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31日星期五

中国历史频繁出现大规模食人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Erewhon  / 品葱 2020-03-04


三年饥荒和文革时期中国都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文革时期广西甚至有上千人被吃,很多人都把此归咎于共匪政策的邪恶,但是随便调查一下不难发现,这种情况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而欧洲则鲜有大规模吃人事件的记载。(参见中国食人史

而且某些令人发指的反人类行为在世界上都罕见,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隋代末年,"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矮贼。生灵歼于此矣。",朱粲竟说:"食之美者,宁过于人肉乎!"(唐·张𬸦《朝野佥载》)

唐僖宗广明二年(881年),黄巢攻占长安,"时京畿百姓皆寨于山谷,累年费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如,谷食腾踊,米斗三十钱,官军皆执山寨百姓,蠰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旧唐书·黄巢传》记载:"贼围陈郡三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俄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楷击陈州败死,巢自围之,略邓、许、孟、洛,东入徐、衮数十州。人大饥,倚死城堑,贼俘以食,日数千人,乃办列百巨碓,糜骨皮于臼,并啖之。"(《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下》)

"巢益怒,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卞、曹、濮、徐、衮等数十州,咸被其毒。""黄巢围陈州几三百日……"(《资治通鉴·第二二五卷》)

秦宗权称帝后,军队用人肉干当粮食,"贼首皆剽锐惨毒,所至屠惨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

后汉高祖干佑元年二年(948年-949年),赵思绾喜食人肝,更喜欢用酒吞人胆,他说:"吞此干枚,则胆无敌矣!",共吃人肝六十六个。"赵思绾好食人肝,常面剖而脍之,脍尽,人犹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胆,谓人曰:吞此千数,则胆无敌矣。长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数百人,如羊豖法。"(《资治通鉴》、《旧五代史》卷109)

康熙十二年修《青州府志》第20卷载,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山东青州府推官黄槐开在一件申文中说:"自古饥年,止闻道殣相望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耳。今屠割活人以供朝夕,父子不问矣,夫妇不问矣,兄弟不问矣。剖腹剜心,支解作脍,且以人心味为美,小儿味尤为美。甚有鬻人肉于市,每斤价钱六文者;有腌人肉于家,以备不时之需者;有割人头用火烧熟而吮其脑者;有饿方倒而众刀攒割立尽者;亦有割肉将尽而眼瞪瞪视人者。间有为人所诃禁,辄应曰:"我不食人,人将食我。"愚民恬不为怪,有司法无所施。枭獍在途,天地昼晦。"

同治三年(1864年),皖南人相食,人肉价格大涨。《曾国藩日记》同治三年四月廿二日记载:"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近闻增至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曾国藩日记》又记载:"洪杨之乱,江苏人肉卖九十文一斤,涨到一百三十文钱一斤。"

这种食人文化也被移民的汉人带进了台湾残害原住民:
日治时期大正十年(1921年),任职台南地方法院通译官的片冈岩所著《台湾风俗志》中,记载汉人习惯吃原住民肉的史实:"南投厅埔里社以北邻接番地,住民若杀一个番人时,举庄都来庆祝,将番人首级插上枪尖…打锣鼓欢呼游行各庄…有人将番人尸体寸断煮熟,然后切片分给每一个人吃…"


甚至传统的中医都支持用人肉治疗疾病:
万历六年(1578年)李时珍完成《本草纲目》,他搜集药名是为了"凡经人用者,皆不可遗","人部"举凡毛发、指甲、牙齿、屎尿、唾液、乳汁、眼泪、汗水、人骨、胞衣(紫河车)、体垢、月水、人势(阴茎)、人胆、结石……皆可入药。头发可治伤寒、肚疼,男性阴毛治蛇咬,人魄(人吊死级的魂魄)可以安神定魄。

更加可怕的是,这种思想甚至延伸到了中国现代,比如大批小粉红都支持三体中太空舰队吃人,并且合理化中国古代的食人事件。鲁迅所说看遍中国的历史,都只有吃人二字,我觉得不仅仅只是比喻而已。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存在如此多的食人事件?是否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原因?如果将来在推翻中共的时候发生战乱,我们应该如何杜绝此类情况产生?

——网友推荐

顏純鈎:要人工智能還是人類智能,這是我們共同的難題

作者臉書


最近大陸開發出DEEPSEEK(深度求索)系統,被吹噓為中國又一次彎道超車,搞得全世界沸沸揚揚。我對這些新東西完全外行,基於好奇,東看西看,一知半解。
有人說「深度求索」抄美國,有人說是偷美國,這些都要等專家去研究;又有人說這系統只有百分之十七的可靠性,這也無法證實。又有人說中國用很少的投入,得到與西方同等水平的成就,證明中國人本事大。
開發成本小,如果是真的,那當然很神奇(已經有專家證實遠非如此),但與用家沒有關係。用家用你的系統,只管好用不好用,會不會被誤導,不會管你用了多少錢去開發。
我也試著去「深度求索」那裡「求索」一下,不出所料,政治議題都是用大陸官方標準的說法「餵」出來的結論,即使自然科學方面的問題,答案也都充斥大量紅色話語。這都不奇怪,你在中共治下,不聽中共那支笛,你就冇得撈。
大陸各行各業都在中共嚴密控制之下,不管問什麼問題,都有可能得到包藏很多假資訊以及中共思維邏輯在內的可疑的答案,在提問之前,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中共國假論文泛濫成災,很多科學研究成果都靠走後門得到「審查通過」,大陸官方意識形態與普世價值背道而馳,政府機關與私營企業都可以毫無羞恥地造假哄騙。人工智能從海量的假資訊中取樣分析,它提供給你的答案均是中共語境內的答案。
眾所周知,中共有一套「唔係人咁品」的思維邏輯,黑可以歸納成白,正可以分析成反,一方面事實可以假,另一方面分析可以胡混,二者疊加的結果,同樣一種東西,中共可以得出與全世界截然相反的結論,那麼你能信得過大陸開發出來的人工智能,為你解惑釋疑?
除非你真的很愛中共,愛到不分青黃皂白,否則何必捨西方的人工智能,去就中國的人工智能?你的大小疑問,都可以在西方的人工智能系統中得到比較客觀可靠的解答,那麼你何必要去向中國那個智能系統求助?何必捨近而求遠,捨可靠而就可疑?
「深度求索」爭議性很大,中共最叻「土法上馬」﹑「放衛星」追求轟動效應,當前正需為疲弱的國勢打一支強心針,所以是龍是蟲,還要放長雙眼睇。
其實,我不但對大陸的人工智能存疑,我對所有的人工智能也存疑。人工智能是不是好到可以取代人類智能?人類發展出人工智能,是增強了人類智能,還是削弱了人類智能?
第一個疑問是,假如有不同的人,問人工智能同一個問題,那麼他們各自得到的答案,是一樣還是不一樣?按理應該一樣,因為系統內部是同一套運算模式,只要問題一樣,答案也應該一樣,但在現實世界,不同的人對同一個問題的思考,有時會得到南轅北轍的結論,這是人們思想的多樣性會互相激發的起點。那麼,如果人工智能對同一問題的答案不一樣,那究竟哪一個答案才是準確的答案,為什麼不同的人問同一個問題會得到不同答案?
第二個疑問是,據說人工智能會依據個人偏好提供他喜歡的資訊,但我們接受資訊,如果永遠只是個人偏好,那長期下來,肯定會使自己的知識面變得狹窄偏頗。如果人工智能「餵」給你的料,永遠只是你喜歡的來源和性質,那就不是你自己的選擇,而是人工智能替你做了主,你放心別「人」替你作主讀什麼書,看什麼資料嗎?
第三個疑問是,我們平常讀書,除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知識之外,我們還從閱讀他人著作中學到分析和歸納的方法,我們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同時也同步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如果我們長期依賴人工智能替我們讀書,給我們各種未必靠得住的結論,而不在乎自己有沒有學到分析能力,那麼我們的智能便會停留在開始應用人工智能那一天的水平,這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第四個疑問是,據說人工智能可以造假,可以模仿人的聲音﹑腔調﹑習慣﹑生活方式等等,有人在網上模仿習近平的腔調和嗓音,讓習近平說出一番反共言論,竟然栩栩如生,那以後我們如何分辨這個世界的真與假?如果全世界都充斥亂七八糟的假資訊,我們憑什麼去認識世界,如何去確認我們與主客觀事物之間的對應關係?我們將如何做人﹑如何安頓自己?
第五個疑問是,據說人工智能在自動駕駛、智能交通、智能家居、智能醫療、智能教育等方面有廣泛應用前景,所以全世界蜂湧而上,一個新的時代在蓄勢待發,沒有人可以阻止。但是,當人工智能可以用最低的成本,去取代所有人類的工作,那時人類將做什麼?人類所有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都可以由人工智能包辦,那我們就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一天到晚絞盡腦汁去享受生活,變成一大堆行屍走肉?其結果,人類智能將逐漸退化,退化到原始人的地步,最終被機器人消滅?
以上這些疑問應該早就有人想過了,只是我不知道。如此饒舌,只能算是杞人憂天。

寻找贾樟柯:汾阳县城的灰与红

"我能够获得故乡,是因为我离开了它。"


编辑:Shell Long
歪脑 01/31/2025



汾阳作为导演贾樟柯的故乡,也是他电影之旅开始的地方。他拍摄的《小武》以及《站台》,还有后来的《山河故人》三部电影,都全部或部分以汾阳县城为背景,讲述了改革开放时代的狂欢和沉寂。有中文媒体在提到贾樟柯与故乡的关系时提到,"某种程度上,贾樟柯几乎所有的电影起点都在县城,这是属于他的养分";而在寻找新的创作兴奋点时,他发现"故乡县城无疑是最好的方向,他决定回到起点。"

贾樟柯电影里的中国乡镇年轻人,像坐在一辆时代的卡车中急起急停急转弯,在惯性作用下撞得头破血流,晕头转向,却依旧奔向"值得期待的未来"。今天,人们似乎又将面临另一次经济减速增长的"巨大惯性"。

作为"县级市"的汾阳有着自己的"核心产业",也出过贾樟柯这样的知名导演,这使它受到额外的关注;而它又与中国几千个县城没什么不同,按照县城独有的格式存在和运行着。在《小武》上映的27年后,我试图在这座"知名"又"未知"的县城,探索贾樟柯镜头下的汾阳。

【图略】太原到汾阳靠近汾阳段的铁路上,硬座车厢中的乘客望着窗外成片的工厂。(歪脑/Shell Long)

这次探索之旅在浓密的雾霾中开始,不出几小时我的肺部便开始疼痛。煤炭在这个地区是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而各种焦化厂排出的气体,就成了雾霾中最底层的味道,而用语言很难描述这种味道的绵密感。

【图略】由汾阳站开往汾阳县城的公交车,经过"汾酒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巨大牌坊。(歪脑/Shell Long)

曾经的汾阳人,不习惯火车的存在,却又向往火车可以带他们去的远方,这才有了《站台》中青年们在旷野中追逐火车的一幕。汾阳火车站在2011年才投入使用,在此之前,长途汽车是汾阳人进出的主要交通方式。有趣的是,相比汾阳县城,汾阳火车站距离上一站的文水县距离更近。而进出汾阳火车站的旅客,则要乘坐一辆"发车时间"不定的小型公交车,经半个多小时车程往返于车站和县城之间。

这辆"发车时间"不定的小巴,几乎穿过整个"杏花村镇",而沿途除了包括"汾酒集团"在内的无数大大小小的白酒企业和配套设施,几乎看不到其它产业的痕迹。这些白酒企业大红大绿的"仿古建筑"更像海市蜃楼,在一片开阔中突兀地沿着公路延伸开来。

【图略】似乎,每个县城都有一个地标式的路口,时尚的气息从这里蔓延开来,但又不会蔓延很远。人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大城市的气息,可转眼又回到了县城生活中。县城是城市化的半成品,它们似乎永远在生长,却永远不会完成,"停留在半途"才是县城的完成状态。(歪脑/Shell Long)

【图略】在汾州市场内,新潮的24小时"无人情趣用品店"落户一楼路边,而市场二楼则依旧是如最初的样子。二楼除了个别商户租下当作仓库,几乎完全空置荒废,遍地灰尘。一些可以寻找到的"歌舞厅"痕迹,一起被埋在了九十年代的熙攘以及电影《小武》中。 地面,造型奇异的拱门,几经巡徊才能找到的楼梯,统统都是粗糙的水泥表面,看似还未完工,却已经是它们最终的模样。(歪脑/Shell Long; 《小武》截图)

【图略】要说如今的汾阳县城,与贾樟柯电影中的汾阳有何最大不同?应该还是城区中出现的高层住宅,它们在周边低矮的民宅前显得硕大无朋。这些未完工的灰色水泥建筑,将县城的天际线格式化,也将我从贾樟柯电影的思绪中拉回现实。它们更像是那些来自九十年代的水泥景观的延续,直冲天空,但本质却没有变化——它们都是一个时期中突兀的存在,最后又完美地融入了这里。(歪脑/Shell Long)

【图略】据媒体介绍,贾樟柯就在这条街道长大。(歪脑/Shell Long)

不知这条街道的"混搭"风格是否是贾樟柯的灵感之一。一座元明时期的古寺"报恩寺"坐落于这里,主殿露着房梁和风化的土墙,以古旧样貌示人,寺院围墙却是新修缮的青砖高墙,寺院后门的拱门上还相反地贴着对联,横批则是"财福双至"——作为寺庙门前的对联,它对财富的期待显然有些跳脱。

"报恩寺"的对面,则是一栋充满"社会主义"风情的二层红砖建筑,里面昏暗幽闭,还开着一间"小卖部"。也许在其它的地方,这家"小卖部"可以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点。

【图略】汾阳基督教堂,藏匿在汾阳一条叫"指挥街"的小巷尽头,它也曾出现在贾樟柯的电影《山河故人》中。(歪脑/Shell Long; 《山河故人》截图)

这栋中西合璧的建筑建于100多年前,曾经是汾阳最高的建筑。今天,它依旧是这一区域中最"体面"的建筑物,是附近民房中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存在,只有门前残破的石狮子跟其他房屋如出一辙,诉说着这栋建筑并不是天外飞来的。

这栋古老建筑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它的厕所。它后院中的旱厕是我见过的最干净的旱厕,即使它旁边的低矮民宅已经坍塌成废墟。

【图略】汾阳县城的底色是灰色,又在四处点缀着一点点的红。灰色是现实的生活,而红色是人们在这现实中做出的选择;正如贾樟柯的电影中,县城青年的茫然与热情。(歪脑/Shell Long)

"我能够获得故乡,是因为我离开了它。"这是贾樟柯的话。


附:



黃世澤:DeepSeek如何變成一場自取滅亡的鬧劇


作者:黃世澤
RFA【澤論四方】2025.01.31
【澤論四方】DeepSeek如何變成一場自取滅亡的鬧劇粵語組製圖


DeepSeek可謂中國歷史上有如奇跡般的人工智能明日之星,變成聲明狼藉的危險技術,儘管模式本身有採用一些進步的技術,但正如蘇聯的太空技術曾幾何時在某些方面比美國還要先進一樣,中國DeepSeek不單未能真的戰勝美國,相反,只會引來自由世界的戒心,甚至如果中國的人工智能產業完全失敗,要負責任的那幫人,定必是中國共產黨的現領導層。

DeepSeek雖然開放源碼,以示自己是袒蕩蕩,但後來發現的問題,包括未經OpenAI授權,擅自將OpenAI ChatGPT的結果拿去蒸餾,大舉搜刮信用卡號碼一類正常人工智能模型都不會想要的資料,甚至用來訓練的那些Nvidia晶片貨源都十分之可疑,更不要說DeepSeek整間公司的背景。因此,這類技術在中共內部拿來使用,或許不會引來這麼大的風波。如果照鄧小平、江澤民的韜光養晦哲學,除非中共資金嚴重不足去支持DeepSeek,否則不會隨便拿來耀武揚威。以往鄧小平、江澤民時代的做法,很大機會是解放軍內部使用,在出現台海衝突一類情況才會拿出來使用。

但習近平是一個好大喜功的獨裁者,他要向美國展現縱使重重技術封鎖下,中國人仍然「自主研發」自己的人工智能技術威脅美國,這思維與東條英機為了堅持侵華是正確,不惜偷襲珍珠港挑戰美英霸權一樣愚蠢。

而比起偷襲珍珠港,這次DeepSeek可以更蠢。趁美國人未認真對日備戰前偷襲珍珠港,誠如當時山本五十六事前預計,日本確有半年的戰略優勢,日本在偷襲珍珠港半年後中途島海戰敗得一敗塗地,才失去了太平洋戰場的主導權,而日本在太平洋海權徹底喪失,更是偷襲珍珠港一年多年的事。但DeepSeek所謂的優勢,幾乎幾日就完了,除了製造了一次小型的科技股調整,並無其他,相反,更招致美國、意大利、澳洲等國政府的進一步行動。

對中國輸得最厲害在於,由於習近平急於炫耀成果,他將新加坡取代香港成為中國白手套這個圖謀就暴露出來,這愚蠢做法令美國更有理由實施更嚴格的晶片出口管制。通常獨裁國家的戰略災難來自獨裁者本身,因為獨裁者如果缺乏自律能力,任何為一時之快的魯莽行動都會協助對手殲滅自己的部隊,由希特拉到普京都犯上類似的錯誤,習近平都出現同樣的問題,不會令人感到意外。因為有自律能力的獨裁者,其實並無幾多個。

因此,DeepSeek之後,Nvidia只能向中國出口更低規格晶片,新加坡與美國關係生變,因原來作為抱持不同價值觀但有共同敵人的盟友,而變得越行越遠亦不會令人感到意外。而中國要發展人工智能,面對的限制會更加大,甚至好似TikTok一樣可以進軍西方國家市場都變得不可能,因為人工智能軟件的危險程度,比起TikTok實在大很多。本來中國已經有很大機會在人工智能浪潮中落後,只不過未去到一個失去入場券的機會,而這次,就連自己取得入場券的希望也沒有,如果再來珍珠港式偷襲,美國的反應只會更激烈,而中國的下場亦都會更加慘。

比起人工智慧,中國人更需要的是基本的政治智慧,連政治智慧也沒有,人工智能也只會用於愚蠢地方,有幾多GPU都只會一敗塗地。很不幸,中國由大清帝國洋務運動以來,仍然未有審時度勢的政治智慧。中國與西方世界的差距,並不在於有沒有把握取得技術,所謂的船堅炮利,而是當政者和民族各成員的集體智慧,而這並不需要高深的晶片,只要稍用些時間讀歷史書都會明白的道理,成為將以史為鑒掛在嘴邊的人,偏偏最不以史為鑒,這正是未來中國必須解決的問題。

-黃世澤(自由撰稿人)

湯名暉:中國已將「人民戰爭」推至DeepSeek

湯名暉 上報 20250201



中國在人工智慧領域的飛速躍進,正重新定義全球科技競爭和地緣政治格局。外界曾以「人民戰爭」的理論探討中國依靠大量人口與集體動員的舉國模式,但今日的現實已遠不止於此。作為一款可與 ChatGPT 類比的生成式 AI,新創產品 DeepSeek不僅體現了中國前沿技術的實力,更折射出「人民戰爭」理論如何在數位時代煥發新生。

 

儘管「人民戰爭」原本是一種軍事戰略思維,強調「全社會動員」與「農村包圍城市」,如今已被靈活運用在軍民融合、科技攻關與政策協調上,形成能與西方大模型企業分庭抗禮的獨特發展模式,並且在抖音之後成為對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發生影響的新一波敘事。

 

源自毛澤東 從大規模動員到「舉國體制」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等著作中闡述的「人民戰爭」理論,強調最大限度動員群眾資源,在艱苦條件下以靈活戰術和政治組織奪取勝利。雖然此種思維起源於傳統軍事戰略,卻在中共的「科技興國」的目標下實現轉化到各個科技前沿領域,從半導體產業、數位金融、社交軟體,到近年發展迅速的人工數據與大數據都能看到「人民戰爭」的深刻影響。

 

中共早年透過類似的「全民動員」模式完成了「兩彈一星」等關鍵技術突破;今日,DeepSeek 等 AI 新創同樣能在短期內獲得政策補貼、大量數據和算力支援。這正是承襲毛澤東主義發展的「人民戰爭」全社會動員理念,在新技術領域的體現,運用龐大組織能力及國家權威,迅速聚合資源形成「舉國體制」。

 

如同歷史上中共在面對逆境突圍的經驗,中共特別強調 AI 的「自主可控」與科技的敘事,帶著對內凝聚黨國的政治目的,以及強調不再如同半導體產業受制於他國晶片制裁或技術封鎖。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模式,承襲自毛澤東時期的「自力更生」精神,更顯示當前中共以政治科技和社會。

 

「人民戰爭」結合「新質生產力」

 

西方軍事史家在韓戰、越戰等衝突中,常以「人海戰術」形容中國(及其盟友)在裝備與技術不及對手的情形下,以人數或游擊戰取勝。這種歷史敘事長期塑造了「以人補技」的刻板印象,卻忽略「人民戰爭」的本質與整體作用。DeepSeek 顛覆一部分人海戰術的迷思,但是在其推出的背後仍不免用上他國難以比擬的高端人力,以及相對便宜的勞動成本。

 

DeepSeek 的崛起正好是這種系統性動員的絕佳案例。DeepSeek 不僅仰賴大型語言模型與深度學習演算法,更能利用中國本土龐大的語料庫與市場需求做快速訓練與迭代。透過中央及地方政府政策扶持、國有資本或民間風險投資的支援,DeepSeek和中國其他同類新創企業能在短期內獲得充沛資源,順利完成從概念到產品的跨越。

 

然而,與 ChatGPT 類似的生成式 AI 技術證明,中國正在擺脫量大於質的標籤,並且在演算法研發、自然語言理解、大數據處理上展現出相當的實力。只花需要約600萬美元的原始計算能力就訓練新模型,還不到科技巨頭Meta訓練其最新人工智慧模型所耗資金的十分之一。這一轉變凸顯中國在半導體產業與供應鏈遭受封鎖的環境下,仍能在高科技領域取得有別於西方的話語權,而不再只是一個「人力密集」或「大量製造」的國度。

 

伴隨近年「新質生產力」政策的推動,高科技產業獲得更多的資源,卻也使得傳統的製造業面臨發展失衡的問題,過去作為就業大軍的主要勞動提供者,如今卻在智慧製造與新興科技產業發展的多重影響下,大幅減少提供勞動崗位,過往打螺絲的工廠大軍不可能在一夕之間成為「新質生產力」所需的人力,失業與就業困難造成一波流動於農村與都市之間的不穩定群體,也成為去年底以來社會上各種突發攻擊事故的來源之一。

 

軍民融合 2.0 與 AI 「智」動員

 

在經歷 1978 年後的改革開放與 21 世紀初的資訊革命,中國軍隊與科研機構的現代化進程已進入「智能化」作戰階段。隨著《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等法規陸續出臺,數位治理與內容監控機制漸趨完善,亦使得國家層級力量能更加有效地整合民企的研發能力。換言之,DeepSeek 等產品在商業化之餘,亦可隨時與國防或安全機構對接,形成新世代「人民戰爭」的數位化版本。

 

解放軍不再止於傳統火炮與裝甲力量,而是積極擁抱大數據、深度學習與網絡戰等高端技術。若與國防系統對接,DeepSeek 能加速語言情報分析、輿情監測、輔助決策。這既符合解放軍的「軍民融合」戰略,也為「人民戰爭」在「智能化」時代的新變革服務。

 

中國軍隊一向強調「人民就是力量的源泉」,這種全民皆兵的數位化升級將使得未來出現更多高端版的「山東藍翔」,以網路產業為中心的長江三角和浙江等地正在成為AI軍事化的發韌。一旦 DeepSeek 與 AI 工具與中國的全國數位基礎設施結合,全民「數位民兵」或「網絡民兵」有可能成為未來衝突中的關鍵力量,使得中國各地都能夠運用更先進的AI作為工具,在大量的人力動員與機器學習的海量訓練下,產出足以影響全球話語的能力,使得「全球南方」成為AI時代鄉村包圍城市的動員體系。

 

話語權與「數位極權」隱憂

 

批判地緣政治理論提醒人們,權力的競逐往往體現在敘事和認知的建構上,近年西方對於中國 AI 科技的關注,夾雜著「監控技術輸出」與「全球威脅」的論調,特別擔心中國的 AI 可能被運用於高效的輿論控制與隱形宣傳,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或「數位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拓展市場之際。

 

DeepSeek 這類生成式 AI 若深入海外市場,將面臨嚴峻的政治考驗。各國可能擔憂其產品背後的監控能力或數據回傳風險,從而對華為、抖音等先前的安全爭議再度聚焦或升級。若中美競爭持續升溫,人工智慧或將成為全球新一輪科技冷戰的核心戰場。

 

西方敘事的背後不免體現發展程度落差的現實,沒有能力取得算力資源的「全球南方」,有可能加入DeepSeek的陣營,而其中不乏英語與法與的使用者,群體的建構能力有可能讓ChatGPT在內的西方產品面臨競爭的挑戰,甚至反過來影響西方的AI敘事與脈絡。

 

經由AI版的「人民戰爭」的符號再現,DeepSeek 將成為中國結合「全球南方」發動「人民戰爭」的「全球智能動員體系」,政府、社會與群眾三方協同,利用各種制度與技術手段,去管理、控制甚至生產「可管理的人口」,成為國家之間進行「生命政治」的重要工具。西方國家也對「數位威權主義」輸出的憂慮,恐將面臨海量數據與敘事的現實挑戰,輕易滲透國家與社群。

 

數據治理與生命政治的統合

 

DeepSeek 之所以引發國際輿論的高度關注,恰在於它結合規模驚人的中國式數據資源與強大的生成式 AI 能力;這些數據並非僅指海量人口資訊,也涵蓋了人們的意識形態、社交行為與政治態度,形成中國模式的「身體—數據」統合,滲透到個體的身體與日常生活。

 

DeepSeek 與類似平台若成為生命政治工具,將使國家不僅可收集意見,更能藉生成式 AI 反向塑造民意、干預社會對話。在「人民戰爭」理論的驅動下,國家得以更有效率地對「人口」進行動員,並透過技術手段將群眾和數據無縫銜接,在「全球南方」建立起有別與西方的治理秩序。

 

DeepSeek 與中國生成式 AI 的興起,為中共「人民戰爭」理念在 21 世紀提供嶄新的演繹;而數據與身體的「生命政治」統合,則進一步揭示了數位時代中,如何透過演算法精密運作、影響乃至塑造民眾的思想和行為。這兩者的結合不再只是一種戰略層面的「軍民融合」,而是面對西方封鎖下的自力更生。

 

過往西方對於認知的中國「高科技威脅」,也將重塑中國軍事事務革新的面貌,並且對國際社會示警中國式「舉國體制」對外輸出的可能性,重塑「身體—數據」關係的治理秩序,將「人民戰爭」的延伸至更為細緻、個人化的層面,但是核心仍掌握在中共手上。

 

全球秩序面對AI領域的「人民戰爭」挑戰

 

當中國將「人民戰爭」推至生成式 AI 乃至「智能化戰爭」的新高度,世界各國無可避免要面對這一結構性挑戰。DeepSeek 的誕生凸顯了中國在演算法、語言模型以及市場化應用上的強勁能力,並預示著一場關於數據與話語權的新型競賽。然而,國際社會對此既抱持警惕,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日趨成熟的 AI 生態已難以忽視。縱使西方以技術出口管制或法律審查加以回應,亦未必能真正阻斷中國透過「人民戰爭」式的體制動員持續突圍。

 

AI 時代的「人民戰爭」更不僅是軍隊與民眾的結合,也涉及數據、演算法乃至身體與行為的深層管理。這或許更能說明:未來的美中科技競賽已遠超過武器與硬體的較量,而是一場關於數位治理、生命政治與全球敘事的新前線。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

楊穎宇:2024年香港文教十大消失事件回顧

作者:楊穎宇
RFA 【寰宇古今】2025.01.31


日前,特朗普就任第47任美國總統,上班第一天便簽署一系列行政命令,除了對國際政治具深遠影響如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世界衛生組織外,還針對近年大行其道的性別認同政策,放棄以後天性取向為基礎的「性別認同」(gender),轉而採用傳統的以生物為基礎的「性別」(sex),聯邦政府終止多元性別,只會承認男性和女性。這勢將對美國的思想文化界造成極大衝擊。

政治往往能對文化發展帶來即時影響,這在香港亦顯而易見。香港在國安法通過後,文明隕落,我們熟悉的文化教育物事一件一件消失,2024年的情況尤其如此。本文仿效「香港大事回顧」,選出2024年香港文教十大消失事件,為城市的滄海桑田,留下紀錄。

第十位:香港美學標準消失


早前干諾道西路面「堅尼地城」寫成「堅泥地城」,中英文字體亦出錯,反映行有經年的香港美學標準受到衝擊。2024年,一直採用粗黑體的香港路牌,逐漸轉用由阿里巴巴投資的字體公司「文悅字庫」的「古典明朝體」、容海恩建議用彩色燈光取代紅磡海底隧道的白底黑字、龍年的英譯要跟隨中國稱為「Year of the Loong」,東九文化中心外那貌似靈堂的藍色花海仍然記憶猶新。

第九位:示威文化單一化


特朗普上任前夕,社運人士雷玉蓮到美國大使館一人請願,敦促特朗普保重,約十名警員隨行包圍錄影。警方對雷玉蓮的大陣仗,與香港已成主流的倒模示威文化相映成趣。去年11月22日,多個團體到各國領事館抗議,所使用的橫額,底稿是「強烈讉責XX藉"35+顛覆政權案"抹黑香港法治,干涉中國內政」,當中除了XX會換成美國、澳洲、歐盟、加拿大等名字外,所有橫額的設計連標點都一模一樣。香港自六四以來形成的多元示威文化一掃而空,示威若非由某個政治勢力統一指揮,便很難成功舉行。

第八位:教育自主的消失


自從2020年以後,「刮骨療毒」、顛倒黑白已是新香港教育界的定海神針,說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被視為史實錯誤。2024年教育自由的消失,最少體現在兩個方面:「國家安全展覽廳」開幕四個月,參觀人數達17萬,其中一個原因是教育局發信要求中小學組織學生參觀,學校不得異議;另外,大學生的言論自由越見收窄,學生出版物被學校政治審查,例如中大「大學社區報」被校方強行下架,校方拒絕提供場地擺放刊物。

第七位:藝術創作自由消失


藝發局因為劇協曾邀請尊子、蔡玉玲做頒獎嘉賓,並對「紅橋」、「紅線」等「語帶雙關」,決定停止資助劇協的舞台劇頒獎禮。之後一個月,接連發生多宗演藝事件:劇團「小伙子理想空間」被指涉及2019年的「不當言論」而被教育局要求出租場地的學校撤銷租場;演藝學院以「法律風險」為由煞停畢業劇《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聾人舞團「森林樂」的《共鳴舞曲》因為有舞者曾以手語演譯《願榮光歸香港》而遭煞停。顯而易見,港版文化大清洗正在發生。

第六位:獨立書店的消失


由於種種壓力,只有六年歷史的上環「見山書店」於2024年3月結業。見山結業,引起巨大反響,因為它從一開始便不只是書店,還搞講座、音樂會、文學班,甚至自行出版,已成為香港一個文化圖騰,受到文化人的重視,紛紛參與其「一日店長」行動。正因得到文化界和讀者的鍾愛,便不斷收到「神秘人」投訴,政府不同部門的警告、檢控信接踵而來,最終只好結業。其他獨立書店亦受壓:前公民黨區議員黃文萱開設的「獵人書店」,六四期間有軍裝警抄寫出入人士的身份證;旅遊作家薯伯伯在「留下書舍」進行新書分享會受到帶口罩人士上門滋擾。種種跡象顯示,有人蓄意要讓文化多元在香港消失。

第五位:舉辦國際活動能力不再


傳統上,香港在冷戰游刃於東西方狹縫之中,因而擔當「超級代理人」,各方均樂意利用香港這個相對中立的地方進行各種磋商,例如1954年美國在香港舉行遠東地區事務會議、作家曹聚仁作為兩岸密使為兩個政權牽線搭橋,甚至有傳東帝汶獨立前夕印尼與萄葡牙在香港舉行秘密會談。然而,新香港與西方逐漸脫軌,不要說「超級代理人」,就連一場國際邁亞密表演賽也會出現「美斯之亂」,皇馬表演賽球迷會未能兌現與球星會面的承諾,國際盛事嚴重甩轆。

第四位:國際城市讓位於中國城市


2024年,可謂香港去國際化、加速中國化的一年。外國文化竟要以中國思維理解,泰國潑水節竟然衍生普通襲擊罪;香港幸福指數排全球第86位,港大研究團隊竟然呼籲反思中國人是否應該以西方標準追求幸福。無綫電視安排特備台慶節目《戰場上》探討烏克蘭問題,被指為「散播烏克蘭是戰爭受害者」的「偏頗」言論,無綫電視急急下架,改播王祖藍《一條麻甩在汕頭》。同一時間,熊貓文化襲港,為了讓全港市民沐恩於中央送贈的「厚禮」,電視台甚至推出熊貓頻道,「讓市民可以隨時隨地觀看大熊貓的有趣生活」。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去年2月指香港已淪為「大陸城市」,面臨「快速孤島化」,可謂一矢中的。

第三位:「不可抗力」成為消失物事的靈符


舊香港重視理性和契約精神,已安排的活動絕少無故消失,但新香港的不少事物,說取消就取消:樂隊KOLOR在灣仔會展的表演被延期、記協籌款音樂晚會被取消、嶺大學生會編輯委員會取消六四徵稿活動,原因都是「不可抗力因素」。「不可抗力」本來是正規法律用語,意指天災人禍造成的不可預見客觀情況,現在卻不斷被某些勢力用作弄權的遮醜布。就算與政治無關的活動,例如李隆基麥花臣演唱會、LOONG 9見面會,也以「不可抗力」敷衍了事。消失成為恒常,無需責負任地作出解釋,公民社會被人治肆意蹂躪。

第二位:取消通識


2009年推行新高中學制,其中通識科是課程改革火車頭。未必每個人都喜歡通識科,但取消通識科對香港文教發展的影響極為深遠。一方面,通識科着重批判思考和多角度思維,課程空間容讓客觀認識中港社會,對學生有一定裨益;另一方面,取代通識科的洗腦公社科,課程著重歌頌中共的功績,作為必修科竟只設有「達標」一級成績,說明考評局也自知該科缺乏細緻分級的基礎。換言之,課程設計沒有為學生提供足夠的學習動機,結果大量學生上課時睡覺,白白浪費寶貴的課堂時間。更甚者,有大學教師反映,去年第一批公社科學生升讀大學後,學習能力明顯低於以往有修讀通識者。長此下去,可能會對下一代乃至香港整體發展造成巨大衝擊。

第一位:23條正式立法


除了就叛亂、竊取國家秘密、境外干預等訂立新罪行外,更規定行政、立法、司法均應尊重並執行國安委決定。23條不單讓一國高於兩制,更讓香港進入律政司林定國所說「批評23條可能會觸犯23條」的嚴峻境況。回想2003年香港市民群起反對23條,創作出大量掃把頭政治漫畫,今天這個創作空間已被完全扼殺,政府隨時可以利用23條給予的權力指控市民發布具煽動意圖訊息,社會被無形之爪吞噬,衍生出上述第二至第十消失事件。

我曾經讀過一本鬼故寫作指南,裡面有以下文字:「尋常的環境和行為也可能令人恐懼。深夜的卧室、黑暗且布满灰塵的閣樓、鬧鬼的學校或醫院也會讓人感到害怕。故事情節若能發生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那故事才是真正令人恐懼。」

套用在23條下的香港,也許適合不過。

講開「適合不過」,我又想起著名國際街頭塗鴉藝術家Banksy於2011年在倫敦的一個創作,以街頭告示的形式寫下「Sorry! The lifestyle you ordered is currently out of stock」(抱歉!你訂購的生活方式現正缺貨)。文化消失中的香港,也許離此不遠矣。

- 楊穎宇(《教育刺針》創辦人)

胡平:郑重推荐卢跃刚的《赵紫阳传》(下)

胡平 RFA 20250131



在《赵紫阳传》的下卷,卢跃刚用了很大篇幅写八九写六四。赵紫阳坚持对话,坚持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问题,坚决反对用武力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赵紫阳说:"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为了坚持这一原则立场,宁可放弃总书记的权力。六四后,赵紫阳拒绝认错检讨,被软禁长达16年,至死不渝。

反对暴力镇压和平抗议,虽然它只是体现了最基本的人道人性和最起码的道德良知,但那就是对专制暴政的釜底抽薪,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开始走上和平的民主的正确轨道。这就是赵紫阳的伟大之所在。

卢跃刚在记叙赵紫阳在八九期间的言行时,提到了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1、关于四二六社论。

4月23日至4月29日,赵紫阳如期访问朝鲜。卢跃刚认为,这是"犯了他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p1160)

赵紫阳访问朝鲜之前对学运有三条意见,强调要疏导、要对话,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赵的这三条意见,本来是得到邓小平的认可,在高层也没有异议的。4月23日赵动身去朝鲜,在车站对前来送行的李鹏等人还特地叮嘱了这三条意见。赵紫阳前脚刚走,第二天,4月24日,李鹏就利用赵的授权,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25日,李鹏同杨尚昆向邓小平汇报,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当天夜里,李鹏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月26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公开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有两件事需要进一步说明。在赵紫阳去朝鲜访问之前,赵的盟友(如田纪云)、智囊(如陈小鲁、孙方明)和后来所说的强硬派代表人物(如李鹏、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惊人一致,都劝赵紫阳召集常委会议或延期访朝,以应对学潮的升级。但赵没同意。另外,赵访朝,把主持政治局常委的工作暂时交给了李鹏,李鹏本来是很抱怨的,认为赵是给了他一个"烫手山芋"。2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不是李鹏首先先提出、而是万里打电话给李鹏建议召开的。

四二六社论是对赵三条的替代。因为赵紫阳离开了北京,所以才有了四二六社论;如果赵一直在北京,就不会有四二六社论了。卢跃刚说:"若赵在北京,在既定方针下,李鹏等强硬派绕不过赵'总书记'这个门槛去见邓。李锡铭、陈希同在赵面前说不出渲染事态、推卸责任的狠话来。他们知道总书记的态度。他们必须遵守纪律,有所收敛。"

2、关于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

在5月16日下午的会谈中,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讲到邓小平依然掌舵。赵紫阳讲这句话的动机何在?有人说赵紫阳是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是出卖邓小平;有人说赵紫阳是向邓小平摊牌,是挑战,是逼宫。赵紫阳本人事后解释说他毫无上述动机。参照赵紫阳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包括当天上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这种解释也可自圆其说。卢跃刚也倾向于认同赵的解释。这里,我们暂且不去揣测赵紫阳讲话的动机,只考察这句话的后果。无可否认的是,赵紫阳这句话激起了抗议者们反邓倒邓的情绪,也激起了邓对赵的不满以致不信任。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赵紫阳这句话似乎并未造成什么直接的不利影响。

就在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结束后,当晚,赵紫阳立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与会者没人拿这句话向赵紫阳发难。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决定发表赵紫阳代表五常委的书面讲话。这份书面讲话是学运发生以来中共最高当局对学运的最温和最正面的表态。当这份书面讲话在5月17日早上发表后,遗憾的是广场上的学生并未作出正面的回应。

接下来,5月17日下午,在邓小平家举行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杨尚昆、薄一波列席)。在这次会上,有姚依林向赵紫阳发难,指责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讲出邓小平依然掌舵,是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把学潮的矛头对准邓小平。邓小平则郑重向常委会提出:动用军队,在北京实行戒严,坚决制止动乱。然而,按照戴晴在《邓小平在1989年》书中的描写,当五位常委于晚上"到中南海勤政殿继续开会时——意见依旧难以统一。到了最后,对戒严与否,就算邓已经发话,五人意见依旧一致不起来:李鹏姚依林同意,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

5月18日上午,李鹏等在人大会堂会见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代表。当天还播出新闻:5月18日凌晨,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到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看望因绝食病倒的部分学生。

再接下来,5月19日凌晨4点,赵紫阳由温家宝陪同到广场和学生见面,劝学生"尽快结束绝食......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上,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通过以上事实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从5月16日晚上赵紫阳召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到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到广场和学生见面,当局对学运还是按着赵紫阳的温和路线走的。可见赵对戈尔巴乔夫讲出邓小平掌舵这句话没有造成什么直接的不利影响。只是在赵的温和路线一次又一次没得到学生的正面回应的情况下,强硬派便得了势,温和派靠边站。5月19日上午10点,邓小平在家中召集会议,没让赵紫阳出席。会议决定在当天晚间召开宣布戒严的大会。5月19日夜,广播和电视都播放"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主持会议的乔石说赵紫阳因病不能出席。在会上,李鹏、杨尚昆宣布戒严。

这就是我原来讲的: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某些时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3、赵紫阳该不该委曲求全,忍辱负重?

赵紫阳坚决反对用武力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为了坚持这一原则立场,宁可放弃总书记的权力。对此,卢跃刚给予高度肯定。不过他在他的书里也提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

有些体制内改革者为赵紫阳扼腕叹息。他们认为,如果赵紫阳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与邓小平合作,保住总书记位子,以期东山再起,至少由赵来执行戒严令可以少死人,以小恶阻止大恶,挽救改革于危亡;那要比主动放弃总书记权力更好。

因为八九民运最后落得个最坏最坏的结局,因而人们免不了要推测、也有理由推测,如果当初赵紫阳做出不同的选择,即便在道德上有亏欠有污秽,最后的结果反而要好些,再坏也不会比六四更坏。

在讲述八九和六四时,卢跃刚开篇第一句话说就是:"1989年后的中国历史走向和世界格局因为"六四"而改变。"(p1146)换言之,六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在六四过去36年、赵紫阳去世20年后的今天,我们格外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高瑜 :新聞改革的年代——1976-1989

作者:高瑜



內容提要 改革開放從什麼時間開始一直存有爭議。該文作者認為,應該從 1976 年華國鋒抓捕"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國的新聞改 革也是在華國鋒完全主政下開始的。胡耀邦發動和組織的"真理標 准"的討論,和汪東興領導的"兩個凡是"派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十 一屆三中全會和理論務虛會議打垮了"凡是派",但是鄧小平用"四項基本原則"("四個凡是")代替了"兩個凡是"。80 年代的改革並 非鄧小平和陳雲的"鳥籠經濟"之爭,而是鄧小平用"四項基本原則" 阻礙了胡耀邦、趙紫陽推動的全面改革,具體打手就是胡喬木、鄧力 群。六四大屠殺就是"四項基本原則"最倡狂的運用,鄧小平用人民 的流血,終止了胡趙全面改革,也包括新聞改革,致使中國今天成為 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禁地,包括淪陷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世 界級重鎮香港。 非常感謝李恒青先生邀請我參加關於八十年代的研討會。正式 發言之前,我有一個建議,建議把 1976-1979 四年包括進去,因為這 四年正是為"八十年代"做政治、組織、思想準備的四年,是確定了 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的四年。這四年是華國鋒主政(包括十一 屆三中全會之後大權旁落,名義上的主政);胡耀邦、趙紫陽被調進 中央最高層;解放了鄧小平、陳雲、61 個叛徒集團代表的一批老幹 部;為全國絕大多數右派"正名";為地富反壞右摘帽;也是胡耀邦 在中共歷史上發揮最重要作用的四年。 八十年代是改革的年代,什麼叫改革?鮑彤先生有一個命題: "改革就是改錯,改誰的錯?改毛澤東的錯。"政治、經濟、外交、 軍事進行全面的改錯。這一點我就不展開,單純談新聞改錯。


新闻改革从党报开始

 

1976 年 10 月 6 日华国锋、叶剑英等党中央领导采取断然措施, 粉碎"四人帮"后,10 月 8 日叶剑英派叶选宁通知胡耀邦,准备迎 接将分配的工作。11 月华国锋亲自找胡绩伟谈话,要调他到人民日 报当总编辑,胡绩伟推辞:"我只担任过副职,只能做副总编辑。总 编辑的工作,我不能承担重任。"华国锋采用激将法,反问:"你比鲁 瑛,怎么样?谁更强一些?"鲁瑛是"四人帮"挑选的《人民日报》 总编辑,做报告曾把"墨西哥"说成"黑西哥"。胡绩伟想也不想立 即回答:"那我当然比他强。"于是华国锋就说:"那好,你比他强, 你就代替他。明天上班,当《人民日报》总编辑去。"这样,在"批 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遭过批判的胡绩伟就担任了《人民日报》的总编辑。

1977 年 3 月 3 日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以后,就在推动从 政治、思想、理论、路线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时,重点抓了平反冤假错案,目的是解放干部、解放人。胡耀邦组织撰写、并亲自修改 了 17 次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1977 年 10 月 7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8 年 5 月胡耀邦亲自组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文简称《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转发,带动全国众多报纸转发。用胡绩伟的话说:"当年我们党媒走在前头,带领全国人民拨乱反正。"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复出之后的邓小平提议召开的,他为会议规 定了三个内容,农业、经济、计划。并与华国锋共同拟定会议宗旨: 向前看,不向后看;不算过去的老账,不纠缠过去历史遗留问题,也 不拟提出文革遗留的毛泽东钦定的大案,包括1976 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了为三中全会做 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于 11 月 5 日至 14 日偕夫人访问东南 亚新加坡、泰国、缅甸,缺席前 5 天的会议。 

这 5 天非同小可,胡耀邦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为中央工作会议,提供多种材料和信息。陈云11 月 10 日在东北组发言。他参考了胡耀邦提供的材料,提问了文革中 6 个大案要案。13 日胡耀邦的小组发言,把会议推向批判文革、批判"两个凡是"的高潮。会场外天安门、 西单民主墙的群众的大字报也开锅了,矛头直指向文革、"四人帮" 和"凡是派",指向华国锋和汪东兴,指向毛泽东和一党专政。 

11 月 14 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 上表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胡绩伟、曾涛、杨希光、于光远商量,这是事件发生地北京的最高领导人对事件做出正确评价,新华社要当作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当晚 7 时多,新华社的新闻通稿发布。这是中共建制以来,党媒从未有过的壮举。

邓小平出访回来后,翻阅简报发现会议完全突破他和华国锋设的框框,原来他让胡乔木为他起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重点工作转移"的讲话稿完全不能用。就让胡耀邦找于光远、邓必坚等人重新起草讲话稿,将简报中的精华悉数收入囊中。关于"天安门事件", 他说"北京市平反,就是中央平反。"成了他的功劳。 

 

从"三胡乱华"到与"党阀"的分道扬镳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内外有"三胡乱华"之说,具体讲:胡耀邦"胡说";胡乔木"胡写";胡绩伟"胡编"。"凡是派""改革派"对此抱有截然相反的立场。胡耀邦从 77 年 3 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很快升任中组部部长,中宣部部长、中央秘书长,包揽了党务工作的全部。而胡绩伟是他最重要的助手。至于胡乔木因为 1972 年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给"四人帮"写了效忠信,揭发了邓小平的"十四条罪状",本来华国锋的写作班子要把他作为"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进行请查,被胡绩伟等新闻界的负责人保护过关,当了中国社科院的院长。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时,推荐他当副秘书长,主管思想文化战线。这是"三胡"的一段比较密切合作时期。 

"两个凡是"社论的制造者是党的副主席汪东兴,他坚决反对 "真理标准的讨论",他不准红旗杂志转载讨论文章。人民日报转载 《唯一标准》的当天晚上十一时,毛着编办副主任吴冷西(原人民日报一把手),打电话给胡绩伟,吴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次日毛着编办另一副主任,《红旗》杂志主编熊复,也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新华社播发的《唯一标准》,是一篇错误的文章。 "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汪东兴找了中宣部长张平化。张召集正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到钓鱼台开会,专门讲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说"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不论是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 

吴江和孙长江很快写出《唯一标准》的续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鲜明和犀利地全面批驳了"两个凡是"。胡乔木 78 年 6 月 20 日到家里找胡耀邦,说:"你不能再这样写,这样党就分裂了。"续编在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帮助下,于 6 月 24 日在《解放军报》用汪东兴最厌恶的"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胡乔木立刻又跑到胡耀邦家,表示他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还说:"这篇文章是表示我们主动发起攻击,把事情搞严重了,把内部问题公开化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叶剑英的倡议之下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议,胡乔木为邓小平搞出"四项基本原则",用"四个凡是",代替了 "两个凡是"。"三胡乱华"从此分道扬镳。胡乔木和邓力群也成为控制言论,阻碍新闻改革的"理论党阀"。胡乔木还接替汪东兴担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1980 年 2-4 月围绕《人民日报》为刘少奇平反的社论题目,胡绩伟和胡乔木进行过一场激烈争吵。胡乔木定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胡绩伟建议改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并征求胡耀邦的意见。胡耀邦同意人民日报的修改意见。遭到胡乔木的批评和拒绝。胡乔木强调,他转达的是邓小平的意见,《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 的题目与他口授的社论内容,不能改,一个字也不能改。题目不能 改,内容也不能改。胡绩伟告诉胡耀邦以后,胡耀邦也没办法。社论 发出后,遭遇群众来信的炮轰。 

 

"党报人民性的争论"和"清除精神污染"

 

胡绩伟文革之后由《人民日报》副总编升为总编辑,手中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利,把《人民日报》办成改革派的理论阵地。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完全听从领导指示的小媳妇,成了能够多少有点行驶自己职权的婆婆。"在与"凡是派"的斗争中,他也遇到"新闻无学"的 大问题,他认识到办报纸是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党学",换言之 "服从学"。 

1979 年 3 月,中宣部长胡耀邦召开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会上胡绩伟发表"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观点。引发热烈讨论。胡耀邦的总结报告,支持了胡绩伟,他说"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强的党 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人民性就不叫党性。……从党的根本性质来说,党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党性就是人民性。"胡乔木表示反对,他把胡绩伟作为靶子和突破口,进而反对胡耀邦。 

是年 9 月,胡绩伟在中央党校理论班做了三个半天的报告,受到热烈欢迎。记录稿讲经过整理印了3 千份,党校学员就要了1 千 多份,其余分发给全国各报的领导,受到极大重视。1981 年初兼任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在该院党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特别批判了"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中宣部向全国系统传达了胡乔木的讲话记录,一场大的争论战展开。 

2 月 8 日,胡绩伟给胡乔木写了封批驳信,借新闻学会成立发 出。胡乔木一直置之不理。随后胡绩伟写成《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长篇理论文章,再寄给胡乔木。胡乔木很有工夫地回了一封 7、 8 千字的长信,竟然用阶级斗争观点批判人民性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现在我国人民只要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部分人…… 就今天来说,人民是分为阶级的,并且仍然有阶级斗争。"胡绩伟的这篇论文几经修改发表在新闻学会与新闻战线合编的内部刊物《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上,征求新闻界的意见。胡乔木和当时的中宣部长邓力群密商后,由邓力群秘书打电话给胡绩伟,说该稿有一小段 "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宣部某负责同志,这是内部参考资料,传出去,恐为敌人利用……"。禁止该期《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发行。结果成了新闻界的大新闻,大咨询,风走全国:"胡绩伟写了关于人民性的文章被胡乔木写信批驳","以后不许用人民性的提法了"。 

这件事对胡乔木来说,相当于偷鸡不成蚀把米,骨鲠在喉。几次内部会议上,继续批"人民性"。1983 年 3 月胡乔木、邓力群在《人 民日报》批周扬和王若水的"人道主义",对人民性的批判也在紧锣密鼓筹备着。7、8 月间,在华北六报会议和西北五报会议上,邓力群都披挂上阵,一再宣布:1)、乔木指示:新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的"灵魂和精神是解决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2)、胡绩伟的错误观点 "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报纸必须首先听人民的话";"把人民神话" 等等,3)是定下的这次会议大批判的主调。 

10 月,中央要召开十二届二中全会。胡乔木、邓力群利用起草文件和报告的机会,极为卑劣地在邓小平的报告里塞进"反精神污染",批判周扬王若水和人民性的私货。而且绕过胡耀邦和书记处直 接向邓小平汇报"思想界一片混乱,严重污染"的情况。邓小平讲话定稿里有"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犯马克思主义"的说法。                                          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照本宣科,中国立刻掀起"清除精神污染"政治运动,大街上剪牛仔裤、波浪头;工厂、学校、机关大批白桦的《苦恋》,《瞭望》周刊封面因为刊登世界冠军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在高低杠上的动作,在一些地方当作"黄色照片"被收缴。 

10 月 25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防止和清除思想战线精神污染》,他说"清污"是邓小平提出的。其后《人民日报》上满布"清污"新闻。由于词语使用过于频繁,以致《人民日报》排字房的"精神污染"四个字的铅字不够当天报纸排版使用。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胡绩伟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像 3 年前的华国锋一样,他"辞职"了。胡绩伟在人民日报主持 7 年全面工作,这 7 年是人民日报最辉煌的岁月,也是胡绩伟这个中共老报人个人事业的顶峰。 

11 月 14 日,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对"清污"正式发表讲话,提出限制清除精神污染。 

"清污"运动结束,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在继续。1985 年,人民日报又发生刘宾雁事件,他因为发表《第二种忠诚》挨批,刊登该文的《开拓》杂志被封,主编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辑何家栋被迫告老还乡。两年后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刘宾雁被开除党籍。 

胡绩伟和胡乔木关于"人民性"的争论一直继续到 1992 年胡乔木去见毛泽东。胡绩伟因为反对六四镇压,支持赵紫阳,成为仅次于鲍彤、徐勤先被整肃的党内高层人物。胡乔木、邓力群一再主张开除胡绩伟的党籍,高狄接手《人民日报》也做出开除决定,中纪委进行了阻拦,只给了留党察看两年的严重处罚。因为胡绩伟拒不认罪,《人民日报》竟然违反党章又连续给了他两次留党察看两年的处罚,胡绩伟一共被党察看了 6 年。胡绩伟被整肃中,胡乔木邓力群还组织了对他"党报的人民性高于党性"进行一年多的批判。国内完全剥夺了胡绩伟的言论和出版自由。1990 年他写下《人民至高无上》作为回答,发表在美国纽约《探索》杂志。 

 

独立报纸的产生与灭绝

 

1980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钦本立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钦本立是国民党时期的老报人,1949 年入党,1957 年担任《文汇报》党组书记兼副总编辑,因为毛泽东写了一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汇报被打成右派报纸,钦本立被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三级,调离文汇报。 

23 年后重操旧业,钦本立就确立了一个办报思路:我们办这张报纸,主要是为了探索在中国进行新闻改革。我们绝不办一般性质的报纸,而必须与其它的报纸不一样,一定要突破千人一面的现实环境。这样的报纸与中共办报方针大相径庭,只能走独立之路,自筹资金。但风筝线还攥在中共手里,必须挂靠,钦本立就挂靠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这是《导报》最先喊 出来的口号。1988 年春节前三天,第 379 期《导报》,向国人敲响警 钟!中国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在继续拉大, 按现在这样的比率发展下去,再过五六十年,中国有可能重演鸦片战 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中国人有可能被开除"球籍"。 

80 年代,北京的两位著名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于光远、冯兰瑞成立了一个副部级组织"中国经济学家团体联合会",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该组织也办了份独立报纸《经济学周报》,由社科院主管承包给《人民日报》理论部一批退休人员,但远没有《导报》办的有声有色。88 年 3 月《经济学周报》遇到财政困难。找到因为发表刘宾雁《第二种忠诚》领了"光荣证"的工人出版社前副社长兼副总编何家栋。何家栋是老八路,也是老地下工作者,做过国民党、日本人、共产党的监狱。57 年,因为是刘宾雁两本文集的责编,被连累成右派;以戴罪之身再当小说《刘志丹》的责编。再因"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下放农村改造,文革惨死两个儿子。文革后恢复公职,还是解放初期创建工人出版社时的职务,副社长。何家栋找到民间智库 "北京经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由他作为投资人,接手《经济学周报》,何任总编辑,陈任总经理,还请来王军涛担任副总编。陈子明与王军涛都是"四五英雄",经历过民主墙办刊物,参加过高校竞选运动。这是一个"一二九"一代和"四五"一代的组合。 陈子明说过"这两代人大致是相同时间(1971 年林彪事件前后)彻底告别'左倾激进主义'的。在1970 年代两代人的思想转变是一个平行渐进的过程。"何家栋说:"'四五'一代和'一二九'一代在文革中经历了类似的磨难,因而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由于年岁和精力 的关系,由于 80 年代恢复大学、研究生和出国留学,四五一代在吸收新知方面更有优势。"80 年代,陈子明就与何家栋合作办学、出版丛书,何家栋和李慎之一样,有别于党内民主派,最后定位是自由主义。《周报》的定位是民间报纸,始终守信一条原则,要有历史感, 贴近文化层面,不满足于为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摇旗呐喊,屡屡打"擦 边球"呼唤政治改革。 

八九民运中,《导报》4 月 19 日在北京举行了胡耀邦追思会,24 日第 439 期用 5 个整版刊登发言。21 日下午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就派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和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审查清样,认为:严家其 和戴晴的言论太敏感,需要删掉。钦本立坚决不同意。 22 日江泽民亲自出马,还叫来老市长汪道涵,给钦本立施压, 汪还是《导报》名誉理事长。争执到了晚上,钦本立才让步,同意删 掉 500 字的敏感言论。等到钦本立回到报社,通知印刷厂的时候,已经有部分报纸分发出去了。江泽民很恼火,责令有关部门把已经分发出去的报纸强行收回。25 日江已经听到邓 24 日对李鹏、杨尚昆的讲话。26 日江召开 1 万 4 千人的党员干部大会,传达"4.26 社论"之 后,以违反党纪的理由,宣布撤掉钦本立的职务,派驻整顿领导小 组,由刘吉同志任组长,接管《导报》编辑部。 

5 月 4 日,首都新闻界举行大游行,声援《导报》。22 日北京实行戒严之后,钦本立召集报社骨干开会,会后报社发布了公开声明,宣布《导报》停刊。 

大屠杀之后,钦本立被软禁(隔离审查),四个记者张伟国、阮 江宁、陈乐波、许小微被捕。 

《经济学周报》更严重,89 年 6 月 3 日早晨,我被北京市国安局绑架,成为知识分子被抓的第一人。屠城之后社级领导 6 人被抓。

 6 月 30 日,陈希同向全国人大做北京市平乱平暴报告,将我 88 年访问严家其、温元凯写成《关于时局的的对话》定为"倒邓保赵的政治 纲领",次日社科院就通过出版局查封取缔了《周报》。陈子明、王军涛被定性为"黑手",各判重刑 13 年。 

邓小平的六四大屠杀,用流血终止了 80 年代的全面改革,包括新闻改革,清除取缔了独立媒体,一直倒退到今天的"党媒姓党",全国只有一个声音。 

深切缅怀 80 年代无惧高压、勇敢进行新闻改革已故的前辈和同仁!他们追求自由的精神永存!


陳奎德:趙紫陽的遺產

作者:陳奎德



趙紫陽先生逝世二十週年了。

回顾1989年12月28至29日,当備受21年磨難的“布拉格之春”的領袖杜布切克,終於贏得遲到的正義,當選為捷克的聯邦議會主席时,当年,刚抵美国、刚刚经历六四惨案的我,心中頓時升起一個巨大的懸念:失去自由的“中國杜布切克”──趙紫陽先生,能否有幸像喚起“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一樣,在有生之年贏得自由,親眼目睹自己呼喚的“民主與法治” 蒞臨神州?之后整整16年,上述懸念一直伴隨並折磨著我。

然而,我的期待破灭了!2005年1月17日,懸念揭曉,紫陽去了!他沒有等到他的理念实现那一天。

是的,2005年,趙紫陽終於獲得了自由。但這個自由,是死亡賦予他的。而他曾任總書記的那個黨,他曾任總理的那個政權,對他實行了終身軟禁。

這是何等樣的──“中國特色的殘忍”!

然而,這一死,這一堅持人道底線,堅持不讓步出山,堅決拒絕檢討,拒絕自貶、自罪、自虐之死,這一不惜失去自身權位和自由而堅守尊嚴之死,突破了中共的政治傳統,升華了趙先生的政治人格。

從此,在國際共運史家的筆下,趙紫陽將與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匈牙利的納吉一起,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人道改革家、以自由和生命的代價拒絕實施暴政的政治家的名字,而載入史冊。

從此,在中國近代史家的筆下,趙紫陽將與光緒、蔣經國等中國政治家一起,以現代中國歷史中的改革者的名字,而載入史冊。

從此,趙紫陽已不復是1978年以前的趙紫陽,甚至也不復是1989年之前的趙紫陽了。正如布拉格之春之後的杜布切克已經不復是布拉格之春之前的杜布切克,正如戊戌變法之後的光緒已經不復是戊戌之前的光緒,正如晚年蔣經國已經不復是1986年解除黨禁報禁以前的蔣經國一樣。經此一變,他們已經重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趙紫陽的名字,是與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八十年代後期萌動中的政治體制改革,以及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連在一起的。他的政治遺產,自然也與之緊密相關。

趙紫陽對八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貢獻,已是有口皆碑。其中,尤以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溫州私營企業試驗,经济特區的試驗,以及沿海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最為引人注目。它成為中國二十多年來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及其經濟起飛的基地。他的遗著证明,正如麦克法夸尔先生正确指出的,赵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只是教父。這是赵的第一項遺產。

趙紫陽在八十年代後期,成立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醞釀政治改革。其核心是淡化乃至消解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通過立法來保障公民權利,以及對黨的權力進行某種方式的平衡。這些設想與措施雖然由於鄧小平的壓力和干預而大部夭折,但在客觀上為知識界與民間種下了1989年抗議運動的火種。這是他的第二項遺產。

趙紫陽在1989年天安門運動中最後的抉擇,是其人生的頂點。在筆者看來,多元紛呈的政治觀點政治派別,總可爭論。但是,昭昭天下的人性與反人類、文明與野蠻的分野,其黑白判然,則絕對不容混淆。動用野戰軍屠殺徒手民眾,正是這種反人類暴行。滔滔罪行,沒有任何借口,沒有任何政績,能夠為之辯護。先哲孟子說過: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上述罪行,正屬於這“幾希”之類。趙紫陽任職中共幾十年,在其日常政務之間,難免是非短長,或可詬病。但在歷史關鍵時刻,在黑白昭然,罪與非罪清晰的大節關口,他毅然決然,拍案而起,與暴行一刀兩斷。訣別峰巔,遁入苦海,形同囚犯。佛語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紫陽此舉,充盈慈悲,可歌可泣,已入化境。通觀歷史,人與獸,佛與魔,英雄與罪犯,其差別常常系於一念之間。“一回首即是百年身”。趙的抉擇,使人憶及他的慣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豈知竟一語成讖,念之泫然。然而,正是這縱身一躍,也使他躍入了悲憫人類的天堂,進入了中國現代政治家的殿堂,並為中國陰森黑暗的政壇,確立了一個奪目的人道標桿。這是他的第三項遺產。

趙紫陽抉擇,打破了中國歷史的鐵律──“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這一權勢者的金科玉律,在天安門的歷史性對決中,已被洶湧的民意所顛覆。在六四事件中,呈現出的卻是:“成者罪人,敗者聖徒”。罷黜了趙紫陽,用機槍坦克殺戮了示威民眾,鄧小平們是勝利了,趙紫陽是失敗了。但是,勝利者──鄧、李,卻成了歷史的罪人,而失敗者趙紫陽,雖然失去自由15年多直至逝世,卻化成了天安門亡靈的守護者,成為在中國實現“民主與法治”的人格象徵。15年來,他被囚禁在家。但他的精神,卻飛出牢籠,步步升華而飄向了自由,分享了神聖的價值,成為全球悼念的對象。趙紫陽抉擇,打破了中國固有的歷史評價系統,確立了新的民間的評價系統,這是他的第四項遺產。

環顧今日中國,趙紫陽的晚年(录音)遗著《改革历程》(中文)和《国家的囚徒》(英文)業已出版。他的思想和遗愿更准确和完整地呈现在世界面前,這是他的第五項遺產。

赵先生可九泉瞑目了。

國人注意到,在当下中国,中南海當局正進退維谷,搖擺於毛與鄧的左右兩項政治遺產之間。筆者稱之為“兩極化的線性政治擺動”。

確實,在中共內部,毛的政治遺產和鄧的政治遺產,已經成了其政治走向的兩個基本參考系、兩個基本的極點。中共領袖,甚至不少中國人,他們的視野已經完全被這中共的左、右傳統的兩極的框架所框限住了。

但是,趙去世了。趙紫陽的悲劇引人注目地出現了。今天,赵的遗著也完整地公诸于世了。於是,在中國的政治系統中,趙的遺產凸現了出來。這是區別於毛,不同於鄧的新的政治遺產。1988年8月趙紫陽所說:“十年來,我們的基本經驗是什麼呢?我看是兩條,一個市場經濟,一個民主政治,缺一不可。”在新出版的遗著中,赵更清楚地指出:“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這是完全不同於毛、鄧的嶄新的政治坐標,具有普世性的政治遺產。

紫陽遺產既出,返觀毛鄧遺產,皆失色也。正是所謂:紫陽民意匯一身,北京滿朝無顏色。在國際上,誠如不少觀察家所指出的,中國周圍都變成了或正在變成自由國家,在目前的這樣一個世界大格局下,中國還可能長久的披著共產主義這張皮嗎?全世界還剩幾個共產國家了?中共有冷戰時期前蘇聯那樣的實力意志來對抗全球民主國家嗎?北京掌權者智商並不低,他們心裡清楚,那一天一定會來的。

所以,從根本上看,自從蘇東波共產主義大潰敗後,中共的每一屆政府,都是臨時政府,每一屆內閣,都是看守內閣。與其這樣戰戰兢兢,變本加厲地用暴力與謊言控制中國,遮遮掩掩的送子女乃至孫輩去美歐留學置產,不如幡然醒悟,效法趙紫陽,以蒼生為念,用黨外合法性取代黨內合法性,用人性戰勝黨性,效法“趙紫陽晚節”。從長遠看,這既是救中國,也是救自己。值此歷史關鍵時刻,中共何去何從?當仔細掂量,好自為之。

赵紫阳遗著《代后记》的作者,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指出:“如今的中国,赵紫阳是不允许存在的。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効力,功勋卓着,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

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纵览中国首发 / 日期: 2025-01-16 17

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