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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林毅夫、杨小凯、张维迎 |
2014年是着名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复旦大学韦森教授7月主办的杨小凯追思会备受关注，尤其张维迎与林毅夫的争论引发诸多讨论，十多年前杨小凯和林毅夫的争论也重新浮出水面。 8月13日林毅夫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12408字长文《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林毅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最得意的经济学家，没有之一，因其理论主张合乎当时政府强势干预的胃口，直至官拜世界银行副行长。本文想对林毅夫辩护文章中的四个方面做一番删繁就简的分析，看一看林毅夫先生的视觉盲区到底在哪里。
一、国企改革的争论
张维迎认为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林毅夫则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委托—代理人'之间是否会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国企（尤其大型国企），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为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设立的，由此承担了违反比较优势，在公平、开放的竞争市场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和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冗员、养老等社会性政策负担。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政府无法摆脱给予企业保护补贴的责任，形成了预算软约束。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任何有关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难于奏效，尤其，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
林毅夫的盲点在于：只刻舟求剑看企业内部的效率，丝毫不顾及国企问题远远不仅仅是"委托—代理人"之间道德风险的问题，而是委托人本身也是代理人！国企的委托人和代理人都在事实上存在对名义所有人——全民的道德风险，其不仅公然与民争利，而且事实上存在大量的化公为私甚至由经济寡头向政治寡头转变。而其所谓国企的"政策性负担"，则是完完全全的睁眼说瞎话。上世纪80年代起，世界范围掀起了重返私有化的"华盛顿共识"，最大规模的当属前苏联和东欧转型，惟独中国反其道而行之，1998年启动了大规模的国企"抓大放小"，形成了少数国企的超级行政垄断地位。这些国企占有了半数社会资产，却只提供了8%的就业机会，拿走了全民55%至60%的工资总额！其中央企更是只提供了2900万个就业机会，跟台资企业在大陆提供的就业机会差不多。至于国企的"效率"，如果剥离土地划拨、行政垄断价格、银行利率优惠等政策，事实上效率比私企低得多，甚至总体亏损。详情请看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专题报告。
二、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2002年12月，杨小凯在天则研究所的一个讲座中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为了克服"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
林毅夫则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基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他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
事实是，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严重扭曲了市场要素价格，使中国的产业竞争一直停留于地方政府降低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的低水平竞争，不仅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且严重阻碍了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既然竞争的主要力量都在前三个要素，"政府关系"就远超"技术进步"成为多数企业的追求；既然劳动力被严重压低成本，疲于奔命和生存的人们哪有时间和金钱来投资智力提高自己的生产力水平？
至于政府着力打造的垄断型企业，则更是像扶不起的阿斗、糊不上墙的烂泥。不论是军工、航空航天，还是高铁、重型机械制造等等，都缺乏拿得出手的核心技术。政府大力扶植的各种"新兴行业"，也基本上是扶一个倒一个。倒是市场竞争比较充分、政府干预得少的领域，比如电子、厨具，还略有可观之处。
以高铁为例。中国高铁一度被寄予拉动经济增长和带动"中国创造"出口的爱国任务，所以不惜代价不计血本。但爱国压倒一切的"爱国生意"带来的是巨额腐败、巨额债务、巨额亏损、老百姓消费不起。迄今铁路总公司负债超过3万亿元，负债率超过60%，而且还在继续攀升。但是，高铁盈利能力未见改善。除胶济客运专线外，其馀高铁线路全部亏损，短期内可能盈利的，只有京沪客运专线一家。市场公认，铁路总公司没有能力偿还债务，但都寄望政府也就是百姓为其兜底。与此同时，出口的合作者（包括潜在合作者）名单并不长：已经完工的有土耳其伊安高铁二期项目，在建的包括香港高铁和一条连接麦加和麦地那的朝圣线路，达成意向的有连接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匈塞高铁，正在接触的包括纵贯泰国南北、连接中国和马来半岛的东南亚铁路，以及连接伦敦和英国北部的HS2高铁线路。但拿到项目并不能保证赚钱。
事实证明，没有公平、自由的制度平台，所谓产业升级和生产力水平提高都是镜花水月。
三、中国经验的解读
大陆自由市场派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超过"保护产权、加强法治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林毅夫认为，如果除了保护产权、加强法治、维持社会秩序（显然在这三点上中国还有许多改善的空间）外，中国政府的其他政策都是错误的，那么，中国怎么能够维持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创造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并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严重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何谓正确的政策应该是以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以先验的标准来评定，从这些成绩来说，应该肯定中国政府过去35年采取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中国的转型经验虽然违背了主流的理论，但是有一般意义的，对启发其他发展中国家改进其发展绩效至关重要。
林毅夫在这里犯了四个错误，或者说有四个盲点。
首先，GDP增长不等于财富增加，尤其政府主导的投资更是如此。因为经济学和人性基本规律和原理告诉我们：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率。过去30多年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GDP突飞猛进，但财富未必同等增长。比如一道大门，不断拆建，除了提供腐败机会丝毫没有财富增长。大量重复的过剩投资，比如钢铁，项目建成之日往往就是倒闭之时。在政府招商引资的主导之下，我们甚至牺牲环境发展经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也许几百年恢复不了土壤环境。
其次，中国大陆过去没有出现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不等于将来不会出现。事实上，政府主导下严重的产能过剩以及三四线及其以下城镇房地产供应过剩问题，已经构成了严重经济危机，只不过我们一直在用不受限制的超发货币来填补窟窿。
第三，过去三十多年的所谓"中国模式"，在这里不敢再提"中国模式"而改为"中国经验"了，对于上至权贵下至平民都是"增长的诅咒"。由于政府乾预过多，越靠近权力越赚钱，腐败也越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也就是1%最富有的家庭拥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 25%最贫困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样的贫富两极分化，稳居世界第一宝座吧？而这样的两极分化，并非市场公平竞争得来，而是权力的不平等竞争所致。
权贵们"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劫掠了绝大部分财富，头上始终悬着两柄利剑：一是反腐败的利剑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二是即使侥幸出逃，面对陌生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他们及其家人也往往变成耳不能听、口不能言、心中无思无想，亲朋无从待见的行尸走肉，彻底变成金钱的奴隶。对于那些"贫贱不能移"的平民百姓而言，头顶同样悬挂两柄利剑：一是生态和法治、道德环境严重败坏之剑，二是通货膨胀积重难返之剑。
如果扣除重复投资和腐败型投资（投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捞取腐败利益，因此不计代价和成本，客观上反而会极大地推动GDP增长），扣除巨额环境成本，扣除货币超发因素，"中国经济奇迹"并不见得如数字描述的那么可观。
第四，99%以上的观察者都没有认识到的是，中国大陆过去三十多年尤其是最近16年来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来源于城市化的"补课效应"。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在1949年以后长达半个世纪时间里被人为活生生阻止甚至在计划强制下逆城市化发展，世界独一无二。当市场的阳光逐渐融化计划的坚冰，长达50年积蓄的城市化发展势能就像三峡大坝蓄水后炸坝一样一泄千里不可遏制。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发生的最大规模、最快速度的城市化历程，由房地产及其带动的上下游60多个行业，就足以支撑起GDP增长的半壁江山。不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这都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必经的过程。所以，中国大陆过去的"高增长"，并非政府有什么神功，更没有什么"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可供复制和借鉴。
四、回归亚当•斯密，到底回归到什么？
林毅夫在文章中写道："在复旦的会上，维迎和我都主张我们在讨论政府的作用时，应该回归到亚当•斯密，但是要回归到什么？维迎主张回归到他所总结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观点，也就是他认为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我则主张回归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在《国富论》的完整的书名上所昭示的《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而要）从深入了解中国自己过去这三十年的成功经验以及未来的机遇和挑战的本质中去总结出来的新思想。"
我想，总结新思想的前提是理性的思维能力和方法。所谓理性，按照迄今为止我所见到并认为的最准确定义——斯宾诺莎定义来看，理性就是根据对全局的正确认识来采取适当的行动。从本人上述分析看，汲汲于GDP增长、汲汲于"效率"的林毅夫先生似乎不知一国之财富为何物，似乎缺乏把握全局的视野与能力，深深陷在"一叶障目"的盲人摸像中无以自拔，能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做个斯密的好学生已属上帝造化，就别再贪天之功，像搞高铁的"爱国投资"一样，搞什么"发现中国经验"之类的"爱国新思想"了。
——东网
说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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