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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瓦才仁 |
編者按：達瓦才仁是當代自由西藏傑出的理論宣傳人才，深受漢文化影響，三十歲經拉薩、尼泊爾逃亡印度，加入西藏流亡政府，二○○八年任達賴喇嘛駐台灣代表。這篇自傳生動描述他一九九二年告別家鄉逃亡印度的心路歷程。
二○一二年，來台灣工作滿四年後，我與父親開始海峽兩岸週末熱線對談。父親常以佛法教誨，直指我的政治作為是因為瞋心仇恨。父親常說眾生如母，作母親的捨不得自己的孩子，總想呵護照顧孩子，而每一個眾生，都曾當過我的母親，佛教徒應該悲憫眾生之愚痴，所以希望眾生要學習佛法，走上成佛解脫之道。父親也說，西藏人與中國人共業，所以才有今天的處境。
西藏的一切都是為了宗教，政治手段也是為了服務宗教，求取西藏作為培育佛教的土壤。父親是典型的西藏老人，因中國入侵西藏被迫還俗。如果父親沒有還俗，也不會有我這個人，從事西藏政治工作。
中文教育歷史政治的影響
我離開家鄉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作為一個西藏人，我從小就感受到藏人的社會地位之低下，很多人講五十年代戰爭中的經歷，深深地影響了我，形成幾十年來中共在西藏的壓迫和屠殺。
更主要的是，因為我接受過中文教育，很喜歡看各種各樣的書，包括共產黨和中國歷史上的愛國故事，在感受「飢餐胡虜肉，渴飲匈奴血」之激情，或「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之激昂的同時，很自然地會想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發現很可能就是那些被吃、被飲或被逐的對象，由此發現「中華」與我的身分間的距離。另外，一些介紹亞非拉殖民地的人民怎樣為民族自由和解放而鬥爭的故事，也給我啟發。
那個時代，每年春節跳舞是我們最盛大、也幾乎是唯一的娛樂，每一個青年和小孩都可以參加，但正式演出時，要經過挑選，好幾年我都在被淘汰之列。最後有一年，我被宣布可以參加表演，卻為沒有跳舞必需的長袖子藏裝而發愁，當時整個結古鎮只有兩個民（族）貿（易）公司，我們半夜叫醒一位藏人售貨員，賣了幾尺紅色和白色的絲綢，才連夜縫出跳舞的衣服。
我們生產隊跳舞最好的是一個叫窩瓦的男領隊，他長得很英俊，另一個有名的是女舞蹈領隊丹正卓瑪，他們每次跳舞可以在肩上披哈達，被我們看作電影明星一般。記得有一次，我把海地革命的故事講給他們聽，說到革命領袖被殖民者誘捕殺害的卑鄙行為時，窩瓦卻說，「五八年我們這裡也一樣，那些部落酋長和喇嘛也是這樣被解放軍抓去的，都一樣。」這大概是我生平第一次聽到有人把中國解放軍和殖民侵略者相提並論。
窩瓦除了英俊和跳舞一流而外，是一個嗜酒如命的人，因此，他說一些過頭的話不會被在意或計較，否則，他說這樣的話肯定不能免除吃牢飯的下場。類似這樣點點滴滴的影響，應該是我後來離開家鄉的基礎。
九二年春節青年朋友難忘的聚會
如果說離家的近因，有兩個，一個是我有一個朋友，在中共玉樹州衛生局計畫生育辦公室上班，他的辦公室有中共的內部報紙《參考消息》，有一次刊登了有關西藏的一篇報導，說境外流亡的西藏青年黨要組織「康巴勇士團」回西藏展開游擊戰爭。這個消息觸動了我，覺得有一種終於動手了的感覺。那時候，我還是非常相信毛澤東的「槍桿子出政權」，認為西藏要自由獨立，就必須、也只能通過血腥的戰爭才能得到。因此我多次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孫子兵法》等書，雖然其中內容，今天幾乎都已忘記。也可能年輕，並沒有真正看懂。只是覺得自己已經學了兵法，如果能夠加入游擊隊，應該可以一展身手，並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像《基督山復仇記》一樣，為五八年死難的同胞報仇。而且我也是康巴人，青年黨應該會收錄我。我還看過很多中共有關游擊戰的書籍，因此對戰爭、對游擊戰那種充滿浪漫和激情的戰鬥歲月和生活有所嚮往。
另一個直接的因素是，一九九二年春節晚上，我和幾個朋友聚在一起，喝酒烤肉，喝到後來，大家都有一些醉意，興奮地聊起了民族這個話題。那個在計生辦上班的最有文才的朋友，藉著酒興在哪裡高喊：「再過幾百年，西藏民族就會沒有了，那時候，我們的後代只能從課本里讀到西藏民族」，接著他又以朗誦似的語氣說：
「從青海湖到喜瑪拉雅山脈之間廣袤的土地上，曾經有一個勤勞、勇敢的民族，叫做藏族，這個民族曾建立強大的帝國，曾經攻占長安。後來這個民族信仰了佛教，強悍的戰士披上了袈裟，連個蒼蠅都不敢殺害；刀槍都掛在經堂裡鏽蹟斑斑，然後這個和平民族就注定地走向了死亡，然後就沒有了，消失了，哈哈！西藏民族完蛋了，要死了，為藏族的死亡而祈禱吧！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大家念啊，現在，藏民族什麼都沒有了，就只剩下這個莫名其妙的嗡嘛呢叭咪吽！那就念啊！西藏民族要完蛋了，念啊，唸經啊！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
他又哭又叫地在鬧，說了很多，我感觸很深，至今還是言猶在耳，歷歷在目。當時，幾個朋友在勸他，我也站起來說：「閉嘴吧，西藏需要的不是哭哭啼啼的女人，而是戰士」，然後就離開了。那時，我強烈感覺到我必須要有所行動，不能再徬徨蹉跎了，想起《參考消息》有關「康巴勇士團」回西藏打游擊的報導，我下定了前往參加的決心。
請教寺院仁波切受到鼓舞
十幾天後我就動身離開家鄉前往印度，投奔自由西藏。當然，過程還是有些曲折。首先，我怎樣告訴老父親我的決定就是一個問題。
其實，之前我也曾有過一次離家出走的嘗試，大概是我十六、七歲的時候，曾和幾個朋友密謀離家出走前往拉薩。當時，文革剛結束，宗教開始復興，常常有青少年突然離家出走前往拉薩。在家鄉人們的心目中，拉薩仍然是那個非常遙遠而又聖潔的地方，因此，離家出走的小孩從拉薩返回家鄉時，都不會受到懲罰，因為這種行為被視為受到宗教性召喚的朝聖之旅。尤其是一些人逃家後受戒出家，並以僧人的身分返回家鄉時，其逃家行為更會成為一種傳奇。因此，我們幾個朋友也決定出去「闖闖世界」，並偷偷將家中乾肉裝在袋子裡以做乾糧。到了約定離開的前一天晚上，我坐在爸爸的身旁，心中充滿歉意地看著爸爸。結果很奇怪，那天爸爸吃糌粑，他一邊吃，一邊不斷地抓給我吃，這是以前很少有的，我的歉意更強烈了⋯⋯。第二天黎明，當我們幾個朋友依約見面準備出發時，我告訴他們，我決定不走了。因為我不捨傷害到父親，幾個朋友氣急敗壞的情景，我還記得。
現在我要離開父親，面臨的則是更加嚴重的情形，也許就此一別，今生再也不會有相見之日，因此我還有些猶豫。兩天後，我和一個摯友商量，他強烈贊同我前往印度，他說：「你那麼喜歡看書，又有學問，跟我們這群文盲一起做買賣真的是很不值得，你如果去印度，一定可以幫助達賴喇嘛」。他認為父親無論如何都不會同意我去印度，但我不這麼看。
我們家鄉有個習俗，就是新年初一要點燃柏樹篝火敬神，因此，過年前我去鄉下買柏樹，順便去一個我父親非常信任的寺院，找寺院的仁波切算卦，我告訴仁波切：「我想去印度，但我不知道我去印度是否會有用，如果無用，我想就留在家裡孝敬父母」。仁波切問我：「你到印度想要做什麼？」我說：「我想到印度為西藏的自由做出一點貢獻。但我不知道我能否做出貢獻，如果能，我將九死不悔，但如果我在印度那邊不能為民族做事，這邊又失去孝敬父母的機會，人生就會兩頭落空。」仁波切說：「我知道了」。然後就用骰子算卦，又鄭重地拿出一本經典，看完之後對我說，「你去印度，應該能夠為西藏民族做出貢獻。但是你父親知道這件事情嗎？」我說：「不知道，父親應該不會同意」，仁波切說：「那不一定，你跟父親說一下，也許他會同意你去」。
父親勸勉因果報應，不要執著
當我把這個過程告訴那位朋友時，朋友就說：「既然仁波切這樣講，那應該是沒有錯。但你的爸爸真的會對民族的說法感興趣嗎？會讓自己的兒子冒險嗎？」誠然，我父親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年輕時出家為僧，中共民主改革才被迫還俗，他的宗教情懷是無可置疑的。但他從來不接受人們說的民族問題，也不承認中國入侵西藏讓西藏人民遭受苦難的說法。每當談到這些議題，父親總是反覆地說他的那一套理論：
「這一切都是業力，是我們西藏人造下的共業，那些中國士兵也和我們一樣是鄉下農民的孩子，他們大老遠跑到我們家門口，把我們從家裡趕出來，砸我們的佛龕，殺我們的人，為什麼？就是由於我們在累生累世中所造下的共同的業力，是業緣成熟，才會有那些中國人如地獄的鬼卒一樣前來找我們，因此，不要講中國人的壞話，更沒有理有去仇恨，是你自己造的業，業報來臨時，你卻因無知，仇恨對方，因此而又造下新的惡業和罪孽，不是很愚蠢嗎？再說，你的前世就可能是一個中國人，（指我）你那麼喜歡看中文書，誰能說這不是前世留下的習氣？今天來殺你的敵人，前世可能是你的慈母，一切都是業力，什麼民族、官位大小，一切都是表象和幻覺，要相信業力和因果報應，不要執著。」
如此等等，每當我看到父親唾沫四濺地談論這些時，曾不止一次地對馬克思說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產生由衷的信服，覺得爸爸就是最直接的被麻醉的受害人。當然，這樣想並不表示對宗教的排斥，實際上，當遇到困難或迷惑時，我還是本能地想到找仁波切或僧人──雖然到印度之前，我找仁波切或僧人的次數非常少，加起來大概只有四、五次。
父親終於同意我去印度出家學法
最後，我和朋友決定利用父親的宗教情懷，演出一段雙簧。那天，我父親正在家裡的經堂擦拭供水的碗，我進去後直接告訴父親：我想到印度去，希望父親能夠同意。父親吃驚地問我：你到印度去幹什麼？我說：你不是常常讓我學習佛法嗎！我到印度去學習佛法，看看佛法講的有沒有道理。父親說當然有道理，我說你講有道理沒有用，我要自己學習。父親說那你可以去宗薩佛學院，我說宗薩不一定會接受，而且能夠真正學到佛法的地方只有印度。
這個時候，那個朋友走了進來說：你們父子在討論什麼？爸爸說：這個傢伙瘋了，說要去印度。朋友馬上訓斥我一頓後，裝成很生氣地問我：去印度幹什麼？我說想去學佛法，朋友噢了一聲，想想然後對爸爸說：「這很奇怪，你的兒子喜歡看書，有慧根，而且一直都不肯結婚成家，說不定真的有出家利益眾生之緣噢。他現在想去印度，也許就是業緣成熟，如果有一天，達瓦像一隻孔雀一樣地回到家鄉的話，那將是多麼的稀奇啊！」
如此這般地說了一通。所謂像孔雀一樣地回來，指的是穿著袈裟回來，西藏人認為世間最美的動物是孔雀，便以孔雀來形容出家之美。父親聽到這些話，開始若有思索，接著我倆談了許久，父親最後決定問轉世喇嘛，我告訴他我已經問過，但他還是想自己去問。幾天後，父親找我談話，又跟我談了很多佛法的知識和佛教的殊勝之處，我一聽他這樣講，就意識到父親可能同意我去印度了。
果然父親最後說：「希望聖地印度和在印度之諸聖者的加持，能夠讓我的兒子放下世俗的執著，尤其是放下所謂民族或國家等無謂的執著，學到佛法，並成為一個披著釋迦牟尼法衣的出家弟子，最終走上解脫之路。」我在確定父親不會阻攔後即感到高興，又隱隱有一種事情真正來臨時的緊張和不安，同時也為欺騙父親而感到愧歉。
籌措路費告別家鄉玉樹州結古鎮
幾天後的一九九二年農曆春節正月十五，有一個寺院的卡車要去拉薩，我正好可以搭便車。由於事出突然且是臨時決定，父親手頭沒有很多錢，他連夜跑去找一些朋友借錢，結果幾個平常很要好的熟人都不肯借，反而是一個失聯多年的朋友借了幾千塊錢，加上父親手頭的和幾個妹妹湊的錢，共六千元人民幣。另外，大妹妹堅持將她唯一值錢的一對耳環珊瑚送給了我。
當天晚上，父親又跟我長談到半夜，媽媽則陪在旁邊掉淚，父親談的都是佛法，一再地希望我好好學佛，殷殷教誨，如今想來實在愧對父母。期間也談到邊界的凶險，因為時常聽到一些人在翻越喜馬拉雅山脈時喪生的消息，因此，媽媽淚眼汪汪地乞求我不要冒險，如果可以，就在拉薩那邊買個護照等。爸爸則教導我說，如果在途中看到死亡後沒人認領的屍體，你就想辦法清理掉，不論是埋葬或布施給動物，都會有很大的功德等等。當晚，我把大妹妹送的一對珊瑚交給父親，請他在我走後還給妹妹。
第二天早上，當我踏進車門時，父親又依依不捨地拉著我的手說：你真的會學習佛法嗎？如果不能學佛，我們父子最好不要分開。我坐進駕駛室不吭聲。父親看我不會回頭的樣子，最後就說：「如果你肯聽爸爸所說的話，那就記住，在異鄉，會遇到很多困難，但無論如何，都不要幹出偷搶或欺騙的勾當，束手無策時你可以去乞討，乞討來的食物是最乾淨的，佛陀也會托缽行乞，沒有什麼丟人的，去偷去騙才是真正丟人的。要一心向佛，要時時向三寶祈禱，平常要唸度母經，聽到了嗎？如果今生我們父子還能見面，則這是我的教誨，如果此生我們父子無緣相見，這就是我的遺言。」說得我悲從心生，真想大哭，但我還是忍住了。
從地圖看，我的家鄉玉樹州結古鎮正好位於西藏的中心，也就是藏人所說的西藏或中共所說的藏區（或大西藏）的中心，而且緊靠西藏自治區，但由於玉樹被畫入青海省，當時所有的交通或公路都只通向省會西寧市，並沒有通往拉薩或西藏自治區的公路。因此，我們去拉薩必須要繞一個大圈子，先向東走八百公里到西寧，然後從西寧向西走八百多公里到格爾木，再從格爾木回到玉樹州所屬的北部羌塘——可可西里，從那裡翻越塘古拉山，進入西藏自治區。
由於路況不好，我們的汽車整整跑了六天才抵達拉薩。
這是我流亡的前半部。
——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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