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6-21
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
蘇暁康:流亡敘事的哀愁
高瑜:鮑彤的判斷力
作者脸书 2026-6-21
80年代鮑彤與小舅舅吳世昌
寫完長文《鮑彤和他的兩個國學大師舅舅》,看到《新世紀網站》刊登我的兩篇舊文《鮑彤談林彪》及附錄《北京“9.13”研討會為林彪翻案》。舊事重提,我不免想繼續寫寫鮑彤先生,寫寫他驚人的政治判斷力。
钱江:红八月“走资派”胡绩伟和“老右派”刘衡相会工厂劳作——文革初人民日报记事
原创 观潮钱江 钱江写历史 2026年6月12日
1966年“红八月”,“检阅红卫兵”之火燃向全国,起到了“点火”作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内又在忙碌些什么?
在批斗“走资派”。
1966年夏,人民日报社内批判总编辑吴冷西大会。站在在右侧身着短袖衬衫的是吴冷西。 王东 摄
“红八月”里,人民日报主要领导人先后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即“走资派”)“帽子”,被打倒或“靠边站”(停止职务),大部分人下工厂从事体力劳动以“改造思想”,“四大家族”概莫能外。
还在7月下旬,人民日报社内“斗黑帮”,已从集中批判总编辑吴冷西扩大开来。7月23日,文革小组布置,整理副总编辑胡绩伟、陈浚和党委书记王泽民的材料,“准备斗争”。同时开始整理副总编辑王揖、安岗、李庄的材料,让他们等在“四大家族”之后挨斗。
“四大家族“成员下工厂在监督下劳动
从1966年8月16日起,人民日报“四大家族”组成者——吴冷西、胡绩伟、陈浚、王泽民一起离开编辑部,“下放”本报印厂不同车间、工段,“由工人同志们监督他们劳动改造”。还预先通知他们,将从原住房“搬家”,按普通员工住房标准搬到普通员工宿舍区去。
这是一个节点——报社“文革”运动从前期“论海瑞罢官”、“工作组兴废”的初潮落下,卷入更长久动荡。对应“文革”大势的潮起潮落,是基本一致的。
后来“文革”终了,“四大家族”之称在人民日报社内随之淡去,到后人渐渐不知“四大家族”为何人的时候,4位“四大家族”成员纷纷撰写或口述回忆录,观点和叙述各个不同,对那段被“打倒”之后的工厂劳作,吴冷西和陈浚不作提及,胡绩伟和王泽民则有文字存世。
王泽民:批斗时抓头发太痛了,我干脆剃光头
在那个时段里,他们都经受了对人格的轻蔑,遭受了难以忍受的屈辱,未必都是天天拳棒相加,训斥和辱骂则如家常便饭,不堪回首。
“四大家族”不能凑在一起以防订立攻守同盟。吴冷西去了轮印车间,胡绩伟到装订车间、王泽民安排在排字车间,陈浚在哪个车间报到?目前缺失记录。
“四大家族”一边劳作一边挨批斗。
1966年8月24日下午,报社编辑部发生了更多人卷入的“游楼”批斗。“右派”女编辑刘衡戴上高帽子走在前头,后面跟着不戴高帽子的胡绩伟、陈浚、王泽民。游走中把曾担任部主任、副主任的陈笑雨、胡骑等人拉了进来,在各个楼层羞辱一遍。
王泽民口述:
我下放到报社工厂排字车间劳动。那里的工人是很有意思的,他们一看到我的时候,只要“嘘、嘘、嘘”地一吹哨,那一天就必定要开大会批斗我。只要不吹哨,他们摇头晃脑地笑一笑就没有事了。老实讲,到车间里劳动时,那些工人起了保护作用。旁的人要拉出去斗,他们不同意,说:“这是我们管的人,要斗他需要经过我们的同意才能斗。”
在挨批斗时,车间里的女工总是抓住我的头发按住头,让我弯腰。以后,我就干脆把头发理光了。不是工人强迫剃头的,是我主动剃光的。第二天一上车间,车间里的工人就问:“谁让你剃光了的?剃了光头就革命啦?为什么要剃光呀?”我也不便解释,只是讲每次批斗我时抓住头发按着太痛了,就是这样。
1966年8月,胡绩伟、王泽民分别挨斗1次。进入9月,王泽民被斗3次。胡绩伟更多,为4次。
胡绩伟到装订车间与“右派”刘衡会合
胡绩伟到装订车间,和始终没有摘下“右派帽子”的老革命女编辑刘衡一起劳动。他们两人在延安时代就互相知道了。
在刘衡笔下,来到车间的胡绩伟口口声声承认自己是“黑帮”、“三反分子”,对工人言听计从,十分温顺。
胡绩伟在回忆录中说:
我在装订车间,从学用手工折页子到用机器折,很快成为相当熟练的工人。工人是8点上班,我7点就到,先把车间和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工人背后称赞我干的不错。中午休息时间,我用两张报纸铺在地上,自己睡在上面。从下往上看那些机器被我擦得锃亮,自己也感到很不错。
胡绩伟觉得车间工人对他还不错:
凡是要拉我出去批斗时,他们都要派人保护我,总是劝说别的造反派不要打我。有一次报社造反派搞了一个“走资派”的大牌子,勒令我一定要挂上。我说挂上妨碍劳动,他们也同意,劳动时不挂牌子,可是下班回家时务必挂上。我死活不干,我说走在路上。人家见我挂着“走资派”的牌子,还不把我打死?我就赖在车间不走,宁愿不回家,也不在上班下班的路上挂牌子。车间革委会经过几番交涉,才同意让我不挂牌子回家。(见《胡绩伟自述》)第2卷第1999~2001页)
“右派”刘衡看“走资派”胡绩伟
胡绩伟虽说是“走资派”,毕竟是“群众”封的,还没有官方钦定,不能最后算数。但是老资格记者刘衡属于没有摘帽的真正右派,“五类分子”,那是板上钉钉,翻不了身的。她于1961年从渤海边柏各庄农场回到报社后,就在报社图书馆资料室剪贴简报资料。她一直坚持申诉,要求对她的“右派”错案进行甄别。
现在,“文革”风暴又朝她呼啸而来。8月17日下午,报社印厂工人停止工作,蜂拥成群,冲进编辑部大楼,首先游斗了刘衡,在她的头上戴了高帽子,脖颈上挂了“右派分子”的大牌子,推进编辑部走廊“游楼示众”。这个过程完全是侮辱性的。“游楼”之后,刘衡立即写信给代总编辑唐平铸表示抗议。
第二天,她被赶到印厂装订车间,与胡绩伟一起劳动,倒让她有些意外。
刘衡的回忆和胡绩伟有所不同:
我在车间,虽然是死老虎一个,一些人仍想充一下“打虎英雄”咬我几口,表现他的立场坚定、革命性强。
一天,他们要我挂一个纸牌子,上写“我是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刘衡”。我不肯挂,工人们把我围住,揪我的头发把我按在地上,硬给我挂上。我每天背着纸牌子劳动很不方便,而且感到无聊。从来没有哪位工人向我提出过任何问题,只是挖空心思变着法折磨我,迫害我。
和胡绩伟一起劳动,刘衡“既不幸灾乐祸,也不得意洋洋,只是高兴我们的改造生活会多点花样,不再是死水一潭,多少会起点波浪。”
这时候,她和胡绩伟倒是有了一些交谈的机会。1962年,刘衡为“甄别右派”的事找过胡绩伟,可见还可以说上话。
如今在车间一起劳作了,使刘衡想起了1962时胡绩伟为“甄别”说的话,他说刘衡啊,“反右派那个时候别人说你是右派,你说是的是的,我是极右极右的右派,这样说了,也许别人不划你是右派”。
当时刘衡没听懂胡绩伟究竟说的是什么?现在看到他在车间劳动的模样,刘衡写道,这下子明白了,“胡绩伟说的话,是出自他的真心不是假意,在叫我怎样对付政治运动。他现在身体力行,想表现自己态度好,这样也许别人不给他戴帽子。(刘衡回忆录《直立行走的水》第147~148页)
和胡绩伟一起劳作,刘衡感觉到劳动时间延长了,每天工作9个半小时,常常是10个小时以上。有时工人去听报告或开会、看电影,却不让他们两个听报告、开会和看电影。
刘衡回忆录《直立行走的水》,详尽记述了她充满坎坷又充满信心和向往的一生。书稿由她自己印行了若干部,作为留给历史的备忘录。
胡绩伟埋头干活不做声,刘衡的胆子大多了,向报社领导提交汇报,标题是《我感到每天劳动时间有点长》,全文为:
我们在印刷厂装订车间劳动,既不让参加会议,又不让参加学习。每天除了闷头干活、挨打、挨训外,很少和工人思想见面。我感到我们每天的劳动时间有点长,常常是10多个小时。
我和胡绩伟已经不是青年了,身体都不太好。如果短期长时间劳动,还可以应付过去,长期长时间劳动就不合适了。长期以来,我们很少有看报、学习的时间。
我白天劳动一天,晚上回到宿舍,还看书看报、写材料,常常每天只睡5、6小时。最近,因劳动太累,我感到十分疲乏,才写出这个意见。我希望生活能正规化,劳动能经常化,希望领导干部要有长期观点,让我们既有体力劳动的时间,又有脑力劳动的时间,不要对我们的改造采取提高劳动强度和疲劳轰炸的办法。
(刘衡书稿《直立行走的水》第147—149页)
20世纪60年代人民日报在北京王府井的编辑部大门,其中不知发生了多少故事。
胡绩伟和刘衡一起在车间劳作两年,有多少屈辱无法统计,增加了彼此认识则是肯定的。10年后文革结束,胡耀邦拨乱反正,领导大规模为“右派”平反改正。这时的胡绩伟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了,人民日报在改正“右派”上走在全国前列。刘衡在1978年12月第一批得到“改正”。
(2026年6月13日)
呉嘉隆:中共在台灣培養代理人,只是在被國民黨利用而已
作者臉書 2026-6-21
钱江:毛泽东检阅红卫兵,人民日报记者缺失了什么
原创 观潮钱江 钱江说历史 2026年6月19日
今年是文革爆发60周年,也是文革元年——1966年领袖检阅上千万“红卫兵”惊世骇俗之举60年。当年的《人民日报》对每次“阅红”至少连续报道4天,足见重视程度。亲身参与采访的记者,算得上躬逢其盛吗?
1966年8月18日首次检阅红卫兵时的场面,照片中的人群来自北京大学,他们簇拥聂元梓等7人签名的大字报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 人民日报记者王景仁 摄
1.林晰前辈感悟的“缺失”是什么
检阅红卫兵首月即“红八月”刚刚结束,9月3日,报社“文革小组”编印的活页《文化革命动态》记载:“最近,报社广大革命职工就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和进一步贯彻十六条的问题纷纷进行了学习讨论”,“同志们称赞广大红卫兵充当了这个运动的急先锋,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虽然不久,但却无坚不摧,震撼了整个旧世界”。
如此盛赞,当然是要与报道“检阅红卫兵”相匹配的,那些报道白纸黑字,肯定是“重头戏”,但又是有套路、有框架的——极力推崇个人崇拜,将成就归功于一人。在严格的“程序”和框架内,奉命撰写“阅红”报道的记者不敢越雷池一步,除歌颂之外不能多置一词。
“阅红”报道是怎么采写出来的。亲身经历的老资格记者林晰留下了若干文字记述:
每一次领袖检阅红卫兵之后,我们要连夜赶写第二天见报的长篇通讯,执笔的人也无不对毛充满了淳朴的感情,否则这种歌功颂德的文章怎么写得出来呢?这种写作往往是由记者分头写自己采访的一个片段,然后有几个人统一串在一起,形成一篇长文,我是这几个人中的一位,往往要工作到天亮。
他写道,若干年之后,特别是离休之后,回顾几十年往事,“才感到自己曾经干过许多愚蠢的事”。
身为当事人,他落笔写了一些检阅红卫兵的文字,有登上报纸的,也有记载于回忆录的。他对笔者说,记下来的太少了,是明显的缺失——一个记者的缺失。
林晰前辈为何有如此感慨?做一番比较才发现,他的一些同事也采写了“阅红”报道,除了报纸刊登出来那几行难以查考作者名字的颂扬文字,他们没有为岁月留痕,哪怕是留下不多的记述——这些文字要经得起时光检验的。
唐平铸是当时的人民日报代总编辑,两个儿子唐炎明、唐亚明完成了对父亲的长篇著述《唐平铸文革实录》,其中记录了一句话:“有个闯进人民日报的红卫兵高兴地说,让全中国上千万的红卫兵白吃白住,白坐车,这得有多大气魄!……谁能想得出这个。”这段话可能引自唐平铸所述,现在看来,能留下这点滴记录也很好了!
这样的记述,在今天往往要通过沙里淘金般的努力去发掘和收集,哪怕是片言只语,也可以作为窥全豹之一斑。
接待红卫兵总站站长吕鸿心痛的地方
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那年8月到11月,上千万大中学生和学校的老师,免费乘坐火车从各地来到北京,免费食宿,还有专门组织安排他们游行、等待觐见,只为这千年一回的际遇。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革命运动的通知》,明令开展全国性“大串联”——这是一个特有的“文革词汇”。
确切的统计是没有的。“阅红”4个月,耗费了巨大的国家资源、民众财力,却是为了推动“文革”这样一场民族灾难。
当年置身于“检阅红卫兵”队列里、今日已经白发满头的人们,其自身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有些人带有一生伤痛,还有若干人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生命,对这些人的名字,看来历史已经失于记载。
对这个情况,当年检阅红卫兵的重要组织者吕鸿写有专门的回忆文章,他写道:“令人痛心的是,在大串联、大接见中,总是出现一些伤亡事故,特别是在大接见中,由于人们都希望更近一点看到毛主席。而不顾一切地向前拥挤,结果使一些年幼体弱的学生被挤倒挤伤,甚至个别的死亡。”
吕鸿写道:大检阅中,“有由于拥挤被挤倒挤伤致残,甚至当场死亡的;也有南方来的红卫兵小将。由于来时衣着单薄,在途中冻伤冻死的。”
他还写道,“阅红”中的伤亡发生后,他代表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去看望在广场检阅中因伤残住院的学生,“看到这些因伤截肢的少男少女,我的心疼得都要碎裂了。但这些受伤的少男少女们,不但没有一点怨忧之意,相反地还兴高采烈地大谈参加文化大革命受毛主席接见的光荣。”(吕鸿《我任红卫兵接待总站站长的日子》,见<炎黄春秋杂志>1989年第12期)
吕鸿(1915—2022)原名吕儒琦,湖北武昌人,1915年11月生,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9月参加八路军,1938年11月入党,先后担任八路军115师连文化教员、支队宣传科科长。该部挺进山东后任教导团政委;冀鲁豫军区随营学校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他是晋冀鲁豫野战军11纵31旅政治部主任,二野17军49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委、政委,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后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六院政治部主任。“文革”全面爆发前改组北京市委时调任北京市委第一副秘书长,由此成为首都接待红卫兵总站负责人,经历了“检阅红卫兵”的全过程。后来他返回部队,曾任总参政治部副主任、总参纪委副书记。2022年6月于北京逝世,享年107岁。
3 张辉灿的历史记述
可与吕鸿记述并称的是张辉灿口述、慕安整理的文章《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情》,这篇万字文章刊于《炎黄春秋》杂志2006年第4期》。作者是当时总参作战部参谋,参与组织红卫兵游行和集会的全部过程。
检阅红卫兵的集会和游行,是由担任“首都工作组”组长的周恩来负责的。在这个工作组下,设立了8个联合指挥所,简称“八大联指”,由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具体指挥。其中通过“部队组”调动卫戍区部队参与维持游行和集会秩序。
这年10月18日第5次检阅,采用红卫兵列队主要大道两边,毛泽东乘车驶过的方式检阅。此次受阅红卫兵达150万人,为维持秩序,“北京卫戍区4个师中的机动兵力全用上还不够,又从驻京军兵种中借用了部分力量。”
1966年10月18日,北京东三环大街,红卫兵列队道路两旁等待毛泽东接见,坐在前面的是维持秩序的军人(图片引自陆伟国《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书稿)
张辉灿叙述说,即便这样,还是出现了险情。当检阅车队西进到大钟寺东侧时,数百名红卫兵蜂拥而上,围堵了主席座车。这时,卫戍区在北太平庄的4个机动连迅速赶到,化险为夷。
张辉灿记录了检阅红卫兵中发生的伤亡。11月26日最后一次检阅,数十万红卫兵安排在北京西郊机场等候,待检阅车离去,散场时的红卫兵发生了踩踏,死数人,伤十几人。
事后,张辉灿受命,为检阅红卫兵过程“撰写了一个很长的总结报告”,“报总理并转报主席”。看来这个报告就是他日后作长篇口述的基础。这篇文章最后写道:“接见近1200万红卫兵,消耗的财力物力无计其数,负面影响不可估量。”
吕鸿和张辉灿的回顾文章,是了解“检阅红卫兵”的重要文献。
检阅红卫兵的个人微记录也是历史的一个画面
检阅红卫兵达到千万人规模,世间空前,内情曲折,非若干篇万字文章所能详述。从决策指挥层面像吕鸿、张辉灿这样写下亲历所知固然难得,众多亲历者留下个人记录同样是历史的佐证,有益于当今和此后的认识。简言之,写下来就是朝着真相迈进一步。
记录历史就是面对岁月河流的吟唱,有曲调之分,既有黄钟大吕,震撼人心,也要有江南丝竹,丝丝入扣。记述历史需要细节,将个人经历汇集起来构成完整画面,那就是历史。
笔者前次文稿推出之后,有友人孙伟林发来一段检阅红卫兵的回忆,征得他的同意,引录如下:
当时每年“十一”广场上都要举花组字组标语图案,通常都由小学生来承担。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我正在天安门广场组字。
我当年12岁,站在广场最前列举花组图案花边。
这次国庆游行比较特殊,“文革”爆发后学校校长靠边站了,进校的工作组“犯错误”,于是红卫兵掌权,所以这次“十一”游行由上级指挥部直接召集相关小学红卫兵头头开会,直接交付排练和到时候正式列队组标语组花边。
以往的国庆游行照例是100分钟,但是1966年国庆正逢检阅红卫兵高潮,工农兵游行队伍加上各地红卫兵,从上午10时开始一直走到下午4时才结束。
按规定,组字的中小学生清晨5时前进入广场。但当时我们这些小学生也是革命热情上头,头天晚上9夜我带队从学校出发,步行两个多小时,12点前到达天安门广场。
因为年龄小没经验,我和同学们在广场水泥地上坐了一夜,到夜晚很冷,没有食物供应,到早晨就饿了。第二天,我们在曝晒下举花组图,半天多下来精疲力尽。我身在红海洋中无论怎么念毛主席语录,也无法产生“精神原子弹”消除饥饿和疲惫。
下午4时,最后的检阅队伍走过天安门。按照排练规定,这时小学生们欢呼着奔向金水桥。
我欢呼着奔向金水桥是拼了小命的。
我冲在最前面必须快跑,必须冲在最前面。要跑到最前面去看看毛主席。
快跑到金水桥了,我的体力几乎全部用尽了,眼看要跌倒了,身前的一个值勤解放军跑来,一把抱起我扛在肩上。人群从身边涌了过去。
我要感谢这位解放军,他抱起我,免除了一场灾难。
有一位署名“牧童”的读者发来他记忆的一段往事:
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和林彪第8次检阅红卫兵,把我们安排在西郊机场。早上5点起床,洗漱完毕,吃完早餐,在食堂领了馒头鸡蛋,然后整队从北京工业学院出发前往西郊机场。到了机场,在机场跑道边坐好,前边三排是解放军,宣布纪律:毛主席车来的时候大家原地坐好,不要站起来。
下午4时许,人群开始骚动。一辆开道吉普从我们前面驶过,这时人们纷纷站立起来,解放军极力劝大家坐下,但是没人理会。很快,人群向主席座车驶来的方向涌去,解放军也拦不住,这时,主席的车加快了速度,很快驶过队伍,许多人还没有看清主席,就把机场塔台围住反复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
我看到这混乱的场面,心里想到,毛主席绝不会再出来了,就一个人默默地走回北工院……
默默感叹消失的记忆和记录
毋庸置疑,对当年“阅红”经历留下最多记述的当属彼时的红卫兵们。如上所述,即便是小学生,也有人写下了自己的深刻记忆。林晰前辈感到遗憾的是,很少读到当年同事写下的“检阅红卫兵”记事。
这些当年同事,有的上了天安门,听到了检阅者的对话;有的在城楼下和红卫兵比肩而立,感受到他们的狂热和悲喜。他们有条件看到了大事件发生的那一刻,或是读到了重要的文献。这些,是不是被轻轻放过了?
延伸下来说,像“检阅红卫兵”这样的旷世之举,在今天还缺乏系统的、有较多数据支撑、包括了一系列细节的记述。这个责任,已经从前人转肩给今天的人们了。
一个民族需要记忆,新闻记者就是记忆的执笔人。留下记录是尽到了努力,缺失记录是对历史失责。
(2026年6月19日)
英国开始 “移除” 丘吉尔形象
原创 白桦 白桦树笔记 2026年6月13日
英镑纸币撤下丘吉尔、奥斯汀、图灵肖像
英格兰银行更新纸币设计,新版英镑纸币不再印制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数学家艾伦・图灵、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人像。
英格兰银行将这几位历史名人移出纸币,理由是他们属于 “精英阶层人物,自身存在争议”。该行委托开展的调研提出,丘吉尔、图灵、奥斯汀三个人物 “饱受争议,无法体现英国文化与族群多元性”。
报道称,上述历史人物存在争议,使用他们的肖像代表着 “落后的国家视角”。纸币版面不再使用历史人物,替换成野生动物图案,调研称这种方案 “包容性更强,更能代表当代英国”。同时纸币也不再印刷历史建筑,原因是这些建筑 “可能和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存在关联”。
此前英格兰银行就新版英镑纸币设计方案开启公众征询。英国民众可邮寄或线上参与投票,要求从哺乳动物、鸟类、两栖 / 昆虫 / 鱼类综合大类这三个组别里,每组选出两种动物,作为新纸币图案备选。
事件深度解析
一、撤下三位人物的背景与各自历史定位
二战核心领袖,带领英国熬过纳粹空袭、坚持反法西斯作战,是英国近代标志性首相;但其执政期支持大英帝国殖民扩张、部分种族言论长期被现代多元主义阵营诟病,成为争议焦点。
计算机科学之父、密码学巨匠,二战破解德军恩尼格玛密码机,极大加速二战胜利进程;本人曾因性取向遭受本国司法迫害,后世虽已平反,但在当下极端多元审查氛围下仍被贴上争议标签。
世界级经典文学女作家,《傲慢与偏见》等作品流传全球;批评观点认为其作品聚焦上层乡绅圈层,脱离底层民众,属于旧式精英文化代表。
二、核心改革逻辑:政治正确全面主导货币设计
摒弃历代沿用的历史伟人肖像体系,不再以功勋、文化贡献作为入选纸币的评判标准,转而以族群多元、包容性、反殖民等现代政治正确标尺筛选图案。
历史建筑一并剔除,理由是和殖民、黑奴贸易挂钩,本质是对本国近代历史进行全盘否定式解构。
改用野生动物替代人文符号,彻底回避历史人物带来的价值观争议,但也意味着一国主权货币不再承载民族历史记忆与精神标杆。
三、现实矛盾与舆论隐患
货币是国家名片,英镑长期依靠伟人肖像塑造民族认同感,此番改动直接割裂国民几代人的历史共识,在英国保守派群体中引发强烈不满。
所谓 “包容性改造” 走向极端化:不再评判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绩,只拿现代当下的价值观回溯审判前人,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公众投票仅局限于挑选动物种类,民众无权决定是否保留历史名人,征询流程只是形式层面的民主包装。
四、地缘与文化延伸影响
这是西方多国极端政治正确持续扩张的又一标志性事件,历史人物、民族英雄不断被重新审视、除名,欧美本土传统文化持续自我消解。
英镑作为国际主流储备货币,版面大幅改动也具备象征意义:老牌殖民帝国主动弱化自身历史荣光,向内收缩文化叙事。
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
历史经验已经表明:消灭富人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成了穷人
圣泽路口 2026年6月19日
邵燕祥(1933—2020),当代著名诗人、杂文家,代表作有《到远方去》《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找灵魂》《沉船》,以良知与反思直面时代。
如果政治上长期腐败,再加上经济增长乏力,危机就不远了。所以,聪明的政府,必须防止这个社会穷人太多、富人太富的现象。
都说“爱与死”是文学艺术“永恒的题材”;我以为,“穷与富”,即使不是“永恒”,也是一个漫长的、在今天远远看不到尽头的历史时期中“撄人心”的题材。
法国大文豪雨果在《目击录》(Chose vues)中有一段话:
昨天,2月22日,我赴上议院……看见两个士兵押着一个汉子从都尔农街走来……他臂下夹着一个面包。四周的人说他就是为偷这面包被押起来……一辆刻有徽章的四轮大马车停在兵营外。从打开的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见一个美丽的少妇,娇嫩而且白皙,正在逗着一个裹在花边里的小孩玩:这少妇并没发觉那可怕的汉子在望着她。……从前,穷人和富人肩摩踵接,但并不互相注视……从那汉子发觉这少妇的存在而这少妇看不见那汉子的一刻起,风暴便不可避免了。
我没有读过这篇梁宗岱先生的译文,不知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不是就由这个场景触发而写的,书中的冉阿让就是因为偷一块面包而被捕判刑,终身不得解脱的。这一段话,我是转引自旅法作家刘志侠一文(刊于《中国第三产业》2003年第10期)。雨果的《悲惨世界》写成于1861—1869年,两年后的1871年,一场风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了。公社失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大的革命事件。刘志侠解释说,这是“因为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西欧诸国纷纷发展社会福利,加上各种税收,由国家重新分配的生产总值上升到四至五成,大大减少了贫富不均的现象”。
可见,要使社会稳定,是要正视并采取切实的措施来缩小贫富的差距,而不能停止在掩盖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但上文语焉不详,并不能提供这方面翔实可靠的经验,更不能代替我们面对本国现实的思考。
偶然得读学者陈镛、蔡未名、曹志行主持的一篇述评,其中摘录学者卢周来关于穷人与富人的消费行为以及穷人市场、富人市场的观点——
穷人的“恩格尔系数”远大于富人,用于维持生存的生活必需品支出占的比重大,所以,一旦这些消费品上涨,穷人只能勒紧裤带过日子。富人则不同,因为在他们每日挥金如土的过程中,用于柴米油盐的钱所占比重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这些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他们根本不计较,更不会影响他们的需求量。这一穷一富,正应了时下流行的那句话:穷人看着钱买东西,富人看着东西花钱。穷人买跌不买涨,富人买涨不买跌。这就是“反需求定律”:当某种商品价格很高时,富人趋之若鹜;而该商品价格下降时,富人理都不理。
现在媒体上整日鼓噪一个名词“精神消费”,这绝对是有闲阶层或者富人的玩意儿。因为对于穷人来说,所有的收入几乎都用于维持生计了。而所谓“精神消费”,恰恰会出现所谓的“边际效应递增”。比如玩名牌,无论是车,还是服装,富人每多购一辆(套),他会觉得他的身份又增加了几分,因此满足程度会越高;更有玩收藏的,收藏得越来越齐全,他的满足程度不是降低,而是在不断提高。
在穷人的市场上,主要是低档消费品与日用品;在富人的市场上,主要是高档消费品耐用品。因为世界的购买力主要在富人手中,所以同样占有世界生产份额80%的大厂商都将质优价高的产品对着富人;穷人这边,则是小厂商负责供应。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曾考察研究过一个现象:美国曾经有不少嗜酒的穷人,因为受劣质威士忌的毒害,导致双目失明或死亡,于是政府规定了威士忌的质量标准。结果怎样呢?高收入的饮酒者,并不因为对他们所需的酒付出更多的钱而不满或退却,而低收入的嗜酒者,面对价格突然上升,只有三种选择:要么不喝,要么不得不少喝,或者饮用违法私酿的威士忌。假货、勾兑酒、毒米霉面等等,受害的多是穷人,因为富人早就不在小商店与集市买东西。为了对付这些问题,政府会强制执行某些标准,但标准一高,成本上去了,穷人又消费不起。
卢先生在分析了以上现象之后,正确地指出: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因为穷人太多,富人太富,必然会出现消费断档:穷人消费不起,富人所有的消费需求都已经满足。于是,不可避免地,经济将因总需求不足而趋向疲软。而一些还存在腐败现象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将经济增长作为维护稳定政局的不二法门。如果政治上长期腐败,再加上经济增长乏力,危机就不远了。所以,聪明的政府,必须防止这个社会穷人太多、富人太富的现象。
再深入一步的问题是,怎样才能防止穷人太多、富人太富?时下一种强烈的声音,就是通过财富再分配以抑制富人的富裕程度和致富速度,用剥夺富人所得去补贴穷人。主流媒体日前也发出了用“共富论”取代“先富论”的呼吁。编者所担心的是,政府若是果真照此办理,会不会又去重蹈当初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覆辙?在经济日趋市场化、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能不能找到一种更好的办法,在继续推动富人积极创造财富、确保他们拥有的私人财产权的同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为全社会包括每一个穷人提供一种公平的机会;在帮助穷人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同时,激励更多的穷人去努力改变自身的命运,走上由穷变富的道路?如果这是更为理性的选择,那么,对于富人的种种消费现象也就没有必要看得十分严重。
富人消费并不可怕,他不消费那才可怕哩!富人要消费,就必须有供给,谁来供给?按卢先生的说法是大厂商,而大厂商的背后不还是大批的产业工人吗,不就是穷人一族吗?富人有了钱,物质消费不过瘾了,还要有“精神消费”,这也不是坏事。名车、名装、名器、名品,多半都是穷人造出来的,有人买了去,穷人才能拿到工资;就算是收藏古董,国家藉此将富人的部分财富收了去,用于建设和公益,于公于私两便,也不妨加以鼓励。富人的“精神消费”从长远看也同样存在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消费普及面广了,“物以稀为贵”的公式就不起作用了,我们倒是希望这种消费模式“效益递增”的向上曲线延长一点更好,保持足够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富人和穷人为之而奋斗。
一个健康的社会的目标就是减少穷人、增加富人,为此,要建立一种由穷致富的通畅渠道,不要让获取财富的通道只为少数富豪所把持,这是没有疑义的。穷人太多、富人太富固然是一种病态,但没有必要把穷人和富人完全置于对立的两极;并不是为了减少穷人就必须减少富人、减少了富人就必然会达到减少穷人的目的。相反,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富人增加了,穷人才会减少。无数次历史经验已经表明,消灭富人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成了穷人,至多是给原有的穷人带来“吃大户”的一时之快,并不能使他们的贫困命运有任何改变。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失败者们组成了一个失败的王朝
粥棚 2026年6月19日
作者:黄仁宇/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壹 黄仁宇的明史研究之路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为Ray 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
我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5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
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
全书133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7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贰 从税收看民生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
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
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1—5%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50%。以总额而言, 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两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
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叁 从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
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
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
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
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两千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
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1973年英国《观察家》(Observer)周刊,以李约瑟博士、鲁桂珍博士和黄仁宇博士三人为封面,做特别报道
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中文,刊载于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
肆 道德代替法制:中国历史的症结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
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
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
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张瀚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
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
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式。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綎,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伍 明朝历史对现代的启示
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有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
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因为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
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十五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有关16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过于琐碎,唐鹤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遗墨,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
当然,问题还远不止此,比如:
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
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
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
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偏偏屡遭排挤?
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笔者写作此书时,虽已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书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属一得之见,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
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陆 作者结语
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三十年,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三十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
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
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其有创意遣辞方面根本性的不妥,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又,廖沫沙兄为笔者年轻时的患难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签,为本书生色不少。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
黄仁宇 1981年1月于美国
韩联潮:莫让总统图书馆沦为个人神堂
@lianchaohan · Jun 20, 2026
莫让总统图书馆沦为个人神堂
昨天,耗资8.5亿美元的奥巴马总统中心正式落成,政客与名流云集庆贺。与此同时,支持其他总统的人士也纷纷攀比,声称我总统的将建得更大、更美。看到这一幕,我不禁为美国民主感到一丝悲哀。
悲哀在于,今天的美国前总统们在卸任后,动辄砸下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在全美各地兴建一座座流光溢彩、高耸入云的总统中心或总统图书馆,而公众往往被其冠冕堂皇的教育、学术、公益社区说辞所迷惑,赞誉之声不绝于耳。然而,剥离掉其宏大叙事的包装,这项在美利坚共和国延续了数十年的丑陋恶习——用公共资源为个人树碑立传,本质上是一场反民主的特权竞赛,更是对美利坚共和国朴素精神和传统的公然背叛。
要看清这场建造个人神殿的权力滥觞,就必须戳破其始作俑者——富兰克林·罗斯福(FDR)当年精心编织的谎言。罗斯福对外声称,建立总统个人图书馆是“为了务实地保存国家历史档案”,现代总统的文件数量空前庞大,国家档案馆装不下,只有建立专门的机构才能妥善保护。这完全是借口。
事实上,早在1935年,功能完备、现代化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刚在华盛顿特区建成并启用。1938年,FDR放着国家现成的、有大量空置空间的顶级中央库房不用,偏要动用政治威望,强行通过国会议案,在自己位于纽约海德公园的私人家族庄园里单独盖一座大楼。他以“不花国家一分钱盖楼”的伪善姿态,圈地自封,不仅开创了将总统政治遗产与普通政府档案剥离的特权,更将后续无休止的档案管理、建筑维护和安保成本塞给了全国纳税人。共和党议员当年在国会辩论中痛批其搞个人崇拜,“修建元首庙”,”为在世元首树碑立传”,纯粹是“自大狂的表现”,并警告未来美国各州都将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总统庙宇“。如今看来,这些批评真的是字字见血。
1974年水门事件爆发后,尼克松试图控制白宫录音带和大量总统文件,引发全国震动。为了防止总统将国家记录据为己有,国会最终于1978年通过《总统记录法》,正式确立“总统记录属于美国人民”的原则。这无疑是美国民主制度的重要进步。
然而,这部由民主党主导法律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却保留了另一个问题。它虽然阻止了总统私吞或销毁历史记录,却不仅保留了FDR开创的总统个人建馆模式,反而允许前总统通过私人基金会筹款建设独立的个人纪念设施。
正是这个法律漏洞,直接导致了过去四十年里个人崇拜文化的恶性通胀。在金钱政治的推动下,本应严肃、克制的历史档案机构,蜕化成了前总统与其背后财阀、跨国企业合谋、展示个人政治遗产的大型纪念工程。从里根图书馆里停放的退役空军一号,到奥巴马中心235英尺高的巨型博物馆塔楼,再到如今在迈阿密规划中、甚至将盈利性豪华酒店和写字楼塞进公共图书馆内、充斥着黄金装饰的川普摩天大楼——总统图书馆系统已经完成了它的彻底堕落。
一个在任时掌握公权力的临时公职人员,在卸任后却能凭借私人基金会和特殊利益集团的献金,为自己树立起不可动摇、甚至带有商业吸金性质的永久个人金身。这不仅是用资本强行垄断、裁剪和粉饰历史,更是对人人平等这一民主基石的公然嘲弄。
诚然,美国国家档案馆至今仍承担着档案保管职责,确保研究者能够查阅原始历史资料。但对于普通公众而言,真正塑造历史认知的往往不是地下档案库,而是地面上那些宏伟壮观的博物馆与展示中心。
尤其是在数字时代,当数百TB乃至PB级电子档案完全可以通过云端和中央服务器统一保存时,继续耗费巨资建设越来越庞大的实体建筑,其历史保存功能早已不再具有价值。它们存在的意义,更多体现为个人的树碑立传,而非档案保存本身。
民主的真谛在于,领导人只是被人民暂时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合同工,而不是披着民主外衣的封建君王。民主社会可以纪念、研究总统,却不应神化总统;可以保存历史,却不应为任何政治人物修筑神堂。共和国之所以区别于王朝和极权,不仅在于它选举产生统治者,而更在于它拒绝制造偶像。
美国或许已经到了重新审视《总统图书馆法》与《总统记录法》的时候。所有总统档案、历史文物及公共展示资源,完全可以并且应当由国家统一管理、统一保存、统一展示,而非继续依赖私人基金会主导建设一座又一座以总统个人为中心的纪念建筑群。
唯有逐步剥离金钱、特权与个人崇拜对历史叙事的影响,历史才能更加接近客观,民主也才能回归其原本应有的朴素与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