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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赵紫阳在松潘灾区图 |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二十六篇。
上一篇：赵紫阳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在1980年代后期，中国公权力中的腐败就已露端倪。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已经表明，政府官员的腐败有可能发展成为未来导致中国社会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不满的关键因素，而腐败的总根源在于公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当时，一些政府官员运用掌握的权力寻租发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一些掌权者及其亲友利用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当中的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并存的机会，倒卖批文或计划内物资，低价进，高价出，伺机牟利；二是在市场经济开始向人们提供前所未有的获利机会情况下，一些掌握资源的机关，利用手中的资源为小团体谋利。特别是一些审批权的掌握者，趁机敲诈勒索。
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后，赵紫阳明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开始把反腐倡廉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之一。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了这项工作的出发点，他说："关于腐败和反腐败的问题，这是1988年形势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把反腐败、廉政建设的问题作为一个契机，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而不是被反改革的人作为借口恢复旧体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988年春节我在广州看到一些材料，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不少权钱交易这类事。不能说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但也应该承认，这同经济转型时的环境有关系，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当时我提出'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认为解决腐败问题非常重要，不注意会给反对改革的人一种口实，人民群众也不满意，后果很严重。鉴于这是新形势下产生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老办法。首先要研究清楚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这个时候，赵紫阳看到了改革中出现的价格双轨制漏洞是一些官员大搞权力寻租的体制性根源。他在1988年5月邓小平提出进行"价格闯关"（指中共中央1988年夏为解决价格双轨制问题，向完全的市场价格体制过渡而制订的改革方案，至该年9月，因发生抢购和物价大幅度上涨而中止）之后，立即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不能不说其中也有尽快堵塞价格双轨制这个漏洞的意思包含其中。
那一年里，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在开始积极准备价格改革方案的同时，书记处会议也多次讨论了反腐败问题，认为，解决腐败问题，最根本的是解决透明度，解决民主监督问题，包括新闻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机关独立审判，关键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因此，中央把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任务交给了新成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怎么解决基层的透明度和民主监督的问题？1988年2、3月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的鲍彤看到一份介绍黑龙江哈尔滨市农业银行搞了三年的农贷公开的经验材料。当时的农业银行贷款对象主要是农民，农业项目。给农民放贷款，难度最大，群众意见最大，吃、拿、卡、要问题也最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探索着搞公开。开始还只是公开农贷结果，贷给谁了，贷了多少，贷去干什么用。后来逐步发展，申请农贷要具备什么条件，需经过哪些程序，贷款利率是多少，回收结果如何，统统公开。结果，全行连续三年贷款平衡，而且把积欠的两亿多贷款收回了。搞得最好的是肇东支行，三年贷出去9000多万，没有发现一笔有营私舞弊的，没有一起农民告状的。这个材料启发了鲍彤。政改研究室马上组织了一部分力量，到地方、基层调研，开座谈会。
4月，鲍彤带领政改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们分赴多个省市，开始了密集的调研和讨论。研究室的孙方明、高山、吴伟、张伟等在鲍彤带领下去了江苏、浙江两省的几个城市，分别与省委领导、地方干部、企业人员进行座谈。在调研的基础上，鲍彤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紫阳同志：
我建议通过开放基层政府的办事制度，来解决这些单位工作人员的弄权渎职问题。
当前群众强烈不满的具体问题，很多发生在基层的税务所、工商所、公安派出所、交通监管所、房管所、粮管所、供电所、计量所以至为群众安装电话的邮电所等所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基层单位--浙江称之为"七所八所"。找它办事情，它就或明或暗地开出各种"条件"，勒索要挟，弄权渎职，没有好处就不为群众办事，得了好处又乱办事。有的"好处"被中饱私囊，有的则作为本单位的"福利"或"收入"。这个问题，带一定的普遍性，群众中议论很多。有些性质很严重，情节恶劣，令人愤慨。这个问题，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行业不正之风。因为，这些部门不是普通的行业，而是政权的组成部分；性质也越出了职业道德范围，不是风气正不正的问题，而是渎职违法的问题。
这些基层单位，点散，线长，面广，人杂，管理确实不易。他们处在第一线，直接处理社会事务。这些单位中的大多数同志都是好的，工作很辛苦。但只要有少数人弄权渎职，就会直接损害政府和群众的联系，败坏政府的声誉。
这类问题之所以屡屡出现，有很多方面原因，有干部素质和教育问题，有纪律松弛和监督不严问题。我认为，当前要着重抓开放办事制度这一条。二中全会已经提出，要"尽可能地开放政府各部门的办事制度，便于群众监督。"这件事，可以首先从上述基层单位做起，条件成熟后再向上级部门扩展。因为基层处理的问题比较单纯，不象审批建设项目、物资供应、决定投资方面那样复杂（需要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规范）。上述"七所八所"承办的事情，诸如转户口、收税、发放或吊销营业执照等等，实际上都已有了具体的规定。问题是群众不知道，经办者就有空子可钻，任意胡来。可以考虑采取三条措施：（一）把现行的法规汇集起来，开出单子，如能作些修改补充，更好。（二）公诸于众，承办者一律依此办事，群众也有权依此监督。（三）把办事的结果出榜公布，如能公布受理的时间和处理的时间，更好。这三条并不复杂，如能办到，将形成并强化新的监督机制，推动基层政权走上依法按章办事的轨道。黑龙江省委办公厅反映，肇东市去年发放2800万元农贷，采取张榜公布的办法，至今尚未发现"以贷谋私"的问题。可见即使仅仅把现行法规或办事结果公诸于众，都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改进。这样，有利于保持政府的廉洁公正，有利于训练和考核干部（最近抽调的五十多万干部中，将有一大批进入这类岗位，应当把办事法规和办事纪律作为岗位前训练的实际内容），有利于提高政府办事的效率和透明度，有利于加强群众的监督，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少发达国家已经这样做了，有的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近年来也在这样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做得更好。
以上意见，我在四月二十一日向书记处汇报过。如大体可行，政改研究室拟配合监察部和其他有关部门研究一下，抓一两个市，进行试点。当否，请指示。
鲍彤
1988年4月26日
鲍彤在这封信中提到的三条措施，其实他在较早之前就已经提到过。笔者在当年的工作记录中查到，1987年4月20日晚上，中央政改办讨论"群众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要求"这个问题，鲍彤曾经谈到土耳其反对官僚主义的三条经验，就是首先要减少政府部门；其次可以规定，凡地方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拿到中央来，中央管的问题要减少到最低限度；第三是规定好办事程序，把老百姓最关心的那些事情的办事程序固定下来，并公开，由主管部门去办。鲍彤认为，政治公开化，老百姓是蛮感兴趣的。要实行制度化，增加党与国家活动的透明度，让老百姓能够识别与监督自己的领导人。他强调，要不断的扩大对话渠道、民主渠道、监督渠道，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有更多的了解，使领导者了解被领导者的要求，使被领导者了解领导者的活动，这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或缺的。
鲍彤的建议得到了赵紫阳的重视。他在看到鲍彤的报告之后的第二天在他的办公室对鲍彤说：政府廉洁问题，要作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当中的重大问题提出来。现在我们找到了一条思路，如果能在"七所八所"问题上拿出一些办法，思路就有了落实的可能性。执法监督部门的规则要完善，对执法监督部门也要有监督。一般都提行业不正之风容易把人引到道德和风气问题上，冲散政府廉洁的主题。试点可以先在一两个城市进行。
鲍彤的这封信，被赵紫阳批转给了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成员。信中提到的三条措施，后来被中央政改研究室总结成"两公开，一监督"，即在直接为群众办事的，包括工商所、税务所、派出所等被称为"七所八所"那些基层政府机构，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依靠群众监督，推进廉政建设。
在强调开展政府的廉政工作的同时，赵紫阳还提出，抓政府廉洁，防止官员的腐败，必须同时搞好群众监督。1988年5月9日晚，在赵紫阳的住处，鲍彤向他汇报工作，赵紫阳说，我们要进行反贪污受贿这样一场斗争。你们要研究一下，怎么提出这个问题才好。赵紫阳说，要加强监督工作。现在不从整体上提出加强社会监督问题，光搞七所八所的"两公开一监督"也成不了气侯。要发动人民，通过各种渠道检举监督。可以从各方面吸收一些人来参加，各界群众，民主党派，现在不要对人民群众的责难情绪估计不足。现在人民的不满情绪还在发酵，这个问题不抓是要出问题的。我们现在的矛盾太多，有些问题马上解决不了人民可以谅解，但这个问题人民不会谅解，不解决不行。
鲍彤在不久后向政改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们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廉政工作的监督怎么搞，现在还没有研究得很清楚。这个问题搞不好，执法监督单位都会出现贪污腐化行为。怎么搞？太繁琐不行，不严格也不行。紫阳讲，要监督监督者，这两边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建立监督监督者的专门部门；一是有关部门的相互制约。我们谋求什么样的一种模式？要研究。
1988年5月16日上午讨论物价改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再次谈到廉政工作，他说，要保证党内机关的廉洁，要作为一件大事要抓扎实，不搞运动，不要全国统一部署，总口号是党政机关要廉洁，但要和企业划开不要搞在一起。在这个口号下不做统一部署，由各地各部门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要求定措施，通过正常的机关、正常的渠道来做，公安、监察、检查等形成正常的制度，不要提党风，不要搞运动，要求要明确。在此之下，各地因地制宜，扎扎实实的去抓。
不久，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从1988年6月起，"两公开，一监督"在北京、上海进行试点。试点的具体地方，都选在了最繁华的地区，北京是东城区的王府井、天安门、北京站，上海是黄浦区的外滩、南京路。在这些地方的派出所、税务所、房管所、供电所、银行等和老百姓生活直接相关的基层部门试点"两公开，一监督"。实行几个月后，由几家报纸行了民意调查，群众满意度都达到70%到90%以上。试点单位都反应，一是廉洁了；二是办事效率提高了。
1988年10月10日，赵紫阳和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北京市东城区廉政工作的汇报，他充分肯定了东城区的做法。在谈到廉政制度建设时，赵紫阳说："你们的两大措施，公开办事制度和设立举报站，都很重要。但要真正搞好，并不那么简单，必须有一系列配套的东西。有了办事制度，是否真正执行，需要监督检查。有了举报站，是否真起作用，也要有人去查，总之，不能使这两个新的东西变成形式。"
在这次中央书记处听取廉政工作试点情况汇报之后，北京和上海两个试点地方的经验通过媒体被很快传播开来，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行，很快就初见了成效。
笔者的记忆里，那段时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有关反腐倡廉的事情，值得写在这里。
1988年4月间那次去浙江杭州进行廉政建设方面的调研，鲍彤和同事们一下飞机，就被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薜驹直接请到了省委常委扩大会的会场。刚刚坐下，薜驹就问：鲍彤同志，听说上海市党政机关都在利用各自的资源为本机关搞创收（如有的政府部门利用本机关的招待所对外开放赚钱，有的则用房产对外出租等等），我们浙江可不可以也这样搞？鲍彤听到这个情况后，考虑了一下，说，上海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对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第一，我们各级政府的干部，是国家公务员，不是浙江公务员、江苏公务员、上海公务员；第二，各级党政机关掌握的权力和资源，是国家给予的，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不应该拿来为本部门服务；第三，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怎样为广大群众增加收入，而不应该先考虑如何利用手中资源为本部门干部增加收入；第四，干部的收入也应该增加，但应该由国家统一考虑和安排。在会上，鲍彤还根据大家的提问，就他的看法做了详细的说明。
本来鲍彤一行还计划去上海调研，发生这件事情以后，上海就决定不去了。回到北京以后，4月24日，鲍彤在向赵紫阳作调研汇报时，谈到了此事。过了两天，鲍彤告诉我，紫阳已经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打了电话，要求上海市党政机关搞创收这件事情马上停止，不要再搞下去了。在此后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赵紫阳再次重申了这个问题。4月29日，江泽民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上，也就禁止党政机关经商问题讲了话，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见1988年5月2日《人民日报》）。
5月9日，赵紫阳在听取鲍彤的工作汇报时，又谈到了刚刚平息下去的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之风的问题。他说，前段时间广东有些机关经商相当严重，上海的同志到广东去看了以后也想这样搞。这样还了得？要出大问题的，这么搞的后果是什么？是人民群众要闹事的。当然干部工资问题不解决，有好多困难解决不了。但是干部苦一点可以消除人民的不满，至少人民不会闹事吧？政府廉洁是群众消除不满的很重要的方面，我们至少要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要有一套政策界限。
1988年上半年出现的这场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之风，是当时改革大潮中出现的一个不和谐音符，确实给改革，给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幸好及时被中央所了解并果断进行了制止，才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和损失。
2010年，笔者曾经看到中央编译局一位姓高的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认为，赵紫阳"是全民经商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推动者，包括军队、武警、公安、检察、司法、法院等权力部门经商。这种做法严重削弱了国家政权机构的执政能力。"看了这个说法，笔者谔然，不知道这种说法从何而来，根据又是什么？现在回过头来总结党政机关经商问题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但是，说赵紫阳是国家机关经商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推动者"，不仅没有事实根据，而且严重地损害了赵紫阳的声誉和形象。笔者认为，对这种说法必须加以批驳，以澄清事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说实话，80年代后期的赵紫阳领导的中共中央虽然看到了政府廉洁的重要性，提出了"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的口号，也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但现在看来，认识还不是那么清晰，措施也还远远不够。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80年代后期的公权力腐败，还没有像20年后这样严重，它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对中共造成的执政合法性危机，还远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缺乏经验的问题。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中腐败高发，是中共在进行经济改革，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发展之后开始逐渐显露出来的，是中共的政治体制设计中缺乏对公权力监督和制约的必然结果。但在此前，这类问题一直被中共的主流理论家们归结于"行业不正之风"，"党风不正"。这时的赵紫阳、鲍彤们虽然提出了"政府要廉洁"的问题，看到了反腐败的重要性，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但确实还缺乏"把权力关进宪法、法律和制度编织的笼子里"这样深刻的认识，在理论上、思想上，经验上都准备不足，也就是可以想见的了。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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