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舟：政制改革与体制改革

政制改革应该是指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体制改革应该是指在已有的政治制度内对政策、策略和组织结构的改革。
  自秦王朝以来的二千多年间，中国大地上只有体制改革，没有政制改革。以唐为分界线，至唐初，体制改革是对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制度的完善，有推动大一统国家发展的积极意义；自中唐起，体制改革只是对大一统国家专制皇权的绝对加强，仅有挽救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没落的消极意义。中国历史只有专制王朝盛、衰、兴、亡的循环往复，中国人只能停滞在历史的起点上不死不活，中国文明只好愈来愈沦落破败，也许就是由此创新政制能力的丧失造成的。
  秦始皇帝嬴政是大刀阔斧进行了政制改革的。他把姬姓周王朝广建诸侯的分封制，改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郡县制，将庞大国家的权力都掌握在自己一人手中。秦灭六国，天下一统，即得力于这场改革。统治一个庞大的大一统国家，国人再没有找到比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更好的政治制度。所以，不仅“汉承秦制”，而且汉朝以后的晋、隋、唐、宋、元、明、清、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都一律遵循嬴秦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再没有谁进行过政制改革。“百代都行秦政制”，确是颇为准确的概括。然而，由于草创，秦朝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并不完备，权力绝对集中造成的问题尤其严重：大权独揽的秦始皇突然死亡，聚集在权力旁边的权臣在行进途中搞一次宫廷政变，接班人掉包，秦王朝的政治格局便立马变化，短短几年的功夫，就断送了嬴家欲传万世的政治香火，断送了强大无比的秦王朝。
  面对这样得失鲜明的历史教训，虽说“汉承秦制”，刘邦完全继承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但也不能不进行体制改革：“约法三章”，重用刘姓家人和外戚，杀戮打压权臣，尊儒重礼，这些矫枉过正之举都是体制改革。而保证刘汉江山比嬴秦长远的诸多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还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大一统国家统一人心确定了理论基础或指导思想。汉成为既在时间上、又在空间上大大超越秦王朝的中国历史新高峰，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说是汉继承秦政制、汉又改革秦体制的结果。
  而跨越秦汉帝国的又一座新高峰唐帝国，也是继承秦政制、改革秦体制结出的硕果。唐帝国这次体制改革相当彻底，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大一统国家内，权力结构上，推行三省六部制；官员选拔上，推行科举考试制；经济税赋上，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思想文化上，推行儒道释三教并举制。彻底的改革也就取得彻底的胜利，李唐王朝在走上自己顶峰的时候，也登上当时世界强国的最高峰。国人在内，多数自称汉人；在外，多被称为唐人；古代印度、希腊、罗马人谐秦的音，称中国为支那，都不是偶然的。
  然而，体制改革虽然彻底，也仅能起到弥补秦政制漏洞的作用，对秦政治的根本弊端却无能为力，因而无法保障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大一统国家长治久安。秦政治的根本弊端就是国家大权归于皇帝一人，而“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是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皇帝也是这样，英明必然变为昏庸。严重的是，对大权在握的皇帝的错误，无人能够挽回。秦始皇帝嬴政和秦二世胡亥父子二人合演的盛衰活报剧，就是案例。不过，这也许是个个案，嬴家操作失当，因而没有引起人们去思考根本的制度问题，只用体制改革修修补补。到唐玄宗李隆基一个人演出盛衰的全本戏，暴露出这是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体制改革的修修补补，再精密细腻，完善完备，也解决不了问题。
  在宫廷斗争中脱颖而出的三郎李隆基，登基之初，励精图治，以至于，“尝引鉴，默不乐。左右曰：‘自韩休入朝，陛下无一日欢，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虽瘠，天下肥矣。且萧嵩启事，必顺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寝。韩休数陈治道，多�直，我退而思天下，寝必安。吾用休，社稷计耳’。”开元之治，历史美谈：“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李隆基与有力焉。
  然而，曾几何时，同一个李三郎，晚年倦勤，耽于淫乐。《新唐书》记载，“帝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引导，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天宝中，边将争立功，帝尝曰：‘朕春秋高，朝廷细务付宰相，蕃夷不龚付诸将，宁不暇耶’”？《资治通鉴》更论曰，“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堂堂盛世，虚有其表。看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真相的有识之士，不能不“因念远戍卒，默思失业徒。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言犹在耳，叛乱激起。逃亡天子，途中被批：“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惟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矣”。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也明皇，乱也明皇。
  历史至此已清清楚楚揭示出这个真理：威力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大一统国家，真正的敌人是专制者皇帝自己，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大一统国家的出路，就在于限制皇帝的绝对权力，皇帝只能做好，不能做坏，也就是说，体制改革要向政制改革发展。然而中国政治的悖论是，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大一统国家是“家天下”，国家不是国人的，是皇帝自家的。当皇帝就是为了绝对权力不受限制，“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即使失天下，“干卿何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宁肯丢命，也不放权，是传统，也是本色。所以，政制改革，限制皇帝的绝对权力，是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制度根本不可能接受的。
  所以，从安史之乱中稳定下来的中唐，只能饮鸩止渴，依然坚持搞体制改革，强化皇帝的绝对权力。尽管都知道，“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皇帝的绝对权力还是要更加绝对：“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丝麻、做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丝麻、做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绝对权力更绝对虽然也有一时的成效，推动经济改革，把租庸调制变成两税制，大大增加财政收入，形成短期的中兴假象，大一统国家实际已是穷途末路，几十年后，唐便灭亡了。身处其间的杜牧已看到，不改政制，只改体制，唐灭亡的命运不可避免，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这声深重的哀叹，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廊中久久回响，至今不绝。
  因为，中唐不考虑政制改革，只搞体制改革，而体制改革又只能使皇帝的绝对权力更加绝对，经济改革不过是这种体制改革的助推剂，成为定则，成为后来朝代效法的榜样。然而，这实在是螺丝壳里做道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绝对皇权已经走投无路了，把绝对皇权更绝对化，只能苟延残喘，不能起死回生。虽然“家天下”的演出不绝如缕，除了技术方面外，大一统国家在思想上，在理论上，在政治上，都在不能再为中华文明或人类文明有所贡献。而且，抱残守缺的结果，礼仪之邦，华夏神胄，屡屡毁灭于蛮族之手，饱受蹂躏与屈辱。
  代唐而起的北宋是这样。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变法大搞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一律按《唐六典》行事。财政收入增加了，大宋积弱积贫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得到喘息的机会了，但并没有得救。没有几十年，文化繁盛超过大唐的北宋，竟被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蛮族女真灭掉了。这是文明毁于野蛮的第一次耻辱。论者多归罪于王安石变法，实在是打错了板子。经济改革增加了国家收入，并没有削弱国家力量，削弱国家力量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不能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惠国”、“惠奸”，而不“惠民”。国亡无人能救，不亦宜乎？
  宋室南渡，偏安一隅。积习难改，重蹈故辙：贸易富国，繁荣有过北宋；君权绝对，愚顽不思进取。辉煌不及北宋年限，文明即被野蛮的蒙古部落毁灭。三百年间，文明第二次被野蛮毁灭，而且毁灭得更加彻底和耻辱：劫后余生的汉人、南人，成为蒙古铁蹄下最卑贱的奴隶。
  明人赶走蒙古统治者，不思改弦更张，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更加疯狂强化绝对君权：废除宰相一职，文庙驱逐孟�，八股按章取士，理学遏制人性。黄宗羲疑惑的每次经济改革，农民税负最后总是加重，成为规律，就是因为政制不改革，经济改革只能变成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大一统国家的提款机。所以，虽有张居正一条鞭法变法的经济改革，也难挽大明颓势于既倒：白山黑水间崛起的女真遗族满人，灭掉明朝，这是六百年间野蛮第三次毁掉文明，堂堂中国男子汉，个个成为拖着辫子的贱民。
  满族虽蛮，也很精明，学习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不要宰相之名，而且不要内阁之实，军机处只是个上传下达的办事机构，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绝对君权之绝对，登峰造极。因而，也绝对没有出路。尽管有“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的经济改革，促成人口增加，土地开辟，有清一朝，除了武力拓疆之外，并无贡献。最后，再不是文明败于野蛮，而是野蛮败于文明----欧美的先进工业文明打败了大清贫穷愚昧落后的农耕文明，欧美的共和民主打败了大清的集权专制。拖着辫子的贱民又沦落为与狗为伍的猪仔。
  不到一千年的时间，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大一统国家，连连碰壁，四次沦丧。既被落后于自己的野蛮打败，又被比自己先进的文明打败，中国文明确实是出问题了。失去历史首创精神的国人，寻找不到新的出路，也不知道去寻找新的出路，如磨道拉磨的驴绕着磨盘转圈，围着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秦政制轮番体制改革。直到西风东渐，欧美打来，有识之士方才悟到，体制改革不行了，必须进行政制改革。李鸿章“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慨叹，泄漏的正是这个天机。康梁急进，维新变法要创造君主立宪的新政制，没有走通。孙中山的革命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创造共和国的新政制，久经磨难，将近百年才在台湾大功告成。
  毛泽东风云际会，睥睨千古，“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以历史第一自诩，其实是个历史的幸运儿，只能算秦始皇帝不成器的学生。他没有老师政制创新的能力，既认识不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已经走投无路的中国历史，又感悟不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已成世界潮流的国际局势，只能在秦始皇帝创造的老政制里旧曲新唱，花样翻新，唯权是夺，唯我独尊：人民共和国的称号、人大政协的机构，不过是他的橡皮图章；农业合作化、国家工业化、国家现代化，不过是他养的可以榨干挤尽的奶牛；“党天下”，不过是他“家天下”的遮羞布。领袖的权力是绝对的，一切都是换汤不换药。因而，一生自诩身甚高的毛泽东，不仅对中国历史、世界文化无所贡献，而且作恶多端、遗祸人间，尸骨未寒，不仅人亡政息，而且家破人亡。看起来，这是毛泽东罪有应得；实际上，这是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秦政制造的孽。
  说毛泽东人亡政息，是指他的手段，他的策略，他的态度，没有延续下来。他坚持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秦政制，在秦政制内体制改革的思路并没有变。是以邓小平改革开放，“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可以“打左灯，向右转”，胡耀邦赵紫阳要搞民主化，改革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秦政制，则绝对不行，轻则动嘴，重则动手，一点不亚于西太后镇压光绪变法。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毛泽东之后依然是压在国人头上的五指山。
  每下愈况的是，从秦始皇帝开始，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无不打着理想的旗号，占领道德高地。“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虽然说的和做的并不一致，样子总是要装一装的。而当今指天发誓要坚持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秦政制到底的权贵们，虽有体制改革，终身制改为任期制，一人独裁改委常委分管，但权力绝对属于他们而不属于国人，绝对权力除他们自己人外国人无人能管，则毫无变化，而绝对掌握绝对权力的人则赤裸裸的为自己捞利益：不敢公布自己的财产状况，不敢让社会监督审查自己的财产状况，把子女送到欧美学习或定居，把子女安插在党政军关键位置上或利益丰厚的公司里。
  王安石变法倚重王令，此子曾对劝他避暑的人说道，“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情为民所系”，跃然纸上。当今秉轴诸公既然标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什么不把中国也建成美国那样的“天堂”，让国人跟他们的子女一样享福呢？为什么自己们腰缠千万、腰缠亿万，官员兵丁们吃喝旅游娱乐公车医疗动辄几千亿上万亿，而令居民收入微薄国内市场无法充分启动，国富民贫，官贵民贱呢？
  还是王石变法时候的事， “笑骂由汝笑骂，好官吾自为之”，不正是当今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自画像吗？昔人有言，“士大夫之耻，谓之国耻”。今可改为，“权贵无耻，谓之国耻”。而这些无耻之辈，明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仍然要防，不给国人以言论自由；明知“兵犹火也，不戢自焚”，仍然恃兵以保；冥顽不灵，不可理喻。由无耻到不可理喻的人坚持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秦政制，搞点体制改革，不搞政制改革，只能加速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崩溃。
  人类社会最为关键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英国人有政治智慧，他们创造的政治制度不仅保证英伦三岛率先发达起来，而且保证了他们的后代子孙无论走到哪里----美国加拿大也好，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好----都能发展发达，甚至于把整个世界都推进到发展发达的道路上。而我们中国自秦以后，或自唐以后，政治智慧萎缩，政治创新停止，不要说影响世界了，连我们自家的二亩三分地至今都还治理不好，令人惭愧。“礼失而求诸野”，学习英美三权分立，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在人权基础之上的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制度，是中国唯一的机会，“萧规曹随”是古人的宿命，“英规中随”是今人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