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

中共建党105年,耗尽了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荒野猎人   X 
@TheWildHunter02 · Jun 30, 2026

中共建党105年,耗尽了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中共要为建党105周年庆祝了,105年过去了,这个党最擅长的,仍然是把自己包装成历史,把人民变成背景,把代价写成光荣,把苦难变成歌颂,永远伟大光荣正确。

它说自己带来了新中国,可它马上就带来了大饥荒,学界对1958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计,常在千万级别。无论取哪个谨慎区间,这都不是“失误”二字能遮过去的灾难,是权力失控、是权贵傲慢、是信息造假、是生命被轻贱的铁证。一个能饿死千万人的党,没有资格把自己说成人民的恩人。

它说自己带来了解放,可实际上是带来了无数次运动式清洗。一次次政治风暴里,教育被打断,家庭被撕裂,知识被羞辱,社会被恐惧统治。它最熟练的不是治理,而是斗争;最拿手的不是建设,而是清算。今天它还在高谈“稳定”,靠的正是昨天那些被压碎的个人命运。

它说自己消灭了贫困,可贫困从来不是一句宣布就会消失的东西,每天还有大量的中国人为了生存在挣扎,为了生活在拼命。习近平宣称脱贫成功,现实却是仍有巨量人口在脆弱收入线下挣扎。

中国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实行的是完全不同的标准,这个号称代表中国人的党,实际上是在吸中国人的血,中国根本没有公正和平等可言。

它说自己欠的是发展时间,人民欠它的是理解;恰恰相反。它欠人民的是生命、是真相、是自由、是问责、是一个不必靠恐惧维持的社会。它欠的不是一点修补,而是整套制度上的交代。

一个统治者如果永远只要求人民感恩,却从不允许人民追责,那么它所谓的合法性,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宣传皮。

中共的105年,证明不了它伟大,而是正好证明它有能力把国家变成机器,把人民变成零件,把错误变成纪律,把沉默变成秩序。真正该被记住的,不是它自封的丰功伟绩,而是那些被统计、被掩埋、被遗忘的人。

当一个政权把“听党话”置于“说真话”之上,把“稳”置于“人”之上,把“忠诚”置于“良知”之上,它就已经把自己放到了人民对立面。

105年了,这个党喊出来最响亮的口号,正是它给自己的覆灭敲响的丧钟。


刘索拉:以自己为邻

 作者:刘索拉
成蹊当代艺术中心 2018-11-15 


   严力是我们这代独树一格的诗人;是我们这代少有的能永远保持微笑的旁观姿态不停创作的诗人;是我们这代少有的能出色跳迪斯科和伦巴舞的诗人;是我们这代少有的会自嘲的诗人;是我们这代少有的不露伤痕不发酸的诗人;是我们这代少有的不捏造深沉的诗人;是我们这代少有的城市诗人。

   我和严力的岁数差不多,从80年代起,就有了很多共同的朋友。直到现在,共同的朋友圈还在扩大。他是《星星》和《今天》的一员,那是一群在70年代文革最黑暗时期就已开始探索西方文化时尚和创作现代艺术的北京才子们。我不曾属于那一群,70年代时,连仰慕这些才子的边儿都没沾上过。还是到了80年代,由于北京年轻艺术男女的朋友圈,才认识了跳起迪斯科就停不下来的严力。那时候他在舞场上属于聚光,尤其是和他当时的女友在一起跳伦巴舞,给我留下的印象颇深。

   记得当时,我认识了很多的诗人和文人,唯有严力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听不懂。因为他不说“人话”,你说今天真暖和嘿,他会用“另起一行”之类的话回答。你要是刚认识这样一个人,还真接不住这种对话! 

   但当时他属于我们那个朋友圈里一份子,我们就自然成了迪斯科的舞伴,这种舞蹈也没什么舞伴可言,就是两个人对着发疯,谁和谁都没什么关系,有时候突然能疯到一起了,看起来跟hip-hop舞蹈大赛有一拼,绝对没有伦巴舞那种雅趣。除了疯跳舞,不和他对话,想要知道他是什么人,就去看一句他的诗。

我认同他的诗句,还曾经为他一首诗“生命就像一座房屋”谱过曲。这个粉丝一当,就一直当到现在。从他80年代的诗一直看到他现在写的诗,我明白他比很多人都更早就做了对自己艺术态度的选择:在80年代最热火朝天的中国文化复兴一开始,当《星星》和《今天》的才子们最倍受中国和世界关注的时候,他就决定:

           叼着自己的影子
            从阳光里
            灯光里
            甚至迷人的月光里
            出去了
            永远
            出去了

             ——《明天的一首狗诗》(1986年)

 

   他很聪明地选择了作局外人的身份,无论是在八十年代诗歌狂热的国内,还是在九十年代世界热切注视中国诗人的海外,还是归国后各种身份的有空可钻… …他都一直采取旁观,但并不等于停止和等待。这种局外人的身份,使他一直保持敏锐,一直创作力丰富,不停写诗作画,不停探索他自己的语言独到处和作为当代诗人看社会的视角。他似乎没打算继承或承传中国古代诗人意境;更没打算继承和承传五四或新中国豪情诗歌的壮语;也没打算崇尚俄罗斯乡野伤感文学;也更没打算效仿欧洲晚期浪漫主义的呐喊…. 更更没有很多现代诗人那种造作的拼凑文字来迎合读者的无知。他很早就选择了一种集各种“灰色”幽默之大成,更加有城市风格的,更轻松又刻薄,自嘲又一针见血,也更加代表当时中国城市青年的语言和情感:

 

我梦见米饭在往历史的反方向走
走成米粒
走成稻子
走成种子
又走成米饭
空前的孤独哇
尤其是在
吃饱了之后端着像空碗一样的土地
我的手在发抖“

——《孤独》(1988年)

这位诗人为自己选择的人生态度和他选择的这种简约顺畅的刻薄文字,就像是演奏钢琴练习曲,一直演奏到今,在越来越看似简单的文字音阶中隐藏着诸多对中国当代荒谬的社会风情的嘲讽,对卑微的伪文学家们的挖苦:

 

尽管当事人在讲解与烹调无关的事
但他还是给身边带有政治光环的人
夹了一筷子表示弯腰的菜

——《现代文学》 (2014年)

  

    回顾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诗歌界文学界,从中国到海外,诸位才子们幸苦而沉重地扛着中国各时代启蒙文化的承传,在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种种偏见和误区中挣扎着显露头角,而严力干脆把一切都简化了,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姿态生活和写诗。他即没打算当中国的“波多莱尔”,也没打算跟“唐璜”争风流,更没打算跟“布莱克”竞争男性激素,也没打算承担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重任。看他的爱情诗歌,就能看到他除了要让自己从光中消失,还要让自己从“当大男人”和大情人的义务中也消失:

 

脚踏两只船的时候最紧张的是睾丸
她往我心灵深处更深的地方离去
更深的地方我还没有去过

林保華:飛機撞擊 最危險敵人就在身邊

作者:林保華
自由時報 2026/07/01 

六月廿六日傍晚,一架輕型航機撞破號稱「中國尊」的北京最高摩天大樓的中信大廈。這有些類似二〇〇一年在紐約發生的波音客機直撞世貿中心的慘劇,只是規模小多了,因此傷亡也小。

官方立即刪除網路上所有的報導、討論與圖片,並且大面積封鎖現場。奇怪,如果這是壞事,應該全國共討之,全黨共誅之,為什麼要掩蓋,其中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骯髒勾當?

中國官方廿七日首度證實,中信大廈廿六日遭一架輕航機撞擊,造成一死十三傷。官方通報未說明事故原因,也未公布機師身分;但官方通知要求各單位配合公安部門進行機師背景調查,評估技術及身心健康。

又奇怪了,包括機師在內的死傷者找出來了,也到了飛機所屬的飛行學校調查了,還不知道機師是誰嗎?既然不公布機師名字,又怎麼要求各單位配合公安部門進行機師背景調查,評估技術及身心健康?機師身心健康竟然要大家評估,那是誘導人們,此人有精神病,於是就大事化了。這種辦案方法又想隱藏什麼?

流傳最甚的是機師劉俊華是央企中信的高管,也就是她撞了自家公司。不論是工作上出現問題的報復行為,還是另有政治目的,都是屬於「內鬥」的範疇,反映了中國人的「內鬥內行,外戰外行」。

中共窮兵黷武都歸罪於要防止外敵入侵。可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以來,未見外敵入侵中國,只看到中國入侵韓國、印度、越南等國,還繼續擴張勢力;再就是內鬥不休,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都是因為內鬥。習近平害怕斬首,北京空域有最嚴格的管制,但還是發生了這起事件,不是外敵入侵,而是內鬥。所以別再把任何事件推給美帝國主義、日本軍國主義,甚至台獨,好好檢視自己醜陋的「內鬥主義」。

飛行學校在北京市東部平谷區,機師在繞圈假裝要降落後突然往西直飛到朝陽區中信大廈,讓在場的人愣住而贏得時間。如果再飛幾分鐘就到中南海習近平頭頂。難怪習近平會緊張。如果俯衝中南海,真的侯門似海,外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撞擊中信大廈大家看得見,對小飛機而言,其影響力大過到中南海。

此後北京空域會管得更緊。飛行學校可能遷離北京。然而,習近平就此安全嗎?央企高管級別高,政治過硬。這位機師能這樣做,其他人呢?習近平還要閱兵嗎?天安門上空表演的軍機會不會俯衝天安門?即使被擊落,在天安門上空殘骸碎片掉下也是奇觀。習近平的專機機師靠得住嗎?即使都是兩個機師,有一個靠不住,在駕駛艙搏鬥,就會重演二〇二二年三月梧州上空東航客機急墜的空難事件。總之,習近平的高層清洗,也就隨時有高層可能背叛。除了他自己,他還能信任誰?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習近平的最大風險,來自內部他的周圍,這是所有獨裁者的困境。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为什么黑格尔说,中国没有真正历史,只有一轮又一轮的朝代轮回?

 来源:壹家言  2026-6-30

很多人聊起古代王朝灭亡,都爱说一套固定说辞:要么是皇帝太昏庸,只顾享乐不管国事;要么是朝堂奸臣太多,把朝廷搅得乌烟瘴气;再不就是外敌太强,打过来直接灭了王朝。

但说实话,这些说法,都是古时候写戏、说书的人讲给普通老百姓听的浅层次故事,根本不是历史的真相。

大家仔细想想就能明白:一个坐拥万里江山、拥有整套官僚体系和军队的大一统帝国,怎么可能单单因为一个皇帝不靠谱就彻底垮台?区区几个奸臣,又哪有本事把偌大一个朝廷彻底掏空、搞垮整个国家?至于外敌入侵,也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所有外敌压境、兵临城下,都是内部早就烂透了,才给了别人可乘之机。

古人把亡国的锅,全都甩给昏君、奸臣、外敌,说白了就是为了简化问题。把一个复杂的、整个社会系统出问题的大事,归结成某几个人的个人过错。这样一来,普通人只会骂坏人,永远不会去怀疑:是不是这套延续千年的统治体系,本身就有毛病?

哲学家黑格尔有句话,听着有点傲慢,但说得特别透彻:中国没有真正向前发展的历史,只有一轮又一轮的朝代轮回。

这话精准戳中了中国古代历史的核心规律:千百年来,历史一直在循环往复。但重复的从来不是层出不穷的昏君,而是一模一样的系统性失败。历朝历代,从来不是被某一个人搞垮的,全是被这套固化、僵化的老系统,一点点拖死、耗死的。

可能很多人想不通,好好的盛世,怎么走着走着就必然衰败?这个问题,国内政治学大佬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这本书里,讲得明明白白。

很多人误以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潭死水、一成不变,其实根本不是。古代这套社会体系,生命力极强,自带超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是一套典型的超稳定结构。

它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不靠持续发展延续生命,而是靠周期性的崩溃重生来自我净化。一个朝代烂透了、覆灭了,紧接着乱世洗牌、新王朝建立,看似改朝换代、改天换地,实则最核心的社会结构、统治逻辑,一丁点都没变。毁灭一次、重建一次,本质都是为了保住旧系统的稳定。

这套能循环千年的超稳定结构,全靠三大核心板块互相制衡、互相支撑,分别是思想意识形态、政治官僚体系、经济基础。

看到这里大家肯定会好奇:为什么旧王朝崩盘,反而会帮老系统续命?甚至还会扼杀新的发展可能?搞懂这个问题,只要理清三件事:古代这套旧系统到底是什么、系统为什么会崩盘、崩盘之后又是怎么被修复重置的。

用大家最易懂的电脑系统来打比方,整套古代社会结构,就是一台固定配置的旧电脑,三大核心系统各司其职:

一、意识形态=电脑CPU(核心运转逻辑)

古代王朝的CPU,就是贯穿千年的儒家思想。

这套思想给整个社会定好了所有规则,解释了世间一切秩序,核心就是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从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开始,儒家伦理就被抬到了最高位置,成了所谓的天下公理、宇宙法则。


这套思想看着简单,其实特别万能、特别能自圆其说。不管出现什么社会问题,都能用它解释清楚:

它能证明皇权合法,告诉天下人皇帝是“受命于天”;

也能安抚百姓,喊出“民为贵,君为轻”,给底层希望;

它能维护官员阶层的利益,确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规则;

也能给普通老百姓兜底,讲究“不患寡而患不均”,平衡底层心态。

所以王朝鼎盛的时候,儒家思想是稳定社会、凝聚人心的工具;王朝衰败的时候,它又是评判对错、批判乱象的标准。

最有意思的是:古代所有推翻旧王朝的起义军,哪怕是造反,也从来不敢抛弃这套CPU。他们打的旗号永远是“替天行道”“恢复古制”,从头到尾,都没想过换一套新思想、新秩序。

二、官僚体制=电脑内存(运转调节系统)

电脑内存负责调度所有程序,而古代王朝的内存,就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从秦朝废分封、立郡县之后,这套制度就定型了。

而且这套官僚体系是“双通道运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儒法合流:表面上满口儒家仁义道德、以德治国,私底下全靠法家严苛手段管控天下。

天下所有人、所有事,全靠这套系统调度:读书人的官位、老百姓的土地、手艺人的户籍、商人的经营权限,方方面面都由官僚体系管控。

这套制度最厉害、也最“困住时代”的地方,是一手安抚人心、一手锁死创新:

一方面,它给底层普通人留了一条窄窄的上升路,科举制让普通人有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给了百姓盼头,极大化解了社会怨气,避免矛盾瞬间爆发;

另一方面,它彻底锁死了天下读书人的思想和创造力。八股取士、唯官是尊,让所有精英一辈子只钻研儒家经典、只追求做官,没人研究新学问、没人思考新制度。

也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改朝换代,换的只是皇帝姓氏、朝堂人马,当官的规则、治国的逻辑永远不变。哪怕江山易主,精英阶层还是围着这套制度转,完美实现“换庙不换道”。

三、小农经济=电脑显卡(底层支撑基础)

电脑显卡决定画面输出,而古代社会的底层根基,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古时候家家户户种地为生,每家都是独立的小个体,力量特别薄弱,遇到天灾、苛税,随便就破产落魄,就像大海里的一叶扁舟,风雨飘摇。

但恰恰是这种分散、碎片化的经济模式,让整个王朝系统拥有了超强韧性:一个地方闹灾荒、出乱子,不会牵连全国,不会引发系统性崩盘;反而一地受灾,其他地方的百姓会更安于现状、珍惜安稳日子。

更关键的是,小农经济和中央集权是深度绑定、互相依存的关系:朝廷需要农民种地交税,维持国家运转;农民需要朝廷统一治理水利、维持社会秩序,保证能安稳种地生活。

所以不管哪个新王朝建立,第一件事永远是恢复农业、分配土地、稳住小农经济,几千年从未变过。

四、系统为什么会崩盘?——无组织力量不断滋生

既然这套系统这么稳,为什么每个王朝终究会覆灭?

金观涛教授给出了关键答案:任何稳定系统,运转久了都会滋生无组织力量,也就是腐蚀系统的各种弊病,慢慢拖垮整个体系。

对应咱们的电脑三大系统,问题一目了然:

CPU(思想)出问题:儒家思想慢慢僵化失效,读书人沉迷玄学清谈、空谈道义,不再务实治国,思想失去说服力,百姓不再信任朝廷,出现全民信仰危机;

内存(官僚)出问题:官员越来越多、冗余臃肿,官场腐败成风、结党营私,官僚体系彻底失灵,不再为民办事、只为牟利,彻底失去治理能力;

显卡(经济)出问题: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户权贵疯狂吞并百姓土地,贫富差距彻底拉大,朝廷救灾、帮扶机制彻底失效,大量农民破产,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民。

等到思想没人信、官场没人干活、百姓活不下去,各种弊病叠加到临界点,整个王朝的社会系统就彻底卡死、轰然崩塌。

五、系统为什么永远原地重置?——农民起义是终极重启键

王朝覆灭、天下大乱,看似是文明终结,实则是旧系统的强制重启,而按下重启键的,就是农民起义。

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会暴力扫清上一个朝代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把固化的土地、财富全部打乱,重新分配,把积攒百年的腐败、臃肿、不公,一次性彻底清空。

但农民起义有一个致命短板:只会破坏,不会创新。

起义的底层百姓,没有先进的思想,没有搭建新社会、新制度的认知和能力。他们推翻旧王朝,不是为了创造新时代,只是为了活下去。所以他们唯一会复刻、唯一敢相信的模板,还是延续千年的儒家王朝、小农社会。

于是乱世结束、新朝建立,所有东西全部回归原样:重新恢复小农种地的经济模式、重新搭建儒家官僚体系、继续沿用传统礼教思想。

唯一有点例外的就是元朝:因为是异族,因为蒙古人认为自己够牛叉,不屑学汉人那一套,所以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新元素,重视商业发展、允许地方自治,打破了不少传统桎梏。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直接把这些新东西全部清零,彻底复古。颁布律法、清查户籍、推行屯田、严控百姓,不仅完全照搬宋朝的治理模式,甚至变得更保守、更固化,彻底锁死了变革的可能。

我们搞懂古代的超稳定结构,不只是为了复盘千年历史,更是为了想明白一个关键问题:追求稳定的同时,怎么给创新、变革留出生存空间?这也能完美解答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没有诞生在中国?

答案很简单:这套超稳定的社会系统,最大的本能就是维稳。一切有可能打破平衡、颠覆旧秩序、带来变革的新事物、新思想、新技术,系统都会本能地排斥、扼杀。

几百年前,西方彻底跳出了循环: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最后迎来工业革命,社会不断裂变、不断升级,彻底走出了古代循环,迈入现代文明。

可明清两代,始终困在超稳定结构里,沿着千年的旧轨道惯性滑行,越稳定越僵化,越固化越落后,彻底错失了时代机遇。

任何一个社会的循环闭环运行,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两种结果:

第一种,旧的社会系统彻底瓦解,再也恢复不了原样,同时孕育出新的制度、新的文明形态,社会就此升级换代,彻底告别过去。

第二种,旧系统崩盘毁灭,但这次崩盘,在把系统里积攒的所有矛盾、弊病全都清空了,同时也把刚刚萌芽、还没成熟的新变革、新机会全部掐死。最后社会洗牌重置,一切回归最初的老样子。

而咱们中国古代几千年,始终困死在第二种循环里,一次次毁灭、一次次重建,永远跳不出旧框架。直到1840年,西方列强带着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这台旧电脑才被迫进入了系统升级的时期。

余杰:郭文貴與習近平的同質性──「半文盲」與「半農民」

作者: 余杰 
上報 2017年05月28日


史學大師余英時一向嚴厲批判中共暴政,他認為中共政權的本質是中國歷史上所出現的最大逆流,他稱之為現代化的「光棍」集團。訴諸中國近代史,中共的產生,雖源於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的救亡圖存之情操,然而在中國現代歷史複雜弔詭的發展路徑下,一則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內在謬誤,再加上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以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奪權的路徑;二則因為在共產革命的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的逐漸邊緣化,代之而起的是「社會邊緣人的集團」(毛澤東便是其代表人物),使得這場轟轟烈烈的共產革命淪為「搶地,搶糧,搶女人」的「痞子運動」。

 

毛澤東與洪秀全如出一轍

 

毛澤東早年在長沙第一師範求學期間,師從岳父楊昌濟學德國哲學家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曾在書上做了一萬兩千多字批語,其中有莫名而癲狂的一句,近年來常被人引用:「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這原不過是毛澤東懷才不遇的一句牢騷,意即吾乃上乘之才,不幸生得卑下;跟相隔不遠的清末廣西僻壤那位天平天國的天王洪秀全,如出一轍。余英時從毛澤東的這句話闡發開來:「毛澤東是集多種「邊緣」之大成的一個人:他出身於農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邊緣;他沒有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識界的邊緣;他最熟悉的東西是中國的舊文史、舊小說,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邊緣;他在政治上最獨到的是傳統的權謀,但又沾到了「共產國際」的邊緣……」當邊緣人佔據中心的位置之後,他永遠不安於位,於是政治鬥爭終其一生不斷。

 

在早期的造反生涯中,毛一度遵循正統的馬列主義原則,竭力煽動工人運動,那張《毛主席去安源》的著名油畫,即是那段歷史的寫照。但中國尚是一個前現代國家,工業化不足,工人的數量和力量相當有限,無法承擔革命的「領導階級」角色。安源工人運動很快在軍閥的打壓下失敗,毛不得不率領數千殘兵敗將竄入井岡山,成為中國古已有之的「山賊」。歷史的吊詭將毛送回邊緣人的世界,特別是他最熟悉的中國農村的邊緣世界,他的生命本質終於能發揚得淋漓盡致,領導一群暴民一步步席捲天下。這恐怕是連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結果。由此,余英時得出的結論是:「在中國史上,毛澤東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負面;在二十世紀世界史上,他則和希特勒、史達林是一丘之貉。」

 

否定毛澤東就是否定中共政權合法性

 

毛澤東爲中共政權打上了深刻的個人烙印,中共與毛的同構性,不僅僅是天安門城樓上懸掛毛像那麽簡單。鄧小平等毛澤東的繼任者深知,否定毛就是否定中共統治的合法性,雖然心中恨毛,但表面上一定要尊毛。而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任何渴望成功的人,無論是「工農兵學商,東南西北中」,都必須「以毛爲師」。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和郭文貴何嘗不是縮小版的毛澤東?這兩人的身份其實可以互換:若郭文貴步入政壇,就是習近平;若習近平縱橫商界,就是郭文貴,他們在本質上並無二致。

 

首先,郭文貴和習近平都是未受過系統教育的「半文盲」:如果以是否識字爲標凖來衡量,他們當然算不上文盲,他們畢竟還識字;但如果以是否受過完整的中學教育爲標凖來衡量,則他們都是文盲——他們只有初中文化水準(雖然後來習近平得到了清華大學博士學位,但其博士論文是由槍手代勞的,其博士帽也是紙糊的)。所以,用「半文盲」來界定他們是恰如其分的。

 

當代中國原本就沒有貴族階層,紳士集團早已在土地改革中被消滅。共產黨的高級官僚,若往上追溯其家譜,其父輩或祖父輩,哪一個不是土匪、兵痞、流民?所以,郭文貴以極佳的口才、俊朗的外表、眩目的財富等掩飾其學識之不足,混跡於中國的上層社會亦泰然自若、遊刃有餘。據馬建在視頻中的供述,郭文貴文化程度不高,言談舉止經常用錯成語,詞不達意,寫作能力也比較低,「他的內心應該有很強的自卑感,但又極力掩飾,由於文化水準不高,所以他對公司的經營理念比較混亂」。馬建在供述中還說:「郭文貴追求享樂奢靡生活,從他購買私人飛機,並對飛機進行豪華裝修,他也很注意自身儀錶等方面看,實際上就是圖慕虛榮。」看來,馬建確實是郭文貴的知己。

 

豆大的字不識一籮筐,習近平更是如此。在外賓雲集的公開演講中,習近平將「寬農」唸成「寬衣」,在民間贏得「寬衣帝」之綽號,可見其文化修養十分有限。當然,此事發生後,習近平不會公開道歉,只會推卸責任——爲他撰寫講稿的秘書因為使用這個並不生僻、卻讓主子丟臉的典故而被逐出南書房。習近平的教育程度遠低於受過正規大學教育的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他極度缺乏自信,在出訪西方各國時,拼命以「報書單」的方式顯示自己手不釋卷、博覽群書,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讓自己成為天下之笑料。那些西方文學經典他不可能一一讀過,若是讀過,他的言談舉止豈會如此粗俗不堪?習本人缺少文化薰陶,一方面欲蓋彌彰地用文化裝點門面,另一方面對有文化的人充滿嫉恨和仇視,所以連西方兒童繪本也不准翻譯出版——既然昔日我在少兒時代沒有書讀,今天的孩子也不准讀來自西方的書籍。

 

郭習二人是半農民

 

郭文貴和習近平的第二大共同點是,他們都是「半農民」。所謂「半農民」,意思是他們不是被農村戶口死死限定的、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土裡刨食的農民,而是此前生活在城市,因為個人或家庭在政治運動中挨整,被當局從城市發配到農村,在農村生活過相當一段時間,以後又成功脫離農村、重回城市的「準農民」。以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而論,此類在農村吃過苦、浸淫了農村底層社會弱肉強食生存鐵律的人士,存活和發跡的能力最強。他們往往膽大包天、無法無天,後來在很多領域成為無往不勝的「人上人」。

 

郭文貴在推特上宣稱:「郭文貴是草根出身,農民出身,不怕死。」其實,郭文貴不是成色十足的農民出身,他的父親算是知識分子,是國安系統的中層幹部,後來因為在反右運動被打成右派,全家被貶斥到農村生活。所以,郭才有過在山東、河南之交的農村生活的體驗——那裡是中國傳統文化沉澱最深厚、自然環境相對惡劣的地區。有意思的是,郭文貴在對外發佈訊息時,常常不用第一人稱「我」,而用「郭文貴」或「文貴」,有江湖上的袍哥特質,又宛如伊拉克前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在講話中「自我引用」那些「薩達姆·侯賽因的名言」。若對此種特殊的表達方式作心理分析,即可發現其內心深處剪不斷、理還亂的極度自卑且極度自戀的情結。

 

《新京報》對郭文貴的報道雖是「奉旨討伐」,其內容倒也不無真實之處。該報道描述說:在盤古公司多位前高管的眼中,郭文貴具有多面性,既有「人情味很濃」的一面,又會隨時翻臉,威脅恐嚇員工,暴力性侵女員工,是「獨裁者」。一方面,郭「孝敬父母」,「家庭責任感很強」,自稱「虔誠的佛教徒」(據傳,郭逃亡美國之後又皈依基督教,與福建特大走私案遠華案的主角賴昌星被引渡回中國之前,在加拿大宣佈受洗的情節頗為相似);對待下屬,有時十分和善,會噓寒問暖,還常常以人生導師自居,加之郭文貴外形俊朗,非常健談,「員工們看他都像看神一樣」。

 

多位受訪者都談到,郭文貴只要在北京中午都會儘量回家陪父母吃飯,在公司和家裡都設有佛堂,每天拜佛。但在其溫文爾雅的表像之下,則是不擇手段、厚黑無形之本質。郭文貴曾經的合作夥伴曲龍評價說:「他喜歡張冠李戴,將這個人的話接到那個人身上;他是一個性格扭曲的人,生活在扭曲當中,是一個心理扭曲的好演員;他沒有老朋友,只有新朋友;就是兩種手段,一種是利益輸送,另一種就是抓住你負面的東西來要脅;求人的時候特別能放下身段,委曲求全,給人舔鞋都行,但是一旦得手就翻臉不認人。」這些說法大概並非空穴來風。

 

與郭文貴相似,習近平也是一名「半農民」。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農民子弟,在陝北帶領一群農民造反,與劉志丹一起創建了延安這個「革命根據地」。後來,習仲勛貴為中共政權的副總理、政治局委員,也仍保持了諸多農民習性。(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習近平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陝西當局整修習仲勛故居,將整個村子裡的居民全部外遷,在人文及自然生態意義上的村子不復存在,僅剩下一所翻修得富麗堂皇的習家大院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習家地位之高遠非郭家可比,在毛時代殘酷的黨內鬥爭中跌落得也比郭家更慘。習家雖未臻於「人亡」之地步,卻也幾乎「家破」——父母被秘密關押多年,子女離散到各地。少年習近平的正規教育被中斷,從紅色貴族淪為受同齡人唾棄的對象。他在年僅十六嵗時即被流放到延安梁家河村,一度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跟史達林時代被發配到西伯利亞農村勞動改造的「敵人的後裔」無甚差別。

 

粱家河與北京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2004年,貴為省級官員的習近平在一次採訪中說:「我邁出人生的第一步,就到了梁家河。開始是格格不入啊。我剛一去了以後,看到我們這個窯洞在半山上,星星點點的煤油燈,我跟我的同學說,『我說你們感覺有沒有像山頂洞人的感覺?』但是後來我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住了七年。」習近平當然不會對此現實作出深刻的思考:為什麼在號稱「工農是領導階級」的國家,農民的生活如此悲慘?

 

延安生活造就習近平的世界觀

 

苦難有可能將庸人鍛造成英雄,也有可能摧毀庸人的良知和道德底線,將其形塑爲司湯達《紅與黑》中的「於連式人格」。2015年,已是黨國元首的習近平在「回延安」時對鄉親們說:「我走的時候,我的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這裡。」這句話對應著此前他在接受採訪時的一番表白:「我確實把自己當作是一個延安人。我現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觀念,形成的很多的基本特點,也是在延安形成的。」習近平後來訪問美國時停留短短數天所遭遇的「文化震撼」,怎麽能與他在延安七年掙紮在生存綫上的生活經驗相比?延安的農村生活造就了習近平的世界觀,他成為支撐共產黨掌權的最為落後、保守、停滯的西北農民文化的代表,即便他後來長期在福建、浙江和上海這些較為開放的東南沿海地區任職,也不能改變這個已經成形的人格形態。

 

中共自始至終就是一個流氓痞子集團。郭文貴和習近平,當然還有王立軍、令計劃等人,在爭權奪利時可能是苦大仇深的政敵,但在知識結構、文化素養、道德觀念、思維和語言方式等方面,他們卻如出一轍。他們是毛澤東時代批量生產的「殘次品」,是「縮小版的毛澤東」。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

郭文贵是一个时代的寓言

艾地声Edysen  X
@KA594594 · Jun 30,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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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贵是一个时代的寓言

每个时代都会制造自己的神话,也会制造自己的怪物。有时候,神话与怪物甚至是同一个人。
郭文贵就是这样的人。
有人把他看成揭露黑暗的吹哨者,有人把他视为精心包装的骗子。但这两种评价都过于简单。因为它们都默认:郭文贵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人,一个天然如此的人。于是问题变成:他究竟是好还是坏。
然而更值得追问的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相信他?
因为一个人的诞生从来不是孤立事件。个人命运像河流中的浪花,看似突然升起,实际上早已被更深处的水流推动。
郭文贵首先是中国转型时代的产物。
改开之后,中国打开了财富的大门,却没有同时建立起成熟的规则。权力、资本与关系开始在巨大缝隙之间重新组合。有人依靠知识改变命运,有人依靠市场改变命运,也有人依靠进入权力网络改变命运。
这是一个机会爆炸的时代,也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里,最容易成功的并不一定是最有能力的人,而往往是最敏锐的人。他们能比别人更早察觉规则的灰色地带,更早发现权力的流向,更早看见缝隙在哪里。
郭文贵显然拥有这种能力。
他知道如何寻找关系,如何经营关系,也知道如何把关系转化为资源。他像一个熟练的冲浪者,不断寻找新的浪头。
但浪头本身不是海洋。
很多人习惯把成功解释成个人能力,把失败解释成个人道德。现实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同一个时代里,有人成为企业家,有人成为官员,有人成为知识分子,有人成为投机者。时代提供舞台,却不会决定演员必须扮演什么角色。
人仍然在选择。
只是有时候,人会慢慢忘记自己在选择。
因为财富能够带来安全感,权力能够带来控制感,而影响力则会带来一种更危险的幻觉:意义感。
人并不只需要活着。
人还需要相信自己活得重要。
也许正因为如此,郭文贵后来的道路才格外值得注意。
流亡美国以后,他失去了旧的权力网络,却获得了新的舞台。互联网出现了。在新的世界里,传播开始取代组织,注意力开始取代权力。
过去,一个人想影响世界,需要报纸、电台、组织、政党;今天,一个人只需要流量。
而流量天然偏爱情绪。
复杂的问题传播缓慢;简单答案传播迅速。怀疑传播缓慢;确定性传播迅速。真相需要解释,而愤怒不需要。
于是,一个新的游戏开始了。
“内幕”“爆料”“真相”“革命”开始不断出现。人们聚集起来,不只是因为好奇,也因为他们需要解释。
对于很多海外华人而言,他们面对的是一种长期的撕裂状态:故乡已经遥远,但又无法真正割舍;现实令人困惑,却找不到能够信任的叙述。
他们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们更需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于是,人们开始寻找一个能够解释世界的人。
历史上,这种事情反复发生。
因为人能够忍受痛苦,却很难忍受不确定。
人能够接受现实残酷,却很难接受现实没有答案。
所以,当有人站出来说:“我知道真相。”人们总会忍不住靠近。
真正值得思考的地方,也在这里。
郭文贵想反抗一种权力结构,但后来,人们却逐渐在他周围看见另一种熟悉的东西:领袖、忠诚、内部与外部、绝对正确与绝对错误。
于是出现一个奇怪现象:反抗权威的人,最终也可能重新成为权威。
因为问题有时并不只是制度问题。有时候,是人性的问题。
自由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浪漫。自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不确定,也意味着没有人替你承担判断。
而承担判断,是很累的事情。
于是人们会重新寻找可以依靠的人,可以相信的人,可以代替自己理解世界的人。
新的权威就这样产生了。
所以问题从来不只是郭文贵。
如果把一切都归结为一个人的道德缺陷,我们会感到轻松。因为那意味着,只要坏人消失,问题也会消失。
但现实没有这样简单。
只要一个社会仍然缺少透明,只要公共信任仍然不断瓦解,只要人们仍然比起复杂现实更偏爱简单答案,那么新的神话还会继续出现。
新的权威也会继续出现。
郭文贵只是一个名字。
真正的问题是:下一个郭文贵,会在什么地方出现。
以及,当他出现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学会不再等待人间救世主。

附:

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哈金做客【观点】节目,聊新书《折腾到底》,谈他对中国富商郭文贵的观察,以及他对郭文贵先生的一点忠告。

呉祚來:習近平的『增量社會主義』

作者:吳祚來
(中央社首发) 2026-6-30

吴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运动式完成,三大改造、三面红旗,三年饥荒。习近平搞的社会主义,因为他没有威权,所以只能碎步推进,搞的是增量社会主义,三年疫情之后,将是三十年败落。


新華社記者近期發文:《偉大征程丨三大改造: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會變革》肯定毛時代的三大改造豐功偉績,引發海外平台、媒體關注,人們很快想到,習近平是不是要對資本主義或民營企業再來一次大改造?

毛澤東的三大改造(及之後所謂『三面紅旗』),是急風暴雨式的推進社會主義路線,越過新民主主義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結果是造成了大躍進大饑荒。

習近平沒有毛澤東那樣的政治威權,所以只能用增量社會主義方式,改變或終結鄧小平開啟的權貴資本主義時代,如果說鄧小平是對毛時代的修正,習近平則是對鄧、江、胡時代的修正。

習當政後,面臨兩個選項,要麼打右燈向右轉,搞增量民主憲政,通過政治改良,來遏制腐敗,自下而上的普選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市縣級官員競選上崗,司法獨立,使中國一步步融入政治文明世界,要麼打左燈向左轉,搞增量社會主義,學習朝鮮經驗與方式,使中國更集權,更封閉,黨管控一切,以實現政權穩定。

毛澤東利用一次次運動,實現政治經濟文化集權,共和國變成黨國,黨國又變成毛個人極權王朝,習近平則通過反腐敗,通過修憲,一步步控制政治經濟與宣傳、教育,特別是控制軍隊,使黨的權力越來越集中於最高領導人。

本文通過習當政後在經濟領域一系列的倒退,來看清他是如何搞增量社會主義的。

一:重建農村供銷合作社體系

2013年習近平剛剛當政,中共中央發布文件,決定支持供銷社充分發揮農業社會化服務重要作用;媒體報導,根據20181月的供銷社會議重要報告,五年時間恢復重建基層供銷社萬餘家,總數已逾三萬家,鄉鎮覆蓋率從2012年的56%提高到2018年的95%——顯示供銷社已經猶如神經系統全面深入中國地方鄉鎮。

如果將土地歸還農民實現完全的市場化,農民變市民,市民成公民,就完全不需要國家建構的供銷合作社了,政府主導供銷社的體制使民間小商品經營無法生存。

也有分析指出,佈局全國性的農村供銷合作社,是為了武統臺灣的備戰需要,自由市場經濟不需要政府去佈局全國性的供銷體系,而戰時或備戰考量,則將這種建設視同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的政治需要。

二:國有企業與社會資本『混改』

五十年代叫『公私合營』,通過對工商資本改造,剝奪從業者數十年甚至上百年家族積累的財富,目的是快速實現工業化。習開啟『混改』的目的是『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整個混改過程中,黨中央同時佈局黨組織進入所有國營民營甚至外資企業,所以,儘管國務院文件中的混改致力於激發國有企業活力,但黨中央的目的明確,就是黨要把經濟命脈全部管控起來。

『混改』始於2015年《國務院關於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2016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務院國資委牽頭開展國企混改試點,先後推出了4批共208家試點。2019年發文件進一步推進,混改試點企業由點向面梯次鋪開、範圍全面擴大,呈現明顯加速、向縱深推進的態勢。國有資本投資公司不斷擴張、戰略行業加強國資佈局、平台經濟加強監管、民企加強黨建、國資基金不斷進入民企。官方現在更強調:國有經濟發揮戰略支撐作用,而不像2015年前後更多強調市場化改革。

中國的發改委的司長徐善長在202110月召開的專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目前,近100家試點已經完成了引入戰略投資者、調整股權結構、優化公司治理、深度轉換經營機制等主體任務,共引入外部資本2000多億元,外部資本平均持股比例達到35.9%。」這位發改委主管混改的司長發布的,其實是李克強時代的一份總結。

李強任總理之後,強化的是習路線,強調的是國有經濟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佈局戰略產業、服務國家安全和產業安全、建設現代產業體系。2026年又開始部署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20262029年),重點仍然是優化國有資本佈局、央企重組、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而不是擴大民營資本持股比例。

三、從胡德平的交鋒到國家課題肯定三大改造

在發改委主導混改的過程中,2018年也就是習近平第二個任期開始,中共就有官員與學者放風對民營經濟不利的言論,很快遭到中共改革派前總書記胡耀邦之子,曾任中共統戰部副部長和中國工商聯黨組書記的胡德平嚴厲的批評(美國之音有報導,文章當時發布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上)。

胡德平一是批評了「私營經濟應逐漸離場論」,這一觀點由學者吳小平提出,顯然這位學者揣測聖意,不僅看出了習近平國進民退的政治意向,還推進一步,認為私營經濟應該退出歷史舞台,這已與五十年代的三大改造讓私營經濟歸零,是一樣的激進了。

胡德平也不點名地批評了中國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的「私企工人參與管理共享成果論」,如果他的觀點確實是考慮職工股權利益,為什麼國有企業不率先示範?如果工會是獨立的,司法是獨立的,工人權益用不著黨和政府用行政方式去干預企業經營與權益分享。

同是2018年,一項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立項,名稱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過程、核心內涵及其歷史地位研究》。負責人孫建華是南京林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其中一部分重要內容,就是充分肯定三大改造:『沒有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就沒有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就無從談起。以「一化三改」為核心內容的「三大改造」,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進行的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我國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順利過渡,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等,由此開闢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由於是課題研究,沒有引發公眾注意,但現在將這些理論研究與有關部門放風放在一起,可以看到2018年,政治風向已明顯開始異變。

結語:

當鄧小平開啟的修正主義使權貴資本主義做大,習近平無法像毛澤東那樣激進地搞社會主義大改造,所以代之以漸進卻持續的方式推進『增量社會主義』。

習近平本人對社會主義改造有崇高的評價:「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創造性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大規模開展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建設,中國人民不僅站起來了,而且站住了、站穩了,實現了從社會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性跨越。」

習近平的政治經濟大方向是減量資本主義,減量民營企業,一步步的搞增量社會主義,多年來一系列的信號與現象都能佐證習時代打左燈向左轉,然而,這種方向的選擇,是否能挽救黨國經濟危機,是否又一次重蹈歷史覆轍,帶來災難性後果,有待觀察。

作者》吳祚來  獨立學者,專欄作家。


「如果你不願意遵守美國法律並融入美國文化,就不要來到這個國家追尋美國夢!」

Patrick Yeh 臉書 202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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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海軍代理部長 高雄/曹雄(Hung Cao):「如果你不願意遵守美國法律並融入美國文化,就不要來到這個國家追尋美國夢!」
曹雄在四歲時逃離了共產主義統治下的越南,為美國海軍奉獻了二十五年的歲月,而今天,他以代理部長的身份領導著這支海軍。他的生平正是當前針對「何謂美國人」這一激烈爭論的完美答案——這場爭論中多數叫得最大聲的人,從未真正去贏得過這個身份。而他,是在這個地球上一些最危險的地方贏得這一切的。他的故事應當讓每一個把這個國家視為理所當然、認為國家欠他們的人閉嘴。 他非常清楚美國之外的另一種選擇是什麼模樣,因為他就出生在其中。曹雄深知生活在共產主義下意味著什麼。他曾說過,世界上最恐怖的聲音就是半夜的敲門聲,因為在共產主義國家,那聲敲門意味著你所愛的人即將被強行帶走。在他自己的家族中,多位父親在黑夜中被帶走,從此音訊全無。這不是他在書本上讀到的章節,這是他一出生就身處其中的真實故事。
1975年,就在西貢陷落給共產黨的前幾天,他的家人為了活命而逃跑。當時曹雄只有四歲。他們到達美國時口袋裡一無所有,唯有滿腔熱血需要去證明自己。
他們來到這裡,並不是要求這個國家來背負他們;他們來到這裡,只是懇求一個能夠自食其力的機會。
他的父親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並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一生都在幫助農民解決溫飽問題。這家人甚至曾因父親在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任職而在西非生活過一段時間。曹雄在十二歲時回到美國,融入了一個新的家園並學會了新的語言,隨後畢業於維吉尼亞州的托馬斯·傑斐遜科技高中(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第一屆畢業班,那是全美國最頂尖的學校之一。
1989年,他從海軍最底層的二等兵海員做起,並憑實力贏得了隨後的每一次晉升。1996年,他畢業於美國海軍官校(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獲得海洋工程學士學位,後來又取得了物理學碩士學位。他成為了一名深海潛水員和爆炸物處理官(EOD),這是整個軍隊中最危險的工作之一。
當所有人都在往相反方向逃跑時,他卻是那個走向炸彈的人。他曾前往伊拉克、阿富汗和索馬利亞,為我們的海豹部隊(SEAL)及特種部隊拆除炸藥。1999年小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 Jr.)、其妻子及大姨子的座機墜毀後,他也是參與海中搜救尋回遺體的海軍團隊成員之一。當國家在遭逢摯痛、需要一雙沉穩的雙手時,曹雄總是在那裡。
他將人生中的二十五年奉獻給了美國海軍。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向這個國家簽下了一張空白支票,承諾奉獻包含生命在內的一切。他於2021年以海軍上校軍銜退役,功勳卓著、備受尊敬,他曾在這個世界上一些最危險的角落駐守守望。
作為一名移民,曹雄把話說得很直白:「如果你不願意遵守美國法律並融入美國文化,就不要來到這個國家追尋美國夢。」他贏得了說這句話的權利,因為他踐行了其中的每一個字。他自己的家人當年為了入籍文件等待了七年,他們是以合法的方式,帶著對接納他們的國家的耐心與尊重來完成這一切的。
感恩,是這個人生命故事中跳動的心臟。
曹雄看著美國,看到了一個值得去捍衛的家園,隨後他便將一生奉獻於捍衛它。他明白自由是上帝賜予的禮物,而如此珍貴的禮物承載著一項神聖的職責——去守護它,並將它完整地傳承給我們的子孫後代。
當他終於脫下軍裝時,曹雄並未停止服務。他於2022年競選維吉尼亞州的聯邦眾議員,並於2024年競選聯邦參議員。
川普總統提名他擔任海軍部次長,參議院並於2025年10月通過了這一任命。
今年,他再次更進一步,這一次是作為代理部長來領導海軍。
當年那個帶著空口袋來到這裡、驚恐萬分的小男孩,如今正協助指揮著人類歷史上已知最強大的海軍。
這個故事中還有一篇章展現了天意的安排。
當年他的家人第一次逃離越南時,在奔向自由的途中曾途經關島。幾十年後,作為我們海軍的領導者之一,曹雄被賦予了管轄那座島嶼的責任。
當年以難民身份降落在關島的男孩,如今班師回來協助防衛它。就算你刻意去寫,也寫不出比這更具「美國夢」色彩的故事了。
而他並非獨自建立起這樣的人生。他是與妻子愛普莉(April)以及他們的五個孩子(其中一個是領養的)共同建立的,他們在一個植根於信仰與勤奮的家庭中成長。
正是這樣的家庭,讓一個國家變得強大。
我相信上帝自有其撰寫故事的方式,是任何人類作家都無法想像的。一個曾經恐懼秘密警察敲門的孩子,現在正守望著一整個國家的自由。
這就是美國的承諾,而曹雄就是活生生的證據,證明這個承諾依然存在,依然值得為之奮鬥。
因此,讓我們為有像曹雄這樣的人而感謝上帝。
讓我們向每一位以正確方式來到這裡、熱愛這面國旗、學習我們的法律、且奉獻遠比索取還要多得多的移民致敬。
也讓我們永遠不要忘記,自由絕非理所當然(Freedom is never free),它值得像曹雄這樣的人付出一切犧牲來捍衛。
曹雄用一句話概括了他的一生:「我們來到這個國家時一無所有。我們沒有向這個國家索取任何東西。齊心協力,我們將讓美國再次偉大。」
上帝保佑曹雄,上帝保佑我們的海軍官兵,上帝保佑美利堅合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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