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31日星期五

濠江客:情况还会更糟吗?会的

原创: 濠江客 东域记 昨天

这一轮两大国关系变差,始于一年多前(2018年初)美国政府首次宣布对中国商品输美加征关税,这是Trade War 的说法首次被中国媒体广泛使用。而美国媒体几乎没用,而是称作贸易摩擦或关税冲突。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发帖称自己是“关税大侠”。
如果大家还能记得起2018年初的舆论环境的话,当时一些比较激进的、擅长民族化和情绪化表达的媒体,已经发出了诸多豪言壮语,比如给特朗普长长记性,要一战把美国打痛,也有诸如决一死战、不惜任何一切代价等各种表达。
但是时间到了去年年中的时候,媒体的风向,基本上又都转向了呼吁两国友好了。因为贸易冲突及加征关税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我们经济领域的信号也相当明显,中国股市一路跌到了(上证指数)2400点。几乎所有股票都被腰斩,股市市值被烧掉了20万亿元人民币。
请注意这个数字,20万亿元的市值灰飞烟灭了。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开始了贸易谈判。一轮接一轮,你来我往。美国人来北京,我们的人去华盛顿。最终取得了一些较大的进展。
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今年元旦和春节前后,中国市场出现稳定的迹象。也就是说,在经历了第一波贸易冲突之后,在经受了第一轮打击之后,中国经济开始企稳。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触底。
触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最坏的时候已经到了,最坏也就这样了。之后就是反弹了,向上了。
濠哥个人猜测,一年来的挣扎,让中国人感觉有了底气。也有了可以打一打的底气。
此后发生了华为CFO加拿大被捕事件,同时又出现了美国总统宣布再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限时加征关税事件。
所谓限时,其实是给中国一个时间上的压力,催促中方尽快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如果有进展,加征关税可以推迟甚至取消。但是如果没有进展,加税大棒就会落下来。
从谈判的角度来说,特朗普政府还是有一些手段和招数的。奈何他遇见的是“老师傅”。
所以,不幸地是,事情最终向着最坏的情况演变并成为事实。
这就是今天的第二波贸易 War,涉及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从10%提高到25%。
几乎同时,美方对华为的打压也是不断升级。如果事情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华为的经营将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而这困难才刚刚开始。如果华为是一家上市企业的话,华为股票至少被腰斩是大概率事件。也就是说,与去年初相比,华为的市值应该已经缩水了一半以上。这至少是数千亿元级别的损失。
也正是因为第二波贸易War的开打。中国股市再次下跌到了2800点附近,并持续不振。
股市是市场的情绪,市场是经济的信号。而一个国家的经济景气指数来自于对未来的信心。
一个事情没有解决,引发了十件事情。一个时间没有解决,造成了更多时间。如果贸易War是双输的,那么中美就是双输的。
而且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情况显然比去年更加不让人乐观。
这表现在,双方谈判向着无法重新启动的方向变化;中央媒体对美国的批评开始沿袭几十年前对苏大战时的样子,人民时报连续发9个评论、新华社连续发“十个很不”。中美友好被弃之一边没人提了。
在中国舆论场,抗美援朝时期的打打谈谈,被反复拿出来类比。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如《上甘岭》、《英雄儿女》等重新登上央视屏幕。
最近提到的是长征精神。
这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胜利的另一种表达。3万红军从江西赣南的中央苏区出发,一路冲关破卡,最终以3千人胜利到达陕北。牺牲十分之九。
当然,长征精神,也是一种相信胜利、一定要胜利的勇气。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我们这边重新树立反美大旗的时候,美国那边对中国的敌意也在上升。包括,阻止学者交流、阻止中国学生赴美留学,阻止中国在美留学生在美就业,阻止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或华裔学者接近核心技术部门等。
两国关系正在经历至暗时刻,向前看,或许还有更加黑暗的前程需要度过。
没有谁是傻瓜,也没有谁比谁更聪明。仇恨会招来仇恨,敌对也会招来敌对。
讲一个例子吧,看看中美间现在是如何的鸡同鸭讲。
昨天早上,有一热点事件,中美两国的新闻主播有一场电视连线。就当下的贸易问题等进行了直播连线或越洋对话。
请注意濠哥使用的措词,连线,或者叫对话。但是濠哥也知道,国内多数媒体使用是约架、约辩、辩论等等。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人如何表达的。看图:
这是美国FOX电视台的直播画面,标题是:TRISH和刘欣TALK贸易问题。
关键词:TALK 或者TALK TRADE
美国FOX商业电视台在新闻标题中用的TALK,即中美两位新闻主播聊聊贸易问题。美方是主持人,中方是连线嘉宾。
很多报道都强调刘欣发言遭到美方主播多次插话打断,而刘欣不卑不亢风度翩翩,这都哪跟哪呀。
这次连线,也可以认为是一次新闻采访,FOX主持人向央视主持人问了几个问题。没有辩论,更没有什么激辩。最多可以叫对话,
但是到了咱们这边,就变成了“公开辩论、正面交锋、伟大奇观”,这用力也太猛了。

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发生在中与美之间,就成了大事。
输不起,不能输,必须嬴,还要大嬴、完胜。
中国人或者中国社会,现在满满的是情绪,而不是对话,更不是思考。
情绪如满天的泡沫,是最没有用的。
两人或两国,发生了矛盾,最好的方式是就事论事的尽快解决。
就事论事,就这一件事解决这一件事。不要扩大战场,把一件事放大成很多件事,让事情解决不了。
尽快解决,就是不要等矛盾积累,不要让矛盾激化。早解决比晚解决要好。早解决,早主动。晚解决,不仅被动,还可能失控。
就象当今的贸易争执,既没有就事论事,也没有尽快解决。
推演两国关系这两年的发展,两国各自都失去了对方,进入双输之局。
而一旦进入这样的下行螺旋轨道,一时是出不来的。
因此,至暗时刻,不仅将继续,还会更暗淡。
有报道称,美国副总统彭斯将就中美贸易问题发表一个强硬的政策讲话。
不出意外的话,这将是又一场大地震。
多年来,我们一直吵着闹着要打美国、打败美国,现在,美国人的枪口终于转向中国了。
这是自认为是世界老二的一种荣誉吧。
勿谓言之不预也!
这句吓唬美国人的话,现在美国人正在天天学呢
气氛太紧张了,听首歌吧

六四30周年特辑之十:八九民运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

BBC编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一场历时近两月,波及中国各阶层和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议运动。八九民运以当局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机枪镇压而结束。六四30周年之际BBC中文特别推出这套10集系列,翔实记录六四事件始末,并对爆发八九民运的社会背景,学生,知识分子,民众和回归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运的政治遗产做全景分析。
“六四”,又到周年。1周年,10周年,20周年……一晃,30年逝去。
30年后的今天,纪念“六四”,纪念什么?它对今天的中国、明天的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试图回答这个几乎无法回答的大命题,不妨先引术两段语录:

两段语录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在无赖至极的时候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们才能真正团结起来。
第一段语录,摘自1989年4月26日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它是邓小平为刚刚起来的学潮钦定的性质。
第二段语录,是“八九”民运中学生领袖之一柴玲在政府下令开枪杀人的前一周,在5月28日,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高潮中录下的一段录像。
“八九”民运给当代中国留下了什么政治遗产?我们不妨顺着这两段语录做一梳理。
人民日报图片版权WEB

“维稳” 卅年

邓小平当年下决心开枪杀人、不惜以学生平民流血为代价结束天安门民主运动,一个根本的理由是:“中国不能乱”。
这个所谓“乱”的结局,邓小平看的很清楚,就是共产党下台,一党专治制度在中国的崩溃瓦解。用《人民日报》社论的表述就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六四”镇压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被当作了“镇压有理论”的佐证。邓小平身后历代中共领导人,都高举“不能乱”的祭旗,全力以赴地“维稳”。
邓小平图片版权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严家其:“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
江泽民上台高喊“维稳”,胡锦涛上台高喊“维稳”,习近平接掌权利后仍信誓旦旦的要“维稳”、“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习近平的“维稳”,从范围、规模、手段和深度与江胡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六四”镇压后被政府指为“黑手”被迫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六四”镇压后,共产主义实际上已被邓小平抛弃:
“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六四’镇压后邓小平意识到,他不得不以放弃共产主义做为继续维持一党专制制度的补偿。苏联东欧共产体制崩溃后,邓小平作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决策,就是1992年的‘南巡’,他下决心搞资本主义。但邓小平的资本主义与欧美的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就是以确保一党专制的继续为前提。所以邓小平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权利介入市场,不公平竞争和对腐败的依赖。”

政治严冬

江泽民、胡锦涛都萧规曹随,以默认各种利益集团的腐败换取对权利核心的支持。1989年,学生们高喊“反腐败,反官倒”走上街头,但30年前学生们要反对的腐败,与今日中国的腐败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习近平则是高举“反腐”的大旗上台,把“反腐”变成了巩固权利、打击异己、获取民意支持的利器。
如果说,江胡时代中国的政治气氛还有时松时紧的间隔,还一定程度上容忍在非敏感的话题上议论吐槽的话,那习近平上台后短短几年内,已经彻底封杀了任何不同声音的发声渠道和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
从政治异见者到自由派知识分子、从维权人士到少数民族、从网络大V到演艺名流、从精英阶层到平民百姓,敢于挑战一党专制,甚至稍微与“主旋律”不合拍者,遭到的是严酷打压乃至灭顶之灾。
毛、习像图片版权REUTERS
Image caption“六四”镇压30年后,习近平正在把中国拉回到毛时代的政治严冬。
习近平治下,正在借助网络新技术,把乔治·奥维尔笔下虚构的“大哥”全方位监控变成中国社会的现实。而意识形态上,习近平正在试图把中国重新拉回到毛泽东时代。
如果说,30年前,“八九”民运在中共建政后最温暖的政治“小阳春”中爆发,那么,30年后,中国正在回到毛时代的政治严冬。

擦亮眼睛

我们再来看第二段语录。柴玲30年前录下这段话时的状态、她的话是否被误解或曲解;“六四”到底死了多少人、天安门广场上有没有人被打死,我们不在这里讨论。
当柴玲等学生领袖挽着手臂带领同学们离开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留下了一个确凿的事实:中国政府用机枪和坦克,以不惜平民流血的方式,在1989年6月4日凌晨镇压了一场波及全中国的民主运动。
柴玲期待的流血,不幸地发生了。无辜受害者的鲜血,“擦亮了全中国人民的眼睛”了吗?
30年前,当“六四”的枪声划破北京的黎明的时候,人们预言的罢工罢市、全民揭竿而起、万众汇集广场保卫学生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事实上,6月3日晚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警告“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也就是军队拿到杀人令牌后,随着紧急通告的每一遍播出,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就缩小一圈。如果说,过去50天中,广场像是磁石一样吸引人群,此时的广场却像流沙,人们在暮色中悄然逝去。
这里绝无指责之意。那个凌晨,迎着枪弹、迎着坦克挺身而出的学生市民大有人在。
从分析“八九”民运政治遗产的角度,这里要说的是30年前运动领导者的一个根本性的误判。
6月4日天大亮后北京市民看到的景象。人们预言的罢工罢市、全民揭竿而起、万众汇集广场保卫学生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图片版权GETTY IMAGES/AFP
Image caption1989年6月4日天大亮后,北京市民看到的景象。
在美国的政治异见人士,民主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八九”民运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一,是在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时,必须要对中国国民的生存状态有一个现实的、清醒的认识:
“人们曾说你一杀人,全体人民的眼睛就擦亮了,就都起来反抗了,那你对老百姓就估计错了。而且从根本上就估计错了。你以为老百姓不知道共产党专治?要通过一件什么事来教育老百姓?其实老百姓早知道,正是因为知道才不敢上街反对的。对专治不反抗不是因为不知道它专治,而是知道专治的厉害。”
已故的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在像中国这样的专治社会,这是必然的:
“因为全民体制下它掌握了你的生存命脉。为什么在1960年四千多万人被饿死农民不造反?因为没有了生产资料他们就不能生存,他们不得不依附于这个强权。”

噤若寒蝉

那么,先于民众“擦亮”了眼睛的知识精英群体,一场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让他们更加心明眼亮,执着追求了吗?
“八九”民运的主体和主角、1980年代的大学生,尽管被批评幼稚冲动、缺乏政治技巧,但他们忧国忧民、推动中国走上民主文明之路的激情是纯洁而炙热的。80年代的大学生,在1989年那个春天,勇敢的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吹响了社会的号角。
尽管对中国知识界在“八九”民运中的表现有各种批评和质疑,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知识分子如此大规模的自发的走上街头,呼吁自由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在1989年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仅有的一次。
被政府定为“黑手”的知识分子精英,尽管被指责“软骨头”,没有挑起大梁。但是,一批曾饱受迫害、精神和肉体都已经领教过中共专制制度的“厉害”的公知,还是在1889年那个春天挺身而出,与青年学生走在一起。在他们走上街头之前,与中共体制内的开明派已经成功的营造出自中共建政以来最宽松、自由、活跃的政治气氛。
香港雨伞运动图片版权AFP
Image caption八九民运后的30年,寒蝉效应已经在习近平时代覆盖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包括“一国两制”的香港。
然而,这场小阳春在89年那个春天嘎然而止,乍暖还寒。
“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被迫流亡美国的原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王军涛说:
“‘六四’最大的损失还不在于丢了多少条人命,而是这个民族失去了一次和平的政体变革的机会。‘八九’之后从党政军到知识界被全面清除出局的精英意味着,主导‘八九’民运的民主力量被一网打尽。”
30年来,这样的“和平变革”机会再也没有出现。中国的民主力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流亡在海外,也再没有恢复元气。
不屈不饶坚持奔走呼号者仍有。已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就是一个典范。但更多的人是沉默,如果不是已改弦易辙附和“主旋律”的话。
“八九”民运后的30年,寒蝉效应已经在习近平时代覆盖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陈健民、戴耀廷和朱耀明(左至右)图片版权AFP
Image caption在六四30周年前夕,香港对“占中”组织者的判罪,或许是对30年前港人表达的担忧的最明确的证实。

“一国1.5制”

这也包括香港。香港在整个“八九”民运中的表现、港人对大陆民主运动的关注、参与和影响力,让北京震惊。“八九”之后的30年,“颠覆基地”、“前哨阵地”之类的字眼常常与香港连在一起。北京对香港的控制一直在全面收紧。
1989年5月21日,超过一百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北京实施戒严,声援大陆的民主诉求。那次空前规模大游行的组织者李卓人这样看当时港人的心态:
“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有民主和自由,因为只有中国有了民主和自由,香港才有最好的保障。如果我们要保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每一个香港人其实心里都清楚,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那我们的恐惧就没有了,我们就不再恐惧共产党的统治。香港游行中有一个口号最能体现港人的心态:‘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香港就要回归中国了,如果中国不走上民主化,香港会变成什么样?香港的人权自由能存在吗?”
在“六四”30周年前夕,香港对“占中”组织者的判罪,或许是对30年前港人表达的担忧的最明确的证实。
被判监禁16个月的“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对BBC说,“一国两制”的香港已经在慢慢走向“一国1.5制”,甚至有一天会是“一国一制”。

毋忘“六四”

过去的29个“六四”周年,香港支联会都组织维园烛光悼念晚会。每年的维园烛光晚会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毋忘‘六四’”。
临近“六四”30周年,香港支联会4月17日在立法会外启动了“毋忘‘六四’号”宣传车。
强调“毋忘六四”,恰恰反映了这样一个担心和现实:“六四”正在被遗忘。
30年来,有关“六四”,中国政府只做了一件事,试图彻底抹去有关“六四”镇压和“八九”民运的一切纪录,就像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自由女神像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六四”镇压后出生的一代大陆人,在不知“‘六四’是什么”中长大。
有形的纪录可以抹去。人们的记忆也可以抹去吗?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曾经历了“八九”民运的一代人中,“自觉”抹去“六四”记忆者,相信不在少数。
曾是BBC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的林慕莲(Louisa Lim),几年前出版了回忆“六四”的专著《失忆的人民共和国:重温天安门》(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在香港大学近日的一次研讨会上,林慕莲说:“中国境内的很多父母,甚至包括那些亲自参加了那场运动的父母,决定还是不把那段历史讲给孩子,因为这些父母们觉得,知道了没有什么用,没准还会给孩子带来危险。”
30周年,对于任何一个纪念日,都是一个大日子。而对于纪念“六四”,意义尤殊。用在美国的政治异见人士、《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的话说,“‘六四’30周年的纪念,可以说是仍以‘六四’亲历者为主体的最后一次最受瞩目的纪念。”
实际上,过去30年来笔者曾与之面对面访谈过的“六四”亲历者中,方励之、刘宾雁、陈一咨、包尊信,戈扬、王若望,许良英等等已经离开了人世。他/她们或在流亡中客死他乡,或在中国政府的监视下默然逝去。
又到周年。30年后的今天,纪念“六四”,纪念什么?如何纪念?这不仅是中国人,也是任何一个相信正义和道德的人,都应该面对的。

六四30周年十集特别系列结束。请继续关注BBC中文网有关六四30周年的专题报道。

【六四30年】中共17名元老怎樣看六四 鮑彤之子出書揭祕(附:新書爆官員認錯……)

鮑樸出版新書,揭露中共在六四事件後召開會議,為事件定性。
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趙紫陽政治秘書鮑彤的兒子、香港出版人鮑樸,在六四事件30年前夕出版新書,揭露中共在1989年6月4日軍隊開槍鎮壓學生後,如何收拾殘局。書中披露,中共中央在事發後15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多名元老在會上發言,其後中共舉行十三屆四中全會,並在會議上產生的文件,是中共唯一一次對六四事件定下結論。

這本由新世紀出版社出版、名為《最後的秘密——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六四」結論文檔》的新書,今日出版。鮑樸今日對香港《蘋果》記者表示,約兩年前收到中間人轉交的這批文件的電子版後,花費了大量時間考證和比對認證,確認這些文件的真實性後,決定出版。

他表示,書中的文件由27份文本組成,共209頁,這本書是「中共文件的綜合體」。他認為普通讀者可能感到很「枯燥無味」,但相信其對六四慘案以及中共歷史的研究會有一定幫助。鮑又表示,作為出版人,他除了對原始圖像做了少許技術處理,如刪去文件的編號和絕密標記外,沒有對文本進行任何選擇、刪除或更改。

書中收錄了中共在1989年6月19至21日,在北京的京西賓館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489名中共黨內元老和最高級別官員出席,多位中共元老在會上有講話或書面發言。17名中共元老對六四的下結論的發言,包括鄧小平,李先念、王震、陳雲,以及已被內定接替趙紫陽出任總書記的江澤民等的講話紀錄。文件紀錄了這些政要的發言,曝光他們對六四的看法,或嫉惡如仇、或咬牙切齒、或討好獻媚、或含蓄隱晦等,高層對六四的百態盡顯其中。

有分析認為,鮑樸出版新書,對一般讀者的意義不是很大,反而對研究六四的歷史學者十分重要。六四事件後,中共高層如何處理、官方發言等,都是媒體報導,或是引述各方人士的消息,鮮有官方證實。鮑樸的新書將中央的文件一份一份的轉載,印證這些年來部份媒體的報導,是當年歷史的證據。

六四親歷者、旅美作家吳禹論表示,這本新書揭露一套罕見的歷史資料,揭示中共高層運作機制,在危機時刻,正是這種機制,完全無視任何事實、意識形態、一切法律或規章制度,以確保獨一無二的最高領袖掌握權力。 (大陸中心/綜合外電報導)     

附:
新書爆官員認錯 稱執行趙紫陽指示致輿論導向錯誤
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趙紫陽政治秘書鮑彤的兒子、香港出版人鮑樸《最後的秘密——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六四」結論文檔》的新書,記載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下發的27份文本。當中記錄包括當時主管宣傳的芮杏文和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在會議上「認錯」,承認是「執行趙紫陽的指示」,導致出現「錯誤的輿論導向」。
 
《最後的秘密》一書中記錄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宣傳的芮杏文的講話,他表示,曾向北京新聞單位負責人傳達趙紫陽的批示,因而「給新聞單位負責人鬆了綁,使新聞宣傳決了口,輿論失控越來越嚴重,直至完全失控」。他又表示,趙紫陽與鄧小平的政策不同,鄧小平的觀點是「對文藝工作要按照文藝創作規律來管,不要亂管,不要亂干涉」,而趙紫陽則認為要「少管、不管」。
 
至於閻明復,他則在講話中自稱在學運期間經歷從「比較清醒」到「嚴重模糊、矛盾重重」的過程。但在當年5月19日戒嚴大會後,聽到彭真、楊尚昆、李鵬、喬石等人的談話,「特別是聽了傳達小平同志重要講話,才又重新有了比較清醒認識」。當日的戒嚴大會,北京市長陳希同宣佈翌日凌晨起戒嚴,戒嚴部隊當晚即進城。
 
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負責常務工作的書記胡啟立,在講話中說:「12日,我按照紫陽同志的批示,向首都各大新聞單位主編傳達了他的講話。」他被迫承認這次傳達是「向新聞界燒了一把火」,令「錯誤的輿論導向」出現。
 
退休元帥徐向前則在會上批評學運的根本目的,是「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個反共反社會主義、完全附庸於西方大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中共元老、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的書面發言則是針對「國外敵人」:「美國多方插手,『美國之音』每天造謠、煽動,唯恐中國不亂。」前國家副主席王震逐個列出他認為的海外勢力如何影響學運:金錢收買、思想文化滲透、派遣特務、盜竊情報、製造謠言、挑起動亂、扶植內部敵對勢力等,「除了直接出兵,什麼都用上了」。
 
書中亦有時任公安部長王芳的發言,他表示美國中央情報局安插在駐中國使館的特務李森智(Lee Sands),與鮑彤掌下的國務院體改委「來住密切,收集情報」。但事實上,李只是一名經濟學者,在美國駐中使館經濟處工作,直到30年後的現在,李還在北京工作,是北京東方百老匯國際劇院管理公司董事。可見中共凡事都「上綱上線、與人為敵」有多荒唐。
 
另外,該書缺少時任政治局常委喬石、副總理田紀雲的講話,當時傳出兩人均反對出兵鎮壓。 

(香港《蘋果動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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