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類似香港CEPA的台灣ECFA，今年八月，民進黨在香港製作的一個廣告，內容說：“香港簽署CEPA至今，已成為貧富差距最大的城市…我們不要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ECFA”。中國要把香港作為統一台灣的樣板，但是就是這個貧富差距，做了很壞的示範。
貧富差距發達地區第一
民進黨的廣告不是沒有根據，二零零九年八月，美國《商業周刊》引述聯合國開發組織的報告說，香港在已發展經濟體系中，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最高，達到四十三點四，排第二位的新加坡為四十二點五。報告還指出，由於香港擁有擁有大量富豪（根據美國福布斯雜誌的調查，香港有十九名億萬美元富豪，而新加坡則只有兩名），但工人沒有最低工底保障，使貧富差距拉大；最富有一成人的收入，是最貧窮一成人的十八倍，並掌握了三分之一財政來源。報告還說，香港逾半人口居住在貧窮的公共屋�。而民進黨的廣告，引用的資料是比公共屋?更加糟糕的“籠屋”。
“籠屋”其實就是“床位寓所”，由一張雙層或三層鐵架床組成，床身四周圍上鐵籠，以保護“籠民”的財物，籠民的生活起居全在籠內。籠屋的存在是“香港之恥”。不幸，即使九七後香港人民“當家作主”，它仍然存在。這也不奇怪，當北京出現“蟻族”與“膠囊公寓”等新生事物時，香港這個老傳統又怎麼會輕易捨棄？
今年十月初，社會服務聯會分析政府統計處的數據，發表香港最新貧窮人口數據，以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定為貧窮家庭，那麼，今年上半年貧窮率為百分之十八點一，有一二六萬人生活於貧窮家庭，較二零零九年增加約六萬；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入息中位數分別為三萬兩千九百五十元及九千元，差距達二點七倍，亦為歷來最嚴重。社聯業務總監蔡海偉指出，香港經濟好轉，失業率改善，但是數據反映了低收入家庭無法享受經濟復甦的成果。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也說，政府取消扶貧委員會後，一直沒有任何針對地區及不同年齡階層的長遠扶貧政策。她強調，政府不能單靠市場機制解決貧窮問題，她亦不贊成只是“派糖”而已。因為派糖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商業社會出現仇富情緒
貧富差距擴大，造成許多社會問題，社會上出現“仇富”情緒。過去，作為商業社會，香港人的務實精神，即使因為高樓價導致大部分收入要孝敬地產商以求“安居”，但是人們嘴上埋怨“為地產商打工”，實際上心裡還把富豪當偶像崇拜，甚至“英雄不問出處”。於是“仇富”情緒的出現就顯得十分反常。
今年九月六號，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胡錦濤來深圳出席深圳特區成立三十週年的慶祝活動時，特地單獨會晤身為香港首富的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這個“責任”應該由胡錦濤負責，因為是胡錦濤約見的，然而這樣明顯的“財團路線”也使李嘉誠承受巨大的輿論壓力。所幸李嘉誠體察民情，在九月十五日宣佈，以名下的基金會捐出三億元，發起“香港仁愛香港”行動，推動關懷社會活動。然而多名泛民主派及建制派人士均認為，李嘉誠搞三億慈善基金，只屬公關形象工程，難以解決社會仇富問題，商界要洗刷形象，必須放棄“賺到盡”的營商手法，對社會及打工仔承擔更大責任。
香港特首曾蔭權更在十月十三日所做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成立“關懷基金”。關愛基金由政府及商界各出資五十億元組成，為不合資格領綜合援助或其他福利的窮人提供援助，例如清貧學生、新移民、少數族裔等。曾蔭權說，關愛基金可照顧福利制度未惠及的漏網之魚。官員解釋，例如長期病患者急需醫藥費、窮學生要到外地遊學等，都可提出申請，做法是逐一審批窮人個案，直接由政府或透過社福機構撥款資助。具體細節由政務司長唐英年牽頭的委員會決定，稍後邀請商界、社福界及醫療界成員出任委員。據報道，曾蔭權為籌組關愛基金，過去一個月親自游說至少十名城中巨富，他們大都是地產商。
政府關愛基金巨富支持
消息宣佈後，多名大地產商即時表態會捐款支持關愛基金。其中號稱“股神”的恆基兆業地產主席李兆基，其基金會及他旗下上市公司將合共捐出四億元，主要由基金會捐出。新鴻基地產則以“新鴻基地產郭氏基金”名義捐出四億元。
李嘉誠在十四日也宣布以個人基金會及其長和（長江實業、和記黃埔）系集團名義共捐出五億元，金額比他名下基金會早前啟動的三億元“香港仁愛香港”公益行動還要多。李嘉誠在聲明中還說，較早前曾蔭權向他推介關愛基金計劃時，他“當日即席表示響應”。華人置業則向關愛基金捐出兩億，其中一億是主席劉鑾雄個人名義，一億以華置名義。新世界發展主席鄭裕彤、信和集團主席黃志祥、九倉主席吳光正等也都答應出手，不過數額未定。
其中新世界發展董事總經理鄭家純（鄭裕彤之子）在十月六日的公司業績發布會上承認，現時貧富懸殊愈來愈厲害，他也承認香港有仇富心理，政府和商界都有責任，而部分生意人經營手法欠“正道”，也是造成仇富的成因。他表示，雖說無商不奸，但起碼要奸得有道云云。
但是也有地產商拒絕參與關愛基金。已故“小甜甜”龔如心的華懋集團，執行董事及管治委員會主席龔仁心就說，集團暫時未有打算捐款給關愛基金，因為華懋本身都有慈善基金，而且集團有官司在身（指爭奪遺產的長期官司），不便參與。
�隆地產董事長陳啟宗在公司股東會後更表示，應該照顧弱勢，他個人及家族一向熱心公益，每年在中港兩地捐錢，但不會捐給關愛基金，因為不知道基金的錢會用到哪裡；而商界把資源撥到關愛基金，其他慈善機構得到的捐助金額便可能減少。他認為，有錢人要回饋社會，除了捐錢，還要立品。他甚至說，印尼前總統蘇哈圖以前久不久邀請大企業捐錢來維持社會和諧，“估唔到香港變成咁！”這不是把曾蔭權比作獨裁者？
捲入二零一二特首競逐？
陳啟宗還流露出對政務司長唐英年的不滿說，如果要給面子捐錢，不是等於交稅！“錢是我的，我怎樣捐是我的事，不好逼我怎樣捐。”至於他是否與唐英年有恩怨，則非外人所知也。然而這的確觸及到某些敏感神經，那就是下一屆的特首人選。
原來唐英年有意競逐二零一二年的特首，本來他沒有什麼動作，但在九月二日被即將卸任港澳辦主任職務的廖暉召到北京密談後，突然在香港電台的節目裡高調表示一九六零年代文革期間他在美國讀書時，如何學習毛語錄，大讚這個紅色寶書可以用以現代；他還透露祖先是明代抗倭名將唐荊川。這樣高調的“唱紅打日”行為自然與二零一二年有關。而唐英年的競爭對手，是被認為地下黨員的現任香港特區政府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梁已為此早作佈局。這次曾蔭權把百億基金交給唐英年負責，被認為是“挺唐”的表現，因為可以藉此爭取民心也。如此，莫非陳啟宗支持梁振英？
固然唐英年的人緣比梁振英好，但是關愛基金一旦捲入政治爭議，勢必影響它的形象。但更重要的是，只憑一個關愛基金，並不可能解決香港的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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