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1989年的六四事件再一次受到世界舆论和中国互联网友的广泛关注，因为刘晓波的主要社会活动之一就是为公正处理六四事件而呼号。在中国互联网上，因为官方的屏蔽和封锁，“六四”这个字眼是不允许出现的，为此网友们发明了很多代号，例如“１９８９年五月三十五日”之类。
前不久几个中国学者在欧洲参加一个交流活动时被欧洲学者问到有关六四的话题时，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都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几个学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平，陆建德和清华大学的崔之元。他们认为这个事件现在还没有到可以讨论的时候，原因主要是时机还没有成熟，讨论不会有什麽结果。他们甚至说对 六四这样敏感的事件，一个社会必须有意识的遗忘。遗忘是保持社会健康的一个方法。其次，他们说六四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事件，例如除了学生和市民，戒严部队战士也有人死伤等等。
六四至今已经２１年了，它一直是中国政府受到国际舆论谴责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国内政治压力的一个主要来源。中国政府在坚持当初的镇压没有错这个基本前提下，对这些舆论主要采取两个方法来对付，第一是降低调门，从当初的“暴乱”到“动乱”再到“风波”；第二是下达禁令，不准这个事件出现在媒体和公共讨论中。当局自己尽量淡化这个事件，从来不主动去提，实在被国际媒体逼得走投无路时便用“早有定论”来搪塞。总之是回避，少说为妙。
正因为官方一直有这样低调的对策，这几个中国学者面对提问没有支支吾吾而是侃侃而谈就有点新闻价值了。他们的解释超出了中国官方的框框，但却是在为官方辩护的意义上，而不是相反。不过，他们的解释确实触及到了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面对“六四”这样一个历史问题，如果中国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那麽究竟有没有一个方方面面可以也应该接受的底线？
这个底线不是要立刻改变“六四”後形成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不是坚持当初镇压有理或者证明镇压无理，不是要政府道歉，不是要从当初镇压中得益的那一部分人下台，也不是要为死难者平反。这些都是在底线以上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确实有一个所谓时机是不是成熟的因素，也可以考虑政治妥协的解决方案。
因此，这条底线不是要官方重新评价“六四”，而是让“六四”这个重大政治事件成为一个合法的公共话题，一个在中国社会中可以自由探讨和争论的历史事件。现在的中国号称和谐盛世，那麽当然应该是一个健康理性的社会。一个健康理性的社会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回避对一些牵涉到利益集团的重大事件作出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重新裁决，以避免社会的动荡，但却没有理由禁止人们谈论这样的事件，甚至禁止这个事件的名称出现在媒体和互联网上。
有趣的是，为了证明官方对“六四”的封口令是正确的，崔之元举例说在１９世纪上半期，美国国会也禁止讨论奴隶制，因为争议太大。後来时机成熟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的这个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是很新鲜的，因为他竟然从“六四”联想到了奴隶制。但另一方面却是站不住的，因为奴隶制始终是美国社会公开激烈辩论的话题，所以当时的国会为了正常运转不得不把它排除出议事日程。但这也是有条件的，例如早在1787年，为了通过联邦宪法，南北方就达成妥协，国会10年内不提废除奴隶贸易问题。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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