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过了邓小平自从华国锋手中夺走中央领导权之后，为彻底整垮华国锋而给他罗织的一系列罪名中，最荒唐不过的就是把他邓小平自己提出的经济建设和引进外资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之错也算到华国锋头上。
公正地讲，在陈云于一九七九年牵头成立新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之前的华国锋实际主政时期，整个中央领导层都曾经对经济发展的势头和速度盲目乐观，诸如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之类的鼓舞性的口号从华国锋口中喊出过好几句，但是，此形势的大前提是当时的老臣叶剑英、聂荣臻以及国务院系统的所有副总理，包括邓小平本人都比华国锋本人更为乐观和盲目兴奋，具体的“高指标”全都是邓小平、李先念等人提出来的，所以自邓小平突然又说他完全支持陈云提出的“调整”和“紧缩”政策，一夜之间把“大干快上”的口号变成了“退就要退够”，对此感到十分不解的国务院副总理之一康世恩私下里发了很多牢骚，指责邓小平和李先念不但“说变就变”，而且还毫无担当，连起码的实事求是原则都不顾，毫无道理地把责任都推到华主席身上。
康世恩的这番牢骚被传到邓小平和陈云耳中之后不久，即赶上了1979年11月25日的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事故。邓小平和陈云借机发难，指责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国家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的康世恩对这场直接导致72人遇难身亡、经济损失3,735万元的恶性生产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直接责任，。事发数月之后，康世恩被通知列席了党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召开的联席会议，胡耀邦在会议上宣布给予他记大过处分。自此，康世恩成为了中共政权国务院副总理中受记大过处分的第一人。
而在康世恩去世之后的中共官媒的怀念文章中披露说，真正的事实是那场事故发生之后，正是康世恩本人及时果断地向有关部门作出指示，令全力查清事故原因，而且还亲自前往事故现场指挥，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怀念文章还特别强调“在那些日子，康世恩悲痛之余，时时思索事故的诸种因素”，夸赞他不计个人的政治得失，一心奉公。
在处理康世恩的过程中，华国锋虽然被邓小平以“集体领导”为名夺走了实际领导权，但因为他的党中央主席职务和国务院总理职务都暂时还没有被别人取代，要以中央政治局或者国务院的名义处理康世恩原则上都应该是由华国锋主持，所以当时的邓小平和陈云才想出了由中央书记处出面给国务院副总理处分的极不合规矩、完全有违常理的办法。
一九九一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到上海冬时召见朱镕基等人说他自己很后悔在改革开放之初没有把上海定为特区之一。他说：“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一开始没有把上海定为特区）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后来居上。”
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邓小平在自说自话，当初正式确定开办“特区”的时候，陈云已经对他邓小平有言在先，那就是只在可以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但明确反对各省都搞特区。陈云当时让自己的传声筒，如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王歧山的老丈人姚依林向邓小平“带话”：（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尤其“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因为“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
另外一个重要史实是，当时在习仲勋的领地广东境内率先开办的“特区”雏型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半年，由华国锋一锤定音的。二零一零年前后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官方正式回顾总结文章中也承认说：“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考察组，对港澳经济进行实地考察。考察之后，向中央建议在深圳与珠海办出口基地和面向港澳的游览区。中央领导同志闻知后深表赞同，并且要求付诸实施。”
这里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华国锋。而邓小平在此之后的功劳不过就是在同习仲勋和谷牧等人的谈话中把此前由华国锋建议使用的“实验区”改成了“特区”。但事实上无论是叫“特区”还是叫“实验区”或者是“专区”，本质上都是一回事。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中共党内党外，都是舆论一致地坚信邓小平为党内改革派领头人，陈云则一直是被当成邓小平的对立面，被贴上了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派领袖标签的，但事实是如果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始自广东，中国的经济改革始自安徽的话，当时的中共中央最先明确表态支持万里的恰恰不是邓小平而是陈云。
邓小平生前曾说过：“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从安徽开始。这一起点，和万里紧密相连。”
曾经在万里身边工作过的人士回顾说”1977年万里被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安排去湖北省挂帅，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去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正是因为有过这样一个邓小平推荐万里去安徽的故事，日后就被中共党内的邓小平吹鼓手们演义成了邓小平派万里去安排搞农村改革。
万里的长子万伯翱日后向中共官方媒体提供的历史事实是：当年里到安徽后当地还在被继续号召 “农业学大寨”，老爷子一看现在还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我学不起啊。小岗村的事出来后，我爸爸跟我妈妈说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邓小平一开始没表态，当时明确支持的是陈云。陈云对万里说，你的做法我很赞同，我举双手赞同。
万里当年的重要追随者之一张广友的回顾文章中说：万里在安徽主持的农业新政，在1979年初到1980年初，面临的主要是来自中央的阻力。1980年1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主管农村工作的中央领导人讲话，依然在强调集体经济的巨大优越性。安徽省农委的同志介绍安徽实行联产计酬的改革和成效，大部分人都持反对意见，包括当时国家农委的领导。这里说的主管农村工作的领导指的是王任重。
1月31日下午，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华国锋讲话，他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生产上有困难，至于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
最后，邓小平在会上做了总结讲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之前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回到安徽后，将会议的情况向万里作了汇报，请示如何传达贯彻。万里的决定是：不传达。于是，安徽人继续我行多素，直到万里奉调中央，促使“包产到户”成为合“法”，期间再没有走过回头路。
在这个会议上冒出的“思想毫无准备”四个字说明了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已当时经以“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自居的邓小平并不是什么“总设计师”，日后他从观望到日益明确了对万里农村改革路线和政策的支持态度的过程不过是形势所迫，随波逐流而已。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而在康世恩去世之后的中共官媒的怀念文章中披露说，真正的事实是那场事故发生之后，正是康世恩本人及时果断地向有关部门作出指示，令全力查清事故原因，而且还亲自前往事故现场指挥，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怀念文章还特别强调“在那些日子，康世恩悲痛之余，时时思索事故的诸种因素”，夸赞他不计个人的政治得失，一心奉公。
在处理康世恩的过程中，华国锋虽然被邓小平以“集体领导”为名夺走了实际领导权，但因为他的党中央主席职务和国务院总理职务都暂时还没有被别人取代，要以中央政治局或者国务院的名义处理康世恩原则上都应该是由华国锋主持，所以当时的邓小平和陈云才想出了由中央书记处出面给国务院副总理处分的极不合规矩、完全有违常理的办法。
一九九一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到上海冬时召见朱镕基等人说他自己很后悔在改革开放之初没有把上海定为特区之一。他说：“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一开始没有把上海定为特区）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后来居上。”
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邓小平在自说自话，当初正式确定开办“特区”的时候，陈云已经对他邓小平有言在先，那就是只在可以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但明确反对各省都搞特区。陈云当时让自己的传声筒，如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王歧山的老丈人姚依林向邓小平“带话”：（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尤其“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因为“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
另外一个重要史实是，当时在习仲勋的领地广东境内率先开办的“特区”雏型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半年，由华国锋一锤定音的。二零一零年前后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官方正式回顾总结文章中也承认说：“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考察组，对港澳经济进行实地考察。考察之后，向中央建议在深圳与珠海办出口基地和面向港澳的游览区。中央领导同志闻知后深表赞同，并且要求付诸实施。”
这里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华国锋。而邓小平在此之后的功劳不过就是在同习仲勋和谷牧等人的谈话中把此前由华国锋建议使用的“实验区”改成了“特区”。但事实上无论是叫“特区”还是叫“实验区”或者是“专区”，本质上都是一回事。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中共党内党外，都是舆论一致地坚信邓小平为党内改革派领头人，陈云则一直是被当成邓小平的对立面，被贴上了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派领袖标签的，但事实是如果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始自广东，中国的经济改革始自安徽的话，当时的中共中央最先明确表态支持万里的恰恰不是邓小平而是陈云。
邓小平生前曾说过：“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从安徽开始。这一起点，和万里紧密相连。”
曾经在万里身边工作过的人士回顾说”1977年万里被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安排去湖北省挂帅，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去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正是因为有过这样一个邓小平推荐万里去安徽的故事，日后就被中共党内的邓小平吹鼓手们演义成了邓小平派万里去安排搞农村改革。
万里的长子万伯翱日后向中共官方媒体提供的历史事实是：当年里到安徽后当地还在被继续号召 “农业学大寨”，老爷子一看现在还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我学不起啊。小岗村的事出来后，我爸爸跟我妈妈说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邓小平一开始没表态，当时明确支持的是陈云。陈云对万里说，你的做法我很赞同，我举双手赞同。
万里当年的重要追随者之一张广友的回顾文章中说：万里在安徽主持的农业新政，在1979年初到1980年初，面临的主要是来自中央的阻力。1980年1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主管农村工作的中央领导人讲话，依然在强调集体经济的巨大优越性。安徽省农委的同志介绍安徽实行联产计酬的改革和成效，大部分人都持反对意见，包括当时国家农委的领导。这里说的主管农村工作的领导指的是王任重。
1月31日下午，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华国锋讲话，他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生产上有困难，至于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
最后，邓小平在会上做了总结讲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之前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回到安徽后，将会议的情况向万里作了汇报，请示如何传达贯彻。万里的决定是：不传达。于是，安徽人继续我行多素，直到万里奉调中央，促使“包产到户”成为合“法”，期间再没有走过回头路。
在这个会议上冒出的“思想毫无准备”四个字说明了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已当时经以“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自居的邓小平并不是什么“总设计师”，日后他从观望到日益明确了对万里农村改革路线和政策的支持态度的过程不过是形势所迫，随波逐流而已。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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