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戈：也说宋彬彬道歉

图：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

   1月12日，宋彬彬从纽约赶回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北师大女附中），在东一楼，在安放着卞仲耘副校长铜塑雕像的会议室里，宋彬彬向当年的老师、同学以及老师的后人道歉。这是是继陈小鲁之后，又一起标志性的道歉事件。之所以称之为标志性的事件，其原因在于：她和陈小鲁不但都有中共高级干部家庭的背景，而且都是红卫兵运动中标志性人物。一个是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主要负责人，一个是当年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带上红袖章，使之成为最著名的红卫兵。当宋彬彬的道歉在媒体报道后，舆论很快出现认同的声音；但很快又出现了质疑甚至“诘难”的声音，这倒是宋彬彬始料未及。

我是认同陈小鲁和宋彬彬的道歉的。相比那些不敢道歉、甚至没有悔意的人，相比那些试图重回“文革”的人，这种道歉说明她分得清是非，说明她天良未泯。质疑宋彬彬道歉的原因，多少和卞仲耘校长之死有关。不过，这个有关只要不涉及刑事，宋彬彬的道歉是可以接受的。

道歉说明她分得清是非天良未泯

自中共建政以来，在他们的操纵下，以群众的名义不知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恶事。从土改到清匪反霸，从三反五反到对资改造；在他们的怂恿下，多少人死于“群众斗争”的现场？只不过红卫兵运动涉及的范围空前而已。

知道土改真相的人，谁能指出一处不打人、不伤人、无私刑的土改场景？在那里，人性被扭曲，那些被操纵的农民以难以想象的野蛮，做出难以启齿的邪恶刑罚。包括那些曾经的善良农户，一时间也成为敢于作恶的痞子。不过这是在农村，没有现场的阅历，谁会相信这是事实？

三反五反运动始于50年代初，运动的主要对象集中在工商业界。毛泽东在1952年1月2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各单位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有成绩。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是指那些涉案金额较大的对象。

“大老虎”是毛泽东设计出来的

“大老虎”是毛泽东设计出来的，至于这些涉案对象在哪里，涉案金额有多少，谁也说不清。于是根据“大老虎”这个概念，就有了打虎队。打虎队当然是积极分子组成，其实也是搞的群众运动。于是就有“群众不太懂政策”搞的通宵战、戴高帽子、挂黑牌、乱打乱绑乱罚跪、生追硬逼成为普遍现象。这里当然有真“老虎”，更多的则是假“老虎”；苦打成招，甚至发生了多起自杀事件。其实打虎队和红卫兵是一回事，只是前者行于密室之内，后者行于光天化日之下。而真正的罪人，是他们背后的操纵者。

反过来再看宋彬彬的道歉。道歉当然是对过错而言，如果是罪行岂能以道歉了之？况且，红卫兵运动从根本上讲，是中共运动群众、再把群众引向痞子运动的特例，特就特在这次运动的群众，是多数尚未成年的中学生。不但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出现在中学，抄家、破四旧、打砸抢的“红八月”的主力，也是中学红卫兵。至于大学红卫兵则是以后的事了。所谓群众运动，从来就是中共在背后运动群众，红卫兵运动岂能例外？中共和他们的老板毛泽东才是文革灾难的罪魁祸首。他们所犯罪行，当然就不是道歉的问题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