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农民被上楼的报道和评论明显多起来。国土资源部于2008年6月27日发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其中规定“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就是城市建设扩张多少亩土地，就必须把本区、县内农民同样面积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以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让农民把宅基地腾出来的办法，就是让农民住进楼房以提高农村住宅用地的效率，这就是所谓“被上楼”。目前2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有部分市、县试点，但是因为一些非试点县、市搭便车，一些地方违规跨区、县调节用地指标，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圈地运动几乎在全国展开。
以前的城市只是城市本身的扩张。自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以来，城市扩张不再是近郊农村的城市化，同时意味着远郊农民因为“被上楼”而在居住方面城市化了。一旦城市扩张到跟先前“被上楼”农民居住区毗邻，“被上楼”农民居住区自然也就成了城市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到一定程度本身就有加速的倾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又进一步创造了城市化的“中国速度”。以前阻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倍受歧视的农村户口如今成了香馍馍，以至于重庆一些高校以剥夺奖学金和撤销班干部、团干部等职务来逼迫学生“农转非”。
有人批评“被上楼”违背农民意志、侵犯农民利益，有人批评“被上楼”不便于农民生活，有人批评“被上楼”引起大量纠纷、破坏社会和谐，这些我都赞同。但是对农民腾出来的宅基地大多没有复垦为耕地的批评我是不赞同的。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推算，到2007年10月，全国抛荒耕地在9000万亩左右，现在应该更多了。9000万亩只有“18亿亩耕地红线”的5％，低估是显而易见的。据报载全国农民的宅基地约4000万亩，就算全部“被上楼”，并且把其中四分之三节省出来，也不过3000亩。既然抛荒9000万亩熟地未影响粮食安全，何必劳民伤财去开垦3000亩生地呢？这说明逼迫远郊农民腾出宅基地其实并非必要，也就是说远郊农民“被上楼”其实是毫无必要的。其实以现在的农业生产率，有7亿亩耕地就足以保障粮食安全，“18亿亩耕地红线”不过是政府垄断城市建设土地供应牟取暴利的借口而已。
如今大部分农民的房屋修建于“包干到户”以后，大部分也就是三十年岁到几岁之间。而一米以上火砖的土坯平房在无重大天灾的情况下都照样能住五十年，最近十年农民修建的房子大多其实就是城里人梦寐以求的别墅，而且比城里真正的别墅间距可能还要宽，更远非什么“连排别墅”或“叠拼别墅”可比。把这些房子拆掉，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破坏，产生完全不必要的建筑污染。农民的别墅换成同样面积的公寓，当然吃了亏。但给远郊农民盖公寓的钱，却来自近郊城市扩张带来的土地升值，必然降低近郊农民的征地补偿。过去，只有开发商和政府从近郊征地中赚钱，就已经制造了大量的征地纠纷。如今还要另外拿出一笔钱来给远郊农民盖公寓，近郊征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必定进一步激化。
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都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其原因不只是因为医疗水平的提高（不必生那么多就能留住香火，而且能避孕）、社会保障的建立（不必生那么多孩子来防老）和妇女就业率的提高（不能生那么多），其实跟居住方式、家庭结构的改变也有莫大的关系。城市化导致的较为频繁的迁徙必然造成核心家庭取代三、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并造成邻里关系陌生化。现代交通工具和楼房取代平房本身在物理上就使得城市的育儿环境不及农村安全，邻里的陌生化进一步造成心理的不安全；因此城市化造成的养育成本窜升主要还不是表现在商品上，而是表现在服务上——每一个孩子在若干年内都需要一个劳动力来看护，劳动力在城市却远比乡村金贵。（这也说明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很多城市就业岗位，从而增加了现在的就业压力。）远离自然状态的生活方式还造成了人类生育能力的不断下降和不育率的急剧提高。
前苏联、东欧地区生育率随社会发展下降的速度比西欧、北美先发达国家更快，现实生育率更低；而跟中国大陆文化传统相似、相同的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又比前苏联、东欧地区更快，现实生育率也更低。易富贤先生在《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中的解释，是前苏联、东欧受唯物主义思想影响较深，东亚的孝文化已随核心家庭取代大家庭而部分瓦解，生孩子缺少宗教信仰和文化上的动力，生育动力的“鸡蛋”都装在养老这一个篮子里，一旦养老实现社会化就失去了几乎全部生育动力。中国大陆兼具苏联、东欧和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的上述情形，即使没有政府来计划公民的生育，中国大陆生育率随社会发展下降的速度之快和将来生育率之低也可能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何况计划生育既改变了大部分国人的观念，又减少了未来母亲的人数。中国现在每年出生的女孩，已经只有印度的一半。
后来易富贤又指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的超低生育率与城市发展模式有关，也就是高房价、小户型。人们很难忍受生活水平的下降，为养两个孩子设计的房子就很难养第三个孩子，而大家都不养第三个孩子就无法弥补大量人口不婚、不育所造成的人口代际递减。这一特征同样在中国大陆的大城市再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今天中国大城市的房价之高，已经使得大量年轻人发出养不起孩子的感叹；而且中国大城市的大量房子是为养一个孩子设计的。当人口老化来临，劳动力严重短缺，是不可能再对城市进行大规模改造的。
苏联、东欧和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生育率比欧美先发达国家下降更快和水平更低，可以概括为后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更快和水平更低。中国大陆的发展，又在苏联、东欧和日本、韩国、台湾、香港之后。这个时代，避孕手段更加丰富，通信和交通的发展使得农村更容易受到城市的影响，这可以很好地解释92年以后民工潮的兴起和“超生率”的急剧下降为什么几乎同时发生。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1.22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1.33的超低生育率，其实并不难解释，估计会被今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进一步证实。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带来的城市化的“中国速度”，也将带来生育率下降的“中国速度”；何况城市化进程在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下还意味着政策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也就是生育指标的进一步减少。
新快报2010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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