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8日星期四

李劼:毛天下与党天下之争


这个题目是我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上的一篇长文的续篇。那篇长文题为:《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这个续篇是一部论著的构想,在此仅作一个提纲式的概述。

十年文革乃是毛泽东的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一位末代皇帝的文革。溥仪不是真正的末代皇帝。中国的末代皇帝是毛泽东。作为史无前例的千古一帝,毛泽东集秦始皇与陈胜、吴广于一身。他一会儿以秦始皇自居,一会儿又扮演陈胜、吴广,有时甚至同时扮演秦始皇和陈胜、吴广。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先例的。

毛泽东在帝王史的的另一个史无前例,乃是集帝王和圣贤这两个角色于一身。毛泽东不仅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拥有以前的帝王所从来没有拥有过的话语权,或者说,思想体系。秦始皇的集权可谓空前,可是秦始皇没有话语上的权力。秦始皇只能以“焚书坑儒”抑止来自孔孟话语的挑战。

毛泽东的做法,远比秦始皇高明。毛泽东先是以手中的权力,扫平其它所有的话语,然后再用毛式话语发动民众,向共产党夺权。1949年,毛泽东成功地领导共产党夺得了天下。1966年,毛泽东又同样成功地把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了毛泽东的天下。即以毛泽东、江青夫妇为核心的家天下,取代了共产党的党天下。

毛泽东通过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批判胡风、批判《红楼梦》评论上的非毛式意识形态倾向,最后,通过规模盛大的反右,扫平了所有的非毛话语和话语者。整个社会只剩下一种话语,即毛泽东话语;数亿民众的头脑里只剩下一个人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由此获得了话语上的绝对权力,成为共产党及其治下的中国民众的思想主宰。

自此,既具帝王之威、又有圣贤之名的毛泽东,一步步走上神坛,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党和人民,好比两只蟋蟀,在毛泽东的引领下,互相斗过来、斗过去。

毛泽东先是领导和指挥共产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集体镇压和政治运动,还有人为的大饥荒,把人民逼到了水深火热的绝境里。自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共产党把中国人民折腾了十七年,折腾得不仅人民受不了、就连共产党都受不了。党内高层当权派,开始请毛泽东住手。先是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公开叫停,后是刘少奇以阳奉阴违的方式暗中阻止。最后,迫使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检查。

作过检查、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开始把嫉恨转向了共产党。其时,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高官们,误以为可以用明里抬高、暗中架空的方式,把毛泽东高高地捧起来,然后悄悄地抽空掉。想不到,毛泽东借力打力,正好利用他们的吹捧,使自己成为神一般的思想主宰者。一时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民众的首要生活内容。虽然手中的权力被削弱,但毛泽东却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毛泽东话语,或者说,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籍此向党发动进攻,向刘少奇等当权派夺权。

毛泽东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动员令,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为号召,煽动全国民众造共产党的反。既然那只叫做党的蟋蟀不愿意继续咬人民了,那么就叫那只叫作人民的蟋蟀反过来咬党。否则,人民被折腾了十七年所积累的怨气、怒气,如何平息?

文革烈火,一点就着。毛泽东一声令下,人民怒潮一般,向党扑去。先是红卫兵,然后是打着形形色色旗号的工人、农民造反派,把共产党从基层到中央政治局,兜底打倒。这可能是毛泽东一生当中,最为得意的时光。历史上没有一个帝王,可以动员老百姓把自己亲手开创的王朝打翻在地。毛泽东将党和人民,同时玩弄于股掌上。

文革过后,邓小平站在保卫党天下的立场上,逮捕造反派,清查三种人。四十年过后,又有人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人民文革”。党不敢反思文革,害怕人民再次动用毛泽东教给群众运动方式,向党再来一次文革。而民间的反思文革,又暗含着对党的巨大不满。党和人民之间的这种互相指责,虽然都有着各自的理由,但彼此之间恩恩怨怨的制造者,却是把党和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毛泽东。

逮捕造反派、清查三种人固然是邓小平对文革中造反群众的报复,但如今提出“人民文革”,从历史逻辑上说,也是一种自欺欺人。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基于权力寻租造成的严重腐败和贫富对立现实,“人民文革”的提法有着强烈的针对性,暗含着对执政党的极大不满。

作为文革的始作佣者,面对党和人民的共同责问,倒也并非无话可说。毛泽东完全可以责问共产党的大大小小官员,当年你们折腾老百姓的时候,难道没有快感么?你们折腾老百姓起来,什么时候被动过了?一个个生怕不主动似的,竞相邀功,下手一个比一个狠。

毛泽东对造反派也是有话可说的。你们不要装出一付受蒙蔽的无辜模样。你们造反的时候,没有出气的痛快?在这次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上,当年做过造反派的学生、教师,工人,甚至农民,没有一个表示后悔的。当年上海工总司的司令,潘国平,在会上明确表示,假如再来一次文革,他照样还会起来造反。因为在造反和被工作组送进公安局之间,只有选择造反。文革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抓住中国人的嫉恨传统,在党和人民之间种下了难解的仇恨。我把那样的仇恨,称之为福尔玛淋仇恨。这种福尔玛淋仇恨以嫉妒为基本的心理动力。历史上那些著名的造反口号,有的叫做“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有的叫做“黄天当死,苍天当立”。有的美其名曰:“天下为公。”那意思就是,天下不是什么人专有的,而是人人都可以占有的,就像妓院里的婊子一样。最后,毛泽东总结为“造反有理”。毛泽东因此龙飞风舞地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事实上却是,天下如此多娇,引无数强盗竞折腰。套用毛泽东对历史的归结,可以说,一些强盗胜利了,一些强盗被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强盗史。

在党和人民之间如此设局,与其说是毛泽东的天才,不如说是几千年的专制传统所致。毛泽东空前成功地继承了那样的传统,以过人的心术和高超的权谋,折腾人民践踏党,把全体中国人扔进了地狱般的黑暗里。最后,是林彪的反抗,击破了毛泽东的神话。

中共9大以后,林彪如同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和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一样,想请毛泽东罢手。林彪跟周恩来心照不宣地达成共识,结束文革,转向国计民生。但毛泽东不仅不肯罢手,而且反过来准备向林彪下手。先是在庐山会议上向林彪发难,然后又以出巡,挑拨各路诸候和林彪的关系,向他们吹风,大造打倒林彪的舆论。一向淡泊、被毛泽东强行拖上政治舞台的林彪,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林家父子,向暴君说不,上演了一出现代刺秦。

林彪的刺秦虽然没能击倒毛泽东手中的权力,但刺穿了毛泽东的话语,刺穿了毛泽东话语构造的毛泽东神话。《571工程纪要》,如同在黑暗中点亮的一把火炬,烛照出毛泽东的真实面目,解构了毛泽东的权力游戏。这是一次向暴君的英勇亮剑。后人应该在毛泽东纪念堂跟前,建造一座剑碑,然后将《571工程纪要》刻写在剑碑上。

林彪事件,使毛泽东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毛泽东被迫发下包括《571工程纪要》在内的中央文件,使全国民众读到了林家父子的 “讨毛檄文”。虽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意旨,批林批孔,但毛泽东心里明白,他的神像已经褪色了。他不得不向被他打倒的党作出让步。一些被称之为老干部的被打倒对象,开始陆续复职。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蠢蠢欲动,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复出。

毛泽东一面很不情愿地把权力还给共产党,一面又物色王洪文那样造反派做接班人。直到他发现王洪文原来是个刘盆子式的窝囊废,才让邓小平重新执掌重权。那时的天下,依然是毛、江夫妇的家天下。

有人说,毛泽东搞掉林彪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林彪有一个林立果那样的儿子,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却过早地死在了朝鲜战场上。

的确,毛岸英的早死,给毛泽东建立毛氏家天下造成了致命的困难。毛岸英的太子地位,是毛远新所无法替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毛远新也是个刘盆子。只是由于和毛泽东的血缘关系,毛远新才没有像王洪文那样,在毛泽东那里丧失信任。

也正是由于毛岸英的早死,才导致毛泽东起用江青。但江青与毛岸英相比,显然份量不足。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让他的女人们,一个个进入权力中心。其中最为显眼的有谢静宜、唐闻生和王海容。还有虽然不太显眼、但除了毛泽东谁都向她毕恭毕敬的张玉凤。

由于右倾翻案而把邓小平重新打下去以后,毛泽东将更多的信任投给了他的女人们。在后来网上流传的由张玉凤披露的那张政治局常委名单上,不仅江青、就连张玉凤都成了政治局常委。假如毛泽东再多活十年、二十年,那么政治局常委中还得加上王海容、谢静宜等毛泽东的女人们。在毛泽东家天下的格局里,执掌最高权力者,与其说是跟毛泽东的思想有关,不如说都与毛泽东的身体有关。由此,毛泽东最终从天下退到了床笫,既不是以儒治国,也不是以法治国,更不是以道治国,而是以床治国。

家天下其实并不是共产党人的特色。家天下也不是什么政治理念,而是一种文化病菌。家天下比集权专制的历史还要悠久。中国的集权专制,是从周公建制开始的。而中国家天下的传统,则是由治水的伯禹建立的。二十世纪下半叶,亚洲国家出现了好几个家天下的事例。

北韩的金氏家天下,台湾的蒋氏家天下,新加坡的李氏家天下。这些家天下都是现代的变相王朝,意识形态截然不同,权力体制却如出一辙。

毛泽东以家天下取代党天下,既是下意识的,又是无可奈何的退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意识到自己在党内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能够信任的,也只剩下他的女人们。因此,从天下退到床上,是毛泽东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而从毛泽东这种不无戏剧性的退却上,又可解读当年袁世凯为何称帝的心理秘密。独裁者通常在击败对手、从而没有了对手之后,会从天下转向床笫,从男性的战场退向女性的怀抱。以袁世凯的权位,不称帝也已然帝了。袁世凯的所谓称帝,不过是为他的十多太太们挣得皇后皇妃一类的名份罢了。

相比之下,毛泽东的气魄当然要大多了。假如上苍再多给他十年、二十年寿命,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会变成毛泽东的奶党。由毛泽东的大奶、二奶、三奶、四奶……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领导着中国共产党,统治着十多亿中国人。

也许正是基于文革的历史教训,邓小平才强调集体领导,才下决心建立退休制度,并且让子女经商赚钱,而不是接班掌权。邓小平以此捍卫了共产党的党天下,做到了毛泽东活着的时候绝对做不到的政治改革。邓家女子虽然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率先富了起来,但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却并不以自己的子女为转移。只是,邓小平是个一半姓刘、一半姓毛的政治人物。邓小平在安邦治国上姓刘,并且比刘少奇更有能力和魄力。可是,一旦面对群众运动,邓小平马上回到毛泽东的立场上,变成一个没有运动群众能力的毛泽东。邓小平无法运动群众,结果当然只有以屠杀来解决群众。

总之,一场文革浩劫,从根本上说,乃是毛氏家天下与共产党的党天下这两种专制之间的斗争。毛泽东胜利了固然是专制,党胜利了,也同样是专制。

毛泽东的文革最后是以失败告终的。毛泽东的权力和毛泽东的话语、毛泽东的帝王之尊与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乌托邦,最后全都同归于尽。

毛泽东不仅耗尽了传统的帝王资源,而且也耗尽了帝王气十足的话语资源。毛泽东以后,再也不可能出现毛泽东式的集帝王与话语、集秦始皇和陈胜、吴广于一身的帝王。毛泽东是绝代帝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毛泽东以后的专制者,不是垂帘听政,就是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也依然像个公务员。

中国的专制历史,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如果说,周公建制是这个黑洞的入口,那么毛泽东文革则是这个黑洞的出口。当专制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全都耗尽之后,剩下的是由专制的心理和专制的病菌,构成一种专制的习惯势力,支撑着专制的政治体制。执政的共产党固然还没有走出专制的历史阴影,但毕竟受到过文革的冲击。但是,假如再以文革方式来打倒和推翻共产党,那么专制依然有可能以复活的方式得以延续。专制好比白骨精,满清王朝结束以后的各种中国政党好比白骨精附体的专制载体。中国民众真正要战胜的,不是共产党,而是白骨精般的专制。从反对专制起步的共产党,其实也是专制的受害者。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打倒、推翻共产党,而是能不能战胜专制对中国社会的毒害和对中国人的毒害。至于共产党,既可以成为专制的载体,也可能成为专制的敌人。走出专制传统,是没有任何模式可寻的。

假如真要汲取文革教训的话,那么就得放弃打倒推翻的文革方式、造反有理的文革思维,和声讨、讨伐一类的文革话语。文革话语骨子里是一种权力话语,即以权力为中心的话语系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以权力为中心。造反有理,总是有理在权力的争夺上。从来没有一次起义、暴动或者革命,不是以权利为基础的,不是以权力为指归的。每次改朝换代,结果都是专制复辟。

从后向前,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这是一长串改朝换代的多米诺骨牌。假如想要让共产党成为最后一张倒下的骨牌,只能从我开始,站住了不倒。从我开始有二层涵义。一层是从我自己开始。我是没有们的我,是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我。我的能够站立,不在于有无权力,而在于有无权利意识。我并不在意共产党的执政,但我必须坚持和维护我的权利。我想对执政党说的,不是再来一次文革,而是请把我的权利留下。

假如每一个我,都以权利说话,而不以权力为然,那么中国社会就会从一个权力社会,转变成一个权利社会。这是我说“从我开始”
的另一层涵义。我相信,权利意识的觉醒,比当年“五四”时期对民主科学的强调,更具思想的自由度,更具社会的建构力。“五四”启蒙领袖没有意识到权利的重要性,致使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思想运动,最终被毛泽东话语所替代。

当然,这并不是“五四”启蒙领袖的过错。因为即便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初,也还只是民主国家,并非是个权利社会。美国进入权利社会是从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开始的。因此,我的人文立场和权利意识,不再允许我使用讨伐、打倒、推翻一类的权力话语,而宁可选择马丁?路德?金式的“我有一个梦想……”

党史教科书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那不是事实。所谓〝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为了跟蒋介石争夺政权而发明出来的骗局,主要内容有:许农民以土地,许知识分子以自由,许工商业者以发展,许工人以领导权,许所有的中国人以〝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直到1949年9月,毛泽东仍在努力,向各民主党派推出并终于达成以新民主主义为内容的《共同纲领》。等到政权到手,毛就断然撕毁了一切支票,速度之快,连他的合作者刘少奇和周恩来也〝跟不上〞:土改是变戏法,全体耕者最后的命运是统统无其田。知识分子所得到的是被改造。无产者得到的是不准罢工和不准自行组织工会。有产者得到的是〝自愿〞献出全部财产。全体中国人,集体得到了一个不准选举的〝人民共和国〞。以上合计,是谓〝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也正是有关毛泽东的神话的基础。

接下来的乐章是毛泽东本来不熟悉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活着时,毛泽东不敢侈谈。斯大林一死,〝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出缺待补,好机会来了。毛随机应变,废掉〝新民主主义〞,改做〝社会主义〞的梦。他要求全体中国人和他一起做梦。他要大家批判〝小脚女人〞。
作为驱策,他不断发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斗争。本来,他所知道的社会主义不外乎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现在毛必须创造。

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于是成了他梦中的新榜样。全民生产、全民战斗、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五七公社〞是他新发明的组织形式。他的当前纲领是以大跃进超英赶美争第一,他的最终目标是当全世界革命人民世世代代的导师。私有制在中国,被毛铲除掉了,却被2007年的《物权法》恢复了。毛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本来也许可以概括为〝等于零〞——如果几千万条人命和几亿人的灾难可以一笔勾销的话。

第三部曲文化大革命,本来不在毛的计划之内。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失败,使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丢了脸。

1962年初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三级党委(省委、地委和县委)书记全部出席的〝七千人大会〞上,主流不再是对毛及其社会主义的狂热,而是对毛心血来潮的〝三面红旗〞的普遍怀疑。连多年来一贯帮毛辩护的刘少奇似乎也流露了这种可怕的情绪。这使毛泽东非孤注一掷发动〝继续革命〞不可,哪怕它鱼死网破。作为天下第一赌徒,毛在这场豪赌中押下的赌注,与其说是他本人的灵魂和肉体,不如说是强迫整个国家为他殉葬。人们讲惯了〝文革十年〞,其实,毛在七千人大会后,一直在呕心沥血,他用了整整14个年头(在他统治中国27年中占了一半以上),策划和领导了这场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为唯一主题的大屠宰。在把一切对手打倒在地的同时,毛自己也倒下了。

有人把〝建国〞归功于毛,似乎中国本来〝不是〞国,〝没有〞国;又似乎只要有了〝国〞,不管这个〝国〞干了些什么,老百姓都应该感激涕零。本文不准备为此留出篇幅。

还有人把〝中国人站起来〞当作毛的天大德政。——〝你们说他在国内搞得一塌糊涂,至少,中国人站起来足以令我们扬眉吐气!〞我不想多费唇舌,指出三点就够了:第一,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1946年中华民国就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意味着中国人站了起来。相反,1949年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以及奉斯大林之命〝抗美援朝〞(准确地说,应该是〝援金打朝〞)难道不意味着中国人重新趴下了吗?第二,毛泽东发明的〝超限〞外交战略,不是世界和平的稳定因素,中国人不值得为它骄傲。使毛泽东如获至宝的两弹,也不值得平民欢欣鼓舞,何况那是以大量出口口粮、饿死几千万同胞的代价换来的虚荣。第三,明明刘、周都跪下去了,除了毛泽东一个人,中国还有谁站得起来?

所以我说,弄清了毛替老百姓做了些什么,他的神话应该不难戳穿。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还留下了使他的一部分接班人爱不释手的战利品。权衡利害,这些接班人当然非常乐意把神龛里的毛泽东永恒化,以便让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地从娃娃开始,就把〝大救星〞的神话溶化到血液里。

说到毛泽东的遗产,至少包括:鸦雀无声的舆论;永不选举的政权;三权合作的和谐;设计和制造冤假错案的流水生产线等等。其中最最重要的,无疑是领导一切的权力,有了它,才有可能成为亿万劳动力和战斗力的占有者。权力就是真理,就是合法性,就是战无不胜的法宝,就是点石成金的摇钱树……

历史人物的评价本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而论断一个刚刚走进历史的人物则尤为不易。中国人所常说的“盖棺论定”其实大有斟酌的余地。这句话的本意不过是说人的言行表现至死而告终结,不再能有反复而已。但对于死者的看法则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定论”,而且既“定”之后,仍难保不再发生翻案的情况。我首先声明这点意思,以表示本文关于毛泽东的评论只是个人的一种偏见,绝不敢自视为“定论”。

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之大已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但这种影响的性质究竟如何则迄今尚在讨论的阶段。回顾自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来的舆论变迁,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极显著的客观趋势,即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包括中共官方在内)是愈来愈低;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发展之中。

这里便透露出一个极值得注意的消息:毛泽东和其他二十世纪的大独裁者如希特勒、斯大林一样,其生前那种使人不可逼视的“伟大”,完全是由现实的权势所烘托出来的。权势随生命以俱去,剩下来的只是一片空虚。不但如此,毛泽东的死后命运较之希特勒、斯大林尚还有不如。

此中关键即在于他是中国人而不是西方人。西方有英雄崇拜的传统,希、史两人虽各在人间留下不少罪孽,而依西方的标准言,终不失为“英雄”,因此自有其可资后世欣赏之风姿。中国的传统则不重视英雄,对死者的情感端视其人是否留有足够的德业可供人去后之思。这恰好是毛泽东生命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思念他的人当然也是有的,像江青、姚文元以至汪东兴、陈永贵之流,凡是在他生前得过好处的人现在自然会对他倍加怀想。但是这些 “攀龙附凤”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以中国十亿人口而言,毛泽东最后二十年中对他们所留下的记忆除了灾害与苦难之外实在别无他物。如果我们承认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和绝大多数人心分不开的话,那么毛泽东的终极的历史命运是不能乐观的。

在这篇短论中,我不准备、也不能全面地评论毛泽东的功过问题。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只想是从中国史的观点来估定毛泽东的历史位置。毛泽东在生前一直以“革命”为标榜;通过他的一些极左的言论,他更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一个最彻底的革命领袖形象。

但是如果我们稍稍留心这四年来中国大陆所不断暴露出来的有关毛泽东晚年的言行,我们便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最后并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的限制。而且更不幸地,限制着他的正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那一部分——君主专制。所以他晚年依仗的不再是正式的官僚系统而是相当于传统的宦官、外戚之流的势力:如康生正是魏忠贤型的人物,而江青和她的党羽自然是诸吕、诸武一流的势力了。

以行为而论,中国历史上的昏暴之君的特征如远贤臣、亲小人、拒谏饰非之类,毛泽东实无一不备,而且其程度则远过之。因为他所掌握的集权主义的权力结构是传统帝王所望尘莫及的。

我并不是说,毛泽东一切的思想与行为都在中国传统的笼罩之中。他确有其革命性的一面,而且是一个最彻底否定传统的革命者。但这只限于他在自觉的思想状态之下为然。在潜意识里他则不折不扣地是传统的俘虏。传统的一面在他早年的诗词中已有清楚痕迹,不过一直要到一九四九以后才全面地爆发出来。阿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则绝对腐蚀人”到现在为止依然是一个有效的政治原理。

一九四九以后,在绝对权力的腐蚀之下,革命的毛泽东逐渐让位于传统的毛泽东了。这绝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事实上环绕在他周边的几乎没有人不把他当作开国皇帝那样奉承。不说别人,当我们读到许多有关周恩来如何“忠于毛主席”的小故事,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他们之间只有传统的君臣关系,而不是革命同志的关系。中国大陆上这几年来才开始反省中国“封建”传统何以如此根深蒂固的问题,实在未免迟了一步了。

目前中共官方对毛泽东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他们为了应付党内的困难不得不推崇他,但另一方面为了重新建立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又不得不批判他晚年的一切作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于是大体上把毛泽东的政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开国有功、建国有错、文革有罪。

现在我们先谈谈应该怎样估价他的“开国之功”。今天中共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都强调“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正确与否是要看我们如何理解“新中国”这个名词。如果说“新中国”是指中共政权统治下的中国,那么这句话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所谓“新中国”涵蕴着一种价值判断,以为没有毛泽东则中国今天将仍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那么这个论断则是很成问题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旧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迅速的衰落之中,代之而起的是苏俄的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以,亚非地区大大小小无数的旧殖民地或被压迫的民族都一个个地获得了解放、并建立了新的国家。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一直在寻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之道,毛泽东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人。

但是在第二次大战之后,中国事实上已摆脱了旧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而且至少在名义上已成为联合国的“五强”之一。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只有对中国共产党才是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则不过是一个新的政权而已。这个新政权的成立颇藉助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巨大力量,可是中国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却并不是从一九四九年才开始的。

从建立现代国家这一方面说,毛泽东的业绩不但没有超越过孙中山,而且也比不上甘地、尼赫鲁在印度独立运动上的贡献。客观地分析,毛泽东的“新中国”在社会革命方面所表现的意义是远大于民族革命的。

毛泽东接受了“五四”以来反传统的思想洗礼;在自觉的层面,他是和传统全面决裂了的。但是,我在前文已指出,毛泽东并没有真的跳出传统的藩篱。以思想的内容而言,他是反“封建”的。但以思想的方式而言,他却把“封建”发展到了从来未有的高度。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他所运用的建筑材料全是新颖的,而他所想建造的地上天国则依然是陈旧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新中国”竟成为 “封建主义”无限泛滥的重灾区。这样的国家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是没有“新”的意义可言的。

由此可见,就毛泽东的所谓“开国之功”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评价和一般人民的评价是大有距离的。这和汉代朝廷与民间对汉武帝的评价之截然异致,先后如出一辙。汉宣帝要颂扬汉武帝开边的功德,特别下诏为武帝立庙作乐。但是当时有一位儒生夏侯胜竟持异议,他认为武帝虽有广土斥境之实,其代价则是“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

总结一句话,武帝“亡德泽于民,不宜立庙乐”。(见《汉书?夏侯胜传》)中国人对于历史人物的尊重向来只注重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对人民有没有“功德”、是不是“遗爱在民”。让我们再举秦始皇为例。《三国志?王朗传》注引“朗家传”云:“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
经过两汉三四百年之久,何以会稽独祀秦始皇?这当然是因为始皇曾于三十六年(公元前二一一)上会稽、祭大禹,又在会稽山上留下了著名的石刻文字。始皇和会稽有此一段香火之缘,因此后世民间对他还有所纪念。不过对整个中国而言,始皇毕竟是“无德之君”。王朗为会稽太守而禁民祭祀,其实也还反映了多数中国人的想法。秦皇、汉武诚然“略输文采”,但这两个人在毛泽东的心中仍然占有了重要的位置。

从对人民有“功德”的观点看,毛泽东显然并不能胜过这两人。尤其是汉武帝,晚年曾下轮台诏,自悔其好大喜功、残民以逞的种种作为,这更是我们在毛泽东身上找不到的质量了。

最后我也想略说几句关于毛泽东的“错误”与“罪恶”的问题。这一方面,许多人都已说过了,以后也还会有人继续深入地发掘。我只想把他和另一个历史人物作一对比,这就是他生前曾欣赏过的曹操。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曹操绝不是一个反面人物。毛泽东一度表现过向曹操认同的意味,这大概是因为曹操不但有武功,而且还有文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缘故。

毛泽东的文学修养自然不能与曹操相提并论,但是他确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性格和才力而言,这两人都有不同。曹操毕竟生在汉末,虽然不信“天命之事”,尚非肆无忌惮之人。他至少还相信历史上尚有周公这种伟大的人格存在(见他的《述志令》)。毛泽东在极端过激思潮的激荡之下,则早已流入虚无主义一路。

据服侍他的人所写的一篇文字,他熟读历史,但是完全不相信历史上有什么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大概都是权谋机诈一类的东西。他以自己的心度古人之腹,因此认为历史记载都是假的,都不足信。史书中当然有虚饰,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可是如果一个人过分地发展虚无史观,满眼看去只见到“脏唐臭汉”,那么他便不可能对人性有任何信心,也不可能对人类未来抱什么理想。而毛泽东便恰好是这样一个人。

再以才力言,两人也迥不侔。许子将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大约可算得确评。但毛泽东则只是乱世奸雄而非治世能臣。以奸雄言,曹操远不是毛泽东的敌手;以能臣言,毛泽东却是连影子也没有。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根本不曾为能臣,他终其一生只欣赏“人与人斗,其乐融融”的奸雄境界。

但是毛泽东和曹操在中国历史上所造下的最主要的罪恶则属于同一性质的。顾炎武评曹操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在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道萌生。……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日知录?两汉风俗》条)毛泽东由于无知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炼钢”都还是有形的、也是比较容易补救的。唯有他为了遂一己夺权之私,不惜玩弄纯洁的孩子们,搞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绝大的骗局,使大多数中国人今天都对中共政权基本上失去了信心,更使青年们对一切理想主义都不再发生兴趣,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无可救治的精神崩溃症。

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中国人因为望治心切,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寄过深望,尤以知识分子为然。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都不惜牺牲个人的利害、抛弃个人的尊严,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前,中国社会上的一般风气确是比较淳厚质朴的。但是毛泽东却一再地欺骗他们、整治他们,并以搞“阳谋”而沾沾自喜,终于把这样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完全糟蹋掉了。

根据我个人这几年来的体察,现在中国老一代的人大多是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终结,中年一代是有的彷徨苦闷,有的随世浮沉,年轻的一代则或者腐化颓废、或者愤世嫉俗、或者各谋一己的前程。总之,大陆上的中国人显然已失去了中共建国初期的那种共同的热情和理想。不但一般人民如此,中共的干部也不例外。三十年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者今天已多堕落成保权保位、有家无国的官僚了。追源溯始,造成这一弥漫在全中国的精神崩溃症,毛泽东是不能辞其咎的。

借用顾炎武的话说,“毁方败常之俗,毛泽东一人变之而有余”。这当然并不是我故意夸大毛泽东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问题:单从权力的性格来说,毛泽东生前所拥有的威势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历史凭借上面,一是明、清以来恶化了的皇权传统,一是近代西方传来的极权的政党组织。前者构成其权力的实质,后者提供了权力的结构。毛泽东既是中共领导阶层中传统观念最浓厚的一个人,又恰好占据了这一权力结构的枢纽位置,他之所以能把中国弄得天翻地覆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以上我从中国史的观点对毛泽东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略作说明。我所引的秦始皇、汉武帝和曹操三位都是毛泽东生前曾在不同阶段与不同情况中发展了自我认同的历史人物。他与这三人都各有异同,未可一概而论。但大体言之,所同者在过失方面,所异者则在功德方面。从文化精神言,前三人是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毛泽东却代表了一种纯否定的精神。

这大部分是时代的悲剧造成的,却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了。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要补充一笔,中国史上和毛泽东的形象最相近者则是明太祖。我在七年多以前已一再指出毛泽东曾有意模仿朱元璋。就性格言,两人尤为肖似,都是阴狠、猜忌、残暴兼而有之。除了语录、红卫兵、整肃干部,以及因自卑感而迫害知识分子等仿制品之外,毛泽东师法朱元璋有时甚至到了亦步亦趋的境地。例如他所提出而在大陆上一度广为宣传的口号:“挖深洞、广积粮、不称霸”便完全是抄袭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按:这是朱元璋克徽州后,由儒生朱升向他提出的。见高岱《鸿猷录》卷二“延揽群英”条)这样明显的模仿颇足说明毛泽东向朱元璋认同的深度远在前三人之上。这为心理史家(Psycho-historian)分析毛泽东的历史人格提供了极有意义的线索。

我很盼望将来有专治心理史学的人在这一方面作深入的探究。

王军涛谈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法案》的考量及后果


王军涛
发表时间: 28/11/2019
法广/作者:艾米
美国总统特朗普经过多天的考量,终于在周三将参众两院已经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将香港的特殊地位与人权和民主状况挂钩。特朗普发表声明称,签署法案是出于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香港人民的尊重,期望实施法案后,中国和香港的领袖和代表将能够友好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为所有人带来长期的和平与繁荣。尽管如此,被中国外交部称为“废纸一张”的法案成为法律引起北京和港府强烈反弹。
实际上,该法律是香港人民从今年六月份以来的反送中抗争得来的结果,香港民众周四中午在中环的“和你Lunch”活动中预备了国际文宣在交易广场天桥上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并希望继续争取外籍人士支持。一直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桉》的香港众志黄之锋认为,《法案》几经波折,由最初联署人数寥寥可数,到今日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象征者着港美关系的里程碑,亦代表中美贸易战下美国仍重视香港的民主进程。黄之锋特别答谢自6.9开始付出、甚至牺牲很多不同代价的香港人,因为他们才使美国政界提升对香港问题的关注,令香港的人权议题不被贸易问题所掩盖。
中国外交部今回应美国签署涉港法案称,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桉》签署成法,此举严重干预香港事务,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
旅居美国的异见人士王军涛围绕这个法案分析美中关系和对香港前途的影响 :
法广:这个香港人权法案在特朗普的手中压了近一周后才签署, 他有哪些考量?
王军涛:我觉得他主要有两个考量:签署这个人权法案是一个平衡问题,首先特朗普是支持香港人民的,但是他也要考虑到和习近平即将达成的贸易协议,所以可以看到他在谈到香港的人权法案是总是要提到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和贸易协议。
从之前的评论中可以看出,特朗普认为贸易协议更优先于人权法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需要平衡几个因素:如果不签法案会给他在美国的压力带来什么问题。因为在美国政治外交史上,很少见到参众两院都如此顺利地通过这样一个法案的先例,同时他也要考虑签了以后会对中美贸易协议带来哪些影响。
经过自己分析以后,他还是决定签署,首先因为不管他签还是不签,这个法案都要生效;其次,经过考虑之后,他也许会认为签了以后,中国会有些反弹。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人权法案主要有三个内容。
首先美国的法律规定,在其他国家遭到法律判处的人士一般不会让入境,但是这个法案却要求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被追刑责的人可以进入美国,他们享受法律豁免。这一点实际上在中国同样适用,因为中国一些因为政治原因被共产党用其他罪名定罪的人士也可以进入被允许美国或其他国家。所以这一点本来不是问题,但香港人权法案更从法律上扫除了这个障碍,可以免除上法庭讨论的程序。

第二就是关于香港的特殊地位问题,人权法案通过后,香港也许就会因为恶劣的人权纪录不再拥有这个地位。第三,是对参与镇压香港民运的官员财产的冻结。
而这后两点比较有实质性的效果。看上去香港特殊地位带来的繁荣只是香港的地区性问题。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后八九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但全球的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是不相信的,只有这香港这个地方双方做了一个接触,共产党的钱主要是在香港洗,主要的贸易协议也只要是在香港完成……所以,一旦香港失去了这个特殊地位,对大陆的发展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同时,第二和第三点也都给了总统一个裁定权,法案中要求总统每年向国会提供一个报告,总统在报告中要做出判断中国和港府是否遵守法律的决定。我认为,签署了这个法案后,特朗普就会发现手里有一张与中国谈贸易的更大的牌,如果他做出坏的评价,那么香港的地位和香港的官员就会受到惩罚。
法广:中国已经多次对这个被北京认为是“一张废纸“的法案提出过强烈谴责,认为这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但美国官员也一直强调这个法案针对的美国利益,管辖范围是美国自己的事务,您如何分析中国的态度?
王军涛:王毅说过一句话其实有点意思,他指出美国是以国内法为由来干涉中国事务。王毅其实也看到这是一个美国国内的法律,这个法案约束的对象是美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但是我觉得中国这个说法有点无赖,这和中美贸易战同出一辙。
对于贸易战,特朗普也很清楚的表示过,之前中国占了美国不少便宜,出口给补贴,进口设障碍,白拿美国的知识产权,这对美国都是不公平的,所以他对中国说,如果不回到公平贸易,就不跟中国做生意了,或者加重税,但中国却指责美国将这些强加于人,也就是说,别人不再让它占便宜的时候就耍赖,反咬一口说对方不让再占便宜了。
所以,香港人权法案同出一辙,贸易是自由的,美国可以选择自己的贸易伙伴,怎么可能不跟你做生意了是用国内法律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呢?本来美国是否跟中国做生意是从自己的理念和利益出发而做出的选择,如果不符合它的理念,当然可以不再和你做生意。从这一点上说,中国政府是在耍赖。
法广:这个法案的签署生效是否反而会刺激北京政府对香港的民主和人权更进一步进行打压?
王军涛:我觉得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效果,中共在心理上可能会对香港有这个方案很反感,认为是香港人闹出来的结果,但是我已经讲过,如果不是“投鼠忌器”的话,北京早就对香港出重拳了,那么如果他还有自己的考量,之前不对香港下重手,之后就更不会了。因为美国又加了这个法案之后,“器” 就更大了。
中共可能因为心里不好受,在言语上做些反应,但另一方面,我认为香港未来局势走向可能并非完全取决于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实际上在瓦解港府上起到的作用更大,因为北京现在并不能直接干预香港事务,还是要通过香港政府来做。
四中全会上,中共对香港的调子发生了一些变化,指出“止暴治乱”是香港的头等任务,也就是说他们希望香港升级暴力镇压,但是港府并没有这样做。但这也并非因为港府心存善意,而是据说美国的这个法案搞得港府人心惶惶,因为很多官员实际上财产都在国外,都是英国公民,他们担心美国这个法案通过后,会导致英国也通过类似的法案,如果这样的话,林正月娥下台后可能连家都难回了。逃港的时候,很多人都移民到了英国和美国,后来因为要担任香港的高级公务员被要求放弃了英国国籍,但是他们的家人,财产和房产都还在英美等国。实际上这个法案就对他们有很大的瓦解了。
所以现在北京面对的局面是港府已经人心涣散了,怎么办?我觉得北京采取的方式应该是会提升对香港的干预力度,但可能会用地下党来做这个事情。
大家也看到,四中全会上北京提高调子后,香港的最高警官换人了,新换上来的邓炳强是在北京接受过训练的,我猜测这些人就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因为中共和实际上任何执政党都不一样,他们在执政之前有过长期的地下工作的传统,甚至在国民政府当中都建立了党中之党,蒋介石身边的机要秘书都是共产党。实际上,北京在接管香港之前,已经有一个地下党的系统。在89年“起义”的文汇报副主编程翔先生曾表示,在他的级别所知,共产党在香港就有五层地下组织。
前段时间,当被问到为何不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时,林正月娥回答说警方不同意。以我们对香港的了解可知,香港有一个英国人训练出来的非常好的公务员系统,他们绝对执行上级的命令,随意警方如果不同意,就说明香港警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共操纵的,可以顶林郑月娥,让林正月娥在很多事情上感到力不从心。前段时间也传出她想辞职的消息后,大陆出面辟谣,让路透社拿出了她在内部的讲话录音证明。这些都说明她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港府的处境也非常尴尬。总之,如果共产党向干预香港,并不需要采取公开的方式,只需要将地下党系统调动和运作起来,比如在街头制造骚乱,可以让香港的警察去抓人,这些都可以让地下党组织去做这些事情。
法广:对最近爆出的王立强间谍案,您判断可信性高吗?
王军涛:我认为很高。首先,他“编”的东西很详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诈骗犯能做到的,从大陆目前公布的一些有关他诈骗的信息看,他很可能当时是踩了一些诈骗的线,但后来要被定罪的时候私下达成了一些协议:他供认了,退了一部分钱,接受了部分刑期。而共产党经常启用这样一些人作为间谍。而这人已经说,他进入间谍系统并非正式被录用,他是因为共产党内部的间谍头子的妻子要他教画画时进入了这个系统。
而且,他到达澳大利亚后等了七个月才申请政治庇护,之前曾举报没有人理,他也没有找民运组织,而一般来讲,以我所知,之前共产党官员叛逃都会去找民运组织,但他没有找当地的民运组织,所以可以说申请政治庇护和办身份是他主要考量,而是如他所说,他想逃离他所讲的回国被迫害的担心。
感谢王军涛接受法广专访。
——法广

林保華:國民黨不必為共諜案跳腳

2019-11-28 民報
王立強說中共為了操控去年台灣的9合1選舉,給了台灣多少錢,建立了多少網站等等。法官不可能靠一面之詞來判決,當然需要證據。韓國瑜的最佳辦法是靜看事態發展,而不是事先跳腳,似乎將是大禍臨頭的樣子。圖/擷自The Age網站
一位自稱是共諜而用“王立強”名字出現在媒體的人,因為其爆料涉及台灣,引發國民黨要員跳腳。國民黨主席吳敦義緊跟中共調子咬定那是小騙子,其實這個名字太普遍,太容易有同名同姓的,何況年齡不符。而中共也最善於造假。這個經濟詐欺犯被判有期徒刑1年3個月、緩刑1年6個月,罰款1萬元,而且是2016年判的,緩刑其早就過了。這值得辛苦編出一個劇本,還要逃到國外去冒充間諜?且不說審核期間失去自由,以後也基本如此。如果一旦被拆穿,被送回中國,其罪名就是“危害國安罪”了,如果因為國民黨在明年初的總統選舉中敗北,中共把所有責任放在這個小騙子身上,豈非槍斃都有可能?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表現更是反常,開始說拿了中共一塊錢就退選還有道理,雖然來自中共的錢他也不一定知道。後來卻說要王立強來台灣,他要提告王立強。中共此時恨不得要搞死王立強,韓國瑜要他來台灣送死?而王在尋求政治庇護期間可能來台灣嗎?還虧韓國瑜是“匪情專家”,怎麼連這種匪情都不懂?書真是白讀了,都長成痔瘡了。


王立強說中共為了操控去年台灣的9合1選舉,給了台灣多少錢,建立了多少網站等等。法官不可能靠一面之詞來判決,當然需要證據。韓國瑜的最佳辦法是靜看事態發展,而不是事先跳腳,似乎將是大禍臨頭的樣子。圖/擷自The Age網站

韓國瑜政治火候不如馬英九
王立強說中共為了操控去年台灣的9合1選舉,給了台灣多少錢,建立了多少網站等等。法官不可能靠一面之詞來判決,當然需要證據。在調查局扣押王立強的老闆上司向心、龔青夫婦後,也初步查出他們在台灣買了豪宅,據報不是用自己的真名而是借用他人人頭,起碼這才是真正的詐騙行為,具有豐富炒房專業經驗的韓國瑜不能假裝看不懂。在這個時候,韓國瑜的最佳辦法是靜看事態發展,一旦涉及到自己,如何為自己辯解,而不是事先跳腳,似乎將是大禍臨頭的樣子,被人覺得心虛。這點他應該學習前輩馬英九的鎮靜態度。韓國瑜的政治歷練的確缺乏火候,還要多多拜師才行,但現在要退選讓賢也來不及了。
這個時候,執政的民進黨提出要加速三讀通過《反滲透法》,自是理所當然,這是對中華民國台灣主權的防衛措施,就如購買防禦性的軍備一樣,完全不是挑釁行為。如果連這也不行,豈非如同香港,只准攻擊民眾的警察蒙面,卻不許抵抗警察攻擊的民眾蒙面,結果是4個蒙面警察強姦一位16歲少女導致懷孕。這是當政者的罪行!韓國瑜把台灣比作美麗的女人,還不怕被共產黨強姦嗎?
防共諜怎叫做白色恐怖?
然而一些藍營的政治人物,包括立委,乃至剛剛參選總統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都出來跳腳,指控民進黨白色恐怖、欺騙選票等等。簡直莫名其妙。民主社會的防止共諜怎麼叫做白色恐怖?因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可以互相制約。只有當年兩蔣時期,老蔣可以發出“判刑十年可也”的手諭,以及當前香港港共警察濫權而拒絕任何獨立調查,否決幾乎任何投訴,才是白色恐怖!
奉勸這些政治人物,平時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共諜案剛剛開始偵查,《防滲透法》剛準備二讀,就急得跳腳,這不是要引發人們的懷疑嗎?為什麼會這樣?為何會站在中共一邊而置台灣的國安於不顧?這些人的選票還能保住嗎?

林保華:以港為師,下架中國黨

自由時報 2019-11-27
香港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囊括約八成五的席位,建制派可說崩盤。其中以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為主席的新民黨全軍覆沒;當年葉劉賣力推行國安立法,這次又支持警暴,受到嚴厲懲罰。
雖然區議員在香港的政治架構中作用非常小,但是民主派已經聲言這是一場公投,因此有深遠政治意義。民主派沒有鬆懈,公民黨表示不能忘記年輕人為此付出的血汗。豈止血汗,是用幾百條寶貴性命換來的,當選的議員,絕不可辜負這些年輕性命與全體人民的託付,深耕基層,擴大戰果。
代表一百六十萬選民的準區議員已趕到理工大學,要解救困在裡面的手足。但是北京依然根據老調子叫囂,因為他們一向與民意為敵。特區政府也依舊充當奴婢角色。香港前路仍然漫長,西方國家別以為這已經教訓了中共。這是最大的和理非,北京與香港當局會有官員須為此下台並改弦更張嗎?
這次選舉大勝,是香港民主派的和理非與勇武派大團結的勝利,他們圍繞在對香港核心價值的訴求與捍衛,那就是民主與法治,不提港獨。但是這次也有十二個選區因為民主派的內鬥而失利,其中為大家所熟悉的長毛(梁國雄)落選。根據一直關注前線情況的朋友所提供的資訊,長毛空降的選區原來有一位勇武青年參選,長毛沒有好好協調,擺出大佬必勝的姿態把人家擠走,那年輕人一回到街頭就被捕,引發其他人的不滿而拒投長毛。就是排除這因素,當年民主派中最激進的他,在勇武面前也必須跟上時代。他的戰友,當年為救援廣州民運人士而在中國被關了十年的劉山青,近來也偏執的指摘勇武派,可能也損害了形象。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是普遍現象。
台灣也面臨總統與立委選舉,台灣人民有沒有能力下架中國黨?看看國民黨把聯共抗美的退將吳斯懷放在不分區立委的第四名,根據綠黨計算,國民黨政黨票只要低於一五九萬票,就可以阻止他進入立法院,避免把台灣與美國的軍事機密提供給共黨而嚴重危害國安的風險。而遊走於國民黨與新黨之間的邱毅,被排在新黨第一位後,也難掩興奮之情立即到中國促統,把台灣推入香港一樣的困境而上演第二次二二八悲劇。國民黨支持者應認真思考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張善政應把政黨票投給其他黨的建議。
台灣的核心價值是民主與主權,因此台獨與華獨必須像香港民主派那樣大團結,不去糾纏在國家名稱上而是維護實質獨立,以中華民國台灣為最大公約數,下架一直要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的中國黨。這些人看到香港目前的處境,還要呼應「一中」,根本喪盡天良。對一再分裂台灣主體團結的言行,也必須警覺是否在幫助共黨分化台灣。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作者博客

2019年11月27日星期三

余杰:「冷戰之父」肯楠在1950年代的日記,就看穿了台灣與中國的未來

二十世紀美國最偉大的戰略家、被譽為「冷戰之父」的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在其一百零一歲的長壽的生命中,持之以恆地寫了八十多年日記。他是馬歇爾計畫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此計畫幫助西歐和日本完成了戰後的重建,從而遏制了蘇聯擴張的野心。肯楠是美國首屈一指的蘇俄問題專家,曾任美國駐蘇聯大使和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他的關注點一直在歐洲,因為歐洲是美國對抗蘇俄的主戰場。肯楠自謙說,對於亞洲的事情,他連「旁觀者」都算不上。不過,在肯楠日記中有限的幾處對東北亞問題的論述,無不閃爍著真知灼見,如果美國當政者及時採納他的建言,戰後的亞洲局勢一定會更好。
肯楠在日記中多次談及他並未去過的台灣,他認為台灣在美國的亞洲政策中佔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甚至比朝鮮半島還要重要,美國不能任由共產黨掌控台灣。「幾個月前我就已經提出我們要不畏艱險迎難而上,承擔起對台灣島的責任。」(1949年11月21日)「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都必修採取進一步的措施確保台灣不落入共產黨之手。這比朝鮮的戰爭更為緊迫,如果共產黨控制了台灣,可能會給我們在遠東的地位造成威脅。」(1950年6月25日)、「我一再強調,對台灣問題我們也應該有所動作,並指出這件事已經迫在眉睫。」(1950年6月26日)
肯楠根據戴維斯等長期駐中國的美國外交官所提供的情報,大致了解國民黨何以在中國大陸潰敗。失去中國的罪魁禍首,不是美國的決策者,而是國民黨本身的腐敗無能。在台海局勢最緊張的時候,肯楠有如下的觀察:
「我擔心我們不能充分、嚴肅地考慮這個島嶼面臨的威脅,擔心我們過於輕信和依賴島上的國民黨部隊,默許軍事勘察方面存在的含糊之處。於是我草擬了一份備忘錄,敦促國務院做三件事:一,務必讓國防部門全面了解,一旦中國共產黨軍隊成功進攻台灣,造成後果的嚴重性;二,務必讓他們明白,一旦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成功登陸台灣,島上的國民黨軍隊是靠不住的,因此我們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這個任務;三,要讓他們明白國防部和國務院之間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誤會和分歧,雙方就沿海岸進行偵察以防止任何入侵行為的立場是一致的。」(1950年7月17日)
其核心論點就是,在當時的情形之下,保衛台灣只能靠美軍的力量,國民黨的軍隊不堪一戰。
對於1950年代就出現的所謂「棄台論」,肯楠給予全盤否定。當時,有英國外交官建議說,西方盟國可以放棄台灣,以此來換取中共的友善政策——英國人是希望美國放棄了台灣,中國可以對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更友善,這種想法無異於與虎謀皮。肯楠指出,不能簡單地把台灣問題當成中國問題的一部分,而必須當成整個遠東問題的一部分。
「不管誰說台灣必須歸共產黨領導,以促成中國共產黨不受莫斯科影響形成獨立的外交政策,其實都無異於在說,如果為了同樣的目的,整個遠東地區和西太平洋地區,有可能還包括日本,都應該歸共產黨領導。站在西方國家利益的立場上看,中國是一個完全靠不住的國家,日本反倒可以信賴。」(1950年7月25日)
肯楠反對西方左派對中國的綏靖主義政策,也認為羅斯福把中國想像成「亞洲版的南斯拉夫」實在是過於天真了。
肯楠主張,戰後地位未定的台灣,可以由美國來直接統治,如同關島等美國的托管地那樣。後來,他仍然認為此一觀點未被美國當政者接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大失誤:「六年前,在華盛頓的高層官員中,我以一己之力敦促美國政府將台灣直接置於麥克阿瑟的管控之下,不要將其歸還給中國大陸。」(1956年11月11日)也就是說,肯楠相信(事實也必定如此),美國直接管理台灣,會比蔣介石政權更穩妥和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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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肯楠對於中國從來不抱一點期待。他晚年去過中國一趟,在其著述中僅有數百字的記載,他是很少對中國絲毫不存有「東方想像」的美國人之一。早在國共內戰後期,美國駐沈陽領事館的外交官被中共扣押,肯楠就嚴厲批評國務院的做法——既然美國不打算與中共建交,就不該往中共統治區域派遣外交人員,這種結局幾乎是「自作自受」。肯楠在意識形態上是堅定反共的,但在策略上又是現實主義者,他不主張以中國為敵,更不主張聯合中國對抗蘇俄——此種季辛吉式的戰略,在他看來,是雕蟲小技,更是飲鴆止渴。
肯楠主張,美國只與中國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觸,「我看不到中美政府關係的加強會給我們帶來什麼美好的發展前景。我們要盡量少與他們接觸」。1996年11月25日,肯楠在日記中有一段集中論述中國政策的文字:「在不得不接觸的領域,對待他們的態度不要低於他們對中美關係穩固程度的預期。這就要求我們不要低估貿易問題。我們應該防止我們的商界人士在中國展開過於深入廣泛的商務活動,即便這會迫使企業家們減少在他們所堅信的『巨大中國市場』中佔據顯著位置的渴望。」
然而,儘管歷屆美國總統都很尊重肯楠,向其頒發了總統自由勛章,卻將他的建議當做耳邊風。
肯楠在2005年去世的時候,柯林頓政府早已讓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中美貿易即將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雙邊貿易。過去二十多年來,用川普總統的說法就是,美國幾乎「重建」了中國。而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損失慘重。美國貿易代表萊澤希特在《對過去十年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作用的評估》中說:「簡言之,認為中國輕易就會服從像WTO這樣一個國際組織規定的觀點是誤導。WTO爭端解決機制的設計根本不是針對一個與建立WTO的基本前提如此相悖的法律和政治體制的國家。美國允許中國加入WTO,就已經喪失制衡中國的手段。」
如果當初美國的領導人認真聽取肯楠的建議,何必到了今天才「悔之晚矣」呢?無論如何,讓肯楠地下有知、稍感安慰的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宣告:「好消息是,川普總統意識到了這個威脅,我們正在正面回擊。無論是中國的強迫技術轉讓、網路襲擊還是南海行動,這些都給所有亞洲國家帶來了威脅,這些是嚴重的威脅,川普總統正嚴肅對待。我們需要世界加入我們,一起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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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肯楠又有一個石破天驚的論點。他認為:「對從來不知自由和人權為何物的人講自由和人權是毫無意義的。讓別人相信我們有實力比讓別人相信我們正確、善良、富於理想更重要。」(1950年7月14日)這個說法與雷根總統的名言「和平靠實力維繫」有異曲同工之妙。肯楠曾經強烈敦促美國政府,「堅定而徹底地摒棄一種想法,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不要在因為人權問題而向中國政府施壓。那是他們的事情,與我們無關」。
作為一名曾經生活在中國的人權捍衛者,最初聽到這個說法,確實難於接受。但是,這又是一個不容回避的真相——中國人的人權和自由,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爭取,而不能依靠美國人的賜予。如果中國人「自願為奴」,即便美國人將人權和自由像免費的禮物一樣帶到中國,中國人仍然不會接受並珍惜,從清帝國末期以來一百多年的歷史已經多次證明了這個真理。
——关键评论

特朗普簽署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生效

20191127 特朗普正式簽署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生效
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意味法案正式生效。法案將要求總統制定制裁名單,對侵蝕香港自治和法治的人士實施拒絕入境、凍結在美資產等形式的制裁。
眾議院在今年 9 月曾無異議通過同一法案的眾議院版本,而參議院則在本周二一致通過了法案。由於兩院版本不同在送交總統簽署前必須加以協調,眾議院之後直接對參議院版本進行了表決,以 417 票支持,1 票反對通過了這部法案。
法案要求國務卿向國會提交年度報告,評估香港是否繼續享受不同於中國大陸的特殊待遇,要求國務院不應根據被捕記錄,對香港民主和平抗爭人士拒發簽證。法案還要求總統制定制裁名單,對侵蝕香港自治和法治的人士實施拒絕入境、凍結在美資產等形式的制裁。
在特朗普簽署法案前,中國及香港政府曾表示強烈不滿。港府周四(21日)發新聞稿,指法案不單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更會向暴力示威者發出錯誤信息,無助香港局勢降溫。《人民日報》亦在頭版發表評論員文章《干涉中國內政的法案就是廢紙一張》,認為法案肆意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再次暴露其強盗嘴臉和霸權本性」,促請美國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以免引火燒身」。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周三(20日)表明,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籲美方認清形勢懸崖勒馬,立即採取措施阻止該案成法,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以免引火焚身、自食苦果。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將採取有力措施予以堅決反制,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附转:

特朗普总统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2019年11月28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
美国总统特朗普
美国之音 –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11月27日)宣布他已经将《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保护香港法案》签署成为法律。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对香港的自治状态进行年度审议以确定是否维持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同时还警告要制裁侵犯香港自治和人权的官员。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说:“法案某些条款将干涉总统申明美国外交政策的宪法权威。我的行政当局将在符合总统与外交关系有关的宪法权威的情况下对待法案的每一项条款。”
特朗普总统同时还签署了《保护香港法案》。这部法案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口美国制造的某些武器装备。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布的另一项声明中说:“我出于对中国习主席和香港人民的尊重签署了这些议案。实施这些议案是本着这样的希望,也就是中国和香港的领导人与代表将能够友好地解决分歧,走向造福于所有人的长期和平与繁荣。”
美国国会两院上星期高效率地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部得到两党议员广泛支持的法案在参议院获得无异议通过,在众议院只有一票反对。两院还无异议通过了《保护香港法案》。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的发起人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民主党参议员卡丁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里施与参议院外委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梅嫩德斯发表声明,称赞特朗普总统签署法案。
里施参议员说:“这部法律是真正的两党两院努力的产物,我很高兴我们走到一起,异口同声地告诉香港人民,美国与他们站在一起。”
上星期五,特朗普总统说,他要“好好看看”这部法案。他还说,他既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也与他的好朋友习近平主席站在一起,并且说法案是给美中贸易谈判带来复杂性的因素。这让人一度猜测特朗普总统有可能会否决法案。
中国称这部法案“混淆是非”、“干涉中国内政”。

苏晓康:「图书馆抄写员」——『沙滩晚唱』选摘

【按:趁热打铁,再说"红楼"。这"红楼"显著于史,如今已非"五四"运动之故,而是毛泽东遗"圣迹"于此,现在已经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个巫魅,颇值得说道一番。】


我在那"五四红楼"旁渡过了整个少年时代,一直不知道它与我们"新中国一代"有何关系,直到八十年代我偶然走进那里,才发现"历史"整个儿是一个骗局。我当时正在筹划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东方佛雕》,去那里是为了采访中国文物"第一摄影师",他在文革中独自拍摄了洛阳龙门石窟的全部造像,却首先被日本人买去全部底片,出了好几本极精美的画册。老头儿对我哀叹,那时中国既无高品质印刷技术,也没有出版社接受他的作品。

我对他的采访,就是在红楼里进行的,因为那里是国家文物局,有老摄影师一间办公室。每天进进出出,总见一楼左侧尽头挂着一块红色的牌子,上书"毛主席在北大工作处"几个字。看到这牌子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躺在华国锋为他盖的天安门那个巨型墓场里了,我也大致晓得他在北大并非读书的学生,而是李大钊负责的图书馆的一个临时工。我便好奇的问了一句﹕

"这个'工作处',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

"……"老头儿耸耸肩。

"你们可是文物局呀,总不会瞎编出一个'遗址'吧﹖"

"不不。他当初是在那个旮旯,是有'考古'根据的,你没读过有些回忆文字﹖那个角落是当年北大阅览室的进口,他每天摆张桌子在那里登记看谁来读报……。"

老头儿有点不敢往下说了。后来我和老头儿成了忘年交,常去东四某胡同他家中拜访,他除了对中国人无端糟蹋祖先留下的无数宝藏每每唏嘘不止外,高兴了也会备酒与我对酌,扯些别的闲话,他也放松得多﹕

红楼那块牌子,也不是白挂的,里面掌故多了。难道你没听说过﹖主席年轻时来北大图书馆,李大钊手下一个管事的,先叫他抄资料,你想主席那一笔龙飞凤舞的字,能抄得出个什么样儿来﹖那个管事的一看,一把扔到主席脸上,"重抄",他也得乖乖捡起来去重抄呀……这管事的据说活到解放后,一看当年那个抄字的上了天安门,差点儿没吓死过去。还有,北大学生来阅览室,他们进进出出都旁若无人,主席见天儿坐那门口,还得敛住气请人家签个到,签下来的名字,都是"傅斯年"﹑"罗家伦",如雷贯耳的,主席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儿﹖所以呀,他后来死整知识分子,是其来自有,同红楼里挂牌子那个位置是有渊源的。别瞧那是个旮旯,咱们读书人,得记住那个地方,要不挨了这么些年整就白冤枉了。

文物局在2001年迁走,这里改成"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复原五四时代李大钊作馆长时的旧景,于是可知那处"遗迹"已成"圣迹";2008年此地干脆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

"图书馆抄写员"毛泽东挨训这个典故,私下流传甚广,无非民间泻怨愤的一个小口子,却无可证实。不料毛死后,渐渐清晰起来的一个细节是,当年训斥图书馆见习书记(抄写员,不是现在"书记"的概念)者,乃张申府先生,时任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的助手。"六四"之后,更有章立凡先生,专门请教张老先生与毛的过从,原来当时馆长李大钊每年暑假都要回昌黎老家五峰山休假,张申府曾两度代他主持馆务,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一八年的暑期,他说得十分简略: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一九四五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

另有一个更耸人的段子是,毛在北大图书馆时,不仅被上司张申府训斥,还被当时的学生傅斯年打了一记耳光:毛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此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毛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的方言沟通不良,傅气急之下打了毛一个嘴巴。这个故事在台湾一些书籍里有记载。

毛泽东自己有一段回忆,是1936年他在延安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谈起的: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五四"乃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思想和政治的丛聚,既将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与一个颠覆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搅合在一起,难以区隔;又被指"以救亡压倒启蒙",引领大潮迭起的激进化趋势不已,以致酿成文革红卫兵祸乱;近来更有研究似撬开另一历史暗箱:李大釗於1918年初出任北大圖書館長之後,就開始和在北京的蘇俄人士來往,而彼时蘇俄最忌日本稱霸中國,威脅远东,它一直在煽動中日仇恨,挑起中日戰爭——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否由苏俄暗中策动?这与中共一再强调「俄國的十月革命推動了中國'五四'運動爆發」,不会只是巧合吧?


——作者脸书

未普:误判香港民意,北京何以错得离谱?

周一(25日),就在全球屏住呼吸等待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之际,大好消息传来——本届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超过七成,香港泛民主派获得史无前例的胜利!《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选后撰文说,无论结果如何,「香港的天永远都是中国的天,香港的地永远都是中国的地」,但我说,就在香港民主派胜利的这一刻,香港的天是香港民主派的天,香港的地是香港民主派的地!

这次区议会选举,有几个方面特别令人鼓舞︰1)这一天,香港反对派民主党,一下子变成香港区议会的第一大党,这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民主阵营和专制国家中追求民主的民众;2)曾经「沉默的大多数」香港选民不再沉默,他们用选票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表达对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的不满;3)亲北京的知名政界人士落败,亲民主的政治素人胜出。资深建制派议员何君尧在北京全力支持下仍然败北,显示了民意对全力维护林郑月娥和北京威权管制的反感。4)就连北京所支持的香港建制派内部也发生了悄悄的变化。陶杰先生说,香港最有大脑的建制派曾钰成,在选前曾对法国传媒透露,民建联私下赞成就警察暴力问题成立调查委员会,还要求林郑特赦被拘押的示威者,但被拒绝。

所有这些变化都说明了香港民心民意所向。香港选民以选票告诉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香港人民要民主不要专制,要「一国两制」不要「一国一制」,要自己选特首不要北京指派,等等。香港民意和北京政府的预判南辕北辙。北京政府对真正的香港民意装聋作哑,不予回应,反而认为香港最大的民意是反暴力、护法治、保安宁,因此要求广大市民,勇敢站出来用选票向暴力说「不」。但是北京政府千算万算,没料到它所扶持的建制派惨败。

北京政府为何对香港民意的判断错得离谱?理由有这样几个︰

第一,中共的误判,是由它的专制逻辑所决定。对中共专制政府来说,他们眼里从来只有党意,没有民意。他们拒绝和示威者对话,拒绝回应他们的五大诉求,显示了专制的傲慢。而习近平本人对香港危机的加码,亦难辞其咎。他在11月4日和14日两次就香港局势表态说,「止暴制乱」是香港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这一表态,导致香港的抗议与暴力立即升温,同时进一步刺激了香港民众对北京政府和受北京操纵的林郑政府的反感。

第二,北京把香港选举的结果,看作是西方势力干预的结果。《环球时报》和《大公报》都认为,香港选举是「不公平的」,受到了「操控」。胡锡进指责西方国家为香港反对派助选。他列举了几个例子,包括「投诚」澳洲并自爆其在香港搞「渗透」的中国情报人员王立强、在深圳嫖娼被抓的英国驻港总领馆前雇员、和快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美国参众两院。用这样的思维看待香港选举,肯定看不清香港问题之所在。

第三,中共拒绝对民主阵营妥协的态度,选后和选前一个样。选前,《人民日报》警告说,在止暴制乱这个大是大非、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问题上,没有中间地带,容不得犹豫、徘徊和动摇。选后,《人民日报》依然表示,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依然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总之,在中共的字典里,没有对话、妥协、让步,只有强硬到底。

香港选举结果对中共政权威胁最大的是,民主派的大胜可能会导致香港政治版图的改变,可能会削弱中共对特首选举的操控。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发生,中共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在香港设立情报机关,以举报敌对分子,同时研究各种措施,让规范国家安全的中国本土法律适用于香港。

如此看来,香港危机可能还会继续。


_RFA 

香港法院在社会信任度排名中为什么稳居第一?

 成都朱达志 闻道不分先后 昨天


一位传播学的后起之秀在我的朋友圈跟帖说,香港法院系统的社会信任度,长期稳居该地区制度信任调查排名榜首。

该同学目前在深圳大学任教,上述说法源自她几年前的一份学术论文,主题为香港民众的制度信任和政治兴趣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该研究中的不少预见在最近都兑现了,比如制度信任程度与政治参与强度之间的负向关系……

虽然并不是很意外,但我对这个话题仍然有点深究的兴趣,于是又查阅了一些相关资讯。

2014年香港出了一个有关“核心价值”的民调,结果为“法治”居首位(92.7%),“公正廉洁”次之,第三“社会稳定”,第四“自由”,然后是“和平仁爱”、“保障私人财产”、“公平竞争”、“重视家庭责任”、“民主”、“多元包容”和“市场经济”。

2010年香港搞了一个有80位候选人的“最受信任人物”网上调查,时任特首曾荫权排名倒数第四,电影明星成龙垫底,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排名第四——这第四已是公职人员中的最高排名了,因为排前三的是护苗基金会主席萧芳芳、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探险家李乐诗(李也是热心公益人士)。

两项调查都佐证了香港市民对法治的期许和对法院、法官的信任程度,确实很高。实际上在去年的国际法治指数排行榜中,香港高居全球第17位,美国的排名才第19位。

而所谓法治,对香港来说,最基本最关键的要素还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得以确保,市民才会对法院抱以信任,所以法治在他们心目中被置于香港的核心价值之首。

实际上,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一再强调,“法治和司法独立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及赖以成功的基石,两者自特区成立以来一直受《基本法》保障,并备受国际社会认同。
很不起眼的香港终审法院

林郑月娥为什么要强调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备受国际社会认同”呢?这就要提到香港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这一重要地位了。

简而言之,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地位,事关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利益。近万家跨国公司和内地公司在香港设有地区总部,它们对香港的繁荣功不可没,对中国内地的经济辐射作用也非常强大。而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对中国外贸和资本投融的重要性,更是不可限量。

那么多跨国公司之所以选择香港,最看重的还是香港具备十分优良的营商环境。而优良的营商环境靠什么保障?首先是靠有一个高信任度的独立司法体系。

所以确保香港的司法独立,对全世界都有利,对中国更有利,对香港民众来说则更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近期,香港法院和法官在某些特定案件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独立性,引发一些内地媒体和不明真相群众的莫名愤怒与谴责,他们呼吁终结香港现行司法独立制度,赶走外籍法官甚至把他们抓起来。这是一种源自错误认知的荒唐主张。

香港的外籍法官制度不光有其历史渊源,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源自《基本法》的制度性安排。这样一种宪制合法性,岂能轻言否定?

况且,香港法院在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以外聘请外籍法官,对这么一个国际大都市和国际金融中心来说,也是司法独立的重要标志,非常有助于增强外国和外国人(尤其是国际投资者和与香港有商贸关系的国家、地区和人士)对香港的信心。
不可多得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

另外,香港的普通法即英美法系传统,也决定了需要大量聘请熟悉普通法的外籍法官。

我们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司法制度,大致可以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类,它们又分别被称之为“成文法法系”和“判例法法系”。

所谓大陆法系,源自欧洲大陆文明源头之一的古罗马法。其法官断案完全依法而行,所以又叫成文法系,其法律又称为制定法。大陆法系大致以德法两国的法律传统和司法传统为代表。

所谓英美法系,源自海洋岛国英格兰。其法官断案主要依据一系列判例,依例而行,而不是依法条而行。而那些判例都是历史上千锤百炼、具有广泛共识的判例,其形成既有法官的创制,也有人民陪审员依据其良知和常识所做出的贡献,因此具有广泛的法理和民意基础。

英美法系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在普通法的基础上,另有一个更加直接体现公平、正义和良心、良知的“衡平法”;如果普通法与它发生冲突,法官一般会选择适用衡平法。这即所谓司法是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原则所在。

所以英美法系对法官的要求,总体上比大陆法系要高。如果不寻求“外援”(主要来自英、澳、新、加等传统英美法系国家),香港本土法官根本无法承担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海量司法工作。

而中国内地的司法传统,源自苏俄,苏俄则源自德法。所以中国大致走的是大陆法系的路子。显然中国的法官是不熟悉香港司法环境的,不可能成为香港法官的“内援”基地。

这些就是香港不得不聘用外籍法官,不得不坚持司法独立的原因。令人欣慰的是,香港法院和法官在社会信任度排名中长期位列榜首,令世人对香港的未来保持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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