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31日星期一

王山:追查新冠病毒起源,人类未来命运之战

作者:法广特约记者王山



5月下旬以来,美国媒体与科学界要求进一步调查新冠病毒是否以及如何从武汉病毒实验室外泄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压倒了早前某些科学家与世卫组织专家一口咬定新冠病毒来自动物的声音。

 

5月23日,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披露报道,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三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便出现严重新冠病情并去医院医治接着,一直否认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的美国首席防疫专家福奇改口,称"应该继续调查中国发生了什么",福奇因为被质疑与武汉病毒研究所长期合作并提供资金近来受到媒体的追问。

 

华盛顿邮报25日刊文称,新冠病毒从武汉实验室外泄的说法,先前被当成可笑的阴谋论,但在过去几个月间却获得了新的可信度。文章指出首要原因,过去病毒源于大自然的推论调查,到头来通通失败最近一波对于武汉实验室活动的注意及讨论,让某些科学家纷纷坦承,对于病毒可能与实验室有关的说法,当初其实太早打回票。

 

《美国之音》报道:26日,拜登总统下令美国情报机构调查新冠病毒起源,表明他的政府重视这种致命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拜登要求情报部门在90天之内拿出调查结论拜登27日对记者们表示,他会把90天调查的结果公布于众。

 

《纽约时报》28日报道说:在拜登总统下令美国情报机构调查新冠病毒来源之后,许多科学家做出了积极反应,在长期回避争论之后,一些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最近开始更愿意表达对病毒起源的疑问。

 

据来自美国国会的消息,在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推动下,209名共和党籍众议员签署了一份写给议长佩洛西的公开信,要求她指示民主党相关委员会主席共同参加对新冠病毒溯源的两党国会调查。

 

脸书( Facebook27日表示,因应有关新冠肺炎起源的调查,在咨询过公共卫生专家后,决定不再移除平台中"新冠肺炎属人造"说法

 

世界卫生组织(WHO)领导的疫源调查与中方研究人员合作曾于今年1到2月武汉进行为期4个星期的调查,发布联合报告,认为新型冠病毒是经蝙蝠透过其他中介动物传染给人类,并认为病毒自实验室逸出"极不可能"。在美国决定调查新冠病毒来源之际,世卫调查小组成员呼吁世卫会员国强制规定第二阶段的源研究,因为能够检查中国保存血液样本及其他重要线索的时间已经不多。

 

在欧洲,要求调查新冠病毒是否从武汉实验室外泄的呼声也日益强烈。英国《每日邮报》报导,即将发表在剑桥《生物物理学发现季刊》(Quarterly Review of Biophysics Discovery)的由英国伦敦圣乔治大学肿瘤学教授达格利什(AngusDalgleish)和挪威病毒学家索伦森(Birger Sorensen)共同撰写的研究报告指出,发现了中国科学家在武汉病毒实验室创造出新冠病毒的证据,他们试图用"逆向工程"掩盖痕迹,使病毒看起来像是从蝙蝠身上演化而来,但留下了"独特的指纹"。

 

英国《每日电讯报》28日报导称,英国的情报机构正在帮助美国调查新冠病毒是否从中国实验室泄露出来的可能。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30报导,英国情报机关经过重新评估后,认为是"可能的"。


北京方面则一如既往否认新冠病毒来源于武汉病毒实验室,并继续将病毒来源嫁祸给美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7日主持记者会,有记者问关于"美国总统拜登下令情报部门调查新冠病毒是来自动物感染还是中国实验室泄漏",赵立坚回应"中国实验室泄漏论"极不可能,已经清楚地记录在世卫调查组的报告中,这是权威的、正式的、科学的结论。赵立坚强调美方口口声声要中国参与全面、透明、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那就请美方也像中国一样,本着科学的态度,同世卫组织合作,对美国进行全面、透明、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

 

截至5月30日,全球新冠确诊1亿6995万例,死亡353.3万人;美国确诊3325万例死亡超过59.4万人。美国经过艰辛的努力,才把新冠疫情减缓下来,而新冠病毒仍在全世界肆虐。

 

2020年2月初第一例来自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侵入西雅图并在美国和世界各国迅速蔓延,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著名华裔教授张伦4月6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说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张伦说,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但是牵涉这么多国家,从波及人群、遭受损失、国家动员、社会心理等方面看,这完全是一种战争状态而且各国动用的处置办法都是和战争性质有关张伦说人类历史从此分为"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国际格局将因此发生深刻变化

 

毫无疑问,"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由共产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挑起;与战火硝烟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新冠病毒之战,比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惨烈。全球200多个国家已经惨死在中共病毒下的,除了平民,还有国家领袖、科学家、作家、学者、企业家、医生、影视与运动明星,等等。美国死亡人数超过建国244年来内外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美国经济损失超过1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0%3亿3千万美国人被新冠病毒禁闭在家里长达一年多形同被关进监狱。

 

一年多来,美国朝野向新冠病毒发源国追责的声音从未停息。由于美国的参与,正义力量打赢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对新冠病毒起源调查的深入展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进入决战阶段。




王丹:就“六四”事件答读者问(上)

20210531

        "六四"事件三十二周年之际,我在网上收集到一些问题,在此分两次回答,提出我的个人看法。这既是一种纪念的方式,也希望能够引发更多的思考和讨论。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高中生。他说,问题是跟他的中学老师讨论过后,提出来的。这也侧面反映出,即使是在国内的政治高压下,即使是高中生这样的零零后世代,还是有人没有忘记"六四",还是有人在试图寻找真相,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事情。他的问题是这样的:1. 如今的大陆青年看"六四",应当吸取什么经验教训?2. 如何为了理想奋斗,还能"站着挣钱"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第一,今天回顾三十二年前的学生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青年学生站出来之后,很快就有市民、工人、知识分子,甚至机关干部等其他社会群体站出来响应,这说明年轻世代的政治热情很容易激起全民族的政治热情。年轻人有勇气,没有包袱,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曾经扮演过推动社会进步的角色。因此,中国的未来也还是要靠年轻人的觉醒和行动。第二,在今天的中国政治环境下,既要为了理想奋斗,又要能够有尊严地追求财富自由,恐怕是很难两全其美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决定追求自己的理念,必定会受到当局的打压,对这一点恐怕要有心理准备。也许这位高中生可以考虑走这样的道路,那就是先去有尊严地追求财富,在经济上有了能力之后,再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推动有助于理想的事情。当然,在有了钱之后是否还能继续保持理想,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就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了。

        另外有一位网友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六四运动,赵紫阳等改革派继续在位,也许后来会推动政治改革,也许今天的中国会比现在更民主。您觉得呢?"

        我觉得:第一,如果把"运动"两字改成"镇压",我基本同意。也就是说,导致赵紫阳下台,导致政治改革夭折,导致今天的中国没有民主的,不是"六四"运动,或者叫"八九民运",而是"六四镇压"。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是不同的两个事情,只是联系在一起而已,但责任还是要分清的。如果邓小平集团不对八九民运进行"六四镇压",赵紫阳等改革派就会继续在位,也许后来会推动政治改革,也许今天的中国会比现在更民主。外界有不少人批评当年的学生运动导致了政治改革的停顿,这完全是倒因为果的错误判断。

        第二,今天回顾历史,我们必须看到,经过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启蒙运动的影响,在两任比较开明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推动下,八九民运的爆发可以说是必然的,且这场学生运动本身就是政治改革的讨论引起的。一九八七年,中共召开的"十三大"上提出了政治改革的问题,当时的政治报告中就提出了"重大问题要与社会协商"的改革建议,后来学生走上街头要求与政府对话,就是呼应当局的这个改革政策。换句话说,不是学生运动导致了政治改革的失败,而是政治改革的发展必然引发学生运动。因为,游行、示威、和政治参与,这些在当时的学生看来都是政治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许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一九八七年开始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建立起一定的党内民主机制,也许就不会出现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因此,事情也许正好相反,不是学生运动导致了政治改革的失败,而是政治改革的失败导致了学生运动的被镇压。

        因为时间的关系,其他的问题,我下周再来回答大家。


——RFA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八十三)——走向衰亡之路

 



这个长周末的周一,五月三十一日,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在油管上看到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在某大学校园采访学生对这个日子的了解。学生们的回答令记者大跌眼镜,所有被问到的人都以为这个假日根本就不该设立,那些所谓的阵亡将士是美国的耻辱,因为他们死于侵略他国,抢占殖民地的战争,不过是些炮灰。记者采访到的最后一个学生,竟然用了"F"打头的话,辱骂这个假日:"F… Memorial Day!"记者对电台的主持人说:我的肺都要气炸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美国大学会教育出这样的学生!会对用自己的生命为他们这些年轻人换来安逸生活的军人们如此地极尽侮辱!我们的教育确实出了大问题!

岂止是年轻的学生,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周六发推说:"祝大家享受一个快乐的长周末",同时还贴了一张"自嗨"照。副总统对阵亡将士的毫无理会,招来了网民和保守媒体的一片斥责。

其实没有什么可诧异的。去年的夏天,多少美国历史人物的塑像被推倒,有人统计过吗?有人统计过那些疯狂的美国红卫兵们推倒塑像的理由都是些什么吗?

六月十八日,北京第三中级法院受理我的"状告海关案"届满七年,这个案子的开庭日仍遥遥无期。张玉珍在美国继续穷追不舍她反诉李南央和斯坦福大学"李锐资料归属权"的案子,毫无放弃的迹象。中国共产党已不再孤立,他们在美国有着一支"消灭文化、消灭历史"的同盟队。

我的历史知识非常有限,但是知道秦始皇的统治是以焚书坑儒巩固的。毁灭文化,毁灭历史,是走向专制、独裁的第一步。如今李锐资料留存在胡佛研究所,有着特殊的意义,她不仅是中国人认识中国共产党本质的实录资料,也是西方民主社会的覆车之鉴!一个没有久远历史的国家可以充满了勃发向上的朝气,但是一个毁灭自己历史的国家必定走向衰亡。

"六月四日",中国人没有忘记!

2021年5月31日

Follow-up report on "Li Nanyang sued the Customs" (83) 

——the road to decline

This long weekend - Monday, May 31st, is the Memorial Day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YouTube, I saw a media reporter interviewing students on a university campus how much they know about the "Memorial Day". What surprised the reporter was that all the students being asked thought that this holiday should not be set at all. Those so-called fallen soldiers were a disgrace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ey were nothing but "cannon fodder", because that they died as invading other countries and occupying colonies. The last student interviewed by the reporter used the word with "F" at beginning to insult this holiday: "F... Memoria day!" The reporter said to the anchor host: My lungs are going to explode! I never dreamed th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would educate such students! It would be so insulting to the soldiers who sacrificed their lives for these youth who live a comfortable life! There is indeed a big problem in our education! 

More than just young students, U.S.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tweeted on Saturday: "enjoy the long weekend" with a Narcissistic photo. The vice president's indifferent to fallen soldiers who were killed in the fight for freedom drew a rebuke from netizens and conservative media. Actually, there is nothing surprising. Last summer, there were a lot of American historical statues being destroyed. Has anyone ever counted how many of them? Has anyone ever counted the reasons for those crazy American Red Guards to tear down the statues? 

On 18th next month, it will be 7th year of the Beijing No. 3 Intermediate Court accepted my case of "Litigation against the Customs". The trial of it is still unforeseeable. Zhang Yuzhen has been consistently pursuing her counter-claim against Li Nanyang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for the "Li Rui material owner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re is no sign of giving up.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no longer alone. They have allia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all believe "cancel/destroy culture and history". 

My historical knowledge is very limited, but I know that Qin Shihuang's rule was consolidated by burning books and burying confucianists. Destroying culture and history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s autocracy and dictatorship. Today, Li Rui's material remain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which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It is not only historical record for Chines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ut also a lesson/China catastrophe for Western democratic society to learn from! A country without faraway history can be full of vigor and vitality, but a country that destroys its own history will inevitably decline.

"June 4", Chinese people do never forget!

5/31/2021


顏純鈎:疫情追責掛鈎北京冬奧

拜登近日要求情報部門在三個月之內,提供對武漢肺炎追責的報告,與此同時,歐盟也再次要求中共交代武漢肺炎的溯源。至於一向與中共暗中勾連的世衛,也有專家正為譚德賽準備一份關於疫癥起源的報告。
看來在全球疫情趨於平伏之際,對疫癥追責的呼聲,將會越來越高漲。
中共在武漢肺炎爆發初期,做了很多形跡可疑的事,一是緊急派遣軍隊病毒專家陳薇少將到武漢接管P4實驗室,如果病毒與該實驗室無關,何必如此驚惶失措?此外,中共又全面清理華南海鮮市場,等到香港病毒專家管軼到武漢實地調查時,海鮮市場已喪失所有調查實證了,若病毒與海鮮市場無關,何必大動干戈?病毒與海鮮市場有關,即是與市場出售野味有關,與野味有關,即表示有可能P4實驗室做實驗的動物,曾經在海鮮市場出售。
陳薇少將到P4善後,一定有報告,這份報告應該向全世界公開。海鮮市場大清理,誰下的命令,根據什麼理由,也都應該對外交代。此外,美國媒體報道,在疫癥爆發前,曾有三名實驗室員工患病,這三名員工是誰,得的是什麼病,事後是否痊癒,也都應該公諸於眾。只要搞清楚這些蛛絲馬跡的來龍去脈,事件基本上可以摸清。
若疫癥與實驗室無關,中共何必掩飾,把所有資料公開,就卸去嫌疑,豈不輕鬆?中共至今不肯公開內幕,也即是心中有鬼,越想掩飾,越掩飾不了。
當然,中共絕不會與國際社會配合,還指望世衛幫他們掩蓋真相。世衛正面臨會員國的巨大壓力,譚德賽即將卸任,為謀求連任,就要爭取各國的支持,因此世衛是否仍與中共勾結,還要看後續發展。
世界性的疫癥追責方興未艾,各國遭受疫癥重創,人命與經濟損失不可估量,各國不會輕易放過。美國有輿論要求凍結中共在美國的資產,以作巨額賠償之用,中共一日不交代,一日都有威脅在。
中共要面對的,還有杯葛冬奧的威脅。明年舉行的冬奧,是中共一大政績工程,本來以舉國之力,仍可以做得冠冕堂皇,但自中共與各國交惡以來,冬奧似乎變成一個熱點,各國杯葛冬奧的呼聲此起彼伏。最近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茜,就提出禁止美國政要參加冬奧的議案,另外又有議員提出禁止商業機構贊助冬奧的議案。也就是說,美國政府暫時不會禁止運動員參賽,但也僅止於運動員參賽而已,其他與冬奧有關的活動,都不得參與。
疫癥追責方面,美國與盟國固然沒什麼辦法強迫中共就範,但西方各國卻有自主權,可以決定要不要杯葛北京冬奧。如事情繼續發酵,中共態度惡劣,美國民間群情洶湧,壓力加大,很難保證美國政府不會祭出更辣的杯葛措施,到最後,會不會拒絕參加冬奧,那就沒有人知道了。
中共是在疫癥追責方面讓步,換取美國與西方各國對冬奧手下留情,還是拒絕交代疫癥起源,而冬奧遭西方國家全面杯葛?二者必居其一,選擇權在中共手上。
中共還有另一個麻煩,就是要不要參加東京奧運?東京奧運是更重要的比賽,不去參加白白浪費奪獎機會,去參加了倒無所謂,但萬一日本其後又參與杯葛北京冬奧呢?那北京不是蝕底到入肉?你一付熱面孔去,人家還你一個冷屁股,到時習近平又如何平衡自己?
一旦你與全村人結了仇,個個針對你,不給你好臉色看,個個陰你,恨不得你吃虧丟臉,那你周身唔聚財,就是咎由自取了。
美國人不會那麼順攤,中共阻擋疫癥追責,美國就此算數。美國一定會想辦法逼中共就範,而將疫癥追責與北京冬奧掛鈎,是最順理成章的事。你合作我也合作,你不合作我也不合作,天公地道。
現在美國與歐盟﹑日韓印澳等都協調妥當,彼此立場完全一致,剩下的就是大家採取什麼共同行動的問題了。中共港共在香港橫行,殘酷鎮壓民主派,且看他能橫行到幾時?中共在香港越狠,美歐等西方國家清算起中共來,也越不留情,那就看看,到最後誰站住了,誰會倒下去。

——作者脸书

2021年5月30日星期日

专访历史学者周杰荣谈六四屠杀新研究(1)

20210530

美国之音 金哲 华盛顿 — 1989年6月3日晚上到4日早上,在世界媒体的摄像机前,中国共产党出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中共统治的中国的首都北京,镇压反腐败要民主的和平示威者,导致大约数百人至数千人死亡。

六四事件三十多年来,中共当局先是声言取得了"镇压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旋即又通过其政府发言人公开说希望人们尽快将它"淡忘"。中共当局还反复声言,几十年来的历史证明,当时的镇压是必要的,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人的幸福是有好处的。当局同时严禁中国人或中国媒体提起或纪念六四,即使是为了证明六四镇压的必要也不得提起。

在当今中国,中国人即使是在私人住宅里讨论六四历史问题也会有可能抓捕并面临牢狱之灾。每年在六四屠杀纪念日到来之际,公开佩戴白花或撒白花或冥纸的人会被当即抓捕。中国的历史研究学者则被严禁研究那一事件,违禁者不但会失去工作,而且大有可能失去人身自由。

与此同时,外国学者研究六四也困难重重。这种研究被中共当局被认为是对中共统治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并因此受到中共当局的敌视和阻挠。现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他没有登上大位的时候,就把对中共政权持批评意见的外国人士称作"吃饱了没事干"。

中共当局的敌视和阻挠给外国学者的研究造成诸多难题和怪题。难题包括中国的档案不公开不开放,研究者无法或难以到当地对当事人进行访谈调查。怪题则包括中共政权和为中共政权辩护的人提出的一个问题:研究者是否应当尊重当事人或受害者不谈六四历史的自由?

加拿大和美国历史学者周杰荣(Jeremy Brown)(周捷荣本人提供)
加拿大和美国历史学者周杰荣(Jeremy Brown)(周捷荣本人提供)

面对种种难题和怪题,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蒙·弗雷泽大学(又译西蒙菲莎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社会历史学研究者周杰荣(英文名:Jeremy Brown)教授可谓一个知难而上的学者。西方著名学术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今年4月出版了他的新著《六四: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

周杰荣在这本历史新书中提出或申明的主要论点包括:六四屠杀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一个愿意讲理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想到许许多多的完全不需要杀人就能解决抗议问题的方法,对此中共当局也心知肚明,因此中共当局才要在屠杀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如此不遗余力地掩盖真相并禁止人们提起它。

在周杰荣看来,研究1989年的中国各地发生的抗议活动和天安门屠杀对了解过去的中国,理解现在的中国,展望未来的中国具有明显的重要性;这种研究需要破除来自中共当局阻挠和误导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误导。

他在书中提到一个重大的误导来源是一度在西方国家和许多中国人当中有影响力的由美国人卡玛及其丈夫高富贵(Richard Gordon)制作的记录片《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他写道:"自从初次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我对1989年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是想反驳那些大谈抗议者错误和失败的叙事,那些叙事将抗议参加者和旁观者并无过错的事情归咎于他们。"

三十多年来,关于六四屠杀问题已经有了许多研究。但在周杰荣看来,很多研究都有一个致命伤,这就是"过于强调显赫的学生抗议者的故事和影响力,将目光聚焦于北京的一些大学校园和天安门广场本身,同时淡化广场和大学校园之外的以及中国各地当时发生的事情,其叙述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了天安门广场控制权、到了6月4日天亮时就戛然而止,这就导致了一种片面的观点,而这种片面观点推到其逻辑的极端就是认为学生的争论和错误举动刺激了当局下令对北京发动军事进攻。"

在他的新研究专著《六四: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出版之际,周杰荣教授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就当今中国历史研究者和中国问题观察家所面对的难题、怪题发表了他的看法。这些难题怪题包括他如何看所谓的应当尊重中国人不谈六四的自由的问题,以及如何看六四镇压之后中共政权不但没有认错,没有削弱,反而好似一路高歌猛进势不可挡的问题。

以下是周杰荣采访记录的第一部分。(文中内容只代表他个人观点。)

金哲问:看到你出版的关于1989年北京发生的屠杀的新专著,很可能有中国人会认真地、善意地、或毫无恶意地问你:六四天安门屠杀过去30多年了,很多中国人都忘记了,或干脆不知道。你作为一个西方人,外国人,为什么要去挖掘那段令很多中国人感到痛苦的历史,你是个"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吗?

周杰荣答:我先谈六四的重要性,它作为历史的重要性,然后我再谈我自己做为外国人的身份问题。

六四本身,也就是1989年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那个时候有几百万中国人用了和平的方式示威来要求言论自由、报刊自由,要求争取透明度,要求反对腐败,要求在各个层次上同政府对话。所以这是一个有几百万人参加的全国性的示威运动。那个时候它提高了很多中国人对未来的期望,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本身就有价值来让我们了解、分析、解释。

这个运动被共产党调动解放军用非常暴力的方式镇压,解放军扫射群众,开枪杀无辜的人。在北京镇压这个运动,这就是从6月3号晚上到6月4号早上在北京发生的六四屠杀,这个问题就值得研究。我觉得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分析重要的问题,也是要分析令人感到痛苦的问题。

这本身就是我的工作。我的任务不是回避复杂的问题,也不是为一个政府一个政党服务。我的工作任务是分析、解释和了解复杂的问题。因为六四是中国共产党力图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事件,所以我更感兴趣、更好奇。我的学生包括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也非常好奇。他们更想了解,因为这个事件的真相被隐瞒了。所以这一事件本身值得研究。

另外,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最近几年我去中国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最近十年我去中国或在加拿大、美国,我和中国人谈我的这本书。每当我说我要写一本关于六四的书,每一个中国人都说好,你应该写,我鼓励你写。所有的中国人都跟我说,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这样的书,所以他们是鼓励我写的。

因为中国人没有自由写这本书,中国人的自由被限制了。这个历史的事件那么敏感,在中国写太危险了,所以只能由外国人写。因此这不是外国人要污蔑或骚扰中国,我能写只是因为我没事,我安全,我可以在加拿大享受言论自由、学术自由。这是我研究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问:面向中国受众的德国之声中文网一个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知名中国问题观察家和评论家曾经发表文章说,在当今中国,人民享有各种自由,其中包括不愿意回忆过去某些令他们感到痛苦的历史事件的自由,作为外国人应当尊重中国人的这种自由,不应当用过去的历史来对中国人进行强迫或骚扰。我不想让你批评那位先生,但我想问,你觉得那位先生的论点(这种论点如今也是在很都人当中常见的)是有道理,还是耍流氓?或者可以说是天真无邪得令人惊讶或惊喜吗?

答:这个人的观点我很难接受。我能接受有人不想回忆那段历史。不想回忆六四的,可以不买我的书不看我的书。他有这个自由,这个我没有问题。我也很同情。很多中国人因为是幸存者或者受害者,他们会感到很痛苦,我也很能理解。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不想谈,因为这段历史太痛苦了。我自己就因此有了替代性创伤(vicarious trauma)。当我很深入地来研究被杀害者的故事时,我也觉得太痛苦,有时候我起床时情绪很低落,不想工作,不想写,因为写这种事情太痛苦。这些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我为什么非要写、非要研究?就是为了尊敬那些受害者的生命。我是为了记录受害人和幸存者的故事。如果我们完全忘记被杀的无辜的人,完全忘记他们,这样痛苦会更大,更严重。所以对这个德国人所说的观点,我最大的问题是他所说的跟自由没什么大的关系,这不是自由不自由的问题,而恰恰是一个不自由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要记录六四记录北京屠杀,如果你要公开说公开研究,这在中国很危险。因为共产党还在,它还会暴力的方式处理你。它会抓你,它会请你喝茶。这不是中国有自由忘记六四的问题,这是中国人没有自由回忆的问题。当时的恐怖在今天仍然延续。

所以如果你不想回忆,我也会尊重你,也会理解你为什么不能安全的回忆那段非常敏感的历史。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个人安全的问题,不是避免痛苦历史的问题。

问:你在你的书中写道,六四屠杀既不必要,也不是不可避免。但也有人,其中包括很多中国人认存在就是合理的,就是有道理的,六四流血事件虽然令人遗憾,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最高当局如此处理北京(以及成都等地)的抗议事件也是有其必要性的。比如说,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由此而来的经济大发展是必要的,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幸福是必要的。非常聪明的企业家马云就公开表达过这种观点。你作为一个中国历史和社会研究者对这种观点有什么评论?

答: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是,这种说法恰恰就是当时邓小平的说法,也是今天习近平的想法。也就是所谓的为了中国的稳定,为了经济发展。只能镇压当时的和平示威。

但这个论点我认为是太悲观也太可怜的一种想法,因为这种观点所列出的选择是你是要自由还是要经济发展,或者是要自由还是要稳定。它只允许你选择一个,你只能拥有一个。但对不起,自由我们不能给你,只能给你经济发展。这种道理我觉得属于一种很贫乏的思维,为什么不能同时拥有两个(既有自由又有稳定,或既有自由又有经济发展)呐?这都有助于经济发展,也不至于导致动乱,为什么不能兼而有之?

第二个方面就是,如果你要镇压和平示威,如果你能认同以前的邓小平和今天的习近平的道理,这就是为了保护稳定只能处理和镇压这个运动,尽管我自己不同意这个道理,但是假如你是同意,为什么就要动用军队,动用解放军,开枪、用坦克来扫射无辜的人呢。我觉得这太过份了。我可以想出十几种和平的方式来处理,或者非致命性的解决方式。

所以马云的这种观点,邓小平的做法以及直到今天习近平对邓小平做法的赞同我是完全不赞同的。为什么要动用解放军?完全没必要。

你可以等学生自然离开,顺其自然他们会离开。你可以用警察,你可以用非致命性的方式,可以用不那么着急,用一些更有耐心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为什么非要用解放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所以中共当局只能继续隐瞒真相。这是中共当局要掩盖真相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用解放军太过份了,是完全没必要的。

问:你认为六四屠杀事件既不必要,也不是不可避免。我可以相信你这么说是真诚的。但也有人认为六四流血事件虽然是一个悲剧,但镇压是必要的,否则会导致更多的惨剧或更多的不幸,对中国不好,对中国人不好。我也可以相信有人这么说也是真诚的,不是玩欺诈。对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历史论说的罗生门,你作为一个社会历史学者要怎么说?

答:我的回答是,这种为了大家的幸福只能杀几千无辜的人的观点,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跟我刚才的回答的有点相似。

我也可以说六四导致了什么。六四的屠杀、六四的镇压、六四后延续到今天的镇压都导致了什么?导致了很多的悲剧,很多不幸的事情。你可以去问一个西藏人,问一个新疆人,问一个在集中营的维吾尔族人。这都是因为共产党没有增加透明度,没有解决反而恶化了腐败现象。

没有言论自由也恶化了大汉族主义。你可以去看维权律师,看刘小波,这些都是六四导致的悲剧。我不知道假如没有开枪,没有动用解放军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但我们确实知道开枪之后导致了很多中国人感到不满的结果。这个是事实,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实际发生的事实。

问:我读了你的最新出版的六四屠杀社会历史研究专著。我不敢说我读得很仔细,不敢说融会贯通地理解了。但我有一种的强烈印象 ,这就是你这本专著的写法很像是我所熟悉的认真严肃的调查性新闻,也像是司马迁写的《史记》。司马迁在中国至今被认为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史家和文章大家。司马迁碰巧也是喜欢由个人看历史,从普通人甚至贩夫走卒的视角来陈述和解读历史,而不是一味地将历史进程视为帝王将相和社会精英的活动纪录。我想问,你认为你的写法或看历史的视角跟司马迁的有什么相似或相同,有什么不同?

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让我很高兴。因为这个问题说明我达到了我的目的。你所说的调查性新闻,也是我学习挖掘问题的开始。我最早的背景是新闻记者。上高中的时候,我是高中学生报纸的编辑。我也是我的大学的报纸的编辑。大学毕业之后,我在考虑将来要做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是要当记者,还是要当教书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最后我决定要当教书的。但是我的写法,我的研究方式,我要挖掘被隐瞒的重要的历史也是跟我的调查性新闻背景很有关系。

说到司马迁的写法,可以说我也跟他一样很同情被边缘化的人和故事。我也是要听普通老百姓普通人的故事,了解普通人和高层领导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如果我的写法跟司马迁的有相似之处,那也不是我的本意。我没有把他当作我的榜样。如果有相似之处也是偶然的。我在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教中国历史,教古代史也教现代史。

教古代史的时候,我认为古代中国历史对今天的中国和中国当代的历史关系不是太大。所以我对有的记者或有的历史学家把毛泽东比作皇帝,把邓小平比作现代的皇帝,甚至把习近平也说成是今天的新皇帝,我对这些说法很不以为然。

因为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完全是一个现代的独裁制度。它跟过去的帝制有文化的联系,但是它的科技和它的统制都是现代的。所以,假如你要给毛泽东找一个合适的类比,他的对等人物只能是斯大林。你要给习近平找一个合适的类比,那就只能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不是一个皇帝。

所以说,我的写法和司马迁的有相似只是偶然。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但这不是我的本意。

问:你在你大作中说,先前的有关六四屠杀的很多学术叙述过于强调一些著名的学生抗议者的故事和影响,将注意力集中于北京的一些大学校园和天安门,同时淡化北京城之外的事情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事情,而这种叙述到了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了天安门广场之后就戛然而止。这导致了一种片面的场景展示......。

看你这么说,我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有人要是说,你研究六四事件,讲述六四屠杀的历史,将关注焦点从著名学生领袖、北京的大学校园和中南海挪开,这何尝不也是一种片面或简单化?这是不是你的职业偏见或专业偏见,bias?对这样的问题,你要怎样回应?

答: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写拓展新知,但新知也不能完全脱离过去写出的历史。

过去有关六四的历史研究学术成果,大部分是聚焦于北京的学生运动,以及北京中国共产党党中央高层角力。这些都很重要,不能忽视。我的书对这些也没有忽视,但份量没有那么重。这是为了有更多的篇幅写更新鲜的内容。

北京以外的历史非常重要,除了学生之外,普通的北京市民、工人、其他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声音,我们很多人没有听到过。六四之后的持续镇压,也没有很多学者来分析。所以,我的任务是分析新的东西,当然会有新的片面新的偏见,这个我可以承认。

我的目的是激励将来的学者来纠正我的偏见,我的任务是纠正过去的偏见。未来的学者可以继续挖掘我忽视了谁的声音。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的中外学者来继续研究,弥补纠正我的偏见。

问:或许有人会说,芸芸众生当然不仅仅是一堆肉,当然也有他们的自由意志,也有他们的行动,但在中国这样的威权乃至集权的国家,我们已经看到上千万上亿人的抗议可以被独夫邓小平一声令下给打下去,但地球照样运转,而且运转得很好。所以,有人会说,写历史,尤其是在写六四事件历史的时候,关注中共最高领导层是把握历史的更靠谱的视角。你对这种说法准备如何反驳?

答:我们真的需要了解和研究高层领导的历史,包括要研究毛泽东时代就必须要研究毛泽东的选择方式,思维逻辑,他的决策,我们真的需要研究。六四事件中,邓小平是个关键人物,赵紫阳重要,李鹏重要,其他的中央领导也很重要。所以我们需要那些研究中共高层政治的专家来分析,但我不是那种学者。

我是一个社会历史学家。我的贡献是挖掘底层,或说民间草根,或说普通老百姓的声音,他们是怎么影响邓小平的决策的。这是我的贡献。

不同方面的研究都需要。我是从我的角度来研究。研究中共高层领导的学者可以从他们的角度来做贡献,这都是需要的。在六四事件中,中共领导层的决策特别重要,邓小平非常关键。现在的中国习近平是关键,我们真的需要了解和解释他的决策过程。

我是美国人,也是加拿大人。我在加拿大已经13年,我是双重国籍。所以我也不能不关注美国的政治。你看特朗普的美国和拜登的美国有什么不同?他们的政策非常不同。所以对一个国家的领导层,我们必须要研究和了解。因为他们的决定和政策会影响到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甚至他们的生命。

就六四屠杀而言,邓小平决定动用解放军,结果是几百到几千人被杀了。那是邓小平的选择。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邓小平。但是我的贡献是了解那些受害者是谁,他们的名字,他们被杀时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上街?他们为什么在外面?他们的死亡是怎么解释的,我们需要这样的研究角度。

问:你在你的出版的新书《六四: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活动和北京屠杀》中申明并强调,社会大众在推进历史进程的能动性。但有人也可以说,是的,中国的社会大众跟所有国家的社会大众一样爱好自由,而且也一直在尽力守护和拓展自由,但历史发展的轨迹却显示,当今中国越来越不自由了,中共政权碾压新闻自由,碾压人权律师,碾压国产毒疫苗毒奶粉受害者,碾压宗教信仰者,碾压农民工子弟学校,碾压图博人(西藏人),碾压维吾尔族人,碾压香港,现在正在摆开架势准备碾压台湾而且好似不可阻挡,你说的社会大众的能动性显然是梦想,虽然是美好的梦想。

请问,你要怎样反驳这种中国前途悲观论?我不是想要你放弃教书,转而从政,发表政治演说,而是想问你,作为一个中国社会历史学者,你是否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走向自由的反面?假如是,中国社会大众的能动性有什么问题,或发生了什么问题?

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你提到了那么多例子,显示中国人的能动性被限制了,中国人的自由被限制了。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能动性还是存在的。而能动性跟历史的偶然性是分不开的。

所谓能动性是指一个人怎样能影响历史,偶然性是偶然的事情。很难预料的偶然的事情也能影响历史。比如说六四的时候,赵紫阳要出国去朝鲜。他没想到他离开北京不在北京会影响到中共高层对民主运动的处理。结果中共高层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没有继续按照赵紫阳设想的做法来处理学生运动,而是采用了李鹏和邓小平的做法,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

当时的能动性还表现在学生绝食的决定上。学生做了一个决定,影响了民运的过程。有的人说那是一个错误,有的人说那是一个很聪明的战略。

中国人现在也有能动性,但这是涉及到人身安全的问题。所以我很能理解中国人不想谈六四,不想谈政治,或不想碰敏感话题。这也是能动性。这都是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不愿意谈政治,不愿意跟一个愿意动用暴力的威权制度谈政治,不愿意跟他们硬碰,这也是能动性。

要说偶然性,习近平想一直掌权,到他八十多岁一直当中国的领导。但偶然性告诉我们,可能明天习近平就没有了,或者明年就没有了习近平。这都是很难说的。

法广:六四还没有成为历史,美国华人举办多项活动,纪念六四屠杀32周年

作者:法广特约记者王山

 


5月29日中午,数十位华人来到旧金山华埠花园角广场,清洗矗立在那里的"中国民主女神像",这表明,美国华人纪念"六四"屠杀32周年各项活动正式启动。

 

89六四以来,香港市民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纪念集会已遭港府禁止,因此美国华人纪念六四,便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纪念活动。 6月4日晚间,由伟大民运雕塑家陈维明创办的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举办的"六四"纪念集会,有来自全美各地的500多人参加。在这场集会上,陈维明将揭幕他的最新作品:题为《中共病毒》、头上长满新冠毒株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雕像,并举行设于公园内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馆"奠基仪式。

 

美国国会议员、担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的史密斯(Chris Smith),将从华府专程来参加自由雕塑公园举办的"六四"纪念集会,并接受"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为他颁发的特别贡献奖,和参加"史密斯之友会"为他举行早餐会。

 

史密斯议员曾主持了六十多次关于中共侵犯人权的国会听证会,谴责中共强迫堕胎、宗教迫害、劳改和活摘器官等恶行。2020年7月13日,北京为报复美国制裁四名侵犯新疆人权的中国官员,宣布对史密斯等四位美国议员及官员实施制裁。

 

6月3日、4日,美国各地华人都将举行各种形式的"六四"纪念活动。3日晚间,中国⺠主教育基金会、中国⺠主党、人道中国、中国⺠主阵线、北加州香港会、支港联团体,将在旧金山华埠花园⻆广场民主女神像前举行纪念"六四"屠杀32周年蠋光集会。各团体发表《泪从未干,血不曾冷,未曾忘却,永不放弃》的"六四"文告指出:当下中国,以丧心病狂、被脱光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对国内将法西斯统治进行到了极致,十几亿国人被洗脑被监控,人们必须爱党,爱中共党政府,这样才算是爱国;新疆、西藏、香港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已经完全被沦为囚徒,中共被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立法、定义为"种族灭绝、反人类罪组织",中共的种种恶行,比法西斯还残暴10倍!他们遏制中国人⺠的自由,肆意践踏⺠主,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陆、香港越来越多的异议人士被羁押、抓捕、判刑,他们重启文革2.0版本,禁锢所有不同声音,连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持续进行了30年的每年的"六四"大屠杀纪念活动,去年起已被中共取缔,我们身处海外⺠主之地,至少有条件和能力公开跟中共抗争,能够向全世界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中共极权制度一天不除,全世界将永无宁日!

 

在六四纪念日到来前夕,旅美民运理论家胡平发表《投入结束中共专制的终极之战》的文章,指出:"六四"还没有成为历史,那个杀人的政府还坐在台上,还在继续压迫人民,死难者的名誉还在蒙受玷污死不瞑目,自由斗士还身陷牢狱或流亡海外,正义的原则还没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码的伸张。 "六四"还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纪念"六四"不仅仅是纪念,它同时也是抗争。

 

文章指出:今天,世界已经陷入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反对中共专制政权已经变得更困难、更有风险。但世界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惊觉、更清醒,更加认识到中共专制政权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也是人类的问题。在纪念"六四"32周年之际,我们要继续高扬自由民主的旗帜,和全世界一切珍视普世价值的人们一道,投入结束中共专制的终极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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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9日星期六

葛兆光笔下的何兆武:他的回忆中,有我们从没见过的时代

来源 闻道不分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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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西南联大负责人与教员合影


百岁老人、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于昨日在北京逝世。
祖籍湖南的何兆武先生,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系。1949年后,何兆武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何兆武先生的历史研究著作有《中国思想发展史》等,译著代表作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
2006年,何兆武推出口述史《上学记》。文史学者刘超曾评价称,"这部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随笔,一经推出即受到多方瞩目,除了让人了解民国教育及一代学人的成长历程外,也让人们反思当下教育的种种困境。"
为了纪念这位敢说真话的学界老前辈,"闻道不分朝夕"今天特别刊发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特聘资深教授的葛兆光为何兆武先生《上学记》所写的序言(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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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回忆中,有我们从没见过的时代文 葛兆光  |  编 kuang
何兆武先生生于1921年,比我父亲还长一岁,我一直把他看成是我的父辈。
这次,看到何先生口述他求学经历的《上学记》出来,不知为什么,想起两年前的夏天,那时我父亲还没有过世,在病榻上,很少谈起甚至好像有些忌讳谈起往事的父亲,望着天花板,突然给我讲起了他往年的经历,断断续续讲了一整天...... 何先生和我父亲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执著地追求国家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真的是和我们不同,有点儿像精卫填海,也有点儿像飞蛾投灯。 现在,看到何先生讲述他从北京的师大附中,到云南的西南联大,再回到北京的"革大",仿佛那一天和我父亲的谈话仍在继续。 那是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时代 慢慢地阅读《上学记》,好像随何先生重新行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之路上。这个历史之路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 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它千百次地出现在我们各种的历史书里。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五四"退潮后,一连串的战争把中国变成一个杀戮场。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是,那个时候的烽火岂止是连三月,简直是连了几十年。 不过,这个烽火岁月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筛选后的简明大纲,可历史并不仅仅是"大纲",正像何先生评论西南联大历史书的编纂一样,有时候历史被写得就像"注册组的报告",让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生活。 其实在生活世界里,毕竟不仅仅有烽火和杀戮,因此,当我们随着这些亲历历史的长者进入细节,历史便好像变得陌生起来,仿佛另有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时代。 在何先生的往事记忆中,不仅有北京的"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有"一二九"那一年多雪的冬天,有北平中学里的尊孔读经和白话教育之争,有那个时代中学生"无事乱翻书"的愉快,还有短暂平安时期看西洋电影的震撼。 那时,他有读《莎氏乐府本事》《格列佛游记》的时候,还有"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的时候,还有自由选修诸如郑天挺、陈福田、沈从文、钱钟书那些风格各异课程的时候......
这些只是历史的细节,可是唯有那些细节,能让你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和轮廓。  这份口述历史之所以对我们很重要,还因为有很多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随着何先生的回忆,又从历史里面走了出来。 他的记忆中有一团热情的闻一多、有战国策派雷海宗、历史学家吴晗、有哲学史家冯友兰、逻辑学家金岳霖,有"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有化学家兼教育家曾昭抡,还有他看到的和大多数人印象不同的殷海光,更有他一生都引以为荣的朋友王浩。 这些我们文史领域中人耳熟能详的学者,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为我们重构了那一代学术和文化的历史,也为我们重建了何先生求学时代的文化环境,让我们知道何先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中成为知识分子的。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幸福" 何先生在和朋友王浩的谈话中,说到"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把幸福看成是追求理性的超越和超越的理性。 在这本《上学记》中,何先生多次表示个人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幸福是密切相关的。 我想,对于理性始终的追求和对于社会始终的责任,也许是我们同情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关键。
生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天朝大国,而是积衰积弱的时代,何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在战乱中一边上学,一边观察社会,上学也许既是一个学知识,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的过程,可也是一个成为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过程。 那个时代对民族命运的普遍焦虑,现实的危机,他们这些知识分子自然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建设科学理性当作自己的目标,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个人幸福的基础…… 有人说,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整个地向西转了,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知识分子的主要倾向就是"西化"。 这个理解可能太简单,应该看到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知识分子以向西方"现代性"看齐的方式,反过来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的诉求,追寻民族和国家自立和富强的愿景,在"世界主义"的外衣下,凸现着一种曾经被称作是"民族主义"的感情。
这就是我常常说的,以世界主义的面目成就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目标接受世界主义。 虽然这种纠缠的心情,有时候会被看成是"救亡压倒启蒙",但是,因为救亡是追求富强,依靠的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科学,所以,启蒙和救亡始终是一体两面。
因此在中国,知识分子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追随那些可以拯救国家、导致富强的大潮流,特别是在外敌压境的危机中。 图片
何先生说:"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色来抹杀普遍的价值。中国有没有特色?有特色,但是这特色你不必强调"。
 现在,流行时尚是批判普遍性,质疑源自西方的民主、科学和自由,似乎要特立独行,鄙视遵守规则……但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中,我们却需要理解和尊重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所谓普遍真理和永恒价值的选择。 对国家(不是政府)的忠诚,对政治(不是政党)的疏离,看起来冲突,实际上统一,我相信这就是那一代中国有立场的知识分子。 并不是有专业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立场?
关于这一话题,现在讨论的著作已经很多了,不过书本常常只是一些理论,并不好拿它来截长续短、按图索骥。特别是像何先生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身处万方多难的社会中,成为一个有立场的知识分子,好像并不如书本上说的那么简单。 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应当是"局外人",认为他需要的是"反对的精神,而不是调适精神"。 在中国现实中,这话也许只对一半,因为在那种精神紧张和生存危机中,人们无法不向往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富强的国家,他们无法成为"局外人",也不可能仅仅是"反对"。
何先生那一代人,追随着"五四"时代的精神,把民主、自由和科学当作矢志不渝的追求,把国家整体的富强当作永恒的理想,这是超越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基础。

风度与修养:现在还需要绅士吗? 2001年,清华大学曾经试图为何先生举办一个八十寿辰庆祝会,邀请了一些人来座谈,何先生一直婉拒,理由是他不是大人物,不配开颂寿会,也不配出纪念集。 也许,有的人以为这只是做做谦让的姿态,但是那天早上,他的学生彭刚去接他,他却把家门锁上,一人飘然离开。我参加过很多次大大小小的祝寿会,而这次主角缺席的祝寿会,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我认识的何先生,始终谦和而从容,在大家谈兴很高的时候,他会笑眯眯地在旁边听着,如果话音稍停,他也会很高兴地说上两句,绝不让大家扫兴。
说起来,他也是著作和译作等身,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西方历史和思想的理解,多少都得益于他的翻译和介绍,但他却始终处世很低调。 我常常在想,人怎样才能像何先生那样有修养,"修养"这个词,其实翻过来说就是"文明"。 按照一种说法,文明就是人们越来越懂得遵照一种规则生活,因为这种规则,人对自我和欲望有所节制,对他人和社会有所尊重。
但是,仅仅懂规矩是不够的,他又必须有超越此上的精神和乐趣,使他表现出一种不落俗套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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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来越来越感到,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 爱德华·席尔斯在《传统》里面曾经说道,"何谓传统?凡是代代相传的事物、信念、形象、行为和制度都是传统,自觉性的高低是次要问题,但必须通过三代(时间的长短不拘),也就是通过两传才能成为传统"。 我不知道那种从容、自省和乐观的气质,是不是也需要两三代家庭的熏陶和从小浸染才能够获得,但是这种近乎贵族气质的传统,在现在这个变动不居、关系万千重的社会中,似乎是越来越难以见到了。 古代中国经常的改朝换代,近代中国太多的底层革命,使得气度好像成了虚伪,风度可能是无能的别名。
非得"幸分一杯羹"才能成为胜者,不顾孤儿寡母才能黄袍加身,"我是流氓我怕谁"才无往不利,"千万别把我当人"倒成了可夸耀的名言。 世事对何先生这样的人未必公平,社会对有修养的传统也不见得接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人心中是绝对政治正确的口号。这是很可悲的。
那份从容和宽厚,不仅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代没法延续,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现代,还能够不受世事的冲击而继承下来吗?



《上学记》谈到1949年便戛然而止,这让我觉得很遗憾。 前半生上学的过程,保留在何先生的记忆里,而进入绝大多数读者记忆中的,却是后半生的何先生。 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在《上学记》里面都没有提到,我曾经向何先生建议把口述历史继续下去,何先生笑而不答。 当我写这篇小文的时候,何先生因为偶然病恙,却两次住进医院。我曾去医院看望他,被医生命令不准下床的他,手里正拿着《资治通鉴》。
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有一种奇怪的联想,如果说,《资治通鉴》记载的是古代中国的整体历史,而在拿着《资治通鉴》的何先生身上,却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具体历史,在这个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整体历史和具体历史之间,该有多少故事? 走出医院,我又一次想起了《上学记》里面的一段话:"'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
这是一个追求理性和光明的知识分子一生的信念吗?这种信念是否就是支持他一生乐观对己和善意待人的基础呢?


《上学记》是何兆武先生前半生的经历回响,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像的呈现,还是一部特殊的中国近现代史。
 它与我们在学校里所学历史有着相同的脉络和重点,但诠释却不尽相同。学校的读本是粗略的、遥远的、冷漠的、政治的;而《上学记》则是细节的、亲近的、热忱的、充满着作者的思考与态度,值得信任。 而且,作为国内顶尖的历史哲学大家,何兆武先生对岁月的思考无疑是深刻的。我们能通过《上学记》获得的,不仅是一份"从没有见过的时代记录",更是一个资深思想者的理路。 我们对世界和社会的疑惑,亦曾是何先生的疑惑,我们对生活和命运的遗憾,亦曾是何先生的遗憾。我们阅读的是何先生的经历,解答的却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闻道不分朝夕"要诚意推荐"百岁学者"何兆武先生这本《上学记》。本书甫一出版,即获好评如潮,与齐邦媛的《巨流河》、王鼎钧的"回忆四部曲"齐名,被并称为"海峡两岸知识人的必读书"。
何先生昨日驾鹤西去,这本书无疑成了他留在人世间的绝笔之作,其珍贵与难得毋庸置疑。感兴趣的书友请长按下图识码,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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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道不分朝夕
闻道不分朝夕
朝闻道,夕不死。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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