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周远志先生——笔墨作剑，留骨汉江

维权网 2026-10-15
特约评论员：楚江风

2026年10月14日，原湖北钟祥市税务局干部、独立作家周远志，因突发心脏病骤然离世，终年65岁。消息来得十分仓促，汉江故土之上，一位敢于直面现实、在重压下坚守至最后一刻的写作者，就此离开了这个世界。

前半生置身体制，周远志曾出任钟祥市城区税务局副局长，多年的税务工作让他真切触摸到基层社会的真实肌理。当不少亲历者选择将体制内的名利博弈与权力幽暗藏于心底时，他却不愿意附和世俗的圆滑。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因向境外媒体投稿曝光体制积弊而被撤销官职；2008年，他又因撰写官员腐败与人权文章被国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他用一生的起落证明，脱离公职之后的他，才真正找到了一支拒绝粉饰和虚美的、属于独立写作者的笔。

作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周远志的目光始终冰冷而炙热。一部分笔墨，他以“曾仁全”、“华梁兴”为笔名，剖析仕途之中的欲望沉浮与政治纠葛；另一部分，他则投向了社会的边缘与最底层，其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浑浊的婉儿河》（又名《一个坐台小姐日记》）便是最具风骨的见证。在这部作品中，他正视了那些被主流目光漠视的弱势女性工作者角色的困顿与命运。他不去做道德上简单的评判，只是用如手术刀般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下夹缝之中普通人的苦难与挣扎。

然而，秉笔直书的代价，是伴随他大半生的铁窗与高墙。2017年11月，他因参与维权及发表批判性文章再度遭遇抓捕。2019年6月，湖北荆门掇刀法院对他进行了秘密宣判：以“组织非法聚集罪”判刑2年、“网上寻衅滋事罪”判刑3年、“诽谤罪”判刑1年6个月，数罪并罚，强行合并执行有期徒刑4年6个月。在这场漫长的文字狱里，他被剥夺了本该属于公民的言论自由，甚至在2020年狱中病危、查出严重心脏瘤并面临生命危险时，家属为其申请的保外就医也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直至2022年5月刑满获释，漫长的铁窗岁月已将他的身体彻底摧残。出狱后的他陷入了贫病交加的绝境，甚至连本该享有的退休养老与医疗待遇也被全部剥夺。而就在2023年，仅因在网上转发了有关水灾的社会帖文，他再度遭遇国安强行带走并处以行政拘留。长期身处这种无孔不入的监控环境，他内心始终保持着一份警惕。平日里闭门在家专心致志制作视频的他，和朋友通电话、发语音时常常提心提吊胆，深感随时处于别人的注视之下。这份如影随形的戒备，与10月4日后他世界里那场突如其来的寂静，成为了横在他生命最后阶段最残残忍的枷锁。

现实生活里的周远志，自带一份侠气。很多普通群众在维权路上陷入困境，求助无门之时，总会通过各种渠道辗转找到他。只要确属弱者蒙冤，他便耗费自己的时间与心力帮普通人梳理事实、代为发声。他心里清楚，每一次站出来，都有可能给自己招来新的困扰，可内心的道义，让他没有办法选择回避。笔是他的武器，仗义，是他一生恪守的底色。

回望这一生，写作要抵御外界施加的压力，助人发声要承担额外的风险，个人的道路几经起落。纵然周遭风声不断，该写的文字，他没有搁置；该伸出的援手，他也不曾收回。

现在，陪伴他半生的那支笔，永远停下了。汉江水依旧滔滔不绝，郢中的市井烟火照常流转，只是这片土地上，少了这样一支敢于向现实发问的笔，少了一个愿意替沉默者说话的人。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肉身终会归于尘土，但他用尽自己的方式，为底层的声音留下过印记。人们会记得，曾经有这样一个普通人，不趋时，不避祸，在没有任何恐惧、任何窃听的彼岸，他的风骨永存。

先生，安息。

致不屈的靈魂｜《唯紅花綻放》作者馮哲芸專訪 感動港人在高壓下的堅定與韌性

 追光者  2026-10-15

【致不屈的靈魂｜《唯紅花綻放》作者馮哲芸專訪 感動港人在高壓下的堅定與韌性】

今年7月，香港兩間獨立書店「留下書舍」和「田園書屋」遭搜查，涉事書籍包括《唯紅花綻放》。一本書，可以如何「煽動」？作者馮哲芸（Emily Feng）在2019年前往返北京和香港報道，接受《追光者》專訪時說：「去香港總像是進入了另一個世界」。看到書店遭查，她不諱言「真的不知道」書煽動了甚麼，但看到香港人關心書店和言論自由，就感慨「即使他們現時無法在公共空間聚集並定期公開表達，人們依然有一種韌性與堅定去維持本真、做他們自己」。

《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是一本關於身份認同的書，書中的人物歷經磨難，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有掙扎過，也失落過。現任NPR（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駐華府記者馮哲芸在書中寫道，幾年前往返中國與香港報道時，在機場遇到的海關人員跟她說，即使在海外長大，「本質」仍是中國人，應透過報道「說好中國故事」。隨後幾年，她被官方貼上「民族叛徒」標籤，被指勾結境外敵對勢力。她在2022年被中國拒絕入境後，就開始寫這本書。

一個維權律師、震驚社會的鐵鍊女、一個流亡異鄉的維吾爾父親，乃至「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和流亡海外的香港人，在習近平治下的年代，人們到底如何生活，一個只容許紅花綻放的國度，不屈的生存着，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哪怕只是有尊嚴地賣書、讀書，也成為了一種難以言喻的艱辛。

在中國報道多年，馮哲芸對這片土地上的人的身份認同最感興趣，「因為它是人們行為背後的核心原因，它塑造了社群，塑造了我們的動機，也塑造了政策」。她觀察到，人們往往透過身份認同進行反抗，建立屬於自己的社群和身份，而身份認同的定義相當廣泛，可以是政治身份、性別身份，或是民族與語言身份。

｜採訪香港抗爭者：非常直接和敢言的社會 很欣賞

書中有幾個章節的人物，都是香港人，除了賣書的林榮基，還有2019年的抗爭者，和坐船離開香港的逃亡者。2019年，馮哲芸剛好在NPR擔任駐中國記者，頻繁往返北京和香港，每個周末都飛到香港報道，「去香港總像是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她笑言不敢自稱是香港問題專家，沒有在香港工作或生活過，但認為香港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對照，「讓人理解中國『是甚麼』或『不是甚麼』」。

書中其他章節都是獨立的人物，然而關於香港的三章，卻隱約有着互相串聯的地方，「因為香港的故事是全球性的，我在香港遇到的人最終可能去了台灣或美國」。她更說自己在中國採訪時，總有些被訪者是啟發自香港的抗爭運動，從而影響他們在中國的行動。

2019年的採訪已是7年前的事，跟進採訪也已過了4、5年，她對香港的印象，就是一個「非常直接和敢言的社會」，「這是我很欣賞的」。而報道香港時最令她感到衝擊的，是每當從北京到達香港，就是從一個言論受到極其嚴格控制的城巿，突然身處一個喧鬧的示威現場。那種對比令她相當震驚，這也是香港引人入勝的地方，「讓我如此熱愛報道這場示威的原因，就是想去理解是甚麼驅使這些人，這不是突然出現一條法例的草案把大家帶上街頭，背後必然有多年積怨的沉澱」。

｜感動港人關心書籍：人們依然有一種韌性與堅定去維持本真

7年過去，她把那時遇到的人們寫下來，而這本書卻成為了「煽動刊物」，賣書的店員被捕、書店被迫關閉，到底對香港政府來說，這本書為何如此敏感？又煽動了甚麼？馮哲芸輕輕搖頭：「我真的不知道」。但她承認，此書不是對中國目前政治治理「歌功頌德」，但同時亦不認為它是一本特別激進或帶有強烈社運色彩的書，「我只是有話直說，不會迴避我發現的任何事實。但我當然知道關於維吾爾族、新疆以及香港示威的報道在中國大陸變得極其敏感」。

然而，書中探討的身份認同問題，或者正好揭開中共的傷疤。「他們認為如果操控（身份認同）得當能鞏固執政，但如果失去控制，對國家政權來說將會非常危險。」

2019年年底後，她再也沒有去過香港了，那是《國安法》實施前，也沒有跟被訪的香港人聯繫。幾個月前得悉書籍被港府查抄的消息，甚至成為針對獨立書店店主和店員的調查一部分時，她好像不得不重新審視過去在中國的報道，被拒絕入境已有4年，「當我在不自願的情況下離開中國時，我非常想回去，但我回不去了」。

不能回到中國和香港，但她依然想跟香港人說：「港人關心書籍、關心書店經營者，仍關心言論自由，讓我非常感動。」當看見書店店員被扣上手銬帶上警車時的昂首闊步，讓她更了解香港人有獨立思考能力，擁有自己的價值觀和想法，「即使他們現時無法在公共空間聚集並定期公開表達，人們依然有一種韌性與堅定去維持本真、做他們自己」。

她的新作《為故土焚心：敘利亞戰場上的維吾爾人》（Our Hearts Burned for Home: Uyghur Militants in Syria’s Civil War）已出版，描繪數千名維吾爾人，因在新疆被壓迫和敘利亞內戰，而遠赴他鄉，新書揭示北京的嚴密監視與文化抹殺，如何將整整一代人推向流亡，並影響中東局勢。

中国的漫长黄昏

耶律律   X 
@Yelvlv930·8h

中国的漫长黄昏 26年10月5日，福特汉姆大学法学教授卡尔·明兹纳，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标题叫「中国的漫长黄昏」。 文章指出，中国正在进入“人口衰退与政治僵化”叠加的世纪，两者互相强化，最终可能走向晚明的困境。你没听错，他说的就是中国的明朝晚期。 核心观点如下： 第一，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反转。改革开放之所以创造奇迹，是因为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比，从 57% 升到 2010 年的近 75%。 现在的人口结构却完全倒转，总人口 2021 年见顶，25年一年就减少了 339 万；到 2040 年代，可能每年减少约 1000 万，65 岁以上人口占比，从 15% 翻倍到 30%。 在人口问题上，明兹纳和另一位学者埃伯施塔特看法一致，他们都认为东亚的未来是灰暗的。具体为什么灰暗，咱们此前聊过一期「人口崩溃」，有兴趣欢迎回看。 第二，政治僵化。明兹纳举例说，中国在过去的农村改革、分税制改革，以及国企改革当中，都敢于承受短期阵痛；但在这一次经济转型中，推出的却是延迟退休这类政策，对城乡养老再分配问题，一点都不敢动，生怕得罪既得利益者。 第三，明兹纳认为，这种僵化、保守和倒退，最终会加重人口危机。为啥会加重呢？ 首先是性别问题，东亚低生育的根源，是女性解放与传统规范的冲突，而官方的回应只有限制离婚，结果从2013 到 2024 年，结婚数下降约 55%。其次是移民，老龄社会通常要靠外来劳动力补缺，但中国的排外情绪堵死了这条路。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无论男女、中外、城乡，还是代际，方方面面的裂痕都在加深。而且每出一个不承担代价的政策，这些裂痕都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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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律

@Yelvlv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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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

中国重演「晚明剧本」？居民医保缴费20年涨40倍，参保人数7年减少8300万，社保到底怎么了？ https://youtu.be/m4-0FcmJPGc?is=-nXCW5o_uXfAyUuB 来自 @YouTube

中欧脱钩加速

艾地声Edysen  X
@KA594594 · Oct 11, 2026

中欧脱钩加速

德国联邦议院委托成立的“中国委员会”近日发布首份半年度报告，认为德国对华经济安全状况总体趋于恶化，供应链依赖仍在加深，并建议欧盟准备更有力的贸易政策工具，以应对中国在贸易争端中可能采取的升级措施。报告尤其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将中国同时定位为“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制度性对手”的既有战略已经失败。

几乎与此同时，欧洲议会以454票赞成、86票反对、110票弃权，通过关于欧中关系的政策建议。决议一方面继续主张同中国保持对话，另一方面要求在关键原材料、医药、电池、电动汽车、通信、半导体等战略部门全面降低依赖，强化投资审查、技术保护和贸易反制。

德国报告与欧洲议会决议前后呼应，传递出一个越来越清楚的信号：中欧关系虽然还没有走向全面脱钩，却正在进入制度性、选择性脱钩加速的阶段。

一、德国转向具有风向标意义

欧洲对华政策的变化并非始于今日。2019年，欧盟已经用“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几种不同身份定义中国；俄乌战争以后，“去风险”又逐渐成为布鲁塞尔的政策关键词。

但德国的变化仍然具有特殊意义。过去二十多年，德国是欧洲对华接触政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默克尔时代形成了一套看似互利的分工：中国向欧洲提供低成本商品、完整供应链和不断扩大的市场，德国则向中国出售汽车、机械设备和化工产品。德国企业在中国获得利润，中国也通过德国技术、资本和工业管理经验实现产业升级。

这套模式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第一，经贸融合可以促使中国逐渐接受国际规则；第二，中国主要是德国工业的市场和生产基地，而不是足以替代德国制造的竞争者。

如今，这两个假设都在瓦解，中共并未因加入全球市场而走向政治开放。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反而加强党对企业、资本和社会的控制，并越来越多地把经贸关系、市场准入和关键原材料转化为国家战略工具。与此同时，中国已不再满足于承接欧洲产业转移，而是在电动车、机械、化工、光伏、电池、轨道交通和数字技术等领域直接进入德国工业腹地。

德国面对的因而不再只是“如何在中国赚钱”，而是德国工业是否可能被中国制造逐步替代。联邦议院成立审查德中安全相关经济关系的专门委员会，意味着德国已经把对华经贸从企业利润问题提升为国家安全问题。未来，价值链、能源、原材料、港口、物流和关键基础设施，都可能接受更严格的政治与安全审查。

需要说明的是，专家委员会的报告不等于德国政府已经正式废除对华“三重定位”。但它正在为德国下一阶段的政策转向提供知识准备和立法依据。当欧洲最依赖中国市场、也最信奉自由贸易的工业大国开始讨论反制能力，中欧关系的性质便已经发生改变。

二、“去风险”正在产生脱钩效果

欧盟仍然反复强调，对华政策是“去风险，而不是脱钩”。这一表述既反映了现实约束，也是一种政治修辞。中欧年贸易规模巨大，中国是欧洲重要商品来源地，欧洲则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欧洲需要中国的稀土、永磁材料、电池、光伏组件和工业中间品；中国也需要欧洲的高端设备、技术、资本和消费市场。像冷战时期美苏那样全面切断经济联系，既不现实，也会造成双方难以承受的成本。

问题在于，“去风险”涵盖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最初被列入安全审查的主要是5G、电信设备和军民两用技术，后来扩展到芯片、人工智能、数据、港口和基础设施，如今又延伸到电动车、电池、光伏、医药、钢铁、化工、关键矿产乃至政府采购。当一个经济体最具战略价值和增长潜力的产业都被纳入安全边界，“去风险”在累积效果上就会越来越接近局部脱钩。

过去的欧盟主要针对某一种中国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现在则开始建立包括反补贴关税、外国补贴审查、外资审查、出口管制、政府采购限制、强迫劳动产品禁令、本地成分要求和反经济胁迫工具在内的完整经济安全体系。

这意味着欧洲不再只是判断某一批中国商品是否构成倾销，而是在重新规定中国资本、企业、技术和产品进入欧洲经济体系的条件。可以说，欧洲在语言上仍然拒绝脱钩，在制度上却正在建设脱钩能力。

三、从产业互补走向正面竞争

中欧矛盾迅速加深的根本原因，是双方的产业关系已经从互补转向竞争。第一次“中国冲击”主要冲击欧洲的纺织、鞋类和低端消费品制造。欧洲能够接受这种代价，因为中国生产廉价商品，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则向中国出售汽车、飞机、机械、奢侈品和化工产品。欧洲消费者得到低价商品，欧洲大型企业获得中国市场，经济全球化因而具备广泛的利益联盟。

如今的“第二次中国冲击”完全不同。中国出口的不再只是衬衫、玩具和日用品，而是电动车、电池、工业机器人、工程机械、化工产品和新能源设备。这些产品直接挑战欧洲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在美国不断提高对华关税、限制中国商品进入之后，中国庞大的工业产能更多转向欧洲，使欧洲成为承受中国产能外溢压力的主要市场。

中国2025年的全球贸易顺差已经超过1.2万亿美元。2026年第二季度，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3亿欧元。问题不只是逆差规模，而是欧洲出口中国的传统优势产品正在失去市场，中国对欧洲出口却迅速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升级。

对德国而言，这几乎是一场工业模式危机。德国过去依靠俄罗斯廉价能源、中国巨大市场和美国安全保护维持繁荣。俄乌战争切断了第一项条件，中美战略竞争动摇了第二项条件，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又削弱了第三项条件。如今中国企业在汽车和机械领域迎头赶上，德国工业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已经不复存在。

因此，欧洲政策转硬既有地缘政治因素，也有十分现实的产业自救成分。所谓“经济安全”，背后首先是就业、工厂、税收以及欧洲能否继续保持工业文明的问题。

四、中共也在推动脱钩

中欧关系恶化不能仅仅归因于欧洲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共同样在主动建设一套对西方的“去风险”体系。从“中国制造2025”到科技自立自强，从国产替代到关键技术攻关，从数据安全审查到稀土和关键材料出口管制，中国一直在降低对西方技术和市场的脆弱性。中国要求外国企业转让技术、扩大本地生产，同时通过补贴、信贷和政府采购扶植本国企业；一旦本土企业具备替代能力，外国企业原有的市场空间便会受到挤压。

换言之，欧洲担忧中国把经济依赖武器化，中共也担忧美国及其盟友利用技术、金融和市场优势实施封锁。双方都在以国家安全名义重组经济体系。这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欧洲越担心中国控制供应链，就越加强审查和限制；中共越担心西方围堵，就越推进自主替代和资源管制；中共的反制又进一步证明欧洲关于依赖风险的判断。“去风险”于是从单方面政策变成双向行为，最终推动两个经济体系逐步分层。

五、脱钩不是直线，也不等于断交

就在欧洲议会通过强硬决议、德国专家委员会发出警告之际，中欧贸易代表又达成一项初步安排：中国可能在未来数年减少对欧洲的电动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欧方则争取中国改善稀土出口许可，并降低部分欧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这一安排仍需欧盟成员国认可，但至少说明双方都希望避免贸易战完全失控。

这恰恰揭示了未来中欧关系的基本形态：不是简单地从合作走向断交，而是在施压、谈判、交换和继续设防之间反复摆动。欧洲不会放弃中国市场，却会努力降低关键依赖；不会禁止所有中国投资，却会把中国资本排除在部分核心基础设施之外；不会停止政治对话，却会降低通过对话改变中国的期待；不会在所有问题上追随美国，却会在科技、安全和供应链领域逐渐向美国靠拢。

中共则会继续利用欧洲对美国战略自主的追求，尽量防止欧美形成完全一致的对华阵线；同时以稀土、市场准入和在华投资作为谈判筹码，争取为中国企业保留欧洲市场。中欧贸易总额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庞大，甚至在某些年份继续增长。但是，贸易规模已经不足以说明关系是否健康。即使商品仍在流动，技术体系、投资规则、数据网络、供应链和战略产业也可能已经开始分离。

六、从接触时代进入“冷和平经济”

过去四十年的中欧关系，基本建立在一个自由主义信念之上：经济相互依赖能够抑制政治冲突，全球市场最终会使不同制度趋同。如今，欧洲正在放弃这种乐观主义。它越来越相信，相互依赖不仅能够创造和平，也可能制造脆弱；贸易不仅能够增加财富，也可能成为权力工具；市场无法自动消解制度冲突，反而可能被强大的国家机器利用。这也是德国报告所谓“三重定位失败”的真正含义。失败的不是一句外交术语，是一整套通过经贸接触改变中国的历史设想。中国仍然可以在气候、贸易和全球治理方面成为合作伙伴，但“伙伴”已经不足以平衡“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所带来的压力。

未来三至五年，中欧大概不会全面脱钩，却会形成一种新的“冷和平经济”：有贸易而少信任，有谈判而多防备，有局部合作，也始终为冲突预留工具。如果台海维持和平，这一过程仍可能被控制在产业与技术层面；一旦台海发生战争或封锁，今天正在准备的投资审查、出口管制、金融制裁和供应链替代机制，就可能迅速转化为真正的经济脱钩。

所以，中欧脱钩不是未来才会到来的一个事件，是已经展开的一段过程。它不会以一纸宣言突然完成，而会通过一次次产业审查、一项项贸易限制、一条条供应链转移和一轮轮企业撤资逐步累积。

中欧经济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双方尚未进入冷战，却已走出接触时代。德国的转向表明，这一变化不再只是布鲁塞尔的政治表态，而正在深入欧洲最核心的工业国家，进入立法、产业和国家安全体系。值得关注的，已不是欧洲是否仍然使用“脱钩”这个词，是被纳入“安全”名义的领域还会扩大到什么程度。当安全边界不断扩张，所谓去风险，最终就可能成为一场没有正式宣布的脱钩。

程翔：清算中共的「文革」罪孽

作者：程翔
追光者 【消失的歷史．專題】 2026-8-29

今年是中國「文化大革命」60周年，也是北京血腥的「紅八月」60周年。「紅八月」是瘋狂的紅衞兵在毛澤東的直接鼓動下在全國掀起「紅色恐怖萬歲」的歪風邪氣，以鏟除「黑五類」等階級敵人為名，任意殺人，手段之殘酷，是人類歷史上所僅見。「紅八月」是公認的文革第一個殺人高潮，根據丁抒先生《浩劫》一書的調查，全國在所謂「紅八月」裏被殺的人就高達10萬人。以北京為例，1966年9月5日，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一期「簡報」，標題是〈紅衞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簡報說，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從簡報的標題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當做紅衞兵的「戰果」受到讚揚 [1]，說明這些「紅色恐怖」都是中共高層的鼓動和縱容的極端反人類暴行。

正因為中共高層的鼓動和慫恿，使神州大地到處出現「煽動仇恨、歌頌暴力」的社會歪風。當時的紅衞兵大字報高呼「紅色恐怖萬歲」！為再現當時這種提倡恐怖主義的風氣，筆者全文照錄其中兩張比較典型的大字報如下：

其一：哈爾濱市紅五類子弟造反大會會刊〈紅後代〉社論，1966.09.22

「我們高呼：紅色恐怖萬歲！

今天，我們搞紅色恐怖，明天，我們還要搞紅色恐怖，只要有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存在，我們就要造反，就要搞紅色恐怖！

毛主席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有人一見到紅色恐怖……就膽戰心驚、大發雷霆……害怕紅色恐怖的傢伙們，實話告訴你們：對紅色恐怖持有甚麼態度，是真假革命者的試金石……

我們造反是造定了，我們還要在紅色恐怖的烈火上加油，燒！燒！燒！！燒掉舊世界，建立無產階級的新世界，建立毛澤東思想的紅世界。

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紅色恐怖萬歲！」

其二：一個紅衞兵組織張貼的大字報（紅旗戰鬥組）

（該大字報首先引述了毛澤東這一段話） 

毛主席：每個農村都須造成短時期恐怖現象

「我們的最高統帥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這一最高指示告訴我們：對反對派決不能有半點溫情……為此我們要為紅色恐怖開路，要製造紅色恐怖，要為紅色恐怖歡呼！因為：

不製造紅色恐怖，就決不能鎮壓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破壞活動。

不製造紅色恐怖，就決不能摧毁反動的資產階級權威的氣焰。

不製造紅色恐怖，革命派就不能揚眉吐氣。

不製造紅色恐怖，就決不能最大限度的發動群眾。

不製造紅色恐怖，沒有革命的壓力，就決不能使牛鬼蛇神等混蛋王八蛋老老實實。

不製造紅色恐怖，就決不能完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歷史任務。

我們的光榮職責就是製造紅色恐怖，徹底完成『一鬥、二批、三改造』的戰鬥任務。

讓牛鬼蛇神在紅色恐怖面前發抖吧！

讓一切抱有溫情主義的人在強大的紅色恐怖面前猛醒吧！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紅色恐怖萬歲！」

即使60年後讀到這些文字，也感到毛骨悚然。正因為當時中共在全國範圍內提倡「紅色恐怖主義」，所以到處出現濫殺無辜的惡性事件，導致十年文革，死人無數。

由「紅八月」掀起的殺人狂潮，造成文革中出現三次集體大屠殺的高潮：第一個高潮是1966年「紅八月」，是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破四舊」、「血統論」的旗幟下進行的，以北京昌平和大興兩縣的大屠殺為代表。

第二個高潮是所謂「清理階級隊伍」的1968年前後，一些地方以清理「階級敵人」為名，清除軍政官僚集團的反對派，以湖南道縣大屠殺為代表。

第三個高潮是屠殺反對革委會或軍管會的群眾組織成員，是軍政官僚集團對反對派的屠殺。這次高潮是打着「掃除『大聯合』、『三結合』的障礙」、「保衞新生紅色政權」的旗幟進行的，這次高潮發生在很多地方，以廣西大屠殺為代表。

大饑荒研究者、《墓碑》一書作者楊繼繩曾經引述 [2] 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

（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

（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

（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 多人；

（4）農村有520多萬地主、富農（包 括部分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萬地主、富農及家属非正常死亡；

（5）有1億1,300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

他還指出：文革中的集體大屠殺有幾個特點：第一，屠殺規模大，殘忍無比，殺人方式的野蠻程度令人髮指；第二，被殺者是無辜平民，純粹屬於冤殺；第三，集體屠殺以當局長期灌輸的「階級鬥爭」理論為思想基礎；第四，集體屠殺的組織者是基層政權，如縣武裝部、革委會、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的領導機構等。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徐友漁在為宋永毅主編的《文革大屠殺》一書所作的評論中說，文革時期中國多地發生大屠殺，是中國人的「三重耻辱」。他說 [3]：

「在並非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一國之內在十年之間發生多起大屠殺，這是民族的耻辱；而國民對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視無睹，這是另一重耻辱；對這耻辱不敢直面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辯解，則是再一重耻辱」。接着他又說：

「中國人的心靈似乎不適宜在善與惡的絕對性和對立之中作沉思和反省，我們寧願苟安於當下的日常生活而不願正視過去的苦難，當需要弄清事實、明辨是非、追究責任時，我們慣於以『不堪回首』相搪塞。盡管如此，掩埋歷史的罪責不應該在中國人的國民性格中尋找，因為人們的淡忘不僅出於心理上不能承重，而且是受到壓制、威脅，感到恐懼。在中國，說出真相是再困難不過、再危險不過的事 [4]」。徐友漁呼籲公眾和學界應當勇敢面對這段真實發生過的浩劫，警惕歷史記憶被刻意斬斷或曲解，因為「記憶即生命」，直面罪孽才能真正喚醒民族的良知。

套用徐友漁三重耻辱的觀點，我們不妨這样說：造成這些大屠殺，是中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第一重罪孽；造成國民麻木不仁的意識形態控制和專政鎮壓手段是中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第二重罪孽；不僅不反思文革災難，到今天還企圖洗刷文革血迹甚而為文革平反 [5] 則是中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第三重罪孽。

甚麼時候中國人民能够清算中共的三重罪孽呢？

 

[1] 見王友琴：《恐怖的「紅八月」》，載《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六九二），2012-8-20，http://www.cnd.org/cr/ZK12/cr692.gb.html

[2] 見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第十九章「掌權者施行的集體屠殺」。後來他把該書的内容濃縮成為一篇長文《道路·理論·制度》，發表在《新世紀》2016-5-17，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6/05/blog-post_61.html

[3] 徐友漁：「面對文革中多起大屠殺的三重耻辱」，載 中國報道周刊，2009-01-29 https://www.china-week.com/html/4698.htm

[4] 徐友漁，同上引

[5] 習近平在 2013 年提出的所謂「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階段不互相否定」的觀點，實質上是直接否定了中共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並定性為「災難」，從此新版黨史稱文革災難僅僅被視為「艱辛的探索」而不再是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