又落得个"真干净"。这一切都让我信服于刘晓波的"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才是改变中国现状的正确思维。本文的开篇我说了,刘晓波以"中国应该做三百年的殖民地"一语赢得了我这张选票。这是因为他不但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和平理性地与专治的政权抗争,还看到了此路的坎坷和漫长。他认识到中国这个被皇权,被共产党的革命毒化了几千年的古老国家,须由几代、乃至十几代人的努力来培植现代文明社会之民主、自由、宪政的土壤。非如此,在政府中供职的公务人员不能具备自由、平等、人权这些普世理念;非如此,中国人走不出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认知盲区,膺服于以程序的公正取代只争朝夕地追求正义;从而形成民主、共和、宪政制度基本架构的社会基础。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执掌公权力的人才会自然地将手中的权力视为服务于民的工具,中国人才能普遍地将自己视为公民,时时警惕和对抗公权力对自己私利的侵害,形成公权与私权互为犄角的态势,保持社会在各种思维和理念间摇摆着向前稳步推进。
我重温了刘晓波因之获罪的"08宪章",它是这样开篇的:"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刘晓波用自己的生命明义了这开宗之言。他的死,让我更加看清了中国被抽离了普世价值和应有基本制度架构的所谓"现代化"之路,是一条万劫不复的灾难之路。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但知道自己会因为刘晓波的离去而加倍坚韧,更执着地一篇篇书写我的"跟进"。他留在世间的"爱",会一直温暖着我,鼓励着我,为中国的宪政开张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在上一篇"跟进"中告知读者,5月底收到了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的第十二次延审通知,但是忘记提请读者记住我案合议庭成员的名字,他们是审判长:贾志刚,代理审判员:董巍,代理审判员:陈金涛。真希望身着法袍,却干着为党把大门的活计的这几位先生,当清夜晓波在天之灵俯瞰着他们的时候,会扪心自唾:"呸,我干的叫个什么事儿!"
2017年7月29日星期六
胡少江:习近平拿下孙政才一举三得
最近发生的最具震撼的高层人士变动是孙政才的出局。两周前,孙政才被免去了直辖市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取代他的是习近平长期的盟友陈敏尔;本周一,官方的新华通讯社进一步宣布孙政才"涉嫌严重违纪",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审查。孙政才是现有中央政治局中两位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成员,另一位是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他们两位一直被视为是上届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安排的隔代双星接班人。孙政才的出局被认为是中国政坛上的一件大事。
对于习近平而言,拿下孙政才是一举三得的政治战役。首先,在临近十九大时拿下最有实力竞争常委的人选,这是对党内其他政治派别的一个狙击。 在十九大之前,在任和卸任的领导人都希望在下一届的人事安排上发挥影响力。这些人事安排上的竞争常常与路线、政策甚至行事风格方面的争斗纠结在一起,很容易令党内争斗白热化。习近平快速拿下孙政才,旨在震慑政治对手以及潜在的入局或者入场的竞争者们,加大自己主导十九大准备的力度。
第二,通过拿下孙政才,习近平还表明,它不仅有愿望、也有实力打破一些不成文的党内规矩。例如,自六四以来,隔代指定最高领导人成为了一项不成文的规矩。邓小平在世的时候,安排了江泽民的接班人胡锦涛。胡锦涛显然不是江泽民属意的接班人选,但是顾及到当时仍然在世的一些党内大佬,江泽民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还是让胡锦涛按计划接任。后来的胡锦涛也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属意的李克强,接受了江泽民安排的习近平作为总书记的继任人选。
根据前任总书记胡锦涛的安排,胡春华、孙政才在十八大上成为进入政治局的仅有的两位60后委员。这种安排显然是为了他们能够在十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从而为他们在习近平之后的二十大上进行党、政"双接班"做准备。习近平拿下孙政才,表明他根本无意按照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规矩行事。既然这个规矩可以打破,那就意味著其他类似的不成文规矩也可以打破。这表明,习近平很可能要挑战最高领导人任期和常委年龄限制的常规,在二十大后继续执政。
第三,毫无疑问,拿下孙政才也为习近平安排自己信任的官员进一步扫清了道路。在现有体制下,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上任后无法很快地组织自己的领导团队。这也是习近平上台后面临的难题,无论是从有效贯彻自己的政治路线考虑,还是从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利考虑,习近平都不得不打破常规快速提拔自己熟悉的官员。接替孙政才就任重庆市委书记的陈敏尔是习近平在浙江时的旧班底,这几年进入提拔快速通道的还有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等人。
2017年7月27日星期四
未普: 十九大动向之一:孙政才出局
笔者认爲,和十九大有关系,且关系很大。如果今年不开十九大,孙政才可能还会在他现在的位置上存活一段时间。但是十九大转眼即至,在习近平要处理的问题清单上,孙政才可能名列首位。原因如下:
第一,各种迹象显示,习近平似乎铁定要在十九大废除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党内约法,处理孙政才的问题,因而极具紧迫性。隔代指定是由邓小平发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无不亦步亦趋。邓隔代指定了胡锦涛,江隔代指定了习近平,胡隔代指定了胡春华和孙政才。到了习近平时代,一心要超越胡锦涛、江泽民甚至邓小平的习近平,显然不想就此接受胡给他安排的接班人。这显示,中共的已行之有效30年的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很可能会寿终正寝。
这种接班人制度可能会寿终正寝的根本原因在于,习近平两任后并不想下台,他希望在2023年后继续掌权,就像俄罗斯的普京一样,能够在政治舞台上持久地发挥独一无二的影响力。由于没有任何正式文件限制党的总书记能担任多久,爲了他的中国梦和世界梦,习近平可能会以各种方式,延长自己的在位期限。当年同样被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胡春华,也可能凶多吉少。因此有分析家调侃说,即便是储君也不可高枕无忧,"今天还是太子,明天就可能变成狸猫"。
第二,是否向习核心看齐,坚定不移地拥护习近平权威,是十九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能否上线的硬标准,孙政才显然没过这一关。咋一看,孙政才是个"错误的人物,出现在错误地点"的倒霉蛋,其实不尽然。孙政才的问题除了被隔代指定这些"先天不足",还有政治方面的"后天失调"。
据中纪委网站消息,2016年11月6日至2017年1月5日,中央巡视组对重庆开展巡视,结论是,重庆党的领导弱化,担当意识不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有差距,清除"薄、王"思想遗毒不彻底等等。这些结论都是相当严重的政治指控。这些指控被7月15日中央组织部长赵乐际到重庆宣布中央决定时所证实。赵在宣布免去孙政才重庆市委书记职务时特意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自觉地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爲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显然,没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爲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孙政才出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而当一向谨慎低调的孙政才意识到问题很严重时,已经too late!几天前,他还在肉麻地吹捧习近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发誓对习近平绝对忠诚,现在却已经被"双规",弄不好还会以腐败或与某政治大案有关联而被治罪。
第三,安排习近平亲信进入中共高层,很可能是十九大人事布局的主旨。一向被看作习近平亲信的原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空降重庆接掌市委书记,陈敏尔因而可能会在十九大上取代孙政才进入政治局。非亲信下,亲信上,这种人事更换的模式,已非新鲜事。今年5月,习近平把在主政福建和浙江时的"政治心腹"蔡奇以三级跳的方式安排爲北京市委书记,之前,习近平也换上了忠于自己的上海市长应勇和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
这4个直辖市的党委书记或市长,十有八九会在十九大上晋身政治局。另外,有报道称,习近平已经更换了三分之二强的各省省委书记和省长。如果他们进入政治局,这就意味著,在十九大産生的25个政治局委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委员会忠于习近平。而这个人事布局的步伐,会因十九大即将来临而进一步加快。
总之,三个因素——"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再加上习近平立志要在中共高层建立习家帮,致使曾经的接班人孙政才笃定成了政治上的倒霉蛋。至于其他罪名,是不是欲加之罪,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2017年7月25日星期二
梁京:一个人的革命能走多远?
在我看来,"郭文贵现象"正在让我们见证一场由一个人发动的政治革命。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没有网络技术,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问题是,这场一个人发动和推动的革命能走远吗?它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能産生长远影响吗?在这个问题上,无疑存在非常不同的判断。
郭文贵本人的判断是,凭著他个人的资源和才智,凭著他对中国内幕的了解和掌握的大量内部信息,也凭著美国和发达民主国家的保护和支持,他能够从海外对中国的高层政治産生足够大的压力,以致推动中国朝著法治和民主的方向转变。与当年也以海外爲基地发动革命的孙中山相比,郭文贵的政治策略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不同。他似乎选择了一种混合革命党与保皇党的政治路线,他的这个选择既反映了中国的内部形势与清末的某种相似,也反映了中国的外部环境和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不再是一个弱国,而已经成爲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
也正是这后一个因素,令不少中国人认爲,郭文贵的"一人革命",最终成不了大事。从中共当局最近的强硬反应来看,他们认爲时间对自己有利。六四那麽大的风浪都过来了,只要硬著头皮顶住,不自乱阵脚,就能熬过这个难关。有意思的是,郭文贵也相信时间对自己有利,而不主张他的支持者采取过激行动。他自称有一个三年计划,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计划的内容,但至少反映了他不会轻易放弃的决心,而且有足够的资源把这场"一人革命"坚持下去。
我认爲双方的这样一种态度和态势,给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那就是通过不同层面和不同形式展开的思想和政治对话,能增加中国以理性与和平的方式解决危机的可能性。就活跃程度、知识水平和参与规模而言,当今中国的思想交流和交锋是史无前例的,但从中也不难看到中国社会乃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存在著不易克服的深层危机。
郭文贵的"一人革命"对于中国人直面社会和文明的危机,带来了多重的贡献。从政治层面看,郭文贵的爆料让当局无法回避他们以爲能回避的现实,特别是让当局不得不面对"以贪反贪、以黑反贪"的灾难性后果。从社会和思想层面看,郭文贵强调自己"农民儿子"的身份和视角,打破了中国文化和知识精英对塑造变革话语的垄断,爲中国关于未来选择的辩论注入了语言和思想的活力。
郭文贵以"农民儿子"的"草根"身份发动的"一人革命"还有一个重大意义,就在于他展现出的才智和人格魅力对于当权者试图利用农民的"奴性"来维护专制统治,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中国文化精英强烈的差序意识和身份自负带来的社会鸿沟,对中国的理性变革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而郭文贵的"一人革命"则有助于鼓励更多农民的儿女不做专制的帮凶和炮灰,而选择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邓律文:从吕不韦到郭文贵,中国权贵资本家的潜规则
郭文贵对共产党反腐运动的效果进行了批评。 |
- 查看大图How Hwee Young/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2012年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贺国强(左)、习近平(中)与贾庆林。
2017年7月24日星期一
王超华:痛悼晓波,心系刘霞
吳祚來: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共為什麼要致劉曉波於死地?
北京政權因為恐懼以「擊鼓傳花」的方式扼殺了劉曉波的生命,而中國和平的符號象徵被扼殺,全世界都默然承受暴政在邪惡地崛起。(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