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的欺骗性

 原创  看不见却听得见  2026年7月15日

  民主社会主义的欺骗性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民主党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左倾浪潮——所谓“进步派”民主社会主义者在民主党内部初选中接连获胜。

例如，Melat Kiros（梅拉特·基罗斯）在科罗拉多州第1国会选区初选中，击败了现任议员Diana DeGette——这位29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以近10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了长期现任的民主党议员，堪称重大 upset（爆冷）。

Phil Weiser（菲尔·韦泽）在科罗拉多州州长民主党初选中击败了更有全国知名度的现任参议员Michael Bennet，成功赢得提名。

其他进步派初选胜利包括纽约、加州中央谷地、宾夕法尼亚、俄亥俄、蒙大拿等地，进步派的年轻挑战者都在关键选区击败了温和派/建制派候选人。

包括总统川普、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议长约翰逊在内的共和党中坚人物都对此表达了极大的忧虑，他们一致认为，民主党进步派的崛起已经深刻改变了民主党本身。

那么，“进步派”民主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政策主张是什么？他们究竟想怎样改变美国？

以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Alexandria Ocasio-Cortez（AOC）、纽约市长妈妈打你（Zohran Kwame Mamdani）及其团队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 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其政策口号围绕着“不是为了富人，而是为我们所有人”和“民主社会主义是下一个新政”而展开。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导致财富和权力过度集中于少数富人和大企业手中，因此主张扩大“经济民主”。

因此，他们要求要对富人征收高额税收（边际税率甚至要达到70%以上），以减少不平等为首要目标。

获得的税收要用于强有力的社会福利：包括全民医保、免费高等教育和取消学生债务、大规模公共住房建设和租金管制、带薪家庭假、儿童护理、更高最低工资和基本收入试验。

这种重新分配财富的做法，符合了很多年轻人和底层人的刚需，因此受到大量对于贫富悬殊的现状而不满的人的欢迎和追捧。

民主社会主义者崇尚北欧式的福利国家模式，几乎将其奉为人类文明的终极模板：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保障、高度发达的福利体系、均等的教育与医疗，以及温和而人畜无害的社会氛围。

然而，正是这种不冒犯任何人的完美，构成了它最深邃也最隐蔽的欺骗性。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被誉为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之一”的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里，就已惊人预言过，这种美丽而温柔的福利社会，是如何以一种极其舒适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剥夺了人类灵魂深处的真自由。

剥夺的第一步，是消灭不确定性。哈耶克曾深刻指出，自由的核心价值在于人有面对未知进行探索、并对自身选择承担代价的能力。在北欧模式中，国家化身为全知全能的世俗牧羊人，通过高强度税收，将人生中失业、疾病、衰老乃至生育等一切重大风险悉数“承包”。当生命中所有可能导致痛苦的波折都被制度性的安全网抚平时，个人便不再需要为未来冒险、储蓄，也无需在危机中淬炼意志。

这种机制看似解脱了人，实则悄然剥夺了个人规划生活的自主权。在《美丽新世界》中，稳定被奉为最高主旨。为了消除社会动荡，控制者抹除了所有可能引发痛苦和不确定性的因素，每个人从出生起就被设定好完美的社会角色，在体制的温床里享受毫无波澜的安全。当不确定性消失、选择的代价被免除，人类的自由便退化为一种在国家划定的精致沙盒中玩耍的虚假自由。

更深层的欺骗性，在于它完成了对人类自由选择的阉割。基督教核心的思想是，人是上帝创造的独特个体，真正的自由必须以“人有免于被强制的自由”为前提。只有当一个人出于内心的慈悲和灵魂的拷问，主动伸出援手时，“爱邻如己”才具备超验的道德价值。

然而在福利国家中，这种个人的灵魂抉择被强制性征税和行政程序所替代。人们理直气壮地认为：我已缴纳过税款，照顾弱者是政府的职责，与我的良知、同情无关。这种制度无形中切断了人与人之间基于神圣道德感的自发联结。正如赫胥黎笔下那个高度秩序化的社会，一切人际交往都被理性化和制度化，温暖的同情、自发的牺牲、深沉的爱意悉数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冰冷高效的安排模式。

这种模式对人类精神最致命的打击，是对“神圣个人”的世俗驯化。人的一生本是一场面对无限与永恒、经历痛苦并对至高者负责的属灵旅程。痛苦与危机往往是人转向神圣、追问生命终极意义的契机。但北欧福利国家提供了一套完美的世俗替代方案：国家篡夺了上帝的王座，成为新的庇护者。当人们遭遇任何肉体或心理危机时，首先想到的是公共服务，而非仰望星空、向神祈祷。国家通过完美解决肉体的一切不适，成功切断了人向超越性维度寻求依托的迫切需求。这种温和而无所不在的照料，让灵魂变得温顺而平庸。

《美丽新世界》里描写了人们所服用的一种叫“索玛”的黄色小药丸，当人每天服用“索玛”，所有负面情绪便烟消云散，换来无菌式的纯粹快乐。民主社会主义力图用人道关怀消除贫困与疾病，却也顺带消除了人类精神深处的饥渴与痛觉。它推崇极度平等与和谐的文化，并企图将每一独特灵魂里的丰富情感，雕琢成规格统一、不给人添麻烦、也无狂热精神追求的“精致齿轮”。

民主社会主义的欺骗性，就在于它使用的是温柔的陷阱，而非暴力的铁拳。传统的极权主义国家中，自由是被粗暴抢夺的，人们能清晰感受到锁链的疼痛，因而始终保有反抗的火种。但在这座现代的“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却在绝对的舒适、安全与物质丰裕中，主动且欢欣鼓舞地交出自由。正如美丽新世界的控制者穆斯塔法·蒙德所言：人们会爱上压迫他们的技术，崇拜那些剥夺他们思考能力的机器。

当一个社会试图通过制度消灭人类生命中所有的痛苦、不确定性和悲剧性时，它看似筑起人间天堂，实际上却熄灭了人类灵魂中最崇高、最具神圣创造力的光芒。它以物质上的免于匮乏，置换了人作为神圣个体面对未知的真自由。这种舒适的奴役，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退化成温顺、无害却毫无精神追求的温室物种。这或许是这种看似完美的政策愿景，留给人类文明最深重的警示。

吴洪森：过渡期为何极端重要？——对比台湾的成功与俄罗斯的失败（附：必须深知委内瑞拉模式）

 作者脸书 2026-7-19

我在昨天的《必须深知委内瑞拉模式》里指出：川普及其政府吸取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政权被美国推翻后的权力真空期，非但没有实现民主转型，反而陷入长期混乱与内战，还导致恐怖主义溢出，给伊斯兰极端主义提供了发展机会的惨痛教训，因此发展出了“委内瑞拉模式”：在本地人民力量没有整合起来有效接管政府之前，宁可让现政府继续维持现有秩序，也不能出现权力真空。

民主转型需要“过渡期”，这个认识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极端重要！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观点，把前苏联崩溃之后的转型失败与台湾的成功对照一下，就更加清楚。

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令，同时开放报禁和党禁。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继任总统，主导了系统性改革：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结束“万年国会”；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选；1994年省长及直辖市长民选；

1996年3月23日首次全民直选总统（李登辉当选）。2000年，陈水扁领导的民进党胜选，实现首次政党轮替，标志着民主巩固完成。总共花费了13年时间。

结果是和平转型与民主巩固，台湾成为亚洲最成熟的民主之一。

而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崩溃式的改革叠加叶利钦推动“休克疗法”，结果是经济崩溃：高通胀、寡头崛起、黑社会横行、社会动荡。原苏共官僚大量延续或转型为新寡头。引发民众对“民主”的幻灭，转而支持“强人”恢复秩序。使得普京利用安全机构和国家主义叙事重建威权政府。

以上对比清晰说明，没有渐进过渡允许反对派成熟、公民参与习惯养成，根本不可能转型为民主制度。

吴洪森写于2026年7月19日上海莘庄

附：

洪森评论：必须深知委内瑞拉模式

当今世界，生活在暴政统治下的人民，能否深知委内瑞拉模式，非常重要、重要到性命攸关的程度。

什么叫委内瑞拉模式？

就是川普政府即便派兵直接抓走了总统马杜罗，也不谋求推翻现政府，而是让副总统接管权力，以维持现有秩序。

川普政府分明有能力直接推翻现政权，为什么不干，容忍马杜罗旧政府继续存在？

因为川普吸取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教训。在这两场战争中，美军直接下场推翻原政权，建立亲美新政权，由于权力真空，美国扶持的新政权根本无力统合各派力量，结果是全国混乱加内战，恐怖主义还溢出到了国外。美军在这两场战争中阵亡7千人，受伤6万人，两成战争的成本高达6万亿美元，至今高居不下的36万亿美债，六分之一由于这两场战争。

这使川普及其政府认识到，权力真空是美国无法应对的灾难。在本土合法力量没有整合和有效接管政府之前，必须让现政权维持住社会秩序。

但是，川普政府不推翻现政权，不等于纵容现政权，而是利用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手段迫使现政权同意两年后举行公开公正的全国大选。

这样，就给委内瑞拉人民提供了两年时间来整合本土力量。

理解了委内瑞拉模式，就知道了暴政之下，人民起来的时间节点非常重要。

伊朗人民在美军没有展开对革命卫队的打击之前，就过早上街抗议，结果被残酷镇压，牺牲了三万多有生力量。以至于现在革命卫队已经遭到美军沉重打击的情况下，本土力量反而聚集不起来了。

古巴人民在美军军舰包围古巴，切断古巴石油供应的情况下，开始街头抗议。古巴当局慑于美军的军事威胁和无人机斩首，就不敢血腥镇压人民抗议，只好乖乖和美国谈判。

吴洪森写于2026年7月18日上海莘庄

刘军宁：人民的主权并非来自人民

刘军宁  X
@liujunning · Jun 5, 2026

人民的主权并非来自人民

人民主权是现代政治公认的一个重要原则。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亦称主权在民，是指国家或政府的最高权力来源于并最终属于人民，即国家的最高权力归人民所有，政府根据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来设立。

然而，人民的主权是从哪里来的？人民主权，不论作为一种权利还是作为一种权力，必然有来源。如果来自人民自身，人民为何天然拥有这样主权？如果不是来自自身，那么来自哪里？

人民主权来自哪里？人民的主权是从造物主那里来的。造物主的主权在上，人民的主权在下。《圣经·以赛亚书》中说，“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33:22）《但以理书》中强调，“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旨立人治国。”（5:21）就是说，一切权力属于造物主，一切权力来自造物主。因此，人民的权力也来自造物主。人民之所以能行使主权，是因为得到了造物主的授权。

这也意味着，既然有造物主的主权在上，人民的主权就不能是专横的权力。人民并不能认为自己有了主权就可以为所欲为。基于人的原罪，任何人，包括作为集体的人民都不能享有绝对的、压迫性的、专制的权力，都必须受到法律约束与权力的制约，并对上帝负责。这才有民选元首与首脑在就职时常常要手持圣经宣誓的仪式。如《美国秩序的根基》的作者柯克指出：耶和华在“时间与历史中掌权”。

与印象相反，人民主权并非是近现代才有的崭新的政治原则，而是跟圣经一样久远的原则。人民的主权不是世俗的主权，而是神圣的主权，是上帝的主权之下人民实行自治的神圣权利。经历了数千年，人们才慢慢意识到，合神心意的不是君权神授，而是民权神授，不是主权在君，而是主权在民。

人民凭什么行使主权？人民行使主权是来自上帝的授权。《旧约·创世记》中开宗明义地强调，上帝把管理全地的责任授予了人类。（1:26-28）

正是以圣经为依据，美国人建立了第一个人民行使主权的共和国。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所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如有任何政府损害这些目的（保障生命，获得自由及追求幸福），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就是人民不仅有权建立政府而且有权改变乃至废除政府。”

这就是说，每个人在上帝及其律法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权利、尊严与价值都是平等的。既然人与人之间是自由的、平等的，任何人或团体未经同意不得统治他人。只有经过人民的同意，执政者才能获得合法的执政资格。经过人民同意的政府，其权力才有合法性与正当性。根据来自造物主的这一权利，选民有权选择谁来代表他们决定组建政府的方式，决定谁来执政，决定国家应该按照何种方式治理。人民也有权限制执政者的权力，并且定期地加以更换。如果政府实行专制，人民有权抵制乃至废除它。

人民如何确立主权？在圣经上，以色列人是通过与上帝立约及相互立约来确立律法与统治权威的。摩西从西奈山归来，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圣经·出埃及记》（24:3）可见，这是全体以色列人对圣约的确认仪式，体现了人民主权。在西奈山下，上帝给以色列人自主决定权来决定是否接受上帝提议的圣约。

以摩西的方式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行使人民的主权，这种实例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一再重现。依据圣经，1620年一群前往北美的清教徒在五月花号船上签订的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第一次把源于圣经的人民主权原则在以色列之外的地方变成了政治实践。《五月花号公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在平等的个体之间签署的约法。他们视上帝为他们的王，并以上帝作为他们公约的中保：“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地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像古代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一样，北美十三州的人民分别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在上帝的见证下，订立宪约，确立了不同于君主制的、人民自主治理、自我管理的代议制政府。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之上的共和政体从此诞生。从希伯来圣经中，美国人得到了主权属于人民的启示，意识到：政府的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总统不能有绝对的权力，必要时可以加以弹劾，任期受到限制，权力受到制衡。

人民如何行使主权？圣经上提供的方法是选举。造物主授权人民自己选举自己的领袖。根据《旧约·申命记》的记载，摩西是这样向全体以色列人传达上帝的晓喻的：“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1:13）

既然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未经他人同意，谁也没有资格统治他人。政府是人民选举的产物，同时必须接受人民的问责。人民握有上帝赋予的权利来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因此人民有权自由选择，谁来执政，谁来代表他们参政议政。所以，选举是人民主权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意味着，设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如果人民的主权违背了上帝的意志，违反耶和华的律法，这样的权力终将被收回，这样的统治终将坍塌。

人民主权的理论与实践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上面这个版本，源于圣经的、有神的人民主权，这里的人民涵盖了所有的公民。该理论的有效性通过美国宪法的生命力得到了证明。另一个版本的人民主权理论来自卢梭与马克思等人，基于的是无神论的阶级斗争理论。它断言人民主权来自人民自身，这里的人民不是全体公民，而是代表政治正确的先进阶级及其同盟者。其实行的统治是全面专政，曾流行于前苏联与东欧等国。这两个版本的人民主权理论，大家愿意相信、选择哪一个？

《審議式民主能治民主之病嗎？為什麼政治愈來愈跟民意脫鉤？……》第二章 當人民統治：民眾控制的準則

 思想坦克 【書摘】 2026 年 5 月 22 日

第二章　當人民統治：民眾控制的準則

民眾控制什麼以及由誰參與

民主政治體系的終極盼望是民治。透過選舉或是無論哪種方式讓公眾具有影響力，「公眾的意志」應該影響主事者以及應該要做什麼決策。但即使做此陳述主張也會引發許多的質疑。諸如：是哪些人的意見呢？只有那些感受熱切的人，或是那些有讓自己的聲音被別人聽到的人？或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全體選民（每個人都有相等的代表性）？哪些議題呢？只有最突出的議題嗎？又或是相互競爭的政黨實際上能夠運作的廣泛包裹式議題？有影響力的「公眾意志」是什麼？它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否是受到政客和利益團體操縱的首要對象？如果是這樣，那麼誰會真正負責？公共意志的表達發揮影響力僅是單次事件，像是一次性的公投或動員，或是像我們正在談的那樣，它是一種具備民眾控制的有組織的體系。

談到包裹式的議題，腦海中立刻會浮現一些複雜的問題。如同道爾的著名解釋，包裹式的議題能從那些受到次級團體強烈支持的，但總的來說非常不受歡迎的項目而被建構出來。假如某個團體投票支持X議題，另一個團體支持Y議題，還有另一個團體支持Z議題。X、Y、Z的得票可以加總得出一個廣大的包裹或綱領上的多數，即便這個政策包裹裡的許多部分都是非常不受歡迎的。道爾識別出這種模式是「少數統治」（minorities rule），他認為在美國政治中這將會被證實是個常規，而非是例外。然而，這也是一種多數統治（因為政策包裹總的來說得到多數支持）。就此處我們的目的而言，我們會說如果一個整體政策包裹是主流的或受歡迎的，那麼公眾會堅稱民眾控制是經由採納了該政策包裹（慣常稱之為「綱領」〔platform〕，或在某些國家稱為「政黨宣言」〔party manifesto〕，政治綱領是較為嚴肅的用法）。這也適用於即使該政策包裹裡的要素就其單獨來看是不受歡迎的情況。

即使謹記於心，熊彼得的現代繼承者們表示經由「人民的意志」達到民眾控制是一個不現實的幻想，視之為不過是「幾乎不值得一個嚴肅之人關注的白日夢」。在克里斯多福．亞琛和賴瑞．巴特爾士為民主的「現實主義的理論」（realist theory）所做的系統性辯護中，他們稱其為「童話故事」，屬於「民主的俗民理論」的一部分。在兩人的觀點中，「投票行為主要反映與強化了選民的社會忠誠度」，因此「推測是由選舉導致了民眾控制乃是個錯誤」。

假定為了論證目的，民主的「現實主義」理論在描述我們目前的制度運作時有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那麼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放棄改革民主以便讓它更可能達到民主的許多理想嗎？亞琛和巴特爾士在多處論點暗指著無可避免的局限性乃是公民勝任能力（citizen competence）。然而，他們得出這結論，卻未處理公民教育或如何才能改善選民勝任能力的問題。更有甚者，他們接受了我們當前的制度設計，但也未考慮過任何嚴肅的改革。我的看法是，這個難題可能來自於我們的制度設計，而非出自於我們的公民勝任能力。

在我們進入長程的制度再設計的各種問題之前，第一步是更明確地說明那些我們正在嘗試落實的種種相關的民主理想。首先是民眾控制此概念的問題，它的核心關懷是將民主與專制獨裁區分開來。那這意味著什麼呢？

我們能具體說明民眾控制概念的四項衡量準則。我相信當中每一個準則都是我們共享的民主公共文化的一部分，隨著它已經發展出來的那樣，這四個準則都不令人感到意外。不過，對於制度設計的挑戰將會是如何構思出一個系統，使該系統將能可靠地滿足所有四項準則。

包容性

我們的第一個衡量準則是：

1.基於平等的包容性（Inclusion on an equal basis）：所有成年公民皆應享有公平的機會，平等地參與民主過程。

如果我們將選舉中的投票行為當作是民眾控制的一個機制，那麼所有成年公民應該皆有相同的投票權、相同的登記投票權（如果登記是分開的步驟，需要個人去啟動登記），以及無論投票者的認同為何，他們的選票應以同樣的方式被計算的相同權利。如果有一個不同的決定過程，像是以隨機抽樣的過程選出審議的微型公眾（deliberative minipublic）參與成員，使其擔負做出一些決策（或關於一些決策的建議），理論上，每一位公民皆應該有一個平等的機會被抽選到。然後一旦被抽到，每一位公民都應該能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參與。

為何我要分辨「平等的參與機會」以及又要明確指出參與是平等的呢？長久以來，許多重要的民主理論家明確指出有一些公民是在不平等（unequal）參與的意義上進行參與，實際上有些公民擁有的不只一票。彌爾惡名昭彰地提倡了「複數投票」（plural voting），將複數票給予受過更好教育程度的人擁有額外的投票權。粗略地講，實際上英國就沿用這種方式好幾十年，透過給予牛津和劍橋的畢業生額外的選票，他們不僅為本身的選區投出國會成員，也投出在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裡代表他們各自大學的成員。這項制度安排一直持續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

給予受過更好教育程度的人額外投票權違反了在平等基礎上的包容性，一如美國在華倫法院（Warren Court）決定要求在「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始於1962年的貝克訴卡爾案〔Baker v. Carr〕）的基礎上進行選區重劃以前，有許多人口不平等的不具代表性選區。在美國，一些特殊選制設計仍背離這項每位代議士的人口平等原則，如美國參議院（加利福尼亞州和懷俄明州各有兩位參議員）和選舉人團制度（小州被過度代表）。美國更廣的投票權歷史可被視為是漸進落實更大的但仍非常不完美的包容性原則：將投票權增加到無財產者、不同種族者、女人、年輕人（滿十八歲投票）等。雖然對投票權的嚴重妨礙仍持續著，但至少該理念已經被清楚地闡述，儘管有所挫敗但已有局部性的達成。另外，我們進行選舉的方法「第一名過關制」（first past the post）的莫大局限在於，它迫使地理區域的邊界能受政黨利益操縱（傑利蠑螈化〔gerrymandered〕）。我們稍後會再回到這些議題。

投票權指數要計算任何個體的投票具有決定性的概率，這是建立在全體選民規模大小和有關選舉體系的一些預設上。能身為具有決定性的選民，這個概率在現代大規模社會中明顯是非常低的。但理論上，這對於一個採用像是第一名過關制作為選舉制度的類似規模人口選區來說是相等的。

如果某人預設的理性（reason）是試圖投票並得知有關你個人的一張票可能會影響到投票結果，那麼微小的概率便會引發對於「理性無知」的計算考量結果。但是在有著其他因素的社會脈絡裡，基於全體選民規模的理論投票權，並不必然對應有效投票權，這些因素像是選區內的政黨權力平衡以及選區線是如何被劃定。平等投票權是一個最低的準則。什麼能被稱為是有效的投票影響力（effective voting power），這個更積極的判準可能藉由採納其他投票體系才能促成。設想我們說的「有效的投票影響力」是你在實際參與的投票體系脈絡中投出具決定性一票的實際概率。當然這概率也是非常低的，但問題在於是否個別公民的有效投票影響力與其他公民趨近於平等。

考量到排序選擇投票制（ranked choice voting），有時被稱為排序複選制（instant runoff voting）。該制度給所有人複數選擇，可投票給數個選項，如果你的第一（或第二、第三……等等）順位選擇沒有勝出，那你的次一個選擇會在排序複選制的計算中起作用。在這些實際上都可以選的選項中，你的偏好很有可能會是決定性的，即便在你的偏好清單上某個選項得到的排序是位居較末位的。我的重點是，傑利蠑螈化的選區明顯地展示出平等投票權作為一項衡量準則的理論性限制，它挑戰的是基於一個平等基礎上的包容性原則。如果你受到傑利蠑螈化的影響，因此在相等人口區內長久處於少數群體的地位，那你擁有理論上的平等投票權就只是一個假象，因為在「第一名過關制」選舉中，儘管你的投票權在理論上跟該選區的其他人平等，但你也可能被剝奪站在獲勝一方的現實可能性。因此，一個更穩健和有理據的衡量準則似乎會是平等有效的投票影響力（equal effective voting power），要求在社會脈絡中，我的選票有成為那張決定性選票的一個現實上平等的機會（與其他人相比較）。即使這個概率很小，但此概率能和其他選民都相同（或接近相同）。排序選擇投票制能帶給每個人更靠近平等有效的投票影響力，因為它打開了你所實際投的許多選項在排序複選制發揮作用的可能性。相反地，如果你受到傑利蠑螈化影響而在單一選區制（single-member district）下成為長久性的少數，那麼你的選票打從一開始就被實際有效地抹煞掉了。

民眾控制與平等

但為何要強調平等呢？難道不可能有讓每個人的聲音和選票都被當作是重要的民眾控制的模式，但在體系過程中使某些人的觀點比起其他人來說更加常態規律地受到重視嗎？這樣的體系是確實可能的。有一些人相信有許多民主制度實際上在那個範疇內，但我們得去檢查那些決策過程，即使是在理想情況中，這些決策過程也都根深柢固是寡頭的，而非民主的。

有些人爭論與其要一個在平等基礎上的包容性原則，人民應該基於其他基礎上被包含在內。「所有受影響的利益」（all affected interests）原則要我們將所有那些受到決策影響的人們包含在決策過程。如果認真看待這項原則，事情很快就會變得複雜，並且在日益增長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開始包含大量超越我們國界的人數，在這個體系中我們的決策影響到的是全世界的人。即便是在國界之內，此原則也會很快地變得無法運作，因為「所有受影響的利益」將會很快跨越所有任何地理區劃（像是在各州之間）的邊界，並且受到影響的人民在多大程度上受影響這也會是相當多樣的。根據利益受到影響的人來配置投票影響力或作用的原則不但很可能無法運作，對於平等的成員身分來說也是一個冒犯。在平等基礎上的包容性原則給予每個人在政治體中相同的成員資格身分，並且具有相同的參政權利。這已然成為我們所謂「民主」的構成要素之一。

另一種替代方案可能是在勝任能力（competence）的基礎上將人民包含在內。道爾論證到，人們應該被預設為知道他們自己的最佳利益，據此，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可反駁的預設，也就是在勝任能力的基礎上被平等地包含在內。然而，民主的許多過程都不只是關乎某人自己的利益，也關乎公共利益。再者，正如道爾所言，這是一個經驗性的和可以反駁的主張。如果我們開始考慮勝任能力的程度，要不是有關某人自身的利益，就是有關他人的利益（又或是整體公共的利益），我們便會快速地把不平等的概念引入到包容性原則的基礎中。

民主理想的一項核心一直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將所有成年公民包含在內，而這道理經常在理論中援引，但卻在實踐中違反。承諾平等的某些版本位居於民主實踐的中心並回溯至古雅典（儘管已提到，在誰被視為是一位值得包容性的公民，古雅典人的民主有明顯的限制）。

在本章中，我檢視民主理論核心預設的意涵，而沒有聲稱要去進一步證成它們全部。因此，在接下來我將設想「基於平等的包容性」作為一個民主理論的核心組成部分的可應用性，並承認人民將經由不同的路徑（一些是宗教的或形上學的；一些是道德的、文化的，或具體實踐上的）得出這個主張，而有些人可能從未接受這個基本的民主前提。但對那些接受的人而言，以下的論證應該具有相關聯性。如果這論證似乎有所不足，我能承認其仍有局限性，但這會需要用一本完全不同的書才能檢視所有支持（和反對）以平等為基礎的包容性之論點。在此，我將藉由檢視基於平等的包容性的意涵來限定我的主題範圍，並連同有關民主的一些其他核心預設一併檢視。

作者為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國際傳播學Janet M. Peck講座教授、政治科學教授（禮任）、Freeman Spogli國際研究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以及審議民主研究中心（Deliberative Democracy Lab）主任。同時也是美國文理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古根漢獎（Guggenheim）會士，以及史丹佛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研究員。其作品聚焦在審議式調查（Deliberative Polling），審議式調查為審議式的公共協商過程，至今在全世界已有超過150次的實踐經驗。著有《當人民思考時的民主》（Democracy When the People Are Thinking: Revitalizing Our Politics Through Public Deliberation）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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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審議式民主能治民主之病嗎？：為什麼政治愈來愈跟民意脫鉤？為當代集體決策困境提供最可行的大師級解方》
作者：詹姆士．費希金（James S. Fishkin）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6年4月

《審議式民主能治民主之病嗎？為什麼政治愈來愈跟民意脫鉤？……》簡介、目録、第一章 概述

博客來

審議式民主能治民主之病嗎？：為什麼政治愈來愈跟民意脫鉤？為當代集體決策困境提供最可行的大師級解方

Can Deliberation Cure the Ills of Democracy?

• 作者： 詹姆士．費希金   新功能介紹
• 原文作者： James S. Fishkin
• 譯者： 范玫芳, 葉欣怡, 陳揚中
• 出版社：麥田   新功能介紹
• 出版日期：2026/04/25

• ISBN：9786267813980

內容簡介

民主已死，投票只是幻覺？如何讓公民自治真正可行？

首倡「審議式調查」、國際政治學權威

詹姆士．費希金 大師級的願景與權威指南

30年來橫跨50國、150場民主實踐的行動指引，繁體中文版首度問世

⮕國內專家學者專業執譯

專文推薦⮕

陳敦源（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廖達琪（中山大學政治所榮譽教授、臺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

民主見證推薦⮕

朱雲鵬（臺灣審議民主研究會理事長、東吳大學講座教授）

余致力（僑光科技大學校長）

吳澤玫（臺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唐鳳

黃東益（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奠基於數十年開創性的研究與實務經驗，費希金揭示了具包容性的審議如何建立信任、化解分歧，並為公民參與重新注入活力。這不僅是願景，更是一份深具說服力的路線圖，讓我們看見：經過引導且兼容並蓄的對話，如何能釋放集體智慧、革新既有制度，進而在共同的未來中重建公眾信心。──唐鳳

集體決策動彈不得、民主自治陷入僵局……

⮕演算法加厚同溫層、輿論操縱與不實訊息橫行，「真正的民意」已經失靈。

⮕選票不再代表觀點、黨派忠誠凌駕公共利益，投票已淪為政黨間的動員較量。

⮕面對議題多數大眾緘默無感，少數團體則積極發聲，究竟誰才能代表公共利益？

與其指責民主崩壞，不如主動為民主更新迭代——

在宣傳氾濫、社群媒體割據、認知操縱和資訊不實的當代，「人民意志」已淪為政治操作的口號，與實際政治行動之間的連結已然斷裂。面對民主制度下日益嚴峻的政治極化、治理效能失落與誠信危機，國際政治學權威詹姆士‧費希金在本書中指出：民主僵局並非無解，關鍵在於引進「審議」的力量。

費希金以「審議」作為解藥，提出具體可行的行動方案──其首創的「審議式調查」。這項制度範式歷經三十年在全球累積了150場成功案例，證明審議不僅能闡明真實民意、凝聚公眾意志並化解政治極化，其應用範圍更能由國家或地方決策擴及至校園及企業，與人工智慧協作更是具備強大的規模化潛力，讓全民參與成為實質可行。

審議式民主並非意圖取代選舉，而是旨在優化民主的體質，在高度分歧的爭議領域中注入理性的決策建言。若能將此範式廣泛運用，便能打造一個更具審議性的社會，治癒極端的黨派競爭政治，引領公民社會回歸實質性的對話，成為更加進階的民主國家。

國際好評⮕

在這部傑出的著作裡，詹姆士‧費希金出色地闡明何謂民主以及何為民主存續所需的本質。在世界歷史的此刻當下，我們所有人都幸運能得益於費希金的智慧。

——麥可‧貝施羅斯（Michael Beschloss）／《戰爭的總統》（Presidents of War）作者

太棒了、富有價值、具啟發性，並使人鼓舞。對民主理論與民主實踐具有宏大貢獻。

——凱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哈佛大學法學院羅伯特沃姆斯利教授、《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的作者

沒有一位學者能像費希金這樣，始終貫徹於提供我們希望，以更好方式去落實民主的潛能。本書是一項至關重要的工作心血的結晶，並擘劃了重新發現民主可以是什麼的策略圖像。

——麥勞倫斯‧雷席格（Lawrence Lessig）／哈佛大學法學院羅伊‧L‧弗爾曼法學與領導力教授

儘管煽動性的獨裁政治正舉世興起，費希金的著作仍為重振二十一世紀的民主生活提供一個實在的路徑。正如他所呈現的，公民審議的許多具體研究已經深刻形塑了大量國家裡的憲政改革，這些公民審議是由他領導的史丹佛團隊所組織的。而更重要的是，他指道以明這些非常不同方式的研究能夠啟發對未來改革之努力，保存啟蒙民主的根基，抗衡煽動性政治的侵襲。

——麥布魯斯‧艾克曼（Bruce A. Ackerman）／耶魯大學法學與政治科學史特林講座教授

一個有力量且精練的民主願景，其中審議的機制補充了競爭式民主正處於困境中的機制，並支持了審議性的社會。在民主方案似乎拋錨或倒退的時代，這是一本迫切需要、及時出現並且必讀的書。

——麥馬克‧華倫（Mark E. Warren）／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與美國政治學會主席（2023-2024）

作者簡介

詹姆士．費希金James S. Fishkin

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國際傳播學Janet M. Peck講座教授、政治科學教授（禮任）、Freeman Spogli國際研究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以及審議民主研究中心（Deliberative Democracy Lab）主任。同時也是美國文理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古根漢獎（Guggenheim）會士，以及史丹佛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研究員。其作品聚焦在審議式調查（Deliberative Polling），審議式調查為審議式的公共協商過程，至今在全世界已有超過150次的實踐經驗。著有《當人民思考時的民主》（Democracy When the People Are Thinking: Revitalizing Our Politics Through Public Deliberation）等多部著作。

譯者簡介

范玫芳：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

葉欣怡：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陳揚中：銘傳大學公共事務與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范瑞鑫：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

目錄

推薦序　隨著審議傳道者體察民主政治之自我救贖的可能 陳敦源（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推薦序　廖達琪（中山大學政治所榮譽教授、臺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

繁體中文版作者序

致謝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當人民統治：民眾控制的準則

第三章　審議民主：理論與實踐的對話

第四章　邁向一個「審議─競爭」體系

第五章　建構更具審議性的社會制度

附錄

參考書目

內容連載

第一章

概述

在本書標題中，我所提出的問題看起來很不真實。當民主面臨的問題是如此深刻難解，我們的歧見是如此劇烈的情況下，還認為能有一個言談的療法（talking cure），這乍看似乎是很天真的。畢竟，審議終究來說是某種特定類型的言談。那如何方能開始解決我們的難題呢？儘管如此，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仍是帶有條件的「肯定」，只要我們能匯聚足夠的政治意志，已經有很具體的成果證據顯示言談的療法是可行的，但需要系統性地並且以一些新穎的方式加以應用。

我促請那些抱持懷疑的人帶著他們的政治想像與我一起展開參與。政治理論終究關乎的是想像的共同體，但當有經驗證據支持時，這樣的願景會更令人信服。本書的實證研究發現使吾人認識到現代的民主體制如何能被重新設計，以嚴謹地結合代表人民的各種審議安排，最終創造一個更審議的社會。這些成果並非空談推理，而是奠基在一項已遍行在全世界的研究方案上。

我們開始先透過審議民主理論和實作的透鏡，重新檢驗民主理論中的一些居於中心與反覆出現的問題。我認為審議對一些經典問題提供新的角度，這些問題有：我們所說的「人民的意志」是什麼意思？我們如何避免「多數（或少數）的專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 [or of the minority]）？什麼才是直接民主、選舉代議制度，以及建立在隨機抽樣（或「抽籤制」〔sortition〕）上的可能新型態制度的適當組合？我們如何能夠最佳地組織民主實作，以促進出考慮周全的民眾控制（popular control）？什麼類型的改革是我們應該在短程內落實的？而長期的又是什麼呢？

這本書是我對於一些經典範例的長期全神貫注與深刻思索的結晶：古雅典人的案例及其爭論、詹姆士．麥迪遜（James Madison）和美國立國的爭論，諸如約瑟夫．熊彼得與羅伯特．道爾的當代著作及其對於民主是什麼，或可能是什麼的不同看法。最重要的是，本書汲取當代審議民主的實證研究工作，這些工作乃是過去幾十年來我與許多協作者（以及許多其他人）一同參與的。本書不是一部政治思想史，亦非單一的新實證研究分析，而是廣泛汲取了各項適宜作為論證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相當多的成果是已經出版或被公開的報告。本書是我在分析的綜整上之嘗試。

民主正被圍困在巨大全球範圍的理念衝突以及全世界的人民生活經驗中。我們一直努力處理的「民主衰退」，是指有許多國家正在從以政黨競爭為基礎的民主體制中退出，而有政黨競爭是民主的公認標準。「競爭性的威權主義」（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的興起令人不安：競爭性的威權主義體制保留許多民主制的形式外衣，但實踐上卻有著極度非競爭性或是被操弄的選舉。與此同時，許多國家正面臨民粹主義，諸多政黨刻意挑起民眾的憤怒情緒，令人懷疑一旦大權在握，他們是否仍願意落實還權於民。5因此，以政黨為基礎的民主體制其基本論點是：應該由「競爭性地爭取人民選票」6決定誰來執政。而這個體制正陷於危險之中。此風險在於，如果政黨選舉失利的話，就不想讓那些已有成果的方案繼續留在體制內。我們需要的那種民主體制是不光只顧及贏的一方，也要顧及到輸的一方，以讓輸的一方抱有在未來勝選的希望而會願意繼續留在民主政治的賽局內。

即使當蓬勃的政黨競爭理想得以實踐，它也可能僅是製造出僵局和強化分歧對立，並刺激著人們去認知極化政黨不是在解決人民問題而是顧著贏得下次選舉。而越是平均地調整權力平衡，帶來的競爭就越緊張，建設性的合作誘因就越少。在這種情境下，就連幫助保護競爭條款的公正客觀防護措施都面臨險境。政黨如果認為其失敗將使得整個政治體系處於危險中，政黨可能會用盡幾乎任何方式去贏取勝利。

專制的挑戰

非民主模式的威脅也存在。代議制的政府長期面臨到的挑戰是關於是否專制體制也會有某些良性的形式，可能產生對人民較好的結果。畢竟，一個開明專制的統治者可能會有政策槓桿工具去做那些需要做的事情，而免於所有複雜的制衡和決策場域的競合。相較於這樣的精力充沛的專制統治，民主體制則可能似乎對大多數的僵局、對立和猶豫不決呈現出讓步。

約翰．史都華．彌爾表明，即便像這樣的「好的暴君」（good despot）9能夠被樹立和被倚賴，但根本問題是：會棲身在這樣政治體系下的會是何種公民？這樣的公民對公共責任感是萎縮的，因為他們很少被要求去為公共利益做些什麼。

如果對創設這樣一個仁慈的獨裁者統治的許多實際上困難都不存在了，彌爾問道：「那我們還應該擁有什麼呢？一個具有超人心理精神活動力的個人能夠處理一群心理上被動消極的人民的全部事務，專制獨裁權力的這個概念即蘊含了人民的被動消極性質。」若人民在民眾控制中沒有具有意義的角色，「國家作為一個整體，每個個人構成了國家，他們對自己的命運沒有發出任何潛在的聲音。人民就其集體利益來說，將無法行使本身的意志。」然而，在現代的大規模民族國家下，個別公民現今如何能實際扮演一個有意義的角色，或至少可以定期具有這樣的角色？絕大多數的人很少涉入公共事務，他們對於政策微乎其微（個人）的影響以致有一個常見的算計，認為那些不碰觸公共事務與不知情的人乃是「理性的」（安東尼．當斯〔Anthony Downs〕的著名用語「理性無知」〔rational ignorance〕）。如果我在成千百萬多人中僅占一票，為何我應該耗費心力去關注複雜的公共議題？處於現代時期，我們似乎大多是「閱聽人民主」（audience democracy），我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觀眾。因此對大多數人而言，在絕大多數時間，比起身處在良性的獨裁或專制政體的政策制定（倘若此事是真的可能的話），我們並沒有更加參與在民主過程裡。

當然，欲確保任何「好的暴君」維持仁慈善良都會是極大的挑戰。但原則上來說，如果一個「官僚」集團或政策菁英群體（想想看所謂的「中國模式」）14或一批專業政策專家（想想看新加坡）事實上都在為其人民的一致利益而行事，那麼相較於這類政治體系，民主的優勢何在？建立在彌爾的回答上，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本書核心論點的一部分。究其言，這取決於翻修革新我們的制度，以達到更有意義的民主形式，具有人們積極主動和考慮周全的參與。現在我們的政治體制有了一些寶貴的要素，必須捍衛這些要素，以對抗來自獨裁專制的威脅，即便那些是良善仁慈的獨裁專制也是，但距離落實我們的民主理想目前尚差甚遠。本書最後的任務則是嘗試著將這樣體系的形貌勾勒出來。

朝向一個更進階的民主國家

這問題不在於我們當前設計的民主體系失靈。即便當我們目前具主導性的以政黨競爭為基礎的民主模式功能運作良好，我們還是要質疑是否這樣的民主模式就足夠使我們達成對於民主的主要期盼。道爾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民主理論家之一，他晚期對此問題則顯得躊躇，他甚至猶豫是否要去稱呼各式各樣的政黨競爭政治體系皆為「民主政體」。因此他認為有必要為這些政治體系創造新術語，即「多元政體」，這樣我們就不會被使用「民主」這個帶有強烈規範性意涵的字眼給愚弄，誤以為我們已經實現了符合本身理想的制度。在道爾的《民主及其批評者們》（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一書末尾，他提出他稱之為「進階的民主國家的勾勒」（sketches for an advanced democratic country），我在本書中提出的論證亦是本於此精神。只不過道爾的「勾勒」是針對實際上存在著許多「多元政體」所做的另一種系統性解釋說明，最後所提出的簡短建議。而我希望在一項兼顧規範性與經驗性的研究方案，已建立的許多成果的基礎上，將「審議民主」的工作推進得更多。

在世界各國，雖然政黨競爭已經是達成某種民主形式的主導模式，但它不是培養各種民主實踐的唯一模式。隨著探索如何使審議成為具強健的政黨競爭的現代民主之治理的一部分，我將會週期性地回到古希臘雅典城邦與麥迪遜的理論這兩個案例上，不過這兩個案例都完全缺乏任何有組織的政黨。之後，我將考慮到的問題是，即使在有政黨競爭的民主體制中，我們如何可能使用審議來限制「黨意」（spirit of party）。

經歷每個時代的沉澱，我們能瞥見一些堪稱民主實踐但卻不具備有組織的政黨競爭。尤為特別的是古代雅典城邦，城邦的實踐被妥善地記載下來，乃由隨機挑選五百多位公民群體來為城邦做出許多重要關鍵的決策。儘管雅典式民主還是有區別性的，其公民大會（Assembly）的直接民主只開放給全體男性公民參與，但隨機挑選的制度對直接民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五百人議事會（Council of 500）成員經隨機挑選，並設定什麼事情能在公民大會中被討論的議程。如果某位成員在公民大會中提出一項「不合法的」（illegal）或明顯不明智的提案，他會在一個特別法庭被指控違反提案（graphe paranomon），而審判他的陪審團（jury）也是透過再次隨機抽選的五百多位公民所組成。最後，在西元前四世紀雅典人增加另一項稱為立法審查團（nomothetai）的隨機挑選制度，它可以對一項經公民大會通過的「提案」是否能成為法律做最終的決定。在公民大會投票後，提案的正反案理由會被準備好，新的隨機抽樣出的公民成員將會聆聽任一邊的論點，並投票該案是否可以成為法律。這群透過隨機挑選出來的公民，他們的審議行為很清楚地被設計用來促進理性的決策，能權衡競爭性的論點，以及或許可以緩和在公民大會上被演說家煽動挑起的各種激烈情緒。如同在指控違反提案那樣，這個新的如陪審團般的五百人機構被設計用於促使公民參與縝密思考一項法律議案是不是個好主意。19在這種情況下，它被賦予權力去做最終決定。

有人可能會問這段古雅典的歷史案例對於現代大規模的民族國家已經意義不大，畢竟在西元前五世紀至四世紀期間，雅典的全部成年男性公民人口只有三萬到六萬人之間。20其餘的人口，舉凡婦女、奴隸、「非古希臘城邦人」（非公民居民，如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等等，都沒有權利參與在這民主體制。但古雅典仍是一個成功的決策體系，21它的實踐要素可能是具可擴展性的。  

流亡中的奇迹 —— 图伯特人的民主选举与中国独裁专制

文｜桑杰嘉
来源：北京之春

今年2月，流亡图伯特人投票选举图伯特人行政中央（图伯特流亡政府）最高政治领导人司政和图伯特人民议会第十八届议员。境内的图伯特人在中国殖民统治下没有自由选举政治领袖的机会，但是，流亡中的图伯特人学习和实践民主，创建了拥有自由、人权和民主的流亡图伯特人社会。中国媒体说 “没有土地的选举”，不！不是没有土地，而是被中国非法占领，迫使图伯特政府和人民流亡，也因此在人类现代流亡史上留下了流亡中的民主选举这一奇迹！

2月，流亡图伯特人在世界各地投票选举政治领袖，对此国际媒体也进行了关注。中国政府玻璃心碎了一地，开足马力丑化流亡图伯特人的选举，但是，又担心墙内的中国人知道流亡图伯特人的民主制度，以及直接选举最高政治领导人和自己的代表议员。中国人知道真相后会问： “最黑暗、最落后、最野蛮”的图伯特人都能走民主之路，而且，没有国土的情况下在全球可以投票。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快赶上了美国，怎么就不能实行民主？为什么不能选举国家领导人和我们自己的代表？刺戳中国政府心脏的一连串的问题会出来。于是乎，中国政府开始丑化流亡图伯特的选举。一方面要丑化图伯特人的选举、图伯特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等，另一方面又要千方百计地掩盖流亡图伯特民主体制和选举的真相。

中国的专家们使出了他们一贯的伎俩，不能让墙内人民知道流亡图伯特人走上民主之路已经60多年了，必须死守重复了无数次的弥天大谎。最终干脆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不懂的英文写了《中国专家：没有土地的‘选举’——流亡分裂势力制造的制度幻象》文章，然后发到中国政府控制环球时报英文版。可笑的是在国外有关流亡图伯特人选举情况不仅有媒体报道，而且，你可以亲自去观选，真用不着中国专家们操心。他们非常清楚编造这样的谎言一秒钟就会揭穿，不过死猪是不怕开水烫的！

图伯特人选举

今年2月1日,流亡图伯特人在全球投票初选图伯特人行政中央（图伯特流亡政府）最高政治领袖司政（总统）和第十八届图伯特人民议会议员。2月1日，全球340个选举点进行了初选投票，2月25日图伯特选举委员会宣布了选举结果。在3名司政竞选人中现任图伯特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得票率为61.025%。选举委员会宣布：依据《流亡图伯特人选举法》第 67 条第 4 款之规定：“若某候选人在初选中获得超过总票数 60% 的选票，则不再进行复选，该候选人即宣布当选为司政。” 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司政边巴次仁以获得61.025% 的选票，当选为第十七届噶厦的司政。

全球流亡图伯特人在2月1日初选中选出了图伯特卫藏、康区和安多地区的各20名议会议员；20名宗教议会议员；欧洲和非洲4名议员、美洲4名议员和澳洲及亚洲（除印度、尼泊尔、不丹）2名议员。另有康区1名自愿参选者、欧洲和非洲1名自愿参选者、美洲1名自愿参选者。

4月26日，流亡图伯特人将进行最终选举。将从预选中获胜的议员中选出卫藏、康区和安多各10名议员、10名宗教议员、2名欧洲和非洲议员、2名美洲议员和1名澳大利亚和亚洲议员。

新选举产生的司政将组建第17届噶厦政府（行政），领导图伯特人行政中央行政工作。新选举产生的45名议员将组成第18届图伯特人民议会（立法），承担立法和监督噶厦的行政工作。司政和议会议员任期为5年。

独裁者说民主选举

《环球时报》文章称发现“这场所谓“选举”在参与度和制度基础方面都存在明显局限。”我们当然不否认流亡图伯特人选举参与方面有流亡中大分散等的局限性，但是，图伯特选举委员会经可能在世界各地的选民安排了340个投票点，尽可能使所有流亡图伯特人有投票的机会。在民主制度或者选举制度上，流亡图伯特人可以大声说：我们远远超过了中国共产党，最没有资格说流亡制度的是中国政府！更好笑的是《环球时报》也找不出任何的证据，就说什么：“—运作与外部政治和资金支持密切相关，而非建立在独立的制度框架之上。”而中国所谓的藏学专家也只能说些无关的事：“这场“选举”可以被形容为“一场苦涩的表演”、其功能更像是维持外界关注，而非真正的“治理体系”。”

流亡图伯特人社区在国际援助基础上发展、自理运作是公认的事。接受资助就一定要成为“傀儡”？那么中国也不是在接受援助吗？中国人最敌视的日本援助中国多少年了？苏联等那些共产国家援助了中国，中国成了那么多国家“傀儡”了吗？也许近几年中国政府援助他国的目的是培养“傀儡”。有可能中国专家们不小心漏嘴了！

如今中国上至政府，下至游民痛骂美国的时候，所以，中国所谓的藏学家们也不甘落后，把流亡图伯特人的选举和风马牛不相及的美国痛骂发泄。藏学家们最清楚的是中国政府最想听痛骂美国。

笔者更想说的是既然专家们认为流亡图伯特人的选举是“一场苦涩的表演”，专家们请让中国政府也“表演”一下，直选最高领导人和人民代表，你们敢吗？

更滑稽的是“中国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表示，这种“选举”“既没有国际法依据，也没有国内法依据，因此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一位外交学院的教授会说出如此没有水平的话，不得不服呀！他无法指出流亡图伯特人选举法那一条不是依据国际法，更何况，流亡图伯特人的选举法就是依据国际法标准制定，并实践了数十年。

另外，当然不依据你中国的法律，依据中国法律还能自由选举吗？还能有民主体制的运作吗？流亡图伯特人肯定不依据一个非法入侵、占领者和专制独裁政府的法律。不过，教授李海东认为，不依据我中国法律就“不具备法律效力”。就当成他开了个玩笑。

再说说这次初选的参与情况。流亡世界各地的图伯特人大约在十二万左右，这次选举有91042万成人注册，共有103 名候选人参选。这对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流亡图伯特人来说是奇迹！一个根本没有自由投票权者对流亡图伯特人的选举说三道四，不是笑话吗？但是，撒谎成性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肖杰说：“而令人意外的是，真正的竞争已所剩无几。”事实是，司政竞选人有3名，而议员竞选者近100多名。

担心尼泊尔政府参加司政就职典礼

从中国专家们厚颜无耻地编造谎言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流亡图伯特人的选举非常重视，虽然，表面上仅仅丑化图伯特流亡社会，实际上非常重视流亡图伯特人的民主体制。专家谎说：“—“流亡政府”及其领导层正面临政治基础收缩。—边巴次仁等人缺乏过去在流亡圈中具有影响力的宗教权威、家族网络和贵族背景，这一弱点在未来几年可能更加明显—”话音还未落。“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于4月13日与尼泊尔内政部长苏丹·古隆举行会晤，就流亡图伯特人在尼泊尔的活动表达关切，并向加德满都施压—–”

“张茂明在会面中特别提到图伯特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将于5月27日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并指图伯特人或许会邀请尼泊尔政府代表参加典礼。张茂明严厉警告尼泊尔政府，不得派任何政府官员出席。”

简而言之，最没有资格说流亡图伯特人的选举、体制的是中国政府，因为，流亡图伯特社会虽小，但民主体制健全，并且已经实践了数十年了，而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

2026 年 4 月 20 日

孙中山与民国宪政转型的经验教训

 艾地声Edysen  X
@KA594594 · Apr 25, 2026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宪政转型中最具象征意义却也最富内在张力的建制者。他亲手奠定《临时约法》与五权宪法的共和框架，设计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路线图，本意以革命扫除障碍、渐进训练民智，最终实现“民有、民治、民享”。

然而，其思想与实践之间、理想设计与历史演进之间，始终存在深刻悖论：革命激情易催生权力垄断，制度蓝图却常在执行中固化为新威权。唯有彻底剥离“国父”叙事的神圣化外衣，将其置于历史脉络中进行无情辨析，并与其他宪政学者之见对比，方能真正汲取教训——民国宪政的未来，不在个人崇拜，而在制度理性与社会正义的统一。

一、民国高于个人：政治秩序合法性高于任何符号

民国的合法性必须高于任何个人象征。孙中山是共和奠基者，其《临时约法》首次确立主权在民原则，五权宪法更融合中西，力图构建“万能政府”与人民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平衡。但若公权力将某一领袖神化，便必然扭曲制度根基，使宪政共识沦为个人神话的附庸。

历史反复证明：政治秩序的存续，依赖普遍共和理念，而非单一符号维系。过度个人崇拜，不仅扭曲历史叙事，更易滋生领袖意志凌驾法治的逻辑，最终侵蚀民国国体本身。引入多元历史叙事——承认更多建国者与转型贡献者的角色，而非单一“国父”垄断——是稀释此种毒性的唯一途径。唯有如此，民国才能真正回归公共领域，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财产，而非任何党派或个人的私有物。

这不是否定孙中山的奠基之功，而是还原其作为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他是革命者，更是宪政转型的镜鉴，提醒后人——任何以“国父”之名行个人崇拜之实者，皆背离共和初心。

二、革命理想与训政风险的内在悖论

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设计，本意是应对中国民智低下、国情复杂的现实：军政扫除障碍，训政训练人民行使四权，最终还政于民，实现宪政。然而，这一路径蕴含致命悖论——革命者的宏大理想往往抽象遥远，现实支配力却落在激进执行者手中，后者极易以“训政”之名，行党务专断之实，最终使宪政目标无限推迟，甚至异化为新专制。训政理论的核心缺陷在于其“过渡”性质的内在模糊性与自我永续风险。《建国大纲》明确区分“权”（政权归民）与“能”（治权归能者），寄望国民党代行训政，如“保姆”教导“婴儿”般培养自治能力，直至人民“成年”后还权。但孙中山未充分设计刚性约束机制：训政本应有限期、工具性，却因缺乏宪法同步制约党权，极易被掌权者延长为权力垄断工具。

人民需训练，执政党与政府难道不需要？这一设计忽略了“保姆”自身也可能拒绝“还权”的现实，导致训政从手段蜕变为目的本身。历史实践已给出铁证：1928年后国民党训政时期，表面推进地方自治与民生建设，实则固化为“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民初共和迅速退化为军阀混战与党派集权，宪政梦想一再延宕。

与其他宪政学者相比，孙中山训政悖论的缺陷尤为凸显。胡适直指其根本错误：“中山先生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他在1929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中质问：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胡适强调，人民与政府、党部皆需“入塾读书”——宪法不仅是训练人民的工具，更是约束执政者的刚性框架。人民参政能力的“幼稚”并非借口，真正的训练在于“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学游泳必须下水，学宪政必须先有宪法。

孙中山晚年“行易知难”说更被胡适批判为助长盲从，削弱独立思考，间接为党权至上铺路。胡适的批判尖锐而务实：训政若无宪法先行，便是“绝少数人把持政治权利”，永不可能训练出成熟民治。

张君劢等制度实践者则更侧重刚性宪法框架与多党协商，直接规避漫长训政的固化风险。他参与1946-1947年制宪，力主修正《五五宪草》，削弱总统集权、强化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融入专家政治与间接民主向直接民主过渡，避免孙中山阶段论中党治中介的垄断倾向。张君劢主张：中国需渐进，但绝不能让“过渡”成为党权永续的挡箭牌；宪政必须通过多党协商与制度制衡，从一开始就嵌入法治轨道，而非依赖单一政党“训导”。孙中山的设计承认国情阶段性，却低估了权力自利本性；张君劢的路径则更强调制度先行，以宪法同时训练人民与执政者，防止革命理想在执行中变质。

孙中山训政悖论的教训至为深刻：它不是简单“渐进 vs. 激进”的选择，而是制度设计中“信任党权”与“约束党权”的根本冲突。历史已证明，无宪法制约的训政，必然滑向党国逻辑复活。唯有将训政严格限定为宪法框架内的临时工具，同时以法治训练执政者，方能避免革命激情异化为新专制。这是民国宪政转型留给后世的血的教训。

三、民生为宪政之基：底层生存权是制度稳定的根本

孙中山将民生主义置于三民主义之首，视土地问题为核心，主张“平均地权”“人人有恒业”，以国家干预实现社会正义。他深刻洞察：底层生存权若悬空，再美好的宪法也只能悬浮于社会断裂之上——“民生问题不解决，任何宪法都不会稳定”。这一判断至今锐利。当代土地财政与强制拆迁的实践，恰恰背离“恒业”初衷，导致民生与民权严重脱节，社会不公直接侵蚀宪政合法性。

宪政绝非抽象制度移植，而是必须扎根社会正义的现实基础。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融合古典自由与国家社会主义维度，为宪政提供底层锚点：唯有人民获得基本生存保障，方能真正行使民权；忽略民生，精英宪政或形式民主只会流于空谈，重蹈民初共和徒有其表的覆辙。民生不是宪政的附属，而是其前提与归宿——这是孙中山留下的最现实主义警示。

四、新辛亥：从精英宪政到底层驱动的社会转型

孙中山思想遗产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是对“新革命”的潜在召唤。当代宪政转型不应再重复知识精英主导的抽象自由主义路径，而必须转向以底层生存权为主导的社会变革。只有当民生问题成为根本驱动力，宪政才能获得坚实的社会土壤。这意味着，真正的共和成熟，是自下而上的共识构建，而非自上而下的恩赐。

借孙中山之镜，我们看到：革命的最终目标不是权力更迭，而是将激情转化为持久的制度理性与广泛社会公平。

孙中山留给后世的，不是完美蓝图，而是充满张力的历史镜鉴：他是建制者，亦是警示者。其训政风险告诫我们警惕党国逻辑的任何复活；其民生主义则提醒我们，宪政的根基永远在底层。与胡适的法治优先、张君劢的制度制衡相比，孙中山更强调国情渐进，却也因此凸显了权力约束的绝对必要性。唯有以批判性继承的态度，彻底剥离个人光环，还原其作为争议人物的复杂性，我们才能真正继承民国宪政遗产。

民国不应被任何个人或党派垄断，宪政转型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将革命理想转化为稳定的制度理性、广泛的社会正义与坚实的底层共识。中国近现代宪政探索的百年循环，方能由此真正打破，迈向共和的成熟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王力雄：代议制的结构极限

Lixiong Wang 王力雄  X
@wlixiong·17h

多数原则在全球层面演化为数量求和的民族主义：各国都以本国多数对抗他国的多数，以内部合法性抵销外部责任。正是开放的全球系统使数量求和结构走向崩解。代议制的衰竭意味着数量求和时代已走到尽头——从这个角度，福山说的历史终结，更应该是指向代议制的终结

代议制的结构极限-上 （王力雄）

代议制是数量求和结构在规模社会管理中能达到的最高复杂度，使数量求和从一种治理技术转化为一种政治结构——部分抵消了专制的一元化逻辑，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核心运行方式，一度实现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与制度延续。

冷战结束后，代议制与市场经济的组合被福山誉为“历史的终结”（Fukuyama, 1992），数量求和的民主成为一种全球标准，似乎在可计票的代议制机制中，世界会自然走向和平与繁荣。然而，代议制的制度单位是民族国家，21世纪的政治边界与问题边界却不再重合——气候危机、资源分配、资本流动、科技治理、移民与安全构成嵌套的全球系统。结果是代议制的统计单位与现实的运行尺度脱节。当人类需要整体行动时，代议制国家内部的数量求和逻辑便失去了承载力。

其次，代议制的制度节奏与全球系统的运作速度之间也产生错配。选举与立法以年为周期，而资本流动、舆论传播与技术创新以秒为单位。代议制的反馈远远慢于经济与技术系统发展速度，社会的实际变化已经无法由周期性的统计反映，结果是政治决策越来越依赖情绪化、即时性的数量指标——民调、热度、点击率、市场信号——这些替代性的计量方式加速了政治的短期化与反应性，进一步削弱了代议制原本的“显向”（deliberation）功能。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结构逻辑的封闭。代议制的数量求和以“多数原则”为核心，这在封闭的国家社会中可以维系相对稳定。但在全球层面，各国政府只能以自身的数量合法性相互对峙，形成一种全球层面的“并行多数”：这些多数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冲突。如恩斯特·B·哈斯在一体化研究中指出，以主权国家为唯一行动者的制度设计，会对跨国合成形成持续约束，并使全球治理陷入碎片化格局（Haas, 1964）。气候协议、难民协定、国际贸易谈判的反复僵局等，正是这种结果。

从结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尺度错配”（Ostrom, 1990）。当国际问题的复杂性、相互依赖性与时间跨度均超出国内数量求和的可计算范围,数量求和结构越精确地统计局部，就越失真地反映整体。冷战结束以来的代议制扩张并未带来共识的增长，反而导致一种以“数字合法性”为掩护的治理失衡。多数原则在全球层面演化为数量求和的民族主义：各国都以本国多数抵抗对抗他国的“多数”，以内部合法性抵销外部责任。正是开放的全球系统使数量求和结构不可避免走向崩解。代议制的衰竭意味着数量求和时代已走到尽头——从这个角度，福山说的历史终结，更应该是指向代议制的终结。

数量求和结构不仅在空间上失衡，也在时间上分裂。它以统计与表决在固定时间点收集意见、计数求和、公布结果，再进入下一轮。这种离散式的时间结构无法应对连续发生、不断累积的社会与生态过程。

代议制的政治时间是这种离散逻辑的典型体现。选举通常以四年或五年为周期，权力在短期内轮替，民意在短期内被重新统计。每一轮选举迫使政党在有限时间内取得可被计量的成果。正如约瑟夫·阿洛伊斯·舒姆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分析现代民主实践时所描述的，民主往往运作成一种围绕选票展开的领导者竞争机制（Schumpeter, 1942）。在这种结构中，政治不再是公共意志的持续生成，而是领导者在周期性选举中争夺合法性的过程。

这种时间逻辑带来了深刻的“政治折现”。就像经济学中的折现率决定了未来收益在当下的价值，政治体系中的选举周期决定了未来问题在当前的关注度。选举越频繁，折现率越高，未来的权重越低。气候危机、生态退化、教育改革、社会养老等跨代议题，往往被牺牲在眼前的选票计算中。政治的注意力被迫集中于“可见的现在”，而非“不可见的未来”。数量求和结构在时间上制造出一个巨大的盲区：无法在当前计票中体现的事物被排除在公共决策之外。

这种结构性的短期主义是数量求和逻辑在时间维度上的必然结果。选举周期化维持的“代表性”要求统计合法性有完成加总的时间点；公共意志被限定在周期性的统计节点上生成，而在节点之间则处于沉默状态。制度的节奏取代社会自身的节奏。

导致的悖论是：越是强调民主的即时反馈，越是削弱政治的长期理性。21世纪的民粹浪潮正是这种时间断裂的产物。社交媒体与即时舆论机制进一步压缩了政治反馈的周期，使“统计的时间”与“信息的时间”相互干扰。民意调查与舆论热度取代了制度性的显向，形成一种“秒级民主”——政治过程在实时数字的驱动下运行，却失去了累积反思与沉淀的能力。

更深一层地看，这种时间断裂意味着社会的记忆功能被削弱。社会记忆本应具有历史连续性——能够继承、积累、修正，数量求和结构却只能在“现在”生成结果。每次求和都是一次新的开始，治理陷入“过度更新”：政策方向反复摇摆，公共目标无法累积，在结构意义上难以向前推进。

这正是代议制在全球化时代的核心困境：政治的时间太短，而问题的时间太长。数量求和无法生成面向未来的整体判断，解决了即时的合法性，却丧失了历史的连续性。时间被计数切断，历史被程序吞噬。

（摘自《向量主义：社会意志的生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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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表不再代表沟通而代表权力，代表行为便被数量求和逻辑吸收为权力竞争，“说服”让位于“取胜”，“论证”让位于“表态”，体现为代议制国家普遍出现的党派僵化、议会瘫痪与舆论撕裂。数量求和最终吞噬了它原本希望维持的沟通

代议制的结构极限-中 （王力雄）

代议制最初的制度想象，确实是一种“沟通的延伸”——代表并非统治者，而是代替公众在远距离、复杂议题中参与“显向”。然而，随着规模扩大、数量求和逻辑制度化，代表逐渐失去了沟通功能，转化为权力竞争的节点。代表之间不再是共识生成的桥梁，而是不同权力向量的冲突界面。

一旦计数成为唯一合法的表达方式，代表性便被数量替代。代表的权威不再来自与社会的持续沟通，而来自一次性数字结果——票数的多寡。代表从沟通者变成数量求和的产物，是这一结构性转变的关键。这种转变带来了三个深远的后果：

第一，社会维度被压缩。

真实社会生活中，人的意志多样性是高维的：利益、价值、身份、情感与伦理判断往往交织在一起。代议制为了计数的可行性，将这一复杂性投影到 “支持/反对”的投票中，在代表性生成一刻就被扁平化。这种降维带来一个结构假象：仿佛所有政治立场都可被排列、求和、比较。但实际上，这种一维化逻辑强制将多向分歧转化为二元对立，使原本可在沟通中调节的矛盾变成阵营化对抗。政治不再是协调过程，而变成统计结果。

第二，议会从审议场域变为对抗舞台。

古典民主设想中的议会是显向空间，代表在此倾听、表达、修正，以求形成公共理性。但在数量求和结构下，只要结果可计，过程便可省略。表决而非协商成为制度中心。结果是：议会被结构化为一种对抗性生产机制——议题被战略化设置，话语被动员性包装，少数派沦为象征性存在，不再是被说服的对象，只是被消耗的符号。议会中的代表不再是沟通者，不再需要相互理解，只是阵营的“数量代理人”，维护各自阵营的数量优势。

第三，社会整体被两极化。

一旦政治竞争完全依赖数量求和，便被迫在数量上二分：党派、身份、舆论、政策倾向都卷入结构化的对立。多数与少数的界线在每次投票后虽然重新划定，但存在的形式却愈加僵固。人们在政治上被迫选边，在认同上被迫归类，在公共生活中被迫以敌我方式思考。

任何以统计为基础的结构，都倾向于生成二值化的结果——因为计票需要划线，划线需要排他。当代表不再代表沟通而代表权力，代表行为便被数量求和逻辑吸收为权力竞争，“说服”让位于“取胜”，“论证”让位于“表态”，体现为代议制国家普遍出现的党派僵化、议会瘫痪与舆论撕裂。数量求和最终吞噬了它原本希望维持的沟通。

（摘自《向量主义：社会意志的生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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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未带来沟通的普遍化，而是对立的普遍化。它将数量求和的规模无限放大，社会理解与共识却缩减到更狭窄范围。互联网不是代议制的延伸，而是代议制的终点。代议制赖以生成公共意志的空间被技术重组为无数碎片化的信息回路，每个回路都自我验证，拒绝外部修正

代议制的结构极限-下 （王力雄）

互联网的出现，似乎能弥补代议制在空间与时间上的缺陷：打破国家边界，使民众能跨越距离即时沟通；突破周期性选举的间隔，让开放性的公共讨论持续进行。实践表明只是错觉。互联网的“扁平化”没有打破传统的垂直结构，相反在数量求和逻辑之上叠加了新的中枢：算法、平台、流量、注意力机制。虽然每个人都能上网发声，但决定哪些声音被听见的权力，比以往更集中、更不可见。

在传统的代议制中，舆论场与政治场之间的中介机制——议会、媒体、学界与公共讨论空间虽不完美，却在形式上维系可协商的“中间区”。政党在竞争中仍需争取中间势力。那是一个以“中间为多数”的政治结构。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平衡。当每一个个体都成为传播节点，信息的扩散逻辑不再依赖机构，而依赖算法。算法的目标不是理解，是点击；注意力成为新的政治资源。平台为了维持用户粘性与商业回报，倾向于放大情绪化、极端化的内容。政治议题的表达从以共识为导向转向以冲突为动力。公共讨论被转化为一种注意力竞争：谁更极端，谁就更可见。

这种注意力机制与数量求和逻辑天然契合。在网络空间里，每一次点击、点赞、转发都被统计为“数量”，可见性被转化为数字排名，传播强度取代了论证质量。看似“去中心化”的传播结构，其实是“再中心化”的权力结构。算法决定了信息流的方向与节奏，掌握了对社会注意力的二次分配权。信息的自由并未带来自由的沟通，反而强化了权力的私有化：平台对内容的推荐、屏蔽与优先级设定，等同于新型的“议程权”。用户在无限表达的幻觉中失去了真正的沟通通道。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这种结构效应进一步放大。冷战时代代议制国家的舆论结构往往呈“外部对抗、内部稳态”：外部以意识形态区分阵营，内部则以制度性中间力量维持共识。而在互联网时代，外部对抗的边界模糊了，内部对立却加剧了。算法传播的全球连通性，使得每个社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在实时对照中被激化。一个国家的“内部少数”可以即时与他国的“外部多数”形成联盟，这种交叉效应使得政治裂缝同时发生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

今天，原本的“共和”被撕向正负两极。政治的数字化与经济的算法化在底层逻辑上趋同：社会的一切活动都被转译为可加总的指标，“民意”“舆情”“市场”“数据”成为新的权力语言。政党动员的是极端情绪，媒体取悦的是既有阵营，极端性永远比温和性具有更高的传播值。

互联网未带来沟通的普遍化，而是对立的普遍化。它将数量求和的规模无限放大，社会的理解与共识却缩减到了更狭窄的范围。互联网不是代议制的延伸，而是代议制的终点。代议制赖以生成公共意志的空间被技术重组为无数碎片化的信息回路，每个回路都自成体系、自我验证，拒绝外部修正。可以说，代议制在为向量求和结构的出现积累了必要条件后，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摘自《向量主义：社会意志的生成结构》

李忠憲 | 制度可以一夜改變，但人不會：從伊朗談到台灣的民主困境

作者臉書 2026-3-17

最近讀到一篇訪談，一位伊朗裔法國作家提到：「伊朗人民不會在一夜之間變成西方的翻版。」這句話帶著一種冷靜的現實感。我們習慣相信，只要推翻政權、改變制度，社會就會進步；但她告訴我們，真正難以改變的，從來不是制度，而是人。

如果伊朗不會因為政權改變而變成西方，那中國、北韓、俄羅斯呢？答案雖不同，卻指向同一件事。

中國的限制不只是政治，而是長期累積的政治文化：對秩序的依賴、對權威的期待、對混亂的恐懼。即使制度改變，這些深層結構仍會延續。北韓則更極端，在長期控制下，社會基礎薄弱，政權崩潰後可能首先面對的不是自由，而是混亂。俄羅斯曾嘗試西方化，但在經歷動盪後，反而強化了對強人政治的依賴，顯示制度選擇往往來自歷史經驗，而非單純理性判斷。

制度可以設計與移植，但人理解世界的方式，無法快速改寫。

回到伊朗，即使民眾渴望政教分離，他們仍相信詩、命運與夢境，會用哈菲茲的詩來占卜人生。這不是落後，而是一種文化。因此，即使政權改變，社會也不會立刻轉向另一種價值體系。

但真正值得思考的，其實是台灣。我們習慣說，台灣與中國不同，因為我們有民主選舉與言論自由。這沒有錯，但還不夠。更關鍵的是：我們是否已經具備與制度相匹配的思維？

台灣的特殊之處在於，制度先建立，而文化仍在形成。這與歐洲不同，那裡是思想成熟後才產生制度；而我們，是在制度中學習如何成為民主社會。

這也解釋了今日政治中的種種現象：情緒往往壓過理性，人物形象勝過政策內容；我們表面反權威，內心卻期待強人；在道德判斷上，對自己人寬容，對對手嚴苛。這些都不是制度問題，而是思維問題。

如果說中國受限於歷史、北韓困於空洞、俄羅斯背負創傷，那台灣則處於過渡之中。我們擁有制度，卻尚未完全內化其精神。這既是優勢，也是風險。優勢在於沒有沉重包袱，具有高度可塑性；風險在於制度可能被情緒與操弄所利用，讓民主成為舞台，而非價值。

因此，關鍵不在制度本身，而在我們如何理解自由、權力與責任。民主不只是投票，而是一種理解他人的能力，是承認自己可能錯誤的態度，是在分歧中仍保持節制。若缺乏這些，即使制度存在，也可能流於形式。

那麼，如何改變？

如果問題在於人，解方也只能回到人本身。它不會來自某一次選舉，也不會來自某項改革，而是一個緩慢且不顯眼的過程：開始懷疑自己的確定性，嘗試理解與自己不同的人，在情緒與判斷之間保留距離。

這樣的改變，不會出現在新聞中，也不會被記錄在歷史裡。但如果沒有它，再好的制度，也只會成為被濫用的工具。

制度可以複製，但人，必須自己改變。

余茂春：论政权更替的必要性

作者：余茂春 （Miles Yu)

英文原文在此：https://www.hudson.org/.../regime-change-strategic...

"政权更替" (Regime Change) 这个词在公共舆论中早已被妖魔化，被抹黑成鲁莽冒险或者帝国主义的傲慢。但这种理解既不符合历史，也极其危险。 当美国面对那些威胁自身国家根基的专制政权时，推动政权更替不是任性之举，而是一种战略选择、一种道义责任，更是一种自我保护。

面对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发动全面、精密渗透与胁迫行动的对手，政权更替既是剑也是盾——既是震慑专制力量、守护民主文明的强力手段，也是通过解放实现全球稳定的一条路径。

如果运作得当，政权更替本身就是美国对手最害怕的武器。专制政权最怕什么？不是制裁，不是外交谴责，也不是军事围堵。他们最怕的是失去权力，是政权崩塌。这种对"生死存亡"的焦虑，决定了他们的行为逻辑，也驱动着他们的对外侵略。

中共、伊朗的神权军政府、朝鲜的家族独裁，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能高度一致：保住政权。他们很清楚，一旦权力垄断被打破，对历史的掌控也会瞬间瓦解。因此，"可能发生政权更迭"的可信威慑，是美国最有效的心理和战略武器，是终极威慑。人类历史上，除了美国，没有哪个国家具备激发被压迫民族自发政权变革的能力。

当今最专制的统治者，一听到"政权不稳"就神经紧绷，这绝非偶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担心的，就是美国支持的"颜色革命"或"和平演变"，让民众要求自由、人权与民主。如果美国展现出一种态势——让政权更替成为现实可能，而不是政治禁忌——那本身就是强有力的震慑。当对手明白，发动生存级别的攻击，将换来生存级别的反击，博弈规则就会向自由世界倾斜。

正因为深知这种"软实力武器"的威力，美国的对手也在对美国搞自己的"政权更替"行动。今天，美国面对的不只是军事竞争，还有来自专制势力的"软性入侵"，尤其是来自中国。中共不满足于国内统治，它正在对美国展开一场系统性的"制度渗透"。残酷的现实是：如果我们不试图改变他们的政权，他们就会改变我们的。

这不是比喻。中国政权已经渗透进美国的政治、商业、学术与媒体机构；通过拉拢、施压影响精英决策层；用精心设计的话语污染公共讨论；不断削弱美国主权；改变消费结构以服务自身优势；掏空美国工业基础；窃取知识产权；借助毒品集团代理向美国社区倾销芬太尼。通过这种全面而隐蔽的渗透，北京的目标不仅是与美国竞争，而是要取代美国的价值观、制度，乃至国家认同。

如果我们不果断行动，结局不是和平，而是投降。一个允许中共改变美国内部性质，却不承担任何代价的世界，自由根本无法存活。因此，政权更替不是侵略，而是最高层级的国家防卫。

更重要的是，把政权更替说成美国强加给他国的外來"发明"，本身就是谬论。真正渴望改变的，首先是生活在专制之下的人民。在中国，无数勇敢的公民为反抗暴政付出生命。从天安门事件到白纸运动，中国民众早已用行动表达了对自由的未来的渴望。

支持政权更替，不是强加价值，而是回应那些早已存在于人心中的自由诉求。美国只是放大并支持这种愿望。中国终将发生政权更迭，那不会是外来命令，而是本土人民对正义的呼声。我们要么站在被压迫者一边，要么就是在替压迫者撑腰。

那些绝对反对政权更替的人，常常拿"无休止的战争泥潭"来吓人，好像任何战略干预都会变成泥潭。这种说法混淆视听。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胜利——战胜並改造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本质上都是政权更替行动。这些都不是无尽的战争，而是决定性、改变时代的斗争，带来了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而且，在专制扩张面前的不作为，不是和平，而是灾难的前奏。为了避免战争而一味退让，只会保证战争在对手设定的条件下爆发。对抗与崩溃之间不存在所谓中间路线。如果我们不在主动权在手时对抗专制政权，将来就会在失去主动权时被迫迎战。

政权更替不是对美国价值的背叛，而是这些价值的体现。美国诞生于反抗暴政的革命。20世纪，美国帮助推翻纳粹政权，重建日本为民主国家，推动菲律宾、台湾、韩国的民主转型，并支持亚欧反共力量。美国在军事、经济与道义上的参与，解放了数十亿人，塑造了现代民主世界。这不是帝国主义冒险，而是对更自由世界的投资。只要目标清晰，美国推动政权更替往往带来持久和平、经济复苏和民主繁荣。

对那些认为美国必须回避政权更替才能保住和平的人，只能说一句：战争已经开始，而且正在针对我们展开。问题不是要不要打，而是我们是否会以理性、战略与道义的方式应战。

政权更替不是冷战遗物，而是面对21世纪威胁的现实工具。它是威慑手段，是解放战略，也是对外宣示：自由不会因恐惧或疲惫而熄灭。

如果我们不去改变那些试图摧毁我们的政权，我们终将被悄无声息、缓慢却不可逆地改变。犹豫的时代已经过去，战略勇气的时刻已经到来。

【書摘】《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

玉山社出版 2022 年 2 月 25 日 

第五章  二二八的心靈逃亡

第一節：二二八厲禁

以上各章所述，只是二二八可見的「身體逃亡」；其實還有更全面、徹底、不可見的逃亡，也就是心靈層面的逃亡。廣義來說，對二二八噤聲、避談就是一種心靈逃亡。這和二二八帶給台灣人劇烈的傷痛，不忍碰觸，也和國民黨長期將二二八懸為厲禁，不准談論有關。

二二八是深入骨髓的痛，其禁忌性從逮捕之際即已形成。這部分，口述史提供豐富的佐證資料。僅以嘉義為例，許玉山（受難者許三貴之子）說，其父被捕後，阿公（三貴之父）不敢去保，怕如果去保，自己和家人都會有事；三貴死後，也不敢將屍體領回家，而是在崁腳找個地方埋了。這是作保和收屍的恐懼。蔡日洋（受難者蔡維之子）說：「父親死後，我們連顯出悲傷的樣子都不敢，怕危險。」這是悲傷的禁忌。

蕭秀鸞（受難者陳少輝之妻）說：「當時的鄰里長，都不敢讓人報真正死因；一般的人也不敢報，只能報失蹤。失蹤要十年以上才能宣布死亡。」陳信鈕（受難者陳容貌之子）說，家屬辦理死亡除籍時，「好多醫生因怕受牽累，不敢出證明，致無法取得死亡證明」，這是通報的禁忌。

又如嘉義商人張天賜被國軍刺傷腹部，緊急開刀仍告不治，戶籍謄本記載死於「術後急性胃擴張」。醫生對家屬說：「我不能在死亡證明上寫明是被槍尾刀刺傷，這樣子寫你們是暴徒，會影響家族的將來。」這是紀實的禁忌。劉厝庄居民劉清河說，劉厝事件的死者家屬們「像做賊似的」，半夜摸黑去撈屍、認屍，「挖個洞偷偷掩埋，沒有棺材也沒有草蓆，像埋死狗一樣」；三青團團員陳增雄說：「嘉義這些人死後，國民黨阻擋這些人的家屬料理喪事，禁制老百姓路祭，要他們不能一起出殯，也不能一起做祭。」這是善後的禁忌。

即使單獨出殯，國軍也要加以恐嚇。陳澄波之子陳重光回憶：

我父親出殯時，根本沒有人敢來致祭悼問。不僅如此，軍車每五到十分鐘就繞我家一次，軍車上約坐二、三十個拿槍的兵。出殯時，我母親怕我們兄弟出去遭到報復，不准我們五個孩子送父親出殯。只有一名鼓吹手吹著哀樂，一個親戚隨棺之後，一片淒涼景象。我父親真的比一個羅漢腳還不如。

嘉義陳澄波家所遭遇的，是暗示性的威脅；而台北林旭屏家所遭遇的，卻是直接性的警告。其女林慧珠說：

第三天開始，家中就常常接到怪聲怪調的電話，威脅說：「這件事不可對外面講！」「不可外揚，否則對你們一家不利！」「要小心，亂講話沒有命！」「別人問，要說沒有這個事情！」「要保自己的命，要注意了！」這些電話一天不只一次，好像很多單位輪流打，各說各話。

也是在台北。李瑞漢之子李榮欣高中畢業後，透過別人介紹，在美國駐台海軍醫院工作，前兩年領的是聯勤外事處的薪水。該處第二課一位少校軍官找他談話，恐嚇說：「我們知道你一切的事情。你不准把家裡的事告訴美國人一句半句，要是說了，你會有問題喔。」

王育霖被捕後，有人提醒其妻陳仙槎：王曾與日本人來往，證據要趕快燒。陳救夫心切，開始燒文件，「王育霖寫的書、文章、日記、書信，全部燒。那些東西燒了三天兩夜，又怕別人看見，遮遮掩掩的燒，也燒得乾乾淨淨」，但丈夫仍遇難。丈夫死後，她又交代兒子，在校千萬不能說父親死於二二八，只能說他「病死」，怕兒子講出來會沒命。

這些禁忌，有的是「他禁」，有的是「自禁」，說明在白色恐怖之前，二二八已經由無數「個別性恐懼」堆疊出影響往後數十年的「二二八恐怖」。其實白色恐怖的形成，亦可作如是觀。由於二二八禁忌刻骨銘心，有些台灣人乾脆將它和死亡禁忌結合，訴諸最原始的因果報應，以發洩人間無處泣冤之苦。

例如嘉義林登科落葬時，妻子為他穿草鞋，讓他握一支木刀，對他說：「科仔，你要有靈有聖，有冤就去報冤，有仇就去報仇，做鬼也要去掠害死你的人」。宜蘭的康介珪（二二八見證者）說：頭城事件的死者家屬在媽祖宮前收屍時，他在附近聽到一個女人說：「幫伊穿草鞋，讓伊卡會行路；可以去討命，幫伊佩關刀…」

同樣，台北的黃林玉鳳（二二八見證者）說，他的鄰居在西門町遭國軍槍殺，其母傷心之餘，「用桃枝做拐杖給兒子，讓兒子穿著草鞋，希望兒子走得穩又快，要兒子去找凶手」。有些凶手會在第一時間就領到這份「心意」。高雄煉油廠工人陳天生被國軍開了第一槍後，轉頭痛斥凶手：「我死後做鬼，也不放過你們這些土匪仔兵！」第二槍才倒地。

到了白色恐怖時代，二二八禁忌更加體制化％緣於這兩種恐怖的無縫接軌。官方雖未立法禁談二二八，卻透過各種「潛規則」和打壓手段，使二二八議題在公領域幾近絕跡，進而成為「禍源」，談論二二八即可招不測之禍。以政治案件而言，部分言論案件如張四端案、陳盛明案、張嘉助案、陳恆昇案、王啟昌王丁德案等，都是被告發表對二二八的看法，而被交付感化，或以「構造謠言」、「為匪宣傳」等罪名判刑。土城鄉農民葉金水則因為聽陳義農（工人，死刑）「講述社會發展史、農民的痛苦、二二八事件等有利於匪幫之宣傳言論」，被以「知匪不報」罪判刑三年，則顯示不僅談論二二八有罪，聽到二二八而不告發，也是有罪。

其中陳恆昇案特別一提：第一，他是安徽人，這說明外省人也不准講二二八；第二，他對二二八的細節講得最豐富：「當時國軍在嘉義機場見青年即活埋；台北方面則以麻袋裝人往河裡丟；基隆港口之海軍小艇，見人即以機槍掃射，因而造成台灣人始終恨內地人」。細節容有誤植，但考其語意，是外省人對二二八的自省，即此亦不免獲罪。

陳案判決書稱，「查二二八事件，係共匪製造之變亂，該被告竟妄指為國軍來台時擾民之結果」，其論調和陳儀當局的口徑完全接軌（只是抽掉日本因素）。換言之：二二八與「叛亂」如影隨形，前人參加二二八是叛亂，後人談論二二八也是叛亂。論者常謂國民黨在台統治屬於「威權主義」，筆者認為此說過度簡化，並未深入實際，忽視該黨在強人崇拜、恐怖統治、思想箝控和特務治國等方面，許多措施之嚴厲綿密，並不亞於極權國家。二二八厲禁就是典型之例。

第二節：「移民國外」與「心靈脫中」

談論二二八既然危險，因此對二二八閉口不談，以求避罪免禍，自然也是一種「逃亡」。這種心靈上的逃亡，有時比身體上的逃亡，逃得更遠。一些作家的長期或永遠「封筆」就是一例。他們不僅不寫二二八，連創作本身都廢了。日治時代揚名文壇的張文環，曾對張良澤說：「自從二二八之後，我已發誓折筆不寫東西，也絕口不談文學。因為我所有的文學朋友都在那事件時慘遭殺害。」日治時代揚名詩壇的莊垂勝，二二八被捕羈押七天，並被撤掉台中圖書館館長之職，出獄後歸隱萬斗六山林。日治後期重要小說家周金波，二二八期間父楊阿壽逃亡，弟楊國仁被殺，周本人三次被捕，「用錢買性命」才獲釋，此後進入虛擬的戲劇世界，不再從事文學創作。

另有些人雖未封筆，但移身比較「安全」的位置，如二二八之前常在《民報》對時政「冷語」、「熱言」的黃旺成，逃亡脫險後，進入台灣省通志館任編纂組長，研究台灣抗日史；《台灣新生報》編輯黃得時，離開報業「重災區」，應聘台大中文系，投入台灣文史研究。文史雙棲的楊雲萍，雖早於二二八之前已任職台灣省編譯館，但一九四七年八月應聘台大歷史系後，也投入台灣文史研究。對他們而言，二二八的逃亡是從現代逃回古代，心路歷程類似中國的沈從文和錢鍾書。

黃得時應該不知道，一九四七年五月，林頂立呈報南京保密局本部，聲稱《新生報》吳金鍊、阮朝日、陳昆山為影響事變，陰謀奪取報社，擬將該報改組為「民主報」，黃得時被列為十五名接收委員之一，惟未參加「偽組織會議」云云。此說真假不論，但他幸運躲過一劫，免遭清算命運。

還有一些人的逃亡更為迂迴。他們來不及在二二八逃亡，卻以時間換取空間，在十幾年或幾十年後以「留學」或「依親」方式逃離台灣，移民國外。二二八的受難家屬，此例特別多見。如林茂生之妻王采蘩、子林宗義移民加拿大；陳能通之子陳秀將，郭章垣之女郭勝華，李瑞峰之妻李藍慎、子李榮達；李仁貴之子李博智，林桂端之子林信一和林信二等移民美國；張七郎之子張依仁、張秉仁、張存仁移民巴西等。

張七郎之妻詹金枝說：「我甘願我的子孫做美國奴，也不願意做中華民國的紳士。」移民美國的李榮欣（李瑞漢之子）說：「美國的狗死後還被慎重其事的埋葬，而台灣被殘殺的菁英呢…有時不禁感嘆，做美國狗也比做台灣人有價值。」移民德國的黃文治（黃阿統之子）說：「有人曾經問我對台灣有沒有感情。我說，二二八事件沒有解決，要我愛台灣？我永遠不敢愛。」

梁熒汐（林光前之妻）一九七一年隨子女移民美國，其子林俊雄說：「家姊一九六五年去美國留學…並想辦法讓我們也能離開台灣這個傷心地。」陳仙槎（王育霖之妻）為了讓兒子王克雄出國，同意他加入國民黨。王克雄因受難家屬身分，出境證被刁難許久；但因其黨員身分，最後還是通過。陳仙槎說：「一直到（他）坐上往美國的班機，我們才能完全放鬆心情，是一種逃亡的心情。」

二二八的心靈逃亡也牽連到白色恐怖的心靈逃亡。陳能通長子陳穎奇留在台灣，卻鼓勵弟妹出國。他說：「要是能出去就盡量出去，不要留在這個齷齪骯髒的地方；同時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會遭遇什麼不測，誰也不敢講。」林連宗之女林信貞說：「二十多年前的台灣仍處在白色恐怖世代，戒嚴令尚未解除，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又會發生類似二二八的事件…後來就全家定居美國。」

此外，也有人在海外「就地逃亡」。廖進平的次子廖德潛，在日本讀東京醫科大學，二二八事件後，再也不敢回台灣。陳能通之弟陳信德的遭遇更曲折。原本在北京大學任教，二二八事件後，聽從父親之勸留在中國，結果在文革被下放勞改，死於文革。兄弟兩人，都無所逃於中國人的暴政。

二二八家屬紛紛逃離台灣，緣於極限的悲痛經驗，這部分足以論述成另一本著作，本書權衡篇幅，做了割捨。他們除了遭受家破人亡之苦，受盡種種歧視與刁難外，並被官方造冊，長期監偵。在台灣的扭曲體制下，他們比任何人都更不能碰觸二二八，只有將二二八徹底隔絕，才有求生的機會。

資料顯示，許多二二八家屬與倖存者（包括自新自首者）都被列為「戊寅份子」，這是一九五五年蔣經國（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指示「曾參加二二八事件之積極份子，各單位要調查登記，平時注意防範， 戰時應作有效之控制」後，由保安司令部將現有資料彙整造冊，共有六千三百一十七人，並透過保防分工，加以監視考核，這是通案性的。此外在特殊時機，會成立專案加強監控異己，例如一九七一年（丁亥），為了「建國六十周年」的「維穩」（套用中共術語）需要，開始實施靖平專案，將二二八人士納入，列出丁亥份子、靖平份子等名目，這是特案性的，且不限於二二八人士。不論通案或特案，二二八的戊寅份子和白色恐怖的「特殊份子」雙軌並行，同為國民黨整肅異己的秘密和延長手段。

也有些二二八的親歷者，基於對中國政治的覺悟，心靈上雖不見得逃離二二八，但肯定逃離了中國。例如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在二二八與死神擦身而過，並嚐到「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李登輝二二八時曾躲在好友何既明自家開設的米店樓上，也目擊國軍在街上濫射。他說「自從二二八開始，我的各種想法就和中國『再見』」，轉而擁抱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

又如林界之弟林汗，上壽山欲救其兄，「結果全身被搜光，只剩一條內衣褲被趕下來」；復遭一名軍官恐嚇詐騙，輸送許多錢財仍救不回兄命，此後發誓絕不說北京話。張七郎熱愛「祖國」反被「祖國」殺害，其妻詹金枝教訓當地駐軍：「你們中國最會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但是最不仁、最不愛的就是你們這些人。」

台灣人在心靈上的「脫中」，有很深沉的因素，也不始於二二八；究其根源，是「劫收」在台灣人心中造成的巨大衝擊與幻滅。早在一九四六年，就有台灣人向美國人抱怨：「你們在日本投了一顆原子彈，卻對我們投了中國人」；美國領事步雷克說：「一位睿智的年輕領袖目前觀察到：『在日本人統治之下，我們從未瞭解有關中國的真相；現在我們才知道，為何世界各地都不歡迎中國人，為何其他國家都在排斥他們。』」

二二八見證者，時為基隆市候補參議員的張桂章說：「我讀日本書，深深體會他們從頭到尾就是教你一個字：正直。不正直，很難在日本社會生存。」「在中國人的統治下，我們無法發揮台灣人的氣質和精神，反而被他們拖累成整天說謊的人。」「台灣人的氣質和精神，與他們都不同，絕對不同。他們動不動就說我們是一家人，其實，觀念都不一樣，怎麼會是一家人？」這種「不是一家人」的體悟，要發展出「台灣獨立」（政治脫中）的思想，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作者為台北市人，台大中文系、政大台史所畢，曾任《自由時代》週刊編輯等職。從事人權議題研究多年，並發表多篇論文與專欄文章。著有《李天生評傳》，編撰有《人權之路》；編輯有《白色封印》、《高俊明牧師回憶錄》等；並受補償基金會、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委託，進行白色恐怖六張犁名單、政治犯名單比對考證，近年參與中研院台史所的白色恐怖歷史概覽編纂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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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
作者：李禎祥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時間：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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