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下午我要向各位报告的题目是《中国的危局与�景》。早上有几位教授已经对中国社会的危机作了演讲，很精彩。我在这里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对中国面临的各种内外矛盾，作一个全局的透视。首先我将分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围堵遏制，中国自身边疆地区的分离倾向，以及内部兴起的人民的维权运动带来的社会不稳等等状况。我援引了汉代政治家徐乐有关国家“土崩”与“瓦解”的论述，指出中国当前的危局是内有土崩之忧，外有瓦解之患。然后谈谈我个人对如何化解这些危机的看法，其中也提出了对僵持达半个多世纪的海峡两岸关系以“一国两国”的模式来解决的构想。最后我指出中国现在正面临着“逆势崛起”与“顺势崛起”这两条道路的选择，选择前者，将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只有选择后者才能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崛起成为一个自由、民主与繁荣的大国。这就是我要讲的大概内容。
那么，还是从这些天最热门的话题讲起吧。10月8日,挪威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国系狱的异议人士刘晓波,在其颁奖辞中深刻表达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作为畸形崛起的大国之不满和担心。他们指出：“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长足发展，史上罕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亿万人民已经摆脱贫困，政治参与的范围也在扩大。中国享有新的国际地位，理应承担更多责任。但人们看到的却是，中国不但以缔约国身份，违反多项国际协议，更违背了本国的政治权利条文。中国宪法第35条订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实际上，中国民众的这些自由显然受剥夺。”所以他们无法忘记那些仅仅是公开表达自己观点、以和平方式寻求与政府对话的中国政治抗议者的现实处境和命运。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主席还表示：“如果我们不投票给刘晓波，我们等于是背叛了中国境内的人权。我们不能坐视中国境内持续发生的人权侵害。“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的异议人士，其实就是当今国际社会对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拒不进行政治改革，蔑视与践踏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顽劣态度的反弹与警示。
由于中共统治集团的顽固不化，已迫使国际社会重新考虑如何实现其对中国战略的政策取向。在前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极权集团解体后，实行共产独裁的中国依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上构成对自由世界的最主要的威胁，西方战略目标就是要促使中国民主转型。布什政府曾宣示说：“美国将鼓励（中国）推行民主与经济开放，因为这是国内与国际秩序稳定的最佳基础。”只有中国在政治、经济、价值观上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值得信赖的成员，才会将自己的国力增长与经济发展建立在与世界其它国家互利的建设性基础上，世界才有和平可言。
至于在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上究竟采取“接触（engagement）”政策或“遏制（containment）”政策曾经一度引起热烈的争议。
主张接触者认为，中国在与外部世界频繁交往中，会对自由世界的政治与文化价值增加接触和了解，通过融入全球化的经济秩序和参与各种国际组织，会与国际社会趋向合作而非对抗，凡此种种将逐渐引起中国国内渐进的政治民主和社会自由的变化。他们尤其相信，经济的自由化和发展，必然会带来政治的民主。这就是克林顿政府时期主张最惠国待遇同人权问题脱钩，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者的观点。
与之相反,遏制论者则主张采取相同于冷战时期对前苏联集团军事围堵的方法来抑制中国的崛起。他们力主在亚洲组织强大的军事同盟，强化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如《美日安全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澳新条约》，把台湾纳入导弹防御系统，增强台湾的军事力量等等，向构建“亚洲的北约”发展。并由原来的海上新月形第一岛链（起自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日本群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等群岛）、第二岛链（以关岛为基地，起自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与硫磺列岛、马里亚纳群岛、雅浦群岛、帛琉群岛及哈马黑拉马等岛群）与第三岛链（主要由夏威夷群岛基地群组成）等岛群构成包围圈，加上通过印度洋，南亚、中亚、西亚这种新的陆上新月形包抄，形成一个“C”形包围圈，从地缘政治上严密围堵中国。
他们认为，随着中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的崛起，如果又拒不愿意进行民主转型，就会像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一样，必然会挑战西方民主社会，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战争将不可避免。遏制论者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他的《我们为何必须遏制中国》一文中说：“遏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战争。但是，一个在制度上转变为宽容、民主的中国是对和平的最好保证。”所以他主张长期向中国施加压力，并向中国不断发出强烈的信号：“自由化或者被驱除”（Liberalize or be ostracized），除此别无选择。还有更极端的遏制论者，他们甚至主张在必要时应采取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打击，把魔婴扼杀在摇篮之中。
西方社会为什么非要促使中国向民主国家转型不可呢?原因主要是基于他们相信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该理论认为所有自由民主制度国家不会，或极少与另一个民主国家发生战争。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领导人都深深服膺此一理论。民主党的前总统克林顿说：“保持我们国家安全并维持长久和平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其它地区的民主发展。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争战。”共和党的布什总统也说：“我这么强烈支持民主的原因，正是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交战。我对民主能促进和平有着极大的信心。”
近20多年来，西方对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以接触为主，遏制为辅。他们对中国打开市场，让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对美国享有永久最惠国待遇。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中国一直是贸易顺差国,从2005年至2009年,累计贸易顺差达1万多亿美元。截止到今年6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约2万4，500亿美元，占据着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地位，其储备量之大，超过了全球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外汇储备规模的总和。中国也风风光光的获得奥运会和世博会举办权，显示了一个大国崛起的形象。
这些年来，国际社会已经给与中国一个和平发展的机会，他们期望在此期间能看到中国会像他们预期的那样进行和平演变，逐步走向民主自由的社会，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他们看到的是中国成为像朝鲜、伊朗这些流氓国家的坚强后盾，他们听到的是中国要用核武器摧毁美国200个城市的战争叫嚣，他们痛心的是中国依然在国内坚持一党独裁，践踏人权，剥夺人民的言论和信仰自由。中国在全球炭排减问题，核不扩散问题(向巴基斯坦、伊朗、朝鲜输出导弹与核技术)，在贸易顺差与汇率问题上，都没有担当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角色。当西方发达国家全都陷入金融风暴，焦头烂额，阮囊羞涩时，却发现钱都跑到中国政府的口袋里了；而中国政府正在用这些钱扩充军备，武装警察，对外威胁邻国，对内镇压人民。中国现在活脱脱的是一副独裁者兼暴发户的嘴脸，财大气粗，不可一世。此情此景，使西方社会不得不检讨对中国的政策取向而予以调整。
美国在今年已经强势重返亚太地区，以3月朝鲜击沈韩国的“天安舰”为契机，谴责朝鲜的军事攻击行为，积极参与东盟会议和区域论坛，并介入南海争端。2010年9月24日美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又在纽约举行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海上安全”与“自由航行”的重要性。
随着外交活动的展开，军事活动也接踵而至。美国同亚洲的盟国自6月起频频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矛头直指朝鲜和中国。
首先是从6月23 日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日的“环太平洋2010军演”，美国聚集了环太平洋13国的34艘战舰、5艘潜艇、上百架军机和2万多人在夏威夷海域进行演习。在7月底和韩国在日本海举行了“不屈的意志”演习；8月11号美国与越南出动包括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在内的多艘大型舰艇，展开首次海军联合演习；8月16日美韩又举行名为“乙支自由卫士”的联合军演；从9月27日开始，两国在韩国西部海域(黄海)再次举行反潜联合军事演习。10月美军在关岛举行了为期10天的“勇敢之盾2010”演习。日本自卫队还将同驻日美军在１１月底或１２月初举行联合“夺岛”军演，模拟日本远离本土的岛屿被“敌国”占领后，美日如何协同作战，歼灭敌军，予以夺回。
在美军的亚太的演习中，“勇敢之盾”与台湾的关系最为密切，这项演习原来就是2006年为了因应台海危机而设，当时美军还特别邀请解放军军官观登舰观察演习，向其展示威慑军力。在2007年又派了3支航母战斗群在台湾东部海域举行了第二次演习。今年则由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率1.4万兵力在关岛举行演习，表示协防台湾，坚守第一岛链的态势。
由此种种迹象看来，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策略已从接触为主而调整为加强遏制。因为他们觉得接触政策并未收到他们期待的效果，反而使中国政府从中坐大，因而有经济与军事实力去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的新国际秩序。一个在经济与军事上强大而政治上专制的的新强权迅速崛起，以所谓的“北京共识”与“中国式的民主”来挑战现存民主世界的普世价值和国际秩序，这是他们极不愿意看到的。西方社会决不会容忍这种挑战。北京的当权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世界曾经挫败二战时期德国-意大利纳粹的挑战；挫败冷战时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挫败当今萨达姆-塔利班恐怖主义的挑战；他们也必将有能力和意志来挫败中国-朝鲜的太子党-家族东方封建血缘式社会主义专制向他们的挑战。
将美国当前应对太平洋地区的中国挑战定位为“第二次冷战”（Second Cold War）的罗伯特 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在和华盛顿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迈克.维克斯（Michael Vickers）讨论到将来如何结束同中国的战争时，维克斯说：“结束和中国的战争，可能意味着导致某种政权形式的更替，因为我们不要让那些受伤的、愤怒的政权留在原位继续执政。”(见：《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By Robert D. Kaplan)
这种所谓的“政权形式的更替”，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改朝换代”。就目前来说,导致中国改朝换代的各方面条件已经隐然成形。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历次的改朝换代大都是由内部的人民起义动乱加上外敌的大规模入侵而实现的。远的不必细说了，近的从明代开始都是如此。明末由李自成的农名起义，迫使明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进而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彻底灭了明朝而建起清朝。清末内有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白莲教起义，外有甲午海战、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不断的内乱外患，削弱了清廷的统治，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建立了中华民国。再看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统治的末年，内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外有日本的大规模入侵，经八年对日抗战动摇了国本，终于在随之而来的国共内战中败退台湾，结束了在大陆的统治，共产党得以在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外部情境如前所述，正处在被“C”形包抄围猎的危局，战争随时可以爆发。可以是因朝鲜问题而卷入像当年一样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可以是因同日本争夺像钓鱼岛之类的“离岛”而同美日开战，或是因用武力统一台湾而引起同美国的正面冲突，还可能因为争夺南海的诸多岛屿同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擦枪走火，也可能同印度争夺藏南而再爆中印战争。一旦引发外部战争，中国的改朝换代必将随之到来。
至于中国内部社会，由于官僚腐败、司法不公、贫富悬殊、强制拆迁、下岗失业、劳资纠纷、物价飞涨、环境污染、风气败坏，诸多因素造成社会上不断地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骚乱事件，特别是官民对立严重，人民群起冲击地方政府，烧警车、打警察，而且以自焚的方式抵抗暴力拆迁亦时有发生。据统计，自2007年以来，中国每年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抗议骚乱活动都超过9万起。除群体性反抗外，个体性的报复政府、社会的事件也不断发生，如杨佳只身闯入上海公安闸北分局，一连砍杀6名警察，另致5名伤残，引发人民的喝彩，赢得刀客、大侠的美名，成为反抗暴政的英雄象征。更可悲的是还有些人积怨难申，心理扭曲，竟然闯入学校、幼儿园残杀无辜的学童以泄愤。今年3、4月间，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各地连续发生6起校园血案，诸凶手共杀死学童17名、伤82名，令人触目惊心，深刻地投射出末世社会土崩鱼烂的现象。
面对人民群众风起云涌的维权活动，中共政府采取了强力维稳的手段进行镇压和监控。据财政部向人大提供的预算报告，今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到5，140亿元人民币，直逼5,320亿元的国防预算。中国政府已经把自己治下的人民视为同外敌一样可怕,甚至更可怕的敌人。中共把中国变成了警察、特务密布的国家，除了用2百万的公安、1百万的武警、4百万的各种保安人员来对付人民外，还在各级政府设置庞大的所谓“维稳”机构，把维稳作为政府的“第一责任”。
他们设立什么“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维稳信息中心”、“群众工作室”、“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等名目繁多的机构，配备先进的设施和专职的工作人员，对各种不稳因素和人员作全天候与一对一的监控，唯求把不稳事件扼杀于萌芽状态。据《法治快报》2010年2月2日报道：“拥有170万人口的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维稳工作力量渗透到了基层的每一个角落。”
这种“维稳信息员”就是过去所谓的特务、线民，现在已经遍布社会的每一角落。据《博讯》报道，刘晓波获奖后，北京大学出现了对“脸罪”的惩罚。就是那天获悉这一消息后，有出外聚餐的，或脸上表情“异于寻常的开心”的学生，有的被取消奖学金，有的被校方“约谈”警告。使学生感到恐怖的是，竟然他们脸部的表情都有“学生信息员”向上汇报！只听说中国封建社会有“腹诽”罪，现在共产党的“和谐”社会中竟出现“脸部表情”罪！
中国政府对维稳工作做得如此缜密细致，恰恰反衬出社会的极度不稳。它貌似强大，骨子里却非常脆弱，正面临着被人民颠覆的危险。一个政权不能使人民成为他的立国根基、社会土壤，反而视人民为寇仇，官迫民反，则倾国倾城之乱一触即发。
2008年3月发生多起藏人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的事件，从西藏首府拉萨波及一些甘肃、四川藏族自治县等地，起因是部分藏族人士为了纪念1959年3月初藏人武装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49周年。最严重的是发生在3月14日，部分藏族人士起初在拉萨集体示威抗议，引来中国部队镇压，导致藏人袭击平民、商店、汽车等民用设施，造成18名平民的死亡，受伤群众382人，公安、武警伤亡242人，最后被中国政府武装平定，逮捕953人，判刑76人。
2009年7月5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大规模群体骚乱事件，起因是维吾尔族群众走上街头抗议中国政府对6月底发生在广东的汉人和维吾尔族工人之间发生的群殴事件处理不公。那次韶关的汉、维工人冲突是由于有人谣传汉族女子被维人强奸，引起汉族工人和维人斗殴，导致两名维吾尔族人死亡。此次乌鲁木齐事件由群众的集会请愿，演变成暴力骚乱与军队镇压，造成184人死亡，1，684人受伤。事后有1，000多人被捕，其中14人被判处死刑。
两次骚乱事件的发生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失败。西藏、新疆虽然号称自治区，但同内地一样是一党专政统治，特别是在政治上采取高压手段，严防独立势力的抬头和蔓延，因而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中共派往新疆，坐镇边陲20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有一句名言：“对疆独要狠狠打、追着打，往死里打，一有想法就打，一露头就打！”可想而知，这“新疆王”的手中沾满多少维吾尔族人的鲜血！
中共总是把少数民族的集会请愿看作是民族分裂分子煽动的闹事，把不幸的后果扣到达赖、热比娅等人的头上，而不去检讨自身的专制独裁根源。你越是把他们当藏独、疆独分子来打，他们越想争取民族的自由独立，这是必然的结果。清代的龚自珍就曾提出治疆的根本精神就是要以诚信平等的来待维吾尔族人：“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己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驼羊视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由于中共的高压统治，使回、藏人民深感歧视和压迫，对汉人产生不信任甚至仇恨，所以一有骚乱，汉人自然就成为中共高压政策的替罪羊，成了回、藏族民的泄愤对象。
我们知道西藏、新疆是中国西南与西北的两扇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西藏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全境被喜马拉雅山、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所环抱，国境线近4，000公里，是我国西南边防的天然屏障。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面积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总面积六分之一，边境线5，600多公里，周边同八个国家接壤，则为西北边防重镇。两地面积加起来约占全中国的十分之三，相当于80个台湾的面积。一旦西藏、新疆分离出去，中国的西部边疆将向内地收缩上千公里，现在的中国中央腹地就变成了边疆。现在是中国的1千5百枚导弹对准中华民国的领土台湾，届时如果西藏、新疆独立并同印度或北约结盟，部署在西藏高原上的战略导弹将居高临下，直接瞄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脏了。
不仅西藏、新疆有独立的倾向，正北部的内蒙古也一直有分离的活动，就连东北三省也出现满洲国复国的要求，中国正日益面临着周边疆域解体的危机，可以说是四海离心，中原鼎沸。回首1911年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提出“五族共和”的观念：“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现在时过百年，构成中华民族的五大主要民族，竟有四大民族要求分离出去，独立建国，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专制、社会黑暗、官僚腐败、民情不恤，因而造成国家凝聚力的丧失，落得汉民族有孤家寡人之叹。
古人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中国政府的“失人”之治，终究会造成“失土”，继而“失政”的土崩瓦解结局。从失去人民，导致失去土地，最终失去政权，这是一个逻辑发展的铁律。
汉代的政治家徐乐有一段关于国家“土崩瓦解”的论述颇值得借鉴。徐乐在他上汉武帝的书中写道：
“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疆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曾、墨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
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贤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
他所说的“土崩”就是政府所治下的人民基础的崩溃，其原因有三：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改而政不修。正是由于这种状况，所以秦末的陈胜、吴广才能奋起穷巷，偏袒大呼，天下风从，一举推翻暴秦的统治，应了“祖龙死而地分”的预言。他所说的“瓦解”指的是汉景帝时期因为削藩引起七国诸蕃王起兵反抗中央朝廷的叛乱。这些作乱最后被平定，原因是“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由于人民尚能安居乐业，基础不失，所以七个藩国的叛乱得不到中原人民的支持，未能造成国家的瓦解。他认为人民的基础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而且他提醒这土崩与瓦解“二体”，是国家“安危之明要”，贤明的统治者必须留意而深察。
考之当今中国一党专制之政权，可谓是内有“土崩”之忧，外有“瓦解”之患，已呈岌岌可危之势。
从内来说，可以说是“俗已乱而政未修”，贪污腐败，乱像丛生，民怨沸腾。人民的诸多权利受到剥夺侵犯，促成维权运动风起云涌。人民对民主、自由、人权的渴求一直被政府置之不理，政治改革迟迟未能启动。凡此种种已使政府民心尽失，基础动摇。据网上问卷调查对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到黄海军演的看法，有网民回答：欢迎到中南海军演！由此可见民心一斑。中国内部的“土崩”之势已经成熟。
从外来说，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已通过太平洋上的三条岛链和陆上的南亚、西亚、中亚的新月形包抄，形成“C”形围堵圈，这是针对中国的来自境外之第一层“瓦解”机制；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在这首当其冲的第一岛链中，台湾占着极其重要的枢纽位置，在未来的变局中将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是西藏、新疆、内蒙、满洲等起自西南终于东北的外围边疆领土蕴含着分裂的危机，这是来自中国境内之外围边陲的第二层“C”形“瓦解”机制。这内、外二层“瓦解”机制也正在蓄势待发。可以说，现在的中国已是危机四伏，或因土崩爆发，带来瓦解跟进；或因瓦解启动，引起土崩爆发；一旦土崩瓦解同时并发，偌大的中国必将一溃不可收拾，已经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已。
鉴于以上的全局分析，中国如何能化危机为转机，是我们每一个负责任的中华民族子孙所应该严肃认真对待的问题。由于我们爱我们的土地，我们爱我们的民族，我们爱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国家像现在的伊拉克、阿富汗那样，成为一片满目疮痍，生活中充满死亡恐怖的废墟；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兄弟民族陷入像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发生的波黑战争，这场穆斯林、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三个主要民族为了统一或独立互相残杀的内战，使总共只有430多万人口中的27.8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沦为难民,全国85％以上的经济设施遭到破坏。我们不忍看到在即将到来的变局中有可能带来的灾难，但我们中国人民同样不能容忍继续生活在不变的专制制度之下，因为我们渴望自由，我们渴望民主，我们渴望享有做人的权利与尊严，我们渴望幸福的生活！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启动和平渐进的政治改革来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只有这种温和的、平稳的改革才可以避免社会转型有可能带来的动乱，使土崩的危象不致于发生，又能满足人民对自由与幸福的渴望。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全面调整对边疆民族的治理，同台湾的关系与对美国的国际战略方针，从而化解内外两重瓦解的危机，使中国在21世纪能作为自由民主的泱泱大国，侧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着对国家民族前途负责任的宗旨，我们“中国民联阵-自民党”一直在为推动中国和平有序的转型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我们先后提出了《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与《中国民主宪政之二十年重建方略》两个文件。为了推动此项政治改革线路图，本人曾在1998年以非常的方式回国，向中国当局上书该三十年改良案，就在12年前的本月2日被捕入狱。今天我有幸在台湾这个民主宝岛重提这些方案，也算是对我被捕12周年的一个有意义的纪念。
我们的方案的基本精神就是为了确保中国社会政治变革能平稳进行，免给社会带来激烈的动荡。我们设计了一个政治权力移交的“增量递进”模式。该模式首先是设计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为议会制，然后通过对议会席位比例的法定控制，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多数党在二十或三十年设定的年限内继续执政，但开放给党外直选的席位比例则逐届递增，从百分之十直至百分之四十九；对地方行政首长的直选，则是从县级开始，逐级上升开放。这样经过一段设定年限的权力转移和民主实践，最后达成全部议会席位和各级行政首长的开放直选，民主宪得以圆满实现。由于时间关系，具体的内容在这里不再详细论述了。
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思路和方法，这就是要广泛听取各方的建设性意见，我想这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所以我也希望能听到诸位的高见。而且除了讨论以外，最重要的是怎样促使中国当局能采纳实施，得以达成中国民主转型的目的，这也有待于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面我想再就中国该如何因应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情势和解决同台湾的关系问题等等，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想要治理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同治理好大陆其它地区一样，首先要解决政治民主化问题。只要这问题能解决，少数民族人民能够自己选举他们信任的人出任当地的议员和行政领导人，他们真正自治的政治要求就能达到，其它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在宪政的框架下予以解决。实际上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也只要求在西藏实现民主，实现自治，并不追求完全的独立。至于部分人士要求独立的问题，我们应尽可能通过各种举措适当化解。
为了因应这些地区的分离倾向，一些民运组织和政治学者曾经研究讨论过如何改变中国单一制的国体为复合制的国体，从而组建“中华联邦共和国”，这样既能满足这些地区的自治要求，又能维系国家的完整。他们曾经提出一个《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的建议性草案。该宪法草案规定：中华联邦共和国由自治邦、自治省、自治市及特别区等四种不同的行政区组成。自治邦计有：内蒙古自治邦、台湾自治邦、西藏自治邦、新疆自治邦、宁夏自治邦、广西自治邦；自治市有：上海自治市、天津自治市、北京自治市；特别区有：香港特别区、澳门特别区。其它的原来的省份都称自治省。
该草案又赋予自治邦与特别区以不同于自治省与自治市的许多特权。比如：“自治邦有权以“中国某自治邦”名义与外国缔结非军事性协议，有权自行决定参加各种国际组织，设立驻外代表机构；香港特别区和澳门特别区在公元2050年之前，有权发行本区货币，签发本区护照，旅行证件及签证，设立终审法院，管理邮政电讯，保护著作权，专利及其它知识产权，并得以中华联邦共和国特别区名义与外国缔结非政治性、非军事性协议，参加非政治性、非军事性国家组织，设置驻外经贸办事机关，”等等。
对该草案的这些设计，我个人觉得有值得商榷之处。主要是这种划分四类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并赋予不同的特权，有的甚至拥有自己的军队，实际上是从本质上违背了该草案第六条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国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条款。首先是各行政区在联邦共和国内的法律地位不平等，人家会问，为什么某些权利有些行政区有，有些没有？由于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和拥有的权利不平等，必然也会造成不同行政区内公民权利的不平等。设立四种拥有不同权利的行政区，就会分出四种不同等级的公民权利，这就是一个宪法内在的结构性违宪问题。比如说香港与澳门特区可以自发特区护照、旅行证件，那里的联邦公民必然可以享有更多的个人迁徙和旅行自由的便利，而像贵州、云南等自治省的联邦公民就不能享有同等的自由。而且现在内地的人民不能自由进入港澳特区，而港澳特区的人进入内地很方便，将来是否能双向自由平等地来往？诸如此类等等。
所以我认为联邦制是个可取的国体建制方向，但应该考虑采取美国式的联邦制。所有的行政区一律统称邦也好，区也好，省也好，不要再划分不同的等级，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统一划分和协调联邦政府和地方自治政府这两级政府的权限，这样才能保障各地方政府法律地位与权限的平等和联邦公民权利的平等。至于具体的设计，这里不可能进行讨论，我只是提出个人的建议，一切有待于宪法学专家的工作。
另一点值得商榷的是，该宪法草案把现有的“中华民国”列为“台湾自治邦”，我觉得这既不尊重历史，又不符合现实。中华民国已经有一百年的建国历史，它的领土曾经涵盖中国大陆和台湾。由于中国共产党发起武装革命，夺取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领土，建立了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民国战败退守台湾，保住了台湾的领土，继续存在至今。现在的现状就是在原来中华民国的领土上并列存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这两个国家政权。中华民国一直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中华民国的领土台湾是它的一个省是没有法理根据的。这就像甲原有100元钱，乙抢走了甲90元钱。由于甲打不过乙，带着10元钱逃走了。乙不能宣称为了保持100元钱作为统一的整数，甲手里的那10元也是他的，要交给他，只有他才是这10元钱合法的拥有者。这种说法是胜王败寇,欺人太甚。如果现在乙有意把这100元钱重新凑合完整的话，就要正视历史与现状，反省自己过去强夺的行为,认清造成两岸国土分裂的历史责任在自身,不能再拿导弹对着人家威逼，非要你拿过来不可。
所以我认为不能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法律地位，在未来的联邦中国中，被取消国号，降格为等同于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个自治区的地位。这是中华民国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一联邦中国的构想，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无法达成。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应该定位为兄弟的国与国的关系。如果要让两国重新回到一个中国的大框架下的话，同样也不能用大陆方面宣示的使台湾等同于港、澳地区的“一国两制”的模式来实现的。
我个人的想法是如果真的要实现一个中国，合两家为一家的话，既无法用前述的联邦方式，也不能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而是要用“一国两国”的方式来达成。具体的来说，就是是两岸政府首先要签署和平协议,结束战争状态,对内战历史有个交待。接着就是在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组建一个民主的“中华联邦共和国”（或者是只改制不改名，仍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以此作为一方，然后以中华民国作为对等的另一方，联合组成一个“大中华联合国”，简称中国；英文名称可以叫“The United Nations of China”，简称China。在这个“大中华联合国”的“中国”名义之下包含“中华联邦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这两个主权国家，这就组成了“一国两国”的一个“中国”(China)。这种结构就是以一个中国作为统一的“母国”下辖两个联体但独立的“子国”，一母两子，一国两国。两个子国分享一个“中国”的主权，允许中华民国重新在联合国取得一个席位，实现“一国两席”。一个中国在联合国占有两个席位，拥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决策权，对中国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两个子国自然要在“大中华联合国”的一个中国层次共同制定联合宪法、组成相应的政府议事机构，来界定权限、处理协调两国的内外事务。这是后话，就不必细论了。
本人认为这“一国两国”的模式是兼顾历史与现状的最为合适的办法。而且这种模式也是有历史根据的。追溯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年在江西瑞金建立时，就提出“一国两国”的模式，为自己在当时中国的疆域内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作合法性的定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为中国共产党所建，首都为江西省瑞金。其中央政府成立后颁布宪法，发行货币，设有国旗，将其所属控制区域称为“苏区”。随后在该年的12月1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联名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其中明确宣称在一个中国疆域内有两个中国：“从现在起，中国疆域内有不同的两国，一个是中华民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另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剥削与压迫下广大工农兵的国家”。（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下册．第201页）这就是本人提出“一国两国”的历史依据。只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面积小，中华民国的领土面积大，现在刚好相反。虽然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80余年来双方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恩恩怨怨，但在一个中国的疆域内有两个不同国家的事实，从毛泽东等人宣称那时开始，至今依旧存在，所以这“一国两国”的模式仍然可以采用。
本人认为这种“一国两国”的模式可以解决两岸僵持了60多年的困境与将来可能的危机。
对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来说，可以走出目前像海外弃儿的外交困局。自从退出联合国，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中丧失了合法的地位，难以合法身份参加各类国际组织和相关的互动，其人民与国家的权益深受伤害。即使能参加一些组织与活动，由于名称的问题，总是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干扰阻挠，争吵不休。像最近参加的东京影展，就因为这问题，中国大陆方面宣称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非要把中华民国降格为“中国台湾”不可，双方大吵，困扰主办当局，结果谁也没有出场。这种吵架只能使全体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丢脸而不是增光。你强势，你有本事欺负兄弟，你就了不起吗？如果以这种“一国两国”的模式建立两岸关系，则名称、地位非常明确，一切国际关系问题可以顺理成章，依法解决。
对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一个中国终于实现，满足了他对统一的强烈愿望和对历史的交代。当然，这种统一是一种双方平等的联合，而非一方吃掉另一方的统一。这种形式的统一虽然不能尽如大陆方面所愿，但能达成这一结果，中国大陆也应该知足了。
话再说回来，如果两岸不能和平理性地解决相互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地位问题的话，从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战略的角度来说，双方极有可能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热战，重陷当年国共内战的噩梦，而给两岸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如前所述，在美国及其盟国围堵中国大陆的第一岛链中，台湾岛位于其中央枢纽位置，又是该岛链距离大陆海岸线最近的一环。在这一战略位置上可以就近发起对大陆的进攻，也可有效地扼控东海与南海间的航道，切断中国通往“ 第二岛链”内海域的航道及通向远洋之便径。台湾岛就像挡在中国东南海域上的一块巨石，封住了中国进入太平洋的大门。
将来如果中国大陆按奈不住，决心以武力“统一”台湾，则根据美国对台关系法，和美、日安全条约已经把台湾列入周边地区事态的关注范围，美国和日本必将介入，中国和美、日、台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如果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矛盾不断扩大，美国和其亚太的同盟国一旦从其“C”形围堵圈上主动启动对中国的“瓦解”机制，则台湾有可能成为他们攻击与登陆中国大陆一块最近、最大的跳板，其所起的作用，岂止是一只“不沉的航空母舰”而已。
总而言之，中国大陆目前虽然由于经济改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显示出一个新兴大国的形象，但是里里外外各种问题正在困惑阻碍着他的崛起之路，表面的风光中正孕育土崩瓦解之深刻危机。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他正面临着重大的抉择，要么走逆势崛起之路，要么走顺势崛起之路，不同的选择将决定他不同的命运。
所谓逆势崛起，就是一方面坚持他的“北京共识”与“中国式的民主”，以一党专制的政治辅以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继续以这种非规范的市场经济手段来赚取全球化经济中的顺差，壮大自己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则继续联合像朝鲜、伊朗等美国的敌对国家，成为邪恶轴心的轴心，走原苏联和美国等自由国家争霸的老路，扩充军备，幻想有朝一日能以武力吞并台湾，并在在太平洋上与太空中和美国决一雌雄，打败美国，建立自己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如果中共认定这条路，坚持和世界自由民主的潮流逆势而动，一路走到黑，那么中国大陆现政权的结局必将是争霸失败，崛起梦碎，惨遭灭顶之灾。
所谓顺势崛起，就是顺应国内的民心所向与世界自由民主潮流，接纳普世价值，融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大家庭，消除周边国家的疑虑与恐惧，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从而成为受人尊重的，真正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国。
说的具体一点，就是首先要真正启动政治改革，让人民有参政选举的权利和言论的自由，通过民主政体的建立以消除官民对立的矛盾，化解了内部“土崩”的危机。与此同时要着手以“一国两国”的模式解决两岸政治上的联合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解开了两岸关系这个结，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首先是切断了美国从外部对中国围堵的第一岛链的中段，破解了来自海上外部“瓦解”的中枢环节，打开了中国进入太平洋的咽喉通道。其次是通过和台湾的联合，消除了台湾独立的态势，从而给西藏、新疆等有离心倾向的边陲地区做出良好的示范，使他们更容易留在中国，化解了这些地区独立要求带来的“瓦解”隐患。第三是通过同台湾的联合，消除了中国历来因美国向台湾军售和对台协防问题同美国的冲突，进而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台湾的问题一旦解决，又加上中国的民主化，成为国际自由阵营的一员，美国就根本没有必要再把中国当成敌人来围堵。如此一来，则内外两重“C”形瓦解的危机均在无形中一一化解。
在今后的数十年中，由于中国理顺了政府同人民的关系、大陆同台湾的关系、以及中国同美国与自由世界的关系，中国就能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加快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民主化，社会开放自由，人民安居乐业，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大中华联合国”必定能和“美利坚合众国”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的自由、和平与繁荣。这就是中国的顺势崛起之路。只有走这条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和平崛起之梦才能最终得以实现。这也应该是我们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美好愿景！
最后，我想援引美国政府在2002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讲话：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们在促进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亚太地区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崛起。中国的民主发展对这个地区的未来是关键性的。但是，在其开始摆脱共产主义传统最恶劣特性的这一进程的四分之一世纪后，中国的领导人尚未对他们国家的性质作出下一步最基本的一系列抉择。在寻求能够威胁亚太地区邻居的先进军事能力方面，中国正在走一条过时的老路。这将最终阻碍中国追求国家崇高的目标。或迟或早，中国会发现，社会与政治的自由是实现国家崇高目标的唯一途径。”
谢谢大家！
（该文为王策在2010年11月11日在台湾举办的《中�民主化展望和探索》国际会议上的讲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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