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8日星期日

余茂春:中共大跃进式病毒研究让全球付出代价

20210301

美国之音 方冰 纽约 -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及其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最近在《华尔街日报》联名发表评论文章《中国的疏忽让世界付出高昂代价:北京痴迷于病毒,但不关心生物安全》。文章通过点出很多具体事例,说明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与中国以大跃进方式掀起生物病毒研究运动、忽略国际通行的生物安全措施不无联系。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文章作者之一的余茂春,请他就文章涉及具体事例做进一步说明。

记者:文章为什么将重点放在生物安全上?

余茂春: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反应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本质。中共是理论中毒最深的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它的理论是马列主义,但根本的就两点,第一是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第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共几十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围绕着通过各种实践和运动去折腾中国、折腾人民来证明这两个理论的正确性。无论是大跃进、文革,还是改革开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为了证明这两个他们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2003年的萨斯(SARS)病毒大流行把中共搞得蒙头转向,不知道发生了怎么回事。于是搞大跃进的劲头又来了。这样就发动了一个大跃进式的急功近利的大工程,就是全国动员起来研究病毒,去找出萨斯病毒的根源和疫苗。于是中国生化实验室之多,令人惊讶。中国有250多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布在八大学科领域,生化实验室就占了40%,是重中之重,全国上下有好几十家研究病毒的生物研究所,都来搞这个东西。但是,如同50年代的大跃进一样,它忽视了要付出的人的代价。

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和央视2019年联合出品电视节目《科普中国》截图(余茂春提供)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和央视2019年联合出品电视节目《科普中国》截图(余茂春提供)

我们在文章中提到,中国科学家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已经发现了将近2000种新病毒,而全世界花了200年才达到了这么多。(余茂春指,这是依据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和央视在2019年联合出品电视节目《科普中国》中所说)。所以说,这么多病毒在那么一种生物安全管理非常不健全的国家里进行研究,这种会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的事故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的重点不是病毒产生于自然或实验室,我们的重点是中国的生物安全系统非常不健全。这是中共自己也承认的,从总书记到基层实验室主任,都认为中国的生物安全是不够标准的。

记者:文章中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袁志明,他是不是已经看到了生物研究安全的隐患?

余茂春:袁志明在武汉病毒研究所长期担任党委书记,他本人是科学家,对中国生物安全的不足和缺陷很了解。他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倡导改进中国的生物安全系统,他写了很多文章,甚至还办了一本英文杂志,名字就叫《生物安全及生物安全保障杂志》。其中,袁志明和他的不少同行提出了很多问题,说中国的生物安全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条件差,资料不足,实验室资金和地区资源分配不均,上面也不重视, 等等。

记者:就在武汉疫情爆发的几乎同时,2020年1月初,中国农业大学院士李宁因贩卖实验室动物和牛奶被判刑12年。你们的文章提到了有网民指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是怎么回事?

余茂春:是的。但是这些质疑的人现在已经不在了。有人曾当面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动物管理不善,包括很多实验用的猴子,很多实验动物用完后拿出去当宠物卖,还有实验人员吃实验中用过的蛋,这些现象和指控很多。也曾有有医学背景的网友要求跟研究室副主任石正丽当面对质,石正丽说她可以用生命担保这是不可能的。但她不敢对质。所以里面的很多事情是不公开不透明的。

记者:文章指武汉病毒研究所安全措施的不健全对全球健康构成巨大风险,具体指的是什么?

余茂春:中国引进了法国里昂生物实验室的机构蓝图,用法国的技术帮助设计。2015年建成,当时法国一名高级官员到武汉去剪彩,之前中法双方达成协议,规定法国派至少50名研究人员到武汉病毒所参与研究。结果武汉病毒所建成后连一个法国人也不让进去,建好之后就撕毁协议。法国方面非常不满,一位负责人辞职抗议中方的做法。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标榜是国际透明的标兵,它确实有很多国际上的合作,它跟美国至少6个大学的实验室和其他研究所有合作,但是这种国际合作主要是"取"不是"给"。武汉病毒研究所所有的三十多位全职研究人员全部是中国人,只有一个他们信得过的在德克萨斯大学任职的华人例外。这种合作是皮毛的,它的核心研究都是高度机密和排外的,没有受到国际上的监督,是很不透明的。

武汉病毒所的安全和管理验证过程也是有问题的。中国科技部2016年对中国所有75个重点生物医学实验室进行评估,2017年12月发表评估结果。那时武汉病毒研究所已经是首屈一指的,被官媒吹捧为生物安全级别最高的病毒研究所,被授权研究剧毒和最危险的病毒和病原体。但武汉病毒研究所居然没能平上前20名的"优秀类实验室," 只是46名"良好类实验室"之一。这是急功近利的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自从1950年代"多快好省"的灾难性的大跃进以来,这类事情还没有根本改变,因为就像共产党说的那样,是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轻易改不掉的。

武汉病毒所获得了P4的最高生物安全级别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两名官员,其中包括一位生化专家,前去武汉病毒所访问,接触了很多人,了解了病毒所的很多情况。参观完后美国国务院的这位生化专家觉得问题很大,向国务院报告,认为他们的安全管理程序不佳,人员素质不好,生化安全方面有很多问题。那时袁志明是实验室主任,石正丽是副主任。

记者:文章提到解放军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生化武器研究项目,能不能作具体介绍?

余茂春:2015年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出了主要由第四军医大学生物医学及武器专家写的一本书,专门研究人造病毒作为生化武器。他们认为2003年的萨斯病毒是外国敌对势力释放到中国去的基因武器,并十分热情地介绍和推荐了当代科学指导下的基因武器。我们在文章中也提到中国政府在2011年通告国际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审议大会(International Biological and Toxin Weapons Convention Review Conference),说中国的军事专家正研究"人造病原体的创造","为病原体转化奠定基础的基因组学","特定人群的遗传标记"和"有针对性的药物输送技术,使病原体更容易传播,"等等生物武器项目。我们也提到 2021年1月,美国的情报单位有理由相信,在2019年秋天武汉病毒研究所几位工作人员神秘病倒,而该所跟中国军方有秘密合作的研究项目。

记者:武汉疫情爆发后习近平很长时间没露面,出来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生物安全立法,为什么是这样,你的分析是什么?

余茂春:1月初疫情爆发后习近平对此一言不发,几个星期后在国际国内舆论强大压力下才出来为自己辩解,自己讲他1月7日就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讲疫情的问题。但他究竟讲了什么语焉不详。我们知道的是,在1月8日,也就是开会的第二天,在官方媒体全面封杀疫情讯息时,他大讲共产党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党员一定要勿忘初心。所以疫情出来后他重点关心的不是疫情本身而是要突出党的正面形象,突出制度的优越性。这就是理论中毒的现象,不能说党做了失败的事情。而当全世界都在着急的时候,他在2月初出来说要立刻立法,生物样品和标本管理中有短板和漏洞,这是他自己的话。他严令中国政府马上立生物安全法。如果没有这些短板、漏洞,没有这些违规的事件已经发生,他是没必要说这种话的。

记者:文章提到武汉疫情爆发后,解放军派去了一名将军接管该设施,还说中共下令销毁从最早的患者那里搜集的病毒样本。美国的情报机构是否掌握了确切证据?

余茂春:不用美国的情报机构,中国政府的国家卫健委在1月1日就电话命令武汉病毒研究所,1月2日下达第3号文件,要销毁这些样本,严令控制资料的发表。现在中国大陆有传言说是地方官员瞒不住党中央,其实不是,而是自上而下的。中共报道说陈薇将军1月中旬就去了。而且后来她说在2月的时候中国的新冠疫苗已经批量生产了。所以说,她早就掌握病毒内情,否则不可能吹嘘那么早就能批量生产。

记者:石正丽对蝙蝠的研究国际领先。她专注研究的一种蝙蝠病毒与新冠病毒相似度非常高。但她说她没想到大流行会在武汉爆发。

余茂春:石正丽当时觉得这些蝙蝠都在湖北省之外的地方,她感到吃惊的是为什么病毒没有在这些地方爆发,而在武汉爆发。实际上她忽略了一个重要关键,就是石正丽和她的同事多年以来就把那些他们在其它地方采集的带病毒的蝙蝠样本搜集保存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她是该所实验室的副主任,号称蝙蝠女,有成千上万的标本。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从武汉野外自然生长的,而是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里保存了很多这类病毒标本,是不是有可能(新冠病毒爆发)是从这里泄露出去的,这个是我们所关心的。当然确切的答案必须要由武汉病毒研究所公布资料、储存系统数据、其生物安全标准我们才能知道。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石正丽自己写的、他们做的这方面的对蝙蝠的研究,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大量带病毒的蝙蝠标本这是不可争的事实。

记者:世卫组织从中国调查回来后,虽还未发布正式报告,但其成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得出结论认为病毒"极不可能是从实验室出来的",但最近同时又表示,所有假设都会予以考虑。你对此有何反应?

余茂春:世卫组织说极不可能,我觉得是他们极不负责任。这不是第一次。去年世卫组织已经有了一个团到中国去,中国政府对他们热情招待,但就是不让他们去武汉。结果终于让两个人去了武汉,他们在武汉,呆了一天,没有去疫情爆发的医院,也没有去病毒研究所,走马观花,第二天这个代表团就全体离开中国,回去就写了一些赞扬中国抗疫的报告,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我觉得世卫组织有个难处,就是不敢得罪中国,其领导层基本被中国绑架了,但下面具体管事的人对中国非常不满。美国媒体采访很多这样的人,在日内瓦,甚至在北京的世卫组织代表,也对中国的做法非常不满,向中国提出无数次请求要求调查,中国一概拒绝。所以说,据我的观察,这次世卫组织为什么中共让它进去呢?因为他们想去证明中共最早的一个说法,即病毒是从海鲜市场流出来的。他们希望世卫组织去找到另外一个宿主,可是这个动物的宿主找来找去找不到,所以中共想做这个事情。世卫组织也没有说他们找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去走访多少地方,只是走马观花看一看。只是说武汉病毒研究所防范多么严密,生物安全多么先进,这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很多中国自己的科研人员都认为他们的标准是不够格。而且目前这个团里某些成员有严重利益冲突,本应是调查对象,却成了调查者。这是有问题的。

记者:你认为如果中共不改变大跃进式的做法,疫情大流行就不会是人类面对的最后一次灾难,为什么?也许北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采取了措施,并依然可以证明中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社会主义有最强的动员能力"?

余茂春:中国共产党对全中国的资源进行垄断,而且垄断全世界与中国社会的接触方式和渠道,所以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高度垄断的国家。习近平2月讲话重点就是两条,一条是立即颁布生物安全法,称要弥补生物安全的"短板"和"漏洞"。第二点就是要讲正能量,要全面控制舆论宣传,向全世界报道共产党抗疫的英雄事迹,打击任何负面的报道,像方方这些人都受到了打压。共产党自我优美其形象是一贯的。它这种自我良好感觉从1949年甚至建党以来基本上就没有变过。这样的急功好利、不求实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数灾难,现在中国要领导全世界,当然全世界会很着急,很担心。所以我们希望中共要降低自己的雄心,要务实一点,中国是个大国,中国人民非常了不起,但不能因为中国共产党这些急功近利的既定方针造成另一次巨大灾难,中国老百姓已经见得很多了,所以这个疫情又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记者:《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批你们的文章"不顾世卫组织专家对于阴谋论的辟谣,继续炒作所谓'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说法。你对此有什么反应?

余茂春:他们发表了几篇文章,有一篇说蓬佩奥"是个政客","是个撒谎者",余茂春是个"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 有些文章充满了文革批判檄文的气概及政治分析和猜测,但没对我们提出的具体事例作出任何一点令人信服的反驳。

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采访,反映有关美中关系及美国政策的负责任的讨论和观点。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苏晓康:蝙蝠女

【按:余茂春以更权威的姿态,点明这次大瘟疫的两个源头:制度根源上习近平的"弯道超车"野蛮决策,生化根源上武汉P4所"蝙蝠女"石正麗的研制。"毒从中国来"基本上有定论了。我的新书《瘟世间》也做了相同判断,并进一步解构中共"瘟戰時間線"四步驟:爆發、隱瞞、封城、甩鍋,有计划成功地"让全球付出代价"。这个政权的邪恶性质,仅此一例已昭然若揭。此刻仅择书中『蝙蝠女』一节刊出,就算作个新书广告。】

202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官網在公佈,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他的简历中,刺目地列出学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和城市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公共卫生硕士学位",而且今年1月26日中共成立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指導組時,孫力軍代表公安維穩系統成為指導組成員。
当时坊间有两大传闻:中共傅正华系统崩解,北韩金正日脑死;同时发生的这两件事,看似不相干,却有一个相同含义:极权之下的黑道出事了,民间多少有点普大喜奔。网上又重提薄熙来及其鹰犬王立军,以比附落马的孙力军,大家都在言不由衷,潜台词是习近平搬倒薄二哥,也不过是一场黑吃黑。习手下的孟建柱,也仿周永康故事经营自己的"王国",岂有不倒之理?
然而更惊人的背后秘闻是,孙立军落马原因有五个版本之多,其中最诡异的是泄密之说,说他将在病毒严峻期进入武汉所获疫情泄露之核心秘密,尤其是P4实验室的讯息发给了他在澳大利亚的妻子,以为自保,若此便看似西方应已掌握病毒源头在中国的信息。
香港实业家袁弓夷称,正因為掌握了孫力軍偷送出國的證據,澳洲成為首個要求國際社會對中共病毒源頭進行獨立調查,並要求中共须就疫情作出賠償的國家。
同年4月,與澳洲總理莫里森同屬執政聯盟陣營的議員克利斯坦森與參議員安提克,先後發聲要求中共政府賠償澳洲因中共肺炎疫情遭受的巨大損失,不少議員也紛紛表態,贊同澳洲政府沒收中共企業在澳洲的資產作為賠償。
5月27日和28日,澳大利亞外交部長馬里斯•佩恩(Marise Payne)和澳大利亞國防部長琳達•雷諾茲(Linda Reynolds)在華盛頓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及美國國防部部長埃斯珀(Mark Esper)舉行了2+2部長會議,其後發表聯合聲明,宣布雙方同意在南海和香港等問題上加強合作。
對此,袁弓夷分析稱,澳洲外長與國防部長此行的一個目的,就是把澳洲情報部門截獲的中共肺炎病毒證據親手交給美方,而美國政府也得以進一步確認,COVID-19疫情爆發是中共的生化武器洩露所致。
然而,谭德塞的世卫协助习近平向全世界放毒,还是明火执仗,比尔盖兹偏要捐1.5亿给这个黑窝子,他帐算得贼清,因为中南海那个黑窝子让他赚钱老了,花这点小钱算什么?这似乎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无独有偶,已成为众矢之的的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副主任石正麗,去年二月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透露,事实上,她在第一时间也怀疑过病毒是不是来自自己的实验室,甚至焦虑失眠。
中国出了一个"毒女",吸引了逃到德国九年的廖亦武,台面底下我们管他叫"秃子",一个写中国底层社会的鬼才,流亡西方五年了,他那支笔也该显露一下。这回秃子写的,那可不在底层,而在顶层呢,是中南海豢养的一只毒蝙蝠,我称之为"背尸人"写手再写"毒女",他在网上贴出《 石正麗和SARS一代的終結》,梳理武汉病毒所从果子狸到蝙蝠搜寻SARS病毒的脉络,以及该所竭力撇清"人造病毒",秃子这次在海外写的难道不是中国的另类"黑社会"?
这里暴露的另一个问题,恰是西方学界警告的:这个毒女,是不是在全世界生物学尚未订出完善的"功能性取得"(Gain of Function, GOF)研究规范时,走得太远太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武汉病毒所曾经有这方面的项目合作,但是2014年美国叫停,NIH率先探讨功能取得研究的道德风险及规范建立,而不贸然闯进禁区。无独有偶,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领域,中国也跃跃欲试,这恰好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典范,极有可能车速过猛,而溢出那毒液?
武汉病毒所的"甩鍋",隨即被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接过来發揮,称COVID-19的零號病人是美軍,被美國P4的泄漏病毒感染,先是流感症狀,就帶病入境參加在武漢舉行的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这是最早的"阴谋论";鍾南山也出来助阵:COVID-19爆發在中國,源頭不一定在中國。由此,一场病毒"甩锅"发作,显然習近平不肯背鍋。
然而中国知名主持人崔永元,2月28日在推特做"武汉新冠病毒"民调,提供4个选项:1,"天然病毒自然传播;2,天然病毒疏忽泄露;3,人造病毒疏忽泄露,4,人造病毒恶意传播。一天时间,便有9968人回答,认同"人造病毒,疏忽泄露"者最高,占51.1%;认为"天然病毒自然传播"的人最少,占比12%。与此同时,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不认同新冠病毒来自外国的说法。他说,如果是外面传到中国来,应该是几个中国城市同时发病。
随后幾天,從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奥布莱恩到國務卿蓬佩奧、再到總統特朗普,一再声明,中國在武漢疫情早期隱瞞了真相,阻攔美國科學家前往中國武漢調查,導致世界損失了數周極其寶貴的時間。特朗普乾脆把新冠病毒稱之為"中國病毒",反击北京給美國扣鍋。
中美对抗已全面展开。美國釋放出領頭西方國家向中共索賠的信號,中共在國內全面發動了反美的民族主義運動。美國在南海試射了飛彈,中共軍艦駛入了從未如此接近關島的水域,其航母穿越宮古海峽並繞行台灣東部,美艦則頻繁穿越台灣海峽同時台軍在東部試射飛彈……。

——作者脸书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八十)——第二十一次延审通知

上一次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的"延长审限通知书"是在2020年8月26日发出的。我正想着该提醒贾志刚审判长半年延审期快到了,不成想,律师就发来了第二十一次延审通知,签发日期是2021年2月22日,竟然提前四天。对贾审判长的"恪守职责"不能不点个赞,但是对他的"徇私枉法"也必得踩一下点。

我在整理父亲李锐的口述历史录像时,听到这样一句话:"我的历史观点是必须有细节,有个案,有人物,否则的话,历史没有意思。"我想,"李南央状告海关案"是可以作为"有意思"的,习近平主掌中共和统治中国这一历史时段的个案被记载下来的——它有很多细节:海关扣书,法院受理诉讼的波折,审判长与我和律师会面,三中院一次次的延审……已经创下,只待申请的"延审次数吉尼斯纪录"。无论贾志刚先生是否愿意,他作为"人物",是铁定地被钉在历史上了。至于是"荣",是"耻",史家自有评说。怕得是,贾志刚先生的先辈们未必以为他是光宗耀祖的后人,贾志刚先生的后人,未必会以家中出了他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感到荣光。

历史是人写的,再小的人物,再不起眼儿的小事儿,都是历史的一部份。何况,处在历史节点,处在节点上受到关注的"李南央状告海关案",在这个个案中表现得十分抢眼的贾志刚先生是有了一定知名度的小人物;因为李南央这个犟人的不屈不挠,因为她前后左右众多人的关注和支持,这个案子曾被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美国《纽约时报》和中国的《环球时报》报导过,成了个比"八年抗战"都要持久的,很起眼儿的小事儿。因此,它是一定不会按贾志刚先生的期望,随着李锐的离世而渐渐走出人们的视野,走出历史。

我在这里等待着三中院半年后的第二十二次延审通知,届时,我的"跟进"应该是写到第85篇了。目前的计划是,写到100篇时集结成书,并正式申请案件延审次数吉尼斯记录。估摸着,那时贾志刚先生离退休年龄尚有些距离,只是不知他对党如此地尽忠尽职,党是否会让他的仕途更上一层楼,令他的"徇私"落到实处呢?


2021年2月28日

龚小夏:如果法西斯主义来到美国…

             长达大约五公里的铁网将国会和最高法院团团围了起来,身着迷彩服、荷枪实弹的士兵在这巨型铁笼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再加上随处可见、佩戴着四五式手枪的警察,让首都华盛顿正中心的国会山看起来像一座戒备森严的集中营。背景中象征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共和国的宏伟的国会大厦令两米多高的铁网上那些带倒钩刺的钢丝显得耀眼地丑陋。

              仅仅几个星期之前,全世界还无法想象美国会出现这一幕。过去,国会山作为首都勿容置疑的核心,从早到晚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国会大厦的拱形圆顶之下,参众两院分别有开会和投票的大厅,楼上有许多观众席。有意去观看辩论与投票现况的人们,无论来自何方,都可以到议员办公室或者访客中心要门票,去亲眼目睹一下国会立法的实际进程。六座办公大楼以及议员们的办公室在上班期间也对外开放。每个议员办公室门前都挂着国旗与该州的州旗,外面墙上钉着一块黄铜牌子,写明"欢迎请进"。根据人们的穿着打扮,很容易就能判断他们的身份:参议员多数会带着国旗章,众议员则有独特的议员徽章。挂着工作证的是议员助理,西装革履的往往是说客,而游客们则是平日随心所欲的穿着。国会对人民开放。进去的时候除了过一下金属探测器,什么证件也用不着出示。国会外面经常有人示威,多的时候可达数万。示威者经常进去用国会大楼里面的洗手间,顺便也可以到相关议员的办公室去打扰一下,提出自己的诉求。因此每到大规模示威的时候,国会办公大楼里经常出现拥挤的现象。议员和助理们早已习以为常。美国国会以其开放性,向世界骄傲地展示着民主制度的强大。

              来自中国的新冠疫情将美国打了个措手不及。自2020年三月份开始,国会对公众关上了大门,将近一年来,公众已经基本无缘和民选的代表在这里见面。今年一月六日,当百万人从全国各地前来首都示威游行时,数万人来到国会要求与议员们对话。示威群众高喊着"Our house"(我们的房子)的口号,推倒了大楼外面临时架起的铁栏杆。有几个人砸开了门窗,有几百个人跟着走进了国会,有那么几个或者几十个人甚至跟着警察走进了议事大厅。冲突之中,一名女性示威者被警察开枪打死,一名警察身亡——直到今天,警方掌握着如此多的录像资料,却没有公布出这名警察死亡的确切原因,也没有人被指控杀害了这名警察。

              走进国会的人之一是Derrick Evans。他在两个月前的选举中刚刚当选西弗吉尼亚州的下院议员。他后来被联邦调查局逮捕。Evans对律师说:过去曾经多次到过国会,根本就不知道国会还不许进入。大概跟他一样不知道国会已经禁止公众进入的还有许多。

              无论如何,执法机构很快就通过录像辨认出了进入国会大厦的数百人,一一抓获。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强行冲入国会"的罪名。而百万前来示威的群众也在一夜之间从公民统统变成了被媒体与政客一面倒地谴责的"暴徒"。

              一夜之间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奇迹。历来以拖沓著称的国会这次雷厉风行,在民主党籍议长佩罗西的强力推动下,国会四周竖起了两米多高的铁围栏,上面配有令当年柏林墙的建设者们自愧不如的倒钩刺铁丝网。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两万六千名军人荷枪实弹地日夜守卫。套用美军在巴格达的词汇,指挥官将这里称作"绿色区"。

十八世纪末,当皮埃尔·郎方(Pierre L'Enfant)面对着在马里兰与弗吉尼亚两个州之间的这一片沼泽地时,这位来自法国的想象力丰富的革命者与建筑师自豪地说,他要设计一个能够容纳一千万人的城市,让这里成为人类未来的中心,展示美利坚合众国的伟大。

              二百多年过去了,这片当初的沼泽早已成为世界政治都会。大华盛顿地区的人口也在接近一千万。在这里,美国的政客们决定着四万八千多亿美元的政府支出。这天文数字的开支也引来了数不清的腐败与变相腐败,让首都获得了"沼泽"的恶名。

              2016年,纽约的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以一句"排干华盛顿沼泽"的口号,吸引了数千万民众的支持,也彻底地得罪了民主共和两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更让大佬们愤怒的是,这位政治素人甫一入主白宫,非但不按照以往的常规去和他们勾兑,反而一五一十地去实现他的竞选承诺。于是,川普整整一个任期,利益集团就没有一分钟让他消停。

              依赖沼泽而生存的人从一月六日中看到了绝好的契机。被铁丝网圈起来不仅是国会,白宫前后一大片也同样被围。华盛顿的警察局一概不批准任何在政府机构前面示威的申请。示威者都被发放到边缘的商业区和居民区。过去经常在首都发生的这一道民主的风景线或许就此成为历史。

              里根总统曾经说:"如果法西斯主义来到美国,它将会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出现。"所谓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政治语境里等同于左派。也就是说,里根总统在警告人们,美国是有可能出现左翼的法西斯。其实,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何尝不是左翼?真正了解历史的人恐怕不会对此有异议。

              在今天的美国,我们看到的正是左翼法西斯主义的不那么悄然的兴起。左翼政客正在伙同大利益集团——金融巨头、媒体巨头、网络巨头——公然剥夺美国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请愿、持枪、无罪推定及隐私保护的自由。通过对川普总统的第二次弹劾,他们甚至在美国树立了中国式的"煽颠罪"的先例。

              法西斯主义真的来到了有二百多年民主传统的美国吗?到今天的国会去看一眼吧。

何迪:“小鲁现象”


2020 年 2 月 28 日,小鲁去世二周年,因疫情猖獗,无法祭拜,写下了"小鲁现象"一文。今天是他三周年的忌日, 疫情仍在,遂将此文发给朋友们,以寄托对小鲁的思念。

何迪谨记


"小鲁现象"


"小鲁去世⼀周年了。他的好友何迪发表了长⽂来纪念他,自然又引发出⼀些议论。这些议论在小鲁去世 时就已经发⽣,核⼼是对小鲁的评价, 在⼆代中与公众中似乎是分裂的。这种分裂的原因,去年没有得到重视和讨论清楚,于是今年再度出现,可称 为'小鲁现象'。"

李大同 2019 年 3 月 10 日的网文,提到的我这篇长文是在编辑《陈小鲁纪念文集》时写的。小鲁 2018 年
2 月 28 日在三亚心梗突发去世,当时忙着办理告别仪式,接着又忙于 3月 30 日在北京的追思纪念会,之后开始编辑小鲁纪念文集,希望能在一周年骨灰安葬时面世。为此我静下心来,用了近两个月完成了这篇长文。五十年交往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原本想清洗泼在他身上的脏⽔,用他的话说是⼈⽣遭受过三次,即⽂⾰、⼋九风波和安邦诬名,特别是安邦事件在他临终时都未有⼀个清晰的说法。但是在编辑、撰写的进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清污正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留下准确⽽正确的历史, 因为小鲁的思想与作为、品⾏与⼈格、朋友圈与影响⼒使他成为与共和国⼀起成长的我们这⼀代⼈的杰出代表,他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先觉先⾏者。小鲁⼀定会像他的⽗辈——缔造共和国的陈毅元帅、粟裕⼤将⼀样被载⼊共和国历史的史册。"

30 万字纪念文集初稿完成,经编辑小组及出版社初审,认为如要出版, 内容需大量删改,这将无法再现小鲁的真实面貌,与其如此,莫若不出。这个结果并不出意料,但未了的心愿总像块巨石压在心头,难以释怀。于是在小鲁 2019 年 2 月 28 日逝世周年纪念活动、安葬仪式结束后,我决定将这篇长文在网上发送朋友,文责自负,但我仍删掉了个别敏感字句、段落,同时增添了照片和前言。我没有公众号,也不发朋友圈,当晚 11 点将长文单对单,单对朋友群发出。第二天中午,我发觉发不出去了,有朋友将长文的题目改后用 PDF 版再发, 不足 12 小时再次被封。据说这是网管最轻的惩罚,文章只被允许正常存在了 24 小时。

收到朋友们回复,很多令我非常感动,也有启发,他们说文章被广为转发并引发了讨论。其中李大同等人就"小鲁现象"的讨论就是朋友转给我的。对于这些讨论,昊苏大哥有些担忧,小舅子秦晓则对他说:"小鲁不仅仅是你的家人,更是一个社会人, 他已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是呀,小鲁已成为供人研究当代历史的典型,被视为了"小鲁现象",以下是他们的讨论。

李大同说:"这里想讨论的是,那些既⽆权位、又非⼤款,也谈不上有专业领域的⼆代⼈物,如小鲁、晓⼒、秦晓等⼈,他们的社会影响⼒来自何⽅?""我的假说是: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代⼈物的社会影响⼒,取决于他们的⾏为与意见对当今体制的悖离程度或批判性,悖离程度越⾼, 批判性越强,则此⼈的社会影响⼒就会越⼤。⽽且,只有在这个前提下, 他的⽗辈在体制内曾经具有的地位, 才会与之发⽣耦合或放⼤作用,⽗辈地位越⾼,对⼆代影响⼒的增强作用就越⼤。也就是说,⽗辈的体制地位, 增强甚⾄保障了⼆代⼈物的疏离、批评体制的⾏为或意见表达,这很像⼀个悖论。反之,如果⼀个⼆代⼈物是现⾏体制的收益者和捍卫者,是⽑的崇拜者,是传承'红⾊基因'的自诩者, 则⽗辈的体制地位对他们的社会影响只有消减性反作用。""于是我们看到'小鲁现象'可能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条件下的⼀个悖论:⼀⽅面,他们因为对体制的脱离与批判性获得了⼴泛的社会影响⼒;另⼀⽅面,却主要依托个⼈所具有的体制性资源和符号获得财富(包括民营资本为其消费买单),这两种效应之间存在深刻的⽭盾,⼆者之间其实是不相容的。"

但是叶岩有不同的看法:"我看更多的是不忍否定前辈们流⾎牺牲和理想主义。从清末到民国,再到共产党的⾰命,领导者、组织者很多是背叛本阶级的富家⼦弟,读了书先知先觉,去发动民众打到满清统治、继⽽北伐。为了什么?建立⼀个光明的社会制度。老⼀辈中共领导,没⼏个劳动⼈民出身,只有陈云、彭德怀不多的⼏位。后来觉悟了的知识分⼦和⼯农⼤众加⼊⾰命洪流。那时⾰命者 的理想当然包含国家统⼀、民族独立、政治昌明、宪政民主。但是取得政权前⼣⽑占据了领导地位,第⼀次政协  的《共同纲领》同《论⼈民民主专政》⼏乎出自同⼀时期。仓促应对解放战争飞快发展的形势又马上接管全国政权后,有⼏次⾛向宪政民主的机会, 都被取得了领导地位的⽑⼀次次引向更专制的⽅向。我觉得⾛向专制不是老⼀辈⾰命者的初衷,专制是建政后⼀步步形成的。党纪强调服从,恢复经济要在⼀段时间内强化国家计划,合作化升温到⼈民公社,都有⼀个过程。政治⽃争⼀次比⼀次残酷。
⽂⾰后形成权贵利益集团,政治体制改⾰搁置,强化维稳,国家机器主要对内。这后来近 70 年的变化,不能说就是老⼀辈当初闹⾰命的时候的理想。""中共'⼏个服从'的内部制度和战争时期严酷的外部压⼒有关,到和平时期没有转变,愈演愈烈,影响到政府的公权⽆限,⾛到民众的对立面。"

身在美国的李晓林说:"我⼏次试图当面与小鲁讨论'陈毅之⼦'这个沉重的标签,我说'那就像《东⽅红》⼤型歌舞剧里的那个被公开拍卖的,小⼥孩头上插着的草签'。但我感觉, 他并没有认识到红⼆代的头衔,在社会学意义上,和美国小说'红字'所描述的社区居民给通奸犯身上贴的'红字'没有本质的区别。"

CaiX 回应:"这个比喻用得好,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陈小鲁头上的光环恰和那个红    A    字给⼈们的感觉颠倒了个个⼉,红 A 当初是耻辱的标签,后来⼈们对其做了正面肯定的评价,⽽陈小鲁的光环,⼀开始是光环, 到最近⼀些年成为某种不齿的标签。"

利川对李大同说:"非常赞同你对陈小鲁的评价。我了解不深,但直觉以为,陈是少有的红⼆代中真想⾛ 出体制的⼈,⼼灵中有自由主义情怀。他和点点⼀起搞的⽣前预嘱公益平台就不简单。对于红⼆代来说,能够彻底抛开'共产贵族'的优越感,从⼼里摆脱体制,才是自由的开始。对于所有⼈来说,能够真正理解共产主义初⼼的甜中之毒,才是自由的开始。"

CaiX 和"陈三世"的两段话做了小结。CaiX 写道:"这个体制决定了这是多米诺骨牌,也决定了不是道德提升就能改变的,所以现在任何的改政策不改体制,抓⼈不动制度的做法, 都只能是对自⼰苟延残喘,对外忽悠蒙骗。不褪去陈毅⼉⼦的光环,⼀⼤批老红⼆认陈小鲁为⼤哥,认他是好⼈,五⽑认他是反骨,极端自由派认他是伪善,只有最⾼层认他是⼼腹⼤患。"陈三世回应:"红⼆代与社会⽭盾之激化是近六年倡导红⾊基因的后果。" "否定主义,否定运动,否定组织。⾛出这三步,差不多了。"

作为旁观者,我摘录了"小鲁现象"讨论的原始记录,未做任何评论, 但作为《陈小鲁纪念文集》的编辑者,我想小鲁会怎么看待在他身后所讨论的"小鲁现象"?也想到为文集撰 写文章的挚爱亲朋们会有什么意见?

由此,我想到小鲁在口述史里讲他一生遵循的三个座右铭:"⼰所不欲,勿施于⼈"、"⼈贵有自知之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所畏惧的"。

毫无疑问,小鲁是这个时代的先觉先行者,他的影响力不来自元帅之子的背景,而来自他的人格魅力,因为他首先是一位践行社会责任的公民。他在政改办的副手、挚友唐欣说:"在我认识的众多的他的'同类⼈'当中,他是最少有'救世主情结'的⼈。他真的只把自⼰当成⼀⼈,⼀个普普通通的⼈。他是我见识过的、少有的、能明白並实践'⼈权精神'的⼈。"北京八中高三(3)班,与他朝夕相处的同窗们写道:"⼀介平民的正常辞世造成这么⼤的社会影响,很多⼈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作为他的同学却觉得实⾄名归。陈小鲁的特殊出身使他有着吸引社会资源的天然优势,只要稍加利用就能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他却在⼈⽣的⼏个重要关⼝,遵从'道不同不⾜予谋'的内⼼引领,不违⼼奉迎,从⽽放弃了官场上的上升机会; 又清廉自律,谢绝了豪车豪宅的许诺。在当今纷繁浮躁的世态之下,这需要多么强⼤的内⼼!我们和他接触当中都能隐约感觉到他身上有⼀种⽓场, 使来到他身边的⼈不由自主地感到亲切,愿意信任,愿意倾听甚⾄愿意追随。这种秉赋有⼏⼈能有呢!可你看他本⼈,依旧是旧衣破车,⼀脸的微笑,明明白白⼀个百姓之躯。"小鲁多次向我讲:"共产党⼈的初⼼就是要改变社会的不平与不公,追求⼈类的平等并实践平等观是中共有号召⼒,并最终取得胜利的真正法宝。""官兵⼀致,建立了新型军队;军民⼀致,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反对独裁、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感召了知识分⼦与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胜利,靠的是实践平等的观念, 建立⼀个公正的社会。"人生而平等而且身体力行,在众多的红二代或传统教育的活动中,只讲优良传统,不提"红色基因",既非高官又非富豪的小鲁,受到广泛的社会尊重,因为他遵循着人生座右铭的第一句"⼰所不欲,勿施于⼈",背后就是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他相信,他坚守,他践行。

小鲁成为先觉先行者,在于他勤于思考,勇于反省。刘进讲到 2010 年就宋彬彬的文章"四十一年的感谢与道歉"征求小鲁的意见,小鲁写下两千余字的回复。他说:"道歉必须真诚,反思⼀定要彻底",文革前"学校教育不讲⼈性⼈权,只讲阶级⽃争等,影响了我们整整⼀代⼈。""三年之后, 2013 年,小鲁公开站出来鞠躬道歉了。他是真诚的,是深思熟虑的,是为了⽂⾰不再重演。像丹柯⼀样,小鲁是掏出来他的⼼去照亮前⾏的路,我们为什么不能跟着⼀起往前⾛呢?"小鲁反思从自己始、延至党与国家、扩至世界与人类。他的第二句座右铭"⼈贵有自知之明",贵在敢于反省, 由此而获自觉,正如他见南怀瑾老师后给我们写的对子:"万景眼前过问何⼈可知天命,千虑⼼中⽣唯智者能观自在,横批,道法自然。"

小鲁的反思是理性的、现实的、充满了情感与真诚。这基于公民意识、普世价值、家庭出身使他对中共与中国历史非常熟悉并有独到见解,出使英国和周游世界使他具有了从世界看中国、从人类文明发展看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和眼光。他的反思、反省 不是沉浸在过去,而是为了开创未来。对于毛泽东,他曾和我讲是打不倒的, 因为在中国老百姓心中毛泽东已成了庙堂里供着的神,两千年封建专制的传统就是奉主为神的社会基础。对毛泽东的错误,他有清醒的认识。1981 年展开的历史问题大讨论,4 月18 日驻英使馆组织学习黄克诚的文章,小鲁在当天的日记写下:"对这些老前辈我是尊敬的,但是尊敬不⼀定意味必须⽆条件的听从他的意见。对⽑主席和⽑泽东思想,必须⼀分为⼆,⽽且这是⼀个过去的问题了,老的创伤不要老去搞,希望以后不再提到这些事情,没有好处的。⽑泽东思想提不提在我看并不是⼀个多⼤的问题, 也许对老⼀辈来说这意味着是否承认他们⼏⼗年奋⽃成果的问题。但是对于我联系起来的,回忆起来的却是⼀系列不愉快的东西,造反、反修、⼤跃进、批刘批邓、⽂化⼤⾰命。⽽ 且⼋⼤不提⽑泽东思想,也是正确的,⽽那时四⼈帮正拿这⼀点来批老⼀辈,为什么⼋⼤可以不提,⽽现在就必须要提呢?说什么统⼀的思想、统⼀的了吗?有这个必要吗?百花齐放不更好吗?如果你的思想正确,就不要怕⼈家不听,如果不正确统⼀岂不更糟,老⼀辈的框⼦多。当然我并不认为西⽅议会制度就完美⽆缺,我认为只要你守法,爱国,你可以有⼀些独立的不同的思想,党内也应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且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面对将来,⽽不是回顾过去。过去有过五关斩六将、也有⾛麦城。我们不能依靠过去的亡灵去⽣活,要创造自⼰的未来,也许在这⼀点上所谓代沟最宽。"小鲁代表了共产党人的觉醒,是一代新人。33 年后,李(作鹏)、邱(会作)百年诞辰,后代们聚会,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空军干部刘善本的女儿江平给小鲁发信,对集会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小鲁回信谈了十三点看法,第一条就提到"我党内路线⽃争多数不是搞错了就是搞过了。""搞路线⽃争,就要⼈⼈过关,个个表态,实际上⼈⼈⽋债。""就李邱⽽⾔, 当然有错误,⽽且错误不小,但定性过于严重,且坐牢顶罪,也就可以了。" "整贺(龙)、罗(瑞卿)、你⽗亲的账不能全算在他们身上,主要责任⼈的像不是还挂在天安门上吗?""应该以宽容、开放的⼼态对待历史事件、⼈物。""君⼦和⽽不同,不必强求⼀致。""我们老了,时间⽆多,我们要活在当下,享受今天,不必纠结过去, 沉湎于痛苦。不同的看法交流⼀下, 倾诉⼀下就可以了。保重自⼰、善待自⼰,是第⼀位的。"对于文革中遭诬陷、在六四后遭清洗、在道歉时承受压力、在安邦事件中陷入舆论旋涡, 小鲁都心地坦荡,守住做人底线,因为他相信自己站在了历史进程的正确一边。反之,对待像黄吴李邱一度成为历史前进的对立面,他也能实事求是,不怀仇恨之心,以仇报仇,而是以德报怨,化解恩仇,彰显了人性的光辉。"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所畏惧的",是小鲁的第三条座右铭,不屈从压力,坚持做人的底线与处世的原则,这就是小鲁的本真!

我怀念小鲁的长文被截图转发的"十年之赌",引发了更多的议论, 有人说这代表了下一步政治改革的方向,又有朋友讲"虽说是个玩笑,也看出你为了这个国家,有多么⼤的期许",还有人评论"这反映了两⼈对问题认识差异程度","何迪和小鲁显然不在⼀个层面"。对于中国的未来, 小鲁与我有共同的期许,也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曲折、非坦荡直线的进程有共识。作为资深顾问,小鲁从博源基金会成立初始就一直积极参加中国现代性转型的系列讨论,在博源遭到打压之时,也未中断。金耀基对中国自 1840 年开始的现代性转型, 现在仍在转型之中的判断;李慎之为了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大潮,必须对中国千年专制主义文化传统进行彻底批判,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陈乐民对中西文化思想不同的底格, 进入现代社会必经几代人的启蒙;南怀瑾对中国近代的六次突变因缺乏准备而无法完成制度建设。恩师们的这些论述认为中国现代性的转型是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对其艰巨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必须跳出革命史、党史叙事的范式,以文明发展史观重述历史。用小鲁常说的话:历史进步是由合力推动的,左中右,黑灰白,从来不是直线的运动。20 世纪激进主义思潮的兴起是世界现象,中国革命只是其中的一支,我们的父辈只是历史合力中的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中又有多种分支;中国共产党也如此,多种力量,多种派别,如同社会一样; 尽管历史有时倒退,但是相信文明进步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上海福寿园的小鲁塑像基座上刻着:"我这个⼈,也⽆⾜轻重,就是潇洒⼀点,追求自由的⼈格,仅此⽽已。"

小鲁成为人们研究的现象,成为时代的符号。但于我,他是个活生生的、真性情的人。我原想发表了长文就可卸下思念的重担,但是,不能够。在议论时政时,想起他是位可无拘无束掏心窝子的知己;在打球时,想起他要打兰 T,只享受过程不问杆数的球友;在旅游时,想到他攻城掠地, 志在灭国急冲冲的脚步;在吃喝时, 想到他不问品牌与年份,靠着酒咔嚓选择,海鲜不吃鲍鱼海参、蔬菜不沾蘑菇茄子、冷碟不捡木耳皮冻,吃偏食的样子;对我,他就是一笑就露出两颗虎牙的陈小鲁。

顏純鈎:中聯辦橫手奪權,建制派狗咬狗骨

政府欲升劉利群,引來左媒批判,中共橫手剝奪特區政府人事權,全面管治香港,開始侵入到特區政府內部。
政府升劉利群,本來只是一個內部運作的小事,但左媒抓住此一事件大作文章,干預特區政府運作,擺明了挑戰林鄭政府的權威,示範中共居高臨下大石砸死蟹的權威霸道。
這件事最有意思的是葉劉的不知死活。葉劉居然對大公文匯的大批判不以為然,公開嗆聲,引來籃絲蜂湧而上的討伐。葉劉的用心,本來是借此討好一班政府官員,讓他們讚賞葉劉仗「義」相挺,保護各級官員的利益。葉劉本沒有那麼公道正義,但她問鼎特區行政長官死心不息,一直在謀劃自己的仕途頂峰。萬一她進駐禮賓府,她需要整個政府團隊在工作上的支援和配合,今日維護各級官員的利益,希望他日這些官員有以回報。
但葉劉對中共政治也太無知了。中共要收拾香港,不是為林鄭,更不是為葉劉,更不是為各級官員,只為中共獨裁統治。聽教聽話的日後有賞賜,膽敢捋虎鬚的,早晚都要清算。
左媒批鬥劉利群,志在恫嚇各級官員,勒令他們此後規行矩步,聽從指運,不要明一套暗一套,聽話的有運行,不聽話的靠邊站。葉劉為劉利群說好話,正好讓自己站在中共的對立面,她想討好政府官員,卻大大得罪了中共官員,那究竟是誰對葉劉的仕途有發言權呢?當然不是那些無權無勢的政府官員,而是西環那些策劃於密室﹑號令全香港的中共幹部。
葉劉自二十三條後到美國鍍金,回港後突然組織了一個黨,自任黨魁,她的政治資本和財力從哪裡來?當然是從西環來。葉劉倚仗有人「照住」,比一般藍絲後台硬,因此膽敢在這種風頭火勢上唱反調,可惜她不明白,中共體制下沒有個人意志,今日為座上賓,明日可為階下囚,效犬馬之勞才能得寵,一旦有反骨即刻會被打入冷宮,甚至死無葬身之地。
葉劉站著中槍之後,有人又把「白宮發言人」馮煒光抬出來,說他早就倡議要由西環來審議特區政府官員的升遷了。特區政府要升誰降誰,都問過西環先,西環點頭才算數。馮煒光此一高論,固然正中中聯辦下懷,但對特區政府各級官員,卻無異於詛咒。
林鄭葉劉都是港英政府培養的,各司局級負責官員,除了問責制那幾個,幾乎都是港英舊電池,他們都治染港英時代的官場規矩和風氣,只管埋頭做事,不問政治是非。但今日的政治行情,只埋頭做事不行了,要表忠效命,立場堅定,要認清楚老闆,聽教聽話。葉劉的誤判,便是她以為特區政府還能獨立運作,此人政治野心很大,政治智慧零蛋。
說起馮煒光,有人不理解,一個民主黨常委,怎麼一轉身就身居高位?事實是,有人投身政治出於公義和理想,有人投身政治是為個人政治野心。馮煒光在民主黨一二十年,韜光養晦,捱到領導層輪替時,卻輪不到他上位,他的政治野心破滅,民主黨就非久居之地,一轉身投入梁振英門下,便加倍賣力,原形畢露。
甚至可以大膽懷疑,他從一開始,就是中共派進來的內奸,是中共安插在民主黨內的一條「針」。多年埋伏,混到常委,有多少民主黨的內部機密,都掌握在中共手上?剛一現身建制陣營,即刻貴為梁振英時代「白宮發言人」,如此恩寵,便是對他多年辛勞的犒賞。
當前民主派受壓,建制派紛紛浮頭,建制內部獻媚爭寵越演越烈,各人出盡八寶,就想表現自己,爭功領賞,因此建制派內部鬥爭會加劇。早前有紫荊黨成立,志在與土共爭地盤;民建聯又搞「變革香港」,意圖搶佔先機;今次葉劉中槍,就是有人要打擊異己,不同建制黨派蠢蠢欲動,拳腳交加。
與此同時,西環與中環的矛盾也會激化,劉利群升遷事,搞到左媒出來宣戰,便是直接打臉林鄭政府,宣示中聯辦才是主場。林鄭豈有能力與西環鬥?她就是中聯辦一條走狗而已,從前在暗,今日在明,中共統治香港,已懶得再蒙一塊遮羞布了。

——作者脸书

2021年2月27日星期六

汪浩:白崇禧與「二二八事件」的處置

20201004

最近,白先勇先生與廖彥博先生共同輯整白崇禧將軍一生史料,完成著作《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時報出版,2020年9月)。 正巧在寫作《借殼上市》一書時,讀到一些國史館解密檔案,涉及白崇禧對國民黨政府處置「二二八事件」的影響,提出來供大家進一步研究。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初期,蔣介石因為忙於華北內戰,並沒有對事件十分重視,也沒有將它看作為共匪叛亂。即使到了三月五日,他在陳儀請求下首次決定派兵,也只是為了增強今後治安。直到三月八日,蔣介石在見了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後,才改變看法,認為形勢「嚴重已極」,而陳儀「粉飾太平」,決定加派軍隊赴臺鎮壓。[1] 三月八日,國民政府國務會議決定對「二二八事件」處理三原則:一,政府應派大員前往臺省宣慰。二,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應依照省政府組織法改組為臺灣省政府。三,改組時應儘量容納當地優秀人士。三月九日,蔣介石接見國防部長白崇禧,指派他赴臺灣宣慰,要他「查明實際情形,權宜處理」[2]。十日,白崇禧呈報李翼中所擬的事件處理辦法,獲蔣批准。該辦法要點有:一,臺灣省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二,臺灣警備總司令不由省主席兼任。三,省政府委員及各廳,處,局長儘量任用本省人士。四,臺灣省各縣市長提前民選。五,民生工業之公營範圍,應儘量縮小。[3] 這些處理辦法相對開明,可惜白崇禧來臺後將它們改掉了。三月十六日晚,臺灣局勢初步安定後,蔣介石已經決定要陳儀辭職。[4]

三月十七日下午,白崇禧飛抵臺北後廣播宣示蔣介石的「告全省同胞書」,提出「臺省各縣市長提前民選,儘量選用本省人。」又宣佈「參與此次事變有關之人員,除共黨煽惑暴動者外,一律從寬免究。」[5]但是,白崇禧去各縣市宣慰後,開始改變看法,轉而認為「此次臺灣事變,內容並不單純。共黨暴徒操縱煽動蔓延既廣,被害復大。」[6]

三月二十四日,他自臺中給蔣發了一份詳細的電報,提出「查此次臺灣事變之遠因,乃由臺胞青年過去受日本五十餘年狹隘褊激教育影響,致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薄弱。其近因,即抗戰勝利後,中共假言論自由之名,恣意詆毀本黨及政府軍隊。臺省一般不正確之報章輿論亦同出一轍。醞釀既久,臺人有政治野心者乘機操縱,伺機爆發。故最近以臺專賣局緝私事件籍題發揮,因少數共黨分子及日軍投降後自海南島遣回之臺籍退伍軍人與地方莠民勾結煽惑叛亂,臺省青年學生妄動盲從,省縣市各級民意機關參議員等多盲從,起而附和,致叛亂擴大,全面暴動。…其企圖不僅如在京所聞係出於不滿現狀。自有關文件中獲悉,彼輩所謂高度自治及所提無理要求,則直欲奪取政權,已無疑義。」白的結論是「臺灣事變係野心者有計畫的暴動,希圖奪取政權。非少數奸黨所能全面鼓惑,不過利用臺人排外心理,推波助瀾而已。」[7]白崇禧的這份電報,首次將整個「二二八事件」定性為「野心者有計畫的暴動」,比他離開南京前,蔣介石對事件的認知為「不幸事件」嚴重多了。

在這份電報中,白向蔣建議今後治理臺灣措施:1. 經常保留一個師兵力,並將二十一師充實,增編砲兵營。2.馬公基隆高雄三要塞增加編制。3. 經常派駐兩團憲兵部隊。4. 今後臺灣保安警察幹部,由內地轉業軍官遴派,除戶籍交通警察可用臺籍外,其餘員警以外籍充任,以防患未然。5. 臺省各級民意機關改選,將參加事變的人員淘汰。6. 縣市長民選,應利用戒嚴時期,再斟酌情形。7.臺灣省政府改組和經濟方案由陳儀另外報告。白崇禧不主張撤換陳儀,反而要陳儀主持臺灣省政府改組和經濟改革方案。白崇禧的這份電報,改變了已被蔣介石批準的李翼中所擬的事件處理辦法。這份電報極其重要,它奠定了國民黨政府此後四十年對二二八事件定性的基礎。全電完全沒有提及陳儀的責任,卻把事件起因和責任波及幾乎所有臺灣人,而不只是追究少數共黨份子。

白崇禧(左)與蔣介石。(圖/維基百科)
白崇禧(左)與蔣介石。(圖/維基百科)

白崇禧來臺後,大力肯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與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認為他們平亂有功。三月二十六日,白崇禧又致電蔣介石,竭力推薦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他稱讚「此次事變鎮壓最為得力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獨斷應變,制敵機先,俘虜暴徒四百餘人。」[8] 蔣才開始對彭有了好印像。

三月二十七日,白崇禧在臺北再向全臺廣播,說「臺灣此次發生不幸事件,遠因雖由於臺胞深受日本統治教育之影響,而近因則由於在臺『共諜』乘機惑眾搗亂,企圖使用暴力推翻政府,奪取政權而然。」[9]白崇禧三月二十七日與三月十七日的廣播,對事件的定性已有很大不同。四月二日,結束宣慰工作的白崇禧返回南京市,提出人員獎懲名單。四月六日,白崇禧呈蔣介石《宣慰臺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對今後治理臺灣的行政,經濟,教育,軍事保安等各方面政策提出詳細建議,特別提出「臺胞祖國化」教育。[10]白崇禧說:「臺灣人民受日人五十年來之褊狹教育,養成對祖國文化隔絕、輕視之心理,但以平民教育及職業教育相當發達,尚有守法勤勞之習慣,其最大要求為社會之安定,與衣食之豐裕。至臺胞對國家之觀念,應使迅速增強,應請主管教育機關制定中心方案實施,以便養成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精神,積極推進『臺胞祖國化』之教育。」[11]這份長篇報告強化了白崇禧三月二十四日電報的觀點,反對臺灣省各縣市長提前民選,也反對省府官員儘量任用本省人士。

受白崇禧的影響,蔣介石對二二八事件性質的判斷,在三月上旬和下旬之間發生了重大變化。事件初期,蔣介石並不認為共黨作亂是主因。在三月七日的日記中,蔣認為「此時共匪組織尚未深入,或易為力」。[12]三月十日,蔣公開講述「臺灣事件之經過及處理方針」時,雖然提到自南洋回臺人員中有一部份「共產黨員」,但對整個事件,他還是定性為「不幸事件」。[13]三月十三日,蔣介石還電令陳儀:「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14]但是,白崇禧告訴蔣:「臺灣事變真相與在京所聞者頗有出入。」[15]在讀了白的連番報告之後,蔣愈來愈把事件看作是臺灣人與共匪聯手叛亂。到了三月三十一日,蔣在日記中說:「臺灣全省各都市為暴徒共匪脅制,叛亂情勢嚴重已極,竟能如計處理,次第平服。」[16]

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蔣指派白崇禧赴臺宣慰,制定善後方針。受白崇禧來臺後期電報的影響,蔣介石在三月末把事件看作是臺灣人與共黨聯手叛國奪權暴動,以此來合理化全臺的白色恐怖。而白崇禧三月二十四日的電報和四月六日的《宣慰臺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對事件的定性起了關鍵作用,影響了國民黨政府此後四十年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置。臺灣歷史學界對此報告書的研究不夠。

20200915-本書作者白先勇(左四)、廖彥博(左三)15日出席《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新書發表會。(顏麟宇攝)
白先勇(左四)、廖彥博(左三)15日出席《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新書發表會。(顏麟宇攝)

註釋:

[1]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26頁。

[2]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27頁。

[3]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30頁。

[4]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35頁。

[5]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35頁。

[6] 國史館,白崇禧電蔣中正此次臺灣事變不單純共黨暴徒操縱煽動蔓延既廣善後尚須審慎處理待宣慰工作完成報請鈞裁較為適當國內臺籍各團體人民代表提出要求請勿輕許諾,典藏號002-090300-00012-409,1947/03/23。

[7] 國史館,白崇禧電蔣中正臺灣事變遠因乃由臺人民族意識薄弱近因中共恣意詆毀野心者乘機操縱及今後治臺宜採經常保留一師兵力及各級民代應分別保留及改選等措施,典藏號002-090300-00012-410,1947/03/22 。

[8] 國史館,白崇禧電蔣中正此次事變各要塞鎮壓最為得力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制敵機先基隆史宏熹果敢沉著與馬公史文桂等均有功惟各地要塞編制一再縮小兵種不全難達任務等,典藏號002-090300-00016-321,1947/03/26 。

[9] 國史館:張繼于右任居正等聯名函呈蔣中正對政府改組暨慎選國民政府委員之有關意見,白崇禧對全國同胞及國外僑胞廣播台灣事件主由臺共惑眾搗亂圖謀政權幸經敉平中央正妥擬治臺方…,典藏號002-060100-00222-027,1947/03/27

[10] 國史館:白崇禧呈蔣中正宣慰臺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典藏號002-080200-00378-001,1947/04/06。

[11] 國史館:白崇禧呈蔣中正宣慰臺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典藏號002-080200-00378-001,1947/04/06。

[12]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25頁。

[13] 國史館,蔣中正主持中樞擴大紀念週宣示現陳儀已宣布定期改組省政府並允實施縣長民選暴亂暫平未料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要求取消臺灣警備司令部繳卸武器復又偷襲機關故已派軍隊赴…,典藏號002-060100-00222-010,1947/03/10 。

[14] 國史館,蔣中正電陳儀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典藏號002-080200-00315-035,1947/03/13。

[15] 國史館,白崇禧電蔣中正近旬赴臺宣慰對事變真相了解較切其處理方針及軍事政治經濟等應改善方案等正與陳儀商擬請轉主管機關前擬意見請准修正並攜方案回京面呈,典藏號002-090300-00012-411,1947/03/26 。

[16]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644頁。

*作者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著作《冷戰中的兩面派》(有鹿,2014),《意外的國父》(八旗,2017),《借殼上市》(八旗,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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