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

蘇暁康:美国破裂加剧,需要高耸巨塔来凝聚吗?

 作者臉書  2026-6-19


【按:网见「奥巴马总统中心」,英文里有些揶揄明显来自白人,如称其“Toilet facility ”, “Obama’s building looks like a large septic tank”(大型化糞池),忽生念頭想寫一篇《從大褲衩到大糞池》,詫異東西方竟然都有醜怪大型建築物的建構欲,難道是一種左翼審美觀?然而川普不是也說:「歐巴馬剝削了少數族裔……至今還沒支付他所做的工程費用。他連自己的人民都剝削。但這都是典型的自由派胡扯。看看川普那漂亮的大樓…哈哈哈哈」,而下引兩塔比較圖像,恰由川普本人貼出,其左右破裂之勢愈加明顯;有种解读建筑物的左翼观点,認為民眾的想像力也要靠公共建築的宏偉、龐大、高聳去分散,於是想起北京那座「大褲衩」,以及央視的種種掌故,而巨星建築物之醜陋,乃因其隱喻著雄性的陽具,光天化日之下,張揚的是權力,奇醜無比。】

一、西方衰落
6个黑人男子让50个不同的母亲生下87个孩子!
这个视频的主持人,在现场点起五个男人,算出87个孩子之后,讲了一通无父儿童与有父儿童的比较数据:
自杀率高出5倍
出走率高出32倍
行为异常高出20倍
性犯罪高出44倍
吸毒高出10倍
这个问题,不是黑人问题,也不是什么“福利”问题,而叫“核心家庭”破碎,其实正是西方衰落的一个point,其脉络虽很复杂,却是明白无误的左倾。
思潮倾向上左倾,是欧美自六〇年代以来时急时缓的一个社会现象,跟自由主义、民权运动、社会福利等价值提升相关,也是一种价值嬗变,看似“進步主義”,但是其总趋势是符合基因选择的,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强烈抬头。
其中女性觉醒、女性主义兴起的直接后果,是核心家庭的解体,它导致了离婚率上升、生育人口下降、单亲家庭普遍、子女孤单等一系列问题。将生物学引入人文领域乃当下时髦,物种的自私倾向甚至是存活选择决定的,是基因的规定,所以文明基本的含义,利它主義,居然有反基因(克服基因趋势)倾向。這是另一个未明的机制。
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前任院长罗伯•普特南(Robert Putnam)写了一本书,描述富人和穷人养育小孩的差异愈来愈大,受过高等教育的菁英,重振传统家庭价值,所以女性大学毕业生不到10%是非婚生子,大学学历白人女性只有2%非婚生子,而中学(含)以下学历的非洲裔女子非婚生子人数高达80%。这里不仅有种族差异,也有阶级对立。他的意思,是富裕家庭有经济能力更投资子女教育,使其具备更好的竞争技能进入社会,相比之下贫困尤其单亲家庭,对子女仅能压制训斥,较少精神层面的教养而使其粗鄙化——这恰是“仓廪足而知荣辱”的原意。
女性觉醒,在美国产生的左右争议,比较麻烦的是堕胎问题,表面上自由派说母亲的选择权利,保守派说婴儿的权利,但背后是一个宗教问题:上帝给你的孩子你无权拒绝。
好像2004年联邦最高法院有一大法官退休,新补者将影响堕胎合法,结果保守的小布什大赢,媒体分析民主党的liberal理念大大超前于美国寻常百姓,自由堕胎吓坏了中西部的草根大众,他们为了保护后代不被惊扰也得舍弃其他东西去捧小布什上台立法禁了此道。
但是法律事实上效果有限,美国少子化日趋严重,不生育领养蔚然成风,假如对比前述黑人生育过剩,欧罗巴人种渐少,这种比较和论述无人敢做。
其实全球景观,早是这副图景,一个低度开发的回教世界,贫穷却人口快速增长,南美洲亦然,于是廉价劳力大量涌进欧美。谁敢说人口逆向淘汰,那就是种族主义。中国的人口,因为制度关系,不跟进全球,它从人口过剩急速走向人口老化。
世界左转,谁也挡不住。二次大战后,人类就左转过一次,结果出了斯大林、毛泽东、布尔布特三个恶魔。
下面这个新闻,荒谬却真实:
Breaking: Black Lives Matter Terrorists Nominated for Nobel Peace Prize After Causing $2 Billion in Damages in 2020 Mob Riots - Truly Times - Conservative News
1月31日是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最后一天。据德国媒体报道,BLM(黑人命贵)运动获和平奖提名,挪威左翼政客埃德(Petter Eide)说,因为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反对种族歧视最强大的运动之一”。
二、江胡大拆遷
法國作家左拉非常重视独创性,與他的这个时代同步发展的是生理学和医学,1850 年,法国医生吕卡思发表了《对遗传的哲理与生理考察》,这部1600 多页的大书引用大量病例证明很粗糙肤浅的遗传学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和性格中有深层的遗传影响,父子的差异等遗传规律与先天的规律,两者互相均衡又相互矛盾对立,引起了遗传的各种各样的变化。按照这种观点,他构筑 「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大厦,从 1886 年开始着手書寫写一部连续性的大作品,《鲁贡·马加尔家族》,5 个世代,一套 20 部的家族史巨著。
自一九九三年春以來,我再也沒有機會回一趟巴黎,不覺十幾年過去了。二○○七年夏天,友人譚雪梅女士邀請我和妻子傅莉去巴黎小住幾日,她的小女兒一家人正好出門度假,我們便下榻在那裡,常常往南漫步穿行巴黎舊區的巷弄,到蓬皮杜中心附近閒逛。那一帶是中央菜市場舊址,令我想起少年時讀過的一本左拉小說,書名極傳神:《饕餮的巴黎》,乃是二十部系列中的第三部。路易.菲力普的「七月王朝」被視為文學上的「巴爾扎克時代」,而接下來的第二帝國,便是文學上的「左拉時代」。
我這一代大陸人,少年時代悶在閉關鎖國中,卻對法蘭西「第二帝國」和拿破崙那個侄子並不陌生,端賴馬克思那本《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甭管讀不讀得懂,卻是人人都翻過兩頁的,甚至不少人或為此書汪洋恣意的揶揄筆調,而崇拜了馬克思,也未可知。這回我來巴黎,則發現這「第二帝國」與當下中國的「盛世」,竟有驚人相似之處。
1、巴黎大改造與神州大拆遷
我的遐想,正是被營建中央菜市場的歐斯曼,和他的「巴黎大改造」勾起來的。歷史對這個「拆遷大師」可說毀譽參半,但大規模拆遷影響的首先不是珍貴的文物建築,而是社會結構遭到毀滅性破壞,大批工人、手工業者、小商販被趕到環境惡劣的郊區,市區新建高樓群起,社會矛盾迅速激化,持續十七年的改建,也積累著社會仇恨,直接後果就包括一八七一年著名的巴黎公社起義。社會的失聲必須用歡樂和物質享受去覆蓋,民眾的想像力也要靠公共建築的宏偉、龐大、高聳去分散,那是另一種性質的「煽動」(demagogy),所以路易.波拿巴上台之前在牢獄裡就打好了巴黎大改造的腹稿,歐斯曼不過是他的計劃執行人而已。有了這個參照,我們就不難理解伴隨中國「經濟起飛」的烏煙瘴氣的「神州大拆遷」、遍佈各地的「政績工程」及其貪污,以及從北京的鳥巢、巨蛋(國家大劇院)、大褲衩(央視新樓)直到安徽阜陽一個區政府的「白宮」,都是政治涵義壓倒建築審美的,所以中國人可以很自豪地在北京找到十九世紀中葉巴黎破碎的殘影。
三、大褲衩的前世今生
中國是一個奇詭的電視大國。1987年黑白電視機產量世界第一,彩電年產三千萬台,電視機的社會擁有量突破一億台——"第三世界"之窮國的"第一世界"水平,全國平時經常看電視的觀眾達六億人之多。電視對這個國家的政治、社會、文化影響之巨大、對人們心態塑造之強烈,也是世所罕見。電視在中國,一方面是"黨的喉舌",是意識形態怪獸;一方面又是電子科技的強大媒體,是商業和消費文化的怪獸,這種兼具輿論控制和現代傳媒雙重性格的所謂"中國特色",構成中國獨特的電視文化,以及在這種文化塑造之下的現代中國人的扭曲心靈。所以,認識當代中國,不可忽視對中國電視的研究。筆者早幾年曾涉足電視界,曉得一些掌故,現拈來一鱗半爪,或可展示一個獨特視角,以窺見當代中國文化性格形成之一斑。
1,中央首長家裏的"戲園子"
1958年5月1日晚七時,中國大陸第一座電視台"北京電視台"開播,當時北京城裏只有三十多架電視機,擁有電視機的都是黨的高級幹部。據說毛澤東每天要看電視新聞,錯過了時間他會打電話讓電視台專門為他重播一遍,雖然當時的電視新聞不過是一些圖片罷了。周恩來一如他的風格,對電視"最關懷",看到熒屏裏的鋼琴上擺著一瓶絹花,就允許電視台每天到中南海去采鮮花;看到電視裏戲班子的樂隊進了樂池,他說不象中國的作派。
1950年代是世界電視大發展的時期。日本1953年才有電視,香港的第一家有線電視麗的公司開辦於1957年。本來,台灣引進美國技術,預定在1958年"雙十"節開播電視,這個信息導致了一場政治角逐,使北京倉促上馬,趕在台灣之前開播,電視成為"大躍進"的產物。全國到處是"土法上馬"辦電視,到1963年已有36座電視台,大多難以為繼,又紛紛停播。
開辦之初的北京電視台沒有自己的節目,只是"口播"人家的新聞稿,最早上屏幕的電視播音員,就是後來"九州方圓"節目的著名女主持人沈力。電視上百分之七十五的時段用來轉播電影和戲曲。第一部上電視的電影是"林沖",比電影院還早演了兩個月,可見當時電視台之"霸道"。文化部和北京市委規定,所有新片在北京影院上映前半個月,一律交電視台播放,因為那時能看電視的都是一批特殊觀眾,老百姓與電視接觸甚少,偶爾在電影院裏看到電視新聞,也覺得那是"白饒"的加片,而真正的電視在他們看來,不過是中央首長家裏的"戲園子"。歷史形成的中國電視特別是中央電視台的這種"皇家"身分和性格一直延續至今,在它早已成為所謂"公器"之後,仍然比其他媒體更多得到來自中南海的青睞或責罵,動不動就會打來一通電話,對一個鏡頭、一句措辭橫加幹涉,所以作電視台頭頭的人,需要格外謹慎的"伺候"才行。
中央領導大多愛看戲,1959年"國慶"電視台連辦五場戲曲晚會,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裘盛戎、尚小雲、荀慧生等都是那時的"電視明星",電視中心的三個演播室輪番請來各種劇目,從"李慧娘"到"紅燈記",從才子佳人到工農兵,熒屏上仿佛沒有忌諱。不過,電視台從一開始嘗試拍電視劇(從東歐引進的新品種),就是活報劇式的廉價宣傳品。第一部電視劇叫"一口菜餅子",是所謂"憶苦思甜型"的,以後幾年裏大約拍了一百多部,都是緊跟形勢、圖解政策、越拍越左,大多是"一條主線,兩三個景,四五個人物,七八場戲,六十分鐘,二百個鏡頭"。
1961年是"大躍進"和"文革"之間的一個輕松的低谷。北京電視台瞅空子辦了三場"笑的晚會",大約是唯一值得回味的掌故。一個茶座式的舞台,以相聲為主,侯寶林說開場白,搭配各種諷刺小品、洋相、笑話、獨角戲、折子戲,以及陳強的"光棍哭妻",和"人藝"的絕活--北京小販街頭吆喝聲的配樂合唱"市井大合唱"。這些節目後來都被斥為格調不高、"討好小市民",而毛澤東的所謂"裴多菲俱樂部"和"死人統治活人"的恐赫聲已遠遠傳過來了。
1961年時,北京已經有一萬架電視機。
由於中國擁有龐大的觀眾和市場,電視制作者總是幸運的,無論拍故事片還是紀錄片,只要有所創新,總能引起轟動。八十年代中期,中央台的紀錄片主要以山川風光為題材,並且大都是同日本合資的,所謂合資,無非是把"大好河山"的拍攝權賣給外國人,如絲綢之路、長江、黃河等,每一部的"協拍費"大概都是百萬美金。1983年8月播出的"話說長江",擺脫畫面加解說的老套,采用章回結構,還引進兩位主持人陳鐸、虹雲,娓娓道來,頗得好評,在兩個頻道交替播放,連續半年之久,在全國引起一場"長江熱";1987年又有兩部大型紀錄片播出,一部是"話說運河",三十多集,采取邊拍邊播的方式,讓運河旁的普通老百姓走進電視,也講了許多歷史、文化和民俗,很有文化味。另一部是十二集的"讓歷史告訴未來",敘述當中穿插了不少人物傳紀資料和紀實性的文學手法,雖然仍不免有些官腔官調,但在紀錄片的處理手法上很有創新。這些片子的經驗,如所謂"河流片"的廣闊視野和文化意識、所謂"歷史片"打破時間和空間的跳越、聯想以及鏡頭的快速切換,都對提升中國電視水準貢獻極大。
對於文藝性或專題性節目,官方所采取的審查辦法,一般是項目計劃要審查;制作完成後還要送審,根據政策口徑減掉有問題的鏡頭才能播出;播出後還會有一種沒有規則和政策依據的任何人都可以隨意施加的"後審查",可能是幾個觀眾的批評電話,當然最要命的是中南海裏那些黨中央的老人們的電話,就可能不僅使一部片子被槍斃,還可能使它的制作者丟掉飯碗。這種審查制度到1979年開始發生問題,市場經濟沖擊電視,各家電視台都要千方百計用自己的節目提高收視率,而收視率最高的黃金時段可以賣最貴的廣告。"河殤"的制作和播出,基本上是在中央台的領導人全力支持下完成的,受到上面追查後,他們一面去向中央作檢討,一面又來同編導人員商量拍續集。六四以後,在對熒屏嚴格的控制下,還得有叫座的片子才行,否則中央台兩千多號人的獎金從哪裏來?於是王朔的肥皂劇又風靡了,不鹹不淡的,中國人總算學會嘻嘻哈哈了……。


And Obama ripped off minorities...still hasn't paid for the work that was done. Ripping off his own people. But it's typical liberal bullshit. Look at trumps beautiful building.. just look lmao.

顏純鈎:習近平生日參議院贈興,討共檄文懸美國門之上

作者臉書  2026-6-20

就在習近平生日的次日,美國參議院一致通過一個很特別的議案,譴責習近平的十五宗罪。提出議案的參議員斯科特毫不掩飾對習近平的憎惡,他說「我們應以對待暴君的方式來對待習近平」,甚至有點刻毒地說:「藉此為習近平慶生」。
斯科特歷數習近平的罪狀,包括隱瞞新冠疫情、輸出芬太尼、貿易欺詐、操控匯率、盜取知識產權、排放有毒廢料、強迫簽署保密協議、新疆種族滅絕、強摘器官、西藏暴行、摧毀香港一國兩制、打壓意見不同國家、軍機侵擾台海、非法捕魚和扶植恐怖組織與獨裁政權。 洋洋灑灑,不厭其煩,幾乎囊括了一般人心目中針對中共暴行的所有認知。據追光者新聞披露,原來這個斯科特早在反送中運動中就來過香港,就地觀察和支持香港人的抗爭,他在本次發言中更直言:「六年過去了,他們至今仍然不公義地囚禁我的朋友黎智英」,原來斯科特一直是香港人的「老朋友」,難得的是,他提出的法案得到全體參議院議員一致通過。
美國國會曾經通過不同議案,讉責外國獨裁國家首腦,其中包括俄國的普京、伊拉克的薩達姆、塞爾維亞的米洛塞維奇,這都是當代歷史著名的獨裁者、殺人魔王,至此,習近平可與這些大惡魔平起平坐了。
參議院全票通過這個讉責習近平的法案,證明美國國會中不論哪個黨派,對中共和習近平都有一個統一的論斷,就是中共立國七十餘年犯罪磬竹難書,採取與美國和民主國家完全對立的價值觀。不論中共是興是衰,不論他們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他們都是美國的頭號敵人。
美國的體制,國會是內政外交的最高權力機構,總統和政府只是執行國會立場的機構,國會雖不會強令政府做什麼不做什麼,但政府做任何事都要看國會臉色。參議院對習近平的讉責法案,雖然屬於象徵性的政策表態,不具備法律約束力,但因為國會的權威性,這項法案將成為美中關係的基調。
特朗普出於商人交易的本色,時而與習近平攬頭攬頸,時而又搞點小動作,但作為美國總統,他仍不脫美國人憎惡共產主義的原始本能,在戰略上也不諱言視中共為主要敵人。美國參議院這個決議案,便是美國懸在自己國門之上的一篇討共檄文,向往後任何一屆美國政府,宣示美中關係的基本底色。
參議院這個議案還有一個好處,便是向全世界歷數中共的反人類罪行,是國際輿論首次有如此全面的不留情面的討共檄文,它方便其他國家日後在討論中共問題時,有一份完整的罪行錄,要清算中共的話,也有一本幾乎巨細無遺的帳本。
這份決議案的另一個好處是,它傳回大陸去,便是將中共的罪行錄直接打印在中國土地上,這份罪行錄有些同胞知道一部份,有些完全不知道,當中國人對照親歷的苦難,再反觀中共荒謬的洗腦宣傳,便可得到對中共的本質認識。此後中國內政外交上有任何事情發生,中國人都可以以此為參照系,對中共剝皮拆骨,鞭辟入裡。
習近平多年來一直叫囂全球治理,要用中共那一套價值觀去改造世界,與美國爭霸,美國參議院這個決議案出台,正式與中共劃清界線,便是美中兩國是不共戴天的政治實體,地球不可能容納這兩個國家來治理,由美國治理之地,便沒有中共立足之地,相反也一樣。
這份討共檄文將成為西方民主國家共同的對華政策底本,現在歐洲國家正快速與中共劃清界線,日本自高巿早苗上台後,在國防與外交上分外進取,動作多多,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第一盟友,正在發揮助攻中共的角色。
在這樣的國際反共背景下誕生的這份決議案,既有其同仇敵愾的底氣,又來得相當及時,在美伊即將結束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時,指明美國真正的敵人是中共,有利於美國人民跳脫中東,聚焦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與影響。
寫稿時未見中共對這份決議文的具體回應,習近平固然恨在心裡,但高調回應等於提醒更多人關注,估計中共很大概率會略過不提,唾面自乾。不論特朗普講多少好聽的話,美中之間爾虞吾詐、互相絆腳、打打停停、避免爆煲,這種態勢暫時不會改變。
你是這樣的人,你就有這樣的敵人,美國是中共死敵,是中共自己作惡多端找來的。中共固然不會吃後悔藥,美國也唯有死了一條心,最後,待一切條件成熟了,在戰場上見生死。美中都在為這個最後的日子做準備,兩國都有死拚的決心,這一天就一定會到來。

陶傑:霍木茲海峽後患無窮

 作者臉書 2026-6-20

美伊達成「備忘錄」,此事極為複雜,60日後才簽署協議。在AI、Tik Tok、社交媒體、左翼傳媒的交煎炒作之下,正渲染為「川普敗走伊朗」的宣傳浪潮。
川普在委內瑞拉偷雞成功,對伊朗企圖摸狗卻一時失利,這是事實。
對伊朗取得勝利的基本定義,就是推翻激進的伊斯蘭政權,出現一個和平路線的政府。以色列早已看清楚:必須推翻伊朗政權,剿平黎巴嫩真主黨的威脅,才算真正的勝利。這一點也得到阿拉伯世界的認同。
生意人出身的川普對此卻不熱衷,只強調兩點:摧毁伊朗製造核彈的能力、確保霍木茲海峽通行。川普沒有時間等。通脹與中期選舉,必須有所交代。但伊朗看出了川普的弱點,以後必然慢慢拖。
至於伊朗的軍事實力,其導彈與空軍部隊,已經摧毁得七七八八,但伊朗以後像烏克蘭一樣,卻可以擁有本小利大的無人機,中國可以提供。此一後患,除非伊朗更換政權,不可能徹底清除。
最大的缺陷是美國被迫棄廣大抗爭的伊朗人民於不顧,令伊朗暴政今後關門展開鎮壓與屠殺—-在十四點之中,包括今後美國「不得干涉伊朗內政」,這就是為今後處決大量異見人士埋下伏筆。
川普當初估計過於樂觀:Help is under way。有如遠東某大城市2020年的抗爭運動,有傳媒領袖呼籲:現在我們要為美國而戰,要與中情局合作,令香港一些不懂政治險惡複雜的年輕人產生誤解。伊朗人民將會陷入漫無天日的恐怖時代。歐美的左翼傳媒,若要批評川普,應以此為首要重點。伊朗若淪為另一個赤柬暴政下的柬埔寨,這是人類文明的一大挫折。本人深入瀏覽,這一點幾日以來並無西方傳媒提及,可見西方「知識份子」平時最愛講道德大道理,在關鍵時必暴露短視與自私。此為其一。
對伊朗所謂「賠償三千億美元」,根本是一紙空文。美國說過不會出一美元,此數由阿拉伯世界共同負擔。那麼笑話來了:美國和以色列先襲擊伊朗,伊朗還擊轟炸利亞德、杜拜、巴林、科威特等機場與煉油廠。對沙地阿拉伯等提供賠償的應該是伊朗。如果我是阿拉伯這邊,每向伊朗付出一分錢美金,就是向自己摑兩巴掌。這樣的事如果做得出,不如整個阿拉伯的遜尼派世界,向伊朗的什葉派全體跪拜,讓什葉派來統一整個伊斯蘭。此為其二。
至於以色列,絕對不會被此一「協議」束縛。以色列面臨亡國滅族的威脅,首先就是來自多次宣示要將以色列由地圖抹去的伊朗。不要忘記:要滅國以色列,滅族猶太人,是伊朗的國策。十四點「協議」內容並無一字提及伊朗改變此一國策,從此不再視以色列為敵人。如果我是以色列,我會有自己的看法。可以不再襲擊伊朗,繼續攻擊黎巴嫩的真主黨,關其他人屁事,天公地道。此其二。
至於解除制裁,也矛盾訊息滿天飛。川普說解除制裁分階段,視乎伊朗執行協議狀況。目前伊朗有一千億美元資產藏在歐美(當然不會將資產放在北京上海或香港的房地產),美國首先解除六十億,用作向美國購買民生物資,救濟伊朗民間。
這一點,在細節上也要說明:六十億美元的物資如何能直接運送到美國平民之手?還是又通過什麼?聯合國救援組織?還是由伊朗革命衛隊在城鄉主持分配,自己中飽私囊?這一點才是西方應該密切關注的地方,而不是指責美國軟弱。
當年中國六四屠城,歐美小腦條件反射,即刻表示經濟制裁中國。但此一制裁為持並不長久,老布殊第一個退縮而聲稱:制裁中國只會損害中國人民。
此一理由或藉口,今日不見美國傳媒為美國辯解。這就叫做政治。
美國和伊朗尚未達成協議。全世界都知道伊朗企圖拖延。封閉霍木茲海峽對全球經濟的威脅卻必須馬上解決。美國和以色列的行動提醒了伊朗:原來海峽是一張隨時可以勒索全球經濟的活牌。這是川普及其幕僚當初沒有估計充足的疏忽。
當前只屬中場停戰,不可能永久和平。認定或祈求美國「戰敗」者,是情緒左右兼社交媒體交相感染,言之尚早。霍木茲海峽後患無窮,但無論川普這次動手與否,伊朗遲早會發現這張活牌。要伊朗永久放棄製造原子彈,則絕不可能。此所以伊朗政權必須倒台,伊朗必須解放,重新制定世俗化的伊斯蘭和平政策,由美國與歐洲共同監管。這一日不來臨,則一日有若癌細胞,必定增長擴散不止,美國聯同以色列開了兩次刀,縫合之後,任何與伊朗簽訂的協議,只是一廂情願的化療。化療失敗,當然要再開刀,因為這是對全球的威脅,絕無妥協的餘地。

思想改造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创  冯秋贺  冯先生写字的地方  2026年6月13日


先让我们看看著名的反动派胡适是如何诬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又称“洗澡”运动)的: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知识分子像今天编者略统治下遭受到如此大道德上和精神上的酷*刑(cruel torture)的。...... mainland的知识份子,他们最大的悲剧是由于他们沉默的自由已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他们必须把他们一生的经历、教育,所受到的知识影响,......最根本的思想和信仰,公开地招认出来。这就是所谓“坦白”(“检讨”)。不容许有任何隐瞒或作伪。

由于有一套完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隐瞒和作伪乃成为不可能的事。在“坦白”大会上,会让你在自己的学生、同事和训练有素的质问者及拷问专家面前进行这两种批评。.....一次大会可能拖上五六个小时,甚至十个或十二个小时。如果一次大会没通过的话,他们会让你再反思一遍,修改你的自我批评,然后再开下次大会,直到你的自我检讨最后得到群众和编者略的满意为止,才肯罢休。也就是说,把你弄到在学生和同事面前完全放下自尊,在道德上、知识上、精神上,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
——胡适,1952年4月28日,在“救济中国流亡知识分子委员会”上的讲话”

韶山他老人家教导过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1939年9月16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

对韶山思想理解深刻的郭老也同样告诉我们:

胡适要我们“少谈些主义”,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多谈些主义!”

胡风要我们不要思想立场,拒绝思想改造,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坚决地争取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毫无保留地进行思想改造!”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郭沫若,《胡适思想批判》第四辑

胡适乃是我们不共戴天的头号思想仇人,既然胡适把“思想改造运动”贬地一无是处,那我们就更要举双手赞成拥护此一运动。

当然拥护归拥护,作为后辈,我们还是有必要对此运动的史实做个大概的了解,这样才能帮助进步人士对那些不实之词作出有力的反击。

(一)韶山独特的知识分子观

思想指导人的行为。我们要问韶山为何执意要发动一场改离不开他切身的生活经验,韶山也不例外。

韶山(1893-1976)本身是一个去古不远的人,他心目中“知识分子”其实更类似于旧式的“读书人”形象。

韶山的青年成长期,正是前现代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此时大名垂宇宙的,无论是早期的梁启超、康有为,还是后期的胡适、陈独秀、梁漱溟,他们都是所谓学究天人而又带着浓厚士大夫气息的“通人”(其中只有胡适受过西方严格的学术训练)。

这些“通人”具有丰富的常识,古今中外(其实对外只知皮毛),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文史哲更是一脚踢,称他们一声启蒙大师绝不为过。但是这些人与西方意义上的高度专业化的社科类知识分子(我国五四之后培养的学子具备此特征,如殷海光、王浩等人)有着巨大的不同;前者是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产物,才高八斗,言动公卿,功在启蒙,却失之肤浅,在转型期中枪杆子至上的社会里,可谓百无一用的“乱世之饭桶”(丁文江评价他们知识分子的话),而后者却是身怀一技之长的专才,是为分工明确的高度现代化社会定身打造的,想要建设现代国家,确定一套现代制度,则处处离不开他们。

这些区别,不用想,未曾出国、大半辈子都献身革命的韶山,对此是不甚了了的。在他有限的认知里,他所能耳闻目见的“知识分子”,无疑都是一些高坐讲坛口角生风的“乱世之饭桶”(如胡适),哪怕如陈独秀者,也是自以为是不知权变的书生;他们肚皮里有多少知识,能够解决当前的军阀内乱、帝国主义压迫等实际问题,能让国家走上富强,只有天晓得。

而韶山本人却是个脚踏实地的干才,他又有朴素的农民情结,认为这些没经过繁重体力劳动还自认精英的知识分子(其实他们是“脑力劳动”),只是文化的点缀,没有实际的用处,而且没有劳动人民的世界观,更不会心向人民。

此外,他早年在北大还有一段不愉快的工作经历,一些目空于顶的知识分子如傅斯年、罗家伦者居然有眼不识泰山,冷遇一代英杰,这种微末时的遭遇让他对北大一类的“王八基地”终身都没有好感。而当他登上琼楼高层时,遇到的多是一类如无限谄媚的艾青,“一日无主,则终身惶惶”的胡乔木,发牢骚动手打警卫的柳亚子,无大局意识“窝里反”的王实味,更增加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嫌恶。(就笔者所见,对韶山的知识分子观解释最好的,还属唐德刚的《中国之惑》一书)

看过韶山大作以及黄炎培《延安归来》的朋友,想必对下面这段话都耳熟能详:“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倒比他们多一点”。(《整顿〈学风〉〈党风〉〈文风〉》,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其实上面一段话还比较文雅,真正把韶山老人家对知识分子朴素情感发挥地淋漓尽致的,还是下面一段话(出处同上):

“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司父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

“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的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吗?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笑声)。

这段话看似只是韶山对死读书的马列信仰者的玩笑话(有《何典》之风),但是这种玩笑话里多少透露出他老人家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看法。

知识分子的“皮毛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长话短说,就是韶山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只是依附在统治阶级这层毛的“皮”。

《资治通鉴》以及切身经验告诉他:所谓“知识分子”想要在政治上有一番出息,必须要得君行道,为统治阶级服务;而他们的出身多在地主小康家庭,这样就给知识分子打上阶级出身的标签;此外欧美留学归来的学子,多对欧美有好感,厌恶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新式的律师为有钱人服务,会计、工程师为资本家服务,旧式的私塾教员依靠地主富农的束脩方能存活。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依附关系,对美苏不同的“阶级感情”,都可以用他那套阶级学说中“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加以解释,那他那套知识分子的“皮毛论”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二)为何要发动思想改造运动?

首先,我们要承认,人世间唯一的真理,就是马列主义。

而知识分子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靠拢我进步人士但不信仰马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马寅初),他们的知识实在“少得可怜”;一种是既不靠拢我进步人士又不服膺马列者,这类人的知识不光是无用的,还是有毒素的、有害的;那剩下的极少数信仰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对他该取何种态度呢?也要看情况:

“会引证马列主义警句的人不能称之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精神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是理论家”(《解放日报》,1942年2月2日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所以,信仰马列的人也有可能是“言必称希腊”的“坏透了留声机”。那么,人世间唯一有知识有理论的人,独有他老人家了,其他人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

众所周知,我进步人士的理想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建设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而思想上必须以统一的人间真理为指导,组织上必须服从我进步人士的领导;所以我们就要对它进行教育、改造,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我所用。

所以大家明了韶山发动此种运动的良苦用心:就是把知识分子这层“皮”撕掉,打掉它的独立性和超然性,让它完全融入无产阶级的大集体之中,不管是真心诚意还是诚惶诚恐,都要树立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立场和communism的世界观。

目前研究思想改造运动的文章中,就笔者眼界所限,谢泳分析得不错:

1. 革除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彻底根除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绝对平等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以及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学术和伦理思想,从根本上清除新政权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使旧社会知识分子适应新社会,并积极为新社会服务

2.打击知识分子的不满:思想改造有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不仅要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异已,为socialism革命铺平道路,而且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迁回曲折的手段,使整个社会全部纳入计划经济的体系。由于知识分子对此种措施至为不满,所以要用思想改造来对待知识分子,迫使知识分子成为驯服听命的工具。(驳:应该这么说,教育知识分子,让他们自愿成为人民利益的工具)

3. 控制人民的thought:使人民意识到教师和教育工作人员都改变了过去的想法,以求达到整个社会思想领域的根本变革。利用知识分子的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来从事它的经济、文化教育各项建设,解决各级干部严重缺乏的困难。(详见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一文)

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种种现实的考虑,韶山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1951年10月23日)的开会词上宣布:“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三)怎样发动思想改造运动

既然“知识分子”以知识与思想为本,以人格独立自矜;而在我进步人士的心中,知识分子没啥知识,思想根本就不具备超阶级性,所谓的人格独立不过是背离人民群众立场的表现。

所以要打掉他们独立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贬低他们知识、思想的价值,甚至说你的学说为反动统治服务,全是资产阶级毒素,危害众生,再用一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完全打消你的自尊。

1952年1月22日,中央《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提出了“洗澡”的要求。这个指示说,校长、教师,“一般地说,使这些人物在群众斗争中洗洗澡,受受自我批评的锻炼,拿掉架子,清醒谦虚过来,对他们自己或对今后工作都是有利的”。

3月13日,中央在《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明确规定:“对各学校中严重存在着的各种具体的特别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充分揭露,并予以彻底批判;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澡’和'过关’。”(以上皆转引自于风政《改造》一书,P211)

以上文件可能比较抽象,举几个具体例子吧:

1.否定个人学术的价值:影子康生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张口就对一大批教授的学术全盘否定:“不要迷信那些人,像北大的游国恩、王瑶,那些人没什么实学,都是搞版本的,实际上不过是文字游戏。”“我把这种事当作是业余的消遣,疲劳后的休息,找几本书对一对,谁都可以干。王瑶他们并没有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转引自《故国人民有所思》,P4)

2.“洗澡”难过关:

燕大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先后在历史、哲学、国文、心理四系联合师生大会上检讨两次,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讨一次,并受到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的批判。

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提出者)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讨4小时,讲到动情处禁不住热泪纵横,仍不获通过,全校师生还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对他进行批判,要他承认自己是“美帝分子”,检讨怎样忠实地执行“美帝的文化侵略政策”。

厦大中文系教授、作家徐霞村在全校大会上检讨3小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恶不作的恶魔”,仍不能过关,在“教育辅导小组”帮助下准备了半年,检讨仍不能通过,只得向领导表示“自知不配当人民教师,愿意离开厦大另谋生活”。(以上皆转引自《改造》P210、211)

既然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没什么了不起”,甚至遍身“毒素”,有了以上的思想铺垫,我们再读到周鲸文《风暴十*年》里的诬陷就能不会感到诧异了:

“斗争对象不是集中到少数人身上,而是以他们为典型特众以思想教育。在大会斗争是严厉的,其疯狂的程度,不亚于土改斗地主,在镇反中镇压反revolution。通常坐在大会台下的是被斗者的同事,教书先生;是群众——自己教授的学生。他们指着鼻子骂你,说你肮脏、顽固、旧时代的走狗;你的旧知识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你全身都是细菌,面你自己还恬不知耻的以此自高自大、自豪、自满,看你的样子,简直都没有人形。这样的污辱对一个大学教授来说,其人格受到的污辱是非常之大的,教师们成了阶下囚,学生成了审判员。中国传统的尊师重道观念被思想改造一扫而空。”

(四)光看标题就能知道思想改造运动是怎么一回事。

1. 周金黄,中国协和医学院药理科主任,《彻底铲除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思想》,1951年11月24日,《思想改造文选》第一集。

2.北大政治学教授,龚祥瑞,《彻底清算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教学》,1951年12月8日,《思想改造文选》第二集

3.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1951年12月27日,《思想改造文选》第二集

4.卢书愚,外国语学校辅导员,《批判我盲目崇拜罗斯福的错误思想——学习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1952年2月2日,《思想改造文选》第二集

5.陈汤铭:《你极不老实的检讨态度必须彻底改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批判潘光旦先生反动思想的发言》,1952年3月29日,《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第15页。

6.《反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又一次胜利——全校师生严正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一致认为他必须彻底清除他的“暗流”,认真改造》,《潘光旦先生的第一次检讨(摘要)》,《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1952年6月,第3页。

限于篇幅,具体的改造全程,笔者就不做介绍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看于风政《改造》一书,泛泛了解可以参看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及《故国人民有所思》二书。

结语:

有人可能会有疑惑,这种思想改造是与人民有思想自由的权利的规定相违背呢?

答曰:没有任何违背!

“思想改造是人民的权利,是人民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使自己进步的主要方法,是对人民有利的;思想改造,并不表示没有思想的自由,相反的,正充分表示了思想的freedom”。(周修睦编;《学习问题解答》第二辑,上海国光书店,1953年,P119,转引自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一文)


馮睎乾:鄭麗文一句話,犯中国三個大忌

馮睎乾十三維度 臉書



鄭麗文一句話,犯中国三個大忌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訪美歸台,具體的外交成果看不到,反而帶來一份「與習近平握手後的手感報告」。據台媒報道,鄭麗文在華府期間,主動向美方人士分享四月「鄭習會」的握手心得,形容習近平的手「又大又厚實」、「柔軟得像雲朵」,講到會面過程時更眉飛色舞,活脫脫一副追星女孩見到偶像本尊的模樣。鄭麗文更在席間透露,自己返台後曾特地向術數師請教,對方告知這種肥厚且極度柔軟的手掌是成功者特徵。
在場美方人士全程錯愕,大概以為自己誤入了什麼手相學研討會,而不是在跟台灣最大在野黨主席會談。更精彩的還在後頭:「鄭麗文談習近平雲朶手」消息傳開不到二十四小時,中国各大社群平台已火速把敏感詞「雲朵」清零,在微博搜索「習近平 雲朵」、「鄭麗文 雲朵」、「手 雲朵」等關鍵字,都只會跳出「抱歉,這個問題我暫時無法回答,換個問題試試吧」。
鄭麗文對習近平手掌的描述,細看其實很矛盾。「又大又厚實」,意味着有骨有肉、按下去很結實;但「柔軟得像雲朵」,則該是虛無縹緲、一捏就散的觸感。要是習近平的手能同時具備這兩種屬性,那大概不是血肉之軀,而是某種量子力學的疊加態。又或者說,習近平在鄭麗文眼中是神一樣的存在,握手那刻,鄭麗文當下就意亂神迷,渾然不知道自己摸到的東西是軟是硬。
不管鄭麗文有沒有因過度興奮而失常,她妄議習近平的手掌,導致中国全網封鎖這個話題,已明顯觸犯習近平的三個大忌了。
第一,鄭麗文讓習近平成了一個笑話。一個女子四處跟人說自己摸到習近平的手,還浮誇地說那隻手軟得像雲朶——她觸碰過雲朵嗎?——這樣的話題就算不惹怒彭麗媛,也肯定讓習近平尷尬不已。萬一台灣媒體以標題黨手法起一個題,叫「鄭麗文說習近平『這部位』很軟」,你叫習主席情何以堪?
第二,中國自古以來,妄議國家領袖的面相都是死罪。這條紅線兩千年前就劃好了。據《漢書.王莽傳》載,有個在黃門待詔、懂相術的人,被問起王莽的長相,便答:「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意思是:「王莽長相,是所謂眼似貓頭鷹、嘴像老虎、聲如豺狼,這種相貌的人能吃人,將來也會被人吃掉。」結果問話者去告密,王莽把那個點評他面相的人處死,重賞了告密者。從此以後,王莽常用扇子遮臉,非親信不得相見。
「妄議龍顏」這件事,在威權者心中從來不是小事,不管你說的是吉是凶都一樣犯忌,因為這暴露了一個事實:「九五之尊」的身體,被當成可以被凡人評頭品足的對象,而這恰恰是倚重神化敘事的獨裁者最受不了的褻瀆。
第三,鄭麗文很可能向美方泄露了中共的「国家機密」。本來說習近平的手掌「柔軟得像雲朵」,也只是說話不得體、令習近平尷尬而已,但鄭麗文偏偏煞有介事引述江湖術士的怪力亂神看法,那就令人更加好奇:習近平這種又大又軟的手掌,在掌相學中到底代表什麼呢?
中國經典相書《神相全編》寫得明白:「手軟如綿,閑且有錢」、「手軟滑如錦囊者至富」。然而根據2015年中共官媒報道,国家主席每月的基本工資是1萬1385元人民幣。如今事隔十年,習主席的工資當然也有調整,但相信還是比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的月薪少二三十倍。按照中共宣傳的邏輯,宵衣旰食、兩袖清風的習主席又怎可能「閑且有錢」和「至富」呢?
鄭麗文對習近平手掌的品鑒,要是被廣大中国人民聽到,勢必讓他們懷疑最高領導人是游手好閒的貪官。她這番引起全球華人熱議的言論,若非有心陷習主席於不義,就是無意間泄露對岸的国家機密了。以鄭女士的智慧,我很懷疑是否能夠促進兩岸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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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缺乏真正的自主創新能力,因為缺乏創新的文化,
1)老是強調黨的領導與定於一尊,所以沒辦法接受多元性,差異性與不同意見;
說明:創新肯定是挑戰既有的思維與架
所以,在一個處處有監管的地方,真正的創新無法落地生根,而是大家努力裝著有創新,大部分時候是模仿與改良別人已經做出來的創新~
2)老是強調關係與人治,沒有法治的制度基礎,所以缺乏對產權的尊重,與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於是沒辦法保護創新的成果;
說明:創新的制度與文化是一切的基礎,你要保護個人自由,所以要尊重信仰的自由,你要保護私有產權,所以不能搞國有化那一套,不能動不動就查逃漏稅。
最重要的,你要保護智慧財產權,打擊抄襲、竊取商業機密的行為。這些,都是中共體制根本做不到的。結果就是,有創新能力的人也不敢創新,因為他們越是創新,就越可能被別人排擠,把功勞搶走。
3)強調「彎道超車,東升西降」,本質都是在竊取或收割別人的研發成果。所以,別人就不跟你玩了。
說明:竊取別人的創新成果的事情,做到國際上,當然會出問題,外國人可不答應。你可以塞錢收買少數外國人,或培養外國間諜,但是他們最後會被外國政府逮捕,然後發現與中國打交道有巨大風險。 於是基於安全考量,開始從中國撤出,叫做脫鉤,然後對中國企業展開技術封鎖,並且供應鏈大重置,打造「非紅供應鏈」,於是移到值得信任的國家,包括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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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中國那邊根本看不清世界大勢,還在那邊自我陶醉,以為台灣很小,終究會沒路走,最後只能投靠中國。
哈哈😂,沒有的事,而是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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