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图）逝世了。蔡教授是研究中国宪法的，长期为在中国实现法制而呼号。就在蔡教授去世前不久，学习时报上发表他的“民主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受到广泛关注。很多网站，包括“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也转载了，这说明虽然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以来政治气氛一片肃杀，中国究竟走向专制还是走向民主仍然是一个人们心中无法压制的急迫的问题。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蔡教授的绝响。
民主是一个大问题，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阐述其内容和重要性。蔡教授的文章针对当今中国现实，把政治上敏感的民主问题和中共千方百计维持的社会稳定联系起来，为理直气壮地呼吁民主的言论找到了一个切入点，而体制内的民主派也为这篇文章的问世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蔡教授的文章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说明民主制度和社会稳定有必然联系，而专制制度更多地导致社会不稳定。 为什么呢？蔡教授指出 “通过选举和民意的信息反馈，民主政治有能力在保持其合法性 的同时，修正它们的缺陷。”其次，“政府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程序中进行。作为一种和平丶自由与温雅的方式”，权力斗争的结果并不造成你死我活，而且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还可以卷土重来，所以失败的一方可以接受民主的结果并和平地交出权力。
蔡教授的这个说法从民主制度的运作出发，无疑是正确的 ，作为一篇在大陆言论环境下简洁明了地反驳“民主带来社会动乱”这个谬论的文章这也就足够了。但是说到权力交接的有序性会带来社会稳定，还需要一点补充，因为一个专制集团完全可以为了自己整体的利益设计并维持一种秩序，例如寡头制。这个制度甚至可以允许一定的透明度。在这个制度下，政治精英的权力交接是有序了，但社会依然不稳定。苏联晚期和今天的中国就是如此。
和这个问题相联系，如果要再进一步把民主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说清楚，我想补充的是民主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一条主要途径。
没有人能否认，中国当今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是社会不公正。社会不公正的根源是政治权力的独占，因为政治权力的独占带来经济利益，地位分配和信息获取的不公正。一般人常常是从自己身边的具体的一时一事中所牵涉的自己和社会公权力之间直接的关系来感受社会公正问题的，例如小贩对城管，拆迁户对开发公司，冤民对地方官，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祸受害者对滥权和无能的政府等等。然而广泛来说，那些掌握了各级政治权力的人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时， 损害的常常并不是某一个特殊群体和个人的利益。
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不公正是中共的组织人事制度。那些在中共各级“梯队”上的“培养对像”，他们的升迁都是依靠体制的保障，但这种升迁完全排除了社会上其他人对政治事务和社会管理的参与，完全垄断了社会政治权力的分配。这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因为政治权力是最大的权力，可以带来最大的利益。但我们在这个最大的社会不公正中却很难看到某个具体个人的直接利益受到了损害。所以人们对形形色色的政府部门有形形色色的抗议和不满，但很少有人对中共各级组织部门不满，很少有人会问：如果一个政府机构随意拆迁居民房屋，一个贪官侵吞某地或某单位巨额国家资产，一个公安局长滥用权力，这些都是社会不公正的话，那么一个政治集团完全垄断做官的途径不是更不公正吗？例如习近平从县级领导到地市省部和中央一路走来顺顺当当，马上就要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他只不过是中共庞大的“梯队”中的佼佼者，中共各级主要官位都是这样安排和分配的。这样的升迁当然不公正，但除了薄熙来或李克强这样的梯队中的竞争对手，很少有人会认为席近平的平步青云损害了他的利益，所以也就没有人出来抗议。
然而，尽管这些人的升迁很难说影响到某些个人的利益，他们所做出的决定却都是着眼于维护这个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这就和全体公民的利益有关。今天中国公民的权利受到这样那样的侵犯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根本原因是全社会的政治权力的被垄断。民主制度通过向全社会开放政治权力，可以消除社会不公的最重要原因。这就是民主和社会稳定更基本的关系。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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