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代人所能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文字，恐怕就是自传，就是回忆录了。
大约从2006年起，万润南－－我们都叫他老万－－开始在网上陆续发表他的回忆文章。按时间段分为几部份，有“童年记忆”、“中学时代”、“清华岁月”、“四通故事”和“我的1989”；据老万说，他还要写“流亡生涯”。用老万自己的话，这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交代”。
去年6月，香港的天语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商海云帆》，副标题是“四通故事”，其实，这部《商海云帆》收入的内容并不只是“四通故事”，还收入了“我的1989”。
毫无疑问，创办四通和参加八九，是老万一生中最精彩最辉煌的两段经历。这两段经历已经载入了史书。如今我们又可以看到当事人的自述，其意义自然非比寻常。
四通创办于1984年，是八十年代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在四通成立的当年，销售额是980万元，到了1988年就达到10亿元。根据1988年全国信息产业的排序，四通名列第一，四通一家的销售额就占了这个序列前十家的三分之一。如今鼎鼎大名，不久前刚刚收购了摩托罗拉的联想，那时候排在第八位，销售额是1亿4千万。在四通前前后后的领导层中，被人指指点点的不乏其人，唯有老万受到普遍的赞扬和尊重。这不仅是做事的成功，也是做人的成功。
四通创办不久就闹过一次家变，有人要另起炉灶，带走了一批人，卷走了一笔生意。老万本着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原则，和出走的一方友好分手，宁可在生意上吃哑巴亏也不忍苛责对方。还有一个下属搞财务欺诈，好在被及时发现，没造成实际损失。公司里很多人主张对犯事者起诉，送进监狱，老万不肯，老万担心那样做就会把这个年轻人的一生都给毁了。对于当年的同事，合作伙伴和下属，老万总是说好话，至少是不说重话不说狠话。这纵然不全是出于性情，也是出于教养。
老万在八九期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企图促成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另一件是企图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策略上，这两件事都做得很正确，可惜这两件事都没能成功。尤其是劝说学生适时地离开广场这件事，有不止一次几乎成功，但还是失败了，留下千古遗恨。
老万认为我提出的策略“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没有可操作性。“因为实际情况是见‘坏’有人上，见‘好’非但不收，反而变本加厉，蜂拥而上。”可是老万自己就强调，应该从1989年的悲剧中吸取教训，而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要把对方逼到死角，要会妥协，要让党内改革派赢一回。这不是和我的意思一样吗？
有人说，万润南在1989年那场风暴中是“头脑膨胀”，“错估形势”，“野心勃勃”，“政治投机”。老万对此一笑了之。老万说：“人心里都有一道坎，这道坎我过不去。” 事实上，八九民运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民主运动。正是在5月19日当局宣布戒严令之后，全国各地各界人士以及海外留学生和各种背景的华人的参与达到最高峰。在人类历史上，你找不出第二件事，象中国的八九民运那样赢得全世界一边倒的支持。因此，现在不是要问老万和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参加，而是要问嘲笑讥讽老万的人，当年你为什么不参加。其实，现在嘲笑老万的人，绝大部分当年也是参加了的；因此，那些嘲笑老万当初押错了宝的人，十之八九不过是在朝自己的脸上吐唾沫罢了。
自六四流亡海外至今，老万再也没回过中国。不少朋友曾试图帮忙安排他回去，无非是认个错，说几句软话。老万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这话说得平淡，然而也很坚决。老万平日讲演或写文章，都不那么豪言壮语－－除了写诗。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老万写过一首“六十述怀”：“古今兴亡理皆同，天意尽在民心中。但随项羽学人杰，不过江东为鬼雄。”读这首诗和老万其他的诗，你可以了解到，除了温文随和之外，老万也有慷慨激昂。
老万在书中几次提到，心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我想，这既是他的自我期许，也是对我们读者的期望。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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