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带来的开放思维，国际民主化潮流的涌动，当局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节节败退，底层民众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都在促使民众权利意识不断提升。这种提升的直观表现就是抗争目标的明确化和抗争方式的激烈化。维稳一直是当局工作的重中之重，其支出甚至超过了国防；维稳与抗争已经逐渐成为晚极权时代的主题。
维稳与抗争的矛盾，既是极权和反极权的决斗，也是双方对于资源的争夺。作为定性的观察和判断，维稳的残酷程度和抗争的暴烈程度，也就标示了资源争夺的激烈程度；维稳的动员能力和抗争的参与水平，也就标示了双方资源争夺的即时状况。
如果可以把开放社会当作一个方向，那么从长期看，面对极权的压迫和侵掠，抗争无疑应是趋于激烈的。极权为了延续其有效统治，应对越来越激烈的抗争，就必须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维稳，维稳力量也就在此过程中不断扩张。维持不断扩张的维稳力量，极权不可能仅靠军队、警察的命令方式，以及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共同纲领来实现，必须为其提供利益输送。因为维稳力量的扩张，利益输送必然也是扩张的，所以极权就必须加紧对民间的掠夺，从而使抗争变得更加激烈——这个正反馈一旦形成，就不会停止。
于是也可以推断，不管极权当局怎样通过反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转制、征收房产税等方式，从民间和既得利益者手里集中资源、剥离体制外围负担，都一定会出现一个拐点——利益输送的减少。到了这个拐点，维稳工具就会被极权分级剥离，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更有用的人，以维持既有的维稳效果和利益输送平均水平。一旦利益输送的对象被剥离，或者既有的利益输送平均水平被迫降低，就很难保持过去的维稳效果。此时，维稳力量中处于低职、低级的人员，就有可能出现分裂，从过去的维稳工具变成新的维稳对象。
提升维稳效率，是当局饮鸩止渴的解决之道。当局提升维稳效率的方式，一是挖掘潜力，提升维稳力量的单兵作战能力；二是集中优势资源，应对更加紧迫的问题。为此，当局采取了配枪巡逻和提升重点区域安保水平等措施，在短期无疑是见效的。但是，这一方面意味着，既有的维稳工具已经难以承担维稳的重任，亟需升级；另一方面，这意味着维稳工具个体承担着更大的责任，也就需要当局予以更大的投入。两个方面的压力集中到一起，就迫使当局加速维稳扩张，从而加速维稳工具的分裂。
当然，我们并不能期待或者依赖维稳工具的分裂。抗争是一种自觉的追求，追求的是自由和民主，而不是极权体制内部分配的平均；极权的被迫调整也仅仅作为阶段性策略的考量，而不能作为抗争的最终目标。当有一天，维稳工具成为维稳对象，那只是极权之墓的落成，而漫长艰辛的抗争之路，还远远未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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