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0日星期五

苏晓康:师夷

【按:无论是川普的“贸易战”,还是习近平的“细菌战”,或者两者兼顾,将中国逼回闭关锁国,漂亮的说法叫“内循环”,按老话儿说,那叫“洋务运动”闭幕了,回首三十年师夷,邓小平不过学了一回李鸿章而已,没什么“总设计”可言,然而的确令人感慨:中国起飞,黄金万两,贫富崩裂,山河破碎。如今鸣锣收鼓,缩回去“循环”雾霾和污水吗?】

一九八八年,秋高气爽的北京,我和钱钢蹬着自行车,奔驰在二环路上,快到前门了。这位军旅报告文学作家,写过《海葬》、追溯北洋水师覆没大悲剧,正气喘吁吁的告诉我,他去煤渣胡同寻访李鸿章的总理海军军务衙门,渺无踪影,却意外发现李鸿章故居贤良寺,寺旁正在兴建“王府饭店”,那地皮恰是当年海军衙门旧址,有一架巨型吊车高耸,上书日文 “熊谷组”三个字。钱钢说:“太讽刺了!”
几年后,我在海外又读到唐德刚教授那部脍炙人口的《晚清七十年》,他也曾将“北洋水师传奇”娓娓道来,写得声情并茂,并对照当今,来了一句点睛:“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洋务”始于林则徐幕僚魏源的那句话“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只限科学技术,即坚船利炮。唐德刚界定“邓改革”,不过是一次“洋务重演”,指的正是共产党也只学西方“先进技术”而不动“制度”,“六四”后又开门狂饮外资。
1895年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向伊藤博文签下《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六千万两、割让台湾,直隶布政使陈宝箴见光绪“泣曰:‘殆不国矣!’”其子陈三立自武昌致电张之洞:“请奏诛合肥以谢天下”,虽然他们父子的问罪,不是责李“议和”,而是责他不肯力争避战,将国家“戏付一掷”。晚清自林则徐禁烟以来,与列强轻启战事而招祸,至甲午重创,始觉亡国灭种,遂成近代激变起点,一发不可收拾。
唐德刚称李鸿章是“四化”祖师爷(办夷务),以海关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银子,建成一支“世界第八大海军”,但因为没有“第五个现代化”(改制)而功败垂成;梁启超又说他是“以一人而敌一国”——合肥的克星,就是那个挪用海军经费造颐和园(至少一千万两)、也绝对不肯改制的西太后;日耳曼铁血宰相俾斯麦曾揶揄李鸿章只会打内战,中堂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最终,他还得背“丧权辱国”的黑锅。
不过唐德刚说,“同治中兴”这帮科甲正统出身的名臣,都是“槃槃大才”,“老实说,后来我们及身而见的国共两党之内的高干党官,有几个能和这大群翰林进士之中的‘文’字辈人物相比。”然而,难望祖师爷李鸿章之项背的邓小平,因六四而发狠话“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果然二十年叫它崛起,只差还没造出航空母舰来。
中共的“洋务运动”震惊西方,2005年美国两大通俗新闻周刊先后以封面故事和系列报道推崇之,显示他们接受了这个施行屠杀的独裁专制,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激活了冷战后萎靡不举的西方经济。另一层意义就是,这次“新洋务”成功了——李鸿章的那一次,只引进器物而不触动大清政体,因北洋水师覆亡而被历史否定,导致的一个思想史结论是:一个制度只做经济层面的改革,而不涉及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注定失败。今天中国的“第二次洋务”,难道要修改这个思想史结论了?
唐德刚历数清廷腐败,从满洲八旗“铁杆庄稼”、卖官鬻爵,直说到“四万两银子一天的宫廷生活”,他的结论也是:“我们甲午战败(1895年),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不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原来没有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
唐教授辞世前,应该是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可惜我们不知道他作何感想。二十年来,中共甚至就是靠“腐败”而“起飞”的,拿“同治中兴”跟它相比,要算很廉洁的了,不要说“同治名臣”,不可与中南海的那班工程师们同日而语,连西太后都难望江胡“盛世”之项背也。
他们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令古今中外统统“跌破眼镜”:这个“奇迹”的发生,既不是经由了西方殖民,也不是本土资本主义,而是靠血腥的集权维稳;支撑这个模式的内在逻辑,不是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理论,而是“亡国灭种”的民族耻辱和恐惧。由此观之,甲午国耻在一百多年前,就为中共储备了“崛起”的意识形态能源。这一百多年,中华民族基本上是白忙乎了。
摘自《鬼推磨》

苦胆:神赐及其他

神赐

灾祸频仍难应对,

十恶毒世众人危,

真神慈悲赐良方:

九字珍言与三退。[1]

 

二蔡

早年袁氏突称帝,

幸有蔡锷举义旗;

近年一尊登皇位,

世无英豪多蔡奇。

 

魔也难追

道德沦丧文化摧,

经济将崩环境毁,

害人无数揽全球,

中共罪孽魔难追。

 

 

注:

[1] "九字珍言"是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得到神佛的护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甚至出现生命的奇迹。"三退"是指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曾经发过的毒誓,消灾解难,为自己选择平安。

 


苏晓康:极高极卑的毛泽东

极高极卑的毛泽东
【按:今天年轻人已经不认识这些面孔。我在网上偶见一贴: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后面附上这张照片。这是中国现代史已经模糊、陌生的一个极好例证。
我指正:这里面有两人不是元帅:罗瑞卿(后排左一)、陶铸(后排右二),缺的两个元帅:朱德、彭德怀。因为此照肯定是1959年之后拍的,彭德怀已经下台。朱德未露面,也定有其隐情。彭德怀失势、下台、整死,是毛泽东历史的一个血腥剖面,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缩影。我就再来说它一段,说它的意义,乃是今日中南海里有个毛孙。 】

直到今天,所谓「三年灾害」酿成的大饥荒,还只属于「党史范畴」,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犯的「一个错误」,所谓「三七开」或「七三开」里的一种。这说明中国根本没有当代史。
二十世纪的中国,还有哪个事件,比饿死了几千万人的一次大饥荒更具有「历史意义」?饿死的人数,在五十年里是一个谜,成为颇具象征性意义的一个当代中国迷思:我不明白,在不搞清这个数字之前,那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成败、中共制度建设的意义、毛泽东功罪等等大问题的讨论研究(包括西方学院里的汉学家),还有什么事实基础可言?假如我们抹去纳粹集中营杀死六百万犹太人这个数字,那么二十世纪的历史基准线会不会坍塌、而人类的精神和思想还有何种新的积累?连刘少奇当年都曾警告毛泽东:「人相食,你我要上史书的」。
1、「你我要上史书的」
刘少奇说的「史书」,该怎么写?他的「子弟们」是决计不会去写的。但不论怎么写,「庐山会议」都将是一个逻辑的起点。近年来多有论说,指热昏的大跃进,被五九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推向最后的疯狂。
1988年2月23日至4月15日,我在南昌为《百花洲》杂志撰写反映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内幕的长篇报告文学《乌托邦祭》,与江西作者罗时叙、陈政二人合作,经约五十天夜以继日地突击,终于匆匆完稿,约26万字。
「庐山」这个起点,或者也可视为佛教上说的「业」(karma),操控了后来的历史。今人亦多论及,「庐山会议」孕育了「文革」。三年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高层因「大跃进」失败、大饥荒和毛的责任问题而生分歧,毛泽东却不动声色下决心,要夺回领导权。他不惜摒弃「常规化」,发动「暴民运动」式的内战,摧毁他自己缔造的制度,将国家推向崩溃。
到此,从逻辑的起点,只走了一半。邓小平对「文革」痛定思痛,也要弥补毛泽东造成的「合法性」缺失,才启动八○年代「改革」。然而仅仅十年,党内再次分裂,迸发社会震荡和学潮,邓小平竟调动野战军进首都,以坦克、机枪镇压赤手空拳的平民和学生。他的这个决策,事先经所谓「八老」的批准——他们都有「文革后遗症」,曾被毛泽东剥夺权力的恐惧酿成杀心。这是一条从「庐山会议」,经过「文革」而一再发作的因果链,亦即「孽业」。
邓小平很清楚镇压的后果,即这个党再也没有「合法性」。连毛泽东都说过「镇压学生没有好下场」,他未能补救于毛,竟干得比毛还「无可挽救」。他剩下的只有一条补救之道: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忘掉「六四」。于是那条因果链又开始一次新的循环:共产党要搭上子孙万代的生存资源,来搞「掠夺型」经济发展。结果,不出二十年,江河断流、湖泊枯竭、草原沙化、森林消失、空气污染、雾霾笼罩、全国三分之二城市被垃圾包围、有毒食品失控……,连毛派都惊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庐山「操娘」 →天下大饥→全面内战→洞开国门→京师屠杀→世界大工厂。
好一部当代中国简史。
2、血淋淋的工业化
毛泽东「军事工业化」的强烈反对者,竟然是他的国防部长。若再往下看,毛在文革击败所有其它对手,最后剩下的一个对手,竟然是他指定的接班人副统帅。前后二人,恰是他在长征中的嫡系:三军团长(彭德怀)和一军团长(林彪)。这个迷思不难解释,即中共始终都是一个武装军事集团,其内部发言权倚重身负战功的武将,而文官—尤其是白区地下党系统—仅能敬陪末座。
五九年的彭大将军,正踌躇满志,或许是他敢于挑战毛的唯一心理因素。再拉开一点距离,放大视野来看,彭德怀指挥抗美援朝跟「美帝」打个平手;此后在五○年代里,他还指挥过另两场并不光彩的战争:五八年八月「炮击金门」,三波炮击共发弹三万,后人研究,将此役与「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并列为「毛泽东狂热表现」,此其一;其二,便是五九年开始的「西藏平叛」,在国际社会被指「占领西藏」。彭德怀在庐山信中,甚至出现这么一句:「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轰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这并非仅仅是得意,而是显示彭在政治上很强势。
发动大跃进,毛泽东先已摆平陈云、周恩来、刘少奇的消极抵制;刘少奇五九年四月当上国家主席,至庐山不过两个月,自然紧跟毛。至此,党内已无对手,任毛ㄧ人胡搞。彭德怀突然跟他过不去,很突然,有点解释不通,尽管毛已生狐疑;唯有星点史料留下来,如彭回故乡乌石,接一红军老兵的纸条「请为人民鼓咙胡 呼?」,简直就是小说情节。欲令铁血心肠之彭大将军动恻隐之心,应是民间情势已极为惨烈。
惨烈到何种程度?《乌托邦祭》开篇就用了29页描写「全国处于一片热昏的海洋之中」。粮食卫星放到河北徐水小麦亩产十二万斤,钢铁卫星放到日产58220吨,「卫星猪」放到一天长膘十九斤……,好像中国农民上千年的直观理性,一夜之间都消失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超常的环境氛围,会制造这样的奇效?过去人们都喜欢用观念性的因素来解释,比如超越常识的理想追求(乌托邦),却忽视了一个最简单的因素:暴力。仅举一例,河南发生「信阳事件」后,王任重受命去处理,他说:「西平县因为7320斤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一万多人,打跑七千人,打死三百多人,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其实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之前就知道下面的横暴遍地,对他去视察过的徐水批示道:「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徐水不止一个……。」他太懂得中国农民了,心知肚明这幅热昏和迷乱是如何「打」出来的。那时的恐怖气氛,决非他上述的轻描淡写。五九年信阳有谚云:
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
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3、「大跃进」是暴力打出来的
这个恐怖世界的真相,至今大部份还躺在中国未解密的档案里。香港史学家冯客着《毛泽东的大饥荒》,用一些特殊角度研究那场浩劫,如「弱势群体」、「疾病」、「集中营」等,「暴力」也是一项。他特别指出,「暴力成了经常的统治工具。它不再是偶一为之、小惩大诫,而是全面性地、习以为常地向大部分村民实施的手段——用来对付怠工者、干扰者和反抗者…。」他说大量证据显示,大饥荒期间死去的人,至少有6%到8%是被干部或民兵直接杀死,或者重伤后感染而死;从死亡4500万人 这个数字去推算,其中至少二百五十万人是被打死或折磨死的。他也注意到,党的基层干部是暴力的实施者,「总体说来,全国可能有一半之多的干部经常拳打或者棒打他们本应为之服务的百姓。」 他列举的种种折磨酷刑,令人不忍卒读。
在传统中国社会,除非王朝末日、盗贼蜂起,不会出现恶人「鱼肉乡里」如此普遍、非人的境况;「毛泽东时代」之所以可能,正是黄仁宇所诠释的「毛泽东及中共因土改而造成一种新的底层机构」,其最大特征是党组织深入到县以下,此亦「三千年来未有的变局」(李鸿章语),比任何程度的「全盘西化」可怕得多,铸成一个「全能主义」社会,基层干部便是「土皇帝」,平日里说一不二,运动一来更成豺狼;而这套殴斗折磨、构陷炼狱的运动模式,其源头则是毛泽东早年提倡力行的湖南农民暴动中的「痞子运动」 ,与苏区残酷的肃反运动相结合,在六○年代的文革中达到高潮。
很反讽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代表城乡商绅阶层的国民党,终于不敌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实则代表农民阶层的共产党;而后者夺得政权,转脸便穷凶极恶地剥夺、压榨那个曾经为它打天下出丁壮供粮饷的农民阶层,不惜再从他们嘴里夺粮,以支付五○年代「工业化」的费用。一个建筑在数千万农民尸骨之上的现代化。
4、三次突然袭击
毛泽东对彭德怀采突然袭击,是第一次;六年之后,他对刘少奇也「突然袭击」,发动文化大革命。据刘少奇的儿子刘源透露:「1964年末,毛又当着其它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河殇》拍外景之际,我向夏骏建议去开封,因为这座古城比「悬河」河床还低九米。另有一个原因,是刘少奇死在开封。1969年岁尾,从开封一家戒备森严的旧银行抬出一具尸体,称「一个烈性传染病患者」,运往东郊火葬场火化了。此人即前国家主席。我跟夏骏说,假如我们能找到那个旧银行,在刘少奇罹难处拍几个镜头,这部片子就「无以替代」了,我们也可以真实体验一下什么叫「专制主义」。1989年底,我在〈龙年的悲怆〉中对此作了详细的回顾:
刘少奇被囚禁的房间,在西房的左手里。迎门挂着他的遗像。屋内还保存着当年的旧物:一个写字台和一张单人床,床上的枕头据说是他从北京随身带来的。据说他的白发有一尺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
后来发生的一切,却证明刘少奇承受的这场苦难,是彻底枉然了。缘于中共不肯「非毛化」,刘少奇遗孀王光美,2004年居然亲自摆「宽容宴」,跟毛泽东后人「一笑泯恩仇」——为了换取儿子刘源的仕途,她竟然藉助中国习俗里最垃圾的「人情」伎俩,去配合中央继续「宠毛」的既定方针;几年后刘源又亲自授衔晋升毛的孙子毛新宇为少将。他们母子做的都不是「私人行为」,而是具有社会示范效应的重大政治举动。
然而历史的记录是白纸黑字——「骨灰寄存证」。骨灰编号:一二三;申请寄存人姓名:刘源;现住址:××××部队;与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刘卫黄;年龄:七十一;性别:男;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死在开封、以假名「刘卫黄」被火化的刘少奇,加上同样是死于囚禁中的、也以假名「王川」被火化的彭德怀,再加上死于半软禁中的、同样是只能用假名「张普」而安葬的张闻天——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政治曾黑暗到什么程度,而一旦政治失去透明度,政治舞台上的人物竟然会落到以自己的姓名去死的权利都被剥夺、连死都是浑浑噩噩的……。
5、光棍窃得神器
毛泽东第三次"突然袭击"的对象是林彪。林彪不是彭德怀,不肯束手就擒、甘愿毁灭,但哪里敢对毛搞「突然袭击」?不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却是一个异数。四十年前的这个「太子党」,留下一份《571工程纪要》,以今日眼光去看,堪称中共党内「非毛化」的顶峰,拿今日那些富可敌国、依旧荫蔽于「毛红利」之下的太子党们来跟他相比,真可谓跳蚤比龙种了。
林立果曾有炮击毛的专列、直升机撞击天安门等刺杀计划。显然他还太嫩了点,未得乃父之真传,大概他的母亲也惯坏了他(如为他「选美」),除了毛躁,还神往电影里看来的「江田岛精神」(日本海军学校),于是刺杀未遂,只有落荒而逃。「温都尔汗」,这个蒙古荒漠里的怪诞地名,竟成为中国人惊醒于一场大梦的先声。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从杨昌济学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曾在书上做了一万两千多字的批语,其中有莫名而癫狂的一句,近来常被人引用:
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这原不过是毛泽东怀才不遇的一句牢骚,意即吾乃上乘之才,不幸生得卑下,跟相隔不远的清末广西僻壤那位洪秀全,如出一辙;但我在这里,引它来做一新解:新中国最高权力者,却是一个最卑劣者。此意即为光棍式人物 窃得神器,则天下涂炭。「高」「卑」二字皆涵盖也。
缩写自《屠龙年代》

2020年7月9日星期四

面對共產威脅,該和解還是該提防? :麥卡錫主義下的「兩種正義」

作者:神奇海獅先生  2020-07-09
麥卡錫主義一詞源於50年代,美國參議員麥卡錫號召社會正視共產黨的滲透行動、並對共產黨採取敵對政策。但在「反共」大旗下,許多同運、工運、甚至自由主義人士都遭受了攻擊,也連帶使得這個字變成紅色獵巫的代名詞。到底麥卡錫主義是怎樣崛起的?
一講到「麥卡錫主義」,大家第一個想法通常是負面的。這個詞起源於50年代,美國參議員麥卡錫號召社會正視共產黨的滲透行動、並對共產黨採取敵對政策。但在「反共」大旗下,許多同運、工運、甚至自由主義人士都遭受了攻擊,也連帶使得這個字變成紅色獵巫的代名詞。到底麥卡錫主義是怎樣崛起的?不過因為故事有點大,接下來我們就要透過一個人:聯邦調查局長胡佛的故事,來讓大家了解那段紅色恐慌的歲月。這一切都要從二戰末期開始說起......
1945年7月,《紐約時報》記者羅倫斯在新墨西哥沙漠中,與一群科學家緊張的等待著。突然聽到一聲「零時...到!」緊接著,一陣無法想像的奇異光輝瞬間閃爆,大地為之顫動起來。炸彈爆出的光耀火球帶著金屬的光彩,逐漸轉變成為巨大的蕈狀雲,直升向沙漠的天空。記者看呆了,不斷地在紙上記下各種詞彙:「新時代的誕生」、「原素之火」......
此時他聽見兩個將軍的對話:「戰爭已宣告結束了。」
果真如此。
1個月後,遭受原爆攻擊的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原子彈的出現徹底劃開了一個新時代,而掌握戰後局勢的,就是四個月前才剛接任美國總統、自詡自由派國際主義者的哈利・杜魯門(Harry S. Truman)。
哈利杜魯門,第33任美國總統。(圖:網路)
在歷史上,杜魯門是以他圍堵蘇聯的「杜魯門主義」而聞名的。但在戰爭剛結束時,杜魯門是想與蘇聯和平共處的。身為國際主義者的杜魯門相信,地球如今已經變成「一個街坊、彼此比鄰而居」,他甚至認為史達林是個可以合作的對象,在回憶錄中,他寫下自己對世界政治家們的期許:
「在我擔任總統的未來幾年中,世局仍有賴全球各地政治家們的合作,需要他們發揮高度的智慧、勇氣與信心,為人類造福!」
基於這樣的信念,杜魯門強烈支持成立「聯合國」。長年以來他一直在身上帶著一首丁尼生的詩,這首詩預言日後將出現一個「世界聯盟」,透過這個「人類的議會」,大家將可以共同維持全球的秩序、永享和平...... 然而,就在這一片光明的未來下仍潛藏著陰影。一些人基於對美國的愛國心,要他提防在這和平的表象下,蘇聯已經逐漸滲透進美國內部的問題。其中一個人就是聯邦調查局局長,約翰・艾德格・胡佛(John Edgar Hoover)。
在整個美國現代史裡,胡佛應該算是最保守的反共人士。1924年,29歲的胡佛接掌調查局(BOI,聯邦調查局的前身),之後二戰更是讓胡佛的地位大為穩固,等到戰爭結束時,胡佛已經成為國內情報機關毫無疑問的首腦。
就在羅斯福去世後,他一直提醒新總統:許多消息都顯示,一場新的敵對活動即將爆發。但等到1945年下半年他就已經有點灰心,因為不管他再怎樣努力,都無法引起白宮對政府中隱藏著共產黨嫌疑份子的重視。
怎麼辦?他得做點轟動的事情,來喚起公眾對共產主義的警惕。這時一個遠在加拿大的蘇聯間諜,讓他看見了機會...
約翰・艾德格・胡佛。美國知名反共人士,掌管聯邦調查局長達48年。在他還活著時風評不錯,但隨著他的過世與秘密事證揭露,使他爭議不斷上升。2011年由李奧納多主演他的傳記電影《強.艾德格》。(圖:網路)
【古琴科事件】
這名蘇聯間諜名叫伊格爾・古琴科(Igor Gouzenko)。在日本投降才一個月左右,26歲的古琴科就衝進位於渥太華的加拿大騎警隊。這名年輕人操著一口濃烈的俄羅斯口音,極度激動的表明自己是從蘇聯駐渥太華大使館逃出來的情報人員,而且他還有證據表明,加拿大和美國已經被俄羅斯情報機關滲透!
加拿大警方一剛開始半信半疑,但年輕人很快就從自己衣服下方抽出一堆皺巴巴的紙,警方不看還好,一看吃驚到不行:這是從蘇聯駐渥太華大使館偷出來的文件,上面甚至有史達林的親筆簽名!而在隨後的偵查中,這名蘇聯間諜透露出一個更驚人的事實:原來蘇聯一直在美國及加拿大投放一種叫做「沈睡者」(Sleeper)的全新特勤人員。這種人員可以潛藏在西方國家多年、看起來跟一般人完全沒有兩樣,等時機到來時才會向蘇聯投遞情報。
更讓西方不安的地方是,古琴科證實,史達林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偷取美國原子彈的機密!
這名間諜完全沒想到,自己竟永遠改變了美國歷史。古琴科事件讓胡佛看到了機會,當英美加三國一直想把事情壓下來時,1946年2月3日星期天晚上,一名知名的NBC廣播人德魯・皮爾森在他2500萬聽眾的節目裡,播出這則轟動的獨家新聞。
西方世界整個爆炸。這起事件是戰後第一起重大間諜醜聞,其中複雜的密謀和行動,催生出文化界無數的諜報小說和電影。輿論壓力也促使各國政府加大反間諜力道,加拿大16人被以間諜罪起訴、英國軍情五處也逮補倫敦國王學院的一名物理學家。而最頭大的,當然就是杜魯門了。
頭戴面罩受訪的蘇聯間諜古琴科。(圖:網路)
杜魯門一整個欲哭無淚。很長一段時間,美國政府都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樣洩漏出去的。一直到後來文件解密,世人才知道胡佛本人就是整起爆料的深喉嚨。現在杜魯門必須面臨排山倒海的民意壓力,本來在羅斯福這種民族英雄後面接任總統就不輕鬆,這起事件更讓杜魯門成為史上最顧人怨的總統之一,讓他的不支持度更進一步來到了毛骨悚然的七成。
更糟糕的是,他還得在這種越來越興盛的紅色恐慌氛圍中,應付1946年底的國會期中選舉。在這場選舉中,他的對手共和黨直接把競選主軸定調為「共產主義、還是共和主義?」而胡佛的聯邦調查局更是在後面推波助瀾...。
投票前一個月,美國商會在調查局幫助下發布一份報告,宣稱共產黨竟然已經滲透到政府、特別是國務院裡。商會號召人們務必得將這些「顛覆份子」趕下台,絕對不能讓他們制定國家政策和控制經濟。
11月5日選舉結果出爐,杜魯門的民主黨果然遭遇了大敗。共和黨追查紅色份子的行動第一次主掌了參眾兩院,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選舉中,有兩位共和黨新人首次被選進了國會,他們都將在未來的美國歷史裡佔有一席之地。其中一個人叫理查・尼克森,後來當了美國總統;而另一人則是約瑟夫・麥卡錫。
杜魯門陷入了絕境。根據民調,只有9%的民眾認為杜魯門能打贏兩年後的總統大選。另一方面,隨著國際情勢的發展,他的世界大同的理念也遭到重挫。共產勢力在歐亞邊界、在東歐、在中國都越來越大,對西方世界的敵意也越來越深。在這樣的壓力下,杜魯門終於做出改變:在國外採取圍堵蘇聯的「杜魯門主義」政策、並且簽署《馬歇爾計畫》防止歐洲被進一步赤化。而在國內則接受眾議院建議,任命一個「僱員忠誠調查臨時委員會」負責這一方面的問題。而該委員會的主席,正是根據胡佛的提名任命的。
然而,胡佛還是不滿意。
1947年國會敗選後,杜魯門簽署俗稱《馬歇爾計畫》的歐洲振興計畫。(圖:網路)
不過,這倒也不是因為胡佛貪得無饜什麼的。對他來說,這是基於對美國的愛國心,才促使他做出這一切的行為。他一直不信任共產主義、也不滿杜魯門政府如此漠視共產勢力的威脅。所以就算委員會的工作報告採用了許多胡佛的建議,但在胡佛眼中仍充滿了杜魯門的陰影,也就是他們認定:政府雇員的不忠並非什麼嚴峻的問題、只是一般的問題;而在之後公佈的《忠誠調查令》裡,也想盡辦法抹除聯邦調查局的角色-原本胡佛希望由調查局來調查政府僱員,但根據命令,各政府部門可自行決定僱員去留,有需要幫助才去找聯邦調查局。
但沒受過專業反間諜訓練的部門首長、能找出蘇聯間諜嗎??
基於自身的理念、外加認定杜魯門肯定無法在1948年大選連任成功,所以必須投靠強大的一方,終於讓胡佛決定浮出水面,以一政府部門首腦的身份公開反抗美國總統。在《忠誠調查令》公布才短短五天,胡佛就參加了眾議院著名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的聽證會,這是一個非常保守、強烈反對杜魯門的委員會,他在委員會上表明,杜魯門的新政策「不堪一擊」。
胡佛說道:共產黨煽動美國國內的不滿情緒,並且透過各種撒幣,像承諾給退伍軍人房子、給老人津貼、給幼兒補助之類的,來誘騙容易上當的人;他們滲透、並破壞了美國生活的各個領域,宣傳能量甚至已經超越了當年的納粹黨。而唯一的方法,就是時時保持警惕。
「如果有更多美國人能以熱情、毅力來了解紅色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我將無所畏懼。」
胡佛在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演講反應非常熱烈,卻讓美國總統氣炸了。但是無論是胡佛或是杜魯門都明白,昔日需要美國總統的支持才得以順利運作的聯邦調查局現在有了新的盟友,那就是保守主義充斥的國會。在與政府關係疏遠後,保守勢力已經成為胡佛權勢的基礎。接下來只要坐等1948年總統大選杜魯門慘敗,就可以迎向一個嶄新而美好的未來...
然而,就在1948年,杜魯門贏了。(待續)
——自由时报,读者推荐

二大爷:白宫酝酿汇率脱钩,金融核弹威力几何?

就在7月9日,断交部长王毅一改一贯以来的口风,就推动中美关系走出困境主动释放善意,提出三条建议:一是激活和开放所有对话渠道;二是梳理和商定交往的清单,形成双方合作、对话与管控三份清单;三是聚焦和展开抗疫合作。中美关系不应另起炉灶、不能强行脱钩……
不知道这几条建议晚不晚,美帝如何考虑——当日全球最大的财经资讯公司,彭博社就根据自己的内线爆出了一条重磅消息,白宫的顾问们正在酝酿一套核弹级别的金融制裁措施——港元和美元汇率脱钩,也就是将限制港元兑美元。
我们知道香港目前实行的联系汇率制度是一种十分特别的货币体制。香港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发行局,港币是由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中国银行三家发行。银行在发钞的时候,每印出7.8港元,就要向香港金管局缴纳1美元作为保证。
所以严格的说,港币并不是一种主权货币,而是可以理解为"美元代金券"——就好像你拿着真金白银来我家打麻将,我跟你换成银票,你走的时候再换回真金白银……它必须以百分百美元储备作为保证。在实际汇率交易中,港元对美元一般在7.75-7.85之间波动,十分稳定。
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因为紧贴美元,而美元又一贯比较稳定,所以减少了因为投机引发的汇率波动,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稳定表现,有利于坚定市场主体的信心,减少交易成本;缺点就是放弃了铸币税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利率水平必须跟着美联储走。
实行这种跟美元联系汇率制度的地方不止香港,还有沙特、开曼,甚至美帝的敌人古巴也是这种货币制度。
1983年当时由于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受阻,引发市场出现大量抛售港元、收购美元的现象,港府出于保护港元汇率,维护市场信心而建立了联系汇率制度。实行这种货币制度以来,应该说对香港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香港作为自由港没有外汇管制(回归后的基本法第112条亦有专门保障),资金可以自由进出,这极大的吸引了国际资本,这也是香港金融体系最大的优势。而港币作为代金券的信用,其实是建立在坚挺的美元信用之上。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美帝限制甚至禁止美国银行提供对港币的兑换业务,那么实际上就造成了对港币信用的毁灭性打击,资本入港换了一堆代金券,离港却换不回美元,那谁还敢来?
鉴于美国目前在港的利益,这个金融核弹其实是个多输的策略,唯一的关注点在于,谁更受伤?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香港从一个小渔村成为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花了一百多年,但是如果失去,也许只要几年。国际三大信用评机构已经有两家下调了香港的信用评级,剩下的一家也正准备下调。
根据香港金管局的数据,截自今年3月底金管局仍持有约4,375亿美元储备。这些钱其实有很大部分是国际流动资本,一旦发现有兑付危机,自然会夺命跑路。一旦外汇储备低于某个限度,必然会引发港币信用危机,对香港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正因为嗅到了血腥的气息,国际资本大鳄正在紧盯港币。2008年金融危机靠做空次级房贷的巨鳄巴斯(Kyle Bass),据悉正在募集资金,押注港元兑美元联系汇率将在18个月内崩溃。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本月稍早表示,已经准备好捍卫港元汇率,假使白宫实施制裁,中国将透过换汇额度提供美元……但事实是,地主家的早就余粮不多了,还能不能像1998年那样成功守住港币汇率,十分值得忧虑。
当然,更值得忧虑的是,澳洲紧跟英国300万人移民计划,在昨日提出了针对香港人的移民计划,所有目前在澳的港人均可延长签证5年并取得永居和入籍。这些政策并不仅仅是"走人"那么简单。人走之余,必然也会伴随知识和财富的流失,这对于风雨飘摇中的东方之珠,恐怕难言福音。
2020/7/9

——Man Tank脸书

李怡:交換支持

7.1除了頒佈國安法,還有一樁世界大事,就是俄國修憲公投。
央視《新聞聯播》前晚重點報道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普京表示俄方堅定支持中方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努力。而習近平就提及俄方早前全民投票,高票通過憲法修正案,讓普京可以連任總統直至2036年,強調中方堅定支持俄方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中國對俄羅斯慶祝佔據海參崴160年不吭聲,卻祝賀普京可一直連任,以之換取俄國對國安法支持。
儘管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有53個國家(其後據說還有20國)支持港版國安法,但把這些國家的名字亮出來,就可以看到,都不是中國人、香港人會去投資、留學、移民的地方。53國裏面一個重要大國都沒有。反對港版國安法的雖只有27國,但都是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國家。當然還有已經退出人權委員會的反對最力的美國。現在總算把俄國拉進支持的行列,面子好看些了。
7月1日,俄羅斯結束憲法修正案公投,78%的選民支持修正,最主要的修正是「刪除規定總統任期上限的『連任』條款,忽略修正案生效之前連任過的任期數」,也就是說,在修正案之前普京的任期都不算數,歸零啦,任期從頭算起。按照新憲法普京可以連任總統一直到2036年。這樣,他執掌最高權力的時間就超過俄國歷史上最長的彼得大帝了。
與港版國安法一樣,普京修憲也沒有得到任何大國祝福,沒有強烈反對是因為它好歹也是通過公投實現的。美國、歐盟只質疑投票過程有脅迫選民、重複投票等違規行為。
俄國刪除總統連任規定和中國前年刪除國家主席連任規定,異曲同工。中俄這兩個世界大國都由終身領袖掌權,國際輿論頗為關注這種形勢。
中外歷史,無論多麼曲折詭譎,看穿了不外就是權力鬥爭而已,而權力鬥爭又基本上出在最高權力的繼承問題上。權力繼承問題出在最高權力終身制,終身制等同絕對權力,而絕對權力就導致絕對腐化。這是人類社會所有政治問題的根源。
歷代皇帝的宮廷鬥爭,都源於權力繼承。皇帝基本上沒有兒子,只有繼承人,女兒妻妾等也沒有尋常人家的感情,彼此關係同各個可能的繼承人相連;皇家沒有兄弟姐妹,彼此關係都是繼承人之間的關係。蘇聯近70年歷史的種種殘酷鬥爭,專政獨裁和對人民的壓制,講到底原因都出自最高權力的繼承。毛澤東統治時期不停搞階級鬥爭搞運動,溯本追源每一次運動都聯繫到最高權力的繼承,而老百姓就成為權力鬥爭下的犧牲品。
在度過千百年黑暗時代之後,直到1776年美國獨立,人類才基本解決了最高權力的繼承問題,即以人民投票授權的方式,合法、不流血和無異議地繼承權力,並以三權分立、多黨制、新聞、言論、宗教和結社自由等來制衡最高權力,防止導致絕對腐化的絕對權力出現。
1800年,全世界只有三個民主國家,到2015年,以人民投票授權的國家已增至130個。民主制度不是好的政府形式,邱吉爾說:「民主是最壞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斷地被試驗過的政府形式之外。」因為其他被試驗過的形式都無法避免禍及百姓的權力鬥爭。
鄧小平可能也看到最高權力的繼承是一切問題的根源,因此他定下隔代指定繼承人的權力繼承方式。這種方式也保持了一段時間的社會穩定。打破了這種方式會有甚麼影響?撇開中國,在香港所見到的就是從銅鑼灣書店到港版國安法的變遷。

——脸书

海参崴割让160年祭:远东华人消亡史

闵原  读书时间 (微信公众号:Hi-reading)


7月1日是海参崴建城160周年纪念日(实际割让时间是1860年11月),也意味着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已经脱离中国160年。但是,这片土地上的华人并没有随着领土的割让而消失,直到1938年被苏联用各种手段消灭。这篇文章将介绍,我在海参崴寻找华人在这片土地的生活遗迹的经历。

一、盛况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海参崴来观光,大家都沉迷于享受这里的海鲜,或在教堂面前争相留影,而不知一个世纪以前,这些繁华商业街的建设者、甚至是拥有者都是华人,他们又是以何等凄凉血腥的形式从这片土地上离场的。
俄罗斯通过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终于得到了两百多年来的梦寐以求的黑龙江流域的土地。虽然,17世纪中期后,俄罗斯占领了大片西伯利亚土地,但是这些地方极寒,又没有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没有多少开发价值。新获得的100余万平方公里的适合垦殖开发的土地,使得俄罗斯真正成为一个两洋国家。今天俄罗斯贝加尔湖以东70%以上的人口聚集在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原属于中国的土地上,这片区域对俄罗斯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海参崴滨海边疆区博物馆的几个镇馆之宝,图二为金代官印,图三为著名的明代“永宁寺碑”,这些文物都是在今天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土的)

沙俄政府在新的领土设立了两个大城市:一个是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说的伯力,来纪念17世纪最早殖民黑龙江流域,大肆屠杀土著居民达斡尔人、鄂温克人的殖民头目哈巴罗夫;另一个则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是“镇守东方”的意思。这两个名字对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土著来说都具有很强的殖民侵略色彩。
在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以前,乌苏里江以东几乎没有汉人存在,因为这个时候清朝政府把盛京开原柳边之外的东北土地视为满洲人的私家宅院,严厉禁止汉人进入这个地方。据俄国方面统计,1860年这里只有2000余流动性很强的汉人,他们从事采集人参、捕鱼等职业,还有很多是逃亡的犯人。
为了开发新占领的土地,沙俄政府一方面从欧洲领土组织移民,但是由于这里相距欧洲太远,需要步行一到两年才能达到,所以,移民效果并不明显,从1861年到1881年,仅仅有1.1万欧洲移民达到远东地区;另一方面则是吸纳中国劳工,以及相当部分的朝鲜劳工。中国移民开始大量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些中国移民多数是山东人,有的通过陆路,从绥芬河进入俄罗斯领土,有的则是直接从山东半岛乘船到达海参崴。
(海参崴的华人,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博物馆藏)

1886年,远东华人数量达到2.75万人,1897年,增加到4.1万人,1911年则为11.1万人。到一战前,远东地区华人应该已经达到20万人左右。这个时期华人约占俄罗斯远东人口的10-15%,由于俄罗斯人多数是军人和垦荒农民,反而在海参崴、伯力这样的大城市,华人占比相当高。比如,1897年的人口普查中,海参崴人口为28933人,而华人数量为12577人,如果加上大量的候鸟式的华人流动人口,华人在海参崴的比例应该超过半数。
早期华人在海参崴主要从事工程建设相关的行业。富裕的华人担任重大工程承包商,然后延揽贫困华工出任建筑苦力。华人建设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远东段和著名的海参崴火车站,这个火车站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海参崴的其他重要地标性建筑,滨海州理事会大楼由华商刘寇默承建,电报大楼由桑新云承建,凯旋门由舒彻联承建……就连多数俄罗斯军营也是华人承包建设的。
在海参崴城市形成之后,华人在商业上也大显身手。1878年,海参崴114家企业中有57家是中国人开的;1895年华商企业数量增至126家,而俄罗斯人开设的企业只有58家,其他外国人开设的企业有16家。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海参崴规模急剧扩大,华商企业也越来越多,1912年,海参崴全市工商登记中,华商企业进一步增加到1089家。海参崴最大商行“昆斯特和阿里比尔斯”合伙人阿道夫.瓦西里耶维奇.达坦在其《阿穆尔沿岸商业历史随笔》调查中写道:
中国人早已从一个角落向另一个角落,进而向全城拓展……从前后左右把其他商铺挤掉失去生计……把整个区域掌握在自己手里。毫无疑问,中国人经济上非常强大,逐渐掌握了劳动力和商品市场。
根据笔者在海参崴的考察,20世纪初,海参崴最主要的商业街道和最繁华的城区,的确相当部分为华人所拥有。像今天海参崴最重要的商业步行街——阿列乌茨克大街、斯维特兰娜大街、海军元帅福金街的大量商业楼属于蔡氏、邰彩玲、李立浩等有实力的华商。
(海参崴中心商业街上的华人房产,图二为蔡氏的商行,图三为邰文忠承建的剧院,后来成为内务部俱乐部,可以推测,30年代很多对华人的驱逐和镇压都是在这里策划的)

另一位传奇的华商纪凤台,1901年就投资20万卢布(购买力约相当于现在的5500万人民币)建立起海参崴最大商行之一的K商行,日俄战争中,他组织了1500辆大车、6000匹骡马的运输队协助俄军保障后勤,可见其控制财富的体量。
此外,中国人还控制着远东的近海运输和黑龙江内河航运,1910年前后,海参崴港口注册的600多艘商船中,多数为中国人所拥有,这些商船载重量不大,一般在50吨左右,但是中国人凭借价格低廉的优势,使得俄国企业家长期在市场竞争中,无法染指这个行业,直到沙俄国家杜马禁止外国人在远东从事近海运输为止。
(金角湾里的华人商船,以及华工的印章,来源:米兹《中国人在海参崴》)

总的来说,在帝俄时代,华人与俄罗斯人一同合作开发了远东地区,俄罗斯人是统治者,控制着军政大权和金融、矿产等命脉行业,而华人则在一般性行业占有优势地位,这与南洋地区欧洲殖民者与华人合作的模式有很大相似性。华人在人口上的庞大占比,也跟英属的东南亚地区人口结构很相似。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改变历史进程,华人可能还会持续不断往这个地方移民,并且以后成为这个土地上生活的主要族群之一,海参崴也或许会成为东北亚的新加坡。

二、华人在十月革命前后

1917年的十月革命给华人带来了希望,布尔什维克主张人人平等,废除压迫制度。华人在远东虽然生活的还可以,比国内的同胞好,但是地位明显不如这里的欧洲人。华人开始积极参加革命,希望与布尔什维克一起推翻旧的反动统治,用自己的努力获得新生。正如上乌金斯克华人代表大会向苏维埃新政权的信中说的那样:
我们把俄国工人农民的利益看作自己的事业,把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看作是我们也必须保卫的。
据研究,全俄境内至少有5万华工参加了十月革命和此后的国内革命战争。各地涌现出众多的“中国团”、“中国营”和“中国支队”。远东地区最著名的是华人辛继武组织的游击队,人数规模达3300多人,活跃在乌苏里江流域,给白匪军沉重打击。当白军占领海参崴后,远东铁路上的华人职工参加了大罢工,严重干扰了白军的供应和军事部署。
(海参崴十月革命胜利广场上的红军英雄雕塑)

十月革命的确在某些方面改善了华人的境遇,比如华工的待遇比沙俄时代提高了很多,不再需要忍受监工的鞭笞,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苏联当局还允许设立华人俱乐部,开设华文学校。但是,华人并没有实现他们期待的自由和平等,华人在远东是“商业民族”,自然与新政权消灭私有财产的目标相冲突。1921年起,苏俄当局不断查封中国商会,强令中国商户购买国家公债,严格限制华人往国内汇款,导致华商在远东生存越来越艰难。此时,海参崴领事馆向国内报告:
自苏联政府成立,华侨之所受损失数,在华银一千余万元,华侨被害之生命,在二十余人以上,此二种不过指海参崴一埠而言、且皆有案可稽,至无案可稽及其他各处所损失之金钱与生命,俱未之计也。
新政府开始实行户口登记和日常生活用品供给制度,由于绝大多数华人没有国籍,不能获得供给,生活也日益艰辛。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苏联渐渐背弃了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渐渐走向大俄罗斯主义的道路,对非俄罗斯民族,尤其是非欧洲人的、力量较为强大的亚洲民族采取排斥、同化甚至消灭的政策。苏联政府这些民族非常不放心,视其为国土安全的威胁,之后陆续发生全民族遭受驱逐、镇压(如华人)或者迁徙流放(如朝鲜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的事情。
不过,此时苏联正推行“一五计划”,劳动力短缺的远东还离不开华人。这样大批华人劳工被吸收进入国营企业,成为国家雇佣的工人。据统计,这个时候,整个滨海边疆区的工人中,华工比重为40%,主要分布在重工业、采矿业、伐木业和捕鱼业等——华人虽然在商业上被排挤驱逐出远东,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仍旧占有一席之地。
到1926年,远东华人数量减至6.3万人,比战前减少了一半多。但是这里的华人开始定居,开始逐渐接受这个国家的文化,似乎长期的稳定生活,让华人逐渐从侨居者,向少数民族在转化。

三、血腥的离场

然而,1929年后,随着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交恶,苏联对华人打击越来越公开化:“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物,强纳苛捐杂税等”。“九一八事变”后,苏联进一步视华人为威胁其远东地区和平的不利因素,对华人的镇压驱逐政策逐渐开始浮出水面。1934年,远东地区华人减少至3.1万人,又比1926年减少了半数以上。
如果说之前是采用比较柔性的经济手段来限制华人,达到驱逐华人的目的。到1935年以后,苏联则开始采取完全非人道的手段来镇压消灭华人。1936年4月17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决议,责令年底之前肃清海参崴百万街的华人,执行机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内务部,镇压肃反机构)远东边疆区管理局。
(华人聚居的百万街今昔对比,张宗昌在海参崴谋生时曾经居住在这里)

由于害怕引起中国抗议,联共布政治局在6月17日,又给远东边疆区一道指令:
今后行动更加谨慎,不要给人口实,即让人以为行动是针对中国人的。驱逐过程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相配合,不晚于今年完成处理百万街。
这一年,共有4000多名海参崴华人被迫回国。
1937年6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颁布镇压间谍、破坏分子的决议,12月22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叶若夫下达绝密令:
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
12月29日夜,远东开展第一次大规模抓捕华人的行动,内务人民委员会命名为“中国行动”,本次有1100多名华人被抓捕。
1938年2月1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远东相关问题》的决议,责成把所有外国人从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驱逐出去,逮捕任何涉嫌间谍和反苏行动的嫌疑人,不论国籍皆进行镇压。
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1938年2月下旬,苏联远东当局又针对华人采取第二次大规模逮捕行动,中国驻海参崴和伯力的领事馆给国内发来报告:
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华侨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
此次对待华人真狗彘不如,生杀予夺一任其便……搜捕侨民夜以继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
内务部人员到华侨家中挨家挨户搜查,逃脱的华侨跑到领事馆门前,要求进入避难达一千多人,大家彻夜不归,“群情惶骇,不可言状”。这次被抓捕的华人达2005人。
事后,中国驻苏大使馆对苏联发出最严厉抗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则辩称华人多数是日满间谍,并还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3月下旬,又开展了对华人的第三次抓捕,这次行动更为彻底,内务人民委员会直接在大街上抓人,很多华侨在公交车上就被抓走。抓捕对象也不再限于成年男子,妇女儿童也不幸免,很多侨民欲逃亡领事馆躲避,都被中途拦截带走。这次抓捕行动进一步带走3082人。
从1937年底到1938年3月,仅仅滨海州被抓捕人员就至少6000多人,而此前一年领事馆统计华人数量为11000人,半数以上的华人被逮捕。而整个远东地区被抓捕的华人达到11000多人,约占华人总数的60%以上。可见肃反已经超越了打击间谍和恐怖行为的范畴,变成了赤裸裸的针对华人的种族清洗。
这些被抓捕的人是何种命运呢?肃反机关对这些抓捕的华侨严刑拷打强迫他们承认间谍罪名:
被捕之人多有被勒令站住热火锅炉旁拷问间谍口供情事,侨情疑虑恐迟早将不免……被捕华侨食不果腹,且有遭到刑讯致死者。
中国领事馆提出探视关押人员也不被允许。4月27日至5月27日,内务管理局仓忙编织卷宗,进行审判,最终3123人被枪决。其余被送进劳改营,多数惨死于劳改中,比如,1938年一次抓捕中,以非法越境罪被流放的270名华人,在劳改营中有269人被饿死、冻死,仅有1人因为是厨师幸免于难。那些少数幸存下来的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中国政府交涉,得以回国。
即使是那些加入苏联国籍,并且政治上积极倾向于苏联共产党的华侨,在镇压中也没有得到宽容。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下令逮捕180名师生,重点审查对象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多数经过草率审判就被处决。能够查询到档案的人员,比如学员王维清,原为东北义勇军战士,后成为苏联情报人员,多次去伪满洲国执行任务,1938年被枪毙;列宁学校中级部主任杨兴顺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也在抓捕后彻底失踪。到1938年5月,全校400多名师生中,只剩下89人有人身自由。
(列宁学校的华人学生的自供状以及政治审查报告,来源:米兹《中国人在海参崴》)

对于经过历次驱逐、抓捕,剩下的8000余名华人,已成惊弓之鸟。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的进行了多次交涉,这些侨民终于获准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火车,通过中亚和新疆,回到国内。1938年5月20日,苏联当局通过《迁徙远东华侨的办法》,至7月,远东地区领事馆共组织8025人回国。到1939年,整个苏联滨海边疆区仅剩下351名华侨。
至此,数万人华人聚居海参崴,数十万人聚居远东的情形彻底不再,在继1860年远东与中国切断政治主权关系后,在文化上也与中国脱离关系。中国彻底丧失对苏联远东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上的影响力,直到冷战结束后才有所恢复。
(海参崴华人遗物,俄罗斯滨海边疆博物馆藏)

结语

苏联在1937年至1938年对远东华人的镇压和清洗,在手段上与同时期的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非常相似,甚至更加血腥——纳粹在二战前对犹太的迫害仅仅是驱逐和没收财产,而苏联除了没收财产外,还实行惨无人道的大规模肉体消灭。根据俄国社会与政治史国家档案馆的记录,有8500多华人在“大清洗”期间遇害,其中多数应该是远东地区的华人,如果加上死于流放劳改的华人,数量应该在一万人以上,占当时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如此高的死亡率,定义为种族灭绝丝毫不过分。
犹太人被屠杀的历史,被整理成一部部历史著作、电影和纪录片,一座座纪念馆,提醒全世界人民不要忘记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两万名波兰人在卡廷森林被害的事件,也一再让俄罗斯向波兰人民道歉。而提起华人的这段遭遇,我们却没有一点纪念,甚至是记忆呢?
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俄罗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视中国人为“黄祸”的阴魂依然游荡在西伯利亚上空。华商至今在远东仍然遭受各种不公平待遇,官方屡次发生捣毁中国市场的行动,光头党多次发动针对华人的谋杀。由于我们没有记住这段历史,我们也就不可能提醒俄罗斯人记住这段历史,中国人被迫害的悲剧或许未来还可以重演。
我们没必要通过揭露历史来挑动民族仇恨。也深知要看到中俄两国交往中积极的部分,维护好中俄两国的政治友好关系。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忘记历史的理由。因为被选择性忽略的不只是悲惨、血泪,还是正义、良知。
参考文献:
《阿穆尔地区史》,冈索维奇著,商务印书馆,1978年。
《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纳达罗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中国人在海参崴》,聂丽·米兹德米特里·安洽著,胡昊、刘俊燕、董国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苏联处置远东华人问题的历史考察》,尹广明,《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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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乙铮:中国是如何欺骗香港的

周二,香港一名警察在反对新国家安全法的抗议者附近站岗。该法将威胁中国国家统一等行为定为犯罪,包括要求香港脱离大陆独立的呼吁。周二,香港一名警察在反对新国家安全法的抗议者附近站岗。该法将威胁中国国家统一等行为定为犯罪,包括要求香港脱离大陆独立的呼吁。 VINCENT YU/ASSOCIATED PRESS
多年来,香港市民一直坚持要求真普选及其他权利,但都遭到拒绝,而在周二,中国再次明确立场,用立法对这些诉求予以迎头痛击。
它挑选了7月1日这一三重纪念日——中国共产党诞辰(1921年)、英国将香港移交给中国(1997年)和民主活动人士闯入立法会(2019年)——的前夕通过了一项严厉的国家安全法,这将永远损害香港的政治自由,阻碍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关系。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拥有独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然而,这项新法是由北京提出、北京起草、北京颁布的。
它于周二晚公布后立即生效,这也是它的内容首次公之于众。
该法将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主义以及"与外国势力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定为犯罪。这些类别中的一些罪行可判处无期徒刑。仅破坏财物一项就可构成恐怖主义。
性质特别严重的案件可能被移送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院根据大陆的刑事诉讼法指定其他法院进行审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判处死刑。香港于1993年废除死刑,自1966年以来没有执行过任何死刑。
地方法规与这个新法不一致的,适用该法规定。北京将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北京任命的一名顾问将会加入,监督该法的实施。委员会的工作不会公开,也不会接受司法审查。
香港行政长官将任命特别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律政司长可以拒绝由陪审团进行审理。北京拥有该法的最终解释权。
法案第37和38条的意思似乎是,该法在世界各地都具有效力——不仅适用于身处海外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本地实体,也适用于"不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但在香港"以外"犯罪的人。
虽然被称为"国家安全"法,但其真正目的是压制这座城市已有数十年历史的民主运动——近年来,随着北京加强镇压,这些运动愈发激烈,一些年轻人呼吁香港完全独立。
周二,一些政治组织的领导人迅速宣布解散消息,此前中国曾指责这些组织煽动分裂主义。
政治敏锐的香港人非常清楚中国政府热衷对政敌提出虚假指控。
一些外国政府也是如此。华盛顿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对那些被认为违反了大陆对香港义务的官员进行制裁。周二,它又禁止向香港出口国防装备,并称将开始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并正确地指出,香港不再被视为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欧盟议会最近通过了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决议,敦促成员国在该法获得通过的情况下将中国入禀联合国国际法院。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承诺为约300万符合条件的香港人到他的国家生活和工作提供帮助。台湾政府表示,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向一些香港人提供庇护
但即便是同情今日香港困境的外国政客,也应为此承担一些责任——哪怕只是出于对北京初衷一厢情愿的猜测。
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认为,在英国将香港移交给中国后的前15年左右的时间,是这座城市的半自治黄金期。他们支持1980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原则——它被写进了香港小宪法《基本法》中——认为这是可以保护这座城市的良性理念。
在他们看来,中国主席习近平近来违反甚至背叛了邓小平的香港蓝图。
但这是错误的想法。如果认为中国只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才会不守信用,那就过于简单,而且最终会带来危险。
邓小平不是会让步的人。在1980年代末,中国实力还相对弱小的时候,他一再强调韬光养晦的策略。然而,即便在与英国就香港地位进行谈判的时候,他还是不顾手下一些高级官员的建议,坚持要在1997年以后让中国军队进驻香港。1989年,也正是邓小平命令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杀害数以百计的和平示威者。
今天的习近平并没有背叛邓小平当年对香港的构想:他只是恪尽职守地将这一构想推进至大约三十年后自然而合乎逻辑的高潮。
在1980年代后期制定、1990年通过的《基本法》,本质上是一份自带讽刺意味的文件。
它有助于确保1997年英国顺利移交主权,因其似乎包含了中国的慷慨许诺,特别是保障香港人基本政治自由的条款,并承诺未来会给他们更多民主权利。
但香港许多观察家和主要政治人物——包括协助起草《基本法》的一些人——总是高估中国表面的保证,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些条款中有很多都带有隐藏条款或可以推翻它们的警告。
周二,一名中国支持者参加在香港举行的庆祝新法生效的集会。
周二,一名中国支持者参加在香港举行的庆祝新法生效的集会。 KIN CHEUNG/ASSOCIATED PRESS
今天的中国政府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没有违反《基本法》,而是把其中不同的点连在了一起。而正是隐藏在其最初让步背后的真正恐怖之处。
为了确保香港当局有效实施新法,北京计划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我们就以其为例。正如我先前所写,此举与《基本法》第22条以下内容完全矛盾:
"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
但该条款也规定,如这些部门"需要"在香港"设立机构",只需得到中央政府批准(以及香港政府的同意,而他们可以随意胁迫香港政府)。
同样的,第39条第一款就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他权利协定"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如果这些保护措施让北京感到厌烦呢?没问题,还有第160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为同本法抵触者外,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如以后发现有的法律与本法抵触,可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就该或停止生效。"
然后还有第18条。它允许中国的橡皮图章立法机构——全国人大的常务委员会以国防、外交、国家统一或安全"和其他不属于(香港)自治范围的情况"为名义,对"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减"。该附件是大陆通过的适用于香港的冗长法律附录,全是各种例外情况。
第18条自然是新国家安全法完美的执行工具
80年代,当香港人对他们在1997年以后的未来担忧时,中国政府夸大了《基本法》让步的部分。这是将这座城市吸纳进大陆的两步走计划中的第一步,也是好看的那一步。
无可避免的第二步在今天迈出了。现在,香港处在驻港的中国军人和他们在当地新近表现出忠诚的表亲——愈发暴力和政治化的香港警察——的密切注视之下,北京激活了《基本法》中的潜伏条款,为这座城市自治走向死亡铺平了道路。
西方国家的政客和思想领袖,还有香港民主运动中的资深成员才开始明白——如果真有的话——三十多年来,他们对《基本法》以及中国本身的解读都错了。他们以为,西方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会助其实现民主化,而这可以保护香港。
我在香港遇到的许多年轻活动人士都有不同的想法。他们责怪前辈相信了《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对他们而言,一切都是共产党的诱惑之歌,一场骗局。
因此,其中一些人呼吁香港完全自治。这样的目标现在可能已不现实——而到周二,它甚至是彻头彻尾的危险。但他们至少暴露了中国数十年来的欺骗,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周三中午,香港警方报告了他们依据新国安法的首次抓捕:那是一名持有写着"香港独立"标语的男子。
练乙铮是一名香港及亚洲事务评论员,目前在日本甲府市的山梨学院大学(Yamanashi Gakuin University)担任经济学教授,也是一名观点文章作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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