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2日星期二

戴耀廷:香港的葬禮

2020年9月23日

25年前就有人預言香港之死,但這預言沒即時應驗。25年過去,香港終於死了。

今天,我來到香港的葬禮。在路上,我見到很多人拖着沉重的腳步,與我一起走向香港的靈堂。香港的靈柩放在一個很大的禮堂內,我和很多人站在一起,無言地為香港之死哀悼,直至深夜。

突然,有一群人闖進靈堂,大聲地喊:「慢着!香港真的死了嗎?你們不要被那些別有用心的人騙了。我今天還見到香港在外面活生生地四圍走。」

靈堂內,有人安靜地回答說:「香港已死了,只是你捨不得她,因此才在幻象中以為她還活着。」另有人挑戰地說:「你怎知見到的那個是真的香港?有人以假換真,真的香港已死了,現在你見到的,只是被人裝扮成香港的假貨!」還有人說:「即使你見到的是香港,你看不見她已完全變質了嗎?她再不是過去那個香港了,那個香港實在已死了。」那群人聽見這些回應,大部份更加憤怒,在離開靈堂時繼續大喊:「香港未死!你們這些人在咀咒香港!你們才應該去死!」

隨着這群人進到靈堂的還有一些人,他們沒有叫囂,只是用滿有疑惑的眼神旁觀。當聽見靈堂內的人的說話,他們搖搖頭,其中一人說:「香港的確是病了,但她還未死。我們更加要去把她找出來,想方法醫好她。你們留在這裏是沒意思的。」跟着他們安靜地離開了。

但有幾個闖進靈堂的人沒有離開,在聽到人們說香港真的死了,他們信了就嚎啕大哭:「啊!香港真的死了!」他們的哭聲引發靈堂中不少人也哭起來。有一些甚至哭至昏倒。有些悲號:「香港死了,一切還有甚麼意義?」「我已無處可去!怎辦?」

靈堂內有一群人站起來,其中一人冷淡地說:「香港真的死了,那又如何?」另一人幸災樂禍地說:「香港死了不是更好嗎?她死了,我們就可以另外找一個更好的!我們的日子會變得更好。」跟着也都離開了。

這時靈堂內,人們開始分成一小群聚起來。有一些嘗試安慰那些哭得很悲痛的人,另一些則開始議論起來。我聽見一群人在爭議為何香港會死。「香港是病死的。」「她患了甚麼病?」「她病了多久?為何我不知道?」「她有看醫生嗎?為何這病醫不好?」「不,香港是被殺死的。」「對,她是被毒死的。」「是誰殺死香港?」「我知道是誰!」「不要亂說,讓人聽見就有麻煩了。」「不要輕舉妄動。」一些人爭拗起來,弄得面紅耳赤。也有些人因而走到角落去,再不理睬其他人,只是默默地望着香港的靈柩。

堅定決心 香港重生

我走到另一群人旁邊,聽見他們在懷念那已逝的香港,各人數算香港曾給他們的美好回憶。「我記得香港在的時候,那是多麼自由自在的日子啊!」「是啊!我還記得法治、人權、三權分立都還在,大家一起時是多麼自然!」「可惜等了民主很久,她都沒有來。」「因為那條路被封了。」「威權來到之後,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唉!」最後大家慨嘆:「這都過去了!我們再不會有機會見到那個我們所愛的香港了!」

當我也在想念香港時,有人輕輕的拍了我的肩膊一下,然後我聽見一把温柔的聲音對我說:「香港雖然死了,但你不要怕,也不要擔心,因為過一段時間,你會見到她復活。那時,她會脫去那件使她死去的舊服,並會披上一件金色的新衣。」

我帶着疑惑問:「你憑甚麼說香港會重生?」那把聲音回答說:「因為黑夜必會過去,黎明必會來到。但也因為你們有堅定的決心,大家都沒有放棄。」

我問:「那我們現在應該做甚麼?」他說:「廣闊的大地正在震動,海嘯要來了,快做好準備。」

我還想問應做些甚麼準備,回轉身想看清楚是誰對我說話,但當我回過頭時,看不到任何人,只感到一陣風輕輕地吹過,帶引我走出靈堂。那時深宵快已盡,我仰望向天,在暗黑無星的夜空,我看見在遙遠之處,正浮現出一點很難察覺的金光。望望身旁,原來我不是孤身一人,有很多人都與我一起,大家就朝着遠處那點微弱的金光,手拖着手,邁步走去。

——原载苹果日报,网友推荐

李江琳:藏傳佛教是藏人共同民族意識的核心

 李江琳 2020年09月23日

2020年8月28-29日,中共在北京召開了第七次西藏工作會議。習近平親自到會幷發表講話。中共中央在1980年召開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帶有反思糾偏的性質,目的是讓黨內涉藏工作統一認識,看到前三十年治藏的問題。1984年召開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整整談了一個月,胡耀邦在會上發表了一系列講話,我所見過的幾位漢藏老幹部都說,這些講話是中共民族政策的最高水準。但是,從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和李鵬的講話開始,中共西藏政策再次轉回頭。習近平出席了2015年第六次西藏工作會議幷講話。可見,中共歷次西藏工作會議都是最高長官出席幷講話,這實際上是對以後的西藏政策定調。

 

在最近的第七次西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提出了十個「必須」,被稱爲「十大治藏策」。其中有一條是「要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這個提法有點特別,言下之意是藏傳佛教還不夠「中國化」。是哪些地方還不夠中國化呢?他沒明說。但是這在邏輯上和中共一向堅持的「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是矛盾的。如果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麽已經有千年歷史的藏傳佛教就也是中國的一部分,早就中國化了,一千年的時間還不夠中國化嗎?既然治藏策包含「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說明藏傳佛教還沒有中國化,還不算是中國的。那麼,藏傳佛教中是什麽東西不夠中國化而讓中共不放心而欲治之呢?

 

藏傳佛教的特點

 

佛教誕生於古印度,傳播到漢文化地區而形成漢傳佛教,傳播到東南亞一帶形成南傳佛教,在青藏高原的藏文化地區,形成藏傳佛教。在傳播的過程中,各地高僧大德付出極大心力翻譯佛經,加以注釋和闡發,各自積累了漢文、巴厘文和藏文的經典。這些經典的源頭,都是古印度佛教的梵文典籍。由於是同一出處,所以各流派的典籍雖然語種不同,翻譯風格不同,卻是可以互相引證的。

 

在印度佛教衰落後,原始梵文經典也散落被毀,大量消失,但是佛教精華仍然存在於各流派的翻譯佛經中。然而,由於社會動蕩,征服和戰亂等等因素,各流派的翻譯佛經也有被毀和缺損的遭遇。而翻譯最完整、保存最好的,是藏傳佛教的藏文佛經。其原因是,古印度最大的佛教經院那蘭陀被毀後,很多僧侶往北逃生而進入了西藏,西藏成爲古印度佛教最好的繼承者,拉薩三大寺被稱爲是西藏那蘭陀。在曆世達賴喇嘛治理時期,政教結合,西藏政治上十分穩定,再加上西藏全民信教,交通不便,與外界相對隔絕,有利於保存古代經典。到二十一世紀,藏傳佛教就成爲佛教經典保存最齊全最完備的地方。在中共1958年的「宗教改革」和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藏地寺院幾乎全數被毀,佛教經典卻一息尚存地保留下來了。當紅衛兵要燒毀藏地最大最著名的德格印經院的時候,被關押而失去自由的甘孜州藏人州委書記楊嶺多吉冒生命危險設法將消息傳遞到北京,讓周恩來出面予以制止,保住了藏地最重要的印經院,以及數以萬計的經版。

 

藏傳佛教有完備的組織結構,各流派都有自己的寺院層級、教學和考核體系,以及修行的傳承體系。(湯森路透)

 

這是藏傳佛教的一大特點。這個特點有什麽地方讓中共不放心而需要「中國化」的嗎?如果有,那麽就是藏語文本身。語言文字是民族共同意識的核心。中共多年來一直在非漢地區推行漢語教育,在藏區則限制甚至禁止傳統寺院的藏語文教育。藏區學校的語言漢化已經很明顯,特別是在漢藏混居的四省藏區。但是藏傳佛教寺院至今仍然是藏語文保存最爲完好的地方。

 

第二個特點,組織結構

 

藏傳佛教的第二個特點是完備的組織結構,各流派都有自己的寺院層級、教學和考核體系,以及修行的傳承體系。這樣的組織結構是長期形成的,幷且和西藏及各地方的政治權力體系互相滲透。藏傳佛教寺院爲藏地提供精神和道德倫理指導、文化教育和傳承、曆法、醫療衛生服務,而各地政治領袖則爲佛教寺院提供保護和供養。這一相互依存的關係千百年來相當穩定。1950年代中共在藏區建政,幷通過歷次運動和戰事摧毀了原有政治結構,然而從八十年代開始,藏傳佛教寺院的組織結構漸漸恢復。

 

現在,藏傳佛教各派的最高領袖和主要的高僧大德都在境外,傳統的大寺院在境外都有同名寺院。藏傳佛教非常講究法脈傳承,僧侶學法必須以個人對個人的方式從高僧處得到各部佛法的口頭傳遞,所以境內寺院的青年喇嘛都盼望著到境外寺院留學。這樣,藏傳佛教的寺院體系,無論是境內還是境外,都在同一個組織體系內。中共多年來試圖影響和控制寺院,把公安派出所設在寺院旁邊,甚至設在寺院裏面,強迫境內寺院成立「民主管理委員會」(寺管會),但是幷不能隨心所欲地管住寺院僧侶的內心。

 

第三個特點,融入藏人的生命之中

 

藏傳佛教的第三個特點是佛教滲透到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是藏人生命的一部分。歷史上,寺院和僧侶是藏人社會幾乎所有一切文明積累的載體,藏人有「佛,法,僧」三寶的說法。藏人的寺院建立在該地民衆供養的基礎上。藏人豐年將盈餘貢獻于寺院,荒年從寺院獲得救濟或借貸;藏人家庭經常將最優秀的孩子送往寺院。除了宗教功能之外,寺院也兼有社會功能,它同時是學校,也是診所。藏傳佛教的仁波切(活佛)畢生對民衆有自己的責任,他要關心這些民衆的生活,給他們排除困難,解答疑惑。我在印度的寺院裏,見過很多次從境內來拜見他們的仁波切的藏人,他們男女老少結伴而來,往往要經過多年準備,千辛萬苦,通過各種途徑來到印度,有時還要冒極大的風險。來到印度後,他們要等待機會拜見達賴喇嘛尊者,還要拜見他們家鄉的仁波切,奉上他們早就準備好的給寺院的供養。他們拜見的仁波切,很可能很多年前就流亡印度了,他們以前從沒有見過,但是對於他們來說,仁波切永遠是他們精神上的依靠。

 

教滲透到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是藏人生命的一部分。(圖片摘自中新社)

 

我在南印度等待采訪四川巴塘的一位仁波切的時候,看到了來自他家鄉的幾位牧民。這幾位鄉親激動地在仁波切面前下跪叩頭,奉上供養,隨後向仁波切訴說家裏的情況,提出問題。我請陪同的藏人大學生翻譯給我聽。有的提問家裏老人生病臥床不起,問仁波切該做什麽。仁波切在念經打卦後告訴她,這位老人時間不多了,但是你們不要太悲傷,要好好照顧,早做準備。還有一位問家裏的嫂子結婚幾年,沒有孩子,該怎麽辦。仁波切念經後,一邊安慰她,一邊在紙上開了一個藥方,囑咐說不要焦急擔憂,按方吃藥,照此辦理,會有孩子的。高僧和民衆之間恭敬、謙卑、休戚相關的互動,非常令人感動。

 

這三個特點是藏傳佛教所特有的,在中國大陸, 不僅漢傳佛教的廟宇和尚們沒有這種精神品質,漢地其他所有文化機構和建制都遠遠及不上藏傳佛教在精神上的厚重。這大概就是藏傳佛教不夠「中國化」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藏傳佛教和藏語文是藏人共同民族意識的核心。「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有什麽好處?爲什麽?習近平沒有明說。我還想問的是,藏傳佛教中國化,可能嗎?毛澤東用戰爭沒能做到的,習近平能做到嗎?

 

※作者為江西南昌人,作家、歷史學家, 1982年獲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學位,1988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獲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當代西藏史。曾在《動向》、《明報月刊》、《開放》等雜誌發表過100多篇相關文章。


——上報

陈纯:钦定的社会性死亡

2020-09-21


陈纯(青年学者,研究政治哲学、伦理学、价值现象学、思想史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


今年出版的《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收录了我三十三篇学术文章,其中大多写于2015-2019之间。写于2018年的学术文章有十篇,写于2019年的有七篇,但去年我也写了大量的杂文,所以全年大约写了二十篇文章。可以说,2020年是我这五年来最低产的一年,从年初到现在,只有两篇长文。

说2019年的八月扭转了我的人生也不过分。后来我写了两篇文章讲述那件事发生后两个月间的遭遇,有一种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味道。大概是因为听过的惨案太多,所以三四个部门的车轮战,一周一两次的拜访,在我看来都不算什么"铁拳"。一年来我的朋友每次见面或打电话,都第一时间询问我的安全状况,尤其在许先生"被嫖娼"的那段时间,他们害怕"终于要对知识分子下手了"。

我还经常安慰他们,来拜访的人态度并不狰狞,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威胁。时间久了我才发现,其实"铁拳"并不总是一下劈头盖脸地打过来,把你打得七荤八素,叫苦连天。这个拳头很灵活,它就像如来佛祖的手掌,不知不觉地在你的脚下伸展开,你走到哪里,都逃不出它的手掌心。十月底我想去澳门,在刷通行证过关的那刻突然卡住了,海关人员用充满狐疑的眼神盯着我,然后将我请到一旁的小房间。那时我就知道,我的出入已经不可能自由了。

我尝试用学术精神和幽默感去化解这种囚笼般的感觉。有时我冷静地观察、回忆、整理,结合一些看过的研究和案例,希望洞穿其中的机制。有时我在接触的人员身上,努力地区分体制带给他们的烙印,和人性犹存的证据。我会将这些"成果"跟我信任的朋友分享,以减轻他们对我的担忧,和无处不在的政治抑郁。

我的谋生没有受到毁灭性的冲击,但我知道我周围的有些人受到了警告,我不清楚他们有没有被要求监视我,但我依然若无其事地和他们打交道。幸运的是,有司并没有过分地骚扰我们家,我的家人也没有"大义灭亲"。尽管我曾经深刻反思过家庭带给我的消极影响和阻碍,但不可否认,关键时刻潮汕人还是把"家人"放在了首位,他们甚至没有过多地指责我,只是默默估量着这件事的严重性。

从澳门回来以后,我有几个月都没写什么东西。一方面,我在墙内的社交平台的账号基本都被炸掉,重新注册的微信公号和豆瓣,几乎一篇文章都发不出,就算把能找到的敏感词换掉也一样(可以发在matters,但我的大部分读者都不上matters)。另一方面,我感受到一种严重的"精神缺氧",这是我受到的无形限制所带来的:以前我能去香港买书,去台湾开会,这样的时光一去不复返。我感到在写作上,我一只手被废了。

经过那一阵和有司打的交道,我已经很清楚他们对我的定位。

"你这辈子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我2016年出过一本书,我自己不太满意,但在这里我再也没有机会了,不可能有出版社敢再帮我出书。我不能接受任何来自民间的荣誉,也不能有任何媒体的采访,不能去做讲座,也不能参与任何有影响的读书会。这些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稀松平常的事情,在我这里却是禁忌,除非我忍心给那些邀请我的人带来麻烦。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年三月我的书在纽约即将付梓,某机关人员急匆匆地找到我,第一次带有威胁性地要求我撤回出版的意愿:任何能延续我的公共生命的手段,他们都要想办法扼杀掉,即使那是在境外。

我把这个叫做"钦定的社会性死亡"。

这种"社会性死亡"的可怕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它对你的生活可以有多大影响,即便对于我这样惯于独来独往的人也是一样。在某机关人员和我就新书出版进行交流的那天,晚上刚好有一个约会,他们要我如实交代接下来的行踪,我千方百计地搪塞,最终没有如实相告。但在和女生见面的时候,我很痛苦地发现"铁拳"还是伸进了我的私生活:我忍不住地四处张望,担心他们会在不远处监视,担心面前这个善良的姑娘会在和我分开以后接到一个电话。几天以后,我主动断绝了跟她的联系,以免祸及无辜。

这种被政治伤害的感情并不是孤例:有一次,一个女生的妹妹在知道我的真名以后,将百度到的内容发给她的姐姐,并且千叮万嘱要她远离我这样的"危险人物"。还有一次,有个女生在约会的过程中突然说,我越看你就越觉得脸熟。然后她停下来在手机里打开一些东西,低头看了一会儿,又看看我的脸,恍然大悟道,你就是那个港独的老师啊,你这样的人我惹不起。

这样的情况堆积起来,足以让人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现在在工作场所,或者在路上,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就有一种下意识的退缩感。我突然想到,那些认为铁拳的行政成本将节节攀升并将其拖垮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有可能主动成为铁拳的代理人,他们不仅会孤立你,也有可能举报你。我的很多朋友都用过笔名,我就没有。我常说,我写过做过的我都认,那时尽管我的名字毁誉参半,我还愿意照单全收。然而当名字被系统盯上,并且和一些莫须有的事情绑定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成了挥之不去的噩梦的一部分。

即使我金盆洗手,与世无争地活在墙内,空气里的"毒性"也越来越强,让我感到窒息。在我之后,有若干个师友也被举报了。小粉红们一旦盯上一个人,会动员起来在墙内外搜寻ta"恨国"的证据。随着一批又一批人倒下,证据的标准越来越低。一开始可能是同情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才算,后来抨击中国的体制、说日本或美国某些方面做得好、表达与大陆历史教科书不一致的历史观,都算"恨国"。最近听说央视的《最美逆行者》在小粉红那里也是给境外势力递刀(这部片因为冒犯了为抗疫做出贡献的女性,在知乎被打出了极低分)。有一位朋友,此前有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公众号,在B站也有十万以上的粉丝,其墙内言论一向温和谨慎,但因为小粉红扒到他在境外媒体发表的一些更为自由化的言论,他墙内的所有平台都被举报了,很快就被全面封禁。

疫情以后,我觉得自己能发表观点的议题越来越少了。一方面,从三月开始,西方国家的抗疫表现十分不如意,甚至间接伤害了"民主"的声誉,"弗洛伊德事件"更加暴露了美国社会深层次的种族问题,而美国尚未出现能扭转这些危机的迹象。对于这些问题,那些身在美国,或已经将自己融入美国社会的朋友更有发言权。在中国这边,现在讨论最多的就是"中美脱钩",我可以想象脱钩以后对"少数派"(这是张洁平提出的一个标签,我觉得比"异见者"更好)乃至对一般老百姓有多大的伤害,但形势尚未明朗,我也不想故作惊人之语。总而言之,影响诸多议题的大环境在重新洗牌,做学者的,在这个时候应该保持审慎。

另一方面,在我所关注的行动者里,分裂和困难也前所未有地增加。二月以来,因为尖椒和王小嗨的"劳资纠纷",泛左翼和女权在过去几年建立起来的联合发生了松动,最后演变成大规模的"站队";七月,北美女权圈也因为两位女生之间的性骚扰指控出现了代际的分化,经过微博的发酵,成了针对某些个人的网暴;随着#MeToo的深入以及大量"微博女权"的参与,性侵案变成了公共话题中的"流量担当",在一些争议性极大的案件面前,一些行动者也在复杂的当事人、扑朔迷离的细节与声量巨大的苛责之中选择急流勇退。面对这些,我有一种力不从心之感。

"自由主义正在被时代抛弃。"我心底不由自主升起这样的感叹。对于我这个感叹,有一些同属自由派的朋友会反对,他们相信时代发展的方向依然是自由民主,只是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曲折,甚至有一个寒冬。如果这说的是世界的长久趋势,我倒不一定不赞同,我担心的是,中国适合自由主义生长的土壤已经越来越少了。两年前我写《从对#MeToo的三波批评看公共文化的生成》时,发现"少数派"进行论辩的语言,底色还是偏向自由主义,如今恍如隔世,女权主义似乎成了更大的共识(只是争议也更多了)。我接触到的对思想和时政感兴趣、在学术上有野心的年轻人,将自己标签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比例也远大于将自己标签为"自由主义者"的。另一边,在拥护当局的人里,温和的声音也逐渐退场,被"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嘶吼掩盖。在一般的老百姓那里,随着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变得紧张,他们的"敌我意识"也在加强。熟悉历史的人就知道,这样的意识常常在自己的国家诱发人道主义悲剧。自由主义越来越难争取到想要有所作为的支持者。

对于那些对自由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人,自由主义的衰落是自己造成的,或者说,是中国的自由派造成的。民族主义者说,自由主义没有把自己和国家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起来,给不出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富强方案,吸引不了普通的中国的老百姓。左翼说,自由主义归根到底代表的还是中国的资本家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对广大底层劳动者的痛苦视而不见。基督教徒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没有理解西方文明的真正精髓在于基督教。

这些说法或许都有一定道理,但且不说这些批评彼此之间有冲突,即便自由主义真的做到了这些,它也未必能扭转局面。就像我在别的地方说的,观念也是有"时势"的,政治观念就更是如此。195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直接被权力抹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可能再发生一次?我们这一代的自由主义者,注定要去承受自身信仰退潮带来的全部冲击。

许章润先生被带走的那一周里,我的心态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他的《戊戌六章》,正是他这几年激烈抨击朝政之文章的合集,而这本书和《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恰好是一个出版社一个系列的,他的遭遇很难不让我产生"唇亡齿寒"之感。在推特和各种电报群,大家奔走呼号,关心着许先生的消息。但有一些人,突然提出揣测:许老师是不是真的去"买春",被人抓到了?ta们还进一步说,对于"买春"的精英男性,即便他们是反专制的,也不值得太多的同情,因为他们已经享受了太多的特权。我刚看到的时候异常愤怒,后来逐渐想明白这样的心态,这或许是为了缓解内心无力的一种尝试:既然他享受过特权,且品行有亏,我们也就没有全力声援他的义务了。归根到底,这不是一种道德洁癖,更可能是一种道德上的懦弱。

在两天的恐惧、愤怒和挣扎以后,我终于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可能并不是去争取"一个又一个胜利",而是像许先生一样,在政权的羞辱和世态的炎凉面前守住自己的"气节",以待来者。我们也不是要把自己活得像殉道者和禁欲者一样,以堵住卫道士的悠悠众口,而是要以一种自由主义的姿态继续过生活。我们继续看书、赚钱、恋爱、做运动,保持身心健康,充满欢笑,这就是铁拳最大的失败。

只要自由主义不去脱离那些人类最美好的价值,暂时的退潮又有什么可怕的。

——Matters

吴嘉隆:美國對台灣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川普的錯誤,就是還期待中共會履行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尤其是期待中共會大量採購美國農產品,一方面展現自己的談判能力,二方面也為自己的連任加分。
但是這是徒勞無功的,因為中共從一開始就是陪著你玩,並不準備談成的任何貿易協議,就算有談成,也沒有誠意真的去落實。
所以,川普花了兩年時間, 2018年到2019年,與中共進行好幾回合的貿易談判,在效果上恐怕是在證明中共沒有可信度,也不會遵守國際協議或承諾,所以再談判下去也沒有任何意義。
我猜想川普是想證明這一點給美國選民看,為後續的新冷戰舖墊。
更重要的,川普實際上恐怕是在證明中共是壞孩子,而且是無藥可救,所以即使爆發戰爭也是不得已的,而且恐怕是非如此不可。
再講直白一點,美國很可能是在「趕進度」,要結束中共這種極權專制與戰狼外交的體制,所以也必須猛打「台灣牌」,要制約中共的國際角色,要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合法性,這在中共輸出新冠病毒之後,已經沒有商量餘地。
所以,台灣要認識到這種微妙的轉變。不管是統派還是獨派,可能都會覺得美國好像是把台灣扛上架。台灣原本不想跟中共鬧翻,但是美國似乎逼得台灣要跟中共脫鉤,要清洗國內的紅色滲透,要把中共深入台灣的手拿開,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要向美國證明台灣是可信任的新時代的戰略合作伙伴。
如果台灣願意,有決心跨出這個關鍵的一步,那麼合理估計美國後面的出手還會更大更猛,給台灣的重大利益會好到超過台灣的期待,好到台灣無法拒絕。美國對台灣,真的算是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作者脸书,标题为转贴者所加

苏晓康:战争,快点来吧

 

【按:看到国内这个帖子,我都忍不住要引用一下,也怕链接搁这儿不管用,干脆全文复制在下面。
绝望,弥漫当下中国。
我前几年说过:
『中国三十年统治模式,在经验和学识之外,古今中外都没有知识可以解读它。甚至世界上所有的专制政权,都把中国视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模范。”人们对中国的预测,误差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还在于三十年里预言“崩溃”多次,而每一次都低估了这个政权的存活能力。
『三十年怎么总结?一方面这个体制通过经济、立法、外交等各层面的措施加固、升级自己的控制能力,政权触角下探到“十户长”的深度;另一方面在民间这一端,则是伴随着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出现了社会犬儒化、民间碎片化、抗争原子化的悲惨局面,令组党路径无社会基础,“天鹅绒革命”无空间,以致台湾、东欧的转型经验和所谓“茉莉花”模式,中国都无法借鉴,所以尽管民间因强征土地、暴力拆迁、环境污染等因素,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无组织抗争,看上去热闹非凡,却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政治后果。
『我们还处在三十年历史已经形成的某种态势或惯性之中,既看不到结局,也没有解道,好像唯有这个政权的解体,才是结局;那么什么因素决定呢?这个政权不倒,在于它可以控制一切,哪些它控制不了的因素,就决定了它的解体。』
今天,老百姓竟然在呼喊“战争”了,难道它是中国人最后的、唯一的选项吗?】
这个地方的这个正负早就已经彻底烂到根了,从头烂到根,从根烂到头,早就已经彻底失去了救治和改良的机会。
一颗已经死亡的枯枝,无论施加多少的营养元素,它都只能是一颗枯枝,无可避免的会走向腐烂乃至最后的化为尘土。
如果一个被匪徒劫持的正负也如一颗枯枝那般的走向,底层老百姓还能看到一丝丝的希望,但它们毕竟是兽性的有人类智慧的魔,所以,它们不会像枯枝那样自我毁灭,尤其是经过了先前那么多枯枝的毁灭事件之后,这根枯枝已经学乖学恨学得更烂了……
唯一的方法就只有来一场彻底的战争,要么这可枯枝把其他的树木也变成枯枝,要么其他的树木彻底的把这颗枯枝埋入地下化为尘土!
这块土地,已经被这颗枯枝搞到很烂了……
秤砣砸人,秤杆打人,有毒的食品,宰人的各级官僚机构甚至医院学校,被污染的环境,过期的疫苗,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各种压榨,各种剥削,各种打压甚至消失,监狱里的各种死法,各种匪徒官员及其家属的嚣张,连酒店饭馆的食品不好吃都是消费者有错的地方,还有什么是没有烂的?
为人民币服务,喂人民服雾,喂人民吃各种有毒的食品,各种方法控制人民防范人民压制人民,这样的的枯枝不被毁灭,天道何在?
有没有生物还能举出哪怕只有一点的地方,与人民的民生有关联的还没有烂到根的地方?
我可以反驳到连你们的父母都要感谢我给你们又上了深刻的一课!
战争,快点来吧,对底层老百姓来说,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让自己的世世代代都生活在毒霾中,还不如牺牲一代,让这个世界的这个地方获得新生!

——作者臉書

梁京:美台建交進行時

美國國務次卿克拉奇對台灣進行了自美中建交以來最具歷史性的訪問,蔡英文在宴席上表示:「台灣有決心邁出關鍵一步」。雖然這一步所指並不清楚,但所有了解國際事務的人都明白,這一步的方向是美台關係正常化,也就是說,美台建交已步入進行時。台美關係升溫之快,超出所有人預料。如何理解這樣近乎神速的進展?雖有不同看法,但我相信,多數人都會同意,這一發展已不能單純從特朗普競選需要來解讀,因此具有非常重大和廣泛的地緣政治意義。

四年前,特朗普一當選,就試過對習近平打「台灣牌」。當時很多人,包括台灣藍綠兩派,都認為特朗普這樣做並無實質意義,因為習近平有太多渠道和辦法來讓他明白,打台灣牌不僅說明特朗普「不懂行」,而且會讓他非常得不償失。很快,特朗普就與習近平打的火熱,蔡英文與特朗普通電話一事,被所有人置之腦後。誰料乾坤翻轉,台灣牌今天不僅成了特朗普對付習近平的一張王牌,而且,我相信,即使民主黨上台,美台關係正常化的方向也不可能逆轉,甚至加速步伐也未可知,正如當年最後下決心與中共建交的是卡特,而不是共和黨的總統。

馬英九代表了台灣藍營中頗有市場的這樣一個判斷,美國政客把台灣當棋子,因此,蔡英文的親美立場正在把台灣和世界都拖入險境。在概率上,不能說沒有這種可能,但國民黨的論述蒼白無力,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敢面對這樣一個基本事實,為甚麼國民黨的論述不但不能贏得民意支持,反而令自己陷於越來越尷尬的困境?難道多數台灣人都不知道自己面對的風險嗎?不僅如此,整個東亞、尤其是多年來對中共非常謹慎克制的日本,現在也以非常切實的行動,明確地表明不惜在美國領導下,與中共一戰的姿態。日本究竟看到了甚麼東西而國民黨卻視而不見?

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美中對抗,勢所難免,但是否一定要、或一定會走到美台關係全面正常化這一步?這是因為,中共態度一貫非常明確:走到這一步就意味著戰爭。那為甚麼現在美國兩黨都不在乎中共的這種威脅了呢?我的看法是,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國和整個自由世界對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形成了一套越來越清晰的總體判斷,包含三個邏輯關聯的部分。第一,習近平不可信也不可理喻,第二,沒有大的外部壓力,中共和中國內部無法讓習近平下台,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國際社會若聯合施加強大壓力,反而可能減少戰爭風險,否則,看不到出路,反而會增加全球的系統風險。

應該說,自由世界形成這一套判斷,特朗普功不可沒,因為他對中共的打擊經常出人意外,讓習近平和他的支持者不得不倉促應對,結果是讓國際社會徹底看清了他們可怕的內心世界,終於形成了不可能繼續與習近平的中國合作的歷史性共識。一旦形成這個判斷和共識,美國和國際社會選擇與台灣合作就順理成章。當然,此刻台灣自身的狀態也很重要,如果不是蔡英文連任,而是韓國瑜當選,美台關係會走到這一步嗎?所以,有很多人認為今天的發展體現了天意。我的看法是,蔡英文連任的最大功勞,應該是習近平。若不是他激怒了港人,恐怕蔡英文很難連任,美台互信也就難達今天的水平。


——RFA

作者:台美建交是進入前哨戰還是收官階段

 美日第二輪訪台,默許(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冠名「駐美大使」,(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李光章在露天餐廳與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共進午餐,美台建交究竟進入前哨戰還是收官階段?

 

由2018年貿易談判剛開始時,中共便採取拖延策略,打算等到美國大選塵埃落定後才求變,現在終於拖到這一天了,結果卻是作繭自縛,受制於美國大選,變相令中共在整個10月陷於一種選前癱瘓狀態。美台可趁此機會極盡纏綿,坐看青筋暴現的「維尼」(習近平)甚麼都不能做。升溫是必然的,問題是,包括華府宣佈與台灣建交嗎?

 

台灣申入聯合國,中俄投反對票,很快就沒戲唱,但這只屬一種政治上的過場。美國一邊退出WHO,一邊積極幫助台灣加入WHO,大家不覺得有點滑稽嗎?然而,只須把這一切當成手段來看,你自會發現背後的真正目的。

 

這種反向推導的技巧非常有用,在英國就有現成的例子——英台國會小組共同主席Martin Vickers洩露了天機。

 

Vickers在外交姿態上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組織,歐盟27國也正在形成這種共識,但政治是複合的,怎樣一邊口說支持台灣升格一邊維護對華的貿易利益,才是老狐狸們的真正盤算。Vickers在最近的一次受訪中,公開勸喻首相強生勿讓過度激進的對台政策損害英中關係。他這麼說道:

 

「我認為我們必須採取務實、現實主義的態度(面對中國),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與中國建立適當的互動關係,但是我們不應該因為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爭議,而讓我們與像台灣這樣一個國家的關係偏離原本路線,我們必須謀求自身的利益,在政治和戰略問題與商業利益之間取得平衡。」(But in my view is we've got to be pragmatic, take a realistic view which means we've got to have a proper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ut we shouldn't allow that to knock us off course over our relationships with a country like Taiwan just because of the dispute between them and Mainland China. We've got to work to our own advantage. We've got to balance the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issues with commercial interests.)

 

Vickers是在警告約強生,勿為了與台灣友好而損害了英中關係和英國經濟。如果反向推導,你就要問:為甚麼他要突然這麼警告呢?

 

這意味著強生準備好不顧英中關係啟動全新的對台外交策略,破壞了這些「友台派」經營已久的利益平衡。那會是什麼?一定不是這些英國議員已提出的東西,例如支持台灣加入國際刑警之類,而是一些強生想做但他們覺得不可為的事——英國與台灣建交。

 

Victors的無端警告,凸顯了不是空穴來風。

 

談到美台建交,我們直觀上會認為這是一種美國挑釁中共的個別舉措,但實情是遠超於此,中美的所謂三個聯合公報將會被撕毀,而美國要走到這一步需要做很多前置工作,包括避免美國陷於外交孤立。因此,一旦美台建交,就必然不是美台單獨建交那麼簡單,而是旋風式建交,日本、英國、澳洲、加拿大甚至歐盟等盟友一同承認台灣的國家主權地位,否定一中政策,這才算對中共極限施壓,亦分攤了美國的風險。

 

果影響了因,正如亞伯拉罕協議,阿聯酋與以色列建交要拉上巴林那樣,美台建交也定必拉上至少一兩個國家,換句話說這些國家現正面臨抉擇,不存在保住對華貿易又同時與台建交的選項。Victors的警告,反映強生正試圖越過他們友台的底線,跟美國坐上同一條船。同樣問題也考驗着菅義偉。

 

較取巧的試探,是容許台灣把代表升格為大使,觀察中共反應,利用中共被美國麻痹的機會謀求常態化。如果成功遊說多個民主國家跟隨,這當然是美台的外交勝利,否則,得勢者便是中國了。

 

維持現狀一直是各國的最高外交原則,但在大時代騷動下墨守現狀,只會失去先機。面對一下子美英日台政府全都違反《國安法》,香港政府可怎樣反應?大概只會以靜制動——等同選擇了癱瘓。(文章授權轉載自「作者臉書」

 

※「作者」為香港作家

——上報

炮打習近平 任志强被重判18年

 

任志強

美國之音 黃麗玲 台北 — 中国退休房地产大亨、绰号“任大炮”的任志强周二(9月22日)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之四项罪名,合并判处有期徒刑18年以及420万人民币(约62万美元)之罚金。

以“敢言”著称的任志强所面临的刑期之重立即引发两岸三地一片哗然,部份民主异议人士和人权团体甚至以“丧心病狂”、“非常无耻的陷害”来形容中共当局对包括任志强在内之异议人士的政治迫害,而总部在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则认为,此一重判代表中共当局对政权稳定性的信心不足。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9月22日对任志强案做出判决(路透社)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9月22日对任志强案做出判决(路透社)

根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所发布的新闻稿称,华远集团前董事长任志强“于2003年至2017年间,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4,974万余元;收受贿赂125万余元;挪用公款6120万元;滥用职权致使国有控股企业遭受特别重大损失1.167亿余元,其中国有股东华远集团财产损失5378万余元,任志强个人获利1941万余元。”

法院进一步表示,“被告人任志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承认所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并自愿接受法院判决,且违法所得已全部追缴…宣判后,被告人任志强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李大同:无耻的判决

对此判决,著名报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以“非常无耻的判决”和“法律陷害”来形容。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任志强是因为中共当局以其儿子为人质,才会服软认罪。据传任志强于今年3月遭留置时,其大儿子和秘书等人都一度被抓。

李大同说:“实际上,任志强根本不可能有罪,他是年薪700多万(人民币)的董事长,他去贪污做什么?他没必要贪污,而且他已经经过政府非常严格的离职审计,这个离职审计是公开向社会报道的,没有什么问题。…不是他报道的,是审计机关报道的,你政府自己审计的结果,自己给自己打脸。”

李大同认为,四大罪名都是当局栽赃给任志强的,可惜的是,任志强未请律师为其辩护,因此,庭审的真实内情至今仍无法见诸大众。

中国警察2020年9月22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前限制人员进入(路透社)
中国警察2020年9月22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前限制人员进入(路透社)

任志强一审案于9月11日开庭,法院虽称是公开审判,但实则比较接近秘密审判,因为法院警方指出,只有“特别邀请的人”才能旁听,当日警方还对在法院外拍照摄像的人士进行盘查驱赶,而受到高度关注的任志强庭审也似乎受到刻意封锁,微博和中国各大官媒当周也鲜少报道或评论。

当局无法见容敢言之人

李大同还批评,中共当局将法律当儿戏、当工具“吓唬”异议人士,让不见容于当局的言论噤声。他说,任志强遭重判18年后,如何执行刑期、或未来任志强会不会能保外就医,也未可知。

他说:“这就是一个敢于发声的人,说出了大家心里都憋了、想说的话,也就是这个结果,但这总之不构成什么真实的威胁,任何组织不会靠说话倒掉,对不对?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只不过,他反应了民心而已,当局不能容忍这种反应。”

各界普遍认为,任志强是因为今年3月初的一篇标题为《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的评论文章,才得罪中共当局。他在文章中虽然没有点名道姓,但明显是在炮轰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专断独裁、压制舆论,封锁致命性新闻,而导致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大爆发,给全世界造成至今难以修复的大祸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也以书面文字向美国之音表示,任志强“因言获罪,世人皆知;重刑判决,违法违宪;为恶之政,天理难容,助纣为虐,罪有报应“。

王丹:中共对自己人 下手更狠

学运领袖王丹则透过推特表示,“任志强被重判十八年,摆明了是让他死在牢中。 当年我是通缉令第一名,判四年,但鲍彤判七年。道理是一样的:中共对自己人,下手更狠。 “

王丹说,他“希望中共内部不想跪舔习近平的人深思:如果你们不让他死,结果一定就是你们死。 习近平这个人,因为自卑而更容不得批评。中共的未来,势必更加血雨腥风。”

新唐人评论员唐靖远也透过推特分析,“以任志强70高龄,如此重判只有一个目的:不能让他活着出狱。习近平破了对红二代不下杀手的先例,标志着他的基本盘分崩开始。”

中国官媒报道了任志强的判刑。但相较于推特上网民得以自由评论任志强案,中国微博上的大量留言看来遭到屏蔽,无法阅读。

政权稳定信心不足?

对于任志强案,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反应出的是共产党的“负嵎顽抗”。他认为,此一政治性的判决代表当局对一个说真话的人下重手,应该会激起起民愤、并促进民心的凝结,因为任志强普遍获得民心的支持,甚至党内部分人士的同情。

他说:“共产党之所以会(对任志强)判这么重,我想,也反应了它对于政权的稳定性,它现在信心不足,所以,想要用重判来对异议者产生一种警告或恫吓的作用。”

曾建元说,任志强案是指标型的案件,因此这种恫吓或后续的寒蝉效应难免,但类似任志强等敢言者还有很多人,如果中共当局一再以重判来迫害,势必会引起很大的“政治恐慌”,届时,那种寒蝉效应反而可能会转化成一种对政治不信任,“这才是政权信心崩溃的开始,因为当人人自危时,对党国的利益就可能放在一边。”

国际人权团体中国人权捍卫者(China Human Rights Defenders)研究员蓝宁也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显然要让任志强噤声很长一段时间,也代表习近平将持续以高压的手段来镇压异议人士。

党内反弹 有待观察

不过,蓝宁认为,后续要观察党内菁英人士的反应,因为,很可能会引起一些共产党员的反弹:毕竟,此一判决立即对中国富人阶层、敢言的企业界人士和党员首先带来寒蝉效应。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前评论,任志强的审判是中国政治史上的标志性大事, 代表习近平“对(共产)党内反对派的强力镇压;或者说,这是习近平是否能够维持他的独裁统治的分水岭。”

任志强的四重身份

中国独立学者邓聿文先前也就 “习近平为什么害怕任志强?”,提出解析。

他表示:“任志强集四重身份于一身,分别是红二代、亿万富豪的地产商、中共权贵密友,以及公共知识分子,这使他可动员的社会关系网路和资源显然要比很多人大得多。因此,在习近平眼中,一旦任志强成为反习大将,他所可能引发的破坏力和社会影响力决非几个公知书生可比。”

现年69岁的任志强生于1951年3月,籍贯山东,父亲是大陆前商业部副部长任泉生,为典型的“红二代”。任志强以敢言著称,他的发言常不见容于当局,但在微博兴起后,却为他赢得众多粉丝,成为微博“大V”。

2011年4月,任志强被上级免去华远集团董事长一职,但仍担任地产上市公司董事长,直到三年后,他才透过微博,宣布正式退休。

2016年2月28日,任志强的微博帐号遭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责令关闭,应与他公开批评习近平要“党媒姓党”有关。三个月后,他再“因公开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而遭北京市西城区纪委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3月中旬,任志强无故失踪后,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于7月底发出声明,指对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决定给予任志强开除党籍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对于任志强的拘禁,他的企业家友人王瑛曾痛斥“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

2020年9月21日星期一

苏小玲:谁让布兰斯塔德告别中国?

作者:苏小玲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关系的和解几乎看不到希望。近来,美国以各种可施的策略不断重拳出击,毫不手软!尽管中方呼吁"避免对抗"、"拒绝脱钩","坚定不移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表现出某种"有原则的妥协"。但几乎都无济于事,显得极其被动,进而也采取了积极的反制,使冲突越演越烈。从科技方面,9月15日,结束了120天的缓冲期,美国正式启动了对华为企业的全面禁令。为此,因特尔服务器芯片、高通智能手机处理器、赛灵思5G编程等等相关关键技术,将停止供货合作。美国还阻止了"中芯国际"继续为华为提供芯片的可能。这样,以华为为龙头的中国高科技事业以及5G的全球发展目标将面临巨大挑战。



外交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出访欧洲诸国,进行了一场旨在意识形态联欧抗共、遏制与围堵中国的说服战,导致之后中国外长王毅的欧洲之行无功而返。在近日召开的中欧视频峰会上,欧盟领导人对中国提出了多项有关人权的质疑与批评,但中方明确表示"不接受人权'教师爷',反对搞'双重标准'"。双方会谈颇不愉快,至今看不到会议的联合公报;而在军事上,蓬佩奥亦深入东盟,利用南海各国对中国的不满、对自身利益与安全的担忧而积极游说。结果是,在新近召开的第53届东盟外长会议中,中美再次狭路相逢、针锋相对。虽有中国外长对美国干涉南海事务的批评,但东盟轮值主席、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却表示:"感谢美国对南海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所做的努力和积极贡献!"

美国的一系列表现都在说明无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置疑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合法地位。在美国进入白热化的总统选战中,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也不管是特朗普在前或是拜登在后,都无一例外地以碾压中共作为其施政条件之一来谋求选民与舆论的支持。总之,整个美国社会的大多数在否定和对抗着中国。无疑,贸易战和新冠病毒,是转变中美关系态度的重要事实,而香港问题则被认为是最关键的转折点。不难预料,接下来将更是矛盾接踵、冲突不断。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以很难形成新的具有建设性的关系共识。美国已向世界表明:历史性地结束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接触政策"。

近日发生的一桩外交事件,更加突出了中美间关系完全破裂的背景。美国驻华大使泰里·布兰斯塔德发表辞职的公开声明,并将于今年10月份离开北京。这一消息,随即成为国际社会的又一爆炸性新闻。这位深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信任的大使,至少在对中美的农业贸易关系上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在中美交恶的大环境下,即便曾与中国领导人以往私交甚好也已无力回天!对此外界猜测种种。有消息称,中国官方权威的《人民日报》拒绝刊登驻华大使馆的一篇署名文章(点击这里查看更多信息)。大使本人大概也想通过有影响力的媒体,向中国人表达和说明特朗普总统及美国政府的初心,在贸易等系列事务中实现双方对等公平的务实努力。


布兰斯塔德的指望落空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新闻例会中说:"这篇文章内容漏洞百出,与事实严重不符,充斥着对中方的恶毒攻击抹黑。"随即,就在美国大使馆的微博上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虚伪的宣传系统》的文章。作为美驻华使馆发表此文,其中激烈的抨击反应实属罕见,也侧面证实了中国中央媒体拒绝大使文章的真实理由。这样,美方也无需让这位曾担任过农业州艾奥瓦州的州长,依旧留在北京为猪肉、玉米和大豆这类农产品交易排忧解难了。布兰斯塔德卷铺盖回家的惟一原因就是:美国将加快与中国全面脱钩的速度,并将中国最终排除在自身重建的国际关系之外。在蓬佩奥近来所做的一切外交努力中,人们可以从回顾思考中做出明晰的判断。

外交使节与驻外机构的一举一动,是检测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计。今年7月份,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关闭了驻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总领事馆,随即中国政府对此"强烈谴责"后,也关闭了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作为报复。如此事件,自然使两国关系矛盾再度直线升级。没过多久,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博、微信的徽号中"中国 北京",便删除了"中国"字样,表达出一种明显的降格意图。眼下,尚在北京的布兰斯塔德,在中国政府还未做出任何反应的前提下声明即将离任。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外交事故,在当代中美交往史上也实属罕见!

布兰斯塔德先生,其身体健康,也不是被驱逐,还受到其上司蓬佩奥"不辱使命,对中美关系做出贡献"的赞赏。如按他的外交业绩,算是功大于过。作为支持2016年特朗普成功竞选总统的功臣,布兰斯塔德被委派担任新政府的驻华大使,希望他在与中国多年合作的基础上能百尺竿头,尤其在农产品出口贸易上成绩显著。自然,这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与现任中国领导人的历史关系。当初委派他到北京,正是特朗普出于对加强中美关系的深谋远虑。故此,布兰斯塔德这位性格温和,也曾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老人,如果没有晴天霹雳的巨变不会匆匆离去,不会提早回他的艾奥瓦州,为特朗普的连任总统做所谓继续助选。

一句话,这些所有一切的变故,都只缘于美国政府欲罢不能、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而中国政府也表现得不甘示弱,但凡对方有新举措便尽量对应或反击。这个关系相持不下的阶段,在对新闻媒体与外交人员的限制上,双方都各有举措。而布兰斯塔德身陷其局自然洞若观火。显然,这位大使似乎谈不上是鹤派还是鹰派,但无疑地是忠于职守的公职人员,并持有毫不含糊的美国政府与国家的立场,也始终代表着美国国民的利益。否则就不会在外交的危机中,依然要发表一通对美国政策的解释、并对中国所谓不对等的做法进行批评。

问题是,大使先生要走了,居然中国官方还蒙在鼓里?这必然又给舆论以更为复杂的想象与表达空间。只有糟糕透顶的关系,才会如此不辞而别!几个月内,香港与北京的驻华使领馆工作人员分别公开出卖办公大楼与家具时,就给人感觉一种不祥的预兆。而特朗普也对新闻界表示过,说不排除随时关闭更多中国驻美的领事馆。这位总统一向言必行、行必果的做事风格,令人相信他会推进中美更大程度的脱钩。他并且还声称自己"正在准备下一盘大棋"。难怪外界有所置评,说也许中美之间要断交了?而美国大使的这种缺理少章的走法,不禁让人想起70年前中美关系相近的一幕。   

1949年8月,就复杂的中国局面,即对国、共两党持支持或反对的立场、和平或战争以及促成一个实现民主共和的国家等选项,处于矛盾中的美国政府发表了一份《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其中就有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情况报告内容。此时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信心满满。因为,"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已是无可挽回的事实。"而中共领袖毛泽东为了"批驳白皮书,打破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在新华社发表了连续发表了《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系列文章,其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别了,司徒雷登》。

毛泽东在该文中指出:"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他说:"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他还说:"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实际上,这是一次中国的历史性命运抉择。毛泽东或许并不真正地了解美国和西方世界,断然谢绝了美国政府的好意,采取了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苏联"一边倒"的决策。当然,延安时期所追求的美国梦,即建立美国式的自由现代、民主宪政的国家设想就随即灰飞烟灭,中国也随苏联的东方阵营与美国彻底分道扬镳。而那位被毛泽东描写为"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的司徒雷登大使,可想而知是怎样的一副灰心丧气!这个生在中国(2008年终于葬在中国)、既爱美国又爱中国,并对建立中国大学的教育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西方人,最终只能痛责自己的失职:"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

点击这里查看:"59年前,"别了,司徒雷登" 今天,他的骨灰安放杭州"

事实证明,中、美两国最终失和并非中华民族之幸。退守台湾孤岛的国民党继续了他的威权统治,直至1980年代,顺应历史潮流的蒋经国,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使蒋经国力行政治革新,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宁静革命'",才实现了台湾社会的政治转型。而闭关锁国使之后的中国大陆,则因"文革"等等畸形的全民运动,陷入了严重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应中国领导人邀请访华,签署了《上海公报》。但单凭中国有限条件,"自力更生"并未改变落后困难的社会局面,直到中共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改革开放。而中美欲重新携手,打造彼此一片好景致。

1979年,邓小平也应邀赴美访问,收获巨大。他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表达了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的成熟心态。从此,中国开始全面与世界打交道,使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重新获得了生机,并一路高歌挺进,令全球瞠目结舌!40余年的中美关系,使两个东西方大国在某种角度上彼此拾遗补缺、相得益彰。然而,中美社会之间奉行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制度,其早已埋下的冲突伏笔始终没有消迹。2020年5月,美国政府终于推出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新报告(点击这里查看更多信息),替代了历史上的对华关系白皮书。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疏远与结束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关系。

中美关系,无疑是人类面对的一个巨大的历史宿命问题。中美交往几十年后,双方再次面临各奔东西。可那种重新遵循"规律"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当人们再回头翻看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便能感觉双方之间强势和关注的差异。关键是,在涉及国家利益问题上,双方表述也并不相同。中国表明"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而美国则强调:"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而一个公报,各自表述,这也是世界关系史中罕见的形式创意。

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尼克松,作为当时推动实现中美建交的两边领导人,都非常明了彼此间具有天大的分歧——政治信仰与社会制度。但仅仅是为了国家安全而联合抗苏,使马列主义与自由主义形成两条意识形态平行线,可以互不交织地漫长延续。即便在邓小平开创的开放与改革时代,中美万紫千红的热络关系,五花八门的社会融合,也依然持续刻意回避这样的深刻矛盾,淡化彼此存在的分歧。而许多时候,谁过问或涉及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话题,都可能被认为不是冒犯便是阴谋!其实,可能只有极少数严肃的知识分子能够正视这个既历史又现实的问题。而这,无疑也属于20世纪人类延续下来的一笔负资产。

美国深信,他们秉持的一种价值观早已被世界主流所接受,其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也应该继续被维护,那又如何能接受陌生力量的影响与挑战?1979年中美实现邦交关系正常化以来,不论是为了联中抗苏还是联美反苏,都改写了彼此的发展史,也改变了世界的之后的大局走势。美国维护了其全球惟一超级大国、持续影响全球的地位,并最终解体了苏共、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而中国,也发挥了自己独特的团结聚合优势,摆脱了苏联的阴影,还渐成"第三世界"及发展中国家的信任的领头羊。并且最终依靠加入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运作,变成如今美国都不得不承认的"势均力敌的对手"。可是,这样的"对手"一旦以"青面獠牙"露出水面,关系的性质便必然要发生全面而根本的转化!


找不到根本化解矛盾的办法,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几乎已渐进死局。所有大小的外交通道,正一个个遭遇关闭。而今中、欧、美的世界重要三角,就如中国古代的"三国"一样,各自在拉乙打甲,或求丙攻乙。外交上的得失权衡,国际关系的日趋紧张,完全丧失了甲乙或甲乙丙彼此间和平携手、了结争端的希望。客观上,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互抗衡——又回到了历史原点上。只不过,欧洲换成了欧盟;美国的决策层杜鲁门换成了特朗普、艾奇逊换成了蓬佩奥。而中国这方,暂时还没什么有力的、重塑关系的"白皮书"。除了应对美国的打压、寻求外部的理解支持,对内推进"内循环"的发展模式也是一种说法。舆论担忧中国又将重返1978年之前?问题没那么简单!但未来的路怎么走,的确考验着所有的政治人物以及全体中国人。

在另一个层面,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换成了布兰斯塔德。很巧合的是,他们的年纪都在73岁,都在大使的职位上服务了三年多时间,并也都遇上了一生中最为隆重且举世瞩目的、中美关系的尴尬时刻。中美两国凸现紧张的关系,总会让作为以和平使命为天职的外交家们寝食难安,也可能使自己的事业成色因国际政治而变得更加复杂。不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司徒雷登大概还是比布兰斯塔德来得更为荣幸。毕竟,他还目睹了国、共两党最为对立中的此消彼长,见证了迟疑在现代转型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更重要的是,司徒雷登并非一个纯政客,而是集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于一身的文明使者,在中国留下了若干重要的现代大学的痕迹!

当然,泰里·布兰斯塔德先生同样是一位出色的中美关系推动者。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为艰难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订竭尽了全力。布兰斯塔德虽不像司徒雷登那样临危受命出任大使,但面对风云突变的外交形势他还是需要沉着应对。而当双方都在以限制对手国家的媒体与外交人员行动时,那种身陷冷战困局与氛围的疑惑不安,以及作为外交官的无能为力,一定令布兰斯塔德无奈而感叹!也许,他和司徒雷登一样,确认美国是中国的真朋友。特别是在最后一刻,欲以《依据对等原则重塑美中关系》一文,来表达自己挽救两国关系的强烈愿望,可结果却同前大使别无二致:不仅希望丧失,还遭到了一番劈头盖脸的驳斥,就差一篇《别了,布兰斯塔德》了。

从1949到2020,在经历了一次岁月漫长的大轮回之后,中美关系再次出现在一条岔道上。一个是拥有3亿多人口的世界头号强国,另一个是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头号大国,因其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及思想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在经过几十年漫长的关系磨合或是利益试错后,依然无法避免彼此间的根本隔阂,导致从一种绥靖或凑合到最终的对立与抗衡。而这,也是对人类面临解决尖锐关系矛盾的智慧考验!实际上,对现代文明的理解与融汇与否,正是长期呈现的东西方两大国的分水岭。70年,这个基本的价值观分歧并未弥合,不论其结果怎样,彼此都在继续着自己的理念坚持,选择着自己的道路。

而作为美国的驻华首席外交官,从司徒雷登到布兰斯塔德,应该比别人更清晰地了解中美关系的问题症结,但又都无能为力,最后只能拂袖而去。富有深意与悬念的是,他们的身后都笼罩着相似的两岸政治角力阴影:中共面对着往日的国民党和今天的民进党。继卫生部长阿扎尔之后,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于本月17日又率代表团访问台北,参加前台湾领导人李登辉的遗体告别式并会见蔡英文,以"通过共同的经济和价值来维护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对此,中国外交部也再次提出了严正交涉。

所不同在于,以往是老大使被新政权抛弃,而今却可能是新大使不得不回避老政权。布兰斯塔德,也许会给中国人留下一点扑朔迷离。他最终将以怎样的心境告别北京?而世界更关注的,可能不是由谁接任他出任大使,而是未来是否还能出现美国驻华大使?调低外交级别乃至干脆断交,也并非完全不是华盛顿的强硬选项。中方政府当然将因此予以应对。毕竟,大是大非迫在眉睫,它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而这,也是所有关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人们要去关注的!至于即将离任的布兰斯塔德大使,我们祝福这位年逾七旬的老先生,回到他的艾奥瓦故乡安享他的快乐时光!

(作者为中国作家、时政评论家)

发布时间:2020年09月22日

長平 | 《花木兰》:中国父权梦宣传大片

荷李活为了中国市场自我审查不是秘密,但是看了真人版《》影评文章中越来越多的剧透,我对这部电影迎合中国政府走得之远仍感到震惊。可以说,目前成为媒体热点的刘亦菲「撑警」和片尾感谢中共新疆宣传部及吐鲁番公安局并非偶然,电影本身就是为习近平中国父权梦量身定制的宣传大片。

央视发布的《花木兰》海报只有三个文字,也就是影片的核心思想、花家传家宝剑上镌刻的「忠、勇、真」。宣传部门严格控制的中国网媒大张旗鼓地对这三字进行阐释。从内容看,与其说是影评,不如说是习近平关于妇女工作的指导意见。

早在2013年,全世界都对「习李新政」满怀希望时,传言习近平警告中共记取前苏联教训,说「竟无一人是男儿」出来挽救苏共,我就写文章指出这流露了他女权意识淡薄,父权观念回潮,专制主义势必加强。果然没多久,习大大粉墨登场指导妇女工作,其核心论述是「要注重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

在这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媒体浓墨重彩地进行孝道宣传,2015年央视春晚中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连香港歌手莫文蔚演唱由经典爱情诗改编的歌曲《当你老了》,背景配画也逐渐由相濡以沫的恋人变成了和睦家庭的祖孙。

古人常说「忠孝两难全」,但是中国父权梦给出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2016年播出的央视宣传片《孝顺怎么做》提出「孝顺国家」的概念:「奉养父母,这是孝的开始;忠于职守,报效国家是孝的提升,是更大的孝道」— 此之谓「忠」也;并称「国家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此之谓「勇」也。

中国古诗《木兰辞》着重塑造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英雄形象,孝道并非重点,忠诚于国家的观念更是一点影子也找不见。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这句含有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抱怨。 「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则表达她在完成被强加的战斗任务之后,对继续服务国家毫无兴趣。

但是,电影《花木兰》不仅反复宣传「孝道」,而且天衣无缝地嫁接了央视宣传片中「孝顺国家」的概念,甚至成为其预告片的重头戏:父亲告诉木兰,凤凰伴随皇帝之右,集美丽和智慧于一身,是皇帝的守护者。剧情中,木兰宣称:「我的职责就是保卫皇帝」。皇帝对她说:「去保卫国家和人民」。这完完全全就是中共宣传中「领导人代表党、党代表国家和人民」的直接移植。

习近平时代的女人楷模

更加可怕的是,古诗中木兰弃甲归田本是因为中国古人常常称道的淡薄功名观念,到了电影中竟成为木兰赎罪之道。正如花木兰研究专家董兰(Lan Dong)在接受《纽时》访谈中所说的那样,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女英雄。但是在当代中国,女英雄竟因女扮男装「对家族造成了很大伤害」。所幸效忠国家的目的尚好,「只要她在战后能恢复女儿和妻子的正常身份,她就会被原谅。」所以木兰拒绝了成为皇室卫队的机会,选择回家认错。

2016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发表讲话,主题被媒体总结为「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随后,各种女德班在中国沉渣泛起,女人回归家庭相夫教子成为宣传重点。影片中的花木兰虽武功盖世,但是不与男人争名夺利,回家尽「女人的职责」,正是习近平时代的女人楷模—此之谓「真」也。

电影中一定还有些残存的女权思想,那不过是习近平中国父权梦的饰品而已。上周五,19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致函迪士尼总裁查佩克,要求迪士尼解释该公司在制作《花木兰》电影时与新疆地方宣传部和公安局之间的关系。显然,这还不够。迪士尼还应该解释,电影主题与习近平中国父权梦的沆瀣一气,到底是主动的投怀送抱,还是接受了指导意见?


——原載蘋果日報,讀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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