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耀南：被北京高規擁抱的 後來好像都不太妙

作者：洪耀南
上報 2026-5-28

2026年5月，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訪問北京。在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會晤期間，他情緒激動、數度哽咽，高調盛讚中塞關係是「鐵桿友誼」。北京也給予極高規格接待，雙方一口氣簽署了涵蓋基礎建設、科技、教育與產業合作的二十多項協議。

然而，就在武契奇於北京接受「友誼勳章」的同時，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卻正上演著另一場截然不同的政治現實。數十萬抗議者湧上街頭，要求提前大選、徹查貪腐並呼籲政府下台。學生運動、青年世代與中產階級成為這場抗議的核心力量，警方動用催淚瓦斯與鎮暴部隊，街頭衝突不斷升級。

這場政治危機的導火線，起於一座塌掉的車站雨棚。

崩塌的雨棚與威權體制的標準劇本

2024年11月，塞爾維亞諾維薩德（Novi Sad）火車站頂棚坍塌，奪走16條人命。這起悲劇迅速從公共工程災難，延燒成席捲全國的政治風暴。塞爾維亞的年輕世代開始質疑：為何大型公共建設總伴隨黑箱作業？為何政府遲遲不敢公開工程合約？為何與中國合作的大型基建項目，總充斥著監督失靈與權力尋租的疑慮？

真正讓武契奇陷入統治危機的，是人民的覺醒——這不只是一場工程疏失，而是整個政治體制的系統性腐敗。

面對危機，武契奇政府的回應，與全球許多陷入泥淖的威權政權如出一轍：將內部矛盾外部化，指控抗議是「外國勢力煽動」、「顏色革命」或「境外代理人」所為。這套語言令人深感不安，因為今日的塞爾維亞正步上一條典型的威權化路徑：媒體自由遭壓縮、司法獨立被破壞、國家工程高度政治化，政府只能依賴民族主義與虛構的外部敵人來鞏固權力。

更值得警惕的規律是：當這類政權的國內合法性開始動搖時，往往會更加急切地投向北京的懷抱。

這種「危機尋租」的模式，並非塞爾維亞獨有。敘利亞前總統阿薩德（Bashar al-Assad）就是最具戲劇性的象徵。

2023年9月，長期遭西方制裁、被阿拉伯世界邊緣化的阿薩德高調訪中。北京不但以破格規格接待，宣布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更將其納入「一帶一路」框架。當時阿薩德夫婦造訪杭州靈隱寺，寺方罕見地「開中門」鋪設紅毯迎接，這在傳統禮制中是極高的政治禮遇，引發中國網民熱烈討論。

然而，歷史的發展卻充滿反諷。阿薩德訪中大約15個月後，敘利亞政權迅速土崩瓦解，阿薩德倉皇流亡海外。中國網路上甚至流傳起一句黑色幽默：「被北京高規格擁抱的人，後來好像都不太妙。」

敘利亞政權的覆滅，主因當然是俄羅斯深陷烏克蘭戰場、伊朗勢力衰退，以及敘利亞自身的經濟崩潰與治理失能。但北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卻極具指標意義：當一個政權失去國內合法性、與西方全面決裂時，北京往往是少數仍願意提供政治背書的大國。

同樣的軌跡也發生在孟加拉前總理哈希娜（Sheikh Hasina）身上。近年孟加拉與中國關係快速升溫，北京大量投資港口與基建。2024年7月，哈希娜赴北京進行國事訪問，雙方高調深化「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但就在訪中短短約一個月後，孟加拉爆發大規模學生運動，哈希娜政權迅速垮台。

若再將目光轉向尼泊爾，長期被視為「親中派」的前總理奧利（K.P. Sharma Oli），參加天津會議及北京閱兵，返國後就實施網路管制，隨即引爆Ｚ世代革命，被趕下台。

不干涉內政的表象，利益租約的實質

一個耐人尋味的規律已然浮現：越是內部脆弱、合法性流失、治理能力低下的政權，越傾向將北京視為救命稻草。

原因很現實。今日的北京，實質上已成為全球威權政治的重要外部支撐網絡。北京提供的，從來不只是貸款與工程，而是一整套名為「不干涉內政」的政治保護邏輯：不談民主、不談人權、不要求透明度、不檢視媒體自由。只要你願意支持中國的核心利益，北京就願意給予市場、資金、外交背書與戰略合作。

對於陷入危機的領導人而言，這座避風港極具吸引力。但他們往往忽略了最致命的盲點：北京從來不會真正「拯救」任何一個政權。

中國看重的，從來不是某位領導人的個人政治生命，而是該國的深水港、消費市場、關鍵礦產、戰略位置、能源供應，以及在聯合國大會上的那張支持票。換言之，北京的擁抱，本質上不是友誼，而是一紙冷酷的「利益租約」。當利益存在時，關係熱絡；一旦政權更迭，北京同樣能無縫接軌，迅速與下一個新政府重新建立合作。

崩塌的不只是雨棚，是政權信用

因此，真正危險的訊號，不是中國靠近了誰，而是：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必須開始依賴北京的政治背書來維繫權力時，往往意味著他在國內的合法性已經出現了無法彌補的裂痕。

這正是武契奇此刻面臨的最大危機。他所對抗的早已不是單一的反對黨，而是一整個世代的政治覺醒。塞爾維亞年輕人的質疑直指核心：為什麼國家的未來，必須建立在黑箱工程與政治利益交換之上？為什麼政府對外部強權如此諂媚，卻對本國人民如此冷酷？為什麼總統能在北京的鎂光燈前展現豐沛情感，卻無法對家鄉那16條無辜人命給出一個真正的交代？

那座壓死16人的車站雨棚，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隱喻。

當一個國家的公共建設，是建立在不透明的合約、權力尋租與監督失能的地基之上，遲早有一天，崩塌的將不只是鋼筋與水泥，而是整個政權的信用。真正可怕的，從來不是雨棚掉下來的那一刻，而是人民在廢墟中突然驚覺——這個國家，其實早就已經開始崩塌。

圣愚文化——俄罗斯文化的真正底色与民族性

 芦迪  Time Academy  时代学园  2026年5月27日

圣愚文化最严重的恶果，还是它哺育出了俄国知识份子一种畸形的“辩证道德观”。如前所述，在那些“神圣的疯子傻子”的身上，愚蠢和智慧、丑恶骯脏和美好圣洁、谦卑与横暴、忠于传统与背弃社会人伦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习惯了这种吊诡现象的俄国人，自然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价值观，亦即把罪孽视为美德，把杀戮当成催生，把破坏视为建设，把自虐视为牺牲，把苦难视为洗礼……

在不列颠空战期间，丘吉尔在国会发表演说，留下了世代传颂的名言：“在人类冲突的战场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欠了这么少的人这么多的情。”这话是什么意思？不列颠空战是在英国上空争夺制空权的战争。如果德国空军摧毁英国空军，则千军万马就要跨过海洋，去解放台湾，而英国根本抵挡不住。因此，全民的一线生机，就系在一小撮空军儿郎身上。这种先例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我看俄罗斯文化也就是这么回事，从未见过哪个别的文盲国家靠一小撮贵族创造出一种如此精致绝伦的文化来，以致它掩盖了无边的茫茫大荒，造成了普遍错觉，使得人们普遍认为俄国是个文明国家，却不知道真实俄国其实有两个：橱窗俄国与农村俄国，而一般人只看见了橱窗里的那个。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穷兵黩武、扩张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同时也是典型的一穷二白的泥足巨人，无论是政治、经济、工业、科技、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极度落后。它是一个为肤浅西化包装起来的原始农业国，资本主义从未有过充分发展的机会。绝大部分俄国人民是文盲农民，实行的是一种无比原始古老落后的生活方式。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俄罗斯文化完全是从西方断断续续引进的，基本属于占人口比例极小的贵族。俄罗斯的文化巨人诸如格林卡、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都是从小接受欧化教育的贵族，他们的作品与俄国平民实在没什么相干，并不为文盲大众理解和欣赏，这是连列宁都承认的。这和中国都还是两回事，中国的文化基本还是平民而非贵族创造的。这种本质上是舶来的俄罗斯文化，虽然达到了令人炫目的高度，但在时间、空间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极度不均，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种移植文化，虽然受到原始野蛮的草根文化的浸润和影响，但并不曾深入宿主庞大的躯体深处。在时间维度上，俄国文化精品都是十九世纪创作出来的，此前是一片蛮荒，俄国人的“古典作品”其实是近代作品。在空间维度上，革命前的俄国也就只有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几个文化中心，除此之外则是一片荒野。即使是在那几个文化中心，文化也只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与广大百姓毫不相干。真实的俄罗斯人的生活，还是《静静的顿河》、《顿河故事》上描写的那些野兽风情，其中公公强奸儿媳成了生活常规。这种奇特的文化风景，很像后来搞的“橱窗文化”，亦即只开放北京、上海等地供好奇的外宾窥视，让他们看到与内地大众毫不相干的幸福生活。虽然沙皇并未有意这么做，然而为大众熟悉的俄罗斯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橱窗文化。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作了浅表西化镀金的实行亚细亚生产方式原始农业国。人们常常只看到表面上那熠熠生辉的欧洲文化金层，却没看见那薄薄的金层遮盖的原始落后野蛮的胚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橱窗里的摆设实在太精美。令人难以思议的是，在极短的时段和极有限的空间中，俄国的大师们却创造出了一系列不逊于欧洲任何一个大师的杰作。中国读者为之神迷心醉之余，常常误以为俄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这说来也不足为奇。就连西方左派（liberals）都还以为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们的幸福生活代表了全国农民，何况是没到过俄国的中国读者们？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若真是熟悉俄罗斯文化，光看看俄国大画家列宾笔下描绘的俄罗斯风情，便不难看出那国家是何等贫穷、落后与野蛮：

列宾画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列宾画作：库尔斯克省的复活节游行

列宾画作：查巴罗伊哥萨克给土耳其苏丹写回信

张国焘一九二二年去俄国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般俄国人，不管他们抱有那一种的思想，都不免带有旧的习气。他们衣衫褴褛、不讲卫生的习惯、说话没有礼貌的粗犷态度，都与落后地区的民族情况相似，在革命后似乎并没有甚么改进。有些自命为俄国的文明人，往往讪笑中国人的迂缓习性。其实，俄国人的习性也一样遇事都‘慢慢的’。……以守秩序这一点而论，例如排队去取开水等，俄国人比中国一般人乱糟糟的情形要好些；可是爱收小费与作威作福的状态却不亚于中国的一般胥吏。”    

他还是只在相对发达的铁路沿线上观察，俄国人的野蛮习性仍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如果他能深入俄国内地农村去考察，只怕更要大吃一惊。实际上，熔铸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与其说是橱窗俄国里的精美摆设，莫如说是农村俄国那独一无二的草根文化——圣愚文化。所谓“圣愚”，俄文为“юродивый”，英文维基百科翻译为“Foolishness for Christ”，中文意为“为基督而犯傻”；美国学者汤普逊（Ewa M. Thompson）译为“Holy fool”，意为“神圣的傻子”。据学者考证，它产生于十一世纪基辅罗斯时代，盛行于十六—十七世纪。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它来源于东方的萨满教，但俄国和西方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则认为它来源于拜占庭的愚人传统，随东正教的传入而产生。

论行为怪诞反常，圣愚们有点像中国晋朝的“竹林七贤”，但与后者不同的，一是出身背景截然不同，二是有着浓厚的宗教背景。圣愚们多是文盲，衣衫褴褛肮脏，到处流浪，喜欢在教堂、集市等人多之处发疯发癫，狂呼乱叫，胡言乱语，发出预言，甚至咒骂行人或看客。这些怪物却普遍受到社会尊崇，既被视为基督教的先知加苦修士，又被视为神巫，具有通神的神秘法力，能未卜先知，预言未来，并为人禳灾治病。这种现象在落后愚昧社会中并不鲜见，罕见的是，这种隐形的草根文化竟然深深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中，反映在俄罗斯文学、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里，构成了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中密不可分的一部份，甚至影响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的形成。近年来，俄罗斯独特的圣愚文化以及它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与心态的影响，日益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圣愚的行为包括了五组“二律背反”概念：智慧-愚蠢，纯洁-污秽，传统-无根，温顺-强横，崇敬—嘲讽 。这意思是说，圣愚大智若愚；外表污秽，内心纯洁，即使是行为不检，酗酒纵欲，仍然可以被人视为圣洁；他们代表着俄国文化的传统，却又居于体制外，到处流浪，因而无根；他们既谦卑温顺，却又对其讨厌的人强横粗鲁；人们对圣愚既崇敬又嘲讽。而这恰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观察到：“在俄罗斯民众的身上可以发现诸多矛盾的特性：专制理念、膨胀的国家意识，和无政府主义、恣意妄为；残酷、暴力倾向，和善良、人性、温和；信奉礼仪，和寻求真理；个人主义、敏锐的个性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我吹嘘，和普济主义、全人类理念；末世—弥赛亚宗教观，和表面的虔诚；对上帝的寻求，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和放肆；奴性和反抗。”

类似地，俄国作家什缅廖夫观察到，俄国人理解的“慷慨”可以是喜欢走极端的意思。这种喜欢走极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倾向、完美主义、缺乏克制的倾向被传统归结为俄国人最突出的特点，并常被人们提起。两位俄国学者研究成语表达时注意到，俄语有一种所谓“离心排斥”现象，而走极端或是缺乏克制是唯一能把表面上完全不能调和的品格统一在一起的东西。因此，多位作者都注意到俄罗斯民族性格与圣愚行为的高度一致性，从而认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极端性、非理性、神秘主义、无政府精神、崇信暴力、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对苦难的独特态度等，都与圣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还从俄罗斯大师们创造的多个文学角色中证认了圣愚的形象，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白痴》的主角梅什金公爵。

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些说法都很有见地，然而窃以为，圣愚文化最严重的恶果，还是它哺育出了俄国知识份子一种畸形的“辩证道德观”。如前所述，在那些“神圣的疯子傻子”的身上，愚蠢和智慧、丑恶骯脏和美好圣洁、谦卑与横暴、忠于传统与背弃社会人伦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习惯了这种吊诡现象的俄国人，自然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价值观，亦即把罪孽视为美德，把杀戮当成催生，把破坏视为建设，把自虐视为牺牲，把苦难视为洗礼……一言以蔽之，它在俄国人民特别是知识份子中发展出一种“马蹄铁现象”，亦即把道德的两极奇特地扭曲在一起，使得俄国知识份子们倾向于把文明世界认为是邪恶的行为神圣化，使之化为宗教式美德，变成他们个人的崇高的良心追求。这种奇特的道德观良心观再与俄国文化中固有的普济主义与全人类理念结合起来，便不难发展为后来的“共产主义道德观”。以此透视俄罗斯文学，则不难明白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性格之间的“二律背反”，亦即知识份子极度敏锐的良心与令人瞠目结舌的全民残暴之间的强烈反差。一位网人曾引用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上对俄罗斯民族的批判，认为俄罗斯知识份子深具自省意识，说明这样的民族已经开始脱离野蛮，走向文明。他这话说出了我青年时代的一个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知识份子深具自省意识的民族，还会堕为世界上最邪恶的民族，给人类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呢？熟悉俄罗斯文学的读者都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作者无比敏锐的良心与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尤以托尔斯泰为然。托尔斯泰深受卢梭《忏悔录》的影响（他曾称卢梭为“十八世纪欧洲的良心”）。他创作的主人公列文与聂赫留道夫都有自己的影子，都时时在内心无情地剖析自己，并把内心深处的每个骯脏念头公诸于世，似乎有一种内心的煎熬逼迫他们这么做。列文曾在婚后把自己的日记交给吉蒂，后者读后无比震惊与困惑。她满面泪痕地把日记交还给列文，说她不需要知道这些，请他不要再用这种事困扰她。在《童年·少年·青年》中，托尔斯泰甚至在亲人去世的时刻也忘不了剖析自己，尖刻地指出自己即使在那种时刻，仍然怕在别人眼中显得不够沉痛，因此就连他的悲伤也有虚伪的成份！这种内省，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上，便成了一种心理分析。陀氏的书似乎可以视为心理分析的病例记录，早在佛洛依德之前便开创了精神分析的先河。透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白痴》等巨著中那难以穿透的凄凉、绝望、阴郁与沉重，读者不难感受到他那为苦难磨锐了的良心与无比沉重的道德感，以及对一个健康的社会与人群的曲折的畸形的渴望。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俄罗斯文学似乎可以称为“良心文学”，其共同特点是作家们对俄罗斯苦难的感同身受的敏锐，对建立一种更干净、更纯洁、更道德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对道德原则的执着，对功利的鄙弃，以及理想主义的近乎偏执的反复表现。大师们风格不同，描写对象各异，然而都有着一种得到群体救赎的共同的执着的理想，透出了基督教的浓烈气息。事实上，《白痴》的主角梅什金身上就颇有些耶稣基督的气息，而且或多或少都流露了对革命的朦胧企盼。作为一个整体，俄国文学家们表达的不光是现实的丑恶，更集体诉说了对一种乌托邦生活方式的渴望。这理想生活方式在道德上是绝对纯净的，与世俗功利彻底绝缘。这在世界文学史中是一种很独特的现象，也是俄罗斯文学有别于十九世纪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其他巨著的明显特征。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的大师们留下的巨著，都缺乏那种独特的俄国“良心气息”。看一眼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福楼拜、司汤达、左拉、狄更斯等人的作品，您立即就会发现这一点。他们也暴露社会的丑恶，然而却不曾向俄国大师们那样整个灵魂都卷了进去，用自己的良心在充满荆棘的荒野上赤足走一回，再将那斑斑血迹洒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本本都是血泪凝成的。我想，问题大概就出在这里，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爱说的“走向反面”，或道家的“物极必反”。良心太过敏锐，道德感太发达，对集体救赎的理想太执着，太鄙视功利与理性，就难免堕落为宗教狂热分子，把理想的实现看得高于一切，为此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心甘情愿的，到最后便难免出现布尔什维克那种反文明怪物，为了一个无比崇高的理想，什么道德代价人命代价都可以毫不犹豫地付出。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上描绘了一个纯洁的革命家。某日他的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原来他为了砥砺自己的革命气节，特地制作了一个钉床，然而毫不犹豫地脱去衣服，赤身露体地躺在那些尖锐锋利的钉尖上。这种自虐似乎很极端，然而我相信那是当时的革命家们普遍追求的理想行为规范。它令人想起那些在冰天雪地衣不蔽体甚至赤身裸体的圣愚先驱们，同时更含有新时代的救赎意义。那就是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个人什么牺牲都可以做出，什么苦难都可以忍受，与那个伟大的理想比起来，革命者个人的安危福祉一钱不值，随时随地都可以而且应该为了集体救赎而牺牲。既然连革命家都如此，反革命乃至中立者的性命又何足道哉？这结果便是把某种理想抬到无限的高度，将个体的位置彻底挤了出去。革命本来是为了结束人民大众的苦难，然而到后来受苦受难本身竟然变成了革命家们追求的目标，成了全民完成道德净化的必需洗礼，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的题记引用的俄国谚语就最有代表性：“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干净了。”革命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性决策，而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宗教圣战，革命引来的苦难则是人民大众集体肉身成佛的必要条件。

总而言之，俄罗斯文学大师们流露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是在集体主义框架之内的，他们苦苦追求的“真理”乃是一种理想的集体生活方式。阅读那些名著，您只会感到深重的良心压力，驱使您投入改变那丑恶的社会现实的革命斗争。它们可能会促使您养成内省习惯，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然而却不会促进你的自我权利意识觉醒，让你感受到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的需求。19世纪是俄国文化的辉煌顶峰，然而它并不是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甚至也不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与肯定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humanism）启蒙无关。

这就是为何许多俄罗斯文学家都有革命倾向：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一个比一个左，一个比一个极端。他们的革命思想由腐恶的现实催生，由敏锐的良心与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哺育，因对群体解放的渴望与呼唤，而使得革命理想变得格外崇高而富有魅力。在某种意义上，俄国的激进知识份子完成了其圣愚祖宗们的历史使命，把马蹄铁的两端扭在了一起，最终使得邪恶“升华”为“超级良心”，哺育出了特卡乔夫（Петр Никитич Ткачев，1844-1886）与涅恰耶夫（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Нечаев，1847-1882）那些布尔什维主义祖师爷。特卡乔夫公然提出，在革命成功后，必须强迫人民进入社会主义。为了俄国光明的未来，必须无情消灭大多数俄国人民，因为他们太愚昧 。而涅恰耶夫则在所著的《一个革命者的教义问答》中，为革命乱党要建立的那个新世界以及他们塑造的新人类，描出了惊人准确的蓝图：“在内心深处，他（指革命者，下同）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都与公民秩序和整个文明世界及其一切法律、财产、社会常规和伦理规则彻底决裂。他是这个文明世界的不妥协的死敌。如果他继续活在其中，那也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摧毁它。”“他蔑视公众舆论，他鄙视并憎恨现存社会道德的一切表现。对他来说，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革命胜利的都是不道德和罪恶的。”“他对自己和对别人都必须暴虐。一切温柔的、使人弱化的情感，诸如亲情、爱情、友情、感激之心乃至幽默感，都必须压制下去，让位给冷静的、专一的革命激情。对他来说，世上只有一种快乐、一种安慰、一种报酬、一种满足——革命成功。日日夜夜，他只能有一种想法、一个目标——无情地毁灭。他必须冷血地、不知疲倦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必须准备毁灭自己，准备亲手毁灭拦在革命之路上的一切东西。”“本协会唯一的目标，便是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获得幸福。本协会坚信，只有通过毁灭一切的人民起义，劳苦大众才能获得解放与幸福，因此，本协会将动用它的一切资源和能量去加剧和恶化人民遭受的苦难，直至他们最终再也无法容忍而普遍起来革命。”这是不是良心的极致？是不是道德的顶峰？为了全民解放的神圣理想，革命者不惜毁灭一切为文明世界公认的规则，毁灭一切美好的人类情感，甚至毁灭自己，天底下难道还能有比这更惨痛的牺牲，还能有比这牺牲换来的世界更美好的天国，还能有比愿意付出这惨痛牺牲的更纯洁更崇高的志士？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这些说教，都不能不承认它们的美学吸引力是不可抵抗的，犹如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必然要在肤浅的理想主义者们之中唤起崇敬一般。我想，就是这种近乎疯狂的美学魅力，迷住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党。也是这种崇高到没有任何“天花板”封顶的理想，驱使着民意党人及其后继的社会革命党人变成了现代政治恐怖主义的祖师爷。据说，涅恰耶夫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著《群魔》主人公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位主人公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据我穿凿，陀氏似乎是通过这部巨著告诉读者，涅恰耶夫这类人物是俄国猪圈里必然出现的人物（陀氏直接使用了“猪”这个词），他们只会带来俄国的毁灭，但在毁灭之后，俄国又将得到再生。因此，他那本颇有争议的杰作，其实是惊人准确的宗教式预言。只是陀氏没有说出，这种人物之所以出现，还是俄罗斯知识份子执着地追求内心完美与品行高尚使然，而他们的疯狂说教之所以能风行一时，靠的还是猪圈里奉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了集体的彻底解放，任何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被牺牲；为了至高无上的目的，无论使出什么手段都是高尚的。在这点上，俄国与古代中国再一次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类似。中国的文学大师们也以表露悲天悯人的慈悲情怀著称，最典型的便是杜甫的一系列杰作。而追求个人道德完善，在人世间建立一个符合圣贤们提出的道德原则的理想社会，更是中国读书人的千年努力目标。传统中国人虽然没有集体救赎的宗教观念，但渴望“世界大同”却是读书人的千载梦想。哪怕是在受到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之后，国人仍然没有放弃这古老梦想，新文化运动时期什么思想流派都有，然而大多数识字分子情有独锺的还是西洋来的社会主义学说，几乎没有人鼓吹过自由资本主义。与俄国相似的另一点是，五四前后涌现出来的文学家们都或多或少鼓吹革命，知识界的总体倾向严重偏左。之所以出现这种平行现象，我想还是文化原因。两国的文化里缺乏的，都是由《独立宣言》界定的个体权利观念。两者的区别只在于，俄国文化里的基督教成份与其特有的圣愚文化使得良心家们更真诚，更狂热，更执着，因而危害也就更大。从这个背景来透视，不难看出俄国人为何会对“共产主义天堂”的梦呓情有独钟，对“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如此煞有介事。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所有当道者都蜕化为“犬儒”之后，“国际主义义务”仍然是执政者不敢随便抛弃的基本教义，而那并不完全是为了在全球称霸，确有浓重的意识形态成份在内。在本质上，国际共运是一种脱胎于基督教的国际宗教运动。它之所以在俄国首先勃兴，恰是因为它迎合了俄国人民对弥赛亚带来的集体救赎的渴望。以上所说，当然只是我个人对俄国文化乃至俄国知识份子的一点穿凿，很可能不能成立。但舍此之外，我还真想不明白为何一个知识份子良心超发达的民族会堕落为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的邪恶民族。圣愚文化又一个影响，在我看来，是培育出了民粹主义思潮。俄国知识份子将民众对圣愚们的愚蠢、痴狂、骯脏、穷困的崇拜，广延发展为对人民大众的崇拜，将劳动人民的愚昧、贫穷、卑贱、苦难等不幸遭遇予以美化、浪漫化、道德化甚至宗教化，将这些社会弊病造成的恶果翻转为宗教式的智慧、美德与真正的力量所在并加以景仰崇拜，从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价值观。涅克拉索夫在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生动地表述了这种天真可笑的浪漫情怀：在奴役中生存着自由的心黄金，黄金，那就是人民的心！人民的力量伟大的力量良心安宁真理永存！这罗曼蒂克的幻想离真实有多远，凡是接受过工农再教育的知青都能告诉你。如同圣愚不可能真正具有智慧、圣洁与神力一般，工农大众也并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智慧、圣洁与神力。美德与才能并不天然地与社会地位和富裕程度成反比，而人民的力量若是被煽动家们大规模释放出来，那多半只会是一种毁灭而非建设的能量。若要想通过权力操控把那巨大的能量用于建设，则那将需要一个万能的强大政府，伴随着人民自由的彻底丧失与巨大的人命代价和资源浪费，而这就是俄罗斯后来发生的事。然而就是在这种浪漫幻想的感召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知识界发起了“到民间去”的自发上山下乡运动。目睹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一系列副反应，生怕富农在俄国农村出现，最终让西方罪恶的资本主义毒化并颠覆俄国农村古老而美好的平均主义生活方式，坚信“真理存在于人民的意志中”，许多知青们自愿放弃学业，到农村去开办模范农场，为农民作出未来的社会主义新村社的学习样板，鼓励他们起来推动社会变革。当他们的乌托邦实验破产后，他们又改为煽动农民起来造反。然而农民却以猜疑与敌意迎接他们的启蒙者与解放者，把他们交给警察去接受公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动摇民意党人的“拜人民教”的狂热信仰，反而增加了他们对农民的诚实与正直的尊重与敬慕。“到民间去”的自发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败，并未使俄国知青们睁开眼睛，却让他们沦为恐怖分子，最终暗杀了真正给俄国带来社会进步的亚历山大二世。

亚历山大二世

不难想象，将城市无产阶级理想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俄国知识份子们是怎样地一拍即合，最终使得这种孩童式的幼稚情怀蜕变为反文明的价值观。即使是今天，许多中国知识份子还难以摆脱这种外来的现代圣愚文化的流毒，仍然笃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拜人民教”的基本教义。

俄国人的另一个问题为文化后进国家所共有，那就是深刻的进攻型的民族自卑心理。俄罗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了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熔铸了俄罗斯民族心态的永恒冲突——深刻的自卑与狂妄自大。一方面，俄国人对自家的落后与野蛮心知肚明，对先进的欧洲文化极为艳羡，巴不得自己也跻身欧洲文化圈，成为文明俱乐部的一员；另一方面，从伊凡雷帝开始，俄国人便以罗马帝国的正宗传人自居，具有一种荒诞的特殊使命感，将自己定位于人类解放者。在某种程度上，俄国的地理位置，使得俄国人颇像中国的“城乡结合部”的居民们，既对邻近的“乡巴佬”的鄙视厌憎远远超过真正的“城里人”，普遍具有白人种族优越心态，又对“城里的文明人”充满羡慕、嫉恨与自卑，为此努力从自己的经历中发掘出证明自家优越性的一切线索。不难看出，列宁主义派给俄罗斯的“全人类的拯救者与解放者”的特殊角色，对这种深为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所苦的民族当具有何等强大的感召力，而他们实行了“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制度”的“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天堂”，又是怎样地使得他们心满意足。当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领袖傲然宣称：“我们要埋葬你们”时，他同时也对西方国家的人民说出了潜台词：“我们要解放你们。”这些豪言壮语，与他访美归来后对毛泽东兴奋地称赞“美国真富”时溢于言表的由衷羡慕，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俄罗斯人民的真诚心声。在这种心理的刺激下，政客们势必分为两派：主张向先进文明学习的假洋鬼子与排外的阿Q（所谓“斯拉夫主义者”），后者因为迎合庸众的虚荣心，很容易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使得沙文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这就是历史上狂热的所谓“民族主义国家”都是文化后进国家的基本原因，也是土产痞子斯大林为何轻易战胜西化海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为了维护这种虚假的民族尊严，统治者必然要捏造神话，将自己的民族吹嘘为人类文明的发明者。因此，罗蒙诺索夫发现了物质不灭与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诺夫发明了蒸汽机，儒可夫斯基发明了飞机，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等等，等等。也是出于这种深刻的自卑心理与“扬眉吐气”的强烈感情需要，人民倾向于认同“国威重似泰山，民命轻于鸿毛”。只要能让祖国成为世界上说一不二的超级大国，全民就是死了一半也是划算的。要赢得人民的欢心，政客们最简便的手段便是花费大量的民脂民膏去搞各种各样的“面子工程”。斯大林最是这种高手，三十年代人民生活在大清洗的恐怖中，然而同时也非常幸福，因为不断有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报上传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温层跳伞成功，第一次开破冰船到北极探险，国家派飞机营救北极探险人员成功，等等，等等。这种民族文化自卑心态的最大恶果，还是它很容易发展为全民的仇外心理，使得人民轻易进入“以一人敌天下”的悲情角色而沉醉于其中，为野心勃勃的大独裁者与整个文明世界为敌提供民意基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之所以有助于斯大林构建“反文明世界”，乃是因为苏共据此通知全民：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包围。苏维埃国家乃是全球唯一的文明国家，代表着正义与光明，而世界的其他部分则由阶级敌人统治，代表着邪恶与黑暗。全人类得救的希望，完全地历史地落在苏维埃人的双肩之上。离开俄国的落后文化背景与强烈的民族自卑心理，很难设想与全人类为敌反而会唤起苏联人民无与伦比的自豪感。当然，要将俄国的邪恶化归结于原始农耕社会形成的集体主义、圣愚文化导致的俄罗斯文学良心的过份发达、以及进攻性的民族自卑心理，未免过于片面与轻率。大概我们充其量只能说，俄国文化里先天缺乏抵抗极权制度的传统，却有着深厚的“社会主义”土壤，有着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潜能（potentials），缺乏自我完善智慧，因而只能建立“不可改良的社会” 。然而如果不是机缘凑巧，俄国人也未必会堕落为大众熟知的世上最邪恶的民族。

注：本文转载自《海纳百川》，略有删减。

欧洲的敏感时刻：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担心“真相也有风险”？

 来源：斌闻天下  2026-5-28

最近，比利时一场关于“仇恨言论”的案件，在舆论场引发了广泛讨论。案件主角是比利时政治活动人士朗根霍夫。相比案件本身，更值得关注的，也许是它折射出的一个越来越敏感的问题：如果某些观点引用的数据是真实的，但表达方式被认定可能“激化社会对立”，那么这种言论是否仍应受到法律保护？这个问题，正在成为欧洲乃至西方社会越来越难回避的争论。

根据公开报道，朗根霍夫过去曾因网络聊天群中的内容以及涉及移民问题的公开言论，多次陷入司法争议。而最近引发关注的一次事件，则与他在公开演讲中讨论大规模移民、社会安全以及公共资源压力等议题有关。

支持者认为，他讨论的是现实存在的公共政策问题，而且引用的数据与研究来自公开统计资料；批评者则认为，即便引用的数据本身并非虚假，如果表达方式强化了群体对立，也可能构成“仇恨言论”。

真正引发争议的，是法院呈现出的一种逻辑：数据是否真实，并不自动决定表达是否合法。

换句话说，在部分欧洲国家的司法体系中，法院越来越关注的，不只是你说的是不是真实的，还包括你以什么方式说以及会造成什么社会效果。而这，恰恰让很多观察者开始感到不安。

欧洲正在面对一个越来越尖锐的问题

过去十多年，欧洲在移民问题上的公共讨论，其实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2015年难民危机之后，大规模移民、社会融合、治安压力、住房紧张以及福利体系负担等问题，逐渐成为多个欧洲国家的重要政治议题。从法国、德国到瑞典、比利时，越来越多选民开始关注移民政策可能带来的长期社会影响。

但与此同时，欧洲社会也始终存在另一种担忧：如果公共讨论完全失控，是否会导致针对少数族裔、移民群体甚至宗教群体的敌意进一步扩大？

正因为这种担忧，欧洲许多国家这些年不断强化“反仇恨言论”相关法律，希望避免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极端主义情绪再次扩散。问题在于，当法律开始越来越强调“社会影响”而不仅仅是“事实真假”时，边界也开始变得模糊。

例如：如果引用官方犯罪统计数据，会不会被认为“污名化特定群体”？

如果讨论移民与公共资源压力之间的关系，会不会被认定为“制造社会对立”？

如果批评政府移民政策，法律该如何区分“政策批评”与“群体攻击”？

这些问题，在今天的欧洲，其实已经越来越难给出统一答案。

欧洲舆论场正在进入一种“高敏感状态”

近年来，欧洲多个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现象：一方面，公众对于社会安全、文化认同以及经济压力的讨论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关于仇恨言论、错误信息、极端主义的监管也越来越严格。

这种趋势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欧洲政治精英的一种焦虑：他们担心，移民议题正在迅速演变成推动民粹主义与极右翼政治扩张的重要动力。

因此，在不少欧洲国家，围绕移民问题的公共表达开始进入一种高度敏感状态。很多媒体、学术机构甚至社交平台，对于相关讨论都会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支持这种做法的人认为，这是在防止社会撕裂进一步扩大；但反对者则担心，长期下去，社会可能会逐渐形成一种“只能讨论部分现实”的氛围。

而一旦公众开始觉得某些问题无法被正常讨论，真正的风险反而可能进一步积累。

最值得警惕的，其实是“边界的不确定”

朗根霍夫案件之所以在欧洲引发持续争议，并不仅仅因为移民问题本身。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很多人开始担心，什么算仇恨、什么算合法批评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不清晰。

对于任何社会来说，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限制直接煽动暴力、恐怖主义或明确的人身威胁。

但如果法律开始更多依据“潜在社会影响”而不是“明确行为后果”进行判断，那么争议空间就会迅速扩大。

因为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于“危险言论”的定义，本身就可能完全不同，而这也正是今天欧洲争论最激烈的地方。

欧洲真正需要面对的，可能不是“能不能批评”，而是“如何继续允许社会讨论现实”

欧洲长期以来一直以启蒙传统、理性讨论以及言论自由作为自身的重要价值基础。但如今，随着移民、安全、身份认同等问题不断升温，欧洲社会正在进入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既害怕社会撕裂，又害怕讨论被压制。

而真正困难的地方恰恰在于——这两种风险，可能同时存在。如果公共空间彻底失控，社会对立可能进一步激化；但如果越来越多现实问题被视为“高风险议题”，公众又可能逐渐失去对制度与媒体的信任。

因此，朗根霍夫案件真正值得关注的，也许并不是某一个具体判决，而是它所反映出的更大问题：当一个社会开始越来越难区分“批评政策”与“攻击群体”之间的界线时，言论自由本身就会进入高度紧张状态。

而这种紧张感，如今已经不只是比利时的问题了。

吴祚来：失去台灣，美國將失去在印太的未來

作者：吴祚来
央廣 Rti 2026年5月25日

川普總統訪問中國歸來後，相關談話引發媒體不同解讀，美國國會兩院迅速重申美國對臺政策並未改變，強調其以《臺灣關係法》、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及「六項保證」為基礎的「一個中國」政策，目的在於維持臺海現狀，確保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如何向川普及美國主流社會說明「一個中國與臺灣獨立」的歷史真相，特別是臺灣與美國國家戰略利益、經濟利益之間的重大關聯，已成為總統賴清德面前的重要課題。本文通過史實與現實分析，力求正本清源，為川普政府與美國社會提供清晰的思路與框架，幫助他們看清問題的本質。美國政府堅定遏制中共的戰爭衝動，是實現兩岸可持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保障。

一、關於「臺灣獨立」，我們要告訴川普的三個關鍵內容

第一，臺灣的現狀是美國與二戰盟友中華民國共同勝利的成果，與1949年中共政權毫無關係。

二戰之時的《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均表達了戰後臺灣應由中華民國接收的政治安排。1945年日本投降後，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接管臺灣，並長期實際統治至今。這不是「分裂」，而是歷史事實：臺灣從未屬於中共政權，中共政權統一臺灣沒有法理依據。唯有承認歷史真相，才能打破中共的「統一」敘事，為美國對臺政策提供堅實的合法性基礎。

第二，二戰後美國對中共的認知錯誤付出了慘重代價，也催生了至今仍發揮作用的第一島鏈戰略。

二戰結束後，美國政府一度幻想中共會走「民主道路」，導致1949年「失去中國」。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投入數十萬兵力，付出數萬傷亡與巨額軍費；隨後越戰又持續十餘年，耗費巨大財政資源與數萬美國軍人生命。痛定思痛，美國構築了以日本、琉球、臺灣、菲律賓為核心的第一島鏈，成功封鎖中共與蘇聯海軍向太平洋的擴張。這一戰略有效維護了印太航道自由、盟友安全與美國市場空間，成為冷戰時期遏制共產主義的關鍵屏障。

這段歷史警醒美國：第一島鏈至今仍是保障美國印太利益的生命線。

第三，若美國不戰略遏制中共武統圖謀、不通過軍購堅定支持臺灣武備，臺海戰火將帶來遠超疫情的全球災難，並最終威脅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

中共從未放棄武力選項。一旦威懾失效、衝突爆發，臺灣作為全球半導體心臟——尤其在先進製程晶片製造中佔據90%以上份額，而台積電在全球晶圓代工市場市佔約70%——一旦臺海衝突爆發，全球供應鏈將遭受災難性衝擊。更致命的是，失去臺灣意味著第一島鏈斷裂，中共將實質控制南中國海，進而主導印太海域，嚴重威脅日本、菲律賓、澳洲等盟友的航道與美軍基地安全。臺灣的存續，不僅是中華民國歷史的延續，是對美國二戰勝利遺產的守護，是阻擋威權擴張的前沿堡壘。美國從戰略與軍備上支持臺灣，就是投資美國的未來，可以說，失臺灣，美國就失去了在印太區域的未來控制權。

二、六大要點，也要讓美國總統與主流社會知情

我們必須向美國決策層清晰傳遞以下六大要點：

其一，臺灣是否「獨立」，並不影響最終統一的可能性。 東德與西德二戰後各自擁有主權，柏林牆倒塌後仍能實現統一。因此，即使臺灣作為主權獨立的政體加入聯合國並與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也不會阻斷未來統一的可能。中共政權當年承認東西德主權獨立，如今也承認南北韓各自為政，對臺灣理應一視同仁，採用同一標準。

其二，臺灣是否獨立，絕不應成為中共發動戰爭的合法理由。 如今北韓通過修憲宣布獨立，不再以民族統一為使命，南韓並未以此為藉口對其發動戰爭。可見，一個民族共同體因歷史與現實分歧而分裂，不能因一方宣布主權獨立就悍然發動戰爭。

其三，中共政權建立後，國際社會曾長期不承認其合法性。後來基於現實與國際政治考量予以承認，既然如此，事實上已獨立存在的中華民國臺灣也應獲得同等對待。若僅承認共產黨中國為唯一合法政權，而否定中華民國臺灣事實上的主權獨立性，是對2300萬臺灣人民的不尊重。

其四，「臺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是一個偽命題。古代中國疆域隨每個朝代興衰而不斷變遷。大清雖曾統治臺灣，卻於1895年《馬關條約》正式割讓給日本；同期，外東北大片領土割讓給沙俄，均為歷史事實。1945年臺灣回歸中華民國，並非基於「大清遺產」，而是因為美國與中華民國同為二戰戰勝國，依據國際條約接收。臺灣現在在中國人手中，相比之下，中共政權更應該將外蒙古或海參崴統一到自己版圖中；

其五，中共政權始建於1931年，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蘇聯通過共產國際在中國建立的紅色恐怖基地。中共本質上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政治代理人，無論是中國共產黨成立還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均不具備合法性。

其六，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歷史，就是一部持續侵犯中國人權、製造區域戰爭與動盪的歷史。時至今日，中共從未改變其侵略擴張的本性，它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支持伊朗在中東製造戰亂與恐怖活動，已成為「新邪惡軸心」的核心。美國應以臺灣這個民主燈塔為契機，加速構築美、日、臺、澳、印等民主國家同盟，以實力遏制中共的戰爭衝動。這不僅是捍衛美國二戰以來的戰略成果，更是為印太乃至全球提供可持續和平與繁榮的領袖責任。

結語

臺灣問題本質上是民主制度與威權擴張之間的對抗。美國唯有堅持「以實力求和平」，持續強化對臺軍售、提升臺灣不對稱戰力、鞏固第一島鏈同盟，才能真正避免戰爭，維護全球供應鏈安全與自由國際秩序。中華民國臺灣的主權存續，不僅關係到2300萬臺灣人民的命運，更會深刻影響美國的未來，臺灣現狀是過去的世界戰爭帶來的結果，如果中共對臺灣發動戰爭，勢必影響未來世界格局的重塑。

作者》吳祚來  獨立學者，專欄作家。

呉嘉隆：中共對台灣的野心，其實不是單純針對台獨……

 作者臉書 2026-5-28

中共對台灣的野心，其實不是單純針對台獨，而是另有更深層原因

中共敢侵略台灣，大部分因素是中國追求大國崛起，必須擁有海權，必須打造東海、南海與印度洋三大遠洋艦隊，於是必須拿下台灣，不管台灣是不是由中國國民黨來執政。

所以，中共侵略台灣，反台獨只是一個理由，一個藉口，絕對不會是主要的因素。真正主要的因素是中國自己的大國崛起與擴張主義！

所以，中國那邊不管是強硬派執政，還是溫和派執政，不管是改革派執政，還是教條派執政，都會想拿下台灣，因為他們要挑戰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那就一定要突破第一島鏈，進入太平洋，與美國平起平坐。

中共的對台政策有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反台獨，第二部曲是促統，第三部曲是招降，只能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一。

所以，不管台灣這邊是由哪一黨執政，中共都會想侵略台灣！如果是國民黨執政，那中共就說你想搞「華獨」，如果是民進黨執政，那中共就說你想搞「台獨」，反正都是要拿下你台灣！

從以上的說明你可以看出來，如果民進黨這邊以為，只要把中國國民黨拉下來，中共就不會侵略台灣了，這是在自欺欺人，自我陶醉！

如果國民黨這邊以為，只要把民進黨拉下來，中共就不會侵略台灣了，這一樣是在自欺欺人，自我陶醉！

一個出賣台灣的國家安全的中國國民黨當然要拉下來，沒錯，但是這樣做了，還不等於中共就不會侵略台灣！

我再講一次，中共要侵略台灣，是根據他的大國崛起的國家戰略而來，跟台灣內部這邊是由哪一黨派來執政無關！跟是不是有「兩岸一家親」無關！跟是不是有「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無關！

基本上，中共想要拿下台灣，是基於地緣政治格局的思考，跟民族主義情緒無關！

只要中國的大國崛起，需要壓制日本，需要平衡美國，那他就絕對需要拿下台灣，控制台灣，以台灣作為對抗美日軍事同盟的前線基地！要台灣人起來對美國日本作戰，成為中國的大國崛起的炮灰！

就算將來有一天，中國國民黨恢復在台灣執政，也是一樣的！就算將來有一天，台灣不幸併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也是一樣的！記住了，地緣政治格局下的戰略思考，才是影響台灣前途最重要的因素！不管台灣有沒有半導體與AI產業鏈，都是這樣的！

*後記：不管中共在台灣內部有沒有內應，有沒有足夠的代理人，他都是要併吞台灣，控制台灣。

不管他對台灣的說法也沒有什麼改變，地緣政治格局是不會改變的！而且是永遠不會改變！

於是，中國的大國崛起的利益也就不會改變：拿下台灣，控制台灣，才能真正東出太平洋，真正突破第一島鏈，真正壓制日本，真正平衡美國！

不管中共如何定義台獨，或者台灣這邊如何定義台獨，這個地緣政治格局都是一樣的，也是永遠不會改變的！中國的國際地位，與他能不能控制台灣，是緊緊綁在一起的！

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與川普討論台灣，其實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對中共來講，國家戰略，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的因素全部擺在那裡，永遠不會改變！在台灣這邊，台灣人要決定自己的命運與地位的決心，也永遠不會改變！

陶傑：匿名的告密

作者臉書 2026-5-28

這位中國香港的律政司司長似乎現在才明白：「匿名舉報」其部下的刑事檢控專員利用國安經費疑似在五星酒店與女下屬「爆房」親熱的涉嫌醜聞，對當事人是「不公平」的。

但他忘記了，中國人的法家統治，由秦始皇到中國香港的國安法，皆以鼓勵中國人匿名舉報為基礎

中國香港的「國安處」曾以四年收獲一百萬宗「國安法熱線告密」數字為驕人的政績，而獲得「中央」讚揚肯定。

中國人的政治生活，「匿名舉報」是重要的內容。秦始皇很早就發現，中國的農民人口群眾很難統治，唯有用法家的告密法與連坐法，方可將群眾轉化有效的統治運轉機器。匿名告密熱線即是此龐大機器（vehicle) 必須的潤滑劑（motor oil)。

激發中國人互相匿名舉報，可以令他們恐懼，向他們施加痛苦。酒樓幾個人圍坐的交談、電影的幾句問題對白，要令中國人感覺何謂軟對抗，只要令中國人活在恐懼與痛苦的陰影中，統治者就可以長期享受權力的快感與安穩。

但這套管治理論的發明人商鞅最後死於車裂、李斯死於腰斬。一旦機器開動，無法停止，「人民群眾」成為集體意志的權力而無遠弗屆。中國人悟出了「作法自斃」此一成語，即施加恐懼與痛苦的那個人，最終也難逃淪為受害人。

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代，革命法庭的刑事檢控官福登維（Antoine Quentin Fouquier-Tinville，1746-1795）是令巴黎的小孩聞其名而可以嚇得大哭的活閻王，不但是將瑪麗安東妮送上斷頭台的關鍵人物，還根據大量匿名舉報，判處幾千名貴族與市民死刑。當革命的狂熱領袖羅伯斯庇爾在政變中倒台，福登維為自己也被送上了斷頭台。（圖見留言欄）

香港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中國香港的所謂炎黃子孫曾經英國普通法的教化（civilised)，包括許多今日仿效英國法官穿上黑袍的律政人員。他們在殖民地英語教學的環境長大，明明沒有經歷過共產黨公審地主「反革命份子」的場面，應該也讀過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他們卻可以在主權移交中國之後釋放他們的中國法家DNA。而這位律政司司長在發現他自己的人也成為受害者表達的驚訝，頗令人發笑。

他居然也知道：匿名的告密，對當事人是不公平的。那麼他統治的七百萬正在學習做中國人的香港市民呢？那十三億在網絡舉報的自殘互害中生活的中國人呢？

What a joke—- if you treat the whole Chinese judiciary culture as a big dark joke.

陶傑披藏：https://patreon.com/tokit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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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inette Quentin Fouquir-Tinville , 十八世紀末法國刑事檢控官，其人面目猙獰，性格冷酷，為了取悅革命最高領袖羅伯斯庇爾，是法國歷史上家傳戶曉的的狠角色。香港有兩三萬僑居的法國人，許多在經營紅酒生意。不要只問法國人關於La Fitte 的價格和法國足球明星的知識，問他知不知道這個人？他會嚇一跳，噢啦啦，對你另眼相看。

吴洪森：AI的出路在哲学！

 作者臉書 2026-5-28

【我尽量避免写长文，但是这个问题太复杂，压缩再压缩，还是两千多字。望你耐心看完，因为问题太重大】

最近AI圈有一场很有意思的争吵。

一边是Meta的首席科学家杨立昆，图灵奖得主，AI界的老前辈。他拍桌子说：ChatGPT这类大语言模型走错路了，再怎么烧钱也到不了真正的智能，是死路一条。他自己跑去创业，融了超过十亿美元，要做”世界模型”。

另一边是OpenAI、Google、Anthropic这些公司，一边继续往大语言模型里砸钱，一边说：你看我们的模型多厉害，什么都能聊，什么都能写，眼看着AGI（通用人工智能）就要来了。

两边都是聪明人，都有钱，都有数据，为什么吵成这样？

因为他们争的，表面上是技术路线，骨子里是一个谁也没说清楚的老问题：

语言和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没搞清楚，谁说自己找到了AI的出路，都是吹牛。

大语言模型错在哪里？

杨立昆的批评，用大白话说就是一句话：“ChatGPT这类模型，学的是怎么说话，不是怎么理解世界。”

你把人类几千年写下来的所有文字喂给它，它学会了在什么场合该接什么话，该用什么词。它预测的是”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而不是”这件事在现实中是怎么运作的”。

打个比方：有个人把所有的烹饪书都背下来了，能跟你聊各种菜的做法头头是道。但他从来没进过厨房，从来没闻过油烟，从来没切过菜。你真的觉得他懂做菜吗？

杨立昆说，大语言模型就是这个背食谱的人。它对语言的掌握令人叹为观止，但它对世界的理解，可能还不如一只猫。

猫知道东西从桌上推下去会掉到地上。猫知道空间、重力、因果。这些知识不是从文字里学来的，是从每天的摸爬滚打里长出来的。

所以杨立昆要做的世界模型，就是让AI像猫一样，通过与物理世界的交互来学习——而不是只靠读书。

那世界模型就一定对吗？

也不见得。

大语言模型的支持者反驳说：你低估了语言。人类几千年的智慧都压缩在文字里了，语言里不只有词，还有大量的物理常识、因果关系、生活经验。你说ChatGPT不懂物理？它能解很多物理题呢。

这个反驳也有道理。语言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类与世界打交道的结晶。从某种程度上说，学透了语言，确实也学到了不少关于世界的东西。

所以问题就卡在这里了：“语言里装得下整个世界吗？还是世界里有些东西，是语言永远说不清楚的？”

别以为这是新问题。哲学家一百多年来就在吵这个，但没吵出结果。

维特根斯坦说过一句名言：“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意思是，你能想到什么、理解什么，取决于你的语言能表达什么。听起来好像在说语言就是一切。

但他后来又改口了。他说，语言的意义不是靠语言自己撑起来的，而是靠你用语言时候的那些具体场合——你在干什么，在哪里，跟谁说。语言必须嵌在真实的生活里才有意义，光有符号是不够的。

这其实帮了杨立昆一把。一个只读文本、从没跟世界打过交道的AI，恰恰缺的就是维特根斯坦说的那种”生活”的底子。

梅洛-庞蒂说得更直接：理解这件事，根本不是脑子里的符号运算，而是身体跟世界的接触。婴儿在会说话之前，就已经知道怎么抓东西、怎么保持平衡了。身体的感知比语言更根本。

这就更像杨立昆的思路了：先有身体与世界的交互，才有真正的理解。

德里达的立场最极端：文本之外什么都没有，所有意义都在符号游戏里，你跳不出语言去抓住什么”真实的世界”。

这个说法如果成立，杨立昆的整个计划就垮了——因为他想让AI去理解的那个”物理世界”，本来就是个幻觉？

但德里达有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你说石头是软的，石头不会因此变软。现实有一种语言改变不了的硬度。这种”推回来”的力量，不是语言能解释的，恰恰说明语言之外有个真实的东西存在。

三个阵营吵来吵去，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他们研究的都是”已经有智慧的人”，而不是”智慧怎么从零长出来”。

这对AI来说是致命的缺口。因为AI工程师需要的不是”描述智慧是什么样子”，而是”智慧是怎么生长出来的”。这两件事差得很远。

另外，“语言与世界是一还是二”这个问题本身，可能也问错了。

它假设语言和世界是两个东西，然后问它们是不是同一个。但事实可能是：这根本不是两个独立的东西在那里等着被比较，而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世界先于语言存在，这是肯定的——宇宙已经138亿岁了，语言才几十万年。语言从世界里长出来，这也是肯定的——是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的产物。但语言一旦长出来，就反过来改造世界——人类给东西命名，命名创造分类，分类影响认知，认知改变行为，行为改变现实。语言和世界一直在互相塑造，分不开，也化不成一个。

所以不是”语言等于世界”，也不是”语言和世界完全是两回事”，而是两者一直在相互生成，一直在动，永远没有一个静止的终态。这个图景，现有的哲学框架装不下。

说到这里，AI到底缺什么就比较清楚了。

缺的不是更多数据，不是更大模型，不是更好的硬件。缺的是一套能回答这个问题的理论：

一个系统，怎样才能既会操作符号，又真正理解符号背后的东西？这中间的桥，是怎么搭起来的？

杨立昆说要用世界模型，让AI跟物理世界打交道——方向有道理，但他的方案还没有解释清楚，跟世界打完交道之后，物理经验是怎么变成可以推理的抽象概念的。这个”从感知到思维”的跳跃，仍然是个黑箱。

大语言模型的路线说语言里什么都有——部分正确，但没有解释清楚语言的意义约束力从哪里来。为什么有些话是对的，有些话是错的？不能说”因为别的语言这么说”，那是循环论证。

两条路都走到了一堵墙前面，墙上写着：意义是什么？理解是什么？

这是哲学问题，不是工程问题。在这堵墙被打通之前，工程师们不管往哪个方向跑，都是在黑暗里摸索。

为什么说出路在哲学

有人会说：哲学有什么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话在大多数时候是对的。但AI是个例外。

因为搭建AI系统，每一个设计决策背后都有一个哲学假设。用什么方式表示知识？用什么标准判断对错？用什么结构组织推理？这些选择，表面是工程问题，骨子里是在回答”智能是什么”这个哲学问题。

现在的麻烦是，工程师们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用的哲学假设都没有经过认真检验。杨立昆假设物理世界比语言更根本——这是个哲学立场，不是工程事实。大语言模型假设语言可以自足——这也是个哲学立场，不是工程事实。

两拨人拿着未经检验的哲学假设，各自烧几百亿美元，赌哪个假设是对的。

这不是科学，这是赌博。

如果有人能真正把”意义是怎么在符号和感知之间流动”这件事说清楚——不是诗意地描述，而是清晰地、能被工程参考的方式说清楚——那将直接改变AI的路线选择，价值不亚于任何一项重大技术突破。

牛顿之前，人们关于运动有各种哲学争论，没有答案。牛顿发明了微积分，给了一个可以精确计算的工具，争论就结束了。AI现在需要的，是类似微积分的东西——一个关于意义和理解的精确理论，能够让”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这件事变得可以被严格讨论、被操作化、被检验。

这个理论还不存在。谁做出来，谁就找到了AI的出路。

（吴洪森写于2026年5月28日上海莘庄）

纽约市党委是怎样控制《纽约时报》的？

 老海  老海aa  2025年4月20日

纽约市党委是怎样控制《纽约时报》的？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时任美国驻中国使馆文化参赞约翰.汤姆森为了促进交流，邀请北京各大媒体编辑记者访美。出访前，为了行程安排事宜，汤姆森请编辑们一起吃饭。席间，汤姆森问大家到美国最想了解什么？编辑们相互推诿一阵后，由一位年长者发言：

“我们到美国，最想了解的是纽约市党委是怎样控制《纽约时报》的。”

这一问，可算说出了这些耍笔杆子的编辑们的心声，一个个直勾勾地看着汤姆森。而汤姆森却是半天没弄明白这位老先生说的什么意思，最后终于明白了，大感意外，不知怎么回答是好。    三十三年后，汤姆森以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的身份接受采访时回忆道：“我当时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政党，《纽约时报》不属于任何一党，跟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们不相信，都一脸的疑惑。”

老先生的提问，不管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都不会改变这个问题的尖锐性、敏感性及重要性。提出问题本身，就显示了墙里墙外的制度上、认知上的巨大差异，仿佛我们和太平洋彼岸的那个地方，不同属于一个星球。可能是时间不够，否则，汤姆森真有必要给他们上一堂现代文明的启蒙课。

《纽约时报》创刊于1851年，它的发行量世界第十八位，美国第三。它总共得到普利策奖130次，是获此项奖励最多的报纸。《纽约时报》的左上角每日都登载一句话：所有适合刊登的新闻。这是它的座右铭。

《纽约时报》在秉持新闻自由的道路上，经历过两次大的新闻诉讼。上世纪六、七年代，掀起轩然大波的两次诉讼，不仅没有压倒《纽约时报》，反而对美国的新闻自由起到了保护和促进作用，为新闻诉讼确立了一种标杆式的判决案例，是美国新闻自由的一个里程碑。

第一次，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和南方争取自由委员会《关注他们的呐喊》的广告，因为部分内容失实，被阿拉巴马州蒙格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罪告上法庭。初审判定《纽约时报》赔偿美金50万元，二审维持原判。随后，发生连锁反应，以类似理由向《纽约时报》索赔的不计其数，一时间，几乎让《纽约时报》陷入绝境。《纽约时报》不甘倒闭，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历时四年，1964年3月9日，最高法院以9:0的绝对票数，撤销了一、二审的判决。判决词中这样说：

“在美国，针对政府官员的诽谤言论，同样受宪法修正案的保护，在美国，不存在诽谤政府罪，批评政府官员是公民的权力。参与公共事务讨论是公民的义务。”

判词中的宪法修正案，是指国会1791年12月15日通过的"权利法案"，其中有关新闻言论自由的这一条被列为第一修正案：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第二次，1971年三月，《纽约时报》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了一个美国政府关于越南战争的绝密文件。这个文件是1967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为了总结检讨深陷越南战争的教训，成立专题调查组，搜集了几十年的相关资料，形成了一个七千余页的绝密报告。这个报告被《纽约时报》得到，为了揭露政府在越南战争中对人民的欺骗，便予以连载刊登。

6月6日，尼克松总统办公室以反间谍法为由，将《纽约时报》告到地方法院，法院下达了停止发表的命令。命令下达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刊登连载的地方，换上了这样一条新闻：“应美国政府申请，法院下令停止刊登越战文件，等待听证。”

最后，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6:3,作出判决，支持《纽约时报》，判词这样写道：

“报刊是服务于被管理者的，而不是服务于管理者或者统治者的。政府审查报纸的权力已经被废除，所以报刊将永远保持对政府谴责的自由。”

“‘安全’这个词是广泛而含糊的概念，不应被用来废除体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基本法。以牺牲信息自由的代议制政府为代价保守军事和外交秘密，并不能为我们的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纽约时报》连载越战秘密的第二年（1972），尼克松任内还有一家报纸——《华盛顿邮报》，也与政府死磕，捅出了水门事件，致使尼克松黯然辞职。当时这起案件国内报道较多，大多数人知道，此不赘述。有兴趣的可以搜索“水门事件“。

了解了这几期新闻诉讼案，我们或许多少能体味到一点，美国为什么强大了。只是不知道，篇首那几位即将访美的编辑们，最终找到了纽约市党委控制《纽约时报》的诀窍了没有？

至此，又想起了《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也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主要发起人托马斯.杰斐逊， 他曾说过一句话：

“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向他们开放一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