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

未普:美國為何突然修改美台關係的相關描述?

RFA 20220518

本月5日,美國國務院網站突然更新了美台關係現狀的相關描述,刪除了2018年版本中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不支持台獨」等字句,將「六項保證」納入一中政策。事後,美台都試圖淡化這個問題,稱美國的相關政策沒變,但中方則異常憤怒,譴責美國在玩掏空「一中原則」的小動作。

事實上,美國國務院的動作不是「小動作」,而可能是極具影響力的大動作。問題是,美國為何此時推出這個大動作?本文擬從以下三個方面回答這個問題:1)美中台關係面對的國際局勢發生了根本變化;2)美國相應的對台政策和對策必須隨之改變;3)2018年版本中的描述存在漏洞,這個漏洞對美國不利。

首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美中台面臨的形勢發生了變化。「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不支持台獨」歷來是美中台關係中最敏感的議題。對這些敏感議題,美國一向推行「戰略模糊」政策。對外界的相關問題,如若中國大陸武力攻打台灣,美國會不會派兵支援台灣,美國從不明確表態。過去幾十年間,美國認為這種曖昧與模糊有助於在台海之間維持一種平衡,既讓北京不敢輕易動武,也讓台灣不敢輕言獨立。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這種曖昧與模糊面臨著破功的可能。

拜登剛上台時,華府內部曾有很強的聲音認為美國應放棄對台戰略模糊,但這種聲音並沒有成為主流,一直到俄烏戰爭爆發。俄烏戰爭變成一個美國政府不得不重新考慮美中台關係的重大因素。美國的考慮可能有:普京以北約東擴為由,悍然入侵主權國家烏克蘭;中國和俄羅斯建立「不是聯盟勝似聯盟」的關係,無論如何不肯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北京精心算計中國在武統台灣方面,能從俄烏戰爭中獲得的經驗和啟示。中國大陸武統台灣的可能性,因此而驟然升高。

鑒於此,美國相應的對台政策和對策,必須隨著俄烏戰爭的爆發、發展及終結而發生重大改變。美國政府內部要求放棄對台「戰略模糊」,改採「戰略清晰」的呼聲,在俄烏戰爭爆發後,重新高漲起來。拜登政府的「亞洲沙皇」坎貝爾(Kurt Campbell)去年10月曾主張,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應當維持「戰略模糊」政策不變。但今年5月12日在美國-東盟峰會前夕表示,美國絕不允許下一個「烏克蘭危機」在亞太上演。美國官方最近數月對台灣的訪問和采取的各種友台措施,也頗能說明問題。

更重要的是,2018年版本中對美台關係的描述存在漏洞,美國必須補上這個漏洞,否則會損害美國利益。對此,美國在台協會前理事主席卜睿哲認為,國務院之所以會調整關於美中台關係的描述,是因為之前的闡述方式令人混淆,他說,事實上,從1959年6月以來,沒有一個美國政府說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無論我們承認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漏洞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後,成了美國政府必須要處理的大事兒。

有趣的是,彌補這個漏洞的契機,由中國外交官汪文斌提供。4月26日,布林肯訪問烏克蘭後在國會作證時說,「在台灣問題上,我們決心確保台灣擁有一切必要方法保護自己免受任何潛在的侵略,包括中國採取單方面行動破壞數十年來存在的現狀」。汪文斌回應道,既然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又何來大陸「侵略」台灣一說?美方多次表示不支持台獨,那為何持續對台售武,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5月5日,美國國務院即修正了2018年的說法。二者之間的關聯,是顯而易見的。

美國現在修補這個漏洞,對美國而言,是一件好事。美國可能意識到,中方會借這個漏洞,名正言順地出兵攻打台灣。烏克蘭至今不倒,是因為烏克蘭這個主權國家得到了歐美國家的全力支持,除了直接出兵。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主權屬於中國,美歐等國則防護台灣無名。

魏京生:小习同志这是穷途末路了吗?

RFA 20220518

最近发生了一件让人忍俊不禁的事儿,不是小习患脑瘤,也不是李克强要接班,而是小习的中央办公厅发正式文件要修理老同志了,特别点名曾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这真的让人忍俊不禁,还兼带有点儿幸灾乐祸。他已经堕落到了连提拔自己的老领导都要防范的地步,这还是港台媒体所说的掌控一切的那个独裁者吗?表情落差太大了吧。

先把是否掌控一切这种谣言放下不表,就说在什么情况下,会忍无可忍要和自己的恩师兼前辈们翻脸?那一定是被逼急了,受到了老师和家长的羞辱,脸没地方搁了,气急败坏才会在大众面前丢这个脸。老前辈们为什么不给他这个脸呢?一定是他干了什么让人难以忍受的坏事,必须立刻加以纠正否则后果严重,才让老人们顾不得脸面"妄议中央"了。

小习同志为了连任,搞的一系列倒行逆施不但天怒人怨、民情沸腾,而且连经济也进入了快速下滑的趋势。不但国家和人民陷入绝境,就连共产党的"合法性"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绝境。中共党内竟无一人是男儿,只好打着老人的旗号出来阻止,也就是老百姓们说的,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了。这个钟馗在共产党的传统中还真是有料,竟然打得小鬼脸都没地儿搁了,直接跳脚发红头文件说,"不得妄议中央"。

说起中共老人干政的传统,我倒认为不全是坏事。从民主墙时期到九三年我假释在北京,见识过不少老干部对当时的政治和领导人,"妄议中央"到了超过所谓异议精英的地步。其中级别最高的,已经是这次中央文件所说的担任过领导职位的圈子了。其怨愤之深,语言之粗糙,倒是很有造反出身的特色;而且公开地散布,肯定很大程度地影响了社会舆论。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他们在位的时候好像不是这种立场呀,这就是观察角度不同的原因了。毕竟他们当初被忽悠进共产党的动机,还是为中国人民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多年的洗脑让他们认为,只有跟着共产党的领袖,哪怕干很多荒谬绝伦的事情,比如亩产万斤的大跃进等等,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下台后的观察完全不同了,从老百姓的角度观察和看待事情才使他们醒悟到:这个党和它的领袖正在把国家和人民带入绝境,可他们除了骂几句以外,已经无能为力了。这更增加了他们内心的愤懑。

在我到达美国之后,我父亲所称的一些党内老大姐们要组团来美国看望我。我问为什么,他说老大姐们说:京生所干的是我们年轻时想干而没干成的事业。这说明他们的反省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深刻。恢复老百姓的立场,让他们回到了他们的初心。

现在不但社会上,而且党内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已经忍无可忍。但是党内更无一人是男儿的现状,使得这些老人的牢骚成为了党内斗争的一面旗帜,成为了反对派们的集结号,威胁到了习近平继续倒行逆施的政策路线,包括他的二十大连任的安排。这才是让习近平跳脚的原因。

在习近平的现代化监控之下,就是王岐山这种级别的官员也很难去集结反习的联盟,这一点港台媒体的猜测还是很靠谱的。但是老人帮的出面,意外地产生了很大的集结号效应。这是习近平无法抵挡的一波暴风骤雨,对下一步党内斗争的局面产生了颠覆性的效果。即使中央办公厅下红头文件,也无法平息这一波暴风骤雨。看来下半年大家都有好戏看了。

王丹:李克强真的要取代习近平了吗?

RFA 20220518

最近一段时间,网络上盛传中共高层内部发生严重的权力之争,习近平被迫失去权力,李克强将取代习近平成为新的最高领导人,等等。就连被视为西方主流媒体的《华尔街日报》也在日前报导,在中国经济放缓之际,一度被边缘化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正力促国家主席习近平回调那些部分导致这一局面的政策,称李克强"走出了习近平的阴影"。

外界和媒体的猜测不是毫无依据的,从中国官媒上的确可以看到一些不寻常的迹象。例如,新华社5月14日发表李克强4月25日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长达8000多字的讲话全文。按理说,主题是廉政,但李克强在会中大谈中国经济问题。他强调,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不仅是经济问题,也事关社会稳定大局。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罕见地触及了一些政治问题。他说:政府理应是公平公正竞争的守护者,这也是廉洁施政的重要基础。公共资金资源配置中有很多权力,如果缺失公平,就会滋生腐败。他还说,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利国利民,用不好害人害己。

显然,李克强是在刻意凸显经济问题的严重,这里当然暗含对习近平的经济决策的批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以及产业整顿带来的效应,已经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形势。李克强向习近平发难,只有在经济问题上下手,目的无非就是夺回经济问题上的主导权。现在看来,他的目的是达到了。这才有《华尔街日报》那篇报导,说李克强走出了习近平的阴影。但我认为,这只是说在经济决策方面李克强的声音更大了,如果因此就认为中共决定以李克强全面取代习近平,反面的证据不能忽略 。

反证之一是:日前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这一文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国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显然,中共中央系统在经济决策上的发言权,并没有被剥夺。

反证之二是:李克强在4月25日的讲话中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和政治担当,政府系统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这些延续已久的政治口径中,我们看不到习近平已经失去权力的迹象。

反证之三是:具有中共官方喉舌之称的《求是》杂志,刚刚发表了习近平的文章《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他2021年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现在拿出来发表在《求是》上,政治上维稳的意味很强烈,也是向外界证明,习近平的地位没有受到重大冲击。

李克强最近的活跃,外界有很多猜测,但如果了解过去的历史,就不会太奇怪。当初温家宝快下台的时候,比李克强还激进,防止文革复辟的话都说出来了,最后还不是下台?李克强最近的活跃,我认为是要下台了,"人之将死其言亦善"的表现,想给自己留个好名声而已。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李克强拉高声调,是争取自己认可的总理接班人的人选,以延续自己的政策路线。

我的一位推友说:"李克强马上就要退休走人,他的活动权限都是在习的许可范围内,让他出来挽救目前的经济困局。至于其他解读,实属想多了。"对此观点,我相当认同。

葛兆光: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颠覆性冲击,中国只会“在传统之内变”

 中图网 燕京书评 2022-05-17 02:30
采写︱张弘


中国很早就形成一个政治、思想、社会和文化既重叠又互相支持的完整系统,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颠覆性的冲击,它总是能自己调整,也就是始终"在传统之内变"。所以,外面的知识也好,宗教也好,思想和文化也好,很难零敲碎打地改变中国,而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也很不愿意简单实用的"拿来主义"。……外来文明冲击,必须是整体的、强力的、让中国人觉得是真正比自己高级的,甚至还得有"坚船利炮"加持,才能让中国"在传统之外变",否则传统不太容易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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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达摩被称为中国禅宗始祖,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显示,禅学传入中国不始于达摩。


 近日,著名学者葛兆光教授的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初版1995年面世之后,即引发了学界广泛关注,2008年出版了修订版,而今年的再增订版除了增加一篇长序之外,还替换了一篇附录,对原来的注释和史料征引做了较大的核对和修订,并且对文字再次润色和删改。一部著作二十多年之后仍然魅力不减,这是对其学术价值最好的证明;每次再版都认真修订,由此可见葛兆光教授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 信仰者所述的佛教史,往往因为过多的温情和敬意而不够客观,层层积累而缺乏怀疑的眼光;其次,史家对佛学的研究,更注重的是历史学的方法,努力还原佛学在历史现场的实际情形;再次, 本书对这一时间段禅思想史变迁做细致分析的同时,也涉及了禅宗各派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见到400年间禅宗兴衰及其思想的发展过程。 采访葛兆光教授是我很久的心愿。大约20年前,我曾经编辑过两册和佛教有关的图书,其后也读过一些相关著作。阅读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之前,刚好读完了学者马勇的《中国儒教三千年》,其中部分内容和佛教相关。尽管如此,阅读40多万字的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仍然让人受益匪浅——尽管它只是二十几年前的著作再版。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当下,准确理解和认识传统的中国思想是必不可少的功课,而葛兆光教授的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两卷本《中国思想史》,以及《宅兹中国》等等著作,都不失为重要的参照。 采访葛兆光教授之时,他在封控的上海家中足不出户,恰好修订《中国思想史》的中古佛教部分。就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一书,以及《中国思想史》相关部分涉及的问题,葛兆光教授对燕京书评的采访一一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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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1950年生于上海,198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何为中国:疆域、族群、文化与历史》等。


燕京书评:作为思想史学者,你的研究方法与佛教人士的"内部"研究有何异同?
葛兆光:坦率说,我并不是佛教专家。记得1980年前后,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就跟我说,两门学问不能碰,一是"红学",二是"佛学",都是无底洞,深不可测。他虽然有点儿开玩笑,但是说得也有道理。我对这一点很有自觉,所以,我要一再声明三点: 首先,我不是研究佛教或佛学,而是研究和佛教相关的历史,这一点你在《中国禅思想史》里也能看得出来,重点是在历史。以前,胡适、陈寅恪、汤用彤他们,其实都是这样的,他们和杨文会、太虚这些人不一样,研究佛教不是因为信仰,和欧阳竟无、吕澂也不一样,也不主要是讨论佛教哲理,研究的重心是历史,所以,我在《(再修订本)中国禅思想史》的代序中,用的就是"在胡适的延长线上"这个标题。 其次,仅仅是佛教历史,也很长很复杂,我掐头去尾,因为没有受过那种特别的语言训练,所以我基本不敢碰印度佛教,即使是汉文佛典和中国佛教,其实,也只对三个时段的历史和文献有兴趣:一是中古佛教,因为它是佛教进入中国,与儒家、道教互相冲突融合,并在中国生根的时期;二是宋代以前的禅宗,从1980年代我写《禅宗与中国文化》以来,我就始终对这个被称为佛教中国化的关键时代有兴趣,而且禅宗史可以作为重新改写被攀龙附凤的历史,综合传世文献、石刻资料、敦煌文书进行史料批判的绝佳领域。当然,现在禅宗史研究的热点逐渐转移到宋代,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所谓黄金时代的唐代禅宗,基本上是宋代建构起来的,像Morten Schlutter的How Zen Become Zen,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不过也多少有点儿太后现代,我还是觉得,通过历史和文献,可以摸清唐代禅宗历史;三是晚清中国佛教的复兴,以及它与日本佛教的关系,因为我1990年代几次去日本,刚好看了很多日本这方面的文献和论著,觉得这是一个过去关注不够,但是,对现代中国思想很有影响的事,可以拿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宗教转型来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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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

作者: 葛兆光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2年1月


内容简介:本书以历史学与文献学的方法,叙述6—10世纪中国禅思想史的脉络与演变。作者综合禅门史料、石刻文献、传世文集和敦煌文书,从历史、思想、文化意义及影响三个维度,考证、叙述禅史关键的四个世纪中,禅宗及其思想的历史变化过程。在20世纪以来禅宗史研究的基础上,不仅修正了此前禅史研究的若干结论,而且对禅思想的内涵及其意义,提出若干与前人不同的新看法。


 燕京书评:用许理和的话说,佛教征服了中国,《中国思想史》在承认这一面的同时,也谈及了中国融化佛教的一面。有学者认为,佛教从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到宋代真正融入中国用了一千多年时间。如果此说不差,那么它似乎显示,文明的融合、观念的碰撞和普及需要足够的时间和其他条件,其间可能会一波三折——例如《中国禅思想史》再增订本中提及的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周世宗灭佛(三武一宗灭佛)。除了道教和佛教的宗教竞争之外,统治者为什么要灭佛?佛教融入中国的成功案例,对于外来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怎样的启示? 

葛兆光:关于这个话题,请允许我扯远一点儿。 你知道,古代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相对完整的思想和文化体系,你看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就可以了解,殷周之际历史方向的大变动,让古代中国很早就形成一个特别的政治、思想、社会和文化系统,就是所谓"礼乐文明"。到了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实行郡县制、强力推行"行同伦、书同文、车同轨",逐渐把这个儒法合一的政治、思想、社会和文化系统从上到下,加以制度化、意识形态化和世俗生活化,这就是我常说的,思想史应当注意的"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有人说是这是"早熟",好像马克思也那么说过,不过这个词儿不太好,因为"早熟"就好像另有一个"正常"的,而中国好像不那么"正常",像个早产儿似的,所以我只能说,它确实很早就形成一个政治、思想、社会和文化既重叠又互相支持的完整系统,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颠覆性的冲击,它总是能自己调整,也就是始终"在传统之内变"。所以,外面的知识也好,宗教也好,思想和文化也好,很难零敲碎打地改变中国,而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也很不愿意简单实用的"拿来主义"。尽管鲁迅早就说过这种"拿来主义"有好处,但传统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总是要有体有用,有道有器,有本有末,用我的话说就是有一种"整体主义"的倾向。你看,晚清民初一直到当代的李泽厚先生,为什么老是要讨论"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其实就是因为中国知识人习惯于,要整体理解和接受另一种知识、思想或信仰,不能简单拿来就算,这就导致了所谓 "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有人说,传统中国文明就像一个一字长蛇阵,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外来文明冲击,必须是整体的、强力的、让中国人觉得是真正比自己高级的,甚至还得有"坚船利炮"加持,才能让中国"在传统之外变",否则传统不太容易被改变。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很不一样,大概比较早就形成系统的文明,要改变都不那么容易。 所以,中古时期佛教进入中国,也应该这么看。严格意义上说,对传统中国产生整体冲击,大概历史上只有两次,一次是中古的佛教传来,一次是晚清的西潮冲击。中古佛教传来,就是外来的另一个文明对本土文明体系的整体冲击。但中古时期的佛教传来,不像后来晚清时代,一方面清廷自己已经衰落得不行,另一方面那时的外来文化,除了先进制度还有"坚船利炮"。所以,中古佛教进来,冲击是冲击了,但这只是"软冲击",中古中国的反应就和晚清中国的反应不同,晚清是没办法,不变就亡国亡种了,不得不两只脚都走出去,这就是"在传统之外变"了。而中古时期对佛教回应的时候,则还是我强你弱,仍然可以"在传统之内变",也就是可以自我调整,渐渐适应,然后改造你外来的东西。所以,我并不完全赞成"佛教征服中国"的这个"征服"说法,我在《中国思想史》中就说,佛教进入中国,与其说是许里和说的"征服(Conquest)",不如是陈观胜说的(被)"转化(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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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台看历史卸妆》

作者:葛兆光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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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京书评:在西方国家,基督教相当长的时间凌驾于世俗国家之上。即便在政教分离之后,也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而不是王权的附庸。但是,《中国思想史》《中国禅思想史》显示,无论是汉代形成的道教,还是传入中国的佛教,一直受到皇权的管控和钳制。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包括禅宗,也包括儒家),皇帝喜好或推崇即兴,皇帝厌恶则处于边缘。为什么? 

葛兆光:这就是中国和欧洲在宗教、政治与文化上结构性差异之一。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很悠久的政治传统,所以,我把东晋末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引起的讨论,看成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等一的大事因缘。经过几百年反复争论,最终还是传统的政治伦理压倒外来的宗教信仰。按照唐代初期士大夫的说法,佛教在古代中国传统中,一方面对父母是不孝,一方面对君主是不忠,而"人伦大者,莫如君父",如果这样,它很难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立足。所以,有关"沙门不敬王者"也就是宗教与皇权的争论,最终在唐代见了分晓。唐高宗显庆二年(657)朝廷规定,宗教徒必须礼拜王者,而父母与君主不用礼拜僧尼,也就是说宗教必须服从政治。到了唐玄宗天宝五载(746),更宣布"以官辖寺,以寺辖僧",用官方掌握的度牒,注明僧人名号及所属寺院,以证明身份,等于让僧尼道士也如同编户齐民,这更限制了宗教徒的组织与行动自由。这说明什么?说明政治还是在宗教之上。就连管和尚道士的和尚道士,也仍然要由朝廷任命,说你是几级几品,就几级几品,让我不高兴,我就灭了你。你别看中古石雕有《礼佛图》,好像君王都朝拜佛陀。你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在大厅一眼就能看到的,一面是山西佛寺的巨大壁画,一面就是中古的《礼佛图》石雕。可是实际上,政治还是裁判一切的,你看雍正皇帝,他对佛教道教的评判,可不都是居高临下的? 有学者说过,这一点影响特别大。因为在政治上,中国的皇权三合一,也就是史华兹和林毓生讲的,是Universal Kingship, 他既是政治最高权力,也是宗教神圣领袖,还是知识的垄断和裁判者,所以有人形容,他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如果是在欧洲,宗教和王权彼此对立,形成互相制衡的两极,就像围棋有两只眼是活的。你一旦在宗教上受到压抑,你可能在王权下逃遁,你一旦政治上受到压抑,你也可以在宗教中得到精神庇护。可是在古代中国,宗教没有什么力量,它匍匐在皇权之下,你看佛教寺庙门外大墙上,都要一面写"法轮常转",一面还要写"皇图永固"嘛,所以你无所遁逃。 其实,中国不光和欧洲不一样,和日本也不一样。你别看日本文化受中国影响,其实,就像丸山真男说的,有"深厚的古层"和"执拗的低音"始终在修正、在改造外来的文化。日本的宗教不光有"神佛习合"这样很日本风的特色,而且他们进入政治很深,宗教领袖的地位很高,宗教的独立性很强,甚至宗教还有自己的武装,禅宗和尚还总是担任国家的外交官员和外交使节。有一个故事很有代表性,就是日本的白河法皇(1053-1129)就曾说过,当天皇虽然神圣,但也有"三不如意",就是再神圣也管不了贺茂川(鸭川)的水、双六(陆)的赛(目)和山法师,其中"山法师"指的就是延历寺的僧兵。所谓京都的延历寺和奈良的兴福寺,叫作"南都北岭",非常强横,和诸侯没有两样,所以,1571年统一了日本南北的织田信长(1534-1582),要火烧延历寺,攻打大阪的石山本愿寺(在今大阪)织田信长要强化将军的权力,统一全日本,就不得不向日本的佛教宣战,这是因为当时佛教寺院势力太大。有人可能了解,日本史上有所谓"显密体制",1970年代日本学者黑田俊雄就提出过日本史上这种特别的现象,这个概念在理解中古日本史,甚至近世日本的时候,都很有用。日本的王权与神佛,虽然不像欧洲教廷和国王那么明显二元,但是一显一密,也和中国不一样。因此,宗教对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还是很重要的,在明治维新的时候,要支撑天皇和国体的神圣性,是靠外来宗教还是靠本土宗教,才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才有了"神佛判然令"这样影响政治局势走向的,关于宗教问题的制度,才会有把神道教当作国教这种强化天皇和国家神圣性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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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六祖慧能像。 

燕京书评: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曾经以其深邃的义理,完整的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性吸引了一部分人。这既有宗教信仰的原因,也有知识和思想上的吸引力(《中国思想史》、第一卷564页)。但是,8世纪以后,中国佛教的理论兴趣衰退,禅宗瓦解了宗教的严肃性和深刻性(《中国禅思想史》460-461页)。最深奥最深刻的唯识宗寿命最短,以义理分析见长的三论宗、华严宗信众不多,而方法直接、义理简明的天台宗、禅宗、净土宗信众较多。除了人性天然的趋易畏难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葛兆光:历史学者很怕从人性、性情、感情这些不太能确定的因素上分析问题,因为那些因素一般无法实证,而历史是讲证据的。你说,人们"趋易畏难"的天性,造成某些宗派兴盛,某些宗派衰落,我也相信,从感觉上来看可能是真的。但是,作为严肃的学院的历史分析,不好这么说。我们还是需要从理解和接受佛教的中国思想土壤,上层文化人与普通民众的兴趣差异,以及皇权的支持与否,佛教某个宗派有没有出现过杰出领袖和思想天才这几方面讨论,特别是,要从那个时代的知识风气和文化背景去分析。
我举两个例子。比如,你说唯识宗寿命短,因为它太深奥最深刻,学起来很难,但晚清民初为什么唯识学却突然非常兴盛了呢?如果你从当时面对西学,唯识学的细密分析可以回应西学,可以鼓舞东方信心等方面去分析,你就知道,为什么杨文会他们为什么要急着从日本收集中土长久遗失的唯识文献,章太炎这些人为什么要吭哧吭哧地去啃艰难的唯识著作;又比如,你没有提及的密宗,在唐代据说是"三传而绝"。也许,三密相应、阿字观、月轮观这类神秘主义宗教风格,有点儿不适合中国文化人很早就有的"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传统,可是,为什么在日本真言宗却始终长盛不衰?到了民国时期,中国还得派出僧人去日本高野山学习。这恐怕也有时代背景和文化土壤的问题。
前面我说过,对于佛教研究来说,我太偏重历史。我不能说其他方法和途径不好,不过我说过,我还是在胡适历史学和文献学的延长线上。其实,这也是思想史的路数,分析思想的"语境",就是剑桥斯金纳提倡的思想史方法,它把"史"这一面给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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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文化讲义》

作者:葛兆光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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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京书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512-526页)分析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吸引很多信众的原因,但我想到这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社会地位低下的下下人)生存压力巨大,生活贫困,而专制统治和等级秩序,以及宗法制对民众形成了种种的人身控制,入汉以后的儒法合流又使得官方意识形态对民众实施了精神上的操纵。在无可逃遁的君主制下,绝大多数底层民众既看不到生活改善的希望,现实中的生存乐趣也极少。在此情况下,佛教向民众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死后世界以及积德行善换取更好的来生,一方面使人淡化了生存的痛苦,接受悲惨的命运;另一方面又使之接受现实世界中的种种控制和规训,用善恶报应等等自我安慰。你怎么看? 

葛兆光:佛教在最初是怎么吸引信众的?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梁启超先指出,佛教能兴盛,能吸引人,一方面和它借助巫术就是所谓"咒法神通"之力有关,所以"只有宗教的意味,绝无学术的意味",一方面和战乱有关,就是你说的那些"看不到希望"之类的社会原因。稍后,汤用彤也指出,佛教之所以在中古时期大盛,一是方术的力量,二是胡人政治泯灭华夷界限,三是祸福报应深入人心。这些都很对。所以,我前些年给研究生讲课,曾经专门讲《魏书释老志》,讲义后来在刊物上发表了,我觉得,中古佛教之所以能够吸引信众,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佛教最初进入中国,确实是依傍了传统方技数术,也就是民间巫术的力量,靠神奇吸引信仰者;二是这个外来宗教能传播开来,确实和当时异族入主中原有关,汤用彤说的没错;三是佛教传播迅速,也因为那些祸福报应之说,既有切身的浅显道理,他们也有高明的宣传手段。这三点都和前人说的没有差异,不过,我还说了第四点,就是佛教信仰从星散的到系统的传播,以及佛教纪律的成熟和它教团的组织化。像道安定《僧尼轨范》,让信众有了组织、制度和规矩,就不是打游击的野和尚了,这样,佛教就站住了,既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也受到了民众的敬仰。 其实这些个说法,就是过去说的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的分析方法。至今我觉得大体上没有错。当然,是不是可以再深入一些?你如果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中古的佛教之所以能吸引很多信众,除了"许诺一个美好的死后世界"和"积德行善换取更好的来生"之外,还有实际的措施,比如出家之后,寺院有自己的田地,可以自给自足,成了僧祇户,不在朝廷版籍之中,可以免除赋税,寺院又有长生库,荒年可以安度。后来,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和这个有关?而朝廷不时要打击佛教,包括一些官僚要限制佛教,也大概和这个原因有关?我记得,以前何兹全、谢和耐他们,都研究过这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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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七祖神会。   

燕京书评:庄子思想、魏晋玄学和禅学之间,在观念上存在着很多类似或相似的地方,知识精英(上上人)追求自然适意的心灵,这些因素都促成了中国禅的产生和兴盛。是否可以说,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通过统治者和精英阶层认可和传播,有意开设方便法门以实现这种交易? 

葛兆光: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多说几句。佛教尤其是禅宗,他们开设方便法门,是不是"为了通过统治者和精英阶层的认可"?我们分两方面说。 一方面,通过统治者认可,这并不一定非得要方便法门不可。我们看历史上佛教得到皇权认可和支持的例子,像南方讲义理的佛教得到梁武帝支持,靠的恐怕不是方便法门,而是深刻的道理、玄妙的解说和标高的理想;又比如禅宗,神秀和神会,北宗和南宗,一个是渐修一个是顿悟,并不一样,也都得到过皇帝的支持;我在《中国禅思想史》里讲到南宗禅最终胜利是在九世纪初,但是不是南宗禅的道理说服了皇帝呢?未必。皇帝考量接受哪个宗教,怎样安顿各个宗教,我想还是政治考虑比较多。包括是不是有利于稳定统治,是不是可以增加皇权的神圣性,是不是对国家经济税收有影响,是不是有利于地方社会的秩序稳定?你看宋孝宗说的,以儒家治世,以佛教治心,以道教治身,大体上是从实用考虑的。以前我读季羡林先生的《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序,他分析唐高宗、武则天时代,佛教为什么得到王权的支持,我觉得他主要是从社会史、政治史的角度说的,但说得大体不错。他说,宗教对于王权的作用,才决定宗教在中国的荣辱盛衰。宗教对于王权的用途,包括六方面:第一,哪个宗教拥立了自己?第二,哪一个宗教对眼前或将来的统治有用?第三,哪一个宗教能为皇家脸上贴金?第四,哪一个宗教有利于扩大版图?第五,哪一个宗教有利于长生不老?第六,如果是一个女皇,他说的是武则天,那么,哪一个宗教能抬高妇女的地位?这恐怕才是佛教在传统中国荣辱兴衰的关键。 但另一方面,禅宗得到精英阶层的认可,"方便法门"也确实是有一定作用,它把自己原来艰深的理论、艰苦的实践、苛刻的纪律都简化了,原本庄严的变得亲切,原本很难的变得容易,原本需要漫长过程的现在一转身就是。但更重要的是,中晚唐五代以后,好多有文化的士大夫进入禅宗,他们把禅宗变得很高雅很有文化,也让禅宗形成玄妙高雅的那一部分内容,你看那些公案机锋,简直就像诗歌和谜语,几乎成了智力较量,这才使得精英阶层有兴趣加入其中。我在《中国禅思想史》的最后,就特别讲这一点,那时候,精英阶层中的人,"在参禅访师的时候,与禅师进行智力和语言的较量,与禅师斗机锋参公案,把话说得富于机巧和幽默,人们的精力集中在语言的暗示性、丰富性和包容性上。他们充分地运用汉语的特征,在生活中讲述一些意味深长的话语,或写出一些含蓄幽默的诗句,这越来越成为上层文化人的业余爱好。在这种时候,它的宗教性就在这些信仰者心中,越来越淡化,倒是它的语言艺术和生活趣味,倒是日益成为信仰者关注的中心。于是,那些精彩绝伦的对话和富于哲理的机锋,也渐渐失去了它对常识和理性的超越性和批判性,成为文人表现生活情趣和文学智慧的语言技巧"。你看,宋代以后喜欢禅宗的杨亿、苏轼、黄庭坚这些人,其实,对禅宗既有人生观的亲近,也有文学上的偏爱。 不过,南宗禅最后成为主流,导致士大夫的禅宗兴趣也南宗化了,这个趋向其实也在瓦解佛教禅宗的宗教性质。过去,历史叙述不是有点儿进化论,就是有点"成王败寇",好像北宗打不过南宗,北宗的文化就不咋地,水平就低一等,所以,我在《中国禅思想史》里为什么特别要特别强调,倒是北宗禅"守住了宗教最后防线",就是因为它还坐禅,还思考,还要经历漫长的修行实践。可是,南宗禅讲"顿悟"、讲"随意",把宗教必须有的信仰、实践和纪律都扔了,当然士大夫们喜欢它,可以让生活很艺术化,有情趣,可是,它就不是宗教了。要知道,一个宗教,在社会中要维持自身的存在,而且要维持人们对它有坚定信仰,你必须要有用,要能指导信众从此岸到彼岸,从沉沦到解脱,不仅要有修行指引的能力,而且还得有一点儿组织纪律。一旦你把原来艰苦的宗教实践变成方便的人生乐趣,把过去深刻的义理学习变成优雅的文学游戏,把严格的宗教纪律变成随意的生活态度,这就很麻烦了。尽管它推动了唐宋以后,士大夫艺术化的人生追求,但是,它也把原来严格的、有纪律的、实践很艰难的宗教信仰全瓦解了。你从此岸到彼岸,总还要跋涉吧,如果此岸就是彼岸,那还要宗教干什么?后来一部分禅宗风格变得含糊甚至狂放,甚至最后没有人对它有敬畏和尊重,恐怕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当然,如果要说为什么在社会普通民众那里,禅宗还有净土,最终会在中国成为佛教最大、最有影响的宗派,在某种意义上说,可能确实和信仰的方便简易有关,坐坐禅,念念佛,就可以和佛陀交易未来,跳脱六道轮回,当然信仰者就比较多,特别是文化层次比较低的信众就多。只是需要说明,这种方便简易,也会瓦解自身。假如一个宗教,总是门票那么便宜,门槛那么低,恐怕也庄严不起来,它的神圣感也不强烈。也许,在传统中国,佛教不能像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强大、独立和有凝聚力、号召力,除了皇权高于一切这个大背景之外,和佛教这种逐渐"去宗教化的宗教"趋向,也有一定关系?这个就是一个需要再探讨的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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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7日星期二

乔尔根·默勒:是时候终结“俄罗斯帝国”,使其转变成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了

2022-05-16 12:50:48
来源:钝角网 作者: 乔尔根·默勒;昀舒/译

只有让俄罗斯放弃帝国的情结,重新定位为民族国家,改革才能得以进行。这一过程当然痛苦的,象征着威望的丧失,但却能为俄罗斯人民带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景,并为其领导人带来可与数百年来伟大的俄罗斯领导者相媲美的成就。

  西方已经赢得了这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企图失败了;它的军队经过实战的检验,其弱点暴露无遗。毫无疑问,乌克兰人民已经地证明,已经尝到自由的滋味后是不会放弃的。围绕支持乌克兰的共同政策,欧洲人团结一致,不仅表明他们愿意付出经济代价,也表明他们不愿意让邻国的自由受到威胁。美国人也介入了,提供了决定性的军事援助。

  现在是缔造和平的时候了——不是处于弱势的地位,而是基于强势的立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俄罗斯政府的官员们非常清楚当前的局面和力量对比。他们不喜欢这种状态,想要摆脱因为他们的鲁莽造成的灾难性局面。但他们不会在屈辱中收手,主动求和。

  上世纪40年代末,乔治·凯南建议采取遏制战略,以应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挑战。那种策略是有效的。现在,应该运用的战略恰恰相反:可以将俄罗斯纳入一个欧洲体系,甚至可能是全球体系,而非直接针对莫斯科。将俄罗斯的安全担忧考虑在内,同时要认识到俄罗斯的邻国对其怀有植根于苦难历史深处的恐惧。

  尽管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今天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可能已不复存在。但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欧洲这边。然而,关键在于,欧洲的未来不应被过去发生的事情所阻碍。只有构建新的欧洲安全框架,才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发挥的作用没有那么大。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对欧洲所扮演的角色有所质疑。遗憾的是,答案一直没有找到。到今天,或许时机已到。

  被称为"欧洲之父"的让·莫内(欧盟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欧洲将在危机中形成,并将成为为应对这些危机所采取的解决方案的总和。。"

  到目前为止,这个预测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俄罗斯引发的危机迫使欧盟团结起来应对外部威胁,并重新认识到捍卫其社会模式的重要性,必要时可以使用军事手段。毫无疑问,选择这种做法会有反对和争论,并不是所有现有的欧盟成员国都能坚持下去。其他非欧盟成员国甚至可能在没有成为欧盟正式成员的情况下也想加入这一行列,这对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来说,负担可能过于繁重。

  但现在,情况应该是很明显的,如果俄罗斯觉得自己被边缘化,处于西方的潜在威胁之下,那么欧洲的安全秩序就不可能被很好地塑造出来。然而,被边缘化或被切断与欧洲的联系并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相反,俄罗斯的主要安全问题出现在东部的中亚地区,即高加索地区的国家,而不是欧洲。在俄罗斯国内,政府必须解决其庞大的穆斯林人口所表达的不满。

  在政治上,乌克兰危机使欧盟必须与俄罗斯断绝关系,但在经济上,这没有任何意义。俄罗斯仍然是欧洲明确的能源合作伙伴。在交通方面也是如此,俄罗斯与亚洲的陆路连接可能对其自身、欧盟和中国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战略工程的主要障碍是俄罗斯作为超级大国和帝国的历史情结。然而,其他欧洲国家已经设法处理了这些问题。

  从概念上讲,俄罗斯帝国和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没有区别。英国和法国在过渡时期处理得相当好。它们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没有令人不快的声望损失,重新构建了国家的核心部分,而且没有破坏其社会和政治结构。

  法国在1960年左右摇摇欲坠,当时遇到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但后来稳住了阵脚。自那以后,巴黎和伦敦一直努力以一种可行的姿态,将它们当时掌握的权力和过去的威望结合起来。通过在塑造欧盟中发挥重要作用,法国做到了这一点。英国也尝试了同样的做法,但发现它与过去的历史角色并不相符。

  当前的俄罗斯就像1960年的英国和法国。现在该轮到莫斯科看清事情的真相了,现实并不是它希望看到的样子。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取得的成就不多。俄罗斯的基本经济结构和政治模式虽然被贴上了其他标签,但它仍然保留着指令性经济和专制政府。俄罗斯人的心态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至少对于那些30岁以上的人来说是这样。俄罗斯前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一直在掩盖这一点,但乌克兰战争却无情地让人们看清了现实。

  只有让俄罗斯放弃帝国的情结,重新定位为民族国家,改革才能得以进行。这一过程当然痛苦的,象征着威望的丧失,但却能为俄罗斯人民带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景,并为其领导人带来可与数百年来伟大的俄罗斯领导者相媲美的成就。

  这种前景的障碍显而易见。在俄罗斯联邦内部,仍有一些共和国怀有分离的野心。俄罗斯1.45 亿人口中,只有81%是俄罗斯人,因此,俄罗斯的基本哲学和具有特殊使命的东正教很难与现实相调和。邻国认为它就像沙俄帝国和苏联帝国一样,到处耀武自威,发出各种威胁,脱离现实。

  如果成功,俄罗斯可能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与自己和邻国和平相处。成为欧洲大家庭中的真正成员,这正是一些俄罗斯领导人所追求却没能实现的目标。对俄罗斯来说,这样做的好处是巨大的:不仅可以让莫斯科减少国防开支,还可以将资金投入到俄罗斯较贫穷的地区,防止其脱离。

  考虑到相互间的猜疑,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俄罗斯和欧洲都将坚持拥有阻止对方采取"冒险"行动的防卫能力。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军事存在是必不可少的,至少要到欧洲具备可信的自主防卫能力——也许需要十年,也许还要更久。俄罗斯的核武库比欧洲人所想象的强大得多,只有通过美国在欧洲的安全承诺才能抵消其威胁。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战略是可取。除了核武库,俄罗斯对美国不构成任何威胁。对全球一些孤立的地区来说,莫斯科可能是一个麻烦,但它远不像过去的苏联那样是一个挑战者。

  对欧洲、俄罗斯和美国来说,这种政策的关键是走向某种军事平衡,以确保它们中没有一个国家有任何机会能够对某个欧洲民族国家发动军事侵略。如果这种情况得以实现,并持续十年或二十年,可能有利于俄罗斯开启融入欧洲的进程。

  如果不选择这样一种前景,俄罗斯就只会永远处于失衡状态,继续怀有无法实现的梦想,即复兴其"辉煌"的过去——那从来就不是辉煌的,但通过历史的镜像看可能显得光鲜——威胁着自己的人民和邻国。

  1991年以来的现实,就是俄罗斯和欧美国家各自坚持其策略的糟糕结果。尝试一些其他的做法,总归不会比现在的局面坏到哪里去。

  作者简介:乔尔根·默勒(Joergen Oerstroem Moeller)系丹麦皇家外交部的前国务秘书。本文由"钝角网"编译自《国家利益》网站。

欧盟加强与美合作,与中国经济进一步脱钩

20220518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17日的布鲁塞尔经济论坛开幕讲演上表示,中国在某些技术领域为建立相应的市场份额,采用了 "不公平 "的贸易做法。她敦促欧盟共同合作,"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竞争,以帮助鼓励北京的变革"。

近期美欧间高层互访频繁,这表明在乌俄战争爆发后,欧盟与美国在经济领域,尤其是高新科技方面的的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正试图通过扩大欧盟与美国间在数字科技方面的经济规模,以及确保半导体等关键供应链的安全,来深化美国和欧盟的合作。

与此同时,在高新科技领域,欧美与中国的进一步脱钩正在成为现实。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懋之(Mathieu Duchâtel)表示,"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开启一个新的讨论阶段,这几乎像一个新的起点"。

鼓励北京的变革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布鲁塞尔经济论坛开幕演讲中,强调了在新能源经济领域,需要建立对于新材料的战略自主权。

她表示,"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激励各种产品的供应链向更多可信赖的国家 "转移",以便我们能够继续安全地扩大市场准入,同时降低我们的经济以及我们的贸易伙伴的风险。

中国在锂提炼、锂离子电池生产和太阳能面板生产等新能源领域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对此,耶伦表示,"我们已经接受了在稀土供应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这些矿物和材料构成了航空、汽车生产、电池制造、可再生能源系统和技术制造的重要投入。中国拥有全球60%的稀土开采和近40%的储量,这让中国具有地缘战略方面的优势"。

"中国正在某些技术产品中建立了相应的市场份额,并寻求在半导体的制造和使用中取得主导地位。而中国为了取得这一地位,采用了各种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我们都期望能鼓励中国放弃那些令人反感的做法。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有更好的机会与中国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竞争,这将有利于我们的企业和消费者",耶伦在演讲中表示。

以符合民主价值观的方式调整技术标准

耶伦的讲话,与16日结束的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形成了相互呼应。该次会议提出"摆脱对威权国家的经济依赖",期望美欧双方在四个方面深化合作。其中包括消除强迫劳动,提高稀土、太阳能及芯片产业的供应链多样化与透明度。美国和欧盟的高级官员均表示,他们同意扩大在关键技术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以将加强双方的半导体生产能力。双方将一同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的执法,并抗衡北京的经济政策。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在TTC第二次会议后表示,美国和欧盟将"共同努力,以符合我们民主价值观的方式调整我们的技术标准",以对抗中国和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会后公报称,美欧已解决了一些长期存在的双边问题,包括双方在关税方面的分歧。双方将利用伙伴关系力量,打击非市场的、扭曲贸易的做法,这一说法,无疑是针对中国。

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亚洲计划主任杜懋之对美国之音表示:"大的趋势是,跨大西洋的趋同,通过中国一起解决贸易和技术问题的趋同。这就是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存在的原因。而且,它已经实现了欧盟和美国在对中国关系中有影响的几个问题上的分歧的缩小"。

"我认为这次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美国希望欧盟能够更快、更深入地认同美国的立场,特别是在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领域,这在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中是由出口管制工作组负责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投资筛选工作组,因为这两个小组实际上可以阻止中国对西方技术的获取。美国已经在考虑把对俄罗斯的技术转让限制制度作为一个蓝本,用来对付中国",杜懋之说道。

美欧在对中问题上的温度差

此次TTC的巴黎会议,是去年秋天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首次会议的延续。

在去年的首次会议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就曾对媒体表示,"我们必须与欧洲的盟友合作,不让中国获得最先进的技术,使他们无法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追赶上来"。雷蒙多还期望通过"施压"等方式,让中国遵守现有的市场规则。

首次TTC会议发表的《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理事会创始联合声明》中,涉及到双方在五个重点领域的合作,投资审查、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半导体供应链和全球贸易挑战。在应对全球贸易挑战中,着重提及了针对非市场经济体的相关行为,如强制技术转移、产业补贴等中国政府的常用政策。

另一方面,欧盟则期望通过该会议机制,进一步提升其在世界经济规则和标准制定方面的影响力,并在释放"TTC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的信号,以淡化TTC中对抗中国,或是与中国经济脱钩的一面。

对于美国和欧盟在对中问题上的这种温度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锐生(Steve Tsang)向美国之音表示,"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欧盟将其与中国的关系视为是复杂的。在部分领域是合作伙伴,在部分领域是竞争关系,美国也是如此的。但美国现在主要是从战略竞争对手的角度看待中国,而不是合作伙伴"。

"我认为这就是两者间的主要区别。美国与中国有直接的安全竞争关系,在一些主要潜在的爆发点上,有可能导致美国和中国在军事方面的相互对峙,但这种情况目前在欧盟或欧洲与中国之间是不存在的",曾锐生说道。

而杜懋之则表示,"这意味着将建立一个比我们目前拥有的更严格的,限制中国获取西方技术的制度。但欧盟目前正在争论,这个制度对俄罗斯来说是例外,因为这是一个战时的制度。这是为了应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入侵,它是非常具体和特殊的"。

"因此,我认为在这个方面,美国和欧盟之间存在着温度差。当涉及到技术限制时,我们(欧盟)想走多远,这就是温度差的体现。但必须要说,在对待中国的技术转让问题上,美国和欧盟之间已经有了很多共识",杜懋之说道。

欧盟在对中问题上的立场转变

耶伦在17日的演讲中表示,西方国家有一些必须解决的共同弱点,当中国不能在西方国家中拉一个打一个的时候,它会更有可能顺应西方的要求。她说,"拜登政府相信这类的合作比单边主义更有效"。

中国在处理乌俄战争中的立场,也使欧盟内部开始对欧中关系的未来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因此,除了美国外,欧盟也在进一步强化民主价值观国家间的合作,比如,欧盟和日本之间的合作。

在上周五举行的欧盟-日本峰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表达了对现有国际局势的严重担忧,她表示,"俄罗斯因其对乌克兰发动野蛮的战争,以及与中国缔结令人担忧的协议,对世界秩序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

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也表示,希望与日益强硬的中国加深磋商,他说,"我们认为,中国也须将其强硬用于捍卫对其发展带来益处的多边体系之上"。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研究员阿亚·阿达奇(Aya Adachi)在美国之音的邮件采访中表示,"欧盟和日本都认为,它们需要加紧努力,成为更加自主和积极的外交政策参与者,因为只依靠美国已经不再是可行的选择。这为合作和处理诸如中国和俄罗斯等紧迫问题提供了共同基础"。

"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和方法,比如利用他们的经济实力来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仅在两者之间通过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在欧盟-日本峰会上宣布的数字伙伴关系,而且还将促进与第三国之间的基于规则的贸易"。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纷争不断的中日领土争端,欧盟在站队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但此次的欧盟-日本峰会后,欧日首次采取联合立场,在其联合声明中对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领土争端表示了关切,而以前的版本只提到了南海问题。

"虽然这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小的姿态,但这也是欧盟-日本伙伴关系加深的一个标志。这一调整可以被看作是欧盟对中国政策更广泛变化的一部分。欧盟已经认识到北京是一个战略对手,有必要采取多层次的方法,包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参与",阿达奇在邮件采访中这样表示。

林保華:要名不要命,習皇騎零難下

2022/05/18 05:30
自由時報

全球正在面臨武漢肺炎這個本世紀人類生存的最大挑戰,台灣也不例外。台灣防疫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同任何事物一樣不可能盡善盡美,這有待執政者與大家共同努力。但是就是有中共第五縱隊一直將防疫與今年選舉扯在一起,轉移防疫焦點來製造混亂。有些人頭腦簡單,跟著這個風向走而亂上加亂。如果身在廬山而不見廬山真面目,就應多看看中國的防疫:只怕不識貨,不怕貨比貨。難道台灣人覺得中國做的更好而跟隨中國封城?

大家看到中國防疫的表面現象已經夠可怕了,台北願意與上海共演雙城記來體現一家親嗎?北京大學學生宿舍被圍學生夜裡出來抗爭,揭穿習近平到人民大學聲稱關心年輕人的謊言。目前疫情正在向北京、四川、深圳擴展;中國放棄了明年舉辦的亞洲盃,亞運與世大運也都延期。

習近平清零要到什麼時候?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在最新一期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說,要提前規劃建立永久性的方艙。也就是永久性清零、永久性集中營,習近平騎在清零虎背上下不來了。台灣有哪些企業願意陪葬?個人則悉聽尊便。

中國上上下下都有人反對清零,但是獨裁體制的效率就是把他們消音,甚至抓起來。北大學生出來幾個小時,黨組織當晚立即要學生們互相檢舉誰不在宿舍裡。但是還會有人前仆後繼!高層的內鬥更神秘,只能從蛛絲馬跡去觀察。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香港媒體報導,四月廿九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廿五名成員有六名缺席。看缺席名單,除了孫春蘭、李強在上海防疫不讓他們把病毒帶來北京,其他幾個原因不明,連習近平親信、身在北京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也沒來。是多人染疫,還是內部大清洗?

習近平不願意與病毒共存,當然是擔心一旦鬆綁,在今秋中共二十大前可能有數千萬人染疫,他這個天子要怎麼做?更重要的是,習近平很愛國,只准國人接種國產疫苗,連上海復星代理的BNT,也僅供高幹與統戰使用及發災難財。而國產的科興等疫苗已經被證明是全球效益最低的疫苗,倘若要與病毒共存,必須開放外國疫苗供國人接種才能減少感染率與死亡率,香港證明了這一點。這樣中共既要破財,疫苗外交也淪為悲劇,更是嚴重傷害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招牌被習近平自己砸了,他這個天子怎能做下去?

中國製造了武漢肺炎,最早研發疫苗與防疫措施,然而這兩年內習近平不顧中國人的人命而忙於利用武肺沽名釣譽及擴展自己權勢,導致今日苦果。於今唯有死撐清零,綁架十四億國人為他陪葬。台灣那些共奴也要台灣為習近平陪葬,是可忍,孰不可忍?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https://lingfengcomment.pixnet.net/blog/post/36180394

金哲专访许成钢:俄军在俄乌战争中败绩的历史和制度原因


20220518

美国之音 金哲 -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仍在激烈进行中。作为与俄合作无上限的盟友,中国跟俄罗斯的宣传战的协调之密切,引起国际舆论的注意和质疑。迄今为止,北京与莫斯科当局一道严禁反战言论,并将俄乌战争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列为禁忌话题。这一举措使许多中国人对相关问题感到迷惑。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钢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就这样的话题分享了他的研究心得。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成钢(照片提供:许成钢)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成钢(照片提供:许成钢)

普京明说这世界原本并不存在乌克兰

金哲问: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截至目前,俄罗斯当局所宣扬的俄罗斯打入乌克兰有理的这种言说或姿态,究竟有什么政治制度的原因或者历史使然?或者,政治制度跟历史就是一回事儿吗?

许成钢答:在发动这个侵略战争的时候,普京的最主要的理由是说这世界原本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国家叫乌克兰。他说,乌克兰根本和俄罗斯是一回事。历史上乌克兰从来就是沙俄帝国的一部分;所以乌克兰不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他发动战争的最主要的理由。至于讲到什么北约威胁等等,那都是枝节的事情,就是小的借口。他的真正的、最大的理由是这个。

实际上,是乌克兰的历史在先,俄国的历史在后。我们叫做俄罗斯的地方,其实它的历史作为一个文化也好,作为一个政治上面有结构的统治也好,都是产生于基辅,也就是今天的乌克兰。乌克兰的首都是基辅比莫斯科要早200年。东正教也是先到基辅,然后才传到更远的地方去。莫斯科当年是更远的地方。

乌克兰追求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早在这个19世纪末,欧洲有了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概念。所以在19世纪末的时候,在沙俄制度下,乌克兰人民的有了民族意识,希望自己是独立于沙俄帝国的一个独立国家。所以早在19世纪末,乌克兰就已经已经有了这个追求独立的运动。第一次乌克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在1917年的2月。1917年的2月革命在俄国正式结束了沙俄帝制,开始了俄罗斯共和制,有了民选的议会。

在那种情况下,乌克兰的独立就得到了承认。后来,乌克兰怎么又变成了苏联的一部分呢?那是用打仗打下来的。这个乌克兰变成了苏联的一个部分实际上是通过暴力、通过战争强制给他们的。这个事情在1940年代的时候又都重新发生过。在苏联解体的时候,乌克兰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乌克兰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这是他们长期努力的,有很悠久的历史。

试图用暴力强迫其他民族服从及其问题

主动去发动侵略战争,试图用暴力压迫其它的民族接受它的统治,这都是专制制度的所作所为。在民主制度下,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其实相当简单,因为民主制度里边有个非常基本的原则,就是选民有权利选择自己要什么。那么,你一旦信奉这个民主制度的原则,你自动地就会有一个所谓民族自决的原则。在二战之后,民主制度人们就要彻底的执行。

于是,殖民地国家要求我自己用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那么你既然是民主制度,别人要用投票的方式决定他们从你这里独立,那你就必须接受。如果你不接受,使用暴力去打仗,你就已经违反了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为什么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在二战以后都解体了,不再是帝国了。

俄罗斯可以发动战争去压制乌克兰,不允许乌克兰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就是因为它不是民主国家。虽然它的宪法规定它是民主制度,但实际上它不是。所以,普京是梦想恢复过去的沙俄帝国的光荣,要恢复沙俄帝国,在这次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发生时,乌克兰得到了全世界民主国家的普遍的全力支持,原因非常简单,这就是,失去了乌克兰,所有国家都有危险,也就是过去沙俄统治的、如今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它们都有危险。所以,它们坚决要顶住,不能让这个沙俄帝国再现。

当年苏联阵营国家发展不同原因何在

问: 我们知道从1980年代末以来,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共产党制度、共产党极权体制纷纷倒台。自那时以来,这前苏联阵营的国家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有这像波罗的海三国那样比较平稳地向民主制度过渡的,也有像匈牙利那样的出现强人政权,还有像俄罗斯长的出现强人和强权。为什么这东欧苏联共产党的集权阵营会发生这种不同的变化,呈现这种不同的景象?

答:这个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多年来正在做的一个工作,正在写的一个一本书,讨论的就是这一类的问题。我这书的题目就叫做《制度基因》。所谓制度基因是什么意思呢?我指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的演变都不可能是凭空来的,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可能是简单地哪里来了一个意识形态,它跟着就变了。它一定和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制度是紧密相关。所谓的制度基因指的是后来的制度变化会很深地受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个制度给它的影响。

回到刚才这个具体问题,谈波罗的海三国是怎么情况。

波罗的海三国其中有两个过去长期在很长时期里是瑞典的一部分。立陶宛一部分长期是瑞典的,一部分是波兰的。瑞典实际上在历史上是民主的传统最长的国家之一。所以,这个国家原本经历过很长的民主制度。我现在讲的民主制度是比较粗的概念,不是现代民主制度。更确切一点讲,就是宪政类型的制度,其王权是有限制的。

瑞典在历史上早就对王权有限制。立陶宛原本是来自那个历史背景的。它只是是到了相当晚的时候才被沙俄用战争的方式占下来的。所以,它在沙俄下边统治的时间就不是那么足够的长,这样它就有很长的传统是瑞典传统,那么它就很向往它自己过去的瑞典的传统。

波兰实际上也跟瑞典类似,在欧洲属于宪政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你刚才还提到了匈牙利。匈牙利历史上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奥匈帝国比起沙俄帝国来要好一些,但是比起西方的欧洲国家来就是一种威权主义的体制。

俄罗斯集权制的历史由来与现在

俄国则是产生集权制的地方。集权集权主义制度,现代的极权主义制度的产生地就是俄国。我分析产生极权主义制度有三个制度基因都是在俄国集中的。

第一个制度基因就是沙俄的帝制。沙俄的帝制和沙皇自上而下是以官僚的形式来统治世界疆土最大的帝国。这个制度把国家的甚至贵族的产权都搞得很弱。在政治上,在彼得大帝之后,就已经基本上把贵族的政治权利搞光了,然后权力高度集中。这是一个制度基因。

另一个制度基因就是东正教,是东正教和沙俄帝制政教不分的制度。为什么东正教在这里很重要呢?原因是这个政教合一里边包括了沙皇使用意识形态来统治,然后使用这个宗教的形式,使用教会的组织来帮助。这些东西后来就变成了极权主义制度里的党的那个成分。就是党相当于它的教会。党政合一和它原本就存在的政教合一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

极权主义第三个重要成分就是秘密组织,包括官方的秘密组织和民间的秘密组织。而就官方的秘密组织而言,早在沙皇的时候秘密警察就极端发达,然后苏联极权主义时期呢就是克格勃。而普京本人就是克格勃头子。所以呢,普京的统治是高度依赖秘密警察的。普京的意识形态和他的梦想都是沙皇时代,都是沙俄时代的东西。他的梦想是想恢复沙俄时代的光荣。

普京还用秘密警察来统治他的国家,用他的秘密警察来压制。虽然俄罗斯的宪法上规定俄国是多党制的,竞选的是多党竞选的,但是他用秘密警察的方式来控制其他的政党,用秘密警察的方式来把其他的党的人抓监狱里去。所以,俄罗斯纸面上是一个宪政制度,实际上是秘密警察控制的威权主义制度。

帝国主义思维与先进国际法不相容

问: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动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入侵的时候发表讲话,大致意思是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领土。对当今国际社会来说,这种说法有什么问题?另外,哪里哪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也是中国政府的常用说法。中国这种说法跟俄罗斯的说法有什么差别?是否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

答:这种说法首先违反现在的国际法。按照国际法,无论是领土还是领海还是领空,它的定义都是按照实际控制决定的,就是实际上谁控制了这个地方,谁就有控制它的权利。

之所以国际法是这样规定,我们也需要理解法律是干什么的。

国际法里边最最重要的这个理性背后是什么?和平。是为了和平。你承认已经存在的实际控制,就是为了防止战争。这就是国际法的初衷,也是国际法的实际规定。我们现在如果不看国际法而去这个讨论历史上是如何自古如何,那么,什么样的国家会要去讨论历史上如何,自古如何呢?答案很简单:帝国。只有帝国想恢复帝国恢复帝制,才会去主张这个东西。

我们刚才讲到自从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兴起。民族国家的概念兴起是什么意思呢?民族国家兴起的概念的意思就是让帝国解体。帝国曾经控制的那些领土不再由帝国控制而而分别由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的人自己控制。那么,只要这一个地区的人自己控制了那个地区,他们当然就有权利继续控制它的地区,这是国际法承认的。

但是如果你站在帝国的立场上,你就会说;这曾经是我控制的,所以我仍然要控制。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叫做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就是你一定要强调我自古就有这个,自古我是什么帝国,我自古是沙俄帝国,我自古是大清帝国,大明帝国。这叫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就是你把帝国时代的版图,或者把你声称拥有的领土拿出来放到当代世界上去宣称你的权利,你要恢复到你当年帝国的时代。这当然就和现在的国际法是不相容的。

看似技术问题 实际是制度问题

金哲问: 截至目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展示的破绽百出的军事力量和表现令人大跌眼镜。俄罗斯破绽百出的军事力量和表现可以有什么制度角度的解释?

经济学学者许成钢博士
经济学学者许成钢博士

许成钢答:这当然是有制度性的解释。实际上,今天这个俄国这个在战场上的拙劣表现和18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高度相似。

1850年代,沙皇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当时他的对手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西欧的国家,其中最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结盟。沙俄认为自己地理上跟克里米亚离得近,而且沙俄的军队非常庞大,所以认为计算人数、计算炮的数字,计算骑兵的数字,都是我的大,所以我肯定能打过你。

但在1853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沙俄惨败。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克里米亚战争第零次世界大战,因为克里米亚战争不是单纯的俄国面对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是俄帝国面对奥斯曼帝国跟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的联盟。所以,这是世界大战。

而那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惨败的原因跟这次很像,因为各种各样的重要技术它都没有。那一次大战都有什么重要技术呢?一个重要技术是电报,就跟今天的信息技术一样。当时沙俄的对方使用电报迅速传递所有的信息,电报是一直到前线,所有的信息通过电报很快就能传送,然后它们可以互相协调。

另外,火炮的使用方式。对方火炮都是精确计算的。实际上早在拿破仑时期,火炮的计算就相当精确了。而沙俄方面由于实行农奴制,也就是沙俄帝制下,大部分人是农奴,而这些农奴没受过教育。沙俄认为兵就是炮灰,我只要有足够多的兵,反正你们也是炮灰,我也是炮灰,所以炮灰对炮灰,我人数比你多,我就能压过你。

看似军事问题 实际仍是制度问题

但他不知道对方的兵是可以计算的,对方军队基层有主动权,每一个局部单位、基层单位可以自行决定、可以自行做计算。沙俄只能听从命令的文盲的军队面对这样的敌手完全不堪一击。实际上,18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导致沙皇被迫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上一次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惨败就是它的制度的产物,导致认它识到它的制度出问题了。所以,沙俄想在制度上做出改变。因为时间缘故,我这里不能展开。但我就提一个制度改变好了。最大的制度改变就是沙俄取消了农奴制。

俄国一直是农奴制,一直到这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才结束了农奴制,解放了农奴。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它的士兵都是农民,但是如果农民都是农奴,那么这些人上了战场又没有士气,又没有经过教育,所以没有可能跟别人打仗。所以,沙俄哪怕只为了跟别人打仗,也不能再要农奴制了;因为它面对的所有的国家的士兵都不是奴隶。而沙俄出去的农民、士兵都是奴隶。奴隶出去是不能打仗的。

这就跟今天俄国的军队跑到乌克兰去的情况很相似。你可以看到两边的是士气相差得有多远。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俄国士兵在战场上只能听从命令。而乌克兰的士兵是每10人一组或者不到10人一组,每一组自己决定自己做什么。它们只是在大的战略上有一个协调,但是每一组每一组都是自己决定。由有充分动员的、有信心的、自己有很强的动力的士兵和低级军官组成的军队才真正是厉害的军队。

西方的军事专家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他们发现,在战场上俄国没有低级军官。这并不是说它没有这个军阶,它有低级军官这个军阶,但没有能起作用。它不起作用就等于是没有。他们说的低级军官,指的就是士官和尉官。在俄罗斯那边,这些军官都不能做决策的,只能听命令。所以,他们碰到任何事就等在那里等着上面给命令,而上面又搞不清楚下面的情况。这就导致了俄罗斯的军队非常非常被动。

任何看俄罗斯的核威胁及战争走向

问:那么我们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甚至连普京总统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承认损失是significant,相当大。已经有十多个俄罗斯将军被打死。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有担心,尽管俄罗斯在军事上他遭受了这些挫折,但无人可以否认俄罗斯这个军队的或破坏性,甚至是毁坏性。所以说有人担心这个俄罗斯军队遭受重创之后,那个毁坏性会更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呃,战争的后果会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与和平的意义又是什么?你如何思考这些问题?

2022年5月9日,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大阅兵,纪念二战战胜法西斯德国77周年。图为俄军展示其核武器。(资料照)
2022年5月9日,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大阅兵,纪念二战战胜法西斯德国77周年。图为俄军展示其核武器。(资料照)

答:这里其实最大的破坏是核战争。普京呢已经多次暗示他有可能要动用核武器。这是一个纯粹的核讹诈呢?还是他真的要动核武器?这是最大的、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他动用核武器,那么就他就是逼着西方的核国家决定要不要报复。如果西方国家要提供报复,会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而且是核大战?当然,报复可以是完全针对其军事目标的,就是完全不针城市平民。

我相信西方讲的报复指的是这个。但我们在乌克兰已经看到了俄国军队做的是什么。就是不分是军事目标还是平民的目标。它可以把一个城市彻底毁坏。所以,他如果动用了核武器去毁坏城市,然后如果这个毁坏超出了这个乌克兰的范围,这当然是人类的灾难。这是极端危险,是一定要尽全力避免的。

那么假定我们如果能避免,如果我们相当有把握能避免核战争的话,那么在常规战争的范围内,实际上,俄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很虚弱。这个战争充分的暴露了俄国的这个所谓世界第二强的军事力量是真正的是纸老虎。

所以,如果他如果不使用核武器的话,单纯的是常规武器,现在已经基本上人们可以确认,哪怕就在乌克兰,他也无法取胜,现在刚刚美国国防部长到了这个基辅,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美国的国防部长就这样说,说我们我们相信你们乌克兰人民会赢得这场战争。

假定这个常规战争要打下去的话,军事和经济的专家们分析俄国的情况,都认为实际上俄国这个军事行动如果持续2个月,俄国经济会搞垮的。它是要把自己的经济搞垮了。

我的估计最大的可能是核战争不会发生,而是俄国在把自己搞垮了之后,需要寻找一个和谈的方式,就是找一个下台阶的方式下台。但结果对俄国来说极为悲惨,就是俄国的经济从此被他(普京)搞垮了。

俄军外强中干 死结何在

问: 那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这次战争的这个结果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俄罗斯的核讹诈不能实现,但俄罗斯的常规的这个军事手段破坏力、毁坏力也足够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黑海城市马里乌波尔被毁坏得完全是面目全非。我们这里提到了俄罗斯所谓的强项就是它毁坏性很强,但我想请您集中谈一谈俄罗斯在这场战争当中或在今后的战争当中,它的最大的弱项、最明显的软肋是什么?

答:是它的制度。它的制度决定了它很难现代化。

现代化有好多含义。首先一个就是你的军事的现代化一定是你的经济的现代化在一起的。它的制度决定了它的经济的现代化做不来。实际上俄罗斯,再早一点就是苏联从来在电子技术上就很困难。这是它的制度决定的。

中国芯片产业上不去实际上是也是因为中国继承了苏联制度。中国的电子工业早期奠基时代就是来自于苏联和东德。东德是苏联制度,直接从它们那里来的,它们最先进的东西就送中国来了。在这种制度下,电子工业发展就非常困难,至今也非常困难。俄国在这方面也搞不起来。

那么军事的现代化又任何呢?这又和它的制度有关了。因为军事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兵器,军事的现代化里包括了军事的组织。目前军事领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所有我讲的是现代化国家,所有现代化国家的军事在发生巨大变化,原因是因为信息技术,现代化的武器系统。

现代化武器系统必与现代化制度相配

现代化的武器系统决定了过去传统的大规模的钢铁的部队不再适用了。所以包括美国的军队,英国的军队都已经单位越来越缩小,越来越向小的单位放权。单位越来越小,然后小的单位之间靠的是通讯。这靠是一种战略性的协调,然后给每一个小的单位很大的自主权。但是这种做法非常依赖整个政治制度。

当整个的政治制度是非常依赖高度集权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时,那你的军队更是自上而下统治的。全社会都不能做到、都不能有自治,连居民都不能自治,工厂都不能自治,每一个局部的地区都不能自治,人根本不会自治,不允许自治,军队就更谈不上自治了。

所以制度决定它的军事现代化搞不来。因此它无论是兵器还是组织都是没有可能现代化的,就跟当年沙俄碰到的问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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