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杨大巍 印象与逻辑 2026年9月1日
9月7日劳工节之后，美国中期选举就进入最后两个月。我们也从今天开始做一个“2026中选系列”，和大家一起看这场选举。既看各州选情和两党的攻防，也聊竞选中的重要议题，以及这些议题背后美国政治正在发生的变化。
两个月不长，值得谈的事情不少。今天先从一个问题开始。到了11月，究竟是经济定义这场选举，还是文化？
1992年，克林顿竞选团队的詹姆斯·卡维尔在竞选总部贴出一句后来成为美国政治经典的话，“It’s the economy, stupid.” 中文大意就是，“关键是经济，笨蛋。”
三十四年过去，这句话仍然影响着人们理解美国选举的方式。经济繁荣，执政党受益；物价上涨、生活困难，选民就会惩罚执政党。
按照这个逻辑，共和党的2026年中期选举前景并不乐观。川普目前的支持率徘徊在40%左右，共和党在国会选举的全国民调中也处于劣势。民主党抓住的则是今年最容易引起共鸣的问题，也就是生活成本。
拜登时期高通胀留下的价格水平，并没有随着政府更替而消失。川普重新执政后，许多人期待物价很快下来，现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再加上伊朗战争和能源市场的波动，中低收入家庭承受的压力并不轻。如果11月最终成为一场关于生活成本的公投，共和党的处境会相当困难。
但用1992年的政治逻辑解释2026年的美国，已经不够了。过去十几年，美国选民的重新组合越来越沿着教育、文化和生活方式展开。移民、犯罪、学校教育、性别、DEI、宗教、家庭、爱国主义，以及美国应该如何理解自己的历史，这些曾经被归入“文化战争”的议题，如今已经进入政治中心。对相当一部分选民而言，它们的重要性并不低于经济。
民主党今天面对的困境，也来自这种变化。
过去二十年，民主党经历了两场同时发生的左转，一场在经济领域，一场在文化领域。克林顿时代的民主党虽然属于中左翼，却基本接受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财政纪律，对福利扩张也相当谨慎。克林顿推动福利改革，还曾宣布“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那一代民主党人的目标，是在市场经济框架内维持一个能够同时吸引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联盟。
今天的民主党已经明显离开了这条路线。全民医保、学生贷款减免、提高最低工资、增加对高收入者和企业的税负，以及更积极的政府干预，许多二三十年前主要属于党内左翼的主张，如今已经进入主流。“民主社会主义”也不再只是一个边缘标签，而成为党内具有实际影响力的政治力量。
过去二十年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每当民主党失去权力、遭遇重大选举挫败，或者发现传统工薪阶层正在流失时，党内都会出现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在经济政策上进一步向左，希望借此把不断流失的工薪阶层，特别是传统蓝领选民重新拉回来。
逻辑并不复杂。既然工薪阶层正在离开民主党，那就给他们一个经济上更有吸引力的民主党。
问题是，这套办法并没有解决民主党的困境。没有大学学历的选民继续向共和党移动，民主党在西班牙裔工薪阶层中的传统优势明显缩小，黑人男性中也出现了类似趋势。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的专业阶层和高收入自由派，越来越成为民主党的重要政治基础。
于是出现了一个悖论。民主党一次次试图用经济左转挽回工薪阶层，结果却是经济政策越来越左，党的选民结构越来越大学化、专业阶层化。
法里德·扎卡利亚最近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他引用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指出，在民主党及倾向民主党的选民中，对“民主社会主义者”持正面看法的，大学毕业生为41%，没有大学学历者只有26%；高收入者中有40%持正面看法，而低收入者只有24%。
按照传统左翼政治的逻辑，这几乎是一个倒置的结果。社会主义、财富再分配和扩大福利，原本应该首先吸引经济处境较弱的群体。今天对这些主张最热情的一部分人，却是大学毕业、收入较高的自由派。而在经济上原本最可能被这些政策吸引的工薪阶层，对“民主社会主义”反而更加警惕。
美国政治中的“阶级”也在发生变化。收入仍然重要，但教育、职业和文化也在重新划分政治阵营。大学教育不只意味着一张文凭，它往往也意味着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生活在哪里，以及如何理解种族、性别、宗教、家庭和国家。
一个纽约的律师和一个俄亥俄的电工，政治上的距离未必取决于谁赚得更多。他们更可能生活在两个越来越不同的文化世界里。
这也解释了民主党过去十多年的另一个问题。它试图通过经济左转争取工薪阶层，却把经济左翼的政策与文化左翼的价值观打包在一起。经济上的再分配，与DEI、身份政治、移民、性别以及教育和文化机构中的进步主义议程，逐渐变成了一整套政治选择。
但很多工薪阶层选民并不这样选择。一个普通劳动者可以希望政府降低医疗成本、改善自己的经济处境，同时要求控制边境、惩罚犯罪，认为大学招生应该看成绩和能力，学校不应该成为意识形态实验场，女子体育也应该保留男女之间的生理界线。
这些立场并不矛盾。一个人完全可以在经济上偏左，在文化上偏右。民主党的麻烦，是把两者捆在了一起，而越来越多的工薪阶层选民并不愿意接受整个套餐。
法里德引用的Pew数据之所以重要，也正在这里。民主党经济左转所产生的政治热情，越来越集中在受过大学教育、收入较高的自由派，而不是它原本希望重新争取的工薪阶层。
民主党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AOC最近谈到所谓的“觉醒文化2.0”时，引用了一句很刺耳的话，“Woke one was crazy”，也就是“第一轮觉醒文化太疯狂了”。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她本人对上一轮觉醒文化作出的完整判决，但民主党左翼开始与第一轮觉醒文化的一些做法拉开距离，已经透露出这种调整。那些在大学、媒体和进步主义组织内部颇有市场的议题，到了全国选举中未必同样受欢迎。
因此，民主党今年的策略很清楚，少谈文化，多谈生活成本。“Affordability”，可负担性，已经成为2026年民主党最重要的政治语言之一。如果这个议题能够一直主导到11月，共和党会非常被动。
共和党的办法则恰恰相反，把选举重新拉回文化。
2026年与2024年最大的不同，是川普本人不在选票上。共和党的考验，是能否让2016年和2024年支持川普的非大学学历选民、传统蓝领和男性选民，在没有川普名字的情况下仍然出来投票。
这也是川普始终没有放下文化牌的原因。美国建国250周年、国旗、军队、赛车、摔跤、宗教、传统家庭、美国历史和爱国主义，看起来互不相干，却共享着一种文化语言。它们讨论的是美国是什么，美国人是谁，这个国家应该珍惜什么。
赛车就是一个例子。汽车、机械、速度、竞争和冒险，与蓝领工人、技工和大量非大学学历男性之间有很强的文化联系。川普进入这些场合，不只是为了媒体曝光，也是在强化一种政治归属。
史密森尼博物馆的争议尤其典型。过去这些年，美国不少文化和教育机构越来越习惯从殖民、奴隶制、种族、性别和压迫的角度解释美国历史。问题不在于这些历史能不能讲，而在于当它们逐渐成为理解美国的主线，历史教育就可能从反思一个国家的过去，走向对这个国家本身的否定。共和党多年来反对的，正是这种历史叙事。
川普要做的正好相反。特别是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他希望把建国理想、英雄人物、科技创新、经济奇迹和美国创造的繁荣重新放回历史叙事的中心。美国的历史当然有过不公和创伤，但这并不是美国历史的全部，更不应该成为定义美国的唯一方式。
所以史密森尼之争，表面上争的是博物馆怎么布展，背后争的是下一代美国人怎样认识自己的国家，是首先看到美国的原罪和羞耻，还是理解这个国家为什么值得珍惜和自豪。
WNBA的争议则把文化冲突带到了体育领域。围绕跨性别运动员、女性定义和女子体育公平性的争论，看起来只是体育问题，背后却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男女之间的生理界线，在公共制度中还要不要保留？
一个关系到美国人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一个关系到社会还要不要坚持一些最基本的传统边界。议题不同，却都说明了为什么文化问题到了2026年仍然具有如此强的政治力量。
共和党需要的并不是让其中某一个议题决定选举，而是让选民开始从价值观和国家方向来理解这场选举。一旦做到这一点，生活成本就不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
这就是2026年两党的基本战略。民主党希望把中期选举变成一场关于生活成本的公投，共和党则希望把它变成一场关于美国方向的选择。
9月7日劳工节之后，中期选举进入最后两个月。共和党在目前的民调中处于不利位置，但两个月足以改变一场选举的议题。
川普过去十年一个很突出的政治能力，就是改变一场选举的议题。2016年如此，2024年也是如此。2026年共和党要做的，仍然是把选举从“生活贵不贵”，转向边境、教育、性别、历史以及美国未来的方向。
卡维尔1992年的名言并没有过时。经济仍然可能决定2026年的中期选举。但三十四年后的美国，经济已经不足以单独解释选民的政治选择。教育、文化和价值观，同样在决定一个人站在哪一边。
2026年的悬念，就在于哪一方能够定义这场选举。
民主党希望2026年仍然验证卡维尔的那句老话。共和党希望改写它。
It’s not the economy, stupid. It’s the culture, stupid.
不是经济。是文化，笨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