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勝利者後代致一個失敗者後代的信
應台：
香港的十二月，我們去郊遊，在開往東平洲的渡輪舷邊，你的面色凝重，心裏有事。你說，你要寫一本關於一九四九年的書，來記述海峽兩岸中國人的悲苦命運。我說是一個好題目，中國人這段歷史走了樣，很沉重，應思量。時間很匆忙，等我讀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下簡稱《一九四九》），我們說話的情景已是兩年前的一段畫面。
「向失敗者致敬」、「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你想結束成王敗寇的歷史觀，你用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情懷回眸那個年代、被那個年代踐踏並忘卻的數千萬卑微亡靈以及數億苟活的家人，以換得一種安慰，一個輕輕的嘆息：哦，還有人惦記著我們，惦記著這些事情。
你似在低聲唉嘆：「至今遺恨迷煙樹，列國周齊秦漢楚。贏，都變做了土；輸，都變做了土！」「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但這還不算，你以國民黨失敗者後代的身份向海峽對岸喊話，希望大陸的當權者能即時反省，在奪得江山六十年「大慶」之日，向曾經被內戰踐踏、污辱、傷害的國人道歉，以消彌嫌隙、仇恨，構建兩岸中國人健康的精神世界、對話氛圍。
這個道歉，對於當政者來說，是懺悔，是反省；是責任，是義務；是對打江山坐江山的超越。對一個以聲稱「為人民服務」、矢志構建和諧社會為旨歸的政權來說，用數千萬無辜亡靈和上億悲苦家屬的名義，以及一個民族的分裂大悲劇來換取一聲「對不起」，愚以為，這個要求不過分。豈止不過分，抑或很卑微。六十年滄桑，台海兩岸隔異，中國人生命歷程的一個甲子，經過「不惑」、「知天命」，已是很漫長；「對不起」，我們還會等多久？
慶幸的是台灣方面，空谷足音。零零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在台灣馬場町，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向五十年代初期被國民黨殺害的共產黨人及其家屬三鞠躬，他說，雖然「白色恐怖」時期他只是小孩子，但既然他現在身為主席，就必須承受國民黨過去的責任。他是國民黨政府遷台五十六年後，第一個為台灣「白色恐怖」事件正式道歉的國民黨主席。
這年我們在香港，剛好看見《亞洲週刊》對馬英九道歉的封面故事報道。讀了徐宗懋的文章我才知道，為了正式道歉這一天的到來，台灣社會已醞釀了很長時間。零零年，你就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的時候，已經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地下展廳舉辦了馬場町死難者槍殺現場的歷史圖片展。因此你被斥責是「共產黨的同路人」。
馬場町槍殺的主要是所謂「共匪」——中共地下黨員。我們唏噓感嘆，褒賞馬英九，期待共產黨，中共若能效法國民黨，向內戰時期、建政以後被他們傷害、蹂躪的國人致歉鞠躬，善莫大焉。
我們說，一下子讓中共放下身段，行糾錯、道歉謙卑之禮，絕無可能，要一步步地，手把手地，先通訊息，示以善意，再教禮數，建立倫理底線共識。陳婉瑩、錢鋼請我們吃飯，你做陪，席間，我和李大同向你致力於澄清黨文化的毒害、調整台灣社會政治文化心態的努力表達敬意，並向你約稿。不久，你寫的《一個主席的三鞠躬》在《冰點》發表。
這篇文章中，你的善意很委婉：看看，國民黨是怎么做的，共產黨是不是能學學？一晃又是四年，什麼也沒等來，於是你在中共建政六十週年這個坎兒上，直截了當地發出了呼籲。你得到了怎樣的回應？依舊是勝利者的傲慢、自大、淺薄、宵小和譫妄。你這部書不能在大陸出版，你的聲音在大陸被圍追堵截，視「龍應台」這三個字如寇仇。這在我的預料之中。
你只要看看北京中南海新華門前的大標語，你就會明白六十年前、六十年間的孤魂野鬼、悲風苦雨為什麼聽不到一聲「對不起」了。你怎麼能指望繼續自個兒喊自個兒「偉大、光榮、正確」而且「萬歲」的執政者道歉？道歉的心理基礎是什麼？是謙卑、敬畏、寬容、自信。這四條在大陸有嗎？有這四條，還會六十週年大慶，耗費奢靡，在天安門上博那幾個人烽火一笑嗎？
國共兩黨本是一家人，前後腳出生的兩兄弟，都是蘇俄的盧布、思想一個奶嘴兒養大的孩子。大哥國民黨，小弟共產黨，孫中山「聯俄、容共、扶助工農」，在第三國際的壓力下，乾脆共產黨整體加入了國民黨。毛澤東甚至當過國民黨的中宣部長。我常說，與香港人比較，大陸人更容易與台灣人溝通，台灣人更容易融入大陸社會。兩岸政治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心理是同構的。
《一九四九》，看到你奶奶二十年代就參加共產黨，還帶著你爸爸去聽過毛澤東的演講，我就樂了。差一點，我們就可以紅色後代的身份同桌參加勝利者的流水盛宴了。你奶奶當了老革命，僥倖不死，進了北京城，沒準兒是全國婦聯供著的某大姐，節日大典跟著上天安門城樓子風光無限了。
就具體人而言，情感是一樣的。你爸爸經常拿著鞋底流淚想家，我很能理解。三五年(當地人不這麼說，叫民國二十四年)冬天，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我爺爺連夜趕了兩雙草鞋，讓我爸帶上第二天跟著紅軍撤退。當地農民不叫「紅軍」，叫「烏老二」、「霉老二」，與當地「棒老二」(土匪、袍哥)同類。不同的是，紅軍到處寫標語，沾石頭的地方都刻紅字，有棗沒棗一竿子，走一路政治宣傳一路。
我大伯是長子，大伯母生孩子，我爸爸頂替大伯當了紅軍。不頂不行，實際是迫當兵。那時他才十五歲。我爸爸的臨終遺囑是，骨灰帶回老家。歷史的陰差陽錯，哥哥成了農民，弟弟成了將軍。本來應是另外一番圖景。
我爸爸講的「爬雪山、過草地」的故事跟所有的長征宣傳不同。過草地的時候，他趕的牦牛被偷殺來吃了，牦牛身上馱的東西自己背著；他的一袋子炒麵被戰友偷了，他是餓著肚子走完草地的。所謂「長征」，是落敗逃亡。真正演繹著的，不是「革命理想高於天」，而是殘酷的適者生存的法則。
國共兩兄弟的差別，按照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說法，毛澤東(共產黨)爭天下比蔣介石(國民黨)更狠。否則不會把殺人如麻——中國人殺中國人的事至今當豐功偉業，否則不會把長春圍城之役——餓殺平民約三十萬(依《一九四九》的保守估計)，即相當於南京大屠殺人數的事兒津津樂道。
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對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耳熟能詳，甚至倒背如流。「文革」後期中小學的政治課主要講三大戰役。我們知道，以「解放者」、「大救星」自居，當然是橫掃千軍如捲席，是在國民黨政府的殘垣斷壁上，在國、共兩黨官兵的屍骨上，在億萬農民的血淚上建立合法性基礎的。
失敗者「轉進」到了台灣，臥薪嘗膽，蝸居療傷。勝利者的行徑卻著實怪誕。他們不是像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的勝利者那樣，輕徭薄賦，獎勵耕織，休養生息，而是按照革命的血統論，把中國人嚴格地階級成份等級化，一部分人如「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家屬成百萬上千萬人墮入地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先是向農民翻臉，踐踏土地革命承諾，踐踏自己制定的法律——凝結土地革命成果的《土地法》，進行二次土改，變私有化為集體化、國家化、黨化，把幫助自己打下江山的自耕農變成了農奴；次之向知識分子翻臉，向民主黨派、工商界人士翻臉，把過去的同盟者打成自己的敵人、右派，進行「洗澡」、洗腦、改造、專政。
接下來的是無休無止的黨內權力鬥爭，政治運動不斷，禍國殃民。在這裏，我要鄭重介紹二十世紀中國的偉大詩人牟宜之(一九零九—一九七五)先生。他一生追懷杜甫士大夫的詩史傳統，悲憫情懷，在一九七一年深秋林彪事件後寫的《史之一》(其詩集《牟宜之詩》零九年在大陸出版)中抗議：「權貴殺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馬牛。」
我以為，他的詩準確概括共產革命在中國大陸取得政權後的歷史，堪稱「有韻之《史記》」。共產革命是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災難。共產革命的每一頁都瀰漫著殺氣戾氣。
國共內戰，死個幾百萬人暫且不算，戰爭本來就是血腥的。我們要問，中共建政後，和平時期冤死了多少人？從土改、鎮反到文革、六四。光是「三年大饑荒」——不，是「五年大饑荒」！根據已經披露的檔案和相關研究，一九五八年雲南、河南等省已經開始大面積饑荒，已經大規模地餓死人了；一九六一年取消「大食堂」，四川當政者李井泉深知毛澤東的心態，說大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臟」，繼續推行，致使四川大饑荒持續到了一九六二年春天。前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在他大陸正式出版的長篇回憶文章中說，大饑荒時期四川省餓死至少一千萬人。我的研究支持他的結論。大饑荒前，四川人口七千萬，也就是說餓死了七分之一！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中國大陸普遍地存在著人吃人的現象，以至國家主席劉少奇直面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說「文革」是浩劫我不反對，但是對於底層民而言，真正的浩劫是大饑荒！只不過大饑荒餓死的四千多萬人絕大多數是農民，農民一直處於社會弱勢階層，至今被剝奪被損害，沒有代言人為他們說話罷了。五年大饑荒餓死了四千多萬冤魂野鬼不需要一聲道歉？
應台，上面說了道歉的四個前提，我還要加一條，即對歷史的正確態度。說到這兒，我給你講一個故事。
應該是一九九九年的某一天，我到一家圖書工作室，兩位編輯正在審讀一部書稿，見我進來，捂住了所有虛線後面的作者，讓我看選定文章的標題，我挑了幾個標題讀：《中國的缺點就是沒有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我們不害怕民主美國的影響，我們歡迎它》、《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論學術自由》、《出版法應是民間出版事業的保障書》、《言論自由與民主》、《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學校要做民主的堡壘》、《切實保障人民權利》、《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結束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我大叫，你們找死啊！這不是極右派言論嗎！她們大笑，笑得很失態，笑得我心裏發毛。她們亮出了文章作者。我一看：毛澤東、周恩來、陸定一！《解放日報》社論！《新華日報》社論！我先是一驚，繼而跟著大笑，笑完，便是浸透在沉默裏的巨大悲哀。
許諾中國人民自由、民主、憲政，多黨合作，多黨執政，軍隊國家化，許諾農民「耕者有其田」，因此奪取了政權。結果怎么樣？一九四九年到二零零九年，中共執政六十年，至今沒有一項兌現。
中共最懂得在奪權過程中「自由」、「民主」訴求的含金量，也最懂得「自由」、「民主」對於動搖黨天下的基礎，結束一黨獨裁的殺傷力。所以，一旦奪取政權，就翻臉不認賬，對自由、民主棄之如敝履。
這本書叫《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編者笑蜀。書後來出版，不久被當局查禁。他們不想讓國民知道或者不承認當初白紙黑字記錄的承諾。按照常識來理解，這種行為當然屬於賴帳。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民主、自由、憲政的「莊嚴承諾」和《歷史的先聲》出版、被查禁是上個世紀國人承受的最殘酷的玩笑。
再舉一個最新的例子。《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國國民黨史》是歷史學家楊奎松先生去年出版的很嚴肅、很有份量的一部學術專著，但讀下來，一些很不得體的副詞、形容詞像綠頭蒼蠅似地在字裏行間飛來飛去，試圖在鮮明地表達作者或出版社的政治傾向和是非好惡，錯誤特別低級。我當面向楊奎松先生指出，他苦笑，他說那是主編和出版社為了出版安全，擅自做了些政治正確的手腳，他堅決不同意，「拿回來改，太多，改都改不乾淨」。例如說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汪精衛在政治委員會第四十次會議上，惱羞成怒地講……」「惱羞成怒」這樣的形容詞當然改得很低級。
一方面隱瞞和編造歷史，一方面又積極為自己的歷史作結論，比如延安整風時期的歷史決議和一九八一年的歷史決議，企圖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歷史、壟斷歷史、終審歷史、統一歷史，恰恰說明了他們沒有勇氣正視自己的歷史。在大陸，所有的事實都證明，勝利者對自己的勝利並不自信。斯大林非常自信地對第一次見面的毛澤東說，歷史是不會譴責勝利者的，意思是說，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是這樣嗎？時隔不久，這些「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幾乎全部被推翻了，改寫了。
國共內戰，禍害百姓，國共兩黨身上都背著十字架，所不同的是，國民黨的十字架在蔣經國、馬英九身上卸了下來。一九八七年蔣經國審時度勢，宣布結束戰亂，民進黨異軍突起，在開放報禁黨禁十三年後，通過民主選舉，擊敗國民黨，獲得政權。國民黨由執政黨墮入在野黨，洗心革面，脫胎換骨，完成現代政黨轉型，失去政權八年後，重新執政，完成了一個生命輪迴。
在這個意義上，你作為國民黨老兵的後代，有資格引以為榮。而我作為共產黨老兵的後代，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向你和你們脫帽致敬。
你還記得不，四年前，窗外夜飛雪，爐火風打燈，我們在長城腳下的一段對話？我說，國民黨的今天，應該是共產黨的明天。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靠武力所向披靡，打敗了國民黨，我們設想一下，國民黨今天舉民主旗幟，渡過台灣海峽，揮師北上，與共產黨和平競爭，結局會怎樣？你去看看前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南京拜謁中山陵，市民自發出來歡迎的盛況就明白答案了。
你說：「馬英九背起國民黨的十字架，向歷史懺悔，是一個重要的象徵，但卻不是孤立的、獨特突發的事件，而是台灣民主道路上標誌里程的多指路牌之一。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僅只是國民黨的內在改變，最核心的驅動力，其實在於台灣的民主，造成了台灣整體的深層質變。」
誠哉斯言。但是在怎樣的社會氛圍、沿著怎樣的路徑改變是個大問題。你知道，共產黨欠賬太多，歷史包袱太重，有著深刻的「被清算恐懼」。一九七八年動的改革，實際上是在認錯、還賬，甚至是在自我救贖，只是不明說罷了。我有足够的證據說明，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中共高層改革者都有這一心態。據此，去年底，我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一個演講中，明確提出了「失諾（革命）——救贖（改革）」的歷史路徑和歷史解釋框架。
真相揭示，歷史清算是難免的，區別在於，是暴力還是理性。有沒有出路？應該有。在馬英九馬場町道歉這個故事中，我注意到了一個細節：馬場町祭奠的現場，馬英九道歉，上百位老人「微微回禮」。這「微微回禮」意義重大。我想，老人家們對馬英九的道歉還之以禮，似應是台灣社會對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的寬恕、和解和告別。
寫到這裏，一個追問就不能迴避了：海峽兩岸，國共兩黨，誰是失敗者，誰是勝利者？國共兩黨，如果以社會制度論，以民心論，它們彼此都是勝利者和失敗者。此話怎講？四九年中共是勝利者，國民黨是失敗者；零八年，國民黨靠選票重新執政，完成了現代政黨的轉型，並推動完成了台灣社會的民主化轉型，而共產黨仍然是一黨獨裁。在這個意義上，中共還能說自己是勝利者嗎？我們說歷史，從來都是長時段的，從來都是一個過程。
但是大陸比台灣複雜，大陸舊賬未還，又欠新賬，六四是個巨大的心結。心結如何解？怎麼才能避免血酬清算？左思右想，只有寬恕、和解一途。圖圖大主教說：「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真相、糾錯、贖罪、反省、懺悔、寬恕、和解，防止仇殺，台灣、南非、東歐諸國給人類社會做出了典範。我們是可以學習的。
魯迅說：「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 （見《娜拉出走後怎樣》）
那就要看我們這個民族的運氣了。但願是民主的和平的鞭子來抽打我們的脊樑。這不僅取決於執政黨，還取決於社會的每個階層，我們每個人。
不過，我可以肯定地說，即使最激進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不會贊成社會的暴力轉型。以暴易暴，對誰都不利。六四後，北京知識界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是「六四和解」。既然最近的六四可以和解，歷史的筆筆欠賬也就可以找到和解的途徑。
然而，和解的前提是中共要以天下蒼生、民族福祉為重，超越一黨私欲，政治體制改革承諾回到十三大——一九八七年，憲政承諾回到六十三年前——一九四六年，結束黨法黨軍黨天下，結束槍桿子、筆桿子——「兩桿子」執政理念，把中國社會真正帶入民主社會，完成自我救贖。道歉，包括一九四九年在內，向共產革命幾十年被侮辱被損害的黨內外國人道歉，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這些話重不重？我兩年前在香港大學演講，你走後給我發了一個短信，四個字：「慎言，保重。」說出以上那些話，對於不說話而言，很重；對於歷史真相、歷史趨勢而言，很輕。慎言，非不言。胡錦濤不也在國外說過：人長著嘴巴，不就是為了說話嗎？
關於《一九四九》的文體、歷史事分寸、作者主客觀角色等問題，我還有話說，可能需要專文論述，這裏只能簡單說幾句，尚望賜教。
《一九四九》承繼《致安德烈》(母親——兒子)的事語氣、結構，把自己的家史客體化，好處是貼己、親切，比較容易展開主觀事。缺陷是明顯的主觀和文學傾向，沒有了薩特或羅蘭·巴特式的事冷峻，削弱了歷史的文獻性？
另外，似乎你太想為台灣說話了，一九四九的主題，把一九四五揉了進來，兩部書的內容，你寫成了一部書。我大致算了一下，一九四五的內容在《一九四九》中占到了三分之一強。你的解釋說，沒有一九四五，說不清楚一九四九。這話對。問題是佔到多大比例。只有十幾萬字的書，主體內容只佔到了三分之二弱，無論如何是個問題。是不是《一九四九》只是一個開頭，往後還有佳構？
北京初雪，天很冷。香港的海風依然暖和吧？
躍剛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四日
（盧躍剛是《中國青年報》記者、報告文學作家、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創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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