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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30日星期一

管见:“重庆模式”脱胎于“中国模式”

薄熙来与汪洋


中共高层说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其妻"涉嫌谋杀",这样一整,薄熙来的形象严重受损,政治前途不妙。然而,对于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有人说它"偏离了邓小平的改革发展路线,在中国社会中制造分裂,与胡锦涛力求稳定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格格不入",也有人说它是"中共能够从当前重重危机中走出来、成功自救的唯一有效方式",看法大相径庭。

两者看上去如此对立,而中共只追究薄"违纪",其中自有奥妙。

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没有象保守派担心的那样天塌地陷,反而因为市场力量进一步释放,从1980年代"国际大循环"而得到推动的增长势头,一发不可收拾。中共十四大正式接受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化改革取得如此成就,本来是好事情,有意思的是,中共保守派敌视市场化的本性不改,巧妙地以改革的局限性大作文章,卷土重来。

中共接受市场经济之际,给它戴了一顶"红帽子",叫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来,它的改革就有很大的局限性,突出体现为,仍维持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一旦市场经济形成发展势头,保守派移花接木,将市场化之功归于"社会主义",改革不彻底之弊则归咎于市场化,而国有经济,则经历产权的操作,特别是大批裁员,把失业工人推到街头,它本身恢复了元气,就气势汹汹地进一步争夺市场主导地位。其实,近年来愈益明显的"国进民退",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留下了伏笔。

这一过程,有它的理论表现──以所谓"北京共识"打头阵,于是,以国有经济主导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的"中国模式"赫然降临。

中国共产党钟情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笃信以政权的力量改造社会。毛泽东塑造的"社会主义",以国有体制支配地位为核心,计划体制则以政府直接控制经济为特色,所谓"企业"实为一个个"车间",因而早就有"中国没有企业"之说。这种早期模式,在"文革"中走到极端,以普遍贫困为特色而被民众厌恶。中共在"文革"后被迫改革,但市场化导致资本主义重新出现,与"社会主义"教条尖锐冲突。它没有创新理论的本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却把这些教条"石头"视为至宝,还把它们垒将起来,堆成管制或分割市场的堤坝。于是,这种升级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中国模式",从政府以计划工具直接控制经济,转为政府通过控制或管制市场,而主导经济。

这样一变,市场有了相当的自由空间,企业得以生存、发展,经济增长就有了内在的动力。不过,政府的控制,国有的垄断,表面上维持着"社会主义"的门面,实际越来越成为发展的桎梏。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以金融业为心脏,以能源为血液,而它们都在政府控制之下,致使企业屈服于权力,贪腐迅速蔓延开来。

经济的社会化随着市场化而发展,而国有体制的垄断性,则与市场化时代形成鲜明对照。它难以约束资本,反而热衷于与资本交易,并限制劳动者权利,从而助长资本的贪婪。于是,社会矛盾集中表现为官民对立,民众对党政机构的信任日益下滑。即使"左派"倾力批判市场化,人们还是不难看到,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与民众对立。

看来中共自己也渐渐意识到身陷困境,而走出来却很不容易。

"文革"失败之际,经济凋敝,增长缺乏动力,促使人们尝试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赵紫阳和万里等地方大员顺势而为,以土地承包突破旧体制,启动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陷入困境之际,市场化仍在推动着增长,"国进民退"已顺势展开,这时,地方大员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未必感兴趣,为取得政绩而标新立异,则何乐而不为。

具体到"重庆模式",它得益于中央给予重庆诸多优惠政策,成为在内陆惟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还有巨额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而它的巨大投资规模,则依托于构思巧妙、规模宏大的政府债务平台。这一模式强调公平"分蛋糕",然而从数据看,2011年重庆经济增速为21.4%,财政收入增速高达46%,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为15.5%,支出增速为12.3%,权力得到"大头"很是明显。若"蛋糕"不能做得相当大,重庆人很快就能看清楚其中"国富民穷"的趋势。

这种以权力主导发展的模式,在中国有其普遍性,其实正体现着"中国模式"的特色。汪洋在广东推动"腾笼换鸟",也同样是以权力主导。

而薄熙来在重庆的实践更具特色,以"唱红打黑"塑造出"重庆模式"。薄熙来2007年就任重庆市委书记,翌年重庆即爆发数千司机罢运事件。薄熙来亲自与司机对话,平息了事件,颇得好评,但是,策划的士罢运的黎强在对话中对"市主要领导"拍着桌子吼道:"你刚来重庆,对重庆的情况不了解,我来说给你听!"如此桀骜不驯,据称这成为引发重庆"打黑"风暴的导火索,调查黎强的违法犯罪,硬扣上"黑社会"的帽子。显然,"打黑"固然有其治安效果,但从一开始就有借打击犯罪而报复民间抗议的因素在其中,而它发展起来,更以打击民营企业家为特色,实际上是以新的方式重演当年从"五反"发展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那一幕。

在国有经济主导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的"中国模式"之上,若没有红色的光芒,就不免让人奇怪了。继承当年著名的"将军合唱团"而组建的"将军后代合唱团",2009年在重庆隆重开始其"共和国六十华诞全国巡演",为"重庆模式"大壮声色。薄熙来否认"唱红"为"文革"遗风,他其实没有说错,此风实乃中国共产党一贯之风。

毛泽东当年承认,"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然而一旦大权在握,他就高唱"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绕过民主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丢在脑后。"重庆模式"实际脱胎于"中国模式",说到底,还是以"唱红打黑"绕过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文革"把毛泽东"社会主义"引到极端,"重庆模式"也雄心勃勃,想要引导"中国模式",没想到一不小心,玩砸了,不幸沦为闹剧。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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