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胡温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青"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
而且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
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
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
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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