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的学界把中共第四、第五代领导人戏称为“红卫兵一代”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他们人生最主要的青少年时期，无不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借用毛泽东著名的语录来说，文革一定在他们今天的执政倾向中打下深刻的“阶级的烙印”。 可惜的是，如果人们阅读官方公布的他们的简历，读到的只是“胡锦涛：1965－1968年 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参加科研工作，并任政治辅导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终止）”和“温家宝：1965－1968年 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研究生”之类语焉不详的话。究竟他们十年文革中，尤其是1966-1969的风起云涌的文革初期参加（与）了一些什么学生中的派别斗争，没有任何说明。在中共组织部的政治审查中，只要没有过“打砸抢”行为的，基本上都算作“逍遥派”。其实，年轻人参加一些造反运动乃至武斗都不是什么历史污点。相反，如果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当年不响应他们所崇拜的党和毛泽东的号召至少投入或参与文革， 这样的政治冷血和自私才是令人不解和忧虑的。
现任政治局常委的李克强，是1955年7月生的。他的年龄显然错过了红卫兵的狂飙时期，充其量不过是个“红小兵”而已。当然，他也就不会有当年红卫兵的派别和思潮倾向和任何“打砸抢”的劣迹。 但这不等于说他没有影响到他今天执政倾向的文革经历。 从1974年到1978年，他有过整整四年的知青经历。而且从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的普通知青做起，在1978年成为那里的党支部书记。 政治局常委中还有一个知青是习近平，他从1969年到1975年在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从一个普通知青做到党支部书记。
一般而论， 知青经历对当年的青年人的世界观和工作能力是有很大影响的，比如，1）吃过苦，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2）深知中国底层社会的黑暗，并得知了如何生存和发展的方法； 3）学会了领导或驾驭最广大的中国百姓层—农民的方法和能力。今天的知青回忆录常常把当年的生活革命化和浪漫化，其实黑暗面的影响也是绝不可低估的。如中国农民的狡诈和自私，基层干部的专横和暴戾，农村民间的愚昧和腐败 ……对所有的知青，当然也对习近平、李克强发生过负面的影响。尤其他们都能在这样的环境里不仅生存下来，还当上了基层干部，正反面的影响都应当是存在的。 比如，去年习近平在墨西哥出席当地华人联谊会时的演讲中，提及“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演讲结束后，这一言论即遭到海内外舆论的广泛批评，因为一个政府不折腾外国人并不代表就可以折腾本国人民，更不代表政府折腾本国人民，国际舆论就不可以批评。撇开他讲话的是非不论，我们还是能从他讲话的语气口吻中找到当年老红卫兵的隐隐“匪气”和陕北农村干部的一丝“土气”……
在李克强的文革年代里，竟有过好几年博览群书的经历。他步入中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于是，从小好学的李克强虽然成绩优异，但只好辍学在家。于是，他父亲李奉三带着李克强拜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为师整整五年。 李诚除了向他讲解中国的国学、治学的方法以及古今逸事外，从唐诗宋词，到《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无一不仔细教授。李克强下乡以后，也一直不忘读书。因此，李克强在文革中就已经通晓古今诗书。这样，他才能在安徽省1977年的高考中名列前茅，进入北大法律系。李克强在李诚过世后曾撰文盛赞他老师“知之�知之，不知�不知”的治学态度和做人原则。应当说，这些对他以后进一步主政时是会有正面影响的。
胡、温的派别倾向和他们对政治改革的态度
其实，中共第四代主要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在文革初期都不是纯粹的逍遥派。作为血还是热的青年人，他们都是参与了当年的学生中的派别活动的。据胡锦涛的清华大学同学回忆：他因为是政治辅导员，初期当然是保校长蒋南翔的保守派。但是一旦毛泽东和党中央宣判了保守派的死刑，积极要求上进的他也就自然地参与了造反派活动。只不过他当年参与和倾向的是清华大学井冈山温和保守的造反派 --“四・一四派”，心仪的是闻名一时的“四・一四思潮”。如果我们今天用一句话来概括“四・一四思潮”，那就是“回到刘邓路线的十七年（1949-1966）”。换句话说，在不触动整个中共体制的前提下“改革”：在经济上开放，在政治上守旧。其实邓小平的路线就是“十七年路线”，这也是邓小平欣赏胡锦涛，把他选为隔代接班人的原因所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胡锦涛接班以后的拒绝政治改革的执政倾向，当年“四・一四思潮”的投影还是清晰可见的。
和胡锦涛不同，据温家宝当年的同学回忆，他倾向的是北京地质学院激进的造反派“地院东方红”。以朱成昭为首的这一北京大学中的主要造反组织不仅以其对刘邓的十七年体制的“大翻个儿式”的造反闻名，后来“地院东方红”最早的领导人更几乎全部因为进而反对整个中共体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据说，在温家宝刚刚担任总理之际，后“地院东方红”的领导人王大宾找过他，认为自己在文革后被判15年徒刑纯属冤案。温家宝明确表示了同情—可见他对自己当年的派别倾向还是认同的，对文革后报复式地重判当年的红卫兵领袖也是反感的。另外，不少今天出版的温家宝的传记里还都提到了从1968到1976年文革结束， 温家宝在分配到甘肃工作以后，在甘肃酒泉基地的一个“藏书很多的图书馆里”经历了刻苦的读书生涯。虽然大都是地质学和其他科学的专业书籍，但也一定有不少人文藏书。这不仅使温家宝在文革一结束就成为他这一行中的国家级的专家，也大大地拓宽了他对世界的人文视野 。尽管胡温两人都是平民出身，都以小心谨慎、中规中举的工作作风最终成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中的第一、第二号人物。 就世界性的视野和人文素养而言，温家宝其实要比只看过《左娅和舒拉的故事》的政治辅导员胡锦涛要高。今天在中共的政治局里，还只有温家宝一人大声呼唤政治改革，这是否可他文革中的派别倾向和读书生活有一定的联系呢？恐怕一定的联系也是隐约可见的。
老红卫兵思潮和中共第五代领导人
在中国第五代领导人中，习近平、薄熙来和李源潮无疑是最为耀眼的新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1）太子党，2）都就读于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和上海最出名的中学，3）都是老红卫兵（薄和李）；或认同老红卫兵思潮的中学生（习）。
薄熙来在文革中是北京四中的高中生，文革中是最早的老红卫兵，据说还是以迫害平民著名的西城纠察队成员。网络上有很多有关薄熙来在文革中在校外打砸抢的描述，但在我看来：当时还是青少年的薄熙来即便有这方面的一些错误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他的一个同班同学 和好几个校友告诉我的事却引起我的警觉：薄熙来在他父亲薄一波还没有倒台前，在班上狂热地鼓吹血统论， 并利用当时的红色恐怖的氛围直接殴打他同班出身于平民家庭的同学，其深层原因却是积累了好久妒忌 -- 哪位同学的读书成绩远远超过了他。 他的四中同学对他文革表现的评价是：心胸狭隘，骄横虚伪。在文革中，因为父亲薄一波是刘少奇的亲信而被打倒，薄熙来就有过不少激烈的直接攻击毛泽东的言论。因而，人们很难想象他今天在主政重庆时大力提倡“读红书、唱红歌”是出自于肺腑之言。倒是他在大连对持异议的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的迫害更和他文革中对平民子弟的仇恨一脉承传。
李源潮，原名李援朝，文革中是上海市上海中学初三学生。李也是上海最早的老红卫兵—上海红卫兵总部的纠察队成员。他在文革中发起的“红卫兵红旗支队”也是鼓吹血统论最激烈的组织，他本人也是老红卫兵纠察队活动—破四旧、抄家、武斗等等的积极参加者。不过他倒没有过薄熙来那样的出于妒忌而殴打同学的劣迹。
总结薄熙来、李源潮等人积极参加的“老红卫兵”—“纠察队”—“联动”的派别思潮特征，有几点是显而易见的：1）深入骨髓的“太子党”的特权等级思想，2）对代表他们家族利益的的中共的十七年体制的强烈维护和对平民及其子女，尤其是“地富反坏右”的轻视甚至仇恨，3）因为家庭和中共上层黑暗权力斗争的熟谙，本人对政治权术早熟。尽管因为年龄和经历的磨练，今天的他们都已经成熟得多了，至少在表面上都已经不再是当年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权贵子弟的摸样了。然而，当年的经历是否仍然在他们今后的执政倾向中有潜在的影响，答案因当是肯定的。
和薄熙来等人对自己早期的文革经历忌违莫深相反，同为“太子党”的习近平和他的少年伙伴们倒是有过一些大大方方的回忆录。文革爆发，年仅十三、四岁的习近平是北京最出名的“太子党”学校--八一学校的初中生。因为父亲习仲勋在1962年就已经是待罪之身，他当然无法像薄熙来、李源潮那样成为老红卫兵。然而，在派别和思潮倾向上，他仍然是认同他们的。1968年，北京的老红卫兵聚众在三十八中的操场上准备平息那里的 “地富反坏右子女”的造反，不是老红卫兵一员的习近平尽然也兴冲冲地去参加这场武斗。结果那里的中学造反派早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一下子就把这些权贵子弟们打得四处逃串。今天的习近平回顾往事时人无比感慨：“当初要不是跑得快，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戏了”。因为习近平始终不过是一个求做“老红卫兵”而不得的黑帮子弟，老红卫兵思潮对他今天执政倾向的影响当然也就没有薄熙来、李源潮那么大。
知青经历的正反面影响
现任政治局常委的李克强，是1955年7月生的。他的年龄显然错过了红卫兵的狂飙时期，充其量不过是个“红小兵”而已。当然，他也就不会有当年红卫兵的派别和思潮倾向和任何“打砸抢”的劣迹。 但这不等于说他没有影响到他今天执政倾向的文革经历。 从1974年到1978年，他有过整整四年的知青经历。而且从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的普通知青做起，在1978年成为那里的党支部书记。 政治局常委中还有一个知青是习近平，他从1969年到1975年在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从一个普通知青做到党支部书记。
一般而论， 知青经历对当年的青年人的世界观和工作能力是有很大影响的，比如，1）吃过苦，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2）深知中国底层社会的黑暗，并得知了如何生存和发展的方法； 3）学会了领导或驾驭最广大的中国百姓层—农民的方法和能力。今天的知青回忆录常常把当年的生活革命化和浪漫化，其实黑暗面的影响也是绝不可低估的。如中国农民的狡诈和自私，基层干部的专横和暴戾，农村民间的愚昧和腐败 ……对所有的知青，当然也对习近平、李克强发生过负面的影响。尤其他们都能在这样的环境里不仅生存下来，还当上了基层干部，正反面的影响都应当是存在的。 比如，去年习近平在墨西哥出席当地华人联谊会时的演讲中，提及“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演讲结束后，这一言论即遭到海内外舆论的广泛批评，因为一个政府不折腾外国人并不代表就可以折腾本国人民，更不代表政府折腾本国人民，国际舆论就不可以批评。撇开他讲话的是非不论，我们还是能从他讲话的语气口吻中找到当年老红卫兵的隐隐“匪气”和陕北农村干部的一丝“土气”……
在李克强的文革年代里，竟有过好几年博览群书的经历。他步入中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于是，从小好学的李克强虽然成绩优异，但只好辍学在家。于是，他父亲李奉三带着李克强拜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为师整整五年。 李诚除了向他讲解中国的国学、治学的方法以及古今逸事外，从唐诗宋词，到《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无一不仔细教授。李克强下乡以后，也一直不忘读书。因此，李克强在文革中就已经通晓古今诗书。这样，他才能在安徽省1977年的高考中名列前茅，进入北大法律系。李克强在李诚过世后曾撰文盛赞他老师“知之�知之，不知�不知”的治学态度和做人原则。应当说，这些对他以后进一步主政时是会有正面影响的。
纵观目下中共政治局的25位常委和委员，属于文革中中学生代层的，似乎还只有习近平、李克强、薄熙来、王岐山、汪洋、张德江等六位；绝大多数还是文革前或文革中毕业的老大学生。尽管他们毕业的大学都是文革中风云变幻之地 — 如毕业于当年派别斗争最烈的清华大学有胡锦涛、吴邦国、刘延东和习近平四人；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也有王兆国、俞正声和徐才厚三人。但因为对他们文革表现的刻意忌讳和资料的缺乏，至今海外的研究还只能根据他们的理工科的专业特点把他们全部作为“技术官僚”来粗线条地分析。尽管中国有句俗话说“三岁看老”，但中共第四、第五代领导人的文革经历毕竟只是影响他们执政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绝不是全部的因素。另外还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他们中近三分之一的“太子党”成员，也决非一无是处。 就习近平、薄熙来和李源潮三位而论，就都毕业于中国最好的中学和大学，受到过一流的教育。他们还都坐过牢、下过乡、当过兵，吃过苦，有着长达十年乃至二十多年的基层工作的经验（如习近平）。这都绝不是大清朝末年的“八旗子弟”可以望其项背的。预测集权体制中的未来领导人的执政倾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算命”，但他们青少时期的政治活动无疑提供了种种有用的蛛丝马迹。
——《动向》2010年11月号刊发时有删节，此处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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