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日早晨7点多，我正在睡梦中，响起一阵从楼下按的对讲机门铃声，惹得家里的小狗狂吠不已。我问准备上班的妻子：“是不是人口普查？”她说不到日子，我们便没有搭理。7∶37，枕边手机响起熟悉的铃声，一看是“老朋友”、石家庄市桥东区国保大队副队长乔卫东，等电话铃停后，我发短信回复：“有事发短信。”便关机，过了一会儿再打开，接到他的短信：“我们找你谈话，我们就在你家楼下。”心想：“昨天还有报道称，因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最近几天各地当局都在骚扰我等人士，果然来了，也不预约，让他们等会儿吧。”我回复：“我十点回来。”便关机睡觉。还是门铃不断……妻子走后，铃声吵得我睡不着，便起床。
洗漱完毕，吃完早点，坐在沙发上，边喝茶边听自由亚洲电台的新闻、评论等节目，又看了一会儿书，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年10月），其中读到：“不管国家的形式如何，不管是原始的国家、古代的国家、中世纪的国家，还是现代的国家，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它都是一个群体为了实现某种共同的事业而向另一些群体发出的邀请。”“将我们团结在国家周围的并不是我们昨天的状态，而是我们明天即将要共同完成的事业。”“如果一个国家仅仅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中，那么，当它受到攻击时就没有人会奋起捍卫它。……我们所向往的未来是我们的国家在其中能够延续的未来，这才是我们动员起来保卫国家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为了血统、语言或者共同的传统。”听着过一会儿响几下的门铃，我想：“我们这个表面一统的国家在人心上是最四分五裂的，而这正是专制造成的和希望的，它看上去最突出的是国家的强权，权贵们与其他国民没有共同的愿景，当局实质上如波兰米奇尼克所言是个‘泥足巨人’。”
9∶45，我打开手机给乔卫东发短信：“15分钟后在铁道大学招待所门口见面（我住那个大学院内）。”差5分10点，我把手机丢在家里，做好最坏的准备，便出了门。当我出了单元门，看见楼下西边高速铁路工地围墙的大门内有几个人，其中一个是胜利北街派出所的片警王来银，他朝我挥手喊：“老朱！”我冲他向招待所方向挥了一下手，便骑车前往。
到了那里，半天不见他们来，心中纳闷，边和招待所外的大门门卫闲谈，其间，他和另一位门卫说起其它地方发生反日游行时讲：“昨天和前天这门口也不少人。”
久不见人，便准备离开去买米，当我准备推车时，看见从招待所里出来一个穿灰夹克的男子，30多岁，中等个，有棱角的黄白方脸，细眼，嘬腮（后来妻子说乔卫东称他“张科长”，故以下简称“张科长”），听见他和一个30多岁、微胖的警察说话时提到“乔卫东”，我边上去问：“你们是不是等乔卫东？”张科长问：“你也找他？”我介绍了我自己，说已约他在这儿见面。正说着又从里面走出一个满脸麻子、稀疏短花发的短脖矮个儿，原来是去年十一期间陪我“被旅游”（详情检索我的《一个公民对中共国保说“不”之后》）的市公安局孙志刚，与我同岁，貌似六旬老人。他一见我就主动与我握手，一起走进招待所一层东头阳面的一个套间客房。
一进门，只见一个30岁左右的女便衣坐在床上正摆弄电视遥控器，孙志刚寒暄问我忙什么，我说：“老样子，除了教课，就是写文章骂骂共产党。”女便衣见我们进来，就去了里屋。等了一会儿，42岁、白脸、微秃的乔卫东和高个黑脸、55岁的片警王来银才露面，乔卫东直抱怨我不开门，我说：“你不预约，打扰我休息。我睡觉时身体在家，心就在家吗？”
张科长和乔卫东、王来银带我乘车离开，前往位于农机街南头的胜利北街派出所。一路上张科长说我做人太差，让他们挨冻、领导久等，我说以为就乔卫东一人，又不预约。我已发短信告诉他在铁院招待所门口见面，乔卫东说手机没电了，没看见。张科长不相信我，说回头看看有没有我的短信，否则就是做人太差。乔卫东后来对我说，他找我一定预约，直接找就是领导有事。
到了派出所，王来银打开一层楼梯口玻璃门的锁，一行人上到三层，没有空房，又下来，到一层楼梯旁的一间阴面办公室，桌子呈三面摆着，从桌牌和墙上的文字宣传玻璃框看出，这里是民事调解室。先是张科长、王来银和我在一起，后来只剩乔卫东和我。闲聊等了半天，张科长说中午了，领导们来了先出去吃饭，端来两大碗炸酱面，说是派出所食堂做的，我一看也没菜，只吃了一多半。饭后和乔闲聊等到1点多，张科长进来捎回两个火烧夹羊肉，让我吃了一个。之后，张科长把我领进楼道西边的大铁门，乔卫东没跟进。进了里面，只见楼道南边阳面有讯问室等，北面有摄像监控室和一面是透明玻璃墙的拘留室，里面坐着一个头包扎着伤口的年轻人。
走进阳面第一个讯问室，约十几平米，屋中央放着一把扶手椅，大概是为了好铐住人。张科长指着靠左边三个穿便衣的人说：“这边是市局的领导。”三人严肃地看着我，满眼敌意。第一个50多岁，高个、半秃顶、长脸（以下简称“辛集话领导”）；第二个中等个、瘦白净脸，细眼；最里面那个20多岁、圆脸。迎面靠南窗一张黑漆桌子后坐着三个穿警服的人，其中两个认识，上次5月26日在铁道大学跟我谈过话，桥东分局的：左边一个50岁左右，中等个，方脸，微黑，小眼，嘴微瘪，姓庞，结束时看记录得知叫庞珉；第二个30岁左右，戴眼镜，长方脸，微黑，五官端正，有书卷气，姓戴，结束时看记录得知叫戴烁。最右边是个胖脸的年轻人，坐在电脑前记录，结束时看记录得知也姓庞。
我一进门看这阵势，想起京剧《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第一次进威虎厅，两旁的八大金刚虎视眈眈。听庞珉问：“这样行吗？”我便答道：“行，挺正式啊！”翘腿坐在椅子上。庞珉说：“给老朱倒点儿水。”张科长过来给我端的纸杯续了点水，便坐在左边末位。我把杯子放在右边地上。我想我既是自己，也算是与当局对立一方的代表。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以不变应万变。
我问：“能不能看一下你们的手续。”
旁边那个50多岁、半秃顶的头头操着辛集口音蛮横地大声说：“我们是口头传讯！”
庞珉对我说：“咱们六四前见过面。今天算正式找你。今天一共有4个方面：第一是按法律程序，记录你个人基本情况；二是核实你的几件事，相信你自己敢做就敢承认；三是向你介绍有关法律条文；四是你可以谈谈你的意见。”
先是庞珉问我答，记录姓名、年龄、民族、身份证号、住址、党派、籍贯、学历、简历、家庭成员等。当问到“党派”时，我回答“无党派。”他们说：“那就是‘群众’。”“那是你们与‘党员’相对的等级概念。”不知为何他还问我：“是否要求过入党？”“没有。”我觉得这问题对我来说很可笑。想起文革后父亲平反，从小学起一直品学兼优、当班干部的我，高中临毕业才入团，六四前主动提出退团，六四后被开除团籍，现在觉得入团都后悔。
接下来主要内容如下——
庞珉问：“你是怎样得知《零八宪章》的。”
我答：“从网上，08年大约12月15日。”我记得当晚我写了长诗《零八宪章——我们共同的名字》。
“用‘翻墙’软件在境外网看到的吗？”
“国内网，当时国内网到处都是。”
“你签名是通过什么邮箱发的？”
“不能告诉你。”
“你对《零八宪章》认真看过吗？”
“是的。”
“你对《零八宪章》什么看法？”
“它是敦促中共加快政治改革，体现了和平理性的精神。”
“你和别人谈过《零八宪章》吗？”
“对呀，逢人便讲。”
“你知道是谁起草的《零八宪章》？”
“开始知道是刘晓波和张祖桦，后来听说是张祖桦起草的，他曾是团中央直属机关副书记。”
“你认识刘晓波吗？”
“没见过面。他是我们独立中文笔会（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笔会，国际笔会一万多名作家会员遍及一百多个国家，与红十字会并列为联合国A级组织）的前会长，现在的荣誉会长。”
“刘晓波曾被称作‘六四四君子’之一，你是在六四时知道他的吗？”
“不，在那之前就知道他，《深圳青年报》刊登过他那篇成名作《危机，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题目是竖排，黑底白字。”我还保留着当年的剪报。
“刘晓波获奖后，有一篇关于庆贺的文章是你写的吗？”庞珉给我出示《石家庄民主人士欢庆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网络下载打印件。
“是的，我们吃完饭，我回到家大概半夜一点多钟发的。”
“发在那个网？”
“通过发邮件给笔会网站管理员，发在笔会网站和博讯网上。还有一篇文章刚发表，你们可以上网看，题目是《刘晓波获奖与全球民主一体化》。”
庞珉询问了文中杨斌（大学同班同学）、麻凡的身份，我简单介绍，因他们早就在国保的黑名单上，和国保是老相识。
“你们聚了几次？”
“两次。”其实有人告诉过我他们早得知。
“聚会除了你们3人，还有谁？”因文中在3人名后写着“等”字，庞珉便问。
“不能告诉你。”他们明知故问。
“刘晓波获奖后，有一篇《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你在上面签了字吗？”
“是的。”
“什么时候？”
“记不清了，大概上个月十几号吧。”
“你知道是谁发起的吗？”
“知道，徐友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等人。”
“你签完字没再看看名单？”
“我不管别人如何、有多少人。”
他给我看了看下载打印的名单摘选，我排在620多位。
“你签名要求释放刘晓波的理由是什么？”
“他的行为并没有构成煽动颠覆国家罪。”
庞珉给我念了北京市高级法院的二审判决书，说对他的判决符合法律也符合程序。并拿他六四后在狱中的忏悔书和魏京生对他获奖的讲话，来诋毁他，其实这些我都知道。
“符合程序并不等于审判合法。中国有独立的司法吗？”我反驳道。
庞珉一挥手：“我们不讨论这个。你要现实一点儿，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庞珉还问起上次见面时提起的我在顶顶华闻网建的博客：“你何时在顶顶华闻网建的博客？”
“大概四、五月份。”
“怎么知道顶顶华闻网的？”
“偶然发现。”
“你建博客的目的是什么？”
“一是通过转载让更多的人知道被你们封锁的新闻，二是保存自己的资料。”
“博客为何起laotang（老唐）的名字？”
“想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里的主人公，是个理想主义者。”
“噢，随便起的。别处用过吗？”
“没有。”哪能告诉你们，我心想。
“你如何与你们这个圈子的人联系？”
“和大家一样，电话、电子邮件。”
“你有几个电子邮箱？”
“好几个。”
“能告诉我吗？”
“不能告诉你。”真是笑话！大概是例行公事的问题。
“你通过什么方式接受境外媒体采访？”
“他们给我打电话。”
“你给境外网站投稿和接收境外采访有稿费吗？”
“没有，能有发表我们言论的地方已经很感激了。”
“你给他们钱吗？”
“不用。”
接着，庞珉又开始给我念《宪法》关于执政党、社会制度、指导思想等条款，还有互联网管理的一些条款，其中有惩处的规定。他念的时候，我有些犯困，平时该是我午休的时候，我一只胳膊支在扶手上，手托腮，眯着眼看着他低头念。心里胡乱想着：“这些专制机器上的螺丝钉，他们太相信武力的作用了，他们相信他们所说的吗？他们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就这样度过一生吗？……”不禁心生一丝怜悯，又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好笑，因为当人们把一件假事当作正经事做的时候，马上会产生一种喜剧效果。庞珉身后窗外，远处楼房砖红瓷砖的外墙，映衬着午后的阳光在窗前的树叶上闪烁。左边最里边的那个年轻人摆弄着手机，打了个哈欠。
他念完后，又讲了一番，任何国家在保护公民权利的同时，也要依法惩处违法者，维护社会稳定。云云。并说刘晓波如果自己在家和老婆谈《零八宪章》，没人管，发表出来，让大家签名，就为西方反华势力所利用，起到煽动颠覆国家的作用。刘晓波获奖这件事，国家领导人为什么没出来讲话？是因为不值得一驳。法律是一国主权之一，中国政府不会因为西方反华势力的反对，就释放刘晓波，即使通过保外就医等方式释放也要通过法律程序。我告诉他，据我所知刘晓波不会接受这种方式。他说我六四后离开河北电台，能闯出自己的事业，不简单，公务员有很多不自由。说他们一直本着善意的目的，希望教育、挽救我，这次找我是提出警告。
我说：“我50岁了，不是毛孩子，我的思想你们是无法改变的。”
“我们改变不了你的思想，只是希望你注意自己的行为。别写那些东西，没用。”
我心想，你们找我就说明很有用。
最后我看他说得差不多了，便说：“谁陪我上厕所？”起身出门，张科长跟我“放水”。我说：“做好发言准备。”“讲讲你的反动言论？”我笑笑：“对你们来说是。”“别讲长了。”“我只讲观点，不展开。领导时间宝贵。”出来时，庞珉等也过来“放水”。
“把我说的话听清楚，做好记录。”说着我重新坐下。
我边说记录员边打字：“你讲的宪法不是五十年代的宪法，为什么？时代在发展，宪法也会修改，修改的根据是什么？是人民的民意，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如何反映民意？”
“我们国家一直在改革，发展很好，当然不是没有问题，公民有许多渠道反映意见。”
“那办媒体做什么？”
“我们也有舆论监督。”
“没有言论自由哪有舆论监督？”
我又说：“你说的不错，任何国家都有法律。关键是司法独立、如何用法和如何解释法律条文。”
“一个公民不能只享受权利而没有义务。”
“我发表言论既是带头争取公民权利，也是在尽公民义务。”
……
“刘晓波说‘中国就该三百年殖民地’，这是不是汉奸？对他的处理不是文字狱！”“辛集话领导”说。
“你们是断章取义！”我说。
“你别以为我们对你客气是拿你没办法，你早就触犯法律了！”“辛集话领导”很生气。
“你们嘴大，你们说谁有罪就是有罪。你们死了心吧，就是对我像刘晓波那样，我也要坚持说出我的话！捍卫我的权利！”我也提高声音。
“你太猖狂了！”“辛集话领导”气坏了，梗着脖子，向前伸着瞪着我，像当年的造反派开批斗会。他对庞珉指着桌子喊：“给他记下来！”
“这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了，我见过！”我不屑地说。
庞珉伸出手往下压了压：“老朱，我们以后用其他方式交流。”
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辛集话领导”旁边那位说：“这么些年，我们一直在劝导你。你爱人工作挺好，孩子明年就大学毕业了。你要为老婆、孩子着想。”
“你进去了你老婆就要守寡。”“辛集话领导”往上添砖，还假惺惺地说：“你有什么困难，包括老婆、孩子，都可以找我们解决，就算你进去了，我们也管会，时间长了人都是有感情的嘛！”
“你们这是绑架！”我知道中共的师傅斯大林当年杀害布哈林、季诺维耶夫等元老的大清洗，在逼供时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成功的。
“你爱人挺好，又在重要的档案馆岗位工作，是共产党员，我们的人。”张科长的语气似乎在挑拨、又像在气我。事后妻子告诉我，乔卫东和张科长见我不开门，找到我爱人的办公室，问她我在不在家，让她打电话找我，我爱人说打不通电话，不知我在哪里。张科长说：“你要相信我们，积极配合。”我爱人生气地说：“上次（指去年六四前的6月2日晚，详情检索我的《和中共国安人员共度“六四”二十周年》）我相信你们，告诉你们他在那里上课，你们从那儿把他带走，几天没消息，你们也不通知我。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们了！”张科长说：“你不配合，以后我们就到你办公室，让你们领导难堪。”一副流氓嘴脸。张科长大概见惯了在他面前低声下气的人，想以势压人，在等待时用威胁的目光盯着我妻子，我妻子发觉，就转过脸直视他，逼开了他的目光。当别人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出门骑车离开时，张科长在电话里说：“把他抓住，别让他跑了！”……
庞珉又提起并批驳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关于人权高于主权的文章，说中国对刘晓波的处理没有违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我觉得这是个更深的题目，跟他们这个层次没法讲，便没接茬。
“辛集话领导”有备而来，拿出几张纸：“我给你看看司马南怎么说……”
文化太监司马南对刘晓波获奖的言论我已看过，我马上对他说：“司马南在我们眼里是个‘流氓文人’！我们瞧不起他！”
“辛集话领导”只好尴尬地笑笑，把资料收起来。
……
“辛集话领导”讲话时又提起刘晓波说‘中国就该三百年殖民地’，我告诉他：“你去看看史书，毛泽东曾经对田中角荣说过，感谢日本的侵略，使共产党能够发展壮大，打败了国民党。”他说他不知道。
……
我讲道：“如今92%的亿万富翁是高干子女，五百个权贵家庭占有了全国大部分财富。”
“互联网上的消息大部分是假的。”“辛集话领导”说。
“这是官方研究机构公布的资料。”
……
我还说：“别把党与国家混同起来，我是反共，但是爱国，希望社会发展好，国家不是少数人的。我受过共产党的教育，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辛集话领导”听了只是笑了笑。
“你就是想推翻共产党呗！”张科长趁机钻空子。
“那是你说的，我是反对共产党的一些做法。”
……
“辛集话领导”最后还笑着对我说：“你们河北大学像你这个年纪的现在都是厅级领导了，你如果到现在也是厅级了。你要是在六四之前遇到我，也不由像今天这样，哪怕在八九年年底前遇到我。”不知他是指什么，我敷衍说：“是啊，当初广播电视厅人事处处长从学校亲自挑选的我，培养我接班，后来他当了副厅长。可我的个性不是当官的料。”心想你也太高看自己了，你以为谁都是名利之徒。
最后，在整理记录时，庞珉看到上面写着：“……就是违法，我也要坚持说出我的话！捍卫我的权利！”便念了出来，并对记录员说：“老朱不是这样说的吧。”那个小伙子说：“他说‘就是对我像刘晓波那样’……”
“你不能根据你的揣摩记录，必须记原话。”我说。原来他们就是这样办事的，任意歪曲。
庞珉对他说：“改过来，写上‘我要在法律范围内，坚持说出我的话！捍卫我的权利！’”
最后当我看到记录时，发现竟然把“权利”写成了“权力”，连这两个概念的用处都不懂。我指出后，戴烁改了过来，看似斯文的他小字歪歪扭扭。
最后，庞珉对我说：“今天的事涉及我们个人方面你回去以后不要乱写。”
“我知道，公是公，私是私，我们之间没有个人恩怨。”我嘴上说，可心想：“每个人都不能逃脱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
……
张科长威胁说：“以后找你别不开门，要不我们找你媳妇，她有麻烦都是你找的。别以为我们就开不开你家的门。”一副流氓无赖嘴脸。
我讽刺道：“我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
“是人民民主专政。”“辛集话领导”蛮横地纠正道。
当公民权利没有保障的时候，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成了“专政人民民主”。
……
在讯问记录上签字、按手印。我看到记录开头写着是以涉嫌造谣、传播……等理由传唤我。又在我的几篇文章和签名名单上签字、按手印，包括《我们共同的名字——<零八宪章>》、《递交抗议书 声援刘晓波》、《刘晓波案二审第二天》、《不同的世博会 一样的帝国梦》、《请温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看来他们从中搜集我的所谓“罪证”，准备进一步迫害。
记录上注明的讯问时间是：2010年11月2日13∶30至15∶40
张科长开车，和乔卫东把我送回铁道大学，已是下午近5点。乔卫东说：“老朱，年前咱再聚一回，喝喝酒啊！”“好啊！你安排吧。”……
此时，今天给孩子们上的作文课已经耽误了，那个学校喇叭里每天重复着孩子们稚嫩的歌声：“……各族人民齐欢庆呀，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2010年10月2日至3日整理于石家庄望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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