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日报图：台湾有关当局查封大陆毒奶粉
路透社图片报道：中国当局要求各地医院免费为孩子进行医疗检查，在四川成都一家医院门前挤满了带孩子的家长
在此种情形下，近日，蒙牛、伊利等109家乳品企业和207家 乳品流通企业联合发布了一个诚信宣言，除了低估消费者的智商，只有搞笑成份。没有法律的参与，没有行业自治，没有传媒的透明报道，各级地方政府深陷诸种企 业的瓜葛之中形成官商勾结，没有真正的监督，要我们相信你们的自律，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以为靠宣言可以忽悠民众利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以为喊口号 就可以治国的政府一样，十足的谵妄愚蠢。这一点上看，倒是可以看出政府与企业何以是一种互生品，政府说自己“伟光正”，企业就来个我们是“信得过企业”； 政府天天喊为人民服务，你们就天天喊自律，这些喊在嘴上的东西，有什么意思，除了政府和企业在忽悠民众利益时的同构外，看不出你们有丝毫改变的迹象。我以 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政府和企业同为忽悠大王。政 府六十年来忽悠民众利益，却以许多冠冕堂皇的语言，来让民众利益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企业也像政府一样黑心，唯利是图，目光短浅，没有理性发展之预期，百年 老店、著名品牌，只有在真正把品质和消费者的权益当回事的企业才能创造出来，而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几乎还没有诞生。他们以为靠他们自己自律，靠他们说自己一 定要诚信的屁话，就可以解决企业的质量问题，让民众相信他们所作所为。在以前信息不发达的时代可以成功，但现在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忽悠了。
二：政府口号治国，企业宣言当家。政 府视中国所有空间都是他们的地盘，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打上他们喜欢忽悠的口号，从“伟光正”的自我表扬，到“一人结扎，全家光荣”，从乡村到城 市，无一不充斥口号这样的“牛皮癣”，他们就靠这样的“牛皮癣”愚弄民众的心智，实现了利益剥夺六十年，破坏了中国人精神健康的环保工作。真可谓什么样的 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政府胡喊口号，企业来瞎搞宣言。以为靠宣言就可以挽救他们行业造假，给民众造成实质性伤害的事实，这种无耻的忽悠真是太有才了。 你们搞忘了去年6月21日 你们才在南京信誓旦旦发表的《乳品企业自律南京宣言》了吗？你们的自律何在？如果民众相信你们，无异于缘木求鱼。没有真正的制度建设，越黑心的企业搞起宣 言来越起劲，越黑心的政府喊起口号来越来电，因为搞宣言和喊口与的成本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投入极低而产出极高，无本生利的行为，谁干起来不电 呢？
三：政府和企业都是自吹自擂的表演艺术家。 三鹿奶粉事件的处理方式，还沿用了旧有的政府急风骤雨的行政干预做法，一方面甩出几个不痛不痒的替罪羊，搞两个象征性辞职，另一方面搞两个对着电视镜头喊 “感谢党”的象征性赔偿，再来两个领导跑马观花的“关怀”，接着把所有媒体扣住，让他们嘴里含着“中宣部”这个封条，没有谁能够发出声，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可以做自我表扬——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民众生命安全——就可以把无耻的坏事翻晒成好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企业也是搞花架子，利用传媒对他们广告的忌 惮，挖空心思来进行所谓攻关，屏蔽和截发于己不利的信息。他们可以花钱在一切可以买通的关口，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媒体从业者，君不见2006年10月18日中宣传部、中组部和新闻协调小组成员陈小力带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八家媒体前往内蒙宣传伊利的盛况吗？这种明目张胆害人的“奶托”还少吗？
四：专制制度之藤上的两颗歪瓜劣枣。 没有真正的竞争和不受制约的权力，政府的不堪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就暂且不说了。而企业与政府的深度勾结，他们把主要功夫都花在与官员的勾结（你看许多企业 引以为荣的领导视察照片，就不难看出这里面的官商勾结）上，如请某官员拿批文，如何打点质检局，拿到国家“免检产品”称号。能拿来这切方便他们蒙骗公众利 益的招牌，再拿出钱买通媒体，进行不实的宣传，就可以从消费者那里套现了，至于我这个品牌的公信力，能蒙就蒙，实在蒙不住了，我就再来发个宣言，来做“检 讨状”，从而进行新一次的忽悠。说到底，中国经济是个官商勾结的二尾子经济。
五：法律缺席使政府和企业为所欲为。 政府帮企业来灭火，不让法律来解决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纠纷，其与民争利，与商业的勾结的嘴脸暴露无遗。企业有政府这颗既有丰盛税收和强大军队罩的大树罩 着，不为所欲都困难。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帮着企业买单（赔偿、治疗等缮后）、用军队（含地方警察）的力量困住民众不敢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这样的保护下，我 们怎能相信企业的一纸宣言？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替企业买了单，到时等风波过后，企业就是会去“看望”一些主要官员了，当然这一切媒体就不去“表扬”了。三鹿 奶粉事件，让法律缺席，不准律师介入，更进一步表明官商勾结到了何种令人发指的地步。像三鹿、蒙牛、伊利这样的企业，应该让消费者去打官司将其彻底罚垮， 才会让他们真正注意产品的质量，如果不经这一层，任何冠冕堂皇的宣言，都只不过一张废纸而已。
六：没有诚实可行可信的危机公关，就没有政府和企业的未来。这 几年来，我们没有少看政府和企业在危机公关面前的丑陋和可笑表演，而诚实可信可行的危机公关方法，少不了法律的公正介入，媒体不受制约的公开报道。如果没 有这些，没有谁相信政府和企业的所谓自律，也没有谁相信他们日趋消亡的公信力。当政府和企业没有公信力的时候，爆发信任危机后，他们没有不受到公众抛弃 的，被唾弃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2008年9月25日8：47分于成都
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要从上次我参加的关于《胡耀邦思想年谱》发布会说起，会上很多老同志回忆了胡耀邦提出的和 平问题、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和反“左”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胡耀邦发起或组织的。因为我是搞战略研究的。我发现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 判断、价值的走向和发展速度，几乎都是由胡耀邦提出来的。因此我在会上说，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后来我写了篇文章，题目为《胡耀邦与改革开放的大 战略》，主要观点是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决策者，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赵紫阳是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这篇文章在博客上一经发表，光接到来自美国的电 话就有四五个，大部分人认可我的观点。关于这个观点有三个新的佐证来支持： 一个是鲍彤回忆是他最早提出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背景是薄一波让鲍为他准备顾问委员会的会议材料，当时薄一波对此文章的初衷是文艺复兴时代需要巨 人，因此想以这个想法来赞扬邓小平的功绩，但是鲍彤考虑再三，觉得邓小平身材较矮，说成巨人怕会有讽刺意味，经过思考，鲍彤提出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 师。薄一波对此很赞同，邓小平听了也很高兴。
第二个例证是许良英先生给胡绩伟先生写的一封信，说《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回忆说改革开放这个提法是胡耀邦最先提出的。为此，我昨天专程去了许良英家，想找到这篇文章，未果。许良英说这篇文章是真实的，他见过，但迄今为止我仍未看到。
第三个例证是胡绩伟先生的《胡耀邦的思想体系》一文。胡绩伟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旗帜。讲了胡耀邦如何在复杂的形势中坚持改革开放的核心思想，尤其在有人提出“四个坚持”后和开展“清除反精神污染”运动中，胡耀邦是如何坚持改革开放的。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值得纪念。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仍需一些新的史料加以论证。我们应该正确的理解改革开放，只有这样才能走一条更正确的道路。 
胡耀邦与中华民族。胡耀邦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最近许良英先生在写《民主论》，说胡耀邦像杰弗逊，和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我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很多科学界的人回忆起胡耀邦时，说他们有很多渠道可以直接找到胡耀邦，和胡耀邦谈自己的问题，并得到解决。另外，20世纪80年 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吻合在一起，胡耀邦的学习能力可以说是惊人的，有相当多的问题胡耀邦都是经过认真思考的。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三卷本的 《爱因斯坦文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像这样的一本很专业的书，胡耀邦竟然认真读过并向干部推荐，希望年轻人读这本书。我听说这个故事后很是感动。总之，胡 耀邦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也是中共的一张牌，为数不多的一张大牌，希望中共能够重视这张牌，用它做新的整合。
附录：胡耀邦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战略
最近，连续两次参加有关胡耀邦的座谈会。尤其是在上次参加的胡耀邦“思想年谱”发布座谈会，会上老同志们回忆说，是胡耀邦第一次提出“世界可能无大战”， 在战争和平问题上，要持和平观；是胡耀邦第一次提出反对“四人帮”的核心是反“左”，在“左”和右的问题上主要是反“左”。这些是我第一次听说，也使我感 到有必要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过程做些分析。因为胡耀邦的这些判断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基点和架构有着内在的关联。
晚年耀邦
由于我是做战略研究和咨询的，对涉及战略的判断十分敏感。而且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回顾这段历史，其中无疑包含着重大的战略判断、价值观和选择。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有足够的理智和空间，来评判政治家们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作为。
我认为，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同样可以用战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如诊断、价值观战略选择。首先，当时的战略重点是做出外部环境的诊断，并以新的 价值观做出正确的选择。可以讲胡耀邦的外部诊断结论是世界以和平为主线，这一战略持续到当代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其次，胡耀邦主持的三次大讨论，实际上是 提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使命。这三次讨论就是思想战线上的反“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生产的目的大讨论。这些讨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战略奠定 了基础，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基本判断和价值观层面的一次重新思考。
由此，我认为，改革开放的核心思想和战略首先是由胡耀邦提出来的。依据这样的判断，我们还可以说胡耀邦有三大业绩：一、平反冤假错案； 二、新技术革命大讨论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三大举措，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在政策与策略层面的展开和深化，使改革开放得以实施并实现其目标。以新技术革命大讨论的结果 为例，其结果就是中国高技术产业蓬勃发展，而且成为改革开放持续数十年的核心领域。
当中国人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听了也很高兴，而事实上不是这样。应该这样说：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决策者，赵 紫阳是改革开放的工程师。这样并不会贬低邓小平。事实上，只有把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决策者，才能给邓小平以更高的地位。胡耀邦是改革开放创意的探路者， 赵紫阳是改革开放深入的执行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搞清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面貌。
——2007年12月7日在胡耀邦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讨论会上的发言
制度宿命错误循环
现代管理学最浅显的道理莫非「信制度不信人」，即是要构建一个透明度高兼富有内部与外部制衡系统的管治机制。因为英勇神武、爱国爱民的领导也会犯大错，之所以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警句。但中共早就否定了多党制、三权分立与舆论监督等「西方式民主」的制衡体制。从毛泽东到胡锦涛都深信治国的唯一良方是栽培一批德才兼备、「有先进性」的干部精英队伍。中共建政后折腾近六十年，既缺乏勇气寻求突破，且为了保住「永久执政党」的美梦，始终跳不出人治的怪圈。
毒奶粉大祸发生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甚么回事，无非各级官员、质检部门与商贾狼狈为奸，瞒天过海。胡温领导层条件反射地成立了危机处理小组，且派了几千名调查与监督大员到河北、内蒙等奶业基地去追究责任。但这些都是贼过兴兵的补镬行动。关键是大陆长期一党专政，既没有反对党，而且立法、司法与新闻等可以有起码监督作用的单位都牢牢掌握在「信得过」的干部手中。制度的宿命导致错误不断循环，顽疾越发加重。
更离谱的是，前几天胡总不得不亲自出来说话的时候，讲的还是百分百党八股！胡把接二连三的食品与工业安全事故归咎于「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胡总的对策是来一次育再育，务求全国干部要「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使全党同志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试问，自五十年代「无法无天」的日子到今天，中共发动了多少次「整党」与思想育运动？结果是个个干部都似乎是父母官，但贪污的金额却几何级数地从几万飙升到亿万！
嫡系官员毋须负责
更遗憾的是，胡温领导层连人治的表面功夫也没有做足。最明显的例子是所谓高官负责制，即「父母官」出了问题就要问责辞职。月初山西省长孟学农因襄汾县溃坝事故而丢官。但种种象显示，河北虽然发生了三鹿牌奶粉的国际丑闻，但省长胡春华因为是共青团派第六代「准核心」，连对媒体作象征式检讨也不用！
再往上推，国务院几位副总理中，胡总嫡系李克强是分管卫生安全的，但毒奶粉事件爆发后，小李除了探访病童外没有对此灾难讲过半句话。胡总假如有包庇亲信之嫌，则他连勒令下属「改造世界观」的资格也会受到质疑！
（原载《苹果日报》）老一辈改革派与毛/泽/东邓/小/平一样，男长女像年纪大了，爷爷就变成老太婆，哆嗦而且�嗦。以自己的理想是普世真理，就以为自己的政治方案为真理，用普世真理为一时的政治方案背书，背书成永垂不朽的，千秋万载都要施行的道路。当人们指出其政治方案的时代局限性时，他们就退回到普世真理，李代桃僵，用普世真理的永久性，来支撑政治方案在当下和未来还要继续实施。
他们并不是以理性的方式，而是以权威的方式，来论证其政治方案。也就是他们相信这些，并且要迫使年轻人相信，动用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崇拜和敬畏。
老一辈就像从沙漠的死亡边缘爬出来，每进一步都多脱离了死亡一步，每一步都是一首赞美诗歌。这是基于死亡焦虑和恐惧的。当基本脱离死亡的时候，老一辈就大声赞美，相当自由了。
年轻一辈要的是为什么，而不是应该什么。那么老一辈所经历的历史，足以让其把他们嘴上的宣传的东西，深入骨肉，而年轻一辈则不然，他们的骨肉与老一辈不一样，没有受到污染。所以要想年轻一辈的相信老一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年轻一辈为什么要相信。如果无法提供一种理性而详细的解释，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政改，那么老一辈自己自娱自乐去。
老一辈的政治方案，或许是当时最不坏的选择，现实的选择。最不坏的，并不是唯一的。二者并须区分开来，区分开来其他选择，就有可能作为替补，在最不坏的选择已经成最坏的，或者很坏的时候，或者相当坏不能容忍的时候，就可以替补。
当把最不坏的，谱写成赞美诗歌，成为唯一美好的，非此不可的，那么当社会形势发生重大变更时，当时最不坏的，就因为惯性，就成为负面的。政治方案，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作为基础。如果社会经济条件产生了重大变更，那么这个最不坏的，有可能最坏的。
到了如今，改革原初方案作为公案，必须重新开庭审理裁断。到了用政治科学或政治哲学来，从根本处、源头处，重新审视改革原初目标和原初设计的不可行性。
很显然，老一辈的改/革政/治方案，对于民间底层来说，已经不可接受。处于严重的利益对立和政治对立。问题的焦点不在于现在底层左派说了什么，如何说，借用了什么左派思想资源，而在于为什么他们如此。原因很简单，他们是改革的受害者。
底层左派不管是用口水，用拳头，还是用毛主义，甚至嚷嚷要专制，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于他们为什么。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些民粹主义情绪，也就消失了。不重视真问题，而纠缠于假主义，并且动用话语优势和道德拳棒打人，只会加剧矛盾，而不是社会治理的出路。我们必须真诚的理解民众，同情体贴移情地理解，换位思考。
所以不是给民间的焦虑怨气，打成民粹主义就能解决问题，而必须把他们纳入一种理性的政治表达之中，扭转民间的话语劣势。不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好。这样的政治诉求，必须让老一辈的政治方案严重缩水，让其话语市场份额缩小，只是针对上层，而不要针对民众或者没有官方资源的知识分子说话。让老一辈写内参去，别在报纸和公开场合发言，一张嘴就知道要说什么，民众或者没有官方资源的知识分子都知道，对这些人说了有啥用？
大部分人受害,一小撮受益，延续了一二十年，而且还看不出来有大规模改善的局面。这时候，让民众有吃饱饭，并不足以论证改革的正当性。当讨论民众是否收益，是否满意，至少要按照改革意识形态当初所宣布的标准。都三十年了，仅仅比穷困时代好一些，这是什么天方夜谭？况且民众吃饱饭，还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一通货膨胀就歇。暂时不稳定还先不说，请问一下，是用民众多大代价换来：妻女卖淫，儿子包身工。
民众期待的是要大大好于文革，好于过去。改革的收益或者受害，其标准并不是过去的贫困底线，而是在改革契约中预设的，也就是改革时代的信赖利益，应得的。
我9月16日撰写的《毒奶粉－胡春华－李克强》（载2008年9月17日美国《新世纪（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和2008年9月19日美国《新世纪新闻网（newcenturynews.com）》）指出：9月14日共青团帮派分子、山西省长孟学农由于尾矿库溃坝被迫辞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避免另一个共青团帮派分子、河北省长胡春华由于“毒奶粉事件”被追究行政责任。因为对共青团帮派来说，45岁的胡春华比59岁的孟学农更重要、更有“前途”。这是胡锦涛、李克强的帮派政治“技巧”。
今天，胡锦涛、李克强再次表演这种帮派政治“技巧”。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正部长级）李长江，因“毒奶粉事件”被迫辞职。
李长江也是“团干部”，曾任团中央所属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让一个“青少年问题专家”主管13亿人口的中国的质量监督，可见胡锦涛滥用团干部之一斑。李长江的确没有监督“毒奶粉”，几万名比青少年更年轻的婴幼儿中毒致病（百分之八十不超过两岁），其中一万三千人住院，四人死亡。
然而，李长江辞职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他今年64岁，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正部长级官员65岁退休。李长江的辞职不过是提前一年离开质检总局局长办公室罢了。
但是，李长江的辞职有重要的帮派政治意义：让一个64岁的本来就没有政治前途的正部长级共青团帮派分子承担“毒奶粉事件”的行政责任，有助于继续保护45岁的“大有政治前途”的正省长级共青团帮派分子胡春华不被追究“毒奶粉事件”的行政责任。正部长级与正省长级相同，用正部长级的李长江辞职换取正省长级的胡春华逃避辞职。
胡 锦涛、李克强没有什么大才干，他们的帮派政治“技巧”只相当于中国象棋的初级水平。中国象棋的初级战术中有一种叫“舍卒保车”。孟学农辞职、李长江辞职都 是“舍卒保车”。孟学农在团系统仅仅担任过北京团市委副书记（副局长级），李长江在团系统仅仅担任过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正局长级），他们只是共青团 帮派的“卒”。
谁是共青团帮派的“车”呢？
中国象棋一方有两个“车”。共青团帮派也有两个“车”： 一个是前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另一个也是前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现任中共中央委员、河北省长胡春 华。尽管李克强在中共“十七大”失去了“接班人”前景，但是胡锦涛千方百计要保障他成为“第五代领导人的总理”。胡春华则是胡锦涛梦想中的“第六代领导人 的首领”。
“毒奶粉”向全国扩散的最大发源地和最重灾区正是河北省。完全应该追究河北省长胡春华在延误处置“毒奶粉事件”方面的行政责任。
全国卫生工作和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分管人正是李克强，“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的主管人也是李克强，中国政府处置“毒奶粉事件”的主要负责人还是李克强。完全应该追究李克强拖延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的行政责任，完全应该追究李克强在延迟将“毒奶粉事件”通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方面的行政责任。
如果追究了这两个“车”的行政责任，将是对整个共青团帮派的巨大政治压力。所以，胡锦涛宁可舍去两个正省长级和正部长级的“卒”，也要竭力保住胡春华和李克强。
从9月14日到9月22日的9天 里，两个正省长级和正部长级的共青团帮派分子因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相继被迫辞职。这表现了“十七大”后胡锦涛的政治权力开始衰退。孟学农、李长江的辞职，是 向把持党政高级职位、抢占党政高级职位、觊觎党政高级职位的大批共青团帮派分子发出的政治警报：在党内和党外的压力下，在高层和低层的压力下，在国内和国 际的压力下，胡锦涛已经无力保护太多的帮派成员了。
共青团帮派是保守、无能、劣质的。人们从孟学农、李长江、胡春华、李克强、胡锦涛的所作所为里，可以知道什么是保守、无能、劣质。
我发表在今年7月 号香港《开放》杂志的《中国的政权基础日益狭窄》强调：在中共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几个偶然升迁的共青团小人物垄断政治权位的奇迹；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从 来没有过几个不见经传的共青团小人物把政治垄断“代代相传”的奇迹。如果有迷妄者企图创造如此荒唐的奇迹，他或者他们必定落败。
这可以借用为本文的结束语。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毒奶害死婴幼儿，给中国奶业声誉带来空前灾难，给中国大佬脸上抹了黑，给 Made in China 抹了黑，给中国人抹了黑。中国上、中、下，老、中、青，全让毒奶给得罪光了，这是天大的罪过，不严惩说不过去。依据法律，这样的企业应该灭掉。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 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五十条规定：“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 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三鹿等毒奶被吊销营业执照是必然的。但近几天来的新动向，社会上下尤其是政府根本就没这个意思。只想问一句：掺毒这样的违法行为，情节不可 谓不严重，这些毒奶企业是否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有关人员及企业承担刑事责任之后，对它们的相关行政处罚就可以豁免呢？
中国不缺制奶企业，毒奶们被吊销执照，正好重新洗牌。
但我担心：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党疼国爱的联合治奶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随着对毒奶事件关注度的降低，那些毒奶企业将一如照旧，在当地重新焕发牛逼的光芒，只不过一时不敢再掺毒药罢了；而吊销它们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将无人再会提起。先把话撩这儿。
后记：截至目前为止，光北京就检测出“结石宝宝”1008例（2008年9月21日《新京报》A03版）。全国有多少？最好卫生部仿照奥运会比赛来个“奖牌榜”，让各省比赛一下，看谁得第一。
附：郑局长如是说……
我是郑筱萸，原任国家药监局局长。去年，我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玩忽职 守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我的罪行之一是玩忽职守罪。我是怎么玩忽职守的呢？大家不妨看 看后附的一审判决书中的认定。
我在阴间沉寂一年已被人们渐渐遗忘。最近我在北京东岳庙推堪司听说，在奥运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政府发现三鹿等毒奶企业往奶里掺毒，弄死很多孩子；其手段残忍至极，令人发指；还听说，这些掺毒企业好些都披着国家产品免检的外衣。
国家产品免检是怎么回事？我在中央国家机关这么些年，了解一些，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所谓国家产品免检，就是国务院突破当时的《产品质量法》（1993 年实施、2000年曾修订）的规定而在法外创设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具体体现在国务院1999年12月公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 问题的决定》的第十六条里。第十六条规定，“对产品质量长期稳定、市场占有率高、企业标准达到或严于国家有关标准的，以及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 术监督部门连续三次以上抽查合格的产品，可确定为免检产品。列为免检产品的目录由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确定，定期向社会公告，并使用免检标志，其产品 在一定时间内免于各地区、各部门各种形式的检查。免检产品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即取消其免检资格，并依法从严处罚。”根据这条规定，国家质监局于2000年 3月发布、实施了《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该办法在2001年曾进行修订，但在毒奶粉事件爆出后，国家质检局已废了这个《办法》。
大家想想，免检制度对消费者而言，是存在这样的制度安全、还是没有这样的制度安全？傻子都会知道。毫无疑问，这一制度的确立与实施，降低了产品质量瑕疵被 发现、被查处的概率，但却由此大大增加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遭受创伤的概率。而这一制度，竟然是国务院大胆僭越现行法律制度违法创设的，由国务院的直属机构 国家质检局“依法”实施的。我当药监局局长的时候再怎么玩忽职守，可也从未敢对药品实施免检呀，连这念想都没有。
废话少说，还是回过头来看看对我的判决吧。诸位看完，请对比一下：毒奶和毒药，那个更厉害？毒药有病才会去吃，而毒奶却是人人、天天都可能喝！对比完了再 请各位扪“乳”自问一下：药品监管失控，我承担了刑事责任；今日之食品监管失控，该由谁来承担刑事责任呢？波及面这么大，毒害时间这么长，影响这么坏，恐 怕不是几个小小的市长、局长就能承担得了的吧。
声明一下儿：我在任时，药监局只管药、不管食品；管食品，是今年人大后才新增的职能。现在食品出了大事，屎盆子无论如何都不应扣我头上。
附：北京市一中院（2007）一中刑初字第1599号判决书（郑筱萸一审判决书中对“玩忽职守罪”部分的事实认定）
“……
“二、玩忽职守事实
“2000年10月，国家药监局发布了23号局令，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药品的包装，标签、说明书，2001年12月1日，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实施， 为规范市场，统一标准，保证用药安全，取消了药品的地方标准。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遂向郑筱萸请示，拟将统一药品的包装，标签，说明书与专项工作结合起来 进行。郑筱萸作为长期从事国家药品监管工作的主要领导，明知专项工作涉及对全国范围内药品标准的审查，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关系密切、关乎民生和社会稳定及 政府管理能力，应当将专项工作列为国家药监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应当预见一旦专项工作处置失当将会造成严重后果，但其却将这一重要工作当作该局注册司的一项 常规工作来对待，严重违反国家药监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规则(试行)》中关于“国家药监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须经局党组会议，局务会议研究讨论决 定”， “工作中的重要情况或重大问题，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对重要工作和重大问题，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和充分尊重有关部门和地方意见的基 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经国务院批准后部署实施，并加强监督检查”的规定，没有向国务院请示，没有召开局党组会议、局务会议研究，没有调研，没 有听取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意见，草率签发了187号文件，启动了专项工作，并将这一全局性的重要工作交由注册司一个部门来承担，仅指定一名副司长担任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负责此项工作，具体成员太多临时抽调，更换频繁。
“由于郑筱萸忽视专项工作的重要性，没有核算工作量，部署不周，致使投入的人员严重不足，无法在既定时间内完成工作。被告人郑筱萸本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及时向国务院汇报情况，与局领导班子研究应对措施，但其却不正确履行职责，擅自同意并签发了注册司上报的582号文件。该文件将187号文件中规定的 “专项小组对上报材料进行汇总与复核”改为“企业申报时可以提供的有关材料可为复印件，由省级药监部门重点审核其原生产批件和原始档案，专项小组仅对上报 的资料进行形式审核，并对原始档案进行抽查核对”，削弱了国家药监局的监管力度，由此降低了对药品的审核标准，致使大量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药品通过原始资料 造假等方式获得了批准文号。
“在专项工作中发现了一批原违规审批的药品文号，依法应予撤销，注册司在专项工作后期针对这批药品向郑筱萸书面 请示，提出拟以相关企业是否已经通过或正在申请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为标准，决定是否同意换发文号。郑筱萸明知该意见违反有关行政法规，却签批同 意，致使大量依法应予撤销的药品获得了批准文号，得以继续生产、销售和使用。
“被告人郑筱萸的上述行为严重削弱了国家对药品的监管，使国家药监局对药品市场的管理、监督流于形式，致使大量 不应换发文号或应予撤销批准文号的药品获得了文号，为药品生产中的造假提供了可乘之机。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6年对少部分药品生产企业进行抽 查，即发现有大量已被批准换发的药品文号系以造假获得，文号被注销，6种药品被确认为假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消除隐患，于2006年9月起对已经 换发的药品批准文号进行全面清理，为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郑筱萸上述玩忽职守行为，导致国家药品管理失序，增大了人民群众的用药风险，损害了国家机 关依法行政的形象，致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作者博客）
我不想再忍了，我所知道的奶业内幕！
我所学的专业是乳品工艺，刚毕业曾在某国内老大级乳业集团工作。职位--收奶员。
这几天的三鹿事件，沸沸扬扬。其实在我看来，没什么奇怪的，事情总是要被揭穿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以及是哪一家企业成为那个撞上枪口的倒霉蛋。三聚氰胺----冰山的一角。也许这个事件就要告下一个段落，也许仅仅是个序幕的开始......
离职的员工到处去说原来公司的"坏话"，这个员工一定个没有道德的人。曾经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最近我的想法变了，一个知道内情而不去告诉别人，眼看着别人吃亏上当的人，那才是个彻底道德败坏的人。
离职后，我没喝过一滴奶！
我先讲一下，收奶的过程。奶农的牛奶由当地附近村镇的奶站化验收集，按品质高低，分等级付给奶农钱。品质的指标不外乎PH 值，蛋白质，干物质这几项。然后由奶站（当然了奶站是私人老板的）用罐装车混装后运到工厂，然后由工厂取样化验，测算指标同样按品质高低，分等级付给奶站钱。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出来，想没想到这种操作模式会出现什么问题？有人说了，不是"天然牧场""工业化收集吗"？有，的确有。但是我只能说：兄弟，你很傻，很天真！
奶农想多赚钱怎么办呢？简单啊，掺水啊。那掺水指标降低就卖不上好价了怎么办？简单啊掺****啊。 奶站想多赚钱怎么办呢？简单啊......。奶站的奶是从各个散户收来混装到罐车的，有一家的突然变质了，怎么办啊，全车都倒了吗？几十吨一罐的奶，蛋白质低了怎么办？干物质低了怎么办？PH值低了怎么办？有的牛病了打过抗生素怎么办？有的牛催奶打激素怎么办？
话说回来了，奶农那点小计量能瞒奶站吗？奶站那点小九九能瞒工厂吗？如果我说，奶站不知情，工厂不知情。都是"不法奶农"干的坏事，全国人民要把矛头指向他们批判。那我可就真的，很傻，很天真。
我们从来不拒收奶，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东西 是要充分利用的，这样才能取得最大的价值，获得最大的利润。我们分罐储藏。最好的奶，供到车间做酸奶（发酵型酸奶或搅拌型酸奶），因为不是好奶做不出来。 其次，做纯牛奶，高钙奶之类的。再差的奶做花色奶即花生奶，早餐奶等。还有那些发酸的奶怎么办呢，当然不能倒了，做酸性乳饮料，就是广告狂哄乱炸的，女人 小孩都喝的***。这是本公司最大的利润所在，一盒奶的成本，还没有哪个包装盒值钱。还有那种臭的熏人的奶怎么办呢，简单，做冰激凌味道最好。还有那些又臭成粘稠状的怎么办呢，做奶粉。当然这叫工业粉，它有它的用途，不是装袋子就上市场的。
我们 有全球最大最先进的立体式仓库，媒体都赞扬过，可是你就没想想这快速消费品，生产出来就要卖的，搞那么大仓库什么用？酸性乳饮料越存放味道越好。那有人问 了，生产日期怎么办？简单啊，提前打一个月，你也许不信吧，因为在你心中那是小黑工厂做的事。那又有人问了，市场上卖的岂不是过期奶？我就这么告诉你吧， 你手中那盒奶就是过期一周了，你喝也没问题。因为你所买的奶是UHT超高温灭菌液态奶。
关于UHT超高温灭乳到底有没有营养，我不想再说了，因为这个涉及到某人在某年为中国提出的一个口号，我们正向这个口号迈进，别管你喝的是什么奶，反正是牛奶。
有个广告，中国某企业已经是这种超高温灭菌乳全球产销量第一，难道是那些乳业发达国家真的比不上我们了吗？其实是人家不生产这种乳品了。这笑话有点冷是吧。
那有人说了，我们以后喝高端奶吧，广告都说想过有品位的生活就喝那种奶。是啊，那奶是贵啊，贵的东西就好啊，那奶蛋白质高啊，高，实在是高，这一点澳大利亚人都服我们啊。
我就不相信地球上的奶牛能挤出那么高蛋白质的奶......
此言一出，某些专家就会来"辟谣"又得列出一套数据理论，来"引导"大家。
是啊，我嘴没人家的大，钱更没人家拿的多......
还有很多关键的还是不说为好，知道了对大家谁都不好。生活是美好的。
真实案例看三鹿奶粉背后的KB的行业潜规则
目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三鹿奶粉事件，作为一个可能的知情者和懂点化学的人，我也来谈谈我的观点：
1、 媒体也好，厂家也好，国家质量监督也好，还是在忽悠大家，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三聚氰氨根本不可能直接加入牛奶中，三聚氰氨的市场售价并不低，奶农不可 能不计成本，比较麻烦；那为什么媒体，厂家，国家质量监督要异口同声的说是不法之徒加入了三聚氰氨，其实就是为了掩盖一个更可怕的问题，那就是加入的其他 毒性更大的东西，说穿了就是尿素，尿素作为一种便宜的农家化肥，真是经济实惠的"好添加剂"。
2、为什么要加尿素，因为各乳品公司收购鲜奶，测试的标准主要是奶的蛋白质含量，说穿了就是氮的含量，尿素作为一种最普遍的氮肥，由于它独特的分子结构，记得好象是两个氮分子配个什么我忘了，氮的含量当然高了，混入奶中，提高氮浓度，价格自然也卖得高了；
3、尿素怎么转化为三聚氰氨的，很简单，奶粉的生产过程就是将鲜奶放在封闭的环境高温环境下，然后采取喷雾的方式直接转化成粉状就成了奶粉，而尿素在高温下会产生变化，生成三聚氰氨，OK，有毒的奶粉就这样生成了。
最后，我再谈谈我怎么知道这些内幕的，前几年，是01年还是02年，我记不太清楚了，在办理一件带B社 会性质的案件时，他们主要罪状之一就是把持我市某区的牛奶收购市场，长期以次冲好，我们在办案中就了解到，他们在牛奶中加入尿素、少量食用油，然后加大量 水（良心好的加自来水，不好的就直接加池塘或者田里的水），最后用专用的搅拌机进行搅拌，一批蛋白质浓度高的鲜奶诞生了，但最后几个犯罪分子都翻供，说他 们这种做法是普遍的，并不是他们发明的，后来我们专门去天友了解，确实如此，他们对牛奶收购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根本没有比较有效的检测措施或者是因为收购站 点太多，没有精力和金钱来负担这么大的检测开销，所以对广大奶农的行为基本采取的是默认，奶农收购牛奶，就普遍存在次类现象，所以三鹿事件的发生就是必然 的，而且这次三鹿出了事，全国其他所有奶制品企业都保持沉默，没有一家跳出来指责，什么原因大家看了我说的牛奶，你们敢喝吗？
（朱学渊供稿）
二：河南漯河裴城镇规定农户收玉米要办砍伐证。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80917/15091921.html。 这个政府为恶起来，他是万能的，但为民众做起实事来，他却是百般无能的。政府中的不少官员，他们总是在乱作为和不作为之间进行非此即彼地选择，拿了纳税人 的钱，为民众干正经事，在他们是一种十分难得的例外。你要制止民众乱烧秸杆和玉米杆，也不该用这种为政府捞钱的限制办法，这种办法除了徒增民怨外，不会使 烧秸杆和玉米杆的事有实质性的减少。怎么帮助民众合理而环保地利用玉米杆等农作物的废弃物，应该通过农业科技来有效有益而合理地解决。像这样的荒唐的证只 有荒唐无耻的政府才能干出来，这样的证一泛滥起来，保不准哪天在结婚证之外再来个做爱证，好让他们从中渔利。
三：中国施压在华外企要接纳官方工会。https://69.119.119.88/do/zaak/cjviNt9Le0h/xzAYN3N/w2008-09-15-voa52.cfm。 中国自四九年后就没有独立的工会，官方工会只是官方利益和产方利益的维护者，不是工人利益维护者。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之下的各级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打压 工人利益，帮助官员维护所谓的稳定而侵夺工人利益的帮凶。没有独立的工会与资方合理合法地谈判博弈，也是如今工厂里的群体事件增加的原因。我当然主张外资 企业应该允许建立工会，但是允许建立其独立的工会而非只是样品式的官方工会。应该一视同仁，除了外资，国内企业也应该有工人自己独立的工会，而不是让官方 工会来“代表”自己而打压自己的利益。官方工会在许多时候，只是工人身上的紧箍咒，一根勒紧脖子的巨绳。工人要争取自己的切实利益，应该让官方工会逐步淘 汰，而让工人逐步建立自己的组织，否则各种群体事件会越来越多。换言之，要维持企业的发展和工厂生产的繁荣，劳资两方通过合理合法的博弈来维持二者的良性 运转和平衡，才是解决企业生存和维护工人利益的双赢办法。
四：北京市教委称目前不会取消三好生评选。http://news.sina.com.cn/c/2008-09-16/005016294583.shtml。 中国教育的畸形是多方面，不论是为洗脑为统一思想之统一教材，死板的只会对官员负责的教育目标管理制度，呆板的结论性评价体系，将人培养成听话机器培养成 奴隶的国家主义教育目的观，还是把学校分为国重、省重、市重与普通中学而制造的教育不公，以及在学校分快慢班，将学生分为后进生、差生、优秀生这样的做 法，都是与人性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的。三好生的评选制度里面的猫腻，直接与升学等保送制度挂钩在一起，使得其间充溢着钱权交换，这样的评选制度与招生制度 的黑洞和腐败紧密相联。再者，让学生从小就觉得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削弱其平等意识，歧视所谓的差生和后进生，这种公然的歧视在学校蔓延，使得学生的创造 力、平等意识都大为减弱，对于培养一个适应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十分不利。因此我赞同并支持顾明远先生主张取消中国教育中的三好生评选制度。
五：袁隆平称国家现有粮食补贴政策并不合理。http://news.sina.com.cn/c/2008-09-16/142916299149.shtml。虽然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解决所有人的温饱问题，但有不少人已经没有了饥饿的记忆，加之官方对1959至1961三 年大人祸饿死的几千万人刻意隐瞒，造成了现今许多人特别是官员们对粮食安全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诚如袁隆平先生所说，现在给农民种粮的补贴太少，其外出务工 的收益远在种粮之上，不按实质产量与质量来搞新的平均主义补贴，无法刺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而与之相比石油的补贴却是相当的多，这完全是劫贫济富的政策。 另一方面，袁先生说要打击粮食走私，这是对的，但问题真正要让粮食走私没有市场，真正要让农民种粮得到实惠，应该放开粮食市场，让市场来解决粮价的涨跌。 不论是政府还是哪一级机构都没有全面平衡粮价的能力，只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能解决粮食紧缺及其走私问题。
六：孟学农再辞职引发遭问责官员复出不透明讨论。http://news.sina.com.cn/c/2008-09-17/154816306439.shtml。 道歉、辞职、问责甚至对直接官员的刑拘，都应该有良性的制度和独立公正的司法来解决。否则官员所负责的部门无论出多大的问题，都尸位素餐，或者只是调换个 部门，或者是先让其赋闲，等一段时机再让其不声不响地在另一个地方但任官职，这样的事在中国绝不鲜见。本来官员辞职在中国都很少见，二度辞职就更为少见。 但我们要问的是，中国官员的辞职为什么非常少见？那就是他非民选。而二度辞职除了该辞职外，这里面也正好反应中国的官场已经成为一个怪胎。像孟学农这样在 北京市长一职上因处理萨斯不力而辞职者，后来又不声不响地担上了山西省省长，现在辞职了，将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又不声不响在某个部级领导上做工作，也是有 可能的。这样的辞职只是演戏作秀，最重要的是辞职与上台，都应该经过合理合法的程序来解决，权力应该受制于民，权利应还给民众，而不是最高领导人的心血来 潮。
七：祝咏兰主任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http://hi.baidu.com/%C3%C6%C9%F9%B7%A2%B4%F3%B2%C6/blog/item/20853c4e715b3fccd1c86abe.html。 这是典型的皇权意识在当今中国最高当局干部管理机制中的体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贡品，特别好吃又安全的东西总是不惜一切代价满足皇帝和各级官员，因此各地 都有各种不同食品的供品，供品层出不穷，品种繁多，乃至冬春之际的豌豆苗也不例外。在民众的食品安全根本就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中央国家机关公然用胡花纳税 人的钱，为领导干部搞特殊消费，使得纳税人的钱用在不该用的地方。同时也间接证明中国食品安全是非常成问题的，政府也并没有诚意、没有能力来解决民众的食 品安全问题。既不能保证民众食品安全，那么就先保护少数领导的食品安全，就给他们搞特供。好而安全的东西让领导先吃，这和十几年前烧死288名师生的克拉玛依大火中“让领导先走”的无耻口号，真可谓异曲而同工啊！
2008年9月22日8：48分于成都
路透社图片报道：9月18日，甘肃兰州，家长抱着孩子在医院内等待接受肾脏检查。国家质检总局当日公布全国液态奶三聚氰胺专项检查结果，其中蒙牛、伊利、光明共24批次液态奶检出含有三聚氰胺。REUTERS/Stringer 老朋友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批评：9月20日，李克强前往河北省定兴县医院和该县一农户家，探视因食用毒奶粉而中毒的婴幼儿。
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
1，毒奶粉致病婴幼儿不是主要集中在县，而是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仅河北省中毒婴幼儿即在五千人以上，蜂拥省会石家庄和邻近的首都北京求治。其它地方的中毒婴幼儿也蜂拥中心城市求治。刻意选择案例不多的小县探视中毒婴幼儿，是害怕广大中毒婴幼儿家长的谴责。
李克强需要到大城市的大医院看望大量存在的中毒婴幼儿，听取家长对“毒奶粉事件”的申诉 。
2，李克强前往的那家农户，一岁多的中毒女儿已“治愈出院”。事实上，还有众多中毒婴幼儿远未“治愈出院”。刻意挑选“治愈出院”的婴幼儿，意在降低“毒奶粉事件”的严重性。
李克强需要到严重中毒的尚未“治愈出院”的婴幼儿家庭，慰问其家长。
3，迄今已有4名中毒婴幼儿死亡，他们的家庭最需要探望。李克强回避探望中毒死亡婴幼儿的家庭，足见他象征性地前往不具代表性的小县和不具代表性的家庭，是为了继续掩饰政府在“毒奶粉事件”中的过错。
李克强必须面对“毒奶粉事件”的要害。
1，此次“毒奶粉事件”，是中共执政59年来受害人最多、波及地区最广、情节最恶劣、公众反应最强烈、国际社会最关注的特大食品安全事故。鉴于中国实施每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政策长达30年以上，中毒婴幼儿多是独生子女，“毒奶粉事件”的危害性更为突出，对患儿家庭的打击更为沉重。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公正、全面、有力地处置“毒奶粉事件”。
2，李克强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政府处置“毒奶粉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建议，责成对“毒奶粉事件”负有行政责任的中共中央委员胡春华辞去河北省长职务。
李克强至今仍然袒护胡春华是不能允许的。
3，李克强作为“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的主管人，需要对从9月8日（新西兰政府通知中国政府毒奶粉问题）到9月13日延误启动该机制，承担行政责任；需要对将该机制的启动不合适地置于各级政府机关无法正常运转的中秋节假期（9月13日至9月15日），承担行政责任；
李克强作为中国卫生工作和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主管人，需要对迟至9月11日才将“毒奶粉事件”通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承担行政责任。
4，中共中央政治局、国 务院常务会议，应分别讨论、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如何承担“毒奶粉事件”的行政责任，包括回顾和重新审查李克强在河南省长、河 南省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任内，该两省多次发生死亡数百人数十人的特大安全事故，李克强从未承担过任何责任。
对李克强的问责要让国内人民满意，要让国际社会信服。
5，今年3月17日，李克强就任常务副总理的当天，我即撰写《李克强不是恰当的副总理总理》（载2008年3月18日美国《新世纪（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和2008年3月18日美国《新世纪新闻网（newcenturynews.com）》）。
此次“毒奶粉事件”表明，李克强担任常务副总理是不称职的。
如果按“原定安排”，2013年3月由李克强出任总理，将不利于国家良治，削弱政府的公众支持度，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今年8月25日，我发表《奥运会后的中国政治》（载2008年8月25日美国《新世纪（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和2008年8月26日美国《新世纪新闻网（newcenturynews.com）》），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存在比李克强行政能力更强、经济工作经验更丰富、政治履历更完整的总理人选，这样的总理人选已被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后排斥到重庆任市委书记。
今天我还要指出：中共之外同样存在比李克强更恰当的总理人选。
在国家主席由中共领导人担任的前提下，选择中共之外的具备民族立场、懂得国家治理、拥有世界眼光的总理人选，可以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重大举措，可以成为未来中国真正上升世界强国的重大动力，可以成为未来中国合理担负国际责任的重大保障。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